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报思想

办报思想（精选12篇）

办报思想 篇1

金庸所办的《明报》具有着浓厚的文人特色, 《明报》的成功与金庸的办报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第一, 办报以言志, 我手写我心。在金庸眼里, 他的第一生命是报业而不是武侠。他多次在专访中强调他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 写小说只是玩玩。受儒道思想的影响, 金庸是一个渴望实现自我价值又崇尚庄子逍遥游式的自由的一介文人。一方面, 跻身政治是旧时文人实现人生价值的传统道路, 在外交官这种直接参政以实现自我抱负的梦想破灭之后, 一个对世局人生有深切了解, 对中国历史现实有着精到观察的知识分子只能依靠报纸这一载体实现文人论政。另一方面, 他渴望自由, 《明报》的前身是名为"野马"的武侠小说版, "野马"这一刊名源自《庄子·逍遥游》, 金庸说他“喜欢自由自在, 取名'野马', 也是取其行动自由, 有云雾飘渺之意。"英国哲学家罗素自由、反战的理念, 也一向为金庸所尊崇。当遇见有悖于自己所追崇的自由精神时, 他便露出锋芒, 少年时期他曾两度不见容于权威而被迫离校, 表明他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 但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抗这个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 他只是向往有限度的自由而已。为了实现自己思想上的自由和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 金庸以办报的方式来承载自己的志向, 把“我手写我心”、“有容乃大, 无欲则刚”进化成了《明报》报训, 其根本目的是把《明报》办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报纸, 希望《明报》长期作为一份正派、正直、有地位、有声望的报纸存在于香港。

第二, 事实不可歪曲, 评论大可自由。金庸特别赞同英国报人史各特 (C.P.Scott) 的一句话:“事实不可歪曲, 评论大可自由。”这也成为金庸办《明报》的必要信条。在手创《明报》之初, 金庸就提出了自己的办报宗旨:公正、善良、独立、不党、不倚。"公正与善良"是针对当时报业环境而发的, 当年许多香港报章立场并不公正, 而且都有党派之见, 《明报》要成为世界最好的中文报纸, 推动"公正与善良"是最基本的办报准则。“独立”是指报纸要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报人要有责任和勇气, 不能只讲金钱和经济利益, 不能屈服于商业利益和权力, 必须打造报纸的公信力。“不党、不倚”就是走非政治化的路线, 是客观中立的非派别报纸。但是客观中立不是完全超然于世外, 而是指《明报》不是某个政府或政权的喉舌, 它代表的是香港及中国人的利益, 是爱国爱香港的报纸。20世纪60年代《明报》对大陆移民潮及文革的报道就是对办报宗旨的实践。评论自由一是指内容自由, “自国家大事、本港兴革、赛马电影, 以至饮食男女、吸烟跳舞”。二是指思想自由, “极左极右, 极高极低无不拜嘉”, “《明报》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响, 为纯粹的民间报纸, 有条件同时刊登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三是尊重读者意愿, 金庸提出"我们的报纸"的口号, 以表示报纸与读者之密切关系, 按照读者的主观愿望, 其评论自由的主要阵地“自由谈”从创办之初就少有"赛马电影、饮食男女、吸烟跳舞"的内容, 有的只是国家大事 (尤其是大陆问题) 。

第三, 副刊是灵魂。《明报》有“三宝”:社论、副刊和中国问题。金庸一直很看重副刊, 他认为“副刊是一张报纸的灵魂, 港闻和国际电讯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副刊做得出色的话, 那张报纸就会与众不同。”在他眼里, 副刊具有着特殊的营销地位和文化地位。“自由谈”是副刊的一个知识分子气质相当浓郁的特色栏目, 它提升了《明报》的报格, 因而副刊代表了一份报纸的气质和品格, 彰显着报纸的个性, 这是其文化地位。另一方面, 副刊是报纸的一个重要部门, 是值得经营的品牌。这是因为副刊与新闻相比, 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新闻是攻的, 副刊是守的, 有大新闻出来, 报纸的销量会增加, 大新闻过去, 要保住大销路, 就要把副刊做好, 所以, 办好副刊是报纸的生命线, 这是副刊的营销地位。金庸还定了副刊编辑的”五字真言”和“二十四字依据”, 这些都反映了金庸作为一个文化商人的关注点, 就是不能让副刊有损报纸的销量。由于金庸对副刊专栏的严格控制, 《明报》副刊的专栏质地非常高, 拥有专栏被视做身份的象征。

第四, 报纸是老板的“私器”。与传媒乃”社会公器”, 老板不应私用社评来阐释自己的立场相反, 金庸认为, 报社是私人出钱兴办的, 并不是社会的”公器”, 而是报社老板个人的”私器”。报社老板经营报社, 自然有权在报纸上发表个人意见, 甚至要求报社在新闻、副刊上予以支持。同样地基于这个信念, 金庸虽然在各种场合拥护新闻自由, 但是他从来不赞同报社内的员工有向报社老板争取新闻自由的权利, 报社内员工与老板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新闻自由是报社对政府当局争取的, 不是员工在报社内争取的。《明报》的新闻处理手法及评论方式, 以至《明报》主事人对报社内新闻自由的看法, 都反映的是金庸一己的看法。无论在编辑委员会, 还是行政委员会, 长期担任家长角色的金庸都是最高的决策者, 《明报》呈现出”一人报纸”的局面。金庸自己也承认:”我管《明报》其实是很独裁的, 我拿起稿就改, 由头改到尾。”即使进入90年代, 虽然《明报》编辑部组织架构庞大复杂, 但整体运作仍围绕金庸而行, 《明报》是金庸的《明报》。

参考文献

[1]张奎阳:《金庸与明报》,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年。

办报思想 篇2

陈苗听我说明来意之后，觉得这个主意挺好，就高兴地答应了。说于就干，我们找来各种工具，成立了一个二人报社。可还没有开始，我们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报纸叫什么名字呢?我俩冥思苦想，叫《星星小报》?不行，太难听;叫《彩色小报》?不行，太俗气;叫《唐老鸭小报》?不行不行，太幼稚。唉，为了给小报取一个好听的名字，我们真可谓是绞尽脑汁。“嗯，叫《苹果小报》怎么样?”陈苗试探着问。我眼睛一亮，好!就叫这个名字。啊!第一个难题终于解决了。我们设计好了报头。仔细一看，好像缺少了什么。我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到：“缺少了一个《今日导读》。”

第二个难题又向我们扑来，报纸上写什么内容?这回可没有难倒我们。我俩做了精心设计，终于做出了决定。第一版为新诗版，它会让你饱览优美诗篇;第二版为寓言版，它会让你懂得一些看似简单，其实很深刻的道理;第三版为幽默版，它会让你笑口常开;第四版为智慧版，它会帮你打开一扇又一扇智慧大门。我和陈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一份色彩协调、设计大方、内容丰富的《苹果小报》终于诞生了。=

在活动中办报　在办报中活动 篇3

在活动中树品牌

几年前，为了适应新闻竞争的需要，《南阳日报》创办了《社会早刊》，它作为《南阳日报》的一部分，完全走都市报的路子，专门刊发社会新闻、生活新闻与服务新闻等。

然而在创办之初，《社会早刊》并未像希望的那样，立即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特别是广告客户，尽管报社出台了优惠措施，但他们还是不愿把自己的广告刊登在《社会早刊》上。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响“社会早刊”这一品牌，迅速赢得社会的认同?

当时，年关将至，下岗职工、特困职工的生活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市委、市政府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经过与市总工会沟通，《南阳日报·社会早刊》决定举办“救助百户特困职工家庭”活动，发动社会各界伸出援手，捐款捐物，帮助特困职工家庭渡过难关。

情真意切的活动启事和百户特困职工家庭的基本情况刊发后，立即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机关干部、学生、企业职工、个体经营者、退休教师……众多市民伸出了援助之手。双休日，报社全体编辑记者又头戴小红帽，手捧募捐箱，走上街头。一时间，城区各主要路段挂满了救助特困职工家庭的标语，到处洋溢着编辑记者的热情。

活动获得巨大成功，不仅募得数万元的捐款，更重要的是“社会早刊”这一品牌一炮打响，迅速赢得市民的广泛赞誉。

成功的经验被不断复制和完善。随后数年里，年底“救助百户特困职工家庭”、年中“救助优秀贫困大学生”、年初“认种南阳日报林”等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成为《南阳日报》的传统品牌活动。很多读者年年参与报社的活动，成为《南阳日报》的忠实拥趸。现在，策划活动、举办活动，在《南阳日报》已不再是什么难事，逐渐成为各部室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社会早刊》也由最初的对开4版，发展到目前的对开12版。

在活动中正确引导舆论

最近两年，南阳市致力于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并先后获得成功。在创建过程中，上至市领导，下至环卫工人，都付出了巨大心血，洒下了辛勤汗水。通过创建活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景区品质大大提高，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然而，对于市委、市政府的这一中心工作，开始阶段，少数市民还存在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甚至是劳民伤财。如何正确引导舆论，统一认识，把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参与到创建活动中去，成为当时摆在《南阳日报》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南阳日报》在《社会早刊》上开设了常年性的“创建”栏目，及时全面地报道创建工作的动态以及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鼓舞全市人民的士气。在此基础上，《社会早刊》发挥善于组织活动的优势，经过精心策划，围绕创建工作，推出了两项市民参与的系列活动。

一项是“牵手日报·走进×××”活动。该活动一月一次，与各县市联办，组织市民走进景区，零距离感受创建活动的火热场景与实效。一项是“市民参观团”活动。该活动不定期举办，除了让市民自愿报名外，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通过报纸向创建工作提建议的市民参加，主要参观在建的市政重点工程。活动中，市民与重点工程的建设者面对面切实感受建设者的艰辛，体验创建工作给城市带来的巨大变化，并让大家畅所欲言，发表自己对创建工作的意见与建议。

百闻不如一见。通过这两项活动，不仅让参加活动的市民受到了感染，加深了对创建工作的理解，而且通过对每次活动的大规模报道，让更多的市民认识到了创建工作对整个城市的重要意义。市委书记针对“市民参观团”活动专门批示：“南阳日报组织的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在办报中不断创新活动形式

与其他媒体相比，在举办活动方面，城市党报具有天然的优势。这种优势在于城市党报长期形成的信誉度和地域上的天然接近性。然而，随着同城其他媒体的效仿，媒体举办的活动逐渐趋于同质化。慢慢地，一些活动失去了对读者的吸引力，面临无人响应的尴尬。因此，策划是否独特、形式是否新颖，成为活动成败的关键。

元宵节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2006年元宵节期间又恰遇西方情人节，可谓中西浪漫节日联袂而至，而南阳历史上曾有“抛绣球选佳婿”的民俗。

根据这种情况，《南阳日报·社会早刊》提前一个多月策划准备，打造了一道中西合璧、激情浪漫的文化大餐——在元宵节期间举办靓女戏抛绣球大联姻大型广场文化活动。

由于活动新颖，内涵丰富，正月十五全天，共有1万多名市民参加了抛绣球活动。不少市民全家出动，抛接绣球的姑娘小伙则带来了自己的同学朋友。

活动不仅吸引了众多市民，也吸引了诸多新闻同行。当日，大河报、东方今报、南阳电视台、南阳电台等媒体都派记者到现场采访。其中，南阳电视台出动了5拨记者，他们拍的节目，当日中午在河南电视台播出。随后，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也对这项活动进行了报道。第二天，《大河报》在1版发导读，在3版以较大的篇幅报道了此次活动，其他报纸也都相应发了报道。同仁们开玩笑说，咱们这次活动，算是无偿给其他媒体提供了一个新闻淡季里的“猛料”。

依靠群众，开门办报，媒体与读者互动，是新闻工作的一贯方针。在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举办各类社会公益活动，不失为一种补充新闻源、拉近与读者距离的有效方法。但活动本身毕竟是由媒体策划出来的事件，有的具有新闻价值，而有的可能就不具备新闻价值，或新闻价值不大，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必须树立精品意识、创新意识，围绕重大主题，精心策划新颖的活动，在活动报道上，也要下大工夫，力争使活动有趣，报道可读。要切实避免为了活动而活动，防止让那些平淡无味的活动报道占据版面，以免让读者最终失去参加活动、阅读活动报道的兴趣。

(作者单位：南阳日报社)

潮籍华侨报人曾圣提办报思想探析 篇4

一、投身南洋,办报和文学拓荒功不可灭

曾圣提(1901—1982)1901年农历10月初十出生于广东潮州饶平。曾圣提小时在私塾就读,1918年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读中学。高中毕业后,正值“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浪潮高涨时期,曾圣提毅然去厦门报界工作,并开始写作和参加文学活动。在当时潮汕所有可以写稿的报刊,几乎都有他的作品发表,在当年的潮汕地区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曾圣提对办报情有独钟,他凭借从事新闻业的丰富经验和具有深厚的文学根底及创作经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印尼转辗达11年之久。1922年,他由厦门去新加坡,先在新加坡道南小学,同年离开道南小学,前往缅甸,准备出任《仰光日报》主笔及副刊编辑,因一场误会,一气之下,回到中国。

1924年,为亚洲赢得第一枚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在上海讲学,他深受感召。1925年和1932年秋,他曾两度西赴印度,特别是1925年,在加尔各答拜大文豪泰戈尔为师后,在其创办的国际大学就读。在印度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开始接触到甘地,亲耳聆听甘地的教诲,成了甘地一生中唯一接收的一个中国学生。报告文学《在甘地先生左右》一书,就记述了这一段经历。全书极力想把圣雄甘地的苦行与理想传播于世界。体现出“他的文学创作表现上,总是以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处理他的作品。于是从文字中,可以看出他的旷达乐观,感情极其奔放。”[2]

1927年他再去新加坡,在南洋他首先联合一群文友,大搞文艺刊物,任《南洋商报》电讯翻译兼文艺副刊编辑等,同年8月18日,他与花都蓉女等合办《洪荒》副刊。《洪荒》共出版20期,于1927年12月13日停刊。《洪荒》停刊一年后,曾圣提开始注意到本地文化推进的问题,他在同年《南洋商报》的新年增刊,撰写了一篇署名为“大男”《南洋的文艺》一文,更集中地谈及本地文艺的问题,纠正了中国南来的文人对于南洋的错误观念,明确地承认南洋文艺的存在。他说:“南洋究竟有没有文艺之宫,究竟可否建立文艺之宫,或南洋究竟有没有文艺可以寻访。我们欲登高疾呼,昭告海内外之爱好文艺之青年曰:南洋乃现代文艺之宝库,她乃取之无禁用之无竭的文艺之源泉。”[3]在如何建设南洋文艺,他明确提出,宜从采访马来人的文化和描写华侨及其他人种的生活两方面入手。并对发展南洋文艺发出了强烈的口号:“南进,南进,发掘南洋的文艺的宝藏;南进,南进,开辟我们南洋文艺的霸业。”[3]

也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心理驱动下,1929年1月,由他主编的《文艺周刊》正式创刊。他说:“这个刊物并无特别使命,她只想在万里炎阳的热国,找寻一些土产土制的粮料,她虽不想找寻钻石与珠子,以饰其云石之宫,但她却情愿招募她的同情者,同时高椰胶树之下,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3]

1931年8月,他辞职离开《南洋商报》,欲赴英国深造。适值“一二八”事件发生,便取消赴英计划,留在槟城与友人合办《电讯新闻》。后因《电讯新闻》不能维持,转往印尼,出任《巴城时报》主编,不久回国。从1922年-1931年间,曾圣提凭借从事新闻业的丰富经验和具有深厚的文学根底及创作经验,一直投身于文艺界和报界。他旗帜最为鲜明,并能够具体地提出如何建设南洋文艺和发展南洋文艺的主张;他扎实地呼吁“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在当时能以领袖的姿态出现,影响极大,成为他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思想的代名词。在他办刊方向以及其后作品创作上,能始终贯彻这一宗旨,使后来的一些文艺副刊编者能秉承这精神并继续发挥,成为早期本地文坛颇具规模的文学运动。他对马来文化的介绍,不遗余力,为南洋本土文运的推进与新闻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组团回国,亲临抗日战地采访

七七事变,掀开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在新马华人社会内也形成了一个声势壮大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当时活跃的一位马华文艺理论家丘康在论文《七七抗战后的马华文坛》内曾谈及在当时马华文艺工作者支援抗战的一些活动,他说:“作为马华救亡运动一翼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对救亡工作的担负,不只是以文艺为武器,他们尽职着各种适当的工作,而且还相当地担负了一些现金的责任。”[4]32也就是说,新马华文艺界,不但在精神上一笔为伟大的抗战呐喊助阵,而且也在物质方面给抗战以更直接的支援。通过拨出微薄稿费、购买“自由公债”、组织剧团演出筹款等支援前方。以救亡为中心的救亡戏剧、大众诗歌、文学文艺及美术作品等大量出现,其气势波澜壮阔。并以前所未有的慷慨激昂的斗志,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和平发出猛烈的最强音。

时任马来西亚槟城《现代日报》主编的他,深受南洋华人华侨支援抗战热情高涨而感召。他心怀祖国,目睹国事日非,局势危急,积极主张抗日。便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职志,首先倡组“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便从当地华文读书会中找到6位20几岁的青年及新、马、泰、印尼华文报记者共十余人,组成战地记者团。他自任团长,于1937年12月初由槟南下,乘船离开新加坡北上,经香港,入汉口,并在汉口设办事处,继续前赴中国战地采访。他在战役期间采写了不少“抗日救亡”的报道,通过汉口记者和桂林本部站发往南洋报界。如“港穗见闻”、“汉口建站”、“奔赴前线”、“名将印象”、“徐州突围”“台儿庄战役”“武汉历险”“后方轶事”等抗日内容为主题的文章,刊登在南洋各大报刊上,鼓舞着南洋华侨,痛斥日本暴行,发出抗拒侵略的怒吼。他爱国心切、挺身而出的大无畏精神,表现出一个海外知识分子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立场。1938年7月,他组织“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战地采访,结束后,仍回《现代日报》复职,直至日本南侵前返回重庆。

根据上述,可以感触,曾圣提在青年时期至壮年时期,是一个爱好和平,有胆识、有冲劲、有爱国热情的新闻记者。在这期间同,“他由厦门而新加坡,而仰光,而印度。而回中国、而再度来新加坡,而槟城、而印尼,然后又第二度赴印度、印尼、槟城,最后又回中国,一直在半个亚洲尝试探索,有着探险家的精神。另一方面,他由《南洋商报》开始,而《电讯新闻》、而《巴城时报》。而《现代日报》、而“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由受雇办报、而自己出资办报;由安定的城市新闻记者工作,而危险的战地记者工作。这些都是他有胆识、有冲劲、有热情的最好说明。”[5]

三、大胆革新,阐明办报宗旨和立场

曾圣提不仅主编众多报刊,并且在其主编的副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生与罪》《神恩》《月落》《醒醒吧,星城的艺人》等作品都特别突出。正如方修先生的专书《马华新文学史稿》(1962)及杨松年博士的论文《曾圣提与新马华文文学》(1981),都确定了曾圣提是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新马华文文学界的一个杰出和重要的作家。他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搞翻译、编报刊,是“文艺界的一位全才”[6]。

曾圣提主编《南洋商报》,首先确立了新闻在报纸版面的重要地位。而早期的《南洋商报》,第1版的惯例是刊登广告,不登新闻,以后,虽然头版和2、3版也刊登专电和电讯新闻,但是版位却往往被广告所占,新闻被挤到次要地位。他了解新闻(不管是电讯新闻还是本地新闻)的重要,他不仅固定电讯新闻在头3版的地位,而且增加了电讯新闻的数量,与此同时,还增加了本地新闻的分量,从原来的两个版面增加到三个版面,排列地位也从原来的18版,提前至第9版[8],使新马及南洋各地新闻,一贯而下,连成一体,消除了《南洋要闻》原先被孤立一隅的现象。同时使广告喧宾夺主的现象消失了,专电和电讯新闻,明显增加,使得版面明确、大方和相当固定,新闻不再给广告有压挤的感觉。他增加《本坡新闻》的版面,也明白社会新闻、体育新闻的吸引力和大标题的功用,因此放胆尝试。

他在办报选稿上范围甚广,其中的一些诗作和小说,更有优秀的成绩。这与他不仅照顾作品的内容,同时更加注意写作手法,是有密切的关系。他重视当时文坛的动态,文人的踪迹,也有通过通讯和以轻松文字写成的朋友消息给予报道,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文字,已经成为现代研究新马华文文学者的重要史料。同时,还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办报,有自己的主张与理想。“如果从一个新闻记者的专业经验及旅行阅历这两点来衡量的话,《南洋商报》战前的另十位编辑主任之中,除了傅无闷与胡愈之以外,似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出其右了。”[5]

他重视言论,但也明白,“言论”不仅仅是发挥个人的意见,而且还包括说明和分析。如他将《南洋商报》的社论栏目《评论》改为《言论》,还推出《周末略评》新栏,协助读者进一步了解时事。该栏每周末刊出,总评过去一周的重大时事,文字不长,内容由3至4则短评组成。后改为《周末述评》,而且改在周一刊登。它的目的,是因为“故国风云,瞬息万变……读者目炫五色,对报上所发表之片断消息,苦不能得一具体之概念…为救此缺陷,特放每周第一日,发刊《周末述评》,将过去一周之事实,作有系统之述论,俾读者对于时局之变化,可以一目了然。”[7]言论遂成为《南洋商报》的重要一部分。

他注重副刊或专刊设立和革新。强调内容必须“新”,必须“动”不能“旧”,不能“死”,并要求多样化,所以他推出了多种新副刊或专刊。在他主编的《南洋商报》期间,就出现了好几个副刊或专刊。如有文艺性周刊《压觉》(1930年7月创刊),由华丁(曾圣提弟弟)主编;有属教育性半月刊《华中》,由华侨中学主编;有属教育性旬刊《道南》(1931年3月创刊)、以及属专刊性质的《经济周刊》,由道南学校主编等。

他反对剪刀政策,并进行了改革,效果是相当突出的。如他对原由华丁主编,觉得不甚理想的《商余杂志》,自己就接手主编。对该刊除了改换版头之外,还增加文艺创作,尤其是杂文、散文等,因此文艺气色较浓。用他的话来说:“过去的本刊,似乎太呆板了,无论材料或形式,总觉缺乏一种创作和动的精神……改版后的本刊,仍旧追随着‘趣味’的轨道,就中准备灌注一点动的力量,换句话说,便是剪少动,笔多动。”[7]可惜他这种少用剪刀的政策,只维持了两个半月,当他离开《南洋商报》后,《商余杂志》的内容,又回到死气沉沉的掌故逸事及剪刀政策去了。

王慷鼎在他的《报人曾圣提》一文中详细地阐述了曾圣提的办报经历,该文还谈及了1981年曾圣提由新德里到新加坡探亲访问时,曾经这样对他表示说:“他(指曾圣提)年轻时的主要兴趣是办报,一心一意做一个报人,而不是一个文学家。他甚至说:他那本被誉为‘马华文学杰作’的《在甘地先生左右》,更接近报告文学,因为它是以新闻记者的笔调写出的,不是纯文学的作品。”[5]不过,曾圣提在新马及印尼一带共计十年的浪荡生涯中,其本份工作毕竟是一个新闻记者。“他译电讯、写新闻、论时局、甚至做主编、办报纸,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报人。然而,他在这方面的历程和业绩,还没有一个详细的记录,而且似乎已被他在新马华文文坛上的成就所掩盖。”[3]

应该看到,新马华文作家的文学活动,历来主要的工作阵地是报章副刊[4]。特别是新马华文文学经过1927年至1930年的一段蓬勃发展时期之后而逐渐走向低沉之时,曾圣提能一如既往地重视报刊的革新,重视文学创作,重视作品的技巧,显得难能可贵[8]。

曾圣提从事新闻报业的时间虽不算长,而他始终提倡报刊要“大众化”、“讲良心话”的新闻办报思想,一步一步为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而努力。他着重在新闻、言论、副刊及专刊等方面变改和革新,对他后来的办报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他新闻思想的有机构成[9]。也为副刊编辑的走向成熟,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子[8]。可以说曾圣提任《南洋商报》主编期间,是该刊在战前最灿烂的阶段[3]。今天重温曾圣提的办报思想,探讨他那种极欲探讨新马华华文新闻发展方向的心态,那种秉承新闻报业人员就是时代的记录者和代言人理念,无疑值得新闻报刊从业人员学习和弘扬。

摘要：通过新马华文文学及书刊,了解到一位尚少人知的新马华文学的拓荒者、杰出作家、潮籍华侨报人曾圣提的一些研究资料线索。本文试图把他丰富的办报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以及对南洋社会文化活动影响作一个初步探析。

关键词：曾圣提,新马华文文学,新闻思想,华侨报人

参考文献

[1]方北方.马华文艺泛论[M].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出版,1984.

[2]杨松年,新马华早期作家1927-1930[M].香港三联书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8(40).

[3]杨松年,周维介.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1927-1930[M].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8.

[4]原甸著.马华新诗初稿1920-1965[M].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1987.

[5]王慷鼎.报人曾圣提[J].南洋商报(言论.时事),1982(12.7).

[6]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上卷[M].新加坡版,1962(240).

[7]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M].新加坡新社出版,1987.(67-68).

[8]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140-143).

[9]阙本旭.曾圣提与南洋华文报业[J].广东文化艺术丛刊,2005.(769-775).

舆论导向正确办报特色鲜明 篇5

本报讯（记者：田涛）2月29日上午，金华市内部报刊工作会议暨金华市内部报刊协会一届二次会员大会在金华江南会酒店隆重召开。近百家内部报刊协会主编、代表出席了会议。康利公司主办的《康利风采》报被评为2011金华市优秀企业报，同时受表彰的还有《社科论坛》等5家优秀内部期刊、《新世纪建设报》等10家优秀企业报，《康利风采》名列其中。

《康利风采》报自创刊以来，在公司党支部和公司领导、全体员工的关心支持下，始终坚持“服务康利，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提升企业文化”的办报宗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积极配合企业的发展思路，规范办刊，按时报送样报，着力提高办报水平和能力，着力构建和谐企业，准确而全面的把康利企业精神的特质、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奋斗的精神表现出来，坚持贴近员工，注重内部交流沟通，服务生产经营大局。为提高企业知名度、美誉度，促进康利品牌提升发挥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受到了上级领导和同行们的好评。

《康利风采》报每月出刊以后，及时寄送市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单位、行业协会、供应商及兄弟单位，及时向报刊审读室送审，接受新闻监督，传递新闻信息，交流管理经验。同时吸取优秀重要新闻发布到企业网站上，传播企业新形象。2010年“搏风击浪立潮头”被网络转载，2011年《永康日报》采用了本报一篇文章“人生的态度决定了你的命运”。

2010年公司提出品牌发展战略，《康利风采》承担着宣传、助力的历史重任，用宣传报道的形式提升宣传效果，增强品牌效应。2010年康利商标获得“金华市著名商标”，2011年康利产品被评为“浙江名牌产品”、康利“KL”商标荣获“浙江省著名商标”，为实施品牌带动战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缅甸兴起私人办报潮 篇6

这算得上是一份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报纸：每周出版六天，每天下午三点印刷，两小时后，刚刚印好的报纸只分发给50个缅甸白领——为这份报纸工作的记者和编辑们。

到目前为止，这份名为《仰光时报》的报纸只有自家员工能看到成品。过去三个月，《仰光时报》每天都经过撰稿、编辑然后印刷，所有员工都在为禁令结束、日报出版的那一天而辛苦试刊。

经过50年严格的媒体管制之后，缅甸的媒体工作者长久期待的日子终于近在眼前：4月1日，私营日报第一次被官方批准自由出版和售卖。为此，许多传媒公司正忙于各种繁杂的准备工作，从如何撰写日报的新闻稿，到怎样为一份报纸定价。心情激动的同时，缅甸的媒体人也面临着许多未知的挑战。

不会因言成为政治犯

2011年，缅甸的文职政府成立后，大张旗鼓地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开启各项改革，媒体是民主改革的阵地之一，大量的投资和人才随即涌向这个行业。2012年8月，缅甸信息部官方网站上的一条简短声明轰动了整个新闻界：存在近50年的新闻审查制度至此成为历史，私营日报在2013年4月后准许发行。

当年的7月19日，缅甸各大报刊杂志的主编和出版商被“末代新闻审查官”丁瑞召集到新闻出版审查与注册局，被告知一个月以后新闻审查制度将被废除。自那时起，总编们不必再把写好的稿子交到审查局事先审核。按照丁瑞的指示，他们不用在等待7个工作日的审稿时间，不用为一不小心就变“政治犯”而忧心忡忡。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对自己的报道负责”。

“报禁”的解除受到了缅甸媒体人的追捧，其中最直观的表现便是直线上升的新增刊物数量。从2012年8月到至今，缅甸新增了400多份周刊，几乎等于过去50年来所有新闻刊物的总和。

媒体政策的改变，也势必将终结各类周刊的短暂黄金期。其实早在2000年，缅甸官方便准许此类媒体形式运营。军政府统治下的媒体监管部门批准私营周刊的形式，是因为这样监察官员就有充足的时间审查报道内容。过去十多年来，缅甸一共出现了超过200种周刊，它们的兴起让民众在政府发行的报纸之外找到了替代品，因为后者更像是古板的政府信息通讯。

对于缅甸的媒体工作者来说，这场正在发生的改革风暴，为他们重新构建了“新闻”这个职业的定义与外延。已经发展成熟的很多周刊都计划转型为日报。顾谷（音）是仰光传媒集团的主席，该集团便是《缅甸时报》的发行商。在他看来，从周刊到日报的转变是必然选择，“缅甸的媒体正在面临着‘生存还是死亡’的局面。如果你不做日报，公司就会岌岌可危，因为如果日报大批诞生，谁还会去读信息滞后的周报？”

蓄势待发的日报首先要跨过管制障碍。缅甸的管理部门早前曾宣布，有17家传媒公司向官方申请了日报许可证，其中8家获准在四月上市，6家被驳回，还有3家仍在审核中。

但那些报纸被拒绝的原因并非政府想把日报许可证作为一种把关机制，进而用以控制言论相对激进的媒体。其中一家被拒绝的公司是11传媒公司，该公司拥有全国发行量领先的周报，其官方网站宣称，申请被拒是基于一些手续问题，包括缺少官方的印花税票以及没有确定发行语言，政府部门已建议重新申请。顾谷说，二月中旬他和一些集团的管理者就很肯定，政府会批准所有手续齐全的办报申请。

拿到日报许可证后，传媒公司接下来要克服一系列的运营难题。“起初，做日报只是一个梦想，如今梦想成真，我们开始意识到到这并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顾谷说，“媒体不仅是社会的第四权力，还是一种商业行为。”

在Facebook上抢首发新闻

觉敏瑞（音）是《每周声音》周刊的总编，长久以来都期待着能出版一份日报。和顾谷一样，觉敏瑞也清楚办日报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而自己对如何运营一份日报知之甚少。《每周声音》同样在内部进行着日报的试刊，编辑和记者们在努力适应更严格的截稿期。但觉敏瑞表示，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才是未来最大的难题。

要把设计文件发送到印刷厂需要互联网，而缅甸如今的网速不仅慢，而且很不稳定。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缺少平坦的公路，因此运送报纸的卡车也无用武之地。除此之外，缅甸还在努力实现稳定的电力供应。觉敏瑞和记者们制作日报的一下午时间里，报社所在的大楼就停电了好几次，而这还是在仰光市中心。“我们不断地试刊，进行各种准备，希望能办好一份日报，”觉敏瑞说，“但我们都没有十足的信心。”

许多媒体人士认为，在缅甸经营一份日报，亏本的可能性很大。安黄敏（音）是《缅甸先驱报》的责任编辑，这份报纸也计划出版日报。安黄敏表示，购买一台报纸轮转机需要200万美元以上（1美元约合6.2元人民币），这绝不是一家在公寓改造的办公室里出版的周刊能买得起的。他因此不得不和独立的印刷厂合作，印一份报纸大概需要360缅甸元（约为2.6元人民币），但摆在报摊上的报纸一般不会超过300缅甸元，否则普通人就不会每天都能买报纸了。

尽管一份报纸亏损并不高，但印成成千上万份也是不小的损失。安黄敏预计，日报在发行一年多后才有可能盈利。“到时候很多读者会知道我们的报纸，这样就能有广告商找上门来，”在他的旁边，记者和编辑们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挤着工作，“缅甸会出现很多日报，但我估计一年后只有五家能留下，其余的会因亏损而关门歇业。”

在读者争夺战打响之初，报社还要雇佣大批新记者。许多报社都计划把采编团队的人数扩大一倍以上。但令主编们挠头的是，缅甸的记者实在太少了，高校里唯一的新闻学课程还是军政府时期设计的。难寻合格的员工，很多媒体公司便在内部开展培训项目，招揽人才。

艾马觉（音）是缅甸发行量最大的周刊之一《7日新闻周刊》的编辑。该报已经为100人进行了45天的新闻工作培训，其中10人相对有能力胜任媒体工作，最终7人完成了全部课程。缅甸的国内经济刚刚起步，工作岗位十分有限，“很多人就是想找到一份赚钱的工作而来，他们并不喜欢新闻工作，这是问题所在，”艾马觉说。

这些刚刚入行的媒体新人，很有可能在这个国家见证一家日报从诞生到衰落的全过程。在缅甸，网络媒体还没有发展壮大，全国目前只有1%的人口能够接入互联网。但伴随着缅甸逐渐对外国资本开放，网民人数将快速增长，而移动互联网已经开始以更快的步伐扩张。过去，一张sim卡在缅甸的价格超过1000美元，堪称天价，如今的价格已经降至150～350美元。

尽管网络并不发达，很多媒体公司仍在为网络新闻时代做这准备。许多报纸都在竞争对手比拼，看谁先把新闻发到Facebook的网页上，尽管没人清楚这样的做法能否变成收入。《7日新闻周刊》三年前就发布了自己的Facebook网页，现在已有超过16万粉丝。这家报社每周都在网上发布新闻内容，还开发了苹果手机的app。而《每周声音》也发布了苹果客户端，并正在努力通过广告盈利。

仰光传媒集团的顾谷正规划着一个跨平台的媒体王国，不仅希望将来能在各种平台上发布新闻内容，还计划建立一个视频制作部门。他预测，日报在缅甸只有10年的盈利时间，所以在创办日报的同时还要向网络进军，“但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想着怎么去赚钱，而是首先要找到生存之道。”

办报思想 篇7

一、成舍我办报思想简述

上世纪20年代, 怀揣两百元的成舍我在北平相继创办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 不久之后, 辗转到南京创办了《民生报》, 之后进军上海, 创办了《立报》。为扩大业务, 他于1938年将《立报》的范围扩展到了香港和台湾, 将《世界日报》的范围扩展到了重庆, 随后还在台湾创办了《小世界》。可以说, 我国第一个创建报业集团的人就是成舍我, 其创办的报纸以大众化和实用性的特点深受民众喜爱。

成舍我的办报思想十分独特。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办报理念:“将大众的心声说出来”。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彰显出办报人的韧性, 不畏强权, 掌握话语权。

2.报纸编辑方针:强调精编二字。无论报纸大小, 都必须坚持精编原则, 用质量说话, 即便是小报, 也要拿出小报大办的精神。

3.经营方式:坚持规模化、企业化、大众化。新闻内容必须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容易被大众接受和理解;必须以企业化的方式去经营报纸, 该做广告就做广告, 一切以发行量为核心;采用集团化方针, 增加发行量, 严格控制成本, 针对各个阶层的读者发行个性化的报纸。

4.办报人的甄选:本着专业化、优选化的原则选择办报人。人才的甄选直接关系到报纸的质量和销量, 因此必须认真甄选, 同时还要定期对人才进行培养, 使之拥有高尚的办报情操。

在北平燕京大学于1932年4月29日举办的第二届新闻周会议上, 成舍我就中国报纸的发展空间发表了演讲, 他在演讲中明确表示自己非常看好中国报业的未来发展, 并指明了中国报业的未来发展方向。这次演讲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成舍我将自己的报业集团做大做强的目标, 同时也反映出了他的办报理念和新闻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尽管中国政府允许个人经营管理报纸, 但却应该构建一个完善的监督和管理体制, 使该行业接受广大民众的监督, 使市场发挥最大作用, 防止私人资本因经受不起诱惑而报道虚假新闻。

2.必须让读者广泛参与到新闻编辑与言论指导的监督当中, 使之养成自觉抵制不良社会新闻的习惯, 以此增强新闻内容的质量。

3.要使广大民众有能力消费小型报纸, 就必须本着“控制报价, 节约资源, 精采精编”的原则创办报纸。

4.灵活运用各种先进的手段和工具, 增加发行量, 创建规范的报纸。

在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媒体的改革进程中, 成舍我的办报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研究成舍我的办报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当下的互联网冲击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成舍我办报思想在现代报刊理念的体现

在新媒体、自媒体、全媒体、社交媒体交织的今天, 传统纸媒如果一味遵循传统的经营模式, 势必是要被淘汰出市场的, 所以传统媒体必须求新求变。转变经营理念、更新运作模式、扩大市场份额, 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很多传统纸媒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 希望借助手机客户端来稳定市场份额。在这些转变的理念中, 我们依稀可以窥见成舍我思想的痕迹。

(一) 办报的宗旨——为社会大众说话

《世界日报》是一款亲民的报纸, 因此成舍我在编辑版面时会尽量挑选大众感兴趣的话题。在各种军事和政治新闻占据了报纸头条的年代, 《世界日报》凭借其大众化的语言和亲民的新闻内容在众多报纸中脱颖而出, 更重要的是, 他将一些民众感兴趣的话题放在了报纸的头条上, 目的就是便于大众阅读, 比如女师大学生被教育部强行接收、军警打伤女师学生、首都群众爆发大规模游行等这些重磅新闻都被放在了头条。成舍我还灵活地处理了其他版面的新闻, 比如他并未在《经济界》上刊登会引起民众强烈反响的经济新闻, 而是将其放到了《要闻版》上, 如此一来, 读者便可一眼看到国内外的政治新闻, 调动其阅读欲, 使报纸在不知不觉当中实现了大众化。除此以外, 他还采用突出标题、添加图片的方式来设计《世界日报》的版面, 目的就是吸引读者的眼球, 使之对新闻内容充满了兴趣。就拿《武汉晚报》来说, 他将“为百姓谋利益”这句话标在了《武汉晚报》的下方, 也就是要为社会大众说话。正是因为《武汉晚报》为社会大众说话的立场鲜明, 才在武汉地区占有一席之地。具体来说, 《武汉晚报》推行培植名专栏、名专版+名记者、名编辑的双品牌战略, 树立主流媒体品牌形象,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深入群众, 服务读者, 努力跻身三镇家庭“第一报”。《武汉晚报》一贯强调第一现场报道重大事件, 努力叫响大事看晚报的口号, 以制高的视野、独特的声音关注民生, 报道重大事件。在版面上, 《武汉晚报》也是用大众化的语言来报道百姓最关注的事, 灵活安排版面, 突出重大新闻, 图文并茂, 积极推进读者反馈, 这些都与成舍我的办报理念相贴近。

(二) 报纸编辑方针:精编主义

成舍我以精编主义办报理念, 这一点从他小报大办, 全面、简洁、精益求精的办报风格和主张上可以看出。上世纪20年代末, 成舍我凭借其精益求精、全面、简洁的办报风格, 在南京创办了《民生报》, 并立即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与一般的大报相比, 小型报只留下了大报的精华, 用最简单的方式将时事要闻呈现在民众面前, 以质量取胜。小型报中的所有新闻都有严格的字数限制, 通常控制在500字之内, 而且版面大方、简洁, 文章言简意赅, 直奔主题, 几乎每天都会登出一两条独家新闻, 重要新闻的数量足够与大报相抗衡。同时, 小报喜欢在文字中配上图片, 这大大增加了读者的兴趣。严格来说, 除了版面比较小之外, 小报堪称完美, 而且更具可读性。所谓精, 即精心地规划和安排版面, 用各种极具可读性的新闻去填充有限的版面;所谓简, 就是必须用精炼的语言概括一件事, 节约读者的时间;所谓全, 就是新闻要涉及多个领域和行业, 缺一不可, 具有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 这样才能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换言之, 小报就是要达到一报在手通晓天下事的境界。以《武汉晚报》为例, 《武汉晚报》力求打造精品, 不仅体现在纸质版上, 也体现在电子版和官方微博上。

1.《武汉晚报》官方微博

传统报纸基于互联网平台建立的官方微博就称之为报纸微博, 也可以理解为报纸在新闻传播界内应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创新的过程。近两年来, 越来越多的报纸创建了自己的官方微博, 实际上, 报纸微博是因为“两会”才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 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各大媒体争先恐后地建立自己的微博, 利用微博发布新闻、直播时事新闻, 举办各种访谈等等。“两会”的召开使得微博用户数量呈井喷式增长, 媒体的规模也得到了壮大。

随着时代的发展, 微博以其新颖的传播模式和写作方式, 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 这也是各家传媒都争相开通微博平台的原因之一。微博双向、快速的平台, 完全符合新闻生产的特点, 备受广大记者的欢迎。

《武汉晚报》在新浪微博上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 至2014年6月19日, 粉丝数量已经达到1066382, 微博数量达到53942条。不得不承认, 微博已经成为大家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 而支持微博的人, 几乎都是本地的青年。首先, 微博化的报纸可以随时随地播报实时新闻, 读者只要能上网, 就可了解当前的社会动态。其次, 报纸微博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可转化为信息源, 将取自读者的新闻传递给母体, 从这一点来看, 微博的兴起为报纸开辟了新的报道方式。作为地方报纸, 《武汉晚报》积极抓住微博这一平台, 在微博上报道了很多即时性很强的当地新闻, 也积极与粉丝互动, 这些理念背后都体现了成舍我的精编主义。

2.《武汉晚报》增加相应版面

同时, 《武汉晚报》还在报纸上开了相应的版面, 让纸质报纸与网络形成互动。

@新闻·微故事已经成为《武汉晚报》固定的整版版面, 传统的话语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不再是严谨的新闻语言, 更多的是微博语言和口头语言, 一改传统的报纸风格。根据时代变化、读者需求变化而相应改变报纸的模式或板块, 小质胜大量, 这些微文新闻稿的字数都不长, 大多都是家长里短和温馨小故事, 同时符合各种年龄层的读者需要, 版面虽不多, 却包罗万象。这些都体现了成舍我“精、简、全”的小型报办报风格。

(三) 报纸的经营:大众化、企业化、集团化。

上世纪90年代末, 国内首个以记者名字命名的工作室——“范春歌工作室”正是成立, 为推出更多精品新闻, 《武汉晚报》开始走“战略化与规模化相结合”的路线。“双品牌”战略推行以来, 不断推陈出新、激发活力, 使得《武汉晚报》在十年间共夺得14个新闻奖。除此以外, 《武汉晚报》还率先发明了“立体互动式报道模式”, 实现了开放式办报、团体作战、形成合力。同时, 《武汉晚报》还大力打造企业化管理模式, 推行集团化经营模式, 不仅是纸媒, 还投资餐饮、房地产等其他项目, 全力提升集团的综合实力, 这些经营模式, 都可以窥探出成舍我办报理念的痕迹。

摘要：成舍我凭借其先进的新闻思想和独具风格的经营主张, 在我国近代新闻业中叱咤风云。他十分重视新闻的实用性, 这种理念深刻地影响着当年的办报思想, 也正是这种思想, 其报纸业务才会越来越受人们认可。在新媒体、自媒体、全媒体、社交媒体交织的今天, 纸媒新的运作方式层出不穷, 但是在这些新手段的背后我们依然可以洞见民国报人思想的影子, 成舍我的办报思想更是可见一斑。本文就新媒体时代背景下, 以《武汉晚报》为例, 重点阐述了纸媒官方微博的运用以及增加微博相应的纸质版面, 从而体现的成舍我办报思想。

关键词：成舍我,办报思想,新媒体,微博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4

[2]张友鸾.《世界日报兴衰史》[M], 重庆出版社, 1982.

[3]萨空了.我与《立报》[J], 新闻研究资料, 1984, (5)

[4]周海波.《论成舍我与中国报纸的大众化趋势》[J], 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新华出版社, 1998

[5]马达.《成舍我成功的报业经营》[J], 青年记者, 2000.6

[6]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7

[7]吕莎.《成舍我“小型报”思想探究》[J], 新闻窗, 2008 (2)

办报思想 篇8

一、重视社会新闻, 紧紧把握时代脉搏

1. 新闻报料快捷便利

快速及时是社会新闻的必备条件, 南方几家报社都设有新闻110, 《武汉晚报》每天派两个巡游车, 每辆车设一个文字记者和一个摄影记者, 车上打出新闻110招牌, 相应报纸版面也设置新闻110版。《潇湘晨报》开通了新闻110, 4个人两班倒, 24小时值守。《南湖晚报》则开辟“昨夜今晨”专版, 每晚派文字与摄影两个记者巡街, 同时还聘用签约信息员及时提供信息。

2. 新闻分工细致周到

社会新闻包罗万象, 覆盖面广, 各家报纸都对社会新闻分工做了细化处理。《潇湘晨报》将社会新闻部分为突发组、帮忙团、社区组。突发组即新闻110, 对突出事件予以报道;帮忙团通过QQ、热线等, 帮助读者解决心理及生活方面的问题;社区组设专门跑社区的记者, 讲述社区故事。该报在版面上也体现出不同的类别, 如“都市·热度”“都市·公共”“都市·社区”等。

3. 写作方法灵活多样

社会新闻的写法也不再满足于一事一报。《潇湘晨报》提出, 社会新闻做味道, 从开始对打打杀杀的血腥场面、车祸的追捧, 到现在的从暴力事件中寻找现场之外的东西, 比如发掘人性的亮点、故事, 寻找思考性的内涵。

二、强化经济新闻, 处处服务百姓需求

各家报纸对经济新闻的做法不同, 一些有实力的大报社做的是大经济新闻, 包括产经、商经、证券、股票等, 专业性和权威性程度较高, 需要一批经济学专业的记者和专家。如《武汉晚报》以《3位经济学家在汉热论房“势”》为题, 请专家就当今的房价会不会下来、房地产会不会崩盘展开讨论。

三、注重品牌建设, 努力提升办报品位

纵观五家报纸, 都非常重视品牌的带动作用, 分别推出了品牌版面、品牌栏目、品牌记者等, 不断打造精品, 提升了报纸的品位。

《武汉晚报》推出双品牌战略, 即名牌栏目和名牌编辑记者。本着“救急不救穷”的原则, 《武汉晚报》早在2002年就成立了“扶助行动”工作室, 先后筹集八千万善款, 用于帮助大学生、灾区群众及社会弱势群体。近年来, 《武汉晚报》又相继推出了以名记者、名编辑为核心主打的专栏专版, 包括“胡俊视点”、“春歌访谈”、“寻找”、“百姓问政’、”自力说天”等40余个专栏专版, 这些专栏和专版有的以一个知名记者 (编辑) 担任主持人或撰稿人, 有的以一名记者作为核心主打, 选配几个记者协同作战, 不同功能和特点的专栏专版, 构筑成立体、多彩的版面格局。

四、坚持网报一体, 切实实现多媒体协作

网报一体指传统报纸和所属新闻网站相互融合的一种形式, 如在报纸上开设网络版、在网站开设电子版报纸等, 这种形式已被南方很多家媒体采用, 成为新媒体发展的主流动作。《三湘都市报》与《华声在线》《湖南在线》、《每日传播》《三湘手机报》、《华声杂志》等同属于三湘华声全媒体旗下全媒体更加强调综合影响力。《潇湘都市报》依托《华生在线》实现了从报纸向网络、手机报的转移, 采访中心配网络编辑, 使记者的新闻线索立刻发到网络。

网络新闻对新闻事件进行动态跟进, 一方面可以超越上级管制及地域限制, 另一方面由编辑对记者当日采访的新闻予以整理, 可以先于报纸面市。报纸新闻往往受到版面的限制, 而网络新闻的承载量大, 可以将报纸未尽事宜在网上刊登得更详细。

《钱江晚报》的网络微评版面, 时尚、好看, 其中的“无跟贴无不跟贴”, 就某一新闻事件选取刊登网友的热贴;“名人围脖”选取名人在网上的个性发言, 给人新鲜感觉, 可读性强。

五、坚持典型带动, 全面增强社会影响力

坚持群众办报推动报业发展 篇9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群众办报”理论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是:充分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做好工作。群众路线在党的新闻工作中的体现, 概括地说, 就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办好报纸。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报刊是人民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 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 没有这种条件, 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是国际无产阶级报刊事业的优良传统。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都十分重视在党报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毛泽东是以“群众是新闻事业的主人”这一基本思想为出发点来阐释群众办报问题的。1948年4月, 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强调:“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 都要认真地办, 才能办好, 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 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 靠全党来办, 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这是毛泽东为党报确定的一条根本原则, 也是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继往开来的“群众办报”工作路线

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闻工作的一贯传统。贯彻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方针的意义在于:切实加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切实加强新闻事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切实加强新闻事业同实际工作的联系。

邓小平说:“从领导来看, 办报是大家办报, 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 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 报纸办好了, 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 报纸能听到, 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

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 “要把新闻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他在这里特别用了“忠于人民”。

胡锦涛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要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 讲究舆论宣传的艺术, 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和效果”, “与人民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实践性统一起来, 使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形式多样, 生动活泼, 为群众所乐于接受, 能够回答群众中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 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 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人民性, 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 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 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满足人民精神需求。”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 其蕴含的“群众办报”思想不断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入手, 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 引导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刻认识新闻报道的源头活水是实践, 只有深入基层一线、深入火热生活、深入人民群众才会知道最美丽的风景在基层, 最感人的故事在基层, 最锻炼人的舞台在基层;“走转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鲜活实践, 是实现“三贴近”的有效途径, 从“三贴近”和“走转改”的表述不难看出它们和“群众办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是新形势下改进新闻宣传工作的创新举措。

2012年9月8日《南昌日报》“走基层, 看变化”栏目发表的一篇文章《不种蔬菜种草花菜农竞相当花农》讲述了南昌市青山湖区扬子洲镇南洲村产业转型闯新路的故事。文章写道:“走进南洲村, 目之所及, 到处是一派乱花迷眼的景象。昔日一畦畦纯绿色的菜地, 如今已成为一幅幅五颜六色的多彩‘锦缎’。”第一段记者类似用白描的手法, 仅用了“乱花迷眼”“五颜六色”“多彩锦缎”三个形容词就把花的绚丽、惹人喜爱的特点跃然纸上, 从而拉开了“菜农竞相当花农”的序幕, 使得读者急欲读下去了解角色的转换过程。接着写道:“中午, 艳阳高照, 50多岁的村民陶表仁和妻子戴着草帽, 汗流浃背地蹲在地里, 赶着把成千上万钵‘拥挤’在一起的孔雀草一点点移开。他说, 已成植株的草花, 若钵间距过小, 极易抽条长高, 可‘高个子’草花并不好卖。陶表仁和妻子本都是当地种了几十年蔬菜的菜农, 可仅一年时间, 这对年过半百的夫妻, 就从经验丰富的菜农变成了两个新晋却又老道的花农。这个转变, 来得快速而彻底。陶表仁坦诚地表述, 他已在面积不到4亩的土地上, 靠着2季草花种植, 便把10万元钱挣到了手;而种蔬菜最多只有3万元。”第二段记者用了“把成千上万钵‘拥挤’在一起的孔雀草一点点移开”“‘高个子’草花并不好卖”“面积不到4亩”“种蔬菜一年最多只有3万元”“种2季草花10万元钱挣到了手”, 通过数字和采访对象亲身口语化的描述, 让读者进一步体会到种植草花带来的利好。结尾一句用了“一场产业转型的变革正在南洲村悄然进行”, 提示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势在必行, 揭示了农民要增产增收, 必须调整产业结构, 走现代农业、科学发展之路。

2012年9月1日《南昌日报》记者采写的通讯《“气象大喇叭”进村农民有了“好帮手”》, 文章的开头是“气象大喇叭”为村民播报气象及农时信息:“预计南昌县今天为晴天, 温度28℃~37℃, 明天白天晴天多云, 气温27℃~37℃, 近期天气对晚稻病虫害防治不利。鉴于晚稻已进入幼穗分化期, 建议及时结束晒田, 看苗补施穗肥, 并着力加强病虫害防治工作。”而后, 记者笔锋一转:“说起村里的这个‘新玩意儿’, 农民王水根打心底里认可, 他说, ‘农民种田, 靠的全是天老爷’!以前该种啥、怎么种、啥时种, 都是祖辈传下的经验, 经常因摸不准天气情况受灾, 延误农时。现在, ‘气象大喇叭’不仅播天气预报, 还教怎样种稻子, 啥时该用药, 真的帮了大忙!”武阳镇气象站万站长告诉记者, 今年5月12日那天下大暴雨, 气象局前几天便预报了可能出现的灾情, 并对水产养殖户进行了特别提醒。镇上的鱼苗养殖户伍金仁根据大喇叭的提示, 提前降低自己鱼塘的水位, 拉高了防护网。大雨过后, 鱼塘大堤稳稳当当, 鱼苗被保护得妥妥帖帖。养鱼专业户伍金仁说:“这次有了‘气象大喇叭’, 可打了一个漂亮的‘保卫战’。”科技兴农, 服务“三农”,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年了, 记者则通过这些生动朴实的话语将整篇文章的采访对象、采访内容以及采访主题的重要性传达给了读者, 传递了当下“科技下乡, 农民种田有保障”的信息。这些来自一线既鲜活又接地气的群众语言, 从一开始就抓住读者的眼球, 从基层视角透视历史变迁, 从身边变化反映辉煌成就, 使主题宣传形式丰富多彩, 增强了报道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共鸣。

三、群众办报是社报内外群众的联合办报

“群众”在报社外部就是区别于编辑记者的读者, 在报社内部就是区别于编委、主任的普通编辑、记者。要完全发挥群众办报的威力, 就势必需要调动报社内外两股力量的积极性。报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如南昌日报社不仅注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 还十分注重对人才的人文关怀, 靠事业留人、靠感情留人、靠待遇留人。不管什么身份, 只要适应那个岗位的工作, 就给他们创造发展的机会, 让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并积极为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学习环境, 尽量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报社内外群众的联合办报, 就要重视人民群众的反馈、阅评、批评、监督与报纸工作的设计、改进、提高。《南昌日报》、《南昌晚报》每次大的改版之前, 都会有一个大型读者意见调查:每周一次业务例会, 都会通报读者关于报纸的意见;内部评报栏、报纸上的“读者·作者·编者”专栏, 都不断传递着读者的声音。集中群众的智慧, 既耳聪目明又心中敞亮, 办报就占有了一定的优势。如2013年度两报改版开展读者调查, 委托某大学新闻系来做, 收到3万多份调查表, 还收到3000多件来信, 有的读者来信写了13页, 对报纸的分析头头是道。这种外部的智力, 比之区区数十人、上百人的编辑部大得多。

可以说,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群众路线是党的思想路线, 也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是党报工作的光荣传统, 也是现阶段大众传媒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总之。你心中有群众, 群众则参与你办报工作的全过程;你心中无群众、少群众, 则你的知己、知音、知心可能要少得多。

摘要：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这种特定的性质, 决定必须依靠全党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办。实行专业新闻工作者和最广大群众相结合, 是社会主义新闻职业的基本方针。实行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 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规定的新闻传播的组织规范, 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在新闻传播工作中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报业

参考文献

[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2]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3]张国良.传播学原理[M].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新时期都市报办报的方向 篇10

都市报“主流化”浪潮带来诸多弊端

以1995年《华西都市报》创刊为标志, 中国的都市报至今已走过了14个春秋。以社会新闻起家的都市报, 曾以清新可喜的文风、受众至上的观念、灵活激励的机制等, 自觉地把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摆在重要位置, 一度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 开启了中国报业发展的新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大批都市报纷纷开始寻求自我超越, 不约而同地朝着“主流化”的方向演进, 以所谓的新闻“硬化”、“严肃”和“责任”为特征, 俨然又开辟了“后都市报时代”。然而在这股“主流化”风潮中, 许多都市报摒弃了原来的办报理念, 却没有找到更先进的办报方向, 导致正面报道流于模式, 舆论监督丧失锐气, 报纸发行走向高端, 内容乏味, 特色丧失, 进而失去了自己原有的读者群, 影响到都市报的进一步发展。

坚持“六个一”, 走出都市报“主流化”误区

那么新时期的都市报应该坚持什么?出路何在?笔者认为, 不纠缠于名分之争, 依照新闻规律, 围绕“六个一”来做文章, 踏踏实实坚持自己的东西, 都市报依然大有可为。

确立一个简单明确的目标———内容为王。任何一家都市报, 只有脚踏实地, 不浮躁, 不急功近利, 确立一个简单明确的目标, 始终坚持“内容为王”的价值观, 摆脱对所谓“主流”、“大报”名分的追逐, 视受众为衣食父母, 不断创新, 才能做大做强做长。

“办中国最好的报纸”, 这是当前《南方都市报》印在报头下的口号。敢于喊出这样的口号, 显示出一家本来属于地方的媒体敢于担当的勇气———它要办成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之一。回顾一下《南方都市报》历年来的口号, 从“南方都市报, 看了都说好”到“大众的声音”, 从“改变使人进步”到“成熟源自责任”, 从“我来了, 我看见, 我征服”到“办中国最好的报纸”, 口号的演变, 体现了其办报理念的务实。也正是秉持这样的追求, 《南方都市报》的公信力才得以在市场竞争中迅速建立, 并赢得读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尊重。 (1) 它从广州到深圳, 到密集覆盖珠三角, 到挥师北上创办新报纸, 到云南去收购《信息报》, 再到办网站出周刊周报新品种, 《南方都市报》的眼界已经超越广东, 指向全国。它代表了中国都市报的一种前进方向。

形成一个有力的拳头———深度报道。都市报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影响力, 必须抓好一个拳头———深度报道。所谓深度报道, 就是要不同凡响, 要有力度, 要一挖到底, 形成一个时期的核心报道。如今, 大多数都市报都有自己的相关栏目推出, 比如《南方都市报》的“深度”、《大河报》的“今日关注”、《郑州晚报》的“独家责任”等, 当然, 让人最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内容的真正深度, 是那种影响全国舆论的深度报道, 比如《南方都市报》2003年关于孙志刚案的报道。它给《南方都市报》带来了全国范围的影响力。孙志刚案最终导致废除了一部中国的收容法, 推动了中国的法制进程, 意义是十分深远的。继孙志刚案报道之后, 同年包括聂树斌案、佘祥林案等一系列的冤案报道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促成了把死刑核准权收到最高人民法院, 这同样是社会的进步。

同样, 《南方周末》的“5·12”“大地震现场报告”和“大地震现场再报告”对震灾现场人性弱点的真实描述, 以及坍塌的学校建筑反思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凝聚一种敢于担当的锐气———舆论监督。媒体的锐气, 主要体现在舆论监督上。一个叫得响的品牌必须有独特的个性、鲜明的立场, 能够反映民意, 敢于监督。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当前“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存在弱化的现象。许多尖锐问题的提出竟然依靠网络上的“自由民”, 比如对“周老虎”的揭发, 比如对信阳“最牛别墅群”的曝光, 最先都是由网民们“捅”出来的, 等最终“纸包不住火”的时候, 众多“主流”媒体才慢吞吞地跟进, 而且是轻轻带过, 令人失望。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高调提出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表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为媒体行使舆论监督功能提供了政治保障。都市报勇于开展舆论监督, 敢于批评和揭露社会丑恶现象, 除了靠党和政府的支持外, 更多的是要靠一张报纸敢于担当的勇气、明辨是非的慧眼、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是媒体的风骨所在。

发出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突出时评。一张报纸要有自己的理念, 要敢于有自己的声音, 这才是一张成熟的负责任的都市报, 而时事评论是发声的最好渠道。仍以《南方都市报》为例, 2004年, 该报时评版改版, 将原来的时评版改造成“社论”版与“个论”版, 占据重要的二、三版位置。“社论”版成为《南方都市报》唯一完全不接受广告的版面。改版后的南都时评, 在社论引领之下, 以街谈的亲民、推荐的眼光、来论来信的众说纷纭及“个论”版专家学者的精辟多元, 共同搭建起了一个公共言说思考的平台。这种多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借助网络技术的传播, 使得南方都市报迅速成为颇具影响的传媒言论阵地。而时评的多元化观点将不断促成公民思想的多元化、理性化, 这是社会进步的根本。

比如2007年6月16日的《南方都市报》社论《以国家名义捍卫文明底线》为题, 针对山西“黑砖窑事件”, 如此评论:“今日的局面, 定要有人负责。这不容含糊, 也无从商榷。许多人议论, 许多人分析, 写下各种各样的理据, 要为事件找到出路。可是, 这不是一道复杂的社会分析题, 只是一道简单的文明判断题。那些普遍的愤怒, 已经标定底线, 也给出答案。”可谓一针见血, 语句简洁, 掷地有声, 振聋发聩。

坚守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以人为本。珍惜生命, 关爱生命, 关注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 关注人类的苦难、奋争和希望, 这种可贵的人文情怀应该成为都市报永恒的追求、不变的原则。都市报若一味求硬, 一味刊发官样文章, 势必会冲淡对人性的关怀。比如一些灾难报道, 读者不能只看到一组冰冷的数字, 多少人遇难, 大讲如何施救, 这种“负面新闻正面做”的手法往往忽视了那些在灾难中死去的人们———他们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家里还有什么人?而对这些生命的关注和尊重, 才是可贵的人文关怀。

日前, 唐山大地震23882个被遗漏的罹难者名字将补刻在地震罹难者纪念墙上。据知情者透露, 由于来自唐山市档案馆的多年来主要通过基层社区征集来的《地震罹难者名册》本身并不齐全, 筹建地震遗址公园的南湖生态城管委会2008年6月10日起通过媒体, 向市民征集未登入名册的名字。 (3)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 但这种迟到的登记, 毕竟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

盯紧一个永远不变的主角———普通大众。既然定位为都市报, 主角理所当然就是普通大众, 而眼下中国的普通大众绝对不在“中坚力量”或“成功人士”构成的金字塔身和金字塔尖上, 而在数以十亿计的农民、工人、一般市民及其他底层人群构成的塔基上。“都市类报纸是深入都市社会生活、贴近市民需求的大众传媒”。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的说法, 都市报的方向就是要办成“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主流媒体”。 (4) 这就要求都市报更进一步地面向大众、关心大众、服务大众。凡事要从大众的视角出发、挖掘大众关心和与大众息息相关的新闻事实, 做好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改革、经济发展、政策走向等“大民生”新闻报道。要实实在在地去关心老百姓的生活, 关心他们的生存状态, 这才是根本性的转型。 (5)

大众化同一些都市报宣扬的权威性、公信力并不矛盾。在大众化的定位中追求新闻真相, 在灵动鲜活的新闻中体现新闻责任, 敢于担当, 同样能铸就自己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参考文献

[1]陈栋:《南方都市报“十年南都”系列纪念活动启示》, 《今传媒》, 2007 (9) 。

[2]向熹、邓科等:《大地震现场报告》、《大地震现场再报告》, 《南方周末》, 2008年5月22日、2008年5月29日。

[3]蒋昕捷:《在唐山寻找失落的名字》, 《中国青年报》, 2008年7月30日。

[4]石峰:《把都市报办成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主流媒体》, 《新闻战线》, 2005 (10) 。

在阿联酋办报的浙商 篇11

生意人办起了报纸

虽然《华人时报周刊》是份四开黑白小报，但内容相当丰富，既有中国国内消息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有中国国内的地方新闻和迪拜当地新闻和经济信息，还有商业旅游、政策法规等方面内容，此外，还有一些版面刊登对时局的分析文章，也有旅游广告、餐饮广告、房地产广告、物流广告等。

创办华人报纸，对应波涛兄弟俩来说实在是很偶然的一个创举。兄弟俩在国内高中毕业后，都在上海搞过多年的建筑，自2000年下半年开始，兄弟俩才在阿联酋的迪拜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名为阿联酋迪拜快乐城市贸易有限公司，哥哥在迪拜管营销，弟弟在中国义乌管进货发货。后来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经营的商品从小百货、箱包等扩大到五金、工艺品、饰品等方面，并把生意做到了阿联酋、科威特、肯尼亚、坦桑尼亚等中东、非洲国家，2006年，公司的贸易额超过了600万美元。

做外贸生意的兄弟俩怎么会想到要去办一家报纸呢？此事要从三四年前说起，起因是应波涛与宁波的一位老板一起在迪拜经营房地产，无意中他向这位老板说起在阿联酋的华人英语水平不好，往往看不懂本地报纸，他说他想办一份给本地华人看的华文报。不想这位老板听了很感兴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于是他们两人就马上着手准备办报。

办报之初困难重重

2004年10月份《华人时报周刊》正式创刊，投资约合90多万元人民币。那时在阿联酋全国的华人约10万人，其中住在迪拜的就有5万人。他们办报的宗旨很明确，就是为当地华人服务。但对应波涛他们来说，办报的确是个外行，而且在当地华人中报纸编排专业人员也比较难招收，后来招了两三位华人但很不稳定，加之另一位合作伙伴工作又忙，无暇顾及报业发展，于是应波涛只好自己摸索着办报，自己摸索着修改文章，编排版面，联系广告，既当文字编辑又搞版面编排，半年多时间他几乎天天呆在报社里。此外，根据当地的法律法规，办一份外文报纸相当困难，这主要是在执照的审批上，当局要求每期报纸发行之前必须翻译成英文和阿拉伯文送新闻部审核，并且在内容上还得不涉及穆斯林的方方面面。

当时迪拜有华人媒体9家，其中报纸5家，除了《华人时报周刊》为综合性报纸外，其他4家都是专业性很强的报纸，竞争比较激烈。为了迅速站稳脚跟，《华人时报周刊》一出版就发动十多人送报，只要是做生意的华人，每家每户都送到门口，住在饭店的华人就送客房。因为定位准确，发行工作做得好，报纸创办两个多月后便开始赢利，每个月有近20万元人民币的纯收入，其中每期广告收入也达4万元人民币，发行量达到了1万多份。2006年6月中旬，我国驻迪拜领事馆新领事召开华人媒体座谈会，《华人时报周刊》在会上受到了领事的特别关注。

浙商办报在经营上有独到之处。除了抓发行，应波涛对于报社内部的管理也有独到的一套。他们把发行、广告落实到人，在完成核定的收入后，超额部分给予较大比例的奖励，因而大大激发了报社员工的积极性。

办报为服务华人

报社的编辑部位于迪拜的闹市区，是华人聚集的地方，中心的地理位置，使报社能够更好地为当地华人提供服务。如刚刚到达迪拜的华人想了解市场行情，或者想找个地方旅游，他们往往会从《华人时报周刊》上获得信息，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只要打电话到报社，报社负责接待的人会耐心地告知相关信息；当华人遇到麻烦时，也往往会想到《华人时报周刊》，此外，有的华人在生意中被外国人骗了想打官司，有的工资没着落想讨回工资，报社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总是热心地帮助联系领事馆或律师，凡没钱打官司的还帮助支付律师费用。

服务华人是《华人时报周刊》办报的宗旨，报社尽自己的努力，千方百计地为华人排忧解难，因而许多华人在报纸的帮助下，事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祖籍宁波的华人朱继红，在迪拜做了多年生意，后来办起了一家房地产企业，名为迪拜市泰安房地产公司，《华人时报周刊》创办时，该公司才刚刚起步，只是做一些房屋的中介服务。《华人时报周刊》创办后，报纸的最后一版成为该公司定期的宣传版面，通过报纸不到三年时间的宣传，这家公司便迅速成为当地华人中著名的房地产企业，今年1至3月份的业务量达到8亿迪拉姆(当地的货币单位，1迪拉姆约合2.25元人民币)。

谈到今后的发展思路时，兄弟俩说他们要精心办好这份《华人时报周刊》，准备创办报纸的电子版，还将办彩版，并且将向报业集团方向发展，向整个阿拉伯地区发行。

A Chinese Weekly in UAE

By Zheng Yuliang

Maybe it is no big news that a Chinese weekly is published every Thursday in Dubai. But it is a big deal for three publishers from Zhejiang. The tabloid-format Chinese Times Weekly may look quite simple and unadorned in white and black, but it is a goldmine of information. The 36-page tabloid serves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with importa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news from China, business information and regulations in the Arabic country as well as advertisements on local tourism, restaurants, real estates, and logistics.

The three publishers were from Zhejiang and the two of them are brothers: the 36-year-old Ying Botao and the 35-year-old Ying Yongchao. The brothers were engaged in construction business in Shanghai for years before they started a trade company in Dubai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00. In this brotherly partnership, the elder brother managed sales in UAE whereas the younger brother handled the source in Yiwu, China’s largest marketplace of household commodities. The trading company has boomed and the business volume exceeded 6 million US dollars in 2006.

It was by no accident that the brothers wanted to publish a newspaper although the genesis looks quite coincidental in retrospect. One day, in a conversation between Ying Botao and his real estate partner from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the topic of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among Chinese business people in UAE came up. Ying mentioned that he had wanted to publish a Chinese business newspaper to serve the local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The partner was all for the idea. So Ying talked with his brother in China and the trio decided to put some money together and have a go at their latest journalism enterprise.

With an investment of about 900,000 RMB, the two brothers began to try their hands at the newspaper.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UAE is about 100,000, about half of which reside in the capital. The competition among the Chinese media in Dubai was fierce when the Ying brothers decided to step in and grab a market share. There were altogether eight Chinese media before the new weekly was released: the four of them were newspapers. The brothers knew almost nothing about publishing a newspaper. What was more, it was hard to find qualified editors and technicians. Three regular staffers were hired. The other partner did not help very much as he was busily engaged in other businesses. Nor could the younger brother help very much as he was handling the trade business in China. So Ying Botao acted as the editor in chief. He wrote and modified stories, studied and designed pages, solicited ads, and went through all the red tape for the permission to publish a foreign-language newspaper in Dubai. One of the requirements the weekly must satisfy was that the contents for each issue must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Arabic and approved by the government before the newspaper goes to press. For more than half a year, Ying spent almost everyday at the newspaper office.

Competition was fierce. But Ying did quite well in organization and promotion. He assembled a delivery team of more than 10 people. They delivered the newspaper to subscribers?houses and to hotel rooms where some Chinese merchants stayed. Due to the right market positioning and strong promotion as well as an effective incentive system that encouraged the staff people to sell more ads space and enlist more readers, the business was a success. Two months after the launch, the weekly began to see profit. Very soon, the net profit amounted to nearly 200,000 yuan a month and the circulation climbed to 10,000.

Serving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well is the aim of the weekly. The editorial office is located in the downtown of Dubai where the Chinese population congregates. For the Chinese who have just arrived in Dubai, they buy the weekly as their survival guide. The weekly also provides information to Chinese visitors through a help hotline. When some Chinese individuals find themselves in trouble in Dubai, they often seek help and information from the newspaper where staff members are eager to help by making phone calls, contacting the Chinese Consulate, finding lawyers, etc. The help and information have served the Chinese community well. Some have made a fortune through the ads of the weekly.

The two brothers are now thinking of initiating an online edition in 2008. The white-and-black weekly will go color soon. The ambitious brothers are even thinking to set up a publishing group to sell the newspaper to all the neighboring Arabic countries.

政策视阈下科技报办报方向观察 篇12

当前, 科技报特别是地方涉农类科技报, 大多处于发展焦虑与发展战略选择混沌期。报纸, 除党报外, 都市类报纸大多处于类似的发展阶段。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办的涉农类科技报, 如果没有顺应社会发展趋势, 没有完成新常态下的发展战略转型, 没有找到报社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 其境遇会更糟糕。

报纸, 因其承载的社会属性, 如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作用, 就社会资源来讲是一种浪费, 就社会服务功能来讲是一种缺失。这类报纸扭转发展颓势, 尽快摆脱发展焦虑与发展战略选择混沌期, 摸索出一条适合报社自身实际的创新发展之路, 就要努力去尝试学习与探索, 认真学习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 认真体会国家发展方略, 努力熟知和遵循社会发展趋势, 探索并争取早日具有社会发展视阈。

2 政策视阈关系办报方向

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衡量, 报纸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 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 它体现并承载着人类文明,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传播人类的社会实践信息, 指导并规范人类的社会实践行为, 促进人类的进步与社会良性发展。由此, 其社会属性与形态必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必须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与政策导向。

社会政策导向决定办报方向, 这是办报遵循的基本规律与坚持的基本原则。脱离这个规律与原则, 就会被社会发展的浪潮淘汰。这就要求我们在办报实践中, 以积极进取的心态, 主动学习, 学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勇于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办报实践中寻找发展战略机遇;创新体制机制, 抓住发展战略机遇;构建并完善组织制度与保障体系, 确保正确组织实施发展战略。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可能寻找到适合报社自身的发展方向与道路, 以达到符合国家政策与社会发展方向、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目标, 实现报社发展战略预期。纵观科技报的社会发展演变过程, 不论对其进行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 都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政策导向决定办报方向。

3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三大政策对科技报办报的作用效应

3.1 70年代后期国家三大政策

3.1.1 恢复高考制度政策

1977年8月13日, 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该次会议决定恢复我国中断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 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大学生。1977年11月, 全国举行高考。

3.1.2 发展科学技术政策

1978年3月18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该次会议上, 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标志着党中央把科学技术发展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的层面。

3.1.3 农村土地承包政策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自7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至今, 大体经历了6个阶段:

一是只做不说的试点阶段。自1978年开始, 国家有选择地在安徽、四川等省的农村, 对农民进行土地包干到户的生产方式试点。

二是在国家层面公开阶段。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 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该次会议决定进行全面农村工作改革, 在全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三是确定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性质阶段。1979年至1982年, 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等一系列政策, 明确指出各种形式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如1979年9月25日至28日, 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农民可以自主生产, 自主经营。1980年9月27日, 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 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要以合同形式确定下来当年或几年不变。1982年1月1日, 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 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土地承包责任制, 包括小段包干定额计酬, 专业承包联产计酬, 联产到劳, 包产到户、到组, 包干到户、到组, 等等, 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四是在全国强力推进阶段。1983年至1984年底, 中共中央出台《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 在全国强力推进土地承包责任制。如1983年1月2日,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指出, 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 建立和健全承包合同制。1984年1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强调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 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1984年16日至26日, 国家农牧渔业部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 要求大胆探索, 勇于改革, 巩固和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 使广大农户尽快富裕起来。1983年, 在全国农村全面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 至1984年年底, 全国落实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3%以上, 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以上。

五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阶段。在1984年以前, 我国农村实行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承包期较短, 一般不超过3年。在肯定我国农村10多年来改革方向和成就, 总结以前经验的基础上, 1985年至1993年, 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一系列政策, 对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不断进行完善。如1985年1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明确提出, 我国农村实行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政策长期不变。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要求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1993年11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指出, 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是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为确保土地承包关系稳定, 确保农民能够获得对土地增加投入的收益, 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 荒地、林地、沙地、滩地等的承包期可以更长。

六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把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固定下来。1998年至2003年, 国家先后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国家把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1998年8月29日, 国家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 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发包方和承包方订立承包合同, 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2003年3月1日起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 耕地承包期为30年, 草地承包期为30年至50年, 林地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 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 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等政策。

3.2 作用效应

恢复高考制度政策、发展科学技术政策、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实施, 迅速激发起中国社会发展的蓬勃生机与动力, 引领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服务与适应整个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中, 报纸发展迅速达到了空前繁荣期。据有关数据显示, 全国邮政系统发行报纸品种数、每期发行总份数:1977年, 238种, 4 340.7万份。1978年, 253种, 5 542.5万份。1979年, 283种, 6 288.8万份。1980年, 382种, 7 415.4万份。1981年, 451种, 7 638万份。1983年, 604种, 10 416.2万份;其中, 科技报期发626.8万份, 占报纸发行总数的6%。

3.2.1 从整体来看科技报

1978年以后, 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 经宣传出版部门批准、正式注册登记、邮局公开发行的全国复刊和创办的科技报有30多家。仅1978年1年, 恢复和创办了9家科技报。至1981年底, 除台湾省外,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8个省会城市都办有科技报, 一些省辖的地、市、县还编印有内部出版发行的科技报, 西藏、新疆、内蒙古不但出版有汉语版科技报, 而且分别出版有藏文、维吾尔文、蒙古文版科技报。同时期, 全国科技报编辑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据有关资料显示, 1979年全国科技报期均发行数近500万份, 1980年、1981年为三四百万份, 1981年底参加中国科技报研究会的科技报社有43家。1983年, 公开全国发行的科技报有56种, 全国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626.8万份, 比1981年几乎翻一番, 全国科技报发展迅速, 报纸发行量大幅度上升。其中, 《湖南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156万份, 比1981年增加3倍多。1985年, 《湖南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182.13万份, 《山东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153.32万份。

3.2.2 具体来看国家级、省级科技报

1977年5月20日《山东科技报》复刊, 1981年全年期均发行数为19万份。1978年5月《科学园地报》复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6万份。1978年7月1日《辽宁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3万份。1978年12月1日《安徽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5万份。《科学报》1979年11月1日复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05万份。1978年7月1日《北京科技报》复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0万余份。1978年9月18日试刊, 1979年开始全国发行的《福建科技报》,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6万余份。1978年10月《山西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0万余份。1979年元旦《甘肃科技报》复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0.25万份。1979年12月《新疆科技报》复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2.2万余份。1979年8月试刊, 1980年正式向全国发行的《陕西科技报》,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3万份。1980年1月1日《内蒙古科技报》创刊, 1981年汉语版期均发行数为2万余份。1982年1月1日《吉林科技报》复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8.5万份。《四川科技报》1977年6月试刊, 1978年在省内公开发行, 1981年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当年发行总数为450.5万份;1979年出版《数理化及英语高考复习资料》专刊15期, 每期发行数为35万份。1981年, 《江苏农业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9万余份, 《上海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10.5万份, 《河北科技报》期均发行近12万份, 《浙江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18万份, 《江西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6万余份, 《河南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12.5万份, 《湖北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13万份, 《湖南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49万份, 《广西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15万份, 《贵州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2.7万份, 《云南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5万份左右。

3.2.3 具体来看省级以下科技报

1978年《长春科技报》复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2万份。1978年5月22日《沈阳科技报》复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8.5万份。1978年12月《武汉科技报》试刊, 1980年6月开始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8万份。1979年1月《成都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3万份。1979年1月《承德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万份。1979年8月《鞍山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万份左右。1980年1月《西安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2万份。1980年2月《江城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0.8万份。1980年8月1日《学科学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万份。1981年1月《邯郸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5万份。1981年3月《哈密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0.5万份。1981年5月25日《少年科普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0万份。1979年5月《青海科技报》创刊, 1979年期均发行数近1万份, 1983年10月发行数增加到5万份。

3.3 办报方向

3.3.1 科技宣传

70年代以前, 科技报承担的社会职能主要是科学普及, 是普及科学知识, 倡导科学方法, 传播科学精神, 弘扬科学思想, 推广先进技术的科普类报纸;70年代以后, 科技报在继续以前科普的基础上, 增加了科技新闻宣传内容, 紧密围绕国家四化建设, 加大科技新闻宣传力度, 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科技路线、方针和政策, 反映科技工作者的心声, 交流科技工作者的经验, 推广科研技术新成果等, 是宣传国家科技大政方针、指导科技工作、普及科学知识的科普类综合性报纸。

3.3.2 高考复习资料

大部分科技报开设数理化专版, 刊登中学生数理化辅导的内容。如《四川科技报》1979年出版《数理化及英语高考复习资料》专刊15期, 每期发行数为35万份。

3.3.3 面向农村

大多数科技报原来“面向农村, 兼顾城市”, 后经过广泛调查研究, 绝大多数省、省辖的地市科技报采取了面向农村的办报方针, 全心全意为农业生产服务。根据农业生产需要, 开设了种子、化肥、农药、市场信息、种植养殖技术讲座、农产品储藏加工等专版或专栏, 指导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藏和销售, 帮助农民实现增收, 科技报普遍受到农民欢迎。

4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目前国家涉农政策对科技报办报的作用效应

4.1 80年代中期至目前国家涉农政策

4.1.1“三农”问题政策化

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始终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特别是在1982年至1986年, 中共中央连续5年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有关问题。但是, 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政策化, 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政策化过程, 有以下几个明显标志。

一是“三农”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完成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任务, 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从经济、政治、文化3个方面提出, 从20世纪末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

二是“三农”问题列入政府工作报告。2003年3月5日, 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朱镕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 作为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12月3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2005年1月3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

三是废止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决定, 自2006年1月1日起, 全国废止农业税。

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6年2月2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该意见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要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1月2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2003年至2016年, 14个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4年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中“重中之重”的位置。

4.1.2 农业产业化政策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水平不断的提高, 农村家庭农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 农业的生产形式和组织形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农业产业化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国家农业产业化政策相继出台, 并不断完善, 提高农业产业的生产效率和收益, 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增加农民收益。特别是1993年至今,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引导与支持力度。

一是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引导力度。如1993年11月5日, 发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指出, 允许土地承包权依法有偿转让, 承包土地可以适度规模经营。1995年3月11日, 发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一九九五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指出, 要支持农村多种形式的贸工农一体化经济实体, 支持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新型经济组织, 发展一体化的经济组织, 积极稳妥地发展粮田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12日,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 要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 推进农业现代化。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要积极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途径,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

二是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扶持力度。特别是2001年至2007年, 国家相继发布实施一系列政策, 如2001年1月3至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01年2月12日发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报告, 2003年1月7日至8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2003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的《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 2005年12月31日发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党的十七大报告, 2007年12月31日发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等, 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 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制定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 认真总结经验,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引导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 大力发展和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 重点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 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对农民增加收入的带动力,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2003年至2008年, 连续6年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 都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

4.1.3 农业技术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得到了不断完善和发展。同时, 全国供销和邮政系统、涉农企业、科研院所及政府有关部门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也加入农业技术服务队伍, 并且覆盖面愈来愈广, 投入愈来愈多。政府有关部门逐步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技术服务农业的政策, 使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得到了逐步完善与发展。

一是1983年至1995年, 面对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工作开展的实际困难局面, 国家有针对性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1983年《国务院批转劳动人事部、农牧渔业部、林业部、财政部关于加强农林第一线科技队伍报告的通知》, 1991年《关于转发人事部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工作的两个文件的通知》, 1992年《关于颁发〈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人员编制标准 (试行) 的通知〉》, 1995年《印发〈关于农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试点示范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等, 为将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纳入国家职称评定体系,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试点工作, 解决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人员的编制问题等, 切实解决一线农业科技人员的实际困难, 确保一线农业生产的科技服务力量。

二是1987年至1993年, 面对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实际状况, 国家有针对性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1987年《关于建设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若干规定》, 1988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研究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的几个问题会议纪要的通知》, 1988年《关于贯彻落实国办发[1988]11号文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 1993年《关于稳定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通知》等, 指出农业社会化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的方向和原则, 明确提出县级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要任务和建设县级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基本要求, 建立健全乡 (镇) 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农机管理服务站、农村经营管理站、水产技术服务站等服务功能比较齐全的农业社会化技术服务体系。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切实加强领导, 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稳定。

三是1992年至2007年, 为适应国家发展战略要求,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确保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充分发挥作用的组织保障制度和法律法规。如1992年《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管理办法 (试行) 》,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一九九五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 1995年《关于下发〈关于财政支持农业技术推广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1996年《关于落实乡镇推广机构“三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关于稳定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意见的通知》, 2006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 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等, 明确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是国家公益性事业单位, 定编定员, 事业经费由国家财政全额支持。之后, 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 结合本地实际, 相继出台了深化改革和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4.1.4 新型城镇化政策

一是城镇化。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城镇化的口号。2002年11月8日,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加快城镇化进程, 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2012年2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求实》发表的《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一文中提到, 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2012年11月28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指出, 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2012年12月16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 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二是新型城镇化。李克强在2009年第15期《求实》上发表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文中提出, 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2013年1月15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指出,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2013年3月16日,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发布。2013年12月12日,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 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 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4.1.5 土地流转政策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02年8月29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2005年3月1日起, 正式施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2008年,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允许农民土地流转。2014年11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4.1.6 国家粮食安全政策

为切实保障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 2008年11月13日, 公布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 (2008-2020年) 》。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 提高粮食产能,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着眼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强调要坚守“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 提出了新形势下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2013年12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国家粮食安全提升到2014年国家首要战略的位置, 列为2014年国家经济工作六大任务的首位。2014年, 《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指出, 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是治国理政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2014年5月9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高标准粮田综合开发示范区考察时指出, 粮食安全和三农工作是一切工作的重要之基。2015年4月30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015年7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经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其中第二十二条提出国家粮食安全相关问题, “国家健全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完善粮食储备制度、流通体系和市场调控机制, 健全粮食安全预警制度, 保障粮食供给和质量安全。”由此, 在法律层面上, 粮食安全被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

4.2 作用效应

随着中国崛起和中国梦的国家宏大发展战略的展开, 国家实施的路线方针政策较以往有显著的改善和进步, 其特征之一体现在国家“三农”问题的政策化与社会化。

国家对“三农”的政策逐步实现普惠性、全方位财政投入。国家对农业生产与技术服务实现了全覆盖、系统化、社会化的财政投入政策, 国家对良种补贴、测土配方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及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的财政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国家财政每年专项下拨“三喷一方”资金。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收益, 在发生影响农业生产的灾害性气候或农业收获、播种时, 各地政府相关部门与人员直接服务到田间地头。于此同时, 涉农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的同时, 也在延长服务产业的技术链条。种子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免费指导农民从耕种到收获、销售的全程技术指导与服务, 饲料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从畜禽养殖场选址、规划、建场到畜禽产品出场销售的整套免费技术服务。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更是如此, 因为有政府支持的背景, 在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的全过程, 提供免费的技术与生产服务。现在, 一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还以多种形式融资提供资金支持。

以面向农村、为“三农”服务的大多数没有事业经费供养的科技报, 在国家对农业实施全覆盖、系统化、社会化的财政资金不断加大投入政策的推动下, 科技报传统服务三农的有偿技术服务面与范围不断狭窄化。农村人口在减少, 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减少, 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自费订阅科技报的人员在减少。全国科技报发行量在上世纪经历了高峰之后, 现在大多数陷入低谷。科技报发行量如此, 其广告收入、经营收入也如此。

4.3 办报方向

从整体来看, 全国科技报大多处于发展焦虑与发展方向选择混沌期。除财政经费供养的科技报外, 一方面, 传统服务“三农”的面与范围不断狭窄化;另一方面, 对社会转型期服务对象的选择没有清晰的视域边界, 大多数科技报处于发展方向选择混沌期。面对整个社会时不我待的发展形势, 科技报收入减少, 有的科技报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 报社面临裁员、人员降薪、人员流失的压力聚增, 最可怕的是报纸影响力在迅速衰减, 报社发展处于焦虑期。

5 政策视阈下科技报发展战略机遇

5.1 科技报具有社会属性

科技报因其纸质媒体的物化特性与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 决定其生存与发展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社会现实发展环境。其生存与发展受社会现实环境的制约与限制, 并为社会现实环境改善提供有效服务。科技报离开社会现实环境, 就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科技报只有立身于社会现实环境, 熟知社会现实环境, 立足于为社会现实环境改善提供有效服务, 才有可能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5.2 政策导向决定办报方向

政策作为国家政府机关和政党组织为改善社会现实环境, 推动社会发展, 使社会发展在一定阶段内实现既定目标而指定的行为准则, 其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 标明并指引社会现实环境改善的方向, 是测量、研究、熟知社会现实环境的工具。

科技报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 立身于社会现实环境, 熟知社会环境, 立足于为社会现实环境改善提供有效服务, 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要从学习、研究、熟知、遵从政策导向做起。

5.3 政策机遇

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服务: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后,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为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普与科技创新有过多次明确论述。2009年, 在参加全国科普日活动时指出, 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实现科技腾飞的两翼。2010年进一步指出, 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好比鸟之双翼、车之双轮, 不可或缺、不可偏废。2012年再次强调, 坚持把抓科普工作放在与抓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2016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16-2020年) 》实施服务。

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服务。

为农业现代化服务。

为“一带一路”和对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服务。

为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服务。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

为新常态、四个全面、五位一体服务。

为社会组织改革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服务。

为扶贫攻坚服务。

为人口老龄化服务。

为全民健康服务。

为传播领域科学技术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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