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与未来之间

过去与未来之间（通用11篇）

过去与未来之间 篇1

体育场馆“stadium”一词源自希腊语“stadion”(στάδιον),原指奥林匹亚里一个周长约200m的竞技场地(stade),这是因为古希腊人的奥林匹克庆典是绕着这个场地赛跑一圈。

在古希腊,竞技和训练是希腊居民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对自然神的信仰和对英雄的崇拜,让他们对保持健康、展示个人力量、表达人体美有着极高的兴趣,加上古希腊人习惯了长时间在户外度过的自由活跃的生活方式,更使得大多数人(城邦的市民)对训练和竞技非常着迷。柏拉图曾在《理想国》描述的乌托邦中宣扬体育场馆中的教育是整个儿童教育的重要部分。因为儿童不仅需要健康,而且为了磨练更强韧的意志(以后成为“卫国者”)也需要进行体育训练。因此,在当时除了学习音乐和文字以外,男孩的教育是要在体育场馆接受单独指导的,其教学内容除了体育之外,还包括非正式谈话的道德和伦理教育。哲学家和辩论家也经常聚集在体育场馆,进行演讲和辩论,这使得后来体育场馆不仅成为进行体育训练和锻炼的场所,也成为了思想与文化交流的公共场所,并由城邦官员专职负责管理。

集中展示训练和竞技成果的方式便是竞赛了。如果能在竞赛中获得胜利,虽然很多时候得到的物质奖励可能只是一顶象征着胜利与荣耀的橄榄枝冠,但这也代表得到了整个城邦的尊敬和城邦领袖的重视。当时的竞赛场地是在奥林匹亚开辟的一片扁长空地,两侧是开阔的草原,再远处是树林与延绵的山脉(图1)。这种浑然天成的体育场所,是古希腊人崇尚自然的最直接体现。在竞赛活动开始的时候,场地两边会站满观看竞赛的人,竞赛结束后就在此辩论、演讲,甚至唱歌、跳舞,傍晚,人们席地而坐,欢庆畅饮。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古希腊的体育场馆是一个特定的公共空间,它与周围的环境结合形成了一个相对围合的开阔空间,竞技者在其中的特定区域比赛竞技,市民在周围的区域观看,周边更广阔的地带是他们进行思想与文化交流的场域。

罗马帝国时期,强大的军国主义思想取代了自由的希腊式浪漫主义。军营生活和不断的战争取代了希腊人以保持健康为目的的体育训练和竞技。

度过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又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工业革命后的新资产阶级开始崇尚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与人文文化,因此也开始宣扬强身健体的重要性,体育训练与体育竞技又一次被广大民众所关注。在1896年,于希腊雅典举办了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新的运动场馆(图2)将古希腊的露天运动场馆与露天剧场相结合,一个扁长的竞赛场地与呈U形的座席形成了一种竞技平面与坐席斜面结合的建筑类型。它开口的一端面向城市公园,使得整个场馆有着极其开阔的视野,能够看到雅典城外连绵起伏的山脉,这体现了古希腊体育运动的精髓:人与大自然的完美融和。

随着此后奥林匹克运动的迅速发展,体育竞技活动的对抗性开始成为一个民族凝聚力的表现,而数以万计的观看者也为这种集体情绪的升华做了最好的渲染。此时的体育馆建筑,作为竞赛与观看的容器,尺度也在逐渐放大,并开始承担更多的社会与政治责任。而大量英雄主义式的运动场馆开始兴建,“史诗级的公共空间”成为了这一时期运动场馆的最好注解。

1934年到1936年,纳粹德国政府兴建了能容纳11万观众的帝国体育场(Reichssportfeld)(图3),作为193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场地。整个建筑工程占地1.32hm2,包括奥林匹克体育场、奥林匹克广场、五月广场及森林剧场,此外亦修建150座辅助建筑物,供不同运动项目使用。在建筑形式上,主体育场依旧遵循了雅典体育馆的平面布局,甚至在西侧也有一个开口,不过为容纳更多的观众,观众席倾向于完全围合,此开口已经仅仅是个象征,该体育场所延续的并不是自然风光,而是一个展示集体力量的五月广场。在这里,“个人”的位置被放到最小,而竞技场上的“英雄”(运动员和政治家)与“群众”则被无限放大。整个建筑群体虽然在形式上和以往的体育馆并无二致,但是在尺度上却提升到一个“超人的尺度”,由此带来的观众体验已是截然不同。而英雄雕刻与大型方碑也为此场馆增加了更多的纪念性色彩。自此,整个体育馆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运动场所,而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户外公共集会空间,体量的巨大化与公众的聚集性使其成为了展示国家力量的“神殿”。

二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改变,体育场馆的关注重心重新回归到体育建筑的功能性诉求和对人性的思考,同时也在探寻自己新的社会意义。而新的建筑技术也给体育场馆带来了新的变化,相对平面布局的规范化和相似性,屋顶逐渐成为区分不同体育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

197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场馆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馆(图4)正是这一变化的代表。为了体现与纳粹德国柏林运动会的决裂,新的奥林匹克体育场馆的设计完全抛弃了英雄主义式纪念碑的设计理念,强调了人的尺度。整个奥林匹克公园按照地形布局,没有了气势恢宏的轴线与广场。下降式的观众席围合了运动场,但是却完全连接了四周的环境,重新回归了人与自然的传统竞技理念,再加上地形高差,使得8万人的体育馆完全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巨大尺度感,在这里,体育建筑开始由聚会场所走向休闲场所。源自上世纪60年代的未来主义屋顶结构给建筑界带来新的工程高度,更强调了对观看者的考虑,观看体验成为设计的新诉求。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在功能和观看体验得到大幅度提高后,奥运场馆的盈利能力与其短期特质构成了巨大的矛盾。场馆的后续发展与多样性开始成为主要的设计策略。体育馆开始成为一个承担多种功能的公共空间复合体。同时场馆对于都市的地标定位使得它的外形走向异质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标志性(iconic)成为了体育馆最重要的属性。

2008年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场馆—中国国家体育馆(图5),又称“鸟巢”,正是这种差异化标志性建筑在都市策略中的具体叙述。在遵循奥运场馆传统的平面和功能布局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个连接屋顶与立面的巨大钢铁外皮,这层并不完全属于结构体系的钢结构外衣,正是建筑标志性的由来。正如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他的《标志性建筑》一书中指出,任何标志都是一个“神秘的能指”(enigmatic signifier),“这些让人好奇的标志总是能提示很多意义但却不具体命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通过制造一个差异巨大化的建筑形体,去藐视一切既有的沉稳解读,意图使建筑物保持长期性的“悬念”,而这种讨论能从文化结构上重新激发与公众之间的相互关联。正如“鸟巢”这个名字一样,公众通过对这一公共建筑的揣测和戏谑使它的知名度迅速上升,成为一个都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标志性场所,吸引更多的人前往。体育场馆由此成功转型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化场所,以此来应对奥运热点结束后通常面对的经济尴尬。

在此时期建造的一些大型体育场馆也都有着这种具有“神秘的能指”的标志性。比如中国国家游泳馆“水立方”,极具南非特色的世界杯主场馆—约翰内斯堡足球城体育场等。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类标志性体育场馆建筑的命运也许与其“先祖”纪念性体育场馆建筑一样,最终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里。

可以看出,经过一百多年间大小赛事活动的催化,“体育场馆”一词如今代表的是一个能举办户外竞技运动、演唱会或其他大型活动,并提供局部或全部包围结构给观众观赏赛事或演出的场所。如果以体育场馆建筑的发展历程来推测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体育场馆仍是一个承袭其本质的将活动空间与观赏空间相结合的公共场所,但在未来城市巨大化、社会多样化、群众个人化的背景下,它可能将被赋予更多的周边含义。体育场馆也许不只是一个“舞台”与“观众席”的空间组合,而更多地被视为一个补足城市区域缺失功能的多功能混合体,在社会层面将是一个“和谐”催化剂,而于个人而言,是一个暂时脱离个人化回归集体感的场所。这一推测可以从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体育场馆(图6)设计和2028年阿姆斯特丹参选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场馆设计研究中得到印证。

众多舆论曾评说伦敦之所以取得201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是因其具有前瞻性的体育场馆规划设计。该设计将新建的几个体育场馆置于伦敦东北部旧工业区,不仅可以满足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需求,更能在奥运会后缩小尺寸而服务于该区域,以解决当地因旧工厂罗列难以更新、移民过多和社会阶层复杂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这种思考模式显然是继承了古希腊所提倡的体育运动与教育紧密结合以提升市民素质的理念。而场馆本身的设计也是由此作为出发点的,因为该区域的人口数量与结构现状和可以评估的未来状况所需要的场馆大小和数目跟奥运会要求的巨大规模不一致,所以,大部分场馆在赛后会被拆除改造为绿地和其他多用途建筑,而部分场馆将被缩小尺寸,以符合未来的实际需求。以伦敦奥运会主场馆为例,为奥运会设计的观众席数量是8万座,但在赛后将被拆改为容纳2.5万人的场馆。这种考虑未来社会背景和实际需求的体育场馆建筑思考模式在现今提倡低碳环保的时代显得非常睿智和具参考性。

而将目光放在20年后的阿姆斯特丹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委员会考虑的可能就不只是未来的社会背景和今后的实际需求了。不管是从体育场馆总体规划的层面,还是从场馆个体的设计层面,来自荷兰的建筑师们都在探索一种未来模式:场馆的组合是否可以在荷兰海边形成一个外岛以抵御日渐上升海平面的潜在威胁,或者大小场馆可以形成一套净水系统将被污染的水源净化。就单一场馆来讲,是否可以利用人们进场时作用于栅栏的推力和观众席坐椅的受力来达到发电的功能,或者是否可以不再为人设计座椅而允许私人汽车直接开进场馆成为临时座席……面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体育场馆作为长期存在的大型公共场所需要对此做出不同的回应。

过去与未来之间 篇2

尽管我不去想那些伤心的事，可是心里有些时候却会感觉到莫名的痛，一个人处在寂寞的角落里得时候，思绪像个淘气的孩子，往事不断的出现在脑海，就会有一丝的，幼稚的对着镜子里得我一个微笑，天真对着自己说，一切都会过去的

深夜，辗转反侧，难眠，总是会情不自禁的去想自己的未来，喜欢带有一点幻想的色彩，努力的把自己的未来想象成一个童话，居然还带有些许兴奋，马路上汽车的鸣笛声，把我从美好的幻境带回了残酷的现实，我一直认为，只要我学会放下，试着尝试接受新的事物，那些不好的事就会过去，可是我错了，有些事已经成了心里一辈子的阴影，想要忘掉很难，喜欢在太阳光下跋涉，因为我希望太阳光可以把我心里的那些阴影驱赶出去，喜欢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远处的山，闭着眼去想象自己的未来，喜欢寂寞的时候胡思乱想，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感觉到孤单，在我的世界中，有些事总是那么的无情，过去总是还过不去，未来总是还未来。

过去与未来之间 篇3

关键词：西班牙语；过去分词；形容词；联系

1.前言：西班牙语（以下简称西语）的形容词通常用来描述事物的特征或某种情形的状况，而西语的过去分词除了可以描述某种情形的状况外，还可用来表示完成体态。西语的过去分词和形容词在词法的表现形式上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例如都有性、数的变化，都可以修饰名词或名词句素，除此之外，西语的过去分词仍然维持原本动词的特性。再者，对西语过去分词的解释要视整个句子而定，而对形容词的解释只要看单个词汇即可，例如alrgado在un sobre alargado和un plazo alargado中就拥有着不同的意思，第一个表示形容词，确定的是信封的特征，而第二个表示过去分词，它的解释可以从动词alargar获得。可以看到，纵使两者的词性无差，但他们终究是不一样的词类，其表达的意思也不一致。西语中过去分词和形容词的联系相当紧密，经常被混淆，这让我们很容易误解句子的意思，因此本文接下来将从以下三种情况细细探讨西语过去分词和形容词之间的联系。

2.西语过去分词和形容词之间的联系

2.1完成体形容词与短尾过去分词

西语中很多形容词的结构和语义与过去分词有明显的联系，例如seco（secar）就有对应的词根及语义。有相应动词的词根和语义。现代西语里面有一些形容词在古代西语里面是分词，现在尽管不做分词用了但仍保持着分词的一些特性，这种词就叫做完成体形容词或短尾分词。在西语的演变过程中，有一部分分词丧失了表示行为的功能，逐渐成为形容词，例如borracho就变成了完成体形容词，这些词尽管丧失了表示行为的功能，但却还能够同estar进行搭配，用来描写一种行为结果的状态。

2.2 过去分词做形容词

当西语的动词用来表示被动语态时，动词并没有变化。西语中被动语态的表达是由联系动词ser和过去分词完成的，因此在形式上，过去分词和形容词在以下几种情况中是相似的：

a）性和数的变化：gente contratada/libros prohipidos.

b）被动语句中，可用宾格代词替代：Fue asesinado>lo fue.

c）可带与格代词：Le fue fiel/Le fue entregado.

d）有时候可用来指小词，实质上此时已经没有了动词的特性，例如Era bajito./Una casa peque？ita.

e）有时候加上-ísimo可以成为形容词的最高级，显而易见这是形容词的性质，例如estudiadísimo。

f）有些時候加- mente可以构成副词，例如apresuradamente。

2.3 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和派生形容词

可以用来修饰名词是过去分词和形容词相同的地方。除了少数情况以外，多数及物动词都有过去分词，它们的过去分词既可以用作名词句素的修饰语，例如un libro traducido delgriego，也可以和ser或者其他助动词形成被动语态，例如El libro ha sido traducido delgriego。

西班牙语语法界曾对被动结构和系表结构是不是归属于同一个语法结构这个问题有过争议，关注点落在过去分词和形容词的不同上面。在特定语境缺失的情形下，La edición fue reducida这个句子就有双重释义，这是因为reducida既可以作为形容词也可作为过去分词，这种双重的意思不仅仅出现在上述句子中，也出现在La edición reducida这样的名词句素里面。实际上，问题的关键所在不是句子的结构形式，而在于过去分词和形容词分别属于两个属性不同的词类。

2.4 不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和派生形容词

一般而言，动词行为的承受对象是划分过去分词是不是拥有形容词解释的不可或缺的依据，即是划分及物谓语与不及物谓语的依据。同英语差不多，一般情况下不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不能做形容词，但是在西语中，有些不及物动词的行为是有内容的，如代词式动词apoyado、不及物动词adelantado等，这些动词的共同特点是发生行为后会留下痕迹，所以它们的过去分词可以用作形容词，而且很多均可以与estar进行搭配，以此描述事物体积、形态或地点的变化。

西语中有许多形容词派生于代词式动词，可以拿来表达人的心境和情绪，例如amargada。不过，有一些代词式动词的过去分词不可以做形容词，比如congratularse 这个词就不能做形容词。此外，当动词terminar和前置词en搭配时，就成了形容词性质的过去分词，例如una palabra terminada en vocal，但其在除此外的情况下不能构成形容词性质的过去分词，如un libro terminado tristemente意思是un libro que ha sido terminado tristemente，而不是un libro que termina tristemente。

结语：西语的过去分词和动词派生形容词两者之间存在语义联系，同时句法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这导致两者容易搅浑，致使学习者误判和理解错误。过去分词终究是动词的一种形式，其固然可以修饰名词，且形式上也同形容词相似，但在句子的意思上两者确是相差甚远。虽然如此，由于过去分词和形容词之间的相同点易于导致混淆，致使很难把个别过去分词和派生形容词区别开来。总的来说，只要我们认真仔细地去分析过去分词和动词派生形容词之间的联系，细心地去找出两者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终究对提升我们对西班牙语的驾驭能力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刘长申.西班牙语过去分词与形容词之间的联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32（01）：19-24.

[2]？张振山，翟忠和.试析西班牙语过去分词结构在翻译中的灵活应用[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14（6）：74-78

舟山渔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篇4

1 舟山渔场海区的生态特征

舟山渔场位于北亚热带南缘,受东亚季风影响,四季分明。长 江是我国 流入东海 的最大河流,平均年入海径流量为9.28×1011 m3,占流入东海总径流量的84.8%,径流向东呈扇形扩展。注入杭州湾的钱塘江平均年径流量也达4.50×1010 m3,占流入东海总径流量的4%。巨大的江河入海径流给舟山渔场海域带来大量的泥沙和营养盐,同时也带来了大量污染物质。

长江河口区盐度变化,一方面受长江径流量和冲淡水方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外海环流左右。大潮期间涨潮与落潮间的盐度差可达16,表层与底层间的盐度差也可达12。沿岸低盐水系盐度终年均在30以下。冬季长江口区和杭州湾水温为6℃,夏季长江口区和杭州湾都可达29℃。水温空间变化的特点是冬季由近岸向远岸升高,夏季由近岸向远岸降低。

影响舟山渔场海区的流系主要是东海沿岸流与台湾暖流。东海沿岸流主要 由长江径流与东海上层水混合而成。沿岸流的路径随季节而变,夏季流向东北,在径流较强的年份长江冲淡水的低盐舌可伸展到济州岛附近;冬季在偏北风吹送下,沿海岸南流,并通过台湾海峡直入南海。台湾暖流是太平洋西边界流黑潮的分支,由台湾东北部进入东海,成为影响东海大陆架海域的主要外海海流。舟山渔场海域由于众多岛屿存在,海流复杂,流速较大。 长江口内 为非正规 半日潮,长江口外属正规半日潮。

由于水体中溶解氧的饱和度与水温和氯度密切相关,一般低温低氯水体中溶解氧的分压要比高温高氯水体中的高,所以长江河口区水体中溶解氧含量的分布规律几乎与水温分布趋势相反。此外,由于影响溶解氧含量的因 素很多,特别是有机质含量及其分解速率的大小,对水体中溶解氧含量起了重要控制作用。

本海区自岸向东逐渐加深,大部分在100 m以内。水深20m以内岛屿众多,地形异常复杂。长江口附近有一条平行于河口,呈西北向东南倾斜的沟谷,最深处可达70m,称之为“浙江海槽”,是带鱼等多种鱼类的索饵和产卵场。舟山渔场的河口沉积物以粉砂质黏土软泥和黏土质软泥为主。由于沉积物组成颗粒比较细,在水动力作用下容易悬浮移动。外缘由于特殊的地理结构和众多的海岛存在,海流流速较大,受海流冲刷,许多海区的海底为硬质结构。

舟山渔场海区浮游植物平均密度较我国其他海区高,饵料基础非常丰富。该海域平均初级生产力为483mg/(m3·d)(以碳计),最高可达1 333mg/(m3·d)(以碳计)。因此,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总生物量也远较其他附件海区丰富。

2 舟山渔场的渔业资源

从舟山渔场的生态特征可以看出,本海区自然环境非常优越,分布着多种经济渔业资源的索饵场和产卵场,其外侧又有良好的越冬场,同时,这里也是某些远洋性鱼类洄游的必经海区。因此,舟山渔场渔业资源非常丰富,产量较高和经济价值较大的种类非常多,在全国海洋渔业中占重要地位的种类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曼氏无针乌贼、银鲳、灰鲳、鳓鱼、海鳗、鲐鱼、鲹鱼、竹荚鱼、马鲛鱼、鲷科鱼类、虾类和蟹类等。据统计,舟山渔场有鱼类360种,虾类60种,蟹类11种,贝类134种,海洋哺乳 动物20余种,海洋藻类154种。最高渔 业年产量 曾经 (1997年 )达50.059 6万t。其中,四大主要经济渔业产量中,大黄鱼最高达10.16万t(1967年),小黄鱼最高达2.9万t(1957年),乌贼最高达2.956 0万t(1980年),带鱼最高达21.44万t(1974年)[1]。

舟山渔场里渔业资源丰富,多年来,一直是我国海洋水产品的主产区,其大陆架渔场海洋捕捞总产量占全国的10%~20%,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历史上对全国海洋水产品供应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兴衰对全国海洋水产品市场具有重要影响。

3 舟山渔场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舟山渔场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由于各种原因,现在舟山渔场生态系统严重退化。水质质量恶化,沿岸水域和长江口、杭州湾附近海域重度污染,舟山渔场海域近岸区域多数为劣四类水质,2012年东海劣四类水质海域比上年增加了6 700km2,个别区域甚至形成了无生物区,2013年东海劣四类水质面积略有减少。2008年以来,长江口海域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呈下降趋势,整个海域生物种类持续减少,生物结构趋于简单化。海洋生物栖息环境持续恶化,生境丧失严重。生态系统功能严重降低。由于舟山渔场海域海洋污染严重,富营养化程度高,造成赤潮频发。2012年全国赤潮发现次数78次,其中东海38次,赤潮面积2 028km2。2013年全国赤潮发生46次,其中东海25次,赤潮面积1 573km2。2013年杭州湾为不健康状态,长江口为亚健康状态[2]。

3.2 近岸捕捞渔业产量降低

随着舟山渔场捕捞压力的加大和环境变化,舟山渔场渔业资源衰退严重。经济鱼类的产量急剧减少,比重下降,特别是舟山渔场传统渔业捕捞种类的“四大家鱼”,产量从1974年占海洋捕捞总产 量的76.96% 下降到1984年的36.06%,到2008年只有1.13%,以至于现在下降到现在的1%以下。尤其是主要经济鱼类资源单位捕捞努力量的渔获量(CPUE)逐年下滑,从资源繁盛期的3t/kW降低到现在的0.5t/kW以下,达到历史最低水平[3]。

传统的“四大家鱼”中,大黄鱼属于资源严重衰退的种类,在舟山渔场已经多年形不成鱼 汛。虽然国家从1981年开始对大黄鱼产卵场实施休渔保护、设立禁捕期等措施,但资源恢复依然渺茫。小黄鱼现在虽然还有一定的渔获量,但基本形不成鱼汛,渔获物的平均体重、平均体长及平均年龄均出现明显下降,且资源密度存在继续下降的趋势,成为兼捕对象。现在带鱼是目前“四大家鱼”中唯一还能够形成鱼汛,具有捕捞潜力的种类,虽然国家对带鱼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产量却也有下降的趋势。曼氏无针乌贼也早已成为兼捕对象。其他大型渔捞种类,例如绿鳍马面鲀、鳓鱼、鲨鱼、鳐类等也处于严重衰退状态中。因此,舟山渔场渔业资源衰退严重、海域生境“荒漠化”突出。渔业资源状况总体仍呈下滑趋势,近海资源急剧萎缩,中心渔场向外海移动趋势明显。

虽然从1995年开始全面实施 伏季休渔,已使传统经济渔业资源有所恢复,但渔场传统主要经济渔业资源尚未明显好转,多数资源尤其是传统资源仍处于过度利用中。舟山渔场渔业资源开发利用已到了极限。

3.3 渔业结构发生变化

随着舟山近海捕捞渔业主要经济种类产量的大大降低,渔捞种类逐渐低值化、低龄化、小型化,捕捞渔获物平均营养级处于下降趋势。渔获物种类更替明显,渔获物总体营养级水平在持续下降,渔业资源在向食物链层次较低的品种及生命周期较短的种类发展。目前,虾类、贝类、蟹类等无脊椎动物产量接近50%。贻贝、对虾、梭子蟹称为舟山渔业的新三大主导产业。

由于近海渔业资源枯竭,海洋捕捞转向以鱿鱼、金枪鱼、秋刀鱼 等为捕捞 对象的远 洋渔业。目前远洋渔业占舟山总产量的15%左右。

3.4 舟山渔场持续发展科技支撑不足

导致舟山渔场海域生态“荒漠化”趋势加重,舟山渔场渔业资源衰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原因众多,众说纷纭,但对渔业资源衰退机制、过程并不清晰。舟山渔场发展到现在“无鱼可捕”的境地,与舟山渔场科技支撑体系不健全、科技力量不足有着重要联系。

以舟山渔场水质恶化、生境丧失等为主要特征的生态系统退化,应该是舟山渔场渔业资源衰退的本质所在。但水质恶化、生境丧失等对海洋生物的影响机制、影响程度都不清晰。舟山渔场捕捞压力给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的压力是客观事实,但主要经济渔业生物群体的补充机制、再生能力、最大捕捞量等也不甚明了。

由于科技支撑不足,能力建设薄弱,资金投入不足,使得舟山 渔场海域 的海洋环 境监测能力、预报预测能力和控制治理 能力还十分薄弱;受现行体制影响,舟山海域沿海地区间、部门间协调管理和对重大海洋环境的研究和治理不够。由于科技支撑不足,造成舟山渔场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变动机制不明,“家底”不清,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的管理,捕捞方式、捕捞强度、捕捞产量等均无法真正控制,导致船越造越大、鱼越捕越小,捕捞力量和渔业资源之间处于非良性循环状态。

4 舟山渔场面临问题原因剖析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生境丧失

近些年来随着 经济的发 展,对土地的 需求剧增,各沿海地区 相继对滩 涂和港湾 进行大规模的围垦。以 舟山市为 例,据市水利 围垦局的统计显示,2010年全市实施围 垦项目26个,围垦面积0.57万hm2,完成年度计划的114.8%;2011年全市实 施围垦工 程15处,围垦面积0.65万hm2,同比增长13.8%;据调查,舟山本岛的北部和六横岛都将 围垦大约30km2,舟山市的围垦规模将达到100km2。“十一五”期间,浙江省全省圈围滩涂4万hm2,规划“十二五”围垦规模是6.67万hm2。据统计,1950—2010年浙江省共围垦滩涂面积23.66万hm2[4]。

围垦丧失的滩涂、浅海、港湾等海区恰恰是众多海洋生物分布、栖息、觅食、产卵、育肥的重要场所。围垦使这些海洋生物失去了生存空间,甚至使一些物种退出附近海区。围垦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的物理结构和生物结构,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失去应有的功能。

海洋生物的生境包括栖息地(隐蔽藏身)、产卵场、孵化场、索饵场和洄游通道等,这些生态功能区是经过长期进化形成的,其环境性质(水质、底质的物理、化学、水文等特征)、生物区系(包括微生物区系)组成、生物结构、生态功能等多方面与分布的海洋生物形成了协调统一的关系,这里的生态条件满足了海洋生物的生态需求。一旦失去这些生 境,海洋生物 很难再找 到合适的 生境。栖息地或生境的丧失,意味着适合于该生境的类群退出该海区。

历史上舟山渔场产量占到整个舟山渔业产量的六七成,但现在可能只占两成左右。大规模围填海受危害最大的首先是海洋渔业。

4.2 海洋污染导致的水质恶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量污水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大海。长江流域产生的大量污染随着长江径流进入舟山渔场海区;长三角地区蓬勃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大量的废水、废气、固体垃圾,也通过径流等不同途径进入舟山渔场海区。这些污染包括各种氮、磷等营养元素,也有各种农药、有机污染物等,给该海区的水质带来严重影响,以致使海区富营养化,水质质量严重下降,生态系统严重退化。对海区内的海洋生物包括各种渔业资源产生严重影响。

据国家海洋局《2013年中国海 洋环境状 况公报》,2013年长江入 海各类污 染物质总 量达8 155 951t。长江口海域主要为劣四类水质。

海水也可以看做是海洋生物的特殊生境,海洋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对海水质量也有了适应。海洋生物对水质要求严格,特别是在孵化期和幼体期,海水水质质量的降低,意味着这些生物的成活率降低,即使存活下来,其健康状况必然受到极大影响,对于其后的生长、繁育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同时对种群的补充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4.3 捕捞压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渔业捕捞现代化程度大大提高,经济的发展导致渔船数量急剧增加,所形成的捕捞压力超过了海洋生物资源的再生能力,给海洋生物资源的持续发展施加了巨大阻力。舟山的海洋捕捞渔船在1996年达到最高的1.2万艘,现在数量虽有下降,但仍然大大超过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的承受能力。

4.4 生物组成结构破坏

由于以上原因,舟山渔场海域传统的生物组成结构遭受了极大破坏,食物链明显缩短,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2.7~2.8级之间,90年代平均为2.49级,近几年更是在2.45级以下,已经接近极限(2004年数据)。这说明,舟山渔场海域高营养级动物逐渐减少,许多物种甚至消失,生态系统中关键的功能组已从高营养级的游泳捕食性鱼类转变为中等营养级的动物,例如底栖甲壳类等,传统的食物网结构面临着严峻挑战。

舟山渔场生态系统生物组成结构的破坏,意味着该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面临着调整和重新适应,这必然给传统的渔业资源结构造成冲击。生态健康是舟山渔场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水质恶化 影响了海 洋生物的 孵化、生长、发育和繁殖,生境丧失使海洋生物失去生存空间,舟山渔场生态系统的退化严重削弱了了舟山渔场的生态服务功能,造成了舟山渔场生态系统生物组成结构的破坏和能量流动路径的紊乱。

5 舟山渔场生态振兴

由于舟山渔场在我国水产品战略中的特殊地位,舟山渔场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给我国水产品市场造成了严重影响。舟山渔场“无鱼”的严峻局面显示了进行舟山渔场生态修复、实施生态振兴战略工程的迫切性。

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的退化历经几十年的时间,要通过综合整治,实现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的有效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实施舟山渔场生态振兴战略工程,具有良好的自然、技术、经济、社会基础和 区位优势,具有一定 的现实性。同时,舟山渔场在地理和行业中的特殊位置,又具有一定的示范性。

进行舟山渔场生态振兴工程,应该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为动力,以恢复和改善舟山渔场海域的水质、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为立足点。突出舟山渔场生态振兴战略工程的示范效应,带动全国渔业发展。重点突破渔场振兴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加强海域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促进舟山渔场和全国渔业健康持续发展。舟山渔场生态振兴战略工程,应该以环境—资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主线,根据舟山渔场的社会、经济、生态现状,规划工程内容,着力进行下述方面的工作。

5.1 舟山渔场生态系统调查与评估工程

海洋生态系统是渔业资源的载体,舟山渔场作为一个重要渔场,就是以这样一个极具特色的生态系统为基础。要实施舟山渔场生态振兴工程,首先应该了解该海域生态系统的现状,分析其退化程度和退化原因。

5.2 舟山渔场生态系统修复工程

舟山渔场生态系统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须协调有关管理部门,减少陆源污染对舟山渔场海域的影响;通过对海洋生境的 保护、修复、重建,恢复海洋生物的栖息地;通过移植、增殖舟山渔场海域主要结构物种,增加和丰富生态系统的结构组成,提高生物多样性等。通过一系列生态保护和修复建设,形成一整套成熟的海洋生态修复示范技术,实现对受 损海洋渔 业水域的 生态修复。

5.3 舟山渔场渔业资源恢复养护工程

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资源枯竭,虽然从各方面对渔业资源的保护恢复进行了探索,但迄今为 止渔业资 源仍然没 有得到恢复。因此,在舟山渔场生态系统恢复的基 础上,通过建立资源友好型捕捞技术,完善休渔与禁渔法规,以及实施有效而环境友好的增殖放流与关键物种移植等措施,达到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的持续利用。

5.4 舟山渔场海洋牧场建设工程

舟山渔场海域滩、湾、礁、岛交错,生境多样性丰富,由此造成舟山渔场海域生物种类众多,生物多样性高,是许多重要经济生物(鱼、虾、贝等)的产卵场、孵化 场、索饵场和 生长发育 的基地,有着建设海洋牧场的良好生态基础。在当前舟山渔场渔业资源极度退化的情况下,通过人工藻场、人工贝床、人工鱼礁以及浅海牧式围栏养殖等现代设施工程渔业建设手段,进行海洋牧场建设,发展耕海牧渔产业,可以保护生态环境,增加近海渔业资源,恢复海洋生物资源种质,改善水产品质量,有助于加快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的恢复,发展渔业经济。同时,通过构建天然、自然、生态、环保的耕海牧渔产业形式,将处于严重衰退状态的近岸渔业推向深海和远海,使收获的水产品既具有养殖的产量,又具备野生的品质。

5.5 舟山渔场现代设施渔业建设工程

随着海洋环境的退化和渔业资源衰退,传统的渔业生产模式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而包括网箱养殖、围网养殖、养殖工船、休闲渔业等多种方式的设施渔业运用现代工程技术手段,针对生产和环境特点发展出了适用现代渔业生产需求的生产模式,具有先进性、合理性和科学性的优势,符合现代渔业发展要求,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设施渔业已成为渔业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是渔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5.6 海洋渔业信息工程

努力发展海洋渔业信息技术,建立海洋空间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实现海洋渔业信息采集、处理、管理和服务的多级海洋渔业信息业务 体系,为海洋生物资源管理、渔业生产提供科学依 据,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信息源包括海洋生态系统信息和各种渔业生产信息。

5.7 科技支撑创新服务体系建设

舟山渔场渔业生产在全国海洋渔业中具有重要地位,但舟山渔场相关渔业科技和管理总体上较弱,且力量分散,支撑不够、投入不足,创新缺乏后劲,不能满足舟山渔场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该区域海洋经济快速增长和海洋事务逐年增多的需求。现在有关舟山渔场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的现状、衰退原因、变动机制、发展 趋势都不 甚明了,管理力度 明显不足。进行舟山渔场生态振兴战略工程建设,必须开展舟山渔场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对于加强对舟山渔场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的了解,解决相关科学问题,加强海洋监测能力、海洋综合管理能力,建立强有力的海洋科技创新团队,增强区域科技创新后劲,必须建立舟山渔场海洋综合管理的高效机制,以保证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科技创新载体与科技创新团队建设、企业研发中心建设与创新型农业科技企业培育、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与产业集群创新等途径,形成舟山渔场科技创新支撑服务体系,构建一个目标明确、组织固定、任务清晰的创新团队。

通过舟山渔场生态振兴工程建设,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科技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的全面提升。

摘要：舟山渔场由于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曾经是我国最大的优良渔场。但由于生态系统退化、过度捕捞导致现在渔业资源严重退化,现在已处于“无鱼”可捕的境地。文章讨论了舟山渔场渔业资源退化的原因,提出了进行生态振兴的必要性。

关键词：舟山渔场,渔业资源,衰退,生态振兴

参考文献

[1]舟山统计局.舟山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2]国家海洋局.2012年全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R].2013.

[3]陈卫忠,李长松,胡芬.东海区海洋渔业资源近况浅析[J].中国水产科学,1997,4(3):39-43.

过去与未来作文 篇5

高三18 钱乐乐

想一生（什么意思？），有的人总是后悔已经发生过的事，进而怨天尤人，而真正懂得生活的人，却是在不断进取中深思如何才让未发生的事尽善尽美。

正如萧伯纳所言，有的人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问：“为什么要这样？”而他却梦想从未有过的事物，然后追问：“为什么不能这样”？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是“有的人”中的一个。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跳出那枷锁，成为主控命运的那一个。

进入高三，许多学生的状态是怎么那么多题型我不会，高一高二我究竟是怎么学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诸如此类的抱怨每天都在上演。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后悔是没有用的，高三的我们唯有在接下来的日子奋力拼搏，才有可能改变最终的结局，我们该做的不是哀叹，而是用自己的方法去书写人生。

虽然说，“事后诸葛亮”是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都拥有的心态，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少点精力后悔，多点力量改变呢？无论是谁的未来，都是未知的，那么就用自己的梦想去点缀自己的人生。

其实，人生的本原，每个人都一样，然而有的人总是紧紧回望着过去，自怨自艾，而有些人，他们从不停下，过去的已成为过去，而未来仅仅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善于改变从未有过的事物，也因此，他们的人生变得与众不同。

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亦是如此。他的出生难以启齿，大学也未念完，这些会使许多人感到绝望，对命运满含愤懑，可是他是乔布斯，他不放弃，在车库创立了苹果这一至今为年轻人欢迎的品牌，是他的坚持，他的创新，他对梦想的不懈追求，让他成功。他也许无法改变过去的事，然而他却尽到自己的努力，将还未有的事情完成得出色。

或许，我们无法做到像乔布斯那样优秀，然而，我们却总有力量去改变人生的一点点。不奢望一跃成名，却希望，未来能因为自己而变得精彩。

许多人认为，回首过去，能得到教训，让未来的路更平坦，这的确如此，然而我们却不能永远将目光停在过去，以为人生一直在继续，我们面前的总是未来。与其对过去念念不忘，伤痛欲绝，频频抱怨，为什么不将自己的梦想投放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上，至少那样你还可以创造你所要的人生。

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总还要走的，那么我们就不要做那对已发生过的事后悔抱怨的人，而去做那勇敢改变未来创造未来的人。过去可以留恋，但不要把它放在生活的重心，面向未来，为未来而努力而拼搏。

普鲁伊：连接过去与未来 篇6

这位西装革履的法国人是DS5的主设计师，但他的工作不限于此。作为标致和雪铁龙两个品牌的设计总管，他需要在不同品牌之间，延续并发展各自的家族风格。现在，DS系列又让他有机会去寻找品牌的豪华表现形式。

重生于2010年的DS沿用了1955年的DS名称，在思路上，却走了不同的道路。当初的DS是法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先锋精神体现，而延续到今天的DS，按照普鲁伊的说法，是向过去和未来的致敬与链接。

普鲁伊说：“整个DS系列这个车，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未来，使这两个世界相遇。DS3、DS4主要是面对法国一些人比较怀旧，因为DS3是面向过去的，像我们说法国有一种叫做有诗意的这一代，他们有怀旧的情趣，所以这个车是面向他们，但DS5是面向未来的。”

2012年4月的北京车展是DS5首次登陆中国，到6月份，这款车会以进口车形式在华销售，然后开始在长安PSA位于深圳的基地国产。

它需要面对的，是将法国人理解的豪华，解读为中国人接受的豪华。对此，普鲁伊信心很强。

《汽车周刊》：你对DS的展台怎么看？

普鲁伊：总的来说还可以，这是我们第一次把DS品牌带到中国展出，总的来说表现了我们属于豪华品牌高端车品牌的设计理念。从设计概念上看，展台干干净净的，体现了我们还是自己的想法。我们要保留住我们这个豪华车的概念，不过也有一些小地方需要改进，我们未来会进一步改进，更好的突出我们设计思想。

《汽车周刊》：法国豪华落实到本土时，是不是需要有一些语言上的转变和一些设计上的改变？

普鲁伊：从产品本身看，DS这个车所提供的性能就非常好，技术也非常好，质量也高。沃尔沃代表的是北欧豪华车，北欧的特点是，里面空间比较大、比较明亮、线条比较简洁。但法国的DS很明确，线条要显得很精致、很讲究，属于法国的豪华，是法国奢侈品文化一脉相承下来的这个风格。

《汽车周刊》：DS19是意大利设计师做的，刚才说的法国设计风格，但第一代是意大利风格做下来的，这里是如何延续的？

普鲁伊：的确，DS19是意大利人设计，但是他的设计还是本着我们DS的DNA做的，虽然是不同文化，但是我们要把这些人员集中起来，去反映我们DS自己的品牌文化。

《汽车周刊》：DS最吸引人的是什么？

普鲁伊：四个关键词，一是经典传承，一是原创设计，一是精湛工艺，一是人性化科技。1955年，我们刚拿出这个车，它很有先锋派的特点，所以整个线条，你一看就是不一样的，开始的时候就有这种设计，精致、讲究。另外，像手表、首饰，法国这种专有技术在我们的产品当中也有体现，我们工作当中也极力表现这是法国专有的技艺特点。DS里面好多设计元素都是从法国金银首饰的设计思路和理念转化过来。还有，梦幻般的感觉，是神奇的、奇妙的，是一下被迷住的感觉。1955年推出第一个DS车的时候，它是一个孩子，很小的东西都体现出这个技术和当时的工艺不同，使我们这个车给人梦幻般的感觉，让人一看就像被催眠了一样，被迷住了。所有这些，我们都要有让它有一个巴黎的源头，通过这些因素把法国的、巴黎的精神投射出来，表现出来。

过去与未来之间 篇7

一、高等教育研究的合法性:知识基础与制度基础

什么是学科?学科的基本含义是知识体系,不同的学科意味着不同的知识体系。学科与科研相关,学科发展表现为知识生产,知识生产不仅意味着知识的发现与创新,而且意味着知识的整合与系统化。学科的引申含义是学术制度,即以分科研究的制度安排来追求知识[1]。学科建设不仅意味着知识体系的建构,而且意味着学术制度的建构。前者指的是学科的概念模式和认识规范,后者指的是支撑学科发展的社会组织及其他制度安排。学科的生命力植根于知识体系的建构之中。

知识体系建构的起点是界定研究对象。任何学科都是由研究对象界定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另一门学科的主要依据,但各学科的方法可以共用。把知识分解为各种学科是人为的,学科分类是逻辑决断的结果。现实世界是一切学科的立足点,它是无限的,是有机统一的,具有不可分性。然而,人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为了认识世界、理解世界,人们不得不从整体世界中划定一个有限的范围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把一个论题从其他论题中分离出来[2]。由于现实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截然分开,故学科的界限很难划清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科的界限具有可渗透性,各学科是相通的。

虽然把知识分解为各学科是人为建构的结果,但这种学科的划分一旦形成就难以推翻。这是因为学科建设不仅是知识体系的建构,而且是社会管理知识方式的建构。学科一旦建立,不但框定了某种精神领地,而且学科本身也逐渐自我稳固。这时,我们说学科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传统。知识传统对于该学科的学者具有强大的规训力[1]。学科建构是一个制度化过程,学科演化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学科建构背后有着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学科建构不仅涉及外部资源的获取和学术薪火承接人的培养,而且涉及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和个人地位的建构。要改变学科划分,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学科结构,就要对已建立的正统观念发起挑战,由于社会成本、适应性预期、协同效应以及权力不对称等制度性因素的约束,大部分的挑战不会成功。

学科的合法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在合法性,即知识传统;二是外在合法性,即制度基础。前者强调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有明确的学科主题(研究对象)和适切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后者强调一个成熟的学科应该有独立的社会组织(院系、研究所)和发达的学术网络(学会、期刊)[3]。内在合法性的标志是形成一套广泛认同的文化-认知体系,外在合法性的标志是形成学科发展的制度基础。两种合法性的相互建构,产生了合法性的现代学科。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学术领域,其最早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对高等教育的系统研究也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1893年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在克拉克大学首次讲授高等教育理论课程,开始培养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专门人才。此后,美国更多的大学开设了高等教育方面的课程。“俄亥俄州立大学在1918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1920年、芝加哥大学在1921年以及斯坦福大学在1928年都开设了高等教育方面的课程。到1945年,美国至少已经有27个正式的高等教育学的学位点。”[4]3二战后,高等教育研究作为独立的学术领域正式确立。大众化催发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强烈需求,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知识的系统化取得重大进展。高等教育研究的主题开始聚焦,形成了大学生发展、高等学校教学、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社会学等热点研究领域。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研究也获得了稳固的制度化支持,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据统计,当前全世界大约有500多个校级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美国至少有100多所大学开设高等教育专业[4]28。随着高等教育研究的体制化,一批专业性的学术期刊和专业性学会也相继成立。尽管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建立起来,但这个领域固有的一些特点影响其合法性建构。一是与成熟的学科相比,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心论题、概念模式、学科视角方面缺乏共识;二是高等教育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其他专业方向的研究人员开始涉足高等教育研究的有关问题;三是高等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两者的关系很密切;四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基础比较脆弱,许多学者的高等教育研究只是个体行为,缺乏稳定的制度支持[4]4-33。

二、学科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就学术传统而言,世界上有两种高等教育体系,一是欧洲大陆体系,二是盎格鲁-北美体系。前者是国家控制的一元体系,后者是自由竞争的多样性体系。与此对应,高等教育研究也有两种发展模式。盎格鲁-北美体系是一种自然生长的学科发展模式,高等教育研究主要由内驱力推动,学科建构的关键行动者往往是从事知识生产的学者。其学科演化过程是先有知识传统的积淀,而后进行学科设施的建设。正如英国学者丘奇所言,“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所反映的是存在于各种学术专业间的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伸进了高等教育,学者们便围绕高等教育这样的学科领域组织成团体”[5]。欧洲大陆体系是一种人为设计的学科发展模式,高等教育研究较多地由外部需求推动,较少出于内驱力。学科建构的关键行动者一般是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的官僚,这是因为其学科演化过程是先进行学科设施建设,而后进行知识传统的培育。丘奇认为,在欧洲大陆,高等教育研究更多的是为国家发展服务的,更为经常的是在政府机构和官方机构中进行,而不是作为各种独立的学术研究进行的[5]。由此可见,盎格鲁-北美体系遵循演化逻辑和学科逻辑,欧洲大陆体系遵循建设逻辑和社会需求逻辑。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带有强烈的欧洲大陆体系色彩,其学科发展遵循人为设计的建设逻辑。我们是在知识传统缺乏积淀的情况下,努力进行学科设施建设。从1978年开始,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重点大学纷纷成立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400多个附属于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所[4]28。从1980年开始,《高等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等一大批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学术期刊创刊。时至今日,中国拥有高等教育的专业学术期刊上百种,其中核心期刊就有20种之多,这些重要期刊每年刊发学术论文3000多篇[6]。1983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现拥有专业性的二级分会63个。1983年,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进入国家学科目录,从而拉开培养高等教育学硕士和博士的序幕。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建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学科制度建设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随着高教领域的拨乱反正,为了加强对学校自身发展的研究(“校本研究”),高校普遍设立高等教育研究所或者高等教育研究室。高等教育研究最初的动力较多地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刺激,较少地来自于自身的内驱力,“校本研究”朝着行政化方向发展,大部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成为了秘书性的“服务机构”和“咨询机构”,尽管也有少部分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室有意识地朝学术性方向发展,开始知识传统的积淀[7]。第二个阶段以知识传统积淀为中心。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学科建制化基本完成,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开始知识基础的积累,大批高等教育理论成果涌现出来。然而,高等教育研究的表面繁荣掩盖不了内在的危机。因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搬运,理论创新依靠输入英美国家的高等教育成果。阿特巴赫曾用中心-边缘理论解释这种现象,如其所言,虽然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占世界的80%),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成果大多产生于盎格鲁-北美体系,中国等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处于边缘状态。在国际范围内交流的75%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来自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4]24。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跨界,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被随意使用,由此导致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体系杂乱无章,理论缺乏内部一致性,通约性极差,难以有效整合。

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开始讨论一个沉重的话题,即高等教育学的独立性问题。人们希望中国的高等教育学能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概念模式和学科视野,不要陶醉于搬运西方的高等教育理论或套用其他学科的概念模式。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加剧了学科的危机感。为了建设一流学科,部分大学开始裁减学科和院系,高等教育学因缺乏丰厚的知识积淀以及偏离社会需求逻辑而被部分综合性大学所抛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学科的制度基础一旦被破坏,学科的衰落将不可避免。知识传统是一切学科的地平线,寻找中国高等教育学的振兴之路,必须夯实自身的知识基础和理论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4—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组织了一批国内知名的高等教育专家梳理和提炼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旨在夯实中国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传统。

总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主要遵循社会需求逻辑,学科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部需求,基本完成了学科的体制化建构。第二个阶段主要遵循学科逻辑,致力于学科的知识传统的建构。学科发展的动力逐步来自于内驱力,知识生产逐步偏离了社会需求逻辑。第一个阶段的问题是学科的空壳化,学科的内在合法性不足;第二个阶段的问题是学科的自治性,学科的外在合法性欠缺。任何学科要得到发展必须从社会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撑,一旦接受资助者的支持就必须放弃部分学术自由。高等教育研究必须平衡学科逻辑和社会需求逻辑。

三、研究主题与研究范式: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知识状况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知识状况可以通过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式来描述。明确的研究主题和适切的研究范式是学科内在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作为一个年轻且不成熟的学科,高等教育研究的突出特点是跨学科性。事实上,一切知识前沿都是跨学科的,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新的研究领域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性,才能出现学科化。伯顿·克拉克编写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在中国高教界被奉为经典,该书阐述了对高等教育研究有贡献的八个学科:历史的观点、经济的观点、政治的观点、组织的观点、地位的分析、文化的观点、政策的观点、科学学的观点。在这种思路的激励下,更多的学科视野被引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础。然而,高等教育学的多学科研究尽管有效,但也造成了此领域内部的不一致。如何寻找统一的学科框架,把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置于同一话语体系下,就成为一个十分现实而紧迫的问题[8]。德国学者泰希勒认为,高等教育研究与青年研究、城市研究、女性研究等跨学科研究领域一样,是以主题为基础[9]。因此,对研究主题进行分类是寻找同一学科框架的第一步。

国外对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进行分类的成果很多,笔者不想在此过多地综述这些成果,只想提供一个描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主题的分类框架。当代高等教育主要以高校为载体,要实现高等教育目的,需要卓有成效的教学与研究,卓有成效的教学与研究取决于良好的大学组织与管理,大学组织与管理的有效性以宏观的体制与结构变革为前提。如是,高等教育的研究领域可以分为宏观层面的“体制与结构”、中观层面的“组织与管理”、微观层面的“教学与研究”。根据这一分类框架,我们对中国主要的高等教育核心期刊所刊的论文进行分析(如图1)。统计发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微观的“教学与研究”上(占比50%左右)。从2012到2015年,宏观层面的“体制与结构”与中观层面的“组织与管理”出现了此消彼长现象,即人们对“体制与结构”的关注度逐渐下降,对“组织与管理”的关注度逐步上升。这可能与中国高校办学自主权取得一定的进展有关系。

数据来源:周光礼,谢清.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与进展:2012年年度报告,《中国高教研究》,2013(7);莫甲凤,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与进展:2013年年度报告,《中国高教研究》,2014(10)。

在这些研究领域中,涌现出一些活跃的研究主题。在“体制与结构”领域,比较活跃的研究主题有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外部关系;在“组织与管理”领域,比较活跃的研究主题有院校研究、现代大学制度;在“教学与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研究主题有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课程与教学、学生与学生发展、教师与教师发展。值得指出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主题常常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快速翻新,其中,公共政策的变化是高等教育研究主题变化的重要驱动力。如2012年“现代大学制度”和“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度为10.8%和9.30%,到2013年这个数据分别为5.19%和5.80%,一年之内就下降了1倍[8]。

一个研究领域的任何参与者,都在由那个学科的某种哲学所提供的框架内从事研究,这就是学科范式。这些范式可能是明确的,研究者在开始工作以前就已经建立了某些准则;这些范式也可能是含蓄的,存在一些准则,但没有取得广泛共识,然而它们形成研究者们日常世界的当然部分[10]。在范式明确的情况下,这一范式当然也为其他研究者共享。但在范式含蓄时,研究风格就大异其趣。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存在多种研究范式,有注重普遍性知识的,有强调特殊性知识的,有提倡知识主观性的,有倾向知识客观性的。如果我们把主观性-客观性维度作为纵坐标,将普遍性-特殊性维度作为横坐标,则会得到一个二维象限图(如图2)。二维象限图中的四个象限,分别代表四种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8]。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认为,知识只能通过经验取得。实证主义围绕“假设检验”进行,强调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性,重复证实是这种范式的特点。经验主义既强调经验事实的客观性,又强调个体经验的特殊性。人本主义既强调知识的主观性又强调知识的个体性。结构主义既强调真理的普遍性(知识的可重复性),又承认现象世界的主观性(知识的不可检验性)[8]。根据知识的重复验证程度,国际上把学科分为“硬学科”和“软学科”。其中,知识可重复验证程度高的学科是“硬学科”,它们一般比较成熟;知识可重复验证程度低的学科属于“软学科”,它们一般不成熟。根据对2015年18种高等教育核心期刊发文统计(见表1),我们发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主导范式是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占发文总量的80.56%。其中,经验主义研究,理论可重复验证的程度很低;结构主义则强调理论的真实性不可以检验。体现学科“硬度”的实证主义研究只占全部成果的17.01%。由此可见,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硬度”远远不够,属于极不成熟的“软学科”。

四、研究者与研究机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基础

一门学科要得到发展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的问题,二是资源问题。前者强调一门学科要得到发展必须有数量充足的研究者,关键研究者代表一个研究领域的学科化水平;后者强调一门学科要发展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这可以通过制度化的研究机构来观察。我们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基础,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行动者与制度环境是相互建构的,一方面,行动者塑造了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制度环境反过来塑造行动者。对关键研究者的学科支撑网络分析可以大致反映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化水平。高等教育研究的关键研究者可以界定为学术期刊的活跃作者或核心作者。根据周详等人的研究,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活跃作者占比为2.6%,贡献了高质量研究成果的8.27%。但他们同时发现,与2014年相比,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活跃作者的流失率高达72%[11]。因此,确定关键研究者必须考察一个时段学者的综合表现。武建鑫利用高等教育研究指数确定了2011—2015年度20位最具影响力的核心作者(见表2)。

本文以这20位核心作者为分析对象,进行统计分析(见表3)。从核心作者的工作性质上来看,学术人员占比为60%,行政人员占比为40%,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者与实践者的界限非常模糊,学科门槛偏低。从核心作者的教育背景来看,有教育学科背景的占60%,非教育学科背景的占40%,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具有多学科研究的特点。从核心作者所依托的机构来看,70%的学者拥有制度化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教育学院或高教研究所),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具有良好的制度基础。从核心作者所依托的学科来看,依托教育学一级学科的占30%,依托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的占40%,依托其他学科的占30%,这一方面说明了高等教育领域跨学科的特点,另一方面反映了高等教育学基础设施的薄弱,对公共管理学科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从核心作者兼任学会领导职务来看,兼任教育类学会二级分会副会长以上职务的占比为45%,兼任高等教育学会二级分会副会长以上职务的占比为30%,兼任其他学会二级分会副会长以上职务的占比为20%,这说明核心作者离不开完善的学术网络。

注:学会兼职只统计全国性学会二级分会副会长以上职务。

对最具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分析可以进一步解释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化状况。根据高等教育研究指数,我们选择20个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进行统计分析(见表4)。我们主要从课程与学位点、重点学科与重点研究基地、专业期刊等维度审视高等教育学的制度基础。判断一门学术性学科地位的首要标准是学者队伍,其中,最重要的是源源不断培养学术薪火的承接人。高等教育研究进入大学的专业与课程是学科经久不衰的保证。获得社会认可和资助是衡量学科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标准。在中国,进入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基地意味着获得可靠的经费来源。判断学科地位的第三个标准是信息设施。一个成熟的学科需要建立以学术期刊为核心的研究网络,这是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基础。

总体来看,这20家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获得了稳固的制度化支持。(见表5)从课程与学位点上看,95%的机构拥有高等教育相关专业的硕士点,80%以上的机构拥有高等教育相关专业的博士点,全部机构开设了高等教育的相关课程。从重点学科来看,55%的机构拥有省级以上的重点学科,40%的机构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从重点基地的角度来看,一半以上的机构拥有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是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智库。从专业期刊上来看,55%的机构至少拥有1本以上公开出版的专业学术期刊。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研究在这20家机构具有牢固的建制化的基础,良好的学科设施保证了高质量的学术产出。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学者(20个),3/4来自这20家机构。

通过对重要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考察,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建设知识传统和知识基础相比,我们在学科的制度建设方面更为成功。

五、回归复杂性: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未来趋势

复杂性是当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复杂性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个关键特征,世界需要复杂性思维。复杂性思维与科学主义的简单性思维相对。简单性思维将世界视为一个受因果法则支配的封闭系统,遵循决定论逻辑。我们只要对事物的初始状态有精确的认识即可把握事物发展的轨迹,社会系统将沿着确定性的轨迹发展。复杂性思维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事物是由诸多非线性联系要素所构成的开放系统,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社会系统遵循或然论逻辑。我们在社会系统中找不到普遍性理论,任何理论都是局部的、具有特殊性。这是因为复杂的东西不能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不能归结为一条规律,也不能化约为一个简单的思想[13]。

复杂性思想对我们探讨高等教育学科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学科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所有的学科都研究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统一体,故所有的学科都是相通的。学科的分类是人为建构的,是偶然的、武断的,它只是解决世界无限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矛盾的权宜之计。复杂的现实世界是一切理论的土壤,是一切学科的地平线。离开复杂的现实世界去寻找高等教育研究的合法性,无异于缘木求鱼。无论是成熟的传统学科,还是发展中的新兴学科,知识的前沿都表现出强烈的跨学科特点,都是以主题的形态出现且以问题为导向。在知识的前沿,学科的界限是模糊的,主题是相互渗透的,理论范式是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的生命就在于其多学科性。高等教育研究高度依赖其他学科,过强的学科边界意识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人为设置学科壁垒,切断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将窒息高等教育研究的生机与活力。多种理论范式并存是正视复杂性、回归复杂性的明智之举。根据复杂性思维,高等教育研究还必须树立起“特殊高于普遍”的认识论原则,作为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研究不可能产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理论,只会产生适用于局部的特殊性理论。问题导向的应用研究是当代高等教育研究的主体形态,高等教育研究必须兼顾学术性和应用性。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用性必须有深厚的学理基础,正如泰希勒所言,高等教育研究不能陶醉于收集信息的应用研究,而要凭借复杂性、出人意料的信息和长远的观点让行动者惊奇不已[9]。

高等教育学科的合法性建立在两个支点的基础之上,一是知识基础,二是制度基础。就知识基础而言,学科合法性的关键是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适切的研究方法。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完全是客观的,它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是研究者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引下人为建构的产物。所谓学科视野和学科立场,只不过是学术共同体共享的一套文化-认知系统,即学科的知识传统。学科的知识传统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显示出强烈的路径依赖。高等教育学科的合法性不在于有没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严谨的研究方法和逻辑一致的知识体系,而在于是否形成了普遍认同的知识传统和价值观念。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学界对本学科的中心论题、学科规范缺乏共识。要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进步,必须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解释范式进行反复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这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就制度基础而言,学科合法性的关键是深深地嵌入体制与机构之中,获得社会的认同。学科发展有两种模式,一是遵循自然演化逻辑,二是遵循人为设计逻辑。一般来说,学术中心地区遵循演化逻辑,先有知识传统,后建学科制度;学术边沿地带遵循设计逻辑,先建学科制度,后建知识传统。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遵循人为设计逻辑,学科建制一直是学科建设的中心内容。学科建制包括成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开设高等教育课程和学位点、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学会、出版高等教育研究期刊、进入国家学科目录等。其中,最重要的学科建制是进入国家一级学科目录,这是合法性的源泉。美国的学科目录是民间编制的,其突出特点是描述性和结果导向;中国的学科目录是政府主导的国家标准,其特点是规范性和指导性。在中国,进入国家学科目录不仅意味着社会和学术界的认可,而且意味着获得可靠的资源支持。事实上,中国的学科目录是学术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大学的课程、专业、学院设置均是参照其进行的。制度环境的变化要求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建制与时俱进。以前我们是按照二级学科设置博士点,现在则是按照一级学科设置博士点。在以前的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学作为二级学科具有坚实的制度基础;但在现在的制度环境下,二级学科的建制无力支撑庞大的高等教育研究。建立独立的一级学科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制度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学科不只是知识分类的工具,更是国家知识管理的手段。一门学问成为学科,不仅是其知识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社会需要其发展的外在要求[3]。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一些综合性大学撤销教育学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等教育学不是独立的一级学科。由于不是独立的一级学科,一些以高等教育学起家的教育学院不得不开办普通教育专业,盲目模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办学经验,丧失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缺乏坚实的制度基础(一级学科博士点),加上这些机构的学术成果既缺乏深度,又毫无用处,导致这些机构的合法性丧失殆尽。

我国电子商务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篇8

1.1 电子商务的起源

电子商务并非新兴之物,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电子商务的开端始于1839年电报的发明, 从此商人便开始用电报收发贸易信息以加快信息传递, 而后又用电话、传真等传递商贸信息。而电子商务的最早形态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基于计算机的EDI技术的应用, 公司间信息传递开始采用电子数据交换技术 (即EDI技术) 传递订单、交货、付款等;但是由于EDI技术的复杂性与高昂的成本, 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应用, 因此, 真正意义上的电子商务是在Internet技术成熟后才开始的。

1.2 电子商务的定义

时至今日, 电子商务的概念仍没有被清晰的界定, 各国政府、组织、企业等都根据自身所处的位置以及参与电子商务的程度, 给出了许多表述不同的定义。因此, 比较这些定义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电子商务, 本文进行简要列举。美国:是指通过Internet进行的各项商务活动, 包括广告、交易、支付、服务等活动;中国:是指通过Internet网完成商务交易, 其内容可分为商品和服务交易, 交易需有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支持;WTO:是通过电子方式进行货物和服务的生产、销售、买卖和传递;IBM公司:是把买方、卖方、厂商和合作伙伴在企业内部网、企业外部网和互联网结合起来的应用, 即:EB=IT+Web+Business。通过以上定义的综合比较, 笔者认为电子商务是指各种具有商业活动能力和需求的实体 (即生产企业、商贸企业、金融机构、政府机构、个人消费者等) 为了跨越时空限制、提高商务活动的效率, 而采用计算机网络和各种的数字化传媒技术等电子方式实现商品交易和服务的一种贸易形式。

2 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

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发展只经历了短短的十四个春秋, 最初是在上世纪末开始从国外引入我国, 同时期, 我国也开始创建和发展本土的电子商务;随后, 我国电子商务也跟随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而进入了发展的寒冬期, 而在我国的“非典”结束后, 其发展开始复苏并迅速渗入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直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国内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我国的电子商务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调整和转型期。由此, 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2.1 萌芽与起步阶段 (1997~1999年)

国内第一批电子商务网站的创办始于1997年起步的三年, 比如先后涌现出阿里巴巴、当当网、易趣网等知名电子商务网站, 其创业者受到当时互联网全新引入概念的鼓舞, 凭其敏锐的嗅觉认为传统的贸易信息会借助互联网进行交流和传播, 商机无限。据相关调查显示, 我国目前有5.2%的电子商务网站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 从某个侧面说明这些电子商务企业的创建者看好电子商务在我国的良好发展前景。

2.2 冰冻与调整阶段 (2000~2002年)

由于互联网过于迅猛的发展, 其泡沫被人为地吹大, 终于在本世纪初破灭了, 而电子商务的发展又严重地依赖于互联网的发展, 因此, 在互联网泡沫破灭时, 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比如阿里巴巴、美商网等纷纷进入了残酷的寒冬阶段;但也有依靠“会员+广告”模式的行业网站集群, 躲过寒潮、身处艳阳天, 实现了集体盈利。据相关数据显示, 在现存的电子商务网站中, 只有12.1%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 因此这一时期确实是我国电子商务的冰冻与寒潮阶段。

2.3 复苏与回暖阶段 (2003~2005年)

我国电子商务在经历了冰冻与寒潮的低谷期以及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后, 迎来了春天般的迅速复苏, 正是经历了这些磨难, 才使更多的电子商务企业谨慎务实地对待盈利模式和低成本经营。据相关调查显示, 在这一阶段有许多企业开始运用电子商务发展自身业务, 并且许多电子商务网站在2003年实现了“营收平衡”, 为其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4 腾飞与迅猛发展阶段 (2006~2007年)

在这一时期, 我国的互联网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如硬件设施的建设、技术的创新、法律法规的规范等, 以及电子商务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 为其高速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同时, 许多创业者与投资者对电子商务的关注与投资热情急剧高涨, 这主要是源于“财富效应”扩散的缘故, 比如由阿里巴巴的成功上市引起的“财富效应”。推动我国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即高涨的投资创业热情、良性的行业竞争、梦寐的IPO, 这推动其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使其网站数量、服务与盈利模式更为丰富。据调查显示, 我国电子商务网站的创办, 仅2007年就超过了现有网站总数的30.3%。

2.5 转型与升级阶段 (2008~2009年)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我国产业链受到波及, 外贸在线B2B首当其冲, 以沱沱网、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电子商务服务商, 纷纷倒闭或裁员重组。由于国外市场需求的萎靡不振, 许多出口企业由外贸转内销, 内贸在线B2B与垂直细分B2C得到了快速发展;另外, 在C2C方面, 由于其广大的消费群体和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搜索巨头百度也不免眼红而介入其中, 让网购客户有了更多的选择, 电子商务行业的竞争更趋激烈。据相关数据显示, 在这两年时间内建立的电子商务网站就占总数的22.3%, 其中的75.4%则专注于B2C, 该阶段对行业的优胜劣汰步伐加快, 模式、产品、服务等创新层出不穷。

3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

从总体来看, 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呈良好态势, 基础建设增长迅速, 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分散来看, 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又呈现不同的特点。从区域发展情况看, 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呈现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东部地区的发展较为发达和迅速, 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发展较为快速, 而西部地区的发展则较为落后和缓慢。从信息化水平来看, 我国电子商务的应用水平还比较低, 存在信息孤岛现象, 并且投入低, 结构不合理, 存在重硬件、轻软件, 重建设、轻维护的倾向。从应用范围来看, 我国大多数企业应用电子商务还处在初级阶段, 订单和合同的签订、物流方式以及资金结算等仍以传统方式为主。从具体数据来看, 我国电子商务经过复苏与回暖期后, 自2005年以来市场交易额稳定增长, 2007年突破1.7万亿, 截至到2010年12月, 我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则达到4.5万亿, 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另外, 有数据显示, 在B2B领域的交易额则达到3.8万亿, 占我国商品全年零售总额的3%左右, 随着电子商务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这一比例有望进一步提高。2010年过万亿交易规模的电子商务市场中, 网络零售占11%, B2B电子商务占89%, 其中中小企业B2B交易份额过半, 网络实物类交易份额则达到10.1%。

多方因素推动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其一, 消费环境的不断优化, 我国正进入全民网购时代, 用户网购以来程度加深, 有数据显示, 我国2009年的网络购物交易规模达到2630亿元, 购物用户规模达到1.2亿, 用户人均网购消费支出达到2413亿元, 用户的消费支出有1/4是通过网购实现的;其二, 宽松的资本环境为其发展创造了条件, VC看好电子商务发展, 行业投融资活跃, 2010年我国互联网主要行业的投融资规模达到14.3亿元, 其中电子商务的比例就达到74.3%, 占到绝对份额;其三, 国家政策对其扶持力度加大, 各地相继出台有利政策, 比如商务部出台“加快流通领域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 上海出台“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规定”, 以及在“十二五”规划中, 电子商务被国家设定为“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并作为这一阶段信息化建设的中心。这些政策的出台, 无疑对加快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契机。

从上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 我国电子商务正经历着快速蓬勃的发展期, 但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发展问题。比如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仍显滞后、信用体系不完善、虚拟市场监管不力、电子商务税收缺乏相应的解决方法、物流配套体系尚未完善、电子商务人才奇缺等。尽管面临这许多问题, 但我国电子商务未来快速发展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4 我国电子商务的未来发展趋势

4.1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其发展的内外在动力也将进一步增强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着, 受国内外经济的影响, 我国也在力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并加大力度调整经济结构。因此, 这些迹象均表明我国对电子商务发展的需求将更加巨大。随着经济、科技等的不断发展, 以及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趋势, 商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将离不开电子商务, 这无疑将使电子商务深入到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 使人们对其应用意识不断加深, 使相关立法部门制定有利于其发展的法律法规, 同时也会促使电子商务的相关配套支持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比如物流、电子支付等, 这些都将成为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动力。

4.2 电子商务的应用将达到新的广度和深度

在政策方面, 国家和地方为鼓励发展电子商务, 相继出台了促进其发展的政策, 比如在“十二五”规划中, 电子商务已被国家设定为“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并作为这一阶段信息化建设的中心, 其主要目的在于积极发展我国电子商务, 其重点放在中小企业、社会信用、电子支付、物流等相关配套支持体系的建设, 为其应用的普及和深化铺平道路。在区域发展方面, 由于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了电子商务的发达程度和发展速度, 因此我国电子商务在东部地区较为发达、发展迅速, 并且向内陆地区的辐射能力在不断增强, 将缓解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在企业应用方面, 由于我国政府和地方政策的大力支持, 以及为电子商务服务的相关配套支持产业的不断完善, 我国企业将由非支付型逐渐向支付型电子商务的方向发展, 进一步深化企业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应用。

4.3 我国电子商务与产业发展的相关程度不断提高, 形成了新的竞争态势

在综合类B2B领域市场中, 被综合性电子商务网站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 因此, 经营行业电子商务网站的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其他领域发展, 脱离综合类网站的禁锢, 进而寻求更加细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这正是由于传统产业与其进行了深入的融合, 与其相关程度不断提高, 促使两者协调发展。

4.4 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业的繁荣发展, 未来一段时间将持续, 并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随着国际电子商务、供应链电子商务等的不断发展, 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业的发展也将随之被带动, 可形成从低端技术环节到终端支撑环节, 再到高端应用环节的电子商务链, 围绕其正在形成一个全新视角的电子商务服务群, 它们必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5 中国电子商务已步入了对移动电子商务市场进行抢滩布局的新阶段

移动电子商务成为电子商务发展新驱动力。在经历了对网络广告、SP、网游、垂直搜索、WEB2.0、B2C电子商务等热门市场争夺之后, 随着“3G时代”的到来, 中国电子商务已步入了对移动电子商务市场进行抢滩布局的新阶段。各家具备前瞻意识的电子商务公司开始在移动支付、移动IM、移动搜索、移动旺铺、移动定位等领域抢先战略布局。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中国电子商务十二年调查报告[R].2009.

[2]段艳萍.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分析[D].暨南大学, 2009.

过去与未来之间 篇9

关键词：英语教育史,跨学科,研究方法

英国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哲学家, 弗兰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在1653年发表的《培根随笔》一书中有篇重要的文章《论读书》曾经这样说过“读史使人明智。” (Histories makes men wise) 可见历史的重要性。但国内国外在英语教育历史的研究似乎一直停留在史料的整理, 或者只是在为外语教学法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没有真正从史学的角度来研究英语教育史, 更不清楚研究英语教育史的重要性。

1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在国外, 对英语教育研究最具影响的应该是爱丁堡大学语言学系高级讲师A.P.H豪厄特在1984年出版的英语语言教学史 (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中详细叙述了英语教学的整个发展过程, 该书从文艺复兴时期英语成为世界语言开始, 一直讲到当代英语教学。A.P.H豪厄特站在客观的角度对英语语言教学史做客观的记叙式的描述, 并没有阐述英语教育兴起与当时政治的变化之间的联系。在书中作者还介绍了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教学的起源, 语言翻译教学法、自然/直接教学法等的兴起。其实这些英语教学的发展都与复杂的欧洲政治变化有关。16世纪开始, 英语取代拉丁语在书面语和口语中担任领导地位与英帝国的兴起有着复杂而必然的联系。遗憾的是, A.P.H豪厄特的《英语语言教学史》一书并未能就此有任何论述。

在国内, 长春工业大学李旭明教授在她的讲座《国外现代英语教学的历史发展》中对国外现代外语教学法思想的演变进行了详细论述, 在李教授的讲座中提到了对外英语教学的发展, 比A.P.H豪厄特的研究更进一步提到了在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对外英语教学。她指出在19世纪末以前古典语法教学时期, 外语教学思想还只停留在解决为什么教外语的问题上, 在那个时期外语是一种文化素养, 其目的是学习外国文化;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进入了现代语言教学时期, 时代需要解决外语教学教什么的问题, 直接法因此而诞生;20世纪40-60年代, 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教, 当时盛行听说法;20世纪70年代以后, 现代语言教学进入深入时期, 主要代表有Noam 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 J.B Carrol认知心理学, J.S Bruner认知学习理论。我们不难看出, 李教授的研究主要是想阐明英语教学法如何演进, 也没有说清楚英语作为一种教学活动如何与复杂社会活动有机地结合。

2 英语教育史研究的不足与意义

教学时教育活动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 是对知识、经验、方法、能力的传授过程。既然教学只是教育的一种手段, 那么研究英语教育史就不能只是研究其教学史, 这是不全面的, 而且还有以偏概全之嫌。诚然, 英语教学史是英语教育史的一部分, 它具体反映了英语教育的方法和经验的总结。但是什么是英语教育史呢?我们应该怎样来研究英语教育史?首先让我们来看什么是英语教育史。教育史 (History of Education) 是指具体反映人类教育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 是人类过去的活动。 (1) 那么我们研究英语教育史就应该建立在客观准确的英语教育史史料的基础上, 要确定可信的史料, 就必须进行考证。并且在此基础上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来解释其规律。如可以运用教育生态学的理论解19世纪中叶随着欧洲各国之间人们相互交往增多, 为各国之间提供了更多的交际机会, 因而对口语能力的要求越来越多, 之前提倡语法翻译法重视书面理解, 较少考虑口语的表达, 所以这个时期口语教学代替了原来的语法翻译法教学。这样全新的视角来看整个英语教育史的发展过程, 为进一步深入了解英语教育史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

3 英语教育史发展前景

3.1 英语教育史研究的方法

英语教育从古老的英吉利经过漫长的时空, 走向了全世界;而英语语言教育的发展及其推开政策制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研究英语教育还必须研究教育政治学, 在公元1560年, 由于受天主教改革的影响, 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的难民被迫流亡他国。他们以巨大的数量来到了英国。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对这些“宗教难民”采取了欢迎的政策, 但是大量的难民涌入, 他们中大多数是有手艺的技工, 要在英国安身立业, 教会难民学习英语就是首位的。在1570年到1598年近三十年的时间, 法国的语言教师们为英语教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有三位很著名的法国教师, 他们用双语的小册子教法国难民英语。这对于没有明确语言和体系的英语教育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如果没有伊丽莎白女王宽松的政策, 没有外国难民, 尤其没有法国难民为适应生存环境学习英语的要求和愿望, 那么英语语言和英语教育的开始还要晚上很多年。由此可以,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环境对于语言教育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关系。

英语教育活动不是单一存在, 它是社会发展乃至自身和谐共处的实践活动。美国克雷明在他的教育生态学研究中就曾这么说过, “把各种教育机构与结构置于彼此联系中, 以及与维持它们并受它们影响的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联系中来加以审视。” (2) 我们可以把英语教育视为一个有机的、复杂的、统一的系统, 英语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各因子 (学校以及其他教育者) 之间都是有机联系的, 并且动态地呈现为一致与矛盾、平衡与不平衡。因此, 对学校而言, 既要与其他英语教育机构相约定 (engagement) 、关联 (linkage) , 又要有自己的日常工作事项 (agenda) , 在内外互动中保持学校自身的完整与平衡。克雷明指出, 生态学的方法与模式的要点在于指明教育情境的范围和复杂性。运用生态学的联系观、平衡观和动态观我们可以考察目前英语教育存在的问题, 这无疑是一种较好的抉择。

无论是通过教育生态学还是教育政治学的方法来研究英语教育史, 在结构上都是站在宏观的层面对英语教育史的研究, 而通过新文化史学的方法研究英语教育则是要求我们从微观的角度对英语教育活动和过程进行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新文化史又称为“社会文化史”, 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史学形态, 它的兴起拓宽了历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 使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也推动了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的发展。新文化史域下的英语教育活动, 应该是研究英语教师教学的情况、学生学习英语的情况, 通过细微的事件和平常的人物来重构英语教育史, 让人们体会英语教育史的脉搏, 看到普通大众如何参与英语教育活动, 推动英语教学的发展。简单地说, 就是通过新文化史的方法, 最大程度地还原英语教育史的真实发展过程。

3.2 英语教育史研究的对象

确定英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 可以帮助我们划分这门学科属于哪种范畴。英语教育史研究出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英语为母语的国家, 还应该讨论非洲、亚洲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韩国和香港等地区和国家英语教育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部历史过程。英语教学已从某一国家对外文化活动发展成为一项具有国际性的事业。英语教学理论层出不穷。各个教学流派“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对于英语教育史的研究, 不仅是记录下英语教育的历史, 更是从教育史的角度出发, 总结出其深层次的教育观点, 为我国从事英语教育的教师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并为以后英语教育的发展指明方向。

4 为未来英语从业教师树立信念和信心

最近北京教育局宣布将在2016年将英语高考分值由原来的150分调到100分, 山东教育局宣布将在明年取消英语听力考试, 各地关于英语的高考政策调整进入密集期, 引发社会热议。差不多在同一时期, 日本文部省决定在2020年正式将英语教育的开始时间从目前的小学五年级提前到小学三年级, 通过让学生更早接触英语, 培养国际化人才。笔者认为对待英语教育的不同态度让人多少会认为“日本小学强化英语教育”, 而“中国高考弱化英语地位”的感觉。英语之所以成为国际交流的媒介, 除了文化和历史的原因, 还有政治和经济的因素。了解英语教育的历史对于英语教师来说无疑对其树立从业的信念和信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英语作为世界语言承载了大量先进的科学知识, 是透视西方文明的窗口。英语的重要性无论在今天或是今后都毋庸置疑。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日本、土耳其等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 外语教育同样是国家与社会变迁的一种映射。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变化, 经常可以在其他国家看到形似的影子, 而其他国家发生的有关外语教育的旧例, 又经常如“幽灵”一般,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

参考文献

[1]杜成宪, 邓明言.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2]周采.外国教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过去与未来之间 篇10

绘画自身的发展规律

人类的绘画,无论东方和西方,它的基本定义都是一样的,绘画就是一种手绘的图像、手工制作的平面性图形。它包括两个方面性质,一是图像性,二是手绘生产,这与一般学界认识不太相同。以往大家更多关注中西绘画的差异性,我则更愿把中西绘画看作一个整体性的事物,一种具有相当的共同性和可类比性的事物。现在谈中西绘画的种种表述,都在强调差异,而没有看到共同的东西,忽略了大量相似的方面,这使我们研究走向片面和孤立。人类早期艺术都具有两大因素:线造形和平面性。绘画作为一种事物,它有其自身共同的发展规律,而且发展的基本规律是非常一致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周期性的发展、繁荣、衰落的过程,而且各文化之间不断都有交叉联系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彩陶,从造形到质地、文饰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那时原始交通的条件下,各地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意味着,各地区的艺术在按照无形中的艺术共同发展规律发展,因而产生了这种相似性。所以要多注意共性,共性往往是最基本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要把各种文化财富看成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共有的文化财富,不要相互排斥。

整体框架下的西方绘画

第一个大的方面,要从它的文化内在指导思想或精神性内核来看;第二,要从外在的图像发展脉络来看;第三,要分阶段来看。由内在导致外在,最核心的是指导思想方面,中间层面是图像方面,然后是纵向的历史大段落。

西方绘画中的指导思想和内在精神的发展,首先是由宗教精神向科学精神的转化。由纯粹的宗教性内核到借宗教题材来表现人文主义的内容,在图像上越来越趋于写实,追求视觉上的真实。随后,这种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又向个人精神转化。

我们往往对事物容易产生一些关于好坏的判断,这种判断基于某种特定的价值理念。但价值观也是不断在变的,以前我们认为好的,现在也许反而会觉得不好,甚至一文不值。为何会这样呢?比如在绘画中表现故事性、文学性,在西方绘画史中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好的,但莱辛却认为绘画和诗应该分开;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有很多人用绘画来表现政治,而现在认为绘画中不能表现任何纯绘画以外的东西,所以每一阶段的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事物本身并无对错好坏,之所以产生对错好坏,是由于我们的价值判断。在绘画不同发展时期由于不同价值标准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审美观的变化,魏晋的“秀骨清像”是一种美,唐代则“以肥为美”也是一种美。早期的宗教绘画出于那种非常虔诚的心态,所以形成了一种虔诚的中世纪画风。后来追求科学性,所以在画面上追求立体,追求视觉真实性的图像刻画,质地非常到位,刻画渐趋极致。但接下来绘画又走向它的对立面,强调主观性而排斥客观性,个人真实性而排斥在绘画中的那种虔诚的敬业之心,追求不同的语言风格,导致一种非常混杂的局面。而这种片面性的追求差异性到了一定程度,它们之间语言及画风的区别反而会缩小,变成了大同小异的一种东西。

当代西方绘画遇到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是价值标准多重混乱,用以前传统的价值标准来看西方当代艺术,当然是无法清晰判断的。尤其是在过度的个人化的后现代西方,多元的价值标准直接导致了艺术价值体系的崩溃——毕加索案例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问题。

中国艺术的价值标准则是太稳定了,类似于过去中国稳定的封建社会形态。两千年来中国画价值标准变化是缓慢的,从入世的“成教化,助人伦”到出世的“聊写胸中逸气”等,长时间以来只是在缓慢地渐变。这是或许是因为中国画内在的哲学精神讲究“和”、讲究中庸、具有相对稳定的持续性的原因。我认为这也可以是中国传统绘画对当代艺术具有价值的观念“天人合一、主客观合一、道德叙述与个人表现的合一”,避免了较为偏激的倾向。任何事情都不要偏激、片面、走极端化,但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也就在这里: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固守传统,丧失了中国艺术中最内核的东西,与西方的“二分”思维方式没什么两样。这种片面的价值理念,已经违反了中国文化的内核思想,所以我们还是要全面地、发展地、综合性地看问题,要坚持传统中庸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西方油画的发展脉络

从早期来看,与中国画早期一样,都是线造形和平面造形的艺术。作为三维空间来看,对于形与空间的关系、形与色彩的关系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多年以后,绘画语言多样化的探索,却最终导致语言解构。当前绝大多数画家都把语言的探索作为不断努力的目标,但语言符号的多样化却是一把双刃剑。可以这么讲,西方现代绘画的成功之处,即在于语言符号的多样化的探索;而西方绘画失去古典时代辉煌的最为失败之处,也在于对语言的过度探索,没有把握好探索的度,结果走向了反面。西方在绘画上现代、后现代的探索的成败是一分为二的,它最终的令人遗憾之处,在于绘画在那些多媒体、装置、行为等新艺术面前显得很苍白无力。对语言的过度探索,导致许多非绘画语言进入了绘画,使绘画丧失了它的纯洁性与纯粹性。当然,中国绘画也受到书法、篆刻和诗歌的影响,也不能说是纯粹的。

西方绘画发展第一阶段是“上帝的艺术”。在这个阶段,艺术中有一种虔敬、圣洁的精神性,这种东西后来就消失了;文艺复兴以后的艺术,逐渐从“上帝的艺术”转变为“地球人类的艺术”,这是西方艺术的第二阶段。这种艺术的性质,在于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对人的生命本身的肯定和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同时伴随科学精神的出现,绘画的最高追求目标转变为对视觉真实的极致追求,这种手艺和精神追求也同样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时期的绘画追求叙事性、追求戏剧性,这二者是相互联系的,但有区别。叙事性是表现故事,而戏剧性则是表现故事最富于戏剧性冲突的那一瞬间,戏剧性要比叙事性更加浓缩。另外,古典绘画中有很多建筑艺术的滋养,当代绘画其中许多为什么不耐看?就是其中不具有像建筑那样恒久的东西,随意性太强,缺乏一种视觉秩序和永恒性。

笔触与笔墨造就中西绘画重逢

笔触的产生,使“地球人类”艺术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从绘画艺术内在的发展逻辑上讲,笔触应该是从形象和形体的塑造上生发出来,雕塑就是由形体塑造产生塑痕。但事实上,西方画家由于对形体和形象的表现价值产生了怀疑,用笔反而从印象派和点彩派的色彩表现中产生,从色彩上产生用笔,这有点有心栽花无心插柳的味道。因此,绘画应该重新回到形象与形体塑造的那条大路上去,从形象与形体的塑造中引发用笔,这才是美术史没有找到的绘画的真正出路,这才是绘画的一个最大的突破口。

提到笔触总会想到中国画的笔墨。笔墨是一种程式化,公共规定的规范化。笔墨是文化的体现,文化是一种公共意识形态,是使人遵循的东西,所以国画界经常用笔墨来评判人,有一个事先设定好的笔墨品评规范;笔触则是情感与个性的体现,从世界范围上讲,个人越来越趋于独立,人类越来越追求自由,这是必然的大趋势,因此在笔墨中应该更多的吸收笔触的成分和笔触的价值取向。在笔触与笔墨这一交叉点上,中西绘画又再度重逢。笔触的文化价值体现的是人在画画,尤其是不同的人在画画。绘画风格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个人的绘画语言这类符号性的东西上,但符号也容易被复制,而笔触则是表现画家特定时期的内在心情与精神,很难学到,也很难复制。笔触会成为探索个人语言风格的特别标志,笔触的组合,就是个人的风格符号,比如梵高的笔触是弯曲的线条,但组合之后就成为火焰般的符号。先追求的一种笔触,再使它转化为符号,所以笔触的重要性还体现在这里。所以,绘画并没有死亡,真正的道路才刚刚开始。1

西方绘画放弃了对于形体的建构,所以使得西方绘画开始走向解体。从色彩上引出用笔,肯定会导致画面的平面化,当时新鲜,但从历史上来看,又回到绘画原始的状态,这是丢掉形体塑造之后的结果。用笔可能导致平面化,但并不是绝对的,笔触也完全可以具有形体塑造的能力——而笔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形体的塑造。比如从罗丹的雕塑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笔触的东西,因此,首先不要低估笔触的表现力。另外,对于用笔的概念,也要重新确立价值标准,并没有好坏笔触之分,只有有无感情、是否表达了造形的笔触。如果准确的表达了形体,即使笔触弱一些也是好的;如果没有,即使剑拔弩张也是多余的。这样就奠定了笔触的个人化与多样性的可能性,因为人的精神是多样的,所以用笔也是千变万化的。

导致西方绘画迅速发展因素

二十世纪的种种“新艺术”形式的出现,往往会有许多截然不同的诠释和甚至相反的看法,这说明原有的解释系统已经出现混乱,话语开始失灵。不可否认,西方绘画正在变为另外一种事物,绘画正在走进它的半衰期,很多问题无法解释。我对这种无法尽知的“神秘艺术”,称之为“外星人的艺术”,这是西方艺术的第三阶段。毕加索的绘画在某一刻突然发生变化,还有许多他同时代的艺术家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首先,我认为现代、后现代绘画大多不具有经典性,都不耐看,而且不但一般观众看不懂,连他们艺术家自己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甚了了。用以往的价值标准无法解释,新创造的标准又很繁多,莫衷一是。首先,传统评论的解释方式是把问题谈清楚,而现代评论好像故意追求使人不知所云;第二,我觉得现代艺术花样繁多,为不同而不同,结果反而趋同;第三,每种主义和潮流的周期很短,很快就消逝,一走而过;第四,是这种艺术作品很难引起那种深刻精神共鸣与情感激动,效旲表面化,想法幼稚化。缺乏主题,仅仅是想法而已;最后一点,现代、后现代艺术流入制造工业化、表现荒诞化、操作商业化的怪圈。

西方在传统绘画解体后产生的这种现代绘画,其最大的病症或致命的缺陷,是没有在继承文艺复兴人文传统之后,再向更高的精神层面追求与提升;没有进一步肯定人的价值,而只是强调艺术家的自由性,将着眼点落实与艺术语言及方式的本体性变化上,忽视了艺术与人的一体性关系,造成对大多数人的精神持一种嘲弄嘲讽的态度;没有进一步肯定人的神性,在走技术革命的道路。印象主义之后的现代艺术在回应照相术的挑战时,它的艺术策略是失误的。技术与语言的革命固然是重要的,但应是在图像之上寻找新的超越图像的途径,但它是避开图像技术,这样使得丢掉图像性的同时也扔掉了绘画中最可贵最具价值的东西。毕加索在西方已经成为了传统,因为更新东西还在出来。

欧洲的古典绘画方式

欧洲的古典绘画是一种“仿像的”方式,它的学理基础是源于古希腊的“模仿说”。“模仿说”对于绘画的定义,就是眼睛在一个透视空间里注视物体,然后把物象从自然空间拷贝到平面上,使用透视、形体、明暗、光影,解剖、透视等等这些办法,来模仿客观对象的镜像。特别到了资本主义之后,这种绘画方式和资本主义对物质的占有方式的欲望连接在一起,如实地描绘这个事物,等于在虚拟中占有了这个事物。这种对于物质对象的占有与保有的欲望,可称之为“木乃伊情意结”。“木乃伊情意结”是法国人安德烈·巴赞的一种说法。巴赞追溯雕刻和绘画的起源,认为人类有永久性保存自己尸体的愿望,而手工艺制成的木乃伊,乃是人类的第一件雕塑作品,雕刻和绘画最初是作为人的替代品而产生的。从这一意义讲,西方古典绘画的历史,就是写实艺术发展的历史。由此产生的人类以绘画手段追求形似的写实模仿技术,以逼真的形象模仿现实对象,用直观的造形替代外部的视觉对象,成为绘画艺术的基本功能。

绘画的“木乃伊”功能不但被新的图像技术取代了,而且摄影术成为西方绘画的致命杀手,对西方油画冲击非常大。毕加索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这种在印象派时期就开始的恐惧,在毕加索那里改变了思路:如果仿像这种绘画方式已经不行了,那么就要寻找其它的方式来画画,并且这种方式是摄影无法完成的。所以,毕加索一生的风格多变,并不仅代表他具有探索精神,而是这种探索精神本身就反映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探索?为什么要创新?如果说物质领域的创新有可能是利益驱动,那么在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也必会存在深层的动因。

问题的实质是:西方绘画遇见的这个问题是致命问题。他们已经到了绝境,面临生存的问题,所以要不断地寻找出路。毕加索就是这种“寻找出路”的代表性人物,这就是毕加索的意义。毕加索一生都在寻找,他在艺术上并没有最终成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资本能量,他的商业模式成功了。毕加索把创新探索本身做成了一种价值观,一种产品、一种资本,但是探索本身不一定代表就是艺术上成功。毕加索一直都没有成功,因为他一直在探索一但是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下,把这种探索本身变成了一个有价值的、特别是有商业价值的艺术和文化行为,所以让人不能不佩服资本主义整个运作体系。

中国画的笔墨语言

与西方绘画相比较,我认为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是:中国绘画的性质不是图像的保有,中国画尤其是写意方式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存一个事物的影像,而是为了保存个人生命在那一瞬间的过程。而这样的特征,是由于中国画的笔墨语言的性质所决定的。

文人中国画所使用的“笔墨”语言,在绘画语言基因的性质上有什么不同呢?所有其它的绘画形式,无论油画、版画、水彩画等等,在画面造形的基础上,一般都使用着体块、线条、色彩、黑白、明暗、光影空间、透视等绘画语言。这些绘画语言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能够在自然物象中直接被找到,它们以不同的方式镶嵌在事物的表象,画家可以直接将其转换到画面之中,画家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艺术方式对其进行画面提取、改造与重组,自然为这些绘画样式提供了直接的样本和基本语汇。而文人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无法在自然物象中直接找到,物象中没有“笔”,也没有“墨”。在物象中只能找到笔墨大略对应的依据,若想使语言与物象重合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自《戎装普京》180×97cm纸本水墨毕建勋2006然中直接观看到并且直接提取笔墨语言也是不可能的。自然界中最纤细的一根线,都以体积的形式存在,自然界每一黑白变化,都受光的支配,自然中根本没有任何“笔”的存在,也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色彩倾向的“墨”。

于是,笔墨性质便有了三种意味:第一,文人中国画的笔墨绘画语言是一种“假设性”。第二,这种“假设性”与事物表象的相对应的指代关系是一门学问,文学中称这种学问为“推敲”。第三,由于这种“假设性”,使笔墨语言成为了一种形式规定,也就是笔墨的“程式”。

笔墨与笔触是一组可以参证的中西相对概念。当然油画在古典阶段是努力遮蔽笔触的,这与工笔画的“三矾九染”大体相似。后来西画的笔触逐渐明确,但是造形与色彩的强度并未因为笔触的出现而减弱,相反表现力却得以增强。可是笔墨与笔触不同,笔墨产生之后,丹青与造形却相继受到抑制。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造形是空间性的,笔墨是时间性的,造形是静态描绘的,笔墨是动作性的,二者的深刻矛盾,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必然发生。当笔墨成为了文人画的本体之后,强化了中国画是为了保存个人生命在那一瞬间的过程的特质。中国画是一个生命个体创作的痕迹、是手迹,它保存的不是事物的一个图像假象,保存的不是“木乃伊”,它保存的是生命本身、保存的是生命的“气”、保存的是生命的“心”、保存的是生命“情感”。手迹太珍贵了,因为一看到《祭侄文稿》,颜真卿就活了,一看到《上阳台帖》,李白就活了。所以中国画解决绘画方式的观念跟西方思路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毕加索不可能完全体会到这一点。

中国画在古代讲究“返观内视”、讲究“神视”、讲究“中得心源”,后来以临摹为主,这种观察方法失传了。西方文化里没有这种观察方法,只有往外注视的观察方法,视点不能动,只能固定在一处,而且还要拿着标尺测量一下,这是西画的科学性。这种观察方法没有认识到画画的人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把自己假设是一部观察的机器,而现在这个功能又恰好让照相机代替了。所以,毕加索和他的时代其实都是迷茫的,这个迷茫一直持续到今天。不同于西方的问题,近代中国画的问题是缺乏个人化、缺乏视觉化、缺乏真正地看世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剩下只是临摹。临摹前人已经存在的笔迹,传统画家在最初都是被临摹训练出来的,动作必须有规范性,这使得中国画的个人生命的意义实际上的丧失:因为中国画是人的笔迹,每个人的动作都是独特的,是人的生命意义的体现。

中国“写意”与西方“表现主义”的区别

中国画独特的笔迹意义只是相对表面的特点,而中国画更为具有潜质的长处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点,西方绘画有表现主义,相对应的,文人画也主张“写心”的绘画方式。但是,文人画的写心,并不是真正具有心学价值的写心,因为不经过修炼每个人的心都是凡心,不是“道心”,凡心的书写,与表现的意义是一样的。中国画特别是早期中国画中最有价值的绘画观念,在于以绘画的方式修心,通过修心以达到道心,“道心”是体道修心后“心与道合”的结果。有了“道心”,使得中国画真正意义的写意区别了西方的表现主义。

中国古代的文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们对于“道”的掌握,修心体道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因此,士人们通过多种途径来修心体道,比如游历山水、“心斋”、“坐忘”等方式,当然也包括绘画。这里值得重视的是:在绘画中的内修方式,主要通过“澄怀味象”、“应物象形”的方式来达到,这在宗炳的《画山水序》中有很清晰的论述。由于中国画家以绘画的方式修得返璞归真之心,最后天人合一,道心合一。因此,画中国画的人,找出一个疯子很难。画家自杀了,精神分裂了,在中国绘画史上这样的范例非常少,像徐渭那样的画家只是极少数。所以,中国画这种绘画方式是有益于人的精神的,这也是中国画的“写意”和西方绘画“表现主义”最重要的区别。

第二点,这种绘画方式对身体也是有益的,因为它具有练气和养气的效用。画画是一种“气运生动”,每次绘画都是在动作、都是运气。古代画论关于使气的描述特别多,像符载所记录的《观张员外画松石序》中的张璪“箕坐鼓气”、“毫飞墨喷”,从中可窥见一斑。因为这种绘画“非画也,真道也。”讲求“气交冲漠,与神为徒。”不是气功的状态,出不来那样的东西,所以中国画里高寿的人比较多。

第三点,中国画的绘画方式又具有动作性。这个动作性跟西方绘画不一样,西方古典油画画画细部的时候,拿一根棍架着小笔,跟金银匠做手工似的;而中国画整个动作舒展起来。同时,动作性也打通了中国画与书法、舞蹈、音乐的关钮,使得画者在作画过程中得到一种综合的滋养。

如果中国画再强调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在强调重新接续对内心、本心、本性的内修,包括反观内视的观察方法,同时在强调个人个性化的动作,这样,中国画就很有可能具有人类性的新的绘画价值。西方把视觉性的艺术变成装置、行为,尤其是“安乐死”绘画而另起炉灶,不容易找到出路。因为艺术的“地皮“太贵了,已经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如果搞影像,电影、电视等着就在前方不远处等待;如果搞行为,戏剧与表演也在前面守候;玩观念,那哲学家在干什么呢?艺术家提出问题,质疑存在,究竟有没有思想质量?而搞装置,收垃圾的人在等着。所以,这种种探索方式,姑且算作艺术的新的方式,但毕竟不是传统绘画的出路,而我们现在谈毕加索现象意义,就在于此。

关于东西绘画面临的困境与思考

我用毕加索的《海边奔跑的女人》的构图原型,画了毕加索与张大千在海边共同奔跑的画面。体现了今天中西文化可能出现的太极融合关系,只有不同才具有吸引力,融合才会产生新的事物。关于中西绘画的思考,虽然并非完全因为此画而起,但也在此画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

毕加索是西方绘画关于“探索”的一个文化符号,而张大千临摹了许多古代作品,所以他是传承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张大千早期以临摹为主,在传统类型的中国画家中具有代表性,而后张大千又旅居海外,广泛接触西方文化,创泼墨泼彩画法;而毕加索也临摹过齐白石,因此两个人又是中西交融的符号。毕加索代表一种西方的迷茫与执着探索,张大千代表着由临摹转入个人创造的东方范型,这两个符号拉起手来,对于寻找人类绘画的未来,或许会有意义,当然也不一定就是这样。

这是我自己非常想画的的一件创作,而且早就起完稿,同时起完稿的还有另外一张《图像时代的寓言》,也是画毕加索的。这件作品我画的汹涌澎湃,同时也反映了我近期在艺术探索的思路上的进展,这种进展即是张岱年先生所说的“综合创新”。我为这幅画盖了两枚印章,其中一枚叫做“和实生物”。西方的思维是“二分法”,而中国人的思维推崇的是将事物的两个极端、不同性质的事物结合在一起,这样能够产生新事物。所以中国文化讲究不同事物之间的“中和”;第二枚印章是“中庸”。中国人的“中庸”辩证法,其精髓在于在事物对立两端的“时中”方法,叫做“执两用中”,这两枚印章反映了我对于东西绘画面临的困境与思考。

毕加索是西方绘画艺术中求生的代表,没有在那儿束手待毙。他不断地求生,探求艺术新的可能性道路,但是他追求的方法与思路并不复杂与深刻。中西文化是两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同时也是两张网。两张网都为人所用,同样在这个网里边,有的人是痛苦,有的人快乐,这个在于对事物的看法。人可能在许多时候不能够改变事物本身,但是能够改变对于事物的看法。自由地使用这两种文化资源是快乐的,而被这种资源束缚住就是痛苦的。

中国制造：过去、现在与未来 篇11

当地政府管理不力，工厂管理者贪婪成性……种种指责之外，蒙在“中国制造”身上的光鲜外衣也在不期然中被扯下——早在1987年，黑龙江哈尔滨亚麻厂就发生了一起造成58死、170多人受伤的粉尘爆炸事故。事隔近30年后，一幕幕惨剧依旧在各地上演。仅仅今年，类似的粉尘爆炸事故就有五起之多——令人骄傲的“中国制造”背后，部分产业工人数十年来置身于恶劣的环境中。工人的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劳动保障极度缺乏，甚至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竟然长期以来就是“合理”的存在。

当然，昆山，只是中国制造现状的黯淡一角，并非全部。

然而，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从低成本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制造业，进入高成本时代之后，大多无法收取品牌和技术溢价，企业利润越来越薄。为了维持再生产，为了能够盈利，部分企业选择牺牲生产安全，牺牲职工和社会的利益。所以，企业高负荷运转，设备带病生产，污染越排越多……

这样的中国制造，怎么体现以人为本？这样的中国制造，如何支撑中国巨大体量的经济？这样的中国制造，如何与国际高端制造企业竞争？

如果让目光回溯到120年前的那场甲午海战，经此一役后的中华民族国力衰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命运，会让我们对制造业的意义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甲午之耻，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制造业的薄弱。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载，初见成效，中国制造业一时欣欣向荣，被认为是掌控亚洲的三大强国之一。

然而，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没有中国制造业作为坚强后盾。孱弱的中国制造业过于依赖进口，没有自主发展的重工业作为支撑战争的基础，使得中国连年流失大量白银。同时，武器装备的提供不时断层。曾经的清政府拿着图纸，去法国地中海的船厂，让对方把船板等部件加工好，然后运回船政局组合起来，造价高，时间久。无奈的北洋海军只好以外购装备为主。以致战争后期，中国战舰上的枪炮弹药耗尽，不得不向他国寻求进口，贻误了战机。

制造业，关乎一国国本，也承载着一个强国梦想。

时隔两个甲子，中国制造业的命运竟似在广袤时空中交汇。120年来，中国制造业收获了诸多荣耀，许多装备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产值比重超全球三分之一，当仁不让地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制造大国。

然而，在大而不强的困境下，“制造强国”的梦想仿佛还在山那边。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1月，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国资委等部门经过一年多的酝酿与筹备，开始联合编制“中国制造2025规划”。3月，习近平出访德国时特别撰文提及德国工业4.0战略，被认为吹响了中国制造业大发展的号角。在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中国向“工业强国转型”的浪潮澎湃而至。

蓝图将定，号角已响，位于变革前沿的中国制造业，当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