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态度（共12篇）
政治态度 篇1
态度是非智力因素的一种，它反映一个人对某一事物的一种看法，能直接影响到这个人与这一事物的关系处理的效果。
就政治课来说，态度承担着塑造人的思想的重大任务。塑造得好，会让学生变成真正的国家栋梁之才;相反，则会使他们变成无用甚至对社会有害之人。因此，作为学生的思想引路人，政治课任课教师责任重大。那么，教师就有义务去研究自己传授知识的方法，从而让学生既轻松又有效地接受知识，同时也能提高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最终形成师生良性互动，提高学生的政治课学习效果。另外，政治课程本身也必须与时俱进，改革自身。相应地，思想政治教育大环境也要逐渐完善起来。
一、调查目的、对象和方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理论越来越难以融入到学生的价值体系中，因此政治课也越来越难以有效实施。笔者在中学教学实践中发现了相应的问题，为了试图解决政治课实施的困境问题，特作了此次调查。调查对象为延安中学(重点中学)、延安一中(普通中学)、延安大学附中(普通中学)的中学生。在每所中学的初中部和高中部各随机抽取1个班，共6个教学班，总计286人，其中收回有效问卷273份。调查方法以问卷调查法为主、访谈法和观察法为辅。
二、调查结果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延安市中学生对政治课的态度不容乐观，其主要症结归纳如下：
1. 政治课在中学生心中的地位是“副科”。
有78%的中学生赞同“政治课是副科，只要考试能拿高分就行了”。虽然今天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但素质教育措施的落实力度仍然处在教育的表层，没有从根本上代替应试教育的主导地位，因此，政治课仍然居于“副科”地位。尤其在文理分科的高考制度下，将要选理科的同学就不会很重视政治课，甚至中考之后就彻底放弃了。
2. 政治课内容与实践脱节，导致学生困惑。
有60%的中学生赞同“政治课讲的都是大道理，没多大用处”，有38%中的人认为“政治课内容太教条，不灵活”，有48%的学生赞同“社会道德滑坡现象严重”。在教学过程中，有好些学生很疑惑地问：“在这件事上，我还应该按照书本上的建议做吗?”“我具体该怎么做?”这是政治课内容上的一个缺憾。
3. 政治课教学方法单一、教师讲授水平不高，学生难以保持住良好状态。
有32.3%的学生认为“政治老师只讲书本知识，很少联系实际”，有86%的学生希望“政治课多搞些实践活动”，有45%的学生希望“政治课多开讨论或辩论会，少讲书本知识”，有37%的学生认为“老师引导，学生自学，剩余时间用于实践或讨论”。总体上来说中学生对政治课的满意程度较低，满意率仅占42%，不到一半。这就说明学校的政治教学亟待改进和提高。
综上所述，中学生对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情况不容乐观，不能以端正的态度将政治理论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融入到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导致政治课教学越来越难以实施。目前政治课教学现状与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远不相当，政治课改革势在必行。
三、几点思考
1. 加大思想政治课课程的改革力度。
首先，要摆正政治课的地位，即由学生心目中的“副科”改为“正科”。在应试教育还占主导地位的中学，可以采取一些考试形式使学生重视政治，如学分制，把政治课的学分定的高一些，扩大政治课考试中开放型、主观型题型的比例。
其次，要更新政治课的内容。思想政治课应针对学生的真实心态，捕捉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新、实、活地进行德育和智育渗透。如在“大道理”的基础上加大“具体案例”的比例，从学生身边摄取更多真实的材料，以材料揭示政治道理。因此，政治课应增加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内容，密切联系实际;遵循学生认知、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从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身心特点出发安排教学内容;开设时政课，给学生及时呈现国内外形势和重大事件，使其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2. 加大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改革力度。
思想政治课教师必须在教育观念、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教育方法与教育手段上适应新的需要。“学生学习动机的激发是在学习过程中进行的，它主要依赖于教师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组织。”因此，为了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必须仔细研究和合理规划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并很好地组织课堂教学，这样，学生的“学”和老师的“教”就都会变得更加轻松和有效。
首先，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将政治课生动化。比如，每隔几节课通过电视或其它设备给学生呈现一些重大新闻或播放道德观察。教师在备课方面多花时间，有条件的尽量用多媒体授课，每节课结合课本内容搜集一些能激起学生兴趣且实用的相关资料。
其次，可以充分运用材料分析法与学生互动。材料分析教学法主要是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目的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对典型材料的分析，使师生双方互动起来并调动双方的积极性来完成教学目标。它要求运用多种形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材料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见解，从而做出判断和决策，藉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在运用材料分析法的过程中切记要避免一些误区，如对材料外延的缩小化，材料准备上的随意化，课堂教学方法的单一化，材料运用模式固定化等。因此，这对教师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再次，走出封闭的课堂，多搞一些有意义的实践活动。由于政治课材料和许多内容都是从生活中得来的，因此，社会实践活动对于提高政治教育效果来说尤为重要。尤其在延安这个革命圣地，对革命旧址的拜访和对革命精神的学习都是较为方便的，这是延安政治教育的独特优势，应该充分加以利用。
最后，教师的个人魅力对学生的感染力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师一定要具有幽默感。苏联著名教育家斯维特洛夫认为：“教育家最主要的，也是第一的助手是幽默”。可见，幽默对于教学效果是多么重要了。再者，设置疑问也是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又一重要手段。张子厚说过：“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有疑才能激发学生认识上的矛盾，从而引发学生探索问题的兴趣。
3. 进一步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的沟通。
政治教育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相互配合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在学校，班主任应该通过组织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对学生进行教育，以科学的眼光分析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多和学生去做思想上的沟通，多谈心，多交流;任课教师应该重视挖掘教材内在的思想性与教育性，适时引导，及时对学生进行教育，尤其要注重情感教育，并以身作则。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作为一名教师，既要有丰富的知识，又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政治教师更应如此。因为政治教师的举止有更多的学生关注，其言行直接影响着孩子。
家庭更是中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摇篮，家庭文化及家庭成员的思想、修养、行为习惯等各方面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思想品质。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大部分行为都是通过观察学习获得的，其中榜样在这一学习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榜样即被观察学习的对象，其地位、性质、威信等都会影响儿童学习的效果。”
因此，学校和家庭的沟通至关重要，在榜样方面一定要保持一致。此外，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也是中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又一大重要影响因素，不可忽视它的感染力度。因此，要切实搞好学校与家庭、社会教育的有效沟通和密切配合，为青少年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总之，思想政治课的课程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若得不到应有的改革，以及政治教育的各主体即家庭、学校和社会不能有效配合，则会直接影响到中学生学习政治课的态度，进而影响到政治课实施的效果，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要高度重视政治课改革的问题并尽快切实有效地予以实施。
摘要：本文依据对延安市3所中学的初、高中学生共286人的问卷调查及访谈结果, 分析了一些影响中学生对政治课的态度及学习效果的制约因素。就如何提高中学生学习政治课的效果这一问题阐述了几点看法, 主要涉及:加大思想政治课课程的改革力度, 加大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改革力度, 进一步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的沟通等方面。
关键词：中学生,政治课,态度,调查,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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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态度 篇2
先秦诸子学的特点是民间士人的独立立说，体现了士人的独立思想。士人会因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同而在面对王权时产生不同的政治态度，同时产生不同的政治选择和人生选择。要分析、比较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探讨诸子学特点和思想传统，可以首先从先秦诸子学派对王权的不同政治态度讲起。
一、先秦士人的政治态度类型
夏商周三代时期，学在官府;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东周以来，原本属于贵族等级的“士”，到了春秋战国因为逐渐失去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只能在民间社会创办私学，从事知识生产、文化传播，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教育下移，从而导致诸子学兴起。
毫无疑问，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丰富多彩的诸子学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创新和发展，建构了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华轴心文明。为什么诸子学能够创造出如此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现代学者均高度赞赏这一个时期思想文化的创造者——士。士是中国所特有的一个社会阶层。在西周，士原本是指贵族阶层。西周社会的贵族阶层有五部分构成，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士”是西周贵族社会中最低的等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原本是贵族阶层的士因失去政治特权而成为拥有文化知识的平民;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平民因获得文化知识而成为士。总之，“士”是那些没有政治经济特权而拥有西周贵族才有的文化知识的人。春秋战国时期西周封建制解体，出现许多凭借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而称霸一方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君需要一批帮助他们开拓霸业、治理国家的官僚群体。显然，那些具有争霸能力的诸侯逐渐意识到原来那种血缘封建制的严重局限，纷纷形成一种养士、用士的风气。春秋战国时候的“士”，往往是拥有文化知识、治国才能的读书人，他们通过拥有的知识才能被选人到官僚体系，成为所谓的“士大夫”。
战国时期诸子的社会身份大多都是“士”，但是他们创造的知识、思想却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并且形成诸子百家的不同学派。诸子百家同是出身于士，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思想差异?这与士所拥有的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有关。
本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士”的社会政治身份就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可能与诸侯君主保持密切的政治联系。无论最初是作为贵族阶层成员流落民间社会的“士”，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新产生的“士”，他们均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政治力量，是各诸侯霸主“养”和“用”的对象，所以他们可能成为诸侯统治集团的成员。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与现实政治、君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由于士大多已经失去原来的贵族身份，他们或者已经成为相对独立自由的个体，与君主政体并无必然联系;或者游走、归属于不同的诸侯国家、不同的君主，而并不属于某一个固定的政治集团。
“士”的身份体现出来的多元化特点，使得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具体而言，士人会因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同而在面对王权时产生不同的政治态度，同时产生不同的政治选择和人生选择。如果我们要将诸子百家对王权的政治态度做一基本分类的话，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依附型、疏离型、合作型。
所谓依附型，指的是士人在参与政治时往往将投靠君主、依附王权作为根本目的，愿意放弃士人的独立性立场与主体性思想，自觉成为王权政治的附庸。这一种依附型的士人群体，许多已经由“士”转变为“大夫”，有的甚至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他们心甘情愿成为王权政治的组成部分，并以自已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入的政治思考服务君主。这种依附型的士人群体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王权政治的建立和稳定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条件，士人参与政治也必须以维护王权为根本目的。所以，他们认可的国家治理就是君主的独裁政治，士人参与政治不是要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是必须知道自己只是君主权力的工具。这一种依附型士人群体所提出的政治思想都是站在君王的政治立场，处处为君主权力着想，全部政治思想均围绕如何巩固君王的权力、延长王朝的祚命。由于他们是在王权之外的士人的政治思考，故而对政治的真相、权力的实质有着更为深刻的体认。他们显然是一批自觉成为王权附庸的士人群体。
所谓疏离型，指的是那些因不愿成为王权政治附庸而采取一种疏离王权政治态度的士人群体。他们强调个体存在、精神自由的价值高于一切，坚持自己作为士人的独立性立场与主体性思想，将国家、君主等权力体系看作是独立性个体存在的对立物，希望自己不与王权政治有密切联系。为了保障自己的人生安全和精神自由，他们主张疏离王权政治，决不愿意成为王权的附庸。这一种疏离型的士人群体，尽管可能有满腹经纶，是那些求贤若渴的诸侯君王“养”和“用”的对象，但他们并不愿意进入到以王权为核心的政治系统中。所以，疏离型士人群体大多并不关心富国强兵、国家治理的政治思考，而是更为关心作为个体存在的士人的身心快乐、精神自由。他们往往对人的个体价值、生命意义有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不为物累、全性保真、逍遥等人生哲学。他们是一批与疏离王权、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士人群体。
所谓合作型，指的是在上述两种类型的士人群体的极端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中，选择、追求一条中庸的道路。一方面，他们愿意成为王权政治的臣僚，主动参与到王权政治体系，竭力维护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将维护、巩固现有政治秩序作为参与政治的初步政治目标。另一方面，他们仍然坚持士人的独立性立场与主体性思想，以天下为公、天下有道为最高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强调士人的个体人格和精神自由，决不成为王权的附庸。主张这一条中庸道路的士人群体，对现实政治体系的王权，主张采取一种合作的态度。他们往往既有依附型士人群体的参与政治的热情，又对王权保持距离并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理想;既有疏离型士人群体对人格尊严、思想独立的追求，又不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政治热情。他们与现实的君主政治保持一种合作态度，以最大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群体与诸侯王权分别有上述的依附、疏离、合作三种类型的关系。我们认为，先秦时期的诸子思想均可以划分到上述的不同类型之中。在诸子百家中，其政治思想影响最为深远是法家、道家、儒家，他们的政治思想非常典型地体现为上述的依附、疏离、合作三种类型。法家思想是以君主的“势治”为目标，强调士人必须以君王的权势为重心而推动富国强兵，故而他们自愿做“人主之爪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依附型政治态度。道家思想(主要是杨朱学派、庄子学派)以士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快乐、精神自由为目标，主张不受国君的政治权力及其相关的道德法律的主宰，是一种典型的疏离型的政治态度。而儒家思想主张对现实王权采取一种合作的态度，既有参与经世、与君主合作的政治愿望，又强调保持自己独立的价值理想和政治诉求。他们希望加强与诸侯王权的合作，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儒家士人的独立思想，往往通过与君主的.合作而表现出来，故而体现出与道家、法家不同的政治态度。他们在追求与现实政治系统合作的过程中，倡导和坚持一种儒家士大夫精神的传统：一方面，他们表现出一种独立性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敢于对现实君主政治的专横、暴力进行严厉的批判;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表现出实用理性主义态度，希望进入到政治体系而成为君王的臣僚，实现经世致用的政治追求。
当然，上述三种政治态度类型其实是一种理想型的分类。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后来历史中的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并不是那样单一的，他们总是学习、吸收诸子学派的不同思想学说，这往往使得士大夫个体形成依附、疏离、合作等多样化的政治态度。由于历史的不断演变，各个诸子学派也在相互吸收对方的思想学说，秦汉以后就不再有纯粹的儒家学派、道家学派、法家学派，各个诸子学派在吸收其他不同思想学说。这时，作为群体的诸子学派和作为个体的士大夫，也往往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体现出多样化的政治态度。
二、依附王权的法家
法家是一个由众多士人组成的思想家、学者群体，著名者包括有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其中，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政治思想涉及到法家的法、术、势三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此重点谈谈韩非的政治思想，以探讨法家依附王权的政治思想。
在先秦诸子中，法家对王权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依附型政治态度。这一种政治态度决定了法家思想是以君主的“势治”为根本。法家异常突出地强调君主“势治”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同时主张在政治体系的君、臣、民三者的关系中，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君王的权势。
法家为何要依附王权?他们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具有一定独立社会地位的士、士大夫，为什么会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如此心甘情愿地依附王权，站在君王的政治立场，处处为君主权力着想，全部政治思想均是围绕如何巩固君王的权力、延长王朝的祚命?
这首先与他们的政治经历和政治地位有关。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法家作为一个士人群体，他们大多有一个重要的人生经历，即都居于政治权力的核心，担任过君主的宰相、王傅，或者得到君主的特别重任，通过君权的强制权力而推动变法，所以他们能够对君主制的政治制度有十分深刻的认同。譬如，李悝曾经担任魏文侯之相，在魏国推行变法，著《法经》;商鞅深得秦孝公的信任，被委以重任并主持秦国的变法，获得封侯;慎到曾经担任楚襄王的王傅;申不害担任韩昭侯之相十九年，卒于相位;韩非子曾经担任韩国重臣，后来又深得秦始皇的厚爱。法家之所以如此依附王权，放弃自己士人、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与他们个人的政治经历有关，他们已经成为君主政治的组成部分，成为君主政治的共同体。
其次，法家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依附王权，还与法家的一个普遍性政治认知与政治信念有关。一般来说，法家人物比较普遍地强调君主“势治”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他们有一个普遍看法，君主有效的集权和权势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和根本。韩非子指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国家治理的根本就是让君主(圣人)有效地控制政治权力，君王必须大权独揽。韩非子完全不相信所谓的贤能政治能够治理好国家，他之所以推崇权势政治，就在于他坚信国家治理必须依赖一个强势的君主控制的权力体系。他继承和发扬了慎到的重势的思想，特别指出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贤能政治与权势政治是相互矛盾而不相容的。他曾经说了一个著名的“矛盾”寓言，就是要证明君主政治是依赖君主的权势而实现国家治理，寄希望于贤能君主或将其归结为贤能治理是矛盾的。他认为：“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故日：势治则不可乱，而势乱则不可治。”(《韩非子·势难》)他所认同的“势”主要指君王手中的权势、权威，即君主统治所依托的权力和威势。他认为：“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所以，韩非子一以贯之地坚持“以势治天下”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韩非子强调“势治”的必然性，其政治思想也就特别关注君、臣、民之间的关系，他有关君、臣、民之间关系的探讨就成为其政治思想体系重要内容。
首先，韩非子特别探讨了君、臣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反对儒家将君、臣之间看作是仁爱忠义的道德关系和相互依赖的政治合作关系，而是直截了当地将君、臣之间看作是一种相互争斗、彼此算计的政治对立关系。他说：“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韩非子。爱臣》)韩非子冷静地分析了君、臣之间对立和争斗的严酷事实。尽管韩非子本人是为人臣者，但他并没有站在臣子等士大夫群体立场，而是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场，处处以维护君主的权力、利益着想，主张在君、臣之间争斗中，君主应该牢牢地控制各种权力，绝不允许臣子争夺自己控制的权力。他说：“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得，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名，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韩非子·主道》)所以，他反复强调：“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韩非子·人主》)他处处站在维护君主权势的立场上，认为君主一旦发现臣下有结党擅权的举动时，就应该严加提防、严厉打击。《韩非子》的大量篇幅均是告诫君主如何控制权力、抑制臣下各种方法和手段，表达出韩非子依附王权的政治态度和立场。
其次，韩非子探讨了君、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儒家继承了三代先王的民本思想，倡导爱民、富民，反对苛政严刑。但是，韩非子反对儒家的民本政治，坚持君本的立场。他仍然是从维护君主权势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爱民富民的国家政策，坚持苛政严刑以维护君权。他针对爱民有益于国家治理的说法提出质疑：“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韩非子，五蠹》)既然爱民不能够有帮助君主治国，而寡恩严刑才能够有助于君主的势治，那么他就坚决反对爱民。同样，他反对富民足民，认为老百姓会永远不知足，故而“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他所追求的治理目标不是富民，而是通过苛政严刑的治理，实现“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韩非子·六反》)的“帝王之治”。
韩非子在君、臣、民的政治关系上，特别突出地强调君主权势的重要性，并且进一步探讨如何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那就是拥有“势”的君王必须掌握“法”“术”这两个关键的手段。《韩非子·难三》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他认为拥有“势”的君王，还要将“法”与“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二者均是“帝王之具”。故而，一切高明的君王必须善于”操术以御下”。由此可见，虽然法家提出了法、术、势的系统学说，并且被称之为“法家”，但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势”，“法”与“术”均是拥有“势”的君王维护王权、治理国家的手段。
正由于韩非子的政治思想是以君主之权势为目的、核心的，故而其政治态度必然是依附君王。那么，士大夫参与政治，就只能是悉心揣摩君主的心思，绝对服从君主的意志。他在《说难》中告诉一切臣子应该如何与君王相处。正如王先谦先生解释《说难》的题意所说：“夫说者有顺逆之机，顺以招福，逆以招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以此说之，所以难也。”(《韩非子·说难》)韩非子既然肯定“以势治天下”的必然性，就必须告诫那些进入君主政治权力体系的士大夫，应该绝对服从君主的“势治”。因此，如何揣摩君主的心思、顺从君主的意旨，成为一切进入政治系统的士大夫必须遵循的政治法则。儒家士大夫有“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而韩非子的《说难》则强调“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十分生动地体现了法家依附君王的政治态度。
三、疏离王权的道家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各种治国安邦、统一天下的社会政治思想，同时也产生了以个体存在为中心的思想学说，最有代表性的是杨朱、庄子的学说。杨朱、庄子均轻视君臣父子的名教秩序，轻视治国安邦的政治功利，而将个体的生命存在、精神自由看得高于一切，故而在思想观念上一脉相承，均属于道家学派。道家是一个由众多不同政治态度、价值取向的思想家们构成的大学派，其中既有以自然之道为帝王南面之术的黄老道家，又有以自然之道为个人身心快乐、精神自由的杨朱、庄子派道家。这里重点探讨那些疏离王权型政治态度的道家，即杨朱、庄子派的政治态度。
杨朱属于道家学派，提出的思想主张和庄子有相通的地方，如《淮南子·汜论训》所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的思想，就和庄子有内在联系。杨朱的政治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为了个体存在的价值和自由，他坚持一种疏离王权的政治态度。杨朱强调个体自我的最高价值，故而与其他诸子以君王、国家、天下为最高目标的政治态度完全不同，他坚持的“不拔一毛”“不以物累形”，均鲜明地体现出其疏离王权的政治态度。其他学派总是标榜国家治理、天下统一的政治目标，而杨朱则旗帜鲜明地强调“为我”“贵己”，希望士人们建立起以“为我”为中心价值观，以利于士人在社会动荡、诸侯争霸的战乱中的个体人生安全，坚持将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置于最高地位。史籍记载杨朱的种种言行：“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韩非子·显学》)战国初年，杨朱的言行在当时影响很大，所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之说，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在宗法政治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时自我意识的觉悟与个体存在意义的高扬。
杨朱坚持“不拔一毛”“不以物累形”的个体生命自保的价值观念，庄子则不仅要求个体生命的自保，而且希望个体生命的自由，提出一系列如何达到精神自由的人生哲学。司马迁为庄子写列传，生动具体记载了特别体现庄子政治态度的生平事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日：“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卷63《老子韩非列传》)
杨朱、庄子均彰显个体存在的意义。杨朱主要倡导“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以求个体生命的自保。庄子则连千金之重利、卿相之尊位也拒绝，将个体存在的意义从生命形体的保护发展为精神自由的追求，进一步表达了他疏离王权的政治态度。
由于庄子坚持疏离王权的政治态度，所以与其他诸子学派不一样，对君权表示极度的鄙视，并严厉地批判君主政治的非道德性。庄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普遍遵循自然之道的“至德之世”，而进入文明时代的一切东西，包括人们最为追求的科技、道德和国家政治，均是违背自然之道的。文明社会普遍推崇帝王、君主、圣王。但在庄子眼里，这些帝王、君主无非是一些窃国大盗。在《肱箧》篇中，庄子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些尊贵的诸侯国君的权力来源于哪里?庄子认为他们多是依靠偷盗、抢劫而获得，他们对国家的统治权力并不具有合法性。庄子指出，只有那一些并不希望统治人们、放弃统治权力的“天德”之士，才具有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而这一种人恰恰是生活在没有君主统治的“至德之世”。他说：“君原于德而成千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庄子·天地》)他对“无为之君”的推崇，其实是否定了君主的政治权力。既然现实政治中的国君都是一些窃国大盗，一切高明之士就应该疏离王权、放弃卿相之位的名利追求。
庄子疏离王权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保身”“全生”的个体存在意义和价值。庄子特别喜欢讲“保身”“全生”。他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而且，庄子讲的“保身”“全生”总是兼及形、神两个方面：“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庄子·天地》)“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庄子·在宥》)庄子总是兼顾个体身、心两个方面，以突显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庄子之所以特别强调疏离王权的政治态度，既是“保身”“全生”的生命安全考虑，更是因为强调精神自由的追求。庄子真正对后来的士大夫思想产生最大影响的，恰恰是他提出的追求精神自由的“逍遥”“游心”“齐物”：
故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庄子·应帝王》)
庄子向往的逍遥、游心、齐物，其实是一种对摆脱政治权力的强制、社会关系的羁绊，尤其是在精神上摆脱功利欲望的诱惑、名誉地位的向往，达到一种完全无所依赖的“无待”的“逍遥”之境，这是一种完全的精神自由。达到这一种精神境界的人，当然只能是完全疏离王权的道家士人。
四、与王权合作的儒家
与法家依附王权、道家疏离王权的政治态度不同，儒家追求一种与现实王权的合作态度。所以，儒家往往既会执着地向君主权力集团靠拢，希望取得君王的信任，以进入到权力体系中，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活动;又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和价值理想，并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味地取悦于君主，像法家那样完全成为王权的依附。
儒家本来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士人，他们希望成为与王权合作的政治家，那么他们凭借什么去与君王们合作?或者说，君王如何可能与他们合作?儒家士人并没有掌握任何硬实力，既无军队，又无财富。他们唯有帮助君王治国理政的一套观念和方法，即所谓的“道术”。但是，儒家之“道”不过是一套有关政治的价值理念，儒家之“术”则不过是贯彻这一套价值理念的治国方法和手段，这一套“道术”既不同于法家、又不同于道家，儒家却殷切地盼望以这一套“道术”完成与君王的政治合作。对于那些急于富国强兵、开拓霸业的诸侯君主，他们需要并且愿意采用儒家这一套道术吗?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儒家所谓的“道术”，其实是政治理想主义的“道”和具有政治现实主义的“术”的结合。一方面，儒家是一种独立的士人群体，他们拥有超越现实政治、超越王权治理的政治目标，他们追求的政治目标就是“天下有道”“仁政”。所以，他们的政治思想往往是理想主义的，他们设计了一整套理想化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并且用这一套理想化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作为规范政治、约束君主的政治道德准则，也作为衡量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应该说，对于那些急于富国强兵、开拓霸业的诸侯君主来说，儒家这一套道的价值理想、道德标准既无实际用处，又太高远而难以企及，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儒家所谓的“道”。所以，儒家士大夫如果坚持自己独立的价值理想，坚持自己的政治诉求，常常会受到君主的冷落而成为“丧家之犬”，或者和君主权力产生冲突而“以身殉道”。
但是，另一方面，儒家是一个参与君主政治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必须与现实政治的王权系统密切合作，实现国家治理的政治目标。作为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与君王合作的儒家士大夫群体，他们拥有现实政治运作的政治手段，掌握、倡导一套实用理性的“治术”。儒家士大夫的“治术”不仅包括有关礼治秩序、礼乐教化，还特别提出了富国、爱民、举贤、足兵等一系列富强之治术。后来，儒家的经世之学发展出包括礼乐、兵刑、食货、吏治、兵赋等有关国计民生的治国之术。他们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的方法和手段，以完成对政治功利的现实追求。儒家学者一旦成为“大夫”，就会将自己掌握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治术”付诸政治实践，这也是后世出现大量“儒臣”并受到君主欢迎的重要原因。 儒家应该是一个有共同价值信仰的士人群体，但是儒学毕竟是一套人世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信仰，当儒学拓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就会成为一个由众多不同社会身份、不同政治诉求、不同思想趋向的人们组合起来的庞大社会群体。因而，儒家士大夫的思想角度十分多元、层面十分多样，儒家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并不断演变发展。所以，当我们今天考察儒家士大夫群体、儒学思想体系时，应该特别注意某一个时代的儒家政治思想与作为两千多年的儒学整体的区别和联系，注意某一个儒家学者的政治思想与作为体系化的儒学思想的区别和联系，注意某一个儒家政治思想或命题与儒学全体政治思想的区别和联系。所以，我们应该肯定：孟子是儒家，荀子也是儒家;董仲舒是儒家，王充也是儒家;王安石是儒家，邵雍也是儒家;许衡是儒家，刘因也是儒家;倭仁是儒家，康有为也是儒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每一个具体的儒家学者都是儒学基本思想、信仰的追随者，但是每一个具体的儒家学者又只是儒家部分思想的遵循者、实践者。儒学系统需要这些不同类型、不同旨趣、不同道路的实践者，才能够更好地推动儒家思想体系、儒教文明体系的建构，更加充分发挥儒家文化的功能，更加全面完成儒教文明的奠定。
事实上，儒家士大夫在具体的历史条件、政治背景下，与君主的合作的政治态度、思想追求表现出很大区别。一方面，同一儒家学派的不同学者，他们的个人经历、思想性格、学术旨趣不同，故而往往可以归类到不同政治倾向的士人群体之中。譬如，儒家士人选择与国君的合作后，其内部又产生了有很大思想差别的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尽管他们都是与王权合作的儒家学者，但是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和苟子的政治现实主义就有很大差别。另一方面，同一个具体的儒家士大夫个体，可能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不同人生阶段的思想观念变化，因在朝和在野的不同人生处境，形成多样化的政治态度。在历史上，那些强调政治现实主义和经世致用的儒家人士，甚至可能在与王权合作的过程中转化为对王权的依附。虽然他们的思想仍然是以儒家为主体.但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却可能体现出依附型士人的转变。那些坚持独立的价值理想和政治诉求的儒家学者，可能在与王权合作失败后转化为对王权的疏离，走人出世的道路而亲近佛、道。
政治态度 篇3
一、点击生活实践，引发情感回应
新课程理念倡导回归生活，强调生活实践是学生获得情感体验的源泉。作为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基础的课程，思想政治课教学更应与学生生活和现实社会保持密切联系，使实践和生活成为学生道德情感发展的源头活水。
例如，在教学“消费心理面面观”（《经济生活》第三课）时，教师没有创设情境，也没有选取所谓的典型案例，而是提问：“哪位同学刚刚过完自己的生日？能否把你收到的生日礼物写在纸上向大家展示一下？”当教师将学生的答案投影在屏幕上时，“电脑”“手机”“文曲星”“名著”等字眼顿时引发了学生的热议。教师没有制止学生们的讨论热情，而是在黑板上写下：“你最希望得到什么生日礼物（仅限一件），请思考并回答你的真实想法……”在此基础上，师生结合“消费心理”的有关知识对学生们的选择逐一进行分析，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因此，教师既要善于从生活中挖掘和提炼情感素材，又要善于把情感因素渗透和还原于生活之中，使学生生活在充盈着情感的世界里。这样的教学，才能激活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的情感回应，使课堂充满时代气息和生命活力，漾起闪光的情感涟漪。
二、创设生动情境，激发道德情感
适宜的情境可以激发情绪，加深学生对道德知识的理解，从而获得情感上的认同，认识上的提高，行动上的自觉。因此，教师要善于将学生置于一定的情境中，让学生从中体验、感悟、反思。
一是设置问题情境。新课程指出，教学不能止于知识的教授和能力的训练，更应该注重学生情感的鼓舞和激发。通过小而具体、新而有趣的矛盾性问题或发散性问题，营造出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和积极探究的氛围，让学生融入问题情境之中，从而激发学生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的兴趣，主动寻求解决办法，在深刻的情感体验中获得感悟和提升。
例如，在教学“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经济生活》第八课）时，教师设置了如下情境：小明的爸爸幸运地中了体育彩票50万元，缴纳税款后领回40万元。小明不理解为何中奖了要纳税，税单上为何还有刮奖呢？提问：（1）为什么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2）如何树立纳税人意识？通过探究激发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关注税收的征管和使用，增强监督意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从中，学生既理解了知识，又掌握了技能，更实现了情感升华。
二是创设模拟情境。教师可利用录像、录音、电影等多媒体手段，真实再现某些生活场景。如可用生动的画面再现生活情境，利用情境的感染和移情作用，使学生获得真切的体验；也可将生活中的典型事例用小品、角色游戏等形式再现于课堂，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亲身体验他人的处境和内心感受，从而加深对自己行为方式的道德价值判断，形成健康的道德情感。
例如，在教学“民主决策：作出最佳选择”（《政治生活》第二课）时，在学生了解了参与民主决策的方式，理解了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重大意义后，教师指导学生组织一场有关学生收费问题的模拟听证会。全班学生分组扮演不同角色（如教育局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学生家长、校方代表、社会人士、媒体朋友等），并分别准备资料；然后，推荐各小组代表陈述观点，最后由主持人进行总结。在这样的模拟实践活动中，学生充分体验到民主决策与公民个人的关系，从而提高了自身参与决策的意识和能力。
三是提供现实情境。教师可直接从学生的生活中选取道德情境，引导学生主动去发现、探究并尝试自己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从而提高道德认识、升华道德情感。
例如，在教学“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以及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这一哲理时，教师采用了轰动全国的赵小亭支教献身事件。当教师播放她的视频，特别是7月28日下午2点，沈海高速公路江苏如皋市东陈出口处的十里长街上，近万名市民自发站在路边，默默等候如皋好女儿赵小亭骨灰的归来这一画面时，教室里静悄悄的，泪水滑过了同学们的脸庞，学生的情感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领悟到人生的价值所在。
有感触的行动才是自觉的。教师要善于挖掘生活中点滴的感动，点燃学生心灵的烛光，让他们成为真善美的积极传播者，假恶丑的有力抨击者。
三、活用教学方法，强化道德情感
思想政治课程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其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认知过程，更是开启中学生心灵的情感过程。因此，教师要活用教学方法，以情感人，强化学生的积极情感。
巧用切入法，在导入环节强化情感。例如，在教学“永恒的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第七课）时，教师以抗震救灾的一则公益广告为切入点。在学生认真观察图片、提炼有关信息时，教师开始引导：“‘昂起倔强的头颅，燃起火热的心，挺起不屈的脊梁！’这是温家宝总理第二次赶赴灾区，向受灾师生们喊出的震天动地的口号！这张图片将这句铿锵有力的话和两双紧握在一起并高擎五星红旗的手摆在一起，有什么寓意呢？”学生在分析讨论时，个个心潮澎湃。他们的回答不约而同地涉及“不屈不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精神，为接下来的教学奠定了良好的情感基础。
善用点拨法，在理解体验中强化情感。例如，在教学“如何将爱国主义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文化生活》第七课）时，教师创设了这样的“冲突”：“针对钓鱼岛事件，有人号召中国民众抵制日本商品。你们认为抵制日货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吗？”一石激起千层浪。教师及时组织学生进行了一次小辩论，教师则及时点拨，学生得出：要把爱国主义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一方面要大力提倡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也要防止非理性民族主义的滋生。这样的教学激发了学生强烈的兴趣，并在合作辩论中获得了积极的情感体验，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慎用对质法，在归纳总结中强化情感。常见的课堂总结者多是教师，其实，让学生成为总结的主体，可以及时暴露问题，让学生直面错误。例如，在“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经济生活》第三课）一课教学的总结环节，教师鼓励学生来作梳理和归纳。有学生说道：求实心理是合理消费的前提，把握消费原则是关键（关注到知识）；通过案例分析得知，从众心理、求异心理、攀比心理引发的消费危害极大，但在具体消费中还是很难避免（关注到方法，能够联系实际）；“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战争年代是值得提倡的，不过现在我们富裕了，再讲这些好像不合适宜（认识片面）。教师充分肯定了学生的闪光点，同时，针对其片面认识引申教学：大家说说，在消费中如何才能避免不合理的消费行为？为什么艰苦奋斗不合时宜，能说明理由吗？由此引发学生的深入思考，进一步深化了情感。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我一千次确信，没有一条富有诗意的情感的和审美的清泉，就不可能有学生全面的智力发展。”教无定法，我们仍需继续探索，用充盈情感的教学不断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
责任编辑 毛伟娜
政治态度 篇4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应当渗透在学科教学过程中。新一轮课程改革强调:“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 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 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生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因此, 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 既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重要任务, 又是提高学科教学质量的手段和途径。
一、影响学生学习态度的因素
1.社会环境的影响
近年来, 在我国的德育工作中流行一种“政治淡化论”, 主张在德育中淡化政治教育, 甚至有人一听到政治就反感, 把学习政治理论当作政治运动的产物, 因而放弃了对学生政治学习态度培养的研究。
2.教学方式落后
传统的政治课堂上, 教师教学就等同于教书, 学生学习就等同于读书。传统课堂教学重理论、轻实践, 重理性、轻感性, 重结论、轻过程, 使以书本知识为本位的课堂教学丧失了素质教育的功能, 变得机械、沉闷, 缺乏生机和乐趣。所有这些给学生学习政治带来严重的障碍。甚至有的政治教师“照本宣科”, 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法, 使政治教学缺乏应有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 不但不能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 还严重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性, 进而产生抵触情绪。
3.教材滞后
现行初高中思想政治教材虽经过多次修改并引入了一些新内容, 但教材与大变革的社会现实、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严重脱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旋律。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以冲破旧的观念意识为鲜明特征, 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促使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相对于社会变革,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材的内容显然落后于社会现实, 落后于当代中小学教育的需求, 突出表现为教学内容在剖析社会、解释现实上错位, 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缺乏深刻的说服力, 让学生缺乏学习兴趣。
二、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学习态度的策略
1.营造轻松的学习环境
有正确的认识, 良好的态度才能形成。态度是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需要得到满足, 持肯定态度;需要受到阻碍, 则持否定态度。因此, 教师要采取多种方式消除学生的心理障碍, 解除学生的心理负担, 使学生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中学习。同时激发学生对政治课的学习兴趣, 调动学生学习政治课知识的积极性, 使学生愿意多花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活动, 从而得到满足和乐趣。
2.培养学生对学习活动的情感偏好
学习态度是人们内在的倾向, 这种倾向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都需要通过行为来体现。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 表现在他对学习的行为方式上, 态度端正的学生上课认真听讲, 积极思考, 课后能及时消化内容。因此, 教师对学生不同的学习态度, 应通过教学评价给予不同的信号刺激, 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实施反馈和调整, 使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逐步得到强化和巩固, 不良的学习态度逐渐消失。一般来说, 学生对自己喜欢的事物、感兴趣的东西总是持积极态度, 教师通过培养学生对学习活动的情感偏好, 让学生喜欢学习, 热爱学习, 能从学习中得到一种乐趣和满足, 让学生进入学习的角色, 体验角色的内容和含义, 使之态度恒定。
3.采用多种教学方式
教师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改革。教师要以积极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 努力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让学生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学习。根据实际可以改变教材的教学顺序, 甚至改变教学内容, 采取多种新型的教学方法, 活跃课堂气氛, 寓教于乐。如计算机辅助教学以它特有的科学性和形象性, 在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灵活运用发现教学法、环节教学法、情感教学法, 给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时空和条件, 让学生在政治学科的大课堂中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谈当代大学生的政治时事态度) 篇5
思修课的老师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政治没兴趣，对国内国际正在发生的事漠不关心，不想他那一代人，谈到政治、时事个个都热情高涨，动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老师提出的这个现象不得不一起我们的深思，谈到政治，每个人都知道台湾问题、和谐社会这类词汇，可是进一步谈呢，台海局势如何、台湾人民的想法怎样、国家政采取哪些措施建设和谐社会，这些我想大部分人都说不出什么来，对政治的关心也就停留在知道几个词汇罢了。且不说了解政治时事我们能对社会做些什么，最起码我们应该了解生存的环境正在经历着什么发生着什么，了解一下社会正在怎样变化，以后可能会怎样。我们应该对国家政策，国际时事之类的要有基本的认识和见解。现在的我们经常抱着一种看新闻看乐子的心态来对待时政，每天听到呼吁环保的口号，可是你能每天至少做一件有利于环保的小事吗？当看到电视上报道国外的人对地球变暖啊、反战啊、节水啊、反腐啊、反对某国宗教不自由啊等等事情热情很大，他们游行示威，他们静坐抗议，他们裸泳，以各种各样的我们认为很可笑很不可理解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意愿，去维护自己或他人的利益。而我们看到这些会作何反应呢，我们仅仅把那作为一则新闻、一个笑料罢了，而不是想想我们是否面临同样的问题，是否应该做这些跟自己利益看起来没多大关系的事？ 这就反映出一个国人不得不承认的共性：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别人，只关心自己的眼下利益。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在家庭中是中心人物，得到来自各个家庭成员的爱，从小就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改革开放的推行，个人主义、金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取向。浮躁多变的社会思潮使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一定变化，不少人认为实现个人价值是最重要的，做事急功近利，而忽视了社会价值的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个性文化，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千里做官为了吃穿”、“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是传统思想给我们的“金玉良言”。在这种文化思想的“指导”下，似乎自己的利益、眼下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是比他人的利益、甚至生死都重要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严重缺少西方的那种，源于基督教的宽容、平等、与博爱的思想资源。现在看来，主要是缺乏博爱这一精神传统，导致了中国人的不关心别人只关心自己的自私自利意识。西方人由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看问题的原则是围绕着大家的利益、一切从大家的角度而非自己个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中国人由于没有博爱的精神传统，就一切都是从自己个人的角度，围绕着自己个人的利益转，看问题一切都是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去考虑。这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一方面的原因吧。当代的大学生担负着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21世纪并取得胜利的伟大使命，只有具备全面的素质才能当此重任。大学生应具有合格的政治素质、科学的思想素质、科学的思想素质、科学的思想素质、全面的文化素质。作为大学生本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就要求从根本上意识到加强自己思想理论学习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在提高自己科学文化水平的同时，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改造好自己的内心世界，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从而在社会发展中找准自己的坐标和定位，确定自己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发展观。我们青年应该有热血、有激情，关心国家大事，时刻准备为国家奉献。不应该只看到自己眼前的东西而目无他物。回想从前，我们国家全民一心，并肩抗敌，共同建设的年代是多么令人向往啊！想想五四青年肩并肩手挽手为民族利益而抗争的热血豪情，社会主义改造遍地红旗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和吃大锅饭赶英超美、守在半导体旁听毛主席指示的那个年代，那是物质匮乏、生活清苦的年代，但那是摒弃私利、人人平等的纯真年代，那更是万众一心、为了民族利益、为了国家富强而无悔奉献的激情岁月！感想：读了许多篇文章后我才对这一现象有了初步的认识，基本了解了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我不知道我写的这些是否是客观的看法，但这是我读了一些文章之后自己的看法。文笔不好，都是大白话。当时想写这个问题仅仅是一种偶然，我们大学生的思想问题仅仅是众多社会问题的很小一方面，没想到会牵出这么多问题。我意识到目前我们国家的发展面临的各种的社会问题，它们的存在可能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吧。这些社会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益，错综复杂。看到一种社会问题，我们不能单纯地指责某一方有过错，认为只要一方改正过错就能解决。比如城管和小贩的问题，经常会听到矛盾爆发的新闻，比如城管执法强硬、小贩攻击城管。很难说谁对谁错，城管要维护市容，小贩要吃饭要生存。社会问题的解决固然要依靠政策和法律，但我认为为个人也要起很大作用，不能抱着个人势单力薄不可能起作用的心态，只等待国家和政府去有所作为。每个人都改变一点点，对社会和国家利益做出一点让步，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和谐、更美好！
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内的普通公民，依法通过一定的程序参加社会政治生活，表达个人或集体的意愿，从而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作方式、规则和政策过程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反映着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既是其实现自身政治权利的重要方式，又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推动力，还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
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富于创新精神和参与意识，深具政治热情和政治敏感，关心国家命运和民族兴衰。历史表明，青年学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们政治参与的程度和强度往往影响着社会民众的思想意识启蒙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四五运动等都是青年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争取民主、自由、解放的光辉典范。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都要求当代大学生和全体公民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有效的行为投入。同时，这也是保证青年一代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促进大学生自身健康成长与进步，向着“四有”新人的目标主动迈进的时代要求。
政治态度 篇6
教育者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在态度改变过程中。教育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因素都无法比拟。思想政治教育者既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引导者。教育者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导，其是否具有坚定的主体意识及良好的自身素质，将直接关系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首先。教育者的自身素质与教育者的角色要求不匹配。有些思想政治教育者由于政治思想薄弱、理论知识欠缺、知识结构不合理等原因。还不能很好地满足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有些教育者平时不注重学习新的理论成果，理论功底不扎实，讲起课来底气不足，面对疑难问题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和研究思考，不能很好地解释一些新问题。除此之外，一些教育者不注重工作方法，采取自上而下填鸭式的灌输教育，没有和科技干部进行平等的互动，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更有一些教育者不注重自己的形象，说一套，做一套，极大地降低了教育者的威信。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角色认定上存在偏差，未能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动作用，影响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有目的或有选择性的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传递与个体相关体验相统一的过程。”受教育者及教育对象，他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在思想政治教育者引导下以接受、实践相应思想政治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者有意识地对其施以影响，以期其形成相应思想政治素质的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从教育者施教的角度来看，受教育者是教育者认识、疏导的客体，是教育活动的作用对象。而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角度看，受教育者是以主体的身份对教育内容予以认识、理解和评价。通过自己的评价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予以选择，并逐渐内化。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受教育者既是教育客体，又是教育主体，他是客体与主体的统一体。但是，在部队科技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往往是领导、上级，他们容易认为只有自己是教育的“主体”，受教者只是单纯的“客体”。在教学过程中，只是“我讲你听”，没有考虑到需要受教育者参与教育活动。有些教育者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教育者向受教育者传递信息的单向传输过程，即教育者传输，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者主动，受教育者被动；教育者是教育主体，而受教育者只是被动的客体，受教育者的人格、尊严、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经常被看成是“录音机”。这种没有主体自主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受教育者的压抑，是异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也是使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逆反心理的原因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导。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主导作用能否发挥以及发挥的如何，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者是否具有特定意识和特定素质。思想政治教育者所应具有的特定意识是指教育者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对于自身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所具有的主体地位、主导作用和所担负的具体使命，以及自身主体性活动对于社会、对于自己的教育对象所具有的现实与长远意义的全面而深刻的认知。”“强烈的主体意识。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自觉地以主体身份与责任意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重要驱动力量，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者由应当的施教主体向实际的施教主体转化的重要条件。”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只有具有主体意识，才能促使其不断的提高自身素质，并随着受教育者和教育环境的变化转变教育观念，调整教育方式，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展开。思想政治教育者除了具有主体意识外，还应具备特定的素质。教育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影响着其主导作用的发挥。
政治态度 篇7
关键词：川端康成,《雪国》,“避战”,政治态度
一、《雪国》之美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了，夜幕下一片白在茫茫。”《雪国》在开头便给人一种意境之美。川端康成在《伊豆的舞女》中力求体现日本的传统美，在《雪国》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更重视传统美是属于心灵的力量，即“心”的表现，精神上的“余情美”。《雪国》接触到了生活的最深层面，同时又深化了精神上的“余情美”。他所描写的人物的种种悲哀，以及这种悲哀的余情化，有着这种精神主义的价值，决定了驹子等人物的行为模式，而且通过它来探讨人生的感伤，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家强作自我慰藉，以求超脱的心态。川端康成这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美学追求，富有情趣韵味，同时与其人生空漠、无所寄托的情感深刻地联系在一起。
《雪国》的风格特点是充满诗意，抒情性浓厚。《雪国》在艺术表现方面的最突出特点是继承日本文学的传统方法与学习西方现代派技巧的结合。这种结合体现在描写手法和安排结构两方面。就描写手法而言，既有一定数量的具体的、客观的描绘，又有不少地方通过岛村的意识流动和自由联想状物写人，抒发感怀。就安排结构而言，在总体上基本按照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来写，在某些局部又通过岛村的意识流动和自由联想展开故事，推动情节，从而适当冲破事物发展的顺序，形成内容的一定跳跃，有层次迭起、波澜起伏之妙。这部作品巧妙运用意识流动、自由由联想的例子很多，其中最为称道的是它的一头一尾。“从进入‘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的雪国开始，到在雪中货场仰望银河结束，这首尾的照应，在下笔之前就构思好的”。经过川端的反复推敲雕琢，作品创造出了美不胜收的情景。在开头一段，描写岛村在开往雪国的火车上，凭窗眺望车外景色。这时，因为暮色降临，车窗外一片苍茫，车厢里亮起电灯，所以车窗玻璃变成一个似透明非透明的镜面。在这个镜面上，车窗外的暮色和车厢里叶子姑娘的面容奇妙地重合在一起，苍茫的暮色成为背景，叶子美丽的面容浮现在它的上面，构成一幅美妙无比的图画，引起岛村无边无际的遐想。这样的描写使得叶子的美貌罩上一层朦胧的神秘的色彩，增添了诗意。结尾一段描写了一场火灾，以及叶子的死，充分表现了作者又悲又美、既悲且美的美学思想。总之，川端康成的传统美学思想在《雪国》中发挥到极致，显示出川端康成独特的构思技巧。
二、“避战”文学之路的选择
1934年12月，川端康成来到汤泽温泉，开始书写《雪国》，原计划写成短篇，因余韵未尽，竟绵延至七万字，分别在多种刊物连载，直到1947年才完成全书，1948年12月发行定稿本《雪国》，其前后写作绵延15年之久。在这15年里，日本处于军国主义膨胀阶段到战争失败这一特殊时期。时代环境对川端创作自然会有影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踏进了中国东北，接着，1932年1月28日又在上海挑起了战事，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步伐。1932年5月15日和1936年2月26日，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了两次武装政变，促使当局加速军事法西斯化，为进一步侵略战争作了物质和精神准备。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
日本侵略者在亚洲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国内穷兵黩武、高压统治。法西斯当局为了适应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建立了“战时新体制”，颁布了“国家总动员令”，强行宣布解散进步政党、工会和社团，并对反战的各界人士进行疯狂镇压。与此同时，成立内阁情报局，进一步压制言论自由和控制文艺界，日本人民和革命作家为此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在残酷镇压下开始“转向”。这种倾向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达到高潮。以林房雄为代表的“转向者”完全充当法西斯政权的工具，不少作家也屈服于法西斯当局的强大压力，大搞“报国文学”，发表鼓吹侵略战争、讴歌法西斯军队的作品。日本文坛充斥着军国主义文学，文学为军事服务、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界面临严重危机。许多日本的作家，包括一些知名的文学家，为法西斯的军事狂热所慑服，纷纷投入天皇政府号召的军国主义文学中。川端康成的好友同仁久米正雄、片冈铁兵、菊池宽、横光利一等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军装军靴，组成“笔部队”开赴中国战场，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但是，川端因其秉性很难彻底地释放自己，更不可能让自身的精神世界受到外部的侵扰而由现实世界来左右。川端经历了复杂的心理历程，他既没有和军国主义思想同流合污，又没有公开抵制。在文学道路的走的既不是军国主义文学之路，又不是反战文学之路，而是独辟蹊径，走自己的“避战”文学之路。
《雪国》摆脱那个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的现实，美化封建主义遗留下来的卖淫制度———雪国温泉旅馆“五等艺妓”同嫖客之间的厮混，这就不能令读者感到意外。即使是日本帝国主义，由于《雪国》所表现的那种令人陶醉的男女关系会消磨所谓“国民的战斗意志”，对之也不表示欢迎。这种对美的书写与日本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川端的幻美境界是以放弃或回避社会使命、道德责任为代价的，其局限也相当明显，日本的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曾对川端文学的这一缺陷提出过尖锐批评，并说，这决定了川端康成终究只能是一个“伟大的小诗人作家”。这评价应该说不无道理。
三、川端的政治态度及其原因探析
川端康成对政治的淡漠自然有其自身的因素，包括他的信仰和坚持，川端一直以来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思想对川端深远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政治态度的选择上。他对政治的淡漠离不开这一思想的催化作用。一般来说，传统儒家思想重视入世，而传统道家思想讲究出世，正如人们常说的孔子重“名教”，老庄重“自然”。儒学治世，道学修身，古今人们对此都有共同的认识。道家所追求的人生目的，一开始就不同于儒家所瞄准的政治态度和道德教化的远大理想。而且道教在传入日本之后是通过与非政治层面的结合而得以普及发展、落地生根的，因此它与政治的疏离很早就极为清晰地显露出来。并且由于其在日本生长过程不同于儒家，更多地集中在不直接左右国家制度的平民阶层，因而这种疏离便日益扩大，出世思想也随之更加膨胀。
当儒道两种思想都进入日本国土并渗透于川端康成所生活的社会文化氛围当中时，川端由于其冷静淡薄、孤独内敛的天性，便不由自主，同时也是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道家出世思想的影响。无论是在沸沸扬扬的文艺纷争中，还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时局下，川端抱着或者息事宁人、或者沉默的态度，试图保持游心于外的状态。在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文学界》就明显地显露出军国主义文学的倾向，针对这一内部由暗渐明的尖锐对立，川端康成表现出了消极的回避，不支持，也没有鲜明地反对，而是以外在的超然闲适掩饰着内心的彷徨。与佐藤春夫的鲜明态度相比，川端只是尽力避免陷入内部的是非，始终不曾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
川端曾在《文学自序传》中说自己在战争时局中“随波逐流，顺风来顺水去。而我自己既是风也是水”，从这样的言谈中很明显可以看出，道家的自然无为成为他为自己达到内心平衡所寻找到的一个重要平衡方式，同时也是他逃离政治漩涡的最佳方式和绝好借口。
四、结语
文如其人，从《雪国》里，我们读出了川端康成的政治态度的选择及其原因，相反，从川端政治态度的选择上我们也能进一步理解川端康成《雪国》创作，分析清楚这一问题对进一步理解川端作品及作家本人不无裨益。川端康成以其独特的写作赢得了读者，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的政治态度的选择赢得了读者。
参考文献
[1]周阅.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刘象愚.感悟东方之美[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王凤莉.感悟东方之美[J].黑龙江:佳木斯大学学报, 2000.1.
政治态度 篇8
政治选举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 它不仅是选出代表的过程, 同时也是表达民意的过程。本次实证调查主要使用的是问卷法, 问卷分个人基本信息、政治选举组织过程、政治选举态度认识、政治选举对策建议四大部分, 调查范围以京津地区的高校为主, 坚持随机分层抽样的原则, 并随机对部分样本进行了访谈, 以全面了解大学生政治选举态度及行为。对收集到的问卷进行逻辑筛选与录入, 运用SPSS21.0等标准统计工具, 对数据进行分析。调查中共发放问卷300分, 回收292份, 其中有效问卷286份。
二、大学生政治选举态度及行为现状
对高校学生选举权利行使现状以及选举态度的研究分析将从两方面进行———基于总体的整体性分析和基于部分的结构性分析。对态度的测量依据个体心理学, 以迈尔斯的理论为基础, 从情感取向、认知程度和行为意向三个方面反映;实际表现出的行为则由选民自己的参选回忆以及对他人选举行为的评价两部分构成。两个维度五个方面相互补充, 全面描述大学生选举心理及行为现状。
(一) 基于整体性的特征描述
1. 在态度的情感取向上, 积极与消极同在, 存在一定的冷漠心理。
政治冷漠属于政治社会学范畴。作为一种政治态度, 它指的是一国公民对政治活动的冷淡和对政治问题的漠视;作为一种政治行为, 它指的是对政治参与的疏远和逃避。调查发现, 只有5.1%的人不积极参与任何选举活动, 这说明绝大部分学生原来就对选举活动存在一定兴趣和热情。在政治选举中, 92%的人认为“大学生有必要参与政治选举活动”, 但认可大学生“积极理性参与”模式和“积极参与但不理性考虑”、“消极被动参与”模式的各占22..7%、40.2%、37.1%, 这说明虽然大学生总体而言对政治选举保持了较高的积极性, 但消极选举人数也占相当比重, 具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
2. 在态度的理性认知方面, 表现为认知的期望与现实存在差距, 以及对政治选举组织工作的不满意。
一定的政治行为总是有一定的政治预期, 当自己的政治预期难以通过政治行为实现时, 失望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调查折射出学生群体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特质, 他们虽了解自身对选举结果影响有限, 但对选举的正义性有着较高要求, 并由此对现实选举的组织过程产生不满。在参加过选举的选民中, 认为其流于形式或违背民主原则的比例高达42.6%, 而对其组织得力、非常满意的仅占2.8%。在问及对选举正义性的看法时, 更是有45.5%的学生认为选举正义性不充分或极不充分。这意味着政治选举组织单位的工作还有很大改善的空间。
3. 在态度的行为意向上, 理性与非理性并存, 学生参选素养有所不足。
在其他群体的选举活动中, 经常出现贿选、骗选等破坏选举的违法行为, 但其出发点还是从自利性出发, 并不是凭一时冲动进行选择。但在大学生群体中, 选举违法行为很少出现, 取而代之的是不负责任的非理性选举方式。实证显示, 在行为层次上, 53.6%的人投票基于的理由是候选人的能力及条件, 但基于能为我带来好处、熟悉此候选人、其他人的暗示等其他因素的也分别占8.9%、25.9%、8.9%。此外, 44.2%的人表示投票前没有认真关注候选人的信息, 41.7%的人表示没有关注最后选举结果, 77.1%的人认为其他人没有理性参与。非理性选举依然支配着部分学生选民的参选方式, 学生总体的政治素养亟待加强。
4. 在参与行为的动机方面, 信念而非功利成为参选的主要动机。
魏彤儒等认为, “信念与功利并存”是当下大学生政治参与动机的主要特征。这是就所有政治活动而言。但在政治选举而言, 调查显示出非功利倾向占绝对优势。对于选民而言, 选谁并不会给自身带来实际的利益, 他们更多地是把选举当作一种内化的信念来看待, 63.6%的学生认可政治选举权利“重要, 因为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20.6%的学生认为“重要, 因为这涉及自身的切身利益”, 仅有15.7%的学生认为其并不重要。支配大学生选民参选的心理动机主要是非功利因素。
5. 性别对选民选举影响并不显著。
有学者认为男性相比于女性对政治参与持有更大兴趣, 但此次调查结果并未显示性别与学生政治选举有强相关性。例如对于投票过程的考虑, 男女选择总体是相同的, 只不过女性在非理性方向稍微体现出比男生更多的趋势。在如何看待自己的选举权利上问卷也显示男性女性态度是趋同的, 这说明在相同的教育背景下, 性别对选民的影响并无特定导向性和明显的相关性。
(二) 内部亚群体的划分
基于整体性的认识能帮我们认识大学生政治选举参与的总体趋势, 但同时却也掩盖了其群体内部的分歧。围绕问卷, 同样依据对政治选举的心理态度认知以及表现出的选举实践行为两个维度, 大学生选民可区分为以下三种亚群体。
1. 选举活跃型群体。
指在对选举态度认知和实践行为中都表现出积极倾向的群体。从认识上看, 对选举组织的正义性、选举权利的价值及意义等问题上都给出乐观肯定的评价, 对未来选举前景也较为看好, 在选举的具体参与方面, 他们积极关注选举信息、遵守选举规则与秩序、关心选举结果。
2. 选举怀疑型群体。
指缺乏明确政治选举态度或在实践行为中表现犹豫不决的选民群体。它并非表示选民对政治选举正义性或者选举权利重要性有所怀疑, 而是意指对自己即将认可何种选举态度 (肯定还是否定) 、即将采取何种选举行为 (积极还是消极) 未下决心。相比于其他两个群体, 他们体现出一种矛盾和犹豫的心理, 既有参选的动机也掺杂弃权的冲动。在回答投票、选举参与意愿等问题上偏向于选择“不确定”。
3. 选举否定型群体。
指在对选举态度认知和实践行为中都表现出消极倾向的群体。无论是对于选举参与的价值、选举组织的正义性等认识问题上, 还是在投票原则、对选举的关注等行为层次上, 此群体都呈否定悲观的倾向。但较之其他群体, 其易形成扩散性影响, 使得周围其他人也对选举的价值合理性产生质疑。人少但活跃性强, 是该群体最为突出的特征。
三、影响大学生选举态度及行为的因素
从现状描述可以分析出:大学生参选现状存在着矛盾性、复杂性以及差异性的特点。符号互动主义理论认为, 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 根据自身对事物意义的理解来应对事物, 但它也可以随着社会互动的过程而发生改变。政治参选的社会行为非常符合这个范式:大学生自身群体特征限定了其对政治选举的态度看法, 但又在正式实践参与的互动中不断修正这些认识, 反过来再指导自己的实践行为。因此, 选举之前大学生自身的群体特征以及影响选举互动的外部环境, 就成为探讨原因的两个重要方向。
(一) 大学生自身群体特征
1. 强烈的政治荣誉感。
所谓政治荣誉感, 是指政治参与本身就被视作一种值得欲求的根本价值, 公民通过政治参与感到满足和获得成就感。一直以来, 学术界都把政治效能感作为衡量公民政治参与情况的重要指标, 这也确实能很大程度上反映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然而, 大学生的特殊性在于, 政治效能感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强烈。他们的智识使他们能看到这点———参与投票的人如此之多, 自己的一票当然无足轻重。然而, 他们却并不因此就滑入消极阵营, 其中的大多数依然对选举怀持相当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 引导他们行为的就不是“我能在多大程度影响政治结果”或者“参与政治能为我带来什么”这样的狭隘心理, 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作为公民能实际参与政治生活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 判断选举行为价值的重要标准就是他们本身参与政治生活所带来的荣誉感。政治荣誉感比政治效能感更能解释大学生选举行为。
2. 政治新鲜感。
政治新鲜感和政治荣誉感尽管类似, 甚至都和第一次行使政治选举权利这一事实密切相关, 但本质是不同的。新鲜感来自于好奇心, 但好奇心却是对未知事物所表现出的认知兴趣或行为意向。政治荣誉感更多地是和学生意识观念中的选举权利相关, 而政治新鲜感则和“首次”、“未经历”有着密切联系。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定理认为:第一个增加的单位商品所能带给人的效用最大。这和政治选举在心理学上的道理是一样的。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第一次行政政治选举权利最能满足人的心理需要。新鲜感意味着好奇心的驱使, 而好奇心能带来对事物的关注和投入, 进而转变为支配行为的热情。
3. 不成熟的政治选举心理。
从客观的角度来解释, 由于宪法规定, “年满18周岁以上的公民, 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考虑多数学生是在大学之后第一次直接行使选举权利, 缺乏相应的经验也是必然的。首先, 大学生对应然的选举呈现完美主义的要求。大学生对选举等活动往往有一种浪漫主义式的憧憬, 期待应然成为现实。这种心理容易引发对现实的不满意, 选举过程中的任何瑕疵都容易被这种心理放大。再次, 大学生对选举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心理。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对选举的不信任。访谈显示, 在很多从没参加过政治选举的学选民心里, 他们就断定现选举存在所谓“黑幕”、“潜规则”, 投票流于形式。如果说大学生对选举期望过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所受教育的经历, 那么对选举存在先入为主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受社会现实舆论的影响, 产生恶劣影响的重大选举违法违规事件应当为此负主要责任。也正是如此, 所以偏见心理并非大学生群体所特有, 而在许多不同性质的群体内都能找到其存在。
(二) 选举组织过程中的因素
除大学生自身心理特征外, 另一个影响大学生选举态度的重要方面来自于大学生在选举中的参与体验。大学生实际参选的态度行为并非在选举之前就已确定, 选举过程中的环境, 同样对学生影响甚大。
其中, 首要的就是选举组织单位在投票过程中的不当行为。63.2%的人赞同“选举过程不够正义、流于形式”。违法违规行为常以两种类型表现:一是没告知选民可以弃权, 存在逼选嫌疑。二是采用言语的软形式, 引导选民投票。其对选举的破坏性意义不仅违背了选举法的第三十七条和五十五条, 同样严重的是也将对选民产生心理上的影响。当社会中较不利者由于缺乏手段而不能有效行使他们那一份与别人相同的影响力时, 就陷入对政治事务的冷淡和抱怨之中。当选民感觉自己的自由选择受到限制时, 就将加重非理性选民对选举权利的漠视, 相当于激励他们在选举中的不合格表现。
再是选举信息获取渠道的不完善。包括选举前的宣传以及选举结果两方面, 就对大学生的影响而言, 55%的学生认为“学校重视度不够”是阻碍政治选举功效的原因。当下政治选举的宣传效果并没达到预期目标, 难以刺激学生的参选意识, 满足其信息需求。发布信息的渠道过于正式化, 很多学校重视正式等级传播方式, 却忽视了网络等新兴多媒体的利用。其次, 传递信息的内容有限。在宣传上, 高校政治选举多是依照规定宣传候选人的信息, 但没注意多数大学生第一次参与大型选举、经验不足这个事实, 未重点宣传“如何参选”等重要内容。在结果公示方面, 一些高校不公布票数只公布结果, 同样不利于增强选举的公开性。
四、大学生群体政治选举应对措施
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出现两个信息不一致时人们会产生认知失调, 然后会依据思想、价值观和感知等来采取行动。同时他也给出了解决的三种方法:减少不协调认知成分;增加协调的认知成分;改变一种不协调的认知成分。本文救济措施以这种认知一致性理论为基础, 认为当下大学生也对政治选举产生了认知上的失调。因此,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探讨大学生的政治选举救济措施, 一是针对其群体特质中的不利方面, 进行改良和缓解。二是尽量解决选举组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增进其程序正义性和吸引力, 使现实的政治选举更符合于应然的政治选举。
就第一方面来说, 应采取的主要措施即加强高校的政治实践教育。51.8%的学生认可“政治素养有所不足”, 90.9%的学生希望“学校主动培养大学生政治素养”, 例如开设政治教育的相关课程。但另一方面更要注重政治实践活动对正确政治观念的强大塑造作用。因此, 高校学生应该在基层政治选举等各种实践中锻炼政治参与能力。这也能增进他们了解并自发抵制选举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鉴于政治选举的时间周期为每五年一次, 因而政治实践教育不一定要是长期的。在政治选举之前开展有效的短期教育也是不错的选择。
至于增进选举组织的正义性和吸引力, 其主要措施指向加大监督, 保障其组织过程中的绝对正义。陈书笋指出, 从公平正义的角度看, 选举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选举活动中的行为应受到监督, 因此其属于被监督的对象, 但同时其又承担着监督选举过程的职能, 实际上相当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二为一。因此, 设立一个独立的监察机构, 对选举组织过程进行合法性和合理性审查, 将很大程度上减少违规行为。正如蔡定剑所指出, “公众参与式民主绝对不是对选举民主的替代, 而是对选举民主的补充, 是对代议制民主的完善”。说到底, 民主是选举的生命, 政治选举不单单要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 更应依赖上下之间的有序互动才能真正实现它在政治体系中的价值。
摘要：大学生政治选举是其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 也是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以迈尔斯对态度的解构为切入点, 细分为情感取向、心理认知、行为意向、参与动机等五个方面综合反映群体的整体特征, 依据态度与行为的一致再划分出选举活跃、选举怀疑、选举否定三个亚群体以反映个体层次之间的差异性。借助符号互动主义, 论证了政治荣誉感、政治新鲜感是促进大学生积极参选的重要因素, 但不成熟的政治心理征及选举组织过程的不合理同样起到了阻碍作用。最后结合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 围绕大学生选举的矛盾心理, 认为开展政治选举教育和加强监督将使选举认知再回到一致, 是行之有效的选举救济措施。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选举,态度,政治心理,政治荣誉感
参考文献
[1]陈书笋.中国选举权利的救济制度研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2:138
[2]蔡定剑.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3]费斯汀格利昂.认知失调理论[M].郑全全, 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4]魏彤儒, 赵冬鸣.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矛盾性的实证分析——以京津冀地区大学生为例[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2, (5) .
政治态度 篇9
一、充分挖掘教材的思想教育内容, 实现知识教学与落实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和谐统一
思想政治课教材, 运用了大量的历史与现实的真实事例、经济数据与图表、名人名言等作为教学的辅助材料。从内容来看, 既有我国历史与现状的纵向比较, 也有我国与外国的横向比较;既看到我们的优势, 也看到我们的不足与困难;既有正面的经验, 也有反面的教训, 内容非常丰富, 并且许多教学内容本身就与中学的德育内容相统一。因此, 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挖掘、运用教材本身的思想教育内容, 在教法上下工夫, 使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得到思想的启迪和成长。如在学习“市场交易原则”时引导学生树立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在学习“人生价值”的相关内容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诸如此类与德育内容相一致的内容在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中俯拾皆是。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把学生真正当做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正在成长的人, 教师的主导作用就在于使学生处于对教材信息积极思维、判断、选择、建构的主体地位, 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促进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形成情感、态度、价值观。
二、大胆地处理教材, 补充事实材料, 弥补教材的不足, 增强时效性, 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课程改革后的新教材在编写体系、内容的安排、图文的设计上, 更切合中学生的实际, 思想教育的可行性、针对性更强。但是, 任何既定教材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缺憾。因此, 在保证知识体系科学、严谨的前提下, 我们教师在教学中可根据实际需要大胆处理教材, 有时可以将教材的事例作为课前或课后的阅读材料, 而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的最新情况, 结合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情况进行教学。如在学习“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内容时, 笔者结合2012年全国人大会议的相关热点问题, 引导学生讨论, 不但有助于学生理解所学知识, 更激发了学生自信心和自豪感、关注社会的责任意识和爱国情感, 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
三、主动开发课程资源, 引入乡土事例, 理论联系实际, 激发学生明理践行的热情, 实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我们的中学生绝大部分将来都是家乡建设的后备力量、生力军。因此, 让学生了解本地区的过去、懂得本地区的现状、想想本地区的未来是非常必要的。在教学中, 利用典型的乡土事例进行教学, 在激发学生明理践行的热情方面, 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乡土事例与学生的空间距离小, 不但易于激发学生兴趣, 而且使学生感到亲切可信, 易于为学生所接受。例如, 在学习“市场调节的局限性”时, 笔者引入了广西“爱心香蕉”事件, 并创设了课堂讨论题:1.如果你是蕉农, 你会不会砍了香蕉树种甘蔗?为什么?2.如果你是主管农业的政府领导, 今后你如何指导广西香蕉产业的发展?这一事例在本地影响很大, 学生都感受甚至亲历过, 当举出这个事例时, 课堂上学习气氛高涨, 学生争相发言, 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在分析乡土事例的过程中, 引导学生把所学的理论知识面向社会, 与实际相结合, 学以致用, 不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激发了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较好地实现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四、重视学生的精神需求,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形成
教育心理学原理告诉我们:学习的积极性即心理的能动状态, 来源于学生的心理需要, 只有当外部的教育因素触及了学生内在的精神需求时, 才能使受教育者处在一种积极的接受状态中。我们面对的是“90后”的学生, 他们普遍好奇心强, 对新生事物表现出极强的接受能力和参与欲望。但由于教材的滞后性, “90后”的学生普遍关注的问题许多并没有进入高中的课程当中, 所以作为教师的我们经常会感到学生关注的许多问题与学习无关, 比如网上购物、网络游戏、QQ空间、微博、明星信息等, 但是这恰恰是孩子们的兴趣点。
比如, 在学习“商品和商品交换”内容时, 笔者把现实生活中方兴未艾的“换客”活动引入课堂, 创设和谐、有趣的课堂氛围, 激发学生的兴趣, 同时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关注社会, 培养学生的商品意识、参与意识、竞争意识。学习“货币”的相关内容时, 让学生结合网上购物经历, 不仅学习了银行信用卡、转账结算等知识, 而且学生通过交易知道了要遵守交易规则, 重诚信, 讲信誉, 强化了学生的诚信意识。教学实践证明, 只有当学生开动脑筋、自主学习的时候, 教学才可能有好的效果;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挥得越好, 教学效果就越佳。在教学活动中, 教师绝不可目中无“人”, 而应该尊重学生, 爱护学生, 信任学生。承认学生是独立自主的“人”, 重视学生的精神需求, 结合学生兴趣点, 把社会热点引入课堂, 正是我们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形成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五、把课程内容、教学过程与学生的活动相联系, 激发学生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主动活泼地生成和完善
活动是苏霍姆林斯基全部教育理论的基石, 他认为人的发展需要依赖于实践, 依赖于活动。而道德本来就是“做人”的学问。“道德本质上是实践活动的。”德育也一样, 如果只给学生讲些规则、准则, 而不组织他们直接参与社会生活, 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只能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课堂教学活动化是新课程课堂教学改革的一个新课题。课程改革要求课堂教学活动不应是教师的“独角戏”, 而要把课堂变成学生学习活动的场所。师生之间不再是简单的传和接的关系, 学生是课堂的主角, 是学习的主体。这样的教学活动甚至不应该局限于课堂40分钟, 而是可以贯穿于课前准备、课堂教学、课后实践。
如在进行《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一课的教学时, 笔者就尝试着让学生的活动贯穿于课前准备、课堂教学、课后实践。1.课前准备活动化。在课前准备阶段, 笔者指导学生编排小品《内宿生小王的一周》, 其中主要有五个情境。情境一:星期一小王从家里带来一周生活费100元, 为饭卡充值50元。情境二:觉得参考书15元太贵, 不买。好朋友过生日请客, 小王花40元买了个毛绒玩具送给她。情境三:星期四没钱吃饭了, 向同学借款20元。情境四:看到同桌有一双漂亮的名牌帆布鞋, 决定省下一个月的早餐费, 也买一双。情境五:周末是清明节, 和家人去祭拜先人, 劝爸妈不烧冥币, 而以鲜花来寄托哀思。通过小品的设计和排练, 促使学生把在社会生活中无意的道德的感性积累转化为有意。2.课堂教学活动化。在课堂教学阶段让学生表演小品《内宿生小王的一周》, 并组织学生互动探究:小王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是否科学、合理?引导学生总结出正确消费观的内容。道德认识是在活动中得到深化的, 注重活动性, 让学生在小品中接受教育, 比在教室黑板上的板书、幻灯片上的符号要真切得多。通过情境设置下的讨论, 进行生生互动和同伴教育, 来感悟和认识正确的消费观。3.课后实践活动化。在课后实践阶段, 布置道德实践作业:记录自己或家庭一月的消费流水账, 总结反思折射出的消费观是否正确。道德认识最终是为道德实践服务, 并在活动和实践中获得发展的。通过课后的实践作业, 引导学生分析、审视自己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 引导和帮助学生克服不良消费习惯和错误消费观念, 自觉认同和践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选择科学、合理的消费行为, 用正确的消费观指导自己的生活消费。在实践中, 学生的思想认识得到进一步的生成和升华。这一系列的活动, 目的明确、效果明显, 促进学生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主动活泼地生成与完善。
中学政治教材时代性、开放性的特点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为我们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我们应顺应课程改革的要求, 努力走出课堂, 设法组织学生开展一些参观、访问、社会调查活动, 还可利用学校、社区、社会开展的主题活动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教育, 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获得更多的实际知识, 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冯忠良等.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政治态度 篇10
为进一步了解大学生对政治课实践教学的态度, 笔者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为例, 对南阳师范学院在校二年级本科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随机调查了1000名本科生, 回收问卷1000份, 有效回收率为100%。调查对象限于文科、理科的大学生。另外笔者作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师, 在上课期间采取了访谈的方式来了解大学生对该课程的态度和想法。调查的问卷条目设计来源于平时教学中对学生的调查以及笔者积累的经验。本文对这个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
一、大学生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态度
(1) 大部分大学生并没有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列为最不喜欢的公共课程。调查结果显示, 38.2%的文科学生认为他们最不喜欢的公共课程是英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仅次于英语位居第二位。而理科学生中36.2%认为没有最不喜欢的公共课, 只有17.2%的学生认为最不喜欢的公共课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位居第三位。数据表明:大学生虽然不喜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 但却没有将其列为最讨厌的课程。这说明还存在对这门课进行改革、让大学生重新喜欢上这门课的空间。
(2) 文、理科学生喜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缘由并不相同。文科学生中喜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比率高达75%, 理科学生的比率达71.7%。文科学生喜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理由中, 因为感兴趣的占41%, 因为教师水平高的占33.3%, 因为有用的占23.1%。理科学生喜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理由中, 因为有用的占54.8%, 因为感兴趣的占23.8%, 因为教师水平高的占14.3%。文、理科学生的选择结果表明, 兴趣和实用性是学生喜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主要理由。这种兴趣和实用性可以通过教师的引导与学生产生共鸣, 从而提高大学生对这门课的喜欢程度。但是, 在引导过程中应注意区别对待文理科的学生。数据表明, 文科学生喜欢的理由中感兴趣排在第一位;在理科学生的选择中是有用排在第一位。这一对比反映出文科学生更多是从感性的角度看待这门课, 理科学生比较理性, 更看重实用性。
(3) 许多大学生不清楚该课程实践教学的具体内容。在调查过程中, 笔者发现大学生对于“实践教学”这个概念的接受程度非常高。但是当问及实践教学的具体内容时, 却有38.5%的文科生和67.8%的理科生完全不了解;43.6%的文科生和27.1%的理科生说知道实践教学这个概念、却说不清楚实践教学的具体内容。这两项调查结果充分说明大学生并不完全清楚实践教学的具体内容, 也反映出大学生是以被动的心态接受知识的, 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实践教学持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
二、造成文、理科大学生对实践教学态度不一的因素
(1) 教师水平的高低。课程内容是否有用, 教师讲课水平高低, 自身对课程有无兴趣这几项因素对学生的学习热情有相当大的影响。学生喜欢讲课方法多样、贴近现实并且知识渊博的教师。事实上, 学生们对课程的认识及兴趣很大一部分决定于教授该课程的教师。对当代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的调查结果显示, 学生喜欢课讲得好、知识渊博的教师, 这个比例占了75%。事实上, 学生们对课程的认识及兴趣, 很大一部分决定于教授该课程的教师。在吕澜的调查问卷中认为很有必要开设思想修养课的总百分比是46.5%, 其中, 一些班级高达80%, 而另一些班级却只有20%多一点;认为只有形式, 没有必要的总百分比是25.2%, 而一些班级在10%以下, 最低的只有3%, 另一些班级却高达40%以上。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差异如此之大的主要原因, 与教这门课的老师的水平有关。
(2) 教学方法。调查中我们发现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也受教师的教学方法影响。在课内实践教学和课外实践教学中, 76.9%的文科生和75.9%的理科生选择最喜欢课外实践教学法。而在课内实践教学中, 55.9%的文科生和56.9%的理科生选择喜欢案例教学法。在课外实践教学中, 50%的文科生和54.4%的理科生选择喜欢到实践基地现场教学。这三项调查结果显示, 大学生越来越期望改变公共政治课的传统教学方法。取而代之, 在课堂上形成一种更加开放、更加灵活、更能真正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这符合当代大学生要求“自学”“参与”“课堂平等”的想法, 这实际上也是要求教师改变课堂教学方式。公共政治课教学至今没有改变“满堂灌”的方式, 教学过程同步化, 教学组织封闭式, 不能发挥学生作为主体的能动作用, 这既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索、发现、创造的精神和独立判断、独立工作的能力, 也使学生学习兴趣受影响。因此, 培养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成为大学生的一种新需求。然而, 学生自学, 并不意味着取消教师的作用。相反, 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了。
三、增强大学生对实践教学兴趣的对策
(1) 区别对待文科、理科学生。通过教学实践, 笔者还发现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教学中, 文、理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需求、教学方法的喜好以及兴趣特点等方面, 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文、理学生最显著的差异表现在对教学内容的需求不同。公共政治课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 从本质上来说是指导性的学科, 但它又是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的, 学生只有在适当地掌握了这些基础知识后, 才能更好地理解公共政治课教学内容。例如, 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情教育时, 就要求学生了解中国的历史, 激发民族自尊心和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还要和国情教育相结合, 使大学生认识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 “许多理科学生没有学过历史地理, 史地知识严重贫乏”, 所以他们不能认识到近代中国落伍的根本原因在于腐败的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那么, 在此时, 就要给学生补上一课“中国近代史”, 介绍基本史实和社会发展线索, 在教学中, 做到“文以载道, 史论结合, 寓思想教育于文化教育之中”。因为文科学生对于这些基础知识的掌握比理科学生要好得多, 教师在教学中就应当详理论、略事实, 详本质、略现象。如果文理学生合班, 或是只有一本教案, 没有差异, 教师既要顾及理科学生的需求, 又不能忽视文科学生的存在, 将会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即使是顾全大局, 最后还是教师疲惫不堪, 学生也未必满意。因此, 学校在安排这门课程时应考虑:首先, 应将文、理科学生分班上课。其次, 教师在上课前, 应针对文、理科学生的不同特点而准备不同的教案。对于理论功底比较好的文科学生, 可在讲授过程中适当延深理论深度, 以满足文科学生的感性需求。对于理科学生, 在讲授过程中, 应注意满足理科学生对实用性和现实性的追求, 把书本上抽象的理论用现实中的事例表达出来, 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做到让学生通过活生生的现实去理解接受深奥的理论。
(2) 提高教师自身的理论素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实践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和健全一支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专职教师是骨干教师, 要负责实践计划的制订、对学生的辅导和考核等。而要胜任实践导师这一职务, 专职教师必须具备很强的实践水平, 才能传授给学生很好的实践方法, 并对学生实践活动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指导。因此, 专职教师平时也要参加实践锻炼, 要利用业余时间不断为自己充电, 提高自己的实践水平。
(3) 课堂教学方式多样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实践教学有课内实践教学和课外实践教学两种形式。课内实践教学主要包括专题讲座、课堂讨论、演讲、辩论、案例教学等形式, 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热情。课外实践主要包括社会调查、网上实践、参观考察、到实践基地现场教学等形式。87.2%的文科生和88.3%的理科生认为演讲有利于提高口才, 97.4%的文科生和91.5%的理科生认为专题讨论有助于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86.8%的文科生和89.8%的理科生认为应该增加实践课在公共政治课中的比重。另外, 62.9%的文科生和59.3%的理科生认为最好的课堂教学方式是师生互相讨论, 相反只有14.3%的文科生和18.6%的理科生认可教师讲授的课堂教学方式。相对于课内实践教学方法而言, 课外实践教学操作难度更大, 但学生更感兴趣, 更能使大学生深切体验知与行的统一, 更能提高大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摘要：大学二年级文、理科学生对于政治课实践教学的态度不一,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包括:许多大学生不清楚实践教学的具体内容、教师水平的高低以及教学方法陈旧等。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提出应区别对待文科、理科学生、提高教师自身的理论素养并且实现课堂教学方式多样化。
关键词：政治课,实践教学,大学生
参考文献
[1]孔潮丽.高校两课教学应文理有别[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1999 (2) .
[2]吕澜.当代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J].浙江学刊, 1999 (3) .
政治态度 篇11
【关键词】美国新生代 政治态度 中美互信
调查结果描述
笔者利用暑期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进行交流的闲暇时间对伯克利校园中的美 国民众做了随机问卷调查（问卷见附件一、附件二），得出结果分析如下：本次问卷调查共调查 50 人次，其中有效问卷数为 48 份，共分为去过中国和 没有去过中国两种问卷类型，其中去过中国的受访者数量为 16 份，占总问卷量的三分之一；未曾去过中国的问卷数为 32 份，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1.基本情况。对受访者的基本情况调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种族（少数族裔/白人）、性别（男/女）、教育背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年龄、家庭年收入（选 填）。现对结果总结如下：在 UCB 的Memorial Glade 定点采访的过程中，基本上可以得出少数族裔远 比美国本土白人的数量要多。本次调查中少数族裔占总数的 58%，白人占总数的 42%。这个比例基本上和伯克利在校学生少数族裔和白人的比例持平。本次调查的受访者性别比例基本上保持平衡，女性占总体的 58%，男性占总体的 42%。因为调研地点定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校园范围内，所以受访者基本上都为伯克利大学的在校师生，年龄密集分布在20 岁-30 岁的范围内。
2.调研具体问题分析。针对未曾到访过中国的受访者的调查在对未曾到访过中国的受访者进行调查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What do you think of China？What do you think of Chinese people？What do you think that how you would be treated by Chinese people ？ Are you satisfied with China generally？What do you think of Chinese government？调查方式主要采用李克特量表和开放性问题的方式。在量表部分，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会在中国受到比较好的对待。大多数人选择了美国媒体一周报道中国 1 次的选项，同时其对中国的了解度为 1.93，对应量表为相对不了解。在开放性问题部分 ， 关 于 对 中 国 的 整 体 印 象 ， 集 中 于 “populated”，“pollution”，”big country”等词语，词性多为中性偏负面。对 中国政府的印象，密集分布在“strict”，“censorship”等偏向于“限制”意思的 词语。
针对来过中国的受访者的调查
对于这部分受访者，在设计问卷的过程中主要突出其中的前后对比。其中设定一个“中国国家形象感知”的概念，通过让受访者对中国民众、旅行感受、基 础设施、景点质量、服务、自然景色、社会建设、科教水平、经济发展、政府形 象等方面进行打分，最后综合成为“中国国家形象感知”的得分。而通过前中后 的对比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影响因素。从调查结果看出，通过对比发现，受访者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的打分普遍高于到访中国之后的。
调查结果分析
在调查中我发现，很多受访者对于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很多的答案都是 “sorry but I really nothing about China…”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自身对文明等级 性的划分。美国人的”例外主义”3众所周知，他们认为自己天生具有独特性，是 上帝的选民。所以美国普通民众（排除专门研究的学者）对于其他民族的文明没有去探究的好奇心。其次，两国综合国力的差距。对强者的仰慕应该是人性的天然。从这个角度说，两国国力对比也是导致美国青年对中国知之甚少的原因。不能忽视的还有媒体的作用。同时研究发现，青年人对于非传统的志愿活动（广义上归为政治参与）的参加十分积极，希求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对日常的公共事务表现出不关心和冷漠的态度。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论述。
首先，美国两党政治近年来的发展趋势让更多年轻人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党派 政治失去了信心。美国政党近年来出现了政党极化和政党趋同的矛盾现象。同时上文提到对政治的参与积极度是由“政治效能感”所决定的，美国青年 对于认为自己的声音无法被别人听到，或者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是十分微弱 的，有学者提出在具体议题上民众完全不能左右政府的决策。所以从这个意义 上讲，年轻人不会愿意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无意义的、自己不能施予影响的事情上。
其次，年轻人自身对于改变世界的热情和现实政治的低效无能之间的对比。 大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偏向理想主义的，企图为世界带来不一样的改变。但是美国政治由于其自身的制度设定，在很多问题上都体现出低效无能的特点，这与年轻人的理想大相径庭。
最后，从更为现实一点的个人发展层面来思考，因为一些福利或者稳定度的问题，进入政府或者党务部门工作也许是千万中国毕业生的理想工作。但是在美国，公务员这个工作相对于其他工作岗位来说并不具有那么大的优势。
加强中美青年互信，提升中美两国关系
应当进一步提升中美人文交流的质量。不光要在数量上增加两国青年的互访，同时更要提升其交流的质量，切实加强两国青年的交流，更好地传达来自中国的声音。其次，中国继续练好内功，发展“新亮点”。最后，中国政府应加强宣传，改变自身的刻板形象。中国政府需要更多地展现自己的正面形象，用美国青年的视角传播自己的形象。
参考文献：
[1]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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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态度 篇12
作为一门帮助学生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生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的课程,作为德育主渠道的思想政治课,其有效落实新课程标准的极为关键的检验标准就是其是否实现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我结合教学实践,浅谈这一目标的实现策略。
一、开放、生成,让教学精彩起来
所谓开放,主要是指师生心态的自由开放;所谓生成,是指教师在充分备课的基础上,更关注课堂上所蕴含的教学资源。通过敏锐的捕捉、发现这些资源并加以利用来促成教学的动态生成。开放是生成的必要前提,只有开放,师生才能情绪高涨、思维活跃,课堂才会处处有思维的火花、精彩的表现。为达到此目标,教师就要以发展的眼光、宽容的态度处理课堂上学生的反应。只有生成,才会使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完全开放的情况下通过师生、生生互动得以提升。这就要求教师善于捕捉有益资源,善于根据有利时机灵活生成课堂教学,使学生思维的火花得到进一步升华、积极的情感得到强化、价值观得到导引。例如,在讲授“国际关系与国家利益”时,我首先设计了一个能让学生“开放”的问题:分析日本肆意歪曲事实、篡改教科书的事实。这个问题很容易使学生充分地袒露情感与态度,接着我适时地创造“生成”的条件,问题:日本为什么不能像德国那样放下历史包袱,正视历史事实?请同学们自己查找资料,分组分析、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很容易产生一些思维的火花、创造性的想法,经过我的巧妙点拨、恰当引导,就会“生成”很多精彩的解答。
二、合作、互动,让教学生动起来
合作是互动的前提,只有师生、生生的教与学建立起一种合作的关系,才会进行有质量的互动。互动的核心是整合教学
四、我校推行模块化教学面临的工作
根据我校目前的状况,现在要推行模块化教学,在师资力量、硬件设备及教材等方面有待完善,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组建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任课老师既要有扎实的专业技术理论知识,又要有熟练的实际操作技能,这类“双师型”教师目前紧缺。所以,必须加强现有专业教师的综合业务能力培训,提高专业教师的业务素质。
2.完善实训场地建设。我们目前有3个实训室:汽车发动机实训室、汽车底盘实训室、汽车电气实训室,这几个实训室还远远不能满足我们今后的教学需要,而且里面的设备也不够齐全,我们必须根据教学的需要高标准建设更多的实训室。
3.从“以能力为本位”的原则(不是单纯的技能)出发,对现行的课程内容、课程大纲、课程设置进行调整、修改、开发,以努力适应汽车维修市场职业岗位的需求。
4.目前缺乏与“模块化”教学相配套的教材,必须引进或过程的各要素,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产生共鸣。只有这样,教学才能生动起来。例如,在讲授“树立正确消费观”这部分内容时,我首先给学生提供“天价酒席现身饭店”与“一个亿万富翁的简朴家庭生活”这样两则材料,组织学生结合自己或家庭消费的实际展开讨论,进行小组合作交流。在小组合作时,教师可适时地呈现如下问题以引起互动:为什么会产生挥霍浪费的现象?浪费现象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危害?扩大内需和家庭消费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提出这一举措?这样的问题会有效地引领学生的合作互动方向。当学生由于认知失衡出现片面理解时,教师应适时地引导学生进行“预期消费与超前消费”、“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与过苦日子、奢侈挥霍的关系”的辩论,以此构建适度消费、科学消费、艰苦奋斗的意义。同时推出扩展性问题:饭店推出“打包”措施有什么意义?学校为什么对学生的穿着打扮作出一些规定?这样就会使学生的合作互动向更深层次迈进。
三、激趣、启思,让教学深刻起来
探究的兴趣是引起探究活动的前提,在兴趣驱使下的思维活跃状态是实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最佳状态。兴趣的引发要靠教师精湛的教学艺术,同时,教学情境的巧妙创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特定的情境内,教师的巧妙点拨、灵活引导,会使课堂教学在智慧与智慧的碰撞、价值观与价值观的相互启发与提升的过程中深刻起来。例如,在讲授“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就可先创设这样一个情境:某一劳动者为了讨回被拖欠工资,爬上高楼,准备跳楼。然后教师问学生,这则材料对你有什么启示?教师可先动员学生独立思考,然后互相讨论、争辩,使学生进入问题情境之中。同时采取成果展示的方法,让学生汇报自己的看法,教师进行点评与引导。这样就会使学生在兴趣的驱使下,使思维最大限度地活跃起来,课堂教学也会因此而深刻起来。
四、尊重、创新,让评价多元起来
学生最为关注的就是教师在课堂上对他们的评价,评价往往会决定课堂气氛的活跃与否、学生学的状态与教师教的状态如何。往往一堂课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师不当的评价造成的。不当的评价会使教与学双方均不能进入状态,教师教得吃力,学生学得无趣,更谈不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实现了。而恰当的、鼓励性的、引导性的评价却会有力者组织编写出“模块化”教学的教材。
模块化教学能够有效地将汽修专业课程统一贯穿起来,使学生对汽修专业的课程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认识,做到“学”与“用”相结合,真正解决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从而学以致用,为社会培养出应用型的汽车维修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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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鹏展.对“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教学改革的建议[J].职业技术教育,2001.
对政治课问题设计有效性的探究
沈
(江苏省滨海中学,江苏滨海
一、问题设计现状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可见课堂提问是“有效教学的核心”。但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教师在提问的有效性方面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数量上的泛滥化,提问随意性大,一堂课多的提几十个问题,没有针对性、推进性和目的性。一堂政治课下来以问为主线,一问到底,惟恐课堂提问的数量不达标而有“满堂灌”和“填鸭式”的嫌疑,被戴上“不革命”的帽子。二是质量上的浅层化,提问的质量不高,单调,常常出现“对不对”“好不好”,有些问题模棱两可,让同学们无从回答,调动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如果教师不谙熟发问的艺术,他的教学就是不成功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课堂设问进行深入研究,总结恰当的课堂“设问”艺术,从而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探索欲。
二、优化问题设计,激发思维
(一)调动兴趣,激发思维的积极性。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针对高中政治的教学内容,可引入社会热点和学生身边的生活现象来发问,还可运用诗词、故事、小品、广告设计新颖有趣的问题,这样可以使学生处于一种积极兴奋状态,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并进一步主动地探索寻求答案。
如在讲述“培养创新精神”内容时,我引入3个画家为独眼、瘸腿的国王画像的故事。甲画家想美化国王,没有画出国王的独眼、瘸腿而被杀。乙画家汲取甲的教训,如实地画出了国王的独眼、瘸腿,结果因为“丑化”了国王遭到了与甲相同的命运。现在轮到丙了,他肯定不想被杀,那他该怎么办呢?一问即出,教室里顿时“活”了起来,学生的思维被打开,通过思考、想象,推断出多种答案。这时我因势利导,继续提问:什么是创新,为何要培养创新精神,怎样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新?这一切问题萦绕在学生的脑海中,他们迫切想知道答案,那么本节课的教与学就变得十分轻松。
(二)设置悬疑,激发思维的探索性。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好奇心是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源泉。教师在设计教学问题时要认真分析教材,寻找最佳处创设悬念情境,给学生心理上制造一种悬念,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从而使学生对所讲内容产生一种急于追下去的心理,注意、记忆、思维凝聚在一起,以达到智力活动的最佳状态。
如在讲到中美关系时,我向学生展示美国的对华政策:一方面,警告台独势力不要太过火,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方面,又向台湾出售大量的军备武器。学生正对美国的行径感到愤怒并对美国的政策产生疑惑的时候,我根据材料情境顺势提问:美国的对华政策为什么具有两面性?在学生的疑惑与地促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实现,因此,在思想政治课的课堂上,教师要特别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表现。实际上,思想政治教学,说到底是学生精神世界的成长过程,是其生命价值的成长过程,是人作为万物之灵的本性得以逐渐展开的过程。既然如此,我们的评价就应更关注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每一个方面,就更应多元起来。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是思想政治课新课标的灵魂,若实现了这一目标,就会使学生收获学习的成功与快乐,教师体验到教育教学的幸福,思想政治课因此而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与迷人的魅力。
兵
思维阻滞点上提问,更有利于学生思维的碰撞与探索。
(三)碰撞思维,激发思维的灵活性。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善于寻找最佳时机,在学生思维容易堵塞的地方巧妙设疑,创设“愤”“悱”情境,以激发学生思维的灵活性,然后开通思路,释疑解惑。
如在系统地把握“决定和影响商品价格的因素”的时候,我有意设置一个“陷阱”:桔子刚刚上市的时候,价格比较高,随着市场上供应量的增加,不久价格就会下降,越来越便宜,因此,供求关系的变化决定着商品价格的高低,对吗?学生多数都不假思索地答“对”,此时我进一步设疑:“桔子的价格再高高不过金子的价格,为什么?”这样,就在学生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因势利导,有效地激发了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从而使先入为主的错误得以纠正,使学生通过思维的碰撞认识到供求只是影响价格的因素,而真正决定商品价格的是价值。
(四)突出重点,激发思维的层次性。
教学问题设计的“精”,是指教师在设疑时围绕中心、总体设计,在“关键”处设疑,绝不随心所欲,在不重要的地方胡乱设疑。创设的问题要小而具体,讲求过程,不重结论,具有可思性。由常问“是什么”向多问“为什么”和“怎么办”转变。只有这样,才能给学生提供较大的思维空间,促使学生的思维能力不断提高,才能引导学生在积极的思考探索中理解知识,把握重点,体味思路,突破难点,激发学生思维的层次性。
如我在《永恒的民族精神》这一课的教学环节中,前后两次设计的问题如下:(1)你觉得“嫦娥”人身上反映出来哪些精神品质?如何理性地爱国?(2)你知“嫦娥”有多少?看到“嫦娥”成功发射的场景,你有什么感受?从“嫦娥”背后的“英雄”身上看到了哪些精神品质?如何看待我们身边的抵制日货、中国女星演日本艺妓等行为?相同的内容,不同的提问,所能收到的效果也是不同的。相比之下,后者所包含的思考容量较大,更能激发学生的思维,突出了重点,达到了问得精,学生想得深的效果。而前者的问题显得过于直白,不利于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对问题进行分析推理,自主的去探索,逻辑思维能力得不到有效培养。
三、问题设计的实践反思
(一)有效设问必须关注学生。
有效提问要求教师课堂提问的指向必须清楚、明确。教师有效提问可以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学习活动,从而增强学习数学的动力。更要注意的是,提出的问题要具有启发性,严密的逻辑性,还要新颖,适应学生的心理特点、认知特点,适应学生认识水平。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提问前,做好充分淮备,从形式到内容,从时间到人选,都要心中有数,切不可有口无心,随意而问,使提问流于形式,把课堂当作过场。严格地说,提问是一门艺术,是一项技能。什么时候发问,怎样发问,问谁,学生答错或回答离题太远如何往回引导,
摘要：是否有效落实新课程标准的重要衡量尺度就是我们所进行的新课程是否实现了新课程的目标。但是,在落实新课程目标的过程中,新课程的三维目标在不同的学科中,在保持总体有序落实的前提下各有侧重。就思想政治课而言,其中最为关键的工作就是在课堂上实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研究并把握好其目标实现的策略。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实现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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