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共12篇）

生态批评 篇1

《魔戒》是托尔金的成名之作, 自1954年推出以后, 立即风靡欧美。在1997年英国第四电视台及连锁书店“水石”举办的“最能代表本世纪的一百本书”投票中以绝对优势高居榜首, 1999年在亚马逊网站举办的全球网络投票中甚至击败《飘》成为“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书”。同年被好莱坞搬上银幕后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飓风般的“魔戒”狂潮。伴随这股热潮的是人们对于托尔金笔下中土世界的神话起源, 人物原型以及魔幻手法的解读与评论。但笔者无意再窠臼于上述热议之中的观点, 而是从生态批评理论这一崭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部“奇书”, 通过展示托尔金的战争经历, 对照作品中的部分情节, 来揭示他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反思。

一、生态批评溯源、定义与任务

“生态批评” (ecocriticism) , 也称“文学与环境研究” (s tudie s of lite rature and e nvironm e nt) , 是文艺生态学批评或生态文学评论的简称, 是由生态视角观察文学的一种文艺理论批评。它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之后, 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地又一批评派别, 在不少国家的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人类的文学艺术迄今为止所表现的无外乎是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 这样的文学及其理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积淀, 主要就是关注人类本身和人类社会, 可以说文学其实就是人学, 因此全都可以运用一种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评判。所以生态批评实际上算不得什么高深的理论, 甚至都不能说有多新鲜。人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既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未曾逃离的困惑, 也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家在无数文学作品中探究的永恒母题。[1]

目前对于生态批评的界定, 有狭义、广义两种看法。狭义的看法更多关注“文学与环境的关系”, 广义的看法则主张全面研究自然生态、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和文学艺术的联系。在众多的对“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界定当中, 最能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的定义:“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2]

生态批评最大的贡献是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整体上全新的理念——生态哲学理念、生态美学和文艺学理念, 并赋予文学批评应担当的自然使命和社会使命——挖掘和批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 倡导批评家为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承担起责任。

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 生态批评有着显示其本质特征和独特价值的主要任务, 那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 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 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3]正如乔纳森·莱文指出的那样, “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 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 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 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 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 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4]

二、托尔金的生态文化“苦旅”

一直以来, 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都将关注的目光放在托尔金和他的“魔戒”系列作品的魔幻色彩上。以托尔金对古英语、日耳曼语、威尔士语和哥特语的研究以及他对打造英国人自己的创世神话体系的热衷, 不能不引起众多学者的“神话”起源思索。但是如果反观托尔金本人在一战中的经历以及战争在他心灵上留下的烙印, 我们就不难打开另一扇窗户, 从此窥见托尔金苦心孤诣创作的“魔戒”所具有的鲜明的生态特色。

托尔金在1937年开始动笔创作《魔戒》, 1949年结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 托尔金在牛津一边写作一边做防空引导员。对古日耳曼语言和神话的迷恋使得他在一战的头两年并没有加入军队。参战前他对战争的态度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伤亡134万人的索姆河战役将1916年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兵源的日益紧张使得牛津和剑桥的学子纷纷征召入伍。从7月14日第一次投入战斗, 到10月22日女王壕沟争夺战结束的3个多月时间里, 托尔金一直在最前线作战。其间他所见所闻的都是战争中可怖残酷的一面:战壕、铁丝网、尸体和机枪, 与他过去沉醉于其中的古日耳曼文化、推崇的日耳曼精神大相径庭。战场上有的只是黑暗与死亡, 除此之外看不到半点古日耳曼史诗里悲剧英雄的光辉。这一场没有任何意义的战役彻底颠覆了托尔金此前幼稚的理想主义观念。在牛津读书期间托尔金与三个好友共同组织了一个团体分享书本和思想的乐趣, 并为自己的团体起了一个颇具拉丁风味的名字“巴罗茶屋社团”, 简称TCBS (Tea Club, Barrovian Society) [5]。刚毕业的他与这三位挚友一起参军。托尔金本人因为战壕热而被送回国治疗, 而他三个朋友却死了两个, 其中J·B·史密斯在战死前几天给托尔金的最后一封信中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幸存者, 那些活着并周身完整地走出战场的人, 应该代表他们全体继续TCBS成员们如烈焰一般的激情, 说出死者未能说出的话, 创造、展现使他们全体都将引以为傲的成就。”[6]这封信深刻地影响了托尔金, 史密斯阵亡后, 这封信的意义更加重大。接到信的几天后, 托尔金就开始整理他个人史诗的初步资料。

托尔金准备《魔戒》写作之时正是他直接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时候, 而著作的完成则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从这个时间跨度上看, 《魔戒》应该就是托尔金本人对战争切肤之痛的一种反应和反思。他之所以没有选择自己身处战争梦魇之时进行创作, 原因有二, 一是战时条件不允许, 二是需要时间回味那噩梦似的经历, 才能将其以超越现实的手法, 呈现给世人远比现实更震撼的内容。

三、《魔戒》蕴含的生态思想

(一) 神话依托

由战争历练而成为作家的人不在少数, 他们往往将自身的经历全盘端出, 构筑成作品的主体, 痛快淋漓地鞭挞战争对人类自身、社会及自然的破坏和掠夺本质。托尔金的《魔戒》也写战争, 也写自然与人, 社会与人, 但却是和现实有一段距离的重塑, 似幻实真。这也是托尔金为什么会选择神话作为依托的原因:他需要英雄作为创作根基, 而他的这些英雄不在现实生活中, 而在非此世的神话世界里。

长期以来, 托尔金对古代欧洲神话传奇, 包括古冰岛诗歌集《埃达》 (The Poetic Edda) 、古芬兰神话《卡勒瓦拉》 (The Kale vala) 和盎格鲁·萨克逊英雄史诗《贝奥武甫》 (Be ow ulf) 等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和深入的研究。这些充满了浓郁北欧元素的作品无疑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并在后来成为他创作的灵感和源泉。他之所以借助北欧神话来构筑中土世界, 表达自己的意图, 是因为北欧神话与其他古代神话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北欧神话中诸神身上有着人性的一面。他们不是全能的, 所向无敌的, 而是有一定的限制, 如同他们所管辖的人类一样, 其本身也要听从自然的召唤, 接受命运的安排, 面临灭亡的终结。但与之相对的人类, 虽然寿命不长, 没有天赋神力, 但却对自然充满敬畏之情, 拥有无限的潜能, 命运也就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样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索隆的军队有多强大, 人类最终都能够战胜他。

在《魔戒》第二部《双塔奇兵》中, 当时还是灰袍巫师的甘道夫消失于凯萨督拇桥下之后, 护戒小队经历了一次惨烈的战斗最终失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到了人类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宁静的夏尔, 邪恶的莫都, 虚幻的精灵都市, 矮人的地下城堡都不同, 这里有最美好和最丑陋的, 最绝望和最坚定的以及最胆怯和最勇敢的。在故事中, 面对莫都的恐怖力量, 人类世界所受到的威胁最为直接, 因为他们没有精灵的智慧, 霍比特人的质朴, 没有巫师卓然的洞察力, 更没有黑魔王邪恶的恐怖力量, 但却拥有广袤无边的爱和超越一切的勇气。这是人类世界虽然一直处于分裂边缘却决然不倒的原因, 也是托尔金即使身为一位悲观者, 却从未完全丧失希望的动力。这部文学作品其实就是一部立意在当下的当代神话, 其中贯注了托尔金对人类现实世界清醒的认识、深远的忧虑以及对人类面对困境时的抉择考虑。

(二) 凡人英雄

《魔戒》中出现了很多英雄人物形象, 仙风道骨的神巫甘道夫、勇毅善战的游侠国王阿拉贡、充满幽默的皮平和梅利、美丽勇敢的精灵公主阿尔温、精灵女王盖拉德丽尔、精灵射手莱戈拉斯和小矮人勇士吉穆利等等。但主人公却偏偏是个身高不足普通人一半、钟情于家庭生活的霍比特人弗拉多。因为托尔金相信, 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 弱者也能够推动历史的车轮。他还曾说过:“除了尺寸不同, 我实际上就是一个霍比特人。”[7]正如被迫参战的托尔金本人和他的挚友们一样, 并不是弗拉多能耐出众、智力超群才会勇挑重担, 而是魔戒选择了他。小人物创造了历史,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传统的英雄形象总是高大的, 不会表露内心的忧愁, 更像一个神, 是被崇拜的对象。而从弗拉多的身上读者能发现他的无畏无私, 也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恐惧与懦弱, 这正是普通人类在面临困难时表现出的正常情绪。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托尔金, 饱受战争对人性的折磨与摧残, 因此也就十分渴望人性的回归。在钢铎的大军和摩多的邪恶交战的时候, 是一个妖怪和两个身高不到人类一半的霍比人最终燃起了胜利的火把。这不仅是自然对人类的胜利, 也如同小说中所写的:“我们必须走这条路, 当然, 它困难重重。”[8]在这条路上, 无论力量与智慧都帮不上我们多少忙。或许弱者也能完成这项任务, 只要他像强者一样坚定信心。

虽然书中的主人公属于霍比特人, 但托尔金让其的身上更具有人类的特质, 这也正是他对人性一直持褒扬态度的一个有力证据, 这也说明人性与自然的统一和谐才是世界永恒存在的动力。无论指环之王魔力有多强大, 索隆的军队有多强悍, 但任何违背自然和人性的力量最终都只会落得一败涂地的下场。

(三) 末世危机

托尔金厌恶机器, 崇尚自然, 厌恶战争, 尊重生命, 厌恶强权, 强调人的自由意志, 这些都在书中得到了体现。

夏尔是个绿树成荫, 群山环绕的世外田园, 居于其中的霍比特人崇尚自然, 一切皆顺应天性;而万恶之地莫都则寸草不生, 黑烟蔽天, 水和空气都散发出阵阵怪味, 这都是因为索隆和的手下对权力的无限追求, 对自然的无线索取造成的, 而这样的情景可以在现实中任何一个污染严重的工业城市看到。树人为了保卫古老的森林奋起反抗乱砍乱伐的白袍巫师萨茹曼的情节, 更为环保人士津津乐道。其实托尔金本人也足够格被称为激进环保分子了, 这位老先生公开声称他厌恶机器, 晚年生活很富裕却拒绝使用洗衣机。他钟爱的霍比特人只用最简单的手制工具, 反派角色萨茹曼才是满脑子“金属和齿轮”, 乱砍树的下场就是做了乞丐还要死于非命。

托尔金笔下的夏尔代表了他对自然的无比热爱。他喜欢宁静的乡村和田园气息, 痛恨日渐快速的城市化对于自然的侵蚀。他将故事中最重要的主角设定为热爱田园生活的霍比人, 也体现了这一点。在托尔金看来, 做园丁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比如山姆, 一个合格的园丁, 当市长也很称职, 而且只要他愿意, 可以“想当多久就当多久”[9]。在最痛苦和绝望的时候, 夏尔作为弗罗多的家乡, 给了他支撑下去的力量, 这片土地是心灵逃避的家园。然而故事却不断暗示着我们, 如果最终的邪恶不能被驱除, 那么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安全的地方。

魔戒可以腐蚀人的心灵, 败坏人的心智, 可以扭曲人的性格, 使其变得卑微猥琐。任何智者和勇士都无法逃离它的诱惑, 人类的智慧和意志根本无法去驾驭它, 意图运用它去为善的努力都只会造成恶果。正像精灵王埃尔隆德所说:“如果指着运用莫都国王的伎俩, 动用魔戒推翻了他, 那么智者自己也就登上了索隆的王座, 这样领一个黑魁首出现了。”[10]托尔金认为, 不管本性是否善良, 出发点是否善意, 一旦意图动用这种不受约束的绝对力量, 都迟早会自我膨胀或变质而成为恶魔。在托尔金看来现代工业技术就犹如书中的魔戒, 给人类带来的只有灾难, 比如战争, 不会是福祉。

托尔金创作《魔戒》时的英国其国际地位和文化影响力都在江河日下, 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已成昨日黄花, 曾经诞生过莎士比亚、狄更斯的伟大国度面临美式文化的侵袭。而托尔金讨厌的现代工厂正在逐步吞噬田园和绿地, 在他眼中, 工厂的黑烟污染了明净的天空, 把人们变成机械化的刻板的奴隶, 中世纪精雕细琢的精美工艺品正变成生产流水线上的拙劣大路货。欧洲艺术与文化上的“精致时代”, 如同代表优雅和智慧的精灵族的西去, 和人类血统最高贵的西方王族的衰微, 无可避免, 无可挽回。

战争带给托尔金创伤, 也让他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自己所处的世界。在他心中复兴古代文化改造世界的理想通过世界大战变得更加坚定。托尔金企图用回到中世纪的方式解决现代世界的问题,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想法多少有点“幼稚”。但对于托尔金而言, 神话是一个理想世界的窗口, 比我们所拥有的更明亮或更黑暗, 让世人能够通过它看清自己在这个世界中所处的位置, 明白世界需要怎样的平衡;它还是一个放大镜, 折射出一个平凡而绝望的现代灵魂心中对于人本最深切的渴望。

参考文献

[1]张跣.生态批评:必要的奢侈[J].外国文学, 2008 (4) :59-79.[1]张跣.生态批评:必要的奢侈[J].外国文学, 2008 (4) :59-79.

[2]Glotfelty Cheryll.What is Ecocriticism[J/OL] (.2004-04-20) [2005-03-15].http://www.asle.umn.edu/conf/other_conf/wla/1994/1994.html.[2]Glotfelty Cheryll.What is Ecocriticism[J/OL] (.2004-04-20) [2005-03-15].http://www.asle.umn.edu/conf/other_conf/wla/1994/1994.html.

[3]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J/OL]. (2008-09-04) [2010-05-18].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143830100app5.html.[3]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J/OL]. (2008-09-04) [2010-05-18].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143830100app5.html.

[4]Jonathan Levin.On Ecocriticism (A Letter) [J].PMLA114.5, 1999 (10) :1098.[4]Jonathan Levin.On Ecocriticism (A Letter) [J].PMLA114.5, 1999 (10) :1098.

[5]Leslie Ellen Jones..J.R.R.Tolkien:a biography[M].Westport:Greenwood Press, 2003:20.[5]Leslie Ellen Jones..J.R.R.Tolkien:a biography[M].Westport:Greenwood Press, 2003:20.

[6]Humphrey Carpenter.The Inklings[M].Boston:HoughtonMifflin, 1979:94.[6]Humphrey Carpenter.The Inklings[M].Boston:HoughtonMifflin, 1979:94.

[7]Daniel Grotta.J.R.R.Tolkien:architect of Middle Earth.Philadelphia:Running Press, 1992:10.[7]Daniel Grotta.J.R.R.Tolkien:architect of Middle Earth.Philadelphia:Running Press, 1992:10.

[8][10]托尔金.魔戒再现[M].郭少波,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328.[8][10]托尔金.魔戒再现[M].郭少波,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328.

[9]托尔金.王者无敌[M].汤定九,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353.[9]托尔金.王者无敌[M].汤定九,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353.

生态批评 篇2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起因，毫无疑问是源于我们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生存环境恶化，诸如沙尘暴、水污染、核废物倾泻、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酸雨、物种灭绝、水土流失、石油泄漏、食物中毒、铅等重金属中毒致残、森林大火……对于其出现时间，有起于90年代[1]、70年代[2，3] 之说，历史虽然不算久远，但观点却在迅速地更新。 在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彻瑞尔•格劳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那里，生态批评还被模糊地定义为“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批评”[4] （P xviii）。布兰奇等人（Michael P. Branch et al）认为这还不够，说：

生态批评并不是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现象的一种方法；它包含的是走向生物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是伦理学的延伸，是人类对包括非人生命体和物理环境的全球社区（global community）意识的拓宽。

考基诺斯（Christopher Cokinos ）则进一步将格劳特费尔蒂的二元生态批评研究公式分解为“个体自身、社会、自然界与文本间的可能联系”。[6] 但在这样的框架下还是有着太大的阐释空间。也正是由于定义的模糊、概念的笼统，一时间生态批评的绿色标签迅速地在文学批评的学术作品中蔓延开来，倒是应了考基诺斯的话（也见于王诺文中[7]）， 生态批评成了“有助于学者出版著作和获得职位的‘主义―机器’（ism-machine）或‘学术工厂的发电机’（generator in the academic factory）。”[6] 从事生态批评研究固然离不开学术交流和论文发表，但为了发表文章而匆忙地贴上绿色的标签，不仅仅是不严肃的事情，而且会反过来损害这股健康的绿色生态批评潮流。所以生态批评如何从浅层走向深层、而不光是用一副绿色的眼镜到文本中去寻找自然的踪影，是当前生态批评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格劳特费尔蒂综述了生态批评从浅层生态走向深层生态的趋势。[8] 面对这迅猛的发展潮流，本文主要从分析奈斯的深层生态哲学入手，试图从跨学科的角度对奈斯提出的格式塔生态哲学进行综述，分析深层生态批评发展趋势。

一、奈斯的格式塔生态观

生态批评，从出现之初就表现出强大的跨学科亲和力，似乎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凭着他对生态的理解和感悟加入到生态批评的队伍里来。希特（Hitt）就列举了文学批评、女权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与生态批评相结合的例子。[9] 但笔者认为，生态批评不应仅仅停留在希特所谓的“伦理立场（ethical stance）”[9] 上，而应该是借以考察人类自身价值体系的平台。挪威著名哲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把格式塔理论与深层生态哲学相结合，是对生态批评深化和发展的一个范例。

格式塔是“Gestalt”的中文译音，德文中为“模式、形状、形式”。 格式塔理论是德国科学家沃泰莫（Wertheimer）、科勒（Kohler）和考夫卡（Koffka ）于19前后在心理学领域里提出来的。他们发现，就人的感知而言，存在一些整体（完型），其特性并不存在于它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些特性会反过来对组成部分产生影响。格式塔的主要研究在于发现并了解这些整体。考夫卡解释说：“运用格式塔范畴也意味着去找出自然界的哪些部分属于机能整体的部分，并发现它们在这些整体中的地位，它们相对独立的程度，以及较大的整体结合成次级整体的情况。”[10]（P26） 奈斯在其论文《生态哲学与格式塔本体论》（“Ecosophy and Gestalt Ontology”）中首先推出格式塔公式“事物都互相缠在一起”（Everything hangs together.）[11]（P240），他并不是想在一般意义上借此公式来说明事物间的相互联系，而是要着重强调“由于我们人类的知识极为有限，世界的复杂性会将我们置身于困境，有时甚至会带来死亡”[12]（P240），这种观点也呼应了著名的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亚马逊河流域一只蝴蝶的一次不经意的振翅都将有可能在几个月后的得克萨斯州引发一场绝无仅有的飓风。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破坏，是远胜于可能引发飓风的蝴蝶振翅。这就是深层生态学所持有的整体观：

自然不依赖人类的利益，它有自己的权力和价值，并坚持有联系的总体观点，反对“人在环境中的现象”（man-in-environ. image），赞同整体论的（holistic）和非人类中心（non-an-thropocentric）的途径。[12]

生态系统内事物之间的这种普遍联系一方面提醒我们人类在自己的施为中应保持小心谨慎态度，另一方面也要做到对其他生命体的尊重。在这种理论的框架下，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思索和发展的平台，把自然与人类行为统一在一个完整区域里，抛弃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对此，奈斯提出了通过“自我实现”、由利己走向利他主义的思路。他说：

如果要用几个字来概括这一终极模式的话，我认为可以说成“最大化（长时间、广泛的）自我实现！”（“Maximize （long-range， universal）Self-realization！”）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活与让活！”（“Live and let live！”）……如果怕被误解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术语，我就会用“广义共栖”（“universal symbiosis！”）来表述。“最大化自我实现”当然可能被误解为走不断膨胀的自我之旅。但“最大化共栖”（Maximize symbiosis！）会相反的被误解为为了共性而消除个性。系统而不孤立地看，最大化自我实现就是让所有生命得到最佳表现。因此，我要引出第二个术语，“最大化（长时间、广泛的）多样性（Maximize（long-range， universal）diversity！）。”[13]（P80）

所以，“让所有的生命得到最佳的表现”，才是深层生态学的至高教义。人不再是生态系统的中心，也不是生态系统的旁观者和研究者，人不是生活“在”环境中，而是环境的一部分。在自然界，我们原本不必担心自然进化法则会让各种物种有“最佳表现”的机会，但人类过分的欲望与表现，使其他生命的表现形式受到了遏制。生态批评力求恢复自然的本能，然而，奈斯并不是说让人类为了生态而退出自己的舞台，只是说面对人类无尽的私欲，“最终减少消费且不至于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活的真正质量。”[14]（P67）

奈斯另一个推崇的公式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12]（P241） 他举了这样一个经典的例子：在黑板上点三个点，只要三点之间排列不特别例外，我们在瞬间体验到了一个三角形的完型认知，尽管一个三角形远不止于三个点的集合。借此他希望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平时我们不经意的、看似无辜的行为上来，今天我们看到的环境恶化正在加速度地发展，正是我们一次次所谓细小、无心的行为的必然后果。“工业时代的人们严重地干扰了自然的进程，即便极少量的.行为也将严重改变自然界的风景。例如，大家都知道在南极从事研究的人们应该极度小心不去伤及生态系统。”[15]（P398）

在此基础上，他又从格式塔主义中发展了一条他自己的教义：“部分不仅仅是一个部分（The part is more than a part）。”[12]（P241） 这并不是如戴叶姆（Diehm）所言，是对“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换述[16]，而是增加了新的含义， 旨在强调个体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他担心个体作为“生命溪流里的水珠”这一比喻会有误导意义，会让人感觉到“个体的水珠会在溪流里迷失。”[17]（P165） 在另外的场合，奈斯进一步解释格式塔主义（gestaltism）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整体大于部分，但同时部分大于整体，因为如果你只是拥有了整体，那将是一无所剩。这还不够，就像斯宾诺莎的自然神秘主义，你还要去拥有你的最基层的格式塔。你拥有整体、也拥有了部分。你不能说“我现在摆脱了具体细节。”[17]（P159～160）

二、瞬间经历理论

在浅层生态批评中，自然被作为一个地理环境来观察，来描写，是服务于人类的客体对象，因此它摆脱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浅生态反对环境污染和资源衰竭，但认为离开了人类的需要、利益和善（good）以外，自然是没有价值的。”[12] 深层生态批评中将自然定格为人类施为的环境。纯粹的地理环境对人类行为而言没有任何价值，就好像在太阳系以外存在的一个比伊甸园还美丽的空间，由于地球人类的思维与速度都还不能与之接触而使得这样美好的场所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我们今天生态批评的保护或者利用的话题中来。

格劳特费尔蒂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角度总结说，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已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研究文学作品中表现的自然”的第一阶段，“恢复与界定非小说类的自然作品之文学类别，并进一步确认和研究以生态意识为写作目的与形式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作品”的第二阶段，和“文学话语如何建构人类”的第三阶段。[4] 对于第一、二个阶段我们不难理解，因为今天生态批评滥觞的学术作品基本上停留于此，把自然作为以人类价值体系为尺度标准的观察和衡量对象，来看谁的作品中较多地表现了自然，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类置身于自然之外。对于这种第一、二阶段的生态批评，没有必要作为生态批评的主流来渲染。因为从文本中寻章摘句来怀念过去作者生态意识、生态观点既解决不了今天的生态问题，也不具备真正的时代意义，无法完成人类自身和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建构。正因为如此，深层生态批评走出二元论的人与自然的两极对立，将人作为自然的一个构成部分来考察。

奈斯用“瞬间经历”（spontaneous experience）这个术语，来表述他对人们作用于环境时的心态进行描述：

“瞬间”需要一些解释。如果我说“这些水看起来发黄”或“这些水好像是黄的”，我的含义是水或许并不真的发黄。然而这两个句子都是基于瞬间的经历，这些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黄色的水”或“黄色的水！”来表述。用到“看起来”和“好像”，是想表达一时的思索、怀疑，或咨询。后者表述的是非瞬时性的一个标准。[12]（P241）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由于将自然看作一个客体，而该客体在主体的反作用上表现出不一致游离观来。我们今天听到的许多对大自然加以保护的口号，也都是加上了种种附加条件之后的保护，即不同的民族、国家、政体为了各自的利益在保护“自己”的大自然、“自己”的地球，其心理原因还在对自然界这一客体的瞬间经历的偏误。美国总统大选中布什总统与克里议员的第二场辩论中，布什总统为自己未加入“京都议定书”的行为辩解时，就说“当初要是加入了京都议定书，我们就会失去很多的工作职位。”[18]

所以奈斯批评的发展中国家学者的观点中有“深层生态”是发达国家的事，因为“他们害怕第三世界的人们会被挤出自己的家园，来为某些特定的动物腾出地方。……发达国家……有钱来支付这种将广袤的大自然作为野生物种栖息地这样一种奢侈。”[13] 发展中国家学者们的这种忧虑固然是“瞬间经历”的局限，但相对于发达国家地区保护措施来说已微不足道。历史造成的地区不平等已使得发达国家的一个工作职位等同于发展中国家许多职位当量的环境破坏，须知，在热带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为争取“温饱农业”而求得一片生存空间。在完型生态学理论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一国人的挥霍可能给他国人带来贫困，一代人的挥霍也会给下一代人带来灾难。

不难看出，格式塔完型生态批评把格式塔心理学、生态学和文学批评结合在一起，改变了生态批评实践初期从文本中寻找自然的表现形式与表现手法或寻求以自然为主题的文学创作的做法。它一方面强调生态系统内的普遍联系、个体服务于整体，同时又强调个体独立存在的重要意义，不希望为了集体而使个体湮灭。而格式塔理论中的瞬间经历理论为我们考察自然构成的文本中的人类价值体系提供了借鉴，从而完成人类自身的建构，在广泛意义上也就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建构。

批评的“生态主义”者 篇3

一、作为方法的乡土中国与作为立场的土地哲学

作为70后批评家的一员，张丽军拥有70年代人相对复杂的生活阅历和社会体验。这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成长初期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生存体验，与成长后遭逢的市场化转型及其城市生活体验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对照。在两段历史的错综纠葛和复杂关联中，通过对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中的连续性和断裂之处持续深入的反思，通过对当下文学的文化与社会功能的思考和分析，一种富有生态主义意味的文学批评观渐渐成形。

与同龄批评从业者相比，如果说很多人更容易被花样翻新的西方文学形态和理论流派吸引，张丽军的批评话语则呈现出对自己所依存的生存语境有更多的自觉体认。古老的乡土中国在懵懂和阵痛中进入现代以来，既充满苦痛与挣扎，也给20世纪中国历史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和动力 。从农村走出，对农村生活中痛苦和欢欣的铭记，对农民品性中质朴、善良、坚韧与愚昧、保守与短视等等因素复杂并存的体验，使张丽军对农村的记忆鲜活而具体；而对诸多优秀文学资源的接受和理解，对现代历史复杂内涵的认知，对知识自身生产属性的体味，又使得他对文学中的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反思更加客观而深入。当作为土地和农民之子的张丽军与批评家张丽军相遇，其对现当代文学中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看起来与其说是文学史知识问题的演绎，不如说更是从乡土中国的古老土地上顽强生长出来的思想和经验表达。

对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对农民形象的种种想象，张丽军并没有轻易接收，而是从自己的农村经验出发，立足乡土中国内在的现代性进程，对每一种想象及其衍生的知识生产条分缕析。无论是启蒙视域中的想象、文化人类学的想象、救亡视域中的想象、阶级的想象还是革命的想象，都不再是想当然的农民和农村空间的自然形象，而是被作为多种有着特殊立场和目的的知识生产纳入到整体的社会生产和转型过程当中，与论者思考当下乡土农村与现代社会转型之关联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由此，每一种曾经出现的对乡土和农民的想象，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标签化的命运，从而呈现出更为本然的复杂性。比如，在鲁迅“国民性改造”视域中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压抑的乡村空间之外，《社戏》这样的“另类”想象的意义也被凸显出来，“《社戏》与以往的揭示‘中国病人’病因的‘国民性改造’系列小说成鲜明对比，是鲁迅对西方现代性思想认知图示的突破，成为鲁迅想象乡土中国和中国农民的另外一个重要精神向度。”更重要的，“以往的研究者……没有意识到《社戏》所描绘的物质简单、人际和谐、精神富足的乡土空间对新世纪新农村建设和当代乡土文学的启示意义。”又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其“文化人类学视域的延续和深化”，却也“提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于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野百合花”问题，既要看到“野百合花”对农民主体精神呼唤的恒久价值，又要意识到“在革命时期，……对农民自主性和主体精神的倡导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革命的凝聚力，分散了农民进行阶级革命斗争的注意力……”。

正是基于对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和农民形象的多重内涵的体认，赵树理的“为农民写作”文学观和对新乡村政治生态的审美思考就格外为张丽军所看重。无疑，与众多乡土中国书写相比，赵树理的文学实践从多个层面与乡村和农民实现了有效的接合。这一方面是因为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写作已经不仅仅是作家个体的文学想象，而以对解放区新农村政治与文化力量错综复杂关系和农民心理的洞察为基础，直接参与到新乡村政治生态的建构和农民改造与自我改造的进程中；另外一方面，“特别让人称道的是，赵树理在深刻地把握了中国农民心理的同时，还能够以农民的语言、农民的阅读结构、农民的思维模式把它讲述出来。因此，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地地道道的为农民、说农民、演农民的农民文学……”。在我看来，也正是在对赵树理的认同和激赏中，张丽军自身的农村生活经验和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怀逐渐上升为一种文化自觉和知识自觉，虽然在赵树理之外，其他经典作家对乡土中国的审美关照也成为张丽军反身关照乡村的重要资源，但赵树理的农民文学方式和写作目的显然更与他的体验相契合。由此，能否有效贴近农民，能否有效揭示乡土社会中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缠绕，能否为农民主体的觉醒和农村社会生态的健康发展提供文化力量的支撑和积极引领，最重要的，不是居高临下的俯瞰和审视，而是自下而上的体味和把握，为具体而鲜活的乡村日常世界那恒久而坚韧的生长性赋形，成为用以度量新世纪乡土文学的标准。

生态文学批评理论浅析 篇4

1 生态批评理论的起源与产生

二十世纪中后期, 生态批评理论从西方逐渐发展推向全世界, 成为一种新的学科研究方法。1972年约瑟夫·米克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 1974年密克尔提出文学的生态学, 1978年鲁克尔特在自己的文章中首次使用生态批评, 并提倡将文学与生态相结合, 1994年克洛伯尔的专著中提倡生态学的批评, 1995年在科拉多大学召开第一次研讨会。从此, 研究生态批评的文章与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并逐渐从西方发展推向全球, 成为全球探讨、研究的理论之一。

2 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内涵及发展

学术界中众多学者对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定义, 由于其研究的视角不同, 其定义也就不尽相同,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彻丽尔·格罗特菲尔蒂认为, 生态批评理论将自然与文化相联系, 并将自然与语言文学之间的联系作为研究的主题。自然批评理论在批评中, 一方面注重文学, 另一方面注重生态, 它协调着人类与非人类。王诺认为生态批评理论是在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 探讨研究自然与文学关系的批评理论。它既反映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 也探索文学的审美与艺术表现。后者是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学者都认同的观点。

3 生态文学批评的作用

3.1 引导读者重读经典

二十世纪, 各学派、各理论层出不穷, 让人眼花缭乱。对于经典作品的阅读, 人们采取以人为中心的方法, 认为自然是客体, 是人类征服、主宰的对象, 忽视了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关系。毫无疑问, 这些观点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误导, 阅读者们没有深刻认识到经典作品中的精华, 没有看到作品中的生态思想和文明批判。从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视角出发, 去重读经典, 会引导读者从一个新的角度品位经典, 吸取其精华, 实现作品的真正价值。

3.2 提升环保意识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 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生存环境, 主要是人口膨胀带来巨大的压力, 如全球变暖、沙漠化扩大、淡水匮乏、物种减少等。随着生存环境逐渐恶化, 人类逐渐意识到自己之前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做法, 开始探索新的、正确的思想, 用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毋庸置疑, 这些为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需求。生态学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引导人们从生态批评理论的角度, 客观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

3.3 规范人类行为

思想最终使指导人类的行动。改变思想的目的, 是为了更加规范人类的行为。当人们正确认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意识到环境对人类有重要影响, 认清人类现在的生存环境, 人们的行为也将自觉发生改变。生态批评理论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 成为备受欢迎的实践法则, 成为拯救地球的思想武器。自此, 人类逐渐改变、规范自己的行为, 节约资源, 爱护环境, 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 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社会, 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本文在介绍生态批评理论的起源与产生, 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内涵及发展的基础上, 阐明了生态文学批评的作用, 生态批评理论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理论支持, 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随着经济的进步, 社会在不断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但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却呈现出与之相反的状态。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使人们认识到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性。生态文学批评理论是研究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 其通过批评人们以自我为中心为发展目标, 而忽视生态环境, 忽视客观规律的行为, 旨在唤醒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 促使人们转变观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本文在介绍生态批评理论的起源与产生, 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内涵及发展的基础上, 阐明了生态文学批评的作用, 生态批评理论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理论支持, 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生态文明,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张治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特性与批评主体的生态责任[J].南京社会科学, 2010, (8) .

[2]胡志红, 等.译者序[A].[美]格伦·A.洛夫.实用生态批评[M].胡志红, 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生态批评 篇5

【文章摘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杨映川小说创作的主要方式，她的小说刻画了在21世纪中国现代都市大背景下，诸多在物欲与爱情之间痛苦交织的男女形象，特别是打造了一系列游走在都市爱情中的女性形象群。本文尝试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域观察杨映川小说中的女性，以《淑女学堂》这部长篇小说为例，通过对文中女性形象生命原型的审视和解读，打破男性与女性强弱分明的二元对立，实现女性的文化自觉和性别自觉。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淑女学堂；女性形象；生命原型

杨映川出版的长篇小说《淑女学堂》，以两名艺校毕业的女性宋紫童和龙婷婷单枪匹马在都市奋斗的生命史为主线，揭示了更为鲜明、深刻的两性生存悖论，具有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色彩。本文尝试寻找作者笔下女性形象的生命原型，挖掘生存悖论的源头所在，以此实现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共生的生态女性主义终极目标，从而求得女性真正意义上的的独立和解放。在人类为中心的现代高度文明的社会中，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传统渗入人类骨髓，女性被驱离她们的身体，同时也被禁锢于她们的身体。女性形象作为“他者”处在弱势地位，承载着太多的苦难，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的现代化进程中追踪女性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梳理在“人类-自然”、“男性-女性”二元对立冲突中的生命原型，发掘女性形象带血带肉的生存经验和审美体现，体现女性个人生命真实的生态和本质，从而“改变人们对女性与自然的态度，以期能够改善全人类、其他生物以及整个地球的生存状态”。

1家园意识——女性精神家园的缺失

中国本土的女性写作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和传统，在融入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中阴阳和合的自然观，提炼出当代女性“她，何以为家？”生命原型。“家园意识”立足于女性自我的生态整体主义的宇宙观，从中提炼出女性形象与生态命题，寻找到女性她的灵与肉在当代社会纷繁芜杂的深穴中幽突奔走、颠沛流离的根源。《淑女学堂》中的女性在都市奔走的的目标正如宋紫童在与龙婷婷吃辣椒酱拌饭时恶狠狠的说：“我们算是投错胎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呀，将来我要穿名牌，我要开小车，我要住别墅！”女性在大都市闯荡，出于人对生存现状的不满，因而总会不断地迁移或者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因而，生态主义叙事中的“家”意象始终不自觉的出现在女性作家以及她所描述的女性形象身上。鲁枢元在出版的《生态文艺学》（出版）中提到，（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颇，一切过错，一切邪恶，都是由于女性天生的严重流失、男人意志的恶性膨胀造成的结果。”因此，女性在社会中“算是投错胎”，谋求一份职业或创造一番事业异常艰难，因为“这些职业打上了纯粹男性文化劳动的标记。”小说中宋紫童、龙婷婷艺校毕业之后在求职的道路上历经坎坷，连生存都难以保障，在这由男性掠夺自然创造的现代文明中，虽然女性天然地具有大自然的生态特征，但并没有得到另眼相待。现代文明照耀下的“家园”，并没有给予身处在其中的自然与女性一个美丽的“家”，相反带给女性的是畸形、残缺的身体。小说中野心勃勃的宋紫童，将“嫁得好”作为寻找精神家园的途径。现实中的“家”是残缺的，母亲的早逝，父亲宋承业只是个卖油豆腐的小贩，作为父亲，他鄙俗、自私自利，他所创造的“家园”悬挂在父权、男权制度下。按照传统，孩子读书所需的学费、生活费等，父母责无旁贷。但在这个家庭中，女儿要想上大学必须要和父亲进行谈判，甚至用到威胁不给他养老才说服父亲给出学费。而宋紫童上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名字改掉了，将父母起的名字“宋艳丽”改成“宋紫童”。改名事件象征着男女两性博弈中女性的胜利，宋承业是衰落的父权象征，但同时也是悬挂在宋紫童头上的无形的“包袱”，不断提醒自己的处身和在家中的地位。父权制度营造下的“家园”不适合女性的成长，甚至给女性带来创伤，宋紫童潜意识追求的爱情、事业双丰收恰恰是因为家园的破碎造成的。

2身体意识——女性肉体、情感的发现

在科技文明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女性/自然遭到男性/人类的掠夺和占有，重新成为依附性的存在。女性要通过自己的美貌、身体、才华吸引男性，以期男性给予她们爱与希望，给予她们一个家园，本身就是一个可悲的现实。小说中的“淑女学堂”开设的`是琴棋书画、家庭理财、家庭教育等课程，目的是培养具有传统气质的淑女形象，这是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要求。用“女人帮”的话说是将女人推到一个最卑微的境地，教会女性依附家庭，取悦丈夫，而女性自我的发展并没有放在主要地位。男权文化秩序的规约影响了女性性别角色、性别气质的塑造，使淑女学堂培养的女性成为男人的审美对象，这是对女性内心深处一种更为有力的无形束缚。故“淑女学堂”的存在恰恰是现实社会的映射，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并按照男性的标准来塑造自己，培养出一个个标准淑女，正是男权社会给女性带来的身体束缚和心理束缚。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自我的发现就在于承认、维护女性源于自然的肉体、情感存在和发展的独特的生态权利，以女性自我的生态主义的价值立场维护两性之爱的合乎自然的精神向度。因而，当这种要求遭到父权制的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的统治时，两性之爱变成了相互对立，自然与女性共同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成为缺乏灵性的、被动的“肉机器”，遭到严重的贬抑和无情的控制。恰如小说中“女人帮”理事覃亚敏被出轨的丈夫葛铁山抓到现行的时候说的话，“男人是用橡胶做名声，摔不破打不碎；女人是用玻璃做名声，稍有磕碰便粉身碎骨。”女性被男权社会的等级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统治而无情边缘化了。小说无情的揭露了这样的社会现实，为女性敲响警钟。小说中“女人帮”的出现寄托着作者深切的希望，“女人帮”的姐妹们一方而坚守着传统道德规范，另一方而又成为“小三”“二奶”的受害者，她们集结在一起相互交流经验，相互安慰取暖，共同对付负心男人和情敌。作为家庭主妇的覃亚敏遭遇丈夫的背叛，不得不求助于“女人帮”。在“女人帮”姐妹们的开导下，覃亚敏开始关注自己的发展，有了自己的事业，能够坦然地而对丈夫的背叛，甚至迎来了爱情和婚姻的第二春，嫁给了小自己一轮的男人，女性自我主体得以确立。杨映川在此倡导的是一种自立自强的女性价值观，呼唤长久以来埋没在家庭中的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唤醒处于弱势处境的女性，强调女性不要将生活的重心放在男人身上，要为自己活，而不是为男人活。

3母性意识——母性家园的寻找

现代人对自然总是保持一种对立的态度，现代文化是在克服和征服自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逃离地方”，逃离生养之地，去投奔另外一片热望之土：城市。现代人逃离地方的过程也就是逃离自己所嵌入的自然和文化的背景的过程，同时，也是在人化自然中重新创造和建构文化自我的过程。小说中的女性们远离故土，奔跑于更大的城市，在逃避自己和逃离家园的同时，也在新的城市建立起新的“自己”以及新的“家园”。小说中从故土带来的自卑感一直萦绕在宋紫童的心理，尽管她通过代理名牌服装，跻身中产阶级，从自卑慢慢走向了自信。她倾心于苏璜，为他学习做蛋糕、弹钢琴、学茶道、懂时事经济等，经过不断的修炼，脱胎换骨，举手投足尽显优雅，俨然成为一名真正的淑女。但宋紫童在苏璜的母亲这个真正的大家闺秀面前，无所遁形，苏母一眼就看清了宋紫童的本质，“打她进门的那一眼，我就看出她的出身了，尽管她很漂亮，表面上也很懂事，其实啊，说白了，还是俗气。”“由很多东西是后天学不来的，她再把自己装点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更显得她是个功利的女子。”当代女性主义美术评论家岛子在探究女性主义艺术学理中发现，坚持女性的性别差异是以回归母性秩序——女神时代为指趋的，母性秩序亦为家园意象。故以亲历的此在来思考彼此，真正开始触及自身的真实历史和身份，是小说文本在生命知觉的表现中发现并坚持女性本质、寻找母性家园的重要指征。宋紫童骨子里的“家园意识”是她极力想掩饰的，似乎通过“淑女学堂”的学习来达到去掉“家园”带给自己的女性本质，但最后功亏于溃。究其根源，母性家园的丧失促使宋紫童对家园的无感，甚至极力摆脱真实的历史和身份，她妄想通过“淑女学堂”的历练来弥补母性家园的缺失，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杨映川塑造的宋紫童、龙婷婷在进行不断地超越，她认为女性成长不再是纯然的性别对抗，更注重的是对人性悖论的发现，女性的挣扎与奋斗恰恰是生命原型的诉说。女性作为在现实社会中的“他者”，只有重新确立对性别体制的反思，探寻遗失的家园意识、身体意识以及母性家园，找到归属地，才能寻找到“我是谁”以及“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价值追问的答案。家应该是天下最幸福、最温暖的地方，女性只有追问到家的人性根源：相爱的两个人的生命、情感、灵魂的结合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参考文献】

[1]杨映川.淑女学堂：像个男人一样去奋斗[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年

[2]王明丽.生态女性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女性形象[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文学研究中的生态批评 篇6

生态批评脱胎于美国西部文学研究和自然文学研究，在新兴之初，这两个领域的影响清晰可见，具体表现为：主要关注人类如何观察和体验自然界中荒无人烟的地方，研究的文本集中于自然文学。这种文学样式以写实的手法描述作者从文明世界走入自然世界的体验和感受，融科学观察、个人经验、情感反应和心理变化于一体，注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意义，主要以散文和日记的文体呈现。代表作有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初期的生态批评也研究19-20世纪经典的美英文学作品，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诗歌和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白鲸》等，但无一例外的是，关于自然的内容在这些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文本范围狭小，虽然有利于生态批评家凝聚力量，短期内取得突破性成绩，但从长远来看，存在不少弊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生态批评家开始有意识地弥补初期的缺陷。他们扩展了自然的概念，使之包括荒野、壮观的景色、乡村和人为的优美景色，并把关注的对象扩展到了世界上所有受到破坏或威胁的自然和城市环境，即便在非自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态批评仍可以挖掘出文化赋予自然和环境的意义和价值。如此一来，生态批评便具备了诠释一切文本的能力，如ISLE现任主编斯科特·斯洛维奇所言：“只要研究对象是环境文学文本，不管采用何种批评方法，都是生态批评；同时，没有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文本完全抗拒生态批评，完全与绿色批评绝缘。”迄今为止，生态批评为文学研究带来了三大冲击：一、将文学研究的焦点转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向自然、环境和生态，对“文学即人学”的传统观念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二、将长期以来被忽视、被边缘化的自然文学推向文学研究的中心，弘扬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三、继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之后，引发新一轮重新解读经典作家作品、重新定义文学典籍的热潮。

在拓展文本研究范围、丰富解读方法的同时，生态批评家也在加强生态批评的理论建设和方法论研究。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比尔认为应从六个方面着手：一、考虑以某些自然科学学科（如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学科（如地理学和社会生态学）作为文学研究模式的可能性；二、对以生存位置为基础的人类经验进行文本、理论和历史的分析；三、视文学研究为环境伦理研究的场所，譬如作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场所；四、重新建构有关模仿和指涉性的理论，用于研究文学文本对物质环境的再现；五、跨越学科界限，涉足传媒、政府机构、企业单位和环保组织等公共领域，研究包括原创文学在内的所有环境话语的修辞（比如其对性别、种族和政治的意识形态依托）；六、探讨（环境）文学与生活及教学实践的关系。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并非各自为阵，而是彼此贯通，协同作战。不难看出，生态批评（尤其是其理论探讨）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生态批评尚未走向理论上的成熟，尚未拿出影响巨大的代表性理论著作，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它仍处于演变和发展当中。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生态批评未来如何演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反思人类文化，构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人类社会从有限利用自然的农耕文明时代发展到企图控制自然的工业文明时代，如今已经将地球推向空前的生态危机之中，面对日趋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反思人类文化、重建生态文明已经成了当务之急。生态批评便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是人类对防止和减轻环境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表现。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具有对于人类和地球的强烈责任心，具有拯救地球生态和人类命运的高度使命感，他们发起文学研究中的“绿化运动”，从生态的角度来透视文学和语言，目的就是通过文学来审视、反思和批判人类文化，探讨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以期培养人类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推进地球的生态平衡、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体来讲，生态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颠覆和拆解西方传统文化信奉的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对立的记载，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圣经》中的《创世纪》，而宣扬人类能够战胜自然、控制自然的哲学思想则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这两大西方文化源流都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大自然只有工具价值，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一切价值的裁决者，人与其他生物之间不存在伦理道德关系。生态批评家指出，这些思想正是当前世界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在包括文学文本在内的一切文本中系统地梳理和批判这些思想，是生态批评履行文化批判使命的重要途径。因此，生态批评与其他形式的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族裔研究、同性恋研究等——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为西方文化中被边缘化的他者代言，只不过后三种批评关注的是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人类社会中被排斥、被压迫的人群，而生态批评关注的是非人类世界的大自然。这种亲缘关系已经衍生出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正义论和生态多元文化主义等批评形态。然而，生态批评并不满足于自身的文化反思和颠覆功能，它在“破”的同时要寻求“立”，要成为具有建设性的人文科学，即在继承前人生态思想成就的基础上，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重大思想问题，进而建立新的生态哲学体系。这一体系必须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对待自然的基本伦理准则，必须解决发展与生存、科技进步与生态灾难的矛盾问题，或如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路易斯·韦斯特林所言，必须是“非二元对立的、基于经验的、强调事物关联性的，必须能够界定和指导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地球生物大家庭里人的意识和行动。”

需要强调的是，生态批评根植于深切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从来就不是一种象牙塔里的文字游戏，对于批评家、作家和普通民众，它都极力提倡一种献身环境运动的行动主义和实践精神，这种传统由来已久。早在1962年，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便借《寂静的春天》一书，呼吁美国民众警惕滥用杀虫剂和化学药品造成的生态恶果，揭开了美国环保运动的序幕。1980年，另一位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爱德华·艾比成立旨在将环保运动推广至全球的组织“地球第一”。生态批评家也不遗余力地传播生态批评的理念，以期带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意识和环保责任感，大学讲坛便是他们的重要据点。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大学的帕特里克·默菲教授曾对同行提出这样的要求：“当然不必每个人都成为生态批评家，但在现代语言学会会员任教的所有院系，都应当开设生态批评的课程，即使是仅仅为了满足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兴趣和需要也要这样做。”如今，除了美国生态批评的大本营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等名校和弗吉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大学、佐治亚大学、俄勒冈大学、犹他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普通高校都已成为生态批评的重要基地，无论是本科一年级新生还是研究生，都能选修生态文学课程，相关领域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逐年增多。不少生态批评家还提倡走出书房，走向社会和旷野，他们往往身兼大学教授、环保运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如ISLE现任主编、ASLE前任主席、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英语系的“文学与环境”教授斯洛维奇，经常奔走于世界各地访问、讲学，身体力行地反对全球化，反对蔑视生态及底层民众疾苦的跨国公司。

生态批评的学科构建之思考 篇7

一、生态批评的理论依据和本质

生态批评的产生是时代的必然。其现实背景是全球生态状况的日益恶化, 而理论起点和依据则是生态哲学 (ecology philosophy) 思想。“生态哲学”是用生态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 其思想来源复杂, 包括来自不同方面的学说和理论。如朱新福提出, 它包括如下一些思想和学说:“环境伦理说” (environmental ethics) 或“环境哲学”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非人类中心说、施韦策 (Albert Schweitzer) 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 (Paul W.Taylor) 的“生命中心论” (biocentrism) 、克利考特 (J Baird Callicott) 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 (Holmes Rolston III) 的客观价值论、奈斯 (Arne Naess) 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 (Deep Ecology) 等。王诺详细讨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生态哲学思想, 包括卢梭、达尔文、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海德格尔的生态哲学思想 (生态整体观和“诗意地栖居”等思想) , 利奥波德 (生态伦理或自然伦理学说) 、罗尔斯顿、拉夫洛克 (该亚假说Gaia hypothesis) 和深层生态学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 生态和谐观与正义观, 生态的主体间性理论。王诺认为, 生态整体主义是生态哲学最核心的思想, 其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 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 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研究者认识到, 发源于西方的生态哲学思想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不谋而合。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与天地参”、“民胞物与”、“道法自然”等宝贵的生态思想应该融入当代生态哲学思想体系之内, 成为批评理论依据的一部分。但同时, 学者们也已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隐含着一些反生态思想, 对此亦应深入反思和批判。

生态批评不仅是在严峻的环境恶化的压力下应运而生的, 也是后现代批评循序渐进的产物, 是后现代批评的一个流派。和所有后现代批评流派一样, 生态批评也受到了解构主义的影响。因此有学者提出解构主义是生态批评的又一理论依据。生态批评紧握解构主义这一鲜明的思想旗帜和锐利的理论武器, 挑战、揭露、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 消解中心, 颠覆传统。生态批评所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

从本质上说, 生态批评是一种文化批评。英国生态批评家理查德·克里治 (Richard Kerridge) 指出:“ (生态批评就是) 一种新的环境主义文化批评, 是环境主义早该采取的、跨越自然科学、地理、与社会科学进入‘人文’的步骤。……生态批评首要任务是对有关文本与思想进行评价, 而评价的依据是它们对环境危机所做反应的一致性与有效性。”但是与其它文化批评类型相比, 生态批评又超越了性别、种族、阶级、性趋向等单一的视角局限。生态批评广阔的理论视野, 要求它与其他文学理论的整合以及多种学科知识的融会。

二、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生态文学作品是生态批评主要的研究对象。20世纪90年代初期, 生态批评推崇的文本主要有以下几种:梭罗 (H.D.Thoreau) 、缪尔 (J.Muir) 、奥斯汀 (M.Austin) 、利奥波德 (A.Leopold) 、艾比 (E.Abbey) 、卡森 (R.Carson) 等人的“自然写作”;以华兹华斯作品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库珀 (J.F.Cooper) 、卡瑟 (W.Cather) 、杰佛斯 (R.Jeffers) 、斯泰格纳 (W.Stegner) 、奥利佛 (M.Oliver) 等所著的具有自然自觉的小说等。除此之外, 生态批评也研究19至20世纪一些传统公认的经典美英作品, 但这些作品也都突出了自然环境的内容, 涉及的作家包括梅尔维尔 (H.Melville) 、惠特曼 (W.Whiman) 、艾米利·狄更生 (Emily Dickinson) 、福克纳 (W.Faulkner) 、劳伦斯等 (D.H.Lawrence) 。批评家主要检验自然在这些经典作品中作为背景的功能或者象征性意义。这一时期生态批评关注的文本, 核心内容是人类如何观察或经验以野性、偏远为特征的自然世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批评家们提出, 要提高生态批评作为学术批评的可接受度, 就应当证明它具备诠释一切文本的能力。古今中外包含“生态因子”的作品都可以成为生态批评阐释的对象, 因为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在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方面做出了贡献。甚至那些“反生态”的文本也完全能以恰当的方式纳入到生态批评的视野当中, 可以通过对这些反生态文本的批判来帮助人们纠正错误的对待自然的观念。

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斯格特·斯洛维克 (Scott Slovic) 在不同场合都曾谈到生态批评的广泛适用性。他认为生态批评的范围不仅包括研究那些明确表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 而且还包括研究所有类型的任何作品—努力发掘出其中的生态意义。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从绿色的视角来审视, “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 不管它产生于何处, 完全不能被生态地解读。”因此近年来, 如何将生态批评的方法用于“与自然无关”的作家和文本成了生态批评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生态批评的研究目的和任务

上文指出, 生态批评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 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 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 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 以此呼唤全人类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责任感。这是中外学者在回顾和总结生态批评思潮时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乔纳森·莱文 (Jonathan Levin) 指出:“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 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 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 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 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 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 (Donald Worster) 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 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 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 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 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 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

作为后现代批评的一个流派, 生态批评和后现代语境中那些以种族、阶级、性别等为视角的文学研究一样, 不仅以解读世界为目的, 还试图跨越文本与现实的鸿沟, 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及其同作品关系的方式来改变世界。生态批评不仅要解放大自然;而且还倡导回归自然, 返璞归真, 还人性以自然状态, 建设人的精神生态, 从而解决人的异化问题, 提倡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它不仅要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和生活方式, 还要建构一种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宗旨的自然的、生态的、绿色的、可持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重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

四、生态批评的研究方法和原则

目前生态批评尚未形成成熟的方法论体系。对此著名的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 (Lawrence Buell) 也承认:“比起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来, 生态批评更像女权主义或怪异理论, 因为它更受到问题 (issue) 的驱使, 而不是方法论的驱动”。

生态批评主张以生态批评的眼光来阅读文本 (an ecocritical reading of a literary text) 或以生态取向的阅读 (the ecoctntred reading) 。生态批评发展到现在, 不少批评家都提出它可以适用于一切文本的研究。但实际上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又存在许多困难。比如说, 对于那些既没有明显生态含义的作品, 又没有明显非生态含义的作品, 如何从生态的角度进行解读?虽然我们可以运用阐释学原理和方法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思想进行解读, 但我们又不能撇开作品的实际情况作随意的阐释, 不可用现代生态文学的生态意识标准来强行套取经典文学的“生态蕴涵”。因此, 生态批评学科的发展亟需建立一个系统的方法论体系对其实践进行宏观上的指导, 解决它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难题, 并以此证明它具有阐释一切文本的能力。

目前, 国内学者在生态批评的批评方法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深入的探索。如赵岚和程亮提出, 生态批评实践中可运用“系统论方法”、“比较研究方法”、“价值批评方法”。刘文良在其博士论文中从两个层面提出的生态批评的批评方法。从学科方法的层面来看, “文化诗学”、“生态女性批评”、“经典阐释”、“心理分析”、“系统论方法”等都是生态批评实用、有效的批评方法。从文本分析的具体操作层面来看, 生态批评又有多种具体的批评方法, 比如“正面发掘”、“缺席审问”、“叙事剖析”等。刘文良提出, 生态批评研究, 尤其是生态批评方法的研究, 应该特别注重以文本解读为理论生长点, 这样才可能避免不切实际的理论空谈。他还指出, 西方的生态批评研究, 重理论建设与重批评实践 (文本细读) 是并驾齐驱的。现在美国和英国的生态批评主要还是在文学批评的领域中进行。生态批评家延续了美英文学批评长期以来坚守文本的传统, 大多数的生态批评著作和论文都是以文本解读为重点的。此外, 刘文良还提出了在进行生态批评时所应遵守的一系列原则:第一, 以文化批评为本, 但不忽视批评的审美性原则。第二, 跨文明、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审视。第三, “深层”透析, 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第四, “以人为本”为旨归, “生态为本”为内核。王诺则详细讨论了生态批评的十个切入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征服与控制自然观批判、欲望动力论批判、科学至上观批判、消费文化批判、生态整体观、简单生活观、生态审美等。

以上这些生态批评方法和原则的提出, 为当下批评的实践提供了积极的启发和指导。但它们远非生态批评方法中的既定准则, 也未构成一个系统的方法论体系。生态批评的方法论体系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五、生态批评的未来和方向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生的文学批评流派, 在文学界及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对于这个流派也存在不少质疑之声。比如达纳·菲利普斯 (Dana Philips指出:它有用时髦的术语哗众取宠之嫌;它具有明显的政治性, 远非是想再建立一种标新立异的“主义”;它从本质上是反理论的, 而它本身的理论根据也不充足;这种文学批评的野心过大, 试图把进化论及生态理论纳入文学批评之中, 而这些有关生命科学的理论并非如此简单, 等等。

那么, 生态批评的未来前景究竟将会怎样?许多学者和生态批评家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詹姆斯·霍普金 (James Hopkin) 在英国《卫报》 (The Guardian2001年月12日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在绿色团队里》 (In the Green Team) 的文章中分析了“生态批评之波是如何波及整个文学界的”并断言:结合了社会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生态批评必将成为文学批评的主流。劳伦斯·布依尔 (Lawrence Buell) 在与中国学者韦清琦的对话中也指出:“这股涌动着的文学—环境研究之潮会继续下去么?几乎肯定如此, 原因至少有二。第一, 涉及环境的批评探索领域从时间和空间上看都非常广阔。第二, 在人类文明进入世纪末之际, “环境”空前地作为一个紧迫的、多方面的问题凸显出来。如果, 正像W.E B.杜波依斯的名言所说, 20世纪的关键问题是种族界限问题, 那么21世纪最紧迫的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地球环境的承受力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或者说是一系列问题的责任, 将越来越被视作一切人文学科的责任, 而不局限在像生态学、法学或公共政策等专业化的学科飞地中。”

我们认为, 尽管生态批评尚面临着种种困难和质疑, 但生态批评是文学批评理论在人类和整个地球都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和生态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 是文学批评界面对时代危机所做出的一种富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回应。它将使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充满生机和活力,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目前, 生态批评正在向纵深处发展。它已经从主要关注自然保护深入到主要探究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社会根源, 它更加关注的是环境正义, 关注全球化与生态保护地域的关系和冲突, 关注美学、伦理学和政治关怀与生态关怀的联系和抵触。著名的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强化公众对地球命运的关切”, “强化人类对自然的责任感”, “强化人们环境非正义的耻辱感”, “转变思维方式、生态模式和发展政策”。[4]7布依尔的这一概括清晰地指明了生态批评的新动向和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生态批评已初步具备了一门独立学科的框架, 正逐渐步入文学批评理论的主流, 成为当代多元化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支生力军。但是, 生态批评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正处在逐步形成之中, 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 如从其理论依据来看, 它所依据的当代生态哲思想来源驳杂, 尚未形成生态批评自己的系统化的理论观点;从其方法论来看, 生态批评缺乏系统的方法论指导, 现有的一些批评方法还是在摸索尝试阶段。生态批评学科建设的任务任重道远。在进行生态批评的学科建设中, 要不断完善生态批评的理论体系。中国学者要在系统了解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的基础上, 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资源, 把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精华融入当代生态哲学的思想体系之中, 使其成为当代生态批评理论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学者与西方学术界平等对话的一次机遇和挑战。在生态批评的实践探索中, 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对文学文本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创新性的解读, 从中总结与探索生态批评的实践方法和原则, 以赋予生态批评阐释一切文本的能力。同时, 生态批评是一种介入性很强的文学批评。生态批评家要通过批评实践使文学语言的变化影响法律语言的变化, 干预政府政策的制定, 从而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干预现实的这一功能将使生态批评这个新兴学科更具生命力和现实意义。

生态批评视阈下的《丁登寺》 篇8

生态批评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对文学经典重新解读和阐释的新手段和方法, 其主要任务是考察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意象, 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 通过对自然意象的再现, 提醒人们对大自然的关注, 学会倾听自然的声音。本文试图从生态批评角度对华兹华斯诗歌《丁登寺》中彰显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进行解读, 进一步挖掘诗中所隐含的生态伦理观、哲学观和美学观。

在《丁登寺》中, 华兹华斯觉察到人的异化现象。诗人写道:“困于城市的喧嚣”, “幽晦难明的尘世的如辛重压”, “在沉沉暗夜, 在郁郁寡欢的白天, 在尘俗百态之中, 枉然无补的焦躁忧烦, 浊世的昏沉热病, 不断袭扰这怔忪悸动的心房”, 这些诗句预示着现代社会中所滋生的人与自身、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征候。那么, 在西方文明肆意进逼下, 诗人是如何解构异化, 进而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呢?从当代生态存在美学观来分析, 华兹华斯已试着探索一种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诗学理念, 为人类已经或者可能会继续泛延的异化病寻求到了一剂良药, 那就是:倾听自然, 和自然平等对话, 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

一、彰显“天地神人”和谐一体生态理念

海德格尔“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生态存在审美观能很好地诠释华兹华斯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海德格尔写道:“于是就有四种声音在鸣响:天空、大地、人、神。在这四种声音中, 命运把整个无限的关系聚集起来。但是四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片面地自为地持立和运行的。在这个意义上, 就没有任何一方是有限的。或没有其他三方, 任何一方都不存在。它们无限地相互保持, 成为它们之所是, 根据无限的关系而成为这个整体本身。”此审美观的重要意义在于突破了传统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和价值观。而华兹华斯在诗中把“天地神人”四种声音演奏得尤为和谐美妙, 把“整个无限的关系”聚为统一的整体。譬如, “是这些自然景物给了我……一种欣幸的、如沐天恩的心境。”“我心思转而向你———林间的浪游者, 绿荫掩映的瓦伊河!”“我感到仿佛有灵物, 以崇高肃穆的欢欣把我惊动。”“仿佛有某种流贯深远的素质, 寓于落日的光辉, 浑圆的碧海, 蓝天, 大气, 也寓于人类的心灵。”“宇宙万物;无一不仰沐天恩。”以上诗句共同显示了诗人的生态和谐审美观:“天地神人”“无限相互保持……成为这个整体本身”, 最终升华到“万象的和谐和怡悦”。总之, 华兹华斯诗中蕴涵了人与自然结成亲密整体的生态意识, 换言之, 人和大地、天空和谐一体的生态美学观念。

二、彰显以生态整体而非人类为中心的审美观

在写绿荫掩映的瓦伊河时, “我心思转而向你。”“我神魂向你飞去!”在写童年时, “我……像一头小鹿……听凭自然来引导。”“惟有自然, 主宰着我的全部的身心。”尤其是那句名言:“能从自然中……认出我心灵的乳母、导师、家长, 我全部精神生活的灵魂。”所有以上诗句都能显示诗人的“生态整体主义”美学观。自然“主宰”着他“全部的身心”, 他“听凭自然来引导”, 以及自然是他“全部精神生活的灵魂”, 这充分展现了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思想境界。

三、彰显突破主客二分模式的诗学思想

华兹华斯诗中潜含的生态美学思想突破了主客二分的模式, 达到主客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例如, “这些鲜明的影象……在我血脉中, 在我心房里, 唤起甜美的激动;使我纯真的性灵得到安怡的康复。”“高山, 巨石……丛林……都成了我的强烈的嗜欲;那种爱, 那种感情, 本身已令人餍足……”“蓝天, 大气, 也寓于人类的心灵, 仿佛是一种动力, 一种精神, 在宇宙万物中运作不息, 推动着一切思维的主体、思维的对象和谐地运转。”“能从自然中, 也从感官的语言中, 找到我纯真信念的牢固依托, 认出我心灵的乳母、导师、家长, 我全部精神生活的灵魂。”所有以上诗句无不告诉我们:要找到自己“信念的牢固依托”, “全部精神生活的灵魂”, 需要“思维的主体、思维的对象和谐的运转”, 也就是说我们要打破传统主客二分思维观念的模式, 进而确立主客一体的新型生态理念, 这样“宇宙万物”才会“和谐地运转”。

四、彰显“悬隔”与“超越”的思想

海德格尔的生态存在美学观中的“悬隔”与“超越”的思想包含环境保护和生态整体主义的新内涵。不过, 在将近两百年前, 华兹华斯诗学就已含有朴素的“悬隔”与“超越”的生态美学思想。从海氏的生态思想来看, “悬隔”即将外在的杂芜的现实和内在错误观念加以悬隔, 进而显露事物本身的真面目;“超越”即对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一种超越, 进入思想清明之境, 从而把握生命的真谛。当诗人“困于城市的喧嚣时”, 鲜明的影像使他“纯真的性灵得到安逸的康复”;当他为“人生之谜的重负”所“重压”时, 自然景物给了他自由向往的空间, 等等,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诗人对杂芜世俗生活的“悬隔”和“浊世的昏沉热病”, “自私之图的嘲讽, 伪善的寒暄”等物质、功利主义的“超越”, 进而在“万象的和谐与怡悦中”, 获得“深厚的力量”和“安详静穆的眼光”, “凭此, 才得以洞察物质的生命”, 也正如诗人所言:“对自然我已学会了如何观察。”倘若当代人具备像华兹华斯那种超前的生态和谐思想, 从自然中净化灵魂, 人与自然融洽相生, 人与人真诚相爱, 不以功利为目的, 还会有诸如战争、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危及地球的问题吗?

五、彰显突破“男性中心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观

生态女性主义者侧重“对存在于女性与自然间 (在生物学或精神上) 神秘的亲和关系的复原”。“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 女性与养育万物的大自然有种天然认同感和亲近性 (affinity) 。自然界经常被称作“自然母亲” (Mother Nature) 。自然被赋予女性和母性性征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自然显而易见的孕育繁衍功能和各种资源和场所的开放性。在《丁登寺》中, 诗人在前半部分描述了潺潺作响的流水、高峻的山崖、沉静的苍天, 还有槭树、院落、果园、树林、树篱、农庄、青烟、小鹿等, 这显示了自然无限的孕育和创造力。自然的女性特征明显可感:树林和山洞收容着无家可归的人, 美丽的自然景象抚慰了处于市镇喧嚣中的人, 大自然吟唱着柔美动听的人性之歌并被诗人视为心灵的保姆。尤其, 在后半部分, 诗人把他妹妹萝茜放在大自然中进行描绘和赞扬:“哦, 亲爱的亲人, 从你的声音里, 我又听到了往日心灵的语言;从你的灼灼眼神中, 我又看到了往日的乐趣……让我从你的行影里重寻我往日的音容笑貌!”这和前面对自然的称赞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如:“这些鲜明的影像 (自然———笔者加) ———在我血脉中, 在我心房里, 唤起了甜美的激动———同时换回了那业已淡忘的欢愉。”诗人称自然为“她”, 称其妹妹为“她”, 自然与萝茜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达到一种水乳交融的境界, 诗中写道:“我也诚挚地相信:自然绝不会亏负爱她的心灵。”此中的“她”既指代表女性的萝茜, 又指大自然。诗结尾, 诗人明确地显示了其生态女性主义观:“这些峥嵘的峭壁, 挺拔的树林, 碧绿的原野, 比往年更加可亲可爱了———既由于它们自身, 又由于你在这里!”由此, 诗人对自然和女性的赞美达到了顶峰。

生态批评从“自然之维度”和“生态之视角”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通过对《丁登寺》的生态批评研究, 我们可以管窥到浪漫主义诗歌中所蕴涵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哲学观、伦理观及审美观, 希冀为当代人从全新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新的切入点, 为世人确立新型“生态整体主义”理念打开新的突破口。只有全人类积极主动地坚持“万物相互关联”的第一原则, 尊重自然, 不断拓宽生态视野, 形成生态审美意识, 树立绿色生态理念和自然维度的生态文明时代的新的人文精神, 并身践力行, 才会真正建立人类与地球和谐统一的“伊甸园”。

摘要：生态批评为解读文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本文试图从生态批评角度对华兹华斯诗歌《丁登寺》中彰显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进行解读, 进一步挖掘诗中所隐含的生态伦理观、哲学观和美学观。

关键词：华兹华斯,《丁登寺》,生态批评

参考文献

[1][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2]韦清琦.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J].江苏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6, (2) :19-23.

[3]金莉.生态女权主义[J].外国文学, 2004, (5) :57-64.

生态批评视域下的《老虎大福》 篇9

一、寻找传说中的大福

《老虎大福》的故事发生在生态环境保存良好的秦岭。那里的居民从心底里敬畏自然。比如山里人出于忌讳, 头生孩子从来不称为大, 而是把第一让给山里的大树、石头、豹子、狗熊等强壮的事物。跟在它们的后面论兄弟, 可以借助它们的生命和力量。这一地区的孩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杨树大哥”、“豺狗大哥”, 文章的主人公二福的大哥是大福, 大福是山民对老虎的独特称呼。这反映了远古时期由于科技的不发达所形成的自然自身的神秘感以及人类对它的敬畏与恐惧。然而, 这种文明在中国建国以来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国人抛弃了这种敬畏。小说中二福的父亲便是这么一个典型代表。作为桦树岭生产队的队长, 他是一个“新派”人物。把“猎杀”称为“枪毙”。父亲告诉二福山里没有老虎时便用了“枪毙”一词。山里没有老虎了, 这让二福很伤感。但是为什么没有了, 作者却没有在文中明说, 但我们可以就细节解读。

考虑二福生长的年代, 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全国各地都在建国前的战争和建国后的大生产中严重破坏了自然平衡。作为深山老林的秦岭也已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中一个叫二郎坎的地方进了伐木队, 把青壮年全招为劳动力, 吃商品粮拿工资。种种优厚待遇令附近的山民眼红。老虎, 尤其华南虎, 对自身生活的环境要求非常之高。那个时期的大肆砍伐, 对华南虎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正是因为如此, 各类野生动物急剧减少, 尤其是万寿之王“虎”, 仅仅存在于传说中。

生态作家和思想家艾比在20世纪50年代就使用“唯发展主义”来称呼发展至上论。他指出, “唯发展为发展”已经成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激情或欲望, 却没有人看出这种唯发展主义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唯发展主义将推动现代文明从糟糕走向更糟, 并最终使人类成为过度发展的牺牲品。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最疯狂的“与天斗其乐无穷”的阶段, 那个时期的围湖造田, 乱砍乱伐, 生物入侵等现象层出不穷。这正是“唯发展主义”的典型表现。秦岭地区的过度开发导致了华南虎的急剧减少, 并且使得原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遭到破坏, 最终导致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二、猎杀最后一只大福

老虎大福的出现令山民猝不及防。在山民心目中, 老虎有自己的活动范围, 除非人类主动出击, 否则是绝对不可能与人类有任何接触的。二福作为首个遇到老虎大福的山民, 在冥冥之中显示了一种悲凉的精神纽带关系。此时的大福失去了作为大哥、作为精神力量的意味, 只是单纯的自然界生物链关系。不得不说, 二福对于所追求的大福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种叶公好龙的精神, 同时不只二福, 这也是人类的通病。当自身性命遭到威胁时, 稍有常识的人当然还是以性命为要。

当与大福在密林相遇, 年幼的二福第一次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 导致其回家后大病了一场。这一场病宣誓了人类和大福的势不两立的形式已经开始形成。父亲和二福第二次碰到大福, 虽然此时的大福依旧没有伤害人类的意图, 但二福在深深的恐惧下居然责怪父亲没带枪。原本将大福视为信仰的二福当自己和父亲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已经全然忘记信仰为何物, 作为孩童已知猎杀, 这是山民的本性也是父亲的影响。老虎在正月十五吃掉了一个独居的逃荒者之后开始大举进攻村庄, 多户人家的家禽家畜被偷吃, 此时的人们依旧不相信是大福所为。不得不说, 此时的父亲和众多开荒者一样, 是施暴者, 也是受害者, 但让他们明白事情的因果关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直到大福入侵了二福的家, 父亲此时才真正动了杀机, 结果大福死于一队民兵的乱枪扫射。

王诺在《生态与心态———当代欧美文学研究》中指出, 要把生态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强调对整体及其内部的相互联系, 绝不把任何一部分作为中心。然而人类中心主义总是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将一切为自己所用。秦岭地区的山民们将最后一只华南虎处决的权力来自何方?一些观点认为此时不能完全抛弃人类中心主义, 人不可能不首先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提出了“弱势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与自然, 与猛兽等自然力量天生是互相影响的, 或者说, 是存在对抗的可能性的。在生物学上, 各个生物都有自己的生存范围。野生猛兽尚懂得这一点, 但人类却肆意扩张自己的地盘。所以, 老虎虽有下山的意向, 但人类不能助推其下山。所以人类首先应认清自己对环境的影响。等到自己酿成了苦果, 却以人类中心为名义去避免接受这个结果, 去处决威胁, 斩断威胁的存在。这是忽略了联系, 忽略了整体的思想。

三、追思大福

二福在大福的尸体前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信仰:“二福蹲在旁边用手摸索着它那已不成样子的皮毛和柔软的肢体, 大福的身体还有余温, 二福想, 这就是大哥, 他的大哥。大哥死了, 大哥死得真惨, 大哥有错么?大哥没错, 大哥也得吃饭哪!”

此时信仰的回归体现了一个原理:人的信仰多数是在自身安全得到保障后才能自发产生。也就是说, 如果虎没有死, 不仅仅是二福, 那些枪手们也不会在虎的挣扎和嘶吼中获得崇高的敬畏感。村民借虎血和虎胆为自己辟邪, 更是说明这一点。在虎被枪毙时出生的一对双胞胎, 同样依在大福后面被称作三福、四福, 人们提到老虎, 还是称作大福, 称作孩子们的哥哥。这无疑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依照过去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大福是作为农家的守护神, 孩子们的大哥出现。人们的过度开发将大福逼至出来危害人间, 却又以此罪名将其猎杀, 最后又取其血胆为“弟弟们”辟邪。人类永远反思不了自己在自然中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 信仰也好, 精神也罢, 都仅仅是实用主义的物尽其用。

文中, 当村人分得属于自己的虎肉时, 阴郁的敬畏之情一扫而光, 他们喜气洋洋提着虎肉回家了。此时二福的形象却留到了最后, 并渐渐凸显出来, 作为人类反思的代表而得到强化。二福既没有去吃老虎肉, 这与他性格有关:“他爱文学, 多愁善感, 是那种动辄就红了眼圈的人”。也因为他对大福是真心实意有过追慕和向往的。大福对其影响是深远的, 他是大哥从信仰变成猎物变成果腹之物的目击者, 是一个时代的目击者。

在遇到作家“我”之后, 他要求作家为大福立传, 为秦岭地区的最后一只华南虎死于枪下的始末立传。虽然此时秦岭地区的人类中心主义依旧顽固存在, 过度开发, 大兴旅游, 早已经打破了深山的宁静。但小说开头描写了野生动物保护会的开会地点秦岭腹地小镇凤草坪的繁华景象, 用了一句话———让人欣慰, 也让人揪心。此类会议的召开, 还是给了反思的二福们一个希望。

四、结语

叶广芩《老虎大福》正是描写20世纪60年代人类猎杀华南虎的一个缩影。《老虎大福》的创作就是要警示人类, 警示生态的危机之威, 重新追回人与自然的和谐理念、重新塑造人心中应有的对自然的敬畏势在必行。作为人类, 我们只能顺应自然, 顺应生态的平衡, 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应该用好手中的生态批评武器, 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良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更多的“大福”灭亡, 才能留住更多的精神信仰, 才能使包括人类在内的更多的大自然的子民们得到有保障的生存, 达到真正的诗意栖居。

参考文献

[1] .王诺.生态与心态——当代欧美文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从生态批评角度重读《白苍鹭》 篇10

作为文学批评的一个分支, 生态批评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美国, 随后又蔓延至世界上其他国家。作为一种批评理论, 生态批评的根本目的就是颠覆传统, 消除人类中心主义。作为近代以来西方主流哲学文化价值观, 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类中心主义同时主张人是世界的中心, 是自然的主宰者, 而自然则是作为人类统治的对象和驾驭的对象而存在的。所以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 大自然作为“他者”是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 而“人类才是一切价值的主题, 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和承担者”。显然由于过度强调人的主体性, 这种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严重扭曲了宇宙中人与自然的存在关系, 过度拔高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不可否认, 作为近代以来西方主流哲学文化价值观,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 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类的生产生活还不足以对大自然构成威胁, 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及生产力的极大提高, 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日渐明显, 日益严重。而越来越严重的环境破坏也促使人们开始对其生产方式、行为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观作出反思。人们逐渐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 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 生态批评也就应运而生。生态批评其核心在于倡导“自然界的所有生命都具有价值, 都应当得到尊重;人类不应当支配和控制自然, 而应当尊重和爱护自然”。

《白苍鹭》是朱厄特近150部小说中最著名和最受读者欢迎的一部。西尔维娅是该故事的女主人公。她生于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较为发达的小镇, 然而小镇的生活却没有给她留下好的印象, 反而让她觉得嘈杂和拥挤不堪。于是她便离开城镇来到新英格兰偏远的农村。一日, 一位男青年在林中捕鸟迷了路, 心地善良的外婆热情地招待了男青年。后来, 男青年企图通过10美元和他的男性魅力诱惑西尔维娅说出白苍鹭的栖息地。为了保护白苍鹭, 西尔维娅最终不仅放弃了男青年提出的10美元的报酬, 尽管10美元的丰厚报酬足以使她和外婆的小家庭暂时摆脱贫困, 而且放弃了自己对男青年还有的那一丝懵懂的爱恋。在小说的结尾, 西尔维娅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保护了白苍鹭, 而为了捕捉白苍鹭而来的男青年则失望而归, 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状态得以维持。

在小说《白苍鹭》的开始, 作者朱厄特就给读者展示了一幅清新的、令人倍感温馨和舒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在夏日傍晚, 女主人公西尔维亚正赶着她心爱的奶牛走在回家的林荫小道上。奶牛不仅动作慢腾腾, 而且调皮得像个孩子, 总是“作弄”西尔维娅。在牧场美餐之后, 奶牛从不会乖乖地老老实实在栅栏旁等主人来接她, 却总是远远地躲到越橘丛里和西尔维亚玩起捉迷藏的游戏, 难怪很晚了还没有回到家, 西尔维亚真是担心外婆会责备她们了。即便这样, 西尔维亚仅仅是“用一条长满叶子的自桦枝条充满爱惹地催促着她”。从西尔维娅这个小小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西尔维娅对奶牛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 她不把奶牛仅仅看作自己家饲养的家畜, 而是把她看作自己的伙伴和她一样有生命、有尊严, 需要别人的善待和爱护。正如亨利·塞·尔特 (H.S.Salt) 所言:“并非只有人的生命才是可爱和神圣的, 其他天真和美丽的生命也是同样神圣可爱的。”[6]可见在朱厄特的眼中西尔维娅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生物平等主义者。

此外, 小说中也不乏表现朱厄特的生物平等主义倾向的细节。在小说中当西尔维亚把在路上遇到的男青年带他回家的时候, 朱厄特写道:“Mrs.Tilley was standing in the door-way when the trio came into view.The COW gave a loud moo by way o explanation.”Yes, you’d better speak up for yourself.You old trial Where she tuck herself away this time.Sylvia.”在这段文字中朱厄特在指男青年、西尔维娅和奶牛时用了“trio”一词。trio一词是三人一组的意思。可见在朱厄特的眼中奶牛和人类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trio一次的使用表明了作者生物平等主义的倾向。同时在这段文字中当指称老牛时, 朱厄特还分别用了不同的代词如“you”、“she”、“herself”等。而我们知道像“you”、“she”、“herself”等这些代词在英语中是用来指称人的, 而朱厄特却用他们来指称奶牛, 从这些用词读者对朱厄特的生物平等思想可见一斑。像这样的例子在《白苍鹭》中俯首皆是。比如在描写西尔维娅攀爬大树的时候, 朱厄特写道:“The old pinetree must have loved his new dependent.M ore than all the hawks, and bats, and moths, and even the sweet-voiced thrushes, was the brave, beating heart of the solitary gray-eyed child.”在这段文字中, 朱厄特赋予大树以人的感受:老松树一定对他新的依赖者喜爱极了。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 朱厄特旨在向读者表明, 在大树的眼中, 西尔维娅和那些苍鹰、蝙蝠、斑鸠一样, 也是它们大家庭中的一员。在这段文字中朱厄特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各种物种和谐相处的画面。这些细节的描写同样也反映了朱厄特生物平等主义倾向。

在小说中男青年关心的只是如何发现白苍鹭的行踪进而捕猎它。在他的眼中, 白苍鹭只是用来猎杀的, 它们的生命根本毫无价值。在男青年的看来, 倒是死亡的白苍鹭的标本能够给自己带来价值。而这种价值观念带来的后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谁习惯于随便把哪种生命看作没有价值的, 谁就会陷于认为人的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危险之中”。而对于这样一个带有明显的大自然的“破坏者”和“掠夺者”特征的青年男性, 小说的作者朱厄特甚至没有给出姓名。可见在作者的眼中, 这种大自然的“破坏者”和“掠夺者”并不是某一个人, 而是一个群体。虽然朱厄特在小说中对没有对这位男青年的言行和其背后的价值观做出任何评判。但作者朱厄特还是在小说中通过故事情节对男青年的命运做出了安排。朱厄特先写男青年在林中迷路, 再写西尔维娅带他一整天在林中瞎转悠而不带他寻找白苍鹭的栖息地, 而最后写他企图通过金钱收买和情感诱惑西尔维娅失败后失望离去。而这些情节安排正是作者生态保护意识的完美体现。

在生态破坏日益严峻的今天, 朱厄特作品中流露出的生态关怀、生态意识为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因此重读《白苍鹭》并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分析朱厄特的作品就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金莉.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及作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267.

[2]詹艾斌, 詹贵斌.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石及其反思.理论导刊, 2008, (11) :17.

[3]尤娟.环境文学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75.

[4]李璐.亲近自然用于敬畏生命——评朱厄特《白苍鹭》中的生物中心主义伦理思想.江苏外语教学研究, 2005, (2) :75.

[5]纳什著.杨通进译.大自然的权利.青岛出版社, 1999版, 30-31.

[6]陈怀环, 宋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伯特.史怀哲.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5:161.

生态批评 篇11

【关键词】生态批评 老人与海 生态观矛盾 根源

一、前言

《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品，也是文学界受批判的代表作品之一。许多学者均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过文中不同的理论与思想，但自生态批评的概念产生以来，这部著作对于生态的关注愈发引人热议。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看，大多数人都认为《老人与海》体现了生态观的矛盾及根源：一方面《老人与海》表现了人想通过征服自然来体现自我和满足自我的欲望；另一方面在老人圣地亚哥与海洋鱼类的相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

二、《老人与海》的生态观矛盾及根源

1.文化根源：生存需求与欲望的矛盾。人类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这就难免与自然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许多自然资源再生的时间很漫长，一旦人们对自然资源过度需求，并且向自然排放大量废弃物，自然无法承受，就很容易产生生态危机。

维持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还不至于造成生态问题，而生态的恶化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的需求过甚，人类不满足于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逐渐变成了追求享受、欲望已很难得到满足。在《老人与海》中老人的生活很简朴，老人住在非常简陋的屋子里，穿着也很简单，上身一件有很多补丁的衬衣，脚上没有穿鞋子。在平时老人奢求的也很少，只需捕到少许鱼就可满足。然而，老人连续出海很多天也没有捕到一条鱼，以致于老人需要谦卑地接受别人施舍的饭菜。

致使老人“出海太远”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这两种因素总结在一起就是对欲望的不满足。而从生态角度来说，当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人类无限的需求时，后果就是自然资源的枯竭。老人“走出远海”的客观因素是其他渔民愈加膨胀的欲望使得海里鱼类的数量逐渐减少，导致很有捕鱼经验的老人出海八十四天也无法捕到一条鱼。所以说老人的不幸是受到了别人对资源的无限欲求而产生的恶性影响，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欲望，想要追求最大的利益，最终不但会牵扯到老人的生存，还会毁灭所有的渔民。

2.自然根源：征服自然与敬畏自然的矛盾。《老人与海》表现了人类通过征服自然来实现自我的过程。老人征服自然的方式就是出海捕鱼，这样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还可以证明自身的价值和能力，老人与鱼的斗争就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在书中所提到的人与鱼殊死拼搏中，老人表现了征服自然的决心；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老人做了常人力所不及之事，经历了许多痛苦和磨难，但老人始终怀着征服自然的决心，凭借自身的顽强精神，最终制服了大鱼。

但是，在返航的过程中，老人遭遇了更加巨大的灾难——许多鲨鱼追寻着小船上的血腥味而疯狂扑来，抢夺老人的劳动成果。在面对越发强大的对手时，老人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拼尽全力与鲨鱼斗争。由此可以看出海明威在文中对待自然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坚信人类在自然中是主导因素，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现状，不应该向任何外力妥协；另一方面又对大自然满怀敬畏之心。

3.精神根源：心理需求与现实的矛盾。《老人与海》中描述了老人杀死大马林鱼，其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为了生存，第二个是想通过征服自然来体现自身的价值，重新获得一种渔民的荣誉。老人很孤独，除了小男孩没有其他朋友；老人也很缺乏自尊心，因为经常被很多渔夫取笑，使得老人除了需要满足自身生存的需求，也需要满足其他心理上的需求。在小说的开头，海明威描述了一个孤独、卑微的老人，经常受到其他渔夫的轻视与取笑，所以老人成为了一个被怜悯的对象，由此可以推断老人的内心很卑微；再加上很久没有钓到鱼，老人连生存都成了很大的问题。尽管有小男孩的帮助和照顾，但老人自己也不想变得那么卑微，也不愿意变成别人取笑的对象，更不想丧失最后的自尊。所以，为了重新获得尊严，证明自身的价值，老人出海捕鱼。在海上与鲨鱼殊死拼搏之后，老人终究没能保住捕到的大马林鱼，仅带走了大马林鱼的骨架。但是，在这个拼搏的过程中，老人一拼到底的精神最终捍卫了自己的胜利。

其实，老人并不是因为不愿放弃大马林鱼而和鲨鱼进行斗争，而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老人将大马林鱼比作自己的尊严，因为这个斗争关乎老人的荣誉与尊严，所以要拼尽全力。老人仅带回了大马林鱼的骨架，可是老人一直坚持没有向自然妥协和屈服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其它渔民，老人得到了所有渔民的认同，这些认同都证明了老人最终的胜利，最后老人最疼爱的小男孩也回到了老人的身边，也树立了自己作为渔夫的威信，挽回了自己的尊严。

三、结束语

《老人与海》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观，小说中老人不仅热爱自然更敬重自然，这体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尊重和赞美；同时老人又很想征服大自然，这是作者在表达一种人类最终能战胜自然的人类主义观，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充分表现了海明威矛盾与对立的双重自然观。而海明威的这种双重心态也表明了现如今在生态危机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对保护生态和生存家园的意识。

参考文献：

[1]陈靖怡.《老人与海》的生态观矛盾及其根源——以生态批评为视角[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03）：55-58.

生态批评 篇12

《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品,也是文学界受批判的代表作品之一。许多学者均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过文中不同的理论与思想,但自生态批评的概念产生以来,这部著作对于生态的关注愈发引人热议。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看,大多数人都认为《老人与海》体现了生态观的矛盾及根源:一方面《老人与海》表现了人想通过征服自然来体现自我和满足自我的欲望;另一方面在老人圣地亚哥与海洋鱼类的相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

二、《老人与海》的生态观矛盾及根源

1.文化根源:生存需求与欲望的矛盾。人类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这就难免与自然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许多自然资源再生的时间很漫长,一旦人们对自然资源过度需求,并且向自然排放大量废弃物,自然无法承受,就很容易产生生态危机。

维持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还不至于造成生态问题,而生态的恶化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的需求过甚,人类不满足于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逐渐变成了追求享受、欲望已很难得到满足。在《老人与海》中老人的生活很简朴,老人住在非常简陋的屋子里,穿着也很简单,上身一件有很多补丁的衬衣,脚上没有穿鞋子。在平时老人奢求的也很少,只需捕到少许鱼就可满足。然而,老人连续出海很多天也没有捕到一条鱼,以致于老人需要谦卑地接受别人施舍的饭菜。

致使老人“出海太远”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这两种因素总结在一起就是对欲望的不满足。而从生态角度来说,当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人类无限的需求时,后果就是自然资源的枯竭。老人“走出远海”的客观因素是其他渔民愈加膨胀的欲望使得海里鱼类的数量逐渐减少,导致很有捕鱼经验的老人出海八十四天也无法捕到一条鱼。所以说老人的不幸是受到了别人对资源的无限欲求而产生的恶性影响,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欲望,想要追求最大的利益,最终不但会牵扯到老人的生存,还会毁灭所有的渔民。

2.自然根源:征服自然与敬畏自然的矛盾。《老人与海》表现了人类通过征服自然来实现自我的过程。老人征服自然的方式就是出海捕鱼,这样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还可以证明自身的价值和能力,老人与鱼的斗争就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在书中所提到的人与鱼殊死拼搏中,老人表现了征服自然的决心;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老人做了常人力所不及之事,经历了许多痛苦和磨难,但老人始终怀着征服自然的决心,凭借自身的顽强精神,最终制服了大鱼。

但是,在返航的过程中,老人遭遇了更加巨大的灾难——许多鲨鱼追寻着小船上的血腥味而疯狂扑来,抢夺老人的劳动成果。在面对越发强大的对手时,老人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拼尽全力与鲨鱼斗争。由此可以看出海明威在文中对待自然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坚信人类在自然中是主导因素,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现状,不应该向任何外力妥协;另一方面又对大自然满怀敬畏之心。

3.精神根源:心理需求与现实的矛盾。《老人与海》中描述了老人杀死大马林鱼,其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为了生存,第二个是想通过征服自然来体现自身的价值,重新获得一种渔民的荣誉。老人很孤独,除了小男孩没有其他朋友;老人也很缺乏自尊心,因为经常被很多渔夫取笑,使得老人除了需要满足自身生存的需求,也需要满足其他心理上的需求。在小说的开头,海明威描述了一个孤独、卑微的老人,经常受到其他渔夫的轻视与取笑,所以老人成为了一个被怜悯的对象,由此可以推断老人的内心很卑微;再加上很久没有钓到鱼,老人连生存都成了很大的问题。尽管有小男孩的帮助和照顾,但老人自己也不想变得那么卑微,也不愿意变成别人取笑的对象,更不想丧失最后的自尊。所以,为了重新获得尊严,证明自身的价值,老人出海捕鱼。在海上与鲨鱼殊死拼搏之后,老人终究没能保住捕到的大马林鱼,仅带走了大马林鱼的骨架。但是,在这个拼搏的过程中,老人一拼到底的精神最终捍卫了自己的胜利。

其实,老人并不是因为不愿放弃大马林鱼而和鲨鱼进行斗争,而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老人将大马林鱼比作自己的尊严,因为这个斗争关乎老人的荣誉与尊严,所以要拼尽全力。老人仅带回了大马林鱼的骨架,可是老人一直坚持没有向自然妥协和屈服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其它渔民,老人得到了所有渔民的认同,这些认同都证明了老人最终的胜利,最后老人最疼爱的小男孩也回到了老人的身边,也树立了自己作为渔夫的威信,挽回了自己的尊严。

三、结束语

《老人与海》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观,小说中老人不仅热爱自然更敬重自然,这体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尊重和赞美;同时老人又很想征服大自然,这是作者在表达一种人类最终能战胜自然的人类主义观,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充分表现了海明威矛盾与对立的双重自然观。而海明威的这种双重心态也表明了现如今在生态危机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对保护生态和生存家园的意识。

参考文献

[1]陈靖怡.《老人与海》的生态观矛盾及其根源——以生态批评为视角[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03):5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