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例

刑事案例（通用9篇）

刑事案例 篇1

一、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含义

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下简称《规定》) , 首次以文件的形式确定要在我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 该规定明确指出了指导性案例仅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借鉴和指导, 并未赋予指导性案例法律约束力。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案例指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现阶段因司法水平参差不齐等原因造成的“同案不同判”问题, 但是由于其法律约束力的缺失, 在实际的司法实践当中, 并未收获到预期的效果。笔者认为, 刑事司法领域具有其他司法领域不可比拟的严厉性和强制性, 更应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在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上的积极作用, 有必要对案例指导制度进行内容上的升华, 赋予指导性案例法律上的约束力。因此, 笔者提出了“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这一概念, 它是指:在刑事司法领域选择典型的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 并赋予这些案例法律效力, 使这些刑事案例对法官产生强制性约束力的刑事司法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所产生的“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不同于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指导性案例”仅仅对法院的裁判活动具有参考或知道价值, 它将会对今后法院处理同类案件的裁判具有强制的约束力, 并且可以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 直接引用到判决文书中。

二、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设想

(一)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遴选

1.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遴选的标准

第一, 合法性标准。合法性是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其得以适用的前提。合法性, 要求作为遴选对象的刑事司法裁定或判决不但实体内容必须符合现行刑事法律的规定, 而且要求其作出裁定或判决的程序也必须符合刑事法律的规定, 必须合乎公平、正义的法律要求。

第二, 生效性标准。这是选择其成为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基础条件, 是要求作为遴选对象的刑事司法判例应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且没有进入到审判监督程序的。

第三, 刑事裁判规则缺失的标准。刑事裁判规则的缺失, 是提出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法理上的依据, 因此, 在遴选指导性案例的时候, 理应将其作为遴选的标准之一。这里的“刑事裁判规则缺失”包含两种情况:其一是对于具体的刑事案件, 没有可以依据的刑事法律予以裁决, 存在立法上的空白;其二是对于具体的刑事案件, 虽然有刑事法律作出了规定, 但是, 由于制定法过于宽泛或模糊, 法官在基于法律原则、类推准则、社会习惯等途径进行裁量时, 需要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之下进行裁判。

第四, 普遍性标准。即刑事司法判例要成为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必须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新型判例。这种判例是对司法实践中从未有过的新情况如何适用刑事法律所做的权威性解决, 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为以后这一类型案件的裁判应如何适用法律确立标准。 (2) 疑难复杂型判例。这类判例主要是因为其法律关系复杂、认识分歧较大, 法官的在对价值和正义进行综合衡量后, 所作出的一种最符合法律精神的司法选择, 并且为以后同类的案件的裁判确立了标准。 (3) 标准型判例。这类案件本身案情并不复杂, 但是由于各个法官的素质不同或者是由于认识上的差异, 在法律适用尤其是在量刑时, 所用的标准不一, 容易在法定刑幅度内出现偏重偏轻的情况, 造成量刑的失衡的刑事判例。

第五, 说理明确、具体的标准。这是对作为遴选对象的刑事判例的质量上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对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就是对刑事判决理由的遴选, 刑事判例数量丰富, 其内容越明确具体, 越能有效地弥补制定法的缺漏, 并起着说服当事人和律师及社会公众的作用, 从而避免该裁判的权威性受到质疑。

2.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遴选的来源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应来源于全国各级人民法院, 而不仅限于最高人民法院。首先, 最高人民法院仅审理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 类型大多较为单一, 其受案量相对于下级法院来说较小。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所受理的一些较小的刑事案件往往是疑难案件或是比较新颖的、法律规定模糊甚至没有规定的案件, 具有代表性;其次, 基层法院依然有大量具有很高专业素养的法官, 他们所作的刑事司法案例也可能符合遴选标准。

(二)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创制主体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应将创制主体和制作主体相分离。刑事司法案例的制作主体, 笔者认为可以是任何一级的法院, 只要其所制作的案例符合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遴选标准, 就可以作为遴选的对象。而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创制主体, 笔者认为只能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及其授权的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既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则对它的创制实际上是属于一种立法活动, 而这就要求创制的主体需要有立法权。而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我国的最高审判机关, 实际上是拥有准立法权的, [1]因而它作为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创制主体是可行的。并且,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责来看, 统一法律的实施是其主要任务, 由其创制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可以有效地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审判工作的协调、指导和监督的职能, 有效地消除英美法系国家中判例庞杂所产生的弊端。

但是, 由于我国的发展极不平衡, 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很大, 许多犯罪尤其在经济犯罪领域, 在不同的地区可能体现出不同的社会危害性, 因而需要相应地施以不同的刑罚;再次,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 民族风俗习惯各异, 刑事司法领域应当体现出这一特点;最后, 我国地域广阔, 由于历史原因各地也存在不同的地区文化差异。所以, 我国的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应该体现这些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基于这样的考虑, 如果仅由最高人民法院来创制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 虽然可以解决刑事司法中的一些普遍性问题, 但是却无法兼顾各个地区的在刑事法律适用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另外, 由于遴选的刑事判例数量庞大, 只由最高人民法院来承担创制的活动, 似乎在现实上也不具有操作性。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省区最高级别法院, 既拥有一批高法律素养的法官, 又有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和较为规范的司法活动经验, 并且还有地区法院了解掌握本地区审判情况的便利, 因此可以遴选大量的具有典型性、普遍性, 体现法律精神又体现本地区情况的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这些由高级人民法院遴选出来的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与本地区的情况紧密相关, 故这些案例仅能在该高级法院所辖范围内发生法律效力。综上,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创制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 这样既可以确保刑事司法的适应性, 又可以防止因创制权力泛滥而破坏刑事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三)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公布及备案

1.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公布及备案的主体

虽然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创制主体可以是最高人民法院和其授权的高级人民法院, 但是, 公布主体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这是因为, 一个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公布是其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 刑事法律作为最为严厉的一个法律部门, 其发布主体必须要具有极大的权威性, 并且要有利于保持全国刑事法律的统一性。因此, 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我国最高的审判机关, 由其担当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公布的唯一主体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备案主体, 笔者认为也应当是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在进行案例公布工作的同时, 将这些案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以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能对这些案例及时进行法律审查。

2.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公布及备案的方式

(1)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公布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定期编纂出版正式的《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集》, 并且可以借助于网络, 及时公布已创制的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另外, 其他的出版发行单位也可以将最高人民法院已公布的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汇编成册出版。

(2)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备案方式。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同时, 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然后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工委依法对报备的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进行法律审查。对认为与立法精神相违背的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宣布其部分失效或全部失效。

(四)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适用

1.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适用的条件

(1) 缺乏有效的裁判规则。既然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低于刑事法律与立法解释, 那么就只能在刑事法律与立法解释绝对缺失 (不存在) 或相对缺失 (过于模糊) 的时候才能得以适用, 否则这种适用就是无效的, 不能依此进行案件的裁判。

(2) 具有相似的案件事实。每个案件都有自身的特殊性, 不可能存在两件完全相同的案件, 具有相似的案件事实, 并不是要求待裁判案件与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事实完全相同, 而是要求待裁判案件的必要事实 (裁判所依据的主要事实) 与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相似。

2.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适用的监督

(1) 自我监督。这是法院内部的监督方式, 即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裁判,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裁判, 发现有违反指导性案例的, 有权予以撤销或者责令其重审或者提审;另外, 各级法院内部可以通过其内部的组织机构对是否违反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裁判案件进行监督。通过这样的内部监督机制, 可以促使各级法院自觉适用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

(2) 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检察院是全国法律监督机关, 当然有权对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过程进行监督。对于违反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裁判的案件, 检察机关有权提起抗诉, 要求法院予以纠正。

(3) 当事人的监督。违反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应该成为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事由, 在当事人发现法院违反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裁判案件时, 有权提起上诉或者申请再审, 请求上级法院予以纠正。

(4) 社会的监督。除了以上几种监督方式以外, 我们应当允许其他社会组织, 比如法学研究机构或团体, 法学专家等也可以对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进行监督, 如果发现各地方法院有违反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裁判, 他们可以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予以纠正。

(五)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废止与变更

1.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废止与变更的情形

(1) 废止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情形有: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与新的刑事法律、司法解释完全背离;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已经不合时宜;新的刑事法律对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所指向的刑事法律漏洞进行了弥补;其他认为应当废止的。

(2) 变更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情形有: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与新的刑事法律、法律解释之间出现了矛盾;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之间产生了矛盾;其他认为应当变更的。

2.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废止与变更的主体

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发布主体, 在发现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出现废止或变更情形时应当及时宣布其废止或变更。另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为接受备案的机关, 也有权对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进行废止或变更。

3.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废止与变更的程序

(1) 最高人民法院的废止与变更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应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对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进行审查, 认为符合废止或变更条件的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 应形成书面的决定草案, 报审判委员会审议, 审议通过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公告废止或变更。

高级人民法院发现有符合废止或变更条件的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 应形成书面意见, 报最高人民法院, 然后按照上述程序对其进行废止或变更。

中级人民法院发现有符合废止或变更条件的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 应形成书面意见, 上报高级人民法院, 高级人民法院审议通过后报最高人民法院, 按上述程序对其进行废止或变更。

基层人民法院发现有符合废止或变更条件的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 层报至最高人民, 再按上述程序对其进行废止或变更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废止与变更程序。全国人大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现符合废止或变更条件的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 应拟定相关的决定草案,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审议通过后,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废止或变更的决定。

4.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废止与变更的形式

(1)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废止的形式。在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与新的刑事法律、司法解释完全背离的情况下, 该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自动废止;新的刑事法律对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所指向的刑事法律漏洞进行弥补的情况下, 该刑事法律生效时,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自动废止;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不合时宜及其他认为应该废止的情况下, 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发布废止公告的形式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发布废止决定的形式废止该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

(2)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变更的形式。在出现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需要变更的情形时, 由最高人民法院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变更裁判理由的形式使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继续发生效力。

三、结语

上文所述关于中国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的五个方面的内容, 只是笔者的粗略设想, 未能涵盖构建这一制度所涉及的每个细节, 笔者将在日后的研究中, 就更为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今日的中国正以最宽广的胸怀来审视和吸纳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规定》将判例制度引入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 这意味着我国在司法创新之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终有一天会构建起来, 中国必将在不断进行的刑事司法创新和改革的基础之上, 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法治之路。

摘要：将中国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作为制定法的补充, 对维护法的统一性、安定性,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分别就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创制主体、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公布及备案、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和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废止与修改五个方面, 提出粗略设想。

关键词：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构建设想

参考文献

[1]余永明.试论我国行政判例法的创制[J].法商研究, 1996, 1:16.

[2]徐景和.中国判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判例制度研究, 2006:39-41.

[3]邓修明.刑事判例机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260.

[4]毛立新.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 2009, 9:23.

刑事案例 篇2

2011年X月X日上午7时30分，某贸易公司财务科出纳员严某进入办公室后发现窗户玻璃被打碎，保险柜被撬开，经清点15万元现金全部被盗。严某立即报告领导和保卫科干部陈某，陈某便向公安局报了案。

现场位于区工人俱乐部门前的一栋旧平房内，该平房共25个房间，平房前有围墙，两侧开有大小门，墙外是停车场。失窃的财务科是20号房，该房东西对开窗两个，房门朝西。

西边窗口敞开，窗的铁条被掰开，窗台上有一残缺鞋印(已提取)，窗台上有3枚汗液指纹(已提取)，保险柜的锁已被破坏，门口有汗液指纹1枚(已提取)。

另据公司部分职工回忆，X月X日晚上，公司部分职工看电视至12点多一点才回宿舍，财务科的严某、肖某也在看电视，回宿舍前还检查过门窗。据此判断案发时间在下半夜至凌晨。

据严某说，现金15万元是公司当天的营业收入，平时是存入银行的。因元旦放假，收市迟，没有存入银行。由此看来，内部和外部勾结作案的可能性极大，同时也不排除流窜作案的可能性。

刑事案例 篇3

摘要：刑事和解制度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后作为独立的程序规定其中，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主体、案件适用范围、和解协议的效力等问题也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有了具体的规定。本文通过案例来探讨2012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后，对于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价值分析。

关键词：案例；侦查阶段；刑事和解；价值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后，使得刑事和解制度有了明确的定位，区别于之前与治安调解有相似性的特征。明确了刑事和解制度中的案件适用范围、执法主体以及救济途径。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探讨刑事和解制度价值分析。

一、案例简介

2014年12月8日下午，被告人夏某无证驾驶川AB333号小型轿车载李某、宋某、徐某、宋某乙，由德阳驶往绵竹方向，行至105省道5公里处时，夏某驾驶车辆远离正常的车辆行驶路面，撞断道路旁边的护栏后又撞到路边的树上，造成李某当场死亡，宋某、徐某、宋某乙三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这起严重的道路交通事故，经法医鉴定，李某系颅脑严重损伤导致死亡的可能性比较大。经公安交警部门对事故结果进行认定，夏某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李某、宋某、徐某、宋某乙对此次事故不承担任何责任。检察院为了证明夏某的犯罪事实，向法院递交了有关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8日14时许，被告人夏某与其朋友宋某一家三口乘座李驾驶的川AB333号轿车从德阳城区上105省道线驶往绵竹，在驶出德阳城区后，被告人夏某提出由自己来驾驶车辆。随后，该车由被告人夏某驾驶。当车辆行驶至105省道5公里处时，夏某驾驶车辆远离正常车辆行驶的路面，撞断道路旁边的护栏后又撞到路边的树上，造成李某当场死亡，宋某、徐某（宋某之妻）、宋某乙（宋某之子）三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所驾驶的车辆严重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德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李某系颅脑损伤死亡可能性比较大（与死者家属协商后，死者家属不同意对李某的尸体进行解剖，故对李某的尸体未进行解剖检验）。后经公安机关交警部门对该起交通事故进行核查，被告人夏某系无证驾驶。此事故经德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二大队认定：夏某承担该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宋某、徐某、宋某乙对该起交通事故不负责任。公安机关调查此案件时，同时查明，被害人李某生于1991年12月3日，死亡时为23岁，为德阳人，在家务农，无正式工作。被害人李某名下的川AB333号现代瑞纳RTY985231Y1小型轿车，经德阳市价格认证中心认证：肇事后损失的价格为人民币45000元。

届时，该起案件正处于侦查阶段，在公安机关办案民警的协调下，经过双方当事人的同意适用了刑事和解。双方达成了赔偿金24万元整。夏某也向受害者进行真诚地道歉，受害者也在心理上接受了加害人的道歉，刑事和解制度很好地修复了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

二、理论阐述

刑事和解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加害人通过对被害人认罪、赔偿、道歉的方式进行和解，司法机关对双方和解进行确认，从而在定罪量刑方面进行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处罚的制度。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立法宗旨主要针对恢复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通过和解的方式缓解甚至消除当事人双方的矛盾情绪，构建和谐社会。

刑事和解在价值层面上，首先是保护了被害人的利益。它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让被害人有途径自由地表达自身在赔偿方面的意思表示，而且可以在心理上得到更好的抚慰。在一般的刑事诉讼过程当中，被害人通常处于被动的情况，只能被动地听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指挥。而在刑事和解制度当中，被害人可以与加害人进行良好的沟通，可以正当地相加害人进行倾诉，避免了二者老死不相往来或者是酿成群体事件的可能。接受到加害人正面的道歉，心灵上得到更好的抚慰。并且在赔偿金的问题上，被害人也可以通过协商获得更能满足自己需求的赔偿金额。因此，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被害人而言是一种保护，也是贯彻契约精神的一种良好模式，双方通过交流沟通达到令对方满意的情况。

其次，对于加害人而言，对其来说也是一种有利的制度。既可以保护加害人，也可以帮助矫正其犯罪行为。之所以说对加害人而言也是一种保护，是指其也有权利对自己的过错进行弥补而选择。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对抗刑事诉讼的缺陷。使得加害人自身也有权利进行利益衡量。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减少超期羁押的现象，能够有效避免刑讯逼供等问题的发生。所以对加害人而言也是一种保护。除此以外，对于加害人的犯罪行为矫正，促使其重新回到社会生活有积极作用，加害人能够真诚地悔过，对被害人和社会不存在仇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以及社会更好地接受加害人。

最后，侦查阶段刑事和解也有效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在侦查阶段能够使双方达成和解，对于之后的公诉以及审判程序而已，都是极其节省司法成本的。避免了相应强制措施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缩短了办案时间，缓解了警力不足的现状。使得程序分流，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办大案要案。

三、案例探讨以及不足分析

上述案例中，加害人夏某无证驾驶机动车发生致一人死亡，负全部责任的交通事故，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构成交通肇事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提交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夏某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111650元、丧葬费31840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车辆损失费45000元，符合法律规定。

对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从价值层面分析，人们往往会继续质疑“花钱买刑”的问题，其意思是指是不是加害人家里有钱就能获得更轻的刑罚。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彻底扫除了这个后顾之忧。因为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只有向检察院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建议，所以其自由裁量的权利被大大地限制住了。而且在最终的判决中，对于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量刑幅度也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是说一个杀人犯如果花非常多的钱就可以不受到刑罚的处罚的。

在笔者实践调查中，发现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可能并没有理论中那么理想地节省了司法成本，反而是公安机关作为主持人，在刑事和解过程中，耗费了更多的人力物力来促成和解协议的达成。所以理论和实践的差距确实是存在的。但并不是说否认这个程序的存在价值，毕竟刑事和解程序才刚刚正式施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日后慢慢当事人双方熟悉了刑事和解程序，将来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能够更加简单方便。

另外，在实践调查中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于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积极性不是很高，因为刑事和解制度存在风险，公安机关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到最后和解协议执行过程中可能双方当事人中的一方出现反悔的情况，撕毁和解协议，要求重新进行刑事诉讼程序，这样之前公安机关花费的人力物力都付诸东流了。因此，在考评制度指标中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刑事和解適用奖惩情况。所以与其承担风险进行刑事和解，不如直接进行拘留或者逮捕等强制措施，直接送入刑事诉讼程序。对于此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在考核制度中规定适用刑事和解的奖惩标准，类似于调解制度，积极鼓励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构建和谐社会。（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参考文献：

[1]黄娜，刘东根.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中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2

[2]卞建林，封利强.构建刑事和解的中国模式[J].政法论坛，26（6）.

从一起案例谈表现代理与刑事犯罪 篇4

2010年8月, 安徽九成监狱与李某挂靠的安徽舒城天翔公司就监狱老残监区钢构厂房工程签订承建合同, 李某与天翔公司挂靠协议约定:该工程由李某承建, 盈亏由李某承担, 李某向天翔公司交付工程总价2%的管理费。工程自投标开始, 李某就委托巢某参与, 竞标保证金3万和中标后需补交的履约保证金5万都是李某先付给巢某, 后巢某以其个人名义交付给九成监狱。中标后李某全权委托巢某负责施工, 从找当地的工人, 材料的采购, 与建设方九成监狱基建、财务部门关系的协调, 以及最后的工程审计和结算都是由巢某来完成的, 九成监狱误认为巢某是该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或者是由天翔公司指定的负责人。

在主体工程结束后, 巢某未经李某授权, 在没有向九成监狱提供原履约保证金收据 (收据为李某持有) 的情况下就从九成监狱的财务部门取了了履约保证金8万元, 九成监狱后解释:由于履约保证金是巢某以个人名义交的, 又是巢某本人来领取, 依照财物规定可以不提供原始收据。

2011年12月14日, 李某委托巢某与九成监狱进行最后的工程结算, 当月19日, 巢某伪造了天翔公司的印章, 向九成监狱出具了一份金额15万元收据, 加盖伪造的印章, 自称一部分支付当地农民工工资, 一部分用来开工程款的发票, 九成监狱支付给巢某工程款15万元。后巢某与李某断绝联系, 李某才知巢某冒领履约保证金、伪造印章冒领工程款二事。

二、争议问题

本案中巢某冒领履约保证金8万元, 又伪造天翔公司印章冒领工程款15万元, 除支付5.2万元的农民工工资外剩9.8万元也据为己有, 其行为该如何定性?

第一种意见:巢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李某与巢某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 九成监狱的工程全权委托给巢某负责, 巢某领取履约保证金与工程款的行为属于委托合同的授权范围内, 后巢某非法将领取款占为己有的行为属于刑法禁止的侵占行为。

第二种意见:巢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巢某隐瞒真相, 未告知九成监狱其并非工程实际承包人, 后又虚构事实, 伪造天翔公司印章, 使九成监狱产生错误认识, 从而作出返回履约保证金和支付工程款的财产处分, 巢某获得财产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第三种意见:巢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巢某在未得到李某许可即在李某不知情的情况下, 取走履约保证金和工程款, 其取钱方式对李某来说是秘密的, 且事后与李某断绝联系, 其取钱的非法占有目的明显, 其行为属于秘密窃取行为, 应以盗窃罪定罪量刑。

三、评析意见

(一) 巢某的行为是否属于表现代理

李某虽未授权巢某领取保证金和工程款, 但之前保证金是其委托巢某交的, 后又全权委托巢某负责施工, 九成监狱甚至误认为巢某是该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或者是由天翔公司指定的负责人, 即九成监狱有理由相信巢某有权代领, 巢某代领行为为有效的民事行为, 交钱和领钱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交易, 其后果应由李某和天翔公司负责。所以对于监狱方来说, 巢某利用委托关系的便利, 隐瞒其并非工程实际承包人及并未得到授权领款的真相, 使监狱方产生错误认识, 领走保证金8万元和15万元工程款的行为应属民法上的表现代理行为。

(二) 表现代理与诈骗罪能否共存

如果成立了表现代理, 那么对于善意第三方而言, 就等于说进行了一次正常的合同交易, 其属于合法成立的民事行为相对人。此时, 如果在刑法上主张诈骗罪成立, 那么, 代理人所实施的就属于犯罪行为,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 违反法律法规的民事行为无效, 这就意味着, 这个民事行为是不能合法成立的, 这就与前面的承认表现代理成立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矛盾的。此时, 本应该协调的法律体系内部就出现了矛盾, 而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同属于国家的基本法律, 效力等级处在同一层次上, 解决矛盾只能通过相互尊重各自的调整效果并协调一致的方法, 而决不能粗暴地相互否定, 或者说什么刑法优先或者民法优先。

(三) 该案如何定性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理由如下:首先, 从犯罪对象来说, 巢某领取8万元是在李某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即这八万元不是在李某的授权下代为领取并保管的, 不符合侵占罪犯罪对象“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和埋藏物”的要求。从犯罪的主观方面来说, 巢某非法占有履约保证金的犯意产生于占有8万元之前, 而不是替他们保管财物之后, 不符合侵占罪的主观方面要求, 所以不构成侵占罪。其次, 据上文分析, 由于民法上对表现代理效力的肯定, 其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受, 相对人权利得到保障, 且事后九成监狱财务部门从剩余工程款中扣除了巢某冒领的履约保证金8万元和工程款15万元, 即相对人的财产并未受到损害, 而本案中被害人天翔公司和李某并未基于巢某的期骗行为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 不符合诈骗罪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要求, 巢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最后, 本案中巢某的行为更宜定罪盗窃罪。盗窃罪是指在未得到他人许可的情况下, 以自以为不会被他人及时发觉或者及时维护的方式取得财物或其他物质的行为。巢某在未得到李某许可即在李某不知情的情况下, 利用委托关系的便利, 甚至伪造天翔公司的印章, 致使李某未能及时发现, 秘密取走保证金和工程款, 之后与李某断绝联系, 其取钱的非法占有目的明显, 取钱方式对受害人李某来说是秘密的, 且数额特别巨大, 应以盗窃罪定罪量刑。只不过本案中巢某采用的方式是借助于对第三方实施“诈骗”, 即假借第三人之手使被害人遭受损失, 应该说, 行为人的犯罪工具之一是法律, 即合同法上有关表现代理之规定。另外, 巢某伪造印章的行为构成伪造印章罪, 但其伪造印章的目的是为了获取15万元 (减去5.2万元) 工程款, 是其实现盗窃行为的手段行为, 属牵连犯, 应从一重处断。

摘要：表现代理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 代理权有效。但是表现代理在实践中也有许多不规范的行为, 如表现代理的犯罪问题。

刑事诉讼法案例 篇5

被 告人 邓 某因故意杀人罪被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宣告后，被告人没有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没有抗诉。该判决生效后，由中级人民法院报请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再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邓某身患重病，经邓某申请后监狱同意邓某暂予监外执行。

请 回 答 :本案中有哪些违背刑事诉讼法的行为?理由是什么?

(1)一 审 判决生效后，由中级人民法院报请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再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是错误的。(3分)刑事诉讼法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本案的一审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被告人没有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没有抗诉。该判决生效后，应由中级人民法院报请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4分)(2)监 狱 同意邓某申请，对其予监外执行是错误的。(3分)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监外执行的对象限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则不能适用监外执行。本案中，邓某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虽然身患重病，也不能准予暂予监外执行。(4分)

犯 罪 嫌疑 人王某与丈夫感情不和，在一次争吵后，王某趁丈夫熟睡将其打成重伤，后企图自杀，被邻居救下以后扭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经过审查发现其有一个未满一周岁的孩子需要哺育，于是决定对其取保候审。在取保候审期间，犯罪嫌疑人王某多次企图掐死自己的孩子并企图自杀，都被邻居救下，邻居将其送公安机关要求将其逮捕。

(1)本 案 中，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王某取保候审是否正确?理由是什么?

(2)犯 罪 嫌疑人王某在取保候审期间多次企图掐死自己的孩子并企图自杀，公安机关是否可以将其依法逮捕?理由是什么?

(1)本 案 中，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王某取保候审是正确的。(3分)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犯罪嫌疑人王某有一个未满一周岁的孩子需要哺育，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对其取保候审。(4分)

(2)犯 罪 嫌疑人王某在取保候审期间多次企图掐死自己的孩子并企图自杀，公安机关可以将其依法逮捕。(3分)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王某在取保候审期间多次企图掐死自己的孩子并企图自杀，说明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公安机关可以报请检察院批准对其执行逮捕。(4分)

被告 人 孙 某，男，19岁，聋、哑人，系某聋哑学校高中三年级学生。2004年11月某日孙某强奸了其同班女同学王某。某区人民检察院将孙某起诉至法院。开庭前，法院在向被告人孙某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告知他可以委托辩护人为其辩护。被告人孙某不愿增加家庭负担，表示不委托辩护人。区法院准许，并记录在案。区人民法院于十日后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请 回 答 :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的程序中存在哪些问题?并阐述法律依据和理由。法 院 在 审理本案的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有:

1.没 有 为聋、哑人指定辩护人。(3分)我 国 《刑 事诉讼法》第3条的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分)本 案 中 被告人孙某是聋、哑人，依照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

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孙某不愿增加家庭负担，表示不委托辩护人。区法院准许是违反法律规定的。(2分)

2.违 反 了公开审判的规定。(3分)《刑 事 诉 讼法》第1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一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2分)本 案 被 告人孙某强奸了其同班女同学王某，案件涉及个人隐私，属于不公开审理的情况。一审 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严重违反法律规定。(2分)

被 告人 邓 某因故意杀人罪被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宣告后，被告人没有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没有抗诉。该判决生效后，由中级人民法院报请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再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邓某身患重病，经邓某申请后监狱同意邓某暂予监外执行。

请 回答 :本案的程序中有哪些违背刑事诉讼法的行为?理由是什么?

本 案 的程 序中违背刑事诉讼法的行为有:

1.一 审 判决生效后，由中级人民法院报请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再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是错误的。<3分)《刑 事 诉 讼法》第201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2分)本 案 的一 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被告人没有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没有抗诉。该判决生效后，应由中级人民法院报请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案例中，由中级人民法院报请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再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是违背法律程序的。(2分)

2.监 狱 同意邓某申请，对其暂予监外执行是错误的。(3分)依《 刑 事 诉讼法》214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确有严重疾病，必须保外就医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开具证明文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审批，可以暂予监外执行。<2分)本 案 中，邓某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虽然身患重病，但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监狱同意邓某申请，对其适用暂予监外执行是违背法律程序的。(2 分)

某县 人 民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判决宣告后，县人民检察院认为该判决定性错误，李某犯了抢劫罪，遂直接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抗诉书，提出抗诉。被告人李某未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某县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李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请 回答 :

(1)县 人 民检察院的抗诉是否合法?理由是什么?

(2)对 县 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被告人李某是否可以上诉?理由是什么?

<1)本 案 中，县人民检察院将抗诉书直接提交到市中级人民法院是错误的。(3分)《刑 事 诉 讼法》第185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抗诉，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书，并且将抗诉书抄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2分)本 案 正 确的方式应该是县人民检察院通过县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书，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分)

(2)对 县 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被告人李某可以上诉。(4分)《刑 事 诉 讼法》第192条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子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对于重新审判后的判决可以上诉、抗诉。(3分)

被告人王某，女，28岁，农民。王某与丈夫钱某长期不和，钱某经常对王某进行打骂。2006 年6 月5 日晚上，钱某又无故对王某打骂。王某感到走投无路，夜里乘钱某熟睡之时用斧头将钱

某杀死，后将钱某抛进村外的一口枯井内。不久钱某尸体被发现，公安局立即展开侦查，很快抓获了王某。某县人民法院经过一审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此案在上诉期内被告人没有上诉，检察院也没有抗诉。上诉、抗诉期满，县人民法院将此案报送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裁定予以核准。

请回答: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此案在诉讼程序上存在哪些错误?正确的做法是怎样 的?并简要说明理由o

此案在诉讼程序上存在以下错误:

1.某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一审，并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是错误的。(3 分)《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2 分)王某将钱某杀死，依法可能被判处死刑，因此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某县人民法院元权对本案进行一审，并判处被告人死刑。(2分)

刑事案例 篇6

一、多媒体案例课件的收集

多媒体案例课件的收集是教师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的前提和基础, 案例课件收集得如何会对教学课件制作的内容和质量起到关键性作用。

(一) 合理收集案例课件

侦查实践中形成的案例课件主要分为三种情况: (1) 公安机关用于法制宣传而制作的已经公开的典型案例课件; (2) 侦查人员为交流经验、民警培训而制作的案例课件; (3) 公安机关侦查部门为侦破案件在案情分析、汇报及案后总结反思过程中制作的案例课件。第一种案例课件往往侧重宣传效应, 虽画面优美、制作优良, 但案情笼统, 缺乏破案细节, 因此作为案例教学的价值不大。第二种案例课件多数内容详细, 逻辑连贯, 虽可作为课堂教学之用, 但和教学目的未必相符, 而且思路也未必一致, 通过课件教师难以吃透案情, 因此可作为教学参考。第三种案例课件, 真实反映案情及侦破过程, 内容比较全面, 逻辑关系比较严密, 教师根据自己的需要很容易加工整理。因此是我们收集的重点。

由于教学本身的时间性限制和教学内容的差异以及年轻学生的身心特点决定了课堂上使用的案例必须具有典型性、针对性、适应性和实效性。因此, 侦查实践中大量的多媒体案例课件并非都适用于课堂教学。这就要求我们在收集案例课件时不仅要了解其中反映的案件性质、作案手段、作案特点, 同时还要注意案件本身在侦破过程中的措施方法, 既要包含成功的经验, 也要有存在的教训。

需要注意的是刑事侦查案例可以分为未破案件、在侦在诉案件、已决案件。考虑到刑事侦查、侦查资料、刑事证据的保密性, 一般对于未破案件、在侦在诉案件的课件不予收集, 侦查部门通常也不予提供。通常只能收集已决案例的课件, 即使是已决案例在收集和使用课件时也要注意案例资料的保密, 不得在非专业领域和人员中传播, 只能用于教学本身。

(二) 刑事侦查案例课件的整理与改编

侦查实践中的案例课件多是为案情分析、汇报和案后总结而专门制作的, 而教学中案例课件的使用要么是为了方便阐明一定的理论观点, 要么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或者是启发学生进行分析、判断。由于使用目的不同, 决定了多数原始案例课件不能直接应用于课堂教学, 需要教师根据课堂教学的特点、教学任务并结合教学内容加以整理与改编。

实践中用于案情分析的案例课件多数具有充分的现场图片资料和一定的文字描述, 但却没有侦查工作的部署、侦破过程的描述以及破案结果, 这种案例虽可用于课堂讨论, 但无法验证讨论的结果;而案后汇报和总结型的案例课件虽有工作部署、侦破过程和结果, 但往往现场资料不充分。因此, 在教学中需要对同一案件的这两种案例课件加以糅合、取舍, 根据课堂需要和教学设计重新加以编排整合。

一般情况下, 一堂典型的刑事侦查多媒体案例教学课件需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 要有明确的目的性。通过一个或几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例, 使学生在阅读、思考、分析、讨论中建立起一套适合自己的完整而又严密的逻辑思维方法, 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第二, 要有客观真实性。案例课件所描述的事件基本上都是真实的, 不加入编写者的评论和分析。由于案例的真实性决定案例教学的真实性, 学生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 通过讨论、分析、推理得出自己的结论, 最后再与真实的结果相比较。这样的教学才具有仿真效果。

第三, 要具有完整性。教学案例课件不仅要求能够提供充分的图片资料和文字说明, 甚至必要的视频资料, 还要能提出问题, 在学生讨论分析得出答案之后, 课件能够反映出正确的答案加以证实, 这里面包括案件性质、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工具、作案人数、作案动机目的、被害人情况和作案人特点等, 以便于衡量实际案例课件所反映的相关情况与学生提出的分析意见、侦破思路、侦破方法与实际案例的相近程度。所以这样的案例课件一般包括四项内容: (1) 充分的现场资料; (2) 严谨的现场分析内容; (3) 完整的侦破方法与过程; (4) 真实的破案结果。

第四, 要反映教学过程的互动性。案例教学中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 案例教学运行的过程是老师根据课件内容进行互动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对课件的简单播放和讲解, 而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要积极参与其中进行分析、讨论, 得出一种或者多种结论, 最后老师再进行点评, 使得教学相长。因此, 案例课件各部分之间应该逻辑紧密, 承接自然。

二、多媒体案例教学课件的课堂运用

(一) 教师要吃透课件内容

课件都是为口头表达服务的, 案例课件也不例外, 大量的细节内容, 尤其是破案细节往往在原始课件中得不到反映, 而是作为口头表达的内容存在于案件汇报人员的脑海里。案例教学中为使学生全面准确地分析案件, 这些细节是必不可少的。教师必须针对课件吃透案情, 方能在课堂中加以应用, 这就要求在收集案例课件时, 如有条件, 应认真听取有关办案人员的详细介绍, 在吃透案情的同时仔细阅读课件内容, 才能完全掌握案例课件中所展示的全部事实, 进而把课件内容和细节有机地结合起来, 按照教学需要有选择地对课件内容加以补充和完善。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必须反复研读案例课件, 使案件内容烂熟于心, 只有摆脱对屏幕的依赖, 案例教学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才能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并应对课堂上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这就是说屏幕是语言的补充, 屏幕观看的主体是学生而非老师, 照屏宣科和照本宣科是搞不好案例教学的。

(二) 多媒体案例教学课件的具体使用

一般来说, 案例教学分为三种形式:归纳式、诠释式、分析讨论式。不同的案例教学方式对案例课件的使用要求自然不同。

归纳式案例教学是通过案例来总结理论观点的教学形式。教学过程中通过播放案例课件, 讲解案情和侦破方法与手段, 然后从案例中总结出规律性的内容, 形成理论观点。这种从实战案例中总结出的观点有理有据, 容易被学生接受。播放这样的课件, 能够保证播放的内容足以归纳出相应的观点。

诠释式案例教学是在课堂教学中先阐明有关的理论观点, 再以案例来说明理论观点正确的教学形式。这种案例课件播放可根据相应的理论观点对内容加以取舍, 一般不必完整播放, 能说明问题即可, 目的是通过案例来理解理论观点的正确性, 强化理解理论观点。

分析讨论式案例教学是在教师引导下, 由学生自主分析讨论案例并得出结论的教学形式。为了培养锻炼学生运用所学内容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可分为单项分析和综合分析。单项分析一般是先通过课件播放提出某一具体问题, 然后让学生进行分析讨论后得出结论, 再由老师点评并继续播放课件, 公布正确答案。综合分析是通过课件播放提供详细案情, 系统全面地提出问题, 或者由学生通过案情自主发现问题, 而后认真详细地进行分析讨论并给出答案;老师最后进行全面点评, 并通过课件公布正确答案, 使整个教学过程更具有启发性、分析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学生更能够在对照比较中掌握所学的知识点。由此, 无论是单项分析还是综合分析, 在案例课件的运用上也可称为分段式案例课件播放。

实践证明, 对刑事侦查多媒体案例课件的合理收集、科学整理改编、恰当使用, 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案件的能力, 进而提高刑事侦查教学的质量, 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要：多媒体课件技术不仅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 侦查实践中也因其图文并茂、生动形象, 在案件分析、汇报中普遍采用。对这些案例课件进行全面收集, 并按照课堂教学的需要整理运用, 使之成为案例教学的良好素材, 不仅为侦查课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而且也有利于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关键词：刑事侦查,多媒体案例课件,收集,运用

参考文献

[1]韩铮.多媒体课件教学的利弊分析———以刑事侦查教学为例[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8, (28) .

[2]林晓阳.高校多媒体教学应用中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中国科技信息, 2008, (5) .

刑事案例 篇7

两则案例中的求情信事件引发我们思考: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普通民众能不能向司法机关求情?司法机关是否接受求情的内容?求情是不是对司法活动的不当干预?笔者认为普通民众有权利向司法机关求情。“求情信”只是一种民意的正常表达方式, 我国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法律并没有禁止普通公民向司法机关求情。司法机关是否接受求情取决于求情的内容以及司法机关的理性判断。“根据民意的表现形式, 可将所有法律民意概括为两大类: 静态法律民意和动态法律民意。静态法律民意是在成文法制定过程中所体现的民意, 即为立法民意;动态法律民意是公众针对具体案件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所体现的民意, 即为司法民意。”[1]求情当属司法民意, 司法机关会在理性分析之后进行取舍和裁决。求情也不是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行为。我国法律所禁止的违法干预司法行为是指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司法机构内部人员利用其职权或地位, 用打招呼、批示、找关系等手段影响司法办案人员的独立主观意志、损害司法公正的活动。案例中的求情信只是普通师生、当事人工作单位对于个案中当事人工作或生活情况等客观事实的描述、以及对案件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向法院表达的请求减轻处罚的一种观点和建议, 并不具有“权力干预”的特点, 普通单位的公函也并非党政领导机关的“红头文件”, 对司法人员能够产生的影响力或危害远远小于党政领导干部的违法干预司法行为。实践中, “民意通过媒体显示出来之后, 引起有关领导或部门的关注, 进而对法院作出批示或进行监督。这是我国民意影响司法的实际运行逻辑。经过这种话语转换, 民意最终体现为特定领导或机构的意见, 民意有可能进一步变形, 也为人为干预司法提供了机会”[2]。

我国存在着 “求情信”这样的民众向司法机关表达意见的实际需求, 但我国法律制度中恰恰缺乏接收和吸纳这些意见的合法渠道, 致使求情这样的行为“师出无名”, 引发社会各界的争议和反对。司法民意表达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司法民意接收机制仍然匮乏的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

一、民意畅达司法的正当性

司法公正的实现需要来自普通民众对司法权的制约和监督。司法权的运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进行主观判断和综合权衡的过程, 司法人员自身的专业水平、职业道德、思想修养以及个人偏好等因素都会影响其在适用法律规则和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的客观公正性。司法权与所有的权力一样, 失去监督和制约就容易被滥用, 司法系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对外隔绝的自控系统, 必须依靠一种外界的力量来防止司法权的臆断和滥用。在英美法系国家, 民众可以通过陪审团参与司法, 直接对争议的案件事实做出裁判;也可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向法庭提交意见书, 表达对相关案件的观点。这些制度在客观上达到了收集、整合和回应民意的效果, 化解了民众对案件的质疑, 也实现了制约法官恣意审判, 防止司法权滥用的效果。反观我国, 近年来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的频频发生, 很多案件的判决在社会上引起大量民众的强烈质疑, 司法公信力严重受损。司法与民意天生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司法权来源于人民, 民众是司法权行使的受众, 司法公正需要民众的评判与检验。让经过梳理、整合和理性思考后基本达成共识的民意有序地进入司法, 使司法机关能够接触到案件当事人以外的民众关于有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问题的意见, 可以帮助司法机关客观地参考民意, 消解民众对判决的质疑、提高判决的可接受性, 也有利于民众对司法权不当行使的纠错、控制和制约。

在民意进入司法的诸多途径中, 笔者认为, “法庭之友”制度具有吸纳民意的客观功能和独特的制度价值, 并且能与我国现行的一些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实现对接和互补,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路径。

二、民意畅达司法的路径——“法庭之友”制度

(一) “法庭之友”的基本内涵和应用发展

“ 法庭之友” ( 通常缩写为Amicus, 复数形式Amici Curiae, 拉丁语) , 英文为Friend of the Court, 意指“法庭的朋友”, 它发端于公元9 世纪古罗马法中的专家咨询制度,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3]。英国最早将“法庭之友”引入诉讼。1823 年, 美国在涉及肯塔基州土地产权的Green V. Biddle一案中以判例的方式确立了“法庭之友”[4], 20 世纪初以后, 该制度成为美国法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美国宪法和环境法等领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在, 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也开始借鉴其合理因素, 如法国民事法院已经接受个人以“法庭之友”身份参加诉讼[5]。在国际司法机构中“法庭之友”也变得日益重要, 在提供事实和专业协助、加强程序公正、促进国际法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法庭之友”的基本内涵在于由当事人以外的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或组织, 应邀请或者经法院允许, 就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或法律问题进行论证并提交书面陈述, 帮助法院解决疑难问题、作出公正的判决。现在, “法庭之友”的中立性立场不再着重要求, 也可以是“当事人的朋友”, 在纠纷中支持其中一方的立场。“法庭之友”不是案件的当事人, 保持着其自身的独立性, 不能控制法庭审理的具体问题或利益趋向, 不论是中立或支持当事人一方, 甚至是部分支持原告部分支持被告的, 其介入案件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法官公正审判, 而非单纯的保护案件一方当事人的利益[6]。

据统计, 美国近50 年来, 联邦上诉法院85% 以上的案件都有“法庭之友”参与[7]。“法庭之友”的主体范围非常广泛, 政府、个人、社会组织、利益集团或外国政府都可以作为“法庭之友”, 其中以非政府组织和利益集团作为“法庭之友”的情形较为常见。在2014 年美国微软公司诉美国联邦政府的诉讼中, 因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助理法官 (Magistrate Judge) 詹姆斯·佛朗西斯 (James C. Francis) 签发搜查令, 要求微软公司协助一起毒品案件的调查, 将其一名用户的电子邮件内容和其他账户信息提交给美国政府, 遭到微软拒绝。此后, 该案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广泛争议。审理中法院接收了多个 “法庭之友”的陈述。苹果、思科、亚马逊等28 家技术和媒体公司、35 位知名计算机科学家, 以及23 家行业协会和组织一共提交了10份“法庭之友”意见书, 支持微软拒绝交出该用户电子邮件内容的立场和向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庭提起上诉的决定[8]。

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这样的普遍性国际司法机构中, 都允许国家和国际组织作为“法庭之友”提交意见书。欧洲共同体法院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司法机关则允许一些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协会、行业协会、个人作为“法庭之友”。美洲人权法院是区域性人权司法机构中适用“法庭之友”最多的,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法庭之友”进入司法程序, 也允许具有不同观点的“法庭之友”提交陈述。中国在入世后遭遇的第一个案件“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就遇到了“法庭之友”意见, 当时由于对该制度的陌生, 中国并未发表是否接受该书状的意见 (3) 。未来,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贸易的纵深发展, 必然面对越来越多的国际争端, 要想更好的维护国家及国民的利益, 积极学习和运用“法庭之友”是我们的必修课。

(二) “法庭之友”在传递民意方面的独特作用

1、促进司法民主、形成民意传递的制度化

“法庭之友”可以为司法审判提供有关个案的证据事实和法律意见, 把富有代表性的民意传达给法庭, 法院在裁判中适度吸纳合理的“法庭之友”意见或观点, 有助于民意在法律框架内及时得到疏通, 让裁判结果更容易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和认同。美国的西蒙斯案件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4) “法庭之友”有助于民意以制度化的方式有效传递, 使民众实质地参与司法决策。任何一个国家, 民意对司法判决都不可能没有一点影响, 重要的是民意如何以合法的形式、实质性地参与到司法程序当中。“法庭之友”有助于分散零乱的民意具体化、明确化、稳定化, 是一种实质性的、可控的参与。如果切断民众与司法之间的联系通道, 那些与法院审理的案件有着密切利益关系的公民或社会团体, 就会通过其他途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片面的信息传递可能会使更多的民众在没有全面了解案情的前提下形成各种评价, 给司法决策过程带来消极和负面的影响。

2、帮助法官开拓视野、弥补法官知识的缺陷

现代诉讼日趋专业化和复杂化, 法官必须依靠专业人士的辅助, 利用其在专业领域拥有的丰富实践经验和扎实的专业知识, 确保在涉及复杂专业知识的案件中做出公正裁判。“法庭之友”往往在其擅长的领域内对特定的案件事实或法律问题有独到的见解,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避免法官视野局限造成的不公平。“法庭之友”还具有弥补对抗制诉讼模式一些内在缺陷的功能。对抗制诉讼构造下, 当事人为了自身的利益, 可能会向法庭只提交有利于己方的证据而隐瞒不利的证据, 也可能因举证能力所限只收集到部分证据。“法庭之友”可能会提供那些被当事人尚未涉及的、隐瞒或忽略的补充性事实和依据, 帮助法庭解决疑难和疏漏问题, 确保法院全面、客观地认识案件事实和证据。

三、 我国引入“法庭之友”的可行性

(一) “法庭之友”可以实现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制度对接和互补

第一、“法庭之友”是我国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现实路径。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以及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法庭之友”可以为宪法赋予公民的抽象权利提供具体的行使途径, 让普通民众通过法律程序合法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我国宪法也赋予了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利, 但这一权利还没有落到实处。随着我国公益诉讼的数量逐步上升, 如果允许案外人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参与公益诉讼, 向法院表达相关利益诉求, 不失为公民关心社会事务、行使权利的良好途径。

第二、“法庭之友”可以与我国诉讼法中的司法鉴定、专家辅助人制度实现互补。司法鉴定是由不受判决拘束的第三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的鉴别和判断。专家辅助人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依据自身的专业知识, 就诉讼中涉及到的专业性问题发表见解, 帮助审判者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认定的人。这些制度都是由案外人帮助法官澄清案件事实及相关问题。但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制度与“法庭之友”制度在适用主体资格要求、进入诉讼的途径、利益趋向、是否参加庭审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的主体资格有一定的要求“, 法庭之友”制度并没有对主体资格的要求, 案外非专业人士也可以向法庭提交意见书, 原则上也不需要参加庭审, 只需提交书面的意见书。实践中常常出现在同一个案件多头鉴定、反复鉴定的混乱局面;而专家辅助人又唯当事人的利益为行动指南的弊端;前文的案例中, 很多人指责那些签署“求情信”的师生, 其实正因为现有的鉴定人、专家辅助人制度无法让这些人走进诉讼程序, 向法庭表达他们的民意。“法庭之友”则可以突破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局限性, 让广泛且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多层次主体参与诉讼, 在不加重公民负担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为法院展示多元而理性的观点和意见。

第三, “法庭之友”可以成为“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插手具体案件的处理”制度的配套措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司法机关内部人员不能再任意过问或违法干预司法机关的办案活动, 否则将被记录、通报乃至追究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人民法院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 的理解与适用》中明确指出“在部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中, 一些党政机关、行业协会商会、社会公益组织和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提出的参考意见, 对公正、合理、稳妥地审理案件具有重要价值, 不宜一概将之视为干预”。并且指出借鉴了国外“法庭之友”制度的合理成分, 将条文中所列举的领导或组织机构提供参考意见的行为不作为违法干预处理、不列入外部过问信息专库。因此, 建议领导干部可以通过“法庭之友”的身份向司法机关提交有益于做出正确、合理裁判的意见和观点。

(二) “法庭之友”可以包容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相关尝试

“法庭之友”可以包容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专家咨询和法律专家意见书等尝试, 使其走向合法化和规范化。2003 年6 月,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计算机网络域名侵犯商标权纠纷中, 邀请了来自科技、知识产权、大众传播、计算机网络、对外贸易等17 家单位的具有较高专业水平、丰富阅历和一定法律素质的专业人士, 他们在听取控辩双方激烈辩论、全面了解案情的基础上, 向法院提交了书面意见。[9]实践中与“法庭之友”类似的“专家咨询”是就一些重大或疑难案件中的问题, 利用专业人员的技术和经验为法庭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它在促进审判公开、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意义。另一与法庭之友相似的现象是“法律专家意见书”。在一些在社会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个案中, 当事人或律师自筹经费聘请知名法学专家, 对诉讼案件中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召开论证会, 最终得出由法律专家联名出具的意见书提交给法庭。例如在刘涌案中专家意见书就曾对法院的判决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力。 (5) 法律专家意见书不属于证人证言, 也不是鉴定结论, 不具有证据效力, 司法机关仅将其作为审理案件的参考。由于我国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专家咨询”及“法律专家意见书”, 实践运用中一直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到“违反程序公正”“、挟专家权威而令法官”“、干扰司法独立”等质疑和批判。“法律专家意见书”适用主体比较单一, 仅以法律界专家个人意见为主, 无法帮助法庭解决其他专业性问题, 法律专家的资格也没有准确的标准, 可能导致资金雄厚的当事人一方为自己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 从立法上确立“法庭之友”制度, 可以包容“专家咨询”及“专家法律意见书”这两种实践中的尝试使其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可以从立法上对其主体、内容、效力、程序等方面加以规范, 使其正名言顺、有法可依。

结语 “现代诉讼可能涉及尖端的技术领域, 可能存在敏感的宗教伦理问题, 还可能关系国际声誉和国际形象, 这决定了单纯依靠法律领域的专业人士是远远不够的”。[10]求情信案例表明民众有向司法机关表达民意的现实需要, 但我国还缺乏让司法民意表达正当化、制度化的法律制度。“法庭之友”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可以让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或组织通过正当合法的程序进入司法过程, 促进法官更为充分地掌握相关信息, 作出可接受性强的裁判, 也可以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实现有效的对接和互补, 不失为民意畅达司法的可选择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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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ttp://www.techlawjournal.com/glossary/legal/amicus.htm[EB/OL].2015-5-3.　

[4]Ruth Colker.Justice Sandra Day O’Connor’s Friends[M].68 Ohio St.L.J.2007:521.　

[5]赵海峰、高立忠.论国际司法程序中的法庭之友制度[J].比较法研究, 2007 (3) .　

[6]See Padideh Ala’l.Judicial Lobbying at the WTO[M].24 Fordham Intern.L.J.2000:80.　

[7]张泽涛.美国“法院之友”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 2004 (1) .　

[8]洪延青.数字时代, 美国政府的手能伸多长?[J].中国经济周刊, 2015-2-2.　

[9]苏州法院:“阳光审判”出新招[N].子晚报, 2003-6-10.　

刑事案例 篇8

在本次实证法务教学实践过程中共旁听六个真实庭审并且走进法院模拟四个真实庭审, 其中刑事案件包括旁听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手机盗窃案、一般程序审理的工程车辆盗窃案以及模拟审判中陈某某、喻某某贪污受贿案, 通过仔细观摩认真研习本人发现三个案件的审判程序中双方争论以及审判人员关注的往往都集中被告人行为的定罪部分, 而对于量刑部分少有提及, 第一个案件由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对于部分程序予以简化, 其中定罪量刑程序未予分流, 量刑程序过于形式化, “一代而过”; 工程车辆盗窃案以及贪污受贿案中量刑程序相对独立, 但依旧“十分简易”, 检察院在量刑程序时相应出具了量刑建议书, 双方也对量刑事实举证辩论, 法官也予以裁定, 但是量刑程序开始之时被告定罪与否未然可知, 且在量刑程序可能会影响法官对被告的定罪裁定, 因此为了实现庭审实质化, 针对有必要探索适用独立量刑程序。

二、定罪量刑一体化模式

在最新刑诉法出台前, 我国刑事审判均遵循“定罪量刑一体化”模式, 即定罪、量刑统一开展, 二者先后进行, 而且重点在前者, 量刑仅仅是依附性程序, 此种模式有严重的弊端。

第一, “定量一体化”其实更为侧重定罪, 并未实现量刑程序的实质化, “重定罪轻量刑”一方面会导致量刑不公, 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被告人在量刑方面的诸多诉讼权利。在此次实证法务教学实践过程中第一个案件由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对于部分程序予以简化, 其中定罪量刑程序未予分流, 量刑程序过于形式化, “一代而过”, 仅就被告积极退赃、主动认罪等情节予以说明, 并未就此举证辩论, 量刑过程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所占比例极其微小, 仅有被告辩护人的几句陈述, 法庭也未对此予以关注。由此可见, 量刑程序一直被程序执行者所忽视, 并未真正实现量刑实质化。

第二, 定罪、量刑所需证据交叉提交引用, 在一定程度上会诱导法官做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心证, 因为量刑的证据一般是假定被告人有罪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里面所证明事项或者证据本身证明被告由罪轻情节也从侧面印证了被告人犯罪的成立, 两类证据的交叉引用提交会不自然的使法官形成对被告有罪的内心确信, 直到先入为主形成有罪心证的预判, 最终的判决不利于被告人。

第三, 对于给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的辩护人对于被告人某些从轻减轻的量刑情节很难予以举证说明, 因为这定然与之前所做无罪辩护相矛盾, 辩方的两难境地实难被打破, 从而阻碍限制了辩方的诉讼权利, 不利于被告人利益的维护。

三、独立量刑模式的新探索

为改变传统定罪量刑模式的弊端, 真正实现定罪实质化、量刑实质化, 切实维护辩护方在案件量刑方面的话语权利, 在现有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应当对我国现有的一体化定罪量刑模式加以改进将量刑程序实质化, 但仍然需要进行程序分流, 只是在此基础之上对于一些特殊案件比如不认罪等实施单独量刑程序。

( 一) 以量刑为主的审判模式

此种审判模式适用于被告人主动承认罪行的刑事案件, 按照最新《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分立, 对主动认罪、不做无罪辩护的, 在审理过程中法庭仅仅针对量刑争议进行, 若是被告主动认罪而且按照《刑事诉讼法》可以以简易程序审理的情节较轻案件, 在审理过程中仅仅针对量刑程序和争议问题进行审理, 这样可以做到审理程序的适度精简, 大大提高案件的审办效率, 实现司法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 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去解决不认罪案件以及其他程序复杂、重大疑难案件。

( 二) 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

被告人认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数量较少, 大部分的案件属于不主动认罪、做无罪辩护的案件, 此类案件的审理很容易忽略量刑程序, 或者由于一体化的定罪量刑将辩方逼入两难绝地, 故应当探索独立量刑程序的设置, 将二者完全分离开来, 在确认有罪无罪的基础之上再进入量刑程序, 此种独立量刑程序一方面避免辩方两难尴尬, 另一方面也规避了定罪材料与量刑材料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 对于实现量刑的实质化改革意义重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此种模式会比原本定罪量刑一体的审判模式程序更为繁杂, 降低诉讼效率, 我个人认为在效率与公正冲突之时应当那个首先保证案件公正审理其次才应提高效率, 换个角度讲通过现在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以及其他庭审替代性程序的探索适用, 在案件进入庭审之前很多已经被分流, 适用独立量刑程序的案件不占多数, 所以并不会因为设立了独立量刑程序就会导致法院无法承受的负累。

摘要：在华师法硕中心开展实证法务教学实践过程中, 通过体验式、互动式、对抗式模拟庭审教学, 旁听审判, 亲身模拟, 使得参与者身临其境感受法律实务与审判程序, 可谓受益良多, 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发现现有的刑事审判程序缺乏独立的量刑程序, 量刑仅仅是依附于定罪。刑事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 与之对应, 庭审实质化也应包括定罪审理实质化和量刑审理实质化, 但是长久以来量刑程序依附于定罪, 此种审理模式量刑程序由于被定罪程序湮灭并未实现实质化, 因此有必要探索适用独立量刑程序。

关键词：刑事审判实质化,独立量刑程序,“罪刑”程序分流

参考文献

[1]汪海燕.论刑事庭审实质化[J].中国社会科学, 2015 (2) .

[2]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3.54.

刑事案例 篇9

一、基本案情

1.犯罪嫌疑人李某, 男, 1998年2月12日出生 (阴历, 阳历3月10日) , 汉族, 在金岸中学读书。

2.犯罪嫌疑人郑某, 男, 1996年8月7日出生 (阳历) , 汉族, 在读网络工程师 (需要读两年) 。

3.犯罪嫌疑人周某, 男, 1996年8月10日出生 (农历) , 汉族, 初中文化, 现在家务农。

2012年3月24日16时许, 嫌疑人李某伙同姜某 (在逃) , 在遂昌县妙高镇凯恩路太保殿桥头凉亭边遇见路经此处的林某, 二人即上前向林某索要钱款, 遭到拒绝后, 姜某即从林某身后将林抱住, 使之无法反抗, 李某则对林某某进行搜身, 并从林裤子后袋内搜走人民币11元。

2012年4月1日21时30分许, 嫌疑人李某伙同嫌疑人郑某、周某在遂昌县妙高镇凯恩路太保殿桥头凉亭边遇见路经此处的林某, 李某即向林某借手机使用, 并以林不给钱则不还手机的方式向林某索要钱款。林某因拒绝给钱, 遭到李某、郑某、周某的殴打;嗣后, 由李某、郑某强行对林某进行搜身, 并由郑某强行从林手中抢走人民币21元。21时40分许, 三名嫌疑人在案发地附近被警方抓获。归案后, 三人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并退还了部分赃款。经鉴定, 被害人林某伤势系钝器所致的胸部皮肤软组织挫伤, 未达到轻伤。

二、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适用原则

(一) 严格规定条件

所犯罪名必须是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或者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轻微犯罪, 并且是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刑罚的。对此, 规定了四种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处理的情形, 包括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犯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管制、缓刑或假释正在考验期的等。

(二) 规范四项程序

包括启动、调查、决定、宣告和送达程序。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作出前, 必须听取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其监护人、所在学校或单位、社区或村委会、辩护人、被害人及诉讼代理人的意见。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审查报告经科室讨论, 提请检委会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宣布后, 要及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三) 强化监督执行

设立考察小组, 负责教育、监督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执行所附条件。成员为3-5人, 可由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关工委、共青团、教育局、街道或乡镇等部门成员组成。附条件不起诉人、监护人、所在学校或单位、社区或村委会负责监督所附条件执行。考察小组监督执行人落实帮教措施, 定期汇总各方意见、及时处理相关问题, 并监督执行人履行职责。

(四) 注重日常考察

要求附条件不起诉人必须每周记录成长经历, 思想状况, 反思体会, 定期提交考察机关。考察小组定期对被考察对象进行考察。通过走访调查、与被考察对象谈话、品德量化考核、监督公益劳动等方式考察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思想变化、学习状况以及成长经历, 并反馈给监督机关。监督小组汇总考察意见, 及时了解被考察对象思想动态, 修正考察条件及帮教措施。

三、结合案例附条件不起诉的具体操作程序

9月18日, 该院对上述案例中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李某、郑某、周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这是刑诉法修订后丽水市检察机关办理的首例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案件。

(一) 尝试启动的及时性

2012年3月24日, 犯罪嫌疑人李某和姜某从林某处抢走人民币11元;4月1日, 犯罪嫌疑人李某、郑某、周某再次对受害人林某进行搜身, 抢走人民币21元。当日, 三嫌疑人被警方抓获。三人案发时均未满16周岁, 其中两名为在校学生。如何妥善处理该案, 必将成为三位未成年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引起了丽水市人民检察院院领导和办案部门的深思, 决定对此案作为首例附条件不起诉案件, 提出了大胆的设想和尝试。

(二) 审查该案的适宜性

从年龄看, 三名犯罪嫌疑人作案时均为已满14周且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从量刑看, 抢劫数额较小, 且均未造成林某轻伤以上后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项第4款中规定:对未成年人使用或威胁使用轻微暴力强抢少量财物的行为, 一般不宜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从社会影响看, 两次抢劫行为均发生在公共场合, 时间段均在群众活跃期。因此, 本案三人作案时, 旁观者多、社会影响大, 若不追究三人的刑事责任, 必然会给公众传递出错误的价值导向。从悔罪表现看, 三人在归案后, 悔罪态度良好, 各自的父母也赔偿了被害人损失, 得到了被害人谅解。因此, 该案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案件的范围及条件。

(三) 论证该案的可行性

首先为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人, 对该案是否做附条件不起诉开展了可行性调查。2012年8月, 丽水市人民检察院成立调查小组, 对该案作附条件不起诉的可行性进行全方位的调查, 围绕三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未成年人的监护教育情况展开调查。采用实地走访与品德量化考核以及无记名投票等方式进行。先后听取公安局、教育局、司法局、三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律师的意见, 并实地走访了各犯罪嫌疑人就读的学校、所在村。通过走访调查、与被考察对象谈话、品德量化考核、监督公益劳动等方式考察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思想变化、学习状况以及成长经历, 并反馈给监督机关。最后形成可行性调查报告, 提出实行附条件不起诉的意见。

(四) 启动程序的适时性

丽水市人民检察院调查组通过走访三人现所在的学校或村委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 三人的思想状况、行为习惯均发生了积极的转变, 三人有被教育挽救的可能。对三名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的建议提交院检委会决定。2012年9月, 院检委会根据《附条件不起诉工作暂行规定》, 同意对三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处理的决定, 并根据各犯罪嫌疑人实际情况制定了考验期、考察方式和监督办法。9月18日, 在院党组主持下, 在市院、县关工委、县教育局等相关单位参与下对李某、郑某、周某宣布附条件不起诉, 启动后续帮教、监督等工作。

(五) 设置条件的差异性

附条件的不起诉制度既能充分展现不起诉制度的优越性, 又要把不起诉制度的风险、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通过对未成年犯罪人赋予一定条件, 促使其发生改变。因为未成人可塑性极强, 易受外界影响, 没有良好的教育与合理的引导, 难免会再次误入歧途。因此合理的条件是必须的。合理的条件既让未成人犯罪人看到重新回归社会的希望, 又不让他因轻易得到机会而不去反思与悔改, 进而真正失去改正的机会。

(六) 共同帮教的广泛性

对三名嫌疑人宣布附条件不起诉后, 后续的帮教、考察工作紧跟落实。为能更好体现公正执法理念, 有效整合家庭、单位、学校、社区等多方面的帮教管理资源, 由丽水市人民检察院牵头, 成立帮教小组和考察小组, 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县关工委、县教育局、团县委等部门的相关人员作为成员, 并确定三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家长、学校或村作为帮教责任人。实行日常考察与终期考察相结合, 量化考察与综合考察相结合。

四、附条件不起诉案例适用带来的启示

(一) 建章立制, 规范程序, 确保执法的规范与公正

“无程序便无正义”, 这句朴素的语言阐明制度的重要性。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 认真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切实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坚持全面把握、区别对待的原则, 深刻领会新刑诉法附条件不起诉设定的理念, 借鉴各地先进经验, 从制度的完备性、可操作性、正义性等方面精心设计, 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经过反复讨论修改, 制定了《附条件不起诉工作暂行规定》, 明确和规范了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启动程序、前提调查程序、决定程序、被害人权利救济等相关程序, 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 力求实现社会利益、被害人利益、社会效果最大化的目标。

(二) 全面审查, 细致调查, 确保决策准确和案件质量

1. 以“审”形式, 进行案件全面分析评判。

坚持把大案办成铁案, 把小案办成和谐案的办案理念, 对李某、郑某、周某抢劫一案进行全面细致审查。从犯罪原因来看, 导致涉案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原因主要有心理上不成熟、法制观念淡薄、父母疏于管教和教育方式不当等;从年龄看, 三名犯罪嫌疑人作案时均为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从量刑看, 抢劫数额较小, 且未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从悔罪表现看, 三名犯罪婚疑人在归案后, 悔罪态度良好, 各自的父母也赔偿了被害人的指失, 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因此, 该案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案件的范围及条件。

2. 以“访”方式, 进行可行性调查。

2012年8月, 该院成立调查小组, 对该案是否做附条件不起诉开展了可行性调查。围绕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未成年人的监护教育情况展开调查。调查组走访了三人所在家庭、学校、村委会等地, 了解到三人归案后, 各自的家长均开始重视对孩子的管教。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 三人的思想状况、行为习惯、价值观、人生观均发生了积极的转变, 具有教育挽救的潜力, 有被教育挽救的可能。

3. 以“听”方式, 进行可行性论证。

对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附条件不起诉的设想, 采用实地走访的方式, 先后听取了县公安局、县教育局、县司法局、关工委、三名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律师的意见, 到各嫌疑人就读学校、所在村进行多次走访, 均得到各方的支持, 并对三人将设定所附条件进行多方论证, 形成可行性调查报告, 提出实行附条件不起诉的意见。

(三) 把握价值导向, 做好风险评估, 力求办案效果

调查小组成员对有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进行预测评估, 专门找被害人谈话, 征求其对此案的看法。被害人认为三人虽然触犯法律, 考虑到他们还年轻, 且事后积极赔偿了损失, 有悔改表现, 愿意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不再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做附条件不起诉并不是不处罚, 而是设定条件, 让三人改过自新, 重新回到社会, 这种做法得到相关单位部门的认同, 同时也把处理该案的风险降到最低, 实现了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四) 因人而异, 设置考察条件, 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

未成年人可塑性极强, 易受外界影响, 没有良好的教育与合理的引导, 难免会再次误入歧途, 因此合理的条件是必须的。合理的条件既让未成年犯罪人看到重新回归社会的希望, 又不让他因轻易得到机会而不去反思与悔改, 进而真正失去改正的机会。针对三人不同情况, 因人而异设置不同的所附条件内容。针对李某、郑某系学生, 对其设置条件之一就是让其在学校努力后能达到学习成绩在班中的排名来确定。周某务农, 就设置条件让其在家劳动一年, 并在思想道德、行为习惯等方面设置条件, 如在思想道德方面:每星期抽出半天以上时间, 阅读法制书籍或观看法治节目, 并记录体会, 每周应写一篇周记, 记录自己的学习心得, 思想状况, 定期交给考察机关;在行为习惯方面:每月抽出一天, 到养老院等场所照顾老人, 考察机关或承办人定时回访核查。对未成年嫌疑人进行一次全方位洗礼和塑造, 使失足的未成年嫌疑人能真正得到改化和挽救。

(五) 整合资源, 凝聚力量共同帮教, 全面落实教育挽救

1. 措施到位, 强化执行。

帮教注重教育疏导, 有利于促使他们摆脱心理危机和困惑, 激发新做人的信心, 有利于达到矫治犯罪的目的。成立考察小组监督责任人落实帮教措施, 定期汇总各方意见、及时处理相关问题, 并监督执行人履行职责。实行日常考察与终期考察相结合, 量化考察与综合考察相结合, 做到挽救与公正同行, 实现预期目标。让失足的青少年在宽松环境中接受心理和行为矫正, 实现自身的转变和回归。

2. 严格条件, 注重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