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含量（精选8篇）
信息含量 篇1
澄清公告作为资本市场常见的一类信息披露, 是上市公司应对外部传言而进行的解释性或告知性披露, 然而却经常澄而不清。澄清公告起到了澄清作用吗?本文从这一问题入手, 研究了其信息含量, 即澄清公告是否向市场提供了有用信息。
一、文献回顾
“信息含量”这一概念首先由Beaver (1968) 提出, 会计信息要有信息含量, 必须是相关和及时的, 能改变投资者的投资信念。因此, 信息含量实证研究主要检验会计信息是否提供了增量内容且改变了投资者对股票价值的判断。现有的信息含量研究成果较多, 可分为两个类别:一是某一类会计信息信息含量的截面研究;二是趋势研究。
1. 信息含量的截面研究
Ball和Brow (1968) 首先以1957-1965年间261家NYSE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发现盈余数字对投资者决策是有用的。Beaver (1968) 也发现在盈余公告的一周内, 超常交易量 (AVOL) 和超常股价回报波动 (AVAR) 都有了显著增加。Beaver, Clarke和Wright (1979) 也得出了相同结论。2006年, De Fonda, Hung和Trezevanta进一步以1995-2002年间26个国家的53 197个年度盈余公告为样本, 发现市场管制水平越高, 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越高;短期财务报告披露密度越高, 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越少;对投资者保护制度越完善, 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越高。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赵宇龙等 (1997, 2000) 发现我国会计盈余同样具有相当的信息含量, 但市场存在“功能锁定”现象, 即市场对股票定价并不是以永久盈余为基础, 而是锁定于名义会计收益。陈晓、陈小悦和刘钊 (1999) 通过交易量分析也验证了会计盈余的有用性。吴世农等则检验了现金流量信息, 结果没有充分证据可证实其具有信息含量。
2. 信息含量的趋势研究
理论上, 由于会计信息系统外部的技术进步创新和非会计信息供给及时性越来越好, 披露信息的信息含量将会逐步下降, 但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论断。Kross和Kim (1999) 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期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要高于60年代初期, Landsman和Maydew (2001) 以1972-1998年间的季度盈余信息含量为例, 得出了同样结果。然而, Lo和Lys (2000) 却认为盈余信息含量虽没有减少, 但也没有增加的趋势。Francis等 (1999) 则检验了1986-1995年间分析师报告和盈余披露信息含量的变化趋势, 发现二者的信息含量是增加的。我国类似的研究较少, 孙爱军、陈晓悦研究了1992-1998年间会计盈余信息, 发现信息含量逐年增强。
与以往研究相比, 本文研究了澄清公告的信息含量, 扩展了研究范围, 而且检验结果也将有利于市场中各方对上市公司的澄清行为进行重新认识, 以采取有利行动。
二、研究设计
1. 信息含量的衡量
采用披露窗口期的股价累计超常回报 (CAR) 来衡量信息含量, 因为它代表了披露信息所引发的投资者反应。
(1) 采用市场模型法估算单个股票预期报酬率。估算模型:Rit=αi+βiRmt+εit, 窗口期 (-130, -10) , 澄清公告日 (=0) 前130交易日到前10交易日。得到估计值后, 公告期单个股票第t日的预期报酬率为:
(2) 估算单个股票 (i) 在第t日异常报酬率。异常报酬率 (AR) =实际报酬率 (Rit) -预期报酬率
(3) 单个股票 (i) 窗口期 (t1, t2) 累积超常报酬率 (CAR) 定义为:
2. 信息含量判断方法
目前, 信息含量研究方法主要有3种: (1) 符号检验法, 通过比较盈余变动符号与股价变动符号是否显著相关来判断信息含量; (2) 均值检验法, 通过比较盈余变动百分比与股价变动百分比之间是否具有正相关关系来判断信息含量; (3) 方差检验法, 通过比较盈余公布当周与公布前后的非正常报酬率的方差进行判断。
本文采用符号检验法。根据有效市场假说, 股票价格反映了所有相关信息, 新信息应迅速或极少延误地反映在价格上。如果澄清公告内容与市场预期一样, 将不会引起股票价格的特别变化, 澄清公告没有信息含量。如果股价变化方向并不随机, 而与澄清信息的性质显著同向变化, 则表明澄清公告是有信息含量的。
3. 基本模型
本文还进一步检验了澄清公告信息含量的影响因素, 回归模型为:
以上公式中, Sign (CAR) 表示CAR的符号, Sign (information) 代表澄清公告的性质, Att代表澄清公告答复的方式, Bad代表外部流传消息的性质, μ代表各控制变量。有关变量定义见表1。
变量的理论解释:
澄清公告的性质Sign (information) :有效市场里, 公司价值就是未来净现金流的风险折现值, 影响股价变化有经营稳定性、风险、成长性和利率等4个方面。据此考虑澄清公告的性质, 首先将外部流传信息分为好消息和坏消息, 表明公司经营稳定、成长性好、企业风险下降等的信息划分为好消息, 反之则为坏消息。随后, 外部流传好消息, 澄清公告予以肯定时, 则澄清公告性质属于“好”, 否定, 则为“坏”;当外部流传坏消息, 澄清公告予以否定, 则澄清公告属于“好”, 肯定, 则为“坏”。
外部流传信息的性质 (Bad) :投资者对坏消息的反应总是比好消息的反应强烈, 澄清之前的不同性质的流传信息可能带给投资者不同的风险收益预期, 进而影响澄清公告的市场反应。
公司规模 (Size) :一般来讲, 公司规模与股价波动呈负相关关系, 这是因为规模大的公司往往治理水平较高, 澄清信息披露质量更让人信赖。
公司市场价值 (Market) :公司市值越小, 股票越容易操作, 股价波动性可能越大。
会计政策保守或激进 (B/M) :采取激进会计政策的公司的自愿性披露及时性较好, 保守企业的及时性较差。激进型企业可能更及时地进行披露决策, 发布澄清公告。
信息披露质量 (Level) :披露水平高的公司股票价格更公平, 投资者更愿意交易该公司的股票。以往披露水平高的公司澄清公告更值得依赖, 投资人行动的一致性更高, 市场反应更大。
行业因素:本文仿照Landsman和Maydew (2001) 的行业划分办法, 将行业分为5类:一是传统资金密集型行业, 包括采掘、建筑、食品、化工、冶炼、交通、耐用品生产等;二是技术密集型行业, 如医药、计算机;三是公用企业;四是金融服务业;五是其他服务业。
三、样本选择和描述性统计
1. 样本和数据
澄清公告样本来自WIND数据库, 数据库对公司公告分类标注, 其中有“澄清公告”类别。样本选择期为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
个别公司在消息披露后没有立即复牌, 仍继续停牌较长时间 (10天以上) , 复牌后的股价影响因素可能包括停牌期发生的其他事件, 因此排除了这部分样本;如果公司在短时间内进行了连续澄清, 后面各次披露的信息含量可能受到首次影响, 因此仅保留第一次;如果澄清公告还同时披露了其他方面的内容, 这导致了混合信息反应, 将其剔除;因为需要估计股票报酬率, 还剔除了回归系数不显著的样本。最终确定的样本为327个。
所需的每日股价、公司财务数据和股本数据等资料也来自WIND数据库。
2. 描述性统计
327个样本中, 澄清公告信息性质为好的有171个, 坏的156个, 当信息性质为好时, CAR符号为正的比例为52.63%;信息性质为坏时, CAR符号为负的比例为53.21%, 信息性质与CAR符号的同向性表现并不突出。数据进一步显示, 如果澄清公告是肯定态度时, 二者符号同向性则非常明显, 肯定好消息, CAR为正的比例82%, 肯定坏消息, CAR为负占70%。但二者相关性有待于随后的统计回归检验。
四、实证结果报告
1. 符号检验结果
表3报告了Sign (CAR) 对澄清公告性质的LPM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公告窗口期CAR的符号与澄清公告性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表明澄清公告是有一定信息含量的, 是有用和及时的。其中, 在窗口期 (-1, +1) 、 (-1, 0) 、 (-1, +2) , 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 在窗口期 (-1, +3) , 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结论是稳健的。
说明: (1) test (a) 、 (b) 、 (c) 、 (d) 分别代表 (-1, +1) 、 (-1, 0) 、 (-1, +2) 、 (-1, +3) 窗口期CAR符号对澄清信息性质的回归; (2) ***、**、*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字代表p值。
2. 信息含量影响因素检验
表4报告了公告窗口期CAR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影响CAR大小的主要因素是澄清公告的答复方式以及外部流传消息的性质。当澄清公告对外部的利好消息肯定时, 会显著增加CAR, 对外部利空消息肯定时, 则会显著减少CAR。
在窗口期 (-1, +1) 、 (-1, 0) 、 (-1, +2) 、 (-1, +3) , 澄清公告对外部的利好消息肯定, CAR分别增加6.99、9.00、7.85、10.25个百分点。在窗口期 (-1, +1) 、 (-1, 0) 、 (-1, +3) , 这一结论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在窗口期 (-1, +2) , 这一结论的显著水平为5%。澄清公告对利空消息肯定, 会分别减少0.26、1.68、0.58、1.31个百分点的CAR, 结论也是高度显著的。
实证结果还显示, 如果澄清公告进行否定或模糊答复, 相关系数并不显著, 这表明否定答复或模糊答复的澄清公告可能并没有向市场提供增量信息。
说明:同表4。
五、结论
本文以深沪证券交易所2007-2008年间327个澄清公告为样本, 运用符号检验法研究了澄清公告是否具有信息含量这一问题。实证检验显示: (1) 澄清公告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 尤其是澄清公告进行肯定性披露时, 为市场提供的增量信息更明显; (2) 影响澄清公告信息含量的因素主要有澄清公告答复方式以及外部流传消息的性质, 澄清公告对好消息的肯定答复将显著增加CAR, 对坏消息的肯定将使CAR减少; (3) 如果澄清公告进行否定答复或模糊答复, 则可能没有向市场提供增量信息。
必须指出的是, 本文尚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如研究期限过短、事件研究中的主观判断无法避免、研究设计方法的局限等, 这些都可能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效果, 有待在以后研究中予以完善。
摘要：本文以深沪证券交易所2007-2008年间327个澄清公告为样本, 分析了资本市场澄清公告的信息含量问题。研究发现澄清公告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 这表明澄清公告是有用和及时的, 尤其是澄清公告清晰地进行肯定答复时, 增量信息更加明显。实证分析还显示, 影响澄清公告信息含量的因素主要有外部流传消息的性质以及澄清公告答复的方式。
关键词：信息披露,澄清公告,信息含量
参考文献
[1]R Ball, P Brown.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68, 6 (2) :15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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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 Kross, and M Kim.Differences between Market Responses to Earn-ings Announcements in the1990s Versus1960s[C].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New Orleans, 1998.
[4]赵宇龙.会计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来自上海股市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 1998 (7) :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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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含量 篇2
本文以近千名财务分析师发布的“买入”评级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事件研究法和多元回归对财务分析师“买入”评级信息含量进行了实证检验，为证明财务分析师“买入”投资评级在短期窗口内具有信息含量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财务分折师;投资评级;事件研究法;信息含量
中国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人数虽然众多，但多为个人投资者，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投资技巧，是信息弱势群体，投资者在缺乏其他信息或无法做出有效决策时，往往会选择依据分析师投资评级的结果进行投资组合，以期获得更多的回报。分析师投资评级，特别是“买入”评级是否真正具有信息含量，能够带来超额回报呢？这个是当前应该重视的一个课题。
分析师是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随着现代证券市场的壮大而不断的发展。在西方由于证券市场相对我国要成熟，分析师到底会对市场或投资者具有多大的作用，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在我国由于证券市场相对发展较晚，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滞后，这几年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分析师所扮演的角色或来或受到重视，这个行业也逐步进入黄金时期。不过我国从总体而言研究略显不够，本文围绕这些问题通过以近下名财务分析师发布的“买入”评级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相关方法对财务分析师“买入”评级信息含量进行了实证检验，为证明财务分析师“买入”投资评级在短期窗口内具有信息含量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份完整的投资报告一般包括盈利预测、投资评级与日标价位，但在实际工作中，无论是分析师还是投资者都更倾向于对外报告该上市公司日前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即“买入”、“增持”、“中性”、“卖出”等投资评级），而非该上市公司实际的投资价值（即实际股价应为多少）。对于投资者而言，分析师发布的投资评级是离散型变量而非连续型变量，其所包含的信息更容易被识别，并帮助他们做出投资决策。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证券价格仅反映所有过去的市场信息，而公司财务数据和一些与公司基本面相关的重大事件（如财务分析师发布的“买入”评级）等消息的公布在市场投资者之间的传递是不对称的，投资者可被利用其获取超额收益。上述分析可以归纳为研究假设：财务分析师“买入”投资评级具有信息含量。
二、研究设计
事件研究是指在特殊的事件窗口中，研究投资者对同样时间段内信息的异常价格反应。本文共有两个事件，分别是：分析师发布“买人”评级和上市公司披露会计盈余报告。因此，本文中的事件日包括：分析师发布“买人”评级的当日。以及上市公司披露会计盈余报告当日。进一步，本文为了能够更好地捕捉特定事件所导致的超额收益率，将事件窗口期定义为事件日前一天至事件日后二天，即[t-l，t+2]，共4个交易日。 其次，在超额收益计算上，本文选用了市场收益法计算超额回报率，并将沪深300指数作为正常收益的替代变量。计算过程中使用到的相关指标包括：超额收益率（AR）、平均超额收益率（AAR）、累计超额收益率（CAR）、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CAAR）。
本文选取CSMAR数据库中2013年年间由财务分析师发布的“买入”评级数据作为样本，样本涵盖了我国主要券商在1年中南分析师发布的共l万多条“买人”投资评级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对样本进行了整理，剔除范围选择（t-3，t+3），即事件日t前后共6日，剔除了评级推荐对应股票在（t-3，t+3）日内不存在日回报率的样本、在（t-3，t+3）日内存在停牌或复牌的评级样本、剔除了（t-3，t+3）日内存在评级推荐对应股票上年年报会计盈余报告披露日的样本。
三、多元回归模型
本文以某一股票i在[f1，t2]窗口期内的累计超额回报率CAR.（t1，t2）作为回归分析的被解释变量。四、分析师“买入”评级有效性实证结果
（2）工统计量为工检验结果，Z统计量为Wilcoxon符号秩检验结果
由表2分析师AAR与CAAR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1.在（t-3，t+3）的事件窗口期内，样本股票平均超额收益率在六天的窗口期内均显著为正。平均超额收益率从评级发布日前3日整体呈上升趋势，t-l日有较大上升，并在“买人”评级发布t日达到最高点0.8195%，随后AAR开始逐日降低，事件日后第3日降为0.1012%，下降速率较快。
2.股票平均超额收益率在t-1日有显著变化，是t-2与t-3日平均超额收益率的二倍，这说明分析师“买入”评级信息可能在发布日前已经泄露，获取该内部信息的投资者已经买人该股票，并获得了0.6708%的超额收益。
3.在分析师评级发布日前一日和后二日，即（-1，+2）的事件窗口期内，获得“买人”推荐的股票平均具有2.4665%的平均累计超额收益率，并通过1%水平统计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我国财务分析师“买人”投资评级具有信息含量。同时，这一结论证明了分析师能够通过信息的搜集与二次加工，挖掘出上市公司更多的内在价值，为证券市场提供具有投资价值的增量信息，提高了市场的信息效率。
4.由于分析师评级发布日存在超额收益，根据市场有效性理论的分析，我国证券市场可能尚未达到半强势有效，获取那些与公司基本面相关的公开信息仍然可以获得超额收益。
五、小结
从本文的研究来看，虽然财务分析师“买人“评级具有信息含量这一假设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但可能仍然存在发布前信息泄露以及我国证券市场投机氛围较浓、市场有效性较低等情况。因此，如何进一步规范我国财务分析师行业，对于提高我国财务分析师信息供给效率，促进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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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流信息含量相关研究综述 篇3
关键词：市场微观结构,定单流,信息含量,收益率
一、引言
定单流 (Order flow) 是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变量, 传递出投资者的信念、风险偏好和禀赋等信息反映了不同投资者对同一宏观信息或公共信息的不同理解。根据Underwood (2009) 、谭地军和田益祥 (2009) 、李成刚等 (2011) 的研究, 定单流是买方主动发起的交易金额与卖方主动发起的交易金额之差。定单流是带有符号的交易金额。定单流越大, 并且为正, 表示资金流入越多;定单流越小并且为负, 表示资金流出越多。定单流具有明确、直观的涵义, 计能够刻画资金的流向, 具有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定单流与收益率之间的紧密相关, 反映了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再平衡行为 (Underwood, 2009) 。不管是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还是在外汇市场, 研究学者都发现定单流具有丰富的信息含量。
二、股票市场定单流信息含量
股票市场定单流信息含量研究主要探讨了股票市场定单流与收益率的关系, 或定单流对收益率的影响。Griffiths等 (2000) 检验了主动性定单的成本和决定因素, 认为主动性定单比被动型定单对价格具有更大的影响, 但是具有更小的机会成本;主动性买单比主动性卖单更容易受到信息的驱动。Hasbrouck和Seppi (2001) 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的30只股票为研究对象, 使用主成分分析与典型相关分析方法, 检验了股票市场上价格发现效率与流动性供给过程中的共同因素发现定单流和收益率具有共同的影响因素, 定单流共性解释了大约三分之二的收益率共性。Chordia等 (2002) 从定单不平衡的角度研究了纽约证券市场的交易活动, 发现市场收益率受到同期和滞后定单流的显著影响, 尽管控制了加总的交易量和流动性之后, 市场收益率仍然会受到定单不平衡的影响。Harford和Kaul (2005) 对美国股票市场的研究结论发现, 个股的定单流对其收益率有很高的解释能力, 同时, 市场指数股票的定单流, 如S&P500指数股票的定单流, 对于整个市场收益率的影响比非指数股票更重要。Bailey等 (2009) 实证检验了上海股票市场收益率与定单不平衡的关系, 以及个人、机构和产权投资者定单不平衡的共性, 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 (产权投资者) 定单不平衡对收益率影响更大, 个人投资者的定单不平衡共性更强。国内学者也对股票市场定单流的信息含量进行了一些有益探讨。靳飞等 (2009) 在研究股票市场风险传染和投资转移时发现, 市场定单流上升、流动性变好时, 由于共同因素的影响, 高市值股票和低市值股票收益率同时大涨的概率显著增加。罗明华等 (2011) 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上市值不同的股票之间定单流、流动性和收益率的相互影响关系发现低市值股票定单流上升时, 未来高市值股票收益率显著下降。
三、债券市场定单流信息含量
对于债券市场定单流的信息含量研究, Brandt和Kavajecz (2004) 通过研究定单流、流动性和收益率曲线的关系, 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向量自回归 (VAR) 方法检验了美国国债市场上价格发现效率。结果发现定单不平衡对收益率的变动解释能力达到了26%, 当流动性较低时, 定单流对收益率的影响效应非常强烈。Pasquariello和Vega (2007) 研究了美国2、5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对定单流和宏观信息的反应, 发现国债市场上具有很强的信息效应:未预期的定单流对国债收益率具有显著的影响, 在市场参与者的看法不一致程度高时, 定单流和收益率变化的同期相关性更大。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 谭地军和田益祥 (2009) 实证分析了我国国债和企业债定单流的信息含量及其与流动性的关系, 发现流动性越好的债券, 定单流的信息含量越高, 7年期和10年期的国债定单流对国债市场收益率和企业债市场收益率都有影响。
四、外汇市场定单流信息含量
来自外汇市场上的研究结果表明, 定单流也具有丰富的信息含量, 与收益率紧密相关。Evans和Lyons (2002) 发现定单流可以解释超过60%的汇率变化, 远超过利率等传统变量的解释能力。Evans和Lyons (2007) 建立了一个反映定单流与外汇收益率动态关系的模型, 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定单流刻画资金的流入流出, 对外汇收益率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 定单流包含着宏观经济变量、汇率收益率和投资组合再平衡等相关信息。Breedon和Vitale (2010) 提出了一个汇率决定的结构模型, 分解汇率影响的投资组合平衡效应和信息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定单流与收益率具有显著的同期相关性, 主要原因是投资组合平衡的影响。Rime等 (2010) 在提出如果定单流反映了宏观经济基本面, 那么定单流对汇率具有解释和预测能力的假设基础上, 使用USD/EUR、USD/GBP和USD/JPY数据, 检验了汇率预测、定单流和宏观经济信息的关系, 发现定单流与货币对、预期的宏观经济基本面紧密相关, 定单流是汇率变动的一个预测指标。国内学者丁晖和谢赤 (2008) 讨论了外汇市场定单流的理论模型, 认为定单流在市场中扮演着两个重要作用:清算市场和传递信息。王雅杰等 (2009) 使用美元/马克与美元/人民币的实际数据, 采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和最小二乘回归进行检验, 发现美元/人民币汇率波动与定单流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人民币定单流在信息传递和对汇率的影响都要小于马克定单流。
五、定单流的跨市场信息含量
以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个市场的定单流对收益率的影响, 即主要研究市场内的定单流信息含量。Subrahmanyam (2 0 0 7) , G o y e n k o和U k h o v (2 0 0 9) , U n d e r w o o d (2009) , Girardin等 (2010) 等研究了定单流的跨市场信息含量。定单流的跨市场信息含量是指一个市场的定单流能揭示与之相关市场的资金流动、投资者的跨市场投资组合再平衡行为, 对其它市场收益率的影响与预测作用。Subrahmanyam (2007) 首次研究了纽约股票市场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简称REIT) 的流动性和定单流溢出效应, 发现股票市场定单流和收益率对REIT定单流具有负向预测作用。Goyenko和Ukhov (2009) 的研究发现, 国债市场流动性显著影响股票市场收益率, 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债市场的传递作用 (Channel Effect) 使得宏观经济变量等影响股票和国债市场的共同因素将首先反应在国债市场上, 然后通过国债市场传递到股票市场。Underwood (2009) 对美国股票和国债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发现国债市场的定单流与股票市场的收益率负相关国债市场定单流的增加往往预示着股票市场收益率下降。Underwood (2009) 从定单流信息含量的角度分析了股票与国债市场存在显著的投资转移行为。Girardin等 (2010) 检验了中国股票、国债和企业债市场定单流的市场内和跨市场信息含量, 采用分笔交易数据, 发现在股票与债券市场、国债和企业债市场上, 定单流对收益率具有跨市场的负效应, 为跨市场投资组合再平衡提供了实证依据。
六、结束语
浅谈电视新闻画面的信息含量 篇4
一、为什么要重视电视新闻画面的信息含量
“图像崇拜”是错误的, 但忽视图像也是错误的。由于追求内容的大容量, 现在的单条电视新闻时间长度很短 (1分钟左右) , 在这一时间里, 口播语言可以传播一条“五W——H”俱全的新闻, 而电视新闻画面却出不了几个镜头, 形成不了完整的情节。只有提高电视新闻画面语言的信息含量, 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证实性功能。具体说来, 信息量饱满的电视新闻可以从三方面加强它的证实性功能:
1、信息量饱满的画面, 满足观众求真的心理需求, 使之产生心理认同。电视观众收看新闻节目,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新闻能够向他们提供一定时空环境的客观现实的真实。这种可视、可见、可触的人或物是客观现实的真实。信息含量丰富的镜头画面能够证实声音语言所述事实是千真万确的, 满足观众“百闻不如一见”的心理需求。
试比较一下2001年3月20日三家电视台的早间新闻节目的画面:
从表中可以看出, 中央电视台早间新闻有现场画面的新闻条数占绝大多数, 但有些新闻现场信息量饱满的画面太少, 观众还是难以产生心理认同。如“黄河大坝遭风浪袭击”这条新闻, 有信息量的仅是大冰块的画面, 其余都是资料性画面。而且大冰块的画面重复了好几次, 又没有指明哪个河段, 电视新闻画面的证实功能没有得到完全发挥。而翡翠台的新闻基本没有重复的画面, 现场感强, 信息量饱满, 充分发挥了画面证实的作用。
2、信息量丰富的画面, 满足了观众期待参与和追求完整的心理。现场感强的画面能让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而电子动画、图表和屏幕文字的运用可以充分展示人类思维的多维化、立体化特色, 给观众鲜明活泼的形象空间, 让观众可以对新闻事件有一个完整的把握。从2001年3月20日的节目可以看出, 央视、翡翠台和本港台都很重视电子动画和图表的运用。尤其是翡翠台, 新闻中有近一半运用了这一画面语言。如“失业率回升”这一条新闻, 因为比较抽象, 难以用太多的现场画面来表达, 除了采访失业工人外, 翡翠台便用了电子动画和表格, 对1999年、2000年和2001年的失业率进行比较, 形象、直观地表达和丰富了新闻主题。
3、信息含量丰富的画面能推动电视新闻价值充分实现。电视的优势在于能够同时调动观众的听觉和视觉感受, 如果电视只是报摘式的新闻, 画面信息量空泛, 那就混同于报纸和广播了, 电视新闻的价值不能得到充分实现。只有把握电视媒介视听兼备的符号特点, 强化画面的信息功能, 将镜头、资料、电子动画、图表等画面语言和播音语言、同期声、音响、字幕等声音语言和谐、有机地结合起来, 才能充分体现电视新闻“视、听、读”一体的优势, 推动电视新闻价值充分实现。
二、当前新闻存在画面信息量不足的问题
2001年3月20日早晨7:00湖南电视台的电视新闻头条、二条和三条分别是传达两会精神、钱树根上将来湘考察、庆祝民盟六十华诞, 第一条和第三条新闻都是摄像机先在主席台上按职务高低扫一遍领导人, 再在观众席上扫一遍, 第三条则是一大群人围着领导人走走看看, 这些镜头用在哪条会议新闻或领导人活动的新闻都可以, 没有任何鲜明特点。这样画面信息空泛的新闻只能让观众感到厌烦。
湖南电视台这种情况并非少数, 当前, 很大一部分电视新闻都存在着画面信息不足的问题。具体来说大致有以下几种:
1、新闻只有“万金油”式的画面, 画面成了声音的陪衬。有些电视新闻不重视画面的作用, 配好音后胡乱插上几个画面。比如说某电视台唱“四季歌”, 去年拍的反映农业丰收的镜头, 今年又拿出来用, 既没地域性, 又没时效性, 这种不具任何属性的镜头在电视新闻中用多了, 不但会使节目缺少个性和感召力, 而且还会损害新闻的真实感。如2001年3月20日央视的《东方时空》的“我国农村中小学将推行‘一项制’收费”, 画面是学生上课、做广播体操, 这样的画面用在任何有关中小学教育的新闻都可以, 信息含量非常小。
2、填空式画面, 画面跟着声音填。如前面所述中央电视台的“黄河大坝遭风浪袭击”这条新闻, 有信息量的画面不够, 便用了不少资料性画面, 但还不够文字稿的长度, 又把大冰块的画面重复了好几次。
3、缺少带同期声的“活”画面, 所谓“活”画面, 就是声画同步和运动画面。声画同步是电视新闻的优势所在, 它让画中人物自己的声音和动作直接感染观众, 其真实性、可观性和说服力能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现在, 很多电视新闻画面是静态的, 可以用新闻人物自己的同期声都偏偏要用播音语言表达, 可以用新闻人物现场动作表达的也要用播音语言表达, 观众听到的是播音员滔滔不绝的播音, 看到的则是固定不变的新闻人物当“哑巴”的画面, 这样无疑减少了画面的信息含量, 损害了电视新闻画面的感染力。这方面我国大陆的电视台与港台电视台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像领导人出访或其他活动的电视新闻, 港台电视台比较注重使用带同期声的“活”画面, 较好地体现了领导人的风采。
三、如何提高电视新闻画面的信息含量
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视新闻比以往更加重视画面的信息含量, 并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提高画面的信息含量。
(一) 前期采访, 精心捕捉信息量饱满的镜头
捕捉信息量饱满的镜头需要记者的发现。新闻现场有很多纷繁杂乱的东西, 如何抓住捕捉到信息量饱满的镜头?
1、尽可能多地拍摄现场新闻。
加大对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现场直播, 把最真实、最直观的信息迅速传递给观众。直播时, 画面和声音来源于同一个体而且同时进行, 镜头语言由于溶进现场声, 和受众每天经历的“现实生活的语言”极为相似, 使受众产生一种事实发生在身边的感觉。像“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三峡截流”、“朱熔基答记者问”等重大事件, 中央电视台就采取了现场直播的方式,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抓住细节。
“画面细节是在电视新闻声画同步叙述的过程中, 所插入的一些能引起人们深刻思考、感悟的画面。其运用目的是以制造一波三澜的叙述效果, 增强叙述过程的艺术感染力, 激发观众情感, 使他们在观看之后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和获取饱满的信息。”如1994年台视《华视新闻》曾播出“国民党和民进党磋商参选名额”的会议新闻, 记者抓住双方代表相互指责的多种手势等细节特写, 极大地增加了新闻画面的信息含量。
3、恰当运用长镜头。
长镜头是增强生活真实感的重要手段。摄像机的镜头, 好比观众的眼睛。长镜头的运用, 能使人亲眼目睹生活的真实状况, 最符合人的视角习惯, 使新闻事件时空处于一种流畅状态。
(二) 后期编辑, 巧妙提升画面的信息量
有时候, 同一新闻事件类似的镜头, 可经过编辑处理之后, 新闻时间长短也差不多, 人们还是感觉效果不一样, 有些新闻画面给受众信息量饱满的感觉, 有些给受众信息量空泛的感觉, 这就看出编辑的水平了。编辑在处理画面时可从以下几方面提升画面的信息含量:
1、尽量不用无信息的“空镜头”。
那些在任何地方、任何相似内容的片子都能用的镜头就是没有信息的空镜头。尤其是会议新闻, 更应避免这种空镜头。
2、尽量保留信息量较多的长镜头。
在电视新闻采访中, 想在较短时间里拍到反映事件发展过程的长镜头很不容易, 而这种长镜头往往能表现时空的整体性, 不仅真实, 而且信息量大。
3、多用带同期声的“活”画面。
同期声包括现场人物语言和现场音响, 同期声的运用使画面更有现场感、真实感, 更能体现人物的性格和事物的真实面貌。这方面, 港台的电视新闻节目做得较好。
善于运用电子动画、图表和字幕。有些新闻事件事件发生的地点和位置不容易讲清楚, 或者一些枯燥的数字容易使观众厌烦, 如果我们充分利用电视可视性特点, 将一些难以用声音语言表达的内容以电子动画、图表和字幕的形式来表现, 可以增加画面的信息含量。在2001年3月20日香港翡翠台的早间电视新闻节目中, 一半新闻运用了这一形式。中央电视台目前也比较重视电子动画和图表的运用。像央视“中美海底海底光缆即将修复”这条新闻因为运用了电子动画的, 使观众清楚地获知了海底光缆的具体位置, 画面的信息含量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1]黄匡宇著:《电视新闻语言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第340页。
信息含量 篇5
在现代企业中, 现代企业的主要特点在于通过产权权能的社会分工, 实现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优化组合, 这是现代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要素。会计数据信息功能的扩大, 其本质也正在于为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合理配置提供基本的信息保障。没有会计数据信息结构的重新调整, 现代企业制度的剩余分配也将面临扭曲的风险。因此, 本文就现代企业中的会计数据信息问题做出讨论, 以对现代企业起到借鉴作用。
一、现代企业赋予会计数据信息的功能
随着企业制度的创新与完善, 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投资者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体制, 从而由投资者自身承担保值增值的资产责任。因此, 会计的数据信息化职能的扩大, 就成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会计数据信息主要功能表现为:一是为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提供财务信息, 以便企业管理者及时做出经营决策, 提出改进措施, 以提高经济效益。二是市场体系的发育, 必然包括要素市场的形成。因此, 企业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向社会筹集资金, 这就需要会计数据对社会投资群体“决策有用”, 向社会各界提供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并客观反映企业财务变动趋势。三是市场的正常运作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 因而会计数据所包含的信息量, 还必需满足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需要。
此外, 会计数据信息的含量存在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大体上来自以下方面:一是会计数据集的大小。会计数据集的容量不同, 标志着会计活动对生产经营过程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加工的程度存在差异。较大容量的会计数据集, 是对已发生的生产经营过程较为全面的反映。因而, 其信息含量是较大的。二是会计数据的披露, 包括披露的程度及披露的方式。会计数据集的披露程度直接决定着会计信息传递的规模;而会计数据集的传递方式, 关系到会计数据的传递方向, 并影响着会计数据对决策者的有效性。三是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理解程度。解读会计数据的能力是信息接受者信息接受量的决定性因素。但事实上, 人们对会计数据的解读能力, 同会计语言的通用性存在密切的关系。不同的会计制度和会计方法, 制约了人们对会计数据集的理解力。由此可见, 会计制度是决定会计数据集信息含量的基本条件之一。
因此, 提高会计数据信息含量的含义, 就是要提高对会计数据的使用能力。这一含义包含着两个具体要求:一是不断提高决策管理层人员的会计数据知识, 使他们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会计语言和会计表达式。二是推动更多的会计人员参与经营活动决策和管理活动, 直接推动会计数据在决策活动中的使用, 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二、现代企业中造成会计数据信息失真的原因
会计数据信息失真通常可界定为:企业的财务报告所披露的数据信息没能客观的反映真实的财务情况, 从而对使用者的决策产生误导的现象。现代企业中会计数据信息失真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 利益驱动
企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在利益驱动下就可能产生会计造假行为以达到预期目的。在我国企业只需能够获得上市资格, 就能够募集资金。差的企业可能摆脱经营困境, 好的企业也可能获得超额收益。在此利益驱动下, 企业就进行上市包装, 从而使得会计数据信息失真。另外, 一般企业为了获得投资、贷款或偷税、漏税甚至骗税等经济利益, 采取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来骗取投资者、债权人及国家税务部门的信任, 以达到目的。此外, 上市公司在利益的驱动下, 虚构和披露对自己有利的会计信息。它具有信息的相对优势, 并利用此优势转移风险, 而享有知悉权的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处于信息的相对劣势, 从而做出有违自己真实意愿的逆向选择。所以, 处于信息提供者地位的上市公司可以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 在利益的驱动下, 制造虚假会计数据信息, 虚构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同时以利益诱惑对其会计信息进行社会监督的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到造假行列。另外很多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 这就存在经营者是否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诚信问题, 也就有部分经营者为扩大自身利益, 通过粉饰当期财务报表数据, 优化当期财务状况, 以提高自身薪酬, 从而导致会计数据信息失真。
(二) 会计诚信缺失
会计诚信缺失属于道德范围, 是指会计诚信的主体在会计信息的生产、提供消费的过程中缺少和扭曲了诚实守信和相互信任的基本行为准则, 从而引起了会计信息失真。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 会计诚信缺失就是存在缺少会计诚信的外部环境, 在这种环境中, 会计行为主体由于各种原因不能诚实守信地履行社会赋予的受托责任, 提供客观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的相关利益主体没有诚实地履行个体责任, 诱导会计行为主体的会计行为和主观扭曲会计信息, 对会计行为主体表示不信任。
(三) 执法、监督力度不够
追求不正当的经济利益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源。只有当这种行为所获取的不正当利益被强制剥夺并对经济主体进行从重处罚后, 才会对其他经济主体起到警示作用, 并在较大范围内产生一定的遏制效应。惩处措施不到位也是产生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原因。实际工作中对检查出来的会计造假往往是“重经济处罚, 轻行政、法律处罚;重对单位处罚, 轻对个人处罚;重内部处理, 轻外部公开处理”, 削减了法律的效力。因为经济处罚是由造假公司的权益来承担, 即由投资者来为公司的造假行为承担责任, 从而转嫁上市公司及主要负责人应负的责任, 极少影响单位负责人自身的利益。同时, 我国证监会的监管处罚也存在这样一些突出问题:事后监管;证监会处罚的时效性太差;证监会的处罚对象存在一定偏差。对虚假财务报告进行操纵的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当局, 处罚应主要针对管理当局进行, 但现实中主要是对公司进行处罚。另外, 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处罚主要为罚款和要求撤换公司主要管理人员, 宣布其为资本市场禁入者, 但这些并未使它们受到实质性的惩罚。对于中介机构来说, 主要处罚为罚款、暂停执业、吊销资格, 甚至刑事处罚, 但由于现在还没有严格的民事赔偿制度, 这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中介机构冒险参与造假的积极性。
三、现代企业提高会计数据信息含量的主要对策
会计数据信息化既是一项技术工程, 更是一项社会工程。提高会计数据信息含量, 其根源在于社会经济活动对经济信息量的需求在不断上升。经济活动越是趋向于复杂化、大型化和快速化, 则对会计数据信息的需求量也越高。会计数据集的信息含量, 既同会计数据的收集、整理、加工有关, 也同会计数据的使用有关, 是由会计数据的传递者、传递过程及使用者共同决定的。从我国现代企业现状来看, 提高会计数据信息含量的主要对策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一) 从会计数据信息的形成来看, 防止“内部人控制”是一个基本条件
在委托-代理的治理结构中, “内部人控制”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一般认为, 内部人控制具有双重效应, 一方面, 由于内部人掌握较高的经营管理技术, 并拥有企业经营信息优势, 内部人控制对企业成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 由于代理人的行为动机与所有者投资动机存在错位和矛盾, 代理人则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 导致在会计信息收集、整理、加工和传递过程中的行为扭曲。在这种情况下, 会计信息的形成必须防止内部人控制的负面效应。这实际上是要求企业会计信息机构及其流程应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以保障会计信息形成具有中性特点。中性的会计信息形成机制, 能够有效地防止会计信息的扭曲, 并按照投资者、经营者及政府部门对会计数据的要求, 形成会计信息流。
(二) 严格会计核算, 以保障会计数据收集、整理和加工的规范性
会计数据是会计核算的产物, 要保证会计核算的科学性, “会计假设”的客观性是最基本的前提。因此, 会计数据的科学性, 是以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价等四项基本假定的客观性为基础的, 同时, 会计数据的有效性, 与会计核算方法的统一规范密不可分, 运用复式记账方法, 能够有效地扩大会计数据集的效用。会计规范化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 而且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 社会经济活动对会计数据的要求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因而会计规范的形成也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以新的会计规范替代旧的会计规范, 是保障会计数据客观性的重要条件之一。
(三) 提高会计数据集的质量, 是保障会计数据“决策有用”的必要条件
为了正确地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成果, 反映投入-产出的对比关系, 必须把某一会计期间的收入同其有关的成本费用相配比, 否则, 所形成的会计数据就不具有真实性, 难以实现“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原则。从根本上说, 会计数据质量的不断提高, 有利于企业完善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措施, 也有利于国家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控。而虚假或失真的会计数据, 包括滞后的会计数据, 对于投资者、经营者以及政府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从总体上来看,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客观上要求会计制度的改革, 既要便于厂商统一调度资金, 真实地反映投资动态, 同时, 也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 反映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会计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加工, 不仅要正确地反映经营成果, 为正确地评价企业未来财务状况提供客观的依据, 而且还必须合理地反映企业投资损益状况, 反映企业的技术进步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可能趋势。例如,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国有工业企业不设负债科目, 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负债科目包括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就成为企业财会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就需要建立资本金制度, 运用资本金保全原则。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企业各类会计报表是不规范的, 为此就需要按照国际惯例, 将企业的各类财务报告分解为会计报表和附注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其中, 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以及其他附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逐步在更深的层次上与国际经济循环流程相耦合, 就必须在会计政策、会计方法以及会计报表体系等方面, 向国际惯例靠拢, 以便为会计调和化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参考文献
[1]、Berle and Means.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M].NewYork:Macmillan, 1932.
[2]、葛家澍.未来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的模式:兼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相关性[J].南京经济学院学报, 1999 (1) .
[3]、葛家澍, 黄世忠.反映经济真实是会计的基本职能[J].会计研究, 1999 (12) .
[4]、葛家澍, 裘宗舜.会计信息丛书——会计热点问题 (第五辑) [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5]、顾晓安, 陶田.如何界定会计信息失真[J].财会通讯, 2001 (12) .
信息含量 篇6
关键词：公司治理,年报披露,信息含量,事件研究法,市场有效性
1 引言
关于信息披露的理论研究主要分为内生性信息披露理论和外生性信息披露理论两个分支。 内生性信息披露理论主要是将信息披露作为结果来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信息披露博弈过程和决策机制展开。外生性信息披露理论则主要是关注信息披露所带来的影响,本文的公司治理信息含量研究就属于该框架下。我国上市公司监管部门先后出台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等多项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政策。 其中关于规范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内容比较零散,没有专门的规定,更多的公司治理信息出口来自年报。 良好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能够使投资者比较清晰地了解公司是如何被管理的(Parum,2005)[1]。那么,公司治理到底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呢?是否能够影响随着年报披露的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
会计学上,公司治理将被视为公司基本面的一部分,进而与股票价格联系起来。关于公司基本面与股票价格的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信息观、计价观和契约观的经典理论。信息观主要是回答包括公司治理在内的信息是否影响股票价格,体现为信息含量的研究;而计价观主要是回答包括公司治理在内的信息如何影响股票价格,体现为公司治理价值相关性的研究。而本文的研究属于信息观范式。
关于信息含量的实证研究源于Ball和Brown(1968)关于会计盈余信息含量的研究[2]。之后,Beaver(1968)[3],Beaver、Clarke和Wright(1979)[4],Lev(1989)[5]先后就会计盈余信息含量进行了研究。经过1980年代的一些初步研究的经验证据的积累,研究者对会计盈余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已经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但同时也越来越感觉到会计盈余对股票价格(收益)的解释力仍然偏低,因此开始寻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从各个角度开始系统地进行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完善,包括模型的重构、变量与检验方法的优化等等,以期获得更为可靠合理的经验数据。Lo和Lys(2000)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公布盈余信息时,还同时释放了一些没有被识别的信息[6]。在国内,赵宇龙(1998)[7],陈晓、陈小悦和刘钊(1999)[8]等研究的结论均支持会计盈余有用论的观点;也有学者发现会计盈余存在“功能锁定”,赵宇龙和王志台(1999)研究发现市场对股票的定价仅仅锁定于名义会计收益[9]。
从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对于信息含量的研究主要是关注会计盈余信息。由于信息含量偏低,使得人们反思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随着会计盈余的披露同时还释放了一些其他的重要信息。国内外学者已开始关注非会计盈余信息的影响,但还没有对公司治理信息含量和公司治理对会计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考虑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质量在逐步得到重视和改善的背景下,特别是会计盈余信息含量偏低现象的存在,本文提出下面研究假设:
假设1:控制样本(公司治理好的样本)年报披露后,市场具有正向的反应;
假设2:研究样本(公司治理差的样本)年报披露后,市场具有负向的反应;
假设3: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的年报披露市场反应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2 研究设计
张亦春和周颖刚(2001)对中国股市弱式有效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由1993年以前的研究数据得出的结论是非有效市场,但此后的研究大多支持弱式有效,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的观点[10]。这样就为我们进行公司治理信息含量的检验奠定了市场效率的现实基础。
2.1 定义事件
事件研究法的一个首要步骤是确定事件和事件发生的日期,本文关注的事件就是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然后就事件对公司证券价格的影响,确定对其进行检验的时间区间。考虑到我国投资者对相关信息的“消化吸收”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因此选择了[-10,+10]这样的事件窗口。公司年报披露事件发生的当天交易日为0时刻。
2.2 样本选取
在确定了本文所感兴趣的事件后,需要制定一定的原则来确定对哪些公司进行事件研究。由于本文是在年报披露的基础上来研究公司治理的信息含量,因此,要进行更严格的样本选取过程,以防止由于样本选取所带来的潜在偏差,选样原则详见第3节。
2.3 模型选择
为了评价年报披露事件的影响,需要度量超额回报。超额回报是事件窗中的事后回报(实际回报)减去正常回报(预期回报)。计量正常回报的常用模型主要有三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几种方法的计算结果近似(朱晓婷和杨世忠,2006)[11]。其中市场和风险调整回报模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模型,被广泛使用,该模型为Rit=αi+βiRmt+εi,先用估计窗中的数据估计出相应的α和β值,然后用α和β的估计值去计算该股票的正常回报,本文选取该模型。
2.4 参数估计
一旦确定正常回报的模型被选定,必须要利用估计窗口的数据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通常情况下,估计窗口选为事件窗之前的时间区间。事件窗一般不包含在估计窗口中,以避免事件对估计参数的影响。在本文的年报披露的事件研究中,选择事件前[-210,-11]作为事件的估计窗口来计算正常回报。
2.5 计算超额回报
模型参数估计完毕后,就可以计算超额回报。为了检验事件是否对股价产生显著影响,需要设计检验方案,其中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如何确定零假设以及确定对样本公司的超额回报进行累计的方法。第i种股票在第t日的超额回报ARit,按以下公式计算:
这里, t所取的时间窗口为[-10,10]。为了研究样本在重大事件披露公告发布期间的超额回报,本研究定义了平均超额回报指标AAR(average abnormal return)为:
其中,N为样本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累计超额回报CAR(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应为平均累计超额回报ACAR(averag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即在时间窗口的每一日所有样本公司累计超额回报的平均值。但为方便起见,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仍采用CAR来表示平均累计超额回报,计算公式如下:
如果事件发生对股价无影响,那么由模型可知,AAR和CAR均服从均值为0的正态分布。这样可以通过事件日和时间窗口AAR和CAR是否为0检验确定事件的发生对股价是否产生影响。
2.6 结论及其解释
根据研究设计方案,进行有关的统计检验或计量检验,得出关于公司治理对股票价格影响情况的有关结论,并进行结论的解释。
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事件研究法原理的有关要求,在选取样本时,严格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第一,样本所选取的时间区间为2003～2005年度非金融保险类的上市公司。本文计算所用到的数据时间段是2002～2005年,2006～2008年市场波动性比较大,而在2002～2005年区间上证指数和深圳成指反应的市场走势比较平稳,减少了干扰,进而保证结论的稳健性。
第二,所选样本应为A股上市公司,不包含B股和H股上市公司。
第三,所选择的样本应为2000年或以前上市的公司,因为新上市公司收益比较特殊,其股票定价机制存在着较大的特殊性。
第四,样本的审计意见类型应一致,即均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第五,年报中应都没有披露上市公司股利分配预案,股利分配预案也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行为。
第六,所选样本应该具有相似的财务状况。为此本文利用23个财务指标的因子分析结果构建了针对1008家上市公司3年的综合绩效指数,以判断上市公司财务状况,选择1008家样本中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并将综合绩效排名较靠前的和较靠后的均删掉,最终保留中间的样本,各年度分别为200家。
第七,在控制上述有关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公司治理状况将样本平均分为控制样本(治理排名前100家)与研究样本(治理排名后100家),划分公司治理所采用的治理指数来自基于上述1008家上市公司32个公司治理指标因子分析的结果。
第八,剔除公司治理分组中的个股日回报率不全的样本,最终样本数分别为2003年198家上市公司样本,2004年195家上市公司样本,2005年174家上市公司。
本文研究所用到的数据来源如下:职工监事人数、董事长是否变更、总经理是否变更和是否受到公开谴责来自国泰安(GTA)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违规处理研究数据库,其余指标均来自色诺芬(CINOFIN)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和中国证券市场指数数据库。
4 两组样本公司治理和财务状况比较分析
4.1 研究样本与控制样本的公司治理比较
首先进行研究样本与控制样本的公司治理状况的比较研究。进行因子分析时所用到的公司治理指标有23个,其中22个公司治理指标是连续型指标,哑变量指标由10个哑变量求和计算而得到,这样能够满足因子分析对变量的连续性的要求。22个连续性指标包括股东大会会议次数、年度股东大会出席率、Z指数、CR-10指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Herfindahl-10指数、流通股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个数、董事会持股比例、前三名董事报酬总额、独立董事津贴、领取报酬的董事的比例、监事会规模、监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持股比例、领取报酬的监事比例、职工监事人数、高管人数、经理层持股比例、前三名经理层报酬总额,10个哑变量指标包括董事长是否持股,总经理是否持股、监事会主席是否持股、两职是否分离、是否设立专业委员会、是否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总经理是否变更、董事长是否变更、是否受到公开谴责、是否有关联交易。旋转分析以后公司治理因子含义非常明确,九个变量累计解释原来66.405%的信息。以九个公司治理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出的综合指数来反映公司治理的整体状况。
本文发现,控制样本公司治理总体水平以及分指数均高于研究样本,均值差较大,T检验结果表明,两组样本公司治理指数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
4.2 研究样本与控制样本的财务状况比较
两组样本的公司治理存在显著的差异,那么两组样本的财务状况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更加真实地反应两组样本的财务状况,利用23个常用反映公司不同财务状况方面的指标,包括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净资收益率、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率、净资增长率、总资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税后利润增长率、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速动比率、现金负债比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Tobin Q、市盈率、市净率和市销率,进行因子分析,然后计算出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综合绩效指数并进行T检验。
通过两组样本各年度综合绩效指数的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可以看出,2003年、2004年、2005年两组样本的检验结果不显著,样本的财务状况非常相近,见表2。
5 公司治理信息含量检验
5.1 2003年度实证结果
通过观察2003年CAR的走势,见图1和表3,可以判断出,控制样本在事件日前第7个交易日开始反应,表明有关的信息可能已经提前释放,信息提前被市场吸收,这说明公司治理状况良好的信息,会很快地通过市场广为传播, 促使投资者去消化这些信息, 并权衡利弊得失, 纷纷购买该类公司的股票, 引起股价上升, 投资者可获得超额回报,从这种反应中也可以看出我国股票市场中存咱着信息提前泄露与利用内幕信息交易,本文的假设1在2003年获得证实。然在事件日,CAR有一个微小的下挫,说明公司年报披露没有达到投资者的预期,但投资者对其整体看好, 所以第一个交易日后CAR又开始上扬, 投资者调整了自己的预期,这时投资者在窗口期内仍可能获得超额回报。而研究样本在事件发生之前, 作者发现CAR围绕0上下波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事件日之后,市场反应并不强烈,尽管到事件日后的第10个交易日CAR为-4.14%,t检验结果不显著,于是本文的假设2在2003年没有通过。另外,CAR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样本CAR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的假设3在2003年得到证实,说明公司治理具有信息含量。
5.2 2004年度实证结果
从图2可以看出,控制样本在事件日之前,表现出微弱的走低趋势,事件窗口内CAR基本上小于零,在事件日达到最低,事件日后CAR表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但各个交易日内的t检验结果均不显著,本文的假设1在2004年没有通过。而研究样本则在事件日的前10天就开始表现出持续走低的趋势,事件日之前,市场已经对信息提前在第6个交易日做出了显著的反应,而且这种反应一直持续到事件日后的第9个交易日,本文的假设2在2004年成立,结果详见表3。市场以股价下跌对“坏消息”预告较早做出了反应,说明存在信息事先泄漏现象,有此先知先觉者事先开始“出货”。研究样本的市场反应速度和力度都远高于控制样本。股价的下跌反应在事件日后仍有延续,表明市场需要时间来消化“坏消息”。坏信息给市场带来的是利空消息,引起股价的同向变动。这就说明公司治理信息的公布引起股价的变动,而且这种变动是正向关系,肯定了公司治理具有信息含量。与2003年结果类似,t检验结果表明两组样本的CAR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假设3在2004年是成立的。
5.3 2005年度实证结果
图3显示,控制样本在事件日的前9天开始,市场就已经有所反应,CAR持续走高,有些公司治理信息已经提前泄露,事件之后,CAR仍然持续走高。在事件日当天,非常显著,本文的假设1在2005年成立,见表3。对于研究样本来说,CAR在事件日之前,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事件日之后,CAR也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但总体来说时间窗口内CAR多数的交易日大于零。2005年度控制样本的市场反应速度和力度远远高于研究样本,这是与2004年度不同的。但与2003年状况有些类似,控制样本在事件日前10天股价已开始上扬,力度大于2003年。还有一点,2005年度,无论是研究样本还是控制样本,在事件窗口中的CAR基本上都大于零,尽管研究样本市场反应并不显著,本文的假设2在2005年不成立。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2005年整体业绩呈现出恢复性上涨,年报披露突破投资者的预期,使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在事件窗口内CAR同时为正是可能的。同样,t检验结果表明两组样本的CAR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假设3在2005年得到证实,即公司治理具有信息含量。
5.4 公司治理信息含量的不同年度比较研究
通过对2003年、2004年、2005年控制样本CAR走势图比较可以看出,2004年的市场反应并不显著,但2003年和2005年在事件日前6天便都出现了显著的市场反应,并且在2005年公司年报披露的信息含量得到明显提高,在事件日,CAR达到3.88%,2005年的更多反应体现在事件日之前,投资者比较积极,对公司治理较为关注,在年报披露之前就不断获取信息,因此存在提前释放效应,尽管在事件日之后信息含量无进一步提升,但CAR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平,基本无回落。
通过分析2003年、2004年、2005年研究样本CAR走势图可以发现,2004年投资者对于较差的公司治理非常关注,事件日之前就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趋势,与此相对应的,对于公司治理好的样本,市场反应并不显著,说明2004年投资者对于公司治理的缺陷较为关注。与此相反,2003年和2005年,对于较差的公司治理市场反应并不显著,而2003年和2005年对于较好的公司治理市场反应较为积极,说明2003年和2005年投资者更加关注公司治理的优势。
本文构建公司治理指数的因子分析结果发现,2004年上市公司治理整体状况高于2003年和2005年。在公司治理整体状况得到提高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能更加关注公司治理的缺陷或者劣势,而在公司治理整体状况较低的情况下,投资者往往会关注公司治理的优势,积极寻找公司治理好的公司作为投资对象,这样上述的研究结论也就不难解释了。于是,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1只有在公司治理整体状况较差的年份才成立,而研究假设2也只有在公司治理整体状况较好的年份才成立。
注: *表示0.0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6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不足
Ball和Brown在1968年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观察到股票价格随收益报告而调整,就说明反映在收益数字中的信息是有用的”。换句话说, 如果一条消息能够导致信息接受者所关心的随机变量可能分布的变化,那么这条消息就传递了信息。本文考察了公司治理信息对股票价格的影响,通过对财务状况相似,公司治理状况存在显著差异的两组样本的年报披露日前后某个特定的研究窗口中的平均或累计超额回报的差异是否显著异于零来判断公司治理是否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能够影响年报披露的市场反应,市场能够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公司治理信息,公司治理信息可以帮助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或者说公司治理向投资者传递了有用的信息,尽管市场反应的情况各年度情况又不完全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一直困扰学术界的会计盈余信息含量偏低之谜,因为我们忽略了会计盈余之外的重要信息,即公司治理因素。事件日后,投资者仍可获得超额回报,即利用公司治理信息可以获取超额回报,这和半强式有效市场理论不相符,从而再一次验证我国股市还没有达到半强式有效。
在公司治理中,建立和加强信息披露,提高上市公司对外报告的完整性和透明度,至为关键;要建立以财务报表为中心、其他财务与非财务信息披露为辅助的对外报告(葛家澎,2001)[12]。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改善上市治理披露状况,目前各家上市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治理信息基本上千篇一律,投资者从中判断上市公司治理状况比较难,应加强对有用治理信息的披露;第二,制定专门的《公司治理披露指引》,为了使上市公司披露规范的治理信息,已经有不少国家监管部门和相关组织制定了公司治理披露方面的指引,我国上市公司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指引或政策;第三,加强对投资者公司治理知识的宣传和培训,这样投资者能够发掘“千里马”,上市公司也会有更大的积极性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从而股票可以卖到更高的价格。
本文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例如,由于年报披露的信息较多,尽管我们已经控制了一些投资者比较关注的信息,但很难完全保证事件窗口的干净;没有利用交易量的变化来进一步验证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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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含量 篇7
会计是以提供会计信息为主的信息系统, 而收益指标是财务报表使用者特别是投资者最为关注的会计数据信息。1968年, Ball和Brown采用事件研究方法首次证明了证券价格对公告的盈余有反应, 证明了会计收益具有信息含量。自此之后, 关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研究方兴未艾, 信息观 (Informational perspective) 成为财务会计研究的主要领域。在信息观下, 会计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会计信息含量 (Information content) 或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投资者对证券进行定价的依据是这些证券的某种特性, 而信息的作用在于改变投资者关于这些特性的认识, 从而改变股票价格。并且, 实证结果表明, 收益信息是投资者最关注的会计信息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我国的学者也发现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背景下, 会计收益具有信息含量。全面收益是指企业在一段时期内由于交易、其他事项以及来自除向股东分配利润以外的所有事项所引起的所有者权益的变动, 它由传统意义下的净收益和其他全面收益项目组成 (SFAC No.3) 。全面收益全面反映了报告期内除了与业主交易之外的企业一切引起权益变动的交易和事项对企业产生的影响, 所以, 全面收益符合总括收益观, 降低了当期经营业绩被操作的可能性。同时, 全面收益的特点是除净收益之外, 还包括已确认的其他利得或损失 (其他全面收益) , 后者由于已产生, 尽管在当期未实现, 但很可能在下期或近期实现, 从而成为投资人预测企业未来现金净流量的一个可靠的基础。在这层意义上, 全面收益信息比原先的净收益数据对会计信息使用者预测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更为有用, 也即全面收益侧重于决策有用观。另外, 全面收益对其他收益项目强调已确认而非实现的思想更加接近经济收益的概念 (程春晖, 2000) 。基于全面收益相比净收益的诸多优势及合理之处, 20世纪90年代后, 西方各国准则制定机构纷纷制定准则要求呈报全面收益信息, 以弥补传统收益信息的不足, 扩大利润呈报的信息。1992年, 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 (ASB) 发布第3号财务报表准则 (FRS3) “报告财务业绩”, 率先要求英国企业增加一张新的“全部已确认利得与损失表”, 和传统损益表一起作为对外编报的基本财务报表。1997年FASB正式发布了第130号《报告企业全面收益》的准则公告, 鼓励企业按两种格式报告全面收益:增设“全面收益表”或将传统收益表和全面收益表合二为一, 称为“收益与全面收益表”, 同时也允许企业在业主权益变动表中单独反映“累计的其他全面收益”以报告全面收益及其组成。1997年, IASC在修订后的第1号国际会计准则《财务报表的表述》中, 也提出了以全面收益为中心的改革业绩报告的要求。在此之后, 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也纷纷颁布了类似的规定, 编制全面收益报告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在会计目标中强化了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要求, 在会计确认上确定了资产负债观的核心地位, 在会计计量方面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在会计报告中要求报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新会计准则的这些变化都体现了全面收益的思想。新会计准则实施后, 学者们主要针对新会计准则中体现全面收益观的上述内容进行了理论分析, 但这些以报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为主的变化是否能够带来增量信息, 并没有实证证据的支持。所以, 本文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假设, 并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验证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全面收益的报告是否比传统的净收益报告带来更多的信息含量, 从而为我国进一步改革财务报告模式提供理论和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
20世纪60年代以来, 关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研究大量涌现。Ball和Brown (1968) , Beaver (1968) 从信息观的角度出发, 分别采用事件研究法和关联研究对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我国学者也发现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背景下, 会计收益具有信息含量。赵宇龙 (1999) 采用Ball和Brown的方法对沪市样本研究后发现, 1996年度的盈余披露具有比较明显的信息含量和市场效应。同时, 1994年到1996年的分年度考察表明股市对会计信息的反应越来越敏感, 说明证券市场的发展处于不断理性的过程中。陈晓、陈小悦和刘钊 (1999) 通过检验交易量和意外盈余两种方法, 证实了在中国股市场上盈余数字具有很强的信息含量。这说明会计信息使用者尤其是股权投资者, 可以通过分析公司的盈余数据发现会计信息的实质。陈晓、陈淑燕 (2001) 证明了市场对包括盈余信息在内的整体年报信息的反应是显著的。陈炳辉、黄文峰 (2005) 发现股票价格与会计盈余之间具有非线性的、互动的、结构性的关系。作为经济学收益和会计收益协调的结果, 国外的学者对全面收益的能否提供增量信息以及是否具有决策有用性这一问题,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早在全面收益报告准则 (SFAS130, 1997) 颁布之前, Ohlson (1995) 、Feltham和Ohlson (1995) 、Stark (1997) 等人就对全面收益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以全面收益反映的干净盈余能更好地反映权益价值。SFAS130的颁布, 给企业、投资者、准则制定者和资本市场监管者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报表的不同地方或者重新编制一张报表来反映其他全面收益是否会对企业、投资者和市场产生影响, 即这种会计报表的重新组织是否会给市场带来增量信息, 这一问题引发了国外学者的激烈争论。作为报告全面收益这一准则的倡导者和支持者, AIMR认为报告全面收益可以清楚的分清全面收益的各组成部分, 为投资者提供增量信息, 从而使得投资者能够更加科学的对公司价值进行估计, 随后的研究也验证了他们的理论。Hirst和Hopkins (1998) 发现报告全面收益可以帮助分析师更好地识别盈余管理行为。Maines和Mc Daniel (2000) 采用实验研究方法证明了非专业的投资者在决策时是依赖全面收益的, 然而当全面收益分散列示于财务报表中时, 投资者不会将这些信息纳入投资者决策中, 从而证明了报告全面收益确实能为投资者带来增量信息。Dennis Chambers等人 (2006) 使用SFAS130实施后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他们发现在SFAS130颁布后, 其他全面收益作为暂时收益 (Beaver, 1998) 在投资者的定价决策的制定过程中是被考虑了的, 且投资者对于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示的其他全面收益比在收益表中列示的其他全面收益更加敏感。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报告全面收益确实具有信息含量, 能给非专业和专业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从而更好地评价公司的价值。然而, 也有很多学者对全面收益以及其他全面收益组成项目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产生了质疑。Zweig (1997) 认为全面收益会因为引入了多重收益计算方法而混淆信息使用者。Dhaliwal, Subamanyam和Trezevant (DST, 1999) 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全面收益并没有比净收益更好地反映以股票回报代表的公司经营业绩, 在用股票市价、未来现金流量以及未来净收益代表公司业绩后, 全面收益仍旧没有表现出比净收益更好的价值相关性。同时, 他们对于在全行业实行相同的全面收益报告准则和其他全面收益组成项目的有效性也提出了质疑。但正如Shinner (1998) 以及Dennis Chambers等 (2006) 所评价的那样, DST等人在理论及代理变量的选择上缺乏可信度, 同时由于DST使用的是全面收益报告准则 (SFAS130, 1997) 颁布前的数据, 所以实证结果的有效有效性有待考量。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国内对全面收益的研究大多为规范研究, 尤其在2007年新会计准则颁布实施后, 学者们纷纷就新会计准则中对全面收益的体现进行了分析, 其中, 尤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我国的“第四张报表”为主。其中, 第一和第二项着重了体现全面收益的思想。其中, 第二项内容中所涉及的“利得”和“损失”是《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最新引入的概念, 但并未将两者作为会计要素。同时, 为了更好的诠释全面收益, 新企业会计准则将“利得”和“损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另一部分是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正是这两个概念的引入和科学分类, 使得全面收益的报告成为可能。“净利润”反映了当期全部已确认及已实现的收入 (利得) 和费用 (损失) , 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项目及其总额”则使那些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已确认但未实现的绕过损益表而列示在资产负债表中的“业绩”得以反映。目前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全面收益, 实现了财务业绩报告与国际接轨的目标, 对于我国收益呈报模式的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周萍, 2008) 。综合以上的分析, 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 提出假设:
假设1: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示的“全面收益”的报告比利润表列示的“净利润”的报告具有更多的信息含量
(二) 模型与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中常用的市场指数调整法来计算累计非正常报酬率 (CAR) , 将其作为市场反应的替代变量, 分别以权益报酬率和全面收益率作为主要解释变量, 变量定义见 (表1) :建立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累计非正常报酬率 (CAR) 。本文采用市场指数调整法计算累计非正常报酬率 (CAR) , 以此测定全面收益与净收益的信息含量差异。CAR的计算方法如下:其中, Ri, t:i股票在第t日的个股回报率;Rt:i股票所对应的市场在第t日的市场平均报酬率;ARi, t:股票i在第t日的非正常报酬率;CARi:股票i在t日内的累计非正常报酬率。长时间窗口期的确定可以捕获到全部市场反应, 但也会伴随过多的影响因素。因此, 我们借鉴边泓、周晓苏 (2008) 的做法, 选定年报公布日前六天为事件窗口期, 即[-6, -1]天。
(2) 全面收益的衡量。按照FASB的第130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报告全面收益》, 全面收益的概念与原来的净收益相比, 它们既有一致性, 都是由收入、费用、利得、损失要素构成, 又有所不同。首先, 全面收益的范围比净收益要广的多, 净收益是全面收益的一个组成部分, 具体关系如下式所示:全面收益=净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中, 其他全面收益包括外币折算调整项目、可销售证券上的利得和损失、最低退休金负债调整以及金融衍生工具避险等项目。其次, 如果从一个期间的全面收益与净收益关系来看, 全面收益与净收益之间又存在如下区别:一方面, 有些项目可以计入全面收益, 但不能计入净收益, 如上述其他全面收益项目;另一方面, 上述项目在前期已经被确认为其他全面收益的, 为避免重复记录, 在实现时可以计入净收益, 但却不能计入全面收益, 因此, 必须做出相应的剔除, 也就是进行“重分类调整”。由此可见, FASB在SFAS130中定义的全面收益与净收益实为两种不同的业绩计量指标:净收益旨在计量某一报告期内已实现的全部净资产变动, 而全面收益旨在计量某一报告期内已确认的全部净资产变动, 其中包括已实现的和未实现的。相比美国来讲, 我国虽未在基本准则中提出“全面收益”的概念, 但在新《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中通过所有者权益 (股东权益) 变动表体现了全面收益的理念。全面收益可以解释为不包括业主投资和分派业主款的净资产期末比期初的增长额, 用公式表示为“全面收益=期末净资产-期初净资产-本期所有者新增投资+本期所有者分配”, 即全面应包括已计入净资产的净利润和利得 (或损失) 。在所有者权益 (股东权益) 变动表中, 第三项 (即第一项“净利润”与第二项“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项目及其总额”这两项之和) 是净资产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包括本年净利润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其体现的就是企业的全面收益。值得注意的是, 考虑到不同规模公司可比性的问题, 在模型中将净收益、全面收益分别除以2007会计年度期末的股东权益, 以此作为最终解释变量。
(3) 控制变量。本文认为, 一个孤立的会计数据是无法服务于决策过程的, 好和坏的界定必须存在一个参照标准, 因此单纯地区分盈利和亏损并不能反映投资者的实际决策过程。在新报表发布之前, 投资者作出任何投资决策都是依据旧的财务报告的信息, 这时股票的价格包含了旧报告的信息。当新的报表信息被获知之后, 投资者需要根据新报表信息的内容做出对股票价格的调整, 这时的市场反应是对新旧数据的差异和该股票财务指标相对于同期其它股票对应数据的相对状况所变化做出的综合性调整, 所以这时候投资者关注的是相对于同期其它股票对应数据的高低, 而并非指标的绝对数。因此, 本文引入了一个虚拟变量, C_ROEi (C_ALLREVi) , 即第i家上市公司年报中的ROE (ALLREV) , 与在其之前公布年报的所有公司的平均ROE (ALLREV) 相比, 若前者大于后者则取1, 否则取0。除此之外, 根据朱晓婷和杨世忠 (2006) 等学者的研究, 我们还控制了流通比例、资产负债率等因素。变量的定义和解释详见 (表1) 。
(三) 研究样本
为了排除不同制度差异的影响, 本文仅研究我国沪市的A股市场,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CCER数据库。在选取样本时, 本文做了以下处理:考虑到金融企业以及ST公司的特殊性, 剔除金融行业及ST公司样本;在CAR计算过程中, 为了保持数字时间连续性, 我们剔除了年报公布日前[-6, -1]天股价数据不全的公司;此外, 由于4月30日是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晚发报日, 因此本文认为当天及以后发布报表的上市公司, 可能会存在前人研究中提到的严重亏损或非标审计意见等情况, 故而为了保持可比性, 我们在研究中也剔除了4月30日以后发布报表的上市公司样本;最后, 将异常值 (资产负债率大于2的公司) 、有缺失数据的公司均予以剔除。这样我们一共得到了627家的样本容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全样本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根据上述方法得到对样本公司进行实证研究的具体数据, 其描述性统计如 (表2) 所示。我们对本文的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 分析显示, CAR与ROE、CAR与ALLREV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且各因变量之间没有严重的共线性。根据上述模型1和模型2, 运用统计软件SPSS 13.0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得到如下的结果:
模型1的回归方程:CAR=0.047-0.0197×C_ROE-0.0297×LEV-0.037×LIQUID+0.121×ROE
模型2的回归方程:CAR=0.038-0.038×LIQUID+0.066×ALLREV-0.003×C_ALLREV-0.024×LEV
注:“*”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
根据F检验, 可以看出两个模型均是显著的, 但模型1的效果略比模型2要好 (拟合优度R2) 。对于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 发现ROE的系数 (0.121) 将近为ALLREV系数 (0.066) 的两倍, 即净收益的变动带来的累计异常收益变化是全面收益变动带来累计异常收益变化的的两倍, 换句话说, 在投资者看来, 净收益更具信息含量。这与本文第二部分的假设是相悖的, 那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投资者对净收益的反应大于全面收益的, 考虑到我国大量存在的散户 (普通投资者) 出于信息劣势, 其信息解读和价值评估能力都显著弱于机构投资者, 因而缺乏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专业化研究和分析, 他们对全面收益的关注必定弱于传统的净收益指标, 所以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些散户的存在使得我们的结果与假设相悖。为了更好的证明假设, 接下来我们将上述627家样本公司按其是否拥有机构投资者分为两组, 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以排除非机构投资者的影响。
(二) 机构投资者分析
(表4) 显示了对全样本按机构投资者和非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组后的回归结果。在非机构投资者组中, 解释变量ROE的系数为0.328且是显著的 (P值为0.007) , 而全面收益率ALLREV的系数不显著 (P值为0.007) , 这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分析:即非机构投资者由于受自身专业知识的缺乏和信息获取途径的制约, 对全面收益的关注确实低于传统的净收益。在机构投资者组中, 解释变量ROE和ALLREV都是显著的 (P值分别为0.017和0.021) , 但ROE的回归系数 (0.092) 仍旧大于ALLREV (0.061) , 这表明虽然机构投资者对全面收益的关注程度确实高于非机构投资者, 但其对传统净收益指标的关注程度仍旧高于全面收益。
五、结论
基于我国沪市A股市场2007年的数据, 本文以累计非正常报酬率作为信息含量的替代变量, 对全面收益和净利润的信息含量进行了分析。实证结论显示:净收益和全面收益均与累计非正常报酬率显著相关, 且净收益的影响程度高于全面收益, 这说明净收益的信息含量高于全面收益。同时, 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中大量散户的存在, 其由于受自身条件的限制, 可能对全面收益的关注度低于净收益, 因而对我们的结果产生影响, 所以我们对机构投资者和非机构投资者进行了分组分析。分组结果显示:在非机构投资者组中全面收益的回归系数是不显著的, 而在机构投资者组中, 全面收益的系数显著, 但仍旧低于传统的净收益指标, 这表明机构投资者虽然较非机构投资者在投资者决策中更重视全面收益, 但仍不及净收益。对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 本文认为有以下方面:第一, 新会计准则在我国实施的时间尚短, 广大投资者对新会计准则倡导的全面收益关注程度不够, 因而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还是更多的考虑了传统的收益指标。第二, 早在新准则颁布之初, 我国学者就围绕“第四张报表”进行了分析, 认为这种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提供全面收益信息的形式存在缺陷:在基本准则中只是增加了利得和损失的概念而未明确提出“全面收益”这一概念, 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只给出了“第三项 (即第一项“净利润”与第二项“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项目及其总额”这两项之和) ”也没有要求“全面收益总计”, 这不利于全面收益会计的推广;新准则中将利得和损失分为两部分, 其中“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作为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通过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反映, 并不能反映利得和损失的经济实质 (周萍, 2007) 。
根据以上对实证结果的分析,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调整优化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格式, 如将上述“第三项”明确改为“全面收益合计”项目, 来强化新准则中全面收益的理念, 以提高全面收益的信息含量。相信随着新准则的逐步实施和完善, 全面收益将在我国会计体系和证券市场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本文的不足在于:本文的样本来自2007年的年报数据, 在其公告的2008年我国证券市场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较大, 投资者的决策依据和方式都可能发生重大改变, 因而本文的回归结果也可能受其影响。但本文基于年报的披露行为, 结合对中国新准则的颁布和实施效果的分析, 对于我国相关制度的制定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摘要：本文以我国沪市A股市场2007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新会计准则倡导的全面收益与传统的净收益带来的信息含量的差异。结果表明, 净收益和全面收益均与累计非正常报酬率显著相关, 且净收益的影响程度高于全面收益。在考虑了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后, 结果仍未改变, 从而表明相比全面收益而言, 投资者更为关注传统的净收益信息, 会计准则中的全面收益概念有待强化。
信息含量 篇8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不对称,信息含量
一、引言
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不能仅仅追求利润,还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不仅事关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形象。
在中国,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素质的提高,社会公众的责任意识普遍增强;另一方面,矿难事故、假冒劣质产品、农民工讨薪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频繁发生严重与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悖。从2008年开始,上海证券交易所强制要求三类上市公司必须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并鼓励其他公司进行披露。
大量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数据表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能否得出同样的结论,相关研究却结论不一。基于此,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具体阐述。
二、推动中国CSR发展的各方力量及举措
虽然,CSR在中国起步较晚,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推进,社会各界越来越认识到CSR的重要性。近年来,多方力量都在采取措施积极推进中国CSR的发展,这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以下简称“环保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SRI)以及社会责任组织和论坛等。
(一)公司法
2006 年新《公司法》首次明确使用了社会责任的概念,其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新《公司法》尤其突出了对员工权益的保护,规定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其他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另外,公司法还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中应有职工代表参加,且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1/3,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二)国资委
2008年1月4日,国资委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从法律意义上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态度。目前,大概有110 家中央企业,这些央企大多是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很大比例。指导意见包括四部分:充分认识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措施。指导意见基本上涵盖了国际CSR标准的要求。
(三)环保部
企业社会和环境信息披露是CSR实施的主要部分,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社会和环境信息。紧跟这一趋势,我国政府也发起了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倡议。2007 年2 月8 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7年第一次局务会议通过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并于2008 年5月1 日起施行。《办法》要求环保机构和重污染企业向公众披露某些环境信息,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指出《办法》的实施具有三方面的主要意义:首先,环境信息披露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其次,环境信息披露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必要工具;最后,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深化行政改革和建设服务型政府。《办法》将CSR直接与我国国家政策和发展方向联系在一起,突出了CSR的重要性。
(四)证交所
2006 年9 月25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基于《公司法》和《证券法》取得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目标发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截至2007年4月30日,已有20家深交所上市企业披露了2006 年度CSR报告,其中有10 家明确指出以《指引》作为参考。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2008 年底发布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以及金融类公司这三类沪市公司必须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根据上交所公布的信息,2008年有29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CSR报告,其中258 家为应规披露,32 家为自愿披露。
(五)企业社会责任投资
近年来,CSR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正相关关系逐渐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肯定。投资分析师在进行决策时也开始考虑社会和环境因素,他们所使用的分析对象通常被称为“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SRI)。
目前,SRI也已出现在中国。2006年,中国银行成立了中国首个SRI基金——可持续发展权益基金。2008年,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和天津泰达公司推出了中国首个SRI指数——巨潮泰达环保指数。2009年8月,上交所也推出了上证社会责任指数。同时,中国政府开始使用融资渠道去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2007年7月,中国政府发起绿色信贷(green credit)政策。环保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文,要求中国银行业在信贷政策中要加入企业环境绩效因素,其目的在于加重企业违反环保法的成本和改善企业环境绩效。除了绿色信贷外,2008年2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推出“绿色证券”(green securi⁃ties)。同时,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即“绿色证券指导意见”:未来公司申请首发上市或再融资时,环保核查将变成强制性要求。2007年下半年,环保部共完成37家申请IPO的公司的环境绩效审查,有10 家未通过,其中包括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中国第二大煤炭生产商)。这些公司未通过IPO的原因包括:未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估、未淘汰落后设备、未安装法律规定的环保设施、排放量超标等。
(六)社会责任组织、论坛和奖项
除了上述来自于法律和政府的推动外,一些旨在推动中国CSR发展的组织、论坛和奖项也纷纷出现,其中包括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网(www.chinacsr.com)、商道纵横(Syn Tao)、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指南(China CSR Map)。同时,多家中国主流平面媒体,如中国经济周刊、中国WTO经济导刊、南方周末等都经常刊登有关CSR的专题以及举行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和奖项。最有名的全国性CSR奖项之一是2006 年由清华大学、环境杂志和CCTV联合举办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100强排行榜”评选。
注:以上数据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润灵环球责任评级
由表1 可以看出,公布CSR报告的企业在逐年增加,说明上述各方力量的举措已初见成效。同时,自愿披露CSR报告的企业数量也在逐年递增,更可以说明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在逐渐增强。
三、中国的CSR报告只是企业的“门面”吗?
中国的CSR报告能否对信息不对称产生影响主要取决于CSR报告是否仅是企业的一种“门面”或者说仅是企业用来应付政府和相关各方的一种手段。更有甚者,部分企业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掩盖盈余操纵或者违规事实的工具。
(一)认为中国的CSR报告仅是企业的“门面”功夫的学者主要持以下观点
1.中国普遍被认为是法律制度和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的国家,资本市场具有普遍的盈余操纵和高回报共存的特征(Morck et al.,2000)。财务信息披露的价值和强制报告监管的益处在中国都受到限制。例如,在全球普遍存在的盈余宣告溢价(earn⁃ings announcement premia)现象在中国却不存在(Barber et al,2012);He et al. (2012) 指出,在中国即使强制采用高质量的会计政策,比如IFRS也不能增加盈余的有用性。
2.中国的CSR报告大多未经过审计,质量不高
(二)认为中国的CSR报告含有信息含量的学者主要持以下意见
1.增加信息披露可以减少不知情投资者的信息劣势(Baiman ,Verrecchia,1996)。如果CSR报告不公开的话,一些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等)由于较低的信息获得成本会对企业的CSR信息更清楚,在市场上会产生较高的信息不对称,强制披露CSR报告则会解决这一问题(Mingyi Hung,Jing Shi,Yongxiang Wang,2013)。另外,Seong Y. Cho et. Al(2012)则指出,不管是正面的社会责任信息,还是负面的社会责任信息,都会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负面信息的降低效应更明显。
2.在中国,由于严重的污染和员工安全问题,良好的CSR绩效表现是企业获得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支持的有力工具,相关企业不得不重视(Fisman and Wang,2012)。2010 年紫金矿业泄露事件不仅使得企业股票价格大跌还使得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恶化,扩张计划不得不搁置。
3.传统的中国家族企业的慈善行为、传统的共产主义观念下国有企业的社会经济功能以及新崛起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为CSR提供了适宜的土壤(Li-Wen Lin,2010)。
4.在中国虽然没有专门的CSR立法,但是《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多项法律都从不同层面规定了有关CSR的内容,尤其是《环境保护法》对企业提出了履行环保责任的硬性规定。
5.虽然中国的CSR报告大多未经过独立的审计,但是却受到了广大利益相关者、政府环保等部门以及广大媒体的监督和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第三方的独立审计(Mingyi Hung,Jing Shi,Yongxiang Wang,2013)。
6.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和谐思想占据重要地位,儒家学派就对商人的自利行为深恶痛绝。当下,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郭洪涛,2011)。
综上可知,虽然中国的CSR报告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无论是从经济、政治、法律还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舆论监督等方面来看都有适合中国企业履行或必须履行社会责任的土壤。因此,中国的CSR报告不应仅被看做是企业的一种“门面”。
四、CSR报告影响信息不对称的可能途径
除了上面的理论分析外,大量学者还对CSR信息与信息不对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普遍得出CSR信息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结论,这其中就包括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CSR信息影响信息不对称的可能途径主要如下:
(一)改善企业的披露政策
增加CSR信息披露能够改善企业的信息披露政策,增加投资者的信息量。Michael Welker(1995)指出良好的披露政策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并因此增加股票的流动性。Healy等(1999)发现,披露评级的增加伴随着股票报酬率提高、机构投资者增加以及股票流动性增加,从而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使用中国数据,张程睿和王华(2005)也发现信息披露和信息不对称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改善分析师的预测
分析师作为具有专业特长的资本市场中间人,可以对公司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分析师的预测会影响投资者的预期(Francis and Soffer ,1997),并经常被作为市场信心的替代变量。部分学者就使用分析师的预测误差作为信息不对称的衡量指标。公司披露CSR报告能够增加分析师跟从数量(Dhali⁃wal et al,2011),降低分析师的预测误差(Dan S.Dhaliwal et.al,2012;杨明秋,2012)。总体而言,CSR报告能够增加分析师的跟从,提高预测的精确度,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
(三)改善盈余质量
盈余质量与信息不对称存在负相关关系(Lam⁃bert,2012)。而发布CSR报告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和对真实活动进行操控的可能性更小(Kim et al.,2012)。利用中国数据,钟向东、樊行健(2011)和邓学衷等(2011)均得出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抑制盈余管理。
(四)增加信息透明度
CSR信息披露作为企业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与财务信息披露类似的角色,有助于增加公司的透明度(Verrecchia,2001),而透明度的提高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Lambert et al.,2007)。在中国,张程睿、王华(2007)利用A股市场的数据得出公司信息透明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负向关系。
(五)帮助投资者更好地评估企业风险
随着法制法规的健全和社会公众责任意识的增强,当具有高政治或者社会风险的公司卷入社会和环境丑闻时,更有可能受到严重处罚,严重损害公司的经营(Chen et al.,2011)。发布CSR报告有助于证明企业行为的合法性(Van Staden,Hooks,2007),能帮助投资者更好地评估企业面对的风险,降低信息不对称。Mingyi Hung et.al(2013)使用中国的CSR数据证明了上述观点。
五、结论
本文围绕有关中国CSR报告的信息含量的争论进行了理论分析。笔者认为,虽然中国的CSR报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的确具有一定差距,但中国的CSR报告还是具有信息含量的。另外,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推动中国CSR发展的力量、中国的CSR报告可能影响信息不对称的途径,以及前人的大量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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