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级并行

职级并行（精选4篇）

职级并行 篇1

摘要：2014年12月开始执行的县以下公务员职级制度改革, 在体制内和社会上引发热议。基层公务员提升待遇的途径不再拘泥于“升官”一条道, 满足一定工龄后也能晋升职级。基于此, 从公务员现行晋升制度的弊端、职务职级制度的内容、意义、需要跟进的配套措施几个方面阐述观点, 抛砖引玉。

关键词：职务制,职务职级并行制,基层公务员

在我国整个公务员群体中基层公务员的数量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他们广泛分布在各级党政机关, 直接和群众打交道。然而, 虽然基层公务员的队伍相当庞大, 提供给他们的晋升通道却给长狭窄, 晋升过程相当漫长, 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公务员都止步于科员或者副主任科员。基层公务员中的一个现实情况是, 扎根基层二三十年, 职务职级却一点没有晋升或晋升非常缓慢, 由此导致待遇得不到改善, 职业生涯规划几乎为零, 工作成就感很低, 对工作产生倦怠。职务与职级制度改革一经颁布就引发热议, 被誉为基层公务员的晋升“福音”。

一、公务员晋升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直以来, 决定我国公务员待遇的关键因素就是职务, 这一点在基层公务员群体中尤为明显。现行基层公务员的工资结构中, 职务工资占主体, 同时也决定级别及配套的津补贴。现行公务员制度中, 实行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 职务、职级、工资三者相对应, 并且职务决定职级和工资, 也就是说, 以职定级和定薪。基层公务员改善工资待遇的途径唯有晋升职务这一根“独木桥”。这也是为什么“官本位”思想如此盛行, 买官卖官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大家普遍认为, 只有职务晋升了, 才能获得改善的福利和待遇, 可是这对晋升通道非常狭窄的基层公务员来说却很不公平。

二、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内容

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提出, 将对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设置5个职级, 由低到高依次为科员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 办事员任满8年未提拔, 可享受科员待遇;科员任满12年未提拔, 可享受副科待遇;副乡科级、副主任科员满15年未提拔, 可享受正科级待遇, 正科级干部15年未提拔, 可享受副处级待遇, 副县处级干部15年未提拔, 可享受正处级待遇, 职级晋升后, 可以享受相应职务层次非领导职务的工资待遇, 但工作岗位不变。

三、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积极意义

职务和职级是我国公务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确定其工资待遇的基本依据。职务主要体现职位本身的所需具备的工作能力和担负的职责。现行制度下, 我国公务员的待遇仍与职务挂钩, 息息相关, 这也是体制内普遍看重职务的根本原因, 县级以下机关因为受机构规格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职务晋升空间狭小, 矛盾凸显尖锐。

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激励机制。它的实施对基层公务员的成长具有积极导向性, 能够激励更多的优秀人士投身基层、扎根基层、服务基层。这一新政的实施使公务员晋升方式更趋合理, 是留住基层优秀人才的一项好政策。在新政之前, 参加公考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入职后的发展方式又只有职务晋升这条狭窄的通道, 堪比自古华山一条路。基层公务员难于晋升以及衍生出的待遇不易增长问题, 进一步加剧了公考基层职位遇冷的问题, 相关岗位不仅招不到优秀人才, 甚至连报名者都寥寥无几甚至零报考。新政的实施, 让公务员们不再急迫脑袋抢位子了。

新政也进一步缩小了中央及省市级公务员与县以下公务员在晋升问题上的差异。目前在一些地区, 省市级公务员经常三五年就能实现一级晋升, 而县以下公务员明显存在晋升慢的问题。虽然新政未能抹平这种差距, 但已经有效缩短了这一差距, 使得公务员相关管理制度正向更公平的趋势发展。

四、落实职级制还需配套跟进

推行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并不意味着给公务员队伍吃下了“定心丸”, 为了保证职务职级制度改革的成效, 完善我国公务员管理激励机制, 还需要其他一些配套措施跟进。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落实仍需很多条件进行支撑, 否则, “好经也会被歪嘴和尚念歪”。

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如何进行科学考核。职级晋升是对工作业绩表现突出的基层公务员进行他们的职级晋升, 因此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对基层公务员的工作业绩进行科学公正的考核。目前我国公务员考核体系普遍实行年底的当年年度考核, 流程通常是自己撰写年度考核登记表, 呈上, 领导审阅, 签字同意, 对表现优秀的同志评定为“优秀”, 其他同志一般为“称职”。并没有对公务员个人的“德能勤绩廉”进行深入具体细致的单项指标考核。因此, 要公平公正地推进实施职级晋升制度就需要有科学完善的考核体系和考评结果做有力支撑, 否则, 不良后果可能会让“一把手”有更大的话语权, 进而滋生出腐败。

其次要关注的则是财政支撑。职级晋升后相应的待遇要落实, 这需要钱, 如果县以下机关财力吃紧, 甚至一些地区无法承受职级晋升制度实施后的财政压力, 那就变成“空头支票”——职级上去了, 对应的工资待遇却迟迟不能落实, 这样更加打击基层公务员的积极性。因此, 配套资金在县级以下机关无法保证的情况下必须依赖中央、省市一级根据“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拨付相应的资金, 专款专用, 为基层公务员推行新政解决财力后顾之忧。

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是我国公务员制度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有利于改变“官本位”的陈旧观念, 有利于净化政府机关的权力运行过程。要强化对基层公务员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 尤其是履职考核机制, 强化基层公务员的职业精神教育, 从而使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在新制度下得到充分激发。

职级并行 篇2

据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12月2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会议指出，在全国县以下机关实施这项改革，要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坚持好的做法，改进存在的不足，认真抓好组织实施。公务员职级并行方案2014最新消息：

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和《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建议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三条底线

会议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会议指出，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在试点基础上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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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我国从1949年建立工资制度以来，公务员收入经历过数次上调，以1997年到2003年最为频繁。最近的一次是2006年实行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明确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基本工资包括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公务员。级别分为27级。

2007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曾说：“我现在每年所有收入12万元人民币，这还包括保姆费。”

什么是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

什么是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据了解，职务与职级应该是相对独立、相对分离的。职务反映职级，职级对应一定的职务。

从功能上来看，二者的区别在于，职务的设置给公务员带来权力以及责任义务的承担，职级的设置给公务员带来物质利益以及职业尊严的满足。

一条职务序列构成公务员职业发展的一道阶梯，一条职级序列则构成公务员职业发展的另一道阶梯。两道阶梯分别满足公务员职业发展的不同价值追求。薪酬制度是实现职务与职级并行的重要条件。

推行职务与职级的并行，实质是使职级真正成为公务员的一条独立的职业发展阶梯。那些不能晋升职务的公务员，也可以通过晋升职级获得合理的待遇和尊严。当然，作为职位的共同构成要素，二者的分离是适度分离，相对独立。

职级并行 篇3

一、两种并行方式的“并行”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有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论述中，提出要“完善干部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建立干部激励和保障机制”。此后，“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问题成为2003年中央党建领导小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专题调研”的五大课题之一，也成为《公务员法》起草小组研究的重要内容，一些地方和部门也开展了相关的试点和研究。

200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干部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实行干部职级与待遇挂钩。同年12月，中央印发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提出，要建立健全干部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完善干部职级晋升制度，探索依据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晋升职级的相关政策，强化职级在确定干部工资、福利等方面的作用。

10余年间，中央关于职务职级结合或并行的政策目标保持了自始至终的一贯性。但是，调研表明，十六大与后续文件关于职级的内涵和并行方式的选择存在实质性的差异。

（一）行政职务与行政级别的结合

十六大提出职务职级结合的原因在于，一些省市特别是浙江等东部地区省委领导曾提出：①在现有行政层次下，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和地域范围、行政事务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领导责任和工作难度不同，但行政级别却完全一样。是否可以考虑在保持现有行政级别结构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对责任重大的地区，其党政领导人能否享受上一行政级别的副职待遇。②一些地方党政领导政绩特别突出，应予提拔。但根据现行规定，一旦提拔，就得调动其到上一级部门任职，一方面使干部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工作环境，原来成功的工作经验、思路就可能浪费；另一方面，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连续性也会受到影响，是否可以考虑，保留这些干部的职务不变，让其享受上一行政级别的待遇。

因此，十六大提出的“结合”也可理解为行政职务与行政级别的结合，即《公务员法》所指的领导职务及其层次在晋升方面的结合。而其中所谓的职级即领导职务层次、职务级别，或通称的行政级别。

其结合方法就是“低职高配”： 通过调整行政级别的管理方式和晋升方式，将行政职务与行政级别的晋升相对分开，放开行政级别晋升的限制。干部工作业绩突出、能力强、岗位重要，在职务不提拔、不变动的情况下，可以提高到与其上一级职务对应的行政级别。如相当于处级的县委书记，如果业绩大、资历深，可以在继续担任原来职务的同时，提升行政级别，享受副厅级待遇。如在机构改革中，某些部门级别规格被降低，但原任领导因工作需要还继续担任该部门领导，则其待遇仍应按照原行政级别确定。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一些部级机构改为副部级的国家局，但局长可能还是原来的部级干部。

十六大以来，“低职高配”的并行方式逐步得到承认和发展。2005年，广东省委组织部决定选拔优秀县（市、区）党政正职担任副厅职务，规定对年龄稍大且担任县级“一把手”满5年的，可确定为副厅级并继续在本地任职，逐步成为全国通行做法。

2009年4月，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提出，“根据工作需要，有的县委书记可提拔为上一级领导班子成员并继续兼任县委书记”。这实际是顺应地方党政干部的呼声，对“低职高配”给予了合法的承认。

2010年10月，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乡镇党委书记队伍建设的意见》印发后，一些省市在配套文件中明确提出：在全面考核、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任乡镇党政正职8年（含8年）以上、其中任乡镇党委书记5年（含5年）以上，受到市委及其以上表彰的优秀乡镇党委书记（含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享受副县级待遇。

尽管缺乏直接而明确的政策解释，但毋庸讳言，在行政职务和行政级别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职务不变，提高公务员的行政级别，低职高配成为地方干部最为有力、最受欢迎的激励方式，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在中央和省级机关、事业单位，这种激励方式也大量存在。

（二）职务与级别的并行

关于职务职级结合，《公务员法》也做出了法律上的安排。一是改变了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所规定的公务员级别设置，“合理增加了级别数量”，拉长级别层次。如由原有15级增加到27级。二是扩大级别与职务特别是基层职务的交叉对应幅度，“向基层倾斜”，激励基层公务员。三是改革工资制度。实行职务级别两结构工资制，“强化了级别的功能”，提高了级别的薪酬待遇。

但《公务员法》却没有提出职级的概念，也没有对级别的概念进行明确规定。因此，职务与职级并行似乎并不能直接解释为职务与级别并行，或认为所谓的职级就是《公务员法》规定的级别。因为，根据《公务员法》“一职数级，上下交叉”的级别设置原则，在《公务员法》规定的制度框架不变的情况下，职务与级别已经实现并行。对这一并行方式的完善，似乎只是待遇政策的调整，而非制度的再设计。

而从《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等中央文件提出的“实行干部职级与待遇挂钩，强化职级在确定干部工资、福利等方面的作用”看，其所言的职级则又指的是公务员级别。因为，行政级别与各种待遇的挂钩已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职级指的是行政级别，则与消除“官本位”的政策目标相违，而实践中，工资级别的激励功能确实要强化。

职务与行政级别或与公务员级别并行的两种方式“并行”在实践之中，造成法律和政策、理论和实践相互冲突，部门和地方、组织和人事各行其道。面向未来，必须实事求是，承认分歧，澄清概念，明确改革目标，从根本上解决职务职级并行的难题。

二、两种并行方式的局限与价值冲突

职务职级并行制度的提出源于干部激励机制。职务与行政级别和与公务员级别两种并行方式分别具有自身的激励功能和优势，现实中二者同时运用，似乎构成了中国特色的职务职级管理模式，但它们也分别存在一定的局限和困境，二者之间还具有内在的价值冲突。

（一）官滥爵轻，国不可为

行政职务和行政级别的主导地位，使“低职高配式”的职务职级并行方式比职务与公务员级别并行方式，具有更强大的激励效力，并压缩了后者的激励空间，使其制度效能难以充分发挥。而其强势存在和蔓延的根源在于行政级别的强大魔力。

所谓行政级别并无法定含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正式政策文件中，行政级别一词多与“取消”联用。实践中，行政级别实际是《公务员法》所指的领导职务层次，是根据国家行政机构的层级及其隶属关系所确定的党政领导职务层级。

但领导职务层次已演变为公职人员的身份等级，使其从行政指挥或领导体系变成了公职人员等级体系，具有了品位分类的性质与功能，成为权力和其他各类资源在政治和行政体系配置的基本参照系，是公职人员政治、经济、医疗、住房、福利待遇等按级分配的基础，决定了公职人员在政治体系或公共机构中职权大小、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身份等级。

以提拔行政职务或提升行政级别作为干部奖励的手段，实践中早已存在，但存在争议，有关部门还曾经对此做法予以禁止。中央组织部1997年发出《通知》指出，一些地方把完成或超额完成经济工作任务指标，作为提任职务、职级的唯一条件，将一些县（市）、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提拔担任副地级、副县级领导职务，或让其在原岗位上享受副地级、副县级干部待遇；对年上缴利税达到一定数额的国有企业负责人比照行政级别给予高一层次党政领导干部待遇，或让他们兼任党政领导职务，等等。中组部认为，对完成任务好的干部应予鼓励，但这种用职务和职级（行政级别）待遇奖励领导干部的做法必须坚决加以纠正。今后，再出现用职务和职级（行政级别）待遇奖励领导干部的问题，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追究当事人和主要领导者的责任，绝不能无原则地迁就，搞下不为例。其用词极其严厉。

在职位分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以提拔行政职务为奖励有其现实的合理性或“理性基础”，但也存在巨大的政治和行政风险。

一是可能导致官员冗积，行政效率低下。在行政组织中，受管理规律制约，领导职位数量必须予以合理控制，领导职位多或具有领导职位身份者过多，可能会使组织内部沟通、协调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造成行政事务上的推诿、扯皮，甚至拆台内耗。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我国县处级干部的数量由627578人，增加到2010年的752312人，增加了19.9%，多了近1/5。县处级以上人员占公务员总量的比例不断上升，由2002年的9%，增加到2010年的10.7%。期间，虽然中央和地方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但一县近20个副县长、一级政府10余个秘书长、一市局部门近20个局长的状况屡见不鲜，局长之间相互打架的报道也时有所闻，中央和省级机关“官多兵少”问题普遍，状态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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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2—2010年机关县处级以上人员变化趋势（人）

二是易导致层级紊乱，政令不畅。下级职务上行，甚至参加上级领导班子，与我国传统行政体制和单一制行政体系存在冲突，使行政领导、指挥和监督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可能导致指挥不力、监督失灵；或上下同盟、乖违民意；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造成地方尾大不掉，中央政令不畅，危及整个行政体系。

三是导致位非其人，官员队伍整体素质难以提高。行政提拔奖励易使行政体系陷入帕金森定律所指的官僚巨人症，即每一个都被提拔到自身能力不能胜任的职位。在我国，单一而强势的领导职务层级体系，使机关中的专业人员、有其他能力和贡献的人员等，都依赖行政职务提拔才能得到激励，结果可能是领导职务得到一个庸才，专业职位失去一个人才。

正因为赏官制的弊端，汉明帝曾实行赏钱不赏官的政策。唐代张九龄也曾告诫唐玄宗说，类似宰相之类的官职，“代天理物，有其人而后授，不可以赏功”，并警告：“官滥爵轻，不可理也。” 因此，行政职务与行政级别并行的激励方式，需慎重而行。

（二）公务员级别制的尴尬

公务员级别实际可认为是《公务员法》所规定的法定的职务职级并行模式，源于50年代的干部行政级别，由职务与资历等因素相结合而确定。如1952年7月，政务院颁发的《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津贴标准及工资制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评定各个工作人员的津贴和工资，依其现任职务（因工作需要从较高职务调任较低职务的，应酌情按其原任较高职务评级）结合其‘德’‘才’，并适当照顾其‘资历’”。

1954年6月，政务院又颁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包干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规定》，规定评定工资、包干费级别，仍以现任职务结合“德”“才”并适当照顾其“资历”为原则。但为了防止偏“才”、偏“资历”的偏向，《规定》对“德”“才”“资历”做了明确的解释，即“德”指工作人员的政治品质；“才”指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资历”指工作人员的革命斗争历史及其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担任同一职务的人员，级别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1956年，全国实行统一的工资制后，仍适用这一评级原则。

1985年工资制度改革废除了干部级别，但1993年工资改革又恢复了级别设置。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11条规定，公务员的级别，按照所担任的职务及所在职位的责任大小、工作难易程度以及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工作经历确定。可见，级别是根据职务、责任、资历等因素决定的公务员等级，是行政职务级别外的另一公务员等级体系。

总体看，在职务层级之外的设置级别，基本原因在于传统职务设置和薪酬制度以行政领导（指挥）职务为主导。而为减少行政层次、保证指挥统一，领导职务的数量和层级都不能过多，这导致大批官员职务晋升和待遇提高受到限制，设置级别可以缓解这一矛盾。

但由于行政职务层级功能强大且长期以来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级别”的存废、结构则变动较大，导致公务员级别的制度功能难以全面实现，在机关级别体系中居于从属地位，激励作用不足。

公务员级别制处于尴尬地位的原因，既是行政级别的本位地位侵蚀的结果，也与自身制度设计、环境变化等有关。一是新的公务员级别改变了原有干部级别作为干部工资、福利待遇分配的单一和核心的地位，激励功能弱化；二是结构上等级较多，不足以体现公务员的地位和荣誉感，干部评价功能丧失；三是晋升方式单一，等级晋升依赖行政职务的晋升以及年资晋升，自身晋升的独立性和竞争性不足；四是地方津补贴等主要根据行政级别分配，公务员收入分配中基本工资比例、调节作用日趋下降。这是建立与《公务员法》精神一致的职务职级并行模式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两种并行方式的价值冲突

行政职务和行政级别结合的模式依托职务晋升的激励功能，其激励的价值目标或结果必将是进一步强化行政级别的本位制或“官本位”。

而为什么在职务层级之外设置“级别”，其作用和影响是什么？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1993年恢复级别设置的主要原因，一是考虑基层干部的晋升问题。当时全国机关干部92%是科长以下的人员，由于机关的职务、职数有限，相当一部分人员职务晋升不了。设置级别后，可以使工作人员不提升职务也能通过晋升级别提高待遇，避免大家都去争职务，同时也可增强机关工作人员的荣誉感。二是考虑到同一职务层次人员的个人资历问题。同一职务层次工作人员工作年限、资历和能力各不相同，设置级别可以体现这一差别。其激励目标是减轻机关激励过程中对提拔行政职务的依赖。

显然，两种激励模式目标和方式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有两种效果，一是互补，相互取长补短；二是相互冲突。互补的其前提应是制度目标一致，但两种并行模式的目标一个是强化行政职务及其地位，一个是要消除对行政职务的过度尊崇。因此，二者的价值目标是相互冲突而非互补的。在职务职级并行方式的选择中，虽然可以根据实际，同时完善两种并行模式，但其制度设计在逻辑上却可能陷入自我内在的矛盾之中，导致制度上先天的缺陷，与公务员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原则相悖。

职级并行个人工作总结 篇4

本人自?年?月任正科级干部以来，先后担任?乡乡长、区物价局、统计局、发改局局长。在任职期间，我能加强学习、提升素质、立足岗位、认真履职、廉洁从政，较好地完成了以下工作：

一、抓学习提升，提高履职尽责能力

作为部门负责人，要带领全体干部完成好各项工作，需要有较强的预见性和前瞻性，知识更新、了解政策对我而言是必备的素质，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能不断强化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党纪政纪条规为准绳，严格规范自己行为，提高拒腐防变能力。通过有针对性开展学习活动，创新理念、开拓进取、在推进科学发展上有新突破，联系群众、关注民生、在促进社会和谐上有新进展，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在增强“执行力”上有新提高。在依法行政能力和依法行政上有新提升。在拥护党的领导、廉洁从政、高效行政上有了新成效。

二、抓科学决策，落实岗位工作职责

任职以来，本人多数负责经济部门的工作，为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全区经济运行走势，切实当好区委、区政府参谋助手。我始终坚持把调研分析工作常态化，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贯穿工作的全过程，精心编制近、中、远期规划，精心安排工作，为区委、区政府各个时期的目标出主意、提建议、举措施。对区委、区政府部署的各项工作能不折不扣、全力以赴地完成。在工作中能主动适应新常态应对新挑战，通过抓制度创新、抓机制政策、抓队伍建设、抓难题突破，实现经济提速发展，经济总量扩张，有效投资增长，重点产业突破，产业结构优化，民生工程推进。为推动？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做大市区经济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抓规范管理，确保服务提质增效

为企业、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顺利服务对象的要求，着力在优化环境、减化审批环节上下功夫，狠抓单位内部的规范管理。一是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对符合政策、手续齐全的项目，做到即来即办；对条件成熟、资料尚不齐全、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的项目，率先开展“容缺审批”。二是优化项目审批环境。对属区内审批的事项，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指导项目业主交叉推进前期工作，开通绿色审批通道，缩短审批时间，积极帮助解决项目业主和基层反映的困难和问题；对需报请省、市审批的事项，及时审核转报，做好汇报沟通和跟踪促批工作，为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环境。三是放宽项目投资政策。落实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按照“非禁即入”原则，大力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研究推出一批重点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吸引有实力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通过独资、合资或控股参股以及BOT等方式参与建设和运营。自觉践行、依法履职，提高服务实效。

四、抓机制完善，强化勤政廉政建设

1.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制定了《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意见》，完善了党建和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区发改局党建工作计划》、《？区发改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意见》；按时召开了专题工作会议，结合发改工作职责，重点强调了发改局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

2.着力解决廉洁从政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深入治理工程建设领域问题。未存在以备案代替核准等问题。二是狠抓干部队伍廉政建设，要求全局干部职工认真遵守八项规定，认真执行党员干部廉政准则。三是抓好自身廉洁自律。在工作中，能严格按照党员的标准，规范言行。以自身模范遵守各项制度，带领全局干部廉洁从政。

五、抓准当前，认真完成工作

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按区委、区政府的要求，认真完成工作目标。

在计划规划工作方面：一是做好计划的编制和落实。认真编制我区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预期目标的分解工作。加强经济指标监测，做好经济运行分析工作，开展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和计划执行情况的跟踪与调研，及时掌握经济运行动态和计划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困难，提出对策和建议，供区领导决策。二是抓好“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经多次征求意见建议和研究修改，现提交人大审议。三是抓好“十三五”项目策划。区“十三五”规划项目147项，其中申报省、市“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7个大类73个项目，总投资695.4亿元，“十三五”期间计划投资465.8亿元。

在重点项目工作方面：一是抓好省、市级重点项目建设。10个项目列入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21.17亿 元，占年计划的105.6%。二是全力推进重点领域及重点项目工作。制定《项目管理协调推进机制》，全年重点实施项目77个，总投资471.9亿元，完成投资77.06亿元。三是贯彻落实“三比一看”活动。制定具体操作办法，细化活动的主要任务、具体指标、工作措施和推进进度。四是牵头组织福建“6.18”项目成果交易会。共促成项目对接51项，总投资11.69亿元；征集技术难题和技术需求10个；5家企业的产品参加三明馆展示；邀请高校专家、教授11人；完成2个典型对接项目。

在积极争取资金工作方面：全年申报争取资金项目10项，拟争取资金2425万元，获批项目7项，下达资金886万元。共策划基金储备项目58个，总投资330亿元，2015年已争取建设基金3.02亿元。

在项目报批工作方面：累计审批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立项、可研、初设共35项，总投资20.75亿元；核准不使用政府投资项目1项，投资0.1亿元；核准项目招投标事项34项，投资12.82亿元；不使用政府性资金企业、组织投资建设项目备案20项，总投资27.68亿元。

六、存在问题

本人履职过程中，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但是与组织要求仍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还有差距。我区“十二五”规划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良好，而社会事业项目建设相对滞后。二是经济监测分析还有待加强。经济形势分析是把握经济脉动，及时发现、化解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也是我局 重要职能。但经济分析只停留在数据分析层面上，缺乏深入实际调研，分析的针对性、预见性不够，提出的对策措施的可操作性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与当好区委、区政府参谋助手要求还有差距。三是争取扶持资金仍有提升空间，不能惠及所有符合条件建设项目。这些缺点，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加强，提升工作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