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边界（精选8篇）
组织边界 篇1
摘要：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充分利用组织内外两种资源,企业的服务外包活动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新标志和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本文试图将外包思想运用于作为一个复杂的服务系统的展览活动。基于外包动机的一般微观分析,展览服务外包的边界取决于外包的利益与成本的边际考量。在当前展览活动的外部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产生变革的情况下,外包的边界会随着外包收益的显现和交易成本的降低而趋于扩大。而随着展览服务外包边界的最终确定,展览活动的组织形式势必发生新的变化,演变成分工协作的网络动态组织。
关键词：展览服务外包,外包边界,微观分析
一、引言
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服务外包(Service Outsourcing)在当前经济发展中十分盛行,也因此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根据《商务大词典》解释,服务外包指的是“依据双方议定的标准、成本和条件,把原先由内部人员提供的服务转移给外部组织承担。”大量研究表明,降低成本是企业服务外包最重要的动力。Henri L.F.de Groot(1998)着眼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认为降低交易成本是企业实施外包的主要目的;Grossman、Helpman和Szeidl(2004)从规模经济角度对外包的动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外包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对于一个复杂产品,单个厂商生产该产品并提供服务的成本过于高昂,而外包则是降低成本的有效方式。也有学者对外包的动因进行了较为综合的分析。张芬霞、刘景江(2005)从经济、技术和政策三方面因素分析外包行为的产生,从而明显地拓展了外包活动分析的范畴;而陈菲(2005)则从实证的角度,从外部环境动因和内部推动力两方面来解释外包的动因;卢锋(2007)从产品内分工视角分析服务外包,从当代信息化技术、制度、市场等方面考察服务外包的成本与收益的变化,以此来解释服务外包的兴起。还有学者从模块化思想的角度,将可分解的服务进行外包看做是复杂系统的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等。
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展览服务(Exhibition Services)的外包是一般服务外包中的一种具体形式。其实质是将展览活动中具有各种不同功能的服务活动分散到各个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即展览服务公司,并由其提供,以此来充分利用内外各种优势资源。展览服务通常是指在展览举办过程中,以提升展会宣传和展示水准为目的以及为参展商和参展观众更好地参展所提供的一系列服务,包括场馆、物流、广告、营销和评估等服务活动;同时还包括由此衍生的涉及交通、住宿、商业、餐饮、旅游、媒体宣传等一系列经济贸易服务活动。基于展览服务活动本身的这种复杂性和服务技术的异质性,展览活动的举办者即展览企业不可能提供绝大部分的服务。尤其是随着对展览服务需求在高水平和专业化要求上的提升,更使得展览服务的外包成为一种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
展览服务外包能够得到一定的利益激励,但同时也会受到一定新增成本的约束。而这种收益与成本的变化又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有关,尤其是信息技术、制度与政策环境。建立在这种分析之上,本文运用经济学的边际方法分析了展览服务外包的边界决定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外包组织的特征和内部的关系问题。
二、展览服务外包的利益与成本
与其他外包行为类似,从经济分析的思路考察,展览公司是否外包服务,可以归结为预期收益和成本的比较权衡及外包对企业持续赢利能力的影响。(1)带来预期收益的增加,这是外包的利益激励;同时也产生新增的成本,则构成外包的约束。展览服务外包的内在机理表现为利益激励和成本约束的双重作用。展览服务外包的利益激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比较优势效应。根据经济学理论常识,比较优势是经济活动能够密集利用特定经济体内比较丰裕的要素所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展览公司用于大多数服务的能力资源相当稀缺。若将功能各异的服务全部内置,完全由企业内部来提供,会挤占相当部分用于核心能力的资源,机会成本会相当高昂;并且随着展览服务技术知识密集性特征越来越突出,展览企业实际上也不可能承担所有服务。若将它们外包给在这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展览服务公司,不仅大大降低了成本,服务效率和水平也得以提升。
规模经济效应。展览项目的运营有其最佳规模,以充分实现规模经济从而降低成本;而服务于展览项目的各展览服务相对独立,也同样有最佳规模,而且这些最佳规模之间是有很大差异的。将服务内置,展览公司必然会选择关键部分即展览项目的最佳规模作为包含展览服务在内的整个展览活动系统的规模。这不能同时实现各服务的最佳规模以使成本最低。外包则可以通过实现各自的规模经济以达到成本节省的目标。
结构简化效应。展览市场不断发展,展览机会的把握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将展览服务外包出去的企业,可以通过资产简约和成本结构“瘦身”调整,应对市场变动的灵活性。如不采取外包方式,面临外来市场需求的冲击,可能因为“尾大不掉”难以迅速调整而发生更大成本。
组织网络化效应。外包所形成的展览公司协调下的网络式组织可以给企业带来潜在利益。一方面,外包所带来的展览服务公司对各特定服务的竞争可以促进服务的技术或组织创新,这利于提高服务质量和会展水平;另一方面,网络组织产生壁垒效应,提高其他企业的进入壁垒,为内部企业赢得竞争优势。
但外包服务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成本,这种成本约束主要表现为:
信息交流成本。外包对展览公司和专业展览服务公司之间密集的沟通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伴随着展览活动的展开,会派生出额外的信息交流量,因而发生额外的信息成本。尤其是维系外包关系的服务水平合约(SLA)难以准确无误地表述服务内容、标准和要求,因而需要在服务提供过程中通过不断讨论、沟通而逐步清晰化。
潜在风险成本。服务外包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分工协作的网络体系,这意味着外包服务的稳定供应受到展览公司不能直接控制的因素影响。一旦发生扰动或中断,可能给展览公司带来冲击并造成损失。另外,在企业间的合作中,关键信息或商业秘密不同程度地面临外泄和流失的风险。
其他交易成本。包括在外包之前展览公司寻求合作伙伴时发生的搜寻成本,与合作方的谈判、签约、沟通等发生的其他交易费用;在展览活动前后所发生的协调费用和其他辅助服务支撑费用等。
三、展览服务外包边界决定的微观分析
(一)可供选择的外包边界
一般而言,展览服务分解后,展览公司在保留体现其核心能力的展览项目运营的前提下,无外乎如下3种选择:(1)服务零外包,完全内置;(2)服务部分外包,部分内置;(3)服务全部外包,零内置。
以上3种模式中,第一种是内部一体化发展战略,通过在企业内部设置各服务功能部门,如广告部、物流部、咨询部、评估部等来完成各项展览服务,但忽视了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等外包利益,在实际的操作运行中没有可行性;第三种模式充分重视外包利益,但外包的风险成本、组织协调成本可能很大,未必适合于一个典型的展览企业。这是两种极端情况。第二种是在外包收益与成本间权衡与抉择,由此作出外包决策,这是符合当前会展产业的发展趋势的。
因此,展览服务外包不是应否进行的问题,而是要确定外包的程度,即外包的边界问题。尤其当外在的环境如信息技术环境、制度环境、政府政策环境发生改变时,它会改变外包的利益和成本,进而影响到外包程度。
(二)展览服务外包边界的决定
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展览产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市场经济更加开放,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并已渗透到各行各业。面临经济环境的这些变化,展览服务外包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对此,可运用前述利益激励与成本约束权衡与抉择的思想,采用经济学边际分析方法,即展览服务外包边界由临界水平上外包的边际收益(MR)与边际成本(MC)相等时决定,结合当前的经济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
不难发现,外包临界水平上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受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尤其是技术与制度的演变的制约。因此,分析展览服务外包的边界问题和发展趋势,需要考虑相关技术和制度因素如何变动并显著改变外包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平衡点。
第一,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当代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技术变革莫过于通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渗透。信息革命最主要的表现是以计算机、互联网、移动电话为代表的全新交流平台和通讯方式的出现和发展,并在数字化原理基础上建立和普及了信息系统。这对于沟通协调密集、信息交流量大的展览服务外包行为及其组织来说,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交流成本。另外,对于信息技术的密集使用,也提高了外包活动及展览服务的效率,有利于增加其收益。因此,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不仅降低了临界水平上外包的边际成本,同时也增加了边际收益。
其次,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上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发展环境日益优化,资源流动也更加市场化。顺应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制度沿革呈现出越来越开放化的大趋势;同时,经济发展资源瓶颈限制和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服务化倾向凸显,政府产业政策安排导向明确,这些都为展览产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逐渐消除旧有的制度壁垒,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也降低展览服务外包的制度与政策成本。
另外,市场环境的变化也推动了展览服务外包的发展。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促使下,企业倾向寻求更加节省成本和提升效率的增长模式,以及利用较少基础设施和雇佣较少员工的增长模式,因而对能降低成本的外包解决方案更为敏感。
综合上所述因素的影响,分析当代经济环境下展览服务外包趋势或外包边界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展览服务外包程度的度量,代表着外包的边界;纵轴表示外包的收益与成本;向右下倾斜的是外包边际收益线(MR),(2)水平方向的是外包边际成本线(MC);(3)外包的均衡水平在两线相交处(即MR=MC)得到。最初的外包程度在均衡点E1取得,外包的边界为N1,意味着较低的外包程度。外界经济环境变化过程中,信息技术普及、制度开放调整和市场竞争环境变化都降低了外包成本,使外包边际成本线由MC1下移至MC2;同时,信息技术普及也提高了外包收益,使边际收益曲线由MR1上移至MR2。新的均衡点在E2处,决定了较高的外包程度即边界N2。这表明,在当代新的经济环境下,展览服务面临着外包深化、外包边界扩大的发展趋势。
四、展览服务外包组织的形式
展览服务外包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组织形态的调整和变化。随着展览服务外包边界的确定、企业外包活动的展开,展览活动的举办就演化成各个企业之间的协作分工的过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外包组织的网络形式(如图2)就形成了。
(一)企业在组织中的地位
在网络组织结构中,主要包含两类企业:展览公司与专业展览服务公司。展览公司是指从事展览资源开发、展览产品生产以及展览市场经营管理的专业展览法人企业;而专业展览服务公司是指专门为展览活动提供各种专业性服务的公司。从组织中企业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们存在主次之分。展览公司首先是一个展览项目的开发者,并且是整个展览事务的执行者,还是展后事务的处理者,因而是展览活动与服务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主体。这决定了展览公司在服务网络组织结构中的核心企业、规则制定者和服务集成者的地位。其他众多的专业展览服务公司围绕展览活动提供专项服务,处于从属地位。由此,通过展览服务的外包所建立的组织实际上是由展览公司协调下的网络组织形式。(4)
(二)企业在组织中的分工
从分工角度来看,展览公司的核心能力也决定了整个展览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对展览产业的理解和发展规律的把握、展览活动的策划组织水平以及运作能力上,而非围绕展览项目的每项功能性的服务上。因此,展览公司若将并非自身主要核心能力的各项展览服务内置,从成本-收益角度来看是非最优化的,将其相当部分外包给在这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的各个专业展览服务公司是必然的。而专业展览服务公司如场馆公司、物流公司、广告公司等,是具有展览专项服务核心能力的中小型法人企业,负责特定服务的提供。通过它整合了展览公司内外部资源,发挥着较高的效率,如前所述的比较优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
(三)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从企业间合作关系角度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展览公司与展览服务公司之间的协作。由于展览公司是展览服务的发包主体,而各专业展览服务公司是服务功能的接包主体,双方共同致力于展览活动的顺利展开,因此,它们之间体现了较强的合作关系。同时,这种合作关系虽是双向的、自由的,但并非是平行的。由于展览公司处于合作组织的核心地位,因此,它在进行服务发包时针对每一特定的服务通常可以自主选择合作对象。因此,这种合作关系不是稳定的,而是经常处于变动之中的。它主要是通过一种“动态契约”的形式来维持。另一方面,合作关系还体现在提供不同服务的各专业展览服务公司之间。它们是一种平行与对等的关系,协同合作,遵守共同的系统规则。当然,相对于前者,后面一种合作关系要弱得多。
就企业间的竞争关系而言,主要体现在竞争同一服务的若干展览服务公司之间。为了争取到展览服务中的某一服务定单,从而成为展览举办者即展览公司的众多合作者中的一员,这些企业之间有非常激烈的竞争,最终只有那些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才能成为展览公司的合作者。竞争关系不断变化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推动着服务的不断创新,促进了展览服务水平持续的提高。企业间这种特殊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是展览组织结构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出,核心企业主导下的网络组织结构实际上是一种松散耦合、动态的联盟。
(四)网络组织的动态过程
外包组织不是固定的,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展览机会的动态把握。展览机会并非确定不变,需要展览公司通过调研、计划等活动,把握潜在的展览需求,并结合自身展览资源以及能力,确定成功举办展览的服务系统要求以及功能需求;二是组织的合作企业的动态选择。根据展览服务需求的结构变化,展览企业选择在各服务方面最具有竞争力的专业展览服务公司作为合作者,通过这种动态过程,建立不断优化的合作组织。在此过程中展览企业始终把握成本与风险最小化的原则;三是各企业包括展览公司和展览服务公司在组织结构中的内部联接与协调。展览项目协调机构可以发挥作用,包括“动态契约”的形成、服务价值链上任务的分解与集成、展览活动中风险控制与监督等;四是组织的运行反馈。最优化的外包组织并非一步到位,如信息系统的优化、企业之间各种差异、管理协调体制的完善以及面临外部市场的各种冲击等,组织结构需要经过不断的反馈与调整过程,才能走向成熟。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外包是一种有效率的组织创新,对于解决如展览服务这样复杂的系统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如降低展览活动组织运行成本,提高展览专业化水平,推动服务创新等;同时外包也并非无成本,随着展览服务外包活动的展开,企业之间随之产生协调成本、风险成本等,因此,外包边界在微观层面的确定取决于外包活动的利益激励和成本约束的双重作用。而这本身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展览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信息技术环境等。一般而言,为了促进展览服务外包的发展,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条件下,政策含义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良好的制度环境,如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合同制度以及科学合理的展览活动管理体制等。这是展览服务化组织形成、运作的基本制度保障。二是较高的信息化水平,以确保低的协调成本与组织成本。三是第三产业尤其是与展览相关的服务业相当程度的发展以及众多中小服务企业的充分发展。
对于中国而言,展览产业是朝阳产业,发展速度快,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体来说,展览水平尤其是服务水平仍然不高,这与其所处的产业发展环境不无关系。如展览市场化程度低下,计划干预较多;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不足;展览服务业发展滞后等,这成为制约其发展重要的因素。因此,要推进外包在展览服务中的应用,实现展览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确立、展览活动管理体制改革与市场化以及对展览相关服务业的财政与金融上的促进,应成为政策层面上努力的方向。
组织边界 篇2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催生了大数据、云服务、产业互联等技术变革，颠覆和威胁着传统的商业模式。而创新，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题。的确，这是一个创造新价值的时代。
而这个互联网时代，不同的企业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转型的方向。如去中心化、去中层、把决策权交给一线等，都是要打造无边界组织。这将成为未来的一个趋势吗？是不是意味着企业必须要打造无边界组织？
组织变革无须赶时髦
孟祥胜：在一个企业管理体系建设中，什么东西要装到组织筐子里来很难界定。组织是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延伸拓展。而无论组织怎么调整变化，有一个核心东西是永远不能改变的——组织是一个手段，它是实现战略手段和策略的“抓手”。如果企业发展的定位、战略没有变，组织就必须保持一个稳定性，可以去强调精耕细作；而战略变了，这个组织形态必须要调整。所以对于组织，我们没有过度去纠结于，到底是哪一种理论或者模式，这个可以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去调整，随需而变，而不能赶时髦。
目前，从苏宁自身的特点来看，围绕我们的目标、发现调整、逐步到位，以确保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而至于要不要做无边界组织，我们还没有找到答案。
穆胜：如果我们不把组织转型作为一个手段，而作为一个最终目的能够严守一些框框，反而会束缚我们的管理。没规矩就是最大的规矩，在组织框架稳定的基础下，随时将你的创新释放出来，这就是苏宁现在做的事。
严芩：在微软内部，已经有这种无边界组织和管理了。可能有人知道，微软有一款聊天机器人，这个项目为什么能够做起来？其实，就是几个工程师用自己的业余时间鼓捣出来的创新产品。而在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项目里，没有清晰划分出软件开发人员、市场人员以及项目经理，只要是围绕机器人要做的事情，大家都共同商量，每个参与者还经常担任多重角色。而这个成功的新品，其实就是无边界管理的一种体现，也是顺其自然的结果。
打造有智慧生命体的组织
叶阿次：复星从事的是金融投资产业，是相对传统的产业，我们很认同组织无边界的说法。在复星，我们实施的是“多主体管理”，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所有事情都很清楚。我进入复星之后，感悟最深的是：我们不需要做职业化经理人。我们有一个口号：打造无边界的O2O组织，要成为不断净化、有智慧生命体的组织。也就是说，我们打造一个能够自我思考、自我净化，自我驱动，然后能够自我判断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个体，不依赖别人，没有纯粹的后台，没有纯粹的财务，也没有纯粹的HR，一切职能部门都是为业务服务的。
我前一段时间到德国考察，要去收购一家私人银行。我们很关心这家公司的“人”怎么样，将人作为我们收购标定的一个重要考核标准。通过与其骨干层的交谈，我们更加意识到，建立无边界组织是非常必要的。
获取和高效率使用资源是关键
曾力：不可否认，现在企业对于人才的依赖要远大于对其他资源的依赖。然而，人才又是不稳定的，对人才的依赖还不如对知识和技能的依赖。因此，无边界组织可以存在甚至成为趋势，是因为企业可以通过使用部门、公司以外的人，作为内部人才的有益补充，同时消减人才变动带来的潜在威胁。
同时，最重要的是，无边界组织可以将人才“为我所用”，而并不一定“为我所有”，且能帮助企业实施某个项目和实现阶段性目标，可以作为任务、项目的成员。事实上，有没有边界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获取资源和高效率地使用资源的能力，而这可能会越来越影响企业的未来。
“无边界组织”挑战领导力
程海涛：我认为，所谓无边界组织、去中心化、去中层模式，还没有到最适合的时机。因为，中国企业的人才布局还处在断档期。由于人才的断档，加之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飞速发展，导致很多企业领导者的领导力还没有达到完全跟上企业发展的步伐。但是，企业业务模式发展太快，不得不对人才“拔苗助长”，临时担任项目经理或者负责人。这时，就会出现领导力不足带来的问题，甚至于进入失控状态。
这个时候，去中心化或者无边界组织，还会存在一个内部项目单元、职能单元等越界的问题。这给企业带来的最大挑战，就是人才能否胜任。
企业是否要做无边界组织或项目组，还要盘点企业的人才、能力等要素能不能调配。否则，可能由于资源化整为零，反而削弱了组织的力量。管理
（本文根据第9届中外管理人力资本发展论坛上的内容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产学研网络组织的边界治理模型 篇3
产学研组织是产业界、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政府部门参与协调下,构成协同的动态、开放的网络组织。它以单个企业或高校、科研院所为结点,以彼此之间复杂多样的经济联系为连线,利用网络拓扑结构,在简单网络协议下发生巨大的涌现作用,使各结点功能协调,整体资源优化配置,产生局域经济效益最优。
传统网络组织理论认为,边界是维持其相对独立性的有形和无形的屏障。在产学研网络组织中,有形边界包括地理定位、功能协同和资源调配等;无形边界包括从外界无法识别,能够影响各结点之间行为的因素,如该网络组织中的协议,机制,合作文化等。[1]组织边界的确认,旨在缓冲组织核心不受外界环境不规则变动影响。但由于产学研组织的特殊性,即结构的均匀性和结点的平等性,网络内的结点本身即边界。传统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网络图治理观念,将边界治理和内部治理分割,边界将混乱的外部环境和稳定的内部结构分隔开;而内部治理是建立在内部结点基本状态不变的情况之上。这一理论由于对现实中产业实体和科研实体能力及合作关系多变的现实缺乏体现,已经无法准确描述产学研网络中的交互和协同作用,以及现实网络中结点进入和退出组织的过程和规则。[2]
就发达国家经验而言,产学研组织在建立初期,往往倾向于以扩大网络规模为首要任务,以增加网络涌现的初始总量,并实现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相对忽略对边界的治理。随着网络发展,内部合作和内外部资源交换的数量增加,单个结点与内部其他结点合作产生效益的能力,以及从外界输入资源、向外界产出产品的能力,显示出较大差异。并存在由于行业和产业差异产生的结点不和谐现象。产学研网络对于边界治理的需求随着时间增强。实际操作中出现由宏观力量大幅度调整产学研网络规模和行业配比等的行为,使得结点整体涌现机能最优,资源效率最优。[3]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颁布相应政策鼓励产学研组织发展以来,以高新区为代表的产学研实体,由于对其所得税率和土地等国家资源使用的政策优惠、各种技术投资倾向优越等,吸引了大量国内外企业。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想象理想。从2005年起,国家对高新区大规模彻查,取缔产业配置和区域经济能力不达标的园区。而在现有的高新区及其他产学研网络组织中,依然存在科技成果转化不良、治理成本过高、远期发展效果不良等现象。网络机能由于网络边界模糊,无法合理运行网络机制实现整体涌现,从而使组织内资源无法被良好消化。
2008年初以来,新企业税法出台,两税合并,对高新技术企业界定制度严明,宏观政策为产学研组织边界治理提供了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据。其实施和调整过程也为产学研组织网络边界治理带来新的机会。
2 边界治理在产学研网络组织中的重要意义
边界治理涉及边界建立、加强、超越和解散的过程。在产学研组织等的社会网络组织中,对网络结点和潜在结点进入、退出等进行严格控制,对结点选择和配置,以达到对网络整体控制的效能,形成网络“场”(即吸引力、约束力、凝聚力、影响力等)。单个结点在进入网络前,只受法律和经济规则约束,在进入网络后,还要受到“场”的约束,并成为“场”作用的一部分。边界治理在产学研组织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具有以下意义:
2.1 边界治理是产学研组织的一种牵制政策
基与交易成本的网络组织理论,将组织内部和边界分为两个部分,认为组织就是混乱的外部环境中的秩序和稳定因素,边界类似于容器,将内外截然分开。但在现实的产学研组织中,每一个结点既担当了内部结构,又是边界的组成部分。组织内部结构并不是按照被设定好的机制简单演化,而是相互发生协同作用。
2.2 边界治理形成具有渗透性的膜
产学研组织不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实体,而是被视为不能被孤立于外界环境之外的开放系统;因为它们的边界必须持续不断地被输入和输出打破。网络中的结点,作为边界的组成部分,完成组织的输入和输出功能。结点的质素和与外界匹配程度,决定了组织作为整体的绩效,并对内部的涌现过程发生作用。而网络结构对限制因素和偶然因素的对抗作用,决定了组织抗打击能力;它的确定是为了通过以过滤和分割方式,限制相关的意外事件范围缓冲组织的核心行为不受外界环境不规则变动的影响。
在产学研网络组织中,结点可以被认为同时处于边界的内部和外部,被积极构造、并不断修改的统一性和差异性横切开来;但是,这并不代表边界在产学研组织中消失了,当暂时性的网络组织没有表现出稳定的或持久的边界、并且由于多个不同学科或组织的交叉,它在形式上更像网络。
2.3 边界治理明确界定了组织内协同效用的最优范畴
市场机制是根据竞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资源,科层组织则是根据组织管理的目标来配置资源,两者都不能使资源或成本降至最低。而网络组织由于其治理边界的存在,通过组织化市场对内部资源进行有效组织,实现要素与“关系性资金”共享,从而保证从投入到产出全过程的节约。因为网络组织是一种群体集约化经营战略,能实现企业群体经营管理整体优化的效能。它由单个企业独立经营转变为众多企业群体运作,由粗放式经营管理转为集约化经营管理,从而使治理边界之内的资源利用率大大提高,达到网络组织整体行为的合理化、经济效益的最优化。
3 网络边界治理模型
在实际的产学研网络中,活性结点依照网络组织协议进入和退出网络。结点进入意味着网络扩大,但并不代表网络治理绩效增加;而结点退出,意味网络缩减而不是绩效减少。网络边界治理以网络绩效为目标。本模型旨在模拟产学研网络组织中网络结点进入和退出组织、以及行业配置的过程,从治理角度分析网络在何种结点数量和构成情况下达到治理绩效最优化。[4]
现设:z1为网络边界治理整体绩效;z2为合作选择函数;n为网络中结点数量;qi为网络对于i结点进入网络投入的资产量;lij为i结点和j结点合作后产生的组织绩效;kij为i结点和j结点的协调程度;m为网络中行业种类。
函数1:边界治理函数:
其中:α,β,γ分别代表组织中的土地使用政策优惠率,企业税优惠率以及其他技术支持优惠率。
在产学研网络组织中,结点数量与治理成本和经济收益都可以呈正方向变化,因而与整体治理绩效无法简单地用正相关或负相关描述。
对n求函数一的一阶导数,得:
令:为0,即可求出网络在何种结点数量情况下可达到边界治理的绩效最优。
函数2:合作选择函数:
在实际组织中,行业种类太少,无法形成有效的合作选择空间;而种类太多,则每种行业的整体综合能力和行业内竞争合作无法形成。因此,行业种类与整体治理效果亦无法简单地用正相关或负相关描述。
对m求函数二的一阶导数,使之为0,可以得出在网络组织内涵盖多少行业种类时可以获得最大的合作绩效:
上述网络的边界治理和合作选择两个模型对现实网络进行了具体数量上的简化,只保留了函数和自变量相关性关系分析,对各类产学研网络具有普适性,揭示了网络结点数量和产业结构对治理效果的影响。
4 总结
网络治理的理论概念要想在实务中发挥切实的作用,就首先要准确地界定治理的对象。对于边界的治理,在大多数社会网络中,是对结点及网络内部协议的治理密不可分。在当前国家政策和经济环境下,应注意以下几点:
(1)在产学研组织发展初期,网络扩大成为主要任务;但随着产业演化,杂乱的行业涵盖和良莠不齐的企业已经不能满足组织内的绩效平衡和长期发展。因此,控制结点质量,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收缩优惠政策,已经成为新一轮的治理任务。
(2)传统研究将边界治理和内部治理分割,忽视了网络拓扑结构特有的结点平等属性。结点即边界,这是产学研组织的一个重大特征。虽然不能将一般意义上的网络治理等同于边界治理,但是两者密不可分。
(3)边界治理涉及多个维度,需要多方面的控制而非单一的量化选择。因此,紧密结合国家政策,在恰当时期进行多方调整,才能获得良好效果。
摘要：提出产学研网络组织中的边界概念,揭示边界治理对该网络组织的重要意义。建立产学研网络组织治理模型,分析网络结点数量和行业配比对边界治理绩效的关系,得出有现实意义的建议。
关键词：边界治理,产学研,网络组织
参考文献
[1]尼尔.保尔森、佟博译:《组织边界管理多元化观点》[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9-11、50-57。
[2]蔡文娟、陈莉平:《社会资本视角下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的联接机制及效应》[J];《科技管理研究》2007(01):172-175。
[3]黄胜杰、张毅:《我国产学研合作的组织模式及其网络特性探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2(06):30-34。
边界,边界,边界…… 篇4
柬泰边境冲突，凸显了近期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问题：由边界/领土问题引发的争执和冲突骤然增多。如果说柬泰冲突毕竟局限于东南亚一隅，那么俄日两国围绕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的争执，则因为两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而显得更具冲击力。继去年11月梅德韦杰夫之后，俄多名官员接连登岛，而日本强烈反弹，内阁官房长官空中视察、外相亲赴莫斯科。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朝韩延坪岛炮击事件也都不同程度造成了地区局势的紧张和国际关系的恶化。此外，韩日独岛/竹岛之争、有关国家北极划分之争等领土边界问题，都有随时引发冲突的可能。
直到冷战时期尚非常抢眼的边界/领土争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国际政治焦点的变迁，近年来似乎一度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上述事件提醒我们：边界/领土问题依然不愿退出国际舞台。
边界与领土争端是引发国家间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一般来说，边界与领土争端主要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但有时也可能发生在多个国家之间。各国之间的边界与领土争端尽管在具体要求上千差万别，但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即一方或双方对现有边界的部分或全部走向持否定立场；一方或双方认为处于对方控制下的某地域或部分地域是属于自己国家的领土。所以，在一般意义上，边界争端与领土争端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边界争端同时就意味着领土争端。
国家间发生边界与领土争端的原因错综复杂，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
殖民侵略瓜分的祸根
边界与领土问题有许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其中很多案例的幕后有殖民主义留下的阴影。近代以来，亚非拉大部分地区遭到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列强殖民将许多不同国家，或原属不同国家的不同地区，或原来尚未形成国家的部落地区强行并入一个殖民地；或者将原本是同一国家的土地划入不同的殖民地。列强之间还因争夺和交易而相互交换或割让殖民地土地。这种任意宰割和瓜分的做法，破坏了殖民地原有的领土构成和归属。亚非拉原殖民地获得独立、建立民族国家时，继承的就是这些充满历史遗留问题的殖民边界，这成为许多民族独立国家之间产生边界争执的重要原因。
看一看非洲地图就可以发现，许多非洲国家的边界呈直线式。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继承的是西方殖民者留下的边界，这大多是殖民者在瓜分非洲时人为制造的边界，与非洲原有的历史边界大相径庭。它完全无视当地原有的传统疆域和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围，不顾当地民族—部落大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和自身生存的利益，这种做法给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患。例如，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几何斜线边界，就是英德当年在东非殖民争斗后妥协的产物。根据1886年的一项英德协议，这条大体呈西北—东南方向的斜线，是两国殖民范围的分界线，界线以北为英属东非（今肯尼亚），以南为德属东非（今坦桑尼亚）。这条线既不是历史形成的，也不具自然地理特征，更不考虑被殖民前当地民族共同生活地域的现实，将游牧民族马赛人的生活地域一切两半。又如，在“非洲之角”，索马里人的居住地被分成英属索马里、意属索马里、法属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和英属肯尼亚的东北地区五个部分。1966年英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独立后合并成立索马里共和国，提出五部分统一的要求，邻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吉布提（当时的法属索马里）坚决反对，由此引发了索马里与邻国长期的边界争执。尼日利亚与喀麦隆之间的领土争执是英国与德国殖民者留下的；马里与布基纳法索的边界问题是法国殖民统治后的遗留问题；利比亚与乍得之间的边界问题是法国殖民者与意大利殖民者交换殖民领土造成的。在亚洲，克什米尔问题（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杜兰线问题（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麦克马洪线问题（中印之间）、巴勒斯坦—以色列问题都是英国殖民者制造和遗留的；而柬越边界问题、柬泰边界问题的历史形成，法国殖民者脱不了干系。拉丁美洲的边界与领土争端也多与西英法荷葡等老牌殖民者的殖民统治有关。
历史疆域与现实边界不吻合导致的认知差异
无论国家大小，其疆域都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边界和疆域从古至今未发生过变化的国家几乎没有。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于种种原因，绝大部分国家的疆界都发生过伸缩进退的情况，其控制地域时大时小，时多时少。一些地区在历史的这个时期曾经属于这个国家，那一时期曾经属于那个国家。一些国家历史上曾疆域辽阔，而现在的面积远不能与当时相比。古代波斯帝国的疆域曾囊括大部分西亚地区；古罗马曾经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流域；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曾横跨欧亚非三洲，后者还曾长期踞有巴尔干半岛腹地；蒙古帝国曾雄踞亚欧草原；奥地利曾是欧洲中心的大帝国；匈牙利曾是多瑙河流域的大国；东南亚中南半岛上的国家几乎都有过称雄半岛、控制半岛相当大地域的辉煌时期，但也都有过国力衰落、偏居一隅的时候。还有一些国家在建立初期并不拥有今日的辽阔面积，但以后却拓地千里，成为幅员辽阔的超大型国家，例如美国和俄罗斯。再有一些原本没有的国家从别的国家中分离出来，从母国疆域中划得了自己的领土。有时一个民族起源于或最早占有某个地域，建立政权，后又离开该地域，另一个民族又入主该地域并长期居住下来，乃至建立国家。历史变迁使相邻国家的历史疆界发生相互重叠是常见的现象。而不同国家和民族对国家疆域变迁的历史和现实的解读与认知往往相互矛盾，从而导致在边界走向和领土归属问题上发生分歧。对历史地理疆域认知范围的分歧反映在领土争端中，一些国家要求恢复历史上曾经拥有的疆域，这是一些领土争端产生的原因。另外，历史荣誉感与历史沙文主义等因素，也常常与边界和领土争端纠缠在一起。
跨界民族谋求“统一”，诉求升级和大民族主义作祟
由于多种历史原因，在不少国界两边往往会居住着具有相同文化历史起源，使用同一语言的跨界民族。国家政治疆界与民族疆界的不相吻合，带来了跨界民族统一与国家疆界稳定的矛盾。一些民族的“母国”以“民族国家”的理论为依据，奉行大民族国家理念，认为边界对面的相同文化民族是自己的同胞，其聚居之地理应与本国合并，要求将邻国境内的相同文化民族聚居地区归属本国。由此，一些同源民族“母国”对邻国跨界民族地区提出国家领土“统一”的要求，一些跨界民族力图脱离所属国家，谋求与同源民族“母国”合并。并且此问题还往往与上文中提到的历史疆域变迁纠缠在一起，从而引起国家间的领土纠纷。特别是冷战后，由民族分离主义引发的泛民族主义盛行，泛民族主义情绪膨胀，泛民族“统一”诉求升级，这是导致近年来边界与领土争端多发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问题在跨界民族数量最多的非洲尤为突出。考虑到因跨界民族引起的领土纠纷严重影响了非洲大陆的安定，影响到非洲独立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早在1964年7月，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开罗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庄严声明每个国家必须遵守独立的非洲国家现行边界不变更的原则。即使在国家与民族关系建构相对成熟的欧洲，同样也受到跨界民族问题的不断困扰，尤其是与此相关的领土纠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曾经出现过改变现行边界、使跨界民族得以统一的设想，结果各种利益冲突更趋激烈与复杂，最后人们只得从现实主义出发，1975年欧洲安全委员会成员国及美国和加拿大共35国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其中一条重要内容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确定的欧洲国家边界不可改变。
一般情况下，因怀有不满情绪而对国家政权提出挑战的跨界民族，或要求自治，或要求独立，都涉及领土划分问题，其中的独立要求直接危及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所有跨界民族问题中最棘手的。
战争结局和强权政治的安排
在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确立之前，国家独立与主权的概念、边界与领土不可侵犯的原则都不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在国际关系盛行强权政治的时代，领土的取得和边界的变更首先取决于国家力量的强弱和战争的结果，战争胜利的一方，不但要求战败一方赔款，而且常常附带让其割让土地。战胜者修改边界取得领土，战败者则割让领土，边界与领土的增减是常有的现象。但是，战争胜负的结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家力量强弱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重新组合，战争的胜败者经常交替，边界的变更并不能永久维持，这就出现了国际关系中不少地区被多次割来割去，一些领土几度易手，一些边界几经修改，甚至是在多个国家中倒手的现象。例如俄罗斯与波兰的边界就曾因战争数度修改，法德之间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也因战争胜负的交替相互易手多次，日俄战争和日苏战争曾使库页岛的归属几经交替。结果，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由割地造成的领土争端。
当年罗马尼亚与苏联在比萨拉比亚地区的争端也是这样。该地区历史上属罗马尼亚，后被沙皇俄国用武力割占。1918年罗马尼亚乘苏俄内战之机武力收复此地，但苏俄拒绝承认。1940年，苏联以武力相威胁要求罗交出此地，并且要求罗将北布科维纳地区作为赔偿一并割苏，罗被迫屈服。二战中，罗马尼亚参加法西斯阵营，利用德国侵苏机会再次出兵夺回此地。二战后期苏军反攻，又重新控制比萨拉比亚地区。战后签订的对罗和约规定此地属苏，但罗对此一直耿耿于怀，齐奥塞斯库当政时，罗经常与苏联为此地归属打笔仗。终至1991年底苏联解体，由比萨拉比亚主要地区构成的加盟共和国摩尔达维亚（现称摩尔多瓦）宣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以20世纪为例，无论是两次巴尔干战争，还是两次世界大战，胜利者在战后都对战败国家的边界和领土进行了重新划分。尽管解决了一些边界与领土问题，但又制造了不少新的矛盾。一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的安排，大规模调整了国际边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一系列国家独立，出现了新的边界。战败国如德国、奥地利、奥斯曼土耳其丧失了大片土地，保加利亚丧失了部分土地和出海口。战胜国中的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丹麦等从德国、原奥斯曼帝国得到了新的土地或收复了失地。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被英、法、日等列强瓜分。
希特勒利用了德国民众对《凡尔赛和约》极为不满的情绪，上台后不久即着手用武力修改一战后给德国规定的边界，先后出兵莱茵区、从立陶宛索取默麦尔、通过《慕尼黑协定》割取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向波兰提出但泽走廊的领土要求，在波兰不肯屈膝的情况下，最终对波兰宣战，第二次大战由此开始。
二战后根据美英苏三巨头《雅尔塔协定》，决定了苏联与波兰以“寇松线”为基础的边界线和波兰与德国的奥德—尼斯河边界。这两条边界线使战后波兰在欧洲版图上由东向西搬迁了一大块。苏联据此名正言顺地从波兰得到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而让失去大片土地的波兰从德国获得了一块土地作为补偿。冷战时期，不但西德一直不愿意承认这样的安排，波兰人私下里对苏联的做法也耿耿于怀。
根据二战后的《雅尔塔协定》，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之一，日本的北方四岛（俄方称南千岛群岛）被苏联作为战利品纳入自己的版图。战后日本拒不接受这一现实，一直要求归还北方四岛。
帝国瓦解和国家解体造成的后遗症
历史上不少帝国出于统治的需要或分而治之的需要，对辖地和属地的内部区划界线有过颇多改变和调整。在其崩溃后，往往留下众多的领土与边界纠纷。如历史上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等。一个帝国解体后，由于原国内行政区划的不确切，或是历史上国家内部调整行政区划时遗留的矛盾，也会造成领土与边界问题。
苏联解体时便形成了大量这样的矛盾，其中突出的是克里米亚半岛问题。在苏联时期，将克里米亚半岛地区从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转划乌克兰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驻地成了外国领土。于是俄罗斯有人旧事重提，要求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占克里米亚人口绝对多数的俄罗斯族人也要求脱离乌克兰，俄乌两国关系一度异常紧张。另外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亚速海出海口的问题上也曾剑拔弩张。苏联解体还导致俄罗斯与波罗的海三国的边界与领土争端，里海沿岸国家的海域划分问题也凸显出来。
脱离苏联的格鲁吉亚也与俄罗斯出现了领土问题。自格鲁吉亚独立之日起，其境内的南奥塞梯自治州就要求脱离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境内居住着同族人的北奥塞梯地区合并。阿布哈兹也要求脱离格鲁吉亚独立。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之日，格俄为南奥塞梯问题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武装冲突，俄罗斯公开支持并承认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脱离格鲁吉亚独立。
自然地理和地貌的变化
自然地理环境是会发生变化的，有时这也会导致边界与领土的争端。例如，由于河流改道或自然添附作用而导致边界的重新划定问题。譬如两国规定以河流为界，但河流或发生改道，改变了原来的位置；或水中泥沙淤积，形成沙洲和岛屿，等等，使原来的规定产生歧义。如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界河格兰德河，曾经因为河床经常移位而引起两国近百年关于边界问题的争议。该河一些地段由于经常泛滥，河床不断北移，新旧河道之间的土地，成为美墨两国相争之地。1963年，两国签订条约，将河流改道增减的部分地域平分，各得0.78平方公里，并决定修一条新运河，把这条新运河当作两国的新边界。
界河边界的位置划在何处也是导致边界与领土冲突的原因之一。尽管国际法原则上规定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但在有些河流上，这一点有过争议，以致爆发武装冲突。例如，萨达姆当政时伊拉克曾主张两伊边界划在阿拉伯河伊朗一侧的河岸上；塞内加尔与毛里塔尼亚为界河塞内加尔河上的边界划分也出现过矛盾，法国殖民统治者在1933年的法令中将边界线划在毛里塔尼亚一侧的河岸上，而毛里塔尼亚认为这不符合国际法，塞毛两国由此发生的争执曾导致边界关闭。
边界划界工作中的差错
这种现象虽不多见，但也不是绝对没有。例如，泰国与柬埔寨在柏威夏古寺归属问题上的争端。柏威夏古寺位于扁担山脉泰国与柬埔寨边界地区的一个隆起的高地上。古刹由柬埔寨古代王朝历经200多年建成，18世纪末被泰国割占。1904年2月13日暹罗(泰国)和法国(当时统治柬埔寨的殖民宗主国)签订条约，规定双方在柏威夏古寺地区的边界线，应沿着分水岭线划出。为实地划界而设立了泰法混合委员会。当时泰国政府委托一个法国调查队绘制该地区的地图。地图绘成后于1908年在巴黎出版，同时地图也被送交泰国政府。法国人在绘图时将泰国认为沿分水岭划线应当属于泰国的柏威夏古寺，标明到柬埔寨一侧，但是，接到地图的泰国政府直到1935年以前，对此事未表明任何异议。二战期间泰国夺回柏威夏寺，但二战后又被迫交还。柬埔寨1953年独立后，泰国又控制了古刹。之后，柬泰双方多次谈判未果。1959年柬埔寨政府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国际法院宣告古寺的领土主权属于柬埔寨，泰国应撤回它驻扎在古寺地区的部队。1962年6月15日，国际法院以9票对3票判决柏威夏古寺属于柬埔寨，泰国有义务撤回驻在该地的一切军事和民事人员。法院还以7票对5票判定泰国应将其在占领时期从寺内搬走的一切物品归还柬埔寨。尽管泰国政府对国际法院的判决强烈不满，但出于对外政策的考虑，1962年7月3日泰国政府宣布“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泰国必须履行依联合国宪章所负的义务。泰国将在抗议之下这样做，并保留其固有权利”，撤出了驻这个地区的部队和人员，但泰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舆论对此结果并未完全认可。2008年当柬埔寨将柏威夏古寺申请为世界遗产时，遭到泰国强列反对，两国在古寺所在边界地区不时剑拔驽张，最近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再次兵戎相见。
国际法规则的变化
国际法本身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以海洋法为例，1994年联合国新海洋法公约增加了旧海洋法中并没有的许多新规定，扩大了沿海国对海洋的权益。主要是沿海国拥有最远不超过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最大不超过350海里，最小不低于200海里的大陆架的资源主权。新海洋法的规定一方面满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海洋权益的要求，另一方面不能不说是导致海洋权益争端增多的一个客观因素。因为一个原本并不起眼的岛屿，可以据此得到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使一些涉及岛屿的争端升级。大陆架的资源主权，使一些海域相向而宽度又不足400海里的邻国之间在如何划分大陆架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近年来，日本挑起的与中国在东海大陆架的争端、与韩国的竹岛（韩国称独岛）争端都反映了日本想借新海洋法钻空子以争夺海洋资源的企图。日本还将太平洋中的一块礁石“冲之鸟”包装成“岛屿”，企图获得此岛周边海域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2009年菲律宾国会匆忙通过“领海基线法”，也是企图将其非法占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行为法律化。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围绕北极地区的大陆架争端凸显。2008年以来，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丹麦、挪威等十来个北极周边国家，为北极海底主权划分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博弈。
边界与领土争端，实质上是国家间利益的博弈。在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时代，国家间边界与领土的进退，是一种以武力为支撑的零和博弈。进入21世纪，国家间的边界与领土问题，必须以符合国际法规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方法，谋求和平与公平的解决。《联合国宪章》第二条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合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对于只顾一己私利，强行修改边界，侵犯别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行为，被侵犯的国家和人民根据国际法享有保卫国家边界不受侵犯和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神圣权利。
自组织理论视域中的大学边界 篇5
大学作为一种开放性的学术组织充满了复杂性, 其复杂性是由大学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产生的, 而这种相互作用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大学边界上。大学与环境之间存在着边界, 大学内部子系统之间存在边界, 子系统与整体系统之间存在着边界。总之, 哪里有质的差异哪里就有边界出现, 边界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系统本身。[1]大学边界是一系列的边界束, 大学的内部活力与外部精神的张扬正是源于边界的复杂性和运动性。
1 大学的自组织性
1.1 开放性
一个系统要形成自组织结构, 首要的是系统必须开放, 系统开放是系统从外部获得负熵的前提。当系统处于开放状态与外界有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 且由于交换获得的熵能够抵消系统内自发过程引起的熵增时, 整个系统的熵才能减少, 才能使系统向有序方向转化。
大学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 一部大学发展史, 其实就是一部大学与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历史, 是一部大学在开放与封闭间来回波动的历史。当大学处于和平的社会环境中, 并能够得到稳定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供给, 而且这种供给并不试图改变大学运作的内在逻辑 (即保持大学自身相对独立性) 的时候, 大学往往会得到快速发展。[2]我国的稷下学宫、书院由兴盛走向衰败, 国外的牛津与剑桥大学的起起落落等发展历史, 都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但大学的开放性与封闭性是相对的。
1.2 远离平衡态
非平衡是有序之源, 系统只有处于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区域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有序耗散结构。组织的发展往往是从低级平衡到不平衡, 再到相对均衡, 周而复始, 不断地推动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 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 形成新的有序的耗散结构。在社会转型时期, 我国大学往往处在“远离平衡态”, 此时本应该充分释放自组织的活力, 让各式各样的“实验”出现, 使得各个自组织自我演化、自我适应, 找到适应新环境的生存之道。
1.3 非线性
非线性是指各要素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渗透;既相互制约, 又相互耦合。内部要素的作用关系不符合叠加原理的性质, 要素之间存在着协同与竞争, 注重系统的整体功能。
大学是一个复杂的生命有机体, 大学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相互作用, 如人才培养、组织变革、文化建设、学术创新、制度创新等管理活动, 都受到大学内部与外部多种因素的多股力量相互作用的影响, 充满了复杂性与非线性。正是这种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导致线性系统所没有的整体效应, 即整体不等于部分的简单和。[3]
1.4 涨落
涨落是指系统中某个变量或行为对平均值发生的偏离, 使系统离开原来的状态或轨道。涨落可以破坏系统的稳定性, 也可以使系统经过失稳获得新的稳定性。如果系统内部没有涨落存在, 那么无论在什么条件下系统也不会发生状态的改变, 包括发展也变得不可能。[4]而系统状态的改变实际正是系统的某种涨落被放大后的具体表现, 放大的涨落也被称为自组织的基核。
独立学院学院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试验田”和“窗口”,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日渐成熟, 有可能成为自组织的基核, 倘若如此, 中国大学将会在管理机制、运行机制和投入机制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变革, 事实必将证明独立学院的转型与发展 (涨落) 远非其本身存在的意义。
2 大学的多边关系
自组织理论认为, 凡是出现自组织过程的地方, 总会发现有他组织力在起作用, 即系统内部的自组织性要以外部环境的组织性为源泉。众所周知: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三部分是一个整体, 其间关系密切, 虽然如此, 还是三个部分, 各有不同的矛盾特殊性, 涂又光先生称之为“原子”。政治的原子是“力” (power) , 经济的原子是“利” (profit) , 文化的原子是“理” (truth) 。力、利、理的汉语拼音都是li, 此说可简称“三li说”。[5]党的十七大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布局。受两者启发, 在“三li说”的基础上, 笔者引入社会 (主要指社会秩序及社会关系) 要素, 姑且称为“四li说”, 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分别作为“力 (power) ”原子、“利 (profit) ”原子、“理 (truth) ”原子、“礼 (ceremony) ”原子相互交融而又相对独立, 共同影响着大学的边界。
涂又光先生认为大学应定为在文化中, 大学应有的地位在文化之中, 所含的“三li”, 以“理”为中心, 而“力”“利”为“理”服务, 若不如此, 便是错位。在十八大报告中, 关于教育的内容放却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中, 实际上, 即便在政治、经济中也有教育的影子, 大学决不能完全定位于那个领域。大学作为一种学术性组织 (子系统) 与“四li”在相邻部分相互渗透,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彼此不可分割。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 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 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的考虑, 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从系统论的角度讲, 任何一方力量的弱化或强化必然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 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里, 诸原子往往不具有稳定性, 致使大学边界出现张力。
2.1 政治“力 (power) ”原子
这里首先举两个例子。一是20世纪初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在蔡元培执掌北大期间, 引进了开放的学风, 提出了“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进行了教育独立、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等教育体制改革, 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 所有这些促成了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二是1950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知识分子成为整治的对象, 政治化造成大学精神的压抑和扭曲。
20世纪初的中国, 虽然物质贫乏, 但由于拥有一批崇尚现代大学理念的领导者和一大批中西文化融通的学者教授, 大学依然呈现出勃勃生机。这一时期的大学历程虽然艰辛, 但毕竟使得大学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 为黑暗的中国展现出一片群星璀璨的天空。而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 大学教育迷失了方向, 大学使命和价值逻辑被政治逻辑所替代, 政治强势介入使得大学支离破碎。“学术问题必须遵循自身的规律去研究, 不能由政府下令规定。政府的作用仅仅是提供工作所需设备和条件”。[6]
2.2 经济“利 (profit) ”原子
大学的某些方面具有经济属性, 如大学后勤社会化、大学科技园等。大学要服务于经济的发展, 但不能成为经济的附庸, 不能影响大学的逻辑和规则。虽则如此, 在“市场化”的今天, 大学难当其“利”的诱惑。
在政府资源投入不足及外部市场高额交易成本的影响下, 大学“内部市场”逐步建立, 追逐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效率规律影响着大学的选择, 影响着大学边界的形成。大学中的人具有“经济人”的属性, 在付出与收入达到临界值的情况下或其生活尊严受到影响的时候, 很可能就会逾越心理边界进而付诸于行动。但无论如何,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 决不能演化为工厂, 学生不是产品, 教师也不是产业工人, 教师和学生之间更不是买卖关系。
2.3 文化“理 (truth) ”原子
随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文化发展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大学。一是对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文化的引领;二是文化建设的滞后对大学的推进与发展形成的制约。因篇幅有限, 只对后者稍作论述。
高等教育作为中国计划经济遗留下来还未得到充分改革的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世致用、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思维文化的根深蒂固。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 但实力仍然相对较弱, 除了政府政策支持不充分的问题外,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百姓对“学在官府”的消费偏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以下简称《纲要》) 提出的“去行政化”问题, 但却迟迟未能推进, 其主要原因是受制于中国几千年来“人治型”统治模式的影响。
传统的文化使得人们在骨子里缺乏对法治精神, 缺乏对效率的“理性”追求, 人们对领导者的服从不是基于法律法规基础上对非人格化制度的忠诚, 而是基于权力控制作用下对领导者个人的“效忠”与对“官员”集体无意识的“敬畏”。时至今日, 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及新媒体的广泛应用, 对传统官僚权力形成了挑战, 但传统文化的影子仍将长期存在。
2.4 社会“礼 (ceremony) ”原子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特点在中国兼而有之, 具有了弗雷德·雷格斯所说的“棱柱型”社会的基本特点。雷格斯认为棱柱型行政模式具有异质性并存、形式主义、重叠性的特征。体现在现代大学里, 传统与现代、官僚与民主、人治与法治、规则与弹性、公平与效率等一系列对立的价值观念并存于一个系统内, 使大学与社会的边界异常复杂。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此处“大学”和本文今天所讲的“大学”不同, 但仍然包涵了高等教育这一意思。大学不应该只是传授知识的场所, 它同时也应该是至善这一最高价值理念的承担者和体现者。这正是今日大学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大学是一种公益性学术组织, 大学必须提高系统的开放性与引入负熵的能力, 尽可能地构建广泛的社会支持参与体系, 通过平等协商, 形成真实的互动, 并保持一定的张力, 这是自组织的生命力所在。
3 大学的边界
大学本身的系统与“四li”组成的环境系统交互作用形成一系列曲面, 这些交互曲面即为大学的边界。当然, 再继续拓展, 由大学、环境系统、边界组成的一个全系统, 在全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也会形成一系列的边界。对边界的研究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大学及其外部环境的正确认识, 也影响到现代化大学制度的科学构建, 因为大学发展与转制的张力与困惑无不凝结于此。
根据自组织理论, 影响大学演化进程和秩序的参量很多, 只有极少数的参量长期起着作用并主宰大学系统的命运, 权力、制度与伦理是三个最重要的基本序参量, 其他所有关于大学序参量的分类无不来源于此, 这三个基本序参量共处于大学边界的曲面中, 彼此具有一定的张力并保持各自的边界。
3.1 权力边界
从经济学角度讲, 权力就是权力主体对资源的控制力, 权力与所控制资源 (质量与数量) 成正比关系, 即所控资源越多, 权力越大;反之, 权力越小。从社会学角度讲, 权力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影响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群体的能力。这个能力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由与所控制资源的质量与数量所决定。尽管大学的治理模式多样, 但权力主体无外乎为政府、举办方、投资方以及教师与学生, 这些主体都拥有一定的权力, 控制着一定的资源, 彼此通过显性或隐性的制度 (惯例) 坚守着一定的权力边界, 权力边界意味着利益的边界 (权力主体也称为利益相关者) ,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 追逐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规律决定了各权力主体的选择, 同时也决定了组织边界的形成。
政府作为大学的主要权力主体, 具有双重目标, 一方面通过输送物质、能量、信息向大学提供不同的资源, 促进大学的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意识形态或经济发展的需要, 政府还试图通过制度影响甚至干预大学的发展。有时候这两个目标是冲突的。“诺思悖论”原指国家与社会经济相互联系和相互矛盾的关系, 在这里同样适用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政府的存在是大学发展的关键, 然而政府又是人为衰退的根源。《纲要》提出的“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 改进管理方式, 完善监管机制, 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 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实际上就是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对原来的权力边界进行的重新设计, 即表现在制度安排上不仅要正视行政权力对大学的有效干预, 更要重视学术自由产生所需的内在制度设计。
大学内部存在很多权力, 最主要的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 这两种权力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理论上讲, 行政权力与学术自由本应该按照各自的逻辑在大学里各司其务, 相互交叉且彼此融合, 实际上由于前者的刚性与后者的保守性, 加之大学中的人们对学术信仰和价值逻辑认识的不同, 使得学术管理行政化、虚弱化, 每个组织 (人) 都存在“不安其份”或“不安其位”的行为, 组织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 甚而形成冲突。“管理行政化”和“学术自由化”是权力边界的两个极端。大学需要行政管理, 更需要学术自由, 但是不能“化”, “化”者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
3.2 制度边界
一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充分性、未来的不确定性等, 制度供给者不可能穷尽各项制度, 客观上使得制度设计具有一定的弹性或留有灰色地带;二是制度的作用范围是有边界的, 如果不是, “道德”便没有了生存的空间;[7]三是政治、经济等“四li”因素存在边界, 制度不可能超过或落后于这个边界, 否则便缺乏支撑力或难以获得潜在的收益。
制度边界的存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 制度边界的存在为权力寻租、设租提供了可乘之机, 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 权力主体的腐败行为便可能发生, 大学的行政与学术腐败很多源于制度边界的冒险。另一方面, 制度边界也为组织规则探索与重建提供了创新的空间。
在社会转型期间, 大学所进行的改革无论是倒退还是革新无不是对原有边界的突破, 这种突破与涨落、成核机制在运行上不谋而合。从涨落方面而言, 有导致有序和无序的可能, 关键正确识别涨落的性质及所处的条件, 从而给予适当的控制, 使系统朝着有序的方向演化, 上文所说权力腐败即如此。从成核方面而言, 只有那种放大了的涨落才可能使系统向有序化的转变发生作用, 放大的涨落称为自组织基核 (或称为火种) , 当基核进一步放大, 就会形成燎原大火, 即所谓成核机制。
3.3 伦理边界
众所周知, 大学是非集权的, 更多的表现为制度上的弹性以及结构上的松散性、观念上的多元性、管理上的多样性, 这为善的制度供给与运行带来相当的难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杂乱无章, 相反, 看似松散无序现象的背后却蕴含着自组织的有序与逻辑, 那就是大学的伦理精神是不能突破的或者说大学的伦理精神为大学制度划定了边界。
在大学的发展中, 从纽曼的英国绅士教育到洪堡的教育与研究相结合, 从范海斯提出的“大学的边界就是州的边界”到克拉克·科尔提出的“多元化巨型大学”……大学从“象牙塔”到“服务站”, 从“边缘”到“中心”, 一路走来, 虽历经近千年, 依然基业长青, 其原因就在于“人本性、宽容性、开放性、超越性、独立性、批判性”等内核的坚守, 在于遗传、变异和优胜劣汰机制作用下的环境适应性, 使得大学结构和运行模式不断地自我完善, 在与林林总总的组织与意识形态交互时, 依然保持凛然生气。大学发展到现在, 伴随着技术的进步, 网络教育发展迅猛, 为此有人担心大学将无限延伸, 最终演绎为一个无边界的组织, 实际上这只是大学内核精神的对外辐射, 技术的进步永远无法替代精神的永恒, 大学将永存!除了宗教组织, 很少有组织可比于大学的坚定与守望。
每个大学都对应着不同的权力、制度与伦理结构, 这与大学的历史、所处的社会、发展的层次有着很大的关系, 分析国内外大学的现状便可得到佐证。
4 大学的秩序与活力
无论是权力边界、制度边界还是伦理边界, 对于边界内的行为是允许的, 边界外的行为是禁止的, 而边界 (具有一定的厚度) 上没有明确规定是允许还是禁止。对于边界内与边界外, 要严格地按照预定的规划或惯例来监视或修正系统的运行, 尽量避免各子系统之间的摩擦所产生的交易费用, 以保持系统的顺畅和有序, 即协同。对于边界上的行为, 应根据系统内外变化的要求, 适时进行局部或全局的调整, 使系统重新获得新的平衡, 即创新。无论是协同还是创新, 都是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 最终的目的是保持系统的秩序与活力。
4.1 协同
对于大学的边界, 权力的有效运行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 效率与破坏对于权力而言不存在褒贬, 为此, 必须对权力加以匡正, 使系统朝着有序的方向运行。对于权力的匡正, 有三道防线, 一是上限, 即为法律, 法律的经济意义在于节约交易费用;二是中限, 即为制度, 什么事能做, 什么事不能做, 制度都有明确的规定;三是下限, 即为伦理, 由于伦理具有软约束力, 必须使制度伦理化或使伦理制度化。
根据物理学熵增原理, 原来基于合理分工, 职责明确而严密衔接起来的有序系统结构会随着系统在运转过程中各部分之间的摩擦而逐渐地从有序走向无序, 最终导致大学平衡结构的衰弱甚至解体。再好的制度模式, 往往初期效用较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制度的边际效用会逐渐递减。而协同的功能在于减少摩擦, 在于减少交易费用, 使制度的效用在时空上发挥到最大值。协同是发展中的协同, 是反馈中的协同, 是保持较高适应性效率的协同, 否则, 大学将处于一种“死寂态”或“沉寂态”, 割裂了自组织与他组织的辩证统一。但是仅有协同是不够的, 组织的活力与可持续关键取决于创新。
4.2 创新
大学作为引领社会的“动力站”理应走在创新前列, 但是由于制度的依赖性及大学与生俱来的“高贵性”与“保守性”难免会出现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不足。大学制度创新首先要确立大学制度与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多样性、社会意义形态等之间的匹配关系, 进而形成相应的运行模式, 从而提升制度创新所能到达的合理性边界。
创新是系统在其内部起伏、涨落变化和外界扰动中不断从一种状态过渡到新的状态的过程, 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具有自组织性质的系统过程, 是许多参与者之间一系列复杂的、综合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而不仅仅是一个链式过程。[8]“四li”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必然会对大学的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和活动要素产生不同程度地影响, 同时, 大学内部的各要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大学作为一种开放的非平衡的有序结构, 当内外因素或参数达到了一定的临界点, 大学有可能超于现有平衡而达到一种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动态平衡。
4.3 协同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协同与创新是相互联系的, 不可或缺的, 创新是协同基础上的发展, 而协同则是创新的逻辑延续;协同是为了创新成果的固化, 而创新则是为更高层次的协同提供依托和框架。无论是协同还是创新, 最终的目的就是使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 再走上新的有序, 彰显出系统的高效性与活力, 这便是自组织的可贵之处。
大学的活动取决于“四li”对大学贡献的需要程度和大学本身的贡献能力, 而大学的贡献能力又取决于大学获取、整合资源的能力以及大学对社会需要的认识能力。要提高大学的生命力, 扩展大学的生命周期, 就必须使大学提高内部的这些能力, 形成核心竞争力, 并通过大学本身的工作, 增强“四li”对大学贡献的需要程度。
5 结束语
传统关于高等教育的研究很多注重内部运行,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管理模式只会使大学越来越糟。自组织理论还原了大学本来的运作机理, 即作为一个自组织不断引进负熵, 营造非平衡态, 伴随着系统内外的涨落, 在穿越非线性的迷雾后, 形成新的相对稳定的有序结构。这种运作机理兼顾了系统内外及边界本身, 尤其注重开放性、非线性、涨落机制等对边界质的变化影响。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相信我国的大学将来会涌现出更多的巨涨落与成核机制, 在通往秩序与活力的路上更加繁荣!
摘要：大学的发展和进化是不断引进负熵, 营造非平衡态、在涨落、成核、反馈机制触发下实现着权力、制度和伦理边界的重塑, 其间需要不断的协同与创新, 使得大学保持一种秩序和活力, 从而走向新的更高有序。
关键词：自组织,边界,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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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边界 篇6
(一)无边界学习理论概述
无边界行为是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它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第8 任总裁杰克·韦尔奇提出的。无边界原理认为,企业组织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企业各部门、上下级之间虽然存在边界“隔膜”,但信息、资源、构想及能量应该能够快捷便利地穿过企业的“隔膜”,像是没有边界一样。根据以上原理,企业必须对现有的一些组织结构边界进行重新定义。该理论提倡员工之间、部门之间、地域之间广泛的相互学习,汲取新思想。这种“无边界”的推广,使得企业将注意力集中在发现更好的方法和思想上,促使企业发展不断升级。无边界原理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边界突破。
1.垂直边界突破。无边界组织将能力放在第一位,把权威、地位和职位放在第二位,打破权威与地位、职位边界,以谁提出的建议更有价值为标准,只要利于企业发展的建议都会受到重视和采纳[1]。
2.水平边界的突破。旧的水平边界是指,在企业内不同的职能部门、不同产品系列或经营小组之间,由于各职能部门都依据自身的需要和标准行事,往往与其他部门发生矛盾和冲突。各个部门都不顾企业的整体目标而片面夸大自己的目标,从自身专业或部门的立场来评价公司的政策,难免“政策的制订或计划的编制通常是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协商的后果,而不是根据公司全盘需要做出的反应。”水平边界的突破就是要设计能够穿越部门边界的工作流程和结构,使信息和资源工作进程在部门之间顺畅流动和快速交接,把被分割的职能重新融入一体[2]。因此,所谓无边界并不是组织外延没有边界,而是打破组织内部垂直和水平边界,促进企业各级间的可渗透性,使企业能聚集所有职工的智慧,从中得到上佳的决策。
(二)企业管理学与教育学中的学习型组织异同
学习型组织是管理学家针对企业类型而出的一个概念,本意是学习组织就是学习型企业。当今世界上所有的企业,不论遵循什么理论进行管理,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等级权力控制型,另一类是非等级权力控制型,即学习型企业。这一概念主要来自于管理学者彼得·圣吉。根据彼得·圣吉在《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一书中的阐述,学者将学习型组织的定义概括为:学习型组织是一个能熟练地创造、获取和传递知识的组织,同时也要善于修正自身的行为,以适应新的知识和见解。随着这一理论影响的逐步扩大,学习型组合组织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扩大,不在局限于企业这一范畴。在教育学理论中构建学习组织与企业管理学中的学习组织有所不同。就企业而言,构建学习型组织的目的是使企业通过学习提升整体运作“群体智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成为不断创造未来的组织,从而避免了企业“夭折”和“短寿”。 就课程教育而言,构建学习型组织的目的是促进不同专业知识的融合,促进知识、技能教育与实践、“三创”结合。
(三)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改革中无边界学习型组织的界定
本文所提倡的无边界教学指的是在管理信息系统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环节中,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分别主要采用3 种教学方法与2 个实现手段的紧密结合,打破以往教学空间、时间、内容的人为割裂,使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学习组织、学习平台无边界融合,从而建立本门课程教学中的学习型组织和知识管理平台,有效地实现经管类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的目标[3]。其中,学习型组织的构建是管理信息系统无边界教学核心内容和组织基础。如何在管理信息系统教学改革中构建无边界学习型组织是将无边界原理从企业管理学中引入到教育学中的重要的课题。
二、构建无边界教学模式的学习型组织要解决的问题
(一)构建无边界教学组织的目的和意义
管理信息系统是面向管理决策、人- 机系统、综合性、管理方法和手段相结合的信息系统,它是由多学科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对整个供应链上组织内和多个组织间的信息流管理,实现业务的整体优化,提高企业运行控制和外部交易过程的效果。作为一门课程,它在普通高校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管理信息系统是面向信息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是面向管理决策的综合系统工程的重要理论基础,它利用系统的观点、数学的方法和计算机应用三大要素,形成了系统型、交叉型、边缘型的学科。其课程具有跨学科性、理论抽象、先进性高和实用性强等特点。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又是国家教育部规定的经管类专业9 门必修课之一。课程体系设置上,以人民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等为代表的经管类院校为主,课程重点在于经济管理知识、侧重企业中的管理信息系统和电子商务方面的教育三大类。对经管类专业学生来说,具有文理基础不一、总体技术薄弱、动手能力不强,既不应该培养他们成为程序设计员,也不应该培养他们成为信息系统分析师或计算机专家。经管类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改革不仅要调整课程核心内容并进行及时更新,更重要的是还要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教学资源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和合理安排实践环节,充分利用校外实习基地,培养经管类学生在实际系统研发过程中不仅掌握基本的信息技术手段,具备一定的系统操作使用能力,了解开发过程,而且具有能够准确地向分析人员表述管理人员对新系统的需求,能够对分析人员提交的分析资料(含各种流程图、模型等)进行审查分析、设计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4],使学生真正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具有产生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见解的能力,真正能够为国家输送创新型的经管类高级管理人才,这也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要。
(二)构建无边界教学模式的学习型组织要解决的问题
1.垂直边界的打破与垂直无边界教学模式。(1)解决教学改革的管理体制和机制障碍。受传统教育体制和高校行政化的影响,高校的层级化日益严重,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边缘化,教学方式、内容、时间和实习实践等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约束,教学的灵活性和主动性逐渐消失殆尽,被动的、僵化的教学模式充斥高校的教育教学当中。在管理信息系统课程的无边界教学改革模式探索中,首先要打破教育行政化的束缚。只要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学生掌握和运用管理信息系统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就应当以此为标准灵活地增加和减少内容,灵活地采取各种形式,灵活地安排相关的实习和教学的内容。其核心是打破教务管理机构、学校院系行政机构、学生管理机构、教师学生考核系统和教师教学的不合理的层级体系,构建无边界的以学生知识和技能掌握为核心的教学模式。(2)转变思想,重构学和习的地位。在管理信息系统课程的无边界教学改革模式探索中,还要打破学和习的层级关系,传统的边界中学和习一个是先学后习,以学为主,在无边界教学改革中学和习并行,以习为主的教学模式。所谓学和习并行是指,在教学中学习将实践的应用和技能的练习同时进行,而不是将二者割裂,通过学和习并行,以习为主,不仅打破过去不可逾越的知识和技能分割式教学边界,而且可以将学生概念、原理和知识的机械记忆,变成学生行为记忆和行为技能,从而彻底改变教学中应试教学和教育。
2.水平边界打破与水平无边界教学模式
通过主要的3 种理论教学方法和2 个实现手段的紧密结合,实现在黑板和课件无边界结合时,提倡以课件演示标题、定理、定义和图表(以会计专业为例:实时演示计算机处理条件下的会计单据与会计信息格式的变化),以黑板讲解为主的教学模式,同时使用无线教鞭,使教师体位不受限制,课堂教学更灵活;通过一种类似“头脑风暴”方式的课堂分组讨论,教师参与评判,实现学生对理论知识的二次吸收,促进课堂讲授的知识在学生中的显性和隐性的无边界相互转化、充分流动。教学过程中,如果要分析一些针对性极强的案例时,可通过多媒体技术实时实现实习基地的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共同演绎的情景模拟和互换角色的“无边界”教学,使学生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对一些流程的分析和设计能够举一反三,活学活用,把实习基地真正作为学生学习的思想库,建立本门课程的学习型组织。
三、构建无边界教学组织的主要措施
(一)以网络为平台的e-Learning学习模式的构建
e-Learning是一种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型学习模式。其中,“E”除了代表电子外,还代表学习者的体验(experience)、现有学习方法的延伸(extension),以及学习机会的增长(expanded)。这种学习模式充分利用现代电脑技术和互联网的特性,提供一种可以随时、随地自我计划管理的一种成本低、效益高的学习机会和资源。e-Learning不同于传统的电化教学,也不同于电视教学和远程教育。e-Learning正是通过共同学习为创造这种知识提供了方法和手段,因而成了学习型组织终身学习的最佳模式[5]。
(二)以能力为基础,以成果为成绩
检验教师教学的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成绩最终要看学生的技能掌握得如何,因此在管理信息系统课程的无边界教学改革模式探索中,要建立以能力为基础和标准,以最终的成果为成绩的教学模式。其中,最终的成绩不仅仅限于实践实习的成绩,还包括学生通过无边界学习将多学科知识技能和实践应用产生的心得设计、构思及其相关作品或产品上,只有这样的成绩才是一个最高的成绩,才是在无边界教学中努力追求的结果。
(三)建立健全运行保障机制
管理信息系统无边界教学模式教改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形成一个自我不断探索、融合各方面参与主体的自发性系统。这就要求首先要完善培训机制,把相关主体特别是教学组织系统人员工作纳入培训的整体计划,根据各教学层次、模块的不同特点和需求不断丰富培训内容,通过集中办班、短期实践、学习考察、专题论坛、经验交流会等形式,有针对性地组织教师开展理论学习、专业培训、实践锻炼和综合教育。建立教师培训档案,实行培训学分制,将教育培训与年终考核、评先选优相挂钩,对按时参加教育培训的给予适当奖励,对不按时、不积极参加培训的责成相关人员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其次,最为重要的要规范激励约束机制。积极保障和提高各相关教师合理的权益,发挥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以明确责任、考核监督、保障服务为重点,通过制作职位说明书、履职手册、岗位责任书等多种形式,明确基层职责和重点任务目标,按照落实待遇与强化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强化落实任期目标管理责任制,通过考评目标完成情况兑现奖惩,激发教师教学的教学热情。
(四)协助成员成为彼此的学习资源
在管理信息系统的无边界教学改革中,各参与主体彼此构成了相互学习的最大资源,以管理信息系统为内容,在组织中需要善加运用,则往往在提升教学效能基础上可发挥出更大的效用。在这方面,可先经由成员的自我学习目标和任务,以深入反思其本身的各项能力与专长,再经由小组资源目录的建立,以帮助成员了解彼此的才能,并据此达到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目的。
(五)服务型教师塑造中领导的职能完善
在学习型组织中,领导者是设计师、仆人和教师。领导者的设计工作是一个对组织要素进行整合的过程,他不只是设计组织的结构和组织政策、策略,更重要的是设计组织发展的基本理念;领导者的仆人角色表现在他对实现愿景的使命感,他自觉地接受愿景的召唤;领导者作为教师的首要任务是界定真实情况,协助人们对真实情况进行正确、深刻的把握,提高他们对组织系统的了解能力,促进每个人的学习。学习型组织有着它不同凡响的作用和意义。它的真谛在于:为了实现个人与学习、实践的真正融合。
结语
组织边界 篇7
近年来,我国的建设项目总规模越来越大且增长迅猛。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 6% ,其中中央项目投资达到2. 5万亿元,地方项目投资达到41. 2万亿元。建筑单体规模也越来越复杂,从跨江大桥到跨海大桥,从普通铁路到高速铁路。随着建设项目规模越来越大,项目技术创新要求越来越高,其不确定性越来越显著,项目规模和不确定性的增长造成了项目组织内的信息流成倍增长,迫使传统的项目机械式组织规模扩张以应对改变,但其静态性的特点造成庞大的项目机械式组织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了项目组织绩效的实现。基于技术管理角度,大型的建设工程项目带来大量技术创新,由于建筑行业高级技术人员多处于组织的高层, 故伴随产生大量自上而下传播的知识,进而为了管理这些知识,产生了大量知识型建设项目组织。所谓知识型组织,是指能够将知识嵌入企业的产品及服务中的一类组织[1]。建设项目组织的知识性长期以来都受到组织研究学者的质疑,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建筑技术成熟的条件下不存在大规模知识创新的可能。近年来,随着建设项目复杂性的增加,建筑项目知识面临个体知识破碎化与需求整合知识的矛盾,因而建筑项目中的知识需求不在于知识的创新,而在于知识的整合、共享和传播[2]。基于组织结构角度,考特利特的研究表明,在动态性、异质性的环境中,组织应该采用有机式结构[3]。有机式组织又称适应性组织,是指具有较高程度的分权或授权,职责经常调整,规则和程序相对模糊,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激励、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和非正规化的关系的组织[3]。有机式组织是一种灵活的、低压力的、非中心化的组织结构[4]。在有机式组织中,企业不设置永久的固定职位和职能界限严格确定的部门,员工多是职业化的、具有熟练的技巧,并且具有处理多种问题的能力,基层人员有权根据自己的技能和掌握的信息决定应该采取的行动,成员之间以直接的、横向及斜向的沟通与协调取代纵向共同和层级控制而成为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5]。实践过程中,并不存在绝对的有机式组织和机械式组织, 因而有机式组织主要表现为简单结构、矩阵结构、网络结构、团队结构等传统组织结构的形式[4]。
学界越来越重视有 机式组织 的适应性 问题。 Robbins在综合Daft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组织结构的复杂性是组织结构的三大特性之一[6]。有机式组织是低复杂性、低正规化和分权化的,能根据需要迅速地作出调整的一种有机体组织。虽然组织结构不可被设计,但可根据需要变化为机械式组织结构或其他组织结构[7]。有机式组织随着组织复杂性的增长而产生和发展,有机式组织通过行为、管理手段、管理结构、信息沟通和组织文化等5个方面适应组织环境的变化,实现组织目标[8]。有机式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组织的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5],并且已经用于科研机构的实践中[9]。近年来, 互联网企业环境的动荡性使得其组织越来越多采用有机式组织[10]。而类似于软件项目管理,工程项目管理虽然也具有动态性和异质性,并在理论上提出了项目有机式组织进行适应性管理的方案[11],但在实践中却鲜有工程项目采用有机式组织进行项目管理,组织结构变换的复杂性成为影响其实现的重要因素。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有机式组织结构的研究多处于概念界定和理论联系建立阶段,由于有机式组织结构变化的复杂性,因而对于有机式组织结构及其变换边界条件研究较少,对于工程项目领域有机式组织的研究更加稀少。本文从知识传播的视角研究该问题,选择建设项目最常用的3种机械式组织结构及其内部存在 “小团队”的3种机械式组织结构为有机式组织结构变化的范围,希望通过建设项目有机式组织变化过程中的一些共性特征,为建立工程项目有机式组织提供依据。
2研究假设
有机式组织对企业组织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进而提升组织绩效已被证明,知识传播对于组织的技术创新起着重要的介质作用[12,13],故本文基于知识型建设项目组织这一特殊的临时性组织模式,在对该类有机式组织中知识传播过程对组织绩效影响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知识传播效率决定有机式组织结构,求出有机式组织结构变化的边界条件,有助于有机式组织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促进创新,从而利于组织绩效的实现。
根据美国项目管理协会 ( PMI) 编写的PMBOK 2004 (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 中对项目组织结构的划分,将机械式项目组织分为直线式、指挥部式和矩阵式等3种 ( 如图1) 。为推导方便,将3类组织节点分别标号。项目有机式组织结构以该3类机械式组织结构为基础,通过不同环境下灵活转化适应环境需求而实现项目组织绩效。为保证组织知识传播模式推导, 基于上述组织特征,作出如下假设: ( 1) 具有合作关系的个体之间必然存在知识的溢出效应; ( 2) 知识水平低的个体的知识增长值取决于该个体现有的知识水平和两个个体知识水平之差; ( 3) 组织绩效等于每个子组织绩效之和∑Y,只有基层工作人员才是创造产值的子组织,为简化推导,设基层工作人员均为4人; ( 4) 仅包含单一类型的知识传播,即知识传播方式相同且每单位时间传递距离仅为一级,如图1中直线制组织传播层级为4级,指挥部制组织传播层级为2级,矩阵制组织传播层级为3级; ( 5) 设组织管理水平已达到帕累托最优; ( 6) 由于涉及组织内部多层次传递问题,难免出现知识传播过程中的信息丢失, 故设知识传播效率为 δ,即知识传播过程中损失率为1 - δ; ( 7) 当个体从多渠道接收到相同的知识时,创造的产值不叠加; ( 8) 设知识传播各期的组织资本投入和组织劳动力投入均为一个恒量,即:
3基于项目绩效提升最大化的建设项目有机式组织结构选择
对于组织网络的知识传播,Cowan等[14,15]提出了网络上的知识扩散模型和知识增长模型。针对其提出的模型中知识存在互补及主动知识传播的假设缺陷,李金华等[16,17]提出了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知识传播模型,该模型解释了网络知识传播问题,其形式为:
其中: 由于知识传播引起知识型组织总体知识增长,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组织绩效水平,故A > 0, α < β < 1,确保外在的知识溢出效应对知识增长的贡献高于内在知识水平的贡献; A表示技术因素给生产带来的影响,0 < A < 1用于调节知识的增加值, 控制知识溢出效应; li,t和lj,t分别表示知识领先者i和一般员工j在t时刻的知识水平。
而对于知识函数对绩效的促进作用,20世纪90年代Romer和Jones在Griliches - Jaffe知识生产函数基础上提出了Romer - Jones知识生产函数。其形式为:
其中: Y表示组织产出,K表示组织投入资本, L表示组织投入劳动力,A表示组织的知识容量; Lγ表示组织直接产出部门的劳动力,LA表示组织研发部门投入的劳动力; Y表示资本投入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程度。
由于建设工程项目鲜有系统的知识创新,而更多的是知识传播和转移,故不需要专门的研发人员进行知识创造,故LA= 0,L = Lγ,故式 ( 2) 可简化为:
将式 ( 1) 代入式 ( 3) ,得:
3. 1自上而下知识传播时有机式组织结构选择边界条件
从式 ( 4) 可知,组织中知识总量与组织绩效正相关,组织的知识源通过知识场而使知识得以传播[18],因而知识传播路径和知识接收程度影响了组织的绩效[19]。知识传播路径分为两类: 当组织内部人之间只存在工作关系时,知识传播只能通过传统自上而下的渠道加以传播; 当组织内部人之间既存在工作关系又存在私人关系时,知识传播既通过自上而下的渠道,又通过 “小团队”内部等非正式渠道加以传播。不同知识传播方式下的有机式组织结构变换条件亦不相同。
根据假设 ( 5) ,故需求出此时知识传播带来的组织绩效的改变:
当 l i,t > l j,t时,得:
故当知识在下一时刻传递到下一层级节点时, 下一层节点知识对绩效的作用为:
当又有新知识在下一时刻传递到本节点时,本节点知识对绩效的作用为:
此时,li,t + 1= li,t,lj,t + 1= lj,t+ △ lj,t + 1。
根据式 ( 6) ~ ( 8) ,由于知识到达节点之后, t + n期本节点知识增长恒等于前一节点t + n - 1期的知识增长在本节点的接收程度,而本节点与前一节点的接收程度相同 ( 组织各节点知识接收效率始终为 δ) ,故当所有组织节点均接收知识后,组织绩效的增长为以△lj,t + 1为变量的线性函数,故其有机式组织的具体结构与底层组织节点刚接收到知识时的情形相同,则推导有机式组织结构边界条件时只考虑从知识开始从知识源传播到底层组织节点接收到知识时的绩效变化情况。
计算组织中知识传播节点绩效之和,如图1所示。将不同模式下的组织绩效比较,求得不同模式下组织传播绩效 δ 的适应区间。从表1可知: ( 1) 由于0 < δ < 1,指挥部制相对于矩阵制而言,由于上级传播面更广,故始终处于非劣地位 ( t = t +1时均未传播至基层层级,故此时绩效相同) ,进而,指挥部制知识传播带来的绩效增长要快于矩阵制。 ( 2) 当t = t +1时, 直线制产生的绩效要高于指挥部制和矩阵制。( 3) 当t= t + 2 时,当时,直线制绩效小于矩阵制,而由于指挥部制非劣于矩阵制,故此时选择指挥部制时,直线制绩 效大于矩 阵制但小于指 挥部制, 此时选择 指挥部制; 当时, 直线制绩效大于指挥部制,此时选择直线制符合要求 。 当t > t + 2时,有机式组织结构选择边界条件与t = t + 2时相同 。
3. 2“小团队” 知识共享时有机式组织结构选择边界条件
在建设项目领域,虽然部分组织中成员的关系仅为工作关系,成员之间缺乏沟通,但由于这种关系使成员内在孤立,难以发挥组织内部成员协同作用,因而这种关系正在被存在成员间私交的 “小团队”模式所取代。所谓 “小团队”模式,是指面向任务建立、具有自治权、在组织和团队重组时可保持稳定的团队。其中包括成员人数不多,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人际直接联系等特点[20,21]。
存在 “小团队” 的组织传播路径可以显著缩短,而组织的 “小团队”内部在知识传播过程中存在不同于传统机械式组织自上而下的传播效率 ,且其与 δ 之间相互独立。由于只是知识传播来自同一源头,重复的知识量并不能带来组织绩效的增加, 组织成员通过双途径共同接收知识,最大化提升其绩效。
当li,t> lj,t时,单个组织创造的绩效为:
当上一层可通过 “小团队”途径向跨过本级的下一级传递知识时,此时下一级创造的绩效为:
当传统组织的层级为n级时,而 “小团队”组织中成员可以平等获得知识,由 ( 10) 可递推得:
要求解 “小团队”知识获取路径能够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首先需要解决 “小团队”知识获取路径能够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问题。可将成员选择从 “小团队” 还是传统组织中获得知识形成绩效的问题可转化为团队成员从何种路径获得知识最多的问题。 ( 1) 由于0 < δi< 1,0 < δi< 1,要使知识自上而下传播而非通过 “小团队”传播,只有令 δi< δn, 故 δ 远大于 δi时,才会在即使有 “小团队”时组织内部仍然保持官方的自上而下的知识传 播路径。 ( 2) 由于n越小,要使 δi< δn所需的 δ 越小,故组织层级越少则组织越倾向于自上而下的知识传播模式。( 3) 由于 “小团队”内部人员知识传播效率均为 δi,自上而下的知识传播易受层级限制而出现知识传播量的衰减和知识传播的时滞,因而 “小团队”内部人员越多则越有利于知识传播和组织绩效的提升。
对于有 “小团队” 的有机式组织结构选择情形,进一步的,当知识传播层与实际创造产值的人员间存在 “小团队”组织时,对于有机式组织的3种不同状态而言,其影响效果各不相同。出于计算简化需要,仅考虑 “小团队”组织知识源直接连接至基层且与知识源只存在一组联系的情形,设直线制中1与5存在 “小团队”组织,指挥部制中1与4存在 “小团队” 组织,矩阵制中1与9存在 “小团队”组织时,考虑从知识开始从知识源传播到底层组织节点接收到知识 ( 原因同前所述) ,由于知识传播存在重复性,因而绩效取较大值的情形,故其整体组织绩效变化趋势如表2所示。
通过各模式间比较推导,求得各模式最优时 δ 和 δi各自的最优区间,可得结论: ( 1) 当t = t +1时,即使存在 “小团队”,直线制组织模式传播知识带来的绩效仍然要高于指挥部制和矩阵制。( 2) 当t = t + 2时,当且仅当 δ2Aljα,t( ll,t- lj,t)β同时大于 δδiAljα,t( ll,t- lj,t)β、∑tk=+k1 δiAljα,k( li,k- lj,k)β时,此时 “小团队”在组织中影响较小,当时,采用指挥部制能取 得较大的 组织绩效; 当时,采用直线制能取得较大的组织绩效 。 ( 3 ) 当t = t +2时,当时,存在 “ 小团队 ” 指挥部制组织绩效等于存在 “ 小团队 ” 的矩阵制组织绩效; 在此条件下,当时,采用指挥部制和矩阵制均可取得较大的组织绩效; 当时,采用直线制可取得较大的组织绩效 。同时小于时,在该条件下,当时,选用矩阵制; 当且δi> δ 时,选用直线制 。 ( 5 ) 当t = t + 2时,当时,两式矛盾而无解 。 ( 6 )当t > t + 2时,结论同t = t + 2时 。
4建设项目组织结构选择策略的讨论
4. 1自上而下的知识传播模式下有机式组织结构选择策略
自上而下的知识传播模式下,有机式组织内部非所有节 点充分接 收知识,采用直线 制的项目组织的绩 效要优于 采用指挥 部制和矩 阵制的项目组 织 。 而有机式 组织内部 所有节点 均充分接收知识 时, 当知识传 播效率时,采用指挥部制; 当知识传播效率时,采用直线制,其中故当有机式组织内部解决问题具备知识覆盖不充足时,采用垂直化领导,直线制更有利于组织绩效的实现; 而对于有机式组织内部对于解决问题的知识覆盖足够大时 ,当知识传递效率低下时多层级传递下基层组织节点获得的知识有限,可以作为知识准备不充足的一般形式,因而采用直线制可以更好地实现项目组织目标 。 当知识传递效率较高时采用指挥部制覆盖面更大,能更快地发挥自上而下的知识传播优势,因而当组织成员充分了解工作如何实现时,采用指挥部制能更好地提升组织绩效 。 在建设项目管理中,当有机式组织面临创新性问题时,选取直线制组织模式并以对该问题最熟悉的人为领导进行管理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当有机式组织面临常规问题时,选取指挥部制组织模式进行管理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
4. 2 “ 小团队 ” 知识共享模式下有机式组织结构选择策略
“小团队”的 “内部消息” 往往比官方路径的消息更为可靠,这主要由于官方传播路径过长和涉及节点过多,更容易造成知识传播过程中的错误。 因此,虽然面对创新性问题时直线制组织比指挥部制组织提升绩效效果更好,但适当保持 “小团队” 内部知识传递能够更好地提升绩效。
无论有无 “小团队”,虽然边界条件各不相同, 当组织自上而下的传播效率 δ 较低时,均无一例外地采用直线制组织模式更适合有机式组织绩效的实现; 当 “小团队”传播效率越高时,直线制在自上而下的传播效率中的适用范围越广泛。对于一个组织内部普遍不熟悉的项目,而组织中了解该项目的人与底层工作人员私交很好,在传统组织中使用直线制管理往往更有效率。
组织中的指挥部制往往是组织自上而下传播效率 δ 较高而组织内部 “小团队”传播效率 δi较低时所采用的一种组织制度。对于组织面临的任务很成熟而组织内部成员沟通较不充分的情形,采用指挥部制往往更有效率。
组织中的矩阵制往往是组织自上而下传播效率 δ 较高而组织内部 “小团队” 传播效率 δi更高时所采用的一种组织制度。对于组织面临的任务很成熟而组织内部成员沟通非常充分的情形,采用矩阵制往往更有效率。
5案例研究
上海徐汇西岸传媒港是上海市徐汇区重点建设项目,项目定位于以文化传媒和信息通信产业为核心,形成具有活力的文化传媒产业集聚区; 以办公、 酒店、SOHO等多种功能类型满足不同商务人群需求,形成资源共享、富有社区氛围的综合商务区;以多样完善的商业、文化配套设施,形成富有特色的滨水公共活动区。由于项目功能、自然条件、参建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多重复杂性,使得该项目的开展,尤其是项目地下结构的开展异常复杂,必须采用大量创新技术以保证地下结构的实现,建设项目团队存在大量的创新性知识。总体项目管理是指针对政府投资大型复杂项目,在初期帮助业主确立建设总体目标、思路和原则,在实施中保证总进度计划体系始终处于合理可控范围,协调跨部门、多专业工作的一种工程项目管理咨询类型[22]。
由于项目的复杂性,使得总体项目管理更适合采用有机式组织以适应组织目标和任务的快速变化。 为适应项目需求,规定项目进度进行到里程碑事件时重新评估项目组织结构,进而将项目划分为13个阶段。本文以总体项目管理组织初始结构的确定为例验证组织结构选择过程。由于知识容量本身和知识传播路径和效率的内化性,很难采用客观观测对其加以定量显化,而这些隐性参数的特点在于其均为单维变量,故本文在查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化为一个实际工作的问题,既便于受访者理解, 又反映这些隐性参数,具体如表3所示。从项目层面,采用李克特量表,分别对于A、li,t、lj,t、α、 β、γ、δ、δi等8个参数给予很高、高、一般、低、 很低等5个档次的评价,采用加权平均评价将这些评价定量化得到相应的参数。由于项目部技术管理人员总共43人,故共发放问卷43份,回收问卷43份,问卷回收率100% ,扣除不合格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40份,问卷有效率为93. 02% ,满足分析基本要求[23]。为了结果可量化计算,设A、li,t、lj,t的阈值区间为 [0,100],α、β、γ、δ、δi的阈值区间为 [ 0 , 1 ], 5个档次等分阈值区间,得到:。 由于 δ > δ2> δi故在建设项目初始阶段,总体项目管理团队选择了项目部式组织管理模式进行总体项目管理 。
6总结
以知识传播组织绩效最优为优化目标,本文分别讨论了自上而下知识传播模式下有机式组织结构选择边界条件以及组织内部存在 “ 小团队 ” 模式下有机式组织结构选择边界条件,并进一步以上海徐汇西岸传媒港为例对理论进行了实证 。 研究认为,无论对于自上而下的知识传播模式还是组织内部存在 “ 小团队 ” 模式,知识在组织内部传播不充足时,采用直线制均能取得较好的组织绩效; 当自上而下的知识传播模式充分在组织内部作用时,当知识传播效率时,组织转化为指挥部制更有效,当知识传播效率时,组织转化为直线制更有效 。 当组织内部存在“ 小团队 ” 时, 当时,组织转化为指挥部制更有效,而当时,组织转化为直线制更有效;时,组织转化为指挥部制或者矩阵制更有效,当时,组织转化为直线制更有效;时,组织转化为矩阵制更有效,当时,选择直线制更有效 。总体而言,在知识充分在组织内部传播中,当自上而下知识传播效果较差时组织适合选择直线制的管理模式,而在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主导的组织适合选择指挥部制,在 “ 小团队 ” 效率较高且组织自上而下传播效率也较高的组织适合选择矩阵制
组织边界 篇8
比例边界有限元法(scaled boundary finite element method,SBFEM)[10,11]是由Wolf和Song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种半解析算法.该方法首先将有限域边界沿径向外层克隆一个内外边界相似的边界单元,然后基于相似中心和比例边界坐标变换,将标准坐标下的无限域波动方程变换为比例边界坐标方程,最后采用与有限单元法相同的加权余量法或虚功原理建立半解析的比例边界有限元方程以及动力刚度方程.比例边界有限元法结合了有限元、边界元法的优点,边界按有限元进行离散,分析问题的维数降低一维,并自动满足无限远处的辐射条件,在解决无限域问题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本文基于比例边界有限元法在文献[12-13]基础上实现了一种局部的高阶透射边界,其中采用改进的连分式法求解无限域的动力刚度矩阵.然后,讨论了该高阶边界的稳定性问题及处理措施.最后,通过两个数值算例说明了该高阶边界的精确性.
1 比例边界有限元法位移控制方程
根据弹性动力学方程和比例边界坐标变换,可以推导出二维、三维的SBFEM位移控制方程[10,11]为
式中,s=2,3分别表示二维、三维情况;u(ξ)为比例边界坐标系中的位移向量;系数矩阵表示为
式中,B1,B2为应变-位移关系矩阵;D为弹性矩阵;J为边界上的雅可比矩阵;N为形函数;ρ为质量密度.
式(2)中的系数矩阵与ξ无关,它们只依赖于子域的几何形状和材料参数.E0,E1和E2类似有限元法中的刚度矩阵,M0类似质量矩阵.可以证明[10,11],E0和M0是正定矩阵,E2是半正定矩阵,E1是非对称矩阵.
2 高阶透射边界的建立
2.1 高阶透射边界
采用无限域动力刚度矩阵S∞(ω)表示的比例边界有限元方程[10,11]为
式(3)在整体上是严格的,是以动力刚度矩阵S∞(ω)为未知量关于ω的一阶常微分方程,可以采用龙格-库塔法[10]在频域内求出其半解析解.
无限域动力刚度矩阵S∞(ω)采用以下的连分式展开进行求解,即
式中,K∞和C∞为无限域的常数刚度矩阵和阻尼矩阵;Y0(i)和Y1(i)为常数矩阵;i=1,2,···,Mcf,Mcf为无限域的连分式展开阶数,当逐渐增大该阶数时,该算法可以在全频域范围内快速逼近准确解.
将式(4)代入式(3)中展开,关于(iω)0,iω和(iω)2项的系数矩阵为0时等式才成立,可分别求得C∞和K∞;然后结合式(5)建立递推关系,可依次求得Y1(i)和Y0(i),其计算过程详见文献[12-13].最初采用连分式法求解动力刚度矩阵时,选取Xu(i)=I,I为单位矩阵.对于自由度较少并且连分式阶数较低时,该算法能保持稳定;但对于自由度较多的系统当连分式阶数逐渐增大时,该算法可能会造成矩阵病态,求解结果甚至是错误的.Xu(i)的引入是为了增加系统的稳定性,因此称为改进的连分式法,采用LDLT分解[13]求解Xu(i).
根据边界ξ=1上的力-位移关系和引入辅助变量,得到一个表示外力载荷幅值与边界位移幅值关系的频域表达式[13],然后变换到时域建立了无限域时域分析的高阶透射边界,即
其中,系数矩阵Ku和Cu,待求向量z(t)以及右端载荷向量f(t)分别表示为
式中,Ku是无限域广义的刚度矩阵,为三块对角矩阵,主对角块由K∞和Y0(i)组成,次对角块由-Xu(i)及其转置矩阵填充.Cu是无限域广义的阻尼矩阵,为由C∞和Y1(i)组成的块对角矩阵.若结构自由度大小为nd,则Ku和Cu矩阵维数为[(Mcf+1)nd]×[(Mcf+1)nd].同时,由于系数矩阵K∞,C∞,Y0(i)和Y1(i)都是对称的,所以Ku和Cu是对称并且是稀疏的.实际编程计算时,根据稀疏矩阵性质,可以减小矩阵存储量,有效地提高计算效率.ub为高阶边界的位移向量,v(i)为辅助变量,R(t)为载荷矩阵.
2.2 稳定性措施
式(6)表示为一阶常微分方程组,其稳定性取决于其系数矩阵的广义特征值问题,即
其中,λ为矩阵B和A的广义特征值,λ=λr+iλi,λr和λi分别为特征值的实部和虚部;为对应的特征向量.
若λr0,式(8)中的响应z呈指数级衰减,表明系统是稳定的;反之,若λr>0,响应z则呈指数级增长,计算结果发散,表明系统存在虚假模态,是不稳定的.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系统稳定.本文采用的是移谱法(spectral shifting technique)[14,15],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1)特征值λj为正实数;(2)特征值λj为实部为正的复数.通过对刚度矩阵B作如下修正来实现,即
式中,zj为正实数特征值λj对应的特征向量;Zj为复数特征值λj对应特征向量zj的实部和虚部组成的矩阵,即Zj=[Re(zj)Im(zj)];εj为选择参数.
文献[14-15]中证明,只要选取
即可保证在不改变系统的模态阶数及正常模态的特征值的前提下,将含有正实部的特征值移动到复平面的负半轴.本文算法是在Matlab R2009b软件包中完成的.
3 算例分析
3.1 算例1:半无限楔形体平面内波动
考察如图1所示的二维楔形体,模型尺寸为x1=b,,x2=b,y2=0,其中b=1 m.介质的力学参数为:剪切模量为G=1 Pa,质量密度为ρ=1 kg/m3,泊松比为ν=0.25.假定在关键点1处施加集中力P(t),该载荷时程呈三角形变化,如式(11)所示
按平面应变问题进行分析.采用1个8结点的高阶单元[16]进行离散,共8个结点16个自由度,相似中心位于坐标原点O处,SBFE(scaled boundary finite element)网格如图2所示.采用比例边界有限元法分析时各边界自由.
为了说明高阶透射边界的精确性,针对该问题采用有限元扩展的网格进行了分析,有限元网格采用8结点四边形单元离散,共划分了2 000个单元6 241个结点,限于篇幅本文未给出网格图.有限元分析的边界条件为最外层的竖直边界固定,其余边界自由.时域计算总时间为20 s,积分步长为∆t=0.02 s.
将稳定性措施前后的结构响应进行了对比分析,以观测点3的水平位移为例,如图3所示.采取稳定性措施前其位移响应是发散的,而采用了移谱法后消除了系统的虚假模态,其位移响应是收敛的.可以看出,本文的稳定性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稳定性措施后的观测点1和3的水平向位移时程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高阶边界(Mcf=15)的结果精度略差,若逐渐增大连分式展开的阶数,高阶透射边界(Mcf=20)的结果与扩展边界的结果吻合得很好.
3.2 算例2:半圆形河谷平面内波动
考虑如图5所示的半圆形河谷,其半径b=1 m.介质的力学参数为:剪切模量为G=1 Pa,质量密度为ρ=1 kg/m3,泊松比为ν=0.25.假定在A点作用竖直向下的力P(t),其随时间变化见式(11).
按平面应变问题进行分析.采用4个8结点的高阶单元进行离散,共29个结点58个自由度,相似中心位于坐标原点O处,SBFE网格如图6所示;比例边界有限元分析时各边界自由.
同理,针对该问题采用有限元扩展的网格进行了分析,考虑到对称性,有限元模型选取半圆形河谷的1/2.有限元网格采用8结点四边形单元离散,共划分了3 000个单元9 221个结点;有限元分析的边界条件为最外层的弧形边界固定,另一垂直边界考虑为对称约束.时域计算总时间为20 s,积分步长为∆t=0.02 s.
观测点A和B的竖向位移时程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高阶透射边界(Mcf=12)的结果与有限元扩展边界的结果基本一致,若继续增大连分式展开的阶数,高阶边界的结果将更精确.
4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