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陷阱（精选12篇）
创新陷阱 篇1
一、创新驱动是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人类对现代经济增长动力和源泉的认识大致经历了由资源驱动到资本驱动, 由资本驱动到技术、人力、知识和创新驱动等演变和跃迁的过程。创新驱动理论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资本和劳动力, 而是创新, 而创新的关键又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继农业经济以土地、工业经济以资本和矿产为最重要资源之后, 创新驱动型经济使技术创新和创意、知识生产和人才资源作为经济资源获得了空前重要的战略地位。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耐认为, 随着创新驱动型经济时代的来临, “脑力”“创意”密集型产业已逐渐取代“土地”“劳力”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投资驱动型经济已经走到尽头, 须走向创新驱动型与知识驱动型经济, 即需要新创意、新知识来推动。总之, 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已成为当今世界——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发展的主流模式。
与传统增长模式相比较, 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就是知识和创意等创新要素代替自然资源和有形的劳动生产率成为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结构性的增长, 它消除了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要素报酬递减、稀缺资源以及负外部性等制约因素, 从而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可能。创新型经济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 是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 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 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 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世界经济论坛 (WEF) 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创新将是区分国家的新标准, 他曾说:“一个经济体要想在未来实现繁荣, 创新就显得尤为关键。‘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传统界限将逐步消失, 未来将更多地使用‘创新丰富’和‘创新贫乏’这样的标准来区分这些国家。”因此, 创新驱动成为保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发动机”。[1]
在传统生产要素所产生的发展红利逐步消减的现状之下, 获取更多的“技术创新红利”, 成为国民财富增长的不竭之源。21世纪, 技术创新比过去作用更加凸显, 并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引擎。特别是当今技术创新进入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时代, 信息技术成为统领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其它生产要素的“第一要素”, 经济发展动力进入了以颠覆性技术创新为主导的新的历史阶段。“技术创新红利”更多、更主要体现于由颠覆性技术创新产生的“红利”, 这个“红利”的作用将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当前第六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已初见端倪, 以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为代表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正在相互融合渗透, 推动全球产业变革加速, 特别是随着新能源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结合, 进一步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来临。[2]
二、创新驱动是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从我国发展的约束瓶颈看,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但是, 经济整体上是“大而不强”“快而不优”。同时, 正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酷现实, 过去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几乎走到尽头。因此, 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创新, 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中的战略支撑作用, 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看, 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打造发展方式升级版最根本、最关键的力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的2013年世界各国人均GDP显示, 2013年我国人均GDP为6747美元, 天津、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内蒙古等部分地区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大关, 根据《世界经济竞争力报告》判断, 我国总体上仍处于从效率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型的关键时期, 北京、天津、上海、江浙、江苏等中国的“发达版块”, 约3亿人口已进入创新驱动发展行列。
从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规律看, 第五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大潮方兴未艾, 其特征是以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的重大创新与融合为代表, 从而导致工业、产业乃至社会发生重大变革, 最终使人类进入生态和谐、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3]2011年美国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 (Jeremy Rifkin) 在其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 提出互联网、绿色电力和3D打印技术正引导资本主义进入可持续、分布式发展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2012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业与创新》文章, 认为人类正在迎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制造业的“数字化”, 以此为基础的“大规模定制”很可能成为未来制造业的主流生产方式。
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上指出:“世界发达水平人口全部加起来是10亿人左右, 而我国有13亿多人, 全部进入现代化, 那就意味着世界发达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以现有发达水平消耗资源的方式来生产生活, 那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老路走不通, 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 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前, 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 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 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 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 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 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毋庸置疑,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殖民扩张、以资为本、黑色发展的老路邪路, 我们绝对走不通, 也绝对不能走, 中国必须寻求一条实现人、自然、社会和谐的共生共赢、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的新路正路。把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有机融合起来;把创新国家与美丽中国有机融合起来;把生态文明与民族复兴有机融合起来。以创新驱动崛起, 实现绿色复兴, 建设美丽中国, 努力成为人类生态文明的倡导者、实践者和引领者。以创新驱动, 引领绿色发展, 走生态文明之路, 是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热切期盼, 如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对中国未来走绿色发展之路寄予厚望:“如果说美国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楷模, 中国则最有可能在21世纪担当这一角色”。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信中说“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的生产和使用方面是全球的领军者”。
三、创新驱动是跨越三大发展陷阱的动力引擎
以创新驱动崛起, 引领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绿色复兴, 需要跨越三大发展陷阱。一是“资源诅咒陷阱”, 即由于长期固守资源要素禀赋优势, 坚守静态比较优势, 而失去国家发展动力和国家竞争能力;二是“中等收入陷阱”, 即由于长期不能实现发展动力由资源和资本要素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升级, 导致发展内生动力衰退和不足, 经济增长停滞;三是“腐朽老化陷阱”, 即由于无法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 导致国家机体腐朽老化, 墨守成规, 观念陈旧, 奢侈腐败, 治理能力下降等。[4]
1. 跨越“资源诅咒陷阱”
20世纪60年代, 荷兰北海一带发现大量天然气, 随着天然气的大量开采, 荷兰出口急剧增加, 国际收支出现顺差, 经济呈现繁荣景象。同时, 荷兰原本是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国家, 此时却成为以天然气出口为主的国家, 其他工业则逐步萎缩, 意外的财富使荷兰的创新动力逐渐消失, 最终在多方面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到了70年代, 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等诸多“经济病症”的困扰, 经济学家把这种“因富得祸”称之为“荷兰病”。“荷兰病”是一种经济“富贵病”, 其典型病症就是一个部门繁荣, 而其他领域萎缩, 特别体现制造业逐渐衰落、服务业走向繁荣。由于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 甚至培养企业家的使命, 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缺乏联系效应以及外部性, 甚至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相当低下, 所以一旦制造业衰落, 一个国家必然身患“富贵病”, 进而跌入资源“比较优势”的陷阱之中。
事实上, “荷兰病”不仅出现在荷兰,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分享了石油价格暴涨带来的横财, 以及后来靠开发其他自然资源发财的国家, 如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前苏联、墨西哥、挪威、澳大利亚、英国等都出现过类似的“经济病症”。1993年, Auty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首次提出“资源诅咒”的概念, 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 反而是一种限制。从长期经济增长状况来看, 那些自然资源丰裕、经济中资源性产品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反而要比那些资源贫乏国家的增长要低的多。尽管资源丰裕国家可能会由于资源品价格的上涨而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 但最终又会陷入停滞状态, 丰裕的自然资源最终成为“赢者的诅咒”。从更广义的角度来分析“资源诅咒”现象, 会发现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度”往往与一系列有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象紧紧联系在一起, 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竞争力、国家繁荣程度、国家健康等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俄罗斯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石油更是俄罗斯帝国生命的血液, 也是帝国力量和权力的源泉。但是“石油魔咒”曾让俄罗斯帝国遭遇灭顶之灾。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伊戈尔·盖达尔说:“苏联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资源丰富而遭遇经济危机的国家, 但却是20世纪因为自然资源丰富而垮掉的一个帝国。”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反思苏联解体的教训时说:“我们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把我们宠坏了, 说得粗鲁一点, 使我们腐化了。我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才能在几十年里一直以粗放方式向前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 资源是弱者的“诅咒”、强者的“福音”。当今的沙特、尼日利亚等世界产油大国, 虽然赚得大笔“石油财富”, 但是深受“石油魔咒”之苦:产业凋零、贫富分化、社会腐败、人民困苦;反观挪威、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资源丰富的“强者”们, 则对“资源诅咒”具有良好的“免疫力”, 丰富的自然资源给“强者”们带来了滚滚不尽的福祉。为什么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给这些“弱国”换来财富和幸福, 反而普遍地遭到“资源诅咒”的惩罚?其根本原因是弱国的经济发展路径和模式是资源依赖型、资源驱动、资本驱动的低级发展模式;而强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则是更加高级的创新驱动型模式。
与世界其它主要经济体相比, 我国最突出的三大要素禀赋优势是: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和土地矿产资源, 这三大资源优势吸引国际资本把劳动密集型、高耗能型、重污染型、以及简单加工组装型等制造业迅速转移到中国。短短20年内, 就塑造了我国“世界工厂”的国际地位, GDP已跃居世界第二, 成为世界最大货物进出口国家, 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 世界第二大外资投资目的地。截至2014年3月底, 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95万亿美元, 约占世界1/3。与此同时,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显出来, 这是过去长期固守静态“比较优势”的观念发展经济, 而产生的一种广义“荷兰病”“资源诅咒”的病症。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策, 是抛弃静态“比较优势”观, 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实施创新驱动, 绿色发展战略,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 以科技自主创新, 支撑产业转型升级, 抢占战略产业制高点。
2.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 (WB) 发布年度报告《世界发展报告》设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标准, 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分为3种类型:高收入国家 (地区) 、中等收入国家 (地区) 和低收入国家 (地区) 。2010年8月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低收入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995美元及以下, 中等收入为996美元~12195美元, 高收入为12196美元及以上。其中, 在中等收入标准中, 又划分为“偏下中等收入”和“偏上中等收入”, 偏下中等收入的标准是996美元~3945美元, 偏上中等收入的标准是3946美元~12195美元。2006年世界银行 (WB) 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 Trap) 概念, 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 由于无法顺利实现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式转变, 导致经济发展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衰退和不足, 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和徘徊, 人均国民收入始终难以突破1万美元大关。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进入这个时期, 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 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 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亚洲发展银行 (ADB) 在《亚洲2050:实现亚洲世纪》报告中, 将这一概念定义为“无法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出口制造端竞争, 并与发达国家在高技术创新端竞争, 这些国家无法及时从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的资源驱动型增长转变为生产力驱动型增长”。
从世界范围看, 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是其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 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经济增长要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社会发展要由追求效率转向追求公平。一些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完成好增长动力的转换, 加上对社会公平公正重视不够, 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引发社会动荡, 最终掉进了“陷阱”。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属于中等收入国家, 之后却陆续掉进了“陷阱”, 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有的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有关统计分析显示, 截至2011年, 拉美33个经济体中, 中等收入者高达28个, 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已平均滞留37年, 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典型、最密集的地区, 其中阿根廷达49年, 几乎为全球之最。同样, 东南亚的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 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 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 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国际经验显示, “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不可避免的, 几十年来, 世界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 仅有日本和韩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 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了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 如, 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 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日本、韩国等国成功的经验来看, 其最根本、最核心的一条是紧紧抓住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 通过实施“技术立国”、“技术驱动”等创新驱动发展, 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最致命、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贫富悬殊, 财富鸿沟拉大, 引发社会动荡, 甚至政权更迭, 如上世纪70年代, 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 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 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 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5]
2013年中国人均GDP接近7000美元, 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如何尽快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经济发展动力需要尽快升级换代, 及时更新“知识技术代谢”, 真正做到“吐故纳新”, 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制定国家创新驱动发展“路线图”;加快建设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 以及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创建开放健康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 提高国家创新效率效益, 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用自主创新培育新兴产业, 用自主创新抢占产业制高点, 用自主创新发掘增长“元动力”, 用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二是发展成果普惠共享, 实现绿色包容增长。市场经济是一个“损不足, 补有余”的“正反馈”系统, 如果没有政府“有形之手”对市场“无形之手”予以干预、约束和调控, 市场系统必然偏离均衡, 日益失衡失调, 直至崩溃毁灭。2014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在其巨著《21世纪资本论》中揭示, 现代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 造成“富者越富, 穷者越穷”的内在机理是:资本积累的速度总比国民收入积累的速度要高的多, 即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 资本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 意味着少数拥有资本的人所占据的社会财富比例越来越高, 贫富分化也就越来越大。贫富不均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东西, 而且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 仅依靠自由市场是根本无法解决的。[6]有鉴于此, 要正确处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之间关系, 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坚持公平正义, 共同富裕的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 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3. 跨越“腐朽老化陷阱”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在研究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之后, 得出结论: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 无一例外, 都不是他杀, 而是自杀, 是由于文明腐朽老化, 丧失了进取创新精神。当今时代, 仍是一个“争于气力”的“大争之世”, 在弱肉强食的“国家丛林”中, 一个国家不管其制度颜色是“黑”是“白”, 在“国家丛林”的竞争中能否抓住“耗子”, 不取决于国家的制度颜色, 而是取决于国家这只“灵猫”如何即时地适应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 选择恰当的时间和地点, 使用变化的、创新的、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方法, 敏捷地捕住“耗子”。“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国家亦应如此。历史和现实警示我们, 进取创新是当代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国家行为品格的精髓,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是国家永葆青春的“生命线”。反之, 精神懈怠, 反应迟钝, 不思进取, 墨守成规, 持盈保泰, 必然被历史大潮淘汰出局。
2000多年前, 西汉辞赋家枚乘在《七发》中描述楚太子奢靡淫佚, 享乐无度, 患“富贵病”时说:“出舆入辇, 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 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 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 命曰腐肠之药”, 如此这般, “日夜无极”地荒淫下去, 纵使楚太子的体格、精神“虽有金石之坚, 犹将销铄而挺解也”。个人如此, 国家亦如此。200年前, 沐“康乾盛世”落日余辉之下的中国清王朝, 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的“首富国家”。然而, 清帝国也没有能跳出“财富病”的陷阱。清王朝这一“经济大恐龙”, 失去了吐故纳新的自我代谢能力, 失去了对全球千年之大变局的调适能力。从“康乾盛世”迅速溃烂成一个病入膏肓的“腐朽国家”。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 (George Macartney) 说:“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战舰, ……而他胜过邻船的地方, 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它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 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德国哲学家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说清王朝“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 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120年前甲午惨败, 首当其冲、痛彻心腑的就是一个大大的“腐”字!国运殇失、民族危难, 其背后就是大清帝国末世腐朽老化、陈腐腐败的深刻烙印。
目前, 虽然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是并不算富裕, 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仍须艰苦奋斗, 厉行节约, 勤俭治国。毛泽东主席曾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 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我们的国家一要勤, 二要俭, 不要懒, 不要豪华。懒则衰, 就不好。”然而, 当前我国却有了“未富先骄”“未富先奢”“未富先腐”“能逸而不能劳”的种种苗头和迹象, “未富先腐、精神懈怠”已成为潜在威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位因素。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败由奢。历史告诫我们,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家庭, 只有崇尚劳动, 去奢戒贪, 见素抱朴, 以俭养德, 才能兴旺发达。反之, 以资为本, 鄙视劳动, 骄奢淫逸, 贪婪腐化, 必然是“惩罚劳动者、奖励寄生者”“惩罚生产者、奖励消费者”“惩罚节俭者、奖励奢侈者”, 其结果必然是财富挥霍远远超出财富创造, 国家负债累累, 最终走上衰落、破产和崩溃的不归路。纵观历史, 远有古罗马帝国、中国宋王朝, 近有西班牙、荷兰、英国等, 无一例外, 皆因由富而奢, 由奢而腐, 腐朽腐败击倒了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帝国。今日美欧等西方富裕国家纷纷“由富而病”, 深陷“财富病”泥潭, 对于尚未富裕起来的中国, 更应“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此为鉴、引以为戒”。今天的中国, 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梦想, 历史和现实警醒我们, 越是在这个时候, 越要自强不息, 越要自我革新, 千万不能骄奢淫逸, 千万不能精神懈怠。我们必须牢记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物必先腐, 而后虫生”的深刻警示。
参考文献
[1]杨多贵, 周志田, 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选择、动力支撑与红利挖掘[J], 经济研究参考, 2014, (64) :3-4.
[2]常修泽.中国当前的技术创新红利[J], 人民论坛, 2013, (10) :53-54.
[3]白春礼.科技支撑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实践与思考[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3, 28 (2) :125-128.
[4]杨多贵, 周志田等.《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9-10.
[5]牛文元主编.《中国发展质量研究报告2014》[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4:69-70.
[6]托马斯·皮凯蒂著, 巴曙松译, 《21世纪资本论》[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0-15.
创新陷阱 篇2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创新就像新鲜的血液，不断的注入公司，给公司带来活力和生机。可是，如果没有把握好创新，即没有绕过本文中作者所说的创新中的经典陷阱，新血液很可能危害公司，阻碍公司发展。
那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同扼杀创新的因素相对抗。
作者为我们分析了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剬变化，创新的类型也有很大不同，但是，每一次创新浪潮几乎都遇到相同的困境。这些困境多数源于两种需求之间的中途：以方面要确保现有业务能够创造源源不断的收入，这是当下成功的短剑；另一方面又要支持新的创意，因为新创意对未来的成功可能会起着关键性作用。
创新陷阱归纳为以下四点
战略错误：目标太高，视野太窄。他们往往关注创新在短期内能给企业带来的效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很多实质上很优秀并很可能在以后为公司创造巨大收益的创新。而且，很多企业对创新要达到的效果太高，觉得创新就是万能，就能使公司的业绩翻番。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很可能为创新部门带来很大的压力而导致创新受阻。
解决措施就是：扩大搜寻范围，拓宽眼界。如果一项创新战略中包含了渐进式创新和持续改进的创新，那么就有助于全公司员工解放思想，让大家更容易接受变化，继而接受突破性变革。
流程错误：控制过严。就是对创新严加控制的冲动——将用于现有业务的那套规划，预算和评估方法照搬于创新流程。创新流程中天生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难免会走些弯路或者出现意想不到的转向。对不确定事件如果硬性要求它以固定方式或者流程来走，势必停滞最终萎靡，创新业就此失败。
解决措施就是：提高规划和控制系统的灵活性。保留一部分资金、为一些意料之外的商机建立特别基金；摆脱某些公司规定的限制；当一支创新团队遭遇意外的障碍并需要对其模式重新思考时，公司应当给予其反省的时间。总之，给予灵活机动、因地制宜的处理，是公司对待创新活动的关键。
结构错误：联系过松，分拆过急。创新领域和主流领域之间的联系过松的话，往往会导致创新部门关起们来自行其是，公司从整理上往往会错失创新的大好机会。当创新涉及其他行业的专长或不同领域的技术知识时，公司也更有可能错过或扼杀创新。当一个新创意出现时，成熟组织的管理者对其本质可能不甚了解，而且还会感到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这样容易使公司内部产生冲突，最终恶化为阶级斗争。
解决措施就是：加强创新者和主流业务之间的联系。除了放宽可能扼杀创新的政策规定，公司也要在创新人员和其他业务人员之间加强联系。创新者和主流业务经理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应该定期开展。创新团队应该将外部沟通作为自己职责的一部分，同时高层领导人也要召集对话，鼓励大家互敬互重，而不是彼此敌视和对抗。
用创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3
中央五中全会就“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建议，阐述了中国发展的新理念，其中领头的就是“创新发展”，要求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
世界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之所以迟迟难以进入恢复增长的快轨道，究其根本是因为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原有科技和产业革命产生的推动力已经消退，与之配套的发展模式失去活力。在全球经济普遍疲软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现阶段进入“转方式、调结构”的新常态，向工业化中后期迈进，困难不小。但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很强，其努力方向是：发展模式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展理念从侧重速度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益;经济结构从相对单一转向均衡合理;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出口转向扩大内需。
无论从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的实践，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看，创新发展才是经济持续增长永不枯竭的动力源。创新主要体现在体制机制改革和科技、产业革命两个方面。推动创新驱动、打造新增长源、尽快实现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同时坚持改革不适合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必然途径。
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关键时刻。今后五年，按照中央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的“华丽转身”还有几道坎要过。
需要克服资本和就业两个陷阱
许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即陷入经济停滞不前的尴尬境地，也就是通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主要是无法克服工业化初级阶段后出现的资本和就业两大陷阱。具体而言，资本和就业陷阱指的是，工业化初级阶段后，产业升级所需的资本无法解决，国民储蓄体现在出口劳动和资源产品上;无法解决工业化升级过程中产生的中低端劳动力再就业问题。
依赖资源出口问题对中国来说，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中国经济好在不依赖出口自然资源作为积累技术资本的主要来源，一直倚重加工贸易，也就是靠出口劳动和消耗环境资源，形成贸易顺差，来积累技术资本。2014年中国加工贸易顺差达3500亿美元。事实上，自新世纪以来中国已经成为资源净进口国家。2014年全球资源产品再次进入下跌周期，一般估计为10至20年。这对中国自然是利好消息。中国贸易顺差将长期存在，预计每年会超过5000亿美元，加上庞大的国民储蓄，将给中国的下阶段工业化进程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撑，而且随着国际产能合作的开展，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将加快。据商务部最新统计，2015年前三季度中国非金融类海外投资已接近1000亿美元，连续十几年增长。
关于就业陷阱，中国经济转型初见成效，人均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服务业发展势头喜人，吸收了大量中低端工业升级过程中出现的过剩劳动力。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服务业对GDP增长贡献率逐年扩大，2015年估计将逾60%。另一组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2010至2014年，中国GDP增速逐年下降，分别为10.5%、9.3%、7.65%、7.67%和7.4%。2015年估计在7%左右。同时，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却逆势上扬，同期分别达1168万、1221万、1266万、1310万、1322万。2015年有可能达到1400万。
简而言之，中国已基本跨越了资本和就业两个陷阱，但仍不可以掉以轻心，需要持续努力，以保持目前的良好态势。
需要顺利解决工业体系升级难题
目前，中国是联合国统计的唯一工业门类最齐备的制造业大国。然而，中国的工业化依然总体处于中低端，正向中高端迈进。这个阶段是最艰难的，也是经济转型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既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又需要来自于中国经济强劲的内生动力、中国政府持续和坚强有力的政策引导。
内生动力来自何处呢？工业体系升级换代依赖于需求和供给两端。从需求层面看，升级的动力应该来自消费的升级。2015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发展按功能划分，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虽然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但纵向比较已经有很大进步。
举例来看，“互联网+”模式催生的电商发展之迅猛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外，今年“双11”一天网购额就逾900亿元。实在惊人！这是从数额看消费。真正能给工业升级提供持续动力的是终端消费的质量和内涵升级，是“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环境中的个性化、人性化、品牌化、精细化消费。而且，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看，发达国家复苏缓慢已成常态，中国不可能寄希望于美欧国家增加高端消费来拉动自己产业的升级，只有依靠中国自己的市场。近年中国对发达国家出口持续下滑就是例证。
5月18日，北京3W咖啡里，创业者们在大小不一的会议室商讨创业方案。图/CFP
中国消费升级与其他国家一样，离不开家庭收入的普遍提高，同时与社会分配的公正、公平、合理也密切相关。随着家庭收入不断提高，更多中等收入家庭的出现，社会消费需求就会有根本性的转变和提高，从满足消费者的一般物质需求，上升到追求商品的内涵、文化和精神需求的中高端消费。
在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时，中等收入就业机会如工程师会越来越多，而低端、枯燥的劳动会被机器人所替代。从中国制造业对研发（R&D）的投入可以看出，消费者对制成品要求的提高，推动了产业的研发和设计，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互联网+”、3D打印、智能制造、分享经济等都在同时推动新的消费和供给模式和业态。2000年中国制造业研发经费仅占GDP的0.9%，而到了2014年已达2.09%。
目前，中国工业体系的升级还落后于消费的升级提高，这造成中国消费者的中高端消费很大程度上依赖发达国家的产品。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需要坚持不懈地推动改革创新，增强发展的后劲
借助互联网和信息革命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上扶持、资金上帮助、制度上便利，已经形成良好的发展势头。自2010年以来，全球互联网进入发展新阶段，中国涌现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巨无霸企业。“互联网+”的共享经济兴起带动了一大批新兴产业，同时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带来了契机，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是产业本身还是互联网发挥主导作用，目前尚难下定论。
这里有三点值得重视：
一是在“互联网+”的共享经济发展中，知识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可以说与资本平起平坐了，知识经济做实了。知识成为资本的合作者，资本去追逐知识，这对于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长远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二是“互联网+”共享经济的“自我复制”能力，强化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意识，降低了创业的门槛。尽管创业成功概率不高（任何新兴产业革命都是如此），但只要成功，其对于创业和投资者的回报是巨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在“互联网+”领域到处可见风险投资者身影的根本原因。
三是必须重视创新设计，它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日本、韩国都是重视创新设计的领军者，当前欧美大国更是大力发展创新设计，以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美国政府2013年就投资3.2亿美元创立“数字制造和创新设计研究院”，以巩固全球创新优势地位。欧盟2011年成立设计领导力委员会，并颁布了《为发展和繁荣而设计》的纲要文件。
目前，中国的创新才刚刚起步，要走的路还很长。在今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一些欧美智库联合编制的2015版全球创新指数（GII）中，瑞士、英国、瑞典、荷兰和美国分列全球前五位，中国大陆与2014年持平，排名第29位。以中国汽车业为例，因为长期缺乏自主设计、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造成外资以40%的资本，占据中国50%市场和70%利润的不公平现象。
创新陷阱 篇4
扶贫的制度性陷阱是指受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影响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排斥,使扶贫陷入“边际效递减”和低效率状态。关于贫困陷阱的文献包括两方面:(1)从理论和实证上探索贫困陷阱的成因及对策。有人研究了贫困现象中各因素的博弈形成的贫困陷阱[3];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越贫困陷阱的关键是通过制度创新摆脱对低效制度的路径依赖[4];有人提出中国农村扶贫陷入制度性陷阱的观点[1]。(2)探索政府主导型扶贫的制度性陷阱表现。有人研究发现,村庄自主分配发展性贫困扶贫项目的穷人瞄准性差,原因是地方精英控制着村庄的决策权[5];有人研究得出政府主导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使贫困地区寄宿生的膳食营养摄入量减少[6];有人研究发现,村中穷人获得发展性扶贫项目的可能性较小[7],发展性扶贫陷入制度性陷阱。上述文献对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仅进行了制度分析。为此,本文从博弈论和权利贫困角度,分析我国农村扶贫制度性陷阱的生成机理和打破制度性陷阱的政策建议。
1 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生成机理:一个博弈论视角
我国农村扶贫运作模式是中央政府确定贫困线,根据各地贫困发生率确定扶贫地区,筹集和分配扶贫资源,由贫困地区实施扶贫开发工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引致各级政府、农户间开展多重博弈,导致扶贫资源低效配置和浪费,使农村扶贫陷入制度性陷阱。
1.1 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博弈
按照博弈理论[8],在这一博弈中,参与人是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的行动是为实现预定的目标,根据各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确定投入扶贫资源(资金、物资和政策)数量,地方政府的行动则是将其使用出去。这构成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因此,决定了我国扶贫政策的效果主要依靠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的行动来取得[9]。
作为上级政府,投入扶贫资源的期望效用函数是:
其中和分别为绝对贫困人口脱贫比例和投入扶贫项目的扶贫资源带来的脱贫比例,F和R2分别为挪用到增强地区经济实力的扶贫资源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脱贫比例(假定R、F只与扶贫资源投入大小相关),Ep代表直接投入扶贫项目的扶贫资源,Ef和Er分别为挪用到增强地方经济实力的扶贫资源和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的脱贫弹性系数,Er=R2/F。
地方政府掌握的信息是,上级政府对贫困地区扶贫资源投入量是据该地区贫困程度来定的,即:
其中代表上级政府给该地区的扶贫资源量,为上级政府的扶贫资源量,为该地区权重系数。
在这个博弈中,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即贫困地区地方政府的目标是:
由于直接扶贫与地方政府追求加快地区经济增长的目标不相容,地方政府常会将扶贫资源挪做他用,以降低R,从而追求上级政府对其下一期扶贫投入的最大化。上级政府的目标是:
即上级政府追求脱贫比例最大化。具有双重身份的地方政府,在与上级政府博弈时,其代表贫困户采取行动:由于在短期内α不变,且G也不变,因此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地方政府只有通过降低实现。为降低R,地方政府必然会挪用扶贫资源,使Ep降低,从而降低R。由于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在扶贫资源利用上不满足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地方政府以自身效用最大化进行扶贫资源运作,致使上级政府预期最大化目标不能实现。
通过对该博弈模型分析可知,上级政府追求宏观社会经济效益,地方政府追求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代理人(地方政府)处于信息优势地位,以及委托人(上级政府)对代理人的监管不力现象的普遍存在,在地方利益驱使下必然出现挪用扶贫资源和寻租等道德风险问题,以致扶贫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低下,造成了扶贫资源配置的制度性陷阱。
1.2 贫困农户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贫困农户(简称贫困户)与地方政府的扶贫博弈中,地方政府为委托人,贫困户为代理人。因此,对二者的博弈可用混合纳什均衡模型进行分析[9]。
在该博弈模型中,地方政府可选择的策略为(投入,不投入),其帮助贫困户脱贫的前提是后者必须积极脱贫。贫困户可选择的策略为(积极脱贫,消极脱贫),其只有在预期得不到扶贫资源或扶贫资源投入不按其贫困程度决定时才会积极脱贫。因此,这个博弈的支付矩阵为:
贫困户积极脱贫而地方政府投入扶贫资源时,地方政府得益是2αRG(RG>0,α>1),贫困户得益是βRP+RN(RN>0,β>1);地方政府投入而贫困户消极脱贫则地方政府得益是-αRG,贫困户得益为βRP+RN(RN>0,RN为新增扶贫资源投入给贫困户带来的收益);地方政府不投入而贫困户积极脱贫,地方政府得益为-αRG,贫困户得益为RP;地方政府不投入扶贫资源且贫困户消极脱贫,地方政府得益-RG,贫困户得益为0。因此,这个博弈矩阵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但可达成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在我国农村扶贫中,出于政治利益考虑,地方政府选择策略通常只有投入一种,此时贫困户的最优策略为消极脱贫,这种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结果,并没有达到扶贫资源的最优配置,反而加剧了贫困户对扶贫投入的依赖性。
上述博弈中,由于选择消极脱贫的风险和成本小于积极脱贫,加之一旦脱贫,政府的扶贫资源投入就会取消,作为风险规避者的贫困户就会选择保持贫困状态;由于参与博弈的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是将扶贫资源的主要投向扶贫项目,直接投向贫困户的很少,加之扶贫运行机制存在“多个部门分散掌握扶贫资源,多个部门制定扶贫计划,扶贫资源分散使用、配置成本高、使用效率低”等问题,进一步放大了农村扶贫的制度性资源配置陷阱问题。
此外,我国政府扶贫实践中,一些地区的贫困户常采用出工不出力、拖欠贷款、不使用良种等行为保持贫困状态,以期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多的扶贫投入。因此,我国扶贫工作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地方政府与贫困户扶贫博弈引致一些地区出现贫困农民从对土地的依赖转向对扶贫投入依赖的倾向,使这些地区掉进了“越扶越贫”的制度性陷阱。
2 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分析:基于权利贫困的视角
2.1 权利贫困与我国农民贫困
权利贫困是从资源匮乏和机会缺乏角度定义贫困,包含剥夺与排斥之义。农民的权利贫困是指其应享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缺乏导致的贫困,主要诱因有脆弱性、无发言权和社会排斥。对于农村穷人而言,脆弱性是指市场风险、自然风险、经济波动以及社会混乱使其生活状况更易受到冲击。农村穷人往往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被边缘化,他们在土地、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和资源分配上没有发言权,他们不受尊重、被禁止利用新的经济机会。由于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我国进城农民工只能在工资低、条件差的次级市场上寻找工作,受到歧视和排斥,很难融入城市和成功市民化。
2.2 权利贫困与我国农村扶贫制度性陷阱的形成
在我国,导致“三农”问题的原因是城乡二元体制、工业反哺农业步伐推进迟缓等[10],但从深层次讲,其根源是农民的权利贫困,即农民不能与市民平等享有教育、就业、社保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权利。据调查,尽管免除了农业税,但许多地方的农民负担并没有减轻:义务教育的乱收费;土地权益常遭受被侵害;基层政府侵害农民的权益。这些现象是造成农民新一轮贫困的根源,其产生与农民的权利贫困密切相关。因此,权利贫困成为造成我国当前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的根源。
(1)现有农村扶贫制度作为一种外生性的公共物品,与扶贫资源内生性物品相矛盾,它忽略了扶贫制度的内生性。作为公共物品的扶贫制度应由中央政府提供,但是却忽略了扶贫制度安排的对象依赖性和贫困农民的主要制度需求主体地位。在调研中发现,不少贫困地区政府扶贫运作仍以政绩观为指针,无视贫困户的利益诉求,违背当地资源条件及经济发展规律,既浪费了扶贫资源,又破坏了农民对扶贫制度的预期。
(2)由于权利贫困,致使贫困户在扶贫中处于被动、弱势地位,也是诱致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的主要因素之一。实证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大部分村庄没有实现规范的村务公开和真正的民主管理[11]。当前,我国农村扶贫的中心任务应是激活贫困户的主动参与精神,促进他们的智力结构优化和人力资本存量大幅增加,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之路。但是,由于权利贫困的局限,农村穷人缺乏对扶贫项目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管理权,致使扶贫异化为政府的单方面行动,甚至变成单纯的“施舍”,农村扶贫没有起到提升穷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作用,反而培养了大批依赖群体,从而使其陷入了自设的制度性陷阱。
3 研究结论
3.1 政府主导型扶贫制度是引致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的主要因素
在我国扶贫实践中,政府主导型的扶贫制度已成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贫困户进行博弈以获得扶贫资源的制度要件,进而成为引致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的主要因素。
(1)政府主导的扶贫制度造成各级政府、贫困户间非合作博弈和扶贫投资低效率。帅传敏等(2008)研究发现非政府组织(NGO)主导型扶贫项目在项目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贫困瞄准及受益人参与度等方面优于政府主导型项目[12]。政府主导型扶贫不是把扶贫工程看作是提高贫困者综合素质和发展能力的载体和手段,而是当作官员的政绩,扶贫投入过分注重解决温饱问题和发展速效产业,无睱顾及长远目标。
(2)政府主导扶贫制度强化了贫困户对现有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和对扶贫投入的过度依赖。政府主导型农村扶贫常以计划划拨方式进行扶贫资源的调配,在扶贫中忽视体制外的社会组织、民间力量对扶贫的贡献,忽视社会性互助互济机制和市场机制在扶贫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忽视贫困者的主体性,贫困户无权参与扶贫决策的制定和扶贫项目的管理和监督,只能被动接受,从而强化其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的依赖性。由此,形成了等、靠、要的思维模式,出现了贫困户与地方政府博弈,一旦政府投入减少或终止,他们中的相当比例的人口就会陷入“越扶越贫”的制度性陷阱。
(3)政府主导型扶贫侧重于改善贫困地区的供给环节,忽视对该地区需求的刺激和现代市场体系与市场组织的培育。由于缺乏区域内部需求的拉动支持,供给很难持续发挥作用,从而不能以农产品市场化带动贫困地区传统农业的改造,实现贫困地区农村经济持续增长。
3.2 扶贫工作中心是扶贫制度创新
农村扶贫资源配置博弈分析可看出:政府主导型扶贫资源配置机制中,由于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和贫困户三者的激励机制设计中没有满足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因此无法克服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实现参与约束下的扶贫效应最大化。因此,改革现有扶贫资源配置方式,开展扶贫制度创新,是打破农村扶贫资源配置陷阱的有效途径。从贫困户与地方政府博弈模型中可以看出:无论何种条件下,只要贫困户采取积极脱贫方式,其得益都大于0的。因此,可将农村扶贫工作重心放在贫困户自身能力和素质建设上,通过优化扶贫效用函数的内生变量来实现扶贫效用的最大化。与之相应,国家扶贫工作中心也应从分配扶贫资源转变到扶贫制度创新,创造有利于提高贫困户脱贫致富能力和扶贫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环境。
3.3 消除权利贫困是打破我国农村扶贫制度性陷阱的根本举措
近年来,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造成中国贫困率下降速度变慢的原因是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Yao,Hanmer(2004)估算出当人均收入不变,基尼系数增中1个百分点可使农村贫困率提高2.1个百分点。胡敏华(2006)认为当前制约农村贫困地区的主要矛盾是分散的小农户与统一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而应对之策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1]。当前,权利贫困是造成我国现行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的根源,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只是“治标”之策,消除农民的权利贫困才是打破我国农村扶贫制度性陷阱的根本举措。因为,提高贫困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前提和基础是改革造成农民弱势地位的不合理制度和消除农民的权利贫困。
4 农村扶贫工作的制度创新与政策建议
4.1 开展农村扶贫的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指一个社会中以新的、更富效率的制度规则(组织)取代旧的、缺乏效率的制度规则(组织)的活动。新制度经济学者认为,自愿交易的结果符合帕累托改进才有可能进行,即只有交易的收益大于费用才有可能实现交易。因此,降低贫困地区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交易水平和扶贫制度的整体效率,是扶贫制度创新的逻辑起点。当前,我国农村扶贫制度创新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1)以市场化为方向的农村扶贫制度创新。把市场化运作方式导入扶贫制度创新中,帮助贫困农民提升市场环境下生存、发展的能力,是新形势下扶贫制度创新的出发点之一。为此,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育现代市场体系,提高社会分工和市场化水平,运用市场经济的效率机制刺激贫困地区人们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是借用外力推动贫困地区冲破自给自足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有效途径之一。
(2)缓解和消除农民权利贫困的制度创新。世界银行在2006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机会不公平会导致代际复制遗传的恶性循环,由其引致的贫困形态也将会向长期贫困转变。因此,重视从实际操作层面来实现社会公平,就显得特别重要。当前,我国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对造成农民权利贫困的相关制度和传统农村扶贫制度进行创新。可从四方面展开:①赋予贫困农民的政治参与权、扶贫机构的监督权和扶贫项目及社区事务的管理权,让贫困农民能通过成立维权组织参与各层次政治权益博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②立法保障贫困农民的经济机会,增强其经济自立能力。③改革现有户籍制度,赋予贫困农民自由迁徙权和平等就业权,保护农民工权益。④构建城乡一体化教育体制,提高贫困农民及其子女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帮助其自主脱贫。
4.2 鼓励非政府扶贫组织参与农村扶贫开发,大力推行参与式扶贫
在扶贫项目管理中,NGO与政府扶贫组织相比,在项目决策、贫困瞄准、民主参与等方面具有优势。因此,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鼓励NGO参与农村扶贫开发,参与扶贫开发项目的具体实施和管理[12]。以“NGO”为主导、社区组织为主体的参与式扶贫是,当前推进农村贫困地区冲出扶贫的制度性陷阱,实现脱贫致富的有效扶贫方式。为此,赋予贫困农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管理权,在扶贫项目的设计、论证、实施、管理和效果评价中广泛吸收接受贫困农民的参与是一条提高扶贫项目成功率和和构建可持续发展扶贫开发机制的有效举措。香港乐施会在贵州等省的农村实施的参与式扶贫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香港乐施会在扶贫开发上坚持以人为本、以社区组织为扶贫主体,强调以赋权为核心的参与性,重视人和社区组织的能力建设,较好地解决了政府主导型扶贫常出现“重建设、轻管理,重要钱、轻用钱”的弊端。以人畜饮水项目为例,乐施会重视“谁主建(村民),谁主管(社区组织)”,扶贫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4.3 构建“市场+政府+民主协商”准市场化农村扶贫资源配置机制
我国扶贫实践表明,纯政府机制和纯市场机制都不能达到扶贫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当前,在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情况下,虽然政府主导型扶贫机制存在着配置效率低问题,但扶贫项目开发完全采取招投标等市场化运作方式也会出现许多问题,例如由于缺乏公众的参与和监督,项目常会配给与贫困主体关联不大的组织或人,造成扶贫项目贫困瞄准性差、项目管理和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笔者通过实际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各级行政机构,尤其是乡(镇)村一级在扶贫资源配置中采用农户民主协商配置机制的效率更高。因此,在政府统一配置扶贫资源的前提下,引入“民主协商制度”的机制,即在扶贫资源配置中,实行“中央调控、地方政府论证、市场导向、民主协商、贫困户集体投票”的机制,在民主谈判规则下达成配置方案,这将会带来扶贫整体效益的显著提高。
“政府+市场+民主协商”扶贫资源配置机制可称为准市场化配置机制。它要求在贫困户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制度安排下,通过中央政府的科学规划与有效调控,建立起地方政府有效管理下的扶贫资源配置机制,充分发挥民主协商机制和市场机制在扶贫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综合利用政府、市场和民主协商制度的优势,打破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和推进扶贫制度创新的有效途径。
4.4 开展文化扶贫,加大农村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长期扶贫战略就是对贫困地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当前,我国农村贫困地区一个共同特点是教育落后和人力资本投资能力薄弱。因此,在新的农村扶贫制度设计和实践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和文化扶贫力度,优化人们的智力结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是实现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为此,国家要加大农村贫困地区“两免一补”、“职业教育与培训”和“文体卫生与健康”等扶贫项目的资金投入力度,重视项目的可持续性,健全项目的后续管理机制,以持续的发挥项目的效益,长远的造福于贫困地区的人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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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陷阱 篇5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经济学家认为的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
主要特征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主要表现
世界银行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
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
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另一个挑战是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
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
第三个挑战是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
报告说，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
报告说，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
布拉姆巴特说：“在面对金融危机后复苏所需要的各项改革十年之后，东亚现在必须面对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其中部分改革的挑战性之强绝不亚于1997年7月后进行的改革。”
在题为“东亚城市边缘的可持续发展”的特别聚焦部分，报告分析了对东亚地区城市化的惊人预测。到2025年，城市人口预计会猛增5亿，增幅高达65%，对已显不足的公路、电力、供水和卫生系统形成巨大的压力。
中国式特征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
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
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和紧密。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改变，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蕴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
我国面临的这些“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尽管有着区别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但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设法加以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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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企业躲避创新陷阱有何妙策？ 篇6
成功企业正面临着两难决策：应该把资源转去制造更有价值的好产品给现有顾客，还是把这些资源转去制造产品给对企业来说比较不重要、却愿意用较低价格购买产品的顾客。
专注于重要顾客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企业太专注好顾客，当某一个破坏性创新出现的时候，就容易错估形势。当破坏者以较便宜、较易使用的产品切入低价市场或开发出新客户群的时候，成功企业往往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被迫经营更高价的市场，眼睁睁让破坏者蚕食更多的市场占有率，最后取代自己。
新业务模式解决创新者难题
管理者创造一个创新的业务模式，是解决创新者两难的核心和关键。管理者必须在另外一个不同的组织中创造新的业务模式，而这个组织的任务，就是专心破坏。
成功企业要避免被破坏，必须及早开始寻找成长机会，自己发动破坏。而且要在核心事业出现危机之前，就先投资破坏性事业。以飞机制造业为例，全球两大飞机制造商波音、空中客车制造的飞机愈来愈大，下一代的客机，在底层会增加更多位置，至少载客600多人，适合长途旅行。如果经营者看到另外一个市场，也就是区域型客机的市场，就会有不同的思考，就会有不同的天地驰骋。例如，生产区域型客机的巴西公司Embraer以及加拿大公司Canadair，最初生产只能载30名乘客的短程飞机。之后逐渐往高阶移动，载50名客人、70名客人，现在则生产106人的飞机，每一英里的搭机费用只有大飞机的一半。区域型飞机公司的飞航点，并不是大城市，而是点对点的小城市，成长非常迅速。现在更有一种名为“空中出租车”的小型飞机，也以低廉的价格让乘客从一个点飞到另外一个点。波音、空中巴士的管理者，看到这种事情开始发生时，就必须赶快把他们买下来，并且让他们和母公司分立，这样公司才能快速成长。
通常的外包策略很危险
一般而言，企业的外包策略都是构建在核心能力上的，核心的自己做，非核心的外包，实际上这相当危险。原因在于核心能力是一种往后看的概念，是用过去创造最多价值的活动来决定企业的策略。但是，如果只是看过去哪些活动创造价值，你怎么知道这些活动在未来会创造什么价值？
以IBM为例，它过去的核心能力是设计、组装、行销计算机，因此把非核心能力的微处理器外包给英特尔，操作系统外包给微软。但是当价值链来到大量商品化的阶段，所有产品的性能都达到标准的时候，IBM的产品失去差异性，设计计算机已经赚不到钱，反而是微软和英特尔这两家公司赚到了钱。
思科的外包策略一向是以并购为主。当企业购买一家公司时，买的是它的资源、流程、价值和业务模式。思科的策略则是买没有流程、甚至是没有业务模式的小公司。但是，这些小公司有好的工程师、技术与产品，所以思科不需要花钱投资研发，只买有技术的小公司，这个策略非常成功。
创新也需“火车时刻表”
企业应该思考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为了要拉高成长曲线，企业必须决定5年、10年之后的营业额增长计划，就必须思考今年、明年、后年必须要推出多少新的成长业务。他们也需要拟定一张“火车时刻表”，决定每隔多久就要有一个新事业驶离车站，以获得未来所需的成长。
此外，企業的CEO还必须懂得学习如何运用理论来思考。如果CEO可以从不同角度思考，那么这家公司会有破坏的潜力。CEO是公司是否具有破坏力的关键，如果他能在组织里建立一个理论模型，组织里的人就可以根据这个模型想出很好的创意，并且会好好管理这些创意。
老板,警惕“三拍”陷阱 篇7
这些老板随意拍板的现象在更多的企业中相当普遍, 而且大有“风借火势, 火助风威, 星星之火呈现燎原之势”。有些企业家决策比较盲目、仓促、随意, 往往是“决策拍脑袋、表态拍胸脯、事后拍屁股”, 成为受人讥笑的“三拍”先生。
企业找人难, 找到合适的员工更难。许多企业老板为什么留不住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员工?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老板过于傲慢、霸道和自以为是。在进行管理和决策时, 往往犯“三拍”式失误甚至是错误。企业老板总是以为自己缔造了企业或领导着企业, 在这儿还有谁比我更厉害、更有权“说了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下属身上, 对下属是“不换思想就换人”, 让下属个人价值无法体现而不得不选择离开。
在企业里, 一些创业者和老板, 他们抱怨自己的同事和下属不能胜任工作, 或者无法完成任务, 或者不能以最好的质量完成任务, 或者在工作上无法做到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很多老板, 特别是刚刚出道、本身学历高、做事情求完美的老板, 非常容易犯的管理错误就是对人比较挑剔, 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甚至苛刻到完全以自己的行为标准和价值判断来要求自己的下属。这样, 容易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 在工作团队内部制造“紧张管理”, 最后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团队的战斗力, 甚至使团队趋于解体。
从一定意义上讲, 有什么样的领导者就有什么样的下级, 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员工, 有什么样的管理者就有什么样的下属。员工做不好事情, 老板们往往喜欢通过自己做好这事情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强。员工做不了的事情, 老板们也似乎很愿意承担起来。一是员工做不了老板做得了可以证明老板的能力, 二是看员工做不了自己着急, 干脆自己做。这些体现了老板的责任心和个人的工作能力 (并非领导能力) , 但也无形中树立了个人英雄主义, 失去了建立团队的意义。
老板们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向员工“秀”自己是非常优秀的, 这是自然的, 也是领导者个人魅力的体现, 但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避免步入优点的“黑暗面”, 需要保留一些自知之明和自制力, 不要“秀”得过滥。老板倾向于依赖在过去让自己获益匪浅的那些优点。但凡事过犹不及, 有益的优点可能变成非常极端的行为模式。于是, 一个谨慎的老板可能变得谨小慎微, 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老板变得古里古怪, 一个富有魅力的老板变得爱玩弄权术。
企业是企业家创造的, 企业在创业初期就是老板人格的延伸。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讲, 老板就是企业的上帝, 他创造了企业这个小世界, 构建了这个小世界的生存规律。这个规律决定了企业未来的生存空间, 这个规律越契合“自然之道”, 企业的发展就越良性, 也越长久。作为一个老板, 其所构建的“道”有三:一、制定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并实施;二、制定正确战略并监督实施;三、寻找合适的人并充分而合理地授权。这“三道”才是老板的核心任务, 体现出他作为领导者的能力, 而不是混同于一般员工的工作能力。
“领导力”是一个宏大、模糊而虚无的话题, 管理则是一门平衡的艺术, 谁不能理解和宽容别人, 也就不能管理和领导别人。在重视人际关系和人情面子的中国, 掌握这种平衡的艺术尤为重要。但讲点实在的, 老板如何才能不做“三拍”先生, 做好“三道”先生, 科学、合理、高效地去决策一些事和管理一些人呢?
沟通:企业的领导层、中层、员工, 既要各尽其责, 又要彼此沟通, 如此才能发挥团队的力量。各层次之间没有沟通、没有联系, 各自做事, 上无事业心、中无进取心、下无责任心, 就是一盘散沙。
在现代管理中, 领导提出愿景, 坦诚沟通, 寻找共识, 相互信任, 怀抱核心价值观解决纷争与问题, 提出理念, 传递信息, 展现人文关怀, 鼓舞士气和信心, 不断推动革新。沟通对于企业管理而言, 是重要一环。
诚信:领导者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诚信, 不骗人, 否则就没人听你的了。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 任何一个组织都要靠规则来管理, 而不是靠人来管理。身为老板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失去诚信, 这是组建团队的重中之重。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抓大放小, 尊重下属, 不要轻易干涉, 一切就归于自然了。
老板应该明白, 在企业里你就是“上帝”, 而上帝是需要人来信仰的, 信仰则产生于诚信。如果没了诚信, 企业做得再大也会很快坍塌。上帝是做大事的, 不做小事。一个屡屡展现“神迹”的上帝不是好上帝;一个屡屡展现个人能力的领导, 也不是好领导。
专业:其实员工的积极性, 与其领导者的管理方式有直接关系, 不懂管理的老板是“只有要求, 没有标准”, 而专业的老板是“有要求、有标准、有理念、有尺度”。所以中小企业要解决员工积极性的问题, 必须要抓紧时间学习, 提高管理者的领导能力, 这样才能保证企业能够适应未来的竞争趋势。
实力:21世纪以来, 管理越来越扁平化, 依靠组织职位和权力的这种传统领导方式, 已经渐渐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要求了。老板要学会向大自然学习, 学习平衡之道, 把握治衡之术, 做到修身克己。今天的企业管理者要想做好对下属的组织、协调、激励、控制等工作, 既要有硬实力, 还要拥有一定的软实力。所谓软实力, 除了一定的管理能力、专业能力和个人魅力之外, 一个基本要素就是要对下属的个性和特点有充分的了解。
授权:作为老板, 若心胸不够, 能力不足, 眼光不准, 就经常可能做出“三拍”式决策, 导致下属做无用功, 企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有的老板甚至爱猜忌、易发怒, 与团队产生矛盾。时间一长, 下属自然会心生怨言而蔑视他, 认为他没有品德和能力来领导和管理自己。
对于此, 老板一定要认清大局和能力范围, 自己毕竟不是“双面胶”和“万金油”, 什么都懂, 所以要授权。好的老板必须懂得在执行的过程中寻找合适的人并充分授权, 了解哪些东西能够激励自己带领的人, 不断去寻找和挖掘优秀人才, 并能够根据其能力的高下放在合适位置, 同时制定相匹配的奖惩制度来管理授权风险。这样, 作为老板, 就可以抽出大量的时间去思考重大战略问题, 会见战略合作伙伴, 做出正确决策。
老板!警惕“三拍”陷阱, 牢记老板“三道”。
避开“陷阱”抵制“诱惑” 篇8
陷阱1:“拒绝主食”
很多糖友在确诊为糖尿病之后不敢吃主食, 以为这样就不会使血糖升高。其实也是不科学的, 不吃主食的饮食可能会导致更多其他事物的摄取, 最后总的摄入量可能会比吃主食的总摄入量更高。正确的做法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总摄入量范围, 在这个范围内血糖不会有太大波动。原则上糖友们什么食物都可以吃, 只要把握好这个量就好, 利用食物交换份的方法, 把每日想吃的种类计算好数量, 在严格按这个数量来摄入即可。
陷阱2:“只吃粗粮”
听一位糖友阿姨说, 她刚确诊为糖尿病的第一个月, 买了一大箱荞麦面回来, 每天只吃荞麦面, 以为是粗粮制品, 就不会使血糖升太高。但实际上她那一个月的血糖并不理想。原因很简单, 要控制血糖并不是一味的单一摄入认为安全的食物就可以的。而且糖友的身体也和正常的身体一样需要有均衡的营养供给, 单吃一种食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讲究要荤素搭配、粗细搭配, 就是这个这个道理。
陷阱3:“绝不喝粥”
粥清淡温和好吸收, 是许多病人的首选食物, 但是对糖尿病来说, 却并非如此。一般来说正是因为粥的好吸收, 会使得吸收过快而使血糖升高快。有糖友说过自己饮食的原则, 其中一个就是越糊的食物升糖越快。他一次喝粥后, 血糖骤升很高, 所以以后尽量吃干不吃稀。因为越糊的食物人体吸收会越快, 对糖友来说自然血糖升高也会相对较快。不过这一切并非粥的过错, 粥是好食品, 只是糖友得谨慎吃。不过每个糖友对粥的反应可能也会不同, 能不能喝粥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了。
陷阱4:“放心吃无糖食品”
无糖食品不含糖所以糖友们也可以放心吃。错!而且大错特错。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说的无糖食品是指食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没有人为地添加糖分的食品, 但是有些食物即使不添加糖分, 自身也含糖, 例如牛奶中就含有4.5%左右的乳糖。目前, 我国对于无糖食品的界定不是以食物中含不含有糖为标准, 而是以在加工过程中是否添加糖为基准。
但是血糖的升降不仅与含不含糖有关, 还与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和膳食纤维有密切的关系。比如白面包虽然不含有糖类成分, 但是它依然会使血糖升高;无糖巧克力虽然不含糖, 但是依然含有大量的脂肪, 同样会引起糖尿病的并发症;无糖点心、饼干含有淀粉、油脂, 一样属于高热量的食物。食用这些食品会使体重上升, 所以控制血糖不要光靠无糖食品, 豆类、奶制品、粗粮、蔬菜也是控制血糖的首选食物, 且它们不会使体重增加。
诱惑1:水果
逢年过节, 亲朋好友相聚, 总要摆一些甜美诱人的水果, 然而糖友们吃水果却不是那么随心所欲, 因为水果中含糖量相对较高, 糖友们千万把持住, 不要在水果前乱了阵脚。因为糖友们最好不宜多吃水果, 重症糖尿病最好不吃。
水果中碳水化合物 (包括葡萄糖、果糖、蔗糖、淀粉、果胶等) 含量约为4%～2 0%, 因为水果含有葡萄糖, 过多食用后会使血糖升高, 尿糖增加, 对糖尿病不利。可以少食水果, 但要计算热能, 减少主食。25g大米所产的热量分别相当于橘子150g、苹果120g、梨150g、葡萄180g、桃250g、李200g、柿160g、枣75g、荔枝130g、枇杷260g、香蕉90g、菠萝200g、草莓300g、西瓜500g所产的热量。也就是说, 若吃500g西瓜, 就减少25g主食。
诱惑2:应酬
逢年过节的聚会和美食, 工作及人际关系需要的应酬, 也算是一种诱惑。它打乱日常的饮食规律, 导致血糖波动较大。要抵制这个诱惑并非易事, 有时或许自己也选择不了, 那么就只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浅尝辄止即知足, 糖友们可根据平时饭量, 将各种食物先夹到盘子里后再慢慢品尝。蜻蜓点水般地少吃, 多样性地品尝, 浅尝辄止即知足。这样既可以一饱口福, 又不至于吃得过多。一桌菜肴中素菜数目最好不要少于荤菜数, 其中以深颜色的蔬菜为佳。先进食蔬菜再吃其他食物。糖友可选择粗粮富含膳食纤维, 能延缓葡萄糖的吸收、饱腹感强, 有调脂、减肥的功效, 如荞麦扒糕、蒸玉米、杂粮米饭等作为优选宴席主食。用茶、豆浆代替酒精饮品。
诱惑3:细粮
粗粮不如细粮口感好, 所以在条件允许之后, 我们大多数家庭的主食都已细粮为主。以粗粮为主食——在很多人眼里那恐怕是旧中国的事情了。然而粗粮细粮各有好处, 科学的饮食要做到粗细搭配才好。比如熬粥时, 就应做到粗细搭配。大米粥的升糖指数达到90左右, 而荞麦、莜麦、绿豆、红豆、玉米面等杂粮的升糖指数均在70以下。熬粥时添加杂粮, 不但能增加膳食纤维, 而且能明显降低升糖指数。
诱惑4:美酒
在许多场合喝酒很难避免, 但是最难以拒绝的可能并非是那些场合上, 更是自己的习惯。对于一个爱喝酒的人来说, 或许每天都离不开它, 但是如果你是糖友, 请务必戒了吧。因为酒精对糖友毕竟是利少弊多。饮酒将影响正常饮食控制, 不利血糖的稳定。酒精可使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机会增加。因为酒精所提供的能量往往不能有效地转化成血糖, 而大多转化成热能。另外, 因饮酒而发生的低血糖常常容易被误诊, 因此危险性更大。饮酒不利于血脂控制, 增加肝脏负担, 长期饮酒容易引起脂肪肝和肝硬化。饮酒容易引起肥胖, 特别是腹部型肥胖。
诱惑5:零食
转基因陷阱 篇9
我这里说的“转基因陷阱”, 不是反转基因人士所说的所谓“政治”目的或亡国灭种那样危言耸听的陷阱, 而是从产业角度分析中国种业在特定历史时期正在经历的来自跨国公司的强势挤压, 逼迫我们一步一步走进陷阱。如果应对失当, 中国种业将陷入万劫不复的被动局面。而避免走进陷阱的唯一途径就是面对现实, 客观评价自己的实力,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重新布局我们的种业技术和生物技术研发。
这一切都合乎逻辑。中国有中国的逻辑, 美国有美国的逻辑, 问题是谁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功败垂成, 不难预见未来的结局。2013年7月, 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 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 这种脱离产业实际的片面思维将把中国种业推入绝境。
转基因技术是非常重要的种业竞争因素, 关系到未来中国种业的竞争力和生死存亡, 因此要研究相关技术。但我们需要分析转基因技术对种业发展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摆正转基因与常规育种技术之间的关系并确定我国种业发展的战略布局, 特别是端正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战略和在适当时候将生物技术推向产业化。
要承认我国转基因技术研发远远落后于跨国公司, 相关基础研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事实, 绝非像某些人所说的在部分领域世界领先。在这种大背景下, 需要谨慎地评估转基因技术对我国农业产业的综合影响。
从产品技术链 (pipeline) 来说, 玉米种子价格构成分为两大块, 其中遗传学 (种质改良) 贡献占70%~80%, 这是产业基础;“性状”贡献占30%~20%, 是在种质基础之上的附加值。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常规育种技术和种业产业落后于发达国家, 生物技术的贡献率低一些, 大约只占20%。
遗传学 (genetics) 贡献也叫做种质 (germplasm) 改良, 主要指自交系和杂交种, 也就是国内说的常规育种的贡献。显然, 国内科技人员的这个说法很通俗, 但遗传贡献这个概念更全面、更贴切。
“性状” (traits) 对种子价格的贡献占20%~30%, 国内的通俗说法叫转基因。而性状这个概念已经有了特定含义, 比基因的概念更丰富, 类似于普通遗传学和育种学所说的性状 (characteristics) 。显然, 在转基因领域使用trait这个概念, 是只有“产业”才想得出来的表达方式, 内涵丰富、实用, 也比较确切。
即便转基因产品, 也是在常规育种的基础之上, 经过渐渗杂交的方式, 将他公司“性状”和自己公司遗传种质结合体现在一粒种子上。所以, 这两项技术是共生关系, “性状”本身不独立产生价值, 必须建立在常规育种技术平台的基础上才会产生附加价值。
从国外经验来看, 目前生物技术产业巨头的“性状”在对外授权过程中, 其价格和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授权公司的传统育种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份额与潜力。通常孟山都的做法是, 一个新“性状”推出后, 可以允许在目标市场有较好潜力的公司使用孟山都的遗传种质和“性状”, 繁种并销售。两年之后才允许这个公司使用孟山都的“性状”与自己公司的遗传种质生产自己的转基因杂交种。可以看出, 孟山都使用转基因这个杠杆, 牢牢遏制了其他即使有很强种质资源实力的中小型公司的生存命脉, 为提高自己产品和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创造先机。这里还没有考虑“性状”的价格因素, 通常这类有丰富种质资源的公司相当一部分净利润都要作为专利费交给孟山都, 孟山都每年投入十几亿美元的研发费用, 很快就可以收回。国外如此, 国内的种子公司更是不堪一击。孟山都在中国的合资是迫不得已的临时策略。
发展中国家常规育种技术平台和产业平台都比发达国家落后, 转基因产品在价值链中的作用会低一些, 因此这两个比例分别是20%和80%。既然性状的贡献占20%, 而遗传学占80%,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80%是否牢固地掌握在中国企业的手里?这一点很重要!
实践证明, 无论科研机构还是企业, 至今没有建立起可持续的玉米育种研发能力。如果标准放宽一些, 只有登海种业有一定的可持续研发能力, 但没有实现正规化, 而其他科研机构和企业都还不具备可持续的常规育种能力。在这种背景下, 种业的价值 (80%和20%) 链都没有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如果放开转基因技术和产品市场, 中国企业很快就会消亡, 剩下为数不多的中方合资企业也将失去所有的创新能力。目前国内这些合资企业的核心研发能力都控制在外方手中, 中方股东更多的是承担生产、加工、市场营销、政府关系的角色。这已经被先锋、孟山都和先正达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所证实。
那么, 孟山都为什么要同中种合资?现在观察, 越来越不像是在中国搞种业, 他们的心思并没有放在常规育种, 不可能帮助中国发展种业。孟山都那边已经如同防火墙一样阻断了美国种质和信息流向中国, 其目的只是借助中种撬动转基因这扇大门, 然后每年从中国坐收近百亿元人民币的特许费。不但中国公司, 其他跨国公司也都会因为在中国的业务而向孟山都缴纳特许费, 这比先锋公司“吭哧吭哧”卖种子赚钱容易多了。这才是其真实目的。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跨国公司宁可在生物技术方面与中国企业或科研机构合作, 也绝不把它们的种质资源转让给中国方面的道理。那才是跨国公司的“杀手锏”。
如果放开转基因, 中国玉米种业的市场价值会上升到近300亿元, 光孟山都就拿走100亿。剩下200亿, 难道都能抓在中国企业手里吗?形势不容乐观。我们没有为种子产业建立起前育种 (pre-breeding) 研究系统, 甚至还没有建立这个概念。很可能随着转基因产品的放开, 常规育种创新能力也会大幅度滑坡甚至趋于消亡, 于是又有100多个亿流向跨国公司, 或许不止100亿。这就是转基因引起的深度陷阱。而且孟山都一定会采取低价、延迟授权时间等阶段性策略来打压中国种业公司, 直到大部分中国公司死掉, 然后再实现高价、高利润的商业模式。
按照国际资本市场投资分析家的观点, 未来全球种业的竞争力将表现在公司是否拥有适应性强的种质资源, 而不是生物技术。像孟山都这样依靠生物技术的高科技公司, 最近十几年的战略逐步转向大量收购拥有优良种质资源的中小型公司, 这给我们发出一个强烈信号。这些生物技术巨头意识到, 以往完全依靠单一转基因“性状”的盈利模式, 未来5~10年将不可能复制。
国内一些科技人员期盼着美国专利过期, 但过期的只是少数“性状”, 越来越多的都还在保护期。面对愈演愈烈的超级杂草和遗留苗 (volunteer) , 跨国公司已经意识到, 未来的需求将是多种“性状”叠加, 才能满足市场需求。如果我们把中国转基因产业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少数过期专利的基础上就大错特错了, 仅超级杂草一项就可以瓦解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中国农民的素质决定了必须是多“性状”复合型的转基因产品, 而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采取多个单一“性状”并存和交替使用的策略。这就更逃不脱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陷阱, 只能越陷越深。
在这个过程中, 多样性的种质资源不可或缺。所以, 我国企业要面对种质创新和“性状”创新的双重压力, 这是我国发展转基因产业必须面对的两个限制因素。从这个意义来说, 必须重新规划和设计我国的转基因产业发展战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孟山都在中国的战略部署确实高人一筹, 其战略部署是以强大的资本和技术作后盾, 目标是赚钱, 后果是挤垮中国种业。国人识破这一点, 才能采取有效的反制和防范措施。
如何应对转基因陷阱?
首先必须正视中国种业技术落后的瓶颈到底在哪里———在于贡献率70%~80%的常规育种还很不牢靠, 而不在于转基因。中国企业和管理部门都应该搞明白, 先把70%~80%的平台搭建好, 然后再放开那20%~30%。如果常规育种和产业平台软弱, 转基因就只能是陷阱甚至是跨国公司用以击垮中国种业的重剑。现在, 中国种业企业的话语权微弱, 而强大的“61个弟兄”却执一面之词, 没有考虑中国种业的实际状况。管理部门要很清楚地认识到颠倒70%与30%的价值链所带来的战略性失误, 要预见到严重后果。
农为国本, 种铸基石。如果民族种业被孟山都打垮, 进而种业被跨国公司控制, 何谈国家粮食安全?以棉花产业为例, 中国基本上普及了转基因棉种, 但棉花产业却陷入严重萎缩的困境。这说明, 中国种业和棉花产业都有比转基因更重要的优先领域需要我们研究。这个案例说明, 现在迫切需要做好常规育种技术平台和产业平台。没有这两个基础, 转基因不可能挽救农业产业的落后与被动局面, 也不可能挽救中国的种子产业。
我们要在重点搭建种业技术和产业平台的前提下, 积极研发转基因技术, 集中力量突破知识产权屏障, 积累种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技术储备。无论公益性科研机构还是有实力的高科技企业, 都要为此做准备, 但准备的内容与方式各有不同。
我们须认真规划中国种业的发展战略以及发展生物技术的实施策略。从技术上来说, 中国和美国没有本质区别, 但产业基础完全不同, 中国种业技术的价值链被某些专家和管理部门彻底颠倒。这种局面需要改变。中国生物技术发展战略肯定不同于跨国公司走过的道路, 这是中国种业从初级阶段转入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而扭转的过程可能需要较长时间, 至少中国种业出现了强大的资本力量才能扭转被科技界颠倒了的产业价值链。
创业加盟陷阱 篇10
夸大加盟店数量
许多总部为了招募加盟店,往往会在店数上灌水,宣称自己的加盟店高达多少家,但家数是否真的有如宣称的那么多,外界往往不得而知,如欲印证,最好的方式就是请总部提供一份所有加盟店的名单,加盟者可据此名单,实际去走访其加盟店,与加盟店主聊聊目前的经营现况如何,则可获得更真实的答案。
权利金一次收齐
由于权利金是持续性的收费,某些加盟总部会在签约时,要求加盟者一次开出合约期限内全额权利金的支票,例如合约期限为五年,权利金采取年缴方式,某些总部便要求加盟者将五年的权利金,一次开齐五张支票缴交总部。后来曾有这样的案例发生,某一体系的加盟者开店二年,因为生意不佳而关门大吉,但是却早在签约时,已开齐五年权利金的支票缴交给总部了。
自愿加盟式的毛利保证
能够实施毛利保证这套制度的总部。基本上都是规模比较大,而且总部能够精准了解加盟店的营收及销货金额,像便利商店一律强制打发票,而且建立起pos系统,每家加盟店卖了哪些商品,毛利有多少都一清二楚, 能够建立这样的机制, 总部才有能力做毛利保证制度。但坊间绝大多数的连锁加盟体系,都采用自愿加盟,总部对加盟店的控管力相对较弱,加盟店每天做多少营业额,总部通常都无法精准掌握,所以,一旦有自愿加盟的总部宣称有毛利保证时,加盟者可得好好睁大眼睛, 以免掉入陷阱了。
要求加盟者当场签约加盟
有的总部为了快速拓展加盟店,对加盟者不仅是来者不拒、毫无筛选,甚至在与加盟者第一次面谈时,还会鼓吹加盟者当场马上签约,加盟者如果一时不察,在还没搞清楚的状况下,很容易就糊里糊涂的签约而落入陷阱。
有的加盟总部,对加盟者是毫无筛选,只要加盟者缴交加盟金就可签约加盟,泛滥开放加盟,加盟者加盟之后,总部的支持辅导自然相对较少,加盟店的生意要好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加盟总部没有注册服务标章
加盟者为确保加盟权益,在签约时应要求加盟总部出示服务标章证书,因为所谓加盟,就是总部将品牌授权给加盟店使用。换句话说,总部必须要先拥有这个品牌,才能授权给加盟店。也就是说,总部必须先取得智能财产局所颁发的服务标章注册证才行。所以,加盟者在加盟前,务必要先确认总部的确拥有此一品牌,才能放心地加盟。
安排特定加盟店供加盟者参观
掉进温柔陷阱 篇11
早在结婚前，我就多次欣赏过女友们的婚纱照。那张张照片中新娘明眸靓颜，妩媚动人，新郎则英俊潇洒，俩人相依相偎，夫妻恩爱，令人陶醉在照片营造的浪漫气氛中，幻想着有朝一日也能身临其境，成为画中人。一拿到结婚证，我便迫不及待地拉着先生去过把瘾，经多方咨询，在五花八门的广告中反复挑选和实地考察，终于找到一家满意的婚纱摄影店。
到了预定拍照那天，我们早早赶到影楼，此时已有另外两对新人捷足先登，首先是做头型，接下来是漫长的化妆：洁面、上粉底、描眉、画眼影、扑胭脂、粘睫毛——先生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坐在一旁看起小说。
接下来整整一天的时间，我和先生身穿婚纱礼服，迎接强烈的灯光，在布满道具的摄影棚里摆出各种恩爱的姿态，一会儿室内一会儿室外，一会儿台上一会儿台下，与我俩同时拍照的还有三对新人，大家在布景前轮流上阵，摆着相同姿态，甚至连表情都十分相似。
中午前大家都精神十足，下午一个个满脸倦容，除了开心外，最大的感觉是累。在日晒灯烤之下汗流浃背，连粉底都烤化了，不时得劳驾化妆师补妆。我先生坚决放弃了照单人相，说这比出国还累。为了换装和行动方便，在一袭浪漫的婚纱下，新娘们个个足登拖鞋，倒是几位摄影师由始至终保持服务热情，不停地调动顾客的情绪：“请新娘笑得开心点，再开心点——新娘笑的时候能不能把牙露出来?”有一张婚纱遮面的特写我笑得特灿烂，不仅是因为摄影师亲自示范，倚在先生的怀里，并翘起兰花指，还有先生当时小声低语：“你像狼外婆。”
穿婚纱是每一个女孩子都做过的梦，但我最向往的却是传统的龙凤褂，当我换上这套红衣裙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连蹦带跳地跑出去展示给先生看，却发现他哭丧着脸呆立一边，原来为了与我这套服装相配，他不仅换上了长袍马褂，头上还扣了顶瓜皮小帽，活脱脱一个地主崽子形象。那天，我一共换了六套服装，过足了婚纱瘾。
浪漫过后计算支出，才发现自己掉进了温柔的陷阱。当时我们选了一张相片放大16寸，影楼小姐说16寸太小，最好改成24寸，我应允。小姐又说最好做成油画效果，先生点头同意。谁知取像时才发现影楼只送相不配框架，于是另外付了500元相架款才拿回一幅“完整”的照片(一个月后我在商场里看到同一质地的框架，标价仅150元)。先生面皮薄，经不住影楼小姐的劝说，将相册也一并买齐，连加洗、选景、化妆、换装及服务费，帐单竟是标价的两倍多，几个月的工资打了水漂，不折不扣地挨了温柔一刀!
浪漫过后重温照片时，先生强调由于照相时他出国刚回来，还没倒过时差，没有照出最佳效果，如果下次——
钱币鉴定陷阱多 篇12
“专家”鉴定,老人也不放过
在荆州务农的王先明(化名)带着一枚锈迹斑斑的“家传”钱币,来到武汉古今通宝公司。该公司钱币收藏鉴定专家看过后,认定该钱币是晚清发行的罕见“金币”,估价90 万元。该公司还给老王的“金币”开具了鉴定证书,并承诺让“金币”上拍卖会,“保底价90 万元卖出去”。在缴纳了9000 元的相关鉴定费用后,老王带着这一喜讯,心满意足地赶回了老家。
老王的一位远房亲戚得知此事后,与武汉一位从事古玩收藏三十年的行家取得联系。这位行家看过钱币后,一直默不作声。当老王拿出鉴定证书时,该业内人士觉得十分“眼熟”。
几天前,笔者通过电话与前往荆州鉴定的这位行家取得了联系,但对方一直十分犹豫,“9000 元很可能是老人家今年务农的收入,他们这样干太没良心了,我实在是看不过去”。
“我只看了一眼,就可以断定这枚钱币是假的。”该人士称,该钱币“翻砂”迹象十分明显,这是古钱造假中采取的十分粗陋的手法,稍有经验的藏家都能分辨,成批的造价成本也就几元钱。“另外,这种钱币只生产过银币,我玩了30 年古钱,第一次听说还有‘金币’。”从始至终,这位行家都未告知老人真相“,我怕他受不了打击。”对于是哪家鉴定公司为老王做的鉴定,该行家虽然一直不愿意点明,但其告知的地点直指武汉古今通宝公司。
据了解,“古今通宝”对外界的宣传定位是“国际化的文化艺术品投资集团”,集鉴定、保管、展览、销售、拍卖、交流诸多功能于一体。“古今通宝”总部位于广州,在武汉、重庆、太原、福州、长沙等9座城市都有分公司。
证书废纸一张,拍卖幌子一个
笔者先后致电江城多位收藏人士、拍卖公司负责人,对于该公司出具的鉴定证书的含金量,武汉一位藏界专业人士称,圈子内的人根本就没有人认同,“收藏玩的是藏品,并不是那个证书,这样的证书武汉不少从事鉴定的人都可以开”。这样的证书,在他们眼里就如废纸一般“,更不会有拍卖公司认证书的”。
“拍卖只是幌子,90%都流拍了。”武汉一家拍卖公司负责人说,据他所知,“古今通宝”在香港的拍卖会确实不假,但流拍率达到90%。大多拍卖公司前期都不会收取费用“,他们就是靠收取前期的费用赚钱”。
一名古玩商人说,“古今通宝”在武汉四五年来一直生意红火,不知情的藏家中招的比比皆是。
造假鉴定,坑的就是爹
近年来,艺术品投资的回报率早已远超股票、房地产,成为最火的投资领域之一。由此衍生的古玩鉴定机构、鉴宝类电视节目越来越多。而古玩造假、售假、拍假也愈演愈烈。
“古玩不打假,拍卖公司可不用对藏品的真假负责,是最大的弊病。”一位藏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几乎所有的拍卖会,附印在拍卖图册上的拍卖须知都会注明,拍卖公司在尽自己能力后,不会对拍品的真假负责。
国外的鉴定师在数次错误地鉴定藏品后,业内都会永久封杀。而在国内这似乎行不通,往往一句“看走眼”就可以推掉责任。
艺术品收藏一直就有“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说法。在如此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谁敢保证赝品、高仿品不会流入市场。
该负责人算了一笔账,他所知道的一家本地拍卖公司,一次上拍藏品多达2000件,就以该公司收取的单件最低“相关费用”1000 元来计算,一次拍卖会下来,即使未拍出一件拍品,也有一笔庞大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