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贡献

2024-06-19|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杰出贡献(精选11篇)

杰出贡献 篇1

亨利·列文 (Henry M. Levin) 教授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教育经济学家之一, 美国教育科学院院士,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 兼任美国“教育私有化研究中心”主任和“教育成本效益研究中心”主任。列文教授1968 年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执教长达31 年, 目前仍然是斯坦福大学名誉讲座教授。1978 年至1984 年, 列文教授担任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建立的“教育财政研究中心”主任, 在他的领导下, 该中心为美国教育财政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列文教授先后18次访问中国, 从事讲学和学术研究合作项目。他热爱中国, 积极推进中美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 努力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学术界的合作贡献力量。

许美德 (Ruth Hayhoe) 教授是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院长。作为当今世界著名的比较教育、高等教育专家, 她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作、论文, 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并且准确、客观地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措施、经验、成果以及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等介绍给西方世界, 为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许美德教授关心并支持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发起了中国与加拿大两国之间在教育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她亲自主持的中国—加拿大联合培养教育博士研究生项目, 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教育研究者,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已成为当前我国教育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领导者。

杰出贡献 篇2

一、代表报到:7月15日全天报到(远望楼宾馆)

二、参观:7月16日上午组织全体与会代表参观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

三、开幕式:7月16日下午1、16:30——17:00全体与会人员报到2、17:00——17:30全体与会人员集体合影。

3、17:30举行开幕式:

4、国家领导人宣布会议开幕(某常委或回良玉);

5、主持人介绍到会主要领导及贵宾;

6、李宝库部长致欢迎词;

7、国家相关领导讲话;

8、退休老干部讲话

9、会议总冠名代表发言;(芳达企业集团董事长郭兰芳)

10、协办单位代表发言。(五粮液集团董事长)

11、参会代表发言(洛阳防疫站党委书记郭爱军)

12、白晓芹秘书长宣读爱党敬老倡议书;

开幕式结束

四、晚宴及联欢晚会

18:30举行招待晚宴及文艺晚会:

1、领导宣布晚宴开始;

2、文艺演出;

3、同步进行:a、所有捐赠赞助单位领导讲话。b、捐赠西部、贫困山区系列活动4、21:00晚宴及文艺演出结束

五、爱党、爱国、永远跟党走大型座谈会

时间:2011年7月16日9:00—11:00

地点:总装备部远望楼宾馆会议厅

邀请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谢觉哉夫人王定国,李大钊之子李光华,孙子李

建生,陈独秀孙儿陈红,毛泽东女儿李讷、孙子毛新宇等参加此次大型座谈会。

六、著名书画家联谊笔会

时间:2011年7月17日14:00-17:00

地点:总装备部远望楼宾馆

为庆祝本次大型献礼活动的胜利召开,组委会将举办“永远跟党走·泼墨颂中华”著名书画联谊笔会。届时拟邀刘大为、沈鹏。张海、范曾、杜若飞、祝醒环、张锦镜、孔昭金等数十位著名书画大家现场挥毫,书写墨宝,并赠送给参会财团、企业家和各界人士。

七、闭幕式及盛大欢送晚宴

时间:2011年7月17日18:00-21:00

地点:总装备部远望楼宾馆

所有参会代表与专业演出团体共同参与联欢及晚宴。

1、组委会副主任周艳侠致祝酒词;

2、相关领导讲话;

3、文艺演出;

杰出贡献 篇3

在来自四面八方的学术界、经济界、各级政府部门、企业界及文化科技界的精英的共同见证下,2014第九届中国全面小康“杰出贡献人物”、“特别贡献城市”、“十大示范县市”、“十大民生决策”、“十大社会治理创新”、“社会责任企业典范”六大奖项,在经过六个月时间,历经提名推荐、网上投票、专项调查、专家评议等环节的激烈角逐后,终于尘埃落定。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晚上七点,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2014第九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颁奖盛典拉开了帷幕。晚会颁出第一个奖项“杰出贡献人物”,获奖者为:国内从事数字通信技术研究先驱之一邬贺铨,倡导设立全国读书节、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环保企业家曹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汉族援藏干部陈人杰,正威集团掌门人王文银,北京十一学校全体教师,远景能源掌门人、风能领域的创新者张雷,大兴区榆垡镇刘家铺村党支部书记李书国,谍战剧第一人麦家。

之后,备受瞩目的“十大示范县市”、“特别贡献城市”先后出炉。

郡县治则天下安

“郡县治则天下安”。当晚颁发的另一项大奖“十大示范县市”被江苏省江阴市、浙江省德清县、四川省双流县、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辽宁省海城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山东省滕州市、湖南省浏阳市、福建省晋江市、湖北省大冶市摘得。

江阴市再次提出了“在高起点上谋求新跨越,在高平台上实现新提升,再创江阴新一轮改革发展新辉煌”的目标定位;随着宁杭高铁的开通和内河航道的改善,德清进入了全新的“高铁时代”和“港口时代”;双流深入实施“一主线三战略五加强”发展思路,在加快发展中追逐“强县梦”、在科学发展中追逐“幸福梦”;绍兴市柯桥区以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进经济、城乡、社会三大转型升级为目标,完成了一个小康社会的蜕变;海城坚持城市化、城镇化、新型农村社区化“三化”并举;顺德沿着“大部制、小政府、大社会、好市场”的路径,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滕州是城镇化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范本;浏阳是县域小康社会“全面开花”的探路者;晋江更是提出了“产业提升,城建提速”的发展思路;大冶全力推进经济发展、城乡统筹、民生改善、文明创建、社会管理“五大跨越”。

在接受主持人采访时,各县市的代表都积极表达了自己的感想。让生活更美好,让百姓更幸福,在实现小康的路上实现“中国梦”是代表们的共同心声。尤其是江阴市已经第七次拿到了此殊荣,江阴市代表说:“我们江阴连续七年拿到了这个奖牌,站在这边,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一是非常感谢,二是压力很大,第三是要继续努力。”

在颁奖后出场的山水乐团的民乐演出掀起了全场的小高潮。人民大学校友创立山水乐团已三载,团员来自全国,他们传国乐、奋励志,参与公益。团员们虽有残障但为音乐梦想执着不已。他们是实现小康道路上“中国梦”的另一番诠释。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有很多城市坚持科学发展观,锐意进取,不仅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能很好地实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共同和谐发展,把改革的成果,化为人们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受和价值认同。为此,论坛组委会特别推出 “2014中国全面小康特别贡献城市”的评选,旨在表彰在中国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锋城市。

获得“特别贡献城市”殊荣的分别是,拉萨市、杭州市、珠海市和无锡市。

这些城市在实现自身科学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树立了标杆。拉萨市坚持以幸福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新路,始终坚持民生优先。杭州实施“城市国际化”和“城乡一体化”战略,并探索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行之路。珠海凭借“三大引擎”为发展动力,以“三高一特”现代产业体系,宜居的生活环境,公共服务均等化,承担起了中国经济改革示范区的使命。无锡则是围绕经济、科技、行政管理、财税、城乡发展一体化、文化、社会领域制度创新、生态文明等八个方面,展开一幅改革蓝图。

来自四个城市的代表在领取奖项时,都不失时机地介绍起自己的家乡,在他们心中,无锡是“经济强,百姓富、风景迷人”,珠海是“幸福感非常强”,杭州代表则邀请大家去“体验美丽,体验小康”,拉萨则拥有“最蓝的天,最纯洁的水,最纯朴的人民”。

民生决策与社会治理并举

“2014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民生决策”,优中选好,好中选佳,对于城乡统筹发展、提高公共服务具有示范性、开创性及可推广性的民生决策精心甄选,最终确定了获奖名单。

四川省双流县,浙江省丽水市,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中共无锡市委、无锡市人民政府,贵州省铜仁市人民政府,珠海市创建幸福村居领导小组,山东省潍坊市体育局,珠海市创建幸福村居工作领导小组,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嘉盛农业有限公司,国家电网公司等摘得“十大民生决策”大奖。

“浙江省五水共治”获得“2014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民生决策”特别奖。浙江因水而名、因水而兴、因水而美。2014年浙江省全面开展“五水共治”工作,“五水共治”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全省上下逐步牢固树立,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了典范。

“十大社会治理创新”这个奖项历年来都受到极大关注。在这次推选中,西藏自治区、广东省东莞市、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浙江省遂昌县、浙江省新昌县、江苏省东台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司法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团结湖街道办事处、贵州省荔波县、中共佛山市顺德区委宣传部荣获该奖项,每一个获奖城市和单位的社会管理创新模式,都有极大的示范作用。

部分获奖代表发表了获奖感言并与现场的各界人士分享社会管理创新经验。

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杰出贡献 篇4

一、身体力行的建筑研究者

梁思成是“戊戌变法”主要参与者梁启超的儿子,自童年时代,受父亲影响和督促,他就熟读《史记》、《左传》等中国传统古籍,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古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

甲午之战和庚子赔款之后,面对贫瘠落后的中国屡受外国列强的任意欺凌,梁思成逐渐形成了浓郁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深刻的爱国主义情怀。14岁时,梁思成进入清华学校学习,在校期间,他刻苦勤奋、成绩优秀、兴趣广泛,对于美术和音乐具有特别的爱好,兼任学校校刊的美术编辑,为刊物绘制插图。1924年,梁思成获得了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的机会,且进一步表现出对传统文化和建筑历史的特别偏好,面对浩如烟海、内容丰富的西方美学和建筑学古代典籍和近代资料,自认为并不聪明的梁思成采用了个人称为“笨功夫”的办法,每日到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专心致志地沉醉于对西方古代历史和文物的探究之中,将著名古建筑的模型一个个默画下来。1927年,以优异的学业成绩,梁思成获得建筑硕士学位,并随后到美国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58。

但是,志向远大的梁思成认为,要真正掌握和领会建筑学的真谛,必须进行大量实地性的考察研究,于是他随即决定离开哈佛大学到欧洲考察建筑情况。这次欧洲之行,极大地拓宽了梁思成的研究视野,也引起了他对中国古代建筑保护的深层思考。在欧洲停留期间,梁思成先后参观和访问了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各个地方的著名古建筑及其群落。当驻足西方国家著名古建筑之前,亲眼目睹国外古建筑受到的妥善安全保护,以及这些国家鼓励学者围绕古建筑开展的专门研究,梁思成心潮澎湃,霎时间想到了诸如龙门石窟、敦煌壁画等国内古建筑遗产当时正在面临的惨遭任意破坏、盗卖和抢劫的情形。千年文物流落异邦他乡,大批古建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满目苍凉的情形让他深感痛心和不安,尤其使他如鲠在喉的是,具有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广袤的古建筑群落的中国大地,却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国内学者对中国古建筑从事专门性的科学研究,而与此同时,少数的外国学者却对这些堪称国宝级的文物进行着深入细致的考察探索,以至中国人要学习和了解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反而要依靠国外编著的书刊资料。因此,梁思成立志要开展精密细致的建筑研究,写出代表和反映中国水准的建筑史。

自1931年起,为掌握中国古建筑的基本构造和艺术特征,梁思成首先选择北京故宫作为自己的科研对象和目标。之所以选择北京故宫,是由于其当时是留存规模最大的明、清两代古建筑的杰出代表。手执清廷时期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梁思成对照北京故宫的具体实物,从整体到局部、从构件到装饰、从正面到侧面,逐一进行细致辨识、精密测量和详细记录。为了对清代建筑的结构与形制了如指掌,扩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梁思成将近代科学方法应用到对中国古建筑的深入研究之上,郑重提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为了扩大调研的范围,梁思成坚持在测量时力求认真细致,研究分析遵从客观依据,图表绘制达到严谨无误,力求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建筑研究水准看齐。经过对包括故宫在内的大量中国明清古建筑系统而详尽的调查研究,1934年,梁思成编著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在这本著作中,他首次对繁杂多样的中国古建筑的构造与形制进行了科学细致的整理和分析,详细介绍和论述了清代古建筑各个部分的渊源背景、基本做法和艺术特色,并且首次采用近代建筑投影图对清式建筑的基础构架、门窗模型、装饰雕刻等进行了详尽的绘制和描摹,加深了人们对于历史悠久和美轮美奂的中国古建筑的科学认识和了解。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清式营造则例》自出版发行后,立即就成为建筑学专业学生必读的入门教材,也是中国古建筑研究者们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在世界建筑学界也产生了非同寻常的重大影响。之后从1944年起,在物质条件相当恶劣的情况下,梁思成又抱病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重点建筑都作了详细而精妙的叙述和介绍,并对各个时期这些建筑的基本特征作了客观中肯的分析和点评,其研究成果已经远远超过以往外国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水平。为此,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曾专门聘请梁思成到该校讲学,其随访携带的《中国建筑史》以及同期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等书稿、图片,以其丰富详尽的内容和精湛绝伦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建筑、文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与赞赏。由于梁思成在建筑学界的杰出成就,他还曾以中国顾问的身份参与位于美国的联合国大厦的建筑设计工作。

二、诲人不倦的建筑教育者

除了精心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科学研究,梁思成还为我国的建筑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大批建筑学的专业人才。1928年,梁思成回国后,在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亲自担任系主任,一心谋划为中国培养掌握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新型建设者。1946年,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以便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和平建设培养高层次的建筑学科人才。尽管梁思成科研任务非常繁重,但他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为学生亲自讲授“中外建筑学史”、“建筑概论”、“建筑设计”、“视觉与图案”、“木工实习”等课程,并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讲解方法培养学生对建筑专业的兴趣和热情,教育他们如何正确掌握和理解建筑学的必备专业知识,树立他们对建筑学科的责任感和事业心[2]134。

在教学过程中,梁思成将自己在古建筑科学研究中始终坚持的严谨细致的学风也贯穿于其对学生的培养教育中。对青年教师和学生的论文,梁思成一丝不苟地从其主旨内容到标点符号都进行逐字逐句的精心修改,并且对于这些青年教师和学生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指导和培养他们熟悉和了解古今中外著名建筑的基本特征,勾勒描摹古今中外著名建筑的艺术风格,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不修边幅、昏昏终日的散漫学习风气,强调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由于梁思成严谨治学,教授得法,因此其一生育人无数,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骨干力量,也成为建筑领域的国内外知名人物。

三、锲而不舍的建筑保护者

作为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还是人类建筑历史文化锲而不舍的保护者。比如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重大转折,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了大规模的飞机轰炸。这时,梁思成曾接受到编制一份沦陷区文物建筑图的特殊任务。在军用地图中,梁思成特别标出了日本的古都城市京都与奈良,并将它们列为需要保护的地区范围。盟军司令部后来采纳了梁思成的这个提议,及至多年之后,日本的建筑学家们还心存感激地说,梁思成是日本的大恩人,因为在二战结束时刻正是梁思成向盟军提出了保护京都和奈良的建议,这才使他们的古都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

又比如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已经将北平团团包围,12月18日夜,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带领两位解放军干部叩响了梁思成在清华园寓所的大门,他们对梁思成说:“我们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特别向您请教。北平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您立即将它们的位置准确地标记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可以避开。”听罢来意,梁思成喜出望外,因为这些天来,如何保护北平的古文物免遭战争的无情破坏,正是他苦苦思虑的重要问题。梁思成立即动手,详细地将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那张军事地图上,并且为保证万无一失,还拿出一份记录有古建筑文献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一起交给了那两位解放军干部,并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讲解。后来,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时,特别叮嘱攻城部队要严格按照梁思成标注的军事地图进行作战部署[3]58。尽管北平最后得以和平解放,但梁思成为保护国家文物古迹的壮举,已牢牢铭刻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史册之中。

参考文献

[1]蔡晴.梁思成先生与中国的历史遗产保护事业[J].新建筑,2005(4).

[2]高亦兰.梁思成的办学思想[J].世界建筑,2006(11).

杰出贡献 篇5

目”杰出贡献奖

/朝闻通-新闻稿发布机构/

7月14日,中国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交流峰会暨(第二届)中国计算机用户应用成果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领军企业,北京同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应邀出席峰会,在最终入围的72个申报项目中,凭借“三农普(三中心)数据处理系统”荣获“第二届中国计算机用户应用项目杰出贡献奖”;“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广东省制造业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重庆市交通应急平台数据工程”荣获第二届中国计算机用户应用项目优秀奖。

同方软件荣获杰出贡献奖

同方软件荣获优秀奖

同方软件荣获优秀奖

本次活动由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主办,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各分会、各地地方计算机用户协会代表二百余人出席峰会。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理事长洪京一在开幕式致辞表示,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大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技术将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洪京一理事长致辞

作为国内领先的大数据综合服务商,同方软件以大数据产业发展为核心,以信息技术引领创新应用方向,致力于创造数据价值,创新社会服务。开发出面向智慧城市大数据领域应用的业务基础软件平台和各个行业信息化套件,并将科研成果推向市场,形成了独特的科技成果孵化器的技术发展模式。

同方软件沉淀数据领域十余载,自2006开始服务统计行业,所服务的统计客户覆盖国家、省市、地市、区县、街乡五级统计机构,与各级各地统计机构都有良好的信任和服务基础。包括国家统计局“一套表”、统计“四大工程”南京节点配套工程、“基于自主卫星的农业统计快速调查综合服务平台”、“统计人口抽样调查”、“北京市统计局运维等多个统计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统计信息化经验。洞悉我国统计行业的信息化基本规律,熟悉统计的制度方法、审核关系、安全保密要求,熟悉各级统计业务领导和工作人员的业务特点,针对统计行业专门研发的产品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同方软件多年来一直深耕统计行业,对于现代统计体系具有非常深刻和独到的见解。面对新形势下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对统计工作的需求,同方软件提出了:“以跨行业统计数据动态融合,实现统计数据转变为社会管理数据资源”的创新理念和方法,通过全面刻画和把握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支撑城市运行管理中各类问题的及时诊断分析、科学决策和有效落实。

杰出贡献奖榜单公布

本次荣获“第二届中国计算机用户应用项目”杰出贡献奖和优秀奖,既是对“三农普(三中心)数据处理系统”的高度认可,也是同方软件品牌实力的再一次肯定。农业普查作为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同方软件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将使农业数据资源价值最大化,从而提高普查工作信息化水平和效率,助力三农普工作高效、顺利地进行。

同方软件不仅研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数据资源管理平台,还积极布局“大数据成就智慧”战略,构建起包括智慧统计、智慧发改、智慧交通、智慧司法、数据城管等大数据应用等在内的生态体系。

杰出贡献 篇6

入围对象为所有在中国注册的企业。《中外管理》杂志认为对中国企业管理做出贡献的企业,一定也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并持续多年在行业内获得骄人业绩。我们谨慎地对待那些因为某种特殊的环境条件而获得一时成功的企业。在和国内外多位管理学者的磋商研讨后,确定了入围条件:

管理杰出贡献奖

1.管理思想、管理模式被媒体、学界广为传播、研讨,并对中国企业管理产生巨大影响。

2.业绩成长在5年内一直表现出稳定性和高成长性。

3.与利益相关者关系和谐,即能处理好与员工、股东、供应商、客户、政府、社区等的关系,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管理特殊贡献奖

1.对中国企业管理的成熟起到了巨大后台支持作用,具有很高美誉度;或在某一管理领域有所创新,并对中国企业具有示范意义。

2.业绩成长在5年内一直表现出稳定性和高成长性。

3.与利益相关者关系和谐,即能处理好与员工、股东、供应商、客户、政府、社区等的关系,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评选程序

2005年3月12日至4月12日——调查名单确定阶段。

《中外管理》杂志根据近5年来编辑部大范围采编的积累,综合考虑了中国500强企业,根据3项入选条件,经过编辑部讨论,选出100家企业作为调查对象。

2005年4月12日至8月12日——入围名单确定阶段。

《中外管理》杂志有针对性地向各大商学院MBA、各大财经管理媒体资深记者、经济管理领域专家、《中外管理》杂志金牌读者,发放了5000份调查问卷。

经过4个月的问卷回收及分析,确定了30家入围企业名单。

2005年8月12日至9月28日——入围企业调研阶段。

《中外管理》杂志根据入围标准,对30家入围企业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书面、电话、实地等多种形式的调研,形成30份调研报告。

2005年9月28日至10月20日——评委评选阶段。

杰出贡献 篇7

一、李富春生平及参加革命活动简介

李富春 (1900-1975) , 湖南长沙人, 字任之。在1914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很有名气的长郡中学。当时长郡中学的校长彭国钧则是湖南知名的辛亥革命人士, 其革故鼎新的思想对李富春的影响也极为重要。李富春在蔡和森及毛泽东所组织领导的新民学会的影响之下, 并接受了其大力鼓励和协助湖南青年进行赴法勤工俭学、向外发展的思想, 于1919 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李富春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 积极投入到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之中, 并参与发起了由旅法青年参加的“勤工俭学励进会” (后更名为“工学世界社”) 。

1921 年, 李富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并积极参与青年团的各项活动。1922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成为中共旅欧总支部主要领导成员。1925 年, 李富春赴苏联学习, 并于同年回国之后又积极投入到北伐战争, 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 还曾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以及代理省委书记等重要职务。1929年11 月起, 又先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及代理省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副主任、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2]。在此期间, 李富春对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及理论则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与感悟, 并积极地将这些理论投入到革命实践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李富春又先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以及中共中央秘书长、财政经济部部长等重要职务, 进一步为党的组织工作以及重要的财经工作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不但极大地解决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困难问题, 同时也有效地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二、李富春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杰出贡献

1.创建“工学世界社”, 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19 年10月, 李富春同志看到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现状后, 内心无比的焦虑, 经过一番苦苦的思索, 他开始积极投身于救国救民之法的探寻之中, 并只身离开上海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 李富春曾做过钳工、火车司机等工作, 并在工作之余深入了解、研究法国的社会问题[3]。1920 年的五一节, 法国巴黎工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以纪念自己的节日, 但却遇到了法国武装警察的残酷镇压。由此, 李富春也全面体察到了以民主共和著称的法国人民并没有真正得到自由。他还对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士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为了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争夺利益进行相互厮杀的战争本质, 他撰写了小说《一个法国兵的忏悔》。同时, 李富春还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发表了《法国哈佛尔施乃德工厂的华工实况》等文章, 在文章中, 李富春全面、客观地介绍、分析了在法华工所遭受的无情压迫与被剥削的现状[4]。

李富春在法国进行深入了解、考察法国社会现状以及法国工人运行的过程之中, 还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着如饥似渴的研读, 就马克思唯物史观来辩证地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相关问题, 并对现代文明与罪恶的发生根源进行了理论性的分析与阐述。李富春仔细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 着力去探寻如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与此同时, 李富春还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广泛地传播给了旅欧的进步青年。

1920 年8 月, 李富春与李林、李维汉、贺果、张昆弟等同志共同创建了“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的“勤工俭学励进会”, 后更名为“工学世界社”。李富春等人所创建的“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尔尼进行了为期3 天的会议, 主要就“工学世界社”的宗旨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讨论。同时, 李富春还积极参加了由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发起的、以争取生存权、求学权为目的的“二二八”运动以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出卖主权等斗争。虽然经受了两次失败的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斗争, 但却进一步促进了李富春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深刻认识, 他开始更加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对广大的留法学生进行宣传与教育。同时, 李富春还将自己在法劳动所得的钱, 去除了自己生活必需的费用之外, 全部作为了勤工俭学励进会的活动经费。

2.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开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班。李富春在法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期间, 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也已经在法国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 并在积极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周恩来亲自找来李富春进行了长谈, 希望他也共同参加团的发起工作, 李富春听后高兴得跳了起来, 欣然同意共同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于是, 在1922 年, 在法国巴黎郊外的布化森林里, 正式组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 李富春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了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其此间, 李富春还担任了诺门地方支部书记一职, 并积极参与少共机关刊物《少年》 (于1924 年更名为《赤光》) 的编辑工作。1923 年初“,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则正式被更名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富春同志则历任旅欧中国共青团执委会委员、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还采纳了李富春同志的建议, 利用暑期为旅法的勤工俭学学生以及在法华工, 开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班, 他亲自将《资本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以通俗、精要的语言为学生及华工们进行讲解, 以进一步让更多的学生及华工知识、了解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精要[5]42。

3.在《少年》杂志刊发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的文章。李富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愈发成熟, 同时, 也与周恩来等同志进行了广泛的学习与交流。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有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客观的分析, 并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等一系列的改造之后, 如何进一步发展经济作出了积极、乐观的预见。同时,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 在旅法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与华工中也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思想, 李富春则通过在《少年》杂志社工作的便利条件, 通过大量刊登、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文章, 来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目的与宗旨, 并对无政府主义以及国家主义派等其他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流毒, 进行了无情的、尖锐的批判。李富春还客观地结合国际、国内的阶段斗争现状来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恶行径, 以全面唤起国人站起来、坚决斗争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无畏精神[6]18。

4.注重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党的指导作用。李富春还在建党过程中, 十分注重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党的指导作用, 他曾明确指出了“共产党必须要运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来加以指导以及全面实现全体劳动阶级的有效联合”。李富春的建党思想是建立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深刻的理解的基础之上, 并与自身的对中国社会的感悟与实践相结合, 通过不断地丰富与积累而臻于成熟, 并积极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及建议, 因此, 李富春同志的在建党过程中所发挥出来的积极、重要的作用, 更不应被其为我国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所埋没。

另外, 正是由于李富春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深入的、系统的学习、精研, 才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所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相关经济问题有着更深刻的研究与探寻, 才使得李富春同志在1939 年起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时, 全面地、有效地解决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困境。同时, 李富春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在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 为进一步地、全面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作出更多的卓越的贡献。如, 李富春曾提出重视调查研究、注意总结经验、尊重经济规律等科学的工作方法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也同样具有指导与借鉴意义。

李富春不但是我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 同时更是一位爱国忧民、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尤其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也同样作出了非风的杰出贡献。他通过全面、系统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同时, 李富春还在建党过程中, 十分注重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党的指导作用, 通过不断地丰富与积累而臻于成熟, 在旅欧中国共产党以及青年团组建以及进行统一战线等具体工作中, 都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重要工作,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理论与实践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摘要:李富春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 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组织者与奠基者之一, 同时, 他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非凡的杰出贡献。

关键词:李富春,中国共产党,创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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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时起.对有关旅欧建党几个问题的探讨[J].求是学刊, 1982 (2) .

[4]刘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和影响[J].福建党史月刊, 2009 (24) .

[5]宋伦.勇气与贡献——李富春经济调整工作述略[J].党史纵横, 2002 (9) .

杰出贡献 篇8

一、勇力革命离了神州大地偶遇西方音乐

青主, 原名廖尚果, 是广东惠州前清秀才廖百计的儿子。这一位前清秀才以教书为业, 且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 家中藏书包括严复的《天演论》、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和日本幸德秋水的《20 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等。虽然以教书为业, 父亲却不教予儿子《四书》, 而是教他《左传》、《战国策》、《诗经》等, 让他背诵之[1]。父亲是严父, 望子成龙是必然的, 儿子总有背诵不了的时候, 因此, 年幼的青主难免受到父亲的拷打, 即使是出身读书人家庭的母亲也未能制止。

晚清废科举, 青主最终没有成为秀才、举人或者进士。他进了惠州中学这样的新学堂, 后来, 他去了广州的工业学校。在17 岁那年, 他进入了黄埔陆军小学堂, 虽然时间不长, 但却“决定了他终生的发展方向和为人志向, 使他从此与军事、政治, 乃至革命事业直接联系在一起”[1]。承接武昌首义风雷, 青主经广州、香港进入汕头, 身先士卒攻打潮州衙门, 立下功勋, 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往德国学习军事。为此, 他写道“:大功如梦莫嗟嗟, 扭转乾坤也刹那。待有时机都成熟, 药云弹雨剑开花。我师大儿华盛顿, 我师小儿拿破仑。任重不怜怜道远, 佇看濯足太平洋。”[1]

如此看来, 青主是与音乐毫无牵连了。其实并非如此。青主在父亲监督下, 已经背诵过《诗经》以及其他古诗词等, 并从父亲那里了解了老庄哲学, 这都为他以后开展艺术歌曲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止于此。青主在少年时期, 曾一度加入学校的鼓号队, 练习器乐演奏, 学习音乐理论, 接触音乐, 谈乐理, 分析歌曲结构, 探索作曲创作[2]。在黄埔陆军小学堂期间, 他也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热爱, 经常吟咏古诗词, 与同窗谈论音乐和填词作诗, 以至于他的老师邓悭时常问道“:廖尚果, 你又在作‘念奴娇’了吧?”[3]

青主对音乐是热爱的, 只不过这种热爱被淹没在他的革命豪情里。1912 年赴德后, 青主由学军事改学法律, 但德国的哲学、文学、诗歌和音乐更能吸引他。于是, 在攻克语言困难和攻读法律之余, 他接触了话剧、歌剧, 以及钢琴、小提琴、长笛和竖琴。后来, 他甚至登报征聘小提琴教师, 由此他结识了女音乐家海恩里希, 与这位女音乐家畅游在音乐天堂里, 相爱厮守。幼年时期对音乐和古诗词的热爱, 以及留德期间对西方音乐的借鉴吸收, 为青主日后开展艺术歌曲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而他的革命经历和哲学积淀又使得他所创作的艺术歌曲更具人文艺术特色, 为中国近代艺术歌曲增添了新气象。

二、写就《大江东去》开艺术歌曲之先河

艺术歌曲以高雅的文学、诗歌基调为基础, 在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中, 追求音乐与诗歌的交融, 集文学性、艺术性和抒情性于一体, 是“音乐化的诗”。五四运动后, 中国近代音乐先驱借鉴西方音乐, 艺术歌曲在中国得到了发展。

《大江东去》是青主在德国留学期间创作的艺术歌曲。那是在1920 年, 此时的他掌握了德语发音, 掌握了德语的朗诵艺术, 并深深领略了德国音乐的魅力。而德国是艺术歌曲的摇篮。因而, 既熟悉中国古诗词又了解德国音乐艺术的青主创作了这样一首艺术歌曲并不奇怪。青主在《大江东去》这一作品中运用欧洲艺术歌曲的作曲技法, 讲究写意, 重现了古诗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 的意境。这是以古典诗词谱曲的音乐作品。由于充分借鉴了欧洲音乐, 这一作品的曲调、风格、结构、伴奏以及和声等方面均不逊色于当时的欧洲音乐。与《大江东去》同为人们传唱的还有《问》 (萧友梅) 、《卖布谣》 (赵元任) 、《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 、《甘美的老酒》 (黄自) 等艺术歌曲, 不过这些艺术歌曲均晚于《大江东去》。因而, 《大江东去》被人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歌曲。

《大江东去》于1928 年由X书店出版。在序言中, 他说, 这是“我的《东坡乐府集》当中的第一首”, 而关于这一作品的缘起, 却与一场暴风雨有关。当时他和朋友在山庄避暑, 并在风雨交加中应朋友之邀在湖上泛舟, 泛舟归来后仍旧兴奋不已, 于是, 在听着风声雨声和松涛声中, 想起这首歌的Motiv, 思量一夜后, 在次日用钢琴把得到的Motiv按着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词语略为修改, 写出来, 并成了日后被广为传播的《大江东去》。至于音乐构思, 他指出, 这首歌是顺着原词的性质, 做成一首Ballade, 而开头用的便是Recitativ的叙述法。在这一艺术歌曲中, 青主通过主和弦的协调与配置, 以使此曲具有宏大气势, 与原词相适应。他甚至在歌曲唱完了“三国周郎赤壁”后, 停止了唱音而只用钢琴弹奏, 进一步表现了原词的种种画面和威势[4]。

青主创作《大江东去》不仅在时间上先于其他艺术歌曲作品, 而且在艺术特色、表现形式、内容结构、作曲技法以及意境创造上都有开艺术歌曲风气之先, 不仅是青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也是中国近代音乐界的优秀作品, 正如青主《清歌集》前言所言“, 自有青主博士《大江东去》出版之后, 于是凡懂得音乐的人们, 莫不齐声称赞, 认为 (是) 中国音乐界前此所未有的作品。”[4]

三、亡命乐坛接音乐美学促艺术歌曲光大

青主1922 年回国后, 先后任职于广东大元帅府大理院、黄埔军校、广东法官学校、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期间, 已经在德国就阅读过马克思著作的青主, 经常阅读老同学邓演达订阅的进步刊物, 并深受影响, 拥护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方针, 与共产党人联系密切。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 他遭国民政府通缉, 方由原名廖尚果改称青主, 自此开始了他长达四年的“亡命乐坛”的生活。

“亡命乐坛”期间, 青主写了三十多首艺术歌曲, 并写了《乐话》 (1930) 和《音乐通论》 (1933) 等音乐理论著作, 主编过上海音乐专科学校音乐刊物《乐艺》和《音》, 同时还写了《什么是音乐》、《音乐的好尚》、《论中国的音乐》和《音乐当作服务的艺术》等六七十篇音乐论文, 积极探讨音乐之美学, 为中国近代艺术歌曲创作提供了艺术创作实践和理论指引。其还创作了与《大江东去》齐名的《我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头》源自北宋词人李之仪的代表词作《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该词作通俗易懂, 颇具汉乐府民歌气象, 构思新巧, 情感含蓄真挚。创作这首艺术歌曲时, 正是1930 年, 那时的青主已经步入中年, 见过战友的流血牺牲, 见过革命的艰难, 以及局势之异常紧张, 但他的爱国热情却尚未消退。世事变迁以及对乐理的进一步领悟, 使《我住长江头》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改变, 呈现出鲜明的民族音乐特色, 在旋律上则将中国传统音乐与欧洲大小调式结合起来, 抒发了青主对难友的哀思和深情怀念[5]9。同时, 青主还创作了艺术歌曲《红满枝》和《夏夕》。前者原词是五代南唐词人冯延巳的《长相思·红满枝》, 青主谱曲之后, 抒情性基调贯彻始终, 把词中人物那轻轻的哀怨在柔婉亲切的曲调中表达了出来。而后者在不同地方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 这是由他自撰歌词谱曲而成, 以抒情而清淡的格调表现出来歌词中的优美意蕴。

青主艺术歌曲创作的成就与他对音乐的理解不无关系。在他眼中“, 音乐是上界的语言”。这是他在《乐话》中反复强调的观点, 他所说的“上界”, 实质上是人们在创造性活动中形成的独有的精神世界, 是人的内心世界, 也即人的“灵魂”之境, 而音乐则是一种“描写灵魂状态的形象艺术”, 不在于模仿自然, 而在于精神上的创造, 能最有效地改造人的灵魂和改善人生, 使人从现代机械的威力下摆脱出来, 得到一个“最高的人生的意义”[6]。

《音乐通论》是青主另一重要著作, 是中国20 世纪30 年代的一本“比较系统论述音乐艺术基本理论的难得的读物”[7]。在此书中, 青主对音乐是什么、音乐是一种怎样的艺术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论述, 他明确提出了“向西方乞灵”的观点, 探讨了音乐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 主张艺术至上而反对对音乐进行国乐和西乐的截然二分。同时, 他还探讨了中国近代音乐的出路问题, 认为对西方音乐是“非输进不可”, 而在西方音乐面前“关起大门, 南面称朕”是一件极为可笑和可怜的事。另外, 他还指出音乐是一种的艺术, 而非“礼的附庸”。

可以说, 青主在《乐话》和《音乐通论》论述的关于音乐本质与特性、音乐原素与形式、音乐创作与表演、音乐审美与功能等问题, 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艺术歌曲创作, 影响了他对艺术歌曲创作的审美判断, 成就了他在艺术歌曲领域的地位。正是因为他有了如此精妙的音乐理论为基础, 有着如此深刻的对音乐的理解, 才使得他即使在“亡命”之时, 也能创作出极具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的作品, 并深深地影响中国当代音乐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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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贡献 篇9

一、陶行知早期体育思想的形成

陶行知在幼年时就聪明好学、生性活泼, 喜欢运动, 常常与同伴们一起踢球。邻村的一位塾师看到他时, 就认定陶行知将来必是能成就大事的孩子, 就让其免费进入私塾读书, 从而使陶行知步入了知识的海洋;同时, 陶行知对知识的求学欲望与研学精神也愈加强烈。1906年, 陶行知又免费进入本县教会学堂读书, 从而接触到了英语、理化等课程, 并受到了西方教育的积极影响。

1910年陶行知进入金陵大学就读于文学系, 在校期间他任学报《金陵光》的中文版编辑, 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宣传救国运动、演讲会等活动之中;还在校内积极组办运动会。由此, 我们就可以看到陶行知先生的爱国之情以及对体育运动发展热情。在此期间, 陶行知还提出“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陶先生对增强人民身体素质重要性的认知程度。

1914年, 陶行知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 进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专业, 且在短短的一年时间便将全部课程研修完毕, 并获得到硕士学位。又于同年9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 于1917年毕业后回国。在美国学习期间, 陶行知深受美国教育思想及体育素质教育的影响, 备感体育健身的重要性, 在其回国就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期间, 他早期的体育素质教育思想就开始萌芽。他提出“体育为德智二育之本”观点, 也充分体现出其体育素质教育思想的逐渐成形。

五四运动开始, 陶行知作为南京高等师范的教务主任, 在积极参与“五四”爱国运动的同时, 还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一文提出, “智育, 注重自学”、“德育, 注重自治”、“体育, 注重自强”教育思想。陶先生还客观地指出, 体育课应注重因材施教, 并对原有的拳术课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拳术一课, 关系个人之体质与兴味”, 因此, 陶先生认为“拳术”课除体育专修科之外, 可以作为其他学科的选修科目, 这充分体现出陶先生在体育素质教育实施过程中的客观性与正确性。

直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 陶行知先生不顾反动势力的迫害, 毅然辞去大学职务, 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乡村、平民教育之中。他认为, 生活教育应以改造社会为根本目的, 还要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全民的素质, 才可以真正做到国富民强。于是, 1927年陶行知先生筹组、创办了南京晓庄学校。此时, 陶行知先生不但体育素质教育的思想已经趋近成熟, 同时也将其体育素质教育的思想转向了实践, 开始面向了广大的学生与民众。他积极主张全民体育运动, 以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陶行知先生在《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古庙敲钟录》等文中都有大量对武术教学的阐述, 也明确表达出他对武术形式的体育运动的重视程度。同时, 由于晓庄学校创办初期没有体育设备, 他还聘请了两位原东南大学的武术教师于振铎、韩凌森两位先生, 每天早晨5:30至6:30为学生们上武术课, 并根据学生们的兴趣与自身体质去选择不用的武术项目进行学习。与此同时, 陶行知先生还组织附近村民修建运动场, 以供村民们进行武术学习及锻炼之用, 还成立了农民武术会。而陶行知先生更在办学期间积极筹办、举行运动会, 以全面促进农民体育活动的开展, 也使得更多的学生、农民有参加各项体育运动的机会, 以此来发扬民众尚武、保国的爱国精神以及有效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

而在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北碚创办育才学校之时,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 其体育思想则完全融入到“健康教育”之中。陶先生将学校师生的健康问题放在的首位, 并以“健康第一”为原则, 将体育与科学卫生紧密地相结合, 在强调“适当的运动”前提之下, 还要注意生理卫生、环境卫生。他还在《育才学校公约》之中, 明确了“饮食”、“居住”等事项, 并为此作出了较为详细的卫生、作息等规定。正如陶先生所说, 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之中, 包含了政治生活、健康生活、劳动生活以及文化生活;同时, 陶先生还把老师的健康问题引入了学校体育工作之中, 他曾指出一个教师只有在具有一个健康身体的前提之下, 才可以更好地去研究学问, 去教好学生, 这也充分证明了陶先生将体育素质教育思想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 也更具深远的战略意义。

二、陶行知体育观的实践内容

1. 开设、开展体育课及课外体育活动。

陶先生早在南京师范任职时, 就非常注重体育教育的开展, 并设置了体操、拳术以及兵操等课程。而在创办晓庄学校之后, 也同样设置了武术课程以增强学生们的身体素质。而在育才学校任职期间, 则更是强调广大师生的“健康教育”, 并专门聘请了相关的体育教师来实施体育课程的教学及健康教育。同时, 陶先生还积极鼓励学生们在课余时间进行各项体育活动, 以提高学生们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树立起自强不息、不惧艰苦的向上精神。

2. 举行运动会。

为了有效促进体育运动的全面开展, 提高学生与民众的体育运动水平, 陶先生还积极举办、开展各种形式的运动会。陶先生欲通过运动的形式, 来促进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有效推行与普及, 全面增强民众的身体素质, 从而达到强国利民的最终目的。

3. 加强军事训练。

饱受多年的外侮侵略与压迫, 陶先生时时不忘国耻家恨, 并试图通过全面发展学校体育教育, 有效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 培养出更多的抗战建国的高素质人才, 他在各校任职期间积极将体育运动与军事训练相结合, 以培养学生们树立起强身健体及抗敌御侮的爱国精神, 并为学生们将来适应毕业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

三、陶行知体育观对近代体育素质教育的影响

首先, “三育并重”思想。陶行知先生提出的“三育并重”思想, 不但使我们全面了解并意识到教育的整体性, 还有效提高了学生们对体育运动的重视程度, 发挥学生的对体育运动的主动性、积极性, 并使得学生们在体育运动中受到政治和道德教育, 增强了其爱国精神。陶先生的“三育并重”思想亦为近代体育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其次, “健康第一”思想。“健康第一”是陶先生在办学时期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中感悟出的体育素质教育基本原则。事实证明陶先生的“健康第一”思想不但是辨识多元化体育素质教育的镜子同时也是“终身体育”、“竞技体育”、“全民体育”、“快乐体育”教育的最终目的, 更为近代高校体育素质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 汲取与创新。陶行知在开展体育素质教育的同时, 不但大量地、有选择性地汲取外国一些体育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也在创办学校的同时加以有效的实践, 并在实践的过程中, 不断地提炼与创新。陶先生结合当时我国实际国情, 全面开展利国强民的“拳术”体育教学, 以提高学生、民众的体能素质以及爱国精神。陶先生所提出来的“三育并重”、“健康第一”等体育思想, 既改变、摆脱了我国近代体育教育曾过多地受传统体育教学思想与教学模式的束缚, 也成为研究、创新中国体育素质教育思想的典型范例, 并为我国近代体育教育体系的一系列改革提供了借鉴作用。

陶行知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其教育理论在旧中国教育变革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陶先生的体育思想及实践精神受到其生活教育理论的影响极大, 他不但在学校任职期间大力开展、实施体育素质教育及体育运动, 对民众体育运动的开展也极为关注。陶先生还在多年的体育教育与实践之中, 总结出“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的体育思想, 并积极加以实践, 从而使其教育理论变得更加丰富, 为我国的体育素质教育作出了杰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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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贡献 篇10

一、少年于宋明理学见哲思

贺麟先生出生于四川金堂, 士绅家庭背景, 使贺麟在很早就接触了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宋明理学。在父亲的辅导下, 尚未正式进入学堂的他, 已经在读朱熹的《朱子语类》和王阳明的《传习录》了。这位父亲是晚清秀才, 主持过县乡里的教育事务, 这使得他更加明白自己的儿子需要什么样的学习。正式进入私塾后, 他学习了宋明理学的来源之一———四书五经, 而当他考入石室中学后, 他就专修宋明理学。可以说, 他从小就“深受儒家熏陶”, 而他对宋明理学“特别感兴趣”[1]376。在灿若群星的宋明理学家里, 他看见了人的思想之美, 看见了语言之美, 看见了哲思之美, 看见了不同的哲学视角所产生的哲学之光。正是贺麟年少时候对哲学思想的学习, 为日后在哲学领域取得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求学清华寻得名师益友

18 岁那年, 贺麟考入北京清华学堂, 开始了长达7 年的求学。在那里, 他听了梁启超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课程, 拜访了来清华讲学、推崇名儒王阳明的梁漱溟。在大师的影响下, 贺麟逐渐形成了学术研究兴趣, 并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中国固有之美德”和孔孟的“忠恕之道”有了新的体认。而儒家思想也因此而深入到他的思想里。在清华期间, 还有一位良师对他的哲学生涯, 尤其是对他译介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位良师就是吴宓, 在吴宓的悉心指导下, 贺麟学习了翻译原理和技巧, 开始了对英文散文和诗歌的翻译, 并确立了“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身的‘志业’”[1]376。可以说, 正是在这样一种志向指引下, 才有了贺麟后来对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哲学的主要来源的译介。

在清华求学期间, 贺麟除了遇上良师之外, 还遇上了学习中的良友———张荫麟和陈铨, 他们是选修吴宓的翻译课最认真的学生, 后来, 人们称他们为“吴门三杰”。经过良师的教导和良友的相互启发, 贺麟在翻译上逐渐形成了深识原著本意、表达如从己出和行文自然典雅的特点, 为真实反映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本来面目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而在精准译介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 人们就有了更好地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便利。

三、远渡欧美触摸哲学真谛

时代的境况使得贺麟深刻地认识到, 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他看来, 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 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 而民族复兴在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的复兴”[2]。于是, 在清华毕业后, 他漂洋过海赴美求学, 试图以西方哲思融汇儒家思想, 以复兴和弘扬民族文化。

在美求学期间, 他先后就读于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 接触了杜威一派的老师, 也接触了新实在论一派的老师, 徜徉在哲学的海洋里, 接触了伦理学、宗教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学等课程, 并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和斯宾诺莎哲学的了解, 接触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以及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这一求学时期里, 贺麟对那种“空谈经验的实用主义者”感到不满, 他更希望“进一步学习古典哲学家的哲学”[3]161。于是, 他转入哈佛大学, 专于哲学义理的学习和分析研究, 选修了该校的“康德哲学”、怀特海的“自然哲学”和“斯宾诺莎哲学”。这一时期的求学经历, 丰富了他的知识, 扩大了他的学术视野, 为他科学全面理解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哲学奠定了知识基础。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一个人是耶顿夫人, 正是在她的启发下, 贺麟奠定了后来研究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基础和方向, 也促成了他前往欧洲进一步学习哲学。

为了更好理解黑格尔哲学精髓, 贺麟离美前往德国柏林, 开始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在柏林大学期间, 他选修了“哲学史” (迈尔) 、“历史哲学” (哈特曼) , 研读有关黑格尔生平和学说的德文著作, 如《从康德到黑格尔》 (克朗纳) 、《黑格尔》 (格罗克纳) 、《黑格尔》 (哈特曼) 、《青年黑格尔的历史》 (狄尔泰) 等著作, 在研读这些著作的过程中, 哈特曼使贺麟认识到了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而黑格尔辩证法则是马克思哲学得以形成的重要借鉴来源之一。也就是说, 正是因为贺麟正确认识到了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才使得他在沟通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时能更加全面、科学, 也能更好地对黑格尔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作出明确区分, 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专注德古典哲学显贡献

《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是贺麟学术生涯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学术论文, 这标志着他开始从中西哲学对比的角度进行哲学研究, 但他关注的焦点并不是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 而是黑格尔哲学。

而实际上, 马克思曾公开承认他与黑格尔的学术渊源, 恩格斯也指出, 缺乏黑格尔是不行的。因而, 要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就不能绕开黑格尔及其哲学, 也不能绕开研究黑格尔的学术成果。

贺麟主张研究学术要出于“纯学术兴趣”, 要“为学问而学问”[2], 因而, 他先后翻译了E·开尔德的《黑格尔》 (商务印书馆, 1936) 、鲁一士的《黑格尔学术》 (商务印书馆, 1936) , 为人们理解黑格尔及其哲学, 并借此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提供了新的学术资源。

贺麟通过直接翻译黑格尔著作为人们借助黑格尔哲学理解和研究马克思哲学创造条件。贺麟先后翻译了黑格尔的《小逻辑》 (商务印书馆, 1950) 、《哲学史讲演录》 (合译, 三联书店, 1956) 、《精神现象学》 (合译, 商务印书馆, 1979) 、《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 (商务印书馆, 1988) 、《黑格尔早期著作集》 (合译, 商务印书馆, 1997) 。这些翻译作品, 在版本选择和实际翻译上都严肃认真, 对照了其他语言版本的译本, 并撰写相关译著的导言等, 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黑格尔哲学, 进而为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创造了条件。

贺麟通过翻译马克思著作来推进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为了更好地适应人们学习马克思哲学的需要, 他还翻译了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 (人民出版社, 1955) , 以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人民出版社, 1961) , 为人们在原有的马克思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拓宽视野, 增加了原著文本。

同时, 贺麟还把研究和授课紧密结合起来, 撰写了《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和《黑格尔哲学讲演集》等与黑格尔哲学有关的授课讲稿和文章, 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和认识马克思哲学。

实际上, 马克思曾公开宣称自己与黑格尔学术上的关系, 恩格斯更是指出缺乏黑格尔是不行的。因而, 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前提是全面搞懂黑格尔哲学。在贺麟先生生活的年代里, 通晓德语的学者并不多, 而既通晓德语又对哲学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 而黑格尔哲学著作本身就艰涩难懂, 因而, 这就更加突出地体现了贺麟先生在人们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中的巨大作用。这是其一。

其二, 就具体而言, 在黑格尔的著作中, 与马克思哲学联系最为紧密的是《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精神现象学》的出版问世, 对那些难以通读原本的研究者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正是借助《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 人们比较彻底地理清了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历史继承关系, 进一步全面阐明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为彻底清算形而上学和阻止辩证法走向反面提供了理论支持, 沟通了历史与自然, 科学解释了人的生长和人性的跃迁, 避免辩证唯物论走向机械论, 避免抽象人性论在历史研究中出现[4]。

其三, 我们知道, 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 而马克思关于“人”和“人的精神”的分析更多的是受到黑格尔的启发, 而非费尔巴哈的唯物立场的影响。因而, 只有透过黑格尔对“人”这一主题的关注, 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的人的问题, 人的尊严和自由的问题。

总而言之, 贺麟先生“关于黑格尔的译述”, 是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首要前提”。也正如他自己所说, 对黑格尔批判性研究对马克思某些重要著作的理解, 是很有帮助的。回顾贺麟先生走过的哲学之路, 回顾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以及展望其发展趋势, 我们不能忘记贺麟先生在译介黑格尔著作方面的巨大作用, 不能忘记正是他通过译介黑格尔著作为人们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理解和研究马克思哲学提供了便利, 当然, 也不能忘记他在培养马克思哲学教育教研人员方面的贡献。

摘要:贺麟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 学贯中西, 对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很有研究, 他通过大力译介黑格尔著作为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贺麟,研究,马克思哲学,杰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M].中国哲学.三联书店, 1980.

[2]贺麟.文化与人生[M].商务印书馆, 1988.

[3]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杰出贡献 篇11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右3)、中国工程院学部主任何继善院士(左1)、世界内镜医师协会主席张阳德教授(右1)为黄志强院士(右2)、张金哲院士(左2)、姚开泰院士(左2)颁发2011年“恩德思医学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

大会颁发了多项国际和中国奖项。其中,推进内镜微创医学发展并作出重大贡献的黄志强院士(推动肝胆外科微创)、张金哲院士(小儿微创外科奠基人)、姚开泰院士(倡导肿瘤微创治疗)三位专家荣膺“恩德思医学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中国工程院学部主任何继善院士、世界内镜医师协会主席张阳德共同为三位获奖院士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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