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办报

政治家办报（精选7篇）

政治家办报 篇1

书生式政治家的形成

邓拓的父亲是中国典型的旧知识分子, 他促使邓拓形成了“士”观念———“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 而发展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 (1) , 使得邓拓对矛盾遍布的现实社会苦苦思索的同时, 自觉承担起那份旧中国“士大夫”阶层所特有的对社会与民众的责任与关怀。1929年, 邓拓在上海光华大学就读期间, 经过对诸学说的反复观察思考, 选择共产主义作为其政治信仰。与单纯满怀一腔热血的书生相比, 政治家更多了一份现实改造社会、追求政治理想的政治素养;与其他背景政治家相比, 书生式的政治家更多了一份对人文的关怀、对真理的执著、对社会环境变化的敏锐、对灵魂深处的不断叩问, 他们更紧密地将自己与社会兴衰、民生疾苦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个书生式的政治家, 邓拓的独特性最初体现在他编写《中国救荒史》的过程中。为了确保结论得出的充分性, 他“将调查材料提高到与历史文献并列的位置” (2) , 其对真理的执著与脚踏实地的求实可见一斑。在《中国救荒史》中, 他大量参考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史的资料, 并运用统计学方法, 将分散的资料归纳统计, 提出许多重要的结论, 获取开阔的视野、理性独立地思考已逐渐内化为他的下意识思维方式。从他后期的新闻实践中,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学术研究思想的许多影子。拥有坚定政治信仰并加入一个党派的邓拓注定要被卷入时代的潮流, 历史却选择了他作为新闻工作者站在历史的最前沿。

抗战时期邓拓的办报思想内涵

1938年, 邓拓被任命为晋察冀省委机关报《抗敌报》的报社主任, 开始了将要伴随他一生的党报新闻宣传事业。1942年11月, 上级又进一步将《抗敌报》升级为北方分局机关报兼北岳区党委机关报《晋察冀日报》。自创刊至1948年6月14日终止, 该报前后共发行2840期, 发表社论、评论和专文900余篇。

在《晋察冀日报》时期, 邓拓的办报思想逐渐形成。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及社论, 阐述其办报思想。如《论党报与党的工作》、《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如何提高一步》、《再论如何提高一步》、《三论如何提高一步》、《改进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方法》等, 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

关于党报的作用与性质。邓拓认为“它要成为边区群众的抗日救亡的宣传者与组织者, 它要代表广大群众的要求, 反映和传递广大群众实际斗争的情形与经验, 推广各方面的工作, 教育群众”;针对抗日战争爆发后, 中国政治格局形成的新形势, 他敏锐地指出“从‘秘密工作环境’下办报到‘公开的全国性的或在广大区域中的合法性’的办报” (3) , 新的环境形势的变化促使他重新认识党报的任务作用以及方法。

关于“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统一。邓拓认为:“报纸应该经常就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和实际生活的各项问题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应该强调理论宣传的文章要从实际出发, 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 (4) “报纸的好坏, 其最基本的标志就看它与群众有无联系和联系标准如何。” (5) “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报道方法, 就要从群众内容、群众形式、群众写作这个‘新路线、新观点’入手, 实行全党办报的方针。” (6)

关于新闻采访与调查的办报思想。他要求新闻从业者“要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进行采访, 不能依靠浮光掠影与道听途说, 要依靠老老实实地亲自动手去搜集材料, 发现问题” (7) 。新闻实践更能体现他文人式政治家的特点。作为政治家, 他并没有为了达到政治利益最大化而肆意践踏新闻真实性的原则。这与他早年严格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对追求真理、维护真理的执著, 对现实问题不断的深刻理性思考, 对自身道德标准的苛求与良知的拷问, 以及解决问题时的严谨与认真。

书生的济世责任、广阔视野与渊博学识导致他最终政治途径的选择, 使他由一个踌躇满志的热血青年迅速成长为一个理智成熟的政治家。政治家的身份则使得他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坚定的政治信仰以及严格的政治纪律、明确的政治方向, 他在新闻宣传活动中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发表了大量政治鲜明、文字激扬、文风朴实的指导性社论, 充分发挥了党报“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促进了党在晋察冀根据地抗日活动的开展。而早年书生的经历又为他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切实有效开展宣传的知识基础、不断探索党报办报规律的理性思维能力、恶劣环境中“游击办报”的坚定意志、避免办报走向“书生办报”与“客里空”办报两个极端的严谨作风、重视宣传效果而非空洞理论宣传的求实态度。政治家是他的本质, 作为一个“昂首天柱低”的热血青年, 他必然要选择通过一定的政治途径实践他的政治理想, 而书生的经历则为他提供了从事政治活动时的独特思维与做事方式。

主持《人民日报》时期邓拓的办报思想的内涵

1949年, 邓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 1957年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按邓拓办报环境划分, 可以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1949年领导《人民日报》到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 《人民日报》基本上受到上级肯定;第二阶段,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到1957年邓拓被任命为报社社长, 《人民日报》不断受到上级批评, 最终邓拓被调离新闻战线。

第一阶段, 从1949年到1957年邓拓发表的一系列理论文章以及主持《人民日报》的实践活动, 我们可以总结出《人民日报》时期邓拓的新闻思想。

关于办报方针, 他认为:“要办好报纸就必须联系实际, 联系群众,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应该是人民日报的方针。对党报来说, 更是唯一的方针。” (8) 如何处理报纸“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统一, 是邓拓办报思想形成的基点。通过群众办报体现全党办报的方针, 一方面, “迅速反映实际生活和各种工作的成就”, 运用生活的事实, 以利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群众中的宣传和指导;另一方面, “反映党和人民政府政策在各方面实施的情况”, 以便检验和改进党的政策。从这个基点出发, 可以引申出邓拓的其他新闻思想, 如:严格遵守党报的党性, 严格确保新闻的真实性, 加强报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 重视社论工作, 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职业化等。这段时期《人民日报》的工作基本是受肯定的, 特别是1956年以《人民日报》改版为标志, 《人民日报》受到上级领导与社会群众的普遍赞扬。

第二阶段, 1957年, 毛泽东对邓拓和《人民日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 最高国务会议以后, 《人民日报》无声音, 没有跟随其他的报纸进行‘大鸣大放’。过去说是书生办报, 现在应该说是死人办报。”次年1月, 在南宁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又一次批评道:“邓拓就是无能, 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 又说过是死人办报。”

那么, 毛泽东又是怎样解释与“书生办报”相对的“政治家办报”呢?1958年6月, 毛泽东对即将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一职的吴冷西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 一定要从政治上总览全局, 紧密结合政治形势, 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9) “新闻工作, 要看是政治家办, 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 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 (10) 9月, 他又说道:“搞新闻工作, 光务实, 不务虚, 不好, 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 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过来。”

很显然, 毛泽东所批评的邓拓“书生办报”的弊端有两点:一是宣传没有抓住主题, 突出中心, 是指邓拓没有重点宣传阶级斗争的新形势的变化;二是缺乏运用报纸从事政治斗争的灵活性, 即《人民日报》在实施“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中没有迅速高调地“大鸣大放”。

1958年6月, “书生办报”的直接被指者邓拓被调离新闻宣传第一线, 其职务由毛泽东亲自任命的吴冷西接任, 《人民日报》开始按照“政治家办报”的方针进行宣传。然而, 1961年, 刘少奇这样批评《人民日报》:“三年来, 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方面的浮夸风, 在推广先进经验的瞎指挥风, 在宣传政策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 对实际工作造成很大的恶果。” (11)

“书生办报”也挨批, “政治家办报”也挨批。也许, 如果我们了解毛泽东此时的新闻思想变化和对政治形势的估计, 会比较客观地评价邓拓此时的办报内涵。1957年6月19日, 邓拓被边缘后,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文中增加了强调阶级斗争还很激烈,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论述。这与“八大”所作出的“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判断直接冲突。同年, 毛泽东提出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点开始成为中国新闻学的立论之本, 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指导原则。

事实上, “毛邓”根本的分歧在于对现实认识及其判断的巨大偏差。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便已由中央确定:“我们的报纸是人民大众的喉舌, 要向人民大众负责。因此, 与群众联系的程度如何, 为人民服务得好不好, 是报纸办得好与办得不好的一个重要关键。” (12) 如果是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 那么政策必然要回到现实接受实践检验。历史却不是这样。

邓拓最终选择了在中央领导人的不同判断以及自己对现实的认识中, 竭力寻找一条可以妥协的道路而不是盲从。究其根源, 文人式政治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使邓拓必须而且能够深切地洞悉现实, 并根据事实作出自己的独立理性判断。也许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理解邓拓为什么会一而再地被批评, 被批评后却是希望可以辞职。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 内化于心的政治素养要求他不能公开地与中央唱反调, 而是必须服从中央的安排进行宣传与报道, 他必须对自己的政治组织承担责任;但是, 他又不是一个盲从的政治家, 早年学者生涯培训出的理性思维使他拥有反思权威的能力, 政治家承担的社会责任迫使他不能违背良心说话。然而, 当中央政治决策与社会现实差距越来越大时, 他只能选择辞职, 因为违反任何一个原则都会超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底线。

面对一些人对他的“资产阶级”办报的污蔑, 他既无法扭曲自己的人格去迎合现实, 甚至保持沉默, 更不能忍受对自己政治品格与政治忠诚的一丝怀疑和污蔑。当社会利益严重受损与自我政治身份被否认的双重打击沉重砸向他的时候, 他只能选择以死维护自己的尊严。

反思

邓拓常说“不当新闻官”, 他的一生也是在努力实践着这一思想, 其目的还是在防止主观和客观的脱离。可以说, “通过群众办报体现全党办报”与党报“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两个思想奠定了邓拓整个办报思想的根基, 也清晰地反映出他所认定的政治责任与自我价值。然而, 这恰恰注定了他的悲剧。因为当他选择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后, 他便无法跳出党派政治家的视野局限去思考社会现实。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只能是一个党报宣传家。从主持小块根据地的机关报《抗敌报》到后来主持影响全国的第一大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他越来越坚定的是站在政党角度考虑如何为人民服务。即使后来他主持的、为毛泽东所不赞成的《人民日报》改版使得报纸更接近其正常功能———新闻信息大量增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舆论监督增多、报纸文风更为受众所接受, 但这也只是一个政治家在认真观察现实和理性思考基础上向着“如何更好地服务人民”的政治理念的前进, 他只能是依靠政治决策层作出正确决策, 继而通过执行决策来服务社会公众。他更愿意做的是当好政治组织与民众之间的衔接, 而不可能超越政党直接为民众利益去奋笔疾书。

因此, 他对办报规律的探索只能是从统一党派利益和社会利益出发, 而不可能站在学者角度上思考新闻实质与报纸的功能作用。无疑, 从早年书生生涯中内化的对真理的渴求与对现实的独立思考, 如同天鹅孤鸣着滑过天际的双翼, 在他一生经历过的不同政治环境下, 同时成就了他的辉煌和悲剧。

参考文献

[1]吴廷俊、阳海洪:《“健笔终存天地间”:论邓拓与书生办报》, 《新闻大学》, 2006 (4) 。

[2]李乔:《略论邓拓的史料观》, 《北京社会科学》, 1994 (2) 。

[3][5]左禄:《邓拓在抗战时期对新闻学的贡献》, 《人民新闻家邓拓》, 人民出版社, 第259页, 第259页。

[4][6]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347页, 第347页, 第296页。

[7]李悦:《从〈晋察冀日报〉的创办与发展看邓拓的新闻思想》, 《采·写·编》, 2005 (5) 。

[8]胡绩伟:《“平生赢得豪情在”——纪念邓拓逝世二十周年》, 《人民新闻家邓拓》, 人民出版社, 第43页。

[9]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 新华出版社, 第141页。

[10]童兵:《要政治家办报——毛泽东新闻思想要点之六》, 《新闻与写作》, 1993 (12) 。

赵凯、丁法章、黄芝晓:《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90页。

政治家办报 篇2

一、重视社会新闻, 紧紧把握时代脉搏

1. 新闻报料快捷便利

快速及时是社会新闻的必备条件, 南方几家报社都设有新闻110, 《武汉晚报》每天派两个巡游车, 每辆车设一个文字记者和一个摄影记者, 车上打出新闻110招牌, 相应报纸版面也设置新闻110版。《潇湘晨报》开通了新闻110, 4个人两班倒, 24小时值守。《南湖晚报》则开辟“昨夜今晨”专版, 每晚派文字与摄影两个记者巡街, 同时还聘用签约信息员及时提供信息。

2. 新闻分工细致周到

社会新闻包罗万象, 覆盖面广, 各家报纸都对社会新闻分工做了细化处理。《潇湘晨报》将社会新闻部分为突发组、帮忙团、社区组。突发组即新闻110, 对突出事件予以报道;帮忙团通过QQ、热线等, 帮助读者解决心理及生活方面的问题;社区组设专门跑社区的记者, 讲述社区故事。该报在版面上也体现出不同的类别, 如“都市·热度”“都市·公共”“都市·社区”等。

3. 写作方法灵活多样

社会新闻的写法也不再满足于一事一报。《潇湘晨报》提出, 社会新闻做味道, 从开始对打打杀杀的血腥场面、车祸的追捧, 到现在的从暴力事件中寻找现场之外的东西, 比如发掘人性的亮点、故事, 寻找思考性的内涵。

二、强化经济新闻, 处处服务百姓需求

各家报纸对经济新闻的做法不同, 一些有实力的大报社做的是大经济新闻, 包括产经、商经、证券、股票等, 专业性和权威性程度较高, 需要一批经济学专业的记者和专家。如《武汉晚报》以《3位经济学家在汉热论房“势”》为题, 请专家就当今的房价会不会下来、房地产会不会崩盘展开讨论。

三、注重品牌建设, 努力提升办报品位

纵观五家报纸, 都非常重视品牌的带动作用, 分别推出了品牌版面、品牌栏目、品牌记者等, 不断打造精品, 提升了报纸的品位。

《武汉晚报》推出双品牌战略, 即名牌栏目和名牌编辑记者。本着“救急不救穷”的原则, 《武汉晚报》早在2002年就成立了“扶助行动”工作室, 先后筹集八千万善款, 用于帮助大学生、灾区群众及社会弱势群体。近年来, 《武汉晚报》又相继推出了以名记者、名编辑为核心主打的专栏专版, 包括“胡俊视点”、“春歌访谈”、“寻找”、“百姓问政’、”自力说天”等40余个专栏专版, 这些专栏和专版有的以一个知名记者 (编辑) 担任主持人或撰稿人, 有的以一名记者作为核心主打, 选配几个记者协同作战, 不同功能和特点的专栏专版, 构筑成立体、多彩的版面格局。

四、坚持网报一体, 切实实现多媒体协作

网报一体指传统报纸和所属新闻网站相互融合的一种形式, 如在报纸上开设网络版、在网站开设电子版报纸等, 这种形式已被南方很多家媒体采用, 成为新媒体发展的主流动作。《三湘都市报》与《华声在线》《湖南在线》、《每日传播》《三湘手机报》、《华声杂志》等同属于三湘华声全媒体旗下全媒体更加强调综合影响力。《潇湘都市报》依托《华生在线》实现了从报纸向网络、手机报的转移, 采访中心配网络编辑, 使记者的新闻线索立刻发到网络。

网络新闻对新闻事件进行动态跟进, 一方面可以超越上级管制及地域限制, 另一方面由编辑对记者当日采访的新闻予以整理, 可以先于报纸面市。报纸新闻往往受到版面的限制, 而网络新闻的承载量大, 可以将报纸未尽事宜在网上刊登得更详细。

《钱江晚报》的网络微评版面, 时尚、好看, 其中的“无跟贴无不跟贴”, 就某一新闻事件选取刊登网友的热贴;“名人围脖”选取名人在网上的个性发言, 给人新鲜感觉, 可读性强。

五、坚持典型带动, 全面增强社会影响力

储安平的“文人办报”实践 篇3

储安平的办报实践及其办报理念

储安平, 江苏宜兴人。出身于宜兴望族, 1928年至1932年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 1933年起, 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至1938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 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 复旦大学教授, 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在桂林《力报》任主笔, 1945年在湖南《中国晨报》任主笔。后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 共出版了17期。1946年9月, 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 担任社长和主编, 同时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后来, 《观察》因其自由正义立场被国民党查封停刊。

从储安平的办报实践当中, 我们可以探究出“文人办报”的基本理念:1.追求民主自由。在《观察》的发刊词中, 储安平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称为《观察》乃至整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应信守的“四个基本原则”, 同时也奉劝拥兵相抗的国共两党亦能信守这“四个基本原则”。2.坚持经济独立。《观察》在征集股金时, 储安平等发起人特别注意不接受来自官方或政治团体的资金。即使在杂志社财政极其困难的时期, 有读者建议该社接受读者捐款或向读者募捐, 储安平仍以这种做法“不公道”而婉言谢绝。3.不隶属于党派。储安平创办《观察》时认为, “中国的知识阶级, 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思想分子, 超然于党争之外的, 只要刊物确是无党无派, 说话公平, 水准优高, 内容充实, 刊物就可以获得众多的读者”。谢泳在评论《观察》政论时指出:“他是完全以一个超然独立的姿态, 毫无顾忌地对现政权发表议论的。”4.秉承持论公正。储安平认为, 只要思想的出发点正确就照登不误, 不计后果。在风闻因《观察》刊登激烈的反国民政府的言论将遭查禁时, 储安平没有被吓住, 在刊物头条位置发表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历数国民党的言论管制, 据理力争。

“文人办报”的悲剧色彩及其理想的彻底破灭

“文人办报”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相符。一是政治上, 极权主义政治没有给“文人办报”足够的发展空间。极权主义与“文人办报”所崇尚的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就是尖锐冲突的。在储安平经营《观察》期间, 淋漓尽致地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独裁、腐败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 呼喊民主自由。而当他为这个社会、这个政府提供一种合乎理性的道德权威、理想目标, 以想使自己成为能够左右政府政策、成为国家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 想行使他心目中的民主和法治的时候, 却令人遗憾而无情地被“一党专政”的国民党贴上历史的封条。二是经济上, “文人办报”总体上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无论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 “文人办报”总体上而言, 不具备相应的经济环境和独立的经济基础, 所以必须以依附为生存代价, 而无法独立自存。旧中国时期, 国民党四大家族把持国家经济大局。作为一个没有背景的杂志社, 由于市面纸价疯狂上涨, 《观察》社被迫一次又一次地缩减版面, 可见生存极其艰难。而新中国成立后, 以公有制为国家的经济制度, 《观察》作为资产阶级的刊物代表, 自然也丧失了生存下去的经济基础, 因而走向了终结。三是文化上, “文人办报”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文人论政”的传统, 他们臧否时事, 议论国政, 而“文人论政”具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愫, “文人办报”自然带有理想化色彩。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 其美好愿望与远大理想, 只能在劝说中付诸实施, 这对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从严复、梁启超到胡适、储安平, 尽管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盛极一时, 但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始终以一种浮萍的姿态出现, 很难在广大中国人心中扎下根。

“文人办报”与极权主义的新闻统制相抵触。一是“文人办报”为袁世凯的极权主义所不容。辛亥革命给新闻言论自由带来了想象和实践的天地, 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新专制主义者, 迅速摘下其热爱民主共和、尊重言论自由的面具, 对所有批评和指责袁政府倒行逆施的报刊进行了残酷而血腥的钳制和镇压。特别是在1912年初到1913年底出现的“癸丑报灾”, 导致持续四年的新闻事业低潮, “文人办报”从此走入万马齐喑的低谷时期。二是“文人办报”为北洋军阀的极权主义所不容。袁世凯死后, 北洋政府继续对新闻舆论采取高压政策, 段祺瑞上台后, 不仅宣布袁世凯时期颁布的新闻法律继续有效, 而且又新颁布《报纸法》以加强对新闻事业的钳制, 迫害报人、查封报馆的事情亦时有发生。加之后来皖系、直系、奉系军阀轮流执政, 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 更加重了中国政坛的混乱局面。三是“文人办报”为国民党的极权主义所不容。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公然否定了政协会议关于宪法草案决议的民主原则, 与之相配合, 查封言论机关事件在这个时期屡屡发生。储安平的《观察》也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最后一次悲壮的回光返照”中的旗帜, 在国民党的极权政治下, 与它所属的群体一样, 在短暂的辉煌之后迅速走向寂灭。

历史告诉我们, 奉自由主义为圭臬的民间报刊, 其行事和思考是绝对做不到“左右逢源”或者“左右规避”的, 极权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天敌”, 它那鹰隼般的眼睛始终死死盯着民间报刊的一举一动。而文人报刊所遭到的极权政治的打击, 集中反映了自由主义在与极权主义的对抗中走向式微的历史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储安平的悲剧标志着“文人办报”的理想在中国的彻底破灭。“文人办报”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新闻自由。从来就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 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的重要方面, 必须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 但任何国家对这一自由权利的保障, 都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 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也应同其他基本人权一样, 为维护他人的权利受到一定程度的法规性制约。在阶级社会里, 新闻自由只是统治阶级所享有的一种特权, 世上从未存在绝对的超阶级的新闻自由。西方国家标榜的“新闻自由”, 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 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文人办报”一直标榜的新闻自由, 也同样缺乏说服力。

信息公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有限的公开。每一个国家的新闻都应为本国的稳定发展、团结富强服务。而信息公开也必须基于这样的前提下来实现。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 就决定了其必然要承担起这种厚重的社会责任和神圣的历史使命。就我国现阶段而言, 发展经济是第一大任务, 而发展经济所必须的首要条件无疑是政局的稳定。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信息公开的过程中, 胸怀社会使命感, 把握好信息公开的方向和“度”。事实也已经证明, 这不仅在中国, 哪怕是在标榜“彻底的、绝对的, 超阶级的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 信息公开也是有限的。“文人办报”的办报理念显然只存在于理想之中, 为社会实际所不容。

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建构

“文人办报”作为中国报业的传统, 始终坚持客观、公正这样的当代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的确存在着它的合理性因素。今天改革开放将我国新闻业带入信息化、市场化时代, 我们应继承老一代报人的办报思想, 进一步探索发挥报纸的功能, 更好地服务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新闻媒介应秉承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坚持新闻职业操守, 走向普通人的生活、走向竞争的市场, 真心诚意为群众、社会、市场、企业服务。新时代背景下, 继承“文人办报”传统中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是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的题中之义。

同时, 我们也应当明确意识到, “文人办报”主张不依附各党派独立发言, 而在当今世界, 毫无政治色彩的报刊或媒体几乎是不存在的。政党和阶级的客观存在, 决定了党性原则的客观存在。离开阶级和阶级性的政党是不存在的, 同样, 离开党性原则的媒体也是不存在的。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任何媒体都逃脱不了这个客观规律。坚持党性原则, 就是遵循中国语境前提下的新闻规律。

当今世界,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日新月月异异, , 信信息息传传递递和获取日益快捷, 全球传媒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中国的传媒业亟待改革与发展。我们不能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家办报”囿于党人办报、政府办报, 甚至把它与“文人办报”完全对立起来, 这显然有违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难以迎合历史潮流。唯其打破这种固化的思维模式, 顺应时代发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 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 积极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 中国传媒界才能穿越各国人为设置的意识形态屏障, 在世界范围内掌握话语权。在笔者看来, “文人办报”的历史似乎昭示着, 组建公共媒体不失为两全之策, 公共媒体作为“社会公器”, 不以盈利为目的, 不依附于某一党派, 能够在代表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坚持新闻专业主义, 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谋福利。与人民同命运、与时代共发展, 中国传媒业应当从“文人办报”的传统中汲取营养, 在党性原则的指导下, 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努力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 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摘要：中国近现代报业史上, “文人办报”曾经走过了一段辉煌而曲折的路程。本文尝试从储安平的办报活动出发, 探究“文人办报”在中国走向终结的悲剧成因, 并以此为鉴, 论证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报理念, 即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本文中的“报”, 在现代意义上, 泛指各类新闻媒体, 新媒体除外。

关键词：文人办报,储安平,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

参考文献

[1].杨奇:《“文人办报”之我见》, 《青年记者》, 2008 (8) 。

[2].王永亮、邓相超:《近现代民营报刊的“文人论政”》, 《新闻爱好者》, 2001 (3) 。

[3].傅国涌:《“文人论政”:一个已中断的传统》, 《社会科学论坛》, 北京:中国书店, 1986年版。

[4].张育恒:《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史》,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5].谢泳:《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黄昌勇:《野百合花丛书》,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l999年版。

[6].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二十一世纪》, 1997 (8) 。

坚持群众办报推动报业发展 篇4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群众办报”理论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是:充分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做好工作。群众路线在党的新闻工作中的体现, 概括地说, 就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办好报纸。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报刊是人民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 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 没有这种条件, 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是国际无产阶级报刊事业的优良传统。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都十分重视在党报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毛泽东是以“群众是新闻事业的主人”这一基本思想为出发点来阐释群众办报问题的。1948年4月, 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强调:“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 都要认真地办, 才能办好, 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 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 靠全党来办, 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这是毛泽东为党报确定的一条根本原则, 也是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继往开来的“群众办报”工作路线

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闻工作的一贯传统。贯彻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方针的意义在于:切实加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切实加强新闻事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切实加强新闻事业同实际工作的联系。

邓小平说:“从领导来看, 办报是大家办报, 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 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 报纸办好了, 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 报纸能听到, 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

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 “要把新闻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他在这里特别用了“忠于人民”。

胡锦涛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要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 讲究舆论宣传的艺术, 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和效果”, “与人民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实践性统一起来, 使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形式多样, 生动活泼, 为群众所乐于接受, 能够回答群众中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 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 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人民性, 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 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 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满足人民精神需求。”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 其蕴含的“群众办报”思想不断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入手, 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 引导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刻认识新闻报道的源头活水是实践, 只有深入基层一线、深入火热生活、深入人民群众才会知道最美丽的风景在基层, 最感人的故事在基层, 最锻炼人的舞台在基层;“走转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鲜活实践, 是实现“三贴近”的有效途径, 从“三贴近”和“走转改”的表述不难看出它们和“群众办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是新形势下改进新闻宣传工作的创新举措。

2012年9月8日《南昌日报》“走基层, 看变化”栏目发表的一篇文章《不种蔬菜种草花菜农竞相当花农》讲述了南昌市青山湖区扬子洲镇南洲村产业转型闯新路的故事。文章写道:“走进南洲村, 目之所及, 到处是一派乱花迷眼的景象。昔日一畦畦纯绿色的菜地, 如今已成为一幅幅五颜六色的多彩‘锦缎’。”第一段记者类似用白描的手法, 仅用了“乱花迷眼”“五颜六色”“多彩锦缎”三个形容词就把花的绚丽、惹人喜爱的特点跃然纸上, 从而拉开了“菜农竞相当花农”的序幕, 使得读者急欲读下去了解角色的转换过程。接着写道:“中午, 艳阳高照, 50多岁的村民陶表仁和妻子戴着草帽, 汗流浃背地蹲在地里, 赶着把成千上万钵‘拥挤’在一起的孔雀草一点点移开。他说, 已成植株的草花, 若钵间距过小, 极易抽条长高, 可‘高个子’草花并不好卖。陶表仁和妻子本都是当地种了几十年蔬菜的菜农, 可仅一年时间, 这对年过半百的夫妻, 就从经验丰富的菜农变成了两个新晋却又老道的花农。这个转变, 来得快速而彻底。陶表仁坦诚地表述, 他已在面积不到4亩的土地上, 靠着2季草花种植, 便把10万元钱挣到了手;而种蔬菜最多只有3万元。”第二段记者用了“把成千上万钵‘拥挤’在一起的孔雀草一点点移开”“‘高个子’草花并不好卖”“面积不到4亩”“种蔬菜一年最多只有3万元”“种2季草花10万元钱挣到了手”, 通过数字和采访对象亲身口语化的描述, 让读者进一步体会到种植草花带来的利好。结尾一句用了“一场产业转型的变革正在南洲村悄然进行”, 提示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势在必行, 揭示了农民要增产增收, 必须调整产业结构, 走现代农业、科学发展之路。

2012年9月1日《南昌日报》记者采写的通讯《“气象大喇叭”进村农民有了“好帮手”》, 文章的开头是“气象大喇叭”为村民播报气象及农时信息:“预计南昌县今天为晴天, 温度28℃~37℃, 明天白天晴天多云, 气温27℃~37℃, 近期天气对晚稻病虫害防治不利。鉴于晚稻已进入幼穗分化期, 建议及时结束晒田, 看苗补施穗肥, 并着力加强病虫害防治工作。”而后, 记者笔锋一转:“说起村里的这个‘新玩意儿’, 农民王水根打心底里认可, 他说, ‘农民种田, 靠的全是天老爷’!以前该种啥、怎么种、啥时种, 都是祖辈传下的经验, 经常因摸不准天气情况受灾, 延误农时。现在, ‘气象大喇叭’不仅播天气预报, 还教怎样种稻子, 啥时该用药, 真的帮了大忙!”武阳镇气象站万站长告诉记者, 今年5月12日那天下大暴雨, 气象局前几天便预报了可能出现的灾情, 并对水产养殖户进行了特别提醒。镇上的鱼苗养殖户伍金仁根据大喇叭的提示, 提前降低自己鱼塘的水位, 拉高了防护网。大雨过后, 鱼塘大堤稳稳当当, 鱼苗被保护得妥妥帖帖。养鱼专业户伍金仁说:“这次有了‘气象大喇叭’, 可打了一个漂亮的‘保卫战’。”科技兴农, 服务“三农”,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年了, 记者则通过这些生动朴实的话语将整篇文章的采访对象、采访内容以及采访主题的重要性传达给了读者, 传递了当下“科技下乡, 农民种田有保障”的信息。这些来自一线既鲜活又接地气的群众语言, 从一开始就抓住读者的眼球, 从基层视角透视历史变迁, 从身边变化反映辉煌成就, 使主题宣传形式丰富多彩, 增强了报道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共鸣。

三、群众办报是社报内外群众的联合办报

“群众”在报社外部就是区别于编辑记者的读者, 在报社内部就是区别于编委、主任的普通编辑、记者。要完全发挥群众办报的威力, 就势必需要调动报社内外两股力量的积极性。报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如南昌日报社不仅注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 还十分注重对人才的人文关怀, 靠事业留人、靠感情留人、靠待遇留人。不管什么身份, 只要适应那个岗位的工作, 就给他们创造发展的机会, 让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并积极为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学习环境, 尽量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报社内外群众的联合办报, 就要重视人民群众的反馈、阅评、批评、监督与报纸工作的设计、改进、提高。《南昌日报》、《南昌晚报》每次大的改版之前, 都会有一个大型读者意见调查:每周一次业务例会, 都会通报读者关于报纸的意见;内部评报栏、报纸上的“读者·作者·编者”专栏, 都不断传递着读者的声音。集中群众的智慧, 既耳聪目明又心中敞亮, 办报就占有了一定的优势。如2013年度两报改版开展读者调查, 委托某大学新闻系来做, 收到3万多份调查表, 还收到3000多件来信, 有的读者来信写了13页, 对报纸的分析头头是道。这种外部的智力, 比之区区数十人、上百人的编辑部大得多。

可以说,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群众路线是党的思想路线, 也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是党报工作的光荣传统, 也是现阶段大众传媒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总之。你心中有群众, 群众则参与你办报工作的全过程;你心中无群众、少群众, 则你的知己、知音、知心可能要少得多。

摘要：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这种特定的性质, 决定必须依靠全党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办。实行专业新闻工作者和最广大群众相结合, 是社会主义新闻职业的基本方针。实行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 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规定的新闻传播的组织规范, 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在新闻传播工作中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报业

参考文献

[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2]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3]张国良.传播学原理[M].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政策视阈下科技报办报方向观察 篇5

当前, 科技报特别是地方涉农类科技报, 大多处于发展焦虑与发展战略选择混沌期。报纸, 除党报外, 都市类报纸大多处于类似的发展阶段。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办的涉农类科技报, 如果没有顺应社会发展趋势, 没有完成新常态下的发展战略转型, 没有找到报社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 其境遇会更糟糕。

报纸, 因其承载的社会属性, 如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作用, 就社会资源来讲是一种浪费, 就社会服务功能来讲是一种缺失。这类报纸扭转发展颓势, 尽快摆脱发展焦虑与发展战略选择混沌期, 摸索出一条适合报社自身实际的创新发展之路, 就要努力去尝试学习与探索, 认真学习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 认真体会国家发展方略, 努力熟知和遵循社会发展趋势, 探索并争取早日具有社会发展视阈。

2 政策视阈关系办报方向

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衡量, 报纸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 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 它体现并承载着人类文明,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传播人类的社会实践信息, 指导并规范人类的社会实践行为, 促进人类的进步与社会良性发展。由此, 其社会属性与形态必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必须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与政策导向。

社会政策导向决定办报方向, 这是办报遵循的基本规律与坚持的基本原则。脱离这个规律与原则, 就会被社会发展的浪潮淘汰。这就要求我们在办报实践中, 以积极进取的心态, 主动学习, 学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勇于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办报实践中寻找发展战略机遇;创新体制机制, 抓住发展战略机遇;构建并完善组织制度与保障体系, 确保正确组织实施发展战略。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可能寻找到适合报社自身的发展方向与道路, 以达到符合国家政策与社会发展方向、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目标, 实现报社发展战略预期。纵观科技报的社会发展演变过程, 不论对其进行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 都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政策导向决定办报方向。

3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三大政策对科技报办报的作用效应

3.1 70年代后期国家三大政策

3.1.1 恢复高考制度政策

1977年8月13日, 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该次会议决定恢复我国中断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 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大学生。1977年11月, 全国举行高考。

3.1.2 发展科学技术政策

1978年3月18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该次会议上, 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标志着党中央把科学技术发展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的层面。

3.1.3 农村土地承包政策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自7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至今, 大体经历了6个阶段:

一是只做不说的试点阶段。自1978年开始, 国家有选择地在安徽、四川等省的农村, 对农民进行土地包干到户的生产方式试点。

二是在国家层面公开阶段。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 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该次会议决定进行全面农村工作改革, 在全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三是确定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性质阶段。1979年至1982年, 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等一系列政策, 明确指出各种形式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如1979年9月25日至28日, 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农民可以自主生产, 自主经营。1980年9月27日, 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 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要以合同形式确定下来当年或几年不变。1982年1月1日, 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 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土地承包责任制, 包括小段包干定额计酬, 专业承包联产计酬, 联产到劳, 包产到户、到组, 包干到户、到组, 等等, 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四是在全国强力推进阶段。1983年至1984年底, 中共中央出台《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 在全国强力推进土地承包责任制。如1983年1月2日,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指出, 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 建立和健全承包合同制。1984年1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强调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 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1984年16日至26日, 国家农牧渔业部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 要求大胆探索, 勇于改革, 巩固和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 使广大农户尽快富裕起来。1983年, 在全国农村全面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 至1984年年底, 全国落实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3%以上, 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以上。

五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阶段。在1984年以前, 我国农村实行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承包期较短, 一般不超过3年。在肯定我国农村10多年来改革方向和成就, 总结以前经验的基础上, 1985年至1993年, 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一系列政策, 对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不断进行完善。如1985年1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明确提出, 我国农村实行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政策长期不变。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要求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1993年11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指出, 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是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为确保土地承包关系稳定, 确保农民能够获得对土地增加投入的收益, 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 荒地、林地、沙地、滩地等的承包期可以更长。

六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把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固定下来。1998年至2003年, 国家先后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国家把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1998年8月29日, 国家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 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发包方和承包方订立承包合同, 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2003年3月1日起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 耕地承包期为30年, 草地承包期为30年至50年, 林地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 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 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等政策。

3.2 作用效应

恢复高考制度政策、发展科学技术政策、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实施, 迅速激发起中国社会发展的蓬勃生机与动力, 引领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服务与适应整个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中, 报纸发展迅速达到了空前繁荣期。据有关数据显示, 全国邮政系统发行报纸品种数、每期发行总份数:1977年, 238种, 4 340.7万份。1978年, 253种, 5 542.5万份。1979年, 283种, 6 288.8万份。1980年, 382种, 7 415.4万份。1981年, 451种, 7 638万份。1983年, 604种, 10 416.2万份;其中, 科技报期发626.8万份, 占报纸发行总数的6%。

3.2.1 从整体来看科技报

1978年以后, 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 经宣传出版部门批准、正式注册登记、邮局公开发行的全国复刊和创办的科技报有30多家。仅1978年1年, 恢复和创办了9家科技报。至1981年底, 除台湾省外,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8个省会城市都办有科技报, 一些省辖的地、市、县还编印有内部出版发行的科技报, 西藏、新疆、内蒙古不但出版有汉语版科技报, 而且分别出版有藏文、维吾尔文、蒙古文版科技报。同时期, 全国科技报编辑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据有关资料显示, 1979年全国科技报期均发行数近500万份, 1980年、1981年为三四百万份, 1981年底参加中国科技报研究会的科技报社有43家。1983年, 公开全国发行的科技报有56种, 全国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626.8万份, 比1981年几乎翻一番, 全国科技报发展迅速, 报纸发行量大幅度上升。其中, 《湖南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156万份, 比1981年增加3倍多。1985年, 《湖南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182.13万份, 《山东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153.32万份。

3.2.2 具体来看国家级、省级科技报

1977年5月20日《山东科技报》复刊, 1981年全年期均发行数为19万份。1978年5月《科学园地报》复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6万份。1978年7月1日《辽宁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3万份。1978年12月1日《安徽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5万份。《科学报》1979年11月1日复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05万份。1978年7月1日《北京科技报》复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0万余份。1978年9月18日试刊, 1979年开始全国发行的《福建科技报》,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6万余份。1978年10月《山西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0万余份。1979年元旦《甘肃科技报》复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0.25万份。1979年12月《新疆科技报》复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2.2万余份。1979年8月试刊, 1980年正式向全国发行的《陕西科技报》,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3万份。1980年1月1日《内蒙古科技报》创刊, 1981年汉语版期均发行数为2万余份。1982年1月1日《吉林科技报》复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8.5万份。《四川科技报》1977年6月试刊, 1978年在省内公开发行, 1981年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当年发行总数为450.5万份;1979年出版《数理化及英语高考复习资料》专刊15期, 每期发行数为35万份。1981年, 《江苏农业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9万余份, 《上海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10.5万份, 《河北科技报》期均发行近12万份, 《浙江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18万份, 《江西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6万余份, 《河南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12.5万份, 《湖北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13万份, 《湖南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49万份, 《广西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15万份, 《贵州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2.7万份, 《云南科技报》期均发行数为5万份左右。

3.2.3 具体来看省级以下科技报

1978年《长春科技报》复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2万份。1978年5月22日《沈阳科技报》复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8.5万份。1978年12月《武汉科技报》试刊, 1980年6月开始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8万份。1979年1月《成都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3万份。1979年1月《承德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万份。1979年8月《鞍山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万份左右。1980年1月《西安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2万份。1980年2月《江城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0.8万份。1980年8月1日《学科学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万份。1981年1月《邯郸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5万份。1981年3月《哈密科技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0.5万份。1981年5月25日《少年科普报》创刊, 1981年期均发行数为10万份。1979年5月《青海科技报》创刊, 1979年期均发行数近1万份, 1983年10月发行数增加到5万份。

3.3 办报方向

3.3.1 科技宣传

70年代以前, 科技报承担的社会职能主要是科学普及, 是普及科学知识, 倡导科学方法, 传播科学精神, 弘扬科学思想, 推广先进技术的科普类报纸;70年代以后, 科技报在继续以前科普的基础上, 增加了科技新闻宣传内容, 紧密围绕国家四化建设, 加大科技新闻宣传力度, 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科技路线、方针和政策, 反映科技工作者的心声, 交流科技工作者的经验, 推广科研技术新成果等, 是宣传国家科技大政方针、指导科技工作、普及科学知识的科普类综合性报纸。

3.3.2 高考复习资料

大部分科技报开设数理化专版, 刊登中学生数理化辅导的内容。如《四川科技报》1979年出版《数理化及英语高考复习资料》专刊15期, 每期发行数为35万份。

3.3.3 面向农村

大多数科技报原来“面向农村, 兼顾城市”, 后经过广泛调查研究, 绝大多数省、省辖的地市科技报采取了面向农村的办报方针, 全心全意为农业生产服务。根据农业生产需要, 开设了种子、化肥、农药、市场信息、种植养殖技术讲座、农产品储藏加工等专版或专栏, 指导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藏和销售, 帮助农民实现增收, 科技报普遍受到农民欢迎。

4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目前国家涉农政策对科技报办报的作用效应

4.1 80年代中期至目前国家涉农政策

4.1.1“三农”问题政策化

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始终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特别是在1982年至1986年, 中共中央连续5年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有关问题。但是, 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政策化, 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政策化过程, 有以下几个明显标志。

一是“三农”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完成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任务, 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从经济、政治、文化3个方面提出, 从20世纪末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

二是“三农”问题列入政府工作报告。2003年3月5日, 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朱镕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 作为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12月3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2005年1月3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

三是废止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决定, 自2006年1月1日起, 全国废止农业税。

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6年2月2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该意见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要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1月2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2003年至2016年, 14个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4年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中“重中之重”的位置。

4.1.2 农业产业化政策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水平不断的提高, 农村家庭农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 农业的生产形式和组织形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农业产业化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国家农业产业化政策相继出台, 并不断完善, 提高农业产业的生产效率和收益, 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增加农民收益。特别是1993年至今,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引导与支持力度。

一是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引导力度。如1993年11月5日, 发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指出, 允许土地承包权依法有偿转让, 承包土地可以适度规模经营。1995年3月11日, 发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一九九五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指出, 要支持农村多种形式的贸工农一体化经济实体, 支持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新型经济组织, 发展一体化的经济组织, 积极稳妥地发展粮田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12日,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 要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 推进农业现代化。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要积极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途径,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

二是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扶持力度。特别是2001年至2007年, 国家相继发布实施一系列政策, 如2001年1月3至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01年2月12日发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报告, 2003年1月7日至8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2003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的《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 2005年12月31日发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党的十七大报告, 2007年12月31日发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等, 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 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制定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 认真总结经验,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引导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 大力发展和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 重点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 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对农民增加收入的带动力,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2003年至2008年, 连续6年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 都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

4.1.3 农业技术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得到了不断完善和发展。同时, 全国供销和邮政系统、涉农企业、科研院所及政府有关部门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也加入农业技术服务队伍, 并且覆盖面愈来愈广, 投入愈来愈多。政府有关部门逐步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技术服务农业的政策, 使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得到了逐步完善与发展。

一是1983年至1995年, 面对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工作开展的实际困难局面, 国家有针对性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1983年《国务院批转劳动人事部、农牧渔业部、林业部、财政部关于加强农林第一线科技队伍报告的通知》, 1991年《关于转发人事部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工作的两个文件的通知》, 1992年《关于颁发〈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人员编制标准 (试行) 的通知〉》, 1995年《印发〈关于农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试点示范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等, 为将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纳入国家职称评定体系,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试点工作, 解决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人员的编制问题等, 切实解决一线农业科技人员的实际困难, 确保一线农业生产的科技服务力量。

二是1987年至1993年, 面对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实际状况, 国家有针对性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1987年《关于建设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若干规定》, 1988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研究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的几个问题会议纪要的通知》, 1988年《关于贯彻落实国办发[1988]11号文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 1993年《关于稳定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通知》等, 指出农业社会化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的方向和原则, 明确提出县级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要任务和建设县级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基本要求, 建立健全乡 (镇) 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农机管理服务站、农村经营管理站、水产技术服务站等服务功能比较齐全的农业社会化技术服务体系。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切实加强领导, 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稳定。

三是1992年至2007年, 为适应国家发展战略要求,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确保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充分发挥作用的组织保障制度和法律法规。如1992年《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管理办法 (试行) 》,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一九九五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 1995年《关于下发〈关于财政支持农业技术推广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1996年《关于落实乡镇推广机构“三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关于稳定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意见的通知》, 2006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 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等, 明确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是国家公益性事业单位, 定编定员, 事业经费由国家财政全额支持。之后, 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 结合本地实际, 相继出台了深化改革和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4.1.4 新型城镇化政策

一是城镇化。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城镇化的口号。2002年11月8日,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加快城镇化进程, 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2012年2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求实》发表的《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一文中提到, 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2012年11月28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指出, 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2012年12月16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 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二是新型城镇化。李克强在2009年第15期《求实》上发表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文中提出, 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2013年1月15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指出,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2013年3月16日,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发布。2013年12月12日,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 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 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4.1.5 土地流转政策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02年8月29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2005年3月1日起, 正式施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2008年,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允许农民土地流转。2014年11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4.1.6 国家粮食安全政策

为切实保障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 2008年11月13日, 公布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 (2008-2020年) 》。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 提高粮食产能,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着眼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强调要坚守“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 提出了新形势下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2013年12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国家粮食安全提升到2014年国家首要战略的位置, 列为2014年国家经济工作六大任务的首位。2014年, 《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指出, 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是治国理政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2014年5月9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高标准粮田综合开发示范区考察时指出, 粮食安全和三农工作是一切工作的重要之基。2015年4月30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015年7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经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其中第二十二条提出国家粮食安全相关问题, “国家健全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完善粮食储备制度、流通体系和市场调控机制, 健全粮食安全预警制度, 保障粮食供给和质量安全。”由此, 在法律层面上, 粮食安全被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

4.2 作用效应

随着中国崛起和中国梦的国家宏大发展战略的展开, 国家实施的路线方针政策较以往有显著的改善和进步, 其特征之一体现在国家“三农”问题的政策化与社会化。

国家对“三农”的政策逐步实现普惠性、全方位财政投入。国家对农业生产与技术服务实现了全覆盖、系统化、社会化的财政投入政策, 国家对良种补贴、测土配方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及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的财政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国家财政每年专项下拨“三喷一方”资金。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收益, 在发生影响农业生产的灾害性气候或农业收获、播种时, 各地政府相关部门与人员直接服务到田间地头。于此同时, 涉农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的同时, 也在延长服务产业的技术链条。种子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免费指导农民从耕种到收获、销售的全程技术指导与服务, 饲料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从畜禽养殖场选址、规划、建场到畜禽产品出场销售的整套免费技术服务。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更是如此, 因为有政府支持的背景, 在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的全过程, 提供免费的技术与生产服务。现在, 一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还以多种形式融资提供资金支持。

以面向农村、为“三农”服务的大多数没有事业经费供养的科技报, 在国家对农业实施全覆盖、系统化、社会化的财政资金不断加大投入政策的推动下, 科技报传统服务三农的有偿技术服务面与范围不断狭窄化。农村人口在减少, 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减少, 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自费订阅科技报的人员在减少。全国科技报发行量在上世纪经历了高峰之后, 现在大多数陷入低谷。科技报发行量如此, 其广告收入、经营收入也如此。

4.3 办报方向

从整体来看, 全国科技报大多处于发展焦虑与发展方向选择混沌期。除财政经费供养的科技报外, 一方面, 传统服务“三农”的面与范围不断狭窄化;另一方面, 对社会转型期服务对象的选择没有清晰的视域边界, 大多数科技报处于发展方向选择混沌期。面对整个社会时不我待的发展形势, 科技报收入减少, 有的科技报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 报社面临裁员、人员降薪、人员流失的压力聚增, 最可怕的是报纸影响力在迅速衰减, 报社发展处于焦虑期。

5 政策视阈下科技报发展战略机遇

5.1 科技报具有社会属性

科技报因其纸质媒体的物化特性与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 决定其生存与发展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社会现实发展环境。其生存与发展受社会现实环境的制约与限制, 并为社会现实环境改善提供有效服务。科技报离开社会现实环境, 就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科技报只有立身于社会现实环境, 熟知社会现实环境, 立足于为社会现实环境改善提供有效服务, 才有可能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5.2 政策导向决定办报方向

政策作为国家政府机关和政党组织为改善社会现实环境, 推动社会发展, 使社会发展在一定阶段内实现既定目标而指定的行为准则, 其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 标明并指引社会现实环境改善的方向, 是测量、研究、熟知社会现实环境的工具。

科技报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 立身于社会现实环境, 熟知社会环境, 立足于为社会现实环境改善提供有效服务, 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要从学习、研究、熟知、遵从政策导向做起。

5.3 政策机遇

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服务: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后,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为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普与科技创新有过多次明确论述。2009年, 在参加全国科普日活动时指出, 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实现科技腾飞的两翼。2010年进一步指出, 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好比鸟之双翼、车之双轮, 不可或缺、不可偏废。2012年再次强调, 坚持把抓科普工作放在与抓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2016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16-2020年) 》实施服务。

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服务。

为农业现代化服务。

为“一带一路”和对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服务。

为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服务。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

为新常态、四个全面、五位一体服务。

为社会组织改革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服务。

为扶贫攻坚服务。

为人口老龄化服务。

为全民健康服务。

为传播领域科学技术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靳德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0.

[2]中国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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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鸿铎, 等.报业经济[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

[9]倪祖敏.报刊传播业经营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政治家办报 篇6

关键词：晚清,报纸,清政府,官方应对

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 是西汉封建王朝的政府机关报。历来各封建王朝都严禁邸报以外的任何报纸出版。宋、元、明、清等朝虽出现过小报、“小本”、“小钞”或“报条”等不同称谓的民间报纸, 但都遭到了当时政府的查禁。究其原因, 在于阶级社会里, 报纸是一个阶级与敌对阶级进行斗争的重要舆论工具。鸦片战争以来, 近代化报刊在我国出现, 我国境内出版的最早的中文近代化报刊, 是外国侵略者创办的。到十九世纪末, 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近200种中、外文报刊, 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与此同时, 国人自办的民间报纸也逐步走向繁荣, 并且在晚清出现了两次民间办报高潮。本文试图对晚清这两次民间办报高潮和清政府官方的应对进行探讨。

一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 国内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化报纸, 它们是中国资产阶级报纸的萌芽, 最先创刊的是在香港出版的《中外新报》和《华字日报》。到八十年代末, 在上海、广州等地, 陆续出现了中国人主办的报纸。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 这些报纸经常受到来自帝国主义和封建政府的冲击, 大多被迫停刊。

甲午战后到戊戌政变前, 随着维新思潮的兴起, 近代报刊大量涌现, 国内出现第一次民间办报高潮。报业在晚清的第一次繁荣,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宣传改良思想的客观需要。第一个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利用来传播它们的思想的报纸, 是王韬于1874年创刊于香港的《循环日报》, 它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个以政论为主的报纸, 在政治改良思想的传播方面,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 在19世纪90年代发展到了高潮。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们是以办报来开始它们的政治活动的。“在整个戊戌维新运动时期, 它们一共创办了30多种报刊, 在扩大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 推动改良运动的开展等方面, 起了很大的作用”。[1]731895年8月, 改良派机关报《中外纪闻》 (初创时名《万国公报》) 在北京创刊, 每隔一天出版一次, 刊发了大量以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1896年上海强学会创办《强学报》。这两份报纸基本上是秉承康有为《上清帝书》中的变法主张, 宣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观点。1896年8月9日, 《时务报》创刊, 由梁启超担任主笔, 这份报纸对于推动维新运动的高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 起了很大的作用。严复于1897年10月26日在天津创办《国闻报》, 它以“求通”为目的, 以自强相号召, 成为当时北方最重要的报纸。1897年7月在澳门出版的《知新报》和1898年3月在湖南创刊的《湘报》分别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华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重要机关报刊。此外,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成都、重庆、太原、福州、桂林、广州、南昌等地也出版了不少兼载新闻评论和译文的时事性政治刊物。”[1]94这些如雨后春笋兴起的报纸,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 维新变法的实现, 起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改良派报刊活动的开展,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清朝统治者在争夺舆论阵地上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封建统治者对维新派报刊进行了打压。其采取的措施有:一是查禁维新报刊。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指责改良派的办报是“以笔舌倾动人主”, 是“藉报章鼓簧天下”。一些顽固派官僚纷纷写奏折, 对《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进行致命的攻击。在顽固派的打击下, 《中外纪闻》发刊仅一月零五天即遭封禁, 《强学报》也仅出了三号就被迫停刊。二是控制报刊言论。如张之洞曾对《湘学报》中某些言论, 以“似涉新奇”为辞, 给予警告;对《湘报》则攻击其言论“其偏尤甚”, 要求地方官对其“谕导阻止, 设法更正”。三是将维新报纸改为官办,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时务报》。《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为张之洞亲信, 主笔则是梁启超。梁启超在《时务报》的一些言论, 危及到张之洞的洋务利益, 因此《时务报》创办不久之后, 即出现了“汪梁之争”, 实际是张之洞操纵下的汪康年和改良派的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是梁启超愤而去职, 最终百日维新期间, 《时务报》改为官报, 昭示着这场政治搏斗结果以改良派的失败而告终。维新运动失败之后, 国内的维新报纸大多数偃旗息鼓, 宣传维新运动的主阵地转到了国外, 维新派在海外创办了一些新的报刊。

二

20世纪初年,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民主革命思潮的勃兴, 中国又出现了一次创办报刊的热潮。晚清民间创办报刊的第二次高潮的出现显然是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需要。但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问题, 革命派创办的报刊主要集中在香港、日本等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宣传活动, 大体上是从1894年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以后开始的。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 革命派在兴中会成立后的最初几年, 还没有创办出自己的机关报刊。直到1900年4月25日, 被称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远祖”的《中国日报》在香港出版,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才有了自己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中国日报》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 如关于发动会党进行武装起义的报道、关于反清和反对民族压迫的宣传以及关于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宣传。在《中国日报》以后, 革命党人在香港创办的报刊还有《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20世纪初期, 留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东京、横滨等地创办了一批报刊, 进行民主革命思想的鼓吹, 使日本成为革命派报刊的重要基地之一。留日学生创办的宣传革命思潮的报刊主要有《国闻报》 (1901) 、《游学译编》 (1902) 、《湖北学生界》 (1903) 、《江苏》 (1903) 、《浙江潮》 (1903) 等。这些刊物一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另一方面则公开地把矛头指向清朝政府, 展开了激烈的反满革命宣传。和留日学生的革命宣传活动相呼应, 1903年前后, 国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在沿海地区和个别大中城市创办或接办一些报纸, 进行革命鼓吹,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在上海租界内出版的《苏报》。《苏报》起初是“日商”报纸, 1900年由陈范接办, 1902年开始宣传革命, 1903年以后, 革命色彩越来越浓厚, 对镇压革命的清朝政府极尽调侃嘲骂之能事, 成为革命派的公开讲坛。除此之外, 创办于上海的《国民日报》、创办于江苏松江的《觉民》、创办于重庆的《重庆日报》等二十余报刊也是当时国内宣传革命思潮的重要报刊。在近代报刊勃兴的同时, 革命派还出版发行了许多宣传鼓动性的小册子, 据统计, “到辛亥革命前共编印一百三十种左右”[2]141。其中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与《猛回头》广泛流传, 影响极大。总而言之, 这些宣传革命的报刊对于20世纪初期国内外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起了很大的影响。

面对国内外革命报刊的大量出现, 清朝统治者再次加以干预。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报》案的发生。1903年, 《苏报》聘请了章太炎担任主笔。其“就任第一日, 首撰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 以松动当世视听”[3]368。《苏报》陆续刊出了《驳康有为革命书》、《<革命军>序》、《介绍<革命军>》等“放言革命”的文章。《苏报》的不少文章一经刊出, 各地革命报刊纷纷转载, 使清朝统治者极为震惊, 决心将《苏报》置之死地而后快。两江总督魏光焘秉承清廷意旨, 下令查禁《苏报》, 逮捕一干人等。章太炎、邹容等被捕;7月7日, 《苏报》被正式查封。清政府意图将《苏报》案涉案人等引渡出租界, 但未获帝国主义者认同, 最终此案由租界的司法机关会审公廨负责审理。于是, 一场以清朝政府为原告, 以《苏报》一方为被告的特殊审讯活动出现了。最终经过前后七次庭讯, 会审公廨最终于1904年5月21日作出判决, 章太炎、邹容入狱, 《苏报》“永远停刊”。《苏报》案爆发后清政府本想借《苏报》案镇压方兴未艾的革命思潮, 然而事与愿违, 它不仅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 而且推动了更多爱国志士革命化的过程。《苏报》案之后, 清政府还妄图整顿国内的报刊出版秩序, 于1908年3月14日颁布执行《报律》, 对报刊发行前的审查、对报道的内容以及对违犯者的处罚措施等进行了规定。显然, 清政府意图加强对报刊的管理, 但以当时清政府的内外交困的处境来说, 这无疑是难以实现的。

三

晚清民间创办报刊的两次高峰的出现, 归根到底根源于报刊舆论宣传的政治功能。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 总要先造成舆论, 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此, 民间办报的出现, 自始至终就对清王朝的统治形成威胁。面对这一威胁, 清政府也试图在其日益衰落的统治下对民间报刊加强控制, 试图将这一舆论口舌纳入其可操控的轨道, 以维护其岌岌可危的反动统治。然而却事与愿违, 清政府虽采取一些措施, 但并未取得成效。这显示出清王朝控制力的日益低下, 究其原因,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因为落后的社会制度必将被新制度取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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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苑书义, 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潮籍华侨报人曾圣提办报思想探析 篇7

一、投身南洋,办报和文学拓荒功不可灭

曾圣提(1901—1982)1901年农历10月初十出生于广东潮州饶平。曾圣提小时在私塾就读,1918年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读中学。高中毕业后,正值“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浪潮高涨时期,曾圣提毅然去厦门报界工作,并开始写作和参加文学活动。在当时潮汕所有可以写稿的报刊,几乎都有他的作品发表,在当年的潮汕地区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曾圣提对办报情有独钟,他凭借从事新闻业的丰富经验和具有深厚的文学根底及创作经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印尼转辗达11年之久。1922年,他由厦门去新加坡,先在新加坡道南小学,同年离开道南小学,前往缅甸,准备出任《仰光日报》主笔及副刊编辑,因一场误会,一气之下,回到中国。

1924年,为亚洲赢得第一枚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在上海讲学,他深受感召。1925年和1932年秋,他曾两度西赴印度,特别是1925年,在加尔各答拜大文豪泰戈尔为师后,在其创办的国际大学就读。在印度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开始接触到甘地,亲耳聆听甘地的教诲,成了甘地一生中唯一接收的一个中国学生。报告文学《在甘地先生左右》一书,就记述了这一段经历。全书极力想把圣雄甘地的苦行与理想传播于世界。体现出“他的文学创作表现上,总是以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处理他的作品。于是从文字中,可以看出他的旷达乐观,感情极其奔放。”[2]

1927年他再去新加坡,在南洋他首先联合一群文友,大搞文艺刊物,任《南洋商报》电讯翻译兼文艺副刊编辑等,同年8月18日,他与花都蓉女等合办《洪荒》副刊。《洪荒》共出版20期,于1927年12月13日停刊。《洪荒》停刊一年后,曾圣提开始注意到本地文化推进的问题,他在同年《南洋商报》的新年增刊,撰写了一篇署名为“大男”《南洋的文艺》一文,更集中地谈及本地文艺的问题,纠正了中国南来的文人对于南洋的错误观念,明确地承认南洋文艺的存在。他说:“南洋究竟有没有文艺之宫,究竟可否建立文艺之宫,或南洋究竟有没有文艺可以寻访。我们欲登高疾呼,昭告海内外之爱好文艺之青年曰:南洋乃现代文艺之宝库,她乃取之无禁用之无竭的文艺之源泉。”[3]在如何建设南洋文艺,他明确提出,宜从采访马来人的文化和描写华侨及其他人种的生活两方面入手。并对发展南洋文艺发出了强烈的口号:“南进,南进,发掘南洋的文艺的宝藏;南进,南进,开辟我们南洋文艺的霸业。”[3]

也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心理驱动下,1929年1月,由他主编的《文艺周刊》正式创刊。他说:“这个刊物并无特别使命,她只想在万里炎阳的热国,找寻一些土产土制的粮料,她虽不想找寻钻石与珠子,以饰其云石之宫,但她却情愿招募她的同情者,同时高椰胶树之下,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3]

1931年8月,他辞职离开《南洋商报》,欲赴英国深造。适值“一二八”事件发生,便取消赴英计划,留在槟城与友人合办《电讯新闻》。后因《电讯新闻》不能维持,转往印尼,出任《巴城时报》主编,不久回国。从1922年-1931年间,曾圣提凭借从事新闻业的丰富经验和具有深厚的文学根底及创作经验,一直投身于文艺界和报界。他旗帜最为鲜明,并能够具体地提出如何建设南洋文艺和发展南洋文艺的主张;他扎实地呼吁“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在当时能以领袖的姿态出现,影响极大,成为他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思想的代名词。在他办刊方向以及其后作品创作上,能始终贯彻这一宗旨,使后来的一些文艺副刊编者能秉承这精神并继续发挥,成为早期本地文坛颇具规模的文学运动。他对马来文化的介绍,不遗余力,为南洋本土文运的推进与新闻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组团回国,亲临抗日战地采访

七七事变,掀开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在新马华人社会内也形成了一个声势壮大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当时活跃的一位马华文艺理论家丘康在论文《七七抗战后的马华文坛》内曾谈及在当时马华文艺工作者支援抗战的一些活动,他说:“作为马华救亡运动一翼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对救亡工作的担负,不只是以文艺为武器,他们尽职着各种适当的工作,而且还相当地担负了一些现金的责任。”[4]32也就是说,新马华文艺界,不但在精神上一笔为伟大的抗战呐喊助阵,而且也在物质方面给抗战以更直接的支援。通过拨出微薄稿费、购买“自由公债”、组织剧团演出筹款等支援前方。以救亡为中心的救亡戏剧、大众诗歌、文学文艺及美术作品等大量出现,其气势波澜壮阔。并以前所未有的慷慨激昂的斗志,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和平发出猛烈的最强音。

时任马来西亚槟城《现代日报》主编的他,深受南洋华人华侨支援抗战热情高涨而感召。他心怀祖国,目睹国事日非,局势危急,积极主张抗日。便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职志,首先倡组“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便从当地华文读书会中找到6位20几岁的青年及新、马、泰、印尼华文报记者共十余人,组成战地记者团。他自任团长,于1937年12月初由槟南下,乘船离开新加坡北上,经香港,入汉口,并在汉口设办事处,继续前赴中国战地采访。他在战役期间采写了不少“抗日救亡”的报道,通过汉口记者和桂林本部站发往南洋报界。如“港穗见闻”、“汉口建站”、“奔赴前线”、“名将印象”、“徐州突围”“台儿庄战役”“武汉历险”“后方轶事”等抗日内容为主题的文章,刊登在南洋各大报刊上,鼓舞着南洋华侨,痛斥日本暴行,发出抗拒侵略的怒吼。他爱国心切、挺身而出的大无畏精神,表现出一个海外知识分子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立场。1938年7月,他组织“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战地采访,结束后,仍回《现代日报》复职,直至日本南侵前返回重庆。

根据上述,可以感触,曾圣提在青年时期至壮年时期,是一个爱好和平,有胆识、有冲劲、有爱国热情的新闻记者。在这期间同,“他由厦门而新加坡,而仰光,而印度。而回中国、而再度来新加坡,而槟城、而印尼,然后又第二度赴印度、印尼、槟城,最后又回中国,一直在半个亚洲尝试探索,有着探险家的精神。另一方面,他由《南洋商报》开始,而《电讯新闻》、而《巴城时报》。而《现代日报》、而“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由受雇办报、而自己出资办报;由安定的城市新闻记者工作,而危险的战地记者工作。这些都是他有胆识、有冲劲、有热情的最好说明。”[5]

三、大胆革新,阐明办报宗旨和立场

曾圣提不仅主编众多报刊,并且在其主编的副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生与罪》《神恩》《月落》《醒醒吧,星城的艺人》等作品都特别突出。正如方修先生的专书《马华新文学史稿》(1962)及杨松年博士的论文《曾圣提与新马华文文学》(1981),都确定了曾圣提是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新马华文文学界的一个杰出和重要的作家。他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搞翻译、编报刊,是“文艺界的一位全才”[6]。

曾圣提主编《南洋商报》,首先确立了新闻在报纸版面的重要地位。而早期的《南洋商报》,第1版的惯例是刊登广告,不登新闻,以后,虽然头版和2、3版也刊登专电和电讯新闻,但是版位却往往被广告所占,新闻被挤到次要地位。他了解新闻(不管是电讯新闻还是本地新闻)的重要,他不仅固定电讯新闻在头3版的地位,而且增加了电讯新闻的数量,与此同时,还增加了本地新闻的分量,从原来的两个版面增加到三个版面,排列地位也从原来的18版,提前至第9版[8],使新马及南洋各地新闻,一贯而下,连成一体,消除了《南洋要闻》原先被孤立一隅的现象。同时使广告喧宾夺主的现象消失了,专电和电讯新闻,明显增加,使得版面明确、大方和相当固定,新闻不再给广告有压挤的感觉。他增加《本坡新闻》的版面,也明白社会新闻、体育新闻的吸引力和大标题的功用,因此放胆尝试。

他在办报选稿上范围甚广,其中的一些诗作和小说,更有优秀的成绩。这与他不仅照顾作品的内容,同时更加注意写作手法,是有密切的关系。他重视当时文坛的动态,文人的踪迹,也有通过通讯和以轻松文字写成的朋友消息给予报道,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文字,已经成为现代研究新马华文文学者的重要史料。同时,还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办报,有自己的主张与理想。“如果从一个新闻记者的专业经验及旅行阅历这两点来衡量的话,《南洋商报》战前的另十位编辑主任之中,除了傅无闷与胡愈之以外,似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出其右了。”[5]

他重视言论,但也明白,“言论”不仅仅是发挥个人的意见,而且还包括说明和分析。如他将《南洋商报》的社论栏目《评论》改为《言论》,还推出《周末略评》新栏,协助读者进一步了解时事。该栏每周末刊出,总评过去一周的重大时事,文字不长,内容由3至4则短评组成。后改为《周末述评》,而且改在周一刊登。它的目的,是因为“故国风云,瞬息万变……读者目炫五色,对报上所发表之片断消息,苦不能得一具体之概念…为救此缺陷,特放每周第一日,发刊《周末述评》,将过去一周之事实,作有系统之述论,俾读者对于时局之变化,可以一目了然。”[7]言论遂成为《南洋商报》的重要一部分。

他注重副刊或专刊设立和革新。强调内容必须“新”,必须“动”不能“旧”,不能“死”,并要求多样化,所以他推出了多种新副刊或专刊。在他主编的《南洋商报》期间,就出现了好几个副刊或专刊。如有文艺性周刊《压觉》(1930年7月创刊),由华丁(曾圣提弟弟)主编;有属教育性半月刊《华中》,由华侨中学主编;有属教育性旬刊《道南》(1931年3月创刊)、以及属专刊性质的《经济周刊》,由道南学校主编等。

他反对剪刀政策,并进行了改革,效果是相当突出的。如他对原由华丁主编,觉得不甚理想的《商余杂志》,自己就接手主编。对该刊除了改换版头之外,还增加文艺创作,尤其是杂文、散文等,因此文艺气色较浓。用他的话来说:“过去的本刊,似乎太呆板了,无论材料或形式,总觉缺乏一种创作和动的精神……改版后的本刊,仍旧追随着‘趣味’的轨道,就中准备灌注一点动的力量,换句话说,便是剪少动,笔多动。”[7]可惜他这种少用剪刀的政策,只维持了两个半月,当他离开《南洋商报》后,《商余杂志》的内容,又回到死气沉沉的掌故逸事及剪刀政策去了。

王慷鼎在他的《报人曾圣提》一文中详细地阐述了曾圣提的办报经历,该文还谈及了1981年曾圣提由新德里到新加坡探亲访问时,曾经这样对他表示说:“他(指曾圣提)年轻时的主要兴趣是办报,一心一意做一个报人,而不是一个文学家。他甚至说:他那本被誉为‘马华文学杰作’的《在甘地先生左右》,更接近报告文学,因为它是以新闻记者的笔调写出的,不是纯文学的作品。”[5]不过,曾圣提在新马及印尼一带共计十年的浪荡生涯中,其本份工作毕竟是一个新闻记者。“他译电讯、写新闻、论时局、甚至做主编、办报纸,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报人。然而,他在这方面的历程和业绩,还没有一个详细的记录,而且似乎已被他在新马华文文坛上的成就所掩盖。”[3]

应该看到,新马华文作家的文学活动,历来主要的工作阵地是报章副刊[4]。特别是新马华文文学经过1927年至1930年的一段蓬勃发展时期之后而逐渐走向低沉之时,曾圣提能一如既往地重视报刊的革新,重视文学创作,重视作品的技巧,显得难能可贵[8]。

曾圣提从事新闻报业的时间虽不算长,而他始终提倡报刊要“大众化”、“讲良心话”的新闻办报思想,一步一步为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而努力。他着重在新闻、言论、副刊及专刊等方面变改和革新,对他后来的办报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他新闻思想的有机构成[9]。也为副刊编辑的走向成熟,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子[8]。可以说曾圣提任《南洋商报》主编期间,是该刊在战前最灿烂的阶段[3]。今天重温曾圣提的办报思想,探讨他那种极欲探讨新马华华文新闻发展方向的心态,那种秉承新闻报业人员就是时代的记录者和代言人理念,无疑值得新闻报刊从业人员学习和弘扬。

摘要：通过新马华文文学及书刊,了解到一位尚少人知的新马华文学的拓荒者、杰出作家、潮籍华侨报人曾圣提的一些研究资料线索。本文试图把他丰富的办报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以及对南洋社会文化活动影响作一个初步探析。

关键词：曾圣提,新马华文文学,新闻思想,华侨报人

参考文献

[1]方北方.马华文艺泛论[M].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出版,1984.

[2]杨松年,新马华早期作家1927-1930[M].香港三联书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8(40).

[3]杨松年,周维介.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1927-1930[M].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8.

[4]原甸著.马华新诗初稿1920-1965[M].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1987.

[5]王慷鼎.报人曾圣提[J].南洋商报(言论.时事),1982(12.7).

[6]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上卷[M].新加坡版,1962(240).

[7]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M].新加坡新社出版,1987.(67-68).

[8]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140-143).

[9]阙本旭.曾圣提与南洋华文报业[J].广东文化艺术丛刊,2005.(769-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