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行为

董事会行为（精选7篇）

董事会行为 篇1

一、引言

当前企业进行盈余管理主要有三种方式:分类变动 (Cl assification Shifting) 、应计项目盈余管理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和真实盈余管理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和动机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 (De Fond等, 2007) , 在不同制度环境和监管背景下, 三种盈余管理方式的成本收益各不相同, 从而影响企业的选择行为。本文探讨面临监管压力时, 企业会如何在这三种盈余管理行为之间进行选择。近年来国内外舞弊案层出不穷, 完善公司治理、强化信息披露, 一直是监管者、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刘霞, 2014) 。作为公司治理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董事会, 其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 可促使管理层决策时更加谨慎, 不易从事有损公司价值的行为, 而董事会职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董事会特征的影响, 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董事会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选择的影响。本文贡献:第一, 扩展盈余管理研究范围。之前研究多是针对各盈余管理方式单独分析 (Peasnell, Pope and Young, 2000;Abbott, Parker and Peters, 2004) , 而当企业面临监管压力、存在盈余管理动机时, 可能是同时利用多种盈余管理方法, 本文针对这一情况, 分析企业对分类变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三种行为的选择;第二, 扩展盈余管理研究深度, 当前针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 多是两种盈余管理方式进行单独模型回归, 比较相应系数差异。本文通过构建分类变动弹性和会计应计弹性分别衡量分类变动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在控制其他两项盈余管理方式的同时, 研究某一类盈余管理的使用, 扩展了盈余管理研究深度和结论稳健性;第三, 本文分析董事会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选择的影响, 发现当监管政策措施试图影响某一项盈余管理行为时, 企业为了达成盈余目标, 可能转而利用其它成本更高、隐蔽性更强的盈余管理方式, 研究结果为监管部门监管政策的出台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二、文献综述

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针对三类盈余管理方式展开:分类变动盈余管理仅是财务报告内数字的移动, 不会影响财务报告最终数额 (Mc Vay, 2006) 。Mc Vay (2006) 提出管理当局可能会利用分类变动的方式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进行盈余管理。Givoly等 (1999) 对部门净利润分配进行研究, 发现部门经理会将净利润转移到盈利高的部门以提高公司价值。Fan et al. (2010) 针对核心盈余进行研究, 结果与Mc Vay一致。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是利用应计制盈余与现金制盈余的不同, 是一种“伪饰”的活动, 不会涉及企业真实的经济活动, 且具有回转的特性 (Wang and D’Souza, 2006) 。管理层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时, 会考虑之前的盈余管理所造成的累计效果 (Barton and Simko, 2002) 。真实盈余管理是通过价格折扣或授予更长的信用期间以增加销售、大量生产降低销货成本、减少酌量性费用等手段操纵, 会对未来现金流产生负面影响, 损害企业未来价值 (Roychowdhury, 2006) 。Cohen等 (2010) 基于广告费分析管理层是否会利用真实盈余管理以达到季节性财务目标, 发现管理层会以削减广告费的方式, 避免发生损失或减少盈余。不同盈余管理方式的成本和效益不尽相同, 管理层会如何选择呢?Alfred等 (2001) 指出管理层会同时利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分类变动盈余管理。Graham et al (2005) 提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容易引起审计人员及监管机构的注意, 而分类变动允许较多主观调整, 且不影响最终盈余, 较不易引起审计和监管各方的关注 (Nelson等, 2002) , 管理层可能会倾向于优先利用分类变动盈余管理 (Fan等, 2010) 。使用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较高且会损害公司价值, 只有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限的情形下, 管理者才会使用真实盈余管理 (Ewert等, 2005;Wang and D’Souza, 2006) 。Gupta et al (2010) 认为真实盈余管理较无法从经济交易中辨认, 为了不影响审计师的审计意见, 管理层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可能会受到注意的情况下, 会利用真实盈余管理取代应计项目盈余管理。Chi等 (2011) 也指出, 较高的审计质量会使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到限制, 使企业转而进行真实盈余管理。上述研究均是针对发达国家比较完善的资本市场所进行的, 我国作为新兴市场, 企业面临的盈余管理动机和法律法规监管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转型经济国家的一个特点是“政府监管”, 政府监管的一个直接后果, 尤其是以会计业绩指标为基础的监管, 容易“迫使”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来满足监管要求。Chen et al. (2001) 和Jian and Wong (2010) 发现, 当面临退市和再融资的监管压力时, 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强烈。因此, 外部监管压力是企业盈余管理的“助推器”。面临外部监管压力时, 企业首先会选择成本低、易实现的分类盈余管理, 成本高、难度大、损害企业未来利益的真实盈余管理则是在分类变动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均受限的情况下, 管理层才可能会考虑。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1:面临监管压力, 在分类变动受限的情况下, 会增加利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假设1-2:面临监管压力, 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限的情况下, 会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假设1-3:面临监管压力, 在分类变动受限的情况下, 会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董事会职能的有效发挥能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与价值 (Bowen等, 2008) 。本文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和董事持股比例等方面分析董事会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选择行为的影响。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公司, 董事会的监督意愿不高, 内部治理机制较弱 (Core等, 1999) 。本文认为, 当面临外部监管压力时, 企业盈余管理动机强烈, 董事会约束力度不大, 企业选择盈余管理方式的焦点是成本, 因此即使分类变动受限, 增加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倾向仍较低。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1: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面临监管压力, 在分类变动受限的情况下, 增加利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低

假设2-2: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面临监管压力, 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限的情况下, 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低

假设2-3: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面临监管压力, 在分类变动受限的情况下, 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低

董事会独立性与代表股东利益的决策之间正相关 (Core et al, 1997) 。独立董事作为抵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手段, 有利于内部治理机制的强化。Dechow et al. (1996) 发现独立董事占比高的公司, 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低。Peasnell et al. (2000) 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越高, 公司正向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越低。本文认为独立董事占比高的公司, 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会受到较多限制, 降低风险成为盈余管理行为选择的关注点, 因此更倾向选择难于被发觉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1:独立董事比例较高, 面临监管压力, 在分类变动受限的情况下, 增加利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高

假设3-2:独立董事比例较高, 面临监管压力, 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限的情况下, 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高

假设3-3:独立董事比例较高, 面临监管压力, 在分类变动受限的情况下, 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高

董事会规模越大越会出现信息传递慢、沟通协调难、议事过程复杂等情况 (Vafeas, 2000) 。Dechow等 (1996) 发现董事会规模越大, 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严重。Abbott等 (2004) 认为董事会规模过大会造成沟通无效率, 无法有效监督管理层, 增大盈余管理机会。本文认为, 董事会规模越大, 组织内部信息传递与沟通越困难, 越难有效监督管理层, 因此面临监管压力时, 管理层倾向选择成本较低的盈余管理方式。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1:董事会规模越大, 面临监管压力, 在分类变动受限的情况下, 增加利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低

假设4-2:董事会规模越大, 面临监管压力, 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限的情况下, 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低

假设4-3:董事会规模越大, 面临监管压力, 在分类变动受限的情况下, 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低

董事持股比例高, 其利益与公司绩效相关程度高, 与股东利益更加一致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 基于自身利益考虑, 董事们会更积极地监督管理层。本文认为董事持股将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捆绑, 董事持股比例越高, 监督管理层的意愿也越高, 因此管理层会忽视成本而选择难以被发现的盈余管理方式,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1:董事持股比例越高, 面临监管压力, 在分类变动受限的情况下, 增加利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高

假设5-2:董事持股比例越高, 面临监管压力, 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限的情况下, 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高

假设5-3:董事持股比例越高, 面临监管压力, 在分类变动受限的情况下, 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高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1-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并进行一系列初始处理。剔除银行、保险等金融业上市公司;剔除样本期间财务数据不全的公司;为了控制异常值对模型结果的影响, 模型中所有变量均进行了1%-99%的Winsorize处理。样本中相关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二) 变量定义

对于监管压力, 本文按照Chen et al. (2001) 和Jian and Wong (2010) 的研究设计, 如果净资产收益率ROE在[0, 1%]或[6%, 7%]之间, 表明面临退市或再融资的监管压力, Regul取值为1, 否则为0。面临监管压力, 管理层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 (Degeorge等, 1999;Roychowdhury, 2006) 。为了反映企业在盈余管理方式之间的选择, 通常做法是针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分别单独回归, 比较相应系数的大小。本文则是构建分类变动弹性 (Cls Flex) 和会计应计弹性 (Acc Flex) 分别衡量企业运用分类变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进而分析企业对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本文依据Mc Vay (2006) 一文, 构建分类变动弹性 (Cls Flex) , 具体步骤如下:根据模型 (A) 估计预期核心盈余, 按照模型 (B) 计算Cls Flex。为控制行业差异, Cls Flex对行业中位数的比率作为衡量分类变动弹性的代理变量。其中EXCE为核心盈余, TURN为资产周转率, Accrual为应计项目, △Sale为营业收入变动率, N_Sale为虚拟变量, 若营业收入变动率小于0, 值为1, 否则为0, NI为净利润, 具体内容见表1。

为了反映利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本文采用会计应计弹性 (Acc Flex) 进行衡量。依据Barton and Simko (2002) 一文, 采用期初净营运资产与销售收入的比率的负值用作计算Acc Flex, 为控制行业差异, 以Acc Flex与行业中位数的比率作为衡量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限程度的代理变量。对于分类变动盈余管理, 本文与Mc Vay (2006) 一致, 采用非预期核心盈余 (UNCE) 表示, 即实际核心盈余与预期核心盈余之差, 具体计算如模型 (A) 所示。对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 本文与Kothari et al. (2005) 一致, 选择在修正琼斯模型基础上, 引入经营业绩变量总资产报酬率 (ROA) 计算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 (DA) 。具体模型如下:

TA为公司i第t期总应计数, 等于t期净利润减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Ait-1为公司i第t-1期总资产;△REVit为公司i第t期主营业务收入变化额;△RECit为公司i第t期应收账款变化额;PPEit为公司i第t期固定资产原值, ROAit为公司i第t期总资产报酬率。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衡量, 本文与Roychowdhu ry (2006) 一致, 从异常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酌量成本三个方面衡量:来自经营活动的异常现金流 (Ab_cfo) 、异常生产成本 (Ab_prd) 、异常酌量成本 (Ab_dis) 。Ab_cfo是模型C的残差, Ab_prd是模型D的残差, Ab_cfo是模型E的残差。根据Cohen et al. (2008) , 将这三个指标标准化后, 综合得到真实盈余管理指标REM, 其中REM=-Ab_cfo+Ab_prd-Ab_dis。模型C如下, 其中CFO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Sale为营业收入:

模型D如下, 其中Prod为销售成本和存货变动额:

模型E如下, 其中Dis为广告费、研发费、管理费和销售费之和:

本文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和董事持股比例等方面分析董事会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选择行为的影响。对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Dual) , 本文设置虚拟变量进行衡量, 若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为1, 否则为0。对于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 以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率衡量, 当该比率超过行业中位数时为1, 否则为0。对于董事会规模 (Bsize) , 以董事会人数来衡量, 当董事会规模超过行业中位数时为1, 否则为0。对于董事持股比例 (Bown) , 以董事持股数与公司流通在外股数之比衡量, 当该比率超过行业中位数时为1, 否则为0。最后, 本文借鉴学者们先前的研究成果 (Becker et al., 1998;Frankel et al., 2002;Chi et al., 2012) , 还控制了上市公司规模 (Size) 、资产负债率 (Lev)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经营现金流量 (CFO) 等控制变量, 同时本文也控制了行业和年度的影响。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三) 模型构建

模型 (1) 探讨在分类变动受限的情况下, 企业是否会增加利用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 (假设1-1) 。模型 (2) 探讨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限的情况下, 企业是否会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 (假设1-2) , 以及在分类变动受限的情况下, 企业是否会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 (假设1-3) 。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 回归中用Robust和Cluster进行了调整。

为了检验董事会特征会对各种盈余管理方法选择行为的影响, 模型 (3) 和 (4) 中加入董事会特征与各种盈余管理行为的交乘项, 探讨董事会监督效果, 其中Board分别表示Dual、Indep、Bsize和Bown。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 回归中用Robust和Cluster进行了调整:

五、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DA的均值为0.069, 方差为0.073, REM均值为0.002, 方差为0.222。Cls Flex均值为1.875, 中位数为0.871, Acc Flex均值为1.214, 中位数为0.998, 两者皆存在右偏的现象。由表3可以看出, 监管压力大的企业 (Regul=1) 比其他企业 (Regul=0) 有着更多的分类变动盈余管理 (UNCE) 、应计项目盈余管理 (DA) 和真实盈余管理 (REM) 。监管压力大的企业独立董事更少、董事会规模更小、董事持股比率更大。且监管压力大的企业比其他企业规模更小、负债更多、经营活动现金流更少、营业收入增长更慢。在分类变动弹性和会计应计弹性方面, 两类企业差异不显著, 需在回归分析中再做检验。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二) 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间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符号与预期基本一致, 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大多小于0.3, 且未有大于0.7的情形, 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三) 回归分析

表5列示模型 (1) 回归结果。本文利用分类变动弹性 (Cls Flex) 衡量分类变动使用程度, 同时列出全样本与监管压力大的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面临监管压力的企业, Cls Flex的系数值为-0.004且显著, 支持假设1-1, 即面临监管压力, 分类变动受限时, 企业会增加利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程度, 表明分类变动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为替代关系。监管压力大的企业的模型的解释力为14.6%, 且D-W值为1.436, 说明模型中共线性问题不大, 回归结果尚属可靠。表6列示模型 (2) 的回归结果。本文利用会计应计弹性 (Acc Flex) 衡量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可能性, 并同时列出全体样本与监管压力大的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监管压力大的企业的Cls Flex和Acc Flex的系数值均显著为负 (Cls Flex的系数值为-0.015, Acc Flex的系数值为-0.011) , 支持假设1-2和假设1-3, 面临监管压力, 且当分类变动受限或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限时, 企业会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 表明分类变动与真实盈余管理以及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是替代关系。监管压力大的企业的模型解释力为26.1%, D-W值为1.366, 表明共线性问题不大, 回归结果尚属可靠。表7列示模型 (3) 的回归结果, 分析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与董事持股比率等四项董事会特征, 是否会影响企业对分类变动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之间的选择行为。模型 (3) 回归结果显示, Dual、Indep和Bown都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有显著影响。针对监管压力大的企业而言, Cls Flex与Dual的交乘项的系数值为0.005且显著, 支持假设2-1, 即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面临监管压力, 分类变动受限, 企业增加利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程度仍较低。Cls Flex与Indep的交乘项系数为-0.014且不显著, 假设3-1未得到支持。Cls Flex与Bsize的交乘项系数值为-0.001且显著, 假设4-1得到支持, 即董事会规模越大, 当面临监管压力, 分类变动受限时, 企业增加利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Clsflex和Bown交乘项的系数值为-0.007且显著, 支持假设5-1, 即董事持股比率越高, 当面临监管压力, 且分类变动受限时, 企业增加利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模型解释能力为16.8%, D-W值为1.383, 说明模型中共线性问题不大, 结论尚属可靠。表8列示模型 (4) 的回归结果。针对监管压力大的企业而言, 董事会特征 (Dual、Indep、Bsize和Bown) 都对真实盈余管理有影响。Cls Flex和Acc Flex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分别支持假设1-2和1-3。Cls Flex与Dual的交乘项的系数值为0.164且显著, Acc Flex与Dual的交乘项的系数值为0.148且显著, 支持假设2-2和2-3, 即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当面临监管压力, 且分类变动或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限时, 企业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较低。Cls Flex与Indep的交乘项系数为-0.241且不显著, Acc Flex与Indep的交乘项系数为-0.204显著, 支持假设3-3, 假设3-2未得到支持, 即独立董事比例高的公司, 当面临监管压力, 且应计盈余管理受限时, 企业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较高。Cls Flex与Bsize的交乘项系数值为0.162且显著, Acc Flex和Bsize的交乘项系数值为0.168且不显著, 支持假设4-2, 假设4-3未得到支持, 即董事会规模大的公司, 当面临监管压力, 且分类变动受限时, 企业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较高。Cls Flex和Bown交乘项的系数值为-0.312且显著, Acc Flex和Bown交乘项的系数值为-0.216且显著, 支持假设5-2和5-3, 即董事持股比率高, 当面临监管压力, 且分类变动或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限时, 企业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较高。模型解释力为18.2%, D-W值为1.173, 说明模型共线性问题不大, 分析结果尚属可靠。总之, 实证结果发现, 当企业面临监管压力, 且分类变动受限时,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和董事会规模降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董事持股比率高会增加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当企业面临监管压力, 且应计盈余管理受限时,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会降低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独立董事比率高、董事持股比率大会增加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注: (1) *、**、***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双尾) 。下同。 (2) 针对监管压力大的企业分析, Hausman test的结果显示, χ2统计量为9.63, 在95%的信赖水平下不显著, 采用随机效果模式进行分析。

注:针对监管压力大的企业分析, Hausman test的结果显示, χ2统计量为8.52, 在95%的信赖水平下不显著, 采用随机效果模式进行分析。

注:针对微盈企业分析, Hausman test的结果显示, χ2统计量为17.34, 在95%的信赖水平下不显著, 采用随机效果模式进行分析。

注:针对监管压力大的企业分析, Hausman test的结果显示, χ2统计量为20.19, 在95%的信赖水平下不显著, 采用随机效果模式进行分析。

五、结论

本文选取2001-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分析企业在面临监管压力时, 如何在分类变动盈余管理、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之间选择, 并从董事兼任总经理、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和董事持股比例方面进一步分析董事会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选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面临监管压力, 当分类变动受限时, 企业会增加利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限时, 会增加利用真实盈余管理。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和董事持股比例会对企业盈余管理选择行为产生影响。面临监管压力, 企业为了达成盈余目标, 可能转而利用成本高、损害企业利益的盈余管理方式, 表明完善公司治理、提升董事会效果、不断加强监管的重要性, 为政府部门进一步完善和严格监管提供了证据支持。本文局限:仅就监督风险和盈余管理成本进行考量, 未分析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所要得到的效益大小。本文利用分类变动弹性及会计应计弹性, 作为分类变动受限及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限程度的代理变量, 但只能反映一部分的限制情况, 并无法衡量整体限制状况。

参考文献

[1]刘霞:《政府监管、管理层影响和审计质量》,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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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ychowdhury, S.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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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ealy, P.The Effect of Bonus Schemes on Accounting Decision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5.

[11]Jones, J.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1.

董事会行为 篇2

If a managerial accountant suspected his or her immediate superior of wrongdoing, the managerial accountant should request an immediate meeting with the Board of Directors.

[管理会计师怀疑上司做了不道德的行为，是否应立即召开董事会?]

董事会行为 篇3

董事会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肩负监督、战略与服务等职能。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公司丑闻的爆发,各国日益关注董事会治理问题,并将此作为公司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关董事会治理,学术界进行过大量研究。然而,相关研究多集中在董事会属性特征(如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专业构成、年龄和性别构成等)与公司绩效关系;对于影响董事会治理效率的行为过程则关注不多(李维安等,2009)。而且由于得到的实证结论往往互相矛盾,使得单纯基于组织特征的董事会研究渐入困境(凌士显,2014;Desender et al.,2013;宋家耀、王蕾,2008)。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董事会的组织特征对确保其治理有效性或许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他们呼吁打开董事会行为过程的黑箱,依照组织特征—行为过程—绩效结果的思路探究董事会治理效率问题(华锦阳,2009)。然而,按照这一思路开展实证研究,遭遇的一大障碍是样本和计量难题。首先,董事会行为本身是一种幕后行为,难以为外界观测;因此现有研究多采用证券市场公开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采集数据局限于董事会会议频率、出席率等公开披露信息,缺乏对董事会信息搜集、决策过程以及与管理层沟通交流等细节的了解和考量。其次,对于董事会治理绩效,相关研究往往简单地以公司绩效指标加以度量,忽略了董事会职能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主要作用体现在监督、战略和服务三个方面;良好的董事会治理通常会促进公司长期稳健发展,却未必伴随短期业绩改善,反之亦然;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同步关系。而且,现有研究对公开数据的依赖,也造成研究样本局限于大型上市公司,对其他类型的公司则关注不足。为弥补上述缺陷,本文尝试采用主观问卷调查方式,邀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或内部知情人(如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公司董事会特征、行为和治理有效性展开调查评价,以期为董事会治理研究提供必要参考。

二、问卷设计及调查方法

借鉴Van Ees等(2008,2009)相关研究,结合我国公司制企业实际情况,设计了一份内容涵盖董事会特征、董事会行为及治理有效性的综合调查问卷。有关董事会特征,本文着重调查样本公司董事会规模、外部董事比例、性别比例、专业构成、平均年龄、董事任期、董事兼任等情况。为尽可能充分了解董事会行为过程,问卷除涵盖董事会会议频率和出席率外,增设了有关会议准备情况、董事会管理层沟通情况、董事会讨论情况、董事会信息获取及信息质量、与管理层相互信任状况等问题,并就相关影响因素邀请被调查人做出主观评价。对于董事会有效性评价,依照董事会的主要职能,采取矩阵式量表评分方法,由被调查者分别就董事会的监督有限性、战略职能有效性、服务协调有效性进行主观评价,在此基础上形成总体有效性评价。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部分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立董事会;股份有限公司则必须设立董事会。因此,本文将调查对象限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董事会秘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调查方式为网络邀请,每家公司只对1人次发出邀请,调查周期1个月。调查共发放邀请380人次,规定期限内回收问卷313份,其中人工排查无效问卷105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08份,达到预期回收标准。

三、调查样本描述性统计

经核查,最终获得的208份有效问卷答题,IP地址无重复、公司名称无重复,地理分布适度分散。答题人公司职位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其中董事会成员占比62.98%,总经理/副总经理占比27.88%,两者合计90.86%。样本公司主要是民营控股和国有控股企业,其次是外资控股和集体控股企(公司控制人类型分布参见图2)。从雇佣规模看,样本公司雇佣员工最大人数为33000人,最小人数为52人,平均雇佣规模为1890人。样本公司地理分布覆盖东、中、西部各主要经济区(参见图3)。

四、董事会特征的调查结果

(一)董事会构成

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5人至19人。208家样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均在5至18人之间,其中董事会规模为10人的公司居多。外部董事数量在0至10人之间,其中以聘用2名外部董事的公司居多(57家,占样本公司总数的27.4%)。性别构成方面,女性董事人数普遍较少———有13家公司董事会无女性成员,大多数公司聘用1名女性董事;仅两家公司聘用多达7名女性董事,分别占其所在董事会席位的39%、47%。208家公司董事平均年龄介于35至60之间;董事任职年限在0至30年之间(详情参见表1)。

作为公司制企业的重要决策机构,董事会成员的专业结构直接关系到决策相关性和有效性。一般认为,董事会应当聘用具备营销、财务、技术、法律专业背景的人才方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有效。为此,邀请被调查者就本公司董事会专业结构合理性做出主观评价。调查结果显示:57.69%的被调查者认为本公司董事会具备较为合理的专业结构;35.1%的调查者认为本公司董事会专业结构非常合理;仅有15位被调查者认为所在公司董事会专业结构一般或专业背景比较薄弱。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能够在董事专业背景方面进行适度平衡。

(二)董事兼职

问卷对董事跨公司兼职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208位被调查者中有19位表示不清楚本公司董事是否在其他公司董事会兼职;135位表示本公司董事没有在其他公司董事会兼职;另有54位表示存在董事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这54家公司当中,有35家公司的董事最多同时在2家公司兼职;有18家公司董事最多同时担任3家公司董事;有1家公司的董事兼任5家以上公司董事。兼任多家公司董事虽然并不为法规禁止,但可能造成董事贡献于公司的时间精力不足。不过,从另一角度看,董事兼任也可能有助于所在公司谋求战略伙伴关系和相关资源,因此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董事持股

董事持股是公司制企业强化董事激励的一项措施。从理论上讲,董事自身成为公司股东,有利于协调董事会与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对其尽职尽责具有激励作用。对样本公司的董事持股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发现样本公司董事会平均持股59.79%,持股比例中位数为67%。其中最小持股比例为0,最大持股比例为90%。

(四)董事会/管理层分工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董事长、总经理兼任(简称“两职合一”)或由近亲属担任的现象关注较多,褒贬不一。调查显示,样本公司中68.75%的公司不存在上述情形;只有31.25%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由同一人员或是对方近亲属担任。

公司制企业设立董事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董事会代表公司所有人对管理层实施监督。因此,公司CEO与董事会之间应当具有明确的任务分工。然而现实中,我国的一些公司制企业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部分民营企业也是由家族企业逐步脱胎换骨而来,因而可能存在转轨过程中的不规范现象。就此,邀请被调查者对本企业CEO与董事会任务分工是否明确进行调查,大约85%的被调查者认同本公司管理层与董事会任务分工明确;仅有30位被调查者认为两者之间分工不够明确(26位)、甚至不明确(4位)。

五、董事会行为的调查结果

(一)董事会会议频率和出席率

董事会会议频率和出席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董事会尽职程度。本文对此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样本公司年度董事会会议次数平均为7次,中位数为5次;开会最少的34家公司年度仅召开会议2次,最多的1家则召开会议35次。如果将委托代理人出席视同参会,最近一个年度样本公司董事会平均出席率为91.02%,仅60家被调查公司出席率达到100%,相反出席率最差的1家公司平均仅有56%的董事出席会议。出席率低下反映出董事尽职程度不足,可能对董事会治理作用产生负面影响。

(二)会议准备和信息获取

在会前准备方面,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本公司董事会成员能够在会议召开前对会议事项进行充分(52.4%)或者比较充分(44.71%)的了解准备,少数(2.4%)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成员会前准备情况一般。

为保证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相关信息获取至关重要,这种信息主要来自于内部、尤其是管理层,但部分也可以来自外部。从获取内部信息来看,83.65%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司董事会在重大事项决策前能够与管理层进行充分(45.19%)或比较充分(38.46%)的交流,有15.87%的被调查者认为交流情况一般。此外,董事会成员也可能尝试从其他内部渠道扩大信息来源。调查显示,公司其他管理人员或者一般员工是董事们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之一。被调查者中有超过92%的人认为本公司董事多次甚至经常从上述渠道获取信息。其次,外部渠道可以为董事会提供更多的佐证信息。超过86%的受调查者表示,董事会多次或经常从其他渠道如咨询公司、客户、供应商等处获取公司信息。

(三)董事会议事行为

在董事会会议决策行为方面,问卷着重了解董事会成员在会议当中参与议题讨论的积极性。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们在参与讨论方面比较积极,其中47.12%的被调查者认为很积极;只有8.65%的调查对象认为董事成员讨论议题的积极性一般。

那么,成员们是否敢于表达不同意见,针对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48.08%、30.77%的受调查者认为董事会成员表达不同意见的情形比较常见、甚至很常见;18.27%的受调查者认为董事们表达异议的情况一般;仅有6名(2.88%)被调查者表示本公司董事会会议中较少出现不同意见。

由于公司丑闻频发,一直以来,外界对于公司董事、特别是独立董事有着“花瓶董事”的称谓,意指其只投赞成票,缺乏质疑和捍卫股东利益的精神。调查结果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印象。然而现实中,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说,很多时候他不得不选择保持沉默。对于董事不愿意提出异议的情形,其背后原因是什么呢?根据此前众多的理论诠释(王冰洁,2008),邀请被调查者就潜在妨碍因素做出排序,结果表明,妨碍董事提出异议的影响因素按照重要性排序依次是核心人物(如董事长)主导会议走向,碍于情面、维护团结,对决策事项缺乏了解,以及决策事项讨论时间不够充分等。这一发现有助于后续研究中探讨如何增强群体决策效率。

(四)管理层评价

董事会是否对管理层进行评价、以及怎样评价,是影响和监督管理层的重要手段,也将必然地影响董事会治理职能发挥。为此,本文首先试图了解样本公司董事会是否对公司高管特别是CEO的工作情况进行正式评价。根据调查反馈,191位被调查者认为,公司董事会将对后者进行细致、认真的评价;其余17位被调查者则认为,董事会能够对CEO工作做出一定的评价。与此相应,在评价方式上,174位被调查者所在公司董事会主要采用书面评价方式;32家公司会采用一定比例的书面评价;2家公司董事会则较少使用书面评价方式。

(五)对管理层的信任状况

要顺利实现董事会治理功能,任何公司都必须高度重视董事会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信任关系。这是因为,董事会决策需要的相关信息主要来自于管理层,董事会战略意图的实现也需要管理层贯彻执行。根据调查结果,总体来看,样本公司董事会对管理层的信任程度比较高。具体而言,约93.27%的被调查董事会相信管理层的知识经验并据以做出判断;90.39%的董事会愿意就不同意见与管理层展开探讨;87.5%的董事会愿意为管理层提供咨询建议;86.54%的董事会乐意授权高级管理层担任董事会的代言人;仅有82.22%的董事会相信管理层会在必要时向自己咨询相关建议。

(六)出席对外事务

在聘任工作中,董事声誉、社会资源和媒体关注度可能成为各家公司关注的问题。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分别为93.27%、91.34%)比较或完全认同声誉或社会资源的重要性;相对而言,董事的媒体关注度则不是那么重要。

董事们出席各类对外事务,有助于扩大企业知名度,沟通企业与外界的联系。在此次调查中,208家公司董事会年度内平均出席外部会议或接受采访9次,中位数为6次;其中参与外部事务最多的为50人次,最少的仅1次。

六、董事会有效性的调查结果

(一)监督职能

董事会的基本职能之一是监督管理层,包括日常行为的监督和执行公司战略的监督。此次调查显示,总体而言董事会监督战略执行的效能(4.35分)略高于日常行为监督效能(4.01分);分项结果显示,认为董事会监督管理层战略执行能力很强的公司比例(50.48%)显著高于认为其监督管理层日常行为能力很强的比例(18.27%)。这一结果说明,现实条件下董事会的监督重点主要体现在战略大方向的把握上。

(二)战略职能

尽管《公司法》将公司发展战略决策权赋予股东大会,然而事实上董事会才是企业重大战略规划和决策的拍板人。为尽可能准确描画,将董事会战略职能细化为制订长期战略、领导公司运作、化解公司危机和任命管理层四个方面,因为上述任何一个方面都将直接影响公司长远发展。问卷采用1~5分对职能发挥效率进行评分,结果显示,样本公司董事会战略职能发挥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制订长期战略(4.34分)、任命管理层(4.32分)、领导公司运作(4.28分)和化解公司危机(4.12分)。特别是,91.35%的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具有较强或很强的战略制订能力。调查结果同样显示,被调查者对董事会战略职能效率的评价(4.27分)高于监督职能评价(4.18分)。

(三)咨询顾问职能

除了监督、战略职能,为管理层提供咨询建议也是董事会重要职能之一。根据日常运作的需要,董事会成员可以利用自身经验、专业特长为所在公司提供经营管理、法律事项、金融财务、工程技术、以及市场营销方面的建议。从此次调查结果看,被调查者普遍认为董事会能够为所在公司提供较为有效的咨询建议;具体说来,他们认为董事会提供财务建议的有效性最高(4.3分),其次是市场(4.27分)、管理(4.21分)、技术(4.19分)和法律事项(3.9分)。

(四)协调内外部关系

一般说来,董事会成员社会资源历来为各家公司看重。那么董事们能否利用其社会资源有效促进公司内外部关系的协调稳定呢?对此,本文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董事会在协助公司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协助维护提升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方面作用最为显著,主观量化评分均达到4.36分;其次,董事会能够较好地协助公司提升社会形象(4.14分);然而,董事会在平衡公司相关利益者利益方面发挥作用稍有欠缺(4.06分)。

综上所述,被调查者对董事会战略职能评价最高(4.27分),其次是协调内外部关系(4.23分)、监督管理层(4.18分)和提供顾问咨询(4.17分)。这一结果在一定层面上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各家公司日益重视董事人选的专业背景和社会网络,乃至出现不少行内“大腕”董事或官员董事。

最后,在分项调查基础上,邀请被调查者就董事会参与公司治理的总体有效性进行评价。62.02%的被调查者对公司董事会治理有效性给予了“较高”评价;另有35.1%的被调查者对董事会有效性做出“很高”评价,仅有2.88%的被调查人认为董事会参与公司治理的作用一般。然而正如前述,这一总体评分可能由于评分人系统性偏误导致分值偏高,因此需要结合其他项目对比把握。

七、结论

相对于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董事会特征、特别是董事会行为相对不易观测;董事会治理效能又具有间接性、长期性和难以计量的特征。为此,相关实证研究历来比较匮乏;已有研究多借用证券市场大样本数据,能够采集的信息比较有限。为此,本文面向以往容易忽略的较小规模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董事会特征、行为及有效性调查,采取邀请内部知情人(即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等)参与调查的方式进行,旨在了解当前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是中小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特征、行为和治理效率的一般状况,揭开董事会研究的面纱,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依据。问卷调查结果对以往相关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有助于对董事会外在特征的关注逐步延伸到幕后,并在此基础上探寻董事会治理效率发挥的影响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通过近年来的董事会建设,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构成基本实现了专业结构的合理化,董事会在业务咨询顾问方面能够发挥较为积极的作用。董事会会议频率、出席率符合规定,但各家公司差异较大,少数公司会议出席率偏低。被调查者普遍认为董事会会前准备工作比较充分,董事获取决策信息的首要来源是管理层,其次是公司一般管理人员或员工;外部渠道如咨询公司、客户和供应商也可提供用于决策的补充信息。根据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董事会各项治理职能中最受肯定的是战略职能,其次是关系协调,最后是监督管理层。其中,战略职能突出表现在制订企业发展长期战略方面;董事会发挥内外部关系协调作用主要体现在利用业务经验或社会关系,帮助企业搭建战略伙伴关系、维护与提升企业同政府部门的关系上。

然而应该承认,受调查条件和方式限制,上述结果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对于各个分项指标、尤其是缺乏客观计量标准的指标,可能由于被调查者思维惯性造成系统性评分偏误。因此,该调查结果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单个指标的具体得分,而在于相关指标的横向对比。此外,由于调查样本多为规模较小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调查结论也未必适用于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这些都是调查结果在后续应用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本调查是作者在研课题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意在了解公司董事会的一般运作状况;有关董事会特征、行为与治理效能的因果联系尚有待下一阶段专题研究。

参考文献

[1]华锦阳:《行为与过程:董事会研究的新视角》,《经济体制改革》2009年第3期。

[2]李维安、牛建波、宋笑扬:《董事会治理研究的理论根源及研究脉络评析》,《南开管理评论》2009年第12期。

[3]凌士显:《中国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述评》,《经济研究导刊》2014年第33期。

[4]宁家耀、王蕾:《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行为与公司绩效关系实证研究》,《管理科学》2008年第2期。

[5]王冰洁:《结构还是行为:董事会为什么失效?》,《董事会》2008年第3期。

[6]Desender,K.A.,Aguilera,R.V.,Crespi,R.and Garcia-cestona,M.When does Ownership Matter?Board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3.

[7]Van Ees,H.,Gabrielsson,J.and Huse,M.Toward a Behavioral Theory of Board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Corporate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Review,2009.

董事会行为 篇4

为年度考评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对辖内城市商业银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行为的年度考评，督促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合规履行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行政许可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要求，特制定本管理办法。第二条 城市商业银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独立董事和其他董事等董事会成员，董事会秘书，行长、副行长、行长助理，总审计师、总会计师、内审部门负责人、财务部门负责人，支行行长。未担任上述职务，但实际履行上述人员职责的，纳入高级管理人员范围。

第三条 根据监管资源的配置，结合监管实际需要，对城市商业银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行为进行年度考评。考评工作以法人机构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主要考评对象，酌情抽选部分支行行长纳入考评范围。每年具体的考评范围在当年实施考评前由组织考评的机构另行通知。

第四条 检查和考评主要依据

（一）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二）规定指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尽职指引（试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

（三）城市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制度和授权分工。包括所在公司的《章程》、内部管理的主要文件、岗位职责和授权分工等。

第五条 考评主要内容

从德、能、勤、绩、廉等方面进行考评，全面了解掌握被考

评人员的履职情况。第二章 组织实施

第六条 按照《中国银监会监管职责分工和工作程序的暂行规定》，广州市商业银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行为年度考评工作由广东银监局直接负责，珠海、东莞、湛江等城市商业银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行为年度考评工作由所在地银监分局负责组织实施。广东银监局在必要时，可指导、参与分局的考评工作。

第七条 考评工作以会计年度为考评年度。城市商业银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考评年度任职不满半年的，不予考评。有关银监分局原则上应于每年3月末前完成上一年度考评工作，并将

有关情况上报广东银监局。

第八条 广东银监局和有关银监分局应在考评前成立考评组负责具体考评工作。考评组须由城市商业银行监管处的处长或相关银监分局分管城市商业银行监管工作的副局长任组长，并配

备3名以上成员。第九条 考评主要程序

（一）成立考评组，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至少提前5日通

知城市商业银行。

（二）由考评组至少提前3日通过城市商业银行内部办公网络或外界不易获知的其他方式发布考评公示，公布考评组接受投诉和收集意见的联系方式，要求全体员工均能获知公示。

（三）考评组召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会成员、中层干部代表、一般员工代表举行考评会议，听取被考评人员述职；向到会人员发放考评评分表，收取并汇总各评分表后，统计分析得出初步意见。考评代表的抽选比率及方式、考评会议的举行方式、被考评人员述职的方式及安排等事宜，由各考评组本着“便

利高效”的原则决定。

（四）考评组对公示和考评中所反映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考评组认为需要了解的其他事项进行现场核查。

（五）考评组每人分别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评分，汇总后取平均分作为考评组评分；然后根据不同的权重综合汇总所有评

分者对各位被考评者的评分。

（六）在分析各项评分的基础上，考评组结合日常监管工作进行讨论形成统一意见，对被考评人员逐个评价得出合格或不合格的综合考评意见。

（七）将综合考评意见反馈给被考评者本人，并在核实被考评者的申辩意见后，出具正式考评结论及向有关部门通报考评结

果。

第三章 考核评分 第十条 考评内容

（一）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及其他法律法规情况。

（二）个人道德操守、品行作风，管理能力、协调能力、团队精神、业务素质，风险意识和审慎经营意识。

（三）个人对全体股东的忠诚度、勤勉度、上进心、责任心，维护银行存款人利益和其他消费者权益的表现，公平对待所有股

东的表现。

（四）依法合规完成法定义务以及公司“三会一层”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委托授权事项的情况。

（五）履行岗位职责以及执行分管工作任务和任期目标实现的情况。

（六）个人对银行发展所贡献的业绩，以及进行创新探索和

创新实践的表现。

（七）有无其他违反相关规章制度、违反审慎经营管理原则、对任职银行可能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事项。

（八）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应该考评的其他内容。第十一条 将被考评对象分成两类：董事类（含董事会成员和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层类。对这两类考评对象分别采用不同的考评表进行评分。如被考评人员兼属两类性质的，分别对该被考评者用两类不同的考评表进行评分后，取平均分为最后评

分。

第十二条 评分方式

每位被考评人员的得分满分为100分。

（一）由各位被考评人员采用记名方式给自己打分，权重为

10%；

（二）将评分人员按照职位不同，分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会成员、中层干部代表、一般员工代表五类人员，采用无记名方式分别对全体被考评人员进行评分后取平均分。在发放的评分表上方由评分人员在与自己职位相称的选项栏里打勾，以使得统计和区分不同类别的评分者对某一被考评人员的总体评价。每类人员的得分权重各为10%，合计50%。

（三）由考评小组各成员采用无记名方式对被考评人员进行评分后取平均分，权重为40%。

第十三条 如果评分人对被考评者所有的情况都不了解，可以弃权。如果评分人对被考评者就考评表内所列事项不了解，可以就该事项打0分。弃权票不计入汇总评分里，但弃权票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分析被考评者的一项因素。

第四章 现场核查 第十四条 考评组对个人述职、各项评分、公示获取的信息等情况有选择地进行现场核查，必要时可以对日常监管掌握的情况或者其他情况进行核查。核查办法可包括：

（一）查阅各项内部规章制度、会议记录、内部审批记录和

其他重要文档；

（二）查证和比较分析有关会计档案和业务资料；

（三）与被考评者分管机构或有关员工代表会谈；

（四）对其分管部门或机构的实际运行状况进行现场查勘；

（五）与银行的各主要专业委员会尤其是审计委员会和薪酬

委员会的人员会谈；

（六）征询部分股东代表尤其是政府主管金融部门的意见；

（七）与被考评者本人面谈或交流意见；

（八）与有权监督或管理银行的其他外部单位函询查证；

（九）其他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的办法。

第十五条 考评组可参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场检查规程》的要求进行现场核实和调查。重点做好：调查取证程序的合法、合规、适当性；证据的充足、完备性；结论的可靠、确凿性。考评组认为有必要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现场检查的，可遵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场检查规程》的有关规定进行立

项，另行布置现场检查。

第五章 综合评定

第十六条 被考评人员考评等级分为合格、不合格两类。第十七条 凡考评年度内被考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实行一票否决，即其年度考评等级一律评定为不合格：违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一百二十三条所列情形的；违反《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所列情形的；被考评人本人发生违法违规违纪案件的。

第十八条 考评组根据各项评分和现场核查结果进行全面分析，注意分析与被考评者相关度较高的某类评分人对该考评对象的评分特点。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按照综合评分在60分以上（含）可考虑评为合格、60分以下可考虑评为不合格的原则，考评组结合日常监管工作进行讨论形成统一意见，对被考评人员逐个评价得出合格或不合格的综合考评意见。

第十九条 将综合考评意见反馈给考评对象本人征求意见。如果考评对象有异议，考评组可根据其递交的书面申辩材料对综合考评意见进行再次讨论，必要时进行再次核查；对考评对象无任何异议或经再次讨论得出结果的，考评组可出具正式考评结

论。

第六章 反馈整改

第二十条 考评结束，考评机构应向被考评人员所任职银行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反馈考评结果，提出整改建议和监管意见，并对整改情况和意见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促。

第二十一条 在考评过程中发现有难以一时完成核查得出结论，需要专项深入调查的问题，应由考评组组长交给指定的人员或由考评机构组织专门力量，另行进行调查。对该调查中的问题，以及已经另行实施现场检查程序但一时无法得出检查结果的问题，待结论明确后再确定对涉及的被考评者的考评结论。如核实被考评人员或其任职机构存在严重问题的，应按照相应的管理办法和程序另行处理、处罚或移交有关部门。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有关银监分局可根据考评期的监管工作重点、所在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变化情况、考评对象的工作分工情况对“评分表”中的项目、分值、权重等作适当调整，但调整结果须在上报的考评报告中作专门说明。第二十三条 考评工作的有关资料归入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档案，由组织考评的监管机构保存。各银监分局应将法人机构的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考评情况报广东银监局。第二十四条 对任职期满离任、任期内调动升迁等个别情况，可视情况参照本办法进行个别考评。

第二十五条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广东省城市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考评暂行办法》同时废止。第二十六条 本暂行办法由广东银监局负责解释并督促实

施。

董事会行为 篇5

一、寻租内涵以及国有独资公司租金来源

(一) 寻租的内涵

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 认为, 租金是指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 是诱使这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所必须的最小的额外收益。阿弗里德·马歇尔发展了租金的概念, 他认为租金还应包括与经济租相近的准租金 (可供使用的资源供给量只是在短期中暂时不受对其支付额多寡的影响的租金) , 也就是暂时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现代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发现, 政府的政策干预与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竞争, 扩大了供求差额, 也能形成超额收入。自此之后, 租金的概念不断的被拓宽。詹姆斯·布坎南 (James Buchana) 认为租金是指某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 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那部分剩余。现在总的趋势也是把租金定义为由于不同体制、权力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在寻租理论中, 租金是指由于缺乏供给弹性而产生的差价收入, 这里的供给缺乏弹性是人为的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阻止供给增加的结果。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 寻租是指那种利用资源并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寻求这种租金的行为就是寻租行为, 其本质是通过寻求垄断和特权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贺卫通过比较寻利和寻租, 认为虽然都是出于经济人的逐利动机, 但是寻利不需要借助政府的干预, 是由“看不见的手”引导经济人去从事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社会的活动, 寻租则是力图使“看不见的手”不起作用, 或利用“看得见的手”去抑制“看不见的手”的损人利己的活动。

(二) 国有独资公司租金来源

寻租理论的研究以塔洛克 (Gordon Tullock) 和布坎南 (James M.Buchanaan) 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及以克鲁格 (Anne O.Krueger) 和巴格瓦蒂 (Jagdish N.Bhagwati) 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学派较为代表性。公共选择学派认为, 在垄断形成之前, 当事人为达到目的会采取各种方法, 包括雇人游说、贿赂官员等进行疏通活动, 而从事这些活所消耗的资源原本可以用于创造新增财富的生产活动, 从而造成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当事人在垄断形成过程中的所进行的活动, 实际上就是寻租活动。也就是说寻租是那种利用资源并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 (塔洛克, 1999) ;当制度从有秩序的市场移向直接政治分配的几乎混乱状态的时候, 寻求租金就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出现, 寻租就是用来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中的行为, 即个人竭力使价值最大化造成的结果是社会浪费而不是社会剩余 (布坎南, 1988) 。布坎南对寻租提出了两个新的观点:一是寻租基本上是通过政治活动进行的;二是限制寻租就要限制政府。可见, 公共选择学派强调的是:政治过程 (权力或制度) 产生了租金;寻租投入的资源是一种社会浪费;寻租成功者在获得利益的同时给别人造成了损害;寻租实际上是一种负和博弈, 寻租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大于寻租收益。国际贸易学派用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DUP) 这一概念来涵盖和取代寻租活动, 直接”是指直接产生于权利而不是借助于生产过程;“非生产性”是指这些活动产生金钱收益, 但并不生产包括在正常效用函数中的产品与劳务, 也不生产投入到这些产品与劳务生产的投入品, 它不能扩大社会生产规模, 甚至还会因垄断而缩小社会生产规模, 所争夺的是既有的生产性利润 (李正军, 2000) 。DUP概念进一步扩大了寻租的范围, 包括以直接非生产活动取得利润的各种途径。DUP不仅包括权利寻租, 还包括将资源用于鼓励创造额外收益的政策干预 (如通过游说、疏通活动要求实行或继续执行进口配额制度或对进口贸易实行关税保护) 和为赚钱而逃避政策限制的活动 (如利用合法进口和非法进口的差额取得特殊收入的走私、放私等逃税活动) (贺卫, 1999) 。同寻租相比, 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DUP) 的概念更加清晰, 并将违法寻租行为纳入了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DUP) 的范围。这种学派认为寻租就是通过从事非生产性竞争活动, 获取某些行业或项目的独家经营权、特许权、优惠权, 还有优惠的税率、汇率、利率及其他稀缺资源的供给, 从而获取利润, 寻租并不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源, 它只是改变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关系 (巴格瓦蒂, 1982) 。综合两个学派的观点, 无论是寻租还是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DUP) , 都是指自利的经济人在不新增社会财富的情况下追求财富的转移, 从而导致一部分人的福利改善, 而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减损, 究其根源在于制度。正如布坎南 (1988) 所指出的那样:个人行为的“好”或“坏”取决于事后建立在一定标准取向上的价值判断, 但个人行为所依赖的本利决策结构则是由制度所决定的, 所以, 人们寻租的原因在于制度规则而不在于个人本身。人们或通过政治过程和政府行为修改制度, 形成垄断特权, 从而改变既有社会利益的分配格局, 实现个人财富的增加;或利用制度的不完全性来增进个人福利;或干脆违反制度掠夺社会财富。因此, 可以将寻租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改变制度的寻租;二是利用制度的寻租;三是违背制度的寻租。从我国国有独资公司董事的寻租活动来看, 大都存在如下寻租行为:试图改变制度从而谋求特权与优惠的游说活动, 试图利用制度的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 和违背制度偷漏税金的非生产性的、有损于社会福利的活动。寻租活动有非常大的外部负效应,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 它们造成了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 阻止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施, 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成本, 降低了经济效率;第二, 它们本身白白耗费了社会的经济资源, 使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浪费在这些于社会无益的活动上;第三, 这些活动会导致其他层面的寻租活动或避租活动, 同时利益受到威胁的一方也同样会采取避租, 以至于耗费更多社会经济资源, 从而破坏了社会风气, 阻碍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国有独资公司可供寻租的租金,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所有权。由于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治理的一系列合同是不完全的, 因此存在一些未涉及的资产的使用或处置等事项需要决策。剩余控制权是指相对于合同已经规定的特定权力来讲的合同未明确的权力。剩余索取权是指公司存在的合同规定分配程序之外的收益。这里的权力和收益即是可供寻求的租金。二是指企业的股本和相关权益。这个是指通过企业亏损、资产流失、降低竞争能力等方式所获取的租金。三是非市场化机会成本。这是指公司因为寻租采用非市场化行为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成本。如公司通过向政府游说而获取的某些特权而造成的垄断等。

二、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寻租方式及成本收益分析

(一) 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寻租的方式

从所有制关系上来看, 国有独资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作为法人治理第一层次代理人的董事会, 其成员的行为动机是多样的。董事会成员的个人利益除了获取个人经济收入之外, 还包括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誉甚至是获得进一步升迁的机会。由于信息不对称, 董事会成员的这些个人利益动机是很难监控的, 这就导致了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寻租活动的产生。他们的寻租活动的方式大致有如下几种。 (1) 在职消费方式。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制度下, 董事会是作为股东代表来控制经理层的。但目前由于我国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中的董事都是由政府指派, 大多是党政干部, 董事会和管理层往往合二为一, 使得我国国有独资公司的领导体制是一把手负责制, 具体表现为完全由企业内部人员组成董事会的董事长负责制。而这种体制会导致企业被内部管理者控制, 从而使得企业内部控制失效, 造成内部控制人问题。国有独资公司天然受到政府的管制, 在薪酬待遇方面也是如此。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 政府很难观察到企业的经营业绩, 从而对公司领导人董事给予与之相当的奖励或是监督惩罚。并且由于行政干预的存在, 国有独资公司的目标除了公司利益最大化外, 还需要负担着实行国家计划、调节社会经济结构等等政策性负担或收益, 导致公司业绩与公司领导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模糊, 加剧了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交易中所处的劣势。陈冬华认为面对内部人控制问题和政府行政干预的情况下, 公司领导人便会转向在职消费, 并将公司领导人在职消费分为八类:办公费、差旅费、董事会费、出国培训、小车费、会议会、通讯费和业务招待费。这些项目都将成为董事寻租的途径。公司董事可以利用其内部控制人身份轻而易举地将这些项目通过报销私人支出转为公司费用。除此之外, 公司领导人还可以利用其内部控制人的身份将国有资产以各种噱头通过分发奖金、福利的方式消耗掉,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2) 偷税漏税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作为经济人的国有独资公司不可避免地具有趋利性。国有独资公司天然与政府的特殊关系, 促使了国有独资公司以偷税、漏税等方式向政府寻租。王恒亮认为虽然宪法赋予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地位, 但司法机关特别是地方司法机关却在经费来源、人事制度等重要方面相当程度的受制于地方政府, 从而难以保持其独立性。除此之外, 我国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一般是党政干部, 他们与当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如若国有独资公司因偷税漏税等问题进行判罚, 最终的实际落实责任仍然是地方政府的各级财政, 追缴的税款又上缴了中央财政, 对地方没有任何的好处。因此, 在国有独资公司涉税案件的审理上, 各级行政机关在税收司法活动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干预案件的审理活动。从而导致了国有独资公司对税金的寻租活动, 而这些寻来的税金最后又以奖金福利等方式被分掉。 (3) 行政晋升方式。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成员是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指派, 他们具有行政级别的国家干部身份, 行政性晋升是国企经营者的主要动力机制, 而掌控行政性晋升资源的党委和政府主管部门是国企经营者激励提供的主体。原则上说,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董事成员的选任是以对董事成员的经营能力和业绩表现为考核和评价基础的。但是,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也是国有资产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链中的一层代理人, 其手中掌握的对公司董事的任免权是一种廉价的投票权。因而, 他们没有认真考评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的动力, 相反可能主动设租或创租, 与国有独资公司的经营者合谋, 任命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员为董事从而谋求经济利益。并且在信息不对称和国有独资公司特殊职能的双重条件下, 经营人员的能力和业绩表现并不是决定国有独资公司经营者任免的唯一因素。这就导致企业经营者与同上级主管部门的关系成为影响其事业前途的重要因素。因而, 这种凌驾于企业之上的行政晋升诱发了国有企业经营者讨好上级的权力寻租行为。 (4) 垄断方式。国有独资公司一般都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部门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等国家重点行业, 如军工、矿山、铁路、电力等部门, 因此, 一般受到国家政策、法律的许多特殊对待和国家的特别照顾, 享有许多优惠。与此同时, 大多数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游说政府给予其相关配额, 抑或是制定限制其他公司的准入条件, 设置进出市场的人为障碍, 从而形成垄断。这些都是越来越多国有独资公司成为垄断公司的原因, 也是国有独资公司不停地进行寻租活动的动力。

(二) 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寻租成本收益分析

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人, 只有当寻租利益能够满足寻租双方各自的利益最大化时, 他们才会进行寻租活动。当国有独资公司的寻租人D (董事) 向受租人S (政府委托人) 进行寻租交易时, D方通过事前预付或事后回扣的方式向S方行贿B, 以换取租金R。在这个交易过程中, D方会发生的成本除了贿金B外, 还会发生的成本有心理成本、时间精力等的支出以及事情败露所发生的罚金。对S方来说, 他在受贿的同时也存在受贿成本SC, 因此, 若要维持此项寻租交易活动, 需要满足的必要条件是:R>DC>B>SC

也就是说, 只有当R>DC时, D方才有利可图, 才会产生寻租活动。其前提是S方把R提供给D方, 此时才能分享租金。由此可见, S方也是寻租者, S方给租的目的也是为了寻租, 受贿的给租者与行贿的寻租者合谋一起寻租。在国有独资公司, 也就是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和国有独资公司的代理人一起向政府寻租。

对于S方来说, 只有当B>SC时, 他才会参与寻租活动。分析SC, 可以知道:SC=f (p, d, c)

p是指寻租败露受到惩罚的概率;d是对寻租败露后的惩罚强度;c是政府对寻租活动的监督成本。并且S方的成本与p、d正相关, 与c负相关。也就是监督成本越高, 监督越难于实施, 受贿越易于得逞。

国有独资公司在董事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合谋的情况下, 双方都将获得各自利益, 并且国有独资企业监事会成员因而寻租活动败露并受到惩罚的概率很小。即使事情败露被发现, 由于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具有行政级别的国家干部身份, 并且与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 只要事情不是很大, 普遍的做法是将其平行调离岗位, 一般来说其惩罚强度也不大, 监管方式也不完善, 因此, 对于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来说, 寻租行为的成本是远远小于收益的, 并且通过种种寻租行为, 得到了稳定的、有保障的收益。

三、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寻租行为治理对策

(一) 健全正式制度

(1) 健全董事业绩考核制度。目前许多国有独资公司对董事的评价结果运用标准、依据和方式都存在不完善和不明晰之处,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作为国有独资公司唯一的股东, 从而决定了对董事会和董事的考核评价主要来自股东, 因而董事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易合谋产生寻租活动。董事会是国有独资公司内部的最高决策机构, 对公司经营目的的实现起关键作用, 因此要明晰对董事考核的标准、依据和方式。对董事的考核与评价要以公司经营目的为中心, 以董事的职责为依据, 一方面采取激励行为, 使他们不必寻租, 另一方面采取约束行为, 使他们不愿寻租。从根源上阻断董事的寻租活动。在考核方法上摒弃原有的单单以会计利润为考核的评价指标, 采用以经济利润 (EVA) 为评价的考核方法, 在董事会中引入EVA的理念, 使公司从以规模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逐步向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化, 有利于约束“内部人控制”现象。并且采用经济利润的考核方法要求董事在增加净利润的同时考虑国有资产的机会成本, 从而遏制董事向政府寻租的可能性。 (2) 健全董事责任追究体系。一方面要明晰董事职责, 加强对董事的监督。将董事需注意的义务法定化、明确化, 使他们的工作有章可循。对董事的监督不能只来自于股东, 监事会、行业监管部门、公司员工、社会舆论等都负有对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的监督职能, 加大对董事寻租的监督成本。另一方面要求董事在滥用职权或有违义务时, 应当追究董事的责任, 并且要加大对董事的刑事处罚力度, 严格处罚董事滥用公司财产、转移股东财富等损害国有资产的行为, 从而保证董事会在履行职责的时候, 尽谨慎与忠实义务, 以公司的最大利益为目标,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促使董事在进行寻租活动时考虑寻租暴露后的后果, 从而遏制董事依靠不明晰的义务来逃避责任的情况, 从而增大对董事寻租的惩罚概率和加强对董事寻租的惩罚强度。 (3) 健全董事构成制度。一方面加强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既不代表出资人, 也独立于公司的管理层, 不具有任何可能会大大干扰的关系, 从而能够客观、公正和不受约束地对公司战略、运作、资源、经营标准以及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独立判断。引入足够数量且具有相关能力的外部董事, 能够明显提高董事会决策, 监督董事的行为, 有利于改善公司内部的制衡机制, 从而抑制内部控制人问题, 减少董事寻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优化政府对国有独资公司董事的指派制度。由于国有独资公司特有的委托代理关系, 政府的行政指派将加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设租的可能性, 导致其与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合谋寻租。政府应逐步减小其干预的范围, 加快经济市场的建设, 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董事的选拔。

(二) 加强非正式制度方面的建设

(1) 加强董事职业声誉机制的建设。注重对国有独资公司董事成员职业声誉机制的培育, 鼓励国有独资公司董事成员对声誉的追求, 通过发挥董事的职业声誉在业绩考核中的作用来强化这种行为, 从而使董事在思想上加强对寻租的畏惧。 (2) 加强董事会文化建设。董事会文化是一种管理修养和管理道德, 是企业董事对企业管理制度的潜移默化的主动遵守和下意识的配合, 是形成共同决策, 共同对企业负责的一种高层责任意识。通过加强董事会文化建设, 提高董事成员的道德操守, 营造和建立起董事的社会荣誉感和职业情操, 使其获得引以为自豪的政治资本, 激发起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事业心和敬业精神, 从而在董事会中营造一种反寻租的氛围, 加强在内心深处产生对寻租的厌恶感从而主动放弃寻租选择。

摘要：本文从寻租的角度, 探讨了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治理下董事的寻租方式, 并进行了一般性的成本收益分析, 从制度和非制度两个方面提出了遏制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寻租行为的可行性对策。

关键词：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治理,寻租

参考文献

[1]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 《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2]王恒亮:《论我国税收司法的困境》,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3]贺卫:《寻租经济学》,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4]聂志玺:《国资委推动EVA考核》, 《证券市场周刊》2009年第46期。

[5]赵旭东:《新公司法适用指南》,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

董事会行为 篇6

(一) “欺凌”的概念界定

欺凌是指一种反复发生的、以大欺小或以多欺少的恶意侵害行为, 通过孤立、侮辱、威胁、打骂、勒索等方式侵害他人身心。欺凌可分为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 直接欺凌是对被欺者采取拳打脚踢等肢体暴力或勒索钱财等行为;间接欺凌指对被欺者进行排挤孤立或语言谩骂攻击等。在《计划》中除传统的欺凌外, 又增加了对“网络欺凌”的定义, 网络欺凌 (Cyberbullying, 又称网络霸凌、在线欺凌等) , 是指通过电子信息的媒介对他人造成的有意的、重复的伤害。常见的发生渠道有:电脑、手机、即时信息、电子邮件、网络聊天室、社交网络等。

二、以“学校董事会”为主推进《计划》实施

(一) 多方通力合作, 普及欺凌意识

欺凌不仅是一系列的物理和心理问题, 还涉及到教育问题、反社会问题等。专家呼吁要尽早预防欺凌和对欺凌进行干预。对此, 学校董事会要从不同层面 (学生、家长、学校、社区、社会) 对欺凌进行宣传教育, 使人们深入了解欺凌, 具体包括了解欺凌的定义、类型、因素、影响等。政府提供以多种语言翻译的《家长手册》, 发送到安大略省每个中小学生的家长手中, 帮助家长和学生深入了解欺凌, 设置欺凌求助热线, 家长和学生可以咨询问题、监控欺凌行为等。

(二) 制订完善的学校预防欺凌和干预计划

一个安全、包容的学校环境对学生获得成就和幸福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公平和包容的学习环境可以激励所有学生的学习, 并且可以发掘他们的潜力。所以学校应该制订出完善的预防和干预计划, 来为学生创造一个积极的学校氛围。

学校董事会在制订他们的计划时, 应该考虑到当地的地理和文化, 以及人口等因素, 考虑到当地的文化特征, 是否是少数民族聚集较多的地区, 以哪种少数民族为主等。董事会还应调查学校氛围, 和其他相关信息, 来确定这个地区对欺凌的关注度。学校董事会应改进信息规划评估, 将最合适的策略囊括进欺凌预防和干预计划中, 董事会还应该反思如何与合作伙伴更有效地合作。学校董事会和学校必须向公众提供他们的计划, 例如把计划公布在网站上, 或者以手册的形式进行宣传。

三、完善预防干预机制

预防干预在解决欺凌问题中是至关重要的, 应该持续不断地努力, 创造积极的学习和教学环境, 支持所有学生的学术成就, 这将有助于减少潜在的歧视, 骚扰和欺凌。

(一) 建立健全的“欺凌”培训制度, 加深对“欺凌”的理解

要形成一个安全、包容、积极的校园氛围, 需要使用“时刻教育”的方法来解决校园欺凌行为。首先, 应该培养学校员工共同建立安全校园, 对他们进行“欺凌”培训, 当有欺凌事件发生时, 有确定的策略可以解决欺凌问题。其次, 要弱化学生的欺凌意识, 通过社会情感学习、发展自我调节能力、情感陶冶法等弱化学生的欺凌意识。再次, 要加强与社区合作伙伴及家长的交流, 用渐进式的方式与社区和家长沟通, 携手与学校共同定期检查学生是否参与欺凌, 杜绝欺凌行为。最后, 为教师提供有效的课堂管理发展机会, 将学生的日常学习与课程资源有效结合。

(二) 规范评估体制, 及时反馈问题

学校董事会要将校园氛围的调查报告应用于发展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计划 (选择策略, 实践、程序等) 的前、后评估策略中。前评估阶段是创建一个基线、确定差距和区域的学校以及地区力量。后评估阶段是收集证据测试预防的功效、反应、干预或为了在必要时进行更改提供证据。能够了解学生、学校员工以及学生家长在特定的环境下提出的问题。

建立一个自我评估体系, 教育者可以创造性地设计整个课程教学, 支持学生发展积极的人际关系技能, 防止欺凌。比如可以进行角色扮演, 并参与其中指导学生, 让学生看到欺凌的种种不良影响。帮助学生参与他们喜欢或擅长的活动中去, 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突出自己的才能愿意展示给别人, 这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在同辈群体中的声望, 减少他们被欺凌的机会。

(三) 明确各部门职责, 多方协调合作

1. 教师正面干预

孩子们在学校度过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在学校的生活对他们的成长产生巨大的影响, 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学生欺凌行为的习惯以及经验将会从学校带到其他环境中, 而这种行为也将伴随孩子成长。欺凌可能发生在操场上, 在体育活动或其他的一些活动场所, 所以教师成为孩子的第一道防线。教师认真对待校园欺凌, 对学生发展社会技能、社会责任和公民身份,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家长干预制止欺凌

对于一些孩子来说, 欺凌就如同家常便饭一般。欺凌将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 让孩子面临社会、生理以及心理健康的风险。孩子使用武力去控制和影响其他孩子, 这种行为如果不被遏止, 后果不堪设想。被欺负的孩子也许会更加抑郁, 产生焦虑、孤独和绝望的感觉或许会尝试自杀。父母负责为孩子创建一个积极的生活环境, 帮助孩子创建和维护良好关系的能力, 帮助孩子调整欺凌中权利的不平等关系。

3. 校长及其他工作人员创建积极的校园环境

对于学校校长和其他工作人员来说, 负责调查和报道欺凌事件, 并且负责通知涉及欺凌事件的儿童及其父母或监护人。理解和包括欺凌的教育法案, 考虑以下:识别不同类型的欺凌, 包括网络欺凌;理解精神欺凌和身体欺凌;识别欺凌和区分欺凌和冲突、侵略和戏弄;识别有偏见, 偏见和仇恨会导致暴力;识别不同的表现和欺凌的潜在因素, 如身体形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 残疾等。了解整个学校和必要的正面的学校环境对学生成绩的重要性和幸福, 了解一个安全、包容、关怀的学校气氛, 使学生意识到如何预防和解决欺凌。

4. 社区和其他社会阶层参与干预计划

欺凌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 它也经常发生在社区。因此, 社区参与, 积极解决欺凌包括检查在社区内的资源, 可以帮助合作伙伴支持工作。基层社区和学校董事会雪要考虑其他合作伙伴:当地警方、公共卫生人员、消防员、医护人员、当地运动员、当地政客、媒体、艺术家和社会正义的拥护者、当地企业等等。当我们教孩子欺凌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和心理, 这些合作伙伴变成了强有力的说服者代表。这些人可以触摸的年轻人的心, 点燃他们的热情在我们的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 通过课程建立健康的环境和欺凌预防的技能

语文课程:通过语文课程中的阅读文学、诗歌、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让学生自己写作, 使学生更多的了解欺凌。

数学课程:通过统计学让学生了解到欺凌的发生率, 以及欺凌所产生的危害程度。学生可以自己分析本校的欺凌数据或者自己通过调查分析数据。

艺术、科学以及健康课程:可以鼓励学生通过视觉艺术、戏剧、舞蹈、音乐来了解欺凌, 找到解决欺凌的方法, 创建和谐的校园环境。通过健康课来培养学生的健康的社会情感, 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五) 法律健全, 保障校园欺凌计划有效实施

为了保障《计划》的实施, 加拿大安大略省出台了、修订了包括《教育法》《教育法》《安大略省人权法案》《青少年犯罪法》《安全校园法》《接受同校法》等。以2012年《接受同校法》为例, 在法案中明确规定不能歧视、侮辱、孤立同性恋学生, 师生要共同创建一个安全、包容的校园环境。

(六) 建立专门化的监管团队, 客观反映校园欺凌现象

学校委员会要设立一个专门的监管团队, 监管团队成员中至少有一个学生、一个家长、一个非教学工作人员、一个社区合作伙伴、校长以及一个学校委员会。监管团队负责真实的反映校园欺凌现象, 客观评估校园欺凌计划, 要及时反馈计划中出现的不合理问题, 提交建议, 保证学校董事会可制订出合理的计划。

摘要：校园欺凌现象已上升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 加拿大在预防欺凌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加拿大不同省有不同的政策和法案去阻止和杜绝校园欺凌现象, 安大略省在2013年1月出台了《安全和接受学校欺凌预防与干预计划》帮助各学校董事会制订出合理的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的计划, 并有效实施。

关键词：校园欺凌,安全,预防,干预计划

参考文献

[1]曹红蓓.校园欺凌:现实版的残酷青春[N].中国新闻周刊, 2015-08-06:3.

[2]卿滢.中国也有很多校园欺凌[EB/OL]. (2015-11-03) [2015-11-27].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5-11-03/100869718.html.

[3]Working Draft:Safe and Accepting Schools Model Bullying Prevention&Intervention Plan[EB/OL].http://www.edu.gov.on.ca/eng/document/curricul/prevent.html/2015-11-03.

董事会行为 篇7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中, 女性所占的比例也有所提高。但是根据国内外之前的调查与研究表明, 女性在公司高层担任职务的比率仍然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1]。对此, 有些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 对女性董事的比率做出了硬性规定, 比如挪威颁布了《性别平等法案》, 规定了女性董事要占董事会成员的40%。与此同时, 女性高层管理人员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引入女性董事到底是为了考虑男女平等的公司伦理, 还是女性董事比率的提高对公司治理结构确实具有积极的影响?对此, 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做出定论。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 我们发现学者们大多从女性管理者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 通过这些研究, 我们只能初步得到董事会性别的多元化与公司绩效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的结果[2], 却无法知道女性董事具体是如何作用于公司绩效的。作为管理层, 投资决策是其重要的决策之一, 非效率投资通常是指在投资决策中不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而进行的投资行为。由于男女性在对风险的偏好等方面具有明显不同, 那么两者在投资行为的效率方面是否也有所区别?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从而探讨女性董事通过对公司投资非效率性的影响如何作用于公司绩效, 进而探讨在董事会中提高女性董事比率的必要性。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本部分通过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梳理, 分别分析了现阶段女性董事、非效率投资的研究概况, 在此基础上, 分析女性董事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从而探讨任命女性董事是否能减少公司的非效率投资。

(一) 女性董事的研究概况

目前对女性董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女性董事是否能够改善公司财务绩效, 为股东创造价值。对此, 现阶段的研究结果并没有定论, 主要有两方面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任命女性董事对于公司的价值并没有影响或者是有负面的影响。早在1977年, Kanter[3]就认为任命女性董事只是为了满足董事会多元化的需求, 即象征主义的观点, 对于公司的价值是没有作用的。Rose通过研究了丹麦1998-2001年的上市公司, 得出了女性董事与公司价值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4]。Lee和James[5]通过研究美国1900-2000年任命女性CEO的公告, 发现市场对此做出了负面的评价。Haslam[6]通过研究2001-2005年英国FTSE100公司, 得出由于投资者认为女性董事是差的领导者, 如果在董事会中出现了女性, 则说明公司出现了衰退, 因此, 女性董事与股票回报呈负相关, 并且董事全部是男性的公司比有女性董事的公司的估值高出了3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任命女性董事可以对公司价值产生积极的影响, 即能够提高公司价值。外国文献中, Adamas和Ferreira[7]通过研究美国1996-2003年数据, 得出性别多元化的董事会出勤率更高, 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监督。Nielsen和Huse[8]通过研究挪威201家公司, 得出提高女性董事的比率有助于增强董事会的战略控制和经营控制。这些文献认为女性董事通过增强董事会的监督效率, 提高了公司的价值。Adams和Ferreira认为女性董事具有与男性董事不同的知识、思路和观点。Pearce和Zahra[9]则认为女性董事具有参与式的管理风格。这些文献认为女性董事通过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效率来提高公司价值。

(二) 非效率投资的研究概况

通过阅读国内的文献, 我们可以发现, 我国现在存在着非效率投资的状况。对于非效率投资产生原因的研究, 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股利分配制度、自由现金流量、股权结构、大股东治理等[10,14]。在这些研究过程中, 基本上没有考虑到管理者的异质性的影响, 而事实上, 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说, 投资者不是总是理性的, 在做出投资决策的时候, 他们会受到个人特质的影响, 如年龄、学历、个人信念、情绪和性格等因素[15,20]。由于投资行为是对公司业绩有着直接和重大影响的财务活动, 因此, 通过对管理者特质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 能够从管理者特质角度来了解非效率投资形成的原因。

(三) 女性董事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女性董事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主要是从女性的行为特征来进行分析。国内外的文献表明, 相对于男性而言, 女性较为谨慎和保守, 在投资决策过程中, 男性由于过度自信, 会倾向于投资过度。而女性更倾向于风险规避, 投资行为更为保守。Barber和Odean[21], Watson和Mc Naughton[22], Charness和Gneezy[23]都对此结论进行了验证。因此, 女性董事对于投资的非效率的影响可能主要是投资不足方面。

(四) 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文献回顾, 我们可以了解到, 女性董事由于其区别于男性董事的个人特质, 导致其在进行投资决策的过程中, 相对比较保守、谨慎, 因此可能造成企业的投资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1:女性董事比率与企业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成正比。

在一个董事会中, 做出最后决定的往往是董事长, 因此, 我们将假设1进一步发展为第二个假设:

H2:董事长为女性的企业存在着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在另一方面, 女性董事的在投资决策过程的特点, 将对减少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投资行为有帮助, 即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H3:女性董事比率与企业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成反比。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

通过文献梳理, 我国女性董事比例的行业分布情况如下表:

单位:%

资料来源[24]:张娜, 关忠良.我国女性董事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 (5) :42.

从表中我们可以观察到, 我国女性董事比例在不同行业之间具有比较大的差别, 其中比例最高的行业为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 比例高达16.55%。因此, 本文选择深沪两市A股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的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其中, 剔除以下几类公司: (1) ST的上市公司; (2) 金融类上市公司; (3) 资料不全和数据异常的上市公司。经过筛选, 最后用于研究的公司样本总数为101家。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国泰安CSMAR数据库, 由本人手工整理所得。

(二) 变量定义

1、管理层性别

不同的性别反映出个人不同的性格特质, 其中隐含着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在不同环境中是否能够做出有效的决策, 不同性别的管理者由于对风险偏好不同, 在投资行为中的表现也不同。因此, 管理层的性别应该作为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2、非效率投资模型

本文采用Richardson[25]2006年的残差度量模型来衡量投资的有效性, 残差大于零, 表示过度投资, 残差小于零, 表示投资不足。从而将总样本分为两组: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组和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组。

其中:Inv:投资支出;PB:市净率;Pi:一组反映公司特异性的控制变量;ε:残差项。

3、建立模型

根据本文的假设, 建立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为研究女性董事比率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第二个模型为研究董事长为女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四、实证研究及分析结果

(一) 非效率投资行为实证分析

我们首先对非效率投资模型 (模型1) 中的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结果如表3所示。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如表4、表5所示, 我们通过对影响投资行为的各个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后发现, 非效率投资模型F值为75.322, 显著性概率为.000, 表示回归极为显著。公司的市净率、资产结构、和规模与投资行为成正相关, 资产负债率、现金存量和投资行为成负相关。表明了样本公司在发展能力越强、规模越大、股票回报情况越好的情况下, 越有动机进行投资行为, 在投资过程中, 公司主要投资于固定资产。通过这一分析, 我们认为,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 管理者就可能会有更多的投资行为, 由于这些投资主要在固定资产方面, 将会造成公司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进而促使管理者进一步做出投资的决策, 这就可能使投资行为趋向于非理性, 从而导致了非效率投资。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通过对非效率投资模型进行多元回归, 我们还求出了残差, 取残差值的绝对值大于等于0.01的为样本数据, 通过这些残差, 我们可以判断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状况 (表6) 。在101家样本公司中, 全部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 其中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有39家, 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有62家。这表明在我国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的上市公司中, 普遍存在着非效率投资行为, 并且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占更大的比例, 本文认为从2007年年底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使公司在进行投资行为时采取了保守的态度, 进而导致了投资不足的趋势。那么在这一趋势的形成过程中, 女性董事是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资料来源:根据SPSS13.0统计结果手工整理.

(二) 女性董事与公司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

我们结合控制变量, 通过对模型2和模型3进行多元回归, 对我国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的上市公司女性董事的比率和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的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中表七到表十代表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而表十一到表十四代表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投资行为。

1、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根据表7、表8的回归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高管层女性比率对企业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两者间的相关系数为0.821, 呈现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即公司的高管层女性比率越高, 越会做出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这说明了女性的行为特征对公司的投资行为确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至此, 我们的第一个假设:女性董事比率与企业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成正比得到了证明。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根据表9、表10的回归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董事长对企业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两者间的相关系数为-0.294, 呈现了负相关关系, 即如果公司的董事为女性, 反而不会做出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2、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投资行为

根据表11、表12的回归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层女性比率对企业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两者间的相关系数为0.212, 呈现了正相关关系, 即管理层女性比率越高, 越会做出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但是sig.值为0.647, 回归不是很显著, 所以我们拒绝这一结果, 也就是接受第三假设:女性董事比率与企业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成反比。至此, H3得到了证明。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根据表13、表14的回归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董事长对企业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两者间的相关系数为-1.891, 呈现了负相关关系, 董事长为女性的企业存在着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但是sig.值为0.210, 回归不是很显著, 即如果公司的董事长为女性, 反而会做出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这与我们上面在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情况下的研究结论一致。所以我们就只能拒绝第二个假设:董事长为女性的企业存在着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我国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的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 我们发现在这行业中普遍存在着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性投资行为, 并且在这些公司中女性董事比率与企业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成正比, 与企业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成反比。董事长为女性的公司更多的是存在着以投资过度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通过这一研究, 我们进一步了解女性保守、谨慎的行为特征在公司进行投资行为时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适当比率的女性高层有助于减少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性投资行为, 但是过高比率的女性高层就有可能导致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性投资行为。所以, 如何决定这一合理比率将是接下来研究的重点。另外, 对于董事长为女性的情况, 应该适当考虑增加女性董事的比率, 从而减少过度投资。

本文也存在着以下不足:首先, 由于时间限制, 所选的样本过小, 所取的时间段过短;其次, 由于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 有些公司的财务政策还没有进行调整。这些因素都可能对本文的研究结果造成影响。这些只能通过以后继续研究来解决。

摘要：本文通过选择深沪两市A股101家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的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 研究了公司管理高层女性比率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这一行业中普遍存在着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性投资行为, 并且进一步了解女性保守、谨慎的行为特征在公司进行投资行为时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适当比率的女性高层有助于减少以过度投资为导的非效率性投资行为, 但是过高比率的女性高层就有可能导致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性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