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仓

老鼠仓（精选5篇）

老鼠仓 篇1

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证券市场由于信用制度和诚信文化的缺失,产生了“盛世危局”的现象,自投资基金发展以来,因其集银行存款与股票优点于一身的特点,分散投资而降低了投资风险,较银行存款来说,成本低、收益高流动性大、变现性好,更由于专业理财专业投资等优点吸引了众多中小投资者。实践证明,基金投资也是国家筹资的一种良好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投资基金热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1]。

然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萌芽产生的,并在意识形态认识和市场重构发展的双重夹缝中艰难发展,因而相对间接融资的商业银行金融系统来说,具有严重发育不良的初始性特征,使得中国证券市场在其发展之路上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艰难前行,且信用制度的不完善与诚信文化的缺失,使得作为大众型受托理财机构的基金业中“老鼠仓”现象屡禁不止[2]。“老鼠仓”现象破坏了资本市场公平交易的“生命线”,进而严重阻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3]。为此,本文试图从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及基金经理的违规动因出发,构建监管部门与基金经理之间的惩戒博弈模型,分析“老鼠仓”问题出现的监管制度原因,并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1“老鼠仓”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老鼠仓”这个概念,是人们的一种习惯的叫法,在不同的领域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但是,本文中的“老鼠仓”,是特指证券市场中基金经理的一种违规行为[4]。有观点认为,所谓“老鼠仓”,是指基金经理在使用公有资金拉升某只股票之前,先用个人的资金在低价位买入该股票,等到用公有资金将股价拉升到高位后,个人的持股率先卖出获利,而机构和散户的资金可能因此被套牢。笔者认为,这个概念基本上反映了“老鼠仓”的本质,但这个表述不太全面。“老鼠仓”,应该是指公募基金的管理人员在使用公募资金拉升某只股票之前,事先用其个人的资金在低价位买入该股票,在该股票被拉到一定价位后,再把其持有的股票先行卖出以获取利益,从而可能使该基金的资金或散户的资金被套牢的一种行为[5]。根据这个概念,可以看出,“老鼠仓”的成立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要件。

(1)建立“老鼠仓”的主体是公募基金的管理人员。在我国,根据基金资金的来源不同,可以把基金分为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公募基金,是指面向社会公开发行和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基金的资金来源是社会公众,基金的信息如基金公司的基本情况、基金经理的基本情况、投资风格、基金持仓情况、基金年度报告,以及财务报告都要向社会公众公开,在一定程度上受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的特殊保护。私募基金,是指非公开地向少数或有专门投资经验、不需政府特别保护的特定投资者筹集货币资金并以基金方式运作的集合投资制度。私募基金的资金来源是特定的个别投资者,基金公司,以及基金的基本情况和信息是不向社会公众公开,并且不需要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特殊保护的基金。在这里,“老鼠仓”的主体特指公募基金的管理人员[6],不包括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员,因为公募基金是以法律、法规和政府的公信力为基础的,这种基金的设立要经过政府的审批,这种审批体现了政府公信力。另外,这里的管理人员不仅指基金经理,而且也包括基金公司的其他相关人员,如总经理、研究员、投资总监、交易员等高管人员[7]。因为他们也有条件了解基金的交易情况和具体策略。

(2)低价位买入股票的行为与基金将要拉升该股票的行为具有相关性。一方面是建立“老鼠仓”的主体在相对低价位买入了其建仓的或将要建仓的股票,也就是先于公有资金建仓某只股票。这里有2个条件,其一是在相对低价位建仓,其二是建仓的这只股票必须是将用公有资金建他或拉升。如果不是在相对低价位建仓,也就很难证明行为主体有谋利之意图;如果建仓的股票不是将用公有资金建仓或拉升的话,也很难被称之为“老鼠仓”。另一方面,“老鼠仓”的行为主体将利用自己管理某只基金之职务上的便利[8],动用公有资金去拉升这只股票,也就是在其用自有资金建仓后,用公有资金去建仓或拉升这只股票,然后在股票被拉升到一定高度时,借助供求关系原理,自有的那部分股票开始抛售,并从中获利[9]。以上2个方面必须具有关联性,“老鼠仓”的成立,是以行为主体先进入某只股票,然后用公有资金拉升,二者具有一致性,是成立“老鼠仓”的客观要件。

(3)在高价位卖出其持有的股票而从中获利。建立“老鼠仓”的主体在主观上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行为主体在用公有资金拉升某只股票后,在高价位抛售用自有资金买入的股票,获取巨额利益,这是建立“老鼠仓”行为主体的主观要件[10]。一般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背法律规定以及会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具有旨在使自己或者第三者获取利益的目的,且归责方面应采用过错推定原则[11]。由于中国股票市场尚没有建立做空机制,只能通过做多来获取投资收益。行为人所获取的一般是基金对某只股票的建仓信息及其目标价格,然后先于基金买入该只股票,待获知基金即将减仓时又先于基金抛售股票。这种行为也就是俗称的“庄家抬轿”。行为方式上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老鼠仓”帐户往往是基金经理的亲友所开立,受基金经理的实际控制。基金经理通过这种背信行为所获的收益数额巨大,从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来看,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唐建“老鼠仓”获利150.94万元,南方基金的基金经理王黎敏“老鼠仓”获利152.72万元,融通基金的基金经理张野“老鼠仓”获利229.48万元,同时为其实际控制的第三人“周蔷”的帐户实现盈利近1 000万元。

2 博弈双方的行为分析

(1)基金经理的行为分析。作为理性人,基金经理经营管理投资者追求投资利益最大化。由于基金经理独特的投资优势,决定其对信息的独享性——基金经理掌握着较多的资源,诸如股票池、仓位调整、资金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股票的变动。信息就是利益,基金经理独一无二的信息优势为其谋求巨大非法利益提供了现实基础,利益诱惑前,基金经理会面临2种选择:一是合法经营获取合法报酬;二是违规经营,无视投资者的利益,通过建立“老鼠仓”等违规行为谋取巨额非法利润。而证券监管部门对基金经理的监管力度的大小是影响基金经理抉择的重要因素。当基金经理察觉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与惩处力度的时候,对自身行为会更加谨慎,将更多精力投放于对股票市场的分析,期望于合法途径获取更多利润;而一旦监管部门放松监管,基金经理的“老鼠仓”行为难以被发现,那么在巨额利益的吸引下,多数会选择违规经营。

(2)证监会的行为分析。作为保障投资市场公平公正交易的管理者,证监会追求效用最大化,使资本市场极大地发挥推动经济迅速增长的作用,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有力资本支持。然而由于基金投资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及信息披露的特殊性,证监会从严监管需要巨额监管成本,不仅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及财力,而且对高科技的需求也将日益增大。在与基金经理博弈的过程中,证监会也有2种选择:一是从严监管,虽然存在巨大的监管成本,但若监管有效,且罚金足够弥补成本且能够给相应监管人员以物质奖励的话,证监会选择从严监管;而当监管成果不显著,无法弥补监管成本,证监将选择放松监管。

3 监管双方的博弈分析

证监会与基金经理的博弈模型中,由于两者都无法预见到对方的行为,且不存在明显的先后顺序,因而是一个静态博弈;由于基金投资信息的特殊性,基金经理拥有完全信息的同时,证监会无法获得基金经理所拥有的全部信息[12],因此此模型属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13]。为构建此博弈模型矩阵图,作出以下假设[14]:Y为基金公司守法经营的正常收益;F基金为基金公司违法经营被监管机构查处后的处罚金额,不包括被没收的非法所得;M为基金公司违法经营的超额利润,即比守法经营时多获得的效用;N为监管机构的正常效用;C1为监管机构实施从严监管战略时,对基金公司守法经营行为所要付出的监管成本;C2为监管机构实施从严监管战略时,查处基金公司违法经营所付出的监管成本,一般的有0

3.1 对证监会博弈行为的分析

在给定基金经理违规概率λ的前提下,则证监会选择检查的期望收益为

而证监会选择不检查的期望收益为

而当证监会进行检查和不检查的预期收益无差异时,也就得到证监会在博弈均衡时机构的违规操作最优效率,令π1=π2解得

即基金经理以λ*概率违规使证监会在博弈中不具备优势。

3.2 基金经理博弈行为的分析

在给定证监会检查概率μ下,基金经理选择违规的期望收益为

而基金经理选择不违规的期望收益为

而当基金经理选择违规和不违规时的期望收益无差异时,也就得到了基金经理在博弈均衡时证监会监管的最优效率,令π3=π4解得

即证监会以μ*概率检查使基金公司在博弈中不具备优势。

因此,该博弈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为

该均衡表示基金公司将以最优的概率λ*选择违规,并获得额外收益。如果基金公司经济主体选择在概率μ>μ*时进行违规操作,那么证监会的最优选择是检查;反之是不检查。如果基金公司主体选择在概率μ=μ*时行违规操作,那么证监会的最优选择是随机地选择检查或不检查。

在本纳什均衡中,基金公司违规的最优概率取决于Y、C1、C2、R、β、α、M和F证监会,其中违规所得的超额利润M和举报率β是独立于我们的模型之外的,可以假设它们固定不变,我们通过努力所能改变的是C1、C2、Y、R、α和F证监会。由于违规操作的最优概率与监管成本C1、C2成正比,与Y、R、F证监会和α成反比,所以设法降低监管成本,改善检查方法以提高检查真实的效率和对违规的处罚金额以及优化对监管者的激励政策,同时要提高群众的投资规范意识,要勇于举报不规范的投资行为,起到舆论监督作用,从而达到治理基金市场信用缺失的问题。

4“老鼠仓”的治理建议

由于“老鼠仓”问题所造成的危害性极大,且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有愈演愈烈之势,当达到一定程度市场不能容纳时,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必须将“老鼠仓”问题的治理提上议事日程,坚定地斩断其利益输送的链条。

(1)推进立法,加大惩罚力度,提高违规成本。首先,要推进立法建设和违规交易的判断标准的建立[15]。应针对内幕交易和信息操纵行为进行专门立法,将国外治理内幕交易的先进理论方法和司法实践引进到我国,进一步推进证券市场法制化建设,加快中国《内幕交易法》的立法进程,对于健全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打击证券犯罪,维护投资者权益,提高证券市场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要建立对于“老鼠仓”的判断标准。例如,可以根据信息披露后是不是会引发股价的异动来界定是否存在内幕信息。在判断标准既定之下,一旦一支股票涉嫌违规交易,法律即可要求交易者承担自我举证的责任,即交易者必须举证自己为何会在准确的时刻购买股票又不存在内幕交易,如果无法证明,即被认定构建“老鼠仓”,进行内幕交易,这也是美国股市屡试不爽的监管利器。这样,搜寻违规证据的承担者将转移到违规者方面,就像监管方很难掌握违规者的违规证据一样,违规者将很难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国现行的惩罚力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打击“老鼠仓”的艰难程度,因此建议从制度上加大惩罚力度,大幅度提高违规者的违规成本:加大惩罚力度,最高限额可以是其涉及金额的数倍;监管方一旦发现违规者,坚决进行市场禁入,加大打击力度;可以考虑对情节严重者进行刑事处罚。

(2)借鉴国际经验,放宽从业人员投资证券限制,加强审查。虽然我国已经对基金从业人员的投资有所放开,允许其投资开放式基金,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从事收益更高的股票投资。在无法禁止基金经理股票投资行为的现实情况下,不如改“禁止性规定”为积极疏导,即借鉴美国的管理办法[16],允许业内人士以公开透明的方式买入股票,光明正大地分享投资机会和收益。在监管上放弃对从业人员的投资限制,同时规定从业人员要定期披露其个人投资记录资料,建立证券从业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对于投资总监、基金经理这样的高管人员,其财产申报的范围扩大到“相关人士”,即只要对该第三人账户,基金经理具有控制权和利益相关,即为相关人士,从而不限于“直系亲属”这一狭小范畴。此外,为严堵利用他人身份证明材料开立“老鼠户”,应责成证券公司等经纪人承担严格审查责任,例如要求经纪人只能接受开户申请人本人现场开户的方式,不得代理开户。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章的方式,采取正面或反面列表的方式确立基金经理个人交易的行为规则和模式[17]。例如,基金经理与基金公司同时购买某种证券的管制期、何种情况下基金经理可以参与交易等。最后,对于基金经理利用第三者身份证,利用内幕信息违规建“老鼠仓”,无论其进行得多么隐蔽,其违规所获得的利益最终要落实到其个人或其配偶与直系亲属的名下,一旦发现财产来源不明的情况,立即要求其个人说明财产的来源,对于无法证明收入合法来源的,一律按违规收益处理。

(3)实行经理人期权激励,让基金经理能合理地得到报酬。众所周知,基金经理的收入相对较高,追逐“老鼠仓”利益似乎得不偿失。但相对于基金经理的贡献来说,其所得收入是相对较少的。目前比较理想的报酬激励的设计就是经理期权制。所谓经理期权,实际上是一种选择权,其基本内容是给以首席执行官为首的高级管理阶层按一定的价格获得未来某一时间购买本公司股票的权利。这样,经理人有权在一定时期后将所购入的基金股份在市场出售,但期权本身具有不可转让性。经理期权对基金经理人而言具有所有权激励功能,按照公司经理人持股激励的一般性分析,基金经理人在拥有公司的股权期权后,成为基金公司的股东,于是经理人便具有双重身份,从而有效解决委托人(股东)与代理人(经理人)之间目标不一致的问题,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经理期权制还可以有效解决基金经理人长期激励不足的问题,经理期权制在内在制度安排上,将经理人预期收益与基金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经理人若想获得期权收益,只能努力改善基金公司经营管理,使公司资产不断增值、赢利能力不断增强,以推动基金净值不断提高。经理工作越努力,基金赢利就越多,基金净值越高,经理期权收益越大。因而,以此制度来推动基金经理人报酬激励改革,不仅可以解决基金经理激励不相容的问题,还可以解决我国基金经理人长期激励相对不足的问题。

(4)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严格执行[18]。(1)加强基金内部的监察、稽核。任何一支基金均设有监察稽核部,直接对董事会负责,用于检查业务与员工的行为,确保公司运作和员工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监察稽核部通过对基金运作程序的监察,揭示运作过程的问题和风险。如果发现基金运作存在重大违规,应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并且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对其进行调查。(2)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来保证保密信息的安全,防范因信息泄露给投资者带来损失。对于尚未实施的投资决策、投资计划等容易引发“老鼠仓”的绝密信息,严格控制知情人范围。对于不同的工作,严格分离办公区,对于交易室、电脑室等最重要的保密区,严禁任何人未经授权以任何借口进入。对于属于公司的秘密文件等的制作、传输、使用,需由公司专人负责,实行“责任到人”制度,一旦发生泄密,即由相关人员承担相应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老鼠仓”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基金职业道德与利益的抉择问题。在当前监管不到位、内控缺失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行业与个人自律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必须建立健全投资基金监管体系,完善证券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加强证券投资基金的内部控制,同时广泛发动基金的相关方对基金进行监督,以达到抑制甚至杜绝“老鼠仓”问题的发生,从而推动证券市场规范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对“老鼠仓”问题的重视,在各界的努力之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利益得到保证,证券投资基金的“老鼠仓”问题一定可以得到妥善解决。

摘要：“老鼠仓”是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尤其是证券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人们追求高利润这一动机在证券市场的一种表现。从“老鼠仓”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出发,对监管双方的行为进行了初步分析,并从博弈论的角度构建模型,通过对证监会与基金经理的博弈分析,对改进监管制度提出政策建议。对于如何治理“老鼠仓”,建立起公正公平诚信的投资环境,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基金经理,老鼠仓,监管博弈,治理建议

“老鼠仓”监管风暴开始 篇2

从理论上说，我国对于“老鼠仓”之类的内幕交易有世界上最严厉的限制措施，根据《证券法》第43条及相关规定，基金管理公司从业人员被限制不得买卖股票、基金等证券品种。2005年7月，证监会制定《证券投资基金监管职责分工协作指引》，明确了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各地证监局、两地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各方的监管职责。为了堵塞漏洞，证监会基金部下发2007年第一号文，要求基金经理必须上报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号和证券账户，建立监控体系。

从媒体披露的唐建被调查的程序看，符合国际成熟市场的高效监管方法，即从股价异动着手进行倒查，交易所所起的作用极大。

此次查处唐建则让普通投资者看到，对于“老鼠仓”的无力，很大程度上，非不能也，是不为也。2006年11月，唐建在某日尾盘突然拉升新疆众和的作法引起交易所的警惕，监管当局因此向上投摩根发出风险提示函，并由上海证管办对公司进行了有关内部管理的现场检查，一度暂停业务审批。唐建在上投摩根的投资权限在今年2月8日受到限制，3月20日公告增加原公司研究总监赵梓峰同为基金经理。唐建被查传言风起于4月，但有关部门保持了缄默，按照要求，任何有关基金公司被调查、问话或者处罚等事宜，都将通过基金公司的定期或临时报告对外披露，具有很高的透明度。而上投摩根4月下旬发布的掩盖部分事实的声明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脸上贴金，误导投资者。

监管部门完全可以更进一步，要求交易者承担自我举证责任，投资方必须举证自己为何会在这么准确的时机购买股票而又不存在内幕交易，否则就将被惩处。这是美国股市屡试不爽的监管利器，最近在新闻集团要约收购道琼斯内幕交易中显灵。及时而严厉的处罚才有彻底的公正，美国股市交易成本之低主要缘于监管的严厉。

另一方面，堵疏结合，方能收监管之效。以道德高尚的标准禁止基金经理涉足股市投资，实际上是与人性作对，监管层可以采取更人性化的举措，允许基金经理在专门帐户下和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投资基金，如此可以使基金经理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趋向一致。

实际上，维护市场公平环境、规范基金交易行为一直都是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之一。监管部门曾表示，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项内容，证监会基金部已经建立起基金交易动态监控机制，能够做到及时发现问题。

唐建一事，证监会终于下了狠手，杀一儆百，对狂热中的部分投机行为有一定警示作用，对市场无疑是一道喜讯，令我们看到全流通时代后的制度建设正在完善，监管力度和舆论监督力量正在加强。但是,如能建立起一套十分完善的监管机制，比如举报激励机制、经常性的监督机制，“老鼠仓”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无法生存。

老鼠仓 篇3

何为基金“老鼠仓”呢?先看以下几起典型案例。

2006年3月, 唐建利用担任上投摩根研究员兼阿尔法基金经理助理之便, 在建议基金买入新疆众和股票时, 利用其父以及另一第三方账户先于基金买入, 后又借基金连续买入新疆众和, 在该股股价不断上升之机卖出, 非法获利约153万元。

王黎敏在2006年8月至2007年3月任南方基金金元、基金宝元经理期间, 以类似的手段从自己所管理的基金重仓股太钢不锈和柳钢股份中, 非法获利约150万元。

2008年4月21日, 证监会开出罚单, 取消了两人的基金从业资格, 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各处罚款50万元, 并对唐建实施终身市场禁入, 对王黎敏实施7年市场禁入。这是证监会对基金“老鼠仓”开出的处罚第一单。

唐建、王黎敏“老鼠仓”案遭中国证监会处罚一年后, 融通基金又曝出有“老鼠仓”嫌疑, 引发业界高度关注。

“老鼠仓”是一个从国外传进来的证券业术语, 即“先跑的鼠”, 原意是指证券市场上一旦有某种消息会对股价的涨跌产生明显影响, 总有一些最先获知这一消息的人能够在交易中获利或者躲避风险。随着我国基金业的迅速发展, 基金业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老鼠仓”。通常认为, 基金业“老鼠仓”是指公募基金管理人员在使用公募资金拉升某只股票之前, 事先用其个人的资金在低价位买入该股票, 在该股票被拉到一定价位后, 再把其持有的股票先行卖出以获取利益, 从而可能使该基金的资金或散户的资金被套牢的一种行为。根据这个概念, 基金业“老鼠仓”的成立需要具备三个要件:1.建立“老鼠仓”的主体是公募基金管理人员;2.低价位买入股票的行为与基金将要拉升该股票的行为具有相关性;3.在高价位卖出其持有的股票, 并从中获利。当然, “老鼠仓”现象不仅在基金业存在, 在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等有受托理财业务的金融机构中都会存在。

二、老鼠仓的违法性

(一) 基金“老鼠仓”是一种典型的背信行为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条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管理运用基金财产, 应当恪尽职守, 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基民出于信任, 将自己的财产交由基金公司进行投资。而“老鼠仓”行为则是为了一己私利, 置广大基民的利益于不顾, 用公募基金的钱拉升股票, 在该股票被拉到一定价位后, 再把自己持有的股票先行卖出以获取利益, 从而可能使该基金的资金或散户的资金被套牢, 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

(二) 基金“老鼠仓”是一种非法牟利和欺诈客户的行为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十条规定:“基金管理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三) 利用基金财产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外的第三人牟取利益”。基金“老鼠仓”利用基金拟买卖某种证券的信息, 先行买进或卖出该种证券以牟利, 属于法律所禁止的非法牟利的行为。同时, 基金管理者通过基金“老鼠仓”为自己或者其关系户谋利,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基金利润的侵蚀, 属于欺诈客户的行为。

(三) 基金“老鼠仓”是一种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

我国《证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五十九条第 (七) 项规定: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基金“老鼠仓”利用基金拟买进或卖出某种证券的信息, 事先买进或卖出该种证券, 属于法律所禁止的内幕交易行为。基金管理者利用其资金优势、持股优势、信息优势, 与其关系户通过基金“老鼠仓”合谋买卖证券, 影响证券交易价格, 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也是一种操纵市场的行为

三、老鼠仓防治探讨

公开公正公平乃证券市场的基石和命脉, 内幕交易、“老鼠仓”却是证券市场的毒瘤, 不仅破坏市场交易的公平和效率, 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声誉, 更严重践踏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理应被追究刑事责任。鉴于“老鼠仓”的巨大危害性, 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把“老鼠仓”事件归属于刑事犯罪范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每年都会挖出40起左右的“老鼠仓”, 相关责任人不仅要被没收所得, 被处以巨额罚款, 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甚至被判处终身监禁。美国《内幕交易及证券欺诈制裁法》规定, 无须考虑内幕交易者是否有“利润所得”, 而一概予以罚款处罚, 自然人的可处罚金额被提高至10万至100万美元。2002年通过的《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进一步规定, 任何人通过信息欺诈或价格操纵、内幕交易在证券市场获取利益, 最多可监禁25年或处以罚款, 并延长了对证券欺诈的追诉期。 (1) 2006年初,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专门负责监控市场的一位律师, 发现某个账户异常——总是盈利, 通过调查, 揭出了这起著名的“老鼠仓”案, 相关责任人被判刑, 罚款金额也高达1亿美元。正是这种高昂的违法成本, 有效抑制了“老鼠仓”案的发生。美国为了收集“老鼠仓”的线索, 规定举报“老鼠仓”可获非法获利10%的回报, 其对老鼠仓的打击力度非常之大。 (2) 日本于2006年出台新法, 加大了对“老鼠仓”的打击力度, 情节严重的“硕鼠”最高获刑由原来的3年提高到5年, 罚款金额也大幅提高。 (3)

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只对利用证券、期货交易的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的犯罪及刑事责任作了规定, 却未对“老鼠仓”这一社会影响极坏的犯罪行为作出明确规定。尽管内幕交易罪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涵盖“老鼠仓”, 但是并没有条款直接管束这种严重侵害投资者的行为, 这也导致即使有偶然案发的“老鼠仓”, 法律也无法对犯案者处以刑罚。不仅基金业的“老鼠仓”按现行刑法无法追究刑事责任, 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 也有可能建“老鼠仓”, 也同样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目前,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基金“老鼠仓”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应当入罪的认识较为一致, 但是对于“老鼠仓”究竟构成什么罪, 存在较大的分歧, 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教授认为, “老鼠仓”构成背信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明祥教授认为, “老鼠仓”构成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背信罪;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黎宏认为, “老鼠仓”构成职务侵占罪;检察日报社理论部编辑曾献文认为, “老鼠仓”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4) 也有学者认为“老鼠仓”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 (5)

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了在现有法律框架内, 用扩大刑法第180条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内涵和外延的方式, 将“老鼠仓”犯罪涵盖其中。2009年2月28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 (七) 》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 在涉及证券的发行, 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 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 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 或者泄露该信息, 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 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 违反规定, 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 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 情节严重的, 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虽然刑法修正案以立法的形式, 将“老鼠仓”犯罪纳入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犯罪范畴, 暂时解决了“老鼠仓”难入罪的紧迫问题, 但是, 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无论在犯罪主体、犯罪客体, 还是行为方式或者侵害对象方面, 均与“老鼠仓”犯罪有明显的不同, 从立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以及刑法结构的逻辑性上看, 终有不足。

《刑法修正案 (七) 》尽管将“老鼠仓”等金融违规行为上升至了刑事责任高度, 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起来, 惩罚力度尚显不足。另外, 证券市场中的“老鼠仓”行为往往比较隐蔽, 受害者一般为中小投资者, 他们在信息获得渠道、资金实力和操作技巧等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 而“老鼠仓”等内部交易的参与者则可以在第一时间直接获取相关信息, 并借助这些信息进行操作, 从中牟取暴利。由于“老鼠仓”行为涉及面广、手段隐蔽, 属于技术含量较高的违规乃至违法犯罪行为, 很难发现相关线索, 调查取证的难度相当大。即使司法部门要查实相关交易行为是否涉嫌“老鼠仓”也难度重重, 普通投资者更只能望而却步。所以只有把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引入其中, 以法律形式界定下来, 才可充分有力打击“老鼠仓”犯罪。不然这一修正案的意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仅停留于对金融机构及相关人员的威慑作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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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红漫.警惕证券市场的“老鼠仓”[J].中国经济周刊, 2007, (11) .

基金老鼠仓大盘点 篇4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基金持有人与管理人并非始终保持一致的利益关系，这使得基金圈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老鼠仓”的重灾区，进入2013年以来，伴随着“大数据排查”成为监管层的“捕鼠”利器之后，涉案者级别越来越高，涉案范围也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本刊从众多案例中抽丝剥茧，再现“硕鼠”成长史以及“捕鼠神器”的进化史。

“硕鼠”也有亏损

自2007年上投摩根原基金经理唐建涉案“老鼠仓”以来，中国基金业已爆出15起之多的“老鼠仓”，而从运作手法来看，大多是老鼠仓账户在公募基金建仓前买入，基金账户后入场慢慢将股价推高，股价经过一段时间上涨后产生利润，这时，老鼠仓账户再先于公募基金账户卖出，路数基本如此，其中不乏明星基金经理。

作为中国公募基金界的风云人物，李旭利“老鼠仓”一案曾引发业内哗然，李旭利曾在2006年担任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是曾与王亚伟齐名的明星基金经理。据证监会通报，李旭利于2009年2月28日至2009年5月20日，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其控制的两个证券账户，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蓝筹基金买入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两只股票，于2009年6月份悉数卖出。两个月时间，上述两只股票的累计买入金额约5226.4万元，获利总额约为1071.6万元，在马乐案前其一度成为国内基金业最大“硕鼠”。

事实上，盘点众多涉嫌 “老鼠仓”交易的基金经理，大都是盈利的。除了李旭利、马乐利用职务之便获取高达千万元的非法所得，在早期被处罚的“老鼠仓”基金经理，王黎敏、唐建、张野都有上百万元的“老鼠仓”盈利，即使韩刚、涂强、刘海没有出现具体盈利数据，但也有“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不过令人哭笑不得的却也出现过因“老鼠仓”亏钱遭处罚的“硕鼠”。

2007年3月至2009年4月期间，黄林担任国海富兰克林中国收益基金的基金经理，他利用职务便利及所掌握的基金投资决策重要信息，操作其控制的汉唐证券某营业部荆某账户，先于或同步于自己管理的中国收益基金买入并先于或同步于该基金卖出相同个股，共涉及宁波华翔等股票8只，然而贻笑大方的是未见盈利反而亏损5.4万元，最后仍难逃落网的命运，偷鸡不成蚀把米，黄林也成为史上最悲剧的“老鼠仓”。

按照目前中国公募基金的“游戏规则”，基金管理费的收取与基金业绩完全脱钩，基金公司关心的只有份额和规模，而非业绩，只要基金的份额不失，基金公司就能持续地收取管理费用。也恰恰是在这种“毫无压力”的制度中，基金经理不必担心基金资产利益受损，倒是可以利用所管理的基金仓位来为个人仓位服务，“老鼠仓”的泛滥成灾也就有了温床。

“老鼠仓”新特征：现债市及专户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之前，“老鼠仓”通常被定义为基金的股票账户，但是进入2013年以来，债券市场以及基金专户的“老鼠仓”行为则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作为国内首例债券基金 “老鼠仓”事件，2013年万家基金经理邹昱遭公安部门调查引发了基金业的大地震。事件要回放到2013年4月15日，万家利B遭受大额卖单砸盘。当晚，基金圈内就传出万家固定收益部总监邹昱被带走调查的新闻。原因是其交易对手“代持养券”爆仓，进而向央行汇报此事，引发央行汇同公安部调查。这一事件爆发出来后，固定收益投资违规黑幕也随之曝光。

不同于股市的“老鼠仓”获利途径，在债市中通过“代持”、“养券”的手段，一些货币基金购买超过一年期限的债券后，利用购买债券、委托代持、获取资金、再购买债券、再委托代持的循环，可以任意放大资产规模，提高投资杠杆。在缺少监管的市场里，这种“代持”很快演变为利益输送的通道。

与此同时，基金专户也成了一些硕鼠的获利途径，2013年原招商基金副总、专户负责人杨奕因涉嫌“老鼠仓”被调查，根据证监会披露，杨奕涉嫌亲自下单或者伙同他人，买卖相关股票，涉案金额达3亿元，涉及股票40余只，利用其管理的专户违法所得1千多万，目前案件仍在侦办过程中。与公募相比，专户无仓位限制，无个股持股比例限制，灵活性更大，受法规或合同本身的限定较少，投资范围更加宽泛，这也使得其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大于普通的公募基金。

捕鼠神器：从“女朋友”到大数据

业内人士均认为由于违法成本过低、部分从业人员道德意识薄弱等，是“老鼠仓”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不过可喜的是伴随着基金业的发展以及监管层的重视，“硕鼠”引发各方合力围剿，而“大数据”则在2013年逐渐显现了威力。

从近些年被查处的案件中我们发现，在2010年之前，交易所监察工作主要关注点在于上市公司内幕交易行为和操纵市场行为，对于金融机构“老鼠仓”行为几无涉及。在此阶段被曝光的基金“老鼠仓”要么是证监会在现场检查中发现端倪，要么是受到举报，而在举报人中女朋友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杨奕一案则是典型代表。据招商基金相关人士介绍，2012年4月，招商基金高层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主要内容是其副总经理杨奕涉嫌“老鼠仓”交易。而举报杨奕的正是一位与其有着感情纠葛，反目成仇的女销售。除了招商基金高层外，这位女销售还向证监会和深圳证监局等进行了举报。除此，国内首例“老鼠仓”唐建也是因个人生活问题引发家庭纠纷，最终导致被身边人举报。

2009年景顺长城基金涂强、长城基金刘海和韩刚等“老鼠仓”案发，则源自深圳证监局进行的一次突击检查。与众不同的是，融通基金原基金经理张野是在某媒体的一次报道中现出了原形。该媒体在梳理上市公司股东账户时发现，某名为“周蔷”的神秘账户数次领先融通基金买入卖出。监管层据此线索顺藤摸瓜，仅调查了15天便发现了张野的违法行为。

进入2013年后的“老鼠仓”查处则显现了新特征，伴随马乐案件的曝光，“大数据”监管则进入了公众视野。证监会通报马乐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一案，涉及3个账户，交易股票76只，累计成交10.5亿余元，而线索则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日常监控，其通过海量数据筛查比对及时发现了有异常账户重仓的小盘股和马乐操作的账户高度重合。

业内人士介绍，现在查内幕交易所用的大数据监管，不仅匹配的敏感度高，而且追溯能力也很强。“深交所有200多个异动指标，将投入力量把原形系统项目和股价异动联系起来，构建市场监控综合数据模型，全面提升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证券欺诈文本信息的挖掘和监管。”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曾表示。

或现基金经理“大逃亡”

无疑，自“大数据排查”成为监管层的“捕鼠”利器之后，基金行业的硕鼠们已无所遁形，而据知情人爆料，中邮基金经理厉建超仅仅是冰山一角，目前已有超过20名基金经理被调查，而其中因“个人原因”或“健康原因”而离任的基金经理尤为值得关注。

据本刊不完全统计，2014年初以来共计出现50余例基金经理离任的公告，其中相当数量是因“个人原因”或“健康原因”离任，由此也成为了“老鼠仓“传闻的对象，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在充满诱惑的行业内多少会有些利益牵扯，伴随监管风暴的升级，基金圈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或引发基金经理“大逃亡”的局面。

事实上，基金经理“大逃亡”的结果并不是我们乐于见到的，但是如果意味着基金从业人员道德意识的提升、契约精神的加强，那么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进步。

“老鼠仓”或被刑事起诉 篇5

基金又现“老鼠仓”。深圳证监局11月5日公告称，景顺长城基金公司基金经理涂强、长城基金公司基金经理韩刚、刘海涉嫌利用非公开信息买卖股票，涉嫌账户金额从几十万元至几百万元不等，目前案件调查正在进行之中。

这是继南方基金公司原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及南方成份精选基金经理王黎敏、上投摩根基金公司原成长先锋基金经理唐建、融通基金公司原基金经理张野等，涉及“老鼠仓”事件之后，又一起被正式公告的“老鼠仓”事件。

可能不止3人

基金业内盛传，此次“老鼠仓”出事的不只这两家公司，而这两家公司出事的也不只是这3位基金经理。从时间上看，这3位基金经理在9月中下旬就由于“个人原因”而辞去基金经理职务。根据《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第35条规定，基金经理管理基金未满一年的，公司

不得变更基金经理。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变更的，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派出机构书面说明理由。涂强和韩刚担任相关基金经理均未满一年。从9、10月间基金公司发布的基金经理变动公告中看出，确有不少基金经理在此期间，由于“个人原因”而辞去基金经理一职的。市场猜测，他们之中很有可能也是因为被查到涉嫌“老鼠仓”而被“辞去”基金经理职务，但由于证据不充分或金额较小而来予以公布。

10月底，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全国基金行业联席会议上表示，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触犯“老鼠仓”、非公平交易和各种形式的利益输送三条底线。分析人士指出，尚福林的讲话应该有所指，是因再次查到“老鼠仓”而对基金行业发出警告。

基金经理屡屡出现“老鼠仓”不仅与基金经理的个人职业操守有关，也与对“老鼠仓”处罚软弱有关。以前3位均被中国证监会处以终身市场禁入的行政处罚，王黎敏、张野等还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以及巨额罚款，但他们都没有被刑事起诉。然而，这次“老鼠仓”的处理可能不同以前。

面临刑事起诉

今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一百八十条增加了一款，规定“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也将被认定为刑事犯罪，从而将惩处“老鼠仓”纳入《刑法》。

今年10月16日公布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上述利用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确定罪名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根据《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老鼠仓”行为将被付诸刑事处罚，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由于此次3人的违法行为实际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七)》实施之后，如果最终调查确认触犯了法律，这3人可能成为基金业内首批因“老鼠仓”行为而获刑事处罚的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不能逃脱责任

在“老鼠仓”曝光之后，景顺长城和长城两家基金公司同时发布公告称，公司原基金经理“老鼠仓”属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不过，市场人士认为，作为涉及“老鼠仓”的基金公司无法撇清关系也不能身处事外，并以“个人原因”而逃避应负责任。“老鼠仓”将损害投资人利益和基金行业的声誉。事实上，基金公司管理制度的不到位为“老鼠仓”的产生滋生了土壤。因此，涉案基金公司也应受到相应处罚。

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局长张云东提出，对于出现利益输送、基金经理建“老鼠仓”等严重违法违规事件的基金公司，要实行“连坐”，追究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主要领导的责任，对公司也要给予相应处罚。证监会日前通报，今年以来共计对14名基金从业人员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处罚，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督察长和基金经理等职位的高管，这表明“连坐”制度已经开始施行。

官员下海成为保护伞

有分析认为，以前管理层只处罚基金经理而对基金公司保护有加，是因为基金公司是“自家人”。不少基金公司的高管来自监管部门(见右表)，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变得默契，该托市的时候，基金公司会毫不犹豫地入市做多或者不减仓操作，而不顾持有人的利益。当然，基金公司犯错。监管层也会“胳膊向里弯”。此次对“老鼠仓”刮起反击风暴，被认为与证监会人事变动有一定关系。

与此同时，监管层也开始进一步规范监管人员“下海”担任基金公司高管的行为。

11月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明确从多方面对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约束。特别增加了“监督”一章，以保证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准则》。

与2000年修订的《守则》相比，《准则》对于工作人员兼职和离职做出更加具体的规定：工作人员不得在监管对象以及其他营利性组织兼任职务；未经批准，不得在社团等非营利性组织兼任职务，经批准担任职务的，不得领取兼职报酬。

对于证监会官员离职后到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任高管的情况，《准则》明确“工作人员离职后，在规定期限内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回避规定，不得违反规定在监管对象中任职”。

据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证监会领导人员离职需要在3年“冷冻期”满后，方能在监管对象中任职，一般人员的“冷冻期”为一年。

此前，《守则》对领导人员和一般人员并未区别对待，仅规定“工作人员调出或者离开证监会的，在12个月内不得在被监管单位任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批准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