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集体

中共领导集体（精选8篇）

中共领导集体 篇1

75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 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是党的历史发展的关键转折。从遵义会议开始, 我党集体领导得到了真正的实现并逐渐制度化, 从此保证了我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不断取得胜利。

一、遵义会议前我党未能实现集体领导的原因

中共虽然从建党之初起, 就把列宁提出的所有机关都“必须实行集体领导”[1]的原则写入党的文件。大革命失败后, 为总结我党领导工作的教训, 于1927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中, 将体现集体领导制度的民主集中制第一次载入党章。但党当时毕竟处在幼年阶段, 我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在遵义会议前, 很长时间未能真正实施, 其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1.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更换频繁, 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团结统一、略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 且无集体领导的经验。从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不视事”至遵义会议, 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变更了六次。这些领导人多半年龄很轻, 且缺乏对中国革命规律的了解, 更无实行集体领导的经验。

2.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片白色恐怖和战争不断的年代里, 中央领导核心处于分散状态, 使集体领导制度的实施受到限制。从“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至1933年初, 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机关一直设在上海。这期间,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包括临时常委会) 多次变动。每次组成新的常委会, 常委们多半分散各地开展工作, 因而集体领导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如“六大”以后, 新当选的五名常委中, 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留在苏联, 向忠发、蔡和森回国。后来, 李立三代替蔡和森的位置。这时, 周恩来回国工作一段时间又赴苏联。“恩来走后, 立三更加独断专行, 政策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 往往由他个人决定, 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2]

3.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组织工作的干预, 使他们的指示代替了集体决策。从中共“二大”决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其中一个支部起, 共产国际即努力将中国共产党“指导”成“俄国式”的政党。大革命失败后,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民主革命新道路的实践, 更使共产国际认为中共有“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必要, 甚至认为中共是“山沟里发展起来的党”, 必须加以“改造”。所以, 共产国际十分重视中共核心领导人物的选择。大革命失败后众多领袖的频繁更替, 是与共产国际负责指导中国革命的“代表”、“顾问”们紧密相关的。先是鲍罗廷, 再是罗明纳兹, 而后则是米夫, 他们相继把各自信任的“布尔什维克”安排在中共最高的领导职位上。这些人缺少群众基础, 更缺少指导中国革命的经验, 因而就谈不到威信和影响。他们一旦走上领导岗位, 便以共产国际的旨意为其行动纲领, 不可能发挥中央集体领导的作用。

4.为推行错误路线, “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在中央领导工作中盛行, 使代替党的集体领导的“小集团”的领导方式占据了统治地位。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 (即博古) 同志特别是华夫 (即李德) 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 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 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 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 自我批评丝毫没有, 对军事上的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 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 下层指挥员的独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3]这是对“左”倾路线的决策者错误做法的概括。

二、遵义会议实现了个人专断向集体领导的转变

遵义会议的贡献是实现了由个人专断向集体领导的转变, 这一转变可分三阶段。

第一阶段:遵义会前的思想准备。1934年4月10日开始的广昌战役, 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决定的一战。此次战役, 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 结果战役历时17天, 使投入战斗的12000多红军将士死亡5500多人。惨败使王明“左”倾路线开始动摇。此后, 红军节节败退, 10月初, 中央根据地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 粉碎敌人“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长征途中湘江战役是更严重的失败, 主力红军8.6万多人伤亡过半, 战后锐减至不足4万人。在失败面前, 博古、李德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红军上下, 日益不满。在12月12日召开的通道紧急会议和12月18日在黎平县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改变前进路线, 决定取道遵义, 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教训的主张。长征途中, 毛泽东多次与中央其他领导交换“要讨论失败的原因”的意见, 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 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 还有其他中央同志。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经长征途中的讨论被大多数人接受, 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做了思想准备。

第二阶段:从遵义会议到张闻天代替博古为中央常委会总负责, 建立起集体领导核心。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我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决策的会议。参加会议的20人, 经过激烈争论, 除李德、博古、凯丰外, 与会另外17人取得一致意见, 对李德的军事路线给予批判。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新的常委会做了明确分工。2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开会, 决定以张闻天取代博古, 至此, 新的中央领导核心组建起来。可以说, 遵义会议是第一次无共产国际的影响, 经中央集体讨论决定更换主要领导的会议, 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仅有的一次集体要求换“头头”, 并组建“新班子”的壮举。

第三阶段:从张闻天担任总负责至成立新的“三人团”, 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集体领导格局。因有博古、李德独断专行的前鉴, 张闻天成为总负责后, 十分注意“发扬民主”, 遇事皆集体讨论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因此, 凡有军情, 多是十几人, 二十人研讨战机, 这种对“一言堂”矫枉过正的“民主”做法, 在“攻打打鼓新场”[4]的请战“万急”电报中是行不通的。由此可以看出, 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 不能总是二十几个人讨论来讨论去。指挥作战, 权力必须高度集中。3月12日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 受中央委托, 成为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样, 毛泽东成为红军的最高首长。在长征期间, 由于打仗就是一切, 军事压倒一切, 毛泽东自然居于诸常委中更重要的位置。至此, 形成了由总负责张闻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新“三人团”组成的, 由毛泽东占据重要地位的集体领导格局。

三、遵义会议实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集体领导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使中共集体领导在遵义会议上得以真正实现。

遵义会议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军事问题, 而军事问题争论的焦点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上。会议在彻底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组织上和领导方式上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的基础上, 明确指出造成错误的原因之一, 就是中央政治局忽视和削弱了集体领导的问题。在此基础上,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参加的新的中央和军委领导机构, 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集体领导班子, 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得以贯彻执行。因此,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 它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了英明的决策, 从而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航向。

遵义会议使我党的集体领导得到真正实现。正如邓小平指出:“在历史上, 遵义会议以前, 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 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 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5]也就是说, 我们党的领导集体, 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遵义会议之后, 在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集体领导的指挥下, 根据实际情况和变化, 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 忽东忽西, 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 红军四渡赤水, 佯攻贵阳, 进逼昆明, 巧渡金沙江, 摆脱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 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这些都体现了我党集体领导的正确性。

然而, 同其他任何革命理论的发展进程一样, 我党集体领导制度化也经历了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日趋成熟的过程。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集体领导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 使以后我党的领导方式逐渐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

总之, 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75周年之际, 回顾遵义会议在实现中共集体领导制度中的作用, 我们深刻认识到, 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和正确指导理论, 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今天, 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因此, 我们一定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中央权威, 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执政能力, 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万众一心,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四卷[M]:24.

[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304.

[3]六大以来·下[M].人民出版社, 1981:676.

[4]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N].人民日报, 1985-1-17.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 1993:298.

中共领导集体 篇2

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2016年12月26日）

为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保护农民集体资产权益，调动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现就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出如下意见。

一、重大意义

（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必然要求。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适应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要求，不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盘活农村集体资产，构建集体经济治理体系，形成既体现集体优越性又调动个人积极性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引领农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大举措。农村集体资产包括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资源性资产，用于经营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工具器具、农业基础设施、集体投资兴办的企业及其所持有的其他经济组织的资产份额、无形资产等经营性资产，用于公共服务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非经营性资产。这三类资产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主要财产，是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趋势，分类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已有部署抓好集体土地等资源性资产确权登记颁证，建立健全集体公益设施等非经营性资产统一运行管护机制的基础上，针对一些地方集体经营性资产归属不明、经营收益不清、分配不公开、成员的集体收益分配权缺乏保障等突出问题，着力推进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于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让广大农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总体要求

（三）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为目的，以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改革为重点任务，以发展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为导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探索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繁荣，为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

（四）基本原则

——把握正确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完善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坚守法律政策底线。坚持农民集体所有不动摇，不能把集体经济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坚持农民权利不受损，不能把农民的财产权利改虚了、改少了、改没了，防止内部少数人控制和外部资本侵占。严格依法办事，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尊重农民群众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支持农民创新创造，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确保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真正让农民成为改革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分类有序推进改革。根据集体资产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条件确定改革任务，坚持分类实施、稳慎开展、有序推进，坚持先行试点、先易后难，不搞齐步走、不搞一刀切；坚持问题导向，确定改革的突破口和优先序，明确改革路径和方式，着力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围绕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来谋划和实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确保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依规运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五）改革目标。通过改革，逐步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保护和发展农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科学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明晰集体所有产权关系，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管好用好集体资产，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落实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和对集体经济活动的民主管理权利，形成有效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治理体系。

三、全面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

（六）开展集体资产清产核资。这是顺利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和前提。要对集体所有的各类资产进行全面清产核资，摸清集体家底，健全管理制度，防止资产流失。在清产核资中，重点清查核实未承包到户的资源性资产和集体统一经营的经营性资产以及现金、债权债务等，查实存量、价值和使用情况，做到账证相符和账实相符。对清查出的没有登记入账或者核算不准确的，要经核对公示后登记入账或者调整账目；对长期借出或者未按规定手续租赁转让的，要清理收回或者补办手续；对侵占集体资金和资产的，要如数退赔，涉及违规违纪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清产核资结果要向全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示，并经成员大会或者代表大会确认。清产核资结束后，要建立健全集体资产登记、保管、使用、处置等制度，实行台账管理。各省级政府要对清产核资工作作出统一安排，从2017年开始，按照时间服从质量的要求逐步推进，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

（七）明确集体资产所有权。在清产核资基础上，把农村集体资产的所有权确权到不同层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并依法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未成立集体经济组织的由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未成立集体经济组织的由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有集体统一经营资产的村（组），特别是城中村、城郊村、经济发达村等，应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在村党组织的领导和村民委员会的支持下，按照法律法规行使集体资产所有权。集体资产所有权确权要严格按照产权归属进行，不能打乱原集体所有的界限。

（八）强化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监督管理，加强乡镇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修订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会计制度，加快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建设，推动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稳定农村财会队伍，落实民主理财，规范财务公开，切实维护集体成员的监督管理权。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监督，做好日常财务收支等定期审计，继续开展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等专项审计，建立问题移交、定期通报和责任追究查处制度，防止侵占集体资产。对集体财务管理混乱的村，县级党委和政府要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整顿，防止和纠正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行为。

四、由点及面开展集体经营性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九）有序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作为其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改革主要在有经营性资产的村镇，特别是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开展。已经开展这项改革的村镇，要总结经验，健全制度，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没有开展这项改革的村镇，可根据群众意愿和要求，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作出安排，先进行试点，再由点及面展开，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改革。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股份合作制改革，不同于工商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要体现成员集体所有和特有的社区性，只能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股权设置应以成员股为主，是否设置集体股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民主讨论决定。股权管理提倡实行不随人口增减变动而调整的方式。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完善治理机制，制定组织章程，涉及成员利益的重大事项实行民主决策，防止少数人操控。

（十）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做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工作，解决成员边界不清的问题。改革试点中，要探索在群众民主协商基础上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具体程序、标准和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登记备案机制。成员身份的确认既要得到多数人认可，又要防止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切实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提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今后的新增人口，通过分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的办法，按章程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

（十一）保障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利。组织实施好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改革试点。建立集体资产股权登记制度，记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持有的集体资产股份信息，出具股权证书。健全集体收益分配制度，明确公积金、公益金提取比例，把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收益分配权落到实处。探索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的条件和程序，现阶段农民持有的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不得突破本集体经济组织的范围，可以在本集体内部转让或者由本集体赎回。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集体资产股份抵押、担保贷款办法，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定农民持有集体资产股份继承的办法。及时总结试点经验，适时在面上推开。

五、因地制宜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

（十二）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主体，是特殊的经济组织，可以称为经济合作社，也可以称为股份经济合作社。现阶段可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放组织登记证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据此向有关部门办理银行开户等相关手续，以便开展经营管理活动。发挥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探索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职能关系，有效承担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事务和村民自治事务。有需要且条件许可的地方，可以实行村民委员会事务和集体经济事务分离。妥善处理好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

（十三）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权利。严格保护集体资产所有权，防止被虚置。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违反耕地保护制度。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集体土地，采取转让、互换方式流转的，应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进行，且需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发包方同意；采取出租（转包）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经营权的，应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发包方书面备案。在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中，探索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分配关系的有效办法。对于经营性资产，要体现集体的维护、管理、运营权利；对于非经营性资产，不宜折股量化到户，要根据其不同投资来源和有关规定统一运行管护。

（十四）多种形式发展集体经济。从实际出发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有效途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利用未承包到户的集体“四荒”地（荒山、荒沟、荒丘、荒滩）、果园、养殖水面等资源，集中开发或者通过公开招投标等方式发展现代农业项目；可以利用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等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可以在符合规划前提下，探索利用闲置的各类房产设施、集体建设用地等，以自主开发、合资合作等方式发展相应产业。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户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农业生产性服务。鼓励整合利用集体积累资金、政府帮扶资金等，通过入股或者参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村与村合作、村企联手共建、扶贫开发等多种形式发展集体经济。

（十五）引导农村产权规范流转和交易。鼓励地方特别是县乡依托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等平台，建立符合农村实际需要的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林权、“四荒”地使用权、农业类知识产权、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出租等流转交易。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根据农村产权要素性质、流转范围和交易需要，制定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完善运行机制，实行公开交易，加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和监督管理。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在试点基础上探索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的有效办法。

六、切实加强党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领导（十六）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复杂性、长期性，认真抓好中央改革部署的贯彻落实，既要鼓励创新、勇于试验，又要把控方向、有历史耐心，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积极稳妥推进改革。要建立省级全面负责、县级组织实施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地方各级党委书记特别是县乡党委书记要亲自挂帅，承担领导责任。各地要层层分解任务，落实工作措施，提出具体要求，创造保障条件，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对于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要切实加以解决，涉及重大政策调整的，要及时向上级请示汇报，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十七）精心组织实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织领导，农业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实施。要梳理细化各项改革任务，明确任务承担单位，制定配套的分工实施方案，有关部门按职责抓好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和工作指导，及时做好政策评估，协调解决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农业等有关部门的干部要深入基层，加强政策解读和干部培训，编写通俗易懂的宣传材料，让基层干部群众全面了解改革精神和政策要求。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和纠正弄虚作假、侵害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益等行为。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与正在推进的有关改革做好衔接，发挥改革的综合效应。

（十八）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清理废除各种阻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合理规定，营造有利于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环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大量农村社会公共服务支出，不同于一般经济组织，其成员按资产量化份额从集体获得的收益，也不同于一般投资所得，要研究制定支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税收政策。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免征因权利人名称变更登记、资产产权变更登记涉及的契税，免征签订产权转移书据涉及的印花税，免收确权变更中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登记费。进一步完善财政引导、多元化投入共同扶持集体经济发展机制。对政府拨款、减免税费等形成的资产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可以量化为集体成员持有的股份。逐步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支出，减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应负担。完善金融机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融资、担保等政策，健全风险防范分担机制。统筹安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所需用地。

中共领导人回乡记 篇3

毛泽东32年后“回趟家”

在老一辈的领导人中，生于湖南的毛泽东对家乡有很深的情感。毛泽东自离开家乡投身革命事业后，鲜有时间回到家乡。

直到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才在阔别家乡32年后，回到韶山冲。“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32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当时，他写下了这首诗来表达重回故园的欣喜激动之情。

毛泽东对家乡的情谊还体现在与湖南的“父母官”的“关系”上。对此，中央文献出版社还于2009年出版一本书《毛泽东和他家乡的省委书记》。

李维汉与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在毛泽东的介绍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易礼容是东山小学和湘乡驻省中学的同窗。他们俩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彭公达是毛泽东的湘潭老乡，也是毛泽东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得力助手。

郭亮、夏曦、高文华来到长沙时，毛泽东已是大名鼎鼎的革命者。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们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秋收起义后，周里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开展革命活动。他说：“我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学生。”

黄克诚、张平化在井冈山时期就认识毛泽东。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他们相知相交达半个世纪。周小舟在延安时期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他与毛泽东既是同志关系，又是学生和导师的关系，还有着家人般的亲情。毛泽东称华国锋为“父母官”，对他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多了几分关爱，并委以重任。

《人民日报》说，毛泽东始终未对自己的家乡有过任何“特殊”。新中国成立初期，当他听说湖南正准备为他修一条回故乡的公路和在韶山为他盖一所房子时，他立即写信告诫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和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

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之情会愈来愈浓的缘故，毛泽东唯一要求下面同志为他做点事，就是在回韶山时，曾经要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小舟为他在滴水洞附近盖一个“茅棚”，以让他退休以后回来住。

邓小平至死“不回家”

曾有人问过邓小平：其他领导人经常回老家，您怎么不回呢？邓小平回答：“他们的家容易回，我是‘蜀道难’，不容易回哟！”

1986年，邓小平回成都过年。邓小平一进金牛宾馆的大门，就对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的负责人说：“我回到家了！”正月初五上午8点，他在金牛宾馆接见当时的广安县委书记罗国兴、副县长王洪峻以及办公室主任王仁全。

罗国兴在与邓小平道别前，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的想法，小平身边的陪同人员王震说，小平工作特别忙，没时间回家。小平说：“请你们回去代我们向家乡人民问好。”

下午3点，邓小平安排夫人卓琳跟他们再次座谈。座谈结束后，罗国兴再次向卓琳提出请邓小平回家乡看看的要求，卓琳回答：“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一个人从15岁离家后，一直未曾回过故乡，换作一般人确实很难理解，但放在邓小平身上，似乎又变得可以理解。

第一个原因便是“怕”。据毛毛（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介绍：“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可他就是不让。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

其实小平是想回家的。1986年，他在成都与阔别67载的幺舅淡以兴相见时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儿时的美好回忆仅成记忆了。

第二个原因便是“忙”。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党政军各类事务都要管，抽不开身，即使想回家也是“有心无力”。

第三个原因便是回家一趟“难”。未通高速前，从广安到最近的大城市重庆要一天时间，而且路况较差，加上老人身体欠佳，回家的愿望一直没遂愿。

而在广安当地，人们对邓小平始终未回家乡的解释则带有中国文化中的神秘色彩——邓小平的属相是“龙”，他是从广安经渠江到嘉陵江，再到长江进入大海的，“龙”归大海是不回头的，所以他不能回这个家。

尽管邓小平少小离家后便再没有回过广安，但他始终是把四川、广安放在心里的。在上海、深圳和其他地方，只要遇见了四川老乡，他都要主动上前去用浓重而亲切的川音说：“我们是四川老乡。”

邓小平有一句非常感人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后来有人解读说，在邓小平心底深埋着的，是对祖国和人民炽热的感情，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家乡广安的热爱。

江泽民“常回家看看”

2013年8月12日，在江泽民退休多年后，一本名为《江泽民与扬州》的画册公开出版发行，画册记录了江泽民与故乡扬州的点点滴滴。

江泽民与家乡的互动在中共领导人中频次颇高、用情最深，无论是在其领导人任上还是卸任之后，多个重要政治活动均安排在扬州进行。

最新的一次是，江泽民在上海世博会期间接待李光耀。据李光耀之女李玮玲透露，李光耀受到江泽民邀请，转飞南京并转搭两个小时的汽车，在江泽民故乡扬州与老友见面。两位八旬老人相见甚欢，江夫人还特地坐在李玮玲身边，父女俩倍感老友之盛情。

在诸多会见中，2000年江泽民以国家主席身份在扬州接待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江泽民在扬州为希拉克夫妇安排专场文艺晚会，亲自挑选节目。希拉克夫妇看了非常高兴地对江泽民说：“这是我自1995年当选总统后所度过的最愉快的一个晚上！”

时间再往前推溯将近10年，早在1991年10月，江泽民就在扬州接待过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两人一同在瘦西湖上泛舟，在扬州古籍博物馆思古。

据扬州官方梳理的信息显示，江泽民以官方身份与家乡扬州的互动，最早可追溯至1987年。当年，江泽民为扬州题词：“扬州是我可爱的故乡，祝愿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青春。”根据新华网上的官方简历显示，1987年江泽民的身份为“中共政治局委员（1987年11月起）、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此外，江泽民还多次给扬州题词、致信：2012年，江泽民为“扬州泰州机场”题名；2002年，江泽民为母校扬州中学百年校庆题词；2000年，江泽民给扬州市东关中心小学学生的复信，“回忆了自己小学时代的学习生活”。

胡锦涛卸任后“才回家”

2013年9月13日上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回到了祖籍地安徽省绩溪县的龙川村，这是他首次回乡祭祖。

胡锦涛回老家看一看的愿望终于在他退休后得到了实现。和回泰州一样，胡锦涛参加工作后就一直没有回过绩溪老家。这一次，他看了老宅、进了祠堂，还破例与当地基层领导、乡亲们一起在龙川迎宾馆吃了顿饭，安排的是六菜一汤。参观时，当工作人员端上了家乡“金山时雨”茶，胡锦涛对夫人刘永清说“不要站着，来，坐下，我们一起来喝杯家乡茶”。浓浓乡情，可见一斑。

在参观祖宅的过程中，胡锦涛走到后堂并亲自向夫人刘永清介绍陈列相片中的人物。随后，胡锦涛在讲解员的陪同下沿着水街参观了一番，在介绍龙川溪的过程中，他问讲解员“这条溪有多长，是否汇入登源河”等问题。从点点滴滴可以看出胡锦涛对家乡的了解和热爱。

据参加此次接待的工作人员介绍，胡锦涛此次回到故乡，一路上都是与夫人刘永清单独用餐。而来到绩溪县龙川，胡锦涛破例与当地基层领导、乡亲们一起在龙川迎宾馆吃了顿六菜一汤的家常饭。

领导人返乡一向被当地视作头等大事，9个月前的泰州人民也有幸与胡锦涛来了一次零距离接触。

2012年12月27日，入冬以来泰州下了第一场雪。胡锦涛轻车简从，回到了阔别34年的出生地。到达泰州的第二天上午，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胡锦涛回到了离开53年的母校泰州中学。此前，2002年，在江苏省泰州中学一百周年之际，胡锦涛也曾发去贺信。

中共领导集体 篇4

1、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私营经济的认识的变化。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主张保护农村的富农和充分利用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在7届3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转变, 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 又利于孤立地主, 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1953年12月, 经毛泽东审查修改的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正式宣布:“逐步由限制富农直到最后消灭富剥削”。党的7届4中全会决定对私营经济实行赎买政策, 通过给定息和保留高薪的办法, 经公私合营把私营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经济, 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毛泽东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出现矛盾。1956年底, 他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表明, 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似乎过早, 还需要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 保留一部分私营经济。他说:“只要社会需要, 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 订条约, 十年, 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 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 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 又搞资本主义。”这表明, 毛泽东认为应该在社会主义已取得压倒优势的条件下适当保存和发展私营经济, 借以弥补国营经济的不足。毛泽东的这些意见, 得到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但后来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反复批判“单干风”割“资本主义尾巴”, 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理想社会, 想通过抓阶级斗争的途径消灭自发产生的私营经济, 抛弃了曾经有过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火花。其主要原因, 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对如何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其次,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受到传统观念和苏联模式的影响, 搞单一的按劳分配和单一的计划经济。再次, 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 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要彻底消灭私营经济, 甚至把个体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砍杀。第四, 教条地理解了马恩著作中的某些论述, 当时党的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基础上的这一特殊国情, 把马克思预测的未来的经过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即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 作为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从而导致毛泽东对私营经济认识的局限性。

2、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私营经济认识。

党的11届3中全会以来, 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私营经济的思想, 把他有关中国还需要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的谈话所体现的“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加以贯彻实施, 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 邓小平领导全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通过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准确地把握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根本转移。这是我国发展私营经济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2) 党的13大报告第一次系统而精僻地论述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从而为我国发展私营经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 在所有制和收入分配上, 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 绝对平均。尤其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 从而把私营经济由“非法”变为合法, 由被消灭的对象变为保护对象。3) 在新时期指导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过程中, 邓小平抛弃了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观念。如: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 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这就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4) 1992年春,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中, 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为我国发展私营经济确立了现实的依据。只要是有利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力, 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无论是发展公有制经济, 还是非公有经济, 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5) 邓小平及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私营经济的方针政策。党的12大提出:“在农村和城市, 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 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3大提出:“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 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这就表明, 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城乡私营经济的地位, 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制定了有关旨在放宽雇工经营限制的一系列政策。如1981年7月, 《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 1987年1月关于《当前农村政治宣传提要》, 所有这些放宽政策的措施, 都有效鼓励了私营经济的发展, 增强了私营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作用。总之, 邓小平对毛泽东私营经济思想的发展, 给马列主义经济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 它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3、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积极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

在14大报告中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 以公有制包括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 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发展, 不同经济形式还可以实行联合经营。强调:政权在人民手中, 又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 这样做不会损害社会主义, 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党的15大报告中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上升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从理论上充分肯定了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践充分证明了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明显作用。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 改革开放前, 在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中, 国有部门提供的份额占56%, 集体部门占42%, 其他经济成份仅占2%。这种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公有制经济关系并未繁荣发展, 相反却有损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社会的人、财、物造成极大浪费, 人们的积极性受到压抑, 社会生产力, 国家综合国力, 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 到1997年底个体工商户已达2850多万户, 私营企业96万多户, 吸纳职工6790多万人, 纳税540多亿元, 占国家总税金的7%左右。实践证明:个体经济的发展, 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繁荣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生产需要, 扩大就业、稳定社会、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已成为强有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4、党的16大以来, 我党提出“毫不动摇”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 并进一步强调“允许私营企业主优秀分子入党”。

16大在理论上有许多重大突破, 就对私营经济的认识而言, 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达到了系统和成熟。1) 16大报告在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 还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报告》提出“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报告》把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 这是对私营经济地位和作用认识的新突破。2) 党的16大报告重申了私营企业主等六种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并进一步提“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这样, 党公开地确认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性质, 公开地表示其优秀分子可以加人执政党,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伟大创新。3) 党的16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私营经济享有与国有经济同等“国民待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这就保证了私营经济可以和国有经济一样, 平等使用生产资源, 共享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4) 党的16大报告指出“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一切合法的劳动收人和合法的非劳动收人, 都应该得到保护”, 进一步指出“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最直接、最明确地提出要保护私人财产。总之, 党的16大对私营经济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给私营经济在新阶段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时隔不到一年, 党的16届3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重申“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如此, 该《决定》还提出了更为明确的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措施, 一是从体制上进行保障, 要清理和修订限制私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消除体制性障碍。二是放松对私营经济的限制, 就是要放宽市场准入, 允许私营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三是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一视同仁, 保证私营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 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四是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 我们党对私营经济的性质和地位, 又有了更为明确的、清醒的认识。在10届人大2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将宪法第11条第2款“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同时, 还将宪法第13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人、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 并给予补偿。”

中共领导集体 篇5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2013年05月27日10:03 来源：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４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５月２４日上午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孟伟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表明了我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习近平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习近平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习近平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要坚定不移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提高生态服务功能。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

习近平强调，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习近平强调，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

中共领导人的治家之道 篇6

陈云和于若木夫妇育有5个子女。为了帮助子女们更好地学习，陈云专门为他们开出了必读书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并规定了一些必读篇目，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

陈云的好学之风，造就了陈家浓厚的学习氛围，陈家的5个子女耳濡目染，对学习，特别是学马列、学哲学，兴趣浓厚。长子陈元在父亲的指导下，从初中开始看《参考消息》，阅读《马克思传》，高中和大学阶段自学哲学，通读《资本论》，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陈云的子女中，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学者。一门多学子，学风铸家风。在党内，陈云及家人行事低调，不事浮华的作风，一直受人称道。陈云的夫人余若木说:“我们家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陈云对子女的教育有两个原则:一是读好书，二是做好人。陈云告诉孩子们说:“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

李先念：不允许子女经商赚钱

李先念共有4个子女。孩子们小的时候，由于工作繁忙，李先念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是，他对孩子们的要求并没有降低。他规定了许多“不准”，包括不准穿着背心、拖鞋上桌吃饭等。和所有的父母一样，他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艰苦的环境里得到锻炼，而不是娇生惯养。

管了一辈子钱的李先念对自己的孩子却有着明确的交代，那就是不允许经商赚钱。

二女儿李紫阳说:“有人说，你父亲管着经济大权，你干什么都可以，做几笔生意就能发财了。可我爸爸从来不让我们下海经商。其实，我们的生活跟大家一样，也不富裕，我也和他提过，但他从来不同意我们经商。他一再讲，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要珍惜。所以，我们家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下海经商的。”

儿子李平现在是解放军某部副军长，少将军衔。谈到父亲，李平说：“父亲是父亲，我李平是李平。他的功劳再怎么着也记不到我李平身上。他在战争年代，以及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从来不跟我们讲，我们都是后来听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讲的。他从来不提这些事情，无形中给我们一種影响，就是你做这些都是应该做的，有什么显摆的呢？”

李平说：“毛主席一生中说过两次李先念是好人，一次是在延安，一次是在‘文革’期间。”也许是毛泽东的评价得到了李先念的认同，李先念一直把“好人”作为评判一个人的特殊标准，并且，把这个特殊的标准用在了自己的家里，用它来衡量孩子们的行为，“直到他去世前不久，我们到医院看他，他还在告诫我们说，一定要做个好人。”

晚年的李先念喜欢和家人在一起打麻将，有时老人家还会搞点小动作，偷张牌藏起来，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假装没看见，但李平不行，他一定要老人家交出来，大家就开玩笑说:“这都是你教育的结果。”

彭真：要子女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

彭真和张洁清夫妇共有4个儿女。彭真对子女影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

“文革”中，彭真一家惨遭迫害，彭真夫妇身陷囹圄，几个孩子也离散东西。大儿子傅锐从部队被贬到农场种稻，又被强制复员当了钳工；女儿傅彦被批斗后又去农村生活了11年；儿子傅洋先当农民再当民办教师又当学徒；小儿子傅亮则被康生点名监禁了4年，后又到工厂当学徒。然而，正是从小培养造就的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使得他们在“文革”劫难中，比较容易地承受了艰苦生活的考验。

谈到家教、家风，傅彦说:“我有个姑姑的女儿，‘文革’以后，不注意影响，比较张狂，后来反映过来了，叫老爹狠狠批评了一顿，说:‘不要再进我的家门了！’”

彭真教育孩子讲究和风细雨、润物无声。他经常写些条幅，分赠给几个孩子。像“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等等都是他爱写的。

坐过敌人监狱的彭真，对儿子傅洋唯一一次发怒，是因为傅洋在回答“你要是被敌人严刑拷打，会不会当叛徒”时，说了句“不知道”。

万里：对党忠诚，自立自强

万里对孩子们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是要自立自强。

1962年，18岁的长子万伯翱被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万里送到河南农场。临行前，万里说：“我来自农村，现在你又回到农村，从此以后，我又有了一个当农民的儿子，我觉得是个高兴的事！”万伯翱在农场一干就是10年，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后来万伯翱回忆说，他在河南一直用教育家陶行知的《自立歌》来激励自己：“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种过地、当过兵的万伯翱最终选择的还是一条清苦而又欢愉的为文之路。

万叔鹏是万里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文革”开始后不久，万里就被打倒并被关进北京万寿路的一所特监，万叔鹏也被造反派关押起来。这时，身陷囹圄的父亲给她写了封信，万叔鹏说：“信中的大部分内容我已记不很清了，但是，有两句话我始终没忘，爸爸说：‘我相信你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坚信，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他的这番话，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坚持下来了。”

中共领导集体 篇7

创新2.0时代也是社会活力充分激发,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成为常态,创新涌现的时代。《办公自动化》杂志与移动政务实验室(mGov Lab China)“下一代创新研究”微信公众号合作推出互联网+·创新2.0专题,持续跟踪关注创新2.0时代“互联网+”背景下产业发展、政府治理、环境建设、社会服务等各领域的创新转型机遇与实践。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9日下午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加快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加快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御能力,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

互联网是全球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面融入社会生产生活,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世界主要国家都把互联网作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把互联网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虽然我国网络信息技术和网络安全保障取得了不小成绩,但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战略规划和统筹,加快推进各项工作。

互联网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

习近平强调,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我们要顺应这一趋势,大力发展核心技术,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完善网络治理体系。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抓紧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要改革科技研发投入产出机制和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实施网络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攻坚战略,推动高性能计算、移动通信、量子通信、核心芯片、操作系统等研发和应用取得重大突破。

互联网推动经济新形态

习近平强调,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互联网社会动员功能日益增强

习近平指出,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不断发展,使互联网的社会动员功能日益增强。要传播正能量,提升传播力和引导力。要严密防范网络犯罪特别是新型网络犯罪,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要发挥网络传播互动、体验、分享的优势,听民意、惠民生、解民忧,凝聚社会共识。网上网下要同心聚力、齐抓共管,形成共同防范社会风险、共同构筑同心圆的良好局面。要维护网络空间安全以及网络数据的完整性、安全性、可靠性,提高维护网络空间安全能力。

互联网推动社会治理新模式

习近平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

各级领导要学网、懂网、用网,把网络强国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中共着力打造“领导干部加油站” 篇8

领导干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严重影响执政党的目标实现。为此,5年前中共中央新设了三所国家级干部培训学院。其中,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紧扣“时代性”和“国际性”,“实验性教学”走在全国前列,开设的“国际课程”也令人耳目一新。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2009年夏天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以下简称中浦院)接受培训时,课程是“提高依法执政能力”。一个月下来,他颇有收获,“这里既有国内的一流专家,又从国外引进来先进的理念,对我在实际工作中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像霍宪丹这样的中高级干部,中浦院培训了一大批。中浦院远远望去像一个巨型加油站,外墙上的鲜红颜色引人注目。“这里的确是个‘加油站,党的各级干部在这里学习充电,红色则是革命的颜色。”2010年3月13日,该院一位教职工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讲。

3月18日,中浦院迎来它的五周年庆。随同它一起庆祝生日的还有另外两位兄弟——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和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它们同时诞生于2005年。彼时,已经执政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拥有党员7000多万人,但是领导人才的教育培训仍然是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致三所学院成立时的贺信中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迫切要求我们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

中国国家级的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以前主要是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前者侧重于政治理论、党性教育等方面的教育,后者主要培训政府公务员的管理能力。2005年新成立的三所学院中,延安、井冈山两院侧重于革命传统、基本国情、作风养成等方面的培训;浦东干部学院则强调改革开放意识与执政能力的培养。

既为新成立,必然有所创新。兼任中浦院院长的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提出要求,“把中浦院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执政党骨干和国家公务员的培训学院,建成我们党领导骨干信念教育和开放教育的基地、干部培训体制改革创新的基地、中国干部教育培训国际化的基地”。

中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浦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不仅代表一个地方,更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同时上海又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处处体现着国际性。5年来,我们根据自己的特色探索干部教育培训的浦东模式,突出时代性和国际性。”

据冯俊介绍,按照中央领导要求,中浦院要突出“三新”——新理论、新知识、新实践。“打造干部教育的‘浦东模式,我们刚刚开始,作了一些探索。因为办学时间比较短,要形成品牌优势,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着重实际能力培养

中浦院教学研究部主任郑金洲坦承当初从华东师范大学抽调过来时,院领导提出能不能在学院建若干个干部教育培训实验室,他感到这个提法很新颖,但不知从何处下手,“因为普通高校的重点实验室是设在理科的。培训干部的地方怎么设立实验室啊?”

后来他们经过调研,走访,逐渐地有了一些思路,“我们这个实验室实际上是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创新的一个孵化器,就是把我们一些创新的项目、课程、内容、方法在这里孵化,之后推进到整个干部教育培训的领域当中去,这点与中央对我们学院的定位非常一致。”郑金洲说,中央建这个学院不是复制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一定要体现自身的特色,“所以在建设当中,实验性教学就逐渐成为我们发展的一个重点。”

据郑金洲介绍,学院先后共设置5个教学实验室。第一个是媒体沟通实验室。谈及此话题,郑金洲深有感触,“西方的官员步入政坛之前就经常与媒体打交道,这方面经验很丰富。我们的干部在成长当中有个能力结构的缺失,就是他们很少有机会面对媒体,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郑金洲说,浦东干部学院设媒体沟通实验室就是希望通过专题培训弥补这些干部在这方面的短板,让他们学会与媒体交流、沟通,学会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

徐改是负责教授“媒体沟通”课程的老师之一,她深切感受到学员们的变化,“有一位司局级干部,培训完回去后有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专门把访谈视频链接发给我们看,让我们提一些建议,帮助他以后做得更好。”

据徐改讲,不少学员回去后提出要求,请他们帮忙找专家,就某些工作进行策划,以期达到最佳宣传效果。

第二个实验室聚焦“危机管理”,成立于2009年1月。当时的大背景源于2008年连续发生的几起群体性事件,震惊全国。中浦院意识到对领导干部进行危机处理能力的培训既有必要又十分迫切。

据冯俊常务副院长介绍,在一次座谈会上,李源潮颇有感触地讲他在江苏工作时遇到“太湖蓝藻”以及“南京食物中毒”两起重大事件时,当年在哈佛肯尼迪学院学到的“危机处置”知识给予他颇多启发。这个谈话促使了“危机管理实验室”的更快诞生。

“我们在实验室里搞危机处置的情景模拟,就是告诉干部怎么去面对、处理群体性事件。我们会再现整个危机场景,让学员进到场景中去。”郑金洲举例说,他们曾将贵州瓮安事件的影像资料放给学员们看,让学员扮演其中角色,“有县委书记、县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宣传部长,每一个小组来作出决策,别的学员作为观察员,来判断决策的利弊得失。每个小组的决策都呈现在大屏幕上,一步步向前推演,然后我们再进行概括总结。”

具体执导这一课程的王华副教授补充介绍,“危机处置”情景模拟实验室里,经常围绕某一案例,学员们PK得热火朝天,“大家在这里进行智慧的比拼,思维的训练,‘对抗的同时互相补充”。

2009年9月,李源潮来中浦院出席全国组织部长培训班活动时,视察危机管理情景模拟室并大为肯定。第二天在大会上,李源潮要求所有学员都去观摩危机管理情景模拟室。“这个实验室很受学员欢迎,课排得比较多。现在围绕世博会,我们做了一系列工作。”郑金洲自豪地说,“这是我们先搞的,现在不少地方从中得到启示也陆续建起类似的实验室。”

另外,“领导心理调适实验室”也为中浦院首创,很有特色。郑金洲介绍说,“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责任越来越重,实际上很多领导干部的心理焦虑程度在提高。通过我们自己开发的相关仪器设备、量表,进行测试后显示,我们的领导干部30%的心理是亚健康。”

汶川大地震之后,中浦院专门为震区干部开办了两期“灾后重建与领导干部心理保健培训班”,“有些干部开始来的时候没有一点笑的模样, 其中一个班的学员60%都是有直系亲属在地震中遇难的。经过半个月各方面心理调适之后,他们开始露出了笑容。”郑金洲颇感欣慰。

除了以上三大实验室外,还有“金融交易实验室”和“电子政务实验室”,都是注重培养领导干部的实际能力。

开拓干部国际视野

“国际性”,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中浦院采访期间听到最多的一个词,从常务副院长冯俊到下面的普通员工,语气中都饱含着几分骄傲,更别说是对外交流与培训开发部主任姜海山了。这位从事外事工作多年的中年人对此深有体会,“十六大报告中讲的五大执政能力中有一条是国际交往能力。这个在共产党的文件里面,应该是不多见。十七大报告里面又要求提高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能力。”

冯俊说:“在当今世界上,我们的干部教育不是封闭的教育,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科学发展能力,没有国际性眼光是不行的。”

今年两会期间,人大和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李肇星、赵启正从容得体的表现给姜海山留下深刻印象,“这样的领导干部在中国不是多而是很少!我在以往几年的工作里面,深深感受到我们干部的跨文化沟通能力需要培训,国际交往能力需要全面提高。如何在外国人面前表达我的思想,或者说出我的不满,都需要技巧。”

据姜海山介绍,中浦院国际课程占独立设置班次和专题讲座的比例已经超过10%。

打破国别界限,学院在开“县委书记、县长新农村建设培训班”时,专门邀请了精研农村开发的日本“一村一品”促进会会长平松守彦来讲课;在开公共政策课程时,又邀请美国卫生部长莱维特就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主题发表演讲。

充分利用地理上的国际化优势,中浦院还通过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交流,把企业资源转化运用到干部教育培训之中。

宁夏文化厅副厅长薛亚平刚到学院时有些吃惊,他发现,尽管配备了同声传译设备,三位同样来自西部的同学对外国专家提问所使用的均是英语。对大多数来中浦院学习的全国各地领导干部来说,以上场景并不陌生。

5年来,包括英国首相布朗(时任副首相、财政大臣)、南非总统祖马、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等国际知名人士都曾在中浦院发表演讲,一批来自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专家学者在学院定制的国际课程中授课。这些课程和演讲都因针对性强而受到好评,有不少学员甚至说在这里学习,“不是出国,胜似出国”。

“引进来”的同时,中浦院也大力“走出去”,积极探索和开展形式多样的对各领域外籍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活动。从2006年到2009年间,学院已有38个针对外籍人员的培训班次,参加培训的1176位学员来自64个国家,其中包括463名政府官员、253名企业高管和460名EMBA、MBA学员。

到目前为止,非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德国、欧盟、俄罗斯和新加坡等国都派员过来接受培训。“我们的课程都是量身定做,专题性很强,每个班定位不一样。”冯俊介绍说,非洲国家来考察中国的城市开发区建设,俄罗斯来学习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德国想了解中国的知识产权情况,欧盟商会则想全面了解中国的商业环境,以便和中国更好地做生意。

据姜海山介绍,涉外培训效果很好。澳大利亚来的一位高官,课程结束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对姜海山说,这次课程对他的人生太重要了,彻底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

“我们媒体进不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的媒体又总是喜欢报道负面的东西,我们的领导干部也大多无法跟他们深入探讨一些问题,老外实际上没有太多渠道了解中国。现在通过这样的涉外培训交流,可以使外籍学员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有更清晰、直观的认识,有机会直接表达自己的疑惑,过去所积累的一些误解和偏见也得到消解。”姜海山颇感欣慰,中浦院在国家外交中扮演起更加重要的角色,2008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援外培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