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增长特征（精选8篇）
产业增长特征 篇1
1 我国植物油产业增长变动的历史回顾
1.1 统购统销阶段 (1953-1978年)
这一时期为油料、食油短缺及植物油产业缓慢增长时期。油料、食油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国家通过控制价格和生产、限制消费的措施来达到供求平衡和市场稳定。
1953-1958年, 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 油料及食油供给赶不上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为保证供应, 稳定市场, 政府对油料、食油实行统购统销;在商品流通领域, 排除私营商业;加强了对农村集市贸易的控制, 切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1959-1961年, 油料与其它农作物一样, 生产大幅度下降, 收购困难。1962-1965年, 国家采取了非常措施, 压缩销量, 主要保证三大城市、出口和军供, 农村供应基本停止。同时采取一系列政策, 鼓励农民多种多留多售, 允许农民进入集市自由买卖, 因地制宜建立油料生产基地。1966-1977年, 油料及食油购销水平处于停滞徘徊时期。人均食油占有量由1966年的2.25公斤降到1977年的1.75公斤。针对这种情况, 国家对油料、食油生产重新作了部署, 要求油料生产区多作贡献, 一般生产区力争自给, 在短时期内解决吃油问题;要求扩大油菜面积, 稳定花生面积, 大力发展木本油料, 努力提高单产。在此期间, 油料、食油收购价格平均提高16.7%, 销售价格未作调整, 因而出现了购销价格倒挂。
传统体制下的油料、食油供求是在完全排除市场机制、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情况下来调节的, 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市场供求失衡, 也限制了油料种植业和加工业的发展。这一时期, 油料生产及油料压榨的增长速度均十分缓慢。至1978年, 全国油料产量仅为1279万吨, 其中油菜籽产量187万吨, 花生产量238万吨, 大豆产量757万吨。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 国有油脂企业年处理油料能力仅为1200万吨, 其中浸出油厂210万吨;植物油产量为143万吨, 折算成油料约为600-700万吨。同时, 由于国家对油料、食油购销垄断, 以及自给自足的地方政府目标, 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小型油厂, 这些小油厂技术管理水平低下、设备简陋、布局分散。
1.2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阶段 (1979-1992年)
这一时期为植物油产业快速增长时期。该时期分为两个阶段:价格调整和统购统销制度解体阶段 (1978-1985年) ;购销双轨制阶段 (1985-1992年) 。
1978年以来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实行, 农产品价格管理体制出现了重大变化。国务院决定从1979年3月起, 陆续提高粮食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油料、食油收购价格上调25%, 促使油料生产迅速发展, 食油产销开始摆脱困境。1981年, 国家提出了“在坚持统购统销的原则下, 把油脂经营搞活”工作方针, 并开展了半高价油供应的试销和推广工作。1983年, 国家对油料及食油收购政策作了较大调整。一是改变收购计价办法, 取消原有定购基数, 改为按固定比例计价。同时实行合同定购, 定购以内按固定比例价收购, 定购以外实行议购议销。二是减少统购品种、开展多渠道经营。国家只对油菜籽、花生和棉籽进行统购。在此期间, 我国油料生产的年平均递增速度达到了14.75%。植物油社会收购量由1980年的195.3万吨, 提高到1987年的441.1万吨, 年增长率达12.3%。返销农村的食油由1980年的9万吨左右, 上升到1984年的50万吨左右。
1985年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规定从当年起除个别品种外, 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 按照不同情况, 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具体来讲, 粮食、油料和棉花取消统购, 改为合同定购。定购的粮食、油料, 国家确定以“倒三七”比例计价, 即三成按原统购价, 七成按原超购价, 定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上市, 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原统购价格, 国家仍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此后, 政府逐步放松对粮食、油料产品购买系统的控制, 在流通领域内采取了更自由、更宽松的政策。
农产品价格、流通体制的改革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极大地促进了油料生产;伴随着油料生产的提高, 植物油加工业也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时期。至1992年, 全国油料产量增加到了2671万吨, 比1978年增长了109%。截止20世纪90年代初, 全国油脂企业年处理油料的总能力约为3500万吨, 其中浸出油厂近2000万吨。特别是1990年后, 外资开始逐步进入我国植物油加工业, 近100个合资、独资企业相继建立。与此同时, 由于扩张过快, 我国油料压榨能力开始超过油料生产能力, 植物油市场出现了激烈竞争的局面。尤其是大量投资少、技术设备简单的乡镇小油厂的兴建, 更加剧了行业竞争, 许多企业的产能被迫闲置。
1.3 食用油市场放开、进入市场经济阶段 (1993年-现在)
这一时期为植物油产业高速扩张和结构调整时期。该时期分为两个阶段:油料及食油放开价格、放开经营阶段 (1993年以后) ;进出口贸易 (特别是大豆进口) 开放阶段 (1996年以后) 。
1992年以来粮油购销政策又进行了深入改革。国家两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并开始放开粮食、油料产品销售市场, 取消粮食和食油凭票定量供应的办法。与粮食市场相比, 油料市场开放程度更高。1998年春, 在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敞开收购、顺价销售的同时, 政府对油料市场仅限于指导性政策, 除四处、贵州、浙江等少数省份出台了收购指导价外, 其它省市由企业自身按购得进、销得出、不亏损原则确定收购。
油料、食油购销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使油料及食油生产向着总量增长和优质化方向发展。至1995年, 我国大豆、油菜籽、花生等三种主要油料的总产量即达3351万吨。植物油加工业则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截至1995年底的统计表明, 我国植物油加工业年处理油料能力已达4500-5000万吨, 远远超过当年国内油料总产量;油脂精炼能力也达到了600万吨左右。与此同时, 油厂数目猛增到5623个, 其中国内贸易部归口管理的油厂有1445个, 其余为合资、独资、股份制等其它类型企业。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我国植物油产业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 进行了重大结构调整。由于政府放松了进口控制, 油料、植物油 (特别是大豆) 进口量迅速增加, 短短十几年内我国即从净出口国转变为世界第一大油料进口国和第二大植物油进口国。这一方面对国内油料生产造成了冲击;另一方面, 也刺激了植物油加工业的增长, 带来了市场结构和空间结构的重大变化。
这一时期, 尽管我国油料生产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但已远远落后于压榨能力的扩张。至2006年, 我国主要油料产量达465万吨。而据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的不完全统计, 2006年全国油料压榨能力近7000万吨, 油脂精炼能力达1300多万吨, 植物油生产量953万吨。这一阶段, 我国传统油脂企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面对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 许多中小企业和老企业亏损、倒闭;一部分企业则在竞争中成长起来, 完成了技术、设备更新和经营规模的扩张。
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植物油产业增长变动的特征
2.1 压榨能力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油料生产的增长速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油料压榨能力一直处于过剩状态, 油料产量不能满足压榨需求近年来我国大豆、油菜籽等主要油料的压榨量远远超过国内生产量, 进口油料在国内压榨量中所占比例逐步上升。2008年国产大豆占国内大豆压榨量的比例仅为21%, 2000年国产油菜籽占国内压榨量的比例也只有78%。压榨能力过剩促进了油料进口的增加;反过来, 进口的迅猛增长对压榨能力的过度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2 沿海地区大型油厂异军突起
近年来, 我国植物油加工业开始了大型化和向沿海地区集中的进程。外资、民营、股份制等多种投资主体纷纷在沿海地区建设以加工进口油料为主的大型油厂, 形成了新的格局。目前我国沿海地区有近70个大型油厂, 日处理油料能力均在1000吨以上, 一些甚至超过了2000吨。全世界共有11家日处理油料6000吨以上的大型油厂, 其中5个在中国的张家港、防城港、秦皇岛、连云港等地区。沿海地区大型油厂的兴起, 使我国植物油加工业的市场结构和空间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2.3 跨国公司在产业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以垄断为特征的跨国公司利用其在资金和原料供应上的优势大举进入我国植物油加工业。1990年新加坡郭氏兄弟集团组建了南海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拉开了跨国公司进入的序幕;从1997年开始, ADM、嘉吉、邦吉等各大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入我国植物油市场。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ADM公司。目前ADM公司已同中粮集团、新加坡Wilmar集团合资建立了12家大型油厂, 其中最大的是位于张家港的东海粮油, 日处理油料能力已达12000吨, 为世界第一大油厂 (见表1) 。目前在我国植物油加工业中, 约有200多家三资企业, 其中7家进入全国500家最大三资企业行列, 2家进入中国企业500强。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 加快了我国油脂企业向沿海地区集中及大型化的进程, 使我国植物油市场结构日趋与国际趋同。
资料来源:Bing Li, Peter Goldmith, Jerry Fruin, Rodolfo Hirsch (2007) 。
3 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 政策在植物油产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放开经营、实行市场调节后的这一阶段, 成为植物油产业增长最快、效益最好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植物油产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 表现出三个突出的特征:国内油料生产远远落后于加工需求, 进口油料的压榨比例逐步上升;沿海地区大型油厂异军突起, 引起植物油加工业市场结构和空间结构的重大变化;跨国公司大量进入, 所占市场份额迅速扩大。总之, 我国植物油产业的增长变动与油料生产、植物油消费、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因素密切相关。油料生产和植物油消费的增长变动是促进产业发展的内在基础;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投资是影响产业发展的外部动因。
摘要：我国是世界第四大植物油生产国和第一大植物油消费国, 在世界植物油生产、消费和进出口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分时期对我国植物油产业增长绩效和政策进行回顾, 并着重对1990年以来植物油产业增长变化的特征进行了分析, 旨在揭示植物油产业发展态势, 为制订合适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植物油,油料,产业增长
参考文献
[1]王瑞元.2003年的中国油脂工业[J].中国油脂, 2004, (08) .
[2]王永刚, 王永强.我国油脂加工业空间转移的影响因素:1995-2002[J].粮食流通技术, 2005, (1) .
[3]王永刚.中国植物油产业增长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产业增长特征 篇2
一、实证分析
在上述假设基础上，以广西林业产业总产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以下参数作为解释变量: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从业人员年末人数、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人数、森林覆盖率、林业系统第一产业中涉林产业产值、全部营林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以上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关系。因此，利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6.0，考察―广西林业增长基本情况各相关指标值(见表1)，采用OLS方法对该生产函数进行分析。回归分析得出的:各解释变量: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从业人员年末人数、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人数、森林覆盖率、林业系统第一产业中涉林产业产值、全部营林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对被解释变量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0.21、0.016、1.69、0.37、0.97、0.49，回归残差为-20.04。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拟合优度统计量R2为0.9969，表明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林业系统从业人员年末人数、林业系统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人数、森林覆盖率、林业系统第一产业中涉林产业产值、全部营林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这几个变量的对数解释了广西林业产业总产值的对数99.66%的变动，回归方程拟合程度较好。F值为483.8235可以说明能够通过显着性水平的检验，S.E值为0.038603，较小，说明拟合程度较高。至少总体说明了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林业系统从业人员年末人数、林业系统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人数与广西林业产业总产值是相关的。
二、模型检验与修正
1.回归参数显着性检验
由于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林业系统从业人员年末人数、林业系统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人数、森林覆盖率、林业系统第一产业中涉林产业产值、全部营林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这几个变量的系数为正，所以做单侧检验，即使α>0.05，t0.05(4)=2.132。但是统计结果显着的只有林业系统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人数和林业系统第一产业中涉林产业产值这两个解释变量。
2.怀特检验
对回归方程做怀特检验可以得到以下结果:根据怀特检验的结果，nR2=6.3878，对应的P值为0.5912，在0.05的显着水平下拒绝假设，模型存在异方差。且森林覆盖率这一影响因素不显着，剔除森林覆盖率这一影响因素，修正的回归方程中解释变量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从业人员年末人数、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人数、林业系统第一产业中涉林产业产值、全部营林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对被解释变量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0.34、0.017、1.78、0.94、0.74，回归残差为-20.65。修正的回归方程中拟合优度统计量R2为0.996935，R2值变大说明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林业系统从业人员年末人数、林业系统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人数、森林覆盖率、林业系统第一产业中涉林产业产值、全部营林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这五个变量与广西林业产业总产值的`拟合度比较理想;F值为586.4607说明能够通过显着性水平的检验，并且S.E值为0.038403，数值较小，说明拟合度较好。回归参数显着性检验:做单侧检验，使α>0.05，t0.05(5)=2.015，即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林业系统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人数、林业系统第一产业中涉林产业产值、全部营林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这几个变量的系数为正，并且统计结果显着。只有林业系统从业人员年末人数的统计结果不显着。
三、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回归方程的结果显示，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林业系统从业人员年末人数、林业系统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人数、森林覆盖率、林业系统第一产业中涉林产业产值、全部营林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皆与广西林业经济增长是正相关关系。林业技术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广西林业产业总产值最主要因素;资本投入、政府补贴次之;劳动力投入、森林资源对广西林业产业总产值影响有限。在林业资本投入方面，自到20广西林业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从图1可以看出，林业总产值与林业投资相关度差距较大，说明近年来林业投资在促进广西林业增长方面所起作用有限。在劳动力投入方面，从20起，广西林业系统的从业人员年末数逐年下降，到年，广西林业系统从业人员年末数减少1万多人。在回归分析中也发现，广西林业系统的从业人员年末数对广西林业经济的增长的影响并不显着。原因之一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林业这一投入高周期长收益相对较低的行业，转投入另一种行业中;原因之二为广西林业机械化作业水平提高，使得劳动力投入减少。在森林资源方面，选择的变量是森林覆盖率。近年来，广西的森林覆盖率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说明广西的森力资源对林业经济的影响并不明显。在回归分析中，森林覆盖率这一变量的不显着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广西林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林业技术和政府补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回归方程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林业系统第一产业中涉林产业产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广西林业产业总产值就增长6.7%。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全部营林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每增长1个百分点，广西林业产业总产值就增长3.9%。
四、大力发展广西林业经济的建议
(一)认清广西区域优势，大力发展广西特色林业
广西可发挥地缘优势，进一步深化和加强林业合作。广西与接壤的东盟国家山水相依，在林业资源禀赋、林业产业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10月，首届中国―东盟林业合作论坛通过了《中国―东盟林业合作(南宁)倡议》，为广西与东盟各国林业合作创造了条件。广西与东盟可充分发挥资源的互补性，促进双方林业经贸关系发展，积极鼓励林业企业开展林产品加工、贸易和林木种植等领域的合作。此外，广西还可以利用中国东盟的相关政策，把具有广西特色的林业产业及林产品推向东盟各国。利用广西地域优势，发展具有广西特色的林业产业，例如油茶与八角。目前，广西现有油茶种植面积约35万平方米，常年茶油产量在4万吨左右，栽培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三位。油茶作为一种重要的食品和加工原料愈来愈得到国家重视，中央已经明确将油茶产业作为保障国家粮油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来科学谋划。广西林业部门应抓住这一良好机遇，大力发展油茶产业，通过提高油茶的种植技术从而提高产量，达到大增收。中国的八角的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80%，而广西的产量则占全国产量的90%以上。广西林业部门应在这良好的基础上，加大对八角产业的重视，使其产业规模化，研究良种八角，提高八角的种植技术，使得八角产业平稳发展，带动其他林业产业发展。
(二)引进、培养人才，重视科技发展
林业技术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广西林业产业总产值最主要因素。目前在林业系统的从业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加强对基层人员技术培训，加强林业科技推广工作，使广大农民从林业技术推广中得到更多实际性的利益。与此同时，广西的林业院校要主动适应广西林业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加大学科专业建设力度，调整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方案，使得教育内容与时俱进，以满足广西林业经济建设与发展对林业技术高级人才的需求。同时，广西林业部门应加大对各种林业研究机构的支持和鼓励，注重探索林业方面的精密技术，利用新技术提高林业资源的利用率。对于广西“十二五”期重点打造的14个千亿产业之一的造纸与木材加工业，可以通过引进新技术，延长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从而带动林业其他产业的发展。
(三)政府加大对广西林业产业的投资力度
水泥产业增长≠产业科学发展 篇3
版主看来, 只要自己心中葆有不变的期待-水泥产业现代化, 无穷无尽的丰富多彩的产业话题, 总会被时间老人巧妙地写在刚刚走过的脚窝里, 是那般的新鲜与明晰, 等待着业内外有识之士去解析、去求证, 进而说不尽道不完。
这一期, 一道略带数学味道的不等式摆在业内外读者面前:水泥产业增长≠产业科学发展。
早在三十多年前,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声声, 中国水泥行业就开始面临到这样一个重大而又敏感的话题, 只不过被现实的需求包裹得严严实实, 长久以来被掩盖在产业的深处, 似乎离我们还真显得有些遥远。
增长, 增长, 发狂式的猛增长, 震天价响的一片增长的呐喊声中, 到底什么是良性增长?发展, 发展, 大跃进式的快发展, 震耳欲聋的发展口号声中, 到底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怎样正确认识并且摆正产业增长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本质上并不等同于发展”, 当你读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与发展经济学家让·德雷兹 (Jean Drèze) 的文章中的这句话, 又会引发出怎样的思考呢?曾有两位诺奖得主还单刀直入尖锐地指出:“亚洲人需要重新界定究竟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增长模式”。
吊诡的是, 人们在尽情地分享水泥产业经济增长好处时会发现, 在取得惊人增长速度的表面之下, 总是同时会与潜藏着的一些棘手难题不期而遇, 甚至堵到了自家门口。今天的水泥产业, 这种建立在资源过度消耗、影响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疯狂增长, 又给我们乃至子孙后代带来了什么?幸福感也随之增长多少呢?资源总有一天会枯竭穷尽, 环境也脆弱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为此, 再一次敦促我们认真地思考增长的方式和价值。难道GDP就是我们苦苦追求增长和发展的唯一标尺, 而生活质量、幸福指数、环境保护、健康指数、预期寿命、生态文明等综合指标, 又在水泥产业发展中被放到了什么样的位置上?
迷茫于水泥产业增长与科学发展之间
水泥产业与其他产业经济发展一样, 不可能永远是线性发展趋势, 而只能是一个非线性的动态发展过程。既然大谈特论产业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有业内人士尤其是水泥企业老板们, 总是会把赞成最迫切知晓的运营层面上的问题抛出来———界定产业增长与科学发展, 最好能给出一个可供考量的界限。
种种迹象表明, 日前水泥产业疯长的惯性尚未完全消失, 狂热中不要忘记中国古语说到:“欲速则不达”。水泥产业的现实后果就明晃晃地摆在那里, 即使是泪流满面亦无济于事, 除了逼迫我们忍痛去积极应对, 力克时艰, 还有必要厘清产业经济增长与产业经济发展两个不同概念, 及其各自包含的内涵和外延。可以肯定地说, 产能过剩及产业效率低下之表征, 等待的是狂热幻灭之后的漫长煎熬。
怎样理解产业经济增长?它是一个数量概念, 指的是在与原有经济总量和分量等相比较, 所形成的经济增加份额或者比例;通用以GDP (国内生产总值) 及GNP (国民生产总值)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尺度, 而GDP被认为是当今产业经济增长的代名词, 一种最直接的、最核心的话语表达。
又如何认识产业经济发展呢?它是一个兼具数量和质量的概念, 指的是衡量产业本身及其促进社会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指标体系, 其中包括产业内外部协调成长指标, 也包括绿色GDP产业规模发展指标, 更要扩大到产业对社会贡献率指标, 如ISEW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 、GNH (国民幸福总值) 等。发展并不能简单地与增长划等号。
概括来讲, 产业经济增长即创造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 而产业经济发展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及生态文明传承的全面协调增长。由此可见, 产业增长与发展既有区别又紧密相连, 一是产业增长内涵较窄, 而产业发展的内涵较广;二是产业增长往往体现在速度优先, 而产业发展则追求速度、质量与效率的统一;三是产业增长是产业发展的基础, 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产业发展是增长的结果和目标, 但也有可能出现无发展的增长, 一种竭泽而渔的不可持续增长。
谈水泥产业增长与发展, 惯常的逻辑会让人们首先想到一个“大”字, 但更不要忽略一个“强”字, 即大家常说的“大而强”。
“大”往往着眼于规模的量级增长, 可是“强”则有所不同, 它包括硬实力、软实力与深度潜力。当把理性的目光投射到建设水泥产业强国上来, 会发现水泥产业增长只不过是发展的基础, 单纯追求增长并不能直达水泥产业强国的宏伟目标;而唯有坚持科学发展, 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
对当前水泥产业而言, 增长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增长是万万不能的, 决不能滑向无底线的否定增长的极端, 找到健康的可持续增长之路, 才能实现产业发展的目标。
具体表述水泥产业增长与发展的关系:一是协调, 增长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与生态环境友好的协调;二是效率, 其实也是协调的一种表现, 即表现为市场效率、企业效率、产业效率, 污染和过剩肯定不是真效率;三是现代化, 这是一种与现代科技、知识信息协调的方式, 整个产业科技含量水平的高低, 与人文成果如城市及发展的相协调;不协调则是粗放的、畸形的表现, 必然同产业发展背道而驰。如今非理性产能扩张, 成了大大小小的几千家水泥企业及外来投资者们追求产业增长的奥义, 且还在轰轰烈烈地照葫芦画瓢干下去, 这样的疯长对产业发展有害无益。
尽管我们还很难拿出衡量增长与发展之间关系的量化标准, 企业界人士通常喜欢这样的“硬杠杠”, 但有一点却是清晰而明确的, 那就是水泥产业科学发展体现为数量规模与质量提升的统一、产业效率与社会综合效益的统一。
以版主之管见, 业界企业家们可以遵循以下逻辑线索, 试用下面“三把尺子”去丈量界定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第一把尺子:请辨识“笑与哭”的尊荣———真的“笑了吗”!
依据产业价值标准, 画出一条产业“微笑曲线图”, 从优化产业结构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维度上进行考量。
日前, 笔者曾发洋洋万言博文, 专题阐释过产业“微笑曲线”理论, 所以就不在此重复花费笔墨了。
当下世界经济产业格局决定了现有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产业“微笑曲线”明显地向着两端上翘, 所以传统产业只有升级到资本比较密集、技术比较密集、附加价值比较高的高端部位,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收获“微笑”的快乐;如果失去两端依然死守产业“微笑曲线”中间段的生产环节, 一般需要更多的资源依赖条件, 需要支付较多的物资资本, 劳动力比较密集, 附加价值比较低。
这让我想起了那句在西方流传甚广的谚语:“人生如洋葱, 你一片片剥开, 终有一片会让你流泪”。人生如此, 市场岂不更如此吗!当今登峰造极的水泥产业疯长, 正在遭遇难看的“哭丧脸”和流淌着苦涩的“泪水”, 实践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 水泥产业传统增长模式已到极限状态, 意味着依托要素驱动型的“要素红利”正在急转直下, 如果不是中国水泥市场的独特资源禀赋条件“救命”的话, 势必要出现比较优势的真空状态, 市场下滑的冲击会更剧烈一些, 命运并不会比钢铁等产业的悲惨遭遇好多少。
严重过剩的产能警示人们, 中国水泥产业是疯长而不是科学发展, “浮肿”则是标志性副产品;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结构比重警示人们, 是疯长而不是科学发展, “疲软”则是标志性副产品;资源消耗及能源消耗警示人们, 是疯长而不是科学发展, “尿糖”则是标志性副产品;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警示人们, 是疯长而不是科学发展, “民怨”则是标志性副产品。
第二把尺子:请辨识“黑与绿”的颜色———真的“绿了吗”!
依据“环保赤字”标准, 画出一幅产业增长与环境污染排放比较平衡图, 从绿色产业价值转型升级和社会效益的维度上进行考量。
目前,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市场, 全国每年增加建筑面积多达20亿平方米, 公共建筑面积约占一半左右, 节能达标率却不足10%, 建筑能耗早已经超过了工业能耗。我国建材生产、建筑建造和建筑使用过程中, 消耗能源占到社会终端能耗的46.7%。
日前, 据环保部网站消息, 根据2013年上半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和日常督查情况, 环保部对水泥业界龙头老大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挂牌督办, 责令限期整改。海螺不例外, 其他水泥企业该当如何呢!
中国水泥产业面临最大的挑战, 不仅在于产业效率等方面的竞争, 更在于水泥产业能否尽快完成由“黑”变“绿”的颜色革命, 重新参与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中来, 重塑波特兰水泥诞生之初的辉煌。
发展绿色水泥产业, 除了开发建设生态水泥项目, 现实可行的途径是, 如何尽早实现整个水泥产业对于人类社会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小于贡献率, 也就是水泥产业绿色价值呈现转负为正, 这个正值来临之际才是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这就是我们渴盼已久的绿色发展。
第三把尺子:请辨识“升与降”的差别———真的“升了吗”!
依据企业利润生成表格, 画一幅水泥企业微观运营效益及投资回报对比图, 从全产业效率的维度上进行考量。
就产业群体而言, 问题的结论当然是明摆着的;但从单体企业来说, 不同的企业之间肯定存在着一些差别, 企业管理者们自然会有着自己的思考, 无需版主详细描述。
水泥产业疯狂增长生下“畸形蛋”
过往的岁月里, 水泥产业疯长如同一杯浓烈醇香的烧酒, 众人醉态百出, 为什么无人清醒!在各自功利动机与顽固理念的驱使下, 随波逐流被当成识时务之举, 又有何人能弹奏出属于自己的理性音符呢!说实在话, 这也怪不得谁。
寻觅任何产业经济发展之“大道”, 历史给出的答案从来都是清晰而明确的, 产业增长必须符合产业发展的大目标, 而产业发展目标又必须与社会发展“大道”相一致, 否则得到的结局肯定是一杯难以下咽的苦涩之酒。一度深深沉浸在GDP世界里的水泥产业, 长期背离市场和产业链推动良性增长的基本规律, 一路狂飙的增长还能继续下去吗?
在“老散博客”曾发表过的博文中, 版主不惜篇幅和笔墨地列举水泥产业增长的数据, 估计不会有人否定这些堪称奇迹的事实。然而, 水泥产业疯狂增长的危险沉疴已暴露出来, 整个产业只好哭丧着脸把不可持续的疯长滋生的最糟糕的副产品———一串“畸形蛋”, 极不情愿地拾进篮子里, 空留下一片无奈和叹息。
(一) 产能过剩的洪水肆意泛滥, 冲垮了提升产业效率的堤坝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水泥产能疯长有多么狂野!尽管政府多次出手监管措施, 也未能有效制止这种毒瘾发作一般的疯狂。2010年新型干法水泥熟料产能12亿吨, 2011年跃升为14亿吨, 到了2012年, 一下子涨到了16亿吨;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 自国发38号文发布“刹车”之后, 新型干法水泥熟料产能仍然以每年2亿吨的速度一路狂飙, 至今速度未减。
目前, 全国接近31亿吨水泥的全部产能, 远远超过人们乐观期望的最大市场需求20亿吨的1/2, 本来被世界认定为最大的最有油水的水泥市场“大蛋糕”, 一下子被分割成七零八落的碎片渣渣, 哪一家都是咂咂嘴吃不饱, 企业运营效率又从何谈起呀!
再看一看, 这30亿吨水泥产能中, 接近70%以上都是处于市场低端的、科技附加值较低的原料型产品, 大型企业几乎清一色地把优势资源都投放在产业低端, 不惜血本地竞争蚕食十分有限的利润空间, 整个产业链结构呈现出头重脚轻的畸形, 产业效率又怎么能提升起来呀!
如果把眼光投放到世界范围内, 中国水泥产业效率如何, 也就比较容易看清楚镜中的位置;这里不能不提到“全要素生产率” (TFP) , 那更会使人们认清盛行多年的水泥产业增长模式, 不仅不利于产业效率的全面提升, 相反会彻底摧毁产业效率水涨船高的堤坝。
欲提升水泥产业效率, 基本因素之一包括劳动力、资本、机器设备、基础设施及营运资金, 体现为市场的有效化、教育、技术及金融市场的完备;基本因素之二包括创新和企业经营精细化, 体现为创新和科技素质的改善。总之, 只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才能全面提升产业效率。疯长所带来的严重产能过剩, 表面上看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却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TFP) 南辕北辙, 全面提升产业效率就成了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二) 产业“碎片化”乱象丛生, 割裂了全产业链协调发展的脉络
首先表现为产品体系的“碎片化”, 严重的结构失衡制约水泥产业可持续发展。“十一五”期间, 我国水泥熟料总产量47.34亿吨, 其产量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以质量差的、强度低的低端水泥产品为支撑的, 32.5等级水泥大约占总量的60%, 42.5等级及以上的水泥大约占总量的40%, 而高标号52.5级以上及特种水泥的产量偏少。
据国家水泥质检中心2012年全国年检水泥数据样品, 其中矿渣水泥占5.34%, 多数为32.5等级水泥;粉煤灰水泥仅占2%;复合水泥在90%以上, 并以32.5等级水泥为主。日前有水泥协会权威人士表述, 据20家大型水泥集团近二年水泥销售情况调查统计, 32.5等级水泥约占40%, 42.5等级水泥约占55%, 52.5等级水泥和特种水泥约占5%。
其次表现为水泥产业链的“碎片化”, 严重的链条脱节制约水泥产业可持续发展。中国水泥行业发展至今, 仍然没有摆脱依靠单一水泥产品规模取胜市场的传统模式, 延伸产业链、做大相关多元产业, 已成为增强产业综合竞争力的最佳途径。
这里提到一个不起眼的问题, 按照国际水泥业界通行的惯例, 世界上各大水泥集团衡量一个水泥企业效益的标准, 不是吨水泥所获得多少利润, 而是以每吨石灰石为原料获得的利润为尺度。虽说两者只是有些小小的不同, 看似不过将利润考量评价从产品前移到原料上, 但却传达出产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是以吨石灰石原料获得的利润微尺度, 强调了资源与环境利用率与企业利润增长率约束关系;二是以吨石灰石原料获得的利润微尺度, 强调了公司效率及利润最大化与产业链协调发展的关系, 能够有效地克服了产业链的“碎片化”的难题。要想与国际接轨, 中国水泥产业运行还需要在产业链延伸上进行系统的制度设计和创新。
把水泥产业“蛋糕碎片”变成市场饕餮盛宴, 深层的问题还在于整个水泥产业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 离不开背后支撑的产业环境、财政体制及利益集团等项社会综合改革;中国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进展如何?能够改得像人们期待的那么快吗?可是让业内外人士感慨万端——水泥增长与发展划等号的时代已经终结, 靠外延规模扩张支撑局面的时代已经死去。
(三) “僵尸”企业饿殍遍野, 枯竭了市场微观运行的动力
绝对效率的警钟已经在水泥业界被敲得震耳欲聋;一些企业发展战略上的错误定位, 使得绝对效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 开始流脓淌血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持续了10年之久的水泥产业财富盛宴, 在去年便悄悄地显露出了杯盘狼藉的迹象, 而今年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从一季度统计数据分析, 水泥制造业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29.4%, 水泥开工企业只有2800多家, 比去年冬季来临之前少700多家, 比去年同期少200多家, 企业亏损面38.5%, 亏损企业亏损额高达63.6亿元。
(四) “绿色赤字”有增无减, 透支了生态环境价值
有人曾形象地描述, 若将我国水泥行业所有窑炉的烟囱和粉磨设备的排气筒, 按间距1公里进行排列, 其长度足可以绕地球赤道两周。这无疑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对水泥产业严重污染及其所造成的环境危机敲了警钟, 呼唤着绿色低碳发展的反逼机制早日到来。
这条水泥产业“烟囱森林带”如同一条恶龙, 从它张开的大嘴里都吐出了什么呢?每年排放一千余万吨粉尘, 多数在超标排放, 且排放浓度动辄超过标准数十倍, 甚至上百倍;大量排放有害气体, 且不言落后工艺是大量产生SO2、N0x的罪魁, 就连立窑矿化剂技术又使废气中增加了诸多毒性氟化物;自由排放的重金属等污染, 在普遍使用镁铬砖作为窑炉耐火材料的过程中, 极易与硫结合形成六价铬盐, 易溶于水造成水源污染。这样惊人的“绿色赤字”正在年复一年地累积着、增加着, 会不会成为压垮产业发展的“一根稻草”, 水泥产业该怎么办?
(五) 低端复制克隆成为风尚, 窒息了产业创新的激情
中国水泥短短10年产量增长了2.83倍, 其中2003、2009年先后两次刷新了增速记录, 分别为18.9%和17.86%;10年来水泥投资达7350亿元, 翻了15倍, 盖过产业增长的其他指标。水泥资产较10年前提高了3.35倍, 2010年达到9200亿。
当我们为这辉煌的业绩欣喜若狂的时候, 也应该冷静而理性地看到:全局性的低端克隆复制弥漫了整个水泥产业, 创新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谁还去干那“傻帽”的事情;水泥产业低端的急剧膨胀扩张, 如同一场烧钱运动, 不仅酿成了产能过剩的灾难, 也产生了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增长的恶果!
水泥产业疯狂增长的罪恶之源
古语云:风起于青萍之末。虽说水泥产业呈现周期性发展的特征, 但此轮疯长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疯狂增长没有带来产业同步发展?而又事与愿违地留下了难以收拾的后遗症?
一是, 席卷全国自上而下的“GDP崇拜”高热症, 这是导致水泥产业疯狂增长在宏观社会环境上的根源。
GDP家族可谓是复杂而庞大, 有“带血的GDP”、“低附加值GDP”、“土建GDP”、“房地产GDP”、“泡沫GDP”、“黑色GDP”、“蛋糕碎片GDP”等等, 纷纷在增长的锣鼓声中闪耀登场亮相, 唯独不见“绿色GDP”的影子, 得到的现实结果是:GDP飙升了一大截, 但产业发展却不等高。
全社会须坚持以绿色生产力、绿色生产方式为主旋律的绿色发展, 使之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新的始基因素, 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生态文明型社会;彻底纠正“GDP图腾化”的偏向, 不以透支资源和未来为代价, 不以牺牲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社会软件为代价去追逐GDP。
《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指出, 十几年间, 中国GDP增长了5.6倍, 水泥消费增幅6.9倍, 大大高于GDP增幅;中国水泥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53.4%。水泥产业当仁不让地要成为绿色发展的马前卒, 弥补过往曾失去的自然生态环境及公众健康等价值更高的东西。
二是, 席卷全产业特别是上游水泥原料链环在经济刺激计划形成的“热钱”涌入潮, 这是导致水泥产业疯狂增长在中观产业经济环境上的根源。
业内人士推断, 以2015年为限, 如果新型干法水泥巨大产能全部释放出来, 即使落后产能全部淘汰出局, 仅今明两年已经建成和已经开工建设的新产能完全尚有富余。得到的现实结果是:初级水泥原料产能规模增长了一大块, 但产业发展却不匹配。
三是, 席卷水泥产业内部的迷信新法工艺“技术万能”进而大肆规模扩张的亢奋激情, 这是导致水泥产业疯狂增长在产业经济内部机制上的根源。
10年来新型干法熟料产能翻了15倍, 平均年增速49%;2008~2010年新型干法新增产能6.07亿吨, 占全部产能的49.87%。得到的现实结果是:水泥制造技术前进了一大步, 但产业发展却不同步。
企业效率向来是外部、内部、技术三个层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绝不能局限于技术单一方面, 而应该着眼于市场。毋庸讳言, 现行水泥产业增长模式存在严重的缺陷, 利用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 (即人的知识和技能) 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在企业微观运行上, 长期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低附加值的制造, 缺乏品牌创建、自主技术和创新的支撑, 价值增加很有限, 出路就是从依靠矿山资源和初级产品的粗放增长模式, 转变为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模式。
四是, 席卷产业内领头羊企业奉行产业链上游污染转移、拼产能规模的“战略短视”, 这是导致水泥产业疯狂增长在微观企业运行上的根源。
拿被投资者普遍看好的新疆为例, 今年7月末规模以上81家水泥企业运营数据显示, 一下子夺得了“两个全国老二”:一是累计生产水泥2674.28万吨, 同比增长26.3%, 高于全国16.7个百分点, 增速居全国第二位;二是水泥行业净亏损额在全国排名第二, 是全国仅有的三个亏损省区之一, 是西北五省唯一亏损地区。可见, 产量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使行业走出亏损困境, 企业盈利进一步降低。
由于环保和资源能源利用上门槛低, 甚至长期根本上就没有门槛可言, 使得大型水泥企业采取了扩张熟料产能、甩掉粉磨包袱的发展战略, 严重的环境污染不减反增, 只不过巧妙地从“屎窝”挪到了“尿窝”, 得到的现实结果是:产业规模增长扩大了一大截, 但产业发展却不平衡。
创新型增长才能修成发展之正果
水泥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并不意味着抛弃快速增长, 惟有创新驱动下的增长才是水泥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式。
我们不止一次地探讨产业创新, 产业创新本来是一场改变游戏规则的制度变革, 而中国水泥产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构建与经济及环境发展相包容的具有创新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新产业秩序。具体说来, 就是适应未来的市场态势, 重新构建产业环境, 重新确立产业秩序, 探索新的产业模式, 提高产业整体素质, 拓展新的产业疆域, 归结为一句话: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大动作, 实现一次决定性的、全面性的大突围, 甩掉旧体制、旧规则、旧工艺及其所有捆在产业身上的绳索, 当然也包括曾经的成功和辉煌但如今已变成束缚手脚的东西, 使得整个产业在痛苦和期望的交织中焕发新一轮的青春!
水泥产业创新型增长本质特征之一:由“黑色产业”向“绿色发展”转变。
水泥行业是继电力、机动车之后的氮氧化物第三大排放源, 此事早有定论。客观上, 水泥行业属于窑炉行业, 生产工艺上除了烧煤外, 还要大量使用石灰石、铁粉、粘土;水泥窑熟料烧成火焰温度高达1800摄氏度, 这也是水泥烧制过程中产生大量氮氧化物的主要原因, 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客观障碍。
由“黑色产业”转变为“绿色发展”, 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甚至要支付相当大的创新成本。目前, 我国新型干法水泥窑的氮氧化物排放普遍在800毫克/标准立方米。难怪水泥协会曾表现出这样的忧虑, 担心强制性新排放标准一旦推出, 必将拉高企业吨水泥成本净增加15至20元, 使得本来吨水泥利润只有50元的微利运营, 导致多数企业将亏损。如果以去年全国水泥产量20.63亿吨计算, 全行业将增加成本400多亿元, 大约会吃掉行业利润的四成多。可是谁又都知道, 那种最容易做到的但却是不计后果的增长方式, 本来就是不可持续的, 给产业发展留下后患无穷。
水泥产业创新型增长本质特征之二:由“资源红利依赖产业”向“循环经济产业”转变。
随着能源资源刚性需求持续上升, 生态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剧, 对水泥产业发展方式”带来的收益, 虽说不象别的产业那样丰厚, 但“资源红利”依赖症却病得不轻, 这一点要比别的产业显得更突出一些。原有环保政策的“资源红利”正日益快速衰减, 套在水泥产业脖子上的资源环境瓶颈也就越勒越紧, 吃惯了廉价的自然资源价格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倒逼机制”好比一块传统榨油的豆饼, 上下挤压同时到来, 不信你不粉身碎骨榨出油来。水泥产业增长一边面临着来自于高能耗、高污染的治理压力;另一方面又直面资源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况且这种双重的增长约束不是一过性的, 将成为一种常态持续下去。
人们常说:“上帝关上一扇门又为你打开一扇窗”。既然建筑工程市场一时半会儿还离不开水泥凝胶材料, 既然水泥烧制过程矿石燃料排放有害物质还一时半会儿不可能根本消除, 那么, 是不是说在“倒逼机制”下水泥产业就末路穷途了呢?
那扇“打开的窗子”在哪呀?发展水泥窑协同处置消纳工业废渣、处置城市垃圾和危险废物的环保型循环经济模式, 一方面实现了资源化利用, 又一方面达成安全无害化一站式最终处置, 可谓是一条生态环保绿色产业的新路径。
这无疑是现有存量产能资源优化利用的另辟蹊径的创新之举, 不同于那种靠炒作概念的吃政策偏饭;这是规模巨大、经济性可观、社会贡献率高的水泥产业循环经济模式的必由之路, 是其它产业的循环经济模式不可比拟的;这是水泥产业由黑变绿摆脱污染帽子绿色产业的战略性抉择, 天赐发展良机!据出台《规划》的目标确定, 到2015年, 规模以上水泥企业协同处置线比例达到10%, 综合利用废弃物总量提高20%。
水泥产业创新型增长本质特征之三:由“产业规模横向扩张型”向“全要素产业效率型”转变。
增长不仅仅靠技术, 发展也不仅仅靠资金, 任何时候不能忘了管理, 而管理恰恰是二者之间的催化剂。
可以预测未来十年, 是中国水泥产业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提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期, 其间, 以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企业最为关键, 也是转变产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
所以, 提升全要素产业效率, 水泥产业首先要把战略眼光和重点投放到知识价值增长上。第一点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加大自主创新研发投入, 注重企业的技术创新;然而恰恰不可忽视这第二点就是管理创新, 这也是目前影响水泥产业提升全要素产业效率的重点薄弱部位, “技术万能”等偏狭认识屏蔽了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性, 且不知越是先进技术越需要精细严谨科学的操作管理, 更需要发挥信息化管理的支撑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 管理创新是企业知识价值增长的源泉。决定企业命运的不是某项新技术的应用, 而是包括技术管理在内的全面企业管理的不断创新, 几乎清一色的落败企业都是输在疏于管理和决策失误上。
放眼历史的长河与现实的田野, 这一道“水泥产业增长≠产业科学发展”的不等式, 与其说是摆在中国水泥产业面前的一道历史考题, 倒不如说是一条别无选择的等待穿越的市场大峡谷。行笔至此, 笔者脑海里涌出来那首豪迈而大气磅礴的诗章:“长江过三峡, 喝令江流改, 谁知破夔门, 东流入大海。”
产业增长特征 篇4
2010年, 中国经济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不断巩固和增强, 常态增长态势基本形成。国内需求有效释放, 对经济发展拉动作用提升, 出口呈现恢复性增长, 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 形成了市场驱动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良好格局。同时, 结构调整取得一定成效, 产业扩张受到一定抑制;区域经济协调性也有所提高。
一、2010年经济形势回顾
从PMI指数来看, 2010年全年经济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一) 增长由快转稳
从PMI指数来看, 呈现“前高后低”。上半年持续回升, 平均水平达到54.1%, 高出2009年同期3个百分点。说明国家自2009年以来保增长的刺激政策继续发挥作用, 经济持续回升。P M I下半年有所回调, 平均值为53.4%, 低于2009年同期1.4个百分点。虽然回调, 但走势更为平稳, 并且从总体上来看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制造业PMI全年平均值为53.8%, 比2009年提高1个百分点。这显示出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由刺激政策下的恢复性增长, 逐渐回归常态下的平稳较快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6.9万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10.6%, 比上年同期加快2.5个百分点。从走势上看, 一季度增长11.9%, 二季度增长10.3%, 三季度增长9.6%, 四季度增长约9%左右, 增速逐步回归到有市场支撑基础的合理区间。全年GDP预计增长10%左右。
(二) 国内需求有效释放, 对经济发展拉动作用提升
从制造业新订单指数来看, 呈现高位走稳的基本特点。上半年, 该指数平均为5 6.3%, 下半年为55.4%, 稳定地保持在高位。
从下图新订单指数同新出口订单指数的走势对比来看, 新订单指数各月均在新出口订单指数之上, 平均水平高出3个百分点。这反映出2010年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提升。
这反映出, 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收效显著, 我国内生性增长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2011年经济发展保持稳定较快增长, 具有基础保障。
(三) 产能过快释放局面有所控制, 工业增速回归合理增长区间
在国内需求带动下, 2010年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生产指数一直较高, 多数月份都保持在55%以上, 全年平均值为56.8%。但从发展趋势来看, 下半年升势转缓。该指数上半年平均为5 7.7%, 高出2009年同期3.5个百分点;下半年平均为55.9%, 较上半年回落1.8个百分点, 较2009年同期回落3个百分点。
同生产指数回落同步相应的是, 积压订单指数、产成品库存指数亦呈回落趋势, 下半年平均水平均较为稳定地在50%以内, 反映出产需衔接更趋合理。
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1~11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8%, 比上半年回落1.8个百分点, 全年预计增长15%左右。工业产品销售利润率达到97.7%, 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PMI数据和相关统计数据均反映出, 国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节能减排, 有效控制了产能过度扩张的局面, 产需衔接状况趋向改善。
(四) 结构优化初显成效
从制造业来看, 国家倡导的战略性产业加快发展, 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速受到一定抑制。装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制造业等主导产业, 其PMI指数全年平均水平均达到55%以上, 明显高于制造业整体平均水平。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化纤等行业, 发展速度得到一定抑制, 其PMI全年平均水平回落到50%~52%之间。
(五) 出口呈现恢复性上升
2010年, 全年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平均为52.8%, 已从2009年平均水平50%以下低谷中走出。该指数不但整体水平已有较为明显的提升, 而且发展态势较好, 进入下半年以后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稳步上升特征。从行业来看, 机电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出口回升势头较为显著, 其出口订单指数全年平均水平恢复到53%~57%之间。
(六) 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趋于增强
从区域PMI来看, 2010年, 东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作用仍然突出, 但中、西部地区已经明显跟进, 发展势头呈现出“中部向东部看齐, 西部向东中部靠近”, 东中西部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
2010年, 东中西部PMI全年平均水平均在5 3%以上, 其中东部为53.8%, 中部为53.7%, 西部为53.4%, 平均水平如此接近, 是以往年份所不常见的, 是今年表现出来的一个喜人景象。
上述诸多情况显示, 中国经济正在由刺激政策下的恢复性增长, 逐渐回归需求拉动、市场机制导向下的常态增长, 为2011年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2011年经济展望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今年的定调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虽然外部环境依然较为复杂, 国内也有多种矛盾相互交织, 但有过去一年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做基础, 今年总体发展态势将会进一步稳定向好。
对今年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判断:
一是经济发展态势将呈现稳定较快基本特征。2011年, 我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 具有现实条件。同时, 也是一种客观需要, 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 有效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 客观上要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经济发展必须保持一个稳定较快的增长。预计2011年全年经济增长仍将保持在9%左右。增速同2010年相比有所回落, 主要是受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影响, 具有较为明显的自主性回调性质。虽然有所回落, 但仍处在潜在经济增速的上位区间, 同时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将明显增强。所以, 总体发展态势是进一步稳定向好。
二是CPI上涨压力仍较沉重, 但可以控制, 不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2011年我国仍然面临较大的物价上涨压力。压力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翘尾因素。由于过去几个月的CPI环比持续上涨, 将对今年CPI走势形成较为明显的翘尾影响。同时, 流动性过剩、输入型通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类产品价格看涨等等, 这些因素多是累积性的、趋势性的, 短期之内难以消除。
虽然面临较大的物价上涨压力, 但上涨态势是可控的, 不会形成恶性膨胀。一是在市场充分竞争、制造业产能过剩、商品供过于求成为常态的情况下, 工业价格大涨的基础不具备;二是中国粮食生产连续多年丰收, 粮食及农副产品供应充足, 在居民价格构成中, 占有较大比重的食品价格, 难以出现较大幅度持续上涨的局面;三是国家已将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不断采取稳定物价的多种措施。从12月份中国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来看, 国家稳定物价的政策措施已经初见成效, 价格水平有所回落。该月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为66.7%, 比上月回落6.8个百分点, 回落态势较为明显。
在货币政策回归稳健, 以及一系列价格调控措施下, 预计今年CPI涨幅控制在4%左右是可能的。从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我国的现实承受能力来看, 在经济保持较快发展的过程中, CPI出现4%左右的上涨是较为温和的, 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今年我国经济发展值得期待的“四大亮点”:
一是新兴战略产业将加快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切实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 扎实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 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预计今年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一系列相配套的扶植政策有望陆续出台。目前, 全国各地都在加速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 积极打造相关产业集群和重点项目。根据规划, 到2015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在国家政策导向下, 预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星星之火”, 将很快形成“燎原之势”, 一些同战略性新兴产业密切相关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投资热点, 有望在今年逐步形成。
二是内需拉动经济的作用更为突出。在去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强调“调整优化需求结构, 增强消费拉动力, 重点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同时, 从6项经济工作任务来看,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等等, 对消费起到正面和实质性刺激作用的政策都被着重提及。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 国内消费将由局部性刺激转向全面调整, 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将逐步形成, 保持经济的增长和稳定, 将具备更为可靠的保障。
三是区域发展更为协调, 经济增长将现“多极化”特征。为了给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也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 国家特别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继“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重大战略之后, 近两年来, 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 有效带动了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央“十二五”规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 今后国家对区域协调发展将更为重视。预计今年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仍将会有重点、有针对性地推出。区域发展规划陆续推出, 并加快实施, 必将有效培育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 对保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四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构调整将迈出更为实质性的步伐。“转变”和“调整”, 是当前特别强调的两大命题。在“十二五”规划中, “转变”被确定为“主题”, “调整”被确定为“主攻方向”, 由此彰显中央在这两方面力争实现突破的决心。目前, 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较好, 常态增长态势基本形成, 正步入稳步较快增长阶段, 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 有望迈出更为实质性的步伐,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将有较为明显的提升。
产业增长特征 篇5
经济增长方式分为外延增长 (即粗放增长) 和内涵增长 (即集约增长) 。外延增长或粗放增长 (extensive growth) 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实现的增长;内涵增长或集约增长 (intensive growth) 是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本质上仍属于粗放增长模式, 并表现为下列一系列特征:
1. 增长一边倒的高代价性特征
在世界范围内, 我们的经济规模和质量并不是最大和最好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震动和高度关注, 关键在于我们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上, 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和理解也基本上局限于此。然而, 迄今中国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其实是一种代价沉重的模式。我们在获得财富、实现进步的同时, 也产生了日益深重的发展代价问题。我国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发展成本的高投入方面, 还是在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后果的严重化方面, 都有相当突出的表现。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 经济增长成为中国全社会最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凝聚力, 但却带来严重的福利损害。各地政府在GDP竞赛中, 纷纷以超低的能源价格、水价格、环保标准、土地价格、税收标准、劳动标准等所谓优惠措施竞争投资, 结果形成高昂的待还成本――环境破坏、资源消耗、社会解离, 使经济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严重扭曲, 并且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藏、转移, 直到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因此, 在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依然没有摆脱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生产、高污染的传统粗放的模式, 从而呈现出了一种“高增长、高代价”的态势;并且由于发展时间短促、发展速度迅猛、发展目的狭隘等因素, 人性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异化和扭曲也特别突出和集中, 在亮丽的增长数字背后是令人惊心的人文道德的失落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追求集约型的经济发展, 以环境和人文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必将损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长远目标。全球环境基金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莫妮卡·巴布指出:中国需要进一步发展, 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 同时中国人口众多, 自然资源不足, 如果还采取西方以前那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大量消耗基础上的单一发展模式, 那么, 不仅仅对于中国本身, 对整个世界而言, 都是不可接受的。莫妮卡·巴布的警告值得我们高度警醒。
2. 投资驱动性特征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平衡, 过于依赖其中一项或两项, 会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拉动。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仿照苏联采用了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资源投入驱动经济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根据国际经验, 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平均在20%~30%、15%~20%, 我们的投资率一直是在30%~40%, 2005年底中国的投资GDP比率甚至高达48.6%。
一方面, 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是可获得数据中的全球最高值, 目前的投资增速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 都是不可持续的。另方面, 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增长, 一定会出现投资回报递减现象, 即投资的效率下降。这个规律的作用, 现在已经逐渐地表现出来了。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 (ICOR) ”, 这个指标的意义就是每增加1元钱的国民生产总值, 需要投资几元钱。根据国际的经济资料库的数据, 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这些国家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到2亿元, 即发达国家的ICOR是1-2, 我们最近三到五年的ICOR是5-7。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的提高, 必将导致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无法为继, 潜伏很大危机。同时, 过高的投资必将造成投资和消费的失衡, 消费受到极大抑制, 经济增长极度依赖投资, 经济结构极度失衡, 形成恶性循环。
3. 出口依赖性特征
我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的, 有两个理论支持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 一个是所谓的“梯度理论”, 把全国分成梯度沿海地区、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几个梯度, 先发展沿海地区, 然后根据梯度慢慢发展中东部地区, 再发展西部地区, 这是为出口导向政策奠定了一个基础;第二个理论支持是所谓的“大进大出”理论, 其实就是搞出口加工业, 进口原材料, 在中国组装生产, 然后再出口。这两个理论奠定了我们出口导向政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通过采纳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经济都增长非常快, 比如亚洲四小龙, 还有稍后崛起的所谓新兴化国家, 他们的增长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按吴敬琏先生的总结, 我国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最主要的办法就是让本国货币价格很低, 同时运用政府的力量, 加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 从而推动出口, 限制进口。到了1994年外汇改革, 人民币深度贬值, 这时候就标志着全面转向出口导向政策。
与其他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一样, 出口导向政策都无一例外获得了成功。但十年二十年后, 这些国家都面临一个大问题——外汇结余大幅度增加, 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增加, 贸易摩擦加大, 乃至宏观经济中的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 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和消费价格膨胀。到了2008年的时候, 我们的外汇储备达到了1.9万亿美元, 位列世界第一。为了防止自己国内货币升值过快, 我们就需要收购外汇, 另一方面, 央行还要发行货币来平衡这部分外汇。这就导致了三种情况, 一是资产价格上升, 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大幅上涨;二是CPI上升, 通货膨胀;三是二者兼而有之。从而埋下深重的泡沫。
同时, 作为路径依赖的结果之一, 中国经济“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的局面不断强化。中国出口总额约占GDP的40%。按附加值算, 出口也占到GDP的四分之一。自2003年以来, 以美元计价, 出口每年以逾20%的幅度增长。排除价格上涨因素, 出口部门可能每年直接为中国GDP增长贡献4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逐年攀升至70%左右。很明显, 极端的出口依赖性特征使我国经济总体上变得极为脆弱, 一旦出口增长减速甚至出现下滑, 整体经济增长便显著放缓。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正在对我国发生的影响状况, 已经对此做了最好的注解。
出口依赖导致的我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不但明显偏高, 加之中国进出口商品的构成极不合理, 进口商品主要为非食用原料等初级产品, 出口商品主要为消费电子品等低端制成品。而依据产品需求弹性分析可知, 由于前者弹性小而后者弹性大, 再加上比较严重的重复投资, 人为放大了前者的需求以及后者的供给, 这就势必导致中国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间相对价格不断下降, 陷入所谓“悲惨式增长”的泥潭之中。
4. 低成本竞争性的特征
长期以来中国主要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一方面, 我国大多数出口企业是贴牌生产厂商 (OEM) , 依赖价格竞争取得订单。它们无法接触最终使用者, 也不拥有技术。它们只是跨国公司的附属工厂, 并很难独立谋生。这些出口企业和它们的客户--跨国公司谈判能力非常差, 当成本上升, 跨国公司便迫使它们消化这部分成本。加之中国出口企业之间往往以价格战争夺订单, 这种局面迫使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率不断下滑甚至消失, 越来越陷入无法自拔的生存困境。
与此同时, 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如此庞大, 进出口两端又都不具备定价权, 只能使得“高进低出”不断恶化。近期沿海地区部分产业所出现的利润滑坡和企业生存困境, 正是过去粗放式增长的滞后反应, 因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趋于下降。为了弥补效率提升的不足, 同期过度投入的资本又使得投资效果系数急转直下, 其所挤占的科教文卫投入又进一步形成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
当前, 中国正面临成本上升或者竞争力下降的挑战。生产成本上升正在考验中国低成本扩张战略――中国吸引力下降, 数万制造商关门, 外资所图的40-50%的成本优势正在消失, 外资正在向越南等我们周边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同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我国企业开始凸显的困难并不仅限于实物商品“高进低出”, 即使是过去被视为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状况也已经开始出现拐点。因此, 综合种种现象来看, 我国经济在经历三十年高速增长后, 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挑战期。我们必须以深刻的制度调整和产业重构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悲惨式增长”, 尽量平稳地推动国民福利可置信、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二、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的严峻现实分析
粗放式增长模式一方面塑造了所谓“中国奇迹”, 另方面也造成了一系列不利后果。其主要表现如下:
1. 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失衡
投资和消费失衡的结果, 一是造成过度投资和国内消费不足, 经济结构更为失衡, 二是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国际市场, 形成恶性循环。
我国投资占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左右不断提高, 目前已提升到45%左右。如果投资率很高, 反过来消费占的比重就低。在过去的30年间, 我们的消费从占整个GDP的70%下降到现在的48%。这其中居民的消费量只有32%左右, 其他16%实际上是政府消费贡献的。也就是说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是32%, 而美国这一比例高达70%以上。
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下降并不是由储蓄增长导致的, 而是由于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急剧下降所致, 其中工资所占比例下降幅度最大。中国劳动者收入在进入21世纪之后就一直在下降。据世界银行估计, 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已经从1998年的53%下降到了2005年的41%――下降12%。近年来, 许多国家的劳动力收入所占比例都有所下降, 但中国下降幅度最大。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资本的收入在上升, 利润率在上升, 另外政府的税收所占的比重也在上升。
这意味着老百姓相对变穷了。老百姓收入的绝对数字虽然在增加, 但是增长速度却低于GDP的增长速度, 中国GDP的增长速度每年达到9%以上, 而人均收入每年是以6%、7%的速度在增长。由于工薪阶层收入占的比重相对在下降, 结果造成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后果就是消费少了。消费少了就意味着我们的国内市场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我们就更加依赖出口, 结果形成恶性循环。
2. 外部经济严重失衡
经济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双顺差, 外汇储备大量积累。此外, 出口数量大而附加价值低, 中国成为卖苦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专业户;贸易条件恶化和盈利性降低, 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 乃至宏观经济中的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 资产价格泡沫和消费价格膨胀开始显著。不合理的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的活力几乎全部耗费于“替别人做嫁衣裳”, 一旦外来需求下降, 整体经济的波动就很难避免。
3. 企业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低下, 高增值性服务业发展滞后
粗放式增长往往造就速度型、数量型经济。关于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低和竞争力弱的问题, 从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对不久前刚刚推出的中国企业500强的评论中可见一斑。李荣融的评论是“今天评的500强, 实际上还是500大”。目前我国多数大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 企业风险控制能力低, 属于典型的速度经济型企业。在去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 我国部分行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的局面, 例如民航业有6家企业进入500强, 却仅有两家企业盈利, 行业亏损达145亿元;电力企业有10家企业入围, 但是前五大发电企业全部亏损, 行业亏损额达到240亿元。500强名单也反映出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又回到了重化工业的轨道上, 结构调整的任务还很艰巨。2009中国企业500强共分布在75个行业中, 但是无论从企业数量, 还是营业收入来分析, 黑色冶金及压延加工业等传统行业占较大比重, 显示出明显的“重化工”特征。此外, 调查显示, 中国500强企业中只有220家涉及海外业务, 国际化程度在30%以下的企业占86%。这说明, 面对高成本时代, 中国企业经营能力依然比较弱, 大多数企业尚未走出国门, 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配置, 依然以低成本优势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我们具有特殊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还是很少, 特别是有自身产品优势、品牌优势、技术优势的企业更少!”作为500强企业的掌门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树清深有体会。“如果创新能力不强, 发展的后劲就不会强。建设世界一流的企业, 我们还面临很艰巨的任务。”
作为我国民营经济最早的发祥地和风向标, 从温州可以窥中国民营经济之一斑。据温州市工商局的市场报告, 温州目前面临的局面是:宏观环境难以为继、产业发展难以为继、生产要素难以为继, 企业发展乏力。工业经济目前还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温州的支柱产业多年来一直局限在鞋类、服装、眼镜、打火机、塑料制品、通用设备等行业, 产业内部的升级换代没有得到大的突破。上述市场报告指出, 这些支柱产业的不足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低技术产业, 传统产业比重过高, 装备工业发展落后, 在产业价值链条中处于低端, 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有限。更为严重的是, 工业经济增长持续回落, 对温州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不断减弱。
反思温州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 不能将问题全部归结于金融危机。相当一部分温州中小企业目前仍是家庭工厂, 停留在低水平上发展――只有产值的不同, 没有品质的不同;产业结构不合理且十分落后;经济增长方式仍停留在低成本、低价格, 以量的扩张换取市场。温州企业至今也还没有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更缺乏高增值性服务业的产生和发展。历史上东亚地区曾经取得的短期繁荣以及之后发生的经济衰退, 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缺乏技术进步、大量依靠投入的工业化终究难以持续。
4. 经济增长伴随高能耗、高污染, 产能过剩与资源短缺并存
由粗放式增长铸就的庞大的产能过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暂时在国际市场找到释放的出路, 但维持这些产能的资源却严重短缺。最终形成这样一种循环模式:利用极廉价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以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和环境状况、或以昂贵价格在国际市场购买资源以维持产能 (中国买什么, 什么就上涨) ――再以最低廉价格在国内外两个市场倾销巨大产能 (中国卖什么, 什么就跌价) 。这种赔本的买卖自然是无法长期持续的。
5.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却伴随着民生日艰的现象
一方面, 为了打造低成本优势吸引投资特别是吸引外国投资, 各地政府在GDP竞赛中往往以超低的能源价格、水价格、环保标准、土地价格、税收标准、劳动标准竞争投资, 使经济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严重扭曲。同时, 朔造一个极端低廉投资环境的过程, 往往又是一个充满剥夺的过程――农民土地被剥夺、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劳动阶层的工资福利被剥夺、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被剥夺。最终形成一种零和博弈的局面:高增长、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
另方面, 是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日益恶化的结果。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越来越向政府部门倾斜, 而储蓄倾向逐渐下降、消费倾向逐渐上升的居民部门在整个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地位日益恶化。收入分配结构的恶化在这些年已经到了非常令人担忧的程度。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可以看到, 在居民、政府和企业等三大国内经济部门中, 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呈现非常显著的相对下降态势。不仅居民的财产收入自1996年以来即在绝对额上出现了停滞, 而且, 更加关键的是居民部门的主要收入来源——劳动报酬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37%下降至2003年的33%, 而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显然是因为企业支付的工资越来越低——从1992年到2003年, 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由6%上升到近10%, 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则由近31%下降至不到24%。相对减少的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并不主要归因于企业克扣工资, 因为从收入分配的最终结果看, 近些年来唯有政府部门的收入处于显著上升的态势, 而政府部门收入分配地位的改善完全来自于各种税费收入、尤其是从企业获得的税费收入。换言之, 政府部门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直接来自于企业部门, 但是其最终的源泉还是在于居民部门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本。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越来越向政府部门倾斜的现象已经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情了。我们必须要从一种依靠资源投入, 特别是资本投入所驱动的增长转变到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所支撑的增长方式上去。现在政府已经对这个作出了政治上的决策, 并且正在大力的实现这样一个方针。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 转变增长模式是非常艰巨的事情, 而且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必须要有制度环境, 必须消除体制上的障碍, 这同样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挑战。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吴敬琏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http://www.chinaccm.com2008-4-1312:16
[2]胡慧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症结中国经济与管理科学2009第1期
经济增长放缓影响我国肉牛产业 篇6
“牛肉价格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在牛肉供给减少的同时, 对牛肉的需求增加。”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曹兵海表示, 我国肉牛行业目前整体养殖效益下降, 母牛和育肥牛存栏量下降, 而屠宰加工企业由于产能过剩, 很多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经济增速放缓将使得一部分投资者压缩规模, 部分潜在投资者也会因为收入和预期收入降低延迟或放弃进入肉牛行业, 最终很可能使中国肉牛存栏量出现更加严重的下滑趋势。”曹兵海说。数据显示, 我国肉牛存栏大幅下降, 从2000年的9657万头下降至2010年的6739万头, 降幅高达30%。2011年, 能繁母牛数量由1月份的3.42万头下滑至12月份的3.1万头。据业内人士保守估计, 近年来, 我国基础母牛每年的下滑幅度在15%-20%之间, 有些地方甚至接近60%。
从肉牛加工来看, 肉牛加工企业开工率普遍偏低。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对全国206家规模化肉牛屠宰加工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 肉牛加工企业的开工率仅为35.6%。
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副所长王济民博士认为, 肉牛养殖成本上升导致肉牛散养户逐渐减少。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的调研结果显示, 2011年购买一头架子牛需要5000-6000元, 年出栏20头牛需要流动资金10万-12万元, 饲料、劳动力成本上升, 饲养一头牛只能赚取500元。而农民外出打工平均一人年收入可达到3万元上下, 这就造成农户喂养肉牛的积极性不高。
业内专家表示, 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将对牛肉及其相关制品的出口增加产生抑制作用。数据显示, 我国牛肉进出口量较低, 均不足国内牛肉产量的5%。从整体上看, 我国牛肉出口呈现缓慢上升趋势。
产业增长特征 篇7
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 国内消费品市场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但较之上年增速有所回落,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仍居三大动力之首, 但力度有所减弱。1~10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90308亿元, 同比增长13%, 名义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1.4%, 比去年同期回落0.4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5.9%, 比去年同期低了9.1个百分点。11月份, 消费品市场出现加快发展势头, 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1012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13.7%,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1.8%。
2013年, 中国消费品市场运行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乡村市场消费增速快于上年, 也快于城镇。1~10月, 乡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5%, 比去年同期提高0.1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4%, 高于去年同期0.6个百分点;同期,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比城镇高出1.8和1.1个百分点。
2.餐饮业市场增速下降, 限额以上企业 (单位) 收入负增长。1~10月, 全国餐饮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 增速比去年同期下滑4.3个百分点, 其中限额以上企业 (单位) 餐饮收入同比下降1.7%, 而去年同期是增长12.7%, 反差明显。这也是自对该项数据进行统计以来首次出现同比下降。
3.大型百货店销售增速继续呈下降走势。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 1~10月, 全国百家大型零售企业 (主要是百货店业态) 零售额同比增长9.1%, 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0.9个百分点, 较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低3.9个百分点。尤其5月以后增速逐月下降, 5~10月分别增长11.6%、11.5%、9.7%、8.8%、5.7%和2.7%。 (详情可参见本报告热点六)
4.汽车、石油及制品等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继续降低。1~10月, 限额以上企业 (单位) 汽车、石油及制品零售额的增长仅仅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又下降0.2个百分点, 而该项数据在2010年与2011年分别为5.3和4.3个百分点, 形成了逐年下降的走势。
5.“三公消费”大幅减速。其范围之广, 从高档白酒、奢侈品、餐饮、酒店、旅游, 直到月饼、大闸蟹、贺卡, 无不受到冲击或影响。2013上半年, 涉“三公”消费类上市公司的业绩集体减速。前三季度, 五粮液酒净利润同比下滑8.95%, 其中第三季度降幅高达52.36%;高端餐馆湘鄂情前三季度亏损3.03亿元, 同比降幅高达343.88%。广州珠江新城的高端酒店已有十几家因公务宴请急剧减少而关门, 有的礼品印刷公司已印好的年历全部滞销在库达五六百万元。
6.小型商业保持快速增长。1~10月, 限额以下企业 (单位)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8%, 比去年同期又加快1个百分点, 对商品零售额增长的贡献率为51.9%, 比去年同期提高2.9个百分点;限额以下企业 (单位) 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4.9%, 比去年同期加快1.3个百分点, 对餐饮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06.7%, 比去年同期提高38.3个百分点。这种情况显示大众化消费依然旺盛, 对全年消费的贡献增加。
7.下半年以来物价上涨速度加快, 而消费实际增速放慢。上半年CPI同比上涨2.4%, 涨幅低于去年同期0.9个百分点, 而6~10月, 每月的CPI增速均已高于去年同期, 10月份CPI上涨3.2%, 高于去年同期1.5个百分点, 11月略有回调为3%。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11.4%, 快于去年同期0.2百分点;但6月份以后, 随着CPI上涨速度的加快, 每月的实际增速呈下滑走势, 而且均低于去年同期实际增速。例如, 9、10月份实际增长率均为10.2%, 分别低于去年同期1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预计, 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将略超13%, 实际增长在11%以上, 均低于上年。市场专家对其中原因做了分析点评:一是,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后, 相应带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减慢。2013年前三季度,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9.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 分别比去年同期回落3.5和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名义增长12.5%, 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9.6%, 也分别比去年同期回落2.9和2.7个百分点。然而, 从2013年城乡消费增速均高于收入增速看, 居民消费信心和销售增长率仍处在正常范围。二是, 中共中央的“八项规定”、中央军委的“禁酒令”等一系列遏制公款消费、狠杀奢靡之风的“组合拳”, 致使公款消费大幅下降。据有关资料, 三十多年来, 我国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80年代在21%~23%;90年代在24%~25%;2000~2010年提高到26%~27%;2011年达到28%;而且从1978年到2011年, 有22年政府消费增速高于居民消费增速, 这34年平均每年政府消费增长率比居民消费增长率高出1.4个百分点。专家们一致认为, 2013年遏制公款消费的行动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从而使这种不正常的局面逐步得到扭转。三是, 持续几年的消费补贴政策基本退出, 使政策带动起来的消费需求迅速收敛。四是, 物价的持续上涨, 收入增速的减慢以及官方“节俭令”对民间的示范作用, 都促使居民消费更趋理性, 更偏重实惠适用;特别是80后、90后人群已成为消费的主力, 他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与其前辈明显不同, 商品价格较低的网络购物成为最主要的消费渠道。专家认为, 这种理性化、讲求实际的消费行为, 虽然会使消费增速有所下降, 但却是消费心理成熟的表现, 有利于促进商业转变营销方式、调整经营结构, 实现转型升级。
展望2014年, 多数专家预测中国消费品市场将继续平稳增长, 物价指数会控制在较低水平, 但名义和实际增速仍会继续小幅回落;此外, 消费品市场上自主消费、理性消费特征也将进一步增强。做出这个判断有以下几点依据:
(1) 201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开启之年, 为了保证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施行, 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仍会放在突出位置, 预计经济增长目标在7%以上, 中央政府将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和激发市场活力的措施,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保持居民收入的平稳较快增长。从2013年第四季度情况看, 中国经济已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 国际经济企稳回升的因素也在增多, 从而为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奠定比较牢靠的起点, 进而为中国消费品市场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2) 2014年,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反浪费、反奢靡之风、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2013年10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对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 (境) 、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全面规范。对2014年中国消费品市场来说, 畸形的公款消费、非法的腐败消费必将受到更加有力的遏制。
(3)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让“消费者自主选择、自主消费”。这意味着, 今后政府用财政补贴刺激城乡居民购买某类商品的政策性消费将彻底退出市场, 消费品市场将回归到完全由消费者自筹资金、自主购买的内生性增长。在这种情况下, 理性消费的意识及行为必然会有所增强。
产业增长特征 篇8
进入21世纪后, 基于软件与信息技术的IT开发外包 (I T O) 和业务流程外包 (BPO) 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大连市提出了“大连, 中国IT外包中心”的发展目标, 1998年开始建设的大连软件园,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国内世界500强企业最多、产业研究一体化最为典范、国际化程度最高、品牌影响力最强的专业化园区。
(一) 服务外包
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将其非核心的业务外包出去, 利用外部最优秀的专业化团队来承接其业务, 从而使其专注核心业务, 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对环境应变能力的一种管理模式。目前, 在全球范围内, 服务外包正以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成为国际商务活动中的新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 未来5-10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以30%-40%的速度递增。
(二) 大连服务外包的发展历程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 大连使资源消耗从自然资源的消耗转向人力资源的消耗, 走可持续发展的之路。大连“以外看世界, 内看清自己”的超前眼光和魄力, 选择了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大连软件服务外包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从1998年到2008年软件信息服务外包业的销售收入从2亿增长到306亿, 出口已达到10.5亿美元, 从业人员从3000人左右, 增至近7.5万人, 企业达750家, 全球前十大服务外包提供商中, 已有6家在连开展外包业务;52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大连高新区设立了软件和服务外包技术中心或服务中心;东软、华信、海辉三家本地企业多年蝉联全国软件出口前三强。基于这些基础, 2007年大连确立“建设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新领军城市”发展目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调研大连软件研发、外包情况时要求:大连软件和服务外包要“争中国第一, 争世界第一”。
在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中, 大连已经搭建起以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 (ITO) 、业务流程外包 (BPO) 和研发中心三大产业类型为核心的服务外包产业体系, 建立起完整的服务外包产业链。
二、大连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关键因素分析
(一) 人力资源因素
服务外包强调技术含量及附加值, 人力资源是大连市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首要因素, 虽然大连市的各高校和人才培养机构每年培养大量软件人才, 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人才培养模式与用人单位的需求有较大差异。
(二) 基础设施因素
基础设施的好坏影响着大连市能否以相对低廉的成本提供有效地服务外包服务。大连市已经形成了以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为核心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基地, 但是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更好的满足服务外包的需求。
(三) 政府相关扶持政策因素
配套政策也出现了滞后现象, 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对从事服务外包承接业务的企业的支持鼓励政策仍需加强;另一方面对服务外包业务的相关企业没有给予足够的税收优惠和资金支持。
三、促进大连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策略
(一) 注重服务外包人才培养
一是加强复合型服务外包人才的培养教育。按照“软件工程+外语+专业”的模式培养复合型人才, 重点培养高质量的即精通外语, 主要是英语和日语, 又熟练掌握软件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二是采取“本地培养”和“大量引进”两种方式。一方面, 充分利用本地22所大学和其他200多个教育机构培养软件人才和一些全新体制的软件学院。另一方面, , 大力引进软件人才, 市政府每年拿出2亿多元的专项资金, 用于人才引进和培养。
(二) 政府产业政策建议
一是要加强政府职能转变, 增强服务意识, 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二是各行业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要加强现有政策的宣传推广并及时听取企业意见, 加强制定服务外包产业扶持政策的针对性;三是完善服务外包的招商平台, 积极利用国内国外各种资源和信息, 动员海外华侨、留学生吸引国外先进服务业的龙头企业投资;四是要打造供求网络信息平台, 为国内国际发包商发布发包信息;五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市政府专门为中小企业建立了创业基金, 为中小企业提供土地、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降低中小企业经营成本。
(三) 完善自主创新提高科技含量
目前大连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外包业务产业链, 业务内容也从一些初级的软件开发和业务流程管理, 逐步扩展到产业链中高端技术含量高、管理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外包业务。在全球外包产业链上, 大连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将不只做“泥瓦匠”, 也要当“工程师”。企业打造自主品牌, 提高本土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 大连市政府也给予财政补贴, 帮助企业开发市场。面向新的10年, 大连的目标是成为我国重要的软件产业自主研发基地、高端服务外包承接基地和连接国内外服务外包市场的再次转移中心。
参考文献
[1]、姜云飞. 大连服务外包十年探路.决策.2008.1、姜云飞. 大连服务外包十年探路.决策.2008.
[2]、王迎. 以信息技术和软件业带动大连服务外包发展. 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 (11) .2、王迎. 以信息技术和软件业带动大连服务外包发展. 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 (11) .
[3]、王斌. IT服务外包, 一直在路上.技术编年史.2009.3、王斌. IT服务外包, 一直在路上.技术编年史.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