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机制

董事会机制（精选10篇）

董事会机制 篇1

作为现代化企业, 公司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在经济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与公司不同以往的治理结构。虽然公司的治理结构与以前企业相比有很大的进步和优势, 但在运行中也往往会出现与设立初衷不符的发展状况。其中董事职权的扩张滥用就是公司管理中的一大问题。董事会是由董事组成的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合议制机构。在股东大会闭会期间, 它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除股东大会拥有或授予其他机构拥有的权力以外, 公司的一切权力由董事会行使或授权行使。董事会的权力就是董事的权力, 只有对董事权力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 才有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一、董事会权力膨胀的原因

20世纪以来, 股东大会的地位逐渐下降, 公司的经营决策权转移到董事会, 使得董事会的地位不断提高, 并形成“董事会中心主义”现象。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限制, 加之中国公司法制定时间仓促、经验不足, 对董事会的权力制约机制还存在许多漏洞和问题。

1. 股东股权分布不均衡

控股股东滥用权力, 不能对董事会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在有限责任公司中主要表现在“绝对控股人”的出现;而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则表现为“一股独大”, 在一些由国有企业改制成为的公司, 其公司股份中的国有股比重高达80%~90%。更有甚者, 一些国有企业在改为公司制的过程中排斥其他股份的注入, 不按公司法第64条“国有独资公司只能适用于国务院确定的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或者属于特定行业的企业”的规定, 将本应该成为投资多元化的公司, 改为国有独资公司。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股权过于集中, 分布不均衡。

2. 其次, 部分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流于形式

首先, 国有独资公司中, 没有股东大会, 其董事会成员和经理层人员都是由行政部门和党的组织部门委派和任命的, 其中的大型企业集团多是国家“授权经营”。其次, 由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 国有股东不明确, 加之现存在人事制度改革不配套, 在董事、监事、经理任命的过程中没能引入竞争机制。由于“内部人”控制和国家干预过多, 因此没有形成完善的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独立和制衡关系, 治理结构也就如无根之树。

3. 董事会被内部人把持, 其权力的行使难以得到制约, 导致公司效率和竞争力降低

大股东和内部人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侵占公司财产、内外勾结操纵股价等“掏空公司”, 不一而足, 损害了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并危及企业改革的前景。

4. 监事会失效

在中国企业现有的组织结构中, 监事会无疑是一个最尴尬的机构。在更多的场合下, 监事会只是一个摆设而已 (3) 。

5.《公司法》在治理结构方面的规定过于简单, 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如对董事、监事、经理义务和责任的规定, 股东之间的关系、股东与公司之间关系的规定均非常简陋, 难以形成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制衡、股东与公司经营管理层的制衡关系。这些问题必然导致董事权力过大, 本应对董事进行制约的股东会徒有其名, 其权力转移到了董事会, 而监事会的处境则更为尴尬, 成为了“花瓶”机构。

二、如何对董事行使职权进行内外部的制衡

1. 内部的制衡

(1) 切实落实股东大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律地位, 进一步发挥股东大会的作用。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 它由全体股东组成, 对公司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有权选任和解除董事, 并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广泛的决定权。它是股东作为企业财产的所有者, 对企业行使财产管理权的组织。企业一切重大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经营决策一般都需要股东会认可和批准方才有效。

(1) 股东 (大会) 对董事人事的制衡权。在股东股权与公司法人所有权分离的情况下, 选择能够正确决策的、称职的董事, 就成为股东的重要任务和职权。由于董事职权的扩大, 直接负责公司的经营决策, 因此, 董事的人选是否妥当, 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水平和公司经营的成效。如果任人得当, 就可最大限度地避免董事在执行职务中的违法、违章及失职行为, 确保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因此, 股东应对董事行使选举和更换权。

(2) 股东 (大会) 对董事报酬的制衡权。由于公司资本运营获得的收益最终归属股东所有, 而且董事的报酬还要计入公司经营成本, 减少公司的收益。为了防止董事自行确定报酬标准, 乱开滥支, 挥霍公司的财产, 损害股东的利益。因此, 由股东决定董事的报酬, 就可以更好地维护股东的利益和发挥股东的制衡作用。

(3) 股东 (大会) 对董事 (会) 报告的审议批准权。董事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的, 因此, 董事必须向股东负责, 并报告工作。股东对董事会工作报告的审议批准, 实际上是股东对董事会工作情况进行的考核和制约。

(4) 股东 (大会) 对董事的诉讼制衡权。赋予股东司法救济权, 通过公权力的介入, 用公力救济的方式来保护股东利益并掣肘董事权力的滥用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各国公司法均规定, 当董事会的决议损害了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或股东有权提起诉讼, 请求撤销该决议。股东提起的诉讼按其是以自己的名义, 还是以公司的名义而分为股东直接诉讼和代位诉讼。

(2) 健全董事会制度, 董事会是公司的核心, 它对经理层作出的决定进行管理, 决定高层管理的水平和结构, 监督公司的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系统, 决定公司的主要战略和决策。

要严格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召开股东大会, 选举董事, 组成董事会, 彻底消除董事会产生的随意性、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以及董事会成员与经理层高度重合的现象, 真正建立和完善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要优化董事会的结构和功能, 提高董事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实行独立董事制度, 同时强化董事会的决策支持系统;确保董事会集体决策, 防止内部合谋行为, 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要建立和完善董事的信息披露制度, 以确保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更加透明。基于股东会和董事会之间的信托法律关系, 公司股东有权利获悉关于董事活动、薪酬, 以及商业利益的相关信息。要完善董事对公司的义务和责任制度。

(3) 强化监事会的职能、健全监督约束机制, 真正发挥监事会的作用。监事制度有利于减少董事经营专擅、越权, 以避免严重的经营权滥用之情形发生, 监事制度的存在使董事会不敢贸然作越权违法的行为, 又迫使董事 (会) 不敢一意掩饰其董事同僚的违法失职行为。虽然监事制度不能完全禁止公司不正当经营之发生, 但监事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对公司之经营、财产状况之密切监督、查核。

要想使监事会的功能正常发挥就要明确规定监事会在公司中的独立地位, 赋予其相应的权力, 否则监督只是一句空话。要明确规定监事怠于履行职权时应承担的责任, 要规定监事会中专业人员应占一定比例。此举通过吸收保留一定比例的精通公司业务和财务的专职人员, 又增加一定比例的股东, 达到监督的主动和高效之目的。

我国公司法设立了监事会并赋予了其一定的权力。但是, 从实际情况看监督效果并不理想。其固然有体制上的原因, 但法律规定的不健全亦是一重要原因。

(4) 加强内部审计, 实现对董事职权的制衡。内部审计是公司自我独立评价的一种活动, 内部审计可通过协助管理当局监督其他控制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性, 来促成好的控制环境的建立。内部审计的有效性与其权限、人员的资格, 以及可使用的资源紧密相关。内部审计人员必须独立于被审计部门, 并且必须直接向股东大会或者审计委员会报告。只有这样内部审计才不流于形式。

2. 外部的制衡

董事行使职权的外部制衡机制主要在于切实发挥独立董事的功能和作用, 并赋予第三人对董事与公司的连带赔偿请求权。

(1) 独立董事对董事的制衡。董事即由公司的投资者、经营者担任的董事会成员, 一般称其为“内部董事”或“执行董事”。独立董事则称为“外部董事”、“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不是公司的受雇人, 并且与公司或经营者阶层没有密切的经济、家庭或其他关系, 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第三人立场, 对公司活动进行独立判断。

要发挥独立董事对董事行使职权的制衡作用, 就要正确处理好独立董事与监事的关系。英、美等国不设监事会, 实行单一董事会制度, 将监督董事会与管理董事会的责任集于一身, 这就必须建立一套独立董事制度以加强外部制衡。而在我国既有董事会, 又有监事会, 这就必须进一步理清独立董事与监事二者的性质与功能, 以便协调发展。一般来讲, 独立董事属于外部董事、非执行董事, 对董事会和经理层实行外部制衡, 属于事中制衡, 而监事则属于监事会成员, 对董事会和经理层实行内部制衡, 属于事后制衡。要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至关重要, 主要体现在他不是公司的股东、经营者, 并与所任职的公司没有会影响其作出独立判断的任何关系, 这是实现其“公正性”的前提和基础。要细化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为实现其法定职责, 独立董事必须是懂管理、懂经济和懂法律的专业人才, 必须是有时间保障的人, 独立董事必须在一家上市公司要保障每年不少于15个工作日, 这是起码的条件。另外, 独立董事还要有敬业精神。要尽快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如独立董事的培训制度、独立董事的资格认定制度、独立董事的中介评估制度、独立董事的人才库制度和独立董事的任期、兼职与考核制度等。

(2) 第三人对董事的制衡。董事与公司之间是一种具有法律强制性的信赖关系, 从而董事对公司负有忠诚和注意等义务。与此相适应, 董事应对其违反法定义务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但是, 董事与第三人的关系没有董事与公司的关系那样直接。

在一般情形下, 第三人无权直接追究董事责任, 董事代表公司与第三人发生法律关系, 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 与董事无涉。但是, 如果董事仗着公司这层屏障为所欲为, 而公司亦无力对第三人负起责任时, 第三人的债权无法保障, 有违公平正义, 法律乃赋予第三人可以揭开公司这层面纱直索董事责任, 此即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鉴于目前大量董事利用职权侵害第三人利益的不法事件出现, 各国公司立法均建立了“揭开公司面纱”制度, 董事直接对第三人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 公司董事作为公司的法定机关, 鉴于董事职权直接受到立法者的价值偏好、公司内部权力配置模式、公司性质的特殊影响, 以及公权力介入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公司法应该以此为契机, 通过公司内部及外部的力量来考虑对董事行使职权进行综合制衡, 如此内外兼治方可使董事行使权力既有空间亦有限度。当然, 此设想还只是初步的、不完善的。随着公司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董事职权将会出现新的特征和趋势, 对于董事职权的制衡也会发生新的进展。

摘要：董事会是公司内部治理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事是指在一个公司中对内代表出资者管理公司事务, 对外代表公司同第三方签约或参加诉讼的法定执行人。现在世界各国公司的股东会的权力越来越虚化, 而董事会的权力越来越膨胀, 而且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股东会几乎成为一个空架子, 主要权力掌握在董事会手里, 造成权力的滥用和对中小股东的利益的侵害。本文从内外两个方面谈了加强董事会权力制约的机制。

关键词：董事会,权力,制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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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巍谢维华:沿海企业与科技, 2008年第3期[3]周巍谢维华:沿海企业与科技, 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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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建伟.独立董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5]李建伟.独立董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6]赵万一:公司治理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6]赵万一:公司治理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董事会机制 篇2

洗地机

探索建立监事会长效监督机制

随着国有企业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外派监事会工作机制不断创新、制度逐步完善，为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企业规范经营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外派监事会制度是国资监督体制的成功实践，如何适应国企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建立起监事会长效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监事会的作用，越来越为国资监管部门所关注，同时也是外派监事会自身建设的重要课题。

外派监事会运作有效性欠佳

目前，较多的国企外派监事会监督效能低下，究其原因，有责任意识不强、组织机构设置不完善、监督检查人员欠缺，运作方式不到位等。但应该注意到，其中的监督检查力量薄弱是造成监督效能低下的主要原因。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外派监事会配备不足。目前国企外派监事会基本上是效仿国务院国资委的机构设置，成立若干监事会，由一个主席、三到四名专职监事组成，每个监事会负责几个企业，以巡回检查的形式开展监督工作。而国企规模一般较大，所属单位部门又多，业务纷繁复杂，对于外派监事会而言，以一管多的监管模式，显然人手力量不足，难以为继，无论时间还是精力上都无法实现有效监督。

二是监督运作难以落到事前、事中整个过程。设置国企监事会并非单纯为了发现多少错误，其目的是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完整，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因此，事前介入、过程监督比事后检查更加重要。而在监管企业数量多，人手有限的情况下，监事会无法面面俱到，只能采取集中检查的方式，虽然见效快，但实际上只是事后审计，放弃了事前介入、过程监督，不但监督时效性差，而且易于造成重大错失。因此，探求建立长效监督机制不但完全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整合资源建立长效监督机制

监事会应以履行出资人监督职能为己任，构建以监事会为核心的企业监督体系，通过整合内部监督资源，突破人手不足的短板，逐步建立起长效监督机制。

首先要树立“和谐监督”理念，营造宽松的监督环境。

应当看到，监事会监督的目的和企业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切实摆正监督与服务的关系，做到寓服务于监督之中，通过提醒、警示、建议等措施为企业服务，促进企业主动合作，实现监事会与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团结和谐、积极向上、高效有序的监督氛围。

其次是整合企业内部资源，构建企业监督机制体系。

监事会作为出资人派驻企业的常设监督机构，完全可以通过管理企业内审机构，指导纪委、子公司监事会工作，辅以财务、法律等部门的配合，构建起以其为核心，监督资源集中、协调统一的监督体系，从而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督的效力。这正是完善企业监督机制的有效途径。

监事会整合企业内部监督资源，重点要做好对内审机构的管理和下属子公司监事会的建设：

其一，监事会领导企业内审机构，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内审机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强监事会的监督检查力量，形成企业与派出监事会优势互补，双方共赢的局面。

对监事会来说，目前最突出的是人手少，力量明显不足，日常监督检查工作方面几乎成了“空架子”。而将企业内审机构划归监事会管理，不啻增加了人员配备，为其履行职责、发挥监督制衡作用提供了组织保障。同时，这也使监事会融入企业监督体系有了“抓手”，避免游离于企业经营活动之外，而又在不参与、不干预企业经营决策和经营管理活动的前提下，深度介入到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之中，便于掌握企业第一手资料，有效避免了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而在企业这方面，目前较多的国企中董事会与经理层成员高度重叠，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总经理领导内审机构，很可能形成决策、执行、监督职能集于一身，自己监督自己的不合理现象，致使内部监督效能低下。如由监事会领导内审机构，就能相对提升内审的地位，有效增强内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改变了内部监督弱化的格局，确保内部监督机制有效运转，有效抑制 “内部人控制”的现象。

其二，推动企业下属公司监事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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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推动企业向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派驻监事会、对参股投资企业派驻监事，延伸监督触角。指导子公司监事会正常开展工作，定期组织子公司监事会工作联席会议，推动子公司建立完善监事会工作制度和报告制度，增强对子公司的监管力度。

以企业监督体系做“实”监事会

通过内部监督资源的整合，监督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将内审机构作为监事会常设稽核机构，保证了监事会日常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和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持续不断经常性的监督检查，使企业放弃对集中检查的投机心态，保持经常性的警醒。切实将监事会的职责权力落到实处，充分发挥监督制衡作用。

(一)深化当期监督，做好日常监督工作

通过阅知企业文件、检查企业财务、查阅业务资料、参加重要会议、调查研究、约谈走访等形式，随时了解、掌握和跟踪经营管理活动，把握企业经营动态，及时揭示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变事后监督为当期监督，增强监督的时效性。

(二)做好专项检查工作

在全面落实日常监督工作的基础上，围绕国资监管的中心任务，针对出资人关注的企业领导干部任免、重大投资、重组改制、产权转让、业绩考核、薪酬分配、内控建设及高风险业务等重要事项，开展专项检查，深入了解企业情况。

(三)对重大事项实施全过程监督

以“三重一大”事项监督为重点，通过列席重大事项决策会议，对事前、事中、事后的整个运作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建立起快速反应机制，提高监督检查的灵敏性和有效性，确保出资人第一时间获取企业的真实信息，为进行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四)测评内部控制，推进企业内控建设

监事会应围绕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内部监督等五要素对企业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情况进行测评。对于内控关键业务环节存在缺陷的，督促整改。对于企业中不再适应业务活动及环境变化的内控制度，提醒进行调整、完善。通过测评，推动企业不断改进内控缺失，落实制度执行，促进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外派监事会是国资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资委加长的一只手，对企业零距离的监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自身监督检查力量不足、国企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董事会和经营层高度重合的实际情况，监事会只有整合企业内部监督资源，落实各项监督检查工作，使监事会工作常态化，才能逐步建立起长效监督机制，为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作者系上海市浦东新区国资委专职监事

笔者认为，我国在加强董事会制度建设与外部董事队伍机制创新中，应当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外部董事问责制。而从“准问责”走向“全问责”需要一个过渡机制与过渡阶段。首先，出资人与董事会、经营层应当统一认知、明确目标、机制、路径及时间表;同时，完善出资人对董事会与董事的评价机制与制度，可以提高这种可问责性;其次，要选定清晰合理的问责路径、渠道和配套措施，使之合情合理，具有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对问责制作出明确的实施阶段及其分阶段目标的规定。总之，按照以上程序持之以恒，才能使我国外部董事制度的最佳实践上升为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

从“原则培养”转变为“规则培养”

由于我国传统教育领域缺乏实战经验的公司治理教官团队与机制，而国外教育资源缺乏对我国国企的真正了解，使董事会人才的培育遇上很大的障碍与困境，停留在宏观政策和理论原则上，而唯一能够担当起培育实务人才的国资委系统，又忙于企业改革与重组，无法承担批量培养公司治理人才的专项计划。因此，迫切需要改变外部董事培育的思路和途径，从“原则培养”转变为“规则培养”。文章版权所有：

五矿打造跨国资源整合平台

2月17日,五矿集团旗下香港上市公司五矿资源宣布已购得Anvil Mining Ltd90%的股权,Anvil Mining的控制权由此转变,标志着该项总值13.3亿加元的收购交易已经成功。而这也是五矿资源重组尝试国际化后第一次真正有所斩获。

曾经,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等世界矿业巨头盈利能力惊人,其单个企业利润甚至超过中国整个钢铁行业。但现在,中国企业逐渐变身主角,他们试图“溯流而上”,在矿产行业进行跨国的资源配置。

新矿提高五矿铜矿业务比重

Anvil Mining的主要资产包括位于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Kinsevere铜矿、钴勘探项目Mutoshi以及加拿大上市公司Mawson West Ltd 14.6%的股权。随着收购的完成,五矿资源的铜储量由之前的90万吨提升至240万吨,年铜产量预计将由10万吨提升至16万吨。

国信证券高城铭告诉《上海国资》,新纳入五矿版图的铜矿Kinsevere已经投产,并将在2012-2013年进入达产期,预计达产后每年将贡献约2.5亿美元的净现金流,“根据我们的测算,Kinsevere项目将成为五矿公司今后盈利的第二大贡献因素,在2012年将贡献约23%的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同时,五矿资源的铜业务比重显著提升,EBITDA占比达到64%。”

“总的来说,包括五矿在内的企业,一般倾向于投资预可研项目,这样可以缩短盈利周期、降低开采风险。”五矿资源部总经理王炯辉表示,在海外收购上,五矿很少投资“从零开始”的矿产项目。

外界普遍认为,Kinsevere铜矿的投产将有效弥补五矿既有矿产资源减产带来的影响。据悉尼2月8日消息,五矿资源表示,旗下澳洲Century锌矿2011年产量同比下降2.6%。2011年该矿产出497251吨含锌精矿,比2010年的510590吨下降2.6%。

“五矿资源收购Century后曾进行后续勘探和详尽的验证,但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由于当地地质环境所限,提升Century的储量或延长矿山服务年限的可能性很低。也就是说，Century目前所剩余的约220万吨锌储量开采完后矿山将会关闭,预计生产维持至2015年左右。”高城铭表示,Century是对五矿盈利贡献最大的锌矿,但在如今此番收购完成之后, Kinsevere每年产生的盈利将足以弥补Century关闭带来的损失,为公司未来的盈利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要约曾遇阻

为了跟踪此次收购过程,《上海国资》曾多次致电五矿集团,其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对于Anvil Mining的收购已经到了最后冲刺阶段,“相关领导均在刚果”。可见,即便到了最后时刻,五矿对此事依然不敢掉以轻心。

2011年10月,刚果国有矿商Gecamines曾经对收购提出异议,该公司称,考虑到Anvil旗下Kinsevere项目现时的矿床吨位及项目对各方经济的影响,需要“审阅”该矿租赁协议中的财务条款以及另一钴勘探项目Mutoshi的合资协议部分条款,“公司相信Anvil并未就Mutoshi项目提交„可行性报告的补充‟,因而未能信守其责任。”Gecamines称。

分析人士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以各种可能的手段拖延收购完成,以期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该项收购要约原先的期限是2011年11月24日,首度延期至12月9日后,又延至今年1月11日,最终至2月10日。五矿资源明确宣布,已取得收购Anvil之要约进行下去的全部所需批准条件,不计划继续延期。最终,Anvil与刚果利益相关者达成协议,一致同意上述收购,其中Gecamines将获得Anvil支付5500万美元的款项。

但也有利好消息。2月13日,五矿资源再次发布信息称,去年有意通过母公司五矿有色贷款78亿元的无抵押收购融资信贷,作为收购Anvil Mining的应付款项。但因公司自去年9月底至今,产生了额外的现金储备,故有意减少依赖五矿有色的贷款。公司将以80.34亿元的现金储备支付,另向五矿有色贷款23.4亿港元,为期12个月。

收购初成功

五矿资源首席执行官Andrew Michelmore表示,“此次收购是五矿资源全球化拓展的第一步,五矿资源由此在多元化资产组合内新增了纯铜业务,推动我们在打造国际化矿业公司道路上稳健发展”。

五矿资源的前身是中国五矿集团下属的香港上市公司东方鑫源,从事有色金属加工和贸易业务。2009年,五矿集团出资13.86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采矿公司OZ Minerals Limited的大部分资产,并组建新的澳大利亚

公司MMG。2010年,MMG并入东方鑫源上市平台,公司更名为五矿资源。2011年五矿资源出售原有的金属加工和贸易业务,成为一家完全专注于上游资源开发的金属采矿公司。目前中国五矿集团通过子公司五矿有色股份持有五矿资源71.6%的股权,其余股份为公众流通股。

“从东方鑫源到五矿资源,实际上也是顺应了近年来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趋势,中下游的金属冶炼、贸易都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相对来说上游的采矿业还是较为平稳的。”分析人士称。

该分析人士还指出,五矿资源此前也曾尝试收购国外矿产资源——国际铜矿企业Equinox Minerals Limited Equinox,但最终宣告失败,其缘由则在于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商巴里克黄金公司的搅局。当时,巴里克给出的收购价格约77亿美元,远高于五矿资源此前65亿美元的收购报价。

除了价格因素外,国外企业还有诸多顾虑,认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的背后往往是政府之„手‟,国外审批项目时往往相当谨慎。”国内钢铁网铜行业分析师郭立新表示。

五矿雄心

分析人士指出,“五矿资源的背后,实际上是雄心勃勃的五矿集团。”高城铭也认为,根据该公司的战略定位,五矿资源是五矿集团的海外矿产资源整合平台,在未来五年内将发展成为全球排名前三的中型基本金属矿商。

中国五矿总裁周中枢曾经表示,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五矿要努力做到“全球视野、属地化经营,中方管控、西方运营,中西合璧、合作共赢”。

以五矿资源为例,外界普遍认为其同时兼备了两种优势,即西方的管理、中国的廉价资金。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Andrew Michelmore与管理中国国有企业的官员式领导人明显不同,他在2005年成功策划了以60亿美元将基础金属矿商WMC出售给必和必拓的方案;在2009年又把OZ Minerals卖给了五矿。之后,他即被五矿集团收入麾下,负责该集团的海外扩张事务。

早在2009年的国际矿业大会上,周中枢就已呼吁业界重视对矿产资源的投资。“矿业发展要考虑经济活动的实际需求,必须提前布局,在投资上先行一步,但实际情况是,全球矿业领域投资不足的问题非常普遍。”五矿集团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3552亿元,利润总额128亿元,资金充裕,这正是其走出去的底气。

董事会机制 篇3

按照日本《公司法》的规定，并非所有的股份公司都必须设置董事会，如非公开公司就可以不设董事会，但是，公开大公司必须设董事会。公开大公司的确认标准是:最终营业年度的相关资产负债表上资本金的计入额在5亿日元以上，或最终营业年度的相关资产负债表负债项目上的计入额合计在200亿日元以上。

在股份能够自由转让的公开大公司中，董事会具有对公司经营事业的决策、对董事执行事务的监督以及对公司代表董事的任免三项重大职权。显然，董事会的职能主要侧重在决策和监督两个方面。那么，董事会的监督权具体如何行使？董事会与其他相关机关的关系怎样？日本《公司法》规定了设置委员会建制的董事会制度和设置监事会的董事会制度两种模式，可供公司章程选择决定。

在设置委员会公司的董事会制度模式中，由董事会从董事会中选任成员组成提名委员会、监查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其中的外部董事应当过半数。各委员会设执行官主持委员会工作，执行官由董事会决议选任。提名委员会决定向股东大会提交关于董事、总会计师（日本《公司法》称“会计参与”）的任免议案。监查委员会对执行官、董事、总会计师和经理等职务的执行进行调查监督，并向董事会报告。虽然董事的报酬由章程或股东大会决议规定，但薪酬委员会必须制定关于执行官等个人报酬相关内容的决定方针，确定执行官等个人的报酬分配方式。在日本公司治理中，一般情况下由董事具体行使相关职权，但在设置委员会的公司，公司的相关事务主要由各专门委员会执行，董事个人不得执行。

在设置委员会建制的董事会制度模式中，日本《公司法》引入了美国公司治理中的一些基本做法，尤其是在各专门委员会职能的配置及其与董事会的关系制度安排上和在各委员会中的外部董事比例的要求上，明显地呈现出美国化的痕迹。但是，日本公司在引入美国公司董事会制度时，进行了改造:其一，提名委员会要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其二，在董事会体系之外还有会计监察人制度。由股东大会选任的会计监察人对公司的财务会计进行监督，并向股东大会报告。这些制度的设置，有利于避免董事会过于强势，保持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平衡关系，以利于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如果说这些制度设计体现了日本《公司法》美国化进程中的本国化改造，那么，保留监事会制度的公司治理模式更是充分展现了日本《公司法》的本国化情节和注重本国国情的务实精神。

设置监事会的公司中的董事会不得设立专门委员会。在这种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选定代表董事和相关董事来执行公司事务，代表董事和相关事务执行董事必须定期向董事会报告。虽然董事会对董事享有监督权，但在这种模式的整个公司治理结构中，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显得更为重要和必需。监事对董事、总会计师的职务行为进行监督。董事和总会计师均有向监事会报告义务。除此之外，会计监察人对公司的财务会计状况行使监督职能。

在设置监事会的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都由股东大会决议选任，董事会和监事会均须向股东大会报告，监事会对董事会只行使监督職能，不具有领导地位。可见，这种治理结构不同于德国。德国监事会除享有监督职能还有选任董事和决策职能，形成了“股东会→监事会→董事会→经营管理者”的“条形”公司治理结构。而日本公司法更注意董事会与监事会的平衡关系，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上，呈现的是“品”字形公司治理结构。

日本《公司法》在公司治理上美国化进程中的本国化改造所体现出来的灵活和平衡价值理念,至少可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把握制度精髓，讲求实务精神。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消化其他民族相对先进事物的民族，这不仅表现在科学技术方面，也表现在制度构建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日本《公司法》引入美国董事会的委员会制时，但并不是“拿来主义”，而是把握住了这一制度的精髓，即通过专门委员会建制，以求实现既要保障公司经营运作效率又要加强监督机制的公司治理目的;通过委员会中外部董事优势比例的规定，以求实现保障外部小股东利益的目的。日本引入这一制度，“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对应措施。在资本市场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为了吸引国外资金投资日本市场，就有必要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增加市场吸引投资的能力。”（日本法学家布井千博语）可见日本公司立法既善于分析制度的内在价值，又能立足本国需要进行务实的制度选择。

第二，注重灵活性，崇尚“人性化”。灵活性是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一大特点，更是一大亮点。公开大公司董事会制度就有两种模式供公司章程选择，而非公开公司或小型股份，更有多种模式可供选择，或设董事会或只设董事，或设监事会或只设监事，如此多种可供选择的制度模式设计，使公司治理结构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特性公司所需。的确，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如果让丰富多彩的生活受制于不合理的制度设计中，这既是制度对人性的摧残，更是制度本身的悲哀。日本《公司法》能如此这般进行公司治理的制度设计，不仅体现了立法技术的高超，更是表现出对人性的崇尚。

第三，构建有效的制约，追求权力的平衡。笔者时常困惑于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政坛长期不稳定的情况下，日本的经济却相对受影响较小？或许这与作为社会肌体细胞企业的稳定性不无关系。平衡意味着稳定，平衡蕴含着和谐。日本《公司法》特别讲求公司机构之间的权力制约与平衡。这种权力制约和平衡的实质，是注重经营管理权力的维护与股东权利的保护相适应，以此保持公司的有效经营和股东投资期待利益的实现，为公司长期稳定的持续发展提供制度基础。

董事会机制 篇4

1 完善董事会和董事考评机制的必要性

1.1 完善董事会和董事的考评机制有助于改善管理层和董事会之间的工作关系

在对董事会和董事考评的过程中,董事正视自身的责任及考评结果,对于平衡董事会与CEO之间的权力十分重要,能够有效遏制CEO控制董事会,切实防范CEO逃避承担公司绩效不佳的责任,此外,考评董事会和董事将有利于促使董事和CEO致力于制定与实施企业长期战略。

1.2 完善董事会和董事的考评机制有助于促进董事履行其责任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董事与股东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董事缺乏履行其责任的足够动力。对董事会和董事进行绩效考评将促使董事会加强对公司高层经营管理者的监控,审批公司战略,为高层经营管理者提供建议和指导等。一旦董事会绩效考评结果不佳,势必将影响其董事的声誉,甚至其董事有可能被股东罢免,基于此,完善董事会和董事的考评机制将有助于切实提高董事履行其责任的动力。

1.3 完善董事会和董事的考评机制有助于促使董事的报酬合理化

不管是对团体还是个人,他们的报酬所得均应与所承担的责任相挂钩。基于考评对象完成其责任的情况,我们可以判断现行的报酬是否合理。一般来说,对董事的要求会伴随着对公司治理的日益重视而越来越高,董事的报酬也因此与日俱增。对投资者而言,毫无疑问,他们想知道公司在支付现金和股票期权给董事们时,能够得到什么回报,以及支付给董事们的报酬合理与否。通过对董事会和董事进行绩效考评,股东可以客观公正地给予董事合理的报酬。

1.4 完善董事会和董事的考评机制有助于促进股东监督董事行为

尽管股东聘请董事会来监督公司管理层,以确保公司管理层依据所有者的权益而不是其自身的利益来经营管理公司,但是委托代理理论表明股东与董事之间也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当股权比较分散时,每个股东都不愿为了解董事行为是否有效而花费高额成本,通常只有当公司业绩不佳时,股东们才会对董事会滋生不满。通过对董事会和董事进行绩效考评,有助于促使更多的股东关注董事行为的有效性,并切实通过自己的投票权来影响董事的行为。

1.5 完善董事会和董事的考评机制有助于提高董事会的运作效率

国有企业通过对董事会和董事实施有效的绩效考评,一方面可以给董事们一定的压力,使他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公司治理中来,从而使公司的业绩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对于绩效考评结果较差,且对公司没有什么贡献的董事,可以终止其董事资格,另行选拔优秀、称职的专家进入董事会,从而使董事会结构得以优化,董事会的运作效率得以提高。

2 完善董事会和董事考评机制的措施

国有企业完善董事会和董事的考评机制主要应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2.1 统一董事会和董事的考核评价标准

评价国有企业董事会以及考核董事,主要是由股东方及相关利益方来进行,有些国有企业也会采用董事会、董事自我评价的方法。投资者有权利决定董事会的评价和董事考评,这是理所当然的,股东与董事会之间、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均是一种委托,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应该通过评价来检验实际结果的绩效。对国有企业董事会和董事会的评价,有助于促进企业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强化董事会的受托责任和意识,客观公正的评价董事会和董事,对规范董事会运行和发挥董事价值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都知道,全球公司都面临评价董事会和董事的难题,主要的困难在于缺乏统一的董事会评价和衡量董事的措施,以及缺乏科学有效的董事会和董事会的自我评价机制。在实践中,董事会往往是总经理办公会或股东大会,在实际工作中,董事虽然辛苦,但股东、外部市场和及利益相关方对其评价不一。因此,许多企业放弃对董事和董事会的评价,或形成一种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致力于为股东创造价值的董事会无疑是一种伤害,而那些得不到认可的董事将变得越来越消极,导致股东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

2.2 量化董事会和董事的考评指标,侧重任期考评

国有企业对董事会和董事的考评应着重从董事会保障出资人权益、制定重大战略决策以及选聘经理人等方面去衡量,除此之外,董事会对决策质量、决策效率以及议案的审阅、审批也应予以关注。

股东考评董事会业绩的指标与董事会考评经理层业绩的指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对董事会的考评应将公司年度经营业绩与股东下达给董事会的任期目标(一般为3年)相结合,对董事会的考评应侧重任期考评。这样有助于董事会兼顾公司长期发展和中短期利益之间的平衡,有效避免董事会的短期行为,消除或减少董事会可能与经理层共同追求短期利益的风险,着力实现公司长期发展目标。实践中很多国有企业的股东常常将年度经营业绩目标直接下达给经理层,倘使能通过董事会来下达目标,同时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制衡机制来激励和约束经理层,无疑可以更好地保障股东权益。

国有企业对董事会和董事现行的评价主要有董事自评、股东(大)会评价和社会第三方评价等方式,对董事会的考评应以股东为主,可由股东、监事会以及外部专家组成考评小组,依照上述几个维度,结合公司的中长期目标及短期目标,制订出一套可量化的考评体系。公司战略发展有效性和年度经营业绩可作为当期的董事会绩效,任期经营业绩则相当于对董事会3年经营绩效的后评价。对董事会和董事进行考评有助于衡量董事会的决策质量和运作效率是否达到股东及利益相关方的要求,从而有助于加强对董事会的引导,促使其更有效地为股东及利益相关方创造更大价值。

完善董事会和董事的评价机制,需要进一步增加董事会的股东授权。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股东还没有完全按照法律将一些权力授予董事会,如人事经理的选拔和绩效考核权,董事会觉得一些重要的职权仍在股东手中,董事会对经理人的制衡和约束能力有限。当然,股东对董事会的授权有所保留的原因在于股东对董事会的人员构成、董事的素质、经验、能力等代理人的资格及代理的有效性尚存顾虑。然而,考评董事会的基本前提便是明确股东对董事会的授权以及董事会对经理人的转授权,厘清相应的制度流程,明确董事会的权责。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董事会对管理层业绩评价与公司经营绩效密切相关,董事会重点完善专业委员会的独立性,一是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二是要满足全体股东对经理层的监督,第三是防止大股东侵占公司资产,损害小股东利益。总的来说,有效发挥董事会的作用取决于董事会的规模、结构、独立性,并与董事的行为有更紧密的联系。

2.3 董事会主导考评董事,注重素质

对董事的考评应基于对董事会的考评,原因在于如果一个董事会决策质量不高、决策效率低下,那么在其中对董事进行考评,本身就会缺乏客观公正性。董事会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全体董事的共同努力,作为董事会的董事长、董事会的质量和效率的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客观公正的评价委员会,我们需要研究和发挥个别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作用,创造价值,重点是检查董事的战略思维能力,选择能力,行业和熟悉程度和应对能力素质等重大问题。同时,一个重要的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专业背景和服务公司在行业中的发展阶段和管理的复杂性的匹配程度,而忠诚、勤奋、履行的义务是董事的基本职责和道德。因此,应统筹董事会绩效评价的因素,董事履行职责和价值创造能力和业务绩效考核对董事会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对董事会作出客观和全面的评价。

评估董事会应该发挥董事会的主要作用,由董事长组织部分董事、监事、股东组成评价小组,根据维度对进行年度述职考评,结合任期目标考核。通过评价,股东将不续聘不称职的董事,对业绩好的给予奖励或晋升,引导和激励董事,尤其是内部董事,公司的经营发展创造需要其发挥更大的价值,做出更大的贡献。

2.4 第三方评价外部董事,客观公正

国有企业进行外部董事试点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一个新举措,科学有效地评价外部董事的履职行为可以防止外部董事“不作为”或成为“花瓶”现象的发生,而且外部董事不同于公司顾问,他们参与制定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对其他董事和经理层进行监督。外部董事如何履职将直接关系到委派外部董事这一举措能否切实消除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同时也关系到公司、股东及职工的合法权益的维护,所以建立科学、客观的外部董事考核评价体系至关重要。通过科学地设计关键性考评指标以及选用恰当的考评方式,发挥考评机制对外部董事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大力推动公司治理的发展。

国有企业试点外部董事以来,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和委派机构承担了外部董事的考核评价及结果反馈工作,自己考核评价自己派出的人,难免会有感情因素及连带责任承担的问题,很难保证考核评价的客观性,且考核评价主体单一,容易以偏概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对外部董事的考核评价的准确性。鉴于此,有必要借鉴国内外应用第三方评价的成功经验,采用第三方评价机构来对国有企业外部董事的履职情况进行客观公正、专业科学地评价。

2.5 正确处理董事会和董事考评结果

国有企业考评董事会和董事的目的在于提高董事会运作效能,促使董事更好地履行其职责,进而提升公司的运营效率。因此,考评董事会和董事主要在于揭示信息,有助于股东和社会公众更多地了解公司的运营状况,更好地监督董事工作。通常情况下考核评价会对被考核者当期的报酬产生影响,但对董事会和董事的考评不应该影响董事的报酬。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董事工作业绩评价周期较长,一般和任期相同;二是部分董事并不从公司领取报酬,故而也无法产生影响。实际上董事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信息披露已经足以影响其行为,且效果远大于金钱的影响。

3 结论

综上所述,完善董事会和董事的考评机制是国有企业改革和规范董事会建设的重要措施。随着央企不断深入规范董事会建设,以及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在董事会建设中勇于实践和探索,规范董事会运作的制度将进一步健全,董事会评价和董事考核体系将进一步完善,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将进一步认识到董事会评价和董事考核对促进公司治理的重要作用。今后,央企和地方国企中势必会涌现出一大批既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又与国际接轨的国有企业,董事会和董事的考评机制需要在国企发展中不断成型和完善。

摘要：一些在形式上建立了监事会、董事会的国有企业,在实际运作中,其董事会、监事会流于形式。追根溯源,主要还是缺乏一套科学有效的监事会和董事会的考评机制。因此,国有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即是完善董事会和董事的考评机制。国有企业完善董事会和董事的考评机制主要应采取统一考核评价标准、量化考核评价指标、侧重任期评价、第三方评价以及正确处理考评结果等措施,董事会和董事的考评机制需要在国企发展中不断成型和完善。

关键词：国有企业,董事会,董事,考评机制

参考文献

[1]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公司董事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吴方.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与国企公司治理建设[J].市场论坛,2010,(9).

[3]史利.国企董事会绩效评价研究.财会通讯[J].2009,(11).

[4]安林.董事会建设如何从试点走向规范[J].上海国资,2010,(8).

董事会机制 篇5

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世界经合组织在“1999年世界主要企业统计指标的国际比较”报告中就列示了当时各国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成员所占的比例，其中法国占29%，英国34%，美国已达到62%。我国对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源于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推出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至此，独立董事的人数快速增长，理论界对于独立董事制度的研究也大范围展开，关于独立董事制度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相关性的研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关于独立董事制度与财务报表舞弊相关性的研究主要是对其特征与财务报表舞弊的相关性进行研究。Beasley（1999）运用logist回归分析方法对董事会成员构成与财务报表舞弊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舞弊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外部董事的比例显著低于未舞弊公司，外部董事的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显著负相关。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任期增加、持股比例增加、在其它公司任职减少，则发生财务报表舞弊的可能行降低，但公司有无审计委员会，以及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并不显著影响虚假财务报告的发生率。Dechow、Sloan和Sweeney（1996）研究得出独立董事比例大的公司因违反会计准则而受到处罚的可能性较小。其他国外学者研究的发生财务报告舞弊公司在独立董事方面的特征主要有：财务报告舞弊公司董事会的规模较大、内部董事持有公司股权的比例较高，外部董事比例较低，持有公司股权较少等。

在国内，刘立国、杜莹（2003）首次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以因财务报告舞弊而被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执行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越大，公司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越大。司茹、高齐圣（2004）研究发现，公司舞弊行为与独立董事缺席董事会议的次数呈正相关的关系，即独立董事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越多，公司发生舞弊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公司舞弊与独立董事来自科研单位的比例呈负相关的关系，而与独立董事来自企业的比例呈正相关关系，即独立董事来自科研单位的人员比例越高，公司发生舞弊行为的可能性越小，而独立董事来自企业的人员比例越高，公司发生舞弊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另外，毛志宏、李何（2005）对上海证券交易所2001年~2004年间公布了年报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中，因发生财务报表舞弊而受到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建立模型，从5个特征方面对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呈负相关关系，而独立董事是否担任审计委员会则与财务报告舞弊不相关，独立董事的年薪与财务报告舞弊呈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议的次数与财务报告舞弊呈负相关关系，在独立董事的知识结构方面，会计专业人士比例越大，则舞弊发生的可能性越小。马崇明（2007）运用与毛志宏同样的指标和方法对沪深交易所在2001~2006年间公布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中，因财务报告舞弊而受到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其对独立董事比例、有无审计委员会、参加董事会议次数和知识结构方面与财务报告舞弊的相关性与毛志宏的研究结果一致，而在年薪方面，马崇明的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的年薪与财务报告是否发生舞弊不相关。

二、我国独立董事各项特征现状分析

其一，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财富》杂志调查显示，在美国公司1000强中，董事会平均规模为11人，独立董事高达9人。我国的《指导意见》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与一些国家超过一半的比例相比，力量还略显单薄。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相对集中，大部分上市公司由大股东绝对控股，独立董事的聘任通常由大股东控制，而独立董事非上市公司日常管理董事，对公司的信息掌握有限，若其在董事会中比例偏小，处于弱势地位的独立董事就难以独立于大股东之外，发表不同的意见，这就导致我国独立董事的作用很难真正发挥。

其二，独立董事的薪酬制度。根据我国证监会《指导意见》中规定，上市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津贴标准由董事会制订预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公司年报中披露。目前我国独立董事的薪酬多采用固定薪酬制度，独立董事无论对公司的管理和经营是否作出贡献及贡献大小，都从上市公司取得固定的薪酬。这种缺乏激励的薪酬制度，大大降低了独立董事参与公司管理的积极性，甚至出现独立董事无作为现象，这样极大的降低了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

其三，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议的参与。上海证券报一份调查显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33.3%的独立董事从未投过弃权或者反对票，35%的独立董事从未与大股东发生过意见分歧，揭示了我国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管理的参与感较弱。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独立董事权责规定，对独立董事的行为没有很好的约束机制，致使独立董事缺席董事会议或者产生无效投票而使董事会议流于形式。

其四，独立董事的知识结构。目前我国独立董事的队伍主要由著名学者、专家、高级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等组成，上海证券报调查显示我国独立董事中43.5%来自于高校和科研机构。尽管他们在某一领域造诣很深，但却缺乏足够的时间对上市公司进行深入了解，而长期的科研工作可能使其缺少企业管理的经验，这也导致独立董事很难对企业起到监督管理的作用。

其五，审计委员会中的独立董事。上述文献表明，由独立董事担任的审计委员会与财务报告舞弊没有相关关系，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作用较弱，没有发挥其对公司的财务控制、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其是否可以有效降低财务报表舞弊的可能性，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三、关于完善独立董事制度防范财务报告舞弊的建议

上述文献综述表明，独立董事的比例越大，财务报表舞弊的可能性就越小；高额的年薪制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独立董事参与公司管理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议的次数增加，则财务报表舞弊的可能性会降低；独立董事中会计等专业人士的比例越大，该公司发生财务报表舞弊的可能性会越小；而有无审计委员会被认为与财务报表舞弊不存在相关关系。笔者结合独立董事各项特征与财务报表舞弊关系的研究成果与我国独立董事各项特征的现状，提出以下建议，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增强独立董事对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防范。

其一，提高独立董事比例。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可以逐步将对独立董事比例的规定从目前状态上升至一般企业50%，大型企业60%-70%，甚至更高的比例，将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从弱势群体转变为强势群体，使其形成一种力量，可以独立于大股东之外提出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的合理建议，切实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同时达到独立董事监督公司经营的效果。

其二，完善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我国独立董事起步较晚，可以参考借鉴美国的独立董事薪酬制度。美国的独立董事一般以年薪和会议费的形式获得常规董事会工作的现金报酬，在非现金方面，股票期权被越来越多的公司运用，它使独立董事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更能够激励独立董事积极认真工作。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我国的独立董事薪酬可以采取收入和股权并行，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相结合的方法：现金报酬可以根据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议的次数来决定，促使独立董事按时参加董事会议；在董事会议中提出有效建议给公司创造利润或者减少损失的独立董事则可以获得上市公司额外的现金奖励，激励独立董事为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等提供有效的建议；此外，通过每年赠与一定数量的非法定股票期权来替代每年支付给外部董事的固定津贴，将固定收入转变为浮动收入，使独立董事的利益和公司的经营状况挂钩，同时通过调节独立董事持股的多少，在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积极性”之间找到平衡点，使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其三，增强独立董事参与公司管理的责任感。笔者认为可以成立独立董事测评小组，根据一定的指标，评选出优秀以及玩忽职守的独立董事，对于优秀的独立董事给予表彰，对玩忽职守的独立董事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处罚，从而平衡独立董事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对玩忽职守的独立董事进行公开谴责或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处罚，严重违规的则永久被禁止进入独立董事市场，使其意识到发生财务报告舞弊时自身负有连带责任和名誉损失，增加独立董事的责任心，使其积极主动的监督公司的经营决策，那么其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防范就会有所功效。

其四，合理调整独立董事的知识结构。合理调整独立董事的知识结构，加强独立董事人才的培养，可以考虑将注册会计师、执业律师和证券机构资深管理员等纳入独立董事人才被选名单中，增加专业人才的数量，使独立董事具有相应的知识和能力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当中，避免“花瓶董事”的产生。

其五，提高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质量。研究表明有无审计委员会与财务报表舞弊不存在相关关系，说明我国目前审计委员会的作用较弱，有关政策制定部门应该制定更有效的措施，提高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质量，将独立董事担任的审计委员会与财务报表舞弊形成负相关的关系，才能发挥审计委员会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对财务报表舞弊的防范机制还不成熟，独立董事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独立董事在一定时间内还处于董事会中的弱势群体，对财务报表舞弊的防范仅凭借独立董事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必须要结合对财务报表的审计等各种途径，共同防范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舞弊。

参考文献：

［1］司茹、高齐圣：《独立董事特征与财务报告舞弊关系研究》，《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李静、黄业德：《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思考》，《财会通讯》2010年（综合·中）第9期。

董事责任豁免机制问题探究 篇6

关键词：董事责任,豁免机制,勤勉义务,诚信义务

我国立法层面上关于董事责任豁免的规范并不完善。例如实践中常被运用的《公司法》第118条3款规定, “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 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该规定是为了督促董事对公司尽善良管理义务, 避免为个人利益做出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的行为。同时法条也涉及了董事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豁免责任。然而立法不足也很明显, 例如未明确规定董事在表决时放弃投票权以及因缺席而未能参与表决的情况如何判定。面对我国现行制度缺陷, 本文将试述豁免制度必要性、通过对美国豁免机制的考察, 探讨制度的合理设计以达到董事、股东、公司的利益平衡。

一、豁免制度的必要性

公司董事因没有尽到善良管理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而给公司带来损害时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我国董事的法律责任一般包括董事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指由行政主管机关对违规违法行为人依法做出行政处罚。民事责任主要包括董事参与董事决议而引发的民事责任;董事因故意或过失导致损害而引发的责任;董事在执行公司事务时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害而引发的责任;董事因监督并全面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而产生的民事责任。董事还可能引发刑事责任, 例如妨碍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实行对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双罚”制度。

上述基本责任类型无一不体现了董事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需要尽到忠实义务和诚信义务。忠实义务本质在于禁止董事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牺牲公司最佳利益。诚信义务是指董事作为日常经营事务的操控者对于公司负有积极作为的义务, 应当审慎的决定与履行公司的决策及业务监督。

然而本文关注的并非董事基本义务及其法律责任本身, 而是董事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予以责任豁免, 及立法层面上如何达到合理免责。诚然, 在时下主要国家的公司法中的公司管制对于董事义务趋于强化, 但是对于董事予以合理的免责依然有着充分的法理依据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法理上, 如果董事已然尽到了勤勉善良管理义务, 尽到了合理正当的注意义务, 在自身并未获利的情况下, 即使给股东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影响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董事也不应当就损失而承担相应的个人责任。试想公司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 公司所有人股东对于公司仅承担有限责任, 如果要求作为负责商务运营的董事无条件地承担所有过失, 必然会导致董事、股东、公司的三者利益失衡。而在现实中, 如果不对董事责任加以合理性豁免, 也必将导致潜在的机会主义诉讼萌动, 滥诉的结果只会导致董事的纷纷辞职。在实践中, 针对董事为被告而提起的缺乏证据的诉讼并不少见, 而这些诉讼要求被告们付出的金钱与时间成本相对高昂。因此美国的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在任职之前均要求最大限度的使自己免于证据不足诉讼的侵扰, 否则拒绝任职。

在当今公司管理领域强化董事责任的大环境下, 董事责任豁免机制完善是基于董事以及公司管理人员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的需要。责任的豁免可以使无辜的董事, 面临因公司决策而引起纠纷时, 能够抵御不正当的处罚。合理的免责制度鼓励了有责任心与能力的人敢于担当董事职务。与此同时, 董事责任的豁免也从客观上抑制了股东以董事为被告提起证据不足诉讼的可能。当然, 豁免制度存在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吸引有能力的人敢于担任董事的职务。

二、美国豁免制度的法律考察

在美国, 董事责任的豁免是指公司为董事负担, 当董事因为公司原因成为被告时 (1) 所引起的法律费用及其他费用;以及 (2) 用于进行和解或交付判决处罚的相关费用。在美国典型的豁免董事责任的机制分为三类:通过法律规定提供保护;通过公司提供保护;通过商业保险机制提供保护。

并不是每个公司都愿意给本公司的董事和高管提供豁免制度, 因为它们更希望将公司有限的资源用于商业用途, 而不惜将自己的董事和高管置于可能的诉讼危险之中。因此一国公司法给予董事和高管完善的法定豁免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现以美国法律规定为例, 对于法定豁免制度进行分析。法定豁免制度可依据法条是否限制豁免权内容而被分为“排他性” (exclusive) 和“非排他性” (non-exclusive) 豁免制度。排他性豁免规定指在法条本身已经规定了豁免权的外延范围, 公司不能超越这一范围赋予其董事或高管豁免。非排他性豁免制度则规定哪一范围的豁免权是必须被赋予的, 但是公司可以依据自身情况通过公司章程等形式增加对于股东的豁免范围。例如纽约公司法规定:“豁免权被赋予在……本条款不被视为对于董事或高管任何权利的排他性限制。”而非排他性豁免并非绝对的没有豁免权外延限制, 它的外延最终是通过公共政策进行限定。例如纽约法规定禁止豁免董事或高管“如果董事或高管被证明在做商务决定是基于欺诈或故意的不诚实”或者“他个人在事实上取得了经济利益或其他非法利益。”

美国的董事豁免制度依据免责是否由法条强制赋予可被分为强制豁免与裁量豁免。强制豁免被法条明示规定, 而其基本内容是被告董事或高管必须在事实真相上、是非曲直上能够胜出对方。裁量性豁免是依据个案情况, 通过审慎裁夺来决定被告是否可以享有豁免。对于裁量性豁免的决定, 依法需要参考这样的一些基本标准:被告董事是善意履行自己义务做出的商务决定, 他能够合理的相信他的这一商务行为是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或者至少被告可以证明在任何情况下自己的决定均不会危害公司的最佳利益。另外豁免制度可以在被告董事没有合理原因判定自己的商务行为已经构成刑事违法的情况下, 予以豁免被告的刑事罚款。

为了防止裁量豁免权的滥用, 美国法律规定在一些情况下不能使用豁免:

(1) 在公司为原告的情况下, 除非被告董事可以证明自己的商务行为是善意的而且是基于公司的最佳利益。

(2) 在被告董事被判定通过涉及争议的商务行为为自己不恰当获取了个人利益。除非被告申请获得了法庭“可以通过所有关乎公平与合理的事实进行裁定”的批准。

在法官进行裁量豁免权适用时, 涉及到很多充满了商务技术性的事实认定。这些认定如果由法官独自完成会充满挑战。因此实践中, 这些事实认定一般由公司的董事会、委员会、或是股东进行;也可以通过某些专门的法律委员会认定。

我国现行法定免除使用范围过窄且存在缺陷。《公司法》对于为董事在表决时弃权票以及未参与的表决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弃权票与未参与俨然成为了司法实践中的灰色地带。在这一方面, 美国的立法制度也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示范。依据美国纽约州公司法规定, 如果少数董事对董事会的决议持不同意见或者弃权, 必须将反对意见或弃权记入公司的会议记录中;或是在会上、会后向公司提交书面异议。如果日后股东或是法庭就某一会议的决议进行法律责任追究, 这些弃权或持反对意见的股东将被免于追究。但需要指出的是, 如果公司董事必须对于公司的商务运作、日常管理进到勤勉审慎义务。如果通过阅读公司的财务文件、以及董事会议发现董事会行为有违法或是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 而为此行使弃权的仍不能免责。除非他通过书面方式对董事会的此类行为予以反对或者辞职。另外对于缺席董事, 美国实践中一般不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但是各国公司法对于董事的通行要求是其尽到勤勉义务。如果一个董事多次不参与董事会议, 显然与法定的董事职责相违背。

如前所述, 关于董事责任的意定免除, 美国法条时常会结合法定免除一起规定。对于合意责任免除, 法条多会在界定法定免除的范围时, 明确不违反公共政策前提下, 可以通过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 (或追认) 、董事会决议等固定方式予以免责范围确认。相对于我国公司法对董事责任意定免除方式的缺失, 美国法律完善的合意免责机制规定值得借鉴。

三、董事责任保险机制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D&O Insurance) 已经逐步得到世界认可, 英美保险机制显得尤为典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是指公司董事及高管在行使职权时, 面临因过错行为导致第三者遭受经济损失而依法应承担相应经济赔偿责任, 将这种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 通过保险合同的方式由保险公司承担经济赔偿。在美国此类保险费用昂贵, 每个公司提供的合同条款差异很大, 而激烈的同行竞争使得保险公司必须提高政策保障或是增大险种范围。随着亚洲市场的不断成熟, 越来越多的公司董事和高管都会要求公司为他们购买此类保险。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离不开董事责任的强化与恰当的责任豁免机制。我国的董事责任免除制度缺陷不足较多, 例如董事责任法定免除制度适用范围过窄;任意免除方式缺失;司法具体判断标准存在缺陷。因此全面审视我国董事责任免除制度, 借鉴他国经验, 具有强烈的现实必要。

董事会机制 篇7

本文从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起源、以及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入手,深入剖析了这两种机制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这两种机制的比较提出了改善两者关系的一些措施。

1 监事会

1.1 监事会的起源

监事会作为公司治理专门、独立的监察机构,起源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1]。台湾学者许智伟曾进行考证,他指出:“近代监察人制度可追溯至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受股东会之委托担任董事及监察人为其渊薮……各国为确立监察人遂经立法采摘近代三权分立的政治思想的精髓与架构,而塑造股东会、董事会与监事会的三种分立机关。”

自从监事会独立为公司治理的专门监察机关后,股东会、董事会以及监事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三权分立”治理机构模式已成为共识。这种模式体现了公司权力、责任、义务之间的制衡关系,充分体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管理权与监督权制衡”的现代公司治理特征。

1.2 我国监事会的发展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同时明确了监事会的职权,包括检查公司的财务;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当董事、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时,要求董事、经理予以纠正等。1998年7月《国务院稽查特派员条例》的发布,标志着稽查特派员制度的正式启动。前总理朱镕基在1999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讲话时明确表示,“同意稽查特派员制度过渡为监事会制度”,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公司制企业的监事会制度。《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规定了“监事会以财务监督为核心……对企业的财务活动及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确保国有资产及其权益不受侵犯。”同时也明确了监事会的权限仅仅是“检查与报告”。2001年上证所的《上市公司治理指引》对监事会的职能和要求有新的突破:监事会可以设独立监事;监事必须声明与董事、经理等之间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由国有股东提名的监事人数在监事会中不应高于三分之一;监事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业委员会,可以质询董事、经理、财务负责人;有权列席董事会会议和经理办公会议。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修正,新《公司法》已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与修正前的《公司法》相比,新《公司法》增加了监事会的职权,完善了会议制度,强化了监事会的作用。与监事会相关的新增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具体规定了职工代表在监事会中所占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进一步加强了对职工权益的保护;其二,有权对违法、违规、违反公司章程和股东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对于给公司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还有权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其三,有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在董事会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职责时可以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2]这无疑是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不断加强监事会权力与职责的行动。

1.3 我国监事会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国外引进的监事会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较短,与我国的市场环境还没有很好的融合,主要有以下问题:

1)成立目的扭曲。

我国新旧《公司法》都规定公司必须设监事。因此,许多公司为了符合法律要求,选举了监事会或监事,但对其职能的详细设置却漠不关心,仅仅当作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使监事制度流于形式。

2)权力不足。

监事的职能是对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监督,但在我国股东会“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下,监督权往往是与被监督方协商或得到被监督方默许后授予的。这就决定了我国监事会天生权力不足。

3)监督费用依赖董事会。

监事进行监督需要资金。这应该由股东会授予。但股东会是非常设机关,监事的监督费用需要经过董事会或经理层的同意才能取得,这就造成了监事的监督费用依赖董事会的现象,增大了监事会与董事会及经理层合谋的可能性。

2 独立董事

2.1 独立董事制度的起源

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20世纪的美国的“非雇员董事”。 美国分别于1934年和1940年在《证券交易法》和《投资公司法》中提出了“非雇员董事”和“非利益相关人”的概念,之后,《美国税收法案》首次提出了外部董事。1977年经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纽约证交所出台措施,要求本国上市公司“在不迟于1978年6月30日前设立并维护一个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几家著名大公司发生倒闭,引起了相关研究机构的关注。这就是1992年著名的“凯得伯瑞报告”诞生的背景,该报告提出了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长和总经理应由两人分任,董事会应广泛吸收非执行董事。在各州的公司立法中,《密歇根州公司法》则率先采纳独立董事制度。随即,英国伦敦证交所于1991年专门成立了公司财务治理委员会,要求董事会至少要有三名非执行董事,其中两名必须是独立董事。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就是要解决公司内部监控无效、管理不科学的问题。正因如此,有人将此称为“独立董事革命”[3]。

2.2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发展

我国修正前的《公司法》并没有明确提出独立董事的概念,但对非执行董事却做出了具体规定。明确提出独立董事的是中国证监会2001年5月发布的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2002年1月,证监会、国家经贸委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我国的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并独立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2005年10月修正后的新《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三条明文提出了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已初具雏形,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独立董事制度的运作离独立董事作用的充分发挥还有一定的差距,还需不断完善。

2.3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董事会机关中,独立董事具有特殊意义,也倍受争议。特别是独立董事的固有缺陷经常暴露出来,如独立董事难于独立、容易陷于薪酬激励的怪圈、存在结构性偏见或成为内部董事的保护伞等。近年来,美国与欧洲诸多大公司丑闻事件暴露出了独立董事制度的不足。从我国已经执行的情况看,独立董事制度也表现出了以下不足:

1)缺乏独立性。

很多公司都是由大股东或管理层向董事会提出独立董事人选,再以董事会的名义提名,这样的提名机制难以保障独立董事能独立于大股东和管理层。

2)实践管理经验相对薄弱。

由于不少独立董事缺乏企业管理或相关法律经验,对企业的运作不熟悉,难以担负起监督公司规范运作的重任。同时,一些独立董事本职工作繁忙,社会兼职很多,深入了解公司经营运作情况还远远不够。

3)信息不对称性。

大多数独立董事都是兼职,不能保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履行职责,无法获得充足的信息。并且上市公司可能会出于各种考虑,尽量不提供或少提供不利于公司的资料,甚至有意不通知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的某些会议,造成独立董事无法获取充足的信息,难以发挥作用。

3 监事会与独立董事的关系

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在职能上有一定的交叉,都是对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监督,但他们也有不同点。

3.1 相同点

1)目标相同。

从理论上说,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在为公司利益最大化,尤其在维护中小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监督董事会和经理层的行为等问题上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受全体股东的委托,行使监控保障职能,因此可以说两者从根本上没有利害冲突。

2)面临独立性问题。

监事和独立董事要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其自身的利益与公司利益越不相关越好。但人都有一定的利益驱动性,监事和独立董事也不例外。他们要从公司取得一定的企业剩余保证自己的正常工作和消费。这就产生了独立性的“度”的问题。

3.2 不同点

1)监督过程不同。

因为监事会成员在董事会会议上没有表决权,不可能事前否定董事会的决议。它只有通过事后的审核、调查,要求董事会、经理层改变决议或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他们的主要行为是检查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决议和经营成果,核查其中损害公司、职工、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而不是向股东会、董事会提出有关公司经营的建议。所以,监事会的监督表现出外部监督、非参与决策监督和事后监督的性质。

而独立董事常常通过参与董事会的决策过程来发挥监督作用。又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董事会的一份子,享有决策权。这使得独立董事的监督有可能成为事前监督。所以,独立董事的职责多具有内部监督、决策过程监督和事前监督的性质。

2)信息的获取能力不同。

独立董事由于是独立的外部人,所以他们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来真正了解企业。所以目前独立董事知情权的缺失已经成为限制其发挥效用的主要障碍之一。相比较而言,监事们多为专职人员,长期处于企业内部,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机会较之独立董事而言要多一些,更不易受管理层“一面之词”影响。

3)职能侧重点不同。

独立董事的职能包括:①参与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协助公司的重大项目的论证工作;②监督和检查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重大关联方的交易行为,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③审计公司的财务。

监事会的职能有:①公司财务的全面监督,享有相关的调查权、询问权、召集紧急股东会权、诉讼权等,并以相应的事权、财权作为保障;②从整个公司的利益出发,监督董事、经理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行为是否合法与妥当;③对违法、违规、违反公司章程和股东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在董事会不履行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职责时可以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4]

从上述可见独立董事与监事的职能都是监督,但是财务监督与合法性是监事会的基本职能和工作重点,而独立董事的重要职能是防止内部人控制与控股大股东损害小股东的问题。同时,独立董事还承担了公司顾问的角色。两者职能既有一定重叠,又有一点区别。

4)投入时间不同。

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监督是一种全天候的监督。而独立董事由于其在公司内部仅是一种兼职关系,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监督带有随机性质。

3.3 协调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的关系

我国的公司立法采用的是二元结构的组织体系,即在股东会下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行使决策权和监督权。而目前独立董事制度最为普及的国家大都是实行一元结构的组织体系。而我国是两者都有,造成了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的职责不清,权力不明的情况。因此,如何协调监事会与独立董事的关系是我国大小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可以用以下措施改善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的关系。

1)依据新《公司法》界定整合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功能。

新《公司法》已正式施行,需要依据新《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责、权、利。保障监事会的职责主要集中在行使检查公司财务、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和起诉以及提议召开并主持临时股东会会议等方面;而董事会的职责主要集中到审批重大关联交易、提名内部董事、决定管理层薪酬、实施财务控制等方面。

2)建立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磋商协作机制。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这两种监督机制并存于同一公司,这是我国现代公司特有的现象。不仅要界定整合两者的功能,而且还要建立两者之间的磋商协作机制。如定期召开仅有独立董事和监事参加的会议,互相交换信息,通报情况,独立董事可以调阅、使用监事会的财务审计报告,并可建议监事会审议某一财务事项等。对此,无论是管理层制定相关的规章文件,还是立法机关修改法律法规都应当加以考虑。

3)通过实践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参照发达国家建立的,而各发达国家有自己的市场特点和文化底蕴,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就好像是“半路出家”,现在正“摸着石头过河”,怎样安全快捷的到达对岸,不仅需要国家立法支持,也需要大小企业顺应自身的特点,在实践中学习成长。同时,我们应当努力推进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产权制度的改革,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大法治建设的力度,努力构造一个包括政府司法监审机关、中国证监会、股份制企业协会、独立董事协会、社会独立评估机构等一系列监控主体在内的切实行之有效的监控系统[5]。

4)重视社会监督体系的建立。

董事、监事的报酬都是公司运作成本的一部分,而且报酬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其职责履行情况,所以股东有权知晓,公司必须对于支付的董事、监事报酬进行信息披露。尤其对于上市公司或公开公司,因其股份的公众性,按照各国证券立法,更需要在公开资料上对报酬内容进行充分信息披露。中国证监会规定上述公司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中必须包括董事、监事的年度报酬情况(以公司支付为限),包括采用货币形式、实物形式和其他形式的工资、奖金、福利、特殊待遇及有价证券等。

这种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使得中小股东能够得知董事、监事的报酬情况,有助于他们对董事、监事进行监督,形成社会监督体系。对于董事、监事也形成了一种心理威慑,使其有效约束自身行为,不去超越权限获取不当得利。

社会监督还包括新闻舆论、各种媒体等。XX造假案最初是由《财经》杂志记者发现并写出“XX陷阱”一文在《财经》上发表,从而引起全国震惊。中央电视台组成报道小组,分赴天津、北京、深圳和银川调查,并在《证券时间》报告了其调查结果,终于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件事说明了新闻舆论在社会监督中所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健.公司治理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Z].2005-10-27.

[3]谭劲松.独立董事激励和约束机制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4]李维安.公司治理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董事会机制 篇8

董事会结构更是被广泛视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 但已有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研究董事会结构对公司绩效等方面的影响, 而关于董事会结构究竟是如何被决定的相关研究则较少。Boone等 (2007) 认为存在两种关于董事会结构的假说, 第一种是“董事会非效率假说”, 认为董事会结构的形式是非效率的, 对董事会结构进行管制有利于增加公司价值;第二种是“董事会效率假说”, 认为董事会结构是由每个公司独特的商业特征和成本- 收益权衡最终内生决定的。Boone等 (2007) 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的公司, 认为董事会结构是内生决定的, 支持“董事会效率假说”, 那么, 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否支持“董事会效率假说”呢, 这有待于进一步检验。本文运用动态面板的System GMM模型, 同时考虑了由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引起的内生性、同期联立内生性和动态内生性这三种内生性, 研究了最优董事会结构是如何被决定的。本文的可能理论贡献: (1) 丰富了董事结构决定的相关理论; (2) 考虑了动态内生性, 而这种内生性鲜有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Linck等 (2008) 认为:董事会主要有两个功能———监督和提供建议, 其监督职能要求董事会去监督管理层类似偷懒和欺骗这类的不利于股东的行为;其提供建议的职能主要是帮助管理层做出关于公司战略和运作的好的决策。杨青等 (2012) 认为: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的比例都随着监督和提供建议的收益上升而增加, 随着监督和提供建议的成本上升而下降。

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和提供建议职能都与公司的复杂性有关, Bushman等 (2004) 为公司的规模越大, 公司越复杂。Fama和Jensen (1983) 认为:随着公司复杂性的提高, 虽然监管成本也随着提高, 但是其来自于监管的收益要大于成本。Coles (2008) 等认为:公司越复杂, 公司应该能够从有着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的董事会收益更多, 从而使得董事会规模更大, 独立董事比例更高。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公司复杂性与董事会规模正相关。

假设2:公司复杂性与独立董事比例正相关。

Jensen (1986) 认为公司的自由现金流越大, CEO的寻租空间越大, 因为资金充裕的公司其CEO更有机会挪用资金, 也更倾向于将资金浪费在不好的项目上。Adams和Ferreira (2007) 认为:董事会的最佳监督程度随着管理层可获得私人收益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 管理层可获得的私人收益越多, 董事会规模越大, 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3:CEO寻租空间与董事会规模正相关。

假设4:CEO寻租空间与独立董事比例正相关。

Boone等 (2007) 认为公司的成长潜力越大, 董事会的监督成本越高。因为具有高成长性的公司规模通常较小,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 需要灵活且快速有效的管理结构, 这时董事会规模不宜过大。此外, 要对具有高成长性的公司进行监督, 需要独立董事具有深度的专业知识, 而公司的独立董事未必能够对公司的专业知识有很深的认识, 此时独立董事对公司的监督效率较低。Jensen (1993) 认为董事会监管具有高成长性的公司需要花费更高的成本。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5:公司的成长能力与董事会规模负相关。

假设6:公司的成长能力与独立董事比例负相关。

Chen和Najjar (2012) 认为:公司治理机制之间在发挥作用时, 彼此间是相互作用而非彼此独立的, 各个治理机制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在公司治理机制中, 股权集中能带来“监督效应”, 而董事会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发挥监督职能, 股权集中带来的“监督效应”与董事会的监督职能部分重叠。Andres等 (2012) 认为股权集中与董事会结构在“监督效应”方面存在“替代效应”。石大林 (2014) 认为:股权集中降低了董事会监督职能给公司带来的收益, 从而使得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下降。此外, 管理层持股存在两种可能来降低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 一方面, 代理理论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提高会带来“利益趋同效应”, 从而使得管理层即使在没有董事会的监督下也能以公司利润最大为目标, 这样会降低董事会“监督效应”给公司带来的收益, 从而使得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下降;另一方面, 管理者堑壕假说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提高会使得他们在公司的经营决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 Lasfer (2006) 认为:管理层通过他们的股权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从而有意降低董事会的监管。因此, 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提高会使得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下降。基于以上研究, 本文假设:

假设7:股权集中度与董事会规模负相关。

假设8:股权集中度与独立董事比例负相关。

假设9: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董事会规模负相关。

假设10: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独立董事比例负相关。

Hermalin和Weisbach (1998) 认为:董事会的独立性是董事会与CEO讨价议价的结果, 董事会的独立性随着CEO议价能力的提高而降低, CEO的议价能力与公司的前期业绩表现正相关。因此, 当公司的前期业绩表现好时, CEO的议价能力提高, 这会导致董事会的独立性下降;而当公司的前期业绩差时, CEO的议价能力降低, 董事会的独立性提高。当公司的董事长与CEO两职位合一时, CEO在公司有很大的影响力。Raheja (2005) 认为:随着CEO影响力的提高, 会带来独立董事的比例提高。因为, 当CEO有着很强的影响力时, 独立董事会很难否决CEO的不好决策, 因此, 公司需要有更多的独立董事来跟CEO抗衡。董事会的持股比例越高, 其在公司的影响力就越大, 其自身势必会其提高其独立性, 以不受公司管理层的控制, 从而会在董事会中设置更多的独立董事。基于以上研究, 本文假设:

假设11:CEO能力与独立董事比例负相关。

假设12:CEO影响力与独立董事比例正相关。

假设13:董事会影响力与独立董事比例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

本文以2002-2011 年在沪深上市的公司为样本, 所选的公司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在2002 年已经公开上市; (2) 目前必须处于正常上市状态; (4) 按证监会行业分类, 是非金融保险行业 (I类) 的公司。此外, 还剔除了数据不全的公司。经过以上筛选, 最终得到716 家样本公司, 10 年总共7160 个观测值。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

(二) 变量选择与定义

本文用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独立性这两个指标来表示董事会结构。其中, 董事会规模用董事总人数的对数来衡量, 董事会独立性用独立董事的比例来衡量。借鉴Linck等 (2008) 、Chen和Najjar (2012) 的研究, 我们选取法人股比例、国有股比例、时间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设置情况见表1:

(三) 模型设计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 建立模型 (1) 来研究独立董事比例的决定, 建立模型 (2) 来研究董事会规模的决定, 模型 (1) 和模型 (2) 如下所示:

在模型 (1) 中, s=1, 2…, p;Y表示独立董事比例;X和G表示解释变量, 其中X包括公司总资产、自由现金流比率、总资产增长率、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比例;G包括董事会持股比例、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前期的资产收益率;Z和W表示控制变量, 其中Z包括国有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W包括行业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H表示公司的不可观测的异质性;εit为误差项。

在模型 (2) 中, Y表示董事会规模, 其他变量设置情况跟模型 (1) 相同。

Harris和Raviv (2008) 、Lehn等 (2009) 的研究证明了董事会结构是内生性的, 这样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来估计模型 (1) 和模型 (2) 得到的回归系数是有偏的。Wintoki等 (2012) 还认为董事会结构存在动态内生性, 即前期被解释变量的值影响当期解释变量, 当期解释变量反过来又影响下一期被解释变量。为此, 在模型 (1) 和模型 (2) 中我们控制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Wintoki等 (2012) 认为动态面板GMM模型是更为合适的方法, 因此, 我们用动态面板的System GMM模型来估计模型 (1) 和模型 (2) , 借鉴Wintoki等 (2012) 的研究我对被解释变量做了滞后两期的处理。

四、实证分析

(一)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通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均值大约等于1/3, 独立董事比例呈递增的趋势, 而董事会规模大致呈递减的趋势。另外, 通过变量的Spearman两两相关性检验, 我们发现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 董事会结构的决定

注:***、** 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是T值;子样本是公司只在A股上市的样本;AR (1) 和AR (2) 分别用来检验在GMM估计中是否存在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 其原假设是不存在序列相关;Hansen Test是用来检验工具变量是否存在过度识别问题的, 其原假设是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Difference-in-Hansen Tests是用来检验工具变量是否是外生的, 其原假设是工具变量是外生的。

从2 模型 (1) 的结果可以看到: (1) 公司总资产的系数为正, 且是显著的, 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说明公司复杂性与独立董事会比例正相关, 公司越复杂越能从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给公司带来的监督和提供建议方面受益; (2) 自由现金流比率的系数在模型 (1b) 和模型 (1c) 中不显著, 但在模型 (1d) 中系数显著为正, 从本文的实证结果未能证明CEO寻租空间对独立董事比例有何影响; (3) 总资产增长率的系数为负, 且是显著的, 这说明公司的成长能力越高, 独立董事监督公司管理层的成本越大, 独立董事比例越低; (4) 董事会持股比例系数为正, 且是显著的, 这说明董事会影响能力提高, 董事会自身的独立性也提高了; (5) 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的系数为正, 且是显著的, 这说明在董事长与CEO由一人担任的公司, 即CEO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公司, 确实需要更多来自独立董事对CEO的监督; (6) 前期公司绩效的系数为负, 且是显著的, 这说明CEO的权力增大会降低董事会的独立性; (7) 股权集中度和管理层持股比例系数都为负, 且是显著的, 这说明公司治理机制间存在“替代效应”, 股权集中度和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提高, 会降低独立董事比例。

从表2 模型 (2) 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公司总资产和管理层持股比例的系数及其显著性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这说明公司越复杂越需要较大规模的董事会, 管理层持股与董事会规模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提高会减低董事会规模。再看其他变量的系数及其显著性, 我们发现系数符号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但是都不显著, 这说明CEO的寻租空间、公司的成长能力及股权集中度都对董事会规模没有显著的影响。

(三) 稳健性检验

在前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本文还运用主成成分分析法从衡量公司绩效、公司成长能力和股权集中度的多个指标中分别得到衡量公司绩效、公司成长能力和股权集中度的综合指标, 用其来替代本文中相应的单个指标, 回归得到的结果与前面得到的结论一致。

五、结论

董事会机制 篇9

(一) 独立董事的概念

1.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指的是在公司内部没有任何职务, 也位于公司的股东之外, 能够在公司主要人物之外, 对公司的相应事物做出个人自主判断, 即独立董事受聘于公司, 但是对公司重要事物做出决策, 却又不与股东自身的利益相互对立。

2. 独立性。

独立董事是具有独立性的, 即可以做出独立性的决策, 独立董事是属于董事会的, 但是他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与其他的董事会成员有所不同, 他的地位是独立的。

(二) 独立董事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

1. 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独立董事制度的产生, 表明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更深一步的完善, 所有权与经营权是重要内容, 在现代企业中, 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已经相互分离, 这使得风险加以分担, 股权所有者没有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 而经营管理者对股权拥有很少, 这就产生了所谓的经济利益冲突, 经营管理者可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来损害股权所有者的利益, 渐渐的, “董事会”出现, 但是董事也是一个经济独立体, 当个人利益与股权所有者利益冲突时, 对公司的管理也会产生误差。另一种管理模式出现, 那就是独立董事, 引进了更多的外部人士进入董事会之中, 从而增强了董事的监督功能。

2. 委托与代理。

委托代理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分析以前的管理理论中, 经过研究, 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 一方面对于经营管理者而言, 他们是独立的个体, 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不会为他人利益而放弃自身利益, 他们所掌握的信息量是不完全的, 不真实的, 不能做出相应决策, 从而诞生的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人出资雇佣代理人来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管理, 这是将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交给雇佣的代理人。另一方面, 委托代理人之间建立合同机制, 将双方的责任明确界定, 这样委托与代理之间形成相互制约, 相互依存的关系,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 使公司的营运更加合理有序。

3. 内部人控制。

在现代企业理论中, “内部人控制”指的是经理人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他们更多地是考虑自身的利益, 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会损害所有者的利益, 从而滋生腐败的现象。股权结构的松散, 机构不合理, 股东没有对公司有合理的操控权, 从而出现了“内部人控制现象”。

二、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执行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执行现状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的发展有一段时间了, 企业的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设立, 权利相互制约, 特别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设立, 提高公司业绩同时, 也很好的保障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那么如何来衡量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 可以从独立董事的设置人数及其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来观察, 在设立独立董事席位上, 有超过一半的企业设立了2至3个席位, 从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来看, 有更多的企业有近于三分之一的独董比例, 相对来说更加合理有效。

但我国独立董事存在相应问题, 缺乏独立性, 知情权等, 接近一半的股东由最大股东任命, 这就又会出现“一股独大”的现象, 同样, 有超过一半的独立董事并没有很好地行使其职权, 而是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在董事会上发表自己独立的观点等等, 中国独立董事也存在相应的问题。

(二)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执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1. 缺乏独立性。

中国的独立董事逐渐出现缺乏独立性的问题, 一方面, 很多的独立董事并非来自于董事会的集体决定, 而是来自大股东的独断性选择, 这就使得, 独立董事的意见缺乏客观性, 实际上是由大股东来掌握主要的控制权, 中小股东没有办法参与提名独立董事, 这就会出现“一股独大”的现象, 从而独立董事也就失去曾经原有的作用。

信息的不完全也是独立董事面临的困境之一, 由于独立董事不属于公司的职能部门, 不在公司任职, 所以对公司的内部获取充分的信息较为困难, 又因为上市公司对信息有所保留, 导致独立董事对公司信息的全面真实掌握非常困难。独立董事获得的大多数信息都来自高级管理者, 这就使得独立董事无法很好的去行驶监督权。

这两个方面都说明现在中国独立董事制度独立性的缺乏程度, 使得独立董事的监督功能无法充分发挥, 这需要更深层次的改善。

2. 激励机制不完善。

激励机制的完善性直接关乎于一个企业的经营成败, 在西方的国家中, 独立董事只有在激励机制下才会有工作的动力, 从精神方面, 他们是因为在工作中可以获得声誉, 催促着独立董事行使其监督职权, 从物质方面, 独立董事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 公正客观, 可以获得更多的报酬, 即将自身行为与报酬挂钩。西方国家不仅从制度上给予规定, 更是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上有明确规定, 而在中国, 激励机制过于单一, 使得独立董事并不能很好的行使职权。

3. 独立董事约束性的缺乏。

我国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独立董事的职权, 所以独立董事的行为不受约束。如果独立董事在履行职责时, 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他们的责任与义务, 那么他们会依法履行, 董事在监督决策时出现重大失误, 将要对此负责。

独立董事享有权力, 则应当履行义务, 他们在公司起重要作用, 甚至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 他们应该对公司忠诚, 并且有善意的决策意见。

三、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执行力的政策

(一) 部分独立董事由中小股东提名决定

独立董事设置的主要目的就是更好的维护大多数中小股东的权益, 我国独立董事之所以如此混乱, 主要是因为大股东来控制独立董事, 他们本身并不希望独立董事制度的出现, 迫于无奈才得以接受, 而且小股东相比较而言, 更需要独立董事制度。大股东掌握了实际控制权, 使得中小股东的参与决策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如果完全抹杀大股东对独立董事的选择, 会违背了公司运行的基本准则, 所以可以对中小股东的提名权予以偏向, 从而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中小股东可以选择代表自身利益的独立董事, 这些董事可能来自于各个专业领域, 他们的聚集, 有利于产生头脑风暴效应, 使得各种想法充分涌流, 知识的汇集, 更是使各方面人才得以互补, 从而形成决策, 有助于决策的科学性。

(二) 薪酬奖励

在中国, 薪酬奖励更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给予独立董事薪酬奖励, 更加能够带动独立董事们的积极性, 对于薪酬多少的衡量, 市场会予以调剂。公司会根据独立董事每年履行职权的情况来发放奖励, 所以考核独立董事履行职权的情况应该由股东大会会来决定。但是在中国, 这一方法并不能切实施行, 因为中国的股东大会很多都是由大股东为主, 中小股东并没有参与权, 即使有也没有决策权。考虑将独立董事的薪酬评估交给上市公司的薪酬评估委员会, 由他们核查独立董事的职责履行情况, 考虑外界的相关因素, 将薪酬界定在一个范围内之后, 再递交给股东大会, 他们会投票表决通过。公司支付给独立董事的除了基本工资, 会议津贴, 还有相应的奖惩报酬, 公司会拿出一部分钱, 单独设立基金会, 用于对独立董事的报酬奖励, 当然, 独立董事必须对公司有所贡献。

(三) 切实规定独立董事的权力与责任

制度规定的完善将有利于独立董事履行职能, 可以建立独立董事的责任追究制度, 当独立董事因失误操作或者其他利己原因, 给公司股东带来损失时, 应该承担造成的损失。可能这会让独立董事觉得过于苛刻, 让很多人员对独立董事的职位望而却步, 所以应该建立保险制度, 独立董事的损失会得到减少。

选举独立董事方式的改变, 也可以避免独立董事的失职。市场上建立独立董事协会, 公司如果需要独立董事, 可以从中选举进入公司, 公司会支付报酬给协会, 再由协会根据独立董事的任务完成情况, 对独立董事进行薪酬分配奖励, 这样独立董事便可以客观公正的参与决策。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 现代的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 为了更好的发挥董事会的职能, 包括监督, 需要设立独立董事, 使公司的治理更加合理。

独立董事需要激励制度, 也需要约束机制, 同时更需要选拔适合企业的优秀董事, 一整套的独立董事系统的建立, 需要考虑国家的现实环境, 在完善市场法制的情况下, 可以使市场的外部效率提高, 并且可以从内部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参考文献

[1]王观书.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统合监控模式研究[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2]陈九振.独立董事法律制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3]王荣昌, 贺美兰.独立董事制度:历史根源与研究现状[J].生产力研究, 2008 (2)

董事会机制 篇10

独立董事制度始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 目的是防止企业内部人控制, 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独立董事制度已经是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Fama (1980) 认为董事会是企业中最高的内部监督者, 控制企业内部决策和有效施行。独立董事虽是董事会的成员, 但从独立于企业自身的角度缓解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 同内部董事行使监督职能 (Fama and Jensen, 1983) 。2001年我国颁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标志着独立董事制度强制地植入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中小股东的权益时常被侵害, 独立董事的作用并不显著 (孔玉生等, 2008) 。现有研究发现, 法律、声誉和薪酬是激励和约束独立董事的三个重要因素。独立董事参与上市公司的治理行为得到足够的法律支撑才是基本有效的, 支撑内容包括对权利义务的诉求以及责任缺失的惩罚两方面, 旨在从正向和负向激励独立董事履职行为, 因而法律因素在独立董事激励结构中起到奠基作用。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大多是较有名望的学者或其他公司的管理层, 具有较高的声望, 履职行为效果会导致外界对其声誉评价产生变化, 这紧密关系到独立董事后续任职机会和隐性收益, 因此独立董事的任职角色特性决定了声誉在独立董事激励因素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以往资本市场的研究中, 薪酬激励被认为是弱化股东与经理人代理问题的重要手段。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 给予独立董事薪酬也能产生激励, 但基于独立董事角色的特殊性, 这种薪酬激励方式仍有待完善。综合三种因素, 从环境特征来说, 独立董事的法律规范与声誉评价独立于就职的上市公司, 属于外部环境因素, 而独立董事的薪酬仍由上市公司制定并发放, 更多体现着公司内部环境因素;从约束强度来说, 法律规范带有强制性, 属于硬约束, 声誉和薪酬因素并无明确权责条件的规定, 因而属于软约束。法律、声誉和薪酬三因素对独立董事的激励是由独立董事任职公司外部至内部、强制至宽松的顺序变化, 本文对独立董事激励机制相关文献梳理是从法律层次、声誉机制与薪酬激励三方面展开评述。

二、独立董事激励机制相关研究

(一) 独立董事制度法律层次研究

与英美等典型的西方国家不同, 我国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并存, 共同行使对公司内部监督职权, 但在唐跃军 (2004) 的调查中发现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导致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职责不能充分区别, 监督效果不明显。从独立董事法律激励角度来说, 李立新 (2008) 认为独立董事一方面缺少行使职权的具体法律保障, 另一方面也缺少对独立董事义务的法律约束, 这导致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具有“花瓶董事”和“人情董事”。凭借公司内部股东或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的影响并不能使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作用, 必须依靠立法机关或监管机构制定明确的标准才能实现 (汤立斌, 2004) 。唐清泉 (2006) 的问卷调查结果中表明51%的独立董事认为现行法律制度是影响独立董事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独立董事的权利和责任是保证其发挥作用的源泉, 结合我国的现状来看, 权责方面的法律规定缺乏标准细化, 这导致独立董事法律激励不足。从2001年强制实行独立董事制度以来, 法律法规制定严重滞后, 独立董事对履职行为有较低的预期风险, 参与舞弊和不作为的案例比比皆是, 而后产生法律问责机制方面的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我国有些财务舞弊案件发生后, 并不是所有的独立董事都被处罚, 甚至, 处于同一公司的独立董事承担的责任也有很大区别 (尚兆燕, 2010) 。可见, 独立董事法律制度在惩罚机制上缺乏公平原则, 这种现象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处罚标准缺失以及判罚的主观随意性相关。国外有关问责机制研究中以Bernard Black etc (2006) 的最为典型, 他们对独立董事制度较为成熟的国家进行分析, 发现独立董事大部分赔偿由公司或者D&O保险支付, 几乎没有承担现金赔偿责任。因此, 国内外关于独立董事问责处理差异是明显的。国外市场可能更多考虑到独立董事不能自由获得公司信息, 并且承担的风险责任应低于执行董事, 从法律角度给予独立董事风险补偿或适当的责任免除保证来确保独立董事充分运用权利的信心, 激励其履职行为。黄韬等 (2005) 认为如果忽略上述独立董事的劣势, 将造成独立董事人力资源的过度稀缺。我国独立董事法律激励存在正向和负向两方面的问题, 既不能通过完善权利和责任给予独立董事充分监督的信心, 也不能公平标准地惩罚违规行为, 这些严重抑制独立董事履职的积极性。笔者认为, 应着眼于建立关于独立董事履职法规的框架, 协调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关系;独立董事的惩罚机制也应标准细化, 做到有法可依。

(二) 独立董事制度声誉机制研究

早期研究充分论证了声誉机制重要意义, Fama and Jensen (1983) 认为完善的独立董事人力资源市场形成的声誉机制有助于提升独立董事监督能力, 声誉作为无形的外在约束促使独立董事勤勉工作, 保证独立性以降低代理成本。声誉激励可以替代资本市场中的薪酬和权利等显性激励 (Holmstrom, 1982) 。目前, 国内外关于声誉机制方面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公司治理对声誉的影响、声誉对独立董事任职决策的作用以及声誉直接作用于公司治理业绩。 (1) 公司治理对声誉的影响。在现有的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运用独立董事的董事席位数衡量声誉高低。一般来说高声誉的独立董事很受公司欢迎, 他们被认为有较好的职业背景和与公司运作管理较高的契合度。Yermack (2004) 以财富500强公司的独立董事为样本, 计算出过去两年内公司业绩每发生一个标准差的变动会使独立董事获得其他公司0.12个职务的机会, 可以得出其所任职的公司滞后两期的业绩显著相关于他们获得新职位可能性的结论。当公司业绩表现不佳时, 独立董事可能没有很好的履行监督管理的指责, 因此失去了受聘于其它公司的机会 (Steven N.Kaplan and david reishus, 1990) 。可见, 独立董事的声誉是随企业业绩同向变化的, 但是业绩主要是由公司内部管理运作形成的结果, 独立董事的勤勉任职只能起到一部分作用。因此, 业绩并不是影响独立董事声誉的唯一因素, Coles and Hoi (2003) 拓展了声誉影响因素的视野, 发现独立董事在面对公司采纳反敌意收购条款而有损于投资者利益的法案 (Pennsylvania Senate Bill 1310) 时, 否决该法案的独立董事在未来获得的董事席位数量是接收此法案独立董事的三倍, 证明独立董事在参与公司治理时积极履行职责会促使声誉提高。独立董事个人决策监督的专业公正独立于公司治理状况, 对声誉影响颇为显著。在企业出现重大调整方面, Gilson (1990) 研究了1979年至1985年之间破产重组的111家美国上市公司, 银行成为大多数破产公司的控制股东, 独立董事在被迫离职后再次任职的机会显著减少, 声誉受到严重影响。从长期来说, 市场具有很强的记忆能力, 这通过1989年到1993年任职于发生129起典型兼并活动美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体现出来, 素质较高的独立董事会有杰出的表现, 相比于劣质董事来说有更多的任职席位 (李惠眉, 2000) 。笔者认为, 高素质独立董事在任职业绩较差的公司前后声誉对比也应在上述研究中加以说明, 结果可以探究出企业业绩和独立董事的专业性这两个因素哪个对声誉的影响更为明显。国内的探索以陈艳 (2008) 为代表, 研究主要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数据为样本, 与国外现有研究结果相同, 独立董事所在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会使其声誉提高, 然而对董事会议题发表异议导致未来董事席位减少。独立董事勤勉工作, 发表异议是基于对企业监督的责任, 导致履职席位不升反降的结果可能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的“一股独大”情况相关。独立董事是由大股东提名上报股东大会决议, 基本上大股东是拥有完全的权利选择“顺从”的独立董事与其合谋, 声誉机制的作用显著降低, 高声誉的独立董事反而不易聘用, 也不利于独立董事人力资本市场的形成。 (2) 声誉对独立董事行为的影响。声誉激励具有其特殊性, 在较成熟的资本市场中, 好的声誉可以给独立董事带来更多的任职机会。这种过程不是被动的, 独立董事也会根据声誉的变化进行决策, 从而有所行动。由于我国独立董事人力资本市场不尽完善, 声誉激励的效果只停留于使独立董事避免公开违规事件, 却不能更好地履行监管职责 (陈艳, 2009) 。因为出现违规事件和公开与大股东持不同意见可能会导致未来任职机会降低, 进而影响声誉, 不利于独立董事声誉激励。周繁等 (2008) 以2001年到2005年75个独立董事“跳槽”事件为研究对象, 发现导致此结果的原因是独立董事较考虑包括公司知名度和任职风险的声誉因素, 而不是薪酬收入与现实成本因素。这表明, 当我国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初期, 由于资本市场非有效和法律法规不健全, 公司治理机制中独立董事面临很大的风险。独立董事这种带有外部性质的监管群体相比于权利较大的董事会和经理层势单力薄, 常常无力改变董事会中虚假和激进的行为, 为保持自身声誉不受牵连, 只能采取辞职等不作为的行为。随着公司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叶康涛等 (2011) 通过对2005至2007年A股上市公司董事会强制披露数据的分析, 发现一般情况下独立董事不会公开反对管理层行为, 但当公司面临危机时, 声誉越高的独立董事为确保声誉不受损失越可能对管理层提出质疑, 提高公司价值。宁向东等 (2012) 构造了阶段博弈模型, 推导出独立董事在一期任职完成后 (包括任期后主动辞职与下一期继续任职两种情况) , 更重视维系和修补声誉。可见, 声誉激励在独立董事激励结构层次中占有主导地位, 在公司情况危及独立董事声誉时, 这种激励最为明显。 (3) 声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独立董事的声誉机制具有外部评价的性质, 独立于公司治理结构之外。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聘请高声誉的独立董事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进而汇聚高质量的资源和信息, 提高企业业绩和价值, 这在生命周期伊始的企业也同样适用 (Rosenstein and Wyatt, 1990;Ferris, Jagannathan and Pritchard, 2003;王跃堂等, 2006) 。但高声誉的独立董事在履职过程中是如何在信息传递层面上发挥作用?King and Qian (2006) 与Chan et al. (2007) 从声誉机制对信息不对称程度影响的角度探索, 但各自信息载体不尽相同。前者认为聘请高声誉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更倾向并且更频繁地发布管理层业绩预告, 进而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后者以香港市场数据为样本, 得出高声誉的独立董事进入管理和业绩水平高的公司会使该公司IPO折价率更低, IPO过程所蕴含的信息质量更高。当公司产生对外具有消极影响的事件时, 声誉机制促使调整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目的在提高声誉恢复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Arthaud-Day et al. (2006) 在研究声誉机制对高管任职情况也做了有益的尝试, 发现财务重述公司高管离职概率因声誉机制的存在而显著提高, 甚至他们未来的就职也产生困难。国内的研究中醋卫华 (2010b) 以受证监会处罚的公司为样本, 证明丑闻发生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所占的比例明显增加。这两篇文章区别在于前者通过辞退低声誉高管来传递积极信号, 后者是通过增加独立董事席位提高公司整体声誉而给予投资者信心。综上, 笔者认为可以从中提取一个框架, 公司聘请独立董事, 声誉是需重点考虑的指标, 高声誉的独立董事可完善监督和决策, 带来良好的业绩和市场反应, 促进公司治理, 这进一步提高了独立董事的声誉, 形成了我们期待的声誉机制良性循环。但市场中不确定因素较多, 独立董事又能够通过衡量自身风险效益进行决策决定履职行动, 这里的履职行动既可以包含继续留在公司勤勉监督, 又包括面对高风险时提出辞职或其它选择, 保证其声誉不受严重损害。如图 (1) 。

(三) 独立董事制度薪酬激励研究

薪酬激励原是为缓解股东和经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而提出的, 目的是为两者订立契约, 使双方的收益函数保持到尽可能小的差异。独立董事是现代资本市场发展的产物, 同样, 作为股东的委托代理人, 获得足够的薪酬激励也是对付出工作成本和企业风险的一个补偿 (John Pound, 1995) 。Hermanlin and Weisbach (1998) 进一步发现独立董事的薪酬激励能提高其监督公司运行治理的效果。Beiner (2004) 将前面两者的观点做一定的结合, 考虑到剩余分配与工作绩效, 强调为保持股东利益最大化, 独立董事的薪酬必须包含风险因素。这里, 包含风险的薪酬就能激励独立董事勤勉工作获取风险收益, 而独立董事负有维护股东权益的责任, 这种激励就能提高公司治理, 最终促使股东价值最大化。薪酬激励固然有正向的作用, 但Catherine M Dalton (1996) 认为独立董事的薪酬激励带来与上市公司的经济联系, 影响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的特性。但研究并没有指出处于何种区间的薪酬水平会带来公司治理强烈的负面影响, 后续的研究中唐清泉等 (2005) 认为大股东会用高津贴收买独立董事的投票权, 使其成为大股东控制企业的工具。因此, 掌握一个合理的度才是确定独立董事薪酬的重要环节, 低津贴不容易激发独立董事的积极性, 高津贴又容易被大股东收买, 成为“花瓶董事” (谭劲松等, 2003) 。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具体情况而言, 国有股等“一股独大”的状况普遍存在, 而独立董事的选聘和薪酬制定几乎都是由控股股东控制。薪酬若较高会导致独立董事对大股东形成依赖, 对大股东的监督也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基本上我国独立董事薪酬水平在曾俊等 (2011) 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他们以我国上市公司2007年到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 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水平不足以产生合理的激励, 需要提高薪酬的标准, 到达合理的区间。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不是偶然, 一方面独立董事移植到我国的历史不久, 相应的激励结构未健全;另一方面, 独立董事依靠就职的上市公司发放的薪酬并不是其主要收入, 考虑到不损害其独立性, 只能发放较低的薪酬。根据孙泽蕤等 (2005) 的论述, 认为独立董事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和专业咨询, 要结合独立董事的知识价值和担负责任确定报酬。因此笔者认为, 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责是基本职责, 可以以固定报酬为主;决策职责相对于不同知识结构水平的独立董事来说, 相应确定的薪酬可以是变动的, 根据公司重大事项业绩效果衡定。

三、独立董事激励机制研究评述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