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郊诗歌(精选4篇)
孟郊诗歌 篇1
作为精神文化传播主渠道的文学在中国已有悠悠数千载的历史, 而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 却只有短短二十余年的历程。基于这一反差, 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 采取文本研究方法, 为实现中国古典文学与年轻的传播学在二十一世纪的牵手而积极尝试, 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经典文学在传播的过程中保持着鲜明的个人特色, 正如马克思所说:“风格就是人”, 创作主体的精神个性不同, 其文学风格也就不同。孟郊诗歌清寒凄苦的审美意境和瘦硬峻峭的诗风, 正是其文学作品得以广泛传播的主因。而精神个性又是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相互融合的产物, 包含着多种复杂的因素, 因此, 只有通过对孟郊的人格理想、审美情趣、心理素质、艺术修养及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的探讨分析, 才能从整体上把握这一经典文学个案的人文精神, 进而探求其中所蕴涵的与文学发展、文学传播有关的规律性现象和理论, 以期对目前及今后我国的文学活动有所启示。
一
孟郊一生受儒学思想影响很深, 虽然“垂老抱佛脚, 教妻读黄经” (《读经》) , 但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地占据着他的精神世界, 因此, 孟郊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完全是建立在儒家的思想基础上的。
首先, 孟郊具有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他在《上常州卢使君书》中说:“道德仁义, 天地之常也, 将有人主张之乎, 将无人主张乎, 曰, 贤人君子有其位言之, 可以周天下而行也。无其位, 则周身言之可也。”这正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的表白。
其次, 孟郊具有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他的道德观念和人格理想是建立在以儒家的“义”为基本核心的基础之上的。因此, 孟郊十分重视道德情操的完善。孔子在《荀子·法行》一文中提出君子所具有的品德应包括仁、知、义、勇、诚等, 孟郊则终身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 以青松自娱自勉, 以坚而不屈、折而不挠、仁慈廉洁的标准要求自己。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孟郊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是完全建立在儒家的思想基础上的。与此不同, 孟郊的审美情趣对儒家的传统美学思想则是在继承之外又有所背逆, 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特征。
第一, 孟郊继承了儒家“比德”的审美观, “比德”是指审美主体能够从自然物象中意识到人的某些品德美。孟郊在其诗作中常以松、荷、竹、玉、琼、霞、鹤等自然物象比喻高洁, 以刀、刃、剑、石等物像比喻坚贞、刚强, 以冰、霜、雪等物象比喻清寒、洁净。
第二, 孟郊对儒家“抒情言志、以理节情”的审美观有所继承又有所背逆。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认为诗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既能使人感发志意, 陶冶性情, 又能提高人们观察、辨别事物的能力, 还能疏导抑郁的思想感情。但孔子同时也提出了《诗》可“抒情言志”, 表现人的思想感情, 但要受到一定伦理道德规范的限制, “发乎情, 止乎礼义”、“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否则便流于“邪”和“淫”。孟郊的诗歌在继承“抒情言志”审美观的同时, 冲破了“以礼节情”的束缚, 表达出了他“不平则鸣”的诗魂和精神。孟郊在诗歌中揭露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现象、抒写民生疾苦、吟唱自己贫困饥寒的生活, 充满着浓郁的哀痛忧伤的悲苦情调, 诗人郁闷不平的内心情感在诗歌中得到了最为强烈的宣泄。
二
“诗人独立的个性和人格的确立, 是诗的美学价值赖以获得的基本前提。诗人的个性和人格闪耀着什么样的光泽, 他的诗歌就吐着什么样的芳香。” (1) 作家的生活经历、心理素质对于精神个性的形成有着直接具体的影响。
首先是科场的失利。孟郊四十一岁结束隐读生活, 第一次到长安应进士试。本以为苦读积学几十年, 一旦应试, 必马到成功, 却不料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美梦, 他失败了, 这对他的打击之大不言而喻, 他在《落第》诗中道:“晓月难为光, 愁人难为肠……弃置复弃置, 情如刀刃伤。”
其次是仕途极其不顺, 一生做官不过县尉、参谋之类, 官小位卑, 与他远大的政治理想相去太远。
再次是他的家庭生活极其不幸, 三个爱子先后夭折, 又加上伴随终身的贫穷, 世俗人情的虚伪冷酷, 使心高气傲的诗人备受打击。
以上种种挫折与不幸使孟郊的人生观、世界观乃至性格都逐渐发生了改变。《旧唐书》说孟郊的性格“孤僻寡合”, 最推崇他的韩愈也说他“色夷气清, 可畏而亲”, 可见孟郊是个神清气爽、才情俊杰、孤傲狷介、外貌冷峻的人。生活遭遇导致了他孤僻狷介的个性, 同时, 他的个性又是蔑视世俗、自视清高又怀才落魄的内心世界的展示。孟郊孤僻狷介的独特个性实际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激切不平”, “正是愤世嫉俗的心理, 促使一部分人采取了不拘常格的狂放作风。同样道理, 诗歌领域里的追新逐奇, 趋险入怪, 也是也是一种‘不平则鸣’的反映。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穷饿其生, 思愁其心肠’的待遇, ‘郁于中而泄于外’, 往往会发出不同凡响的新声异调。所谓‘搜其抉怪, 雕镂文字’, 就是这种基于不平而力图矫俗的人生态度在艺术创作上的独特表现”。 (2)
三
艺术修养也是创作主体主观世界中十分重要的方面。孟郊诗歌独特的审美取向和艺术风格也是继承和发扬前人文化遗产的结果。孟郊在诗歌创作的内容、技巧甚至创作态度和精神上, 都比较全面地吸取了杜甫的创作经验, 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孟郊继承了杜甫苦心孤诣的创作态度, 并将这种创作态度发展到了以毕生精力和心血苦吟的程度, 苦心为诗以至于“夜吟晓不休, 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 心与生为仇” (《夜感自遣》) , 诗人已经不是用笔在写诗, 而是在用生命和心血在唱诗。孟郊正是继承了杜甫的创作态度, 潜心于诗歌艺术的探索, 才形成了自己高古清远、鲜峭峻瘦的语言特征。
孟郊继承了杜甫写实的创作精神。孟郊在《读张碧集》一诗中叙述了自己的文学见解:“天宝太白殁, 六义已消歇。大哉国风本, 丧而王泽竭。先生今复生, 斯文信难却。下笔证兴亡, 陈词各风骨。”显然, 孟郊对大历以来诗坛上盛行的那些流连光景、平庸浮艳的娱乐统治阶级的诗风是极为不满的, 明确地提出了诗歌创作应继承“六义”的传统精神, 这正是杜甫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体现。
孟郊继承了杜甫创作内容“苦寒”的一面, 并不遗余力地在诗歌中予以展现, 构成其诗歌审美主题的特质之一。可是, 孟郊的“苦寒”与杜甫的“苦寒”是不尽相同的, 杜甫“苦寒”诗中那种幽默而近于乐观、悲壮而近于豪迈的博大宽阔的襟怀和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孟郊是没有的。究其原因, 乃是时代环境所致。杜甫生活在唐自盛转衰的时期, 曾经历过“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 (《忆昔》) 的鼎盛, 因而具有盛唐恢弘的气势, 昂扬的精神和博大的胸怀, 虽经离乱、贫寒的境遇, 但对平定叛乱、恢复盛世充满信心。而中唐时期, 国势已逐渐趋于衰落, 元和中兴也只是昙花一现, 一些有志于复兴的士人们盼望和等待来的只是更大的幻灭和绝望。因而, 孟郊诗歌更多的是表现秋天暮日、吟虫枯叶、贫病老死、凄清寒冷, 让人感到的是一种悲观、绝望、消沉的气息。这便是孟郊继承发扬了杜甫诗歌奇险苦寒的传统而缺乏其乐观进取精神的时代根源。
综上所述, “文学传播不是简单的同化, 而是内外互动、多元共生。” (3) 孟郊诗歌审美意境的内核结构正是在诗人主观自我的内在蕴涵和社会文化的外在动因相互结合、不断演变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 其诗歌审美意境既具有自我的独特性, 又表现出时代的、社会的共同性。因此, 揭示其生存方式、心态变化与其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对深入了解其创作的整体走向, 对正确把握古代文学的特质及其与人生苦难的关系, 进而把握其传播特征都是颇具开拓意义的积极探索。
摘要:孟郊的诗歌创作发扬并拓宽了我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领域, 其独特的审美意境和艺术风格是作家个性精神与社会现实、内在世界与外在表象相互冲突、融合的结晶。
关键词:文化传播,孟郊,诗歌,审美意境,精神个性
注释
1 孙子威主编:《文学原理》, 华中师大出版社, 1989, P.163
2 陈伯海:《唐诗引论》, 知识出版社, 1988, P.125
3 王运涛:《略论创造性模仿和古代文学传播》, 《沈阳大学学报》2005-3
孟郊诗歌 篇2
贞元八年 (792年) , 韩愈一举登第, 狂喜过后, 却无官可做, 梦想中的荣华富贵, 恍如一个大而艳丽的肥皂泡。他开始上下求索, 到处寻找门路, 希望老天爷给自己一个机会, 却始终不能如愿。
当时, 那些像韩愈一样有才能但没有靠山、没有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 要想跻身官场, 挤进腐朽没落的统治集团, 有效途径之一, 就是向当权者毛遂自荐, 以才华打动人家, 博取青睐。韩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 巴结一切能够巴结的官员, 一次次给人家写自荐信, 将作品投献给人家, 得到的却是讥笑、冷落、拒绝。白日依山尽之日, 月上柳梢头之时, 他心里的凄苦与悲凉, 可想而知。
写这种自荐信, 既要非常煽情, 以打动人家的铁石心肠, 又要豪气干云, 表明自己决非等闲之辈。
可悲的是, 韩愈作了一圈儿揖, 到处叩头, 却始终没有人理睬。在渴盼与痛苦中煎熬了四年之久, 他实在是心焦气躁起来, 这年的十一月, 在一个月之内, 他接连给宰相大人们上了三封陈诉书, 眼泪汪汪地诉说隐情, 哀求怜悯, 但无论是赵憬、贾耽, 还是卢迈, 三个当朝大佬, 个个大门紧闭, 置之不理。韩愈怒火冲天, 忍无可忍, 遂与京中诸友一一诀别, 宣称自己要永远离开长安, 闭门读书, 与世无争。
几天后, 韩愈卖掉了自己那匹朝夕相伴的白马, 带着满腔愤懑与满眶热泪, 离开了让他受尽屈辱的京城……
贞元十二年 (796年) , 韩愈辗转来到汴州, 做了宣武 (治所在汴州) 节度使董晋的观察推官, 也就是观察使的军事参谋, 同时掌管幕府的书记事务。这一年, 韩愈29岁, 总算谋到了一官半职。四年后, 董晋病死, 汴州发生动乱, 韩愈转到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任推官, 直到贞元十八年春天, 历经蹉跎的韩愈, 才得到了朝廷的正式任命, 做了国子监四门博士。
国子监是国家的最高学府, 下设七馆: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在国子监教书的, 有博士、直讲、助教, 领导人称为祭酒, 副职称为司业。
韩愈教学认真投入, 讲课深入浅出, 幽默诙谐, 通俗生动, 迅速成为极受欢迎的“明星级”教授。许多著名文章, 都写于这一时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 宣传恢复道统;《答李翊书》《答李秀才书》《与冯宿论文书》《送孟东野序》, 倡导古文运动等等。作为文学家, 这是韩愈一生的重要时期。
贞元十九年 (803年) , 天下大旱, 京师粮荒, 民不聊生, 饿殍遍地, 骨瘦如柴的饥民成千上万, 百姓被迫卖儿卖女。当时的京兆尹 (首都最高长官) 李实不顾人民死活, 仍然挖空心思割剥百姓, 极尽敲骨吸髓之能事, 天下人恨之入骨, 咬牙切齿。韩愈看在眼里, 痛在心头, 恨不得抽李实两个大嘴巴!
可是不久, 韩愈的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莫名其妙被拿下, 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为了求官, 居然把京兆尹李实当做救命稻草, 跑到李府朝拜, 吹捧说:“未见有赤心事上, 忧国如家如阁下者……得不候于左右以求效其恳恳!”其肉麻如斯, 令人羞赧。
也不知是不是李实的举荐, 过了不久, 韩愈就得到了监察御史的职位。按理, 他应该对李实感恩戴德吧?———恰恰相反。韩愈刚一上任, 就奋笔疾书了一份奏章, 言辞激烈地抨击李实盘剥百姓、残害生灵的罪行, 要求皇帝勒令李实改弦更张, 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留一条活路。奏章虽然没有点李实的名, 但地球人都知道, 韩愈骂的是哪个家伙。那个勇敢倔强、为民请命的韩愈, 再一次浮现在历史的时空里。也正是这篇充满凛然正气的奏章, 将韩愈送进了宦海生涯的第一个低谷:他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那是个隆冬季节, 雪花飘飞, 滴水成冰。韩愈辞别妻子, 来不及见躺在病床上的妹妹一面, 就翻山越岭, 昏昏沉沉跋涉四千余里, 第二年春天才赶到了阳山县任职。
至此, 一代文豪韩愈的两副面孔, 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低贱时, 为追求高官厚禄, 他不惜卑躬屈膝, 摇尾乞怜, 一副庸俗不堪的脸孔;一旦登上高位, 他即以天下为己任, 慷慨任事, 为民请命, 不惜忤逆权贵, 赴汤蹈火, 凛凛然一副英雄形象。
伟大与渺小, 如此和谐完美地浓缩在韩愈身上, 真令人一咏而三叹息。
譬如那场闹得沸沸扬扬的“谏佛骨事件”吧, 当初韩愈不惧斧钺之戮, 慷慨激昂地批判佛祖, 指斥皇帝, 可谓石破天惊;被贬潮州的旅途上, 他还在高歌“欲为圣朝除弊政, 肯将衰朽惜残年”, 并告诉自己的侄孙韩湘子,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然而到了潮州, 他就后悔得连肠子都青了。他意识到, 要想生还, 就必须彻底改变自己的态度, 以求得皇帝的宽恕与垂怜。一到潮州, 他就连夜写了一篇《谢上表》, 承认自己“狂妄憨愚, 不识礼度”, 皇上对他的处分, 仁慈万分, 英明无比, 他是罪有应得, 罪该万死。他肉麻地推崇皇帝的“巍巍治功”, 建议朝廷尽快定乐章、告神明, “东巡泰山, 奏功皇天”, 举行封禅大典。他叹息以自己的惊天才华, 却不能参加“千载一时不可逢之佳会”, 不能以此为皇上歌功颂德, 真是惜哉痛哉!
“臣受性愚陋, 人事多所不通, 唯酷好学问文章……而臣负罪婴衅, 自拘海岛, 戚戚嗟嗟, 日与死迫……”
《谏佛骨表》与《谢上表》, 一前一后, 天地迥异:一个是大无畏英雄的宣言书, 一个是软骨动物的自画像。如此强烈的对比, 令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感叹不已。欧阳修自幼崇拜韩愈, 可谓真正的“韩迷”, 他无可奈何地说:“前世有名人, 当论事时, 感激不避诛死, 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 则戚戚怨嗟, 有不堪之穷愁, 形于文字。虽韩文公不免此累。”可是, 在《新唐书》中, 欧阳修又发表了一番言不由衷的评论:“愈性明锐, 不诡随与人交, 始终不少变”———显然是为尊者讳, 谬于“实事求是”的史学法则。
孟郊诗歌 篇3
一节短而衰朽的指骨, 居然改变了中唐时代一个大人物的命运。
这节指骨, 自然决非俗物, 据说是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 称佛骨舍利;这个大人物, 也非寻常之辈, 乃是大唐王朝鼎鼎大名的刑部侍郎韩愈。
事情的起因, 还要从唐宪宗李纯晚年崇佛说起。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 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发展, 到隋唐时期已完成由外域宗教到中国本土宗教的转变, 日益繁荣起来。唐朝是一个佛法盛行的时代。唐太宗之后, 高宗、中宗、睿宗诸帝, 都崇信佛法, 武则天为利用《大云经》中“女主当昌”的说法为当女皇造舆论, 更是大力倡导。安史之乱以后, 中唐诸帝对佛祖奉若神明, 代宗、德宗对佛的迷恋, 已经有些痴狂了。唐宪宗早年励精图治, 对佛教不太热心, 曾下令在全国清查伪烂僧尼, 抑制寺院地主经济, 兴利除弊, 开创了继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之后的元和中兴时代, 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中兴之主”。到了晚年, 宪宗也开始狂热起来, 不顾一切地炼丹崇佛, 追求长生。有个叫柳泌的术士, 吹嘘能炼长生不死之药, 宪宗宠信有加, 任命其为台州刺史, 引起朝野震惊, 宪宗说:“烦一州之力, 为人主求得长生, 为臣子的难道还舍不得吗?”
皇帝如此发话, 哪个臣子还敢争辩?这个柳泌到达台州后, 哪管政务, 只是一股劲儿驱使百姓上山采药, 结果自然一无所获, 宪宗震怒, 将其逮回京师, 欲严加惩处。有人为之求情, 糊涂的宪宗居然又让他待诏翰林。这自然是后话。那一年, 西明佛寺僧人要把寺里的昆沙门神像迁至开元寺, 宪宗令皇家骑兵前往护驾, 迎奉护送队伍长达数里, 城中百姓围观礼拜者成千上万。这次活动, 是宪宗大规模崇佛的第一个高潮。
元和十四年 (819年) , 主持京城佛寺供奉的功德使上奏宪宗, 说凤翔法门寺有一座护国真身宝塔, 塔内供奉佛祖释迦牟尼指骨一节, 佛光霍霍, 灵验无比, 三十年取出来展览一回, 可保国泰民安, 江山永固。宪宗闻言大悦, 立即指派僧人赴法门寺迎奉佛骨, 为表示隆重, 又派宦官杜英琦率领三十名如花似玉的宫女, 手捧鲜花, 前往迎护。一路上, 杜英琦威福自专, 乘机向沿途州县大肆敲诈勒索, 并勒令老百姓倾城而出, 顶礼膜拜, 把沿途各地搞得乌烟瘴气, 许多愚昧之人, 纷纷燎发焚指, 自残以祈祷佛祖显圣……
佛骨到达京师, 宪宗留于宫中三日, “开法场于秘殿, 为人请福, 亲奉香灯”, 随后, 将佛骨轮流送到京师各佛寺, 供僧俗众人供养礼拜, “王公士庶, 奔走施舍, 惟恐在后, 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 (《旧唐书·韩愈传》) 。一时间, 京师内外, 方圆数百里之内, 青烟袅袅, 诵声呢喃。在举国上下一派狂热的礼佛声中, 不法之徒乘人多众杂, 大肆盗窃, 致使佛骨所到之处, 盗贼横行。令人吃惊的是, 有些被抓住的盗贼, 居然就有一些“烧顶灼臂”的所谓信徒。
这次礼佛活动, 前后持续了五个月之久。
此时的韩愈, 因为襄助宰相裴度平定淮西叛乱有功, 擢升刑部侍郎, 成为了真正的朝廷大员, 他眼见举国上下一片混乱, 忍无可忍, 慨然上了一道振聋发聩的《谏佛骨表》。他煞有介事地指出, 佛教传入之前, 四海晏然, 国君多高寿;佛教传入之后, 四野哗然, 君王多短命。汉明帝一心拜佛, 在位仅18年, 其后祸乱频仍;南朝宋、齐、梁、陈以来, 几个小朝廷摇摇欲坠, 君王们礼佛更加虔诚, 在位时间却更加短暂, 天下更加混乱不堪。他由此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越是礼佛的君王, 越是短命。
他接着批评说, “佛本夷狄”, “口不道先王之法言, 身不服先王之法服, 不知君臣之义, 父子之情”, 即使佛今日在世, 到京师来朝, 也不过是礼节性地召见, 然后护卫其出境, 不令其迷惑民众, 更何况佛身死已久, 枯朽之骨, 怎么适合进入皇宫之内呢?他提出:“以此佛骨付之有司, 投诸水火, 永绝根本, 断天下之疑, 绝后代之惑……佛如有灵, 能做祸祟, 凡有殃咎, 宜加臣身。”他指天戳地发誓说, 无论遭遇多么大的灾祸, 自己都甘愿抛头颅, 洒热血, 独自承当!
表疏奏上, 宪宗震怒, 下令将韩愈处死。宰相裴度和同僚们慌作一团, 纷纷上书论救, 请求皇上从轻发落。宪宗盛怒难息, 恨恨不已, 勉强赦其死罪, 一纸诏书将韩愈贬到了七千六百里之外的潮州 (今广东潮阳) 。
这就是在当时和后世引起极大反响的“谏佛骨事件”。
潮州位于岭南道东部, 东临南海, 户口不到两千, 是偏远的瘴疠之地。朝廷大员贬谪到此, 是除死刑之外最严厉的惩罚。这年的正月十四, 元宵节前夕, 京城长安还沉浸在欢度春节的喜庆气氛里, 人们喜笑颜开, 韩愈却迎着刺骨的寒风, 凄惶出京了。
孟郊诗歌 篇4
溧阳县城坐落在孟郊的家乡湖州武康西北二百余里处, 三面环山, 东面临湖, 世风淳朴。县城里有学堂、酒楼、集市, 还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唐兴寺。城东郊的长荡湖碧波粼粼, 芦苇摇曳;城北郊的北湖亭飞檐如翅, 碑铭如勒, 伫立亭内, 四面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望着这如画山水, 如酒美景, 孟郊愤愤不平的心绪, 开始慢慢平静下来。
无论如何, 孟郊毕竟也是朝廷命官, 有了职位, 有了俸禄, 也有了报效慈母养育之恩的资本。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在武康老家的母亲接来, 精心侍奉。人到五十, 两鬓斑斑, 才有了报恩老母的机会, 未免令人心酸。他一直想为母亲作一首诗, 却苦于自己身为白丁, 赧然无法命笔。寂静的夜晚, 他照料母亲睡下, 听着母亲发出轻微的鼾声, 一时之间, 五内鼎沸, 心潮难平, 那篇千古传诵的《游子吟》, 从胸口潺潺流出———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游子吟》堪称唐诗中的天籁之音, 自然温馨的语句, 朴素真挚的感情, 千百年来, 万口传诵。
孟郊是个性情率真的诗人, 周身诗情洋溢。他到任不久, 县令调离, 他与同僚们在唐兴寺内设宴送行。那时节, 唐兴寺里的蔷薇花开得正艳, 香火缭绕, 钟鼓轻敲, 孟郊见此情景, 写下了《和蔷薇花歌》:“仙机札札织凤凰, 花开七十有二行。天霞落地攒红光, 风枝袅袅时一飏。飞散葩馥绕空王……”成为唐代蔷薇诗中的名篇。有时, 他到辖区乡村去“调研”, 回来后的“调研报告”, 却是一沓沓散乱的诗稿。
县城东北八九里处, 是晋朝平陵县城旧址, 断檐残壁, 树木森郁, 鸟雀成群, 清幽中弥漫着某种莫名的幽邃与恐怖。孟郊经常骑着毛驴, 带着一名小吏, 悄然来到此处, 苦吟到夕阳落山。后来, 他干脆在这里造了一座简陋的射鸭堂, 堂前的湖荡里, 常有野鸭飞落。他就在这里饮酒赋诗, 咿呀高歌, 其雅兴之高涨, 已经到了荒废公务的程度。
孟郊的言行举止, 作为一个诗人, 似乎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政府官员, 未免有些荒唐不着调。天下哪有做和尚却不撞钟的道理呢?新任县令对此大为恼火。可是, 孟郊乃大唐进士, 著名诗人, 你能奈他何?县令思谋再三, 请来一个帮工协助孟郊, 把他的俸禄分一半给人家。如此奇耻大辱, 孟郊哪能忍受?他一怒之下, 挂冠而去, 挈妇将雏回了武康老家, 没了职位, 没了俸禄, 仅靠妻子卖针线活儿维持生计。
有时候, 你要维护尊严, 必须付出代价。人生自古皆如此。孟郊这“一怒”的代价, 委实高昂。他和一家人的生活, 由此陷入艰难竭蹶之窘境, 衣食不继。面对人生困顿, 孟郊尽管才华纵横, 却一筹莫展。这时候, 却有一位贵人出手相助了。这位贵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前宰相郑余庆。
郑余庆 (748-820年) , 字继业, 河南荥阳人, “三世显宦, 少善属文” (《新唐书》) , 大历年间登进士第, 为翰林学士, 官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唐宪宗时为尚书左仆射, 引韩愈、李程等为副手。郑余庆才情纵横, 品德高洁, 在宫廷50余年, 四朝为相, 家境却十分贫寒。他为官廉洁自律, 视金钱如粪土, 每到外地赴任, 都带足银两, 扶危济困。因此, 他每到一地, 总是求助者无数, 政声自然响彻云霄。对此, 连宪宗皇帝都钦佩不已, 曾告诫身边那些贪得无厌的歪嘴太监们:“余庆家贫, 尔等不许随意索要钱物。”
就是这位清气逼人的郑大人, 却对孟郊的诗情有独钟。他认为, 当代诗坛虽然巨星云集, 却只有孟郊的诗篇, 能够进入人之心底, 浸润灵魂深处。每每诵之, 他总是激情翻涌, 热泪盈眶。很早以前, 他就有意结拜孟郊, 又怕吃了闭门羹。在唐代, 有些大诗人清高自傲, 很瞧不起那些脑满肠肥的政府官员, 飘逸诗人恶作剧戏弄官员的趣闻, 时常传出, 成为天下笑谈。
元和元年 (806年) , 郑余庆又一次被排挤出朝, 出任河南尹 (省长) , 韩愈趁机将落魄的孟郊推荐给他, 请求予以照拂。
郑余庆甫到洛阳, 下车伊始, 就派手下前去看望孟郊, 并接他到河南任职。郑大人一挥手, 孟郊立刻咸鱼翻身, 住进了洛水北岸的洛阳立德坊, 红漆朱门上, 赫然大书———“水路转运判官孟郊宅”, 宅内假山峥嵘, 荷池荡波, 流水蜿蜒, 临水高坡上, 筑有一座亭榭, 曰“生生亭”。住进如此豪宅, 孟郊有些晕菜, 但他依然清醒, 不置任何高档家具, 妻子照例每天念经, 他关注的依然是民间疾苦, 那首著名的《寒地百姓吟》, 就是在这里写的———“无火炙地眠, 半夜皆立号。冷箭何处来, 棘针风骚骚……”对那些在冷风刺骨的寒夜里瑟瑟发抖的老百姓, 寄予了无限同情。然而, 没过多久, 操劳一生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孟郊灵前痛哭, 悲泪滂沱, 并按照朝廷规矩, 丁忧守丧, 就此永远告别了洛水岸边那座富丽堂皇的朱门豪宅。
元和五年 (810年) , 孟郊年届六十, 白发如霜, 灾难又一次轰然降临: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 在短短数月内, 接连夺走了他三个儿子的生命。人生的惨烈, 莫过于此。他含着眼泪, 一口气写下了九首《杏殇》, 借花蕾的凋落, 哀悼早夭的儿子, 抒发剧烈的哀痛;而他可怜的老妻, 早已麻木如痴, 整天念佛度日。
三年之后, 孟郊意识到来日无多, 写了《秋怀》十五首, 感叹“老人朝夕异, 生死每日中”, 幽寒苦老伴随着沉重迟缓的步履, 印证着诗人晚境的凄凉———“冷露滴梦破, 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 肠中转愁盘。”
这一年, 郑余庆改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权位日重, 管辖数省, 因感念孟郊笔下的彻骨之寒, 哀怜他的一生多艰, 向朝廷奏请他为节度参谋, 试大理评事。尽管此时孟郊已近山穷水尽, 万念俱空, 对郑大人这番隆重的美意, 依然心存感激。他振奋精神, 携家眷赴任, “国老出为将, 红旗入青山”。
八月十九日, 一家人来到河南阌乡 (今河南灵宝县) , 孟郊突发疾病, 暴死异乡, 享年64岁。史载, 孟郊死后, “家徒壁立, 得亲友助, 始得归葬洛阳”。为他办理丧事的亲友, 包括两个人:一是他的知音郑余庆, 一是他的至交韩愈。他们痛惜孟郊之才、之贫, 精心打发他去往天国, 并负责供养他的遗孀。
一代苦吟诗人, 就此结束了苦难的一生;然而, 他孤傲的诗魂, 却穿越时空, 飞翔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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