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制

董事会制（精选3篇）

董事会制 篇1

一、独立董事制的引入

2001年8月16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要求在2003年6月30日之前, 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应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 其中至少包括一名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会计专业人士为公司独立董事。那么, 我国为何要在这个时期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呢?究其原因, 与中国证券市场连续不断出现象琼民源、红光实业、郑百文、银广夏和蓝田股份等弄虚作假, 违法乱纪, 严重伤害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事件不无关系。这些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其一,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相对集中, “一股独大”的现象尤其突出;其二, 由于监管不力, 上市公司中“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 部分经理层利用政府产权上的控制弱化形成了经理层对公司强有力的内部控制, 企业董事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等内部人实际上操纵着公司的重大决策, 时常进行关联交易并严重影响中小股东的利益。那么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真能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使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保护吗?笔者认为答案是不确定的, 即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在我国现阶段尚难发挥作用。

二、大股东与小股东的智猪博弈

张维迎教授在他的博弈论纳什均衡中介绍了一个案例——智猪博弈。猪圈里圈两头猪, 一头大猪, 一头小猪, 猪圈的一头有一个猪食槽, 另一头安装一个按扭, 控制着猪食的供应, 按一下按扭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 但谁按按扭谁就需要付出2个单位的成本, 若大猪先到, 大猪吃到9个单位, 小猪只能吃到1个单位, 若同时到, 大猪吃7个单位, 小猪吃3个单位, 若小猪先到, 大猪吃6个单位, 小猪吃4个单位。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注意到, 不论大猪选择“按”还是“等待”, 小猪的最优选择是“等待”。所以, 纳什均衡就是:大猪按, 小猪等待, 各得4个单位, 多劳者不多得。

我国的上市公司股东中亦有大股东和小股东, 大股东好比大猪, 小股东好比小猪, 大股东必须选择主动“作为”, 也就是说, 必须非常用心地关注公司的发展、监督公司的运营、干预和控制公司的行为。尽管这样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但却是大股东的最优选择;小股东的最优选择则是被动的“不作为”, 既然他们的意志和利益不可能在董事会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们也不可能改变和左右公司的运营和发展, 那么, 他们就不会也不必非常用心地去关心公司, 也就无需为此支付成本。如果大股东们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趋于一致时, 他们选择“跟风”;如果大股东们的利益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时, 他们就选择“抛售”, 应该说这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安排。在这样的安排下, 无论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 都承担着相应的风险, 但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仍处于弱势地位, 有时甚至要面对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双重侵害, 因此需要特别的关照和保护, 这种环境下独立董事制应运而生。但是, 独立董事制真能如我们所预期, 保护好中小股东的利益吗?我们将从独立董事的选取这一问题对独立董事制的监督作用做进一步的分析。

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来看, 独立董事的产生不外乎三种情况:

1. 独立董事是受全体股东的委托而产生的。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其结果一定是占优势的大股东意志的又一次体现, 也就是说, 独立董事实际上还是一个大股东们选择的代理人, 这就从根本上使独立董事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从一般常理来讲, 财产的主人关心自己的财产、通过某种安排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是所有者的一种权利, 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置自己的财产,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能对自己的财产负责任的人来经营管理, 这是一个理性的结果。所以, 大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 肯定是要通过董事会来行使“监护权”和其他相关权力的。这本身就是公司制为投资者提供的一种保护机制, 也是与经济人、理性人假设相一致的。如果没有外在的强制力, 大股东们就不可能有积极性去聘请一个或多个不代表自身利益的独立董事来限制自己的权力。事实上, 任何财产的主人都不可能主动去请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对自己的财产以及与财产有关的权力人来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如果存在着某种外在的强制力, 大股东们就一定会去寻找和聘请服从自己意志, 维护自身利益的独立董事, 这时, 独立董事制也就变成了一种形式和摆设而不能起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

2. 独立董事是受中小股东的委托而产生的。

他们有可能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 但因为“中小股东”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利益集团, 其利益目标并不完全一致, 加之又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强制性法律规定, 因此, 独立董事似乎也不太可能是中小股东们委托的代理人。况且, 独立董事与中小股东间还存在着委托、代理的博弈, 即独立懂事的责任、义务与报酬取得的博弈。我们设想, 一个股东持有公司100%的股票而另一个股东持有公司5 0%的股票, 他们对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会有相同的积极性吗?根据独立懂事经济人的特点, 答案是否定的。于是我们又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 假设独立董事是没有剩余索取权或剩余索取权较少的董事, 其主要的职责是监督同样是作为代理人的内部董事, 扮演一个对所有投资者的财产负责监护的角色。由于独立懂事与企业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没有足够的剩余索取权当然也无需承担风险, 又何谈独立懂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认真负责地行使其“投票权”呢?有资料显示, 截至2000年底, 沪深股市约有0.5%的董事会设立了独立董事,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独立董事很少认真阅读上市公司的有关材料, 也很少按时参加董事会会议。这不仅仅是缺少足够精力和时间的问题, 更是一个缺乏积极性和责任心的问题。如果寄希望于独立董事依靠自身的职业道德和自律来维持积极性和责任心的话, 尤于对一个即将饿死的乞丐说“偷盗不是君子之所为”, 那将是十分脆弱且不能持久的。更何况中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多为知名学者、企业家等, 他们已有一份相对稳定且不匪的收入, 有一定的知名度, 他们又何须花时间、精力冒此风险。另一方面, 假设建立利益分配、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应制度、责权利相匹配的制度, 即依靠薪酬制度来建立起对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 又将如何呢?其结果是独立董事将被大股东和其他内部人“收买”并与之“共谋”。

3. 独立董事是按照某种法律规定接受政府的委托而产生的。

理论而言是可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来保护公司利益、保护全体投资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 但这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主管部门 (如体改委、证券监管机构等) 来完成, 又何须在每个上市公司派驻一个常驻代表呢?换言之, 如果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主管部门失去作用, 一个派驻的代表又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综上所述, 由谁来引入独立董事制、由谁来选择和聘请独立董事, 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种制度的利益取向和目标倾斜, 使得独立董事既不可能真正代表和维护中小投资人的利益, 也不可能代表和维护全体投资人的利益, 只能是也必定是要么代表和维护大股东或者管理层的利益, 要么谁的利益都代表和维护不了。

三、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独立懂事制

根据上述的分析, 现阶段在我国建立独立懂事制尚不成熟, 那么我们又是否可以主观的认为:我国不必实行独立懂事制呢?答案仍是否定的。我们看到, 1990年对美国100个董事会的调查发现, 外来董事与内部董事的比例达到3:1的董事会已由1980年的20个上升到1990年的51个;1993年的调查显示, 有14个董事会只有1名内部董事。另据了解, 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董事会15名成员中, 有11名独立董事。既然独立懂事制在美国如此深入人心, 必然有其独特作用, 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走自己的路, 国外的经验虽不可以“借用”, 但可以“借鉴”。

1. 加快我国的股权制度改革。

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是建立在股权革命的基础上, 股权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结构。由于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权都非常分散, 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 因而上市公司的意志往往是众多股东的“合意”, 又由于股权全部是可以流通的, 容易变现且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 因而很少有长期不变的稳定持股者, 无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的投资者, 都以利润为导向来调整持股结构, 可以形成市场化的社会评价机制和“用脚投票”与“用手投票”相结合的股权制衡机制。在我国, 上市公司中66%的股票是不流动的, 53%的股票为国有股, 在国有股基本处于行政支配并且没有一个既定的市场目标和盈利目标的情况下, 独立董事究竟如何应对如此强大的行政力量和行政机制呢?国有股减持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和选择, 只有当国有资产从相当一部分经济领域退出, 独立董事制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 独立董事制度法律化, 赋予独立董事相应权限。

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出台相关的条例及具体实施办法, 同时对《公司法》、《证券法》做出修改, 增加有关独立董事的条款, 将独立董事的作用、责任、义务、任职资格、选聘程序及其同监事会的关系补充到《公司法》、《证券法》中, 作为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依据。其中独立董事的权限应该包括: (1) 监督权即对董事会及其成员和经营者进行监督, 并要以适当方式发表评价结果; (2) 审核权即对公司的财务报表、关联交易、预算决算等进行审查。

3. 妥善处理与监事会的关系。

国外的独立董事制度是建立在一元制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上之, 由于没有监事会, 因而独立董事在很大程度上履行了二元制下的监事会的功能, 而我国的公司治理实行的是二元体制, 独立董事的功能与监事会的功能有着许多交叉之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更应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协调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关系, 将独立董事的权限限定于《指导意见》中规定的范围内, 这样就可避免独立懂事与监事会发生职权冲突的问题。

4. 建立独立董事报酬及发放办法。

由于独立董事在履行其职责过程中,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应该给予独立董事相应的报酬;其次, 独立董事领取了报酬, 也就承担了责任, 他们工作的责任心和工作压力必定增加;再次, 独立董事对公司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有资格担任独立董事的人都是高级人才, 只有有吸引力的报酬, 才能吸引到一流的人才来担任独立董事, 才能起到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目的。那么独立懂事的报酬应采用何种形式、如何发放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独立懂事报酬的形式可分为薪金、会议费、期权、福利等多种形式, 报酬的发放也可采用现金和股票支付, 但应少给现金, 多给股票, 以使独立董事的报酬和公司股票的市场表现 (经营业绩) 挂起钩来。另独立董事直接从上市公司获得报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独立性, 建议设立一个组织机构, 统一收发独立董事的报酬, 每个上市公司依照一定标准向这个组织机构缴纳独立董事的报酬, 然后再由这个组织机构向独立董事发放。

摘要：能否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制来解决股东利益的保护问题?从理论上讲是行不通的:若利益无相关会导致权责缺失;若利益相关会导致独立性缺失。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以及国有股为控股股东的上市企业存在的种种问题, 决不是一个独立董事制所能解决的。中国企业改革的成功还有赖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有赖于中国宏观环境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

关键词：独立董事,股东,委托代理,股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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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建斌:资本市场杂志.2001年第7期, 独立董事制度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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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新驰:当代财经.2002年第3期, 论独立董事制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作用的有限性

董事会制 篇2

引言

独立董事制度作为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机制引入中国,学者们寄予了厚望,也进行了诸多研究。研究视角之一:该制度的有效性,公司治理能力的提高,意味着公司经营业绩的改善,于是将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与公司经营业绩联系起来讨论。该问题在独立董事制度实施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结论。本文将国内关于独立董事制度与公司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在不同阶段的结论做一个梳理,以加深对该问题的认识,推动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发展。

一、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及相关制度变迁

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公司治理的一种创新模式,源于英美企业。究其原因是,英美国家实行“一元制”公司治理模式,即由股东大会选举组成董事会,再由董事会托管公司财产,选聘组建经理班子,并全面负责公司的各种重大决策和监督经理层的活动,向股东大会负责。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经理层的权力得到极大膨胀,董事会本应起到监督管理作用,但在许多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公司的CEO或总经理,由自己监督自己,效果可想而知,因此引入独立董事可以实现有效监督,钳制管理层的权力。我国实行的是“二元制”公司治理模式,在股东大会下分设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处于平行的地位,董事会下设置经理层,董事会负责管理,监事会则专门监督。表面上看似乎解决了一元制模式的缺陷,但实践中,我国的监事会成员大多是公司雇员以及企业党群组织成员,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的依附性很强,独立性明确缺乏,难以真正起到作用。我国的股权结构也很特殊,刘芍佳用终极产权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分类,发现国家直接或者间接控股了84%的上市公司。这表明我国不仅股权集中,而且大股东大多是国家股或者国有法人股,形成所谓“一股独大”的地位,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较多的地表现为行政控制。同时又由于国家股股东的缺位,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因此,我国引入有着独立身份的独立董事,既要达到解决国家股东权力的制衡,又要达到钳制经营者权力的双重目的。我国上市公司聘请独立董事始于1993年“青岛啤酒”发行H股,当时国内尚未有成文法律进行规范,上市公司聘任独立董事属自愿行为。8月2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是我国首部关于在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的规范性文件,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正式全面执行独立董事制度,聘任行为由自主自愿转为强制性规定。该意见明确提出:境内上市公司应聘任适当人员担任独立董事,其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在6月30日以前,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两名独立董事;在20xx年6月30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1/3的独立董事。从只要求境外上市公司聘请独立董事,到境内上市公司的全面实施;从要求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到对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和职业背景提出具体要求,独立董事制度作为一项旨在改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措施,必然会逐步发挥其战略支持和监督管理作用。

二、文献综述

独立董事以其独立的身份地位被引入公司董事会,一方面希望他能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起到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希望独立董事能够从专家的角度,为企业出谋划策,起到战略指导的作用,从而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经营绩效。从20我国全面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以来,独立董事能否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主要分为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独立董事制度与公司经营绩效不显着相关。李有根()将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构成分为内部董事、法人代表董事、专家董事[1]和专务董事,分别以ROE和ROA作为经营绩效的替代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专家董事的构成与公司绩效没有显着的相关关系。高明华和马守莉()以独立董事的比例作为独立性的替代变量,以ROE和EPS作为经营绩效的替代变量,得出相同的结论,但他们同时指出,独立董事制度是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绩效的提高的,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我国制度不完善的体现,因此提出了完善我国独立董事行权制度环境的措施。胡勤勤和沈艺峰(2002)以CAR和托宾Q值作为公司绩效替代变量,发现无论是线性模型还是二次曲线模型都无法得到比较显着的相关关系。第二,独立董事制度与经营绩效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陈宏辉,贾生华(2002)认为,随着独立董事比例提高,董事会决策公正性效率提高,但决策适用性效率降低。在效率替代作用影响下,董事会独立性高低与董事会决策效率(进而影响经营绩效)不存在线性关系,而是倒U型关系。第三,独立董事制度与经营绩效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李常青,赖建清()采用ROE、EPS和EVA作为衡量公司绩效的指标,得出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的结论。原因归纳如下:1.是上市公司绩效下降也许正是独立董事发挥监督作用的体现。因为现在的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现象严重,常常通过虚列收入和费用、关联方交易、提前或者延后确认等手段粉饰利润。随着独立董事的引入,监督功能凸显,这些上市公司不得不显露其真实面目,从而导致绩效下降。2.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历史较短,其作用也许并未显现。据统计,20以前仅有约25%的上市公司聘任独立董事,大部分独立董事任职时间不足一年。上市公司在短时间内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成本可能大于由此带来的利益。3.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可能很难保证,独立董事的决策信息依赖于公司内部人,因此独立董事可能反而成为内部人侵占其它股东利益的“合法保护伞”,加剧了代理成本;而且独立董事的聘任机制也是决定其独立性的重要缘由。王跃堂,赵子夜等(20xx)以ROA为经营绩效替代变量,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显着正相关。说明独立董事制度开始发挥作用,独立董事一方面监督企业遵纪守法,另一方面为企业提供决策支持,从而使得独立董事越多的企业,经营绩效越好。通过分析对比,我们发现:证明独立董事制度与公司经营绩效不存在相关关系的文章大多都是在2001――,因为以2001年8月16日为分界线,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建设可分为自发性变迁阶段和强制性变迁阶段。在,出于对国家制度建设的反应与“达标”的考虑(新设独立董事的公司可能并不是基于提升治理效率的考虑),有290家上市公司在2新设立了独立董事制度,这个数字几乎是前几年的4倍多。很难说这种为应付制度规定而设立的独立董事制度会起到预期的治理作用。因此,此时的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着治理软约束的现象。即当时实行的独立董事制度不会对当期和后续期间的公司绩效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这表现在独立董事的比例数与公司绩效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正向联系。随着该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治理效应也开始凸显,这时存在两个根本相反的结论,但它们都有相应的理论支持: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声誉机制的辅助约束下,和公司没有关联的外部董事因其更高的客观性,能有效行使监督职能,减轻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绩效。而乘员理论认为,当公司管理人员本身处于全员合作的状态之下,董事会退居辅助决策角色。新的.独立董事进入会产生额外董事行为差异,从而使协调时间更长,董事会行权的连续性遭到破坏,从而增加代理成本,降低决策效率和公司绩效。上述文献都主要是从董事会的独立性(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是独立性的一个评价标准)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的角度来研究,从而检验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却存在着很多局限性:首先,独立董事制度引入的根本目的是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不仅仅由绩效水平评价;其次,衡量公司绩效水平的指标很多,上述文献用到了ROE、ROA、托宾Q、EPS和EVA,它们在中国市场的适用性值得商榷,比如ROE、ROA这类会计指标,公司为了达到增发配股的监管要求,多有盈余操纵的成分;而在中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加之大多数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的情况下,托宾Q的使用也缺乏合理性和可行性。最后,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要达到双重目的,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可能要比美国市场或者其他市场要复杂得多,可能不仅仅表现为简单的线性关系或者二次曲线关系,还有待我们去进一步研究、探讨。

三、评述

董事会制 篇3

关键词：公司董事,勤勉义务,判定标准,法律责任

一、公司董事勤勉义务初探

我国《公司法》在2005年修订后, 在董事、高管在公司纠纷中被问责的案件中, 因董事违反勤勉义务而适用《公司法》第148条第1款规定判决的案件为零。多数案件判决采用第150条、152条或第153条。同样是对公司董事损害公司权益的追责条款, 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程度相差如此悬殊, 只能说明我国《公司法》董事勤勉义务的法律适用力极度薄弱。笔者认为, 此种状况的出现,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勤勉义务”法律界定不清, 而造成公司法第148条与第150条、152条、153条在司法实践运用中相混淆。究其根源, 仍是由于《公司法》对于“勤勉义务”的追责机制尚未建立, 致第148条法律适用率极低。此种法律适用的尴尬境地, 不得不值得我们反思。

二、目前我国《公司法》中董事勤勉义务法律规定存在不足

(一)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过于原则化

我国现行《公司法》只是简单规定了公司董事的“勤勉义务”, 但对于何为“勤勉”, 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均未作相应界定, 这不得不说是立法上的缺憾。那能否通过公司章程对此加以限制呢?笔者认为, 通过公司章程等内部控制制度规定“勤勉义务”仍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原因在于目前公司治理结构渐趋由“股东大会中心主义”转向“董事会中心主义”, 公司的章程解释和公司内控制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由公司董事会掌握, 向来弱势的公司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又极为有限, 董事“为自己立法”加上外部监督不力, 此实施效果必会大打折扣。

(二) 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法律责任缺失

纵观整部公司法, 对于公司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法律责任, 追责主体, 追责方法均未作明确规定。虽然《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看似此条款具有类似对于公司董事违反勤勉义务追责的性质, 实则不然。原因在于第一百五十条只是一种事后追责, 即只有损失出现, 此条款才能发挥作用。

(三) 公司董事违反勤勉义务司法实践中举证困难

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司董事勤勉义务条款的运用十分少见, 与其举证难度大有很大关系。一方面, 由于《公司法》缺少具体的评判标准, 公司股东很难提供法定证据。另一方面, 作为所有者的股东和作为经营者的董事在公司经营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再者, 公司董事和高管的勤勉义务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 公司董事究竟要“勤勉”到何种程度才能免于法律的追究, 都是很难通过法律给出具体标准的。最后, 法官往往容易受事后偏见以及知识短板的制约, 即便有少量证据可以呈堂, 法官也往往难以根据这些证据得出正确结论。

三、试为我国《公司法》董事勤勉义务法律规制建设提出建议

(一) 建立公司董事勤勉义务法定标准

综合分析英国模式的一般勤勉标准, 美国模式的宽松的一般勤勉标准, 德法模式的严格勤勉标准和日本模式的折衷严格勤勉标准, 笔者认为, 基于我国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的具体国情, 从激发市场活力, 鼓励公司进取的角度出发, 我国勤勉义务标准不应过于苛刻, 建议采取折衷的主客观相结合的勤勉义务标准, 排除出于善意造成公司损失的法律勤勉义务, 杜绝结果导向, 客观上的损失必须和主观过错相结合, 才能视为违反公司董事勤勉义务。在标准建设上, 前人已经有过多的论述, 在此, 不再过多赘述。

(二) 明确公司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法律责任和追责机制

只有对违反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公司高管和董事施加明确的法律责任, 完善追责机制, 公司董事的勤勉义务才真正能起到警戒和威慑作用。笔者认为, 公司董事违反勤勉义务, 并给公司带来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即将带来损失的, 应该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即包括停止侵害, 赔偿损失, 消除危险等承担责任的方式。关于追责机制, 从折衷的勤勉义务标准出发, 公司对于公司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起诉必须慎重且有理有据。庭审诉讼阶段, 广泛听取同类经营范围公司管理人员及此领域的研究学者的表态和意见, 最终做出是否违反勤勉义务的判定。并根据过错的轻重, 处以不同级别的民事处罚。

(三) 建立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免责条款

从折衷的勤勉义务标准出发, 立法有必要明确公司董事的免责事由。已达到在追究违反勤勉义务的公司董事责任时, 最大限度保证其经营的积极性。关于免责条款的建立, 我国可以充分借鉴美国的“经营判断规则”。即 (1) 与商业判断事项没有利害关系的行为免于法律责任; (2) 对有关商业判断的事项了解的程度达到董事、经理在相同情况下会合理地相信为适当的程度; (3) 合理地相信此项商业判断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免责条款的规定, 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对于公司经营无关和善意的行为及意思表示, 使公司董事免于对“勤勉义务”不必要的担心和忧虑, 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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