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不同

态度不同（精选12篇）

态度不同 篇1

青海是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区之一,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5.5%,其中主要有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混居,有着特殊的地域环境、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体育态度是指个体对体育活动所持有的评价、体验和行为倾向的综合表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1]。青藏高原独特的地域特点、宗教信仰(主要有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 长期多民族混居的文化背景等是影响个体参与体育锻炼内在心理因素和外在环境的重要因素[2]。本文旨在了解这些因素对不同民族学生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为青海高校体育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改革思路。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青海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师范学院、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中按藏、回、其他少数民族、汉族各100名,男、女各半,抽取400名学生为调查对象。

1.2 方法

采用毛荣建2003年编制的“锻炼态度量表”[3],该量表含8个分量表,分别是行为习惯(锻炼活动成为个体的一种需要,成为一种自动化的模式)、目标态度(个体在不同的概括水平上对锻炼的肯定、否定或中性的评价)、行为认知(个体对参与锻炼导致某种结果的确定认知,以及对这种认知的评价)、情感体验(个体在参与锻炼时所体验到的情感体验或想到锻炼时所激发的情感)。主观标准是指个体参与锻炼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对个体有重要影响的人(父母、长辈、亲密的朋友等)对参与锻炼的支持程度。行为控制感(个体对从事锻炼行为难易程度的知觉,感到参与锻炼是否有充分的自主权)、行为态度(个体对自己参与锻炼的肯定、否定或中性的评价)、行为意向(个体是否有参与锻炼的打算,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去参与锻炼,计划为此付出多大的努力)。经检验该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4]。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83份,剔除无效问卷7份,有效率为94%。

采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由表1可见,汉族和回族学生在行为认知、行为习惯、行为意向、行为控制感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其中行为认知得分汉族高于回族,即汉族学生对锻炼导致某种结果的认知较回族学生正确。行为习惯、行为意向、行为控制感得分回族高于汉族,即回族学生对锻炼的自动化程度高。在情感体验方面回族得分高于汉族(P<0.05),即回族学生对锻炼的情绪体验深刻、丰富。

汉族和藏族学生在目标态度、行为认知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汉族得分高于藏族,即汉族学生对锻炼的评价较藏族学生高,对锻炼导致某种结果的认知较藏族学生正确。在行为习惯、行为控制感方面藏族得分均高于汉族(P值均<0.05),即藏族学生对锻炼的自动化程度较藏族学生高,对锻炼的自主控制能力较藏族学生强。

汉族和其他民族学生在行为认知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汉族得分高于其他民族学生,即汉族学生对锻炼导致某种结果的认知较其他民族学生正确;在目标态度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汉族得分高于其他民族学生,即汉族学生对锻炼的评价较其他民族学生高。

回族和藏族学生在行为习惯、行为意向、主观标准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回族得分高于藏族,即回族学生对锻炼的自动化程度较藏族学生高,越愿意进行锻炼,受到他人或社会压力的影响越大。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藏族和其他民族、回族和其他民族在锻炼态度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汉族学生对锻炼导致某种结果的认知更正确;回族学生对锻炼的自动化程度较汉族学生高;回族学生对锻炼的情绪体验较汉族学生更深刻、丰富。伊斯兰教认为,强壮的人在真主看来更好更可爱[5]。大多数回族群众认为,强健的体魄是完成宗教和社会活动的坚实基础。回族的生活环境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个体的体育态度与自己所属的群体有很大关系,群体的行为规范和压力等都会影响个体的体育态度[1,6]。回族聚居的时间越长,常年的相互影响可能使得他们受到他人或社会压力的影响越大。

汉族学生对锻炼的评价较藏族学生高,对锻炼导致某种结果的认知较藏族学生正确,藏族学生对锻炼的自动化程度较汉族学生高,对锻炼的自主控制能力较汉族学生强。青海藏族群众大都生活在青藏高原海拔较高的地区,那里地势高寒,气候变化剧烈,年平均温度5~6℃,最高温度22℃左右,最低温度-30℃左右,日温差极大,其民族生活主要以游牧为主,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更深刻体会到强健体魄的重要作用[7]。同时,宗教对藏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任莲香等[8]研究认为,藏传佛教的宗教信仰对教徒有很强的约束力,对形成共同的生活习俗和心理状态起着主导作用,其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舞蹈、赛马、藏式摔跤、射箭等,均和宗教活动有密切关系。宋兴川等[9]研究表明,藏族大学生比汉族大学生更重视生命崇拜。王成等[10]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校中藏汉族大学生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均有显著差异,藏族学生总体好于汉族学生。

汉族对锻炼所带来的意义及对锻炼的肯定评价明显高于较少数民族;但在参与体育锻炼态度的行为习惯、行为意向和行为控制感方面,明显低于其他少数民族学生。何江川等[11]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学生体育态度积极。因此,要注重对汉族学生体育锻炼态度的行为习惯、行为意向和行为控制感方面的影响。这对于促进汉族学生形成积极的体育锻炼态度,进而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学生在行为习惯、行为意向和行为控制感方面得分均高于汉族学生,且差异大多有统计学意义。在锻炼的自动化程度、意愿及对锻炼的自主权感受方面,少数民族均明显好于汉族。郭宏远等[12]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育与健康知识欠缺,但体育态度积极。

摘要：目的了解青海高校不同民族学生体育锻炼的参与性,以促进青海高校的体育发展。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对青海高校383名不同民族学生的体育态度进行比较。结果不同民族学生在对体育锻炼价值、习惯、评价、参与锻炼的目的、锻炼中的情感体验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这种差异与不同的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特点、地域特点及生活方式有密切联系。结论青海高校不同民族学生体育锻炼态度有明显的民族差异。

关键词：体育运动,态度,对比研究,学生,少数民族

参考文献

[1]马启伟.体育心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05-113.

[2]农工党甘肃省委会调研室.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育态度及现状的调查与分析,2004年省级民主党派、工商联调研成果.[EB/OL][2008-12-03].http://www.gsjsw.gov.cn/html/rkzlyj/21_19_01_719.html.

[3]张力为,毛志雄.体育科学常用心理量表评定手册.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4:95-98.

[4]戴海崎.心理与体育测量.厦门: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72-79.

[5]魏争光,马小荣,肖鹏.我国西北回族聚居区农村乡镇体育开展状况及对策探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8,42(1):49-53.

[6]杨鄂平,童丽平,李传东,等.体育教学与体育态度学习关系的综述.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29(6):918-920.

[7]汪立明.青海高校汉藏大学生体育活动态度对比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96-99.

[8]任莲香,钟全宏,袁音,等.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及发展趋势.甘肃社会科学,2008(4):72-75.

[9]宋兴川,乐国安,胡海军.汉藏大学生精神信仰的跨文化比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4(2):74-76.

[10]王成,李勇杰,史儒林.汉族、藏族大学生体质状况的比较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31(7):946-947,953.

[11]何江川,杨放.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学生体育态度、行为特点及相关因素分析.体育科技,2004,25(3):48-51.

[12]郭宏远,蒲莉妮.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育与健康知识.态度.行为分析.中国科技信息,2007(10):211-212.

态度不同 篇2

有一次，在幼儿园玩滑滑梯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的人，他非要插我的队，但是我不让她插，我就跟他吵了起来。后来打了起来，我会快就把他打哭了。我打完就赶紧跑了。那个比我大的人哭着去找老师告状了，老师知道了，就把我叫来问，我死活不承认我打了他。我一脸委屈地说：“我就没有打他。”老师问：“那她为什么告你呀?”我说：“我哪里知道。”老师不再问我了，因为老师知道，他要是一直问下去也是白做无用功，因为我不会承认。到了放学的时间，妈妈来接我了，老师对妈妈说：“你女儿把一个同学打哭了。”妈妈说：“能带我去看看吗?”老师把那个被我打了的同学叫了过来。妈妈给那个同学赔礼道歉，还给那个同学的家长赔礼道歉。

回到了家，妈妈对我说：“以后谁要是欺负你你就打他，但是人家要是没有欺负你，你就不要去打人家。”我狡辩道：“今天是她先欺负我的，我才打了他。”妈妈说：“这样做就对了，但是人家不欺负你，你不要去欺负人家。”

我点了点头，但是心里还是有不甘。

爸爸听见了，对妈妈说：“光给孩子灌输这样的教育，闺女，你别听你妈妈的，做人要心胸宽广一些，但是也不是别人欺负你就忍着，你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我听懂了爸爸的话，但是不知道给听爸爸的还是妈妈的。

女星遇整容 态度大不同 篇3

有的女星坦坦荡荡，整了就大方承认整了；

但有的即便整得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了，却仍要咬牙坚称自己是“天生丽质难自弃”；

更有一些女明星只要一说她整容，她就会跟你把官司一打到底。

她 们

整了就是整了，大大方方承认

代表人物：王蓉

整容语录：“以后如果还有这种想法，我会继续去整容，更漂亮一点不好吗？”

2009年11月28日晚，歌手王蓉从韩国返回北京首都机场时，因为护照上的照片与她本人差距较大引起了边防人员的怀疑并被带走调查。对于纷至沓来的各种猜测，王蓉很快在博客上做了坦诚回应——自己的确是去韩国整容了。

在后来的采访中，王蓉开诚布公地说出了整容细节：“我整的是脸部，下巴整得最厉害。给我整容的是韩国一位著名美容医生，国内不少艺人都找他整过容，收费挺贵，这次整容差不多花了50万。”

谈到整容原因，王蓉直白表示，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看、更上镜、更自信。她更自爆行业“潜规则”：“整容在娱乐圈司空见惯，艺人从事的工作需要面对大众，外在形象当然很重要，为了工作整容无可厚非。我今天给大家说明了，也就没什么担心的了，以后如果还有这种想法，我会继续去整容，更漂亮一点不好吗？”

代表人物：郑爽

整容语录：“自己的长相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去年3月，有段日子未公开露面的90后女星郑爽出现在了某公开活动上，她那天的现身让很多网友惊呼：怎么脸瘦了、鼻子挺了、颧骨高了、眼窝深了、嘴型也变性感了？那个原本清纯稚嫩的“楚雨荨”哪去了？这个佟丽娅+Angelababy的结合体又是从哪来的？

对于质疑，郑爽经纪人连连表示，网友多心了，郑爽没有整容，只是由于化妆和拍摄角度让她看上去更成熟而已。

经纪人这个云淡风轻的解释显然不能让网友信服，有关郑爽整容的猜测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一直传得沸沸扬扬。去年8月，电视剧《古剑奇谭》发布会上，媒体见到主演郑爽后依然不依不饶地追问她容貌变化的问题，这一次，这位90后妹子回答得干脆利落：“我不想骗大家，我就是想改变一下自己。之前很多人想要保护我，让我避开，但其实我不想避讳什么，我更在乎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长相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代表人物：蓝心湄

整容语录：“整形的最高境界是：让大家感觉不出你整形了，但发现你变美了。”

身为台湾时尚教主，在变漂亮这件事上蓝心湄向来走在时尚最前沿，她多次毫不隐瞒地表示，自己对于整形一点都不排斥，她更自曝，早在1990年左右，她就想垫鼻子，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拖了很久才实现，谁知后来一动就是3次——2002年时，朋友集资送给蓝心湄一个“假鼻子”当生日礼物，随后，她首次在鼻子上动刀；2008年，她又“进厂微调”，并在鼻子里注射了玻尿酸、补充胶原蛋白塑形。2011年，她再次在鼻子上动刀，以让鼻子变回少女时期圆圆的样子。

不仅对整过容这件事毫不避讳，谈到整容经验，蓝心湄也很有自己的心得：“整形一定不能贪心，整形的最高境界是，让大家看不出来你哪里整了，但发现你變美了。”

她 们

整得连亲妈都认不出了，还坚称“天生丽质”

代表人物：李小璐

整容语录：“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就一目了然。”

身为“星二代”，李小璐从3岁开始客串影视剧，17岁就凭借《天浴》拿下了金马奖影后。因为出道早，她的容貌变化自然被她从小到大拍过的片子记录在案——跟早年间的样貌相比，现在的李小璐脸型从正方变成了锥子，眼睛增大加深，嘴唇明显变得丰厚，鼻子更是高得有些不自然……

可即便铁证如山，李小璐仍然打死不承认，一问到整容问题，她的回应就是：“我还是挺愿意把我小时候的照片拿出来的，一拿出来就一目了然了，（整容的问题）你们就不会问我了。”我们想说的是，一看你小时候的照片，哪儿整过才真真是一目了然呢！

代表人物：周蕙

整容语录：“整容？哈哈，我是自然变美！”

去年，时隔两年没有发片的台湾女歌手周蕙推出了新专辑《我看见的世界》，当专辑宣传照一曝光，网友们全都惊呆了，这还是那个女版苏永康吗？怎么两眼距离变窄了？嘴巴变小了？鼻子变挺了？颧骨变平了？这长相也进步得太夸张了吧！

可当被问及是不是整容了，周蕙却一口否认，她解释说，变漂亮全是因为公司建议改变造型：“我真的没有整形，一整就被大家发现了。是我的造型团队把我变得更美丽了，他们是‘魔术团队’，我很满意现在被改造得这么漂亮。”所以，周蕙到底签的是唱片公司还是整形公司呢？

代表人物：尚雯婕

整容语录：“我只是一次瘦身而已！”

2006参加超女出道至今，尚雯婕的模样变化真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但对于变脸问题，尚雯婕始终将幕后功臣归功于减肥，“刚做艺人那会儿，经常被安排和一些影视艺人一起出席活动。回家看到活动现场合影，自己就开始纳闷：为什么那张大饼脸就一定属于自己？于是我开始尝试各种减肥方法，每每难以忍受时，就拿出照片来激励自己，然后就这么瘦下去了。”但无法让人信服的，怎么减肥还可以把眼角增大、鼻梁变高、下巴变尖？

她 们

说我整容，咱们法庭见

代表人物：范冰冰

整容语录：“我有医学和法律证明能证实这些都是诬陷！”

2005-2006年期间，有关范冰冰整容的传闻传得沸沸扬扬。当时，还有整形医院的人跳出来指出，范冰冰曾在某医院整形，涉及项目包括隆鼻、割内眼角、削骨、做下巴等等。这张说得信誓旦旦的帖子让范冰冰忍无可忍，最终爆发——2006年6月，范冰冰前往中日友好医院，在北京某公证处的全程公证下，为自己没有整容做了一次彻底鉴定。

她首先做了头部X光，借此看骨头有没有动过刀。又去了医院整形科，医生扳起范冰冰的脸，摸她的下巴、下颚、腮部、眼角做检查，还让她做了B超，仔细察看鼻子有没有整容，并找了一些专家查看检验结果。最终，医院鉴定书说明：根据骨骼情况，范冰冰肯定没有做过手术或者放假体，下巴、鼻子、额头、眼睛、腮都是原装的。

随后，范冰冰把一家在其网站上打出“范冰冰整容暑期特别奉献”字样广告的医院告上了法庭，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整过容，更没有为这家医院做过广告”，并最终赢得了官司。对于整容这件事，范爷始终态度相当坚定：“我现在有医学和法律上的证明来证实这些都是诬陷，这次的案子也彻底给了我一个公道，也让我真正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代表人物：Angelababy

整容语录：“这些新闻好无聊，他们应该积下口德，一次又一次这么讲！”

或许因为长得实在太过完美，自打出道，Angelababy就一直承受着“人造美女”的标签。尤其2010年7月1日和8日，香港《3周刊》分别用了两篇名为《Angelababy 7年变脸之路》《黄晓明出言力撑Angelababy死不认整容》的报道把Angelababy是“人造美女”的传闻推上了风口浪尖。

报道出来后，Angelababy效仿范冰冰，先找了一位整容医生帮她做检查，验证好脸上没有动过手脚后，她便拿着这份检查报告控告《3周刊》那两篇关于她整容的报道含有诽谤成分。

2011年4月29日，香港《3周刊》最终发表声明向Angelababy道歉，表示其此前报道有关Angelababy整容的内容严重失实。

本刊记者 黄思维

态度不同 篇4

语言态度是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语言态度对于语言教学、语言传承、语言转用和语言保持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对某一种语言态度的调查研究上,或分别调查对几种语言的态度,然后进行对比。这种思路易将双语地区人们的语言态度割裂开来,给人非此即彼的感觉。本文的蒙汉双语态度是基于人们对双语的认同和适应而进行的调查,是指当地蒙古族言语社区中社区成员对蒙古语和汉语的双语态度。调查地点是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一个蒙古族聚居社区和一个城镇散居蒙古族言语社区。

达拉特旗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旗县。该旗常住人口为322101人,其中汉族人口为307810人,占95. 56% ; 蒙古族人口为12651人,占3. 93% ; 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为1640人,占0. 51% ( 数据来源于达拉特旗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调查点之一是展旦召苏木展旦召嗄查一社。展旦召苏木是达拉特旗下属的八个行政区域之一,嘎查一社是展旦召苏木一个蒙古族相对聚居的自然牧民村。据2013年的统计,嘎查一社共有79户258人,其中蒙古族人口占80% ,其规模相当于我国比较常见的中等牧区村庄的规模。 这种聚居形态可以形成一种较为独特的语言环境,在嘎查一社,蒙古语和当地汉语方言对于受访者都非常重要。调查点之二是树林召镇,以城镇散居蒙古族作为调查对象,他们散居在不同的小区中,以家庭和亲戚为纽带形成蒙古语使用圈,对蒙古语的强烈认同使得他们成为一个散居的蒙古族言语社区。

这是两种不同居住类型的双语言语社区。在这两种双语言语社区中,民众是如何看待蒙汉双语共存的? 是如何理解蒙汉双语在民众生活各个领域的作用的? 为了考察这两种居住环境里蒙古族的蒙汉双语态度,调查者2012年1月至2013年9月对这两种社区中的蒙古族民众进行了挨家挨户的入户访问调查。

( 一) 调查对象的选择

聚居言语社区的调查选择达拉特旗嘎查一社的聚居蒙古族牧民; 散居言语社区的调查选择达拉特旗树林召镇的散居蒙古族民众。具有如下特点的不作为调查对象: 户口在当地,但是不常住在当地; 年龄小于10岁的居民; 嘎查一社258人中20% 的汉族。最后获得62个聚居社区( 约占嘎查一社常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和148个散居社区的样本,共计210个统计样本。

( 二) 受访者基本情况

62个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的有效样本中,男性占41. 9% ,女性占58. 1% ; 已婚占77. 4% , 未婚占22. 6% ; 配偶为蒙古族的占96. 8% ,为汉族的占3. 2% ; 父亲为蒙古族的占96. 8% ,为汉族的占3. 2% ; 母亲为蒙古族的占96. 8% ,为汉族的占3. 2% 。年龄10 ~ 19岁的占12. 9% , 20 ~ 29岁的占9. 7% ,30 ~ 39岁的占19. 4% ,40 ~ 49岁的占9. 7% ,50 ~ 59岁的占29. 0% ,60 ~ 69岁的占9. 7% ,70岁以上的占9. 7% 。

148个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的有效样本中,男性占41. 9% ,女性占58. 1% ; 已婚占58. 1% ,未婚占41. 9% ; 配偶为蒙古族的占50% ,为汉族的占50% ; 父亲为蒙古族的占78. 4% ,为汉族的占21. 6% ; 母亲为蒙古族的占83. 8% ,为汉族的占16. 2% 。年龄10 ~ 19岁的占28. 4% ,20 ~ 29岁的占14. 9% ,30 ~ 39岁的占9. 5% ,40 ~ 49岁的占20. 3% ,50 ~ 59岁的占16. 2% ,60 ~ 69岁的占2. 7% ,70岁以上的占8. 1% 。

( 三)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法为主,问卷包括以下内容: 1受访者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属性调查。2语言能力调查。语言能力是双语态度的基石,是调查双语态度不可或缺的项目。3双语态度, 共有10个调查项目。文中用得较多的数值是Mean,即平均值,1 ≦ Mean ≧ 5,在1 ~ 5区间内,数值越大说明越同意; 数值越小说明越不同意。对这些项目的评价采用Likert量表: 在肯定( 赋值5) 和否定( 赋值1) 之间有一个平衡点( 3) ,即5表最同意,1表最不同意。表中还有标准差,标准差的大小,受观测值影响,如观测值之间的变异大,标准差也大,反之则小。

此外,还用了现场观察和访谈法。在调查中,对问卷调查中一些有争议的观点进行深入访谈,以获得更为真实的数据。这些方法相互补充、相互验证,避免了问卷调查的刻板性,也避免了访谈和观察法的难以量化。

( 四) 数据分析

文章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运用SPSS( 17. 0) 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蒙古族民众蒙汉双语态度作充分的描述和分析。

二蒙汉双语态度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结合受访者的居住类型,从融合型动机双语态度、工具型动机双语态度和双语学习态度角度来看当地蒙古族的蒙汉双语态度。

( 一) 语言能力基本情况

语言能力是双语使用和双语态度的基础,在分析受访者的双语态度之前,先简单分析其语言能力( 见表1) 。

从总体来看,受访者的达旗话水平最高,基本达到非常好的水平; 普通话水平和蒙古语水平均稍低于平均值3,处于一般水平; 蒙文水平较差。

相对来说,聚居社区的受访者普通话水平低于散居社区的; 达旗话水平、蒙文水平,聚居社区和散居社区的受访者没有太大差异: 不论是聚居社区还是散居社区的,达旗话水平都较高; 蒙文水平都不高。

( 二) 蒙汉双语态度总体倾向

蒙汉双语态度总体倾向调查设计了三个问题: 会说蒙汉两种语言是很重要的; 会写蒙汉两种文字是很重要的; 人们只需懂一种语言就够了。

“会说蒙汉两种语言是很重要的”和“会写蒙汉两种文字是很重要的”是从正面着眼的调查,“人们只需懂一种语言就够了”是从反面着眼的调查,通过这三个问题的调查,可以看出受访者对双语态度的总体倾向性和对蒙汉双语的宏观态度。

1. 蒙汉双语态度的总体倾向

表2是对以上三个问题调查的统计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受访者均非常同意“会说蒙汉两种语言是很重要的”和“会写蒙汉两种文字是很重要的”这两个观点,非常不同意“人们只需懂一种语言就够了”这个观点。

2. 蒙汉双语态度总体倾向不同居住类型对比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 对“会说蒙汉两种语言是很重要的”和“会写蒙汉两种文字是很重要的”,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的和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的都持同意态度。相对来看,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的受访者比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的更加同意这两个观点。对“人们只需懂一种语言就够了”,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的比较不同意,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的非常不同意。

在总体倾向上,牧区聚居社区的比城镇散居社区的受访者对蒙汉双语的支持度高。

( 三) 工具型动机双语态度

工具型动机双语态度调查包括两个问题: 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将来工作更容易得到提拔; 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可赚到更多钱。表4是调查的统计分析结果。

从表4可以看出,总体看来,受访者对这两个观点比较同意,均值为4. 08。

聚居社区的比散居社区的受访者更加认同“懂蒙汉两种语言将来工作更容易得到提拔”。 聚居社区同意程度的均值为4. 31,散居社区的均值为3. 97。

SPSS统计软件相关性分析显示,居住类型与“懂蒙汉两种语言,可赚到更多钱”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 0. 295,其显著性水平0. 002 < ɑ 值0. 05,二者之间的关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从同意程度来看,聚居社区的均值为4. 06,散居社区的为3. 28。即蒙古族聚居社区的受访者比散居社区的更加同意这个观点。

在工具型动机双语态度上,不同居住类型的受访者均持同意态度,差别体现在同意程度的不同。从均值来看,同意程度依次为: 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比较同意,平均后的均值为4. 19, 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略显同意,平均后的均值为3. 63。

( 四) 融合型动机双语态度

融合型双语动机,是指为了和某些人保持某种联系,或融入到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社会中去而拥有的动机。从融合型动机角度着眼的双语态度调查设计了两个问题: 会说蒙汉两种语言会使人更聪明; 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会有更多朋友。调查结果见表5。

SPSS统计软件相关性分析显示,居住类型与“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会有更多朋友”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 0. 167,其显著性水平0. 087 > ɑ 值0. 05,二者之间的关联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即不论是聚居社区的还是散居社区的,都比较同意这个观点。受访者对此项目的评价相差无几,均值为4. 56( 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 和4. 30( 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 。

SPSS统计软件相关性分析显示,居住类型与“会说蒙汉两种语言会使人更聪明”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 0. 172,其显著性水平0. 079ɑ > ɑ 值0. 05,二者之间的关联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聚居社区受访者同意程度比散居社区的稍高,前者的均值为4. 00,后者的均值为3. 55。

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受访者更同意的是“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会有更多朋友”( 均值为4. 56) ,其次是“会说蒙汉两种语言会使人更聪明”( 均值为4. 00) 。

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受访者更同意的是“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会有更多朋友”( 均值为4. 30) ,其次是“会说蒙汉两种语言会使人更聪明”( 均值为3. 55) 。

在融合型动机上,不同居住类型的受访者均持同意态度,差别体现在同意的程度不同,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的同意程度高于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的。

( 五) 双语学习态度

1. 对蒙汉双语学习的普遍认识

双语学习态度设计了两个问题: 学会蒙汉两种语言并不难; 小孩同时学本族语和汉语容易混淆,影响本民族语学习效果。统计结果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受访者比较同意的是“学会蒙汉两种语言并不难”( 均值为3. 69) ,不太同意的是“小孩同时学本族语和汉语易混淆,影响本民族语学习效果”( 均值为2. 57) 。

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和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的受访者均同意 “学会蒙汉两种语言并不难”,但同意程度不是特别高。蒙古族聚居社区的比散居社区的更加同意这个观点。

对“小孩同时学本族语和汉语容易混淆,影响本民族语学习效果”,受访者均不太同意。 相对来说,聚居社区的受访者( 均值为2. 75) 比散居社区的( 均值为2. 49) 同意程度要高。

2. 双语学习态度行为倾向

从表7可以看出,选择最多的是“汉语和英语”; 其次是“蒙古语和汉语同时发展”和“汉语为主,蒙古语为辅”。从行为倾向来看,受访者对蒙汉双语的支持度不是特别高。

从表8、表9可以看出: 聚居社区的受访者选择“蒙古语为主,汉语为辅”的多于散居社区的; 散居社区的受访者选择“汉语为主,蒙古语为辅”“汉语和英语”“蒙古语和汉语同时发展”的多于聚居社区的。总体看来,聚居社区的受访者对蒙汉双语中蒙古语的强调程度高于散居社区的。

三蒙汉双语态度调查的分析及思考

( 一) 居住类型对双语态度的影响

总体看来,在语言能力方面,聚居社区受访者的蒙古语口语水平高于散居社区的。无论是从工具型还是从融合型的角度来看,蒙古族聚居社区受访者对蒙汉双语的认同度都高于散居社区的。在蒙汉双语学习态度方面,聚居社区的受访者对蒙汉双语中蒙古语的强调程度高于散居社区的。居住类型是影响双语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 二) 双语认同意识

虽然聚居社区受访者的认同度高于散居社区的,但从总体来看,受访者对蒙汉双语都持有较强的认同意识。

从融合型动机双语态度的调查可以看出,受访者对于“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会有更多朋友”“会说蒙汉两种语言会使人更聪明”都持比较同意态度,尤其是“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会有更多朋友”,最能体现受访者的内心想法,觉得蒙汉双语是获得更多朋友的一种途径。 当地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关系非常融洽,蒙汉通婚的也较多。虽然汉语是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但是蒙古语在家庭和亲戚之间使用得也不少。这种语言使用状况对于蒙古族民众的双语态度具有较大影响,一方面,他们得维系和周围汉族和蒙古族朋友的联络,另一方面,他们得维系和家人亲人之间的联系,蒙古语和汉语无疑成为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对于 “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会有更多朋友”这样从双语的人际互动功能角度出发的项目,他们的评价较高。

对于“会说蒙汉两种语言会使人更聪明”这个问题,支持度略低于前者。因为访谈中有人认为会说蒙汉双语的也没显示出有多聪明。相对来说,这个问题和蒙汉双语的人际互动功能的联系较远,体现的是语言的思维功能,和受访者的生活联系不那么紧密,所以调查中受访者对其认同度也略低于前者。

( 三) 双语的工具性

工具型动机双语态度的调查显示,对于“懂蒙汉两种语言将来工作更容易得到提拔”,聚居社区的比散居社区的更加认同这个观点。聚居社区的受访者对于双语的工具性更加重视, 而散居社区的受访者自认为见多识广,认为当地存在这种现象,但外面的世界并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对这一问题的同意度低于聚居社区的受访者。

对于“懂蒙汉两种语言,可赚到更多钱”,聚居社区的同意度高于散居社区的。较多的聚居社区的受访者认为懂蒙汉两种语言,可赚到更多钱。对于他们来讲,牧业收入是较为主要的经济来源,羊产品的买卖需要蒙汉两种语言的帮助,因为羊产品的收购者并不限于当地旗县的人,有的是从鄂尔多斯来的,很多人汉语不太流利,所以需要他们懂得蒙汉双语。而散居社区的受访者基本不从事牧业,大多数从事商业,或为公务员、教师等,他们的主要交际对象是当地的汉族,汉语可以成为他们赚钱的语言,所以他们对“懂蒙汉两种语言,可赚到更多钱”的同意度不太高。但也有个别例外,访谈中,一位年近七旬的退休干部认为掌握蒙汉双语对赚钱很有用。因为他以前在县里当翻译,需要懂得蒙汉双语; 后来又有各种会议叫他当翻译,有额外的收入; 还有人找他写蒙古语的牌匾; 现在有人结婚时想走传统的蒙古族婚礼程序,请他去主持并介绍这种程序。所以,他认为懂得蒙汉两种语言可以赚到更多钱。总的来看,受访者对于蒙汉双语的工具性的认同度也是较高的。

( 四) 基于语言功能的双语学习态度

从蒙汉双语学习的普遍性来看,受访者虽然同意“学会蒙汉两种语言并不难”,但同意程度不太高。调查中发现,许多当地的小孩已经不太会说蒙古语了。聚居社区的一个受访者蒙古语非常流利,因为她从小生活在草原牧区,不会说汉语,嫁入嘎查一社后,开始学习一些汉语,尽管和丈夫交谈基本用蒙古语,但经过七八年的学习,她还是懂得了一些汉语。她6岁的女儿汉语特别流利。调查及访谈中的观察显示,她和她女儿用蒙古语交流,但她女儿却用流利的汉语和她交流。调查员问她,她的女儿是否能听得懂蒙古语,她说能听懂,但是说的时候只说汉语。这种现象不是个案,调查中好几个小孩都操着非常流利的当地汉语方言和自己的祖辈和父辈交流,而其祖辈只会用蒙古语。所以对“学会蒙汉两种语言并不难”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同意度似乎并不高。对于“小孩同时学本族语和汉语容易混淆,影响本民族语学习效果”,受访者均不太同意。因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

行为倾向是态度的外显。内隐的态度往往要表现在外显的行为倾向上。调查显示,受访者融合型动机双语态度的支持度最高,其次是工具型动机的双语态度,再次是双语学习态度。 双语学习态度的行为倾向调查显示,受访者只想让自己孩子学习蒙汉双语的也不是特别多,选择最多的是“汉语和英语”。虽然从情感角度受访者非常支持蒙汉双语,但从现实来看,希望自己孩子蒙汉双语齐头并进发展的比例并不是很高,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会汉语和英语。 可见,蒙古语和汉语的功能,是影响双语学习态度的重要因素。

( 五) 当地蒙古语方言土语日趋降低的活力及其保护

调查显示,不论是聚居社区还是散居社区的受访者,其蒙古语水平都不太高,其中散居社区受访者的蒙古语水平均值为2. 55,低于平均值3; 聚居社区受访者的蒙古语水平均值为3. 56。总体看来,人们的蒙古语水平不太高。尽管受访者具有肯定的双语态度,但由于蒙古语能力和汉语能力的发展不平衡,使得这种蒙汉双语态度内部也是不均衡的。当地的蒙古语方言随着使用人口、使用领域的减少以及人们蒙古语能力的降低,其活力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这种语言活力,除了要有受访者双语态度的支撑,还要有受访者语言能力的均衡发展做基础。当地蒙古语方言是蒙古语的一种土话,体现了浓郁的鄂尔多斯风味。蒙古语虽然具有较多的使用人口,但在使用人口较少的某些地区,其活力有所降低,这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当地蒙古族受访者的双语态度是非常正面的,对双语是非常支持的,这是保护当地蒙古语方言的基石。 可以开办一些业余班,教授蒙古语及蒙古文,传承当地蒙古语方言土语的文化。

此外,双语态度的调查虽然将两种语言作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来看待,但由于两种语言在使用者的语言生活中具有不同的位置和重要性,所以双语态度也具有内部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一是体现在受访者对两种语言的态度不均衡; 二是体现在受访者对不同语言的融合型、工具型和语言学习态度的不均衡性。

四小结

本文基于不同的居住类型研究蒙古族民众的蒙汉双语态度,从融合型动机、工具型动机和双语学习角度来看不同居住类型受访者的双语态度,并通过SPSS软件的相关性分析研究居住类型和双语态度之间是否具有显著相关。

研究表明,总体上受访者均支持蒙汉双语。在工具型动机和融合型动机双语态度上,不同居住类型的受访者均持同意态度,差别体现在程度的不同。从行为倾向来看,受访者对蒙汉双语的支持度不是特别高。受访者的语言态度和行为倾向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分离。

居住类型是影响双语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论是从工具型还是从融合型动机来看,聚居社区受访者对蒙汉双语的认同度都高于散居社区的。从行为倾向来看,聚居社区受访者对蒙汉双语中蒙古语的支持程度也是高于散居社区的。

态度不同 篇5

现在对于网络游戏的用户分析，我们倾向的是90后的年轻人，那么对其他年龄段的分析又是怎么样的呢?下面让我们来看看07年的玩家数据分析！

根据艾瑞2007年网络游戏用户行为大调研的数据显示，参加过工会等玩家社团的用户占总数的60.6%，其中对玩家社团热情最高的是18至30岁用户，有超过60%的用户参加过游戏内的社团组织，本身即为社团领袖的玩家则达到12%.56.5%的36-40岁用户表示知道有这样的玩家团体，但没有参加过，这个比例在40岁以上用户中则高达70.4%。

根据图示，我们认为，各年龄段用户间不同的游戏需求是产生这个差异的最大因素，青年用户对沟通与交流的渴望是促使他们加入游戏社团，寻找志同道合朋友的主要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网游用户的游戏目的会逐步转化为单纯的休闲娱乐，因此这部分用户加入社团的比例远远小于年青人。

其中，青年用户对沟通与交流的渴望是促使他们加入游戏社团组织的，重要原因！与当前目前的青少年心理需求基本一样！这个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当代，如果网游是以青少年为标准的话，那么就应该知道当前的青少年是很迫切的需要通过网络平台来满足他们的沟通和交流的渴望！

态度不同 篇6

[关键词]车模裸露程度；消费者性别；广告态度；汽车类型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5）02-0067-07

车展对汽车的销售、品牌宣传、激发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乃至对整个汽车产业的发展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目前中国举办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车展中，车模与汽车连为一体。车模作为一种独特的广告形式在汽车的销售和品牌推广中有着巨大的商业效应（张燕，2011）。

近几年来，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众多参展企业追求车模“裸露”，导致车模穿得越来越少，有些车展甚至已逐渐成为人们口中“肉展”的代名词。那么，车模真的越露越好吗？此外，从女性汽车消费者以及车展中女性观众比重的增加可以看出，女性消费者已然成为汽车消费的一支中坚力量。那么，车展中，女性观众看到衣着暴露的车模时，其广告态度与男性观众相比是否会存在显著差异呢？

在目前的车展中，车模形象与汽车不和谐的现象比比皆是，未能达到汽车与车模“人车合一”。很多参展企业在选择车模时，并没有使其与汽车和品牌的特质相得益彰，盲目地追求车模的穿着越“清凉”越好，以至于好多人到车展观展之时，只看车模，而不看汽车。因此，基于上述情况，本研究以不同裸露程度的车模为研究对象，来实证检验：（1）车模是否越露越好；（2）不同性别消费者对不同裸露程度车模的广告态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3）汽车类型与车模裸露程度对消费者的广告态度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一）裸露程度（Nudity Degree）

裸露程度（Nudity Degree）指的是广告中模特穿着的多少，其皮肤或身体部位暴露的程度（Peterson and kerin.1997）。

关于女性模特裸露程度的界定，本文采用Reid等（1984）关于裸露程度的分类方法，将裸露程度分为四个层次：端庄（Demure）、性感（Se-ductive）、比基尼式（partially clad）、直露（Nudi-ty）。其中，端庄是指模特穿晚礼服，但只露面部，或者露颈部和胳膊；性感指的是模特穿晚礼服露乳沟，或者穿超短裙、超短裤露出大腿，或者穿显身材的紧身衣；比基尼式指的是模特穿比基尼或女用贴身内衣裤（lingerie）；直露指的是赤裸模特或模特穿透视女用贴身内衣裤。

（二）裸露程度与广告态度

有关模特裸露程度与广告态度的研究，国外学者很早就发现不同性别被试者的广告态度有显著差异（Sengupta and Dahl，2008）。女性被试者对裸露女模特出现的广告存在消极态度，但男性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女性被试者对广告的评价明显低于男性（Dianoux and Linhart，2010）。

研究发现，人们将自己的外表、特征和成就与相似他人进行比较（Festinger，1954）。男性更倾向于比较同性的成就和运动天赋，而女性则更倾向于比较同性的外表和自信（Habimana，2000）。当人们在比较中发现自己渴望获得的优势（比如外表）正为他人或其他群体所拥有时，个体会产生自卑、焦虑、敌对等负面情绪（Salovey and Rodin，1986）。Mithell（1986）等人研究表明，广告的视觉信息（如性诉求图像）和情绪（如焦虑、自卑等）会改变消费者对广告的态度，消极的情绪会影响消费者的广告态度。

此外，分心理论（Distraction Theory）表明，如果广告中出现分散受众注意力的物体或人物（性感模特）时，相比于没有，广告效果更好（Festinger and Maccoby， 1964）。Frest-ingera和Maccoby（1964）研究表明，当受众观看广告时会产生内部反驳（internal counter argu-ments）情绪，但是一旦分散注意力的物体或人物出现，且人们被其物体或人物所吸引时，将会抑制受众的反驳情绪，使受众无法产生这种情绪。由于人类的生理本能在性方面是异性相吸的，当男性看到美丽洼感的女模特时会分心，对这个广告无法产生反驳心理，从而极少会对其广告给予消极的评价。然而一些研究表明，相对于含蓄的女性模特，男性被试者更偏好于裸露程度较高的女模特出现的广告，而女性被试者更偏好于有含蓄的女模特出现的广告（Simpson et al.，1996）。

按照上述的逻辑，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H1：在车展中，不同性别消费者对不同裸露程度车模广告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对于“端庄”的车模，女性的广告态度好于男性，对于其他“性感”、“比基尼式”、“直露”的车模，男性的广告态度好于女性。

然而，研究发现，模特裸露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其广告效果（Mittal and Lassar，2000），并且受众会认为其产品质量低，企业的形象不佳等（Reichert and Alvaro，2001）。此外，由于中国消费者受中庸、内敛的中华文化影响，过于直露的模特容易使消费者产生损害社会风俗等道德水平上的负面认知，因此会降低广告效果（彭彦琴，2011）。

按照上述逻辑，在车展中，相比直露型车模，观众更偏好于端庄、性感车模进行宣传表演，但相关研究显示，男性消费者相比于端庄（含蓄）的模特，更偏好性感模特出现的广告（La Tourand Henthorne，1993，而女性，对有端庄模特出现的广告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且随着模特裸露程度的增加，广告态度变差（Judd and Alex-ander，1983）。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态度不同 篇7

日本政府窥破了袁世凯称帝的迫切心理, 利用袁世凯称帝的野心, 和封建独裁统治的心理, 不断向中国提出各种要求。“二十一条”的提出, 并非仅仅因为一战的爆发, 而是日本多年密谋侵华政策的结果, 是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在华扩大侵略的产物。通过日俄战争, 日本取得了旅大租借地和南满, 其后日本开始把进一步侵略中国提上了议事日程。而1913年签订的《中俄宣言》, 由于承认了俄国人在蒙古的部分权利而刺激了日本对中国的强硬政策, 给“二十一条”的确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一战前夕, 日本妄图称霸中国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1913年《对华外交政策纲领》中谈到:“关东州租借地, 是我对满蒙方面利权的根底、活动的重点, 回顾帝国与该租借地的历史关系, 即使从公平的见地出发, 也不能预期到现行期限完了便放弃它”, “南满洲铁路, 是帝国在满洲, 进而在内蒙古利权的根干源流。故, 对其本线的全部经营, 必须以永远把握的决心, 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延长或更新这一权利, 努力支持和发展我之地位”。进而, 这个纲领又称:“必须在各省推进邦人的和平活动, 扶植利益、谋求开拓市场。特别是华中及华南, 人口稠密、物资丰富, 要谨慎周到地推进我之步代, 巩固地盘”。随后则称:福建与我台湾 (因当时台湾被日本割占, 故阿部称之为我台湾) 的关系, “更是不容他国觊觑”1等等。实际上这个纲领粗略地勾画了“二十一条”的轮廓, “二十一条”是日本侵华的必然产物。

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是因为一战爆发, 列强无暇东顾, 从而展开同欧洲列强争夺中国的行为。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因素的考虑, 承认袁世凯政权。英国政府用心更为阴险:提出了承认西藏“自治权”, 迫使袁世凯承认其在西藏的权益。2而俄国通过提出修订条约, 妄图进一步瓜分中国领土。“二十一条”是在中国内忧外患的背景中诞生的, 列强相争推进了日本提出此项条约。

二、英美俄三国态度不同之处的表现

“二十一条”提出后, 西方列强迅速做出了反应, 其中以英国、美国、俄国为典型代表, 然而, 这三国对“二十一条”的态度却是各不相同的。

1. 英国采取平和态度

英国虽然在“二十一条”提出后, 出于各方利益考虑, 纠结再三、左右摇摆, 最终仍然采取了表面平和却实际支持日本的态度。

日本在中国所占资源过多, 引起英国的极度反感, 但是英国最终选择了沉默。在这项交涉中, 始终采取一种妥协的、被动的姿态。

驻英公使施肇基电文材料中可以得知:“对于日本商务之进行, 以及对于中国之要求, 曾否虑及保全在华英商营业之安全与发达之法, 英商及华官是否有请求英国表示态度之举。”3“英国在中国有极大权利关系, 政府已决定保持之, 惟所谓该项条款与联盟国协约精意相悖节, 渠难同意。英国以所指之权利尚不影响南满铁路, 且甚望日本表示其互相利益之事, 小至求取有碍英国之权利。”4由此可得知英国趋于平和中支持日本的暧昧态度。

2. 美国对“二十一条”的抵制

美国对“二十一条”的态度交织着软弱和抵制。软弱体现在美国承认了日本在山东与满蒙地区的独占权。这是美国迫于形势做出的让步。但是, 美国对“二十一条”第五号危及美国利益的条款提出了异议。

在1915年5月11日, 美国国务卿布赖恩给驻日大使的训令中提到:“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 凡有损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或领土完整或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对华政策者, 概不能承认。”5从这个训令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政府开始对“二十一条”的某些内容进行抵制。

由此可以看出, 美国政府对于“二十一条”, 既有一定的妥协, 又有比较强烈的抵制。

3. 俄国支持日本

沙皇政府在获悉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 站在了支持日本的一方。随着中日交涉的深入, 俄日勾结日益紧密。在俄国颇具影响的《俄罗斯言论报》积极响应, 于5月11日, 发表评论说, 日本在交涉中“表现出很大的克制、稳妥的度”, 具有“诚意”, “尽管如此, 中国并未允诺, 以致未达成协议, 究竟原因何在, 实令人颇为费解”, 6因为日俄同盟的无形建立, 在政治问题上, 俄国极力打压中国, 支持日本。

三、造成英美俄三国态度不同的原因

三个国家的态度之所以截然不同, 是因为他们都从各自的利益角度出发, 所以对“二十一条”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1. 英国权衡利弊的需要

英国曾是侵华主力, 但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 日本已成为侵华势力中最大的一支。“二十一条”的提出, 是日本试图瓜分英国在华利益, 挑衅英国的一项标志。在战争过程中, 英日关系一直处于友好状态, 英国不想因为反对“二十一条”而与日本结怨。但与此同时, 英国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开战, 如果列强瓜分中国, 那么英国的在华势力会被无形缩减, 这对英国来说也是不利的。英国也不希望看到中国完全被“二十一条”统治, 从而使日本成为霸占中国的霸主, 因此选择沉默态度。

2. 美国门户开放与“二十一条”产生矛盾

美国曾因战争原因一度对日有所妥协, 承认了日本对于中国满蒙地区的侵占, 然而“二十一条”相关内容有损美国在华国家利益, 是其态度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维护在华既得利益是美国实现对外政策的目的之一。

美国提倡“门户开放”的实质是欧洲列强共同侵略中国。“二十一条”的提出, 违背了“门户开放”的宗旨, 意味着美国在华利益即将开始被削弱。当然, 美国拒绝“二十一条”, 仅仅是妄图在最惠国待遇之下, 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

美国为了本国的在华利益, 担心“门户开放”政策的前途, 对中日之间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非常关注。其态度的基调是反对日本独占中国, 但有一个由缓慢走向坚决与强硬的过程。缓和是因为美国希望中日妥协, 重新确定美国对华的传统外交政策——门户开放”政策。但日本一意孤行, 损害美国在华利益, 美国态度趋向强硬。

3. 俄国长远利益的打算

俄国多年与日本合作侵华, 陷入列强纷争的时刻则更需要日本支持, 维护其在东北等地的利益。因此, 俄国完全接受日本对中国实行“二十一条”的侵略行为。

俄方政府认为, 出于远东利益的需要, 日俄需维持长久的友好关系。在日本保证不侵略俄国利益的前提下, 俄国应与日本保持亲密关系, 共同瓜分中国市场。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在英国、美国、俄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三个西方列强国家的反应态度各有不同, 美国政府是想在中国分到些他自己的利益, 故而强烈反对日本, 抵制其政策的实施;英国政府则是出于维持利益的需要, 选择沉默中带有妥协的态度;而俄国选择了讨好日本。但是三国的根本立场与出发点是一致的: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尽可能侵略中国, 扩大其在中国的势力。

参考文献

[1]黄纪莲.沙俄在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态度.近代史研究.1982 (1) .

[2]梁乙新.美俄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态度之比较[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 (社会科学版) , 2006第29卷 (3) .

[3]黄文治.美国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态度的历史考察[N].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 (4) .

[4]米庆余.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的背景[J].历史教学, 2009年3月 (2) .

态度不同 篇8

广告态度是人们通过日常生活对信息的不断接受而相对固定下来的对广告总体表现赞同或不赞同的倾向,是由广告唤起的各种积极和消极的认知和情感上的反映。[2]广告态度对广告效果(品牌态度以及购买意图)有着重要影响。受限于媒介发展,早期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对电视广告态度的研究上。早在1984年,就有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对电视广告的接受水平存在差异:美国年轻人对电视广告的负面态度最强,而英国年轻人持更为正面的评价。[2]中国消费者比西方消费者对电视广告持有“更积极的态度”,并且认为“外国产品广告更有吸引力”。[2]此外,针对城市青少年电视广告态度的研究发现,我国城市青少年对广告的总体态度比较消极。[3]近年来,随着网络广告的发展,研究者们针对消费者对网络广告的态度也开展了大量研究。研究发现,大学生对网络广告的总体态度相对消极,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形式是视频广告,[4]相比弹出式和浮动式的网络广告,他们更易接受文字链接式、横幅式和植入形式的网络广告。[5]对手机移动广告则有不同发现,将近81%的民众表示不喜欢手机移动广告,表现出排斥的消极态度,[6]而林红焱和周星(2014)的研究则表明,消费者对手机移动广告的态度是积极的。[7]王丹等人(2006)对比电视、广播、报纸、杂志、路牌广告的态度后发现,在认知指标(收看时间)、情感指标(收视率)、行为指标(购买行为)以及其他指标(接触最多、印象最深刻、信任度)上,消费者对电视广告的态度均显著优于其他四类广告。[8]

目前,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对某一媒介的广告态度的分析,鲜有比较不同媒介广告的态度。王丹等人的研究只涉及传统媒介广告。基于此,本研究将以青年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青年受众对电视、网络和纸媒广告的态度偏好。

一、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城市普通高中生200人、普通在校大学生500人,共700人为研究对象。收回问卷653份,回收率93.3%,其中有效问卷604份,有效率92.5%。

(二)工具

本研究在孙丰国(2011)编制的《电视广告态度量表》[9]基础上对个别项目进行适当改编,增加对网络及纸媒广告态度的测量内容,最终形成3个分量表分别测量电视、网络及纸媒广告的态度。每个分量表共32个项目,12个维度。

(三)研究程序与统计分析

整班施测,当场回收问卷。采用SPSS16.0社会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处理。

二、结果

(一)青年受众的广告媒介接触比较

图1结果显示,大学生接触广告的主要途径是电视(80%)、手机(72%)和电脑(58%),在纸媒广告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的是海报、宣传单类广告(42%)。

(二)青年受众对不同媒介广告的态度对比

对广告态度量表各维度计分,根据图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存在必要性、重要性、好处、喜好程度、真实性、娱乐性、经济效果、主观规范、收看动机这几个方面,青年受众对电视广告的评分均显著高于网络广告和纸媒广告(p s.<0.05)。

网络广告在重要性、好处、喜好程度、真实性、收看动机方面的评分显著低于电视广告和纸媒广告(p s.<0.05),而在干扰性和社会效果上的评分则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广告(p s.<0.05)。

在青年受众看来,传统纸媒广告在个人体验、干扰性和社会效果这三个方面的评分显著低于电视广告和网络广告(p s.<0.05)。

总体态度上,青年受众对电视广告的评分最高,而对网络广告的评分最低(p s.<0.05)。

三、讨论

目前,手机已成为网络广告的又一发展平台。传统纸媒广告中,海报、宣传单类广告因其所具有的“当地性”而占有一席之地。在对三种媒介广告的态度比较后发现,相较网络广告和纸媒广告,青年受众认为电视广告的内容更重要、更真实、更具娱乐性,其传递内容的规范程度更高,因此青年受众更喜爱电视广告。大学生对电视广告如此青睐,这与电视广告的特点有关。一方面,电视直观性强,有较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有利于产品印象的形成,利于激发受众的情绪,增加购买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广告在电视平台投放时需要经过严格审查,因此消费者更加放心。

对于网络广告,网络管理相对宽松,广告品质良莠不齐,让消费者对其宣传的产品有几分疑虑。由于广告投放的形式多样且无处不在,受众在上网时被动观看广告,因此干扰性最大。

传统纸媒广告因其缺乏视频及音频支持,广告内容的生动性大打折扣。此外,纸媒的发行量和传播区域有限,因此个人体验和社会效果的评分最低、干扰性最小。

值得注意的是,从总体态度上来看,青年受众对电视广告的态度最积极,而对网络广告的态度最消极。因此,在网络广告铺天盖地的今天,如何提升网络传播效果成为广告主和媒体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蔡雯,王学文.角度·视野·轨迹--试析“媒介融合”的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1):87-90.

[2]张红霞,王晨,李季.青少年对广告的态度及影响因素[J].心理学报,2004,36(5):601-607.

[3]陈国平,王瑛浔.城市青少年的广告态度与消费心理分析[J].青年研究,2008(4):20-25.

[4]艾娟,杨同.大学生网络广告态度的调查研究[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3,29(4):93-97.

[5]范学良.大学生对SNS网络广告态度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广告,2011(7):130-133.

[6]何忠顺,方红.手机广告特性对大学生广告态度的影响研究[J].现代营销,2015(10):55-57.

[7]林红焱,周星.感知视角的消费者移动广告态度分析[J].管理世界,2014(2):182-183.

[8]王丹,杜民,李纪连,张文.公众对不同媒体广告态度的调查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1):110-114.

态度不同 篇9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分层整群随机抽取南昌市1所医学院校、1所专科类院校、2所综合类院校不同专业共1 079名在校低年级 (大一、大二、大三) 学生, 发放问卷1 079份, 收回有效问卷918份, 有效回收率为85.1%。其中男生440名 (47.9%) , 女生478名 (52.1%) ;汉族学生868名 (94.6%) ;医学相关专业学生214名 (23.3%) , 非医学专业学生704名 (76.7%) ;大一学生732名 (79.7%) , 大二学生148名 (16.1%) , 大三学生38名 (4.1%) 。

1.2 方法

参照相关调查[7,8,9]自行设计调查问卷, 并根据前期对46名大学生开展的预调查结果完善问卷。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一般情况、艾滋病相关知识、对艾滋病感染者/病人的态度以及教育需求4个部分。其中艾滋病相关知识包含3个方面, 分别为艾滋病一般预防知识、艾滋病传播和非传播途径知识, 共8道题, 答对6题及以上为知晓。对艾滋病感染者/病人的态度包含3方面, 分别为一般看法、关于社会权利/教育问题的看法、关于法律权利问题的看法, 共24道题。教育需求包含2个方面, 分别为既往接受艾滋病宣传教育情况以及对艾滋病知识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和需求。

1.3 质量控制

在4所高校内, 由该校学生社团召集调查对象在教室集中无记名填写调查问卷, 学生填写问卷时不准讨论和交流, 教师回避;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现场解释调查目的及保密环节, 并负责现场问卷的发放及收集。

1.4 统计分析

采用Epi Data 3.1建立数据库, 使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和χ2检验。

2 结果

2.1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低年级大学生艾滋病知识平均得分为 (5.71±1.86) 分, 女生 (5.89±1.60) 高于男生 (5.52±2.09)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5.02, P<0.01) ;医学专业学生 (5.87±1.92) 与非医学专业学生 (5.66±1.84) 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86, P=0.36) 。艾滋病知识总知晓率为61.7%, 在艾滋病传播和非传播途径上, 女生知晓情况优于男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见表1, 2。

注: () 内数字为知晓率/%。

注: () 内数字为知晓率/%。

2.2 对艾滋病及其感染者/病人的态度

低年级大学生艾滋病歧视态度平均得分为 (39.54±11.06) 分, 没有明显的性别、专业差异。大学生对艾滋病感染者/病人表现出一定的歧视态度, 在对待艾滋病一般看法上, 59.2%大学生觉得艾滋病很可怕;在社会权利/教育问题上, 41.0%大学生承认若邻居中有艾滋病感染者/病人会感到不舒服;在法律权利问题上, 32.5%大学生赞同雇主有权利拒绝聘用或解雇艾滋病感染者/病人。见表3。

注: () 内数字为构成比/%。

2.3 对艾滋病及反歧视知识的受教育情况和需求

接受调查的918名大学生中, 有34.6%曾经接受过艾滋病知识的培训并印象深刻, 30.3%从未接受过相关培训, 35.1%表示接受过但印象不深;48.4%的调查对象表示从未接受过艾滋病反歧视的宣传和培训, 仅有29.2%曾经接受过反歧视的宣传和培训, 22.4%接受过但印象不深。

65.5%的被试认为自己以往接受的艾滋病相关宣传和培训还不够, 79.9% (733/918) 表示愿意进一步接受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培训和反歧视的教育。73.5% (675/918) 的被试表示愿意接受由艾滋病感染者志愿者为其提供艾滋病知识及反歧视培训, 在愿意进一步接受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大学生中该比例为90.4% (663/733) ;在问及是否愿意在培训过程中与感染者有握手、拥抱等身体接触时, 47.1% (345/733) 的被试表示愿意接受, 26.3% (193/733) 表示不愿意, 26.6% (195/733) 的人无所谓。

3 讨论

近年来, 随着政府对艾滋病预防宣传的重视, 在校大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逐渐加深, 本次调查中知晓率达到61.7%。但相较于一些高危人群来说, 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还较低, 可能是由于我国侧重对高危人群进行艾滋病教育干预所致[7]。此次调查发现, 女大学生艾滋病知识得分高于男生,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与黄金等[8]调查结果一致。女生在多数问题上的知晓率明显高于男生, 但在涉及到艾滋病预防措施项目上, 其知晓率低于男生, 原因可能是女生在对待性问题上态度较为被动。已有研究证实, 年轻女性由于生理结构上的未成熟, 是HIV的易感人群[10], 因此更应该提高女大学生自我保护的能力。此外, 医学与非医学专业学生在艾滋病知识平均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与其他研究结果有所不同[11,12], 可能与此次调查对象还未接受系统的医学教育有关。

根据调查结果, 低年级大学生艾滋病歧视态度平均分为 (39.54±11.06) 分, 且没有明显的性别、专业差异。低年级大学生对艾滋病及感染者/病人的歧视态度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受传统社会规范和道德判断的影响, 认为感染艾滋病代表了品行上的败坏, 如有38.4%的大学生认为绝大部分艾滋病感染者/病人都很混乱;二是出于对致死性严重传染病的恐惧, 在个人层面上选择逃避并远离威胁[13], 如38.2%的大学生选择避免与艾滋病感染者/病人有身体接触。但同时有47.7%的大学生认为艾滋病感染者/病人可出席公开活动, 显示大学生在制度层面上对艾滋病感染者/病人的公众公开、社会福利等权利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赞同和支持[9]。他们可接受艾滋病感染者/病人参与公众活动, 但畏惧与他们有亲密接触, 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缺乏。有研究证明, 对艾滋病感染者/病人的歧视态度与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呈负相关[11,14], 特别是对艾滋病非传播途径方面的知识[15]。本次调查中大学生艾滋病非传播途径知识知晓率最低, 仅为40.3%, 由于缺乏对艾滋病的全面了解, 误以为与艾滋病感染者/病人日常接触会加大感染的风险性, 从而出现恐惧等负面情绪, 导致产生歧视心理。

对大学生既往接受艾滋病知识培训和反歧视教育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 仅有34.6%的被调查对象接受过相关艾滋病知识培训并且有较深的印象, 而35.1%曾接受过知识培训但未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48.4%从未接受过反歧视的宣传和培训。65.5%的大学生意识到以往接受的艾滋病知识培训还不够。说明大学生获得的艾滋病知识培训和反歧视教育存在明显的不足, 普遍具有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需求, 应加大针对青年学生的艾滋病知识宣传和反歧视教育的覆盖面和宣传力度, 同时需要丰富宣传的内容和形式。超过90%的大学生愿意接受由艾滋病感染者作为师资来对其开展进一步的艾滋病知识培训与反歧视教育, 提示采取有艾滋病感染者师资参与的艾滋病宣传和培训形式是可行的, 并有助于改善宣传培训的效果, 从而促进大学生正确观念、行为和反歧视态度的建立。

艾滋病相关歧视将使艾滋病流行地下化, 对预防与控制工作带来不便, 而消除艾滋病相关歧视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开展健康教育[2]。本次调查显示, 低年级大学生艾滋病非传播途径和预防知识相对欠缺, 对艾滋病及其感染者/病人存在一定歧视态度;应对其加大艾滋病知识普及力度, 着重宣传艾滋病的非传播途径,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艾滋病防范意识, 转变对艾滋病感染者/病人存在的错误观念[16]。通过他们对家庭、同伴等的影响将正确对待艾滋病感染者/病人的态度辐射到整个社会中去, 以达到有效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流行的目的。

摘要：目的 了解南昌市低年级大学生艾滋病知晓状况和艾滋病歧视态度, 为开展相关教育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在南昌市4所不同类型高校内, 根据年级与专业进行分层整群抽样, 共1 079名大学生参与艾滋病相关问卷匿名调查, 收集有效问卷918份;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情况、艾滋病相关知识、对艾滋病感染者/病人的态度以及教育需求。结果 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总知晓率为61.7%, 其中传播途径知晓率为73.9%, 非传播途径及预防知识知晓率较低, 分别为40.3%和35.5%;在艾滋病传播和非传播途径上, 女生知晓率高于男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低年级大学生对艾滋病感染者/病人歧视现象普遍, 且没有明显的性别、专业差异 (P值均>0.05) 。65.5%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接受的艾滋病宣传和教育还不够, 73.5%的调查对象愿意接受艾滋病病人对其进行宣传培训。结论 在校低年级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存在一定的歧视。

态度不同 篇10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于2013年7月—2014年8月,选取北京、 潍坊、莘县、济南、抚顺、内蒙古、德州、聊城、淄博、泰安10个城市,以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这10个城市不同阶层的人群作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1 600份,有效问卷1 600份,应答率100%。

1.2方法

1.2.1问卷调查参照营养知识-态度-行为调查问卷 (general nutrition knowledge questionnaire, GNKQ) 及食品安全相关知识自行设计问卷,由调查人员发放并当场回收。问卷涉及基本情况、食品安全基础知识、食品安全问题所持态度、日常食品消费情况4部分。问卷中食品安全基础知识采用得分制,共设6题,内容涉及食品安全的概念内涵,每日应摄入的最佳食盐量、烹调油量、酒精量,高血压发病与调味品摄入量之间的关系, 烧烤和腌制类食品中的主要致癌物质,肥胖患者易患的疾病,食品添加剂的作用,食品安全标准中微生物指标等方面。共计21分。

1.2.2统计学分析用数据分析软件SPSS建立数据库,经过逻辑查错,清理数据后进行相关统计描述与推断采用中位数(M)和四分位间距(Quartile range,q)描述人群食品安全基础知识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使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以及相关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进行建立检验假设、编秩之后计算检验统计量H值,因本研究中组数k均≥3,例数均>5,超出H界值表范围,假设成立时H值近似的服从 ν=k-1的卡方分布,此时可由卡方值界值表得到P值,此时 χ2≈H。采用频数、频率等对人群对食品安全态度和行为进行描述。

2结果

2.1一般情况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见表1。

2.2对食品安全知识的知晓情况问卷中食品安全基础知识共设6题,共计21分,平均得分为( 11.02±4.26 )分 。

2.3对食品安全的认知状况调查对象的食品安全基础知识得分(满分21分)属于偏正态分布 。

2.3.1不同年龄组人群对食品安全的认知状况不同年龄组人群的食品安全得分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P<0.01)。年龄越大,对食品安全的相关知识了解越多。 见表2。

2.3.2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对食品安全的认知状况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食品安全得分差异有计学意义(P<0.01)。 文化程度越高,对食品安全的相关知识了解程度越深。 见表3。

2.3.3不同职业人群对食品安全的认知状况不同职业人群的食品安全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中学与大学教师、工人、行政事业单位负责人(科级及以下) 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对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较其他人群深,农民对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最差。见表4。

注:4组人群得分比较,χ2≈H=61.882,P<0.01。

注:4组人群得分比较,χ2≈H=45.976,P<0.01。

注:8组人群得分比较,χ2≈H=470.873,P<0.01。

2.3.4不同收入水平人群对食品安全的认知状况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食品安全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由表中数据可知,收入程度越高,对食品安全的相关知识了解程度越深。

2.4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态度

2.4.1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度调查对象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较高,有21.03%的人对食品安全问题表示非常关注,41.70%的人表示比较关注,31.46%的人表示偶尔关注,仅有5.81%的人表示不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调查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我国当前食品安全整体状况的感觉不同,仅有3.32%的调查对象认为我国食品安全整体状况非常安全,有24.03%的人认为比较安全, 有51.12%的人认为不太安全,有21.53%的人认为很不安全。

2.4.2对“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公示牌”的关注度有22.69%的人表示不知道有此规定,47.72%的人知道但很少关注,21.80%的人在就餐时会顺便看一眼,只有7.79%的人会认真寻找并阅读。

2.5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行为调查

2.5.1如何判断食品是否安全在关于如何判断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上,调查对象中有1 082(67.63%)人选择了通过品牌知名度来进行判断,928(58%)人通过价格高低判断,1 176(73.5%)人通过认证标志及产品说明等判断,还有1 074(67.13%)人选择了凭经验判断, 另190(11.86%)人选择通过其他方法判断。

2.5.2遇到有问题食品时的解决办法调查对象在遇到食品问题时,1 211人(75.69%)选择了“自认倒霉,丢弃所买食品”,1 230人(76.88%)选择了“找销售商要求退换货”,650人(40.63%)选择了“向媒体揭露”,411人 (25.69%)选择了“向消费者协会投诉”,440人(27.5%) 选择了“其他”。

3讨论

众多研究表明,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是影响健康相关知识知晓率的主要因素[3,4]。对食品安全知识的知晓情况分析表明,高年龄、 高学历、高收入、高文化程度人群对食品安全知识的知晓率较高,这与文献[5-10]的结论一致。农民等低学历、 低文化程度、低收入的人群对食品安全基本知识的了解普遍较少,可针对此类人群采取针对性的策略。应充分发挥各种媒介的优势,以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食品安全知识、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增强居民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当合法利益受到侵犯时,懂得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10]。

调查显示,超过70%的人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环境不安全,究其原因,在于政府没有认识到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具体原因,导致政策措施没有针对性[10]。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我国食品安全环境的信心。 此外,消费者对于“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公示牌”的关注度参差不齐,我国自2012年起对餐饮服务单位的食品安全情况进行量化评级,范围包括餐馆、快餐店、小吃店、饮品店、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中央厨房等。 该项工作已深入开展多年,但消费者对其关注甚少,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有此规定。所以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知识普及,使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公示牌在指导消费者消费和监管餐饮服务单位的方面发挥真正的作用。

消费者的知识和态度往往会影响其购买食品的行为或行为意向[11]。调查发现,在遭遇食品安全问题时, “寻找销售商退货”和“自认倒霉”是消费者所采取的主要方法,而选择“向媒体揭露”和“向消费者协会投诉” 的消费者仅占少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居民抱怨投诉手续繁琐且不能立即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居民自身食品安全法律意识薄弱,遇到相关食品安全侵害时不知道如何正确取证来维护自己的权益[1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通。由此可见,如何加强对消费者的合理引导并对其进行可行性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综上所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程度可因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收入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差异。要提高不同阶层人群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首先需大力发展经济,增加消费者尤其是农民消费者的收入,出台切实可行的惠农政策,提高消费者生活质量, 进而提高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度;其次,需加强宣传教育,重点人群重点宣传,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食品安全消费观,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知识的认知水平。可针对不同阶层人群设计专项媒体节目和杂志,提高消费者尤其是低认知度人群的食品安全意识。再其次需深入了解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原因,对症下药,出台合理有效政策,提高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安全环境的信心。

态度不同 篇11

关键词：大五人格；态度三要素说；社交软件；人格特质

一、大五人格简介

大五因素模型近几十年来在人格领域中逐渐兴起，它是对当代人格心理学影响很大的特质理论。这五个因素在大量不同方法的研究中都是那么突出，以致研究者们称之为“大五”，它们就是：外倾性Extraversion（E）、宜人性Agreeableness（A）（友善性）、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C）（谨慎性）、情绪稳定性

Neuroticism（N）（神经质）、开放性OpennesstoExperience（O）。且大五模型及其具体的层级特质应用广泛，无论什么年龄、性别、民族、种族、宗教、社会背景的人都可以运用大五人格特质来描述自己的人格特点。与大五人格相关的具体特质如下：E：积极情绪、好交际的、热情；N：焦虑、自我意识、脆弱；A：守信、正直、温柔；C：有能力、有条理、自我约束；O：想象力、行动、尝试。

二、社交软件的功能

（一）小组访谈法。根据校内宿舍楼的分布情况，随机抽取3栋宿舍楼，并从每栋宿舍楼随机选择4个宿舍，对选定的宿舍随机抽取一名同学，经过上述的筛选，为了保证访谈的有效性，我们将为每位被访谈者提供一餐饭，访谈将在6811桌游吧的一个封闭的玻璃房内进行。为了让受访者保持一颗轻松愉悦的心情，研究员会在确保受访者真的愿意接受访谈时才进行正式访谈。本次访谈小组有七组，每次访谈大约持续两个小时。

（二）社交软件功能。通过对受访者提供的功能进行筛选和对比，我们初步确定了五种能够强烈反映不同人格特质的社交软件功能。语音通话Y1：追求快速的信息传递、与陌生人语音通话、渴望通过声音传递信息；树洞Y2：匿名发送消息及心情、随意吐槽；话题创建Y3：发起令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并能化解矛盾、乐意与他人分享观点；社交圈划定Y4：定义要交往的人群特征、键入想要交往的人群、设置账户保护信息；活动创建Y5：线上发起一项有意义的活动、线下组织人员并执行策划、乐意与他们分享经验。

（三）大五人格与大学生对社交软件功能的态度。人格是驱动人们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大五人格最初问世是为了研究组织中个体的绩效，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也被广泛地应用到各大领域。因为它已经概括了影响人们行为的主要因素，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人们的行为导向。另一方面，社交软件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交流传递信息的有力工具，但是驱使他们选择不同社交软件、使用不同功能的因素却是令人深思的。

态度构成的三要素说，即是态度是由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构成的，三者相辅相成，其中态度与情感、认知的联系最为紧密，并调节着行为意向。当大学生对某一社交功能认知度较高，情感依赖强，有选择倾向时，说明其对该功能态度较好，而驱动人们的行为意向以及情感、认知的正是我们的人格特质，不同的人格特质决定我们对功能的态度。根据前文对大五人格及社交软件功能的简介，我们有如下假设。

外倾性特质较为突出的大学生对“语音通话”的态度较好。外向者爱交际、精力充沛、乐观、友好和自信；内向者偏向于含蓄、自主与稳健。一个较为外向的大学生（不论男女）在使用社交软件时都倾向于选择语音通话这一功能。那些性格较为外向、乐于交际的人，与他人交流时更加偏好于“语音通话”，而手写输入内容为辅的这样一种聊天方式。

宜人性特质较为突出的大学生对“话题创建”的态度较好。当一个人愿意在社交软件上创建话题，并与他人分享这个话题，共同讨论，从而聚焦更多人投身于此话题时，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人乐于分享，并且在分享话题的过程中体现出他/她更加乐于助人，也愿意得到别人的帮助，为人较为正直，这些特质的组合正是宜人性。尽责性特质较为突出的大学生对“社交圈划定”的态度较好。责任意识高的个体在工作中表现为较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同时因为它特质组合的独特性，国内学者也将其翻译为“严谨性”。所谓“社交圈划定”既当某些人使用社交软件时，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社交圈固定在某一范围内，这种人倾向于有较高的组织纪律性。神经质特质较为突出的大学生对“树洞”的态度较好。神经质维度较高的人表现为日常生活中具有较低的适应性，对生活出现的变故容忍度低。树洞则满足了神经质者弱适应性带来的不良反应。开放性特质突出的大学生对“活动创建”的态度较好。“活动创建”既是指人们可以在线上发起一个活动，一旦召集适合的团队便在线下开展此活动。那些乐意创建活动的个体表现出较高的创新能力、愿意和他人分享这种能力，因而可以利用有趣并且有意义的话题在线上建立团队，且在线下开展活动。开放性维度较高的个体具有创新意识，愿意与他人分享经验，愿意通过实践和行动获取经验。“活动创建”个体表现的特质组合与开放性特质相当吻合。

三、大五人格的测量

为了保证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本着三大原则：节省、准确、畅通。我们选择了组织行为学课本中提供的大五人格测试量表进行学术研究。此量表属于5点等距量表，包含25组意思对立的形容词，其中每个维度含有5组对立形容词，为了使得测量结果更加准确，我们将五个维度的形容词词组交叉组合呈现出来，每五道题作为一组，其中每组中的第一排作为“适应性”的原始分，经过得分对照表得出的标准分即为N的取值，同理测得其他四个维度的得分。

四、态度测量

根据态度三要素说，对每一种要素分别设置两道测试题，本研究需要定义的结构变量为：Y1、Y2、Y3、Y4、Y5。一组测量对Y1的态度的题目如下。1.在你日常使用社交软件过程中，你认为“语音通话功能”便捷程度如何？（非常便捷-非常不便捷）2.语音消息在你社交工具的消息中所占比重是怎样的？（非常大-非常小）3.你愿意建议他人使用语音通话这项功能吗？（非常愿意-非常不愿意）4.你喜欢语音通话功能吗？（非常喜欢-非常不喜欢）5.你对社交软件由手写转变为语音输入的看法是什么？（非常支持-非常不支持）6.当你使用社交软件时，你愿意选择语言通话功能吗？（非常愿意-非常不愿意）。

被试者依据每一题的描述，根据对两端答案的偏好程度，在答案中的横线上写1，从左向右对每一条横线上答案分别赋值5、4、3、2、1。如上第一题和第二题测量个体对语音通话功能的认知；第三题和第四题测量个体对功能的情感；最后两道题测量个体对功能的行为意向，依据上述计分原则，将六道题得分相加便是大学生对“语音通话”Y1的态度标准分。

五、人格和态度的匹配关系

由于社交功能的选取依据大五人格不同的维度特征，因而我们假设两者具有对应关系。对于同一个体而言，将五种人格维度的得分进行排序，每种人格维度赋予五个等级中的一个；对个体对每种功能态度的得分进行排序，相应地赋予五个等级中的一个，根据人格特质和态度的关系，比较对应关系中的人格等级和态度等级是否匹配。

本次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213份，其中E与Y1的等级数相同的问卷172份，其匹配率约为80.7%，N与Y2的匹配率为90.6%，A与Y3的匹配率为92.9%，C与Y4的匹配率为84%，O与Y5的匹配率为88.7%。虽然匹配率平均没有大于99%，但是鉴于数据收集中存在偏差以及功能的定义具有主观性，上述的数据足以说明大学生的不同人格特质与其对社交软件特定功能的态度具有一致性。五维人格就像太阳系和行星，每个维度不会单独发挥作用，等级最高的人格就像太阳系，而其他维度的人格就像行星，他们共同引导、约束人们的行为。根据得分对人格进行等级划分是为了区别不同等级人格维度的大学生对不同社交软件的功能态度的得分也有差别，因此将两者等级对应来确定人格特质是否会影响大学生对个性化社交软件的态度。

六、结论

（1）神经质人格特质突出个体更容易选择使用“树洞”。神经质得分等级和大学生对“树洞”的态度得分等级匹配度为90.6%，说明神经质个体会更加偏好使用社交软件的“树洞”功能。神经质个体适应性较低，其在社交过程中较为容易遇到问题，因此大学生应该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质，避免陷入“树洞”怪圈，以免将自己的真实一面隐藏的越来越深。根据橱窗理论，人们应该更多将“隐私我”转化为“公开我”，这样才有利于更好地生活在社会中，也能够促进其视野和思维的开阔。神经质个体可以适当地利用社交软件的通用功能，避免引起情绪波动的个性功能，以便适应当代大学生强社交的氛围，也避免社交软件对此类群体产生负效应。大学生群体，适当接触最真实的自己，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社交软件，对待自己的性格应该扬长避短，以求更好更快地发展。（2）宜人性人格特质突出的个体更容易选择“话题创建”。根据上述匹配率我们可以知道，宜人性特质个体对“话题创建”类似的活动较为热衷，这不仅仅因为话题创建本身的吸引力，更取决于宜人性对人们的影响。宜人性是人们社交中最需要的一种人格特质，此类型人到任何社交圈似乎都能如鱼得水。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为了将来的发展需要，应该与更多的宜人性个体沟通交流，这会对大学生的人格塑造具有积极的影响，帮助他们更高效地解决问题，也能够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七、展望

本文以大学生为例作为调研对象，但大五人格的适用性不受人群限制。本次调研结果可以推演到企业的员工管理方面。对于那些需要高创新思维员工、需要有强企业文化的公司而言，公司内部推行一些具有“活动创建”“话题创建”等类似功能的社交软件，即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又能够增强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促进企业各部门和谐高效发展。

其实，企业内部的运行并不仅仅依赖制度及科技的运用，有时候将当今流行并生活化的元素加入企业，能够提高员工的适应能力，也能够为他们发挥才能创造有力的条件。企业的管理者可以结合人性的特点，将外界的软件进一步升级改造为公司特有的交流平台，让员工的职业生涯充满趣味和挑战，激励他们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为自己的未来努力。

参考文献：

[1]吴新平，徐艳.态度三要素视角下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情境的创设[J].思想教育研究（期缺失）：2-5.

态度不同 篇12

关键词：实习,护生,就业,防御机制,应付方式

临床实习护生在医院中是一类特殊的群体, 是从学生时期走向社会的过渡阶段。由于对临床工作的陌生、学习的压力、医患关系紧张等, 护生容易出现心理问题[1]。在实习中后期, 护生面临着学业、择业、就业的诸多压力。在特定的压力背景下, 个体将认知评价作为基础从而做出相应的防御和应付行为[2], 而为了解决问题所采取的防御与应付方式, 正是为减轻因问题而产生的压力, 缓解内心痛苦所发挥的作用所在[3]。为了了解实习中后期对就业前景持不同态度的护生防御机制和应付方式的特点, 笔者于2012年11月进行调查,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非随机的配额抽样, 对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苏北人民医院3所三级甲等医院的实习护生进行调查, 按每个医院本科和专科生2∶1的比例选取样本。回收有效问卷240份, 其中男40名, 女200名, 年龄22.23岁±1.25岁, 其中本科生150名, 大专生90名, 已临床实习6个月以上。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 一般情况问卷, 包括年龄、性别、对就业前景所持态度以及学制等。 (2) 防御方式问卷。该问卷包括88个项目, 每个项目均采用1~9的9级评定方法:完全反对;很反对;比较反对;稍微反对;既不反对也不同意;稍微同意;比较同意;很同意;完全同意。测试过程完全由评定者自己体会、选择, 并无硬性规定。有不成熟防御机制 (F1) 、成熟防御机制 (F2) 、中间型防御机制 (F3) 、掩饰4个分量表。F1包括8个因子:投射、被动攻击、潜意显现、抱怨、幻想、分裂、退行、躯体化;F2包括3个因子:升华、压抑、幽默;F3包括13个因子:反作用形成、解除、制止、回避、理想化、假性利他、伴无能之全能、隔离、同一化、否认、交往倾向、消耗倾向、期望。本次测量的防御问卷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为0.818, 重测信度为0.927;其中不成熟防御机制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46, 成熟防御机制为0.636, 中间型防御机制为0.902掩饰为0.762。 (3) 应付方式问卷。由肖计划等参照国内外应对研究的问卷内容以及有关“应对”的理论, 根据我国文化背景编制而成。该量表共62个条目, 采用1和0分计分方法, 6个因子分别是退避、幻想、自责、求助、合理化、解决问题。本次测量的应付方式问卷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为0.893, 重测信度为0.931;其中分量表解决问题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06, 自责为0.877, 求助为0.417, 幻想为0.793, 退避为0.854, 合理化为0.843。

1.2.2 调查方法

2名研究小组成员经过课题组和心理学专家的培训, 利用各医院召开实习护生临床护理工作反馈会议的时间现场发放问卷。量表发放前详细解释研究目的、填表细则等, 实施无记名评估方法, 取得被调查者的配合。采取集中发放、规定时间内填写、集中收回的方式。填写时间为30 min~40 min。对回收的问卷及时进行复核。剔除7份无效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240份。

1.2.3 统计学方法

用EpiData3.0双人录入法, 确保数据的真实性, 发现错误, 及时修正。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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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对就业前景持不同态度的实习护生防御机制分析

借助于防御方式, 个体可以摆脱焦虑和不愉快情绪, 控制过度的冲动行为、情感和本能的欲望, 以调节压力与外界现实之间的关系[4,5]。本次调查发现, 在不成熟防御机制中的退缩因子得分和中间型防御机制的解除因子得分上, 不乐观组分别与乐观组、不确定组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对就业前景不乐观的实习护生中不成熟型防御机制或中间型防御机制的习惯性使用发挥重要作用。对就业前景不乐观的实习护生与乐观组比较, 他们更多采取退缩和解除的防御方式。本次调查的实习护生中女生占总人数的90%左右, 因此上述的差异和社会的特定文化背景有一定的联系[6]。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女性大多思想保守, 谨小慎微, 当遭遇挫折 (就业前景不乐观) 时, 多会选择退缩、解除等回避、委曲求全的方式。已确立人生奋斗目标的实习护生在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优越感中, 凭借作为女性丰富的内心情感, 她们往往更倾向给予或帮助他人获得本来自己想要获得的东西, 让别人代替自己满足[7], 这可能是本次研究中目标明确组相比目标缺乏组和模糊组只有在假性利他一个因子上得分有差异的原因所在。作为教育工作者, 应该帮助实习护生掌握心理防御机制的选择方法, 面对应激情景, 要冷静地分析原因, 总结经验教训, 改变消极认识, 以乐观、豁达的心态分析原因, 客观评估自己的应对能力, 学会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 不断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8]。良好心理健康状况的保持与在压力应激下较多地采用成熟防御方式而较少采用不成熟防御方式相关[9]。对实习护生进行心理问题的预防、干预时, 应充分考虑实习护生防御机制的特点, 有针对性地对个体进行防御机制的健康教育和训练, 让其认识到不成熟防御机制的危害性并加以矫正, 引导其使用成熟防御机制, 提高对困难和挫折的认识水平以及应对的技巧和能力。

3.2 对就业前景持不同态度的实习护生应付方式分析

本次调查发现, 对就业前景持不同态度的实习护生应付方式中的解决问题均分得分偏高, 与李永红等[10,11,12]的研究结果不同, 他们发现在校医学生、护理本科生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差, 往往表现出集成熟与不成熟应付方式于一体的特点, 但是与朱水华等[13]对综合医院护士以及对护理实习生应付方式的调查结果相吻合, 说明本组实习护生虽然只是经历了短短的半年临床护理工作, 但是由于后者与在校的理论学习环境完全不同, 日常需要处理压力的工作环境锻炼了实习护生在面临问题要解决时已经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付方式, 一般都能积极地去解决, 而不采取回避的方式。这种积极的应付方式将有利于他们心理状态的调节, 为适应未来的护理岗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