杰出的数学家

杰出的数学家（精选12篇）

杰出的数学家 篇1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毕生致力于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教育和保护事业,在我国古代建筑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文物保护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伟大贡献。

一、身体力行的建筑研究者

梁思成是“戊戌变法”主要参与者梁启超的儿子,自童年时代,受父亲影响和督促,他就熟读《史记》、《左传》等中国传统古籍,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古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

甲午之战和庚子赔款之后,面对贫瘠落后的中国屡受外国列强的任意欺凌,梁思成逐渐形成了浓郁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深刻的爱国主义情怀。14岁时,梁思成进入清华学校学习,在校期间,他刻苦勤奋、成绩优秀、兴趣广泛,对于美术和音乐具有特别的爱好,兼任学校校刊的美术编辑,为刊物绘制插图。1924年,梁思成获得了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的机会,且进一步表现出对传统文化和建筑历史的特别偏好,面对浩如烟海、内容丰富的西方美学和建筑学古代典籍和近代资料,自认为并不聪明的梁思成采用了个人称为“笨功夫”的办法,每日到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专心致志地沉醉于对西方古代历史和文物的探究之中,将著名古建筑的模型一个个默画下来。1927年,以优异的学业成绩,梁思成获得建筑硕士学位,并随后到美国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58。

但是,志向远大的梁思成认为,要真正掌握和领会建筑学的真谛,必须进行大量实地性的考察研究,于是他随即决定离开哈佛大学到欧洲考察建筑情况。这次欧洲之行,极大地拓宽了梁思成的研究视野,也引起了他对中国古代建筑保护的深层思考。在欧洲停留期间,梁思成先后参观和访问了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各个地方的著名古建筑及其群落。当驻足西方国家著名古建筑之前,亲眼目睹国外古建筑受到的妥善安全保护,以及这些国家鼓励学者围绕古建筑开展的专门研究,梁思成心潮澎湃,霎时间想到了诸如龙门石窟、敦煌壁画等国内古建筑遗产当时正在面临的惨遭任意破坏、盗卖和抢劫的情形。千年文物流落异邦他乡,大批古建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满目苍凉的情形让他深感痛心和不安,尤其使他如鲠在喉的是,具有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广袤的古建筑群落的中国大地,却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国内学者对中国古建筑从事专门性的科学研究,而与此同时,少数的外国学者却对这些堪称国宝级的文物进行着深入细致的考察探索,以至中国人要学习和了解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反而要依靠国外编著的书刊资料。因此,梁思成立志要开展精密细致的建筑研究,写出代表和反映中国水准的建筑史。

自1931年起,为掌握中国古建筑的基本构造和艺术特征,梁思成首先选择北京故宫作为自己的科研对象和目标。之所以选择北京故宫,是由于其当时是留存规模最大的明、清两代古建筑的杰出代表。手执清廷时期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梁思成对照北京故宫的具体实物,从整体到局部、从构件到装饰、从正面到侧面,逐一进行细致辨识、精密测量和详细记录。为了对清代建筑的结构与形制了如指掌,扩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梁思成将近代科学方法应用到对中国古建筑的深入研究之上,郑重提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为了扩大调研的范围,梁思成坚持在测量时力求认真细致,研究分析遵从客观依据,图表绘制达到严谨无误,力求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建筑研究水准看齐。经过对包括故宫在内的大量中国明清古建筑系统而详尽的调查研究,1934年,梁思成编著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在这本著作中,他首次对繁杂多样的中国古建筑的构造与形制进行了科学细致的整理和分析,详细介绍和论述了清代古建筑各个部分的渊源背景、基本做法和艺术特色,并且首次采用近代建筑投影图对清式建筑的基础构架、门窗模型、装饰雕刻等进行了详尽的绘制和描摹,加深了人们对于历史悠久和美轮美奂的中国古建筑的科学认识和了解。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清式营造则例》自出版发行后,立即就成为建筑学专业学生必读的入门教材,也是中国古建筑研究者们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在世界建筑学界也产生了非同寻常的重大影响。之后从1944年起,在物质条件相当恶劣的情况下,梁思成又抱病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重点建筑都作了详细而精妙的叙述和介绍,并对各个时期这些建筑的基本特征作了客观中肯的分析和点评,其研究成果已经远远超过以往外国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水平。为此,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曾专门聘请梁思成到该校讲学,其随访携带的《中国建筑史》以及同期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等书稿、图片,以其丰富详尽的内容和精湛绝伦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建筑、文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与赞赏。由于梁思成在建筑学界的杰出成就,他还曾以中国顾问的身份参与位于美国的联合国大厦的建筑设计工作。

二、诲人不倦的建筑教育者

除了精心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科学研究,梁思成还为我国的建筑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大批建筑学的专业人才。1928年,梁思成回国后,在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亲自担任系主任,一心谋划为中国培养掌握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新型建设者。1946年,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以便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和平建设培养高层次的建筑学科人才。尽管梁思成科研任务非常繁重,但他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为学生亲自讲授“中外建筑学史”、“建筑概论”、“建筑设计”、“视觉与图案”、“木工实习”等课程,并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讲解方法培养学生对建筑专业的兴趣和热情,教育他们如何正确掌握和理解建筑学的必备专业知识,树立他们对建筑学科的责任感和事业心[2]134。

在教学过程中,梁思成将自己在古建筑科学研究中始终坚持的严谨细致的学风也贯穿于其对学生的培养教育中。对青年教师和学生的论文,梁思成一丝不苟地从其主旨内容到标点符号都进行逐字逐句的精心修改,并且对于这些青年教师和学生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指导和培养他们熟悉和了解古今中外著名建筑的基本特征,勾勒描摹古今中外著名建筑的艺术风格,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不修边幅、昏昏终日的散漫学习风气,强调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由于梁思成严谨治学,教授得法,因此其一生育人无数,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骨干力量,也成为建筑领域的国内外知名人物。

三、锲而不舍的建筑保护者

作为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还是人类建筑历史文化锲而不舍的保护者。比如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重大转折,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了大规模的飞机轰炸。这时,梁思成曾接受到编制一份沦陷区文物建筑图的特殊任务。在军用地图中,梁思成特别标出了日本的古都城市京都与奈良,并将它们列为需要保护的地区范围。盟军司令部后来采纳了梁思成的这个提议,及至多年之后,日本的建筑学家们还心存感激地说,梁思成是日本的大恩人,因为在二战结束时刻正是梁思成向盟军提出了保护京都和奈良的建议,这才使他们的古都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

又比如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已经将北平团团包围,12月18日夜,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带领两位解放军干部叩响了梁思成在清华园寓所的大门,他们对梁思成说:“我们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特别向您请教。北平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您立即将它们的位置准确地标记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可以避开。”听罢来意,梁思成喜出望外,因为这些天来,如何保护北平的古文物免遭战争的无情破坏,正是他苦苦思虑的重要问题。梁思成立即动手,详细地将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那张军事地图上,并且为保证万无一失,还拿出一份记录有古建筑文献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一起交给了那两位解放军干部,并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讲解。后来,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时,特别叮嘱攻城部队要严格按照梁思成标注的军事地图进行作战部署[3]58。尽管北平最后得以和平解放,但梁思成为保护国家文物古迹的壮举,已牢牢铭刻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史册之中。

参考文献

[1]蔡晴.梁思成先生与中国的历史遗产保护事业[J].新建筑,2005(4).

[2]高亦兰.梁思成的办学思想[J].世界建筑,2006(11).

[3]李自华.北平解放前后共产党人与梁思成的倾心交往[J].北京党史,2011(1).

杰出的数学家 篇2

精研星象、音律、算术、诗词、弓、剑、营造之学，历任琼州知府、司农丞，后遭贬，卒于梅州任所，1247年完成著作《数书九章》，其中的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方程组问题的解法，也就是现在所称的中国剩余定理)、三斜求积术和秦九韶算法(高次方程正根的数值求法)是有世界意义的重要贡献，表述了一种求解一元高次多项式方程的数值解的算法——正负开方术。

秦九韶，字道古。鲁郡(今河南范县)人。 [3]中国古代数学家。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生;约景定二年(1261年)被贬至梅州，’’咸淳四年(1268)二月，在梅州辞世，时年61岁 [2]。

秦九韶其父秦季栖，进士出身，官至上部郎中、秘书少监。秦九韶聪敏勤学。宋绍定四年(1231)，秦九韶考中进士，先后担任县尉、通判、参议官、州守、同农、寺丞等职。先后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做官，1261年左右被贬至梅州，不久死于任所。他在政务之余，对数学进行潜心钻研，

他广泛搜集历学、数学、星象、音律、营造等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宋淳祐四至七年(1244至1247)，他在为母亲守孝时，把长期积累的数学知识和研究所得加以编辑，写成了闻名的巨著《数书九章》，并创造了“大衍求一术”。被称为“中国剩余定理”。他所论的“正负开方术”，被称为“秦九韶程序”。世界各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数学课程，几乎都接触到他的定理、定律和解题原则。

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称秦九韶：“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秦九韶是鲁郡(今河南范县)人，父亲秦季槱，字宏父，绍熙四年(1193)进士，后任巴州(今四川巴中)守。嘉定十二年(1219)三月，兴元(今陕西汉中)军士张福、莫简等发动兵变，入川后攻取利州(今广元)、阆州(今阆中)、果州(今南充)、遂宁(今遂宁)、普州(今安岳)等地。在哗变军队进占巴州时，秦季槱弃城逃走，携全家辗转抵达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在临安，秦季槱曾任工部郎中和秘书少监等官职。宝庆元年(1225)六月，被任命为潼川知府，返回四川。

秦九韶自幼生活在家乡，18岁时曾“在乡里为义兵首”，后随父亲移居京都。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处处留心，好学不倦。其父任职工部郎中和秘书少监期间，正是他努力学习和积累知识的时候。工部郎中掌管营建，而秘书省则掌管图书，其下属机构设有太史局。因此，他有机会阅读大量典籍，并拜访天文历法和建筑等方面的专家，请教天文历法和土木工程问题，甚至可以深入工地，了解施工情况。他又曾向一位精通数学的隐士学习数学。他还向著名词人李刘学习骈俪诗词，达到较高水平。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秦九韶成为一位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青年学者，时人说他“性极机巧，星象、音律、算术，以至营造等事，无不精究”，“游戏、毬、马、弓、剑，莫不能知。” [4]

1225年，秦九韶随父亲至潼川(今四川三台县)。蒙古军队已侵入今甘肃、陕西一带，北方的抗蒙(元)斗争如火如荼。南宋朝廷“募义兵五千人，与民约曰：‘敌至则官军守原堡，民丁保山砦，义兵为游击。”在各地建立了民间武装。通武知兵的秦九韶担任了民间武装的“义兵首”，维护地方治安。

数年后，李刘曾邀请他到南宋国史院校勘书籍文献，但未成行。端平三年(1236)元兵攻入四川，嘉陵江流域战乱仍频，秦九韶不得不经常参与军事活动。他后来在《数书九章》序中写道：“际时狄患，历岁遥塞，不自意全于矢石间，尝险罹忧，荏苒十祀，心槁气落”，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动荡的生活。由于元兵进逼和溃卒骚乱，潼川已难以安居，于是他再度出川东下，先后担任过蕲州(今湖北蕲春)通判及和州(今安徽和县)守，最后定居湖州(今浙江吴兴)。秦九韶在任和州守期间，利用职权贩盐，强行卖给百姓，从中牟利。定居湖州后，所建住宅“极其宏敞”，“后为列屋，以处秀姬、管弦”。据载，他在湖州生活奢华，“用度无算”。淳祐四年(1244)八月，秦九韶以通直郎为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判，十一月因母丧离任，回湖州守孝。在此期间，他专心致志研究数学，于淳祐七年(1247)九月完成数学名著《数书九章》。由于在天文历法方面的丰富知识和成就，他曾受到皇帝召见，阐述自己的见解，并呈有奏稿和《数学大略》(即《数书九章》)。

宝祐二年(1254)，秦九韶回到建康，改任沿江制置使参议，不久去职。此后，他极力攀附和贿赂当朝权贵贾似道，得于宝祐六年(1258)任琼州守，但三个月后被免职。同时代的刘克庄说秦九韶“到郡(琼州)仅百日许，郡人莫不厌其贪暴，作卒哭歌以快其去”，周密亦说他“至郡数月，罢归，所携甚富”。看来，由于他在琼州的贪暴，百姓极为不满。秦九韶从琼州回到湖州后，投靠吴潜，得到吴潜赏识，两人关系甚密。吴潜曾相继在开庆元年(1259)拟任以司农寺丞，景定元年(1260)拟任以知临江军(今江西清江)，都因遭到激烈反对而作罢。在这段时间里，秦九韶热衷于谋求官职，追逐功名利禄，在科学上没有显著成绩。在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中，吴潜被罢官贬谪，秦九韶也受到牵连。约在景定二年(1261)，他被贬至梅州做地方官，“在梅治政不辍”，不久便死于任所。

秦九韶在数学上的主要成就是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一次同余组解法，提出了相当完备的“正负开方术”和“大衍求一术”，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

杰出的数学家 篇3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

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1920年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选定了武汉大学的新校址（武汉大学内还有李四光选址的雕像）。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凌叔华、陈源夫妇)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中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1年8月中国长春地质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地质矿产学系、东北工学院地质学系和物理学系合并为东北地质学院（后名长春地质学院，现为吉林大学地学部），李四光担任首任院长。1952年李四光再次应邀回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

1958年李四光经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他确立了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概念，分析了其特点，并运用这些理论概念探讨了中国的地质条件和石油形成条件。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就明确提出了陆相生油学说，说明中国广布的陆相地层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反驳了西方所持的中国贫油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在李四光部长的领导下，通过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谢家荣等地质学家的不断理论探索和实践，肯定中国东部特别是东北松辽盆地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地质部的观点，并根据地质部和李四光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在李四光的主持下，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中国人提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和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毛泽东与李四光

1952年的一天，毛泽东在日理万机，操劳国内外、党内外大事的百忙之中，在一次会议期间接见了李四光。那天，李四光回到家里，精神格外奋发，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接见时的幸福情景：毛泽东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毛泽东问他：“‘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李四光非常感动。毛泽东博学多闻，这样关心地质科学的发展，连地质力学中“山字型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

在李四光任地质部长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对地质工作作出指示。1953年，毛泽东指出，地质部是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1956年，毛泽东又指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个五年计划。对于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毛泽东也很重视。1955年，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支持地质部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此后，在这个研究室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今天才有了专门的地质力学研究所。

毛泽东极其关心中国的石油远景。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有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一座客厅里接见了李四光。当时，周恩来也在座。谈话中间，毛泽东关切地问到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怎么样?李四光早在1932年就注意了这个问题。以后，从1935年到1936年，他在英国讲学时，写过一本《中国地质学》，其中提到“东海、华北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实际指的就是石油。他用乐观的、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毛泽东说，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他根据数十年来地质力学的研究，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出发，向毛泽东、周恩来分析了中国地质条件，认为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句话，因为过去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故意说得含糊些。

听到这里，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啊！毛泽东也高兴地笑了，当即作了关于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根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地质部和兄弟部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战略性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根据地质力学的理论，他们在一些辽阔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中，在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石油普查。打了3000多口普查钻井，总进尺120多万米。从所取得的大量地质资料看，不仅初步摸清了中国石油地质的基本特征，而且证实了中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后来在大庆油田喷射出大量的石油就是最好的例证。

地质力学在找油实践中经受了检验。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记在心上。1964年，在三届人大会议期间，一个服务员同志在人大代表行列中找到了李四光，对他说：“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当时李四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走进北京厅时，见到大厅中只有毛泽东一人坐在那里。李四光没有想到是毛泽东找他，以为服务员说错了地点，连忙道歉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门了！”但毛泽东却健步走了过来，紧握住李四光的手，说：“没有走错，是我找你的。”毛泽东接着风趣地对李四光说：“李四光，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李四光一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毛泽东笑着说：“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这时，李四光才理解毛泽东的话是对他和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一起，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赞扬，激励着李四光为祖国找到更多的石油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4年某一天，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李四光。那是在怀仁堂开完一个会以后，毛泽东邀请李四光一起观看在北京第一次演出的豫剧《朝阳沟》，并要李四光坐在他的身边，边看戏，边交谈，谈了剧也谈到石油。在谈到石油问题时，毛泽东对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找油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你们两家都有功劳嘛!”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拉着李四光一起登上舞台，同演员合影留念。

毛泽东一向重视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工作，十分关心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对从旧社会过来的愿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一辈科学家非常关怀。1964年2月6日中午，李四光接到一个电话，说要他立刻去中南海。李四光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门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领进毛泽东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同志也先后到了。毛泽东请他们坐在自己的床边，亲切交谈。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李四光回来告诉他的女儿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这次谈话，毛泽东发表了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热忱希望这些老一辈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1万名代表。在京的中央委员参加了接见，李四光也在其中。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看到了李四光，马上拉着李的手，亲热地叫“李四老”。两人距离那么近，然而因为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伏在李四光的耳边，问他的身体好不好，工作情况怎么样。主席拉着李四光的手走在前面，接见到会的同志们。接着，又一同离开主席台，步入休息室。家里人早已在电视中看到了这一幸福会见的镜头，只是不知道毛泽东和李四光讲了些什么。李四光刚到家，家里人便都急着问李四光。李四光高兴地讲，毛主席和他在休息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在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毛泽东和李四光谈了多少亿万年间的事情——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了生命起源，谈到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毛泽东对李说，他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希望李找几本书给他，还请李四光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毛泽东说，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李四光问。毛泽东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第二天，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李四光就请秘书同志帮他找书。他想：主席这么忙，总不能把我写的书统统送去请他看，应该选一两本有代表性的作品送过去。经过一番仔细的挑选，李四光先把《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然后，立即着手开始收集毛泽东所要的资料。为此，他看了许多外国资料。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让他能少消耗一点精力就可以看到需要看的东西，李四光决定自己整理一份资料，把地质学说中当时的各种学派观点部包括进去，再加上自己的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整理资料，在此基础上，一连写了7本书。每写完1本，李四光就叫秘书同志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然后拿回来亲自校对。这7本书印好之后，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李四光与地质力学

地质力学是李四光创立的，是地质学的一门分支学科。1926年和1928年李四光发表的《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及《晚古生代以后海水进退规程》等，从理论上探讨自水圈运动到岩石圈变形，自大陆运动到构造形迹等问题，1929年提出构造体系这一重要概念，建立了一系列构造体系类型。1941年李四光在演讲“南岭地质构造的地质力学分析”时正式提出了“地质力学”一词。1945年发表《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对地质力学理论作了系统的概括。地质力学是力学与地质学相结合的边缘科学，即用力学原理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及其起因的科学。它从地质构造的现象（构造形迹）出发，分析地应力分布状况和岩石力学性质，追索力的作用，从力的作用方式进而追索地壳运动方式，探索地壳运动的规律和起源。地质力学认为结构要素、构造地块和构造体系是地质构造的三重基本概念，对于探索地壳运动规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现已认识的构造体系，可划分为三大主要类型，即纬向构造体系、经向构造体系和扭动构造体系。这些体系主要是地壳的水平运动（经向的和纬向的）造成的；而水平运动则起源于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李四光把地球自动调节自转速度变化的作用称为“大陆车阀作用”，因而把这一假说称为“大陆车阀假说”。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治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生物学家发现蝎子是杰出的建筑师 篇4

蝎子存活于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 它的洞穴构造机器复杂。

腾讯科学作为冷血动物, 蝎子依靠环境中的能量来调节它们的体温。研究人员认为, 这个平台为蝎子提供了一个安全而温暖的环境, 让它们在夜晚外出搜寻食物前增加体温。

研究人员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捕捉到野生的中东金蝎后, 使用熔融铝填充到它的洞穴中来制作洞穴铸模。熔融铝凝固之后, 研究人员挖掘出来并且使用一台3D激光扫描仪和软件进行分析。

研究人员发现, 蝎子的洞穴拥有一种非常复杂的设计, 先是一条简短的垂直通道作为入口, 深入几厘米之后就会到达一个水平的平台。蝎子洞穴随后就会向下急剧下降, 最终在底部形成一个洞穴。这种凉爽而潮湿的洞穴中, 蒸发丢失的水分达到最小化, 为蝎子躲避的热量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杰出数学家华罗庚 篇5

在中国现代数学洪荒之地，有一位抱定“战士死在沙场幸甚”的开拓者，他就是华罗庚。华罗庚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论、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个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也是我国进入世界著名数学行列最杰出的代表者。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布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王方法”、“华氏算子”、“华氏不等式”等。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两百多篇学术论文，10部专著，其中8部被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纪经典著作之列。他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筛选出了以改进工艺问题的数学方法为内容的“优选法”和处理生产和组织与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他是美国科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当选为外籍院士的中国学者。他还当选为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名字进入美国华盛顿斯密司-宋尼博物馆，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88个数学伟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他喜泪沾裳。为了重建自己的家园。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丢下了优厚的薪俸、汽车和洋房，怀着一腔热诚，携全家，登上一艘轮船于1950年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他在户口簿的文化程度一栏中填上了：“初中毕业”4个字。这对华罗庚来说是个难忘的字眼，而对别人来说又是个 费解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让我们来看着他的成才道路吧。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开了一个小杂货店，惨淡经营，艰难谋生。华罗庚15岁那年，毕业于金坛县初中，后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读书。由于家庭贫寒，交不起饭费，只念了1年，就离开学校，失学了。

华罗庚从小聪明好学，念初中时，在数学课上就表现出了特殊的才华。一天王维克老师给全班出了一道数学题，这是一道出自《孙子算经》的题目：“今朝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王老师在读这道题时，读得很慢，声音抑扬顿挫。读完题目后，王老师把目光扫向全班同学，一张张紧张思索的面孔，一道道疑惑不解的目光尽在王老师的视野之内。突然，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这物品是23个。”这是个熟悉的声音，这声音把同学们从思索和疑惑中唤醒过来。大家用惊异的目光看着他。这个最先说出答案的同学就是少年华罗庚。华罗庚在解这道题时是这样想的：从“七七数之剩二”开始，就是说，七数余二，那么七的倍数再加二定是这个数，不防设这个数是7×3＋2=23。再对23进行检验：23被3除，余2；23被5除余3，因此，23符合题目条件。正是由于华罗庚从小勤奋好学，王维克老师加倍看重他的聪明与才华。华罗庚在学校时给王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杰出的数学家 篇6

我很荣幸能向智利科学院介绍当选为荣誉院士的2位极其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今天有2位在科研领域享誉全球的科学家的加入，对于我们科学院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时刻。2000年，我曾有幸代表智利科学院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名为“走向可持续的21世纪”的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之前我见过Bruce Alberts，因为在1993年他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曾经来过智利，当时我是智利科学院院长，我们一起参加了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国际科联大会。但是在那次会议之前我没有见过Pierre Lena。实际上，在东京会议的讲台上我们才初次见面，因为其中一个讨论科学教育的子会议的3位演讲者就是Bruce Alberts、PierreLena和我自己。对于那次子会议我记忆犹新，因为Bruce和Pierre都就基础教育中的儿童科学教育谈到了他们各自的科学院在探究式教学方面的工作内容，开阔了我的思路，使我有了新的发现，就像在圣经上的顿悟。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史密森学会曾在20世纪80年代联合发起了当时名为“国家科学资源中心”的工程，该工程构建了很多模块帮助孩子们学习基本的科学概念，如物质的性质、地球的天气、食品的化学性质等。对于科学教学来说这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它更注重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当孩子们想要弄明白一个有关自然的问题时，他们通过做科学实验来学习。如果他们对某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感兴趣，可以先提出一个可以解释它的假想，然后通过设计实验验证这些假想是否正确，最后再分析实验结果并得出结论及推断。而在传统教学中，科学教师只是给学生讲课，并在黑板上写一串陌生的名词及公式。这种新的教学方法给学生以积极的影响，他们现在会觉得科学很有趣，只是一个用智力理解周围各种现象的游戏。由于探究式科学教育总是让几个学生组成小组一起学习，因此可以让他们懂得团队合作并尊重不同的观点。

Pierre Lena在那次会议上告诉我们，作为最古老、最权威的机构之一的法国科学院是如何引进这种教学方法的——那也是科学家之间国际交流的结果。获得过199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法国科学家George Charpak曾拜访住在芝加哥的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科学家Leon Lederman。Lederman带领Charpak参观了当地一所正在使用探究式科学教育的学校，那里的学生对这种学习科学的新方法热情高涨，给Charpak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一回到法國就劝说法国科学院的院士采用这种新的科学教育方法。1995年，法国科学院推出La Main a la Pate计划，该计划得到了PierreLena和YvesQuere的大力支持，并且通过他们获得了更重要的法国教育部的支持。有意思的是，法国外交部也一直非常积极地向很多欧洲国家乃至全世界推广La Main a la Pate计划。

我们科学院今天新吸纳的2位荣誉院士都是特别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在各自的科学领域为人类的认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必须列举一下他们的一些重要发现。

Bruce Alberts在研究生命体内关键的化学变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生命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它的自我复制能力。过去60年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进程表明，生命体之所以具备这种独特的能力，是由于细胞里的DNA能够通过指导蛋白质的合成表达自己所携带的遗传信息，精准地完成生物的自我复制。为了让你对这个神奇的过程有个概念，我们可以想象人类基因组有30亿个字母，这将可以打印出1本100万页的书。然而，人类所有细胞的复制过程只需要24～45小时就可以完成。

Alberts博士的杰出成就是弄清楚了参与DNA复制的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合成DNA双螺旋结构的2条链是反向平行排列的，因此它的2条链以相反的方向进行复制。毫不夸张地说，他花了整整16年的时间想要研究明白这个过程，但是直到1976年，他才提纯得到了7种能够复制DNA及其遗传信息的蛋白质。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提到一路走来他失败过很多次，还告诫年轻的科学家要记住一句话：“在科学实验中，成功教不了你太多东西，但是失败可以。”除了这些，Alberts博士作为一名科学家和研究院的领导人还有诸多成就。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国家科学院提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时候，他被邀请主持该计划，这在当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许多人反对这个巨大工程的实施，但是Alberts博士一一说服了他们。这次成功展示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在那之后不久，也就是1993年，他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并在这一职务上任职12年。虽然接受这个职位意味着他必须作出一个痛苦的决定——关掉他的实验室，但是他觉得作为科学院主席他能为科学教育做更多的事情，并且他确实做到了。2014年他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奖原因为“在DNA复制领域的知识型领导，实验创新，竭力提高科学教育水平，以及推广以科学为基础的公共政策”。在科学教育方面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是成立了国家标准和评估科学教育委员会。我还没有提他另一个突出的成就——他是使用最广泛的教科书《细胞分子生物学》的资深作者。这本书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现在已经是第6版。

下面我要说的是一个观星者，观星者这个词源自济慈的诗《初识查译荷马史诗》。这首诗精彩地描述了我们看到自然或艺术中美好事物时的惊奇感。他觉得读Chapman翻译的《荷马史诗》就是那个感觉，他把这种感觉比作一个守望天空的人看到一颗新的行星初次划入他的视野时的感觉，或是“胖戴维·科尔特斯”在巴拿马达连的一座山峰上注视着浩瀚的太平洋时的感觉。当然，谈论Pierre Lena教授对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研究的巨大贡献我远不够资格，在这个房间里有好几个人可以做得比我更好。

杰出的语言大师:老舍 篇7

———巴金

老舍和我们来往最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时代的重庆。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朋友中最爽朗、幽默、质朴、热情的一个。我常笑对他说：“您来了，不像‘清风入座’，乃是一阵热浪，席卷了我们一家人的心。”那时他正扛着重庆的“文协”大旗，他却总不提那些使他受苦蒙难的事。他来了，就和孩子们打闹，同文藻喝酒，酒后就在我们土屋的廊上，躺在帆布床里，沉默地望着滔滔东去的嘉陵江，一直躺到月亮上来才走。

———冰心《又想起了老舍先生》

鲁迅说过老舍“油滑”，叫我这半吊子北京人看，这是南方人对北京话的偏见。那不是老舍油滑，而是北京人就这么说话。老舍的作品有时给人感觉软，绕半天圈子不切题，正是有些失之厚道，舍不得，对北京小市民太热爱。他也没法儿不这样，那些人没一个外人，都是亲戚里道、街里街坊的。

———王朔《我看老舍》(1)老舍

(2)年轻时的老舍

(3)青年老舍

(4)杰出的语言大师老舍

(5)老舍在工作

(6)在齐鲁大学执教时的老舍

(7) 1962年4月，老舍等人观看戏剧后与演员交谈

(8) 1955年2月17日，首都文艺界举行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大会，老舍签名

(9)老舍夫妇结婚照(10) 1953年夏，老舍一家在院中合影。左起：老舍、胡絜青、舒立、舒乙、舒雨、舒济(11)风华正茂的老舍

(12) 1945年冬，老舍一家合影

(13)老舍的字

(14)老舍与朋友合影

(15) 1966年，老舍与孙女

(16) 1961年初在院中合影。左起：舒立、老舍、舒雨、胡絜青、舒济

大学与杰出人才的培养 篇8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提出, 要“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 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 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探索多种培养方式, 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探索高中阶段、高等学校拔尖学生培养模式。”

最近几年, 政府、学界以及全社会都怀着迫切的心情, 期盼并努力采取多种措施促使成千上万的创新人才尽快出现;但是, 关于如何理解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问题, 一直都还存在各种观点和建议。许多学者认为, 教育是项系统工程, 教育自有教育的规律, 拔尖人才也不仅仅是指屈指可数的诺贝尔奖得主, 问题的关键也许是要有一种有利于拔尖人才成长的环境和氛围, 要有一种有利于拔尖人才成长的机制。

那么, 创新型人才究竟有什么特征?在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方面, 大学究竟能够做什么?在应试教育依然盛行的状况下, 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空间究竟有多大?在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组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研讨会上, 国内知名高等教育学者发表了最新观点, 特刊于此, 以飨读者。

从中小学讲坛走出的杰出人物 篇9

一、鸿鹄远翔的起点:中小学教师生涯熔铸了博学志趣与人生智慧

宝贵的中小学从教经历为鸿鹄的高飞远翔积蓄了能量, 为青年人的成长成才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熔铸了博学志趣与人生智慧, 成为了这些怀揣梦想的热血青年日后多彩人生的重要起点。

只有深深扎根于基础教育这片沃土, 才能获得对教育本质的深入理解, 才能将教育理念从梦想变为现实。1909年6月, 鲁迅从日本回国之后, 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前后近20年, 其间多年倾心于中学教育。鲁迅于1910年应绍兴府中学堂之聘, 任教“天物之学”, 即生物学。据学生回忆, 当时清朝还没有灭亡, 鲁迅却留短发、穿洋服, 走起路来挺胸直腰, 同那些教经学修身的老师大不一样, 身上好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他在学校里影响了很多人, 学生们喜欢模仿鲁迅走路说话的样子, 都把他评为教师中的“明星”。鲁迅主张从各方面培养学生, 教育他们多参加社会活动, 注重体育锻炼, 有时还亲自给学生治病。这种以社会生活和大自然为对象的教育实践, 在当时死读书的传统教育中, 无疑是科学的、进步的, 也为鲁迅其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与素材。“小小学堂, 千奇百怪, 全部的国民劣根性都暴露出来了”, 执教经历促使鲁迅进一步思考国民性问题, 最终以笔为匕首, 担负起了疗救国民心智的重任。

来自教育实践的困惑成为中小学教师学术追求的动力, 以研究带动教学是他们专业成长的自觉选择, 很多人纷纷走上了自学或继续深造的道路。被中国学术界尊称为“一代宗师”的钱穆, 曾做过10年的小学教师和8年的中学教师。1912年, 钱穆辍学后自学, 受聘无锡县三兼小学任语文教师, 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其后又在该县荡口、梅村、后宅等小学任教。厦门集美学校是钱穆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后转任于无锡第三师范学校和苏州中学。钱穆为教好《论语》课, 深入研究原著, 完成了生平第一本著作《论语文解》。商务印书馆称书出版之后, 会寄来100本作为酬劳, 但钱穆并没想到以送书来宣传自己的名声, 而是希望能得100元的购书券。愿望实现后, 钱穆“遂于经史子集四部中, 择其所缺者陆续购买”, 自此学问又有所精进。还有一次, 钱穆将自己研究“汉字奇妙规律”的成果在一堂公开课上展示, 令听课的督学大加赞赏。督学亲自为他写了详细报道, 公布在无锡县月刊上, 钱穆因此成为当地著名的“课改教师”。高中没有毕业的钱穆以其勤奋与好学的执著, 从小学教师走上了大学的讲坛。1930年钱穆受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教授。钱穆曾这样怀念他的中小学教师经历, “我个人的经验倒觉得在教小学时最快乐, 教中学时又比教大学时快乐”。

二、教化启民智:以中小学为舞台实践教育理想与报国之志

国之命脉, 系之教育。救亡图存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运动的主题, 也是有志之士不可回避的现实课堂。许多年轻学者在学成归国或名校毕业后, 带着不渝的爱国热情与强国愿望投入到基础教育事业之中。他们深知教育对社会进步的影响, 以办学、教学的形式履行青年人的时代责任, 通过执鞭杏坛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抱负。

张伯苓是中国著名教育家, 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 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1892年, 张伯苓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 毕业后不久就从海军离职, 回天津执教于家馆, 主要负责讲授英文、算学、物理、化学等西方科学知识。在授课过程中, 张伯苓一反往日家塾教学的刻板与教条, 不再让学生们坐在座位上摇头晃脑地死记硬背, 而是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吸收和理解知识。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 张伯苓专门开设了操身课, 亲自教学生练习体操、角力、哑铃等。他还为学生安排了丰富多彩的闲暇活动, 并放下为师尊者的架子, 与大家一起下围棋、踢足球。1904年, 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 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 定名敬业学堂。自此以后, 他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 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 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这位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头衔的校长, 始终坚持在一线教学。据学生回忆, 每周三张校长都要亲自给学生上修身课。他曾带着一把筷子登上讲台, 向同学们演示“一根筷子一折就断, 一把筷子百折不断”, 说明“分则弱, 合则强”的道理, 从而强调团结可以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

崇尚科教救国并积极开展教育实践的名家还有很多, 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其中的一位。1917年学成归国后, 陶行知开始了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 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1923年, 陶行知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1927年, 创办乡村师范学校和第一个乡村幼稚园;1932年, 创建山海工学团, 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 并开展小先生运动。1939年7月, 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县筹办育才学校, 招收在抗战中流离失所的难童。陶行知提倡要把抗日与教育结合起来, 让学生们懂得国难当头, 要学抗战之能、知抗战之理、为抗战服务。学校按文化程度把学生编成不同年级, 学习语文、数理化、史地、英语等知识, 为普修课;同时又按各自专业学习特修课, 包括戏剧、音乐、文学、舞蹈等。有人说, 小孩子只要读好书就可以了, 抗战是大人的事。这一观点遭到了陶先生的坚决反对, “国将不保, 读书又有何用?如果读得一国皆是书呆子, 别说保国, 只怕保命都成问题”。“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是要不得的, 教育一定要灵活运用, 培养真正的读书人。育才学校的实验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提供了现实、鲜活的注脚, 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引领教育的变革。“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陶行知以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实践着自己的承诺, 将毕生奉献于教育事业。

三、平凡中的伟大:淡泊名利、执著坚守在基础教育

从中小学讲坛走向其他领域是一种选择, 而另外一种令人感动的选择叫做坚守。“心若兰兮终不移”, 那些有着教育梦想和实干智慧的人, 在中小学这块肥沃的土壤上, 一样耕耘出累累硕果。

有人说,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塑造一个人更神圣, 而中小学教师恰恰承担了这一育人重担。使命感和责任感使霍懋征老师在中小学岗位上耕耘了一辈子。霍老师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 毕业后自愿留任师大第二附属小学工作。在那个年代, 大学毕业生愿意去小学任教的实属罕见。60年来, 霍懋征老师矢志不渝地投身于基础教育, 孜孜不倦地躬耕于小学教育园地。无论身处顺境逆境, 无论国家、学校、家庭了发生什么变化, 她都始终工作在教学第一线, 始终生活在学生中间, 痴心不改, 无怨无悔。无论是青年、中年时代, 还是到了耄耋之年, 她总是站在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前沿, 前瞻性地思考教育问题, 不断取得新经验、新成绩。霍老师受到了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周恩来总理称她为“国宝”, 温家宝总理称她为“把爱心献给教育的人”。霍老师曾无限深情地说:“我一生从教的体会, 那就是六个字:光荣、艰巨、幸福。”笃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霍老师, 一生都在坚守着做一名优秀人民教师的承诺。

千千万万中小学教师, 以为人师表、积极进取的敬业精神投入到了忘我的学习与工作中, 以人格魅力和学识修养感染和教育了无数学生。淡泊名利、志存高远, 正是这些愿意静下心来教书的人, 在平凡的中小学教师生涯中铸就了辉煌与伟大。

综观从中小学讲坛走出的杰出人物, 可形成以下几点初步的认识。

第一, 坚信并践行教育担负国家兴亡、社会进步的重任。一位普通的中小学教师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人物, 在于对教育问题的深入思索, 并把教育与整个国家、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相信教育的价值与作用, 并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所热爱的事业中, 成为他们人生的最大动力。

第二, 中小学教育实践是名人成才的基础和摇篮。教然后知不足, 以激发继续求学、提升人生追求。正是在教育实践中认识到自身学识的不足, 从而产生了进一步奋发向上的动力。

第三, 教育家都有丰富的从教经历。在中小学从教的经历, 对他们了解教育的本质, 认识成人与儿童的关系, 思考教育的实际问题, 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人生感悟。

第四, 教育家从教育实践中走来。具有中小学从教经历的名人都非常重视思想和观念对实践的指导和推动作用。面对教育实际问题, 他们通过实践或实验, 不断修正和检验新的思想。注重教育实践和教育实验是教育家形成的重要条件。

汪康年:清末杰出的民间报人 篇10

一、社会环境及办报活动

1840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大门, 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宰割,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4年“甲午”惨败, 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 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 中华民族面临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 同时中华民族也开始走向现代化。一批有识之士深感“非变法不足以图存”, 开始从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 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展开了。同时, 近代一批优秀知识分子意识到, 报刊将要影响甚至正在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思想的启蒙与解放, 在诸多方面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在各地组织学会、办报刊来鼓吹“变法图强”。在一批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下, 我国出现了首次国人来办报的高潮。

下面以汪康年主办下的《时务报》为例, 分析报纸与外界环境的关系:

(一) 《时务报》——维新运动的产物

维新运动是一场自改革论者呼吁民权、主张变法的运动。《时务报》作为言论机关, 自然会被维新人士利用, 通过发表舆论成为维新运动的宣传中心。

汪康年的思想深受西方社会有机论、社会进化论和些许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 思想主张是“群学观”。在晚清维新者的心中, “群学”一词实际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学, 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 维新者讲求“群学”, 探讨中国社会的“人伦治化”, 并借助社会进化论来寻找中国的出路;另一层指“合群的学问”, 既包括思想上的合群, 万众一心, 同谋改革, 又包括行动上的合群, 互相支持, 共同奋斗。汪康年讲“群学”, 特别发挥“相爱”概念, 提出“以爱力转国运说”。“相爱”成为汪康年“群学”观的主要内涵。如何才能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 让国人彼此相爱, 汪认为就是要兴民权、开议院, 让人民参与国家政治。

《时务报》出现在清政府系统制定报律之前, 这一时期的“言论自由”是模糊的, 话语权仍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 《时务报》的发展依靠的是张之洞等官僚的庇佑以及汪康年的小自运营。这种缺乏法律保护的报业环境, 一方面它能按照汪、梁的意图发展;另一方面报纸随时都可能遭到扼杀。

(二) 《时务报》——推进维新运动的发展

汪康年作为一位报人, 其对维新运动的贡献就是用言论来发表自己的思想主张, 言论所倡导的内容影响了维新运动实践的趋向。在69册《时务报》中, 汪共发表了14篇论说, 在这有限的篇幅内, 汪完整地表述了自己的改革观。在《时务报》上, 汪提出了两套改革方案, 第一套改革方案——自上而下的改革, 先在中央最上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然后逐步下移施行各个层面的改革。后来, 汪认识到第一套改革方案实现的可能性不高, 又提出了第二套改革方案——自下而上的改革, 先由民间和中下级官员在基层推行教育方面的社会、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社会改革, 等时机成熟, 再由中央政府实施政治体制的大变革。实际上, 第二套改革方案, 以开启民智、普及教育、繁荣经济为先声, 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普通人士手中, 因而成为戊戌时期维新派真正用心用力的事业, “变于下”的社会改革活动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时务报》是汪康年主办的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 作为维新运动革命宣传的大本营, 报刊主要在以下3个方面宣传维新运动:首先, 利用报刊倡导学会。在《时务报》初议时, 汪康年就设想以报续会, “会报相助”, 故创刊后对学会的发展极其重视, 不仅专设“学会”一栏, 刊载学会情况, 而且把报馆变成学会的组织机关及发源地。1897年创设的“不缠足会”即设在报馆。其次, 办理新事。《时务报》创刊后, 在社会上有极大的影响力, 维新士子视报馆为办理新事的总汇, 各地官绅以开辟风气和有益公众之事相托, 写书信往来。最后, 分销各地维新报刊及出版、代售维新书籍。《时务报》的行销是成功的, 并且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 时务报馆实际成为各地维新报刊如《知新报》、《湘学报》等报的代销处或分馆。《时务报》还登载告白, 向读者推荐和宣扬各维新报刊的优点。另外, 《时务报》开办告白宣布:报馆出版、代售如《铁路章程》、《华盛顿传》等多方面的书籍。经报馆陆续印行的新书有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和《四上书记》, 此后还有《光绪会计录》、《日本学校章程》及《重译富国策》等十数种书。

《时务报》成为变法宣传、推动维新的重要基地, 除了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努力外, 汪康年作为《时务报》的首倡者、主要创始人, 以及报务经营管理的组织者、执行者的地位是无可抹杀的, 有学者认为:“汪康年是《时务报》中贡献最大的。”

二、办报中内部运作

《时务报》办于1896年8月9日, 列入创办人的有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瀚、吴德潇五人, 而实际上以黄、汪、梁三人为核心。这三个人的社会交往活动, 尤其是汪康年的社会活动, 对《时务报》的兴衰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 汪康年和梁启超的关系

汪康年和梁启超作为《时务报》创办的核心人物, 二人关系的变化对《时务报》的发展起着直接的影响, 其关系经历了愉快合作—产生矛盾—分道扬镳的过程。

在《时务报》创办初期, 就存在一些小的分歧, 但这不是导致二人决裂的最终原因。汪康年最初主张办日报, 决心与创办《循环日报》的王韬竞争。但黄遵宪、梁启超不赞同设日报, 主张办成旬报, 远在湖南的邹代钧以通信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报事以旬报为妥”。最后三人商定以旬报发行。

《时务报》初办时, 汪康年“以筹款事自任”, [1]报馆的文字工作主要由梁启超负责, “每期报中论说4000余言, 归其撰述;东西各报1万余言, 归其润色, 一切公犊告白等项, 归其编排;全书报章, 归其复校。”[2]二人的愉快合作, 迎来了《时务报》的辉煌时期。后来, 二人矛盾的出现直接影响《时务报》的衰亡。

对于汪、梁矛盾的起因, 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政见不同、学术差异和管理矛盾。[3]

廖梅先生在《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中认为, 真正导致二人分裂的原因是管理权冲突和学术冲突相杂交, “轰动一时的时务报馆中的汪梁之争, 起因已非常明确。随着声名鹊起, 梁启超不安于主笔之位, 想参与报馆的管理;而为创办报纸历尽千辛的汪康年却不愿与人分享报馆的管理权, 两人逐渐发生矛盾。由此, 梁启超等人所信奉的学说和党同伐异的做派, 也令汪康年日益不满。”

(二) 汪康年和梁启超办报的比较

汪、梁处于同一时代, 作为维新人士, 办报都是为了宣传变法维新, 但在报业活动中又彰显出不同的特点。

梁启超是一位报人, 同时又是一位政治家, 他一生创办了17种报纸, 办报是为了政治, 为了宣传维新思想, 报刊只不过是宣传的阵地, “报馆实际成了维新派活动的机关”。[4]不可否认, 梁启超确实为中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梁启超不是一个纯粹的报人。

而汪康年首先是一位报人, 而后才是一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他生命中有整整16年的时间是在报馆中度过的, 汪康年抱病办报, 仍坚持在新闻岗位上。可以说他把办报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一点上, 他与梁启超的维新群体是完全不同的。他始终认为, 报纸就该保持自由主义立场, 它是立足民间的社会公器, 报纸有“匡救政府、警觉社会、纠正舆论”的使命。这就和只专注于控制报刊, 甚至把报刊作为舆论工具和政治手段的思想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三) 报业改革和企业经营

汪康年不仅是一位纯粹的报人, 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新闻企业家, 无论办哪一份报纸, 他都倾注自己最多的心血。为了提高报纸的质量, 他特别注重对报纸的改革和创新。《时务日报》的创办, 完成了他创办日报的理想, 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充实新闻材料, 报纸内容按新闻内容分栏编辑;用白报纸两面印刷, 并句读加点;力求版面现代化, 以与《申报》竞争。[5]在经营发行手段上, 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模式, 以《时务报》为例:

第一, 融资。《时务报》作为一份民办报纸, 无任何来自官方的定期拨款, 报馆的财务对报纸的运营非常重要。汪康年善于寻找捐款的渠道, 在全国九地设立15处代收捐款点, 《时务报》第3册和第7册公布了这些代收捐款处。除了设立代收捐款处, 汪康年还尽量争取自己的师友认捐。

第二, 行销。当《时务报》发刊后, 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把《时务报》及时有效地送达全国各地, 并且保证无误地送到每位读者的手中。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难题。1896年, 附设于海关的邮政局刚成立, 全国的近代化通邮范围还非常窄, 之前成立的电报局也大多都集中于大城市, 所以邮政局和电报局也只能寄送一部分的报纸;航运当时相对发达, 但是很难深入乡村及边远地区。汪康年主要通过直接寄送个人报纸、提供订阅报纸、建立派报处、发动朋友推销报纸和借助国外力量等多种手段, 尽量发掘其他的行销途径, 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报馆收支基本持平, 小有盈余, 而报纸质量和销量持续升高, 报馆人数也在不断发展。因而, 最后报纸的停刊并不是经济或质量方面的问题, 而是内部派系斗争所致。从总体而言, 《时务报》的报纸改革和经营是成功的。

三、汪康年办报活动互动

汪康年从37岁开始办报, 一直到52岁去世, 16年中创办了6份报纸, 其思想观念也从民权主义转变到文化保守主义, 也就是从一个“激进”的维新主义者转换为“保守”主义者。廖梅先生曾这样评价汪康年思想的转变:“他曾猛烈批判中国锢疾, 呼吁向西方学习, 但在晚年却赞美礼教, 主张将中国建设成为西方以外‘东方一大国’。”

汪认为要缓解国家面临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 最重要的就是改变国人的精神问题, 报纸首当其冲肩负起教化国民的重任。从《时务报》到《刍言报》, 汪康年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 其所办报的类型也跟随其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在《时务报》中, 维新派人士的第一套改革方案和第二套改革方案都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维新派变法改革的主张, 这些成为进一步推动维新运动的一种手段。

时光推移, 经历了戊戌变法、庚子会议到立宪运动和保路运动, 汪康年认识到, 必须先着手用精神建设来改变人心, 将文化变革置于第一位。这时, 汪完全蜕变为一个政治、文化保守主义者, 其见解主要发表在《刍言报》这样的评论性报纸上, 担当起舆论监督的角色。该报“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 不以登载新闻为职责”, 且“独资经营, 不对外筹款, 小招揽广告”。对于“1910年, 全国各地立宪派进京情愿, 要求尽快召开国会”, 汪康年反对群众运动, 在舆论上对请愿运动采取了批评的态度, 还批评了国民智识太低, 不与政府共度难关。然而, 在否定立宪运动后, 汪康年没能提出建设性的新方案, 这充分体现出了汪康年晚年的思想特征。

“态度的改变通常是社会影响的结果”, 办报过程中, 汪康年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传者, 其创办的报纸及其媒介的传播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深刻地影响着其所生活的社会。社会时局的不断变动, 又不断影响着汪康年的思想观念。

摘要：汪康年的一生与清帝国半个世纪的大变局紧紧连在一起。他曾经是一名追求科举的旧士子, 后来转变为一名倡导变法的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在办报的过程中, 其思想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本文将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 深刻地剖析汪康年当时的思想根源以及办报的历程, 并和同时代中最有代表性的报人相比较, 剖析他是怎样成为一位杰出的民间报人的。

关键词：维新,《时务报》,办报,汪梁之争,思想观念

参考文献

[1]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230.

[2]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Ⅳ[M].神州国光社, 1953:526.

[3]殷晏梅.晚清民间新式报人——汪康年[J].军事记者, 2003 (01) :60-62.

[4]新闻界人物编辑委员会.新闻界人物[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5:128.

[5]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121.

[6]廖梅, 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123-139.

[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3: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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