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艺活动

法治文艺活动（精选12篇）

法治文艺活动 篇1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 使广大青少年从小树立法治观念, 养成自觉遵守法律、遇事寻求法律保护、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 是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

近年来, 我省各有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对青少年学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 使青少年法律素质明显提高。由海南省普法办主办、省司法厅创作的“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园巡演”, 就是专业单位出手进行法治文化传播的一次大胆尝试。巡演以一台情景剧组合的“特色普法”舞台表演, 采用创新普法载体, 丰富普法内容, 寓教于乐地将发生在青少年身边, 密切反映他们学习、生活、家庭中的典型案例为原型创作的内容, 通过强烈的剧情冲突和矛盾吸引与感染观众, 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展示了青少年教育中突出的现象和问题, 使广大青少年在观赏的气氛中学法、在互动中学法、从现实中学法, 成为了海南省深化“法律进学校”活动的重头戏。演出200多场, 海南省内约有40多万中 (职教) 学生观看了演出, 起到了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和法治观念教育启发和法治文化传播作用。

法治文化建设中的一抹亮色

一直以来, 如何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海南省“六五”普法活动的特色招牌, “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园”的演出就像海南校园法治文化建设中的一抹亮色, 博得了教育系统和各界的关注和赞许。

毋庸讳言, 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 无论是干部、群众, 还是在校师生, 不懂法、不尊法, 以身试法、知法犯法, 视法律为儿戏, 藐视、践踏法律的各种现象和行动并非鲜见。只有采取形式多样、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 不断强化法治意识, 从小形成遵守法律法规的基本价值, 使之成为学生内心的崇高坚守, 才能使青少年在生活、学习、成长中按照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 形成个体的“自觉”。无疑, “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园”的演出, 对我省法治文化的有效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什么是法治文化?所谓文化即是人化, 是关系到每个人生活的方式和习惯, 那是得到一个民族认同的标识和符号, 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而法治文化则是将法律内容内化于心的尊法生活、外化于行的守法举止。从小养成尊重法律的基本价值的一种内心的崇尚坚守, 进而在生活和学习成长中按照法律规范自己的言行, 形成“自律”, 只有突出法治阵地和载体的建设, 才会达到效果, 而校园法治文化建设应该说“主力在各界、引导在政府、供给在专业人士、普及在学校”。“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园”的演出, 全剧含8个小剧目, 演出时长约90分钟, 自2013年推出以来, 以贴近生活、贴近未成年人、具有丰富的感染力得到了在校学生的普遍欢迎, 使广大中小学、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到了学法、讲法、用法的重要性, 有效地普及了法律知识。

只有适合的法育, 才会取得成效

“不要去!”、“打架会坐牢的!”舞台上正在上演的情景剧《阿海的哥们》让台下观众的心都揪起来了。阿海讲哥儿们义气, 硬是要去为好弟兄打抱不平, 不分青红皂白地要与“对手”争个高低, 于是, 看急了的观众发出一片劝阻声。

青少年, 正处在一个尴尬的年龄段, 既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渴望, 又有涉世未深的懵懂稚嫩, 本身“血气方刚”, 原应“戒之在斗”, 但总是有青春的浮躁冲动, 往往容易为了讲义气参与打架斗殴, 当舞台上的中学生犹豫是否去帮哥们儿打架时, 观众席里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劝阻的声音, “不要去!”、“打架会坐牢!”, 《阿海的哥们》就是利用少年爱冲动, 把阿海拖进打架斗殴酿悲剧、共同犯罪后悔晚矣的泥潭的。

由海南省司法厅警官艺术团编排的这场以普法教育为核心的巡演由8个情景剧《阿海的哥儿们》、《力度教育》、《梦幻网吧》、《毒魔》、《迷失》、《阿丽的生日》、《我想有个家》和《家访》组成。剧中角色原型均产生于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的现实案例, 涉及学生逃课、辍学、早恋、忤逆、斗殴、偷窃等问题。将这些发生在学生和家长身边的事进行艺术加工和创造处理后展演, 旨在引发学生和家长, 以及教育工作者的警醒和反思:家长和老师不能因忙而疏于关注孩子行为, 要关注孩子日常交往什么人、有没有按时上下学、会不会常翘课打游戏;要防范孩子结交有不良行为的人, 沉溺于网络游戏中不能自制, 时常撒谎、偷盗等。警官艺术团演员们的精彩表演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情景剧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位师生和家长, 现场时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十几岁正是孩子学习读书、无忧无虑的年龄, 在学校有老师的关怀, 在家里有父母的疼爱, 但是父母离异让孩子的性格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家人的生活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快乐, 孩子也从抽烟、喝酒、逃学旷课渐渐沾染上高利贷、吸毒, 无人监管的孩子身后跟上了《甩不掉的幽灵》;《力度教育》讲述儿子因学习成绩不好就被父母挥起拳头又打又骂赶出家门, 把儿子间接推进网吧, 最后导致儿子偷窃抢夺走上犯罪道路;《家访》讲的是父母忙于做生意, 一味溺爱, 父亲连儿子已经读高中了都不知道;离异的父母互相推脱孩子的养育责任, 泪流满面的儿子喊出《我想有个家》的心声;爷爷无止境地溺爱, 不惜代价满足《阿丽的生日》, 令孩子自私任性, 最终走上盗窃道路;为了调查女儿的早恋, 妈妈偷看日记、翻看微信, 以“为了你好”的名义侵犯隐私, 一家人《迷失》在青春期教育的难题中;父母一心忙于工作, 对孩子不管不顾, 发现孩子早恋时想用暴力干涉, 致使孩子离家出走, 这样的情形, 在200多场巡演中, 每次都会出现, 一幕幕以真实案例为原型的普法情景剧让广大观众为之动容。

让法治的清风吹进青少年的心怀

对于青少年而言, 法律知识浩瀚如海, 法律条文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揽收于怀。因此, 当下对青少年开展法治教育是要围绕培养信法、守法、知法、用法、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格公民这一目标开展。在法律知识的体系中进行内容的精心筛选和有系统的安排。有些核心理念和基本常识需要安排在青少年学习、生活的不同年龄和学段重复强化和加深。青少年熟悉和了解法律知识是对他们进行法治教育的重要方面, 却不是全部。而对青少年进行法律法规意识的培养, 不是靠说教来完成的。而且, 单纯让孩子背诵“条款”, 不如采取直观教育更有效。观看了演出, 学生能够亲身体会到, 他的权利应得到怎样保护, 以及他在享受权利的同时, 应当遵守怎样的规则, 承担怎样的责任。学生作为学校、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的人身权利, 以及诸多权利应得到切实的保障。

万宁市第二中学的蔡沙沙同学看完演出后深有感悟:“每一个小品都让我们从中感悟到一些东西, 体现了要演绎的价值, 发自肺腑地说, 这将会是感触很深、无法忘却的演出。”

每场巡演的现场, 均有法律专家直面学生答疑解惑。专家王婷认为:孩子之所以有不良行为, 有的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究其根源在于家长和学校没有给予他们适时、恰当的教育与引导, 特别是在孩子处于青春期的时候。她指出:“每场演出后与学生互动的均是孩子们充满迷惑, 或感觉在生活和学习中最缺失的内容。”、“在孩子的成长中, 知礼守法很重要!一旦犯法, 一切归零, 所谓一百减一等于零。”、“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 要与孩子平等相待, 多交流、多沟通, 引导他们健康、快乐成长。”这些点拨和指导直达观众的心灵, 引发大家的共鸣。

巡演互动期间, 常有家长踊跃表达观感:做家长的, 也是从青少年走过来的, 但时常忘记当年自己最讨厌父母采取高压或暴力“教育”, 好想与爸妈说说“真正”心里话。可如今自己当了家长, 竟重蹈覆辙, 还以各种理由“忘记”多陪陪孩子;有时竟不知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在场的专家也举一反三地对家长的问题给予解答, 一场演出, 不仅加深了受众对法治文化内容的理解, 强化了众人对遵纪守法理念的认同, 也达到了形成法治氛围、传播法治文化的效果。

让法治之花在心中长开常艳

法治教育是个大系统, “学校、家庭、社会, 三位一体”, 任何一方出现缺失都可能造成法治教育的“短板”出现。要注重以法治精神和法律规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良法善治传导正确的价值导向, 把法律的约束力量、底线意识与道德教育的感化力量和提升精神紧密结合, 使青少年理解法治的道德底蕴, 牢固树立规则意识, 诚信观念, 契约精神尊重公序民俗, 实现法治的育人功能, 就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针对性。青少年在整个法治教育中是“重点人群”, 也是普法教育的“短板”。怎么补齐“短板”, 让青少年法治教育更有针对性, 海南省司法厅将法治教育融入“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园”巡演活动做了很好的尝试和探索。

2.坚持施教与乐, 突出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趣味性。通过法治情景剧的形式, 有感染力地再现了青少年犯罪的典型案例, 会带给学生真实的、感同身受的警示, 防患于未然。

3.坚持常抓不懈, 突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持久性。巡演不断更新完善演出内容、编排创新方法和手段, 形成传统与现代相呼应的立体交叉宣传体系。这方面还可以开发利用动漫、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传播优势做好青少年普法工作, 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为建设法治中国夯实基础。

4.坚持多向互动、多措并举相结合, 突出普法的渗透性。“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园”巡演逐渐形成了每场演出都设置互动环节, 在运用艺术渲染的同时, 辅以主持人, 或法治工作者, 或心理专业人士同观众互动, 法律专家当场释疑解惑、现场指导师生或家长的情节。实践证明, 现场互动是营造现身说法浓郁氛围的好方式。

总之, 法治教育应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 贴近青少年生活实际, 注重知行统一, 坚持落细落小落头, 以法治事件, 现实案例、常见法律问题紧密结合, 注重内容的鲜活, 注重学生思辨互动、创新形式, 提高法治教育的质量和实效。“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园”巡演坚持开展分对象、按要求、有层次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活动, 将法律与道德建设相融合, 成为海南普法的特色品牌, 青少年观众反应热烈, 往往是“演一场, 教育一片”, 使我省青少年普法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海南省教育厅和省司法厅双双被评为全国“六五”普法先进单位。

诚然, 我们不能期待海南有了“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园”巡演活动的普法品牌, 有了“一校一章程”建设, 有了“《新教育》—新法苑”专栏印制, 有了学校的法治校本课程开设就能培育出学生自觉守法、遇事尊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但, 只要师生头脑中都装有法治意识, 校校都重视青少年法治行为的养成, 就一定有助于法治文化的传播与遵循。

法治文艺活动 篇2

一、活动主题和指导思想

今年法制宣传日的活动主题是“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北票”。指导思想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开展法制宣传日活动为载体，坚持依法治校的基本原则，认真开展普法工作，做到了有计划，有要求，有措施。通过扎实而有效的法制教育宣传活动，增强了党校领导干部职工依法执政的意识，增强了法制观念，形成了一个浓厚的学法、守法的氛围，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营造宣传氛围：

校领导高度重视本次法制宣传日活动，主持召开动员大会，认真学习市委宣传部关于在全市开展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的通知》的精神，确定了本次活动主题和指导思想以及活动内容，明确了各职能部门在这次活动中的职责分工。

三、活动开展情况

1、组织学习：为了真正把普法活动落到实处，让每位教师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市委党校组织大家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相关内容，在学习中，领导带头讲学法、普法、用法制服务于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和体会。通过学习宣传，进一步在教师中牢固树立依法治国，依法治校，执政为民，依法维权的观念。

2、法制讲座：向全校职工进行《宪法》讲座，使广大教师进一步了解了《宪法》的有关知识。

3、组织全校领导干部教职工进行普法考试，进一步增强普法意识。

4、党校组织力量加大对法制宣传的宣传力度。并充分发挥党校LED屏和微信公众号的宣传作用，扩大宣传。宣传标语有几十条之多，如“弘扬宪法精神增强法律意识”、“加强法律知识普及提高全民综合素质”、等，进一步扩大了法制宣传活动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本次活动的开展。

5、通过十九大集中轮训，给全市领导干部普及法律知识。

法治文艺活动 篇3

一、一份调查问卷

作为教育一线的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深刻感受到浓厚的崇神活动下，中学生法治教育的无奈与法治教育工作者的无力感。针对崇神期间学生的任意旷课、日常行为的“迷神”“信神”和崇神等特征，联系现阶段国家提倡法治建设、开展校园法治教育的现实情况，笔者在农村中学开展有针对性、关联性的“农村地区崇神活动对中学生法治教育的影响”的调查，调查问卷设计题目18道，主要围绕农村学生对崇神活动与法治教育的认识，深入到农村中学展开调研，调查对象涵盖初高中学生，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990份。通过对问卷的统计与综合分析，总体上印证了课题研究的精神，也就是从崇神的角度去考察崇神活动对中学生法治教育的影响。

潮汕农村地区的崇神活动在次数和规模上都是闻名全国的。国家一级演员方展荣在他创作的潮汕歌仔《诚心》里唱到“潮汕老爷真家个（真正多），时节一来过唔闲（很没空），我拜你拜人人拜。初一十五拜天公，初二十六地主爷......”歌词里唱到潮汕人民基本每月从初一到三十都要拜神，虽然有些夸张的成分，但潮汕地区神明众多却是事实。在这里有祖先祭拜、历史英雄人物崇拜、风物传说崇拜等各种各样的崇神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潮汕信神之民，一年到头要崇神超过四十天（次）。许多中小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自小耳濡目染，受影响深入，长辈们有意的神化灌输与强迫也逐渐使许多学生被洗礼和注入神明信仰。在问及“你的父母、长辈是否会向神明祈求保佑你学业进步、考取功名？”时，有54%的学生回答“会”。与此同时，也有32%的学生在调查中反映，自己生病时，家长会求来一些神符等要求其服用，以求祛病。对于“你觉得当前的崇神活动是否值得提倡？”一问，有67%的学生选择了“不知道”，而与之相关的题目“你觉得农村地区的崇神活动是否扰乱了社会治安，影响了法治建设？”有45%的学生回答是“不影响”。至于问到“许多农村家庭崇神时，燃放烟花爆竹、焚烧纸钱，你怎么看？”有58 %的学生认为“增添活动气氛”，只有12%的学生认为这种行为违法扰民。从教育的角度来探折，这次调研就是一面镜子，许多中学生，尤其是高中学生，对于发生在身边的违法现象存在忽视与无知。在问到“你是否赞成有的学生请假回去参加家里的崇神庆典活动？”时，有69%的学生表示赞成，这与“你是否期待家里的崇神庆典？”一题，有60%的学生表示期待相呼应。

二、一些见解看法

从教育的实效性来分析，农村地区中学生法治教育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会受到本地区的法治生态环境的影响，而其中崇神活动作为许多农村地区常态化的集体活动，其影响的持续性和长远性是值得关注的。当今社会，崇神已经被逐渐推上合法化的快车道，许多崇神活动也被冠以“民俗”的名号。农村地区的民众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狂欢意识正日渐强烈，村民们的幸福感正以各种庆典的形式给予表达。然而，极尽浪费的庆典方式和无视法治法规的粗暴行径，正面冲击了当今社会法治建设的良好意愿，严重地阻碍了法治进程。以潮汕农村地区的调研为例，农村地区的崇神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中学生的法治教育形成了负面性的影响。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法治信仰的缺失。当今社会，法治应该被广泛宣传和逐渐接受为社会的共有价值。我们教育的目的，也应当朝着这个目标发展，这是硬道理。“有困难，找民警”的社会语背后的共识就是对法治的肯定与推崇。在法治之外，开辟或者允许其它与之相左的平行价值存在，本身就是对法治的不敬与蔑视。学生遇事求神拜佛、求符问卦，大大地弱化了学校教育里无数次被重复了的价值观：国家与法律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从调查问卷中反映出，许多学生认为有神明在保佑着自己的一生，遇到困难可以通过求神拜佛来解决，甚至不少学生在考试前会在家长陪同下去神庙求神问卦。

2. 法治规范的弱化。失去法治信仰必然伴随着法治规范的弱化与怠慢。自初中始，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中已经开展了法治规范的教育，如要求学生遵守法律法规，做一名守法护法的好公民，教育理念需要社会环境的支撑，法治规范要有约束性的法治生态环境。例如，教师教育学生不可随意燃放烟花爆竹，但学生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所生活的农村地区，每当逢年过节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燃放烟花爆竹。教育的正能量在此遭遇负物质，换言之，校园里的法治规范宣传与要求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崇神行为面前无能为力。

3. 法治人才的缺位。良好的社会公民是应当从小培养起来的，当青少年从小被植入崇神信神的观念，对社会法治法规缺乏敬畏之心，到了中学阶段，依然是法治信仰缺失、法治规范弱化，那么在一个法治环境里他将难以更好地生存，更妄论由这样的年青人去建设美丽的法治中国。转型发展中的国家急需大批青年学生投入到国家的建设当中，助推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我们对青年学子投注了更大的期待。而现实中如果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交到这些法治信仰缺失、法治观念淡薄的青年手中，那么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念、政策将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为了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我们应该在中学阶段正视学生的法治教育，应当以相当的勇气和魄力去消除一切与法治建设相违背的观念和行为。

三、一点建议策略

教育着眼于未来，但须解决当前问题。崇神作为一种文化如若已经影响甚至是威胁到教育的实效性，那么我们的教育应有应战的策略与选择。如上所析，当农村地区的崇神活动已然对中学生的法治教育产生深刻的影响，学校、家庭和社会都应本着为未来担当的态度和对社会负责的理想，从当地学生法治教育的实际出发，针对崇神活动对中学生法治教育的影响程度，围绕中学法治教育开展相关工作。

1. 构建法治教育生态。教育生态环境是教育价值的生长空间，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培育良好的教育价值，良好的教育价值引领教育取得预期效果。中学教育生态是家庭学校与社会各种元素的多层叠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学生法治教育有赖于这三重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对称。社会生态与家庭教育生态应与校园教育生态保持一致性，否则教育就面临着被“拆台”的可能性。崇神甚至是封建迷信活动盛行的地区，往往产生许多与现代文明不相符合的社会现象，就农村崇神这一现象而言，其对学生法治教育的影响不言面喻。当前国家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们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理应弘扬正能量，宣传新风尚。要让学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培养他们的法治思想、提高他们的法治水平非常重要，建设一个文明的、现代性的、不被歪风邪气所左右的教育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构建教育生态，尤其是崇神活动盛行的个别农村地区，全社会应形成合力，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加强法治宣传，提高公民的法治修养，形成文明法治的社会生态环境，助推学校法治教育的发展。

2. 开展课堂法治渗透。如果说教育生态的重建是宏观工程，那么课堂教学的法治渗透则是微观实践。中学阶段是学生“三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是学生思想道德形成关键时期。中学思想政治课是中学生思想教育的主渠道，承载着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和公民教育等任务。其中法治教育之难在于法治本身的社会属性，要求形成法治信仰和遵守法治规范。中学的教育使命，尤其是法治教育的社会担当，迫切需要课堂教学渗透法治教育。在课堂教学中，无论是思想政治课还是其他学科都应该创设条件将法治思想、法治规范等相关内容渗透到课堂教学内容中，使其常态化。有条件的学校还应开展专门法治教育课程，由老师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选取或编制教材资料，开展有针对性的课堂法治教育。对学生的法治教育还应纳入素质考核的范畴，让普法的形式性转化为真实有效的法治考核，既能引起学生重视，又能保持持久有效。

3. 加强家校沟通。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学校与家庭都是子系统。学校教育直接的、显性的，对象是学生本人；而间接的、隐性地还包括对学生家庭，尤其是对学生家长的合理性规约。“家访”在实践中本身就是教师到家对家长形成教育协定，对家长提出家校共建的教育理念及行为规定。如今通讯手段发达，沟通方式便捷，家校应长期保持通话与互动。农村地区多数家长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法治意识淡薄，在崇神活动与学生法治教育这一教育事实面前，学校应当与家庭建立更为有效的沟通机制，及时把学校良好的教育理念通过各种形式直达学生家长及其成员，避免学校教育遭遇负能量，也可通过邀请家长到学校参加法治宣传讲座，提高学生家长的法治意识和水平，让家长能配合并支持学校对学生的法治教育。通过良好的家校沟通，以学生未来成长和社会发展需要为发展旨归，促进中学生法治教育的有效开展。

四、结语

“法律是整个人类社会共同制定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砥柱。”[1]法治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共有价值。农村地区崇神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其社会作用已经慢慢蜕变成为社会负担。潮汕农村地区的崇神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中学生法治教育效果。以潮汕地区为研究范例，顺应社会发展的法治诉求，寻找崇神活动环境下提升中学生法治教育的实效性，提出构建法治教育生态、开展课堂法治渗透和加强家校有效沟通等策略为抛砖引玉之念，藉此引发学界对此重视和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唐任伍.拯救社会需要“十个敬畏”[J].人民论坛. 2012（06，下）：58.

注：本文为广东教育学会2015年度教育科研规划小课题“潮汕农村地区崇神活动对中学生法治教育的影响研究”研究成果之一，基金项目编号：GDXKT6093。

法治文艺活动 篇4

一、健全机制,整合法治教育课外活动的形式

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办事机构,形成宣传教育齐抓共管的机制,可以为法治教育课外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重要保障。学校从组织领导、健全制度、完善教育内容和创新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整体设计,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建立符合学校客观实际的法治教育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并形成校长监督、司法行政部门指导、德育处组织班级具体实施、师生共同参与、全社会各方面配合的工作格局。实践证明,这种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符合客观实际,是开展学校法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我校根据以往法治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将各年级的法治教育活动进行有效整合,形成法治教育课外系列活动(见下表),并将这些活动统一纳入学生常规的德育系列活动中,加强对法治教育活动的管理,保证学校在课外活动中有计划、分阶段、定主题地开展法治教育,提高了法治教育活动的实效性。

一是有计划。在学校层面,将学生的法治教育活动内容及形式纳入学校团委、德育处的计划中,让法治教育课外活动贯穿于学生的学习、活动当中。

二是分阶段。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设立法治教育课外活动的阶段性活动。如:起始年级(预备和高一年级)结合新生入学和新生军训进行教育,以学生遵章守纪教育为主,组织学生学习学校的规章制度等;初一、初二和高二年级以守法教育为重点,增强学生对法治知识的体验；初三和高三年级以诚信、用法教育为主。

三是定主题。明确活动主题,围绕主题开展活动。如安全教育月、法制宣传月等主题活动,增强活动教育的实效性。

二、搭建平台,开展法治教育课外活动

践行法治理念,树立法治信仰,引导青少年参与法治实践,形成对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认同和制度认同,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充分利用主题教育、团队活动、学生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等多种载体,多渠道、多形式地为学生搭建平台,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让学生多实践、多接触社会,为学生增加法律实践的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体验中学会用法,从而树立法治观念。

1. 开展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法治教育课外活动

形式多样的法治教育课外活动,增加了学生参加法律实践活动的机会,在实践体验中学法、用法,寓教于乐,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法治教育的积极性。如,在初二年级开展以“十四岁生日——阳光成长·与法同行”的系列活动:组织学生举行“热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法治教育演讲比赛,让学生深刻认识到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严重危害性；开展以“珍惜青春,远离网吧”为主题的小报比赛,让学生清醒地意识到要发展自己的兴趣,把自己的大好青春年华用在学习中,不应沉溺网吧,争取早日获得佳绩回报父母与社会；举行“青少年如何进行自我保护”的法律知识竞赛,让学生明确了解采取什么方式才是真正的自我保护,学会运用法律常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法治意识;举行“争当遵纪守法好学生‘十不’承诺”守法签名活动,并进行宣读守法誓词、佩戴守法标志、许下守法诺言等活动。通过一系列活动,学生进一步明白了“十四岁”是一段值得憧憬与倍加珍惜的美好岁月,是少年走向青年的重要转折点,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通过这些活动,学生将遵纪守法的意识和观念植入心灵,并彰显在点滴的行动之中,用法治知识为青春梦想护航。

2. 组织以角色扮演为主要体验方式的法治教育课外活动

为了更好地加强对中学生的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学生的法治观念,深入开展“法律进学校”活动,学校加强了法治教育教学的实践性、参与性和思辨性,结合现实案例、法治实践,着重引导学生理解、认同法律背后的价值和宗旨,逐步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与法治观念。我们在高一年级开展了“模拟法庭”的活动。活动开展之前,学校邀请了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指导,并让学生现场观摩了模拟法庭实践活动的全过程。活动中有的学生穿上法袍,有的学生戴上警帽,有的学生佩上警徽,有的充当证人,有的扮演家长参与“案件庭审”。在活动过程中,学生庄重严肃的神情、掷地有声的辩论、真切投入的角色扮演,真实再现了“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将法律对未成年人充分保护的特殊性和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严肃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模拟法庭”实践体验活动,促进了学生学法、知法、守法的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丰富了学生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实践,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氛围。活动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以后要主动学习法律知识,观看《法律讲堂》《道德观察》等法制节目,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学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做法盲,不冲动行事,坚决避免未成年人犯罪事件的发生,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3. 开展“零距离”接触警示教育活动

学校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加有关法律实践活动,如,参观监狱、禁毒教育基地、戒毒所等,开展“零距离”接触警示教育活动。学校还利用暑期,组织高中部的学生代表参观看守所—未成年人集中关押监区,进行了“一墙之隔的特殊教育”活动。活动过程中,学生先是参观了看守所,然后与未成年在押犯进行近距离接触与沟通,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犯罪的心路历程、步入深渊的经过以及现在的悔悟。活动以真实的事例教育学生,具有强烈的冲击感,增强了法治教育的效果,同时也使未成年在押犯受到教育。

此次参观活动,让学生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思考,他们表示今后一定会好好学习,做知法、守法的好学生,同时还提议在班里开展一次法治教育的主题班会,向其他同学讲述参观看守所的感受以及从检察官那里学到的法律知识。

为学生搭建多种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法治教育课外活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自主参与、体验感悟、践行规范,感受法律的力量,培养了法治观念。

三、成效与反思

1. 取得的成效

首先,法治教育与课外实践活动相结合,丰富了学校法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我们结合本校学生的特点组织学生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寓教于乐,注重实效。如:利用主题教育活动、党团队活动、学生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多种载体,全过程、全要素开展法治教育;开展了安全教育、交通安全教育和禁毒教育等专题教育;深入开展了“法律进学校”活动;利用国家宪法日、国防教育日、安全教育日、消防日、交通安全日、禁毒日、消费者权益日等,普及相关法律知识;结合入学仪式、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成人仪式等活动,在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中融入法治教育,引导学生自主参与,体验感悟,注重学生的参与、互动、思辨,注重形式创新,切实提高了法治教育的质量和实效。

其次,法治教育与课外实践活动相结合,让学生更好地树立了对法律的敬畏感。现阶段学生生理、心理成熟较早,但自控能力较差,运用法律条文结合学生身边典型案例进行“以案说法”,能逐步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的观念,培养他们的爱国意识、安全意识、自我防范意识以及分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帮助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好品质；通过各种形式的法治教育主题活动,让学生参与其中,亲身体验,寓教于乐,调动了学生学法的积极性,让学生在体验中更深刻地理解法律,使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增强了学生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识,进而树立对法律的敬畏感。

2. 问题与思考

法治教育活动总结 篇5

一、高度重视，全面落实。

为全面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活动，县教育局、司法局作了精心部署和周密安排，专门制定了活动方案，下发了《关于开展20xx年全县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活动的通知》，各学校高度重视，成立了活动周专门领导小组，制定了活动方案，明确了工作任务，落实了工作责任和措施。全县形成了县、乡镇街道、学校齐抓共管、整体联动的格局，确保了这次活动的顺利开展。各学样大力宣传与青少年健康成长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努力培养青少年的爱国意识、公民意识、守法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从小培养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教育。

二、各学校开展了“法律进学校”普法宣传活动。

9月份以来，县教育局组织全县80余所学校的中、小学校学生学习《中小学法治教育读本》，参观县司法局的法治文化展厅和警示教育中心。在学校举办的法治讲座上，各学校组织广大学生集体观看了《青少年法治教育讲座》光碟，听律师添彩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各学校组织学生集体参观警示教育中心法治视频，组织学生写观后感，开展分组讨论等活动。

1、开展多种形式的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县普法讲师团结合当前青少年犯罪的典型案例，就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在县一中、八中、水市中学等20余所中小学开展了社区服刑人员“现身说法”警示教育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学生达2万余人。组织全县所有学生，开展了以“青春学法、法治同行”为主题的专题活动。内容形式多样，活动项目包括青少年法律知识讲座、法治教育片展播、法治图片展示、法律知识竞赛等。发出一份倡议书。

2、以学校和班级为单位，向全体学生发出“拒绝校园暴力，争做文明守法学生”倡议书，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在倡议书上签名。号召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打骂欺凌同学，不沾染黄毒赌等恶习，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加强法律知识学习，提高法律意识。

3、组织“向国旗敬礼，向英雄致敬”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水市中心校、哈弗学校等组织学生在水市革命烈士墓前表达对革命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学生们面向国旗，齐唱国歌，并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同时组织学生重温入团誓词，在烈士墓前庄严宣誓，并齐颂《少年中国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通过活动的开展激励孩子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三、集中开展禁毒禁赌宣传活动。

法治与法治(公民)政治智慧 篇6

编者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认了“法治中国”的法治建设新目标。建设法治中国，是从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总结35年来的法治实践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党中央提出的一个新的法治建设目标。它是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于一体的新要求。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中，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制度和实践问题亟待研究和破解。本刊特辟“论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与实践”专题笔谈，希望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能积极投身到法治中国的相关研究课题中来。

法治与法治（公民）政治智慧

内容摘要：如何能创造一种有效的政治统治，并在此统治体系中形成自由秩序体系。根据政治治理方式和政治智慧的关联，可以把人类从古至今的政治智慧分为神学政治智慧、圣贤政治智慧和法治（公民）政治智慧。神学政治智慧和圣贤政治智慧，对于我们这个正在艰难地寻觅法治之路的国家而言，可视为是旧的或者传统的政治智慧。而要推进法治政治智慧的实现需要考虑以下路径：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在官方政治智慧之外，还有民间政治智慧，并且要突出民间政治智慧在法治政治中的必要性、优先性。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公民利益的获得，是公民自身参与和争取的结果，而不是任何道德的想象共同体恩赐的结果。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每位公民的主体性和个体人格，营造主体多元、文化多元和价值多元的环境。

关键词：神神学政治智慧 圣贤政治智慧 法治（公民）政治智慧 法治中国

把肤色不同、文化各异、思维方式有别、经济基础大相径庭的人结构在统一的秩序体系中，从来是考验人们政治智慧的关键所系，也是人类所有智慧——无论是科学智慧，还是社会智慧大有用武之地的场域。一切人类智慧只有被结构在政治智慧中时，才能真正增益于交往行为中的全体人们，才能创造一种有效的政治统治，并在此统治体系中形成自由秩序体系。纵观人类历史上社会控制的方式，无论神学政治智慧（神治）、圣贤政治智慧（人治）还是众人政治智慧（法治），都以如何组织人们交往中的秩序为己任。根据政治治理方式和政治智慧的关联，可以把人类从古至今的政治智慧一分为三，即神学政治智慧、圣贤政治智慧和法治（公民）政治智慧。

一、神治 〔1 〕与神学政治智慧

如何把具有形形色色需求和行为方式的普罗大众们安排在良好的秩序体系中，让人们既有自由和效率，也有秩序和节奏地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中，这似乎首先是神的事业，而不是人力所能及。故古代社会的政治智慧，每每假借天神和天国的意志，来行人间的政治统治。奉行出世精神的东方佛教、道教世界是如此；奉行入世的“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世界也是如此。〔2 〕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宗教对人类交往具有绝对的控制功能和支配价值，人们的生老病死、吃穿住行、酸甜苦辣等皆取决于鬼神的左右。政治统治不过是把佛陀、上帝和真主的降示贯彻到人间，从而在人间建立所谓“神国”。神治的实践既是神学政治智慧的结果，同时也顺理成章地完善着神学政治智慧。它是人类实际控制能力低下，同时也是人类智慧普遍低下的产物。人类实际控制能力的低下，需要借助“灵异的智慧”；而人类智慧的普遍低下，容易接受“灵异的控制”。其基本特征是：政治神学智慧不但企图控制人们的行为，而且一定控制众人的思想和心智。

相较而言，中国是一个较少受神权政治和神学政治智慧影响的国家，自从西周以来似乎是一个“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的国度，〔3 〕但即使如此，并没有完全消除神灵对人间的影响。这既体现在对皇帝“德位配天”的道德预设上：施行人间统治的皇帝，理应是天之子，是上苍派往人间的使徒。因此，皇帝的统治不是人格化的社会统治，而是神化的政治统治和政治智慧。这怕是“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的基本缘由所在，也体现在政治和家族统治中的“祖先崇拜”上。无论是国王、皇帝的家，大臣、贵族的家还是普罗大众的家，家族中的家长，都须遵从祖训而行使管理和统治。因此，家长就是祖先神在人间的代表。所谓“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之说，正是以这种祖先神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智慧为根底的。或许是这个缘由，才使毛泽东把神权称为古代中国束缚国人的四大绳索之一。〔4 〕可见神学政治智慧之于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的内在关联。

虽然神学政治智慧是一种低级的政治智慧，但在文化传递意义上，由于在“先来后来”的自然法则中，它占据“先来”的自然优势。因此，对所有“后到”的政治智慧都天然具有一定优势，即“后到”的政治智慧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受神学政治智慧的遗传和影响。例如，人治和圣贤政治智慧总是借助对人间精英的神化而完成的，从而精英们被人为地赋予了某种神性。连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奇迹，全靠我们自己”的一场波及全人类的人的世俗化解放运动，结果仍然推出了被称之为“个人迷信”的无数神圣精英，导致人们一脚踏出神学政治智慧，另一脚又不自觉地踏入带有神学的政治智慧。

至于法治，它作为一种更加后起的政治统治经验和政治智慧，虽然越来越世俗化、大众化，但在这里仍然不难发现神学政治智慧的深刻影响。在实践上，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人们对于法律的尊重、乃至信仰，都多少带有神学政治智慧的烙印。特别是选民经投票的狂欢后所选出的领袖手摁《圣经》或者《宪法》宣誓就职，法庭上证人为其证言进行发誓等等，都明显地受到神学政治智慧的深刻影响。而在理论上，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法治主义的政治统治及其成功，归结为基督教信仰的结果，以至于伯尔曼在谈到法律秩序的形成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时，振聋发聩地告诫人们：“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休成为僵死的法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5 〕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完全符合近代法治主义政治统治的事实，但其对现代法治和神学政治智慧间具有一定勾连关系的论述，不仅得到了学界的体认，而且客观上表达着法治实践的事实。

二、人治与圣贤政治智慧

无论古今，一个有效的社会统治，都不能缺少富有组织能力、创造精神和管理才华的精英人才。神治及神学政治智慧，自身是圣贤们替天行道、代天立言的结果。因此，形形色色的使徒、天子、先知，就成了神灵行使人间治理的不二法门。如果说神学政治智慧表达的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统治思维的话，那么，对圣贤们在政治治理中杰出作用的关注，甚至把人类交往和秩序委托于圣贤的主张及实践，表达了另一种政治智慧，即圣贤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的特点是对现世精英人才价值的尊重。因此，与神学政治智慧相比较，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它把社会交往秩序从神的天国拉回到人的世俗国家。

人治的政治智慧在东西方“轴心时代” 〔6 〕的思想家那里都有丰富的表达。在中国，孔子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 〔7 〕；孟子的“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8 〕等论述，人们可谓耳熟能详，并且也实际地支配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统治。尽管自从董仲舒的思想支配中国政治以来，所谓“阴法阳儒”成为中国政治统治的实际学术根据，把儒法思想杂糅融合的荀况思想，发挥了“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的实际功能，但儒家学说对圣人贤哲的追求，仍弥漫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统治中。道德温情主义的治理诉求，不但盛行在古代中国，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至今遗传、绵延不绝。

而在古希腊，那位对哲学王情有独钟的大圣贤、不遗余力地强调并推行哲学王治国的人治主义者柏拉图则坚定地声称：“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对全人类都将是祸害无穷、永无宁日。我们前面描述的那种法律体制，都只能是海客谈瀛，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已。” 〔9 〕尽管柏拉图的哲学王诉求，没有在西方世界推出一个他所期望的人治国来，但这种对哲学王智慧的追求，却成为西方政法传统中重要的一脉。即使在今天法治主义大行其道、精英只有经过公民的投票选择才能更大地发挥其社会治理能力的时代，人们依然心存哲学王的情结。所以才有德沃金的如下诉求和期望：“如果哲学家们愿意的话，制定法律自身的目标，即在我们的法律之内或法律之外制定更完美的法律形式，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哲学家们身上。” 〔10 〕

圣贤政治智慧既是人治的产物，又在人治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在实质上，它是把人们对神灵的信仰位移到对人间圣贤的尊崇上。因此，它必须以完人道德来要求圣贤并包装圣贤。只有如此，逻辑上圣贤才能对亿万斯民予以教化、发号施令。在此意义上，圣贤政治智慧是对宗教政治智慧的超越，是一种典型的道德政治智慧。统治社会和他人，而不能够以德服人，就只能“播其恶于众”，就只能是桀纣之徒，自然属于暴君之列，人民只能对其予以“放伐”。

然而，这种圣贤政治智慧，在支持并激励政治家从事政治统治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暴露出其预设前提的虚妄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样的格言，古已有之。这一格言一方面将圣贤位移到与神灵比肩，另一方面，也证伪了圣贤政治智慧的虚妄无凭。正因如此，如果对圣贤本身没有必要的规范制约，仅仅靠圣贤们的道德自觉，则圣贤政治智慧虽能缔造人治的历史，但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把政治家的疥疮也视为鲜花，脓包也视为清泉，从而使社会治理陷入圣贤的恣意擅行中。此种事实，在中外历史上在在多有、绝不鲜见。

尽管随着法治的生成和发展，纯粹倚赖圣贤政治智慧所进行的政治和社会治理越来越罕见，但即使在法治国家，圣贤政治智慧并非销声匿迹。其中法治本身作为一种理论设计，不仅仅是哈耶克意义上的扩展秩序，〔11 〕或者不仅仅是进化理性主义的产物，同时也凝结了不少政治哲学家们的个人心智，从而具有一定的建构理性主义色彩。即使在特别强调经验进化的英美国家，也无可例外地存在着霍布斯的社会契约学说、洛克的分权学说、穆勒的自由学说、潘恩和密尔的代议制学说、培根的归纳逻辑学说、休谟的人性学说、边沁的功利学说、联邦党人的分权制衡学说等。正因如此，法治并不一般地反对圣贤政治智慧，反之，它还必须借助圣贤政治智慧以构造把法律凌驾于一切个人之上的制度设计。所以，法治所反对的，仅仅是把圣贤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圣贤政治智慧。

如上两种政治智慧——神学政治智慧和圣贤政治智慧，对于我们这个正在艰难地寻觅法治之路的国家而言，可视为是旧的或者传统的政治智慧。既然有旧的、传统的政治智慧，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或寻求新的政治智慧。

三、法治与法治（公民）政治智慧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大生产、商业经济和市场贸易的长足发展，被结构在市场中的普罗大众必须以知识来应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不但提升了其认知世界、认知自我的能力，而且萌动了人的主体性。政治不再仅仅是神灵支配或圣贤独制的事业，而必须是人民公开参与的事业。但是公民的参与，如果没有共同接受的规则，就是能是类似“大民主”或街头政治的民粹主义、情绪宣泄，它不但不能带来有效的秩序，而且还会是人间一切秩序的解构者和破坏者。所以，如何既能保障国之大事由拥有投票权的、自由的人民决定，又能保障国家处于社会有序、人民合作、政府有效的状态下——是在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时代，政治家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政治思想家理应贡献出全新政治智慧的实践领域。

这种政治智慧，就是在众人（公民）政治智慧基础上凝结的法治智慧。众所周知，法治并不是近代以来才有的概念，也不是近代以来才有的政治实践。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学术思想领域的法家学派，笃力倡行法治，所谓“令尊于君”、“君臣、贵贱、上下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12 〕、“法不阿贵、绳不绕曲” 〔13 〕的古训，对照着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法治理想，仍会令人荡气回肠。尽管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并没有为这种法治学说提供足以展示其优势的舞台，但回过头来当我们真的要寻找当代法治建设的椽棒砖瓦时，这些学说绝对不应被刻意忽略、视而不见。因为它们可以让国人喜闻乐见地以之架通现代法治的治理理念和方式。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理论上首先和乃师柏拉图分庭抗礼，“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名言，惟妙惟肖地诠释了师徒两人分别在政治治理理念上的分道扬镳——一个钟情于哲学王的人治，尽管其晚年对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有所纠偏，而另一个则笃信法治，并在彼时提出了至今仍被奉为经典的法治二要素理念：“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样的“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14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念，不是其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其在总结希腊诸城邦政治统治之经验得失基础上的结论，因此，这是所谓“实证”的结果。在古罗马、西塞罗及其后来的学术继任者们，对法律理论深挖细掘，不但拓展出对后世西方、甚至也对世界影响深远的法律学说，而且直接指导、构造了古罗马的法治实践，使得罗马法律制度和原则成为近代商品社会用以规范人们交往行为，并经创造性转化后制约国家权力的制度母本！

当然，尽管法治政治智慧有古人的伟大贡献，但它的系统论述乃是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市场运作所引发的知识普及、主体性勃发后才得以呈现的，是与作为法治主体的公众（人民）不但有资格参与政治，而且有能力参与政治相伴随的思想成果。这些思想成果在新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复兴之中、之后 ，如井喷般爆发出来。其中格劳秀斯、霍布斯、密尔、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以及美国联邦党人的贡献，既是影响后世的学术经典，又实际地推进法治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实践，从而将多元主体参与下的政治实践规训在法律的框架里，使人类在交往行为中用普遍的理智支配、衡量其情欲、物俗和权俗。这样的法律和法治，秉有了某种神性、表达着人类理性，“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 〔15 〕。

从此，法律支配欲望、驾驭权力的理性智慧，取代了欲望支配法律、权力驾驭法律的既有格局。人们对复杂交往行为的政治治理，不但保障了以投票选择为基本手段的公民自由，而且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敌得一个诸葛亮”等众所周知的原因，使公民投票选择的结果成为人们有序交往的支点。从此，“自由秩序”的人类生活道理和基本需求，就被定格在法治之中。法治政治智慧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政治治理效果，端在于它本质上是公众政治智慧的结晶，是放手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公民博弈的结果。且这种博弈不是博弈一次，便一劳永逸，而是根据法律的正当程序，不断博弈，从而不断保持政治新鲜、防止政治腐败、保障“自由秩序”的过程。

自然，法治政治智慧也不是艳若桃花，一片绚烂。众所周知，无论在柏拉图的笔下，还是在亚里士多德的笔下，它都不是最完美的智慧，而是次优的、残缺的智慧。因此，笔者曾称其是“断臂的维纳斯” 〔16 〕。法治从来不否定人——无论是杰出精英还是普罗大众的智慧，反之，法治必须依赖人的智慧。对此，又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以穿透性洞见给予冷静、深刻的分析：“法律确实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定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 〔17 〕尽管亚氏的众人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但已笃定众人智慧优于一人智慧。

如今法治的政治智慧如同自由、民主、正义、人权、博爱以及和谐一样，因具有普世性而传遍世界，既是全体人类交往的规范工具，也是人们相互信任的价值基础。撇开法治而捡拾神学政治智慧、圣贤政治智慧以治理国家，即便不是逆历史潮流，但至少是借去年皇历。

四、中国法治与新政治智慧

法治之于当代中国，既格外重要，又任重道远。格外重要是由于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体系，因此根据世界通行的治理规则安排国家政治治理理所当然。而任重道远是因为中国政治惯性地运行在“有权能使鬼推磨”的“权治”体系中，而权力之与规则、之与法律向来抱着工具主义的姿态，把法律视为至上的准则，作为信仰的内容，在权力主体看来，不过是天方夜谭。尽管法治在政策上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根据，在观念上，已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法治的实践不尽人意，权力对法治的破坏时有发生，公民不习惯于法治的治理还时有表现。我们的基本政治智慧虽然逃脱了神学属性，但仍属于圣贤政治智慧。特别是近代以来“思想导师”和“政治领袖”合二为一的新传统，〔18 〕更加剧了圣贤政治智慧对社会的控制。因此，我们的法治进路基本上是政府建构和推进型的，〔19 〕而不是社会演进和进化型的。这一法治转型之路上的一波三折，也正是因为法治（公民）政治智慧尚未培育和建立所导致的。

所以，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极其复杂、文化传统十分独特的大国里笃行法治，实现法律至上的治理格局，以“法律文明秩序”替代“道德文明秩序” 〔20 〕，不直面以公民智慧为前提的新政治智慧，不实现政治智慧的现代转型，而仍以圣贤政治智慧、甚至长官政治智慧来操纵法治建设，所谓“法治”就可能退化为防范公民参与、保障特权恣肆的基本手段，而不是政府坚决信守、公民心悦诚服的信念体系和行为准则，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型社会中人们交往行为须臾不可分离的观念基础和规范凭证。为此，理应坚守如下诸点：

其一，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在官方政治智慧之外，还有民间政治智慧，并且要突出民间政治智慧在法治政治中的必要性、重要性甚至优先性，放手让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容许公民为了其正当利益和信念所进行的政治博弈。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不断积累以公民政治智慧为底色的法治政治智慧。自然，法治政治智慧有一个从发生、发展到逐步长成的过程。但这一过程，纯粹靠孙中山所设想的那种“训政”理念，〔21 〕显然并能不完全实现。民国以来直至今日的政治实践对此做了极好的注脚。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它把法治政治智慧位移并道德化为圣贤政治智慧，从而人民的“法治”理念似乎是圣贤灌输的结果，而不是人民需求的结果；另一方面，即便对人民有这样的教育，但教育结果如果不能具体地落实为公民在法治实践中的切身体验，则无法实现行动中的公民政治智慧，而仅仅是纸面上的公民政治智慧。这种情形，不但不能推进法治的实现，并进一步光大法治政治智慧，反而只能引发公民的内心焦虑、怀疑甚至对法治的否定。

其二，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公民利益的获得，是公民自身参与和争取的结果，而不是任何道德的想象共同体恩赐的结果。特别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尤为如此。某次一位法学院院长和笔者一道接待外宾，见餐厅领班非常优雅地和伙伴们一道切磋如何更好地、更有礼貌地服务于客人，这位法学院院长说：市场经济自然具有塑造规范的功能。只要国家真正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人们对规范的依赖和遵从会自然而然地生成，因为这与每位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

信哉斯言！市场经济就是要把所有市场主体推到开放的市场世界，自己寻求其利益的盈取和积累。这一过程，是市场主体——公民和法人切身地进行利益博弈、体会其群己权界的过程。所谓“一分钱、一分货”，“一份耕耘、一分收获”，“买卖争分毫”等民间谚语，所表达的正是在利益博弈过程中人们权利义务观念的形成和实际权利义务兑现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只要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要有公民作为市场主体在市场上的利益博弈，只要对这种利益博弈能够提供一整套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就一定会把已经结构在法律中的公民（法治）政治智慧发扬光大。

其三，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每位公民的主体性和个体人格，营造主体多元、文化多元和价值多元的环境，并推进每位公民参与法治、自谋福利的文化自觉。法治政治智慧，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智慧，属于文化范畴。但是在一个法治政治智慧本身匮乏的文化传统中，要培植并发展法治政治智慧，除了前述公民的政治参与、市场参与之外，还需要从文化入手，放手公民的文化参与，并最终形成公民的法治文化自觉。

法治既是一种制度规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梁治平在论及法律时，强调要“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 〔22 〕。法律之为文化，一方面是它提供了人们日常交往行为的生活样本，另一方面是它以人们日常交往行为的规定性为蓝本和规范原型。因此，它既需要人们以法律为行为依托甚至精神依托，也需要把它内化为人们行为必守的规范根据和信仰内容。对法律的此种文化解读，是进一步在文化层面促动公民参与法治，并培育和缔造法治政治智慧并反过来以之滋润、涵养法治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中国法治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公民层面都必须关注法治（公民）政治智慧，没有这一新政治智慧的涵育和培养，法治或者陷于政治工具主义的泥潭，或者只能在道德意识形态宣教中作些点缀。而作为近现代国家治理一般理念、根据和路径的法治——依法控权和依法管理，反倒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1〕对有关“神治”的具体论述，参见谢晖：《法治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9页。

〔2〕除道教之外，上述其它宗教都缔造过辉煌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或地方政权。如藏传佛教在我国建立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基督教建立的罗马帝国以及伊斯兰教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等。迄今为止，梵蒂冈、伊朗等国家仍然奉行政教合一的神学政治统治。

〔3〕参见张广志：《西周史与西周文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146页。

〔4〕“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5〕［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译者序言。

〔6〕这是宗教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对这一时代的详尽论述，参见［英］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孙艳燕等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

〔7〕《论语·卫灵公》。

〔8〕《孟子·离娄上》。

〔9〕［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4—215页。

〔10〕［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11〕参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下），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哈耶克的扩展秩序论虽然强调人类秩序的自然生成，反对建构主义和“致命的自负”，防范政治统治“通往奴役之路”，但它自身的理论，也毋宁具有建构主义的特征。事实上，只要人们以符号应对实践，就注定了符号的建构属性。当然，这和建构理性主义意义上的建构有所区别。

〔12〕《管子·法法》、《管子·任法》。

〔13〕《韩非子·有度》。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寿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167—168页。a

〔15〕同上书，第169页。

〔16〕参见谢晖：《法治：断臂的维纳斯》，《法制日报》2000年5月14日。

〔17〕前引〔14〕，亚里士多德书，第171页。

〔18〕相关具体论述，参见谢晖：《政治家的法理与政治化的法——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对“宪政”的支持关系及其变革》，《法学评论》1993年第3期。

〔19〕参见蒋立山：《中国法制（法治）改革的基本框架与实施步骤》，《中外法学》1995年第6期；《中国法治道路问题讨论》（上、下），《中外法学》1998年第3、4斯。

〔20〕於兴中把人类文明秩序分疏为三：即“宗教文明秩序”、“道德文明秩序”和“法律文明秩序”。参见於兴中：《法治与文明秩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3页、第52—62页。本文所谓“神学政治智慧”、“圣贤政治智慧”和“法治（公民）政治智慧”的析论，与上述论断有沟通性。

〔21〕“所谓训政者，即训练清朝之遗民，而成为民国之主人翁，以行此直接民权也。”《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9页。

法治文艺活动 篇7

本次活动由工委宣传部、普治办、司法局牵头, 公安、交警、消防、工商、税务等32个政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和迎宾街、胜利街、大学院校等在主会场设立宣传展台,

法律咨询台和有奖问答台, 发放宣传挂图、宣传单、宣传册、法律知识读本等宣传资料。

广场大屏幕滚动播放法治宣传口号, 大港工委、管委会领导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世纪广场主活动地点参加现场宣传活动。

在广场大型宣传活动的同时, 中塘镇等八个镇街也分别设立分会场, 宣传广大村民、居民最关心的、最需要的法律法规知识, 提高人民群众守法、用法意识和法律素质。南开

大学滨海学院、天津外国语学院滨海外事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法律志愿者分别在校园内部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掀起高校学法热潮。

活动期间, 大港普治办围绕“六五”普法的开启, 制作10块精美展牌, 此外, 大港普治办还印制了《大港“六五”普法规划问答》宣传单制作普法环保袋、在世纪广场主会场及八街镇分会场进行发放。同时, 联合教育局、海滨教育中心, 利用“家校通”短信平台, 向辖区小学生家长发送“12·4”法制宣传日活动主题为内容的宣传短信, 共同教育孩子从小学法、知法、守法。联合有关部门在社区电子屏全天播放法制宣传口号, 广泛宣传与居民群众工作、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宪法》、《人民调解法》、《物权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劳动合同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天津市法制宣传教育条例》、《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

法治文艺活动 篇8

(中交企字[2015]21号)

各有关单位、各会员企 (事) 业: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会议精神, 进一步总结和交流交通运输企 (事) 业法治建设经验, 提高市场竞争力, 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和交通行业优秀企业管理成果评审委员会研究决定, 组织开展“第四届全国交通运输企 (事) 业法治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第七届全国交通运输企 (事) 业十佳法律顾问、优秀法律顾问”的评选活动 (以下简称“评选活动”)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次评选活动在“交通行业企业管理优秀成果评审委员会” (交通运输部批准设立的评审机构、该机构设在中交企协) 领导下进行, 由中交企协法律工委承办具体工作。

二、为保证评选活动的公平、公正和透明, 协会在认真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拟定了《第四届全国交通运输企 (事) 业法治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第七届全国交通运输企 (事) 业十佳、优秀法律顾问》的评选办法 (见附件) , 请各单位和相关人员按《办法》的要求, 积极踊跃参加评选活动。

三、“第四届全国交通运输企 (事) 业法治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第七届全国交通运输企 (事) 业十佳、优秀法律顾问表彰大会”拟在2015年第四季度召开 (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会议期间, 将向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及十佳、优秀法律顾问等, 颁发奖牌证书。

四、为加大宣传和推广学习力度, 协会将选择部分获奖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事迹材料在行业权威媒体上予以报道宣传。与此同时, 协会还将编印《第四届全国交通运输企 (事) 业法治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第七届全国交通运输企 (事) 业十佳、优秀法律顾问事迹汇编》, 供各单位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五、第四届全国交通运输企 (事) 业法治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第七届全国交通运输企 (事) 业十佳、优秀法律顾问的申报工作, 是鼓励各单位和广大干部、法律顾问积极参与法治建设、提高交通运输企 (事) 业防范风险能力和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活动, 也是一项为会员单位和行业服务的重要公益活动, 凡自愿申报评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不收取任何费用, 同时, 也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收取相关费用, 望广大会员单位、交通企 (事) 业及个人, 积极踊跃参加申报活动。

六、请各单位和个人根据“第四届全国交通运输企 (事) 业法治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第七届全国交通运输企 (事) 业十佳、优秀法律顾问申报条件及要求”, 认真填写《推荐表》 (见附件) , 所有申报材料要求纸质、电子文本各一份。纸质版于2015年9月30日前以快递的形式报送中交企协法律工委 (以交寄日戳为准) , 电子版发送至邮箱:cacemlaw@sina.com。邮件主题栏注明申报单位名称和申报名称。个人项目要求附2寸彩色照片2张。

七、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湖西园222楼602邮编:100102

联系人:窦雪松13901070143苏银15011508096

联系电话:010-62110858/67716602

传真:010-82252183/67716602转809

中交企协法律工作委员会网:www.acclonline.com进行查询和下载。

附件:《第四届全国交通运输企 (事) 业法治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及第七届全国交通运输企 (事) 业十佳、优秀法律顾问评选办法、推荐表》

主题词:申报法治先进单位个人通知

抄 (报) 送:交通运输部政法司、社团党委

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2015年6月8日印发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篇9

对于法治思维的概念, 学界一直没有统一的定论,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剖析、解读。姜明安教授认为法治思维, 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 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1]刘平教授提到, 法治思维是由道、学、术为架构, 即原理与知识和方法三种思维相结合的一种综合性思维方式。[2]袁曙宏先生也讲到, 所谓法治思维, 实质是各级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必须时刻牢记人民授权和职权法定, 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则和法律程序, 必须切实保护人民和尊重人权, 必须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必须自觉接受法律的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3]陈金钊教授对法治思维的诠释从特征展开, 认为法治思维是受规范和程序约束、指引的, 在现阶段主要是限制、约束权力任意行使的, 在价值追求上趋于实现公平、正义, 保护公平、自由, 讲究逻辑推理、修辞论辩和解释技术的一种理性思维方式。[4]而笔者认为法治思维是执政者在具体运用法律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摒弃感性趋向理性, 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权力滥用以促进社会公平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模式。

二、法治方式的所指与能指

所谓“法治方式”, 姜明安教授在其研究中所提的“法律手段”, 是指执政者通过制定、执行法律、法规、规章, 运用法律创制的制度、机制、设施、程序处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争议,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措施、方式、方法。[5]陈金钊教授认为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从法治思维影响和决定法治方式的角度出发, 给法治方式赋予了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根据法律处理具体问题;二是法治方式具有独立性、自主性, 一般情况下不受道德、宗教、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三是法治方式强调法律方法的适用。[6]不仅如此, 陈教授还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再次诠释了法治方式, 广义上指各种主体运用法律制定决策、解决纠纷的行为方式。狭义上指不仅运用法律规范, 而且运用司法机关来捍卫利益或秩序。[7]可见, 虽然在法治思维的涵义上学者分歧众多, 但是对于法治方式理解趋同。故笔者认为法治方式, 即是执政者以法律为信仰, 在法治理念和法律精神的指导下, 通过制定、执行法律、法规、规章, 运用法律、法规、规章创设的制度、机制、程序等处理和解决各种纠纷、矛盾等社会、经济问题, 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实现社会公平的行为模式。

三、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一理念的提出, 使得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备受关注。而在2010年10月,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提出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切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的要求, 从而使得行政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和运用法治思维这一要求登上学术舞台。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之间的关系, 要明确二者的基础在于法治的内涵和要素, 所力求实现的则是建立法治国家。德国行政法学家哈特穆特·毛雷尔这样阐述法治国家的涵义, “法治国家是公民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领域的关系均受法律调整的国家, 其标志是所有国家权力及其行使均受法律的约束。”[8]这一说法很好地表明了法治, 诞生于法律机构取得足够独立的权威以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约束的时候。[9]

(一)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以法治为平台, 相互作用塑造法治社会

法治思维是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 而法治方式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法治思维强调思想转变, 从以个人意思表示为标准到以符合法律制度为出发点, 摒弃个人情感对社会事件和现象的主观判断及倾向, 以法这种客观标准为准则处理事务, 从而达到一种客观民主公正。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都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的。一个国家只有确立了法治基础, 才谈得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相关事务。法治思维支配法治方式且决定法治方式的具体运用。法治思维需通过法治方式发挥作用。执政者在实际工作中若能做到直接运用法治方式而非遵循个人意愿, 则说明法治思维的贯彻落实到了实处, 支配人的行为从而达到法治方式与思维的完美结合。且我国在提高全民法治意识、提升司法公信力、建立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等, 多处强调确保法治思维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 运用法治方式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结合是为了约束权力、限制恣意

法治思维是一种在观念上和思想上的精神效果, 法治方式则是在法治思维对意识做出调整后在行为上的具体体现。近年来, 政府机关执法与公民利益的冲突频出, 行政机关权力行使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已逐渐突显, 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对社会这个法律的沃土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对实现社会稳定, 维护社会公正的文明法治进程产生了影响。[10]对执政者来说,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仅体现在其处理社会事务的工作中, 也应使其成为生活中的常态。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要求执政者实施某种行为, 以理性的法治思维对事物做出分析并加以综合判断, 以成熟的法治方式去指导行为, 不再依靠主观的意愿和恣意的行为模式罔顾他人利益和社会影响, 而必须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现有法律所规定的框架, 从而限制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等的权力。因此, 国家立法机关对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制定和认可必须遵循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 国家机关行政人员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必须依法行政, 国家司法机关审判人员对案件进行裁判必须依法判决。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正试图夺回法律话语的主导地位, 抵制执政者仅用道德和社会学做出评价所产生的偏差, 更正执政者因此而产生的价值取向错位情况, 让法治方式在现实的实践操作中有更多的可能性、技艺性。法治思维支配法治方式, 法治方式的运用反映和体现法治思维, 执政者必须从主观上自觉主动地运用法治思维, 并且从行动上运用法治方式解决社会上存在的诸多不公正的问题, 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从而以己之身向人民群众传播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继而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和理念, 使得维护社会公正能够全民化、社会化、法治化。可以说,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思想和行为两个层面为实现依法治国指明了具体路径。使得人们可以期待行政机关与社会组织对社会事物采取共同管理的局面, 一同绘制社会公正的美好蓝图。我们的目标在于通过法治思维的高度贯彻落实可以使政府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提高效率, 法治方式的运用极大地提高处理危机或者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自觉、主动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约束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力, 限制可能出现的恣意, 对适用法律行使职权方面做出有利影响以促进法治进程, 促进法治实践。

摘要：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近年来广受学者关注,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相辅相成, 二者密不可分。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一方面以法治为平台, 塑造法治社会;另一方面相互结合, 限制权力和恣意, 以确保法治有优渥的土壤得以更好地发展。文章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概念着手, 试图研究和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此对我国在适用法律、行使职权方面作出有力影响, 促进相关实践工作。

关键词：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参考文献

[1]姜明安.再论法治、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J].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2]刘平.法治与法治思维[M].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第1版, 第167-168页.

[3]袁曙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C].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221页.

[4]姜明安.法治、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辩证关系与运用规则[J].人民论坛.2012年5月.

[5]陈金钊.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3月第21卷第2期.

[6]陈金钊.对“以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解读”[J].河北法学.2014年2月第32卷第2期.

[7][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8][美]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 篇10

人类早期的成文法常常铭刻在石柱或铜表上, 但铸鼎未必传世, 勒石未必长存, 真正流传下来的是“铭刻”在全体社会成员心中的法治精神。历史发展表明, 只有法律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规则,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法的意义、法的精神才能真正展现出来, 法治的理想才能最终落地。因此,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 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要达到“全民守法”的目标, 必须以法治政府的建立促进法治社会的发育, 以司法的严谨、执法的严格来培育公民守法的自觉性。这就要求我们, 一方面要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司法公正对于社会公正的引领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 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 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只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具体的司法案件中建立对法治的信心、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感受到法律的权威, 他们对法律的态度才能由认识到遵守, 由信任到信仰。

守法需要自觉, 自觉守法要靠各行业、各领域的自我管理来培育。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同时, 也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 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使各行业、各领域的从业者, 真正在实实在在的自律和自我管理中, 一点一滴培养起社会责任意识和法治精神。

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建设, 离不开类型多样的宣传与教育。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 我国已经完成了以全体公民为教育对象的五个法治宣传教育五年规划, “六五”普法规划正在进行中, 普法内涵不断丰富、领域不断拓宽, 已经成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我们要在全民教育基础上, 继续推进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法治教育, 不断创新宣讲和教育方式,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以精准滴灌和春风化雨的形式, 将法治教育送入街头巷尾、百姓人家。只有经过多管齐下的法治教育、培育, 遵法守法的意识才能蔚然成风,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落地生根, 并为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夯实坚实的社会基础。

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探讨 篇11

关键词：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立法；监督

一、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概述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力。”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履行职责、解决问题，从而提高社会的管理水平。

法治思维是运用法治价值来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指法治价值在人脑中形成法治要素，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种思想、观念和理论。法治方式则是在法治思维的指导下，运用法治手段和法治方法执行法律规范、强化法治监督的实践过程，是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外在表现。法治思维是法治方式的前提，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维的保障，两者互相依存、相辅相成。

二、我国法治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一）法律法规不完善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国社会现实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这就需要加强法治建设，让法律法规所彰显的公平正义理念深入人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或部门领导缺乏法治思维，往往是根据中央的政策固定式的搬到本地区，使得大政方针和本地实际相脱节，从而不能有效制定出符合本地情况的地方性法规。在本地没有合适的出路时，又会向上级领导请示，这种迷信式的思维最终会导致人治的泛滥，从而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社会出现了新的参与竞争或分配的要素，特别是互联网的融通，出现了许多法律法规所监管不到的领域，这也让一些市场投机分子有机可乘，打乱了市场正常运行的秩序。在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许多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或医疗条件得不到保障，中央扶持的资金被层层截留，使得他们没有可以使用的教育或卫生资源。除此之外，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中等许多复杂的问题没有法律依据，只能依靠道德的约束来调整，严重影响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步伐。

（二）贪腐现象比较严重

腐败现象是社会的一大公害，更是法治建设的最大阻碍，我国在腐败治理的过程中，由于重视道德、政出多门、机构分散等因素制约，还相对缺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的认知模式、思维习惯和处理方式。[1]腐败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和作风等方面，或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或危害国家的政治安全，或破坏党和政府的名誉等。在利益的诱惑面前，许多领导干部陷入了无法回头的深渊，轻者接受他人请客送礼，重者贪污受贿，滥用手中的职权，挪用公款或者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而给国家、社会、他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特别在个别地方，部门领导形成小团体，呈现出“塌方式”的腐败，严重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使法律的权威受到极大的挑战。不仅如此，有些领导干部为了自己升职或获利，故意向国内外组织或个人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给国家的政治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个别领导作风不正，贪图个人享受，穿着奢靡、公款吃喝或包养情妇的现象也是层出不穷，丝毫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大损害了党和政府的正面形象，降低了法治的公信力。

三、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建议

（一）发挥立法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立法的引导和推动，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那么可以从三方面着手：第一，注重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就是要尊重和体现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根据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使法律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并严格遵循立法程序，努力提高立法技术。民主立法就是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使法律真正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的权利，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教育医疗、食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第二，将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结合起来。改革决策是立法决策的前提，立法决策为改革决策提供保障，那么在进行制度改革时，需要考虑改革的措施是否合法，这就对改革决策的机关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运用法治思维来进行权衡，然后以法治方式即立法决策的形式来付诸实践。第三，提高立法的实用性。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是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结合的必然要求。[2]立法机关要根据改革的制度设计明确所规范的对象和范围，及时地对法律进行修改或补充，使法律更加成体系，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建立健全法律监督机制

法治建设需要有相关的法律监督机制，才能体现法治的作用，那么就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补充完善，重点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第一，积极发挥人大的监督。人大有监督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权力，通过各种监督形式依法行使监督权，抵御腐败，这样可以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减少相对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及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第二，依靠社会力量的监督。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一种趋于平等的思维方式，意味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3]比如人民团体、行业协会及社交媒体等社会力量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通过法律配套机制支持从社会舆论上对腐败敲响警钟。第三，鼓励社会公众的监督。通过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可以建立立法听证会、网上征集建议等法律监督制度，完善民主立法，同时健全举报制度，让领导干部真正接受人民的检验。通过建立健全法律监督机制，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有利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有效实施，加快我国法治建设的步伐。总之，我们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现阶段我国改革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加强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蔡宝刚.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下的反腐路向论纲[J].法学杂志，2013，（11）.

[2]丁祖年.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兼论增强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的路径[J].法治研究，2014，（2）.

培育法治文化建设法治陕西 篇12

我国的法制建设宣言和总纲领在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就此问题作出指示并讲话。对于“法治中国”在中国法制建设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并列为四中全会的主体, 构建我国法制国家的宏伟蓝图。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也对法治这以为他作出了详细的探讨, 对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作出筹划与部署, 并阐述了一系列的新观念, 带动我国法制社会的提升, 使我国依法治国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背景下, 本文从培育公民信仰法律和崇尚法治的意识, 根植和培育民主、权利、程序等法治文化, 以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陕西改革深化、促进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对陕西法治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并对法治陕西建设路径选择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陕西法治建设存在的障碍

法治文化的形成要经历长期的演进, 然而陕西由于民俗、历史和环境因素, 缺乏政治民主文化意识、法治思想的宣传、法律知识的认识,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支持等条件也不够优越,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阻碍。

(一) 人治文化影响深远。

从历史来看, 陕西文化是传统文化代行代表, 一直缺少法治文化的环境。人治核心的观念体系和价值追求建立在宗法制度、伦理道德和血缘亲情基础之上, 由君主掌控国家大权, 主要依靠理治和德治进行治理, 而理治和德治在本质上是人治, 权大于法, 法治只是辅助的治国方式, 即“政教之用”。一个好的领导人是老百姓希望的寄托, 老百姓更愿意是“清官”来治理国家, 在他们眼中法律只适用于保护自身的权益, 而不适用于治理国家。在这种体系下不可能培养出现代法治所需的“平等”原则, 更不可能产生“形式正义”, 这对现代民主法治建设构成了较大障碍。

(二) 法治意识较为淡薄。

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 陕西一些领导干部习惯把法律作为工具, 只考虑如何为“治”理老百姓寻找所谓的法律依据, 以权代法、以权决策, 而没有依法办事的观念, 导致了以领导干部的“思想”为依据的主导思想成为主流, 法律的定制者则是当地的官员, 而老百姓只有服从。反之就会得到“法律”的制裁, 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影响法制建设进程的主要原因。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不是法律本身, 而是缺乏法律意识的认知和法律知识的传播。

(三) 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

陕西地处内陆, 内部和外部的文化交流受到环境的限制。长久以来, 民间社会自主形成的本土文化, 在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下延伸, 渐渐演变成百姓生活中的“活法律”, 一代代流传下来, 成为社会的主要规范, 极难改变。在遇到纠纷时, 过分讲究克制礼让, “闾里不讼于巷, 老幼不讼于庭”的厌讼思想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 “屈死不告状”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还有很多, 通过法庭解决问题的人统称是视为异类。多数人往往通过新房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有政府的介入会更直接有效。同时, 官员和公众对法律缺乏信仰, 以至于导致很多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

三、推进陕西法治建设的对策建议

对于陕西这一从根本上缺乏民主法治的地区来说, 具体可以从以下4方面着手逐步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 形成法治文化共识。

“法治文化的形成必须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为前提。”建设法治陕西首先应确立法治文化共识, 从纠正重义务轻权利、重“官”轻民、重政策轻法律的观念入手, 把提升公民主体意识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探讨如何摒弃人治思想, 正确对待发的价值观, 着重强化领导和公务人员的权利是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这一节本观念。使公民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法治的主体, 国家公职人员才是法治的对象, 唤起公民独立的人格尊严意识, 认识到自己主人翁的作用和地位, 使法治成为公民的文化共识、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使人民群众在知法、懂法、守法的法治观念中建设稳定和谐的社会。

(二) 强化权利的同时进行约束监督。

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举动祸害尤烈, 因为后者不过是弄脏了水流, 前者却破坏了水源”。陕西在法治建设的实践中, 应从合理配置权力、确定权力范围、明确权力界限等方面入手,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强化法治政府建设, 逐步确立权力运行的具体规则、步骤和方法, 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 促进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形成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有法可依、知法守法、依法办事的法制环境。

(三) 重视法律程序正义。

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是树立程序的权威, 法律实体正义依靠法律的程序正义实现。传统的法律文化对实体法的重视高于程序法的重视。在交涉陕西法治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要把程序法的权威树立起来。赋予正当程序内在独立价值。把注意力集中在要行政、立法和司法程序上, 司法程序最为重要, 司法是人民权利和实现社会正义最有力的保障。通常权利和舆论会干扰司法机关分析和处理问题, 只有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才可以更客观的处理问题。

(四) 探索法治建设路径。

陕西法治建设的路径不同于经济发达地区, 应该要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情况和文化政治的现状来进行。其中政府推进和人民群众的自觉的性是它本身的最佳途径。根据现在陕西的社会现状分析, 法制建设是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基础之上, 把其作为主要推手。在进行的过程中政府公职人员必须起到以身作则的带头作用, 不能仅仅是制定规则和号召的作用。积极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参与法治建设, 引导民众自觉守法。同时, 法治文化建设客观上需要一个历史阶段, 甚至是一代人与一代人的传承与推进才能形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就决定作说明时指出,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作为托动力的法治文化, 可以让人民群众更深刻的理解法律的要求, 更好的推动立法和执法, 使其能够更好的发展。建设陕西法治社会必须提高以现代法治为核心的法治意识, 提高公职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从而为为营造健全的法制环境, 踧踖全体人民群众法治文化的提高, 实现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必要的条件。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将依法治国作为大慧的主题, 大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成为我党建设法治中国的总纲领, 并以此为宣言书。全面推进了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在党和国家为早日实现小康社会和实现实现伟大的中华名族复兴而努力的关键时期, 如何树立法治思维、掌握法治方式、深化法治改革, 加快推进陕西法治建设, 是陕西省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对影响陕西法治建设的因素进行分析, 从人治文化影响深远、法治意识较为淡薄、传统习俗根深蒂固等影响因素出发, 进而提出建设法治陕西的实现路径, 以期为推进陕西省法治建设建言献策。

关键词：十八届四中全会,法治思维,法治建设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2]傅小青, 梁知博, 杜宏宠.关于推进陕西法治文化建设的思考[J].理论导刊, 2013 (10) .

[3]王茵.关于树立法律至上权威的思考[J].理论导刊, 2006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