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产生机制

独立董事产生机制（精选7篇）

独立董事产生机制 篇1

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该计划对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 到200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1%左右;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 入学率接近15%, 若干所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1999年6月高校扩招政策正式出台, 至此拉开了我国高等教育扩招的帷幕。

浙江作为高等教育不发达的省份, 高校数量偏少、规模偏小, 但在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指导下于2002年在全国率先实现了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5%的目标。这主要缘于浙江省为落实高等教育扩招政策所采取的一列措施:建设高教园区、发展独立学院、设置高职院校, 等等。这些措施在全国高等教育扩招中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尤其是独立学院、高职院校在全国更具有典型与示范作用。

1999年以来, 独立学院和高职院校在浙江省高等院校数量、招生规模和在校生规模的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相比1998年, 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数增加115802人, 增幅达315.8%, 在校生人数增加279602人, 增幅为246.3%, 其中招生人数的增量中, 独立学院的贡献占22.4%, 在校生人数的增量中, 独立学院的贡献占21.6%[1]。本研究试图探讨的问题是:浙江省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在独立学院的发展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浙江省独立学院产生的条件和机制是什么?浙江省独立学院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一、浙江独立学院的产生与发展概况

1.浙江独立学院的产生。浙江建立独立学院主要集中在1999年和2000年国家实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之后。

1999年4月22日, 经浙江省政府批复, 同意成立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1999年7月5日, 中国计量学院的主管部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文批准成立独立学院———育英学院。1999年7月, 经教育部和浙江省政府批准, 浙江大学与杭州市政府、浙江电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原省邮电管理局) 共同发起创办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1999年8月4日, 浙江省政府同时批准同意浙江工业大学举办之江学院等8所高校组建各自的民办二级学院, 同年10月10日, 浙江省政府发文同意浙江理工大学 (当时为浙江工程学院) 组建嘉泰学院 (后更名为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 浙江科技学院 (原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 组建科技学院 (后更名为理工学院, 于2003年停止招生) 。2000年1月5日, 浙江省政府批复同意浙江中医学院举办滨江学院等5所学校举办二级学院。2001年初, 经教育部批复同意, 浙江大学创办第二所二级学院———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2003年,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经浙江省政府批复同意成立。2005年温州大学城市学院经浙江省政府批复同意成立, 至此浙江独立学院一共达到了21所[2]。

2003年《教育部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 (简称8号文件) 颁布后, 浙江理工大学嘉泰学院未经教育部确认批准。浙江科技学院理工学院因合作双方冲突停办。2006年浙江理工大学重新获批建立科技与艺术学院。2008年5月浙江又建立了同济大学浙江学院和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两所异地办学独立学院, 最终形成了目前22所独立学院的格局 (1) 。

2.浙江独立学院的发展。浙江独立学院成立后, 由母体高校举办, 采用民营机制运行, 使独立学院得到迅速发展。由于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具有公办高校的背景, 很快就赢得了考生和家长的认同以及一定的社会声誉。据浙江省教育厅统计, 2003年浙江独立学院招生2.95万人, 在校生8.6万人, 分别占全省当年本科生招生、在校生总数的36.4%和34%。新生报到率均在95%以上。2003年首届毕业生毕业率、学位授予率和就业率与“二本”学生基本相近。在招生录取政策上, 浙江采取了在普通本科和大专之间专门划定“三本”录取线, 为民办二级学院招生单独划定分数线的办法。在实际录取中“二本”线 (普通本科线) 和“三本”线之间分差只有10分, 并且许多民办二级学院的录取线超过了“二本”录取线。

由于独立学院采用的是市场机制运作, 在办学初期母体高校教师到独立学院兼课的热情非常高, 许多管理者也愿意到独立学院工作。因为实施民营化的运作, 许多民办高校所能享受的政策, 独立学院也能同等享受。

二、分析框架

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的三个流派之一。历史制度主义通过关注制度, 将理性主义中的“行动者”与结构主义中的“深层结构”联结起来, 建立了一种“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解释框架[3]。周光礼教授通过对新制度主义的综合考察, 认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逻辑可以归纳成三个方面: (1) 影响制度的宏观因素分析。主要分析制度背后的深层结构, 即政治经济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 以找出制度背后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 并以此来解释具体制度的生成与演变。 (2) 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分析。这方面的分析将特别强调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当一套制度规则被确立之后, 这套规则就为行动者提供了一套激励结构。在此激励结构中, 行动者面临两种选择:是遵守现行制度, 还是改变现行制度?行动者的取舍取决于哪一种选择蕴含的预期收益率更高。 (3) 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尽管制度自身可能会抗拒变迁, 但是当大的社会经济或政治背景发生变化时, 制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制度变迁源于动力机制的存在, 制度变迁的动力可分为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4]。

纵观浙江独立学院的发展演变过程, 笔者认为可以从制度的深层结构、制度自身以及行动者三个因素入手, 解释浙江独立学院发展的变迁逻辑。在浙江独立学院的产生与发展中, 始终受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独立学院从个别现象到成为一个群体其发展呈现出强劲的路径依赖;在独立学院的产生和发展中, 政府和高校是最为关键的行动者。

三、理论解释: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一) 影响独立学院发展的深层结构分析

影响浙江独立学院发展的深层结构, 主要是政治经济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浙江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是其独立学院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宏观因素。

1. 政治结构: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执行国家有关政策, 为独立学院的发展打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1997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社会力量应当以举办实施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教育机构为重点, 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1998年8月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中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新的表述:“政府鼓励企业组织与其他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高等学校, 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向高等教育投入。高等学校的举办者应保证稳定的办学经费来源, 不得抽回其投入的办学资金。”

浙江省在1998年12月颁布实施《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 以省政府的名义率先对民间在发展民办教育中的制度创新给予充分肯定, 成为全国其他省 (区) 推进民办教育的政策蓝本。《规定》对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作出了积极的表述, 提出了“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办学。只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有利于增加教育投入, 有利于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 有利于满足社会的教育需求, 各种办学形式都可以大胆试验, 积极探索。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可以依法独立办学或以股份形式合资办学, 可以与政府部门或公办学校联合办学, 也可以按《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与境外企业界人士和教育机构合作办学。公办学校也可根据需要和可能, 选择少数进行‘公办民助’或‘国有民办’改制试验”。“积极引导社会力量重点发展高中段及高中段以上教育。着重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中、高等职业教育, 可依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试办职业技术学院, 或与地方政府合作, 试办高等职业教育与成人高等教育相结合的社区学院。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学校生活后勤设施建设, 促进学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正是在浙江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浙江以种种优惠的政策措施, 激发了社会力量投资兴学的热情。1998年至2002年, 全省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总投入达440.5亿元, 占同期教育经费总投入的39.4%[5]。

1999年6月国家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明确提出:“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办学形式, 均可大胆试验, 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鼓励社会力量以各种方式举办高中阶段和高等职业教育。经国家教育行政主管批准, 可以举办民办普通高等学校, 并因地制宜制定优惠政策 (如土地优惠使用、免征配套费等) , 支持社会力量办学。”

从政策出台的时间角度可以看出, 1999年4月22日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经浙江省政府批复同意成立时, 其主要的政策依据是浙江省于1998年12月出台的《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若干规定》。从政策颁布的时间来看, 《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若干规定》对激发宁波大学提出创办国有民办机制运行的二级学院提供了政策的想象空间, 而《关于深化教育改革中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出台对浙江省出台的《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若干规定》是一个政策的认可, 《决定》出台后浙江省在当年就批复了10所民办二级学院。

2. 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发展带来了对人才的新需求。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人才需求, 经济的发展强烈地呼唤着高等教育跟上步伐。本·戴维认为, 社会阶层结构之间的变动是高等教育数量规模扩张的“推力”, 而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是高等教育数量规模扩张的“拉力”[6]118。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 带来了相对多数的以高级专门人才为主的新的人才需求。当时, 浙江经济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 一方面, 随着市场经济在全国的深入发展, 浙江市场机制的先发优势将不再明显;另一方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科学技术作用越来越大, 对人才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素质要求越来越高[1]。要保持浙江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注重高新技术的引进和开发, 提高经济的科技含量和人力资源的知识层次, 而这些正需要通过高等教育来实现。因此, 浙江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发展带来了对人才的新需求, 使民众不必担心上了大学就不了业的问题。

3. 文化心理结构:

浙江民间对民办教育的认可度高, 容易接受民办高等教育。浙江发达的民办教育为独立学院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浙江民办教育发展比较早, 尤其是民办中小学的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5。1998年浙江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办学经费占浙江教育总经费的4.7%, 是全国1.63%的平均水平的近3倍, 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名列第一。民办教育的大规模发展, 使浙江民众在思想观念上能够比较容易接受按市场化运行的民办教育体制。民众对民办教育的认可度高, 对采用国有民办方式运营的独立学院办学不存在歧视, “只要质量好, 专业好, 工作容易找我就报考”是民众的一般心理。

(二) 独立学院发展的路径依赖分析

路径依赖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由于行动者在现行制度内有学习效应, 因而在现行制度内投资的回报具有递增的趋势。所谓回报递增, 是指沿着特定道路每一步行动产生出的结果对下一步都非常有吸引力。随着这类效果的累加, 他们能够形成自我强化活动的强力循环。当行动者通过成本投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方式得到的回报递增时, 因为信息的不完全, 很难从初始的条件中跳出来重新寻找新的路径, 从而导致路径的锁定[4]。浙江独立学院主要采取母体高校独立举办或与地方政府合作办学的形式, 而没有民营企业参与, 正是路径依赖的结果。

1. 政府的理性选择。

采用国有民办方式发展民办教育是浙江教育的一大创新。在制度形成初期, 浙江省政府在观念上大胆创新, 对“利用社会力量办学”进行了创新性的理解。省政府认为“利用社会力量办学”不仅仅是社会力量投资办学, 还可以是将原有高校进行改制, 引进民营机制运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教育资金投入不足, 浙江在初中教育中采取了利用国有教育资源, 采用民办的模式进行融资的方式来扶持发展, 使全省的初中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高等教育领域, 1998年底浙江省对农村技术师范专科学校进行国有民办改制, 改制后成立浙江万里学院。而这些办学尝试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功, 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百姓的欢迎, 这为浙江省创办国有民办二级学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浙江省政府开始探索采取国有民办方式在高校举办二级学院。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一个特定制度形成后, 社会为了使制度顺利执行, 会设计一些辅助性制度来配合, 使这个制度被插在其他制度里, 从而形成了一个制度的矩阵结构, 这使改变制度的成本太高, 其结果往往是回到路径的锁定状态。”[4]浙江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建成后, 相关的管理制度已被创造出来用以支持该制度, 如招生制度等。这些制度之间相互交错, 形成制度矩阵, 产生了自我强化效应, 而退出这种机制的成本则不断提高, 这使得政府更愿意保持原来路径的锁定状态, 因此, 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

2. 高校的理性选择。

首先, 在一个长期运行的制度框架中, 所提供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 适合这一制度框架的组织会逐步建立, 并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经验。浙江成立的第一所国有民办二级学院的办学模式由母体高校独立办学, 并没有采取与民营企业合作的方式。这一办学形式为其他高校举办国有民办二级学院提供了样板, 各高校纷纷抓住机会, 运用国有民办这一办学制度办学。而这一办学形式是对1997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中规定的“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政策的变通。第二, 由于母体高校举办的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在短期内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先行制度的回报递增使现行的制度具有自我强化的趋势。这种制度为高校提供了一套激励结构, 因此对现有的制度路径具有相应的依赖性需求, 对选择新的路径的需要不迫切[4], 高校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来与民营企业进行合作办学。第三, 浙江独立学院在发展过程中曾有个别学校引入了民营资本, 但没有成功。正是因为国有民办方式提供的可预期性, 强化了母体高校的办学行为。

(三) 独立学院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独立学院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的目的在于, 揭示独立学院发展过程中政府、民间、教育本身等各个因素所起的作用。

1. 政府因素:

地方政府为完成国家扩招任务积极探索各种办学形式。浙江高等教育长期以来规模偏小, 高等教育机构数偏少, 名牌大学更少, 1998年4校合并为浙江大学后这种矛盾更为突出。全省32所普通高校, 在校生的平均规模只有3000人左右, 100亩以下的袖珍大学有7所, 最小的大学只有41亩。1998年全省招生数只有4.7万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8.96%,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距离国家提出的到200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1%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 更别说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的要求了。而与此同时按照国家规划, 从1999年到2000年, 全国部属高校将有相当一部分下放到各自所在的省份, 总量从当时的367所减少到约100所, 而据估算, 部属院校面向浙江省的招生人数将会比以往相应削减1万人左右, 实现到200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1%的要求就变得更加艰巨了。这就迫使浙江省政府必须以创新思路来实现高等教育扩招的目标。

1999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用一周的时间到14所高校进行调研, 调研结束后的报告明确指出:“浙江要下大决心, 用改革的思路解决高等教育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同年9月时任省长对民办高校进行专题调研, 强调“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扩大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的规模, 走一条具有浙江特色、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新路子。”[5]18虽然省政府做出了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决定, 但高等学校的发展建设有一定的时间规律, 要在短时间内组建新的本科院校难度非常大, 而举办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则成为了比较经济和现实的选择。从独立学院成立的时间点上可以看出:1999年4月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的成立, 是对农村技术师范专科学校国有民办改制后的政策扩散, 当时具有试验的性质。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浙江高等教育考察后的批示正是浙江独立学院创设的密集期 (1999年8月批复8所独立学院成立, 10月批复成立2所独立学院) 。通过举办国有民办二级学院, 浙江的高等教育规模得以快速发展。

2. 教育自身的因素。

(1)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因素。天野郁夫认为:“如果高等教育不具有对推力有关的阶层结构和拉力有关的职业结构的变化或增大有敏感反应的制度结构, 那么数量规模的急剧扩张是不太可能产生的。”[6]4他认为“马丁特罗的发展阶段理论仅停留在对高等教育制度结构将发生什么样的质的变化的描述上, 在对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制度结构使数量规模急剧扩张成为可能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 即缺乏过渡的理论。”[6]5马丁特罗指出“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的过渡变得容易, 是因为这个国家在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大众化阶段的特征比例之前, 早就已经拥有志在成为大众高等教育的大学, 即被称为赠地学院的这种机构。”[6]6天野郁夫经考证发现日本实现向大众化过渡的经验是, “日本特有的对数量规模扩张极其敏感的、在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前就已经有志在成为大众高等教育的机构类型。”[6]8由此可见,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必须要有相应的成为大众高等教育的机构类型。

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可以看出, 在大众化之前我国缺少相应的成为大众高等教育的机构类型。有人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我国已经有了高等教育新类型———民办高校, 但是当时我国的民办高校可以说是数量非常少、规模也很小, 根本不能容纳高等教育大众化增加的生源, 况且当时对民办高校的发展, 国家的态度也不是特别的明朗, 这也增加了民办教育发展的观望情绪。也有人认为, 我国高校有地方所属和教育部直属之分, 教育部直属高校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而地方所属的高校理应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 成为实现大众化的主力军。以浙江为例, 当时浙江省属高校的规模都非常小、高校的数量也非常有限, 根本满足不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规模急剧扩张。因此, 浙江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 理应有相应的教育机构来满足大众化的要求。而国有民办二级学院的出现正是符合了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所需的教育机构, 这与马丁·特罗和天野郁夫的研究是相契合的。所不同的是,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所需的教育机构类型并不是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 而是在大众化目标提出后针对大众化的目标有意识建立的。

(2) 高等学校自身因素。浙江不同类型高校在当时创办国有民办二级学院时, 其实想法是不一致的。对于浙江大部分的省属高校来说, 举办国有民办二级学院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增加收入。在高校规模扩张过程中, 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基本建设费用和日常性经费, 但是中央出台的高校扩招政策本身的目标之一就是想要解决拉动经济发展的问题, 虽然地方政府在财政投入上也有很大的增长, 但是建设新校区等所需的大量资金, 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显然难以满足需求。虽然高校也通过自筹和银行贷款来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 但是银行贷款本身是要归还本金和利息的, 这也迫使高校发展不得不在财政预算渠道之外寻找其他的经费途径, 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学费收入。当时浙江省在办学政策上已经提出“各种办学形式都可以大胆试验”, 通过挖掘学校的办学潜能, 举办国有民办二级学院, 采取市场机制运作, 通过收取高额学费补贴母体高校的发展, 提高教师收入水平, 这是当时浙江很多省属高校举办二级学院的初衷, 这也正解释了浙江高校所举办的独立学院其合作方大多为母体高校的原因。

而对于浙江大学来说, 举办国有民办二级学院除了经济的因素, 可能更多的是政治考虑。1998年4校合并时, 浙江大学对浙江省是有承诺的, 即确保对浙江省的招生规模不减少。但是4校合并以后, 浙江大学面临着两难:一方面是国家对浙江大学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要求重点要发展研究生教育;另一方面国家提出了高等教育扩招的要求, 浙江大学作为浙江省和教育部共建的高校, 况且又吸收合并了浙江办学规模和水平都非常高的3所高校, 浙江省对其扩招充满了期待和要求。这就促使浙江大学思考如何在实现办学层次提高的同时, 又能满足提供优质本科教育的期望, 而创办独立学院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浙江大学通过创办城市学院, 一方面把4校合并后一些不符合学科发展要求的师资分流到城市学院, 实行“腾笼换鸟”的目的, 另一方面又很好地回应了地方政府对浙江大学参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

3. 民间因素:浙江民众对高等教育有巨大的需求和有分担高等教育费用的能力。

(1) 民间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关于高等教育数量规模扩张的机制, 本·戴维从社会学角度进行说明:“在大学近代化迟缓、具有以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为中心的稳定的阶层结构, 或职业的专门化迟缓、具有僵硬的职业结构之社会, 高等教育的数量规模就难于极具扩张。相反, 在大学近代化快速、高等教育制度开放并作为社会升迁的渠道占据重要位置, 阶层结构或职业结构的流动性大的社会, 高等教育数量规模扩张的可能性就大得多。”[6]9我国在改革开放后, 社会职业的流动性加大,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占据重要位置, 老百姓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愿望十分强烈。长期以来的历史原因使浙江高等教育发展缓慢, 办学规模小, 高校数量少, 高等教育的存量和增量都不足。而浙江的高考在全国高考中竞争激烈, 1998年高考入学率只有35%, 高考录取分高于某些省份近100分, 老百姓渴望子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与高校招生数量少的矛盾非常激烈, 也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极不相称。

(2) 民间有能力分担高等教育的费用。改革开放后浙江的经济高速发展, 老百姓的生活普遍提高, 民间资本非常充裕, 老百姓有能力分担高等教育的费用。据统计, 1999年浙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高达3261.34万元, 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6522元, 农村居民人均总支出3657元, 均在全国名列前茅。而在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 教育开支这一项的比例仅占6.33%和7.88%, 居全国中等水平。因此, 只要政府部门善加引导, 完全可以解决高等教育扩招中产生的经费不足问题。

四、结论

本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对浙江独立学院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描述和解释, 由此得出3点结论:

1.浙江独立学院的产生受制于宏观的“制度的深层结构”。影响浙江独立学院产生与发展的深层结构包括: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执行国家有关政策、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发展带来对人才的新需求和浙江民间对民办教育的认可度高, 容易接受民办高等教育。

2.浙江独立学院的产生与发展呈现出强劲的路径依赖现象。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 政府的理性选择决定了政策的走向, 政府作为关键的行动者缺乏改变制度的动机, 加上信息的不完全, 很难从初始条件中寻找新的路径, 只能在原有路径下缓慢演进。

3.浙江独立学院的产生和发展, 是政府、社会以及高等教育本身各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庄华洁.浙江省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及其独特性的实证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 2005:4.

[2]陈汉聪, 陈学飞.规范与变通——国家独立学院政策在浙江省的实施案例研究[J].高校教育管理, 2009 (03) .

[3]朱家德, 胡海青.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 2010 (04) .

[4]周光礼, 吴越.我国高校专业设置政策60年回顾与反思——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9 (05) .

[5]王慧华, 张冬素.高等教育大变局[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6][日]天野郁夫.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M].陈武元, 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阅读关键事件的产生机制 篇2

教师阅读关键事件的产生机制是否能够经得起管理学理论的观照呢?我们不妨按照美国学者福莱·诺格(Flanagan)和伯恩斯(Baras)在1954年对关键事件的理论解释和操作规程,重新审视这一机制。就教师阅读而言,教师应该有意识地记录平时阅读中的关键事件:一种是做得特别好的,一种是做得特别不好的。在预定的时间,通常是半年或一年之后,利用积累的记录,由主管者与被测评者(教师若没有加入阅读组织,主管者和被测评者则均为教师本人)讨论相关事件,为测评提供依据。记录的方法和特点是:第一是观察;第二是书面记录所做的事情;第三是有关工作成败的关键性的事实。其主要原则是,根据当事者的有关行为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来评定其结果。对每一事件的描述内容,包括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背景、特别有效或多余的行为、关键行为的后果、当事者能否支配或控制上述后果。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学家指出:调查的期限不宜过短;关键事件的数量应足以说明问题,事件数目不能太少;正反两方面的事件要兼顾,不得偏颇。

对于阅读时间较长的骨干教师来说,由于已经历过较多的正向性关键事件,应采取正向性关键事件优先的原则。这样可以使教师在关注、回顾和研究正向性关键事件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增强教师阅读的自信心和成就感,而且可以促使教师乘胜追击,进行拓展延伸式的阅读,更重要的是启迪教师发现正向性关键事件产生的时间节点、外界条件和相关议题等运行规律,这符合效果律强化的原理,也应了“成功是成功之父”的说法。

对于阅读时间较短的青年教师来说,应采取两者结合的方式,既要关注、回顾和研究学生阅读和教师阅读经历中为数不多的正向性关键事件,发现正向性关键事件产生的时间节点、外界条件和相关议题等运行规律,也要诊断、分析和研究教师阅读中低效和无效行为的原因和背景,评估自己能否支配或控制这些后果,以期在以后的教师阅读中采取矫正措施,提高教师阅读的贡献值,从而避免教师阅读负向性关键事件的出现,促进教师阅读正向性关键事件的产生。反复实践,对比总结,这也切合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和“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说法。

独立董事产生机制 篇3

1 调查结果与分析

表1显示, 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全国大学生相比, 在总体上具有同质性, 也就是说身心发展的基本状况是健康的。在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和焦虑及各因子上与全国常模相比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人际关系敏感和抑郁因子均分低于全国常模, 这可能与独立学院学生大多数来自城市, 受现代思想和文化影响较大, 与农村学生相比更具有现代意识, 学生参与社会交往的机会较多, 交往的能力较强, 且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有关。而强迫和焦虑因子得分则高于全国常模, 差异明显。其原因可能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学生个体心理与校内环境因素的矛盾性。独立学院的大学生相对于普通高校的大学生而言, 一般来说文化基础偏差, 步入大学后不能很快适应大学的紧张学习生活, 学业压力大。二是个体心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独立学院大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 心理比较脆弱, 心理承受能力、鉴别能力、适应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较弱, 然而, 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则是节奏快, 日新月异, 所接受的思想影响和价值观念纷繁复杂, 考虑到毕业时必须面对人才市场上择业过程中的激烈竞争, 担心自己的学业不被社会认可, 常感到缺乏实力, 自信心不足。

表2显示, 女生的焦虑水平和躯体化均分高于男生, 表明在现实生活中, 女同学承受的心理压力比男生更为沉重, 应给于更多地关心。

3 对策及建议

针对调查结果所反映的各方面情况, 结合独立学院的实际情况, 我们认为, 必须加强对独立学院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研究, 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 以更好的培养合格人才。

开展与大学生心理相关的理论研究, 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并把它纳入独立学院的教学计划之中。通过课堂教学, 向学生传授有关的心理健康知识, 以增强学生的自我心理保健意识。在开设必修课的基础上, 还可以开设相关的选修课, 如《大学生身心保健》、《生活中的实用心理学》、《大学生成才心理》等。在以上选修课的教学过程中, 可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方式, 充分运用讨论、辩论、咨询等形式, 系统阐明有关理论, 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原理和方法, 学会把握自己, 正确处理学习、生活和人际交往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问题。

针对独立学院学生中存在的一些心理问题, 应有重点地开展理论研究。如关于独立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标准问题、学习心理问题、独生子女心理健康问题、男女大学生心理健康差异问题、贫困生的心理问题等, 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为更好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等实践工作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健全机构, 做好大学生心理咨询工作, 积极开展心理健康调查、测试和咨询活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必须成立专门的心理咨询中心或心理咨询室, 对学生进行定期的心理普查、日常的心理咨询、开办心理信箱、建立心理热线, 通过因特网或校园网为那些心理上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及时、有效的引导、咨询和服务。

建立和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档案。从新生一入学就开始用scl-90量表、upi量表和epq量表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的普查和测试, 对新生的心理状况、个性能力、人格特征等进行全面的调查了解, 为他们设立心理健康档案, 使新生一入学就处于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之中。之后, 定期对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跟踪调查和研究, 充分掌握其心理变化活动的第一手资料, 一旦发现问题, 及时进行心理指导或治疗, 以防意外事情的发生。

形成全员参与的良性机制。所谓全员参与, 不是说学校的所有人员都像专职心理咨询人员那样, 而是采取措施, 帮助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树立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和观念, 注意自己的言行对学生产生的心理影响, 有意识地将心理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之中。因此, 全体教师应该掌握一些教育心理学的知识, 以便在育人的过程中真正把好学生全面成才这一关。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自助与互助机制。不可否认, 个体心理咨询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从面向全体大学生考虑, 还要建立起全校性的学生心理监控监护系统, 即由不同角色的教师、学生等人员组成的多层次、畅达的大学生心理变化信息传输渠道。

学校心理辅导的最终目标是助人、自助。实践表明, 大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使他们的自助和互助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心理辅导作用。学生最了解学生, 学生自助、互助机制一定能产生特殊的效果。

坚持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机结合。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两者都是以青年大学生为主要对象, 目的都在于使之获得全面发展, 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 因此, 一方面, 德育工作者要积极介入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通过心理学方面的专业培训, 参与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丰富和拓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和内容, 使心理健康教育不再局限于心理疾患的防治和为少数人服务的状况, 而扩展为学生的心理健康、人格健全、潜能发挥服务, 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发展获得更为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 德育工作者要学会运用心理教育的科学方法, 拉近与学生的距离, 改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 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而且可以解决学生思想、心理、行为上的一些问题, 减少和避免不良行为、心理障碍的发生和发展。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择业观。人的心理活动要受思想的支配, 人生观和择业观直接影响着独立学院学生的心理健康, 在当前人们盲目追求重点学校和高学历的社会大环境下, 社会能否正确分析和看待独立学院这一新生事物将直接影响考生是否报考独立学院和独立学院学生能否安心学习。因此, 社会各界要利用多种途径向高考学生宣传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和发展的广阔性, 以及选择独立学院的现实性。同时, 社会各界和劳动就业部门应积极热情地为独立学院学生的实习和就业提供条件和场所, 使他们置身于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还要重视发挥学生家长的教育作用, 使其在思想认识明确的前提下做好子女入学和择业的引导工作。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深化, 独立学院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他所培养的人才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但目前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心理素质相对于普通本科生而言存在诸多问题, 如何帮助他们解决心理问题, 顺利完成学业已成为独立学院的一项重要工作。

关键词：独立学院,学生心理,研究与对策

参考文献

营销导向企业的产生机制研究 篇4

1937年,罗纳德·H·科斯(Ronald H·Coase)在其发表的名为《企业的性质》的论文中,提出企业家替代价格配置资源,揭示了在交易成本世界中企业存在的原因及企业的性质,但是日新月异的企业环境使科斯的企业理论的现实性受到威胁。本文致力于以顾客为中心、营销导向企业的产生机制研究,首先对科斯企业(我们将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所界定的企业称为科斯企业)的现实性进行评价,指出现代企业具有明显营销特征,与科斯的企业假定不同。这些分析直接导致的一个初始的判断是:现代企业理论的出发点应当以顾客为中心,而不是以厂商为中心,研究焦点也必须从生产特征转为营销特征。其次,对泛化后的交易成本进行探讨,找出企业交易成本与营销特征的关系。最后,建立并实证分析了营销导向企业的顾客感知价值解构模型,并指出营销导向企业的产生条件。

1 科斯企业的现实性评价

《企业的性质》被认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形成标志,尤其文中对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开创性的分析,最终导致交易成本理论的出现。科斯因此成为交易成本理论的奠基人。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虽然六次提到企业的定义,但科斯始终没有给出企业的正面定义,只是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正如傅利耶所指出的,科斯未能认识到企业的最重要特征乃是对生产—销售过程的管理。[1]那么科斯为什么会忽视现代企业的营销特征呢?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一些启示。

1)科斯企业是在1937年提出的,而那时正处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企业仍然信奉生产观念,营销观念尚未形成。

2)科斯在《企业的性质》的注释中提到,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只有通过取消“消费者选择”才能消除,认为这些是销售的成本。可想而知,这些成本或许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人们被迫打算接受定量,因为获得的额外产品是相当于其选择损失的价值。[2]就此而言,科斯虽然注意到企业的销售职能,可是他认为,要素(要素所有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产品销售的契约如何具体运转是难以描述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3)科斯假定,在科斯企业产生前就已存在一个完全的市场体系,即一种要素可能负责对消费者的产品销售,情况也可能是这样:一种要素负责向一些要素销售由其他要素制成的零部件,同时另外一种要素承担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任务,或者是另一种情况,消费者可以与所有提供服务、制成产品的要素订立契约。这就存在大批可能的契约安排,但是,没有企业谁都不能指挥生产要素。在这样一种体系中,资源配置将直接依靠价格机制,而大量有用资源将被吸取来安排成交所需的契约和在提供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4)如果假定经营费用(包括与生产要素或其他企业订立契约的费用以及销售产品的费用)低于完全市场体系下带来的交易成本时,组成企业就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一差额是要素收益较高而产品价格较低的源泉,科斯认为这已足以解释企业的存在问题了。

由此看出,科斯虽然注意到企业的销售职能,但没有对销售成本影响企业的存在问题进行深入考察。现代企业的市场营销环境是以顾客为中心,而不再是以厂商为中心。企业的生产制度结构不是企业存在的原因,而是顾客选择的结果。因此,探讨市场营销导向企业的产生机制,不能仅仅考察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而应当从顾客选择行为与企业的生产制度结构的关系来研究,即不能将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直接用于分析市场营销导向企业的产生问题。

2 泛化后的企业交易成本与营销特征的关系

尽管科斯把自己的企业理论根植于新古典世界基础上,放松了新古典世界中的市场制度的运行是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提出了要素资源的配置制度具有替代性选择,除了价格制度外,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制度,解释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生产性功能成了企业存在的理由,但科斯没有明确指出交易成本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后来很多人沿着这个方向努力,其中达尔曼(Dahbman, C.J.)与威廉姆森(Williamson, Oliver E.)已取得突出造诣。达尔曼认为,交易双方欲达成协议,必须相互了解,将可能提供的交易机会告诉对方,这种信息的获得和传递是要耗费时间和资源的;如果交易的一方有多个经济代理人,在决定交易条件时,还会产生某些做决策的成本;相互同意的条件确定后,还有执行所订协议的成本以及控制和监督他方以确定是否按照所订契约履行其责任的成本。因此,从契约过程来看,交易成本包括了解和信息成本、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以及执行和控制成本。[3]

无独有偶,威廉姆森认为有必要区分合同签订之前的交易成本和签订合同之后的交易成本。前者是指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进行谈判以及确保合同得以履行所付出的成本;如果是一份复合合同,事先就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包括要估计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要规定签约双方各自做出哪些适当的让步以取得一致;后者包括①不适应成本,即交易行为逐渐偏离了合作方向,造成交易双方互不适应的那种成本;②讨价还价成本,即如果交易双方想纠正事后不合作的现象,需要讨价还价所造成的成本;③建立及运转成本,即为了解决合同纠纷而建立治理结构(往往不是法庭)并保持其运转,也需要付出成本;④保证成本,即为了确保合同中各种承诺得以兑现所付出的那种成本。签订合同所付出的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是相互依存的。即使在理论上能把它们区分开,实践中它们也一定会形影相随,而不是前后相继地到来[4]。而且,区分各种交易的主要标志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及其发生的频率[5]。

毋庸置疑,达尔曼与威廉姆森都是对交易成本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事实上就是探讨交易成本的构成要素;而且威廉姆森在此基础上还从交易的维度上间接地考察了交易成本的数量,即认为交易成本的数量是受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及其发生的频率三个变量的影响。将此交易成本的概念与科斯企业的交易成本概念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达尔曼与威廉姆森两人对交易关系进行了拓展,且其交易成本相当于《企业的性质》文中的市场运行成本,既包括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易成本,也包括企业的销售成本。

但我们认为,科斯之后的企业理论更倾向于将企业内部关系与外部市场关系加以泛化和同质化,亦即将企业内部关系与外部市场关系视为相同,均称作交易关系。其中,阿尔奇安(A.A.Alchian)和德姆塞茨(H.Demsetz)在《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中,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等同于店主与消费者(顾客)之间的关系,所指的交易关系自然包括企业内部的员工关系与企业外部的市场关系,也就是说,不再区分企业与市场、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导致企业边界模糊化,这难以令人信服。

由此可见,我们自然认同达尔曼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反对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企业与市场不分的观点,同时也不赞同张五常的大而泛的观点:把交易成本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其中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起草和实施合约的成本、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改变制度安排的成本。简言之,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6]。我们将交易成本界定为投入品购买过程与产出品营销过程两方面的成本,即把交易成本等于物流成本之外的采购成本与营销成本的总和[7]。

3 用顾客感知价值解构模型分析营销导向企业的产生条件

如果改变科斯企业的完全竞争条件,自然发现科斯企业节约交易成本只解决了利润问题的一个方面。正如迈克尔·迪屈奇所指出,交易成本经济学明显的缺点是它可能只是半边理论,因为从资源配置而产生的任何效益都从分析中被省略掉了[7]。钱颖一认为交易成本理论中关于企业制度替代市场的学说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第二种不完善性,即交易成本的存在,而忽略了第一种不完善性,即市场结构问题。这正如提出垄断型竞争理论的张伯伦(Chamberlin)所说,至少在理论上存在既非纯粹竞争,也无交易成本的模式,比如他的垄断竞争模式。如果减少交易成本是企业产生或替代市场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第二种不完善性取决于企业体制的形成,那么第一种不完善性在企业的产生、发展、扩大、缩小乃至消失中都不起任何的作用。[8]所以在半世纪以前,张伯伦写道:“在整个经济体制中,利润产生于对某种商品生产的控制(当然此种控制受销售成本和改变产品形态的深刻影响);这些利润是真正涵义的垄断利润——假如竞争是纯粹的话,它们就不存在。一个将它们充分包括在内的利润理论还有待于建立的。”这个问题今天仍然存在,现代经济仍然缺少一部真正的利润理论,并且我们强调这一理论应当体现现代企业的市场结构,从企业赖以孕育的条件进行探讨。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企业经营者信奉生产导向,即认为消费者喜爱那些可以随处得到的、价格低廉的产品;管理者的任务是致力于获得高生产效率和广泛的分销覆盖面[9,10,11,12,13]。即使在第二次经济大危机之后,大多数企业理念仍然停留在生产导向,只有到了曾经是农村的、农业的、商业的企业,变成了工业、城市企业。新生产技术及其带来的历史空前的产量,引起了一种新型的竞争。在有少数厂就能满足现时需求的那些工业里,那些少数大厂很快便开始为占有本国市场并且往往加上国际市场的大量份额而竞争。[14]在这种市场竞争态势中,企业的生产能力与产量相对消费需求总量过剩,顾客的买方势力得到提高,市场从卖方偏向买方,企业寻求垄断竞争、寡头垄断乃至完全垄断,导致出现认为实现组织诸目标的关键在于确定目标市场的需要和欲望,并且比竞争对手更有效、更有利地传送目标市场所期望满足的东西的营销导向[15],并在1950年之后趋于成熟,当然,企业在这种环境下的产生机制已不同于科斯企业中所假定的在完全市场体系下的企业产生原因。

为了便于探讨上述非纯粹竞争环境下的企业产生机制,我们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称为生产导向型企业,由于它们的经营理念是以厂商为中心,致力于通过收益与成本的科学决策而获取最大化利润。显然,仅关注交易成本的科斯企业是属于生产导向型企业。而把现代营销导向企业界定为:有效满足目标顾客需求与欲望的组织,其具有如下几种特征为:①以顾客为中心;②具有生产与营销特征;③企业的股东是生产资料或其财产权的所有者;④企业通过满足顾客需求的生产与营销而获得利润。并且,为了让这一代表性企业接近现实,我们以网上交易为对象进行分析。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针对网上交易的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消费者主要从是否节省费用,价格是否诱人,操作与付款是否方便,是否节省时间,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及厂商信用是否有保障,安全性高低,网上提供的信息是否可靠,送货是否及时,寻找稀有商品,出于好奇、有趣等因素来考虑消费需求。这种现实消费需求明显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假设,为此我们将拓展消费的概念。

在主流经济学中,消费概念一般被定义为是利用物品或劳务来满足人类需要的行为,这是对消费的一种直观理解。而实际上,从消费者的消费角度来说,每个人无所不在消费之中,我们不仅消费食物、住房、闲暇等普通意义上的商品,而且消费阳光、空气、空间、时间、广告、教育等非普通意义上的商品。正如陈惠雄所指出,消费是由人的欲望引起的利用时空与吸收客观的物质存在以满足人类需要的行为和过程。欲望是人类消费行为发生的内在动力与出发点,一切能满足人的欲望、引起人们快乐需要满足和客观物质存在和活动,如商品、阳光、空气、空间、时间等等,都构成人类消费的内涵,这便是广义消费。其循环机制是人类自身的欲望—外化为相应客观对象的需要—消费一定的客观对象(不考虑货币能力)—产生相应的快乐满足或痛苦—在欲望推动下产生循环的或扩大的消费行为。人类消费机制的这种不断往复运动的实质,就是一个不断的由物质变精神而又精神变物质(形成与改变人体自身生理状态、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因此,广义消费概念讲,所有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客观对象构成了人类消费内容。[16]这正是现代营销学所界定的产品概念。

同时,我们也将对消费偏好进行扩充,由于主流经济学家消费偏好的研究仍然是在这样一个隐含的假定上进行的,即偏好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人们对食物、饮料、居所和一些消遣娱乐的基本生理需要。这显然与现代经济生活中不符,实际上,正如加里·贝克尔所指出,对食物、住房和休息的基本需要与普通人的消费选择及其他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人们所购买的家具、人们所希望的住宅类型,人们所消费的大部分食物(特别是在餐馆里所消费的食物)以及人们所选择的闲暇活动的类型,所有这些都是由几乎与基本生理需要完全无关的考虑决定的。[17]为此,我们将营销学的产品概念纳入到消费者个人偏好的范畴中,参照菲利普·科特勒所倡导的顾客感知价值系统,将顾客总价值分解为产品、服务、人员及形象四类价值,即U=Uc+Us+Up+Ui。其中产品价值Uc是指由产品及其质量、特色、款式、包装、信贷等因素所产生的价值;服务价值Us是指企业向顾客提供满意服务所产生的价值;人员价值Up是指由企业员工的经营思想、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工作效率与质量、经营作风以及应变能力等所产生的价值;形象价值Ui是指由企业及其产品在社会公众中形成的总体形象所产生的价值。

这样,顾客总价值就包括表1中的网上交易产品、售后服务、交易人员效率及品牌形象所产生的价值之和。如果我们将交易人员效率视为人员价值,则可估算出网上交易的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及形象价值的决策权重比例为:0.63,0.12,0.19,0.03。显然,产品价值仍然是顾客需求的核心内容之一,其高低是顾客选择产品时所考虑的首要因素;其次,人员与服务价值的影响不容忽视。

依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决策除了考虑价值外,还要考虑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我们引入顾客感知价值系统,因此,我们界定顾客总成本替代仅考虑货币成本的预算约束,在形式上等于四类成本,即货币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及体力成本的总和,函数表示C=Cm+Ct+Ce+Cp。其中货币成本Cm是顾客购买产品或服务的实际货币支付,在数量上等于产品的价格;时间成本Ct是顾客为想得到所期望的产品而必须处于等待状态的时期和代价;精力成本Ce是指顾客购买产品所承担的心理与精神方面的耗费与支出;体力成本Cp是指顾客购买产品时所耗费的体力与支出。可见,四类成本就是表1中所列的网上交易的动机与存在问题,其中,“是否节省费用,价格是否诱人”是货币成本的大小;“是否节省时间”是时间成本的多少;“安全性高低,网上提供的信息是否可靠,送货是否及时,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及厂商信用是否保障”是精力成本的大小;“寻找稀有商品,出于好奇、有趣,操作与付款是否方便”是体力成本的多少。而且我们可根据表1内容,估算出四类成本的决策权重比例为:0.16,0.17,0.28,0.39。显然,网上交易的货币成本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精力与体力成本是关键性因素,这正是网络运营非价格策略竞争的依据。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3-2007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报告》整理,表中小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平均值。

现在假定在一个专业化经济体系中,消费者之间是完全竞争的,即是价格接受者,拥有自由退出选择权[18],且追求顾客感知价值(即顾客总价值与顾客总成本之差)最大化。因此,营销导向企业的产生条件是企业的营销制度结构,即U和C的制度结构,而企业的生产制度结构则是营销制度结构的内部安排结果。这很好地解释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的论断:正是对生产、经销和管理这三方面的投资,使现代工业企业得以出现。[19]

简单的道理是没有顾客就没有企业。因此,从我们的模型中可以看出,企业是为降低顾客总成本,或提高顾客总价值,抑或是变动顾客总成本与顾客总价值,达到增加顾客感知价值而产生。具体地说,降低顾客总成本,可以通过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降低货币成本、经销网络扩大降低时间成本、信任机制建设降低精力成本、物流现代化降低体力成本;提高顾客总价值,可以通过产品创新提高产品价值、服务流程再造提高服务价值、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员价值、形象塑造提高企业或品牌形象价值。这些策略,在职能性竞争方式上反映,恰是生产、经销及管理的投资。显然,Amazon、yahoo!、ebay等网络企业及连锁企业均是为降低顾客总成本而产生;而固特异、索尼、微软等企业是为提高顾客总价值而产生;当然,更多数的企业是通过变动顾客总成本与顾客总价值而产生的。通过顾客感知价值的解构,很好说明营销导向企业的产生机制,从而成功架起了经济学与市场营销学之间的沟通桥梁。

4 结语

科斯将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分析之中,引发了一场经济学革命,从而改变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对我们理解现实经济如何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科斯企业因其假设条件的严格,导致其操作性不强,而且,现代营销导向企业的顾客感知价值解构模型的经济学分析显示,①科斯的企业理论因缺乏营销特征,不能很好地解释营销导向企业的存在。②营销导向企业是提高顾客总价值,或降低顾客总成本,抑或是增加顾客感知价值而存在。③把顾客感知价值解构为四类价值与四类成本之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完备的解释力,是一个以顾客为中心的现代企业理论模型。这些结论,与其说是对科斯企业的拓展,不如说建立了一个符合现实的理论模型,目的在于克服经济学与现代管理学越来越疏远的现象,重新唤起人们研究与现代管理学相通的现代企业经济的热情。

独立董事产生机制 篇5

一、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存在的问题

考察目前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目标设置，情况不容乐观。李光红对湖北省部分独立学院的定位情况进行调查表明，大部分独立学院把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应用型人才”或“实用型人才”，而其中还有大约1/3的独立学院没有明确或忽视了自身的培养目标，也有极个别独立学院表述为“高能、优质的培养目标”或“高素质建设人才”等。高连歌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了有的独立学院富有特色，培养目标是“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这与吴金林、张冰、金戈等的研究基本一致。刘小强、许红缨通过对独立学院很自然地移植了母体高校的普通式、精英式培养方式，自觉不自觉地确立了与母体高校相同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分析，认为独立学院普遍存在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的趋向，这一观点与赵中岳等的研究也是基本一致的。

就总的情况来看，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目标设置仍存在下列问题：

第一，目标不明或目标模糊，如“高能、优质的培养目标”或“高素质建设人才”等。张炼在其研究中就曾谈到一些学校“培养目标不明确”;李光红对湖北省独立学院进行了网上调查，结果表明大约有1/3的独立学院没有明确或忽视了自身的人才培养目标，个别独立学院设置了所谓培养目标，但也只是笼统地表述为“高能、优质的培养目标”或“高素质建设人才”，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因而也可视为目标不明。

第二，照搬母体高校或重点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有的好高骛远，将自身定位于研究型大学，奢谈再造一个“某某大学”(一般为申办院校)，照搬母体学校人才培养目标;还有的直接照搬母体高校或重点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如“培养中国加入WTO后所需要的既具有较强的英语语言基础与技能，又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现代化技术，基础扎实，知识面宽，技能强，素质高，且具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涉外实用人才”等等，造成了人才培养中拔高人才培养标准的现象。有的甚至与其他高校在“211工程”论证报告中确定的“面向21世纪的人才培养目标”“不谋而合”。这不仅表明独立学院照搬了母体高校或重点大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也说明独立学院在具体的人才培养中有拔高培养标准的趋向。

第三，表述为“高级技术人才”。“高级技术人才”与“应用型人才”相比内涵显然较窄，因为应用型人才包括工程应用型、技能应用型、技术应用型。而且这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混同。所以把人才培养目标定为“高级技术人才”其实是降低了人才培养质量要求。

二、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学院人才培养目标何以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认为，既有理论方面的不足，也有制度安排方面的不当，还有自身管理机制方面的欠缺。试具体分析之：

1理论准备不足

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随着经济的腾飞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高等教育机构会出现多元化、分层化的趋势，高等学校一般也都会在传统大学之外派生出新的办学形式，如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赠地学院”等等。与此同时，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企业集团，也为自己的劳动力资源寻求保障体系—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劳资关系，新的管理模式，都需要新型的劳动人口，而这种劳动力的培养，当时还缺乏新的机制。在这样的情况下，独立学院的前身二级学院遂应运而生。

因此，独立学院的产生，从根本上说，应是劳动力生产和供应部门的一种自觉行为，在其初期甚至一定意义上被当成了解决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遭遇困境的一剂“急救药”，其产生是仓促的、应急式的，因而多少有些缺乏理性。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这样一种教育创新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对内积极发展，认真总结;对外低调处理，不宣传扩散。独立学院在其发展初期的“底气不足”由此可见。这也便带来了理论界对早期二级学院的看法不一：它到底应视作怎样的身份、到底应具有怎样的办学性质、到底应由谁来主办、到底应培养怎样的人才，乃至到底应进行怎样的管理等等，都成为讨论的热点。但参与讨论的多，讨论也很热烈，却难以形成共识。二级学院的发展也就在这争论中走入了困境。

2体制安排不顺

所谓独立学院应是以公立高校办学活动中积淀的无形和有形资产为依托，以非财政拨款的社会资源为主要经费来源，采取民办高校运行机制而建立的拥有较大自主权和独立性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与民办高校相比，独立学院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研究者指出：如果独立学院借助母体高校品牌优势，采用民办高校运行机制，并且全面进入民办高校的生源市场，必将极大地削弱民办高校的生存基础、挤压民办高校的生存空间。这显然是与《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基本法理精神相违背的，而“任何违反民办高等教育国民待遇的政策和由于政策不完善所可能产生的不公平行为，都会对民办高等教育带来消极的影响，从而在根本上阻碍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办学体制的形成”。

为什么独立学院如此难以“独立”?是法律依据不充分，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力?是利益驱动的原因，还是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使然?独立学院能否弱化母体高校的“控制”，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理论界和实践界来面对。

而独立学院能否贯彻教育部的《意见》，则是问题的关键。很难想象，独立学院不独立，怎么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办学样式的创新，又怎么能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人才培养模式特别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创新!

因此，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目标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制度安排和贯彻实施的现实问题。

3管理运作不畅

独立学院公共治理结构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与人才培养目标相关的管理运行制度方面的障碍。

就教学计划而言，大多独立学院的教学计划都是母体学校教学计划的“翻版”，所设专业都是一些低成本的热门专业，其结果必然是独立学院学生的课程体系与母体院校同专业的课程体系没有区别，根本没有所谓特色可言。

就师资队伍而言，教育部8号文件要求“切实加强独立学院的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建立并不断完善独立学院教学水平的监测、评估体系”。但独立学院大多缺乏自身的教师队伍，主要从母体高校聘请教师，而独立学院对这些从母体高校聘请来的教师，只有通过母体高校才能实施所谓管理，管理运作不畅在所难免。一些异地办学的独立学院，由于诸多不便，对来自母体高校教师的管理更是困难重重。另外，由于多数独立学院采用的聘任制是一种较为松散的人事关系，在这种简单的协约关系之下，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淡薄，很多教师“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上完课走人，与学生接触机会少，难以完成“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使命。教师是实施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教师队伍管理不畅，教师队伍素质不高，又遑论什么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和实施?

就管理人员特别是教学管理人员而言，独立学院也缺乏一批具有较强责任心、较高专业素养、较好的管理才能的管理人员队伍。一方面，中层管理人员多来自母体高校，他们对独立学院的认识还不充分，管理理念陈旧，缺乏创新意识;另一方面，中层以下的年轻管理人员多通过招聘途径获得，他们多是刚从高校毕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或者经验不足，刚踏上工作岗位往往是“摸着石头过河”，或者稍有长进就“人往高处走”———跳槽走人。

语言模因产生的隐喻机制 篇6

关键词：模因论,语言模因,隐喻

一、引言

徐盛桓先生在《认知语用学论纲》中指出:当前, 同认知科学一道, 从认知的角度深入展开语用学研究, 是语言学转向的逻辑必然发展。黄缅先生也提出要将幂姆研究引向纵深发展、要对幂姆之所以能从一个人的记忆“复制”到另一个人的记忆中去这一现象作出有价值的说明, 其中一个途径可以把对幂姆的研究引向认知研究。他所讲的幂姆也即模因——meme。meme一词最早出现在道金斯1976年著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近年来国内外开始重视对模因的研究, 国外学者如Dennett (1990/1995) , Heylighen (1998) , Blackmore (1999) 等先后撰文, 阐述和发展模因的涵义和规律, 尝试建立文化进化的模因理论。模因已经进入到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等领域。我国学界对模因进行介绍和研究始于世纪之交。The Self-ish Gene (1981, 1998) 和The Meme Machine (2001) 先后被译成中文。而对模因现象更广泛的讨论还是在英语语言研究领域, 如何自然、何雪林 (2003) 、尹丕安 (2005) 、何自然 (2005) 、徐盛桓 (2005) 、陈琳霞、何自然 (2006) 、蔡少莲 (2006) 、谢朝群、李冰芸 (2006) 、谢朝群、何自然 (2007) 等。可以说, 模因理论为我们研究语言和文化进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但是国外有不少人 (如Sperber, 2000;Johansson, 2005等) 认为, 模因理论还并不成熟, 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模因的复制和储存机制是怎样的?模因在生成与传播过程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等, 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也有不少学者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模因。如:黄缅先生的《语言模仿之谜——幂姆的认知研究》一文, 他认为语言使用者通过体现相邻/相似性的拈连操作是实现幂姆模仿的机制;将隐喻与模因结合进行研究的学者有:张平运用模因学理论来理解隐喻现象及其机制, 尹丕安探讨了模因机制在隐喻概念的形成、发展和传播中的作用。本文在各学者研究基础上, 以语言模因现象为例, 从认知隐喻的角度探讨语言模因复制与传播这一过程的认知机制, 我们认为, 语言模因复制与传播的认知心理机制源自于人们认知隐喻思维。

二、什么是语言模因

meme一词最早出现在道金斯1976年著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我们需要为这种新的复制因子取个名字, 一个能够表达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的概念名词……”。根据道金斯的观点, 模因是一个文化信息单位, 那些不断得到复制和传播的语言、文化习俗、观念或社会行为都属于模因。模因可以看作是复制因子, 也可以看作是文化进化的单位。比如说:某种东西, 如标语口号, 时髦用语, 音乐旋律, 创造发明, 流行时尚等, 只要有谁带个头, 人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跟着模仿起来, 并传播开去, 成为“人云亦云”、“人为我用”的模因现象。“关于语言模因的概念, 我们认为, 语言本身就是模因, 模因主要寓于语言之中。任何字、词、语句、段落以至篇章, 只要通过模仿得到复制和传播, 都可以成为模因” (何自然:150) 。一般来说, 模因在复制和传递过程中往往要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海利根 (Francis Heylighen) 曾探讨了模因复制的四个阶段:

(1) 同化 (assimilation) :成功的模因应该能“传染”它的宿主, 进入宿主的记忆里。被呈现的模因要得到同化, 就必须被宿主注意、理解和接受。“注意”是指模因载体的显著程度足以引起宿主的关注, “理解”意味着宿主能够在自己的认知系统里重新将其呈现出来。

(2) 记忆 (retention) :模因复制的第二阶段是指模因在记忆中的保留时间。记忆是有选择性的, 只有少数能够存活下来。模因在记忆里停留的时间越久, 通过感染宿主使自己得到传播的机会就会越多。

(3) 表达 (expression) :模因若想传递给其他个体, 必须由记忆模式转化为宿主能够感知的有形体。如话语、篇章、图片及行为举止。

(4) 传播 (transmission) :某个表达若想传递给其他个体, 需要具备看得见的载体或媒介, 它们应有一定的稳定性, 以免表达内容在传递过程中失真或变形。比如:声音、文本、网络、CD等。

布莱克摩尔将语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分为两种方式:“内容相同形式各异”的基因型和“形式相同内容各异”的表现型。

(1) 内容相同形式各异——模因基因型传播

思想或信息模式一旦得以传播和仿制就具有模因性。表达同一信息的模因在复制和传播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可能一样, 也可能不一样, 但其内容却始终同一。同一信息在不同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传递。

a:相同的信息直接传递, 这种信息在合适的场合下不改动信息内容而直接传递。如引文、经典台词、名言警句等, 如“高高兴兴上班去, 平平安安回家来”, “和谐社会”等。

b:相同的信息以异形传递, 这也是一种以复制信息内容为主的模因, 它以纵向递进的方式传播。如一些网络语言“PMP” (拍马屁) 等。

(2) 形式相同内容各异——模因表现型传播

这种类型的模因采用同一的表现形式, 但分别按需要表达不同的内容。

a:同音异义横向嫁接, 语言模因在保留原来结构的情况下, 以同音异义的方式横向嫁接。如“一明 (鸣) 惊人” (眼药广告) , “千里江铃 (陵) 一日还” (江铃牌汽车广告) 。

b:同形联想嫁接, 语言形式没有变化, 但嫁接于不同场合导致产生不同的意义联想。如一种丰胸保健品的商业广告词“做女人挺好”就是利用同音作联想嫁接, 一语双关, 让人从“挺好”的一般意义联想到该广告的特殊意义。

c:同构异义横向嫁接, 指语言模因的结构和形式都不变, 但内容变了, 为另外的词语所取代。如“××来了, ××还会远吗?”的语言结构出自雪莱的《西风颂》中的名言:“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经后人模仿结构重新构造出许多不同意义的表达。

三、语言模因与隐喻认知的关系

赵艳芳认为, 隐喻不仅指隐喻在语言上的表达手段, 而且指以一事物描写或替代另一关联事物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它的完型心理基础有:相似原则 (principle of similarity) , 接近原则 (principle of proximity) , 顺接原则 (principle of good continuation) , 凸显原则 (principle of prominence) 。在隐喻结构中, 两种看来毫无联系的事物被相提并论, 是因为在认知领域中他们产生了相似联想, 因而利用对两种事物感知的交融来解释、评价、表达他们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感受和感情。隐喻思维能力是随着人的认知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是认知发展的高级阶段, 是人们认识世界, 特别是抽象事物不可缺少的一种认知能力。

当人的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它已不满足于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与表达, 而是要认知、思考、表达一些抽象的概念与思想。这时, 人们并不是无止境地创造新的词语, 而是将新认识的抽象概念与已认知的事物相联系, 找到它们的关联点, 从而用已有事物的认知来处理、对待、思考、表达新概念, 于是产生了两个认知域之间的投射, 这种创造性的隐喻思维发展了语义范畴的抽象意义。如“床”发展为河床、机床、花床、温床等, “水门事件”到现在的艳照门、玻璃门等。

徐盛桓先生认为, 只要涉及幂姆的复制, 必定涉及幂姆和仿体。幂姆在话语里一般是隐性而没有显现的, 是隐性表述;仿体是在话语里显性显现的, 是显性表述 (幂姆即模因) 。但是, 隐性的幂姆主导着仿体的复制。仿体必定是按幂姆的某方面的语言现象实施模仿的。

笔者认为, 模因和仿体即隐喻中的本体与喻体, 喻体和本体的相似性与模因和仿体间的相似性一致, 构成隐喻源域与目标域投射的基础。模因的形成过程与隐喻的形成过程的心理认知机制是一致的。比如说:“Take it or not take it, that is a question.” (“买还是不买……”) 和“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两句话构成仿体与模因。们之间存在不只是结构上的相似性, 且在使用语境中都表达一种难以取舍的心态。这种相似性便是隐喻源域与目标域投射的基础。如隐喻:“Argument is war.”辩论与战争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都必须要有对抗的双方, 程度可能都可以很激烈, 等等。此例可看出, 模因产生心理机制与隐喻心理机制是一致的。语言模因的复制与传播过程心理认知机制即以用一新事物描写或替代另一关联事物的思维和认知方式, 即用仿体描写与替代模因的思维和认知方式, 这一认知过程便是隐喻。

语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分为两种方式:“内容相同形式各异”的基因型和“形式相同内容各异”的表现型。语言模因的复制有四个阶段:同化、记忆、表达与传播。我们认为, 隐喻的完型心理基础即是语言模因复制四个阶段, 同样是语言模因以不同方式进行复制与传播整个过程的认知心理基础。

四、结语

独立董事产生机制 篇7

“5/100/2020”计划就是为解决这个任务而制定的。2013年夏季, 通过竞赛选出了15所将获得资金并为进入排名而战的大学和学院。而圣彼得堡电工大学已经被排除出计划。并且每年都会有一到两所大学被排除除去。

现在在计划里的有: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 莫斯科钢铁和合金学院, 国家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 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 圣彼得堡国立工业大学, 圣彼得堡信息技术大学, 远东联邦大学, 喀山联邦大学, 乌拉尔联邦大学, 下诺夫哥罗德国立大学, 萨马拉国立航空技术大学, 新西伯利亚大学, 托木斯克大学, 托木斯克工业大学。

这些野心勃勃要进入世界排名前列的大学将由监理会来担任战略指导。他们现在开始挑选校长。关于这件事教育和科学部长德米特里·里瓦诺夫已宣布过了。

大学的监理会将会是独立的, 就像在大公司里的“董事会”。

在大学的“监察员”中有, 比如说, 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 莫斯科副市长莱昂纳多·比恰特尼科夫, 储蓄银行行长戈尔曼·格列夫, 俄罗斯外贸银行行长米哈伊尔·热达尔诺夫 (他们都进入了高等经济学院的监理会) 。在莫斯科物理技术大学, 主导监理会的是总统的助手维亚切斯拉夫·苏拉克夫, 其监理会成员有院士弗拉基米尔·法勒托夫, 叶甫盖尼·维利霍夫,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夫。

大学监理会已经在运行中了, 但是教育部想扩大他们的权限。现在他们将同校长一起来为学校的将来与成就负责。而主要的是, 校长将由监事会成员来选举。实际上, 这是俄罗斯高等教育的新管理模式。

首先进行试验的就是参加“5/100/2020”计划的大学们。而且现任的校长不管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 无论是刚刚上任还是已任许多年, 都不重要。之后这种经验可能会被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所效仿。

里瓦诺夫更加明确的说明, 监理会会向教育部推荐一个或几个校长候选人。甚至还会宣布进行针对校长一职的国际竞赛。因此, 在教育方面, 可能我们很快就会有自己的“胡斯·希丁克”和“法比奥·卡佩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