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已成社会问题

校园欺凌已成社会问题（精选3篇）

校园欺凌已成社会问题 篇1

教育部网站12月15日消息,消息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学校安全的总体要求,督促地方政府建立健全中小学安全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共5章19条,主要包括总则、督导内容、组织实施、结果运用和附则等5个方面,对学校安全专项督导工作进行了系统的制度设计和全面规定。《办法》规定,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由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主要检查各级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学校安全工作治理体制、机制和治理能力、措施的建设、落实等情况。主要包括6个方面:一是督组织管理;二是督制度建设;三是督预警防范;四是督教育演练;五是督重点治理;六是督事故处理。开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是督促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学校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安全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提高学校安全风险防控能力的重要举措。这项制度的建立,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切实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教育教学工作正常开展,维护教育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校园欺凌已成社会问题 篇2

一、组织领导

组 长：杨万明 白云小学校长 副组长：刘 军 白云小学副校长 党延飞 白云小学教导主任

侯胜文 白云小学总务主任

成 员：全体教师

二、分工及职责

1.组长：全面负责校园欺凌专项治理工作，做好文件传达、任务分工、调查研究，召开教职工会议，组织教职工集中学习对校园欺凌事件预防和处理的相关政策、措施和方法。

2.副组长：制订校园欺凌专项治理方案，经常性督查、调查，做好总结奖惩工作；加强行政值班和校园巡查工作。做好相关制度的修订与完善，营造宣传氛围，写好宣传报道。3.教导处：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专题教育（安全、法制、品德心理健康）；制定《实施方案》、《“校园欺凌”应急处置预案》，做好校园欺凌救助和处理工作。做好有关档案整理与保存工作等。落实心理健康教育课表与课时。

4.总务处：维护好重要场所的高清监控摄像头，从技术上提高防范、发现、制止校园欺凌事件的能力，做好心理健康咨询室建设。

5.少先队：进行反校园欺凌国旗下讲话活动。

6.班主任：召开主题班会，出好反校园欺凌黑板报；加强家校沟通和联系，发现苗头问题及时提醒并上报校长，并共同教育。

校园欺凌的法治对策 篇3

一、单纯的严刑峻法不是抑制校园欺凌增长的最佳选择

很多人认为,校园欺凌行为之所以如此猖獗,施暴者采用的手段之所以如此残暴,是与刑法的缺位和宽恕分不开的,因此通过修改和完善刑法来震慑校园欺凌的呼声非常高涨,几乎成为一边倒的舆论导向。减低刑事责任年龄、以严厉打击未满14周岁的小年龄施暴者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之一。

毫无疑义,通过刑罚来惩治极个别情节严重、影响恶劣、触犯刑法的校园欺凌行为,对校园欺凌施暴者确实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对广大中小学生具有明显的教育引导意义,但我们绝对不要扩大刑罚在抑制校园欺凌中的作用。对较为普遍的校园欺凌行为一味追求严刑峻法来应对,其立论的科学性究竟如何,实施后会不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思考的。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刑罚的本质是惩罚性,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有相应的副作用出现,也有一定的成本付出,所以应尽量避免使用,尤其是对校园欺凌中的未成年施暴者,刑罚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其理由是:

首先,用单纯的严刑峻法来应对校园欺凌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治国理政理念,即法家主张“以刑去刑”,儒家主张“以德去刑”,这两种不同治国理政理念后来被不同时期的统治阶级所采纳,上升为治国之策。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早在春秋时期,在商鞅等法家提出“以刑去刑”的观点以前,儒家已开始提倡“以德去刑”的刑罚观。孔子作为儒家代表,率先提出了“以德去刑”思想,强调“先教后诛”,反对“不教而杀”。汉代中期以前,儒家“以德去刑”的思想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而运用于“治道”策略之中。秦王朝灭亡后,西汉中期以前仍然“汉承秦制”,延续着“以刑去刑”的刑事政策。到了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法律思想逐渐成为国策。在汉代中期以后的历朝历代,主要秉承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指导思想,将“以德去刑”的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诸领域,并沉淀在文化传统之中。可以这么说,“以德去刑”作为治国方略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尽管现在社会上对校园欺凌纷纷予以严厉谴责,寄希望于用重刑来震慑这一社会现象,但真正冷静下来思考,用单纯的严刑峻法来应对实施校园欺凌的未成年学生,恐怕有悖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很难得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

其次,用单纯的严刑峻法来应对校园欺凌不符合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

我们尚且不论具体的校园欺凌案件是否符合现有法定的刑事立案和判决的要件及标准,也暂不探究案件审理和罪犯矫治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刑罚成本有多大,仅仅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要明显大于成年人重新犯罪率的现实看,就足以警示我们对未成年犯罪者要慎用刑罚。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严刑峻法从来就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和手段,更何况是对于尚未成年的施暴者。

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实现刑法所具有的人权保障机能和社会保护功能的价值取向的协调,从而能够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最充分地发挥刑法的机能。所谓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刑事政策的“两极化”,一极是“严厉的刑事政策”,即对累犯、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重大犯罪及危险犯罪加大打击力度,实行重判严处;另一极是“宽松的刑事政策”,即对轻微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小的犯罪,采取宽松宽容的姿态,基本策略就是定罪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非刑罚化”和“程序简易化”以及刑事执行上的“非机构化”“非监禁化”。我国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实践中已取得明显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专家学者也普遍予以认同。

在对待校园欺凌问题上,我们绝对不应片面强调保护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犯罪一味地“仁慈”“宽容”,导致一些未成年人肆无忌惮地实施校园欺凌,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引起公众的严厉责难。但理论研究和社会现实也都已证实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严打”总体上并不适合未成年人犯罪,对未成年人犯罪还得加强早期预防和矫治,也就是应该遵循我国党和政府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制定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尽管随着社会的激烈变革,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情况,各地都发现了一些极为残暴和恶劣的校园欺凌案件,但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总体上其犯罪类型、手段及社会危害性都有明显差异,仍然保留和体现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典型身心特征。因此,寄希望通过减低刑事责任年龄等途径来抑制校园欺凌蔓延的想法,是否符合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和国际刑法领域的发展趋势,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

再次,简单将校园欺凌的责任推给未成年施暴者也是不公正、不合理的。

我们并不否认多发性、暴力性、严重性的校园欺凌行为,作为行为的实施者有不可推卸的主观原因,但导致其行为发生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客观原因更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成年人的责任绝对不可推诿。众多惨案一再提醒我们,社会应该更多地关注未成年人的特殊利益、心理健康和行为变化,更多地在教育保护未成年人上尽责尽力。由于我们对那些未成年学生弱势群体的思想和学业关心不够、心理调适不当、行为习惯训练缺乏,他们就会缺少对外界侵害的抵抗能力,容易受到不法侵害,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也有少数未成年学生认为自己未能受到公平对待,备感委屈,就会逐渐形成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法纪的反抗,乃至发生惊人的违法犯罪案件。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对未成年学生多加关心宽容,对未成年学生多施予一份温情和爱心,设身处地去了解各层次未成年学生的感受,维护所有未成年学生的利益,确保他们的安全,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或许就能够温暖一个可能扭曲的心灵,就可以拯救一个有可能失足的未成年人,就能够避免或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隐藏在施暴者背后的相关成年人是校园欺凌之所以滋生和蔓延的主要因素,把校园欺凌的罪责完全推给未成年施暴者,简单采用单纯的严刑峻法来处置,似乎是不太公平、不太合理的。尤其是我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严格实施了计划生育国策,当今实施校园欺凌的中小学生绝大多数人是独生子女,当孩子触犯法律受到处罚时,带给家庭的灾难是不言而喻的,并且是难以弥补的。对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校园欺凌行为,还是应当预防在先,教育保护为主,尽量少用、慎用刑罚,否则,将不利于家庭的稳定,最终还会对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未来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二、严肃处置校园欺凌有赖于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

校园欺凌现象之所以呈现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预防无方、打击不力肯定是其原因之一。在对校园欺凌开展综合治理的过程中,对已经触犯刑罚的施暴者表达社会的痛恨并处以相应的惩处是非常有必要的,加大打击力度势必会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有助于抑制校园欺凌行为的蔓延。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严厉打击与多判刑、判重刑不完全等同,解决校园欺凌社会难题绝对不是抓更多的人、判更重的刑就能够解决的,千万不要寄希望于严刑峻法来简单了之,还是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探索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载体与途径。笔者认为,妥善平衡保护未成年人与维护社会稳定这一现实难题,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这才是预防和打击校园欺凌现象的最佳选择。

少年司法制度脱胎于普通司法制度,但又不同于普通司法制度。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建立在少年身心特点和发展规律基础上的,少年生理心理的不成熟性和思想行为的可塑性构成了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依据,也是少年司法制度与普通司法制度的区别所在,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对未成年人贯彻全方位的教育在先、保护为主的思想上。传统意义上的少年司法制度,着眼点是放在犯罪后的处理上,即对已实施犯罪行为的少年案件纳入司法来受理,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追究型的司法制度。现在许多国家的少年司法制度已更加关注预防犯罪事宜,积极介入到社会预防犯罪工作中去。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是以少年案件审判制度为中心,包括少年案件的调查、审理、处置和矫治等为主要内容的特殊司法制度。这一司法制度经过30余年的发展,在依法科学、准确、有效地审理少年违法犯罪案件,教育挽救失足少年和预防少年违法犯罪中,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现有的追究型的少年司法制度模式,还要顺应国际社会少年司法制度的最新发展趋势,增加犯罪的社会预防型内容。特别是考虑到《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实施已多年,其执法力度的加大需要从司法上予以保障。如果我国在今后的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中能够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和作为,适度扩大少年司法的管辖范围,其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的意义将是非常巨大的,同时也可以解决校园欺凌预防无方、打击不力的现状,预防和减少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

将包括校园欺凌行为在内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纳入司法的范围,是世界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未成年人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都有专门的机构来实行专业化教育和矫治。这类机构的名称在欧洲、美洲、亚洲等绝大多数国家被冠名为“感化院”或“感化学校”,但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也有其他名称,例如,美国有一些州设有专门的训练学校,以矫治有劣迹未成年人或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日本于1948年颁布实施《少年法》后,将私立感化院、矫正院、教护院等机构统一为少年院,集中收容家庭法院判处监禁的少年。对于把各种各样的未成年人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纳入专门的机构,实行带有强制性的教育和管理,这也是针对特殊类型的未成年人所采取的早期预防和针对性矫治措施,同时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由司法机构来认定和教育违法或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其结果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归于犯罪并适用刑罚来处置,而是采取了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教育处分和保护处分的处置方式。当然各国都没有排斥采取严厉的刑罚处分,但那只能是在“万不得已下的最后手段”。司法所具有的认定程序的规范化和处置上的慎重性,使得国外比较容易接受对包括校园欺凌在内的未成年人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纳入司法范畴的做法,其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实践中的有效性,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借鉴。

绝大多数的校园欺凌行为,可以归为未成年学生的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即使是实施严重校园欺凌行为并构成犯罪的校园欺凌行为,也有一个从违法到犯罪的过程,如果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及时加以察觉并采取有效的保护、矫治措施和方案,一些震惊社会的校园欺凌案就有可能避免发生。由此可见,我国应该设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进行专门矫治的机构。

目前,我国工读学校是对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学生进行特殊教育的学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的有效途径。1955年第一所工读学校在北京成立,此后,工读学校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艰难曲折地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顺应社会的需要,同时也为了解决自身生存的需要,实施了重大的改革。主要是进一步扩大工读学校的功能,将“文革”前主要收容教育流浪儿童及误入歧途的失足孩子转变为主要招收心理行为偏常、家庭难以管教、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的三类未成年人,逐步使工读学校办成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中心。历经61年的工读学校在教育矫治了数万名学生、有效控制了未成年人犯罪发展态势的同时,也面临不少新矛盾和新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工读学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类似于校园欺凌行为的违法和轻微犯罪的未成年学生,由于主客观多种原因,无法进入工读学校接受教育和矫治,以致不少有劣迹的中小学生浪迹在校园之外,失学失教失管,最后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因此,如果能够通过司法途径,将实施校园欺凌的未成年学生较早通过一定的司法途径,送入工读学校接受教育矫治,无疑能够有效防治包括校园欺凌在内的未成年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

要想发挥工读学校在教育、保护和矫治违法和轻微犯罪未成年人中的积极作用,出路之一就是重新界定工读学校的性质和功能,早日使工读学校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现存的工读学校体制与少年司法制度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这种质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是说两者之间就不存在联系或没有共性。工读学校作为特殊的教育机构、特殊的招生对象、特殊的管理办法,当然离不开特殊的办学目的和要求以及特殊的规范和保障,等等。工读学校功能的强化和管理的特殊,急需司法强有力的干预、规范和保障,而少年司法制度的创建和完善又为工读学校的深化改革开辟了更为宽阔的前景。考虑到工读学校对象的特殊性和管理上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以及目前招生中所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立法规定将这部分未成年学生的招生、管理、教育等纳入少年司法管辖范围。需要明确的是,我们这里所指的少年司法制度,已经摆脱了单纯刑事司法制度的性质,适应了依法治国社会背景下未成年人保护性法律法规需要,是进入了一个更新意义上的以教育、保护和挽救为主的新型少年司法制度。

对多发性校园欺凌实施必要的司法干预,通过司法程序来对未成年施暴者采用教育处方、保护处方来予以处置,发挥工读学校在预防未成年学生违法犯罪中的特殊作用,有助于我们走出理论与实践的困境。为此,从眼前看,首先要加快工读教育的立法,早日从文件形式转向法律规范,以尽快解决有校园欺凌等行为的问题学生能够进入工读学校接受教育矫治;从长远看,要力图使工读教育和少年司法制度在双向改革过程中予以协调和同步,努力将犯有罪错的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纳入司法轨道,这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应当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面对日益猖獗的校园欺凌,法律应当有更大的作为

笔者认为,错综复杂的校园欺凌必须实行综合治理,其治理路径的选择可以从四方面着手,即国家层面完善立法、政府层面科学规范、学校层面加强管理、社会层面广泛参与。法治在这些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笔者仅就其中的核心问题提出几点具体建议:

1. 强化校园欺凌治理的政府主导

预防校园欺凌,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但具体由谁来动员和组织协调全社会的力量呢?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政府作为核心和中坚力量,在预防校园欺凌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规明确规定的。《通知》提出的开展教育、完善制度、加强预防、及时处理、监督指导等五点要求,体现了中央政府依法治理校园欺凌的态度和要求。各级政府应当根据自己所掌握着的巨大权力和所拥有的充分资源条件,通过科学的规划、强有力的管理、经常性的检查监督以及依法追究失职者的行政法律责任等,来开展治理校园欺凌活动,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当前的重点任务,是各级政府要组织落实好《通知》,加大检查督促力度,确保校园欺凌专项治理工作不走过场。

2. 明确校园欺凌的法律责任

校园欺凌现象必须严肃对待、严厉打击,责任追究必不可少,需要强调家庭的日常监护责任、学校的教育管理责任和社区环境优化责任等。校园欺凌行为之所以日趋严重,是与有关部门和人员的保护、教育责任不落实,管理、防范措施不到位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要通过责任追究来强化校园欺凌防治工作。另外,一种非正常的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我们现在谈的比较多的是对未成年施暴者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追究,而很少去触及造成校园欺凌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比如: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未成年施暴者实施如此残暴的校园欺凌行为?未成年受害者在遭受校园欺凌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法律保护为什么会缺位?社会呼吁对未成年施暴者严厉打击的同时,更应当思考的是:如何追究家长、老师、校长等教育、保护、监护不力的责任?对那些纵容、放任孩子实施校园欺凌的监护人,对那些疏于对未成年学生监护的相关人员,对那些因为校园管理失控而发生在校园内的欺凌事件等,都应当根据具体情节和程度来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3. 落实校园欺凌的防范措施

防治校园欺凌必须有具体的载体、路径和措施,这方面的工作不仅要依靠领导重视和制度完善,更要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不少中小学校在整治校园欺凌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成效显著,形成了很多很好的反校园欺凌的经验,国外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可予以借鉴,如美国教育部发布的《学校安全指南》等。我们应当根据各自校情和学生特点以及教育规律,加强安全防范方面的制度建设,制定可操作性的校园反欺凌措施和方案,使学校和学生的安全建立在科学、完善的制度保障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