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态度

双语态度（精选4篇）

双语态度 篇1

一 引 言

语言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当今世界日趋便捷的交流加速了各种文化的交融碰撞。这样的社会背景使得语言使用个体需要学习更多的语言来满足日渐频繁的国际国内交流。语言使用者如何看待与自身关系密切的各种语言资源,即语言态度,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以往的语言态度研究多数将双语或多语环境下的语言态度单独进行研究,例如,只调查对本民族语、方言或者普通话的态度,较少将这些语言置于一个整体的环境下考虑。较明确地提出双语态度这个概念的学者是Colin Baker,他在《态度和语言》(1992)中明确提出双语态度,并进行了解释和调查研究。本文在研读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某个语言使用个体如果和几种语言均有关联,那么这几种语言就同属于语言使用者自身的语言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和谐的整体。以此为前提,调查语言使用者对与自身关系密切的两种或几种语言的态度,即双语(或多语)态度。具体来说本文以双语态度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在我国社会环境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汉语和本民族语的双语态度。在此基础上,分析被调查者的社会特征与其双语态度之间的关联。

(一)调查对象及样本基本情况

笔者2006年春到中央民族大学进行了田野调查。以2004级在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从中抽取了一定数量的样本作了细致的调查。最后共获得475个有效样本作为统计和论文写作的依据。475个有效样本包括民考民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和民考汉蒙古族、藏族、朝鲜族、壮族、苗族、满族和土家族大学生。男生占36.1%,女生占63.9%;蒙古族占20.6%,藏族占13.2%,维吾尔族占9.0%,哈萨克族占6.5%,朝鲜族占18.1%,壮族占10.5%,苗族占7.6%,满族占7.8%,土家族占6.7%。父母亲都是少数民族的占76.3%,一方是少数民族的占23.7%。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占47.3%,汉族聚居区的占13.4%,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区的占34.2%,少数民族和非汉族杂居区的占5.0%。

(二)资料的收集和数据的分析

资料的收集采用了问卷调查、现场观察以及访谈的方法。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一、基本资料,是被调查者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属性;二、双语态度的资料,是被调查者对10个双语观点的态度倾向,对这些观点的评价测评采用Likert量表,即在肯定和否定之间有一个平衡点,回答的选项在1到5之间形成一个量表,例如,5表示非常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同时通过观察和访谈来验证问卷调查结果。数据分析采用了SPSS(15.0)软件包。文中使用Mean及Spearman相关系数来分析调查数据。

二 调查数据总体分析

本次双语态度调查共设计了10个问题,分为四个部分(具体见附录):一是调查双语态度的总体倾向性,包含三个问题:B1、B2、B10,通过这三个项目的调查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对民汉双语的总体态度。二是从工具型动机着眼的调查,包含三个问题:B4、B7、B8。三是从融合型动机着眼的调查,包含了两个问题:B5、B6,这种动机是为了保持某种联系,和朋友保持密切关系,融入使用该语言人的社会中去。四是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看双语态度,包含两个问题:B3、B9。下面对调查数据进行总体分析。

(一)民考民(蒙、藏、维、哈、朝)各民族对比分析

1.双语态度的总体倾向性(B1、B2、B10)

从表1可以看出,民考民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各族被调查者在这三个问题上的评价基本一致,没有显著差异。各民族被调查者均非常同意B1和B2两项;均非常不同意B10。

2.工具型双语态度(B4、B7、B8)

从表1可以看出:民考民各个民族对B4、B7、B8这几个项目几乎均持支持态度(仅藏族对B8持无所谓态度)。但各个民族之间也有差异。通过计算各个民族在这三项上均值的平均值,得出表2。

从表2可以看出,这几个项目的同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朝鲜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这种差别的出现是和社会因素有一定关系的。从各个系了解到的情况是,朝鲜族民考民被调查者的工作机会较其他几个民族的学生相对多一些。“目前有2380多家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近84亿美元”(《解放日报》2004年8月4日)。由于一些韩国企业会招聘双语者,这种现实的需求推动着民考民朝鲜族被调查者支持双语,并且从实用性的角度给予朝汉双语更高的评价。蒙古语作为一种跨境语言与朝鲜语有相似情况。我国在蒙古国的企业相对于韩国在我国的企业少,网上的资料显示,“近五年来中国在蒙古国的投资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投资项目已经超过2000个(2006)”(《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1月27日)。这种经济往来的差异导致朝鲜语和蒙古语在供求上的差别。反映在工具型的语言态度上,朝鲜族对民汉双语的支持程度高于蒙古族。

3.融合型双语态度(B5、B6)

相关性分析显示,民族与B5、民族与B6之间的关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从表1可看出这种具体关联,即: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朝鲜族被调查者均同意B5这个观点,但在同意程度上有差别,同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朝鲜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藏族;维吾尔族对此持无所谓态度。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各民族均同意B6这个观点,同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排列为:朝鲜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可见,在融合型双语态度上,民考民各民族均显示出了赞成的倾向性,均希望通过学习民汉双语融入到本民族和汉族同胞的生活中去,结交更多的朋友。

4.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看双语态度(B3、B9)

从表1可以看出:民考民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各族被调查者均同意B3;维吾尔族持相反的态度。观察和访谈的结果也显示,某些维吾尔族被调查者说汉字难学,不好认,认为维吾尔语是简单易学的语言。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比较同意B9这个观点,朝鲜族非常不同意这个观点。在对这个观点的看法上,朝鲜族与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持完全相反的态度。

(二)民考汉各民族双语态度对比分析

1.双语态度的总体倾向性

从表3可以看出: 对B1和B2,藏族、朝鲜族均非常同意,蒙古族、壮族、苗族比较同意,土家族和满族持无所谓态度(没有调查土家族同学B2项)。民考汉被调查者均不同意B10项。

从总体倾向上看,民考汉藏族、朝鲜族被调查者对民汉双语的同意程度最高,其次是蒙古族、壮族、苗族,再次是满族、土家族。这点和语言能力有直接的关系。民考汉藏族、朝鲜族被调查者的本民族语能力较高,使用得较多;民考汉蒙古族、壮族、苗族被调查者的本民族语能力较低,使用得也较少,表现在双语态度上,民考汉藏族、朝鲜族被调查者对双语的支持程度高于蒙古族、壮族、苗族。满语和土家语基本濒危,满族和土家族被调查者均没有会且使用本民族语的,被调查者对民汉双语持无所谓态度。(邬美丽,2007)

2.从工具型动机着眼的双语态度调查

相关性分析显示,民族与B4、民族与B7、民族与B8之间的关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3中的统计是从均值看其具体差异,从中可以看出:①对于B4,非常同意的是朝鲜族,其次是藏族;蒙古族比较同意;壮族、苗族、满族持无所谓态度,土家族倾向于不同意。②民考汉蒙古族、藏族、朝鲜族、苗族、满族各民族均同意B7,但有差别,同意程度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朝鲜族、藏族、满族、蒙古族、苗族。壮族对此观点持无所谓态度,土家族不同意此观点。③民考汉蒙古族、藏族、朝鲜族、满族各民族均同意B8这个观点,同意程度从高到低排列,依此为:朝鲜族、藏族、蒙古族、满族。苗族对此观点持无所谓态度,壮族和土家族不同意此观点。

可见,从工具型动机着眼,民考汉朝鲜族、藏族对民汉双语的支持度最高。也就是说,民考汉朝鲜族、藏族有学好民汉双语的现实推动力,他们比其他民族更希望通过学好民汉双语找到一个好工作,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

3.从融合型动机角度着眼的双语态度调查

相关性分析显示,民族与B5、民族与B6之间的关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从表3可以看出:对B5,各民族同意程度各不相同,同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藏族、蒙古族、朝鲜族、苗族。土家族、满族、壮族持无所谓态度。对B6,各民族的同意程度也各不相同,同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 朝鲜族、藏族、苗族、壮族、蒙古族、满族、土家族。

综合看,在融合型动机上,民考汉各民族均显示出了赞成的倾向性。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同意程度上,根据统计后均值的平均数,同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藏族4.15、朝鲜族4.02、苗族3.75、蒙古族3.67、壮族3.51、满族3.48、土家族3.35。可见,各民族被调查者均希望通过掌握两种语言与本民族和汉族同学保持朋友关系,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融入各民族的集体中去。

4.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看双语态度

相关性分析显示,民族与B3、民族与B9之间的关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3中的统计是从均值看其具体差异,从中可以看出:对B3,各个民族的同意程度不太相同,同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藏族、朝鲜族、苗族。蒙古族、壮族、土家族、满族均持无所谓态度。 对B9,藏族基本同意;蒙古族、朝鲜族、壮族、苗族、土家族、满族均不同意。

三 社会特征与双语态度

(一)升学类别差异(民考民与民考汉被调查者双语态度比较分析)

B1、B2、B10是从双语态度的总体倾向性上着眼的调查项目,相关性分析显示,B1、B2、B10与升学类别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412、0.275、-0.139,其显著性水平0.000、0.000、0.001均小于ɑ值0.05,所以B1、B2、B10与升学类别之间的关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从表4可以看出,在双语态度总体倾向性上,民考民比民考汉被调查者更加支持双语。

B4、B7、B8是从工具型动机着眼的双语态度项目,相关性分析显示,B4、B7、B8与升学类别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395、0.235、-0.124,其显著性水平0.000、0.000、0.003均小于ɑ值0.05,所以B4、B7、B8与升学类别之间的关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从表4可以看出,从工具型双语态度着眼,民考民比民考汉被调查者更加支持双语。尤其是B4项,民考民被调查者的支持度更高。

B5、B6是从融合型动机角度着眼的调查。相关性分析显示,B5、B6与升学类别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072、0.018,其显著性水平0.059、0.346均大于ɑ值0.05,所以B5、B6与升学类别之间的关联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从表4可以看出,民考民与民考汉之间在融合型双语态度上没有显著差异。

B3、B9是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着眼的调查。 相关性分析显示,B3、B9与升学类别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202、0.217,其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小于ɑ值0.05,所以B3与升学类别、B9与升学类别之间的关联达到显著性水平。从表4可以看出,民考民比民考汉更加同意B3;民考民略微同意B9,民考汉基本不同意B9;同时,民考民被调查者认为小孩从小既学本民族语又学汉语,可能影响本民族语学习效果,而民考汉被调查者基本不同意此观点。

(二)性别差异

性别因素是社会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社会变量,由此甚至有性别语言学兴起。本文也将性别作为一个影响双语态度的社会变量来分析,下面分民考民和民考汉两类进行分析。

1.民考民被调查者

相关性分析显示,性别与B3、B4、B5、B9、B10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137、0.146、0.206、-0.185、-0.153,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46、0.034、0.003、0.007、0.026,均小于ɑ值0.05,所以性别与B3、B4、B5、B9、B10之间的关联达到显著性水平。具体差别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民考民被调查者中女生均比男生更加同意B3、B4、B5;男生比女生更加同意B9、B10。男生和女生在B1、B2、B6、B7、B8几项上没有形成显著差异。可见民考民女生比男生更加支持民汉双语。

2.民考汉被调查者

相关性分析显示,性别与B1、B2、B3、B4、B5、B6、B7、B8、B9、B10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028、-0.046、0.075、-0.040、-0.071、-0.072、0.036、0.017、-0.072、-0.052,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656、0.454、0.225、0.515、0.250、0.247、0.561、0.783、0.242、0.398,均大于ɑ值0.05,所以性别与双语态度10个项目之间的关联均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也就是说,民考汉被调查者在双语态度上没有性别差异。

(三)父母亲是否属于同一民族与被调查者的双语态度之间的关联

如果被调查者的父母亲同属于一个民族,在家庭内部就会有更浓的民族气息,使用本民族语的几率一般也较高;如果父母亲中一方为少数民族,另一方为汉族或其他民族,那么家庭内部的民族气息一般会淡一点,使用本民族语的几率一般也低一点。这种从小生活的家庭民族背景会影响被调查者的双语态度。

相关性分析显示,“父母亲是否属于同一民族”与被调查者对这10个观点的评价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531、-0.263、-0.333、-0.485、-0.117、-0.194、-0.274、-0.221、-0.140、0.203,其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0、0.000、0.000、0.000、0.011、0.000、0.000、0.000、0.002、0.000,均小于ɑ值0.05,所以“父母亲是否属于同一民族”与双语态度之间的关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具体差异见表6。

B1、B2、B10三项是从总体着眼的调查。从表6可以看出,总体来看,父母亲都是少数民族的被调查者(以下简称为族内婚)较父母亲一方是少数民族、一方是汉族(以下简称为族外婚)的被调查者更加支持双语。B4、B7、B8是从工具型双语态度着眼的调查项目。从表6可看出,父母亲是族内婚的被调查者更加希望通过掌握民汉双语来获得经济利益,而父母亲是族外婚的被调查者对掌握民汉两种语言有利于获得经济利益这种观点持无所谓态度。B5、B6是从融合型动机着眼的双语态度调查,同样的,父母亲是族内婚的被调查者更加希望通过掌握双语来交更多的朋友,保持和汉族、本民族朋友的联系。B3、B9是从语言学习的角度进行的调查。对B3,父母亲是族内婚的被调查者比较同意,父母亲是族外婚的比较不同意。被调查者均不同意B9,但是,父母亲是族外婚的比父母亲是族内婚的更加不同意这个观点。

(四)从小生活的社会居住环境与被调查者的双语态度之间的关联

相关性分析显示,被调查者从小的居住环境与B1、B4、B9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157、-0.105、-0.167,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1、0.022、0.000,均小于ɑ值0.05,所以居住环境与B1、B4、B9之间的关联达到显著性水平。具体差别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出,对B1、B4、B9三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表示非常同意,即少数民族聚居区认为学会民汉两种语言很重要,且容易找到工作的人最多,其次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区的,第三位的是少数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最后是汉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被调查者。对于B9,只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被调查者略微同意,其他均认为小孩既学本民族语又学汉语不会混淆,不太影响本民族语学习效果。可见,被调查者从小生活的社会语言环境会影响其双语态度。

四 调查结论及意义

(一)多数被调查者有积极正面的民汉双语态度

调查显示,大多数少数民族被调查者有积极正面的双语态度。文中工具型双语态度的调查显示,所有民考民被调查者,所有民考汉蒙古族、藏族、朝鲜族被调查者均有学习民汉双语的经济推动力,希望通过学习汉语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民考汉壮族、苗族、满族在工具型双语态度上显示出无所谓态度,而土家族持不同意态度。

融合型动机的调查显示,无论是民考民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还是民考汉的蒙古族、藏族、朝鲜族、壮族、苗族、满族、土家族,均在此调查上显示出同意的倾向。各个民族均希望通过掌握两种语言融入到本民族和汉族的社会中去,均希望通过掌握民汉两种语言能扩大自己的交际圈,交到更多的本民族与汉族朋友,希望与各个民族的同胞一起生活,融入到彼此的生活中去,成为一个融洽的大家庭。访谈中不少被调查者说到汉语是我国的通用语言,我们是中国人,应该学好汉语。可见,他们在心理上有对本民族的认同感,更有着对祖国的强烈认同感。

(二)双语态度和“升学类别”“性别”“父母亲是否属于同一民族”“从小生活的社会居住环境”几项有显著关联

民考民被调查者对双语的支持度明显高于民考汉,这种支持主要表现在工具型双语态度上。即民考民被调查者更加希望通过掌握双语获得经济利益,找到好工作。同时,与民考民被调查者相比较,民考汉被调查者觉得学会民汉双语更难一些。

民考民被调查者中女生对双语的支持度高于男生;民考汉被调查者的双语态度无性别差异。

父母亲都是少数民族的被调查者较父母亲一方是少数民族、一方是汉族的被调查者更加支持双语。这种差别尤其体现在工具型动机的双语态度上。可见,从小生活的家庭民族环境会影响被调查者的语言态度。

被调查者从小生活的社会语言环境会影响被调查者的双语态度,被调查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越是生活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对双语支持度越高。

(三)本次调查的实践意义

1.工具型学习动机是被调查者学好双语的现实推动力

不少民考民被调查者均在工具型态度上对双语给予较大的支持度。他们认为学好民汉双语有助于找到好工作,并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这就激发着他们学好汉语。而民考汉被调查者,尤其是壮族、苗族、土家族、满族并不期望学会本民族语获得经济利益,所以对民汉双语的支持度不太高。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学好民汉双语的现实推动力。可见,一门语言要想广泛传播,首先必须应该有现实的市场。目前,汉语国际推广已经成为一项国策。如何在国内和国际上扩大汉语的市场?先应增大对汉语的需求量,例如某些场合应该适当规定使用汉语。马庆株先生(2006)曾提到过,在出口中国商品时,应在产品上标注“中国制造”几个汉字,或至少标注汉语拼音。此外,面对现在种类繁多的英语水平考试,应该增加一些汉语水平的测试项目。目前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和针对外国人的HSK(汉语水平考试)就是两种较为普遍的考试形式。诸如此类的措施都能拉动对汉语的现实需求,提高人们对汉语的重视程度,增强人们学习汉语的工具型动机,扩大汉语的推广范围。

2.融合型动机是被调查者学好民汉双语的心理动力

民考民学生的本民族语水平非常高,汉语是他们需要掌握的第二语言,但是大部分民考民被调查者均认为学会民汉双语并不难。他们对自己祖国的文化很感兴趣,学习汉语的融合型动机较强,所以觉得学好汉语并不难。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果学习者抱着想了解中国文化、想融入中国社会的目的学习汉语,那就会有较强的心理推动力,学习起来也许会更加勤奋、更加自觉,这样的学习效果可想而知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汉语教学中注重教一些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也许更能引起学习者的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3.对增强汉语师资实力和汉语口语教育的启发

朝鲜族和蒙古族被调查者使用的均是跨境语言,这部分学生如果经过一定的培训,能够分别加入到对韩国、对蒙古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队伍中,对教学效果的提高应该有一定意义。这部分学生不仅热爱自己的母语,也热爱自己国家的国家通用语汉语。由他们担当针对某些群体的汉语教师,可以起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更有利于汉语国际推广。

此外,家庭和社会语言使用环境会影响被调查者的语言学习,这启发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加入实景的口语练习,建议学生住到中国家庭中,身临其境地学习汉语,学习效率会更高。

马庆株先生认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要规范化、信息化、国际化。其中汉语的国际化是一个需要用时间和努力来实现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决定外因,只有进一步加强国内的语文教育,才能保证汉语走向国际,做到固本强体。在国内,不仅要加强汉族学生的语文教育,例如在大学阶段开设大学语文课,而且要加强少数民族同胞的汉语教育。这样,才有可能为汉语走向世界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相得益彰,才能促进汉语国际推广事业蓬勃发展。

附录:语言调查问卷

您好!我们的调查是为了了解大学生的语言情况。希望您能根据实际情况回答,协助我们完成这份问卷。占用您的宝贵时间,我们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个人基本情况:

C1.您是:1.男 2.女 C2.您是族 C3.您父亲是_____族 您母亲是_____族

C4.您家所在地是:1.本民族聚居区 2.汉族聚居区 3.本民族和汉族杂居区 4.本民族和非汉族杂居区

二、表格题,您同意下列观点吗?请在符合您心意的空格里打√号

请完成下列句子:B27.我觉得本民族语

访谈问题:您觉得民族人必须说本民族语吗?为什么?

再次谢谢您的合作!

双语态度 篇2

语言态度是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语言态度对于语言教学、语言传承、语言转用和语言保持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对某一种语言态度的调查研究上,或分别调查对几种语言的态度,然后进行对比。这种思路易将双语地区人们的语言态度割裂开来,给人非此即彼的感觉。本文的蒙汉双语态度是基于人们对双语的认同和适应而进行的调查,是指当地蒙古族言语社区中社区成员对蒙古语和汉语的双语态度。调查地点是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一个蒙古族聚居社区和一个城镇散居蒙古族言语社区。

达拉特旗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旗县。该旗常住人口为322101人,其中汉族人口为307810人,占95. 56% ; 蒙古族人口为12651人,占3. 93% ; 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为1640人,占0. 51% ( 数据来源于达拉特旗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调查点之一是展旦召苏木展旦召嗄查一社。展旦召苏木是达拉特旗下属的八个行政区域之一,嘎查一社是展旦召苏木一个蒙古族相对聚居的自然牧民村。据2013年的统计,嘎查一社共有79户258人,其中蒙古族人口占80% ,其规模相当于我国比较常见的中等牧区村庄的规模。 这种聚居形态可以形成一种较为独特的语言环境,在嘎查一社,蒙古语和当地汉语方言对于受访者都非常重要。调查点之二是树林召镇,以城镇散居蒙古族作为调查对象,他们散居在不同的小区中,以家庭和亲戚为纽带形成蒙古语使用圈,对蒙古语的强烈认同使得他们成为一个散居的蒙古族言语社区。

这是两种不同居住类型的双语言语社区。在这两种双语言语社区中,民众是如何看待蒙汉双语共存的? 是如何理解蒙汉双语在民众生活各个领域的作用的? 为了考察这两种居住环境里蒙古族的蒙汉双语态度,调查者2012年1月至2013年9月对这两种社区中的蒙古族民众进行了挨家挨户的入户访问调查。

( 一) 调查对象的选择

聚居言语社区的调查选择达拉特旗嘎查一社的聚居蒙古族牧民; 散居言语社区的调查选择达拉特旗树林召镇的散居蒙古族民众。具有如下特点的不作为调查对象: 户口在当地,但是不常住在当地; 年龄小于10岁的居民; 嘎查一社258人中20% 的汉族。最后获得62个聚居社区( 约占嘎查一社常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和148个散居社区的样本,共计210个统计样本。

( 二) 受访者基本情况

62个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的有效样本中,男性占41. 9% ,女性占58. 1% ; 已婚占77. 4% , 未婚占22. 6% ; 配偶为蒙古族的占96. 8% ,为汉族的占3. 2% ; 父亲为蒙古族的占96. 8% ,为汉族的占3. 2% ; 母亲为蒙古族的占96. 8% ,为汉族的占3. 2% 。年龄10 ~ 19岁的占12. 9% , 20 ~ 29岁的占9. 7% ,30 ~ 39岁的占19. 4% ,40 ~ 49岁的占9. 7% ,50 ~ 59岁的占29. 0% ,60 ~ 69岁的占9. 7% ,70岁以上的占9. 7% 。

148个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的有效样本中,男性占41. 9% ,女性占58. 1% ; 已婚占58. 1% ,未婚占41. 9% ; 配偶为蒙古族的占50% ,为汉族的占50% ; 父亲为蒙古族的占78. 4% ,为汉族的占21. 6% ; 母亲为蒙古族的占83. 8% ,为汉族的占16. 2% 。年龄10 ~ 19岁的占28. 4% ,20 ~ 29岁的占14. 9% ,30 ~ 39岁的占9. 5% ,40 ~ 49岁的占20. 3% ,50 ~ 59岁的占16. 2% ,60 ~ 69岁的占2. 7% ,70岁以上的占8. 1% 。

( 三)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法为主,问卷包括以下内容: 1受访者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属性调查。2语言能力调查。语言能力是双语态度的基石,是调查双语态度不可或缺的项目。3双语态度, 共有10个调查项目。文中用得较多的数值是Mean,即平均值,1 ≦ Mean ≧ 5,在1 ~ 5区间内,数值越大说明越同意; 数值越小说明越不同意。对这些项目的评价采用Likert量表: 在肯定( 赋值5) 和否定( 赋值1) 之间有一个平衡点( 3) ,即5表最同意,1表最不同意。表中还有标准差,标准差的大小,受观测值影响,如观测值之间的变异大,标准差也大,反之则小。

此外,还用了现场观察和访谈法。在调查中,对问卷调查中一些有争议的观点进行深入访谈,以获得更为真实的数据。这些方法相互补充、相互验证,避免了问卷调查的刻板性,也避免了访谈和观察法的难以量化。

( 四) 数据分析

文章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运用SPSS( 17. 0) 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蒙古族民众蒙汉双语态度作充分的描述和分析。

二蒙汉双语态度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结合受访者的居住类型,从融合型动机双语态度、工具型动机双语态度和双语学习态度角度来看当地蒙古族的蒙汉双语态度。

( 一) 语言能力基本情况

语言能力是双语使用和双语态度的基础,在分析受访者的双语态度之前,先简单分析其语言能力( 见表1) 。

从总体来看,受访者的达旗话水平最高,基本达到非常好的水平; 普通话水平和蒙古语水平均稍低于平均值3,处于一般水平; 蒙文水平较差。

相对来说,聚居社区的受访者普通话水平低于散居社区的; 达旗话水平、蒙文水平,聚居社区和散居社区的受访者没有太大差异: 不论是聚居社区还是散居社区的,达旗话水平都较高; 蒙文水平都不高。

( 二) 蒙汉双语态度总体倾向

蒙汉双语态度总体倾向调查设计了三个问题: 会说蒙汉两种语言是很重要的; 会写蒙汉两种文字是很重要的; 人们只需懂一种语言就够了。

“会说蒙汉两种语言是很重要的”和“会写蒙汉两种文字是很重要的”是从正面着眼的调查,“人们只需懂一种语言就够了”是从反面着眼的调查,通过这三个问题的调查,可以看出受访者对双语态度的总体倾向性和对蒙汉双语的宏观态度。

1. 蒙汉双语态度的总体倾向

表2是对以上三个问题调查的统计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受访者均非常同意“会说蒙汉两种语言是很重要的”和“会写蒙汉两种文字是很重要的”这两个观点,非常不同意“人们只需懂一种语言就够了”这个观点。

2. 蒙汉双语态度总体倾向不同居住类型对比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 对“会说蒙汉两种语言是很重要的”和“会写蒙汉两种文字是很重要的”,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的和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的都持同意态度。相对来看,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的受访者比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的更加同意这两个观点。对“人们只需懂一种语言就够了”,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的比较不同意,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的非常不同意。

在总体倾向上,牧区聚居社区的比城镇散居社区的受访者对蒙汉双语的支持度高。

( 三) 工具型动机双语态度

工具型动机双语态度调查包括两个问题: 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将来工作更容易得到提拔; 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可赚到更多钱。表4是调查的统计分析结果。

从表4可以看出,总体看来,受访者对这两个观点比较同意,均值为4. 08。

聚居社区的比散居社区的受访者更加认同“懂蒙汉两种语言将来工作更容易得到提拔”。 聚居社区同意程度的均值为4. 31,散居社区的均值为3. 97。

SPSS统计软件相关性分析显示,居住类型与“懂蒙汉两种语言,可赚到更多钱”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 0. 295,其显著性水平0. 002 < ɑ 值0. 05,二者之间的关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从同意程度来看,聚居社区的均值为4. 06,散居社区的为3. 28。即蒙古族聚居社区的受访者比散居社区的更加同意这个观点。

在工具型动机双语态度上,不同居住类型的受访者均持同意态度,差别体现在同意程度的不同。从均值来看,同意程度依次为: 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比较同意,平均后的均值为4. 19, 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略显同意,平均后的均值为3. 63。

( 四) 融合型动机双语态度

融合型双语动机,是指为了和某些人保持某种联系,或融入到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社会中去而拥有的动机。从融合型动机角度着眼的双语态度调查设计了两个问题: 会说蒙汉两种语言会使人更聪明; 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会有更多朋友。调查结果见表5。

SPSS统计软件相关性分析显示,居住类型与“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会有更多朋友”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 0. 167,其显著性水平0. 087 > ɑ 值0. 05,二者之间的关联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即不论是聚居社区的还是散居社区的,都比较同意这个观点。受访者对此项目的评价相差无几,均值为4. 56( 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 和4. 30( 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 。

SPSS统计软件相关性分析显示,居住类型与“会说蒙汉两种语言会使人更聪明”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 0. 172,其显著性水平0. 079ɑ > ɑ 值0. 05,二者之间的关联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聚居社区受访者同意程度比散居社区的稍高,前者的均值为4. 00,后者的均值为3. 55。

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受访者更同意的是“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会有更多朋友”( 均值为4. 56) ,其次是“会说蒙汉两种语言会使人更聪明”( 均值为4. 00) 。

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受访者更同意的是“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会有更多朋友”( 均值为4. 30) ,其次是“会说蒙汉两种语言会使人更聪明”( 均值为3. 55) 。

在融合型动机上,不同居住类型的受访者均持同意态度,差别体现在同意的程度不同,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的同意程度高于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的。

( 五) 双语学习态度

1. 对蒙汉双语学习的普遍认识

双语学习态度设计了两个问题: 学会蒙汉两种语言并不难; 小孩同时学本族语和汉语容易混淆,影响本民族语学习效果。统计结果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受访者比较同意的是“学会蒙汉两种语言并不难”( 均值为3. 69) ,不太同意的是“小孩同时学本族语和汉语易混淆,影响本民族语学习效果”( 均值为2. 57) 。

蒙古族牧区聚居社区和城镇蒙古族散居社区的受访者均同意 “学会蒙汉两种语言并不难”,但同意程度不是特别高。蒙古族聚居社区的比散居社区的更加同意这个观点。

对“小孩同时学本族语和汉语容易混淆,影响本民族语学习效果”,受访者均不太同意。 相对来说,聚居社区的受访者( 均值为2. 75) 比散居社区的( 均值为2. 49) 同意程度要高。

2. 双语学习态度行为倾向

从表7可以看出,选择最多的是“汉语和英语”; 其次是“蒙古语和汉语同时发展”和“汉语为主,蒙古语为辅”。从行为倾向来看,受访者对蒙汉双语的支持度不是特别高。

从表8、表9可以看出: 聚居社区的受访者选择“蒙古语为主,汉语为辅”的多于散居社区的; 散居社区的受访者选择“汉语为主,蒙古语为辅”“汉语和英语”“蒙古语和汉语同时发展”的多于聚居社区的。总体看来,聚居社区的受访者对蒙汉双语中蒙古语的强调程度高于散居社区的。

三蒙汉双语态度调查的分析及思考

( 一) 居住类型对双语态度的影响

总体看来,在语言能力方面,聚居社区受访者的蒙古语口语水平高于散居社区的。无论是从工具型还是从融合型的角度来看,蒙古族聚居社区受访者对蒙汉双语的认同度都高于散居社区的。在蒙汉双语学习态度方面,聚居社区的受访者对蒙汉双语中蒙古语的强调程度高于散居社区的。居住类型是影响双语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 二) 双语认同意识

虽然聚居社区受访者的认同度高于散居社区的,但从总体来看,受访者对蒙汉双语都持有较强的认同意识。

从融合型动机双语态度的调查可以看出,受访者对于“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会有更多朋友”“会说蒙汉两种语言会使人更聪明”都持比较同意态度,尤其是“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会有更多朋友”,最能体现受访者的内心想法,觉得蒙汉双语是获得更多朋友的一种途径。 当地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关系非常融洽,蒙汉通婚的也较多。虽然汉语是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但是蒙古语在家庭和亲戚之间使用得也不少。这种语言使用状况对于蒙古族民众的双语态度具有较大影响,一方面,他们得维系和周围汉族和蒙古族朋友的联络,另一方面,他们得维系和家人亲人之间的联系,蒙古语和汉语无疑成为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对于 “如果能懂蒙汉两种语言,会有更多朋友”这样从双语的人际互动功能角度出发的项目,他们的评价较高。

对于“会说蒙汉两种语言会使人更聪明”这个问题,支持度略低于前者。因为访谈中有人认为会说蒙汉双语的也没显示出有多聪明。相对来说,这个问题和蒙汉双语的人际互动功能的联系较远,体现的是语言的思维功能,和受访者的生活联系不那么紧密,所以调查中受访者对其认同度也略低于前者。

( 三) 双语的工具性

工具型动机双语态度的调查显示,对于“懂蒙汉两种语言将来工作更容易得到提拔”,聚居社区的比散居社区的更加认同这个观点。聚居社区的受访者对于双语的工具性更加重视, 而散居社区的受访者自认为见多识广,认为当地存在这种现象,但外面的世界并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对这一问题的同意度低于聚居社区的受访者。

对于“懂蒙汉两种语言,可赚到更多钱”,聚居社区的同意度高于散居社区的。较多的聚居社区的受访者认为懂蒙汉两种语言,可赚到更多钱。对于他们来讲,牧业收入是较为主要的经济来源,羊产品的买卖需要蒙汉两种语言的帮助,因为羊产品的收购者并不限于当地旗县的人,有的是从鄂尔多斯来的,很多人汉语不太流利,所以需要他们懂得蒙汉双语。而散居社区的受访者基本不从事牧业,大多数从事商业,或为公务员、教师等,他们的主要交际对象是当地的汉族,汉语可以成为他们赚钱的语言,所以他们对“懂蒙汉两种语言,可赚到更多钱”的同意度不太高。但也有个别例外,访谈中,一位年近七旬的退休干部认为掌握蒙汉双语对赚钱很有用。因为他以前在县里当翻译,需要懂得蒙汉双语; 后来又有各种会议叫他当翻译,有额外的收入; 还有人找他写蒙古语的牌匾; 现在有人结婚时想走传统的蒙古族婚礼程序,请他去主持并介绍这种程序。所以,他认为懂得蒙汉两种语言可以赚到更多钱。总的来看,受访者对于蒙汉双语的工具性的认同度也是较高的。

( 四) 基于语言功能的双语学习态度

从蒙汉双语学习的普遍性来看,受访者虽然同意“学会蒙汉两种语言并不难”,但同意程度不太高。调查中发现,许多当地的小孩已经不太会说蒙古语了。聚居社区的一个受访者蒙古语非常流利,因为她从小生活在草原牧区,不会说汉语,嫁入嘎查一社后,开始学习一些汉语,尽管和丈夫交谈基本用蒙古语,但经过七八年的学习,她还是懂得了一些汉语。她6岁的女儿汉语特别流利。调查及访谈中的观察显示,她和她女儿用蒙古语交流,但她女儿却用流利的汉语和她交流。调查员问她,她的女儿是否能听得懂蒙古语,她说能听懂,但是说的时候只说汉语。这种现象不是个案,调查中好几个小孩都操着非常流利的当地汉语方言和自己的祖辈和父辈交流,而其祖辈只会用蒙古语。所以对“学会蒙汉两种语言并不难”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同意度似乎并不高。对于“小孩同时学本族语和汉语容易混淆,影响本民族语学习效果”,受访者均不太同意。因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

行为倾向是态度的外显。内隐的态度往往要表现在外显的行为倾向上。调查显示,受访者融合型动机双语态度的支持度最高,其次是工具型动机的双语态度,再次是双语学习态度。 双语学习态度的行为倾向调查显示,受访者只想让自己孩子学习蒙汉双语的也不是特别多,选择最多的是“汉语和英语”。虽然从情感角度受访者非常支持蒙汉双语,但从现实来看,希望自己孩子蒙汉双语齐头并进发展的比例并不是很高,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会汉语和英语。 可见,蒙古语和汉语的功能,是影响双语学习态度的重要因素。

( 五) 当地蒙古语方言土语日趋降低的活力及其保护

调查显示,不论是聚居社区还是散居社区的受访者,其蒙古语水平都不太高,其中散居社区受访者的蒙古语水平均值为2. 55,低于平均值3; 聚居社区受访者的蒙古语水平均值为3. 56。总体看来,人们的蒙古语水平不太高。尽管受访者具有肯定的双语态度,但由于蒙古语能力和汉语能力的发展不平衡,使得这种蒙汉双语态度内部也是不均衡的。当地的蒙古语方言随着使用人口、使用领域的减少以及人们蒙古语能力的降低,其活力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这种语言活力,除了要有受访者双语态度的支撑,还要有受访者语言能力的均衡发展做基础。当地蒙古语方言是蒙古语的一种土话,体现了浓郁的鄂尔多斯风味。蒙古语虽然具有较多的使用人口,但在使用人口较少的某些地区,其活力有所降低,这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当地蒙古族受访者的双语态度是非常正面的,对双语是非常支持的,这是保护当地蒙古语方言的基石。 可以开办一些业余班,教授蒙古语及蒙古文,传承当地蒙古语方言土语的文化。

此外,双语态度的调查虽然将两种语言作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来看待,但由于两种语言在使用者的语言生活中具有不同的位置和重要性,所以双语态度也具有内部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一是体现在受访者对两种语言的态度不均衡; 二是体现在受访者对不同语言的融合型、工具型和语言学习态度的不均衡性。

四小结

本文基于不同的居住类型研究蒙古族民众的蒙汉双语态度,从融合型动机、工具型动机和双语学习角度来看不同居住类型受访者的双语态度,并通过SPSS软件的相关性分析研究居住类型和双语态度之间是否具有显著相关。

研究表明,总体上受访者均支持蒙汉双语。在工具型动机和融合型动机双语态度上,不同居住类型的受访者均持同意态度,差别体现在程度的不同。从行为倾向来看,受访者对蒙汉双语的支持度不是特别高。受访者的语言态度和行为倾向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分离。

居住类型是影响双语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论是从工具型还是从融合型动机来看,聚居社区受访者对蒙汉双语的认同度都高于散居社区的。从行为倾向来看,聚居社区受访者对蒙汉双语中蒙古语的支持程度也是高于散居社区的。

双语态度 篇3

一、尝试“一校双模”的双语教学途径

一类模式利用母语优势, 重视两种语言间的异同, 在比较中利用迁移, 以母语作为必要中介学习第二语言, 其优势是有目共睹的, 但从客观上它减少了学生和汉语接触的机会, 在目前的教育环境中表现出一些不足。问卷调查显示, 部分学生表示“用民族语学习数理化很困难”, 尽管这只占总人数的约1/3, 但也说明有一部分学生并不适应用民族语学习理科课程。这是由两种语言不同的表达方式所决定的, 由于藏文与口语相对脱节, 日常口语和教学用语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汉文数学中相反数的“反”字与逆命题的“逆”字有截然不同的意思, 但在藏文中对这两个字的翻译完全相同, 导致学生在解题中易出现理解错误。

对于第二语言程度较好的学生来说, 显然直接用汉语学习理科课程, 更少发生歧义, 学习效果也会更好。那么, 林芝地区的藏族学生是否达到了能够用汉语接受其它科目的水平呢? 笔者在对林芝地区部分学校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观察, 发现部分学生对汉语的使用已经习惯化。如在小学四年级的一堂英语课上, 教师要求学生翻译时,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用汉语作答, 之后教师却需要再用藏语再翻译一遍, 课后访谈中, 教师提到, 之所以这样做, 是担心一些学生对汉语不理解。在这个班级的教室中共有13处文字涂鸦, 其中7处以汉字书写。在对某校校长访谈中也提到, 该校部分学生中考的汉文成绩要优于藏文成绩。由此可见, 从小学高年级开始, 学生对第二语言的掌握已存在较大分化, 一部分学生已经能够较好地掌握汉语, 双语语码的选择和转换达到自动化。双语教育的最大优越性是能够在不影响儿童认知发展和学业成绩的条件下, 让学生的第二语言水平大幅度地优于传统的第二语言教学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水平。

当第一语言的学习开始对第二语言的发展产生了限制, 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教学模式。目前双语教学的实施进一步提早了施教年龄, 却只是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学生, 阻碍了部分学生第二语言的发展, 当学生双语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 二类模式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考虑到这部分学生的发展需要, 可以根据林芝地区实际情况, 先在部分条件适合的学校试行“一校双模”的双语教学模式, 即在同一学校内平行开设“一类模式班”和“二类模式班”, 当学生学习到一定阶段后, 在学生和家长自主选择的基础上通过考试来确定其班级归属, “一类模式”和“二类模式”互补, 照顾到全体学生的发展。

此外, 部分教师不认可一类模式, 其理由主要针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认为一类模式培养出的学生升学选择余地少, 就业压力大。采用“一校双模”, 也有一定的教师基础, 可以合理调配目前已有的师资资源, 可以缓解师资不足的压力, 并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

二、加大双语师资队伍的培养

教师是对学生双语态度最敏感的人群, 并且用自身对各类语言的态度对学生直接产生影响。双语教学对教师的语言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双语教师除了具备普通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外, 还应该懂得双语教学的理论与方法, 然而, 在林芝地区中小学汉语文教师队伍中, 汉语文专业毕业的教师很少, 大多都是民族教师 ( 约占80%) 而且汉语程度不高。他们的汉语水平测试通过率远远达不到相关要求。双语师资不足, 是林芝地区各校双语教学开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要改善双语教学的效果, 首先要解决好双语师资队伍的建设。

在师资培养过程中, 首先需要更新观念, 确立教师积极正面的双语态度, 对双语教学要有足够的热情, 学生可以在母语的帮助下, 逐步学习汉语言与其他科学文化知识, 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 并顺利过渡到汉语言的学习环境, 这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教师需要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双语教学。

其次, 需要加强双语教师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组织教师参加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 有针对性地进行汉语语音、语调的“正音”训练和日常汉语的口语训练、要求教师的语言表达清晰、准确, 符合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和篇章的规范及要求。

再次, 建立双语教师职前培养、入职辅导和职后提高的一体化格局。具体操作中, 一是需要加强林芝地区中小学和高等院校、教育科研机构的相互合作, 对各个阶段教师的发展作出指导和培训; 二是加强双语教师队伍的校际互动, 促进同行交流, 取长补短。

三、开发校本课程, 进一步加强双语教材建设

教材的知识结构是由知识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联结而成的知识整体, 通过教学来建立新的知识与学生认知结构中已有的表象、有意义的符号、概念或命题之间的逻辑联系, 从而将课程资源所含的知识结构转化为学生头脑中的认知结构, 它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 林芝地区各校所采用的教材内容主要反映的是内地城市生活, 与藏区学生的生活实际严重不符, 藏族学生的感性认识与内地汉族学生有极大的差别, 导致学生知识结构的转化困难。各级学校都没有专门为藏族学生开设过有关藏族历史文化的课程, 无法很好的体现藏、汉、英文化上的差异, 特别是在民族特色方面, 从而不利于藏族学生了解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 因此, 开发更加适应林芝地区实际情况 的校本课程迫在眉睫。

校本课程需要基于学生的直接体验, 在教材中需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实践, 以动态、生成、体验的课程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体现对知识的综合运用, 尽可能让学生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多元文化的角度来观察本民族的文化, 以此理解和接纳异文化, 这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 另一方面也能够消除对民族及其文化的偏见,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态度, 提升国家认同感。

从林芝地区的实际考虑, 大规模开发一套全新的教材, 肯定超出其人力、物力所及, 也不现实, 但是可以开发一些具有民族和校本特色的校本课程, 编写相应的教材, 作为国家课程的补充和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辅助方式是很有必要的, 也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

校本课程的建设需要多方面的配合, 教育机构各部门都应该采取有力的措施:首先, 政府要保证课程建设费用, 离开经费支持, 课程建设将成为无源之水;其次, 林芝地区应调动学科专家、民族教育专家、民族文化研究者、教育研究者等多方面力量, 建设一支多成分的高素质课程建设小组, 地方行政决策机构、校长、教师、课程专家、学生以及家长共同参与课程计划审定、实施和评价, 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通过对国家课程的筛选使其本土化, 征求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见, 尽力满足各方面需求; 再次, 要进一步加强多媒体教学, 以非语言的方式增强学生对授课内容的感性认识, 弥补语言障碍带来的困惑。

在本土课程开发和教材编写过程中, 部分校本课程可以先以试验的形式出现, 逐步实施, 成熟后有序地纳入全地区双语教学课程体系中来。

四、丰富教学方法, 营造校园双语氛围

语言是需要实践的, 由于当地学生课外基本使用母语, 只有在校内有目的地加强第二语言实践, 才能把课堂上的语言变成自己的语言, 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 逐渐掌握第二语言。因此, 在课堂问题设计中形成梯度, 做到由易而难, 由简到繁, 层层递进, 步步深入, 在问题探讨中尽量增加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 培养学生主动表达的习惯, 学生可形成学习小组互相交流与激励, 进一步强化双语态度的积极性。

此外, 还需要教师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在课堂上丰富提问方式, 多创设语言环境, 制造对话情境, 比如开展双语朗读、背诵比赛, 课前演讲, 小品、课本剧等诸多形式, 激活学生的语言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思维敏捷性和创造性, 发展其个性, 营造良好的校园双语氛围。

双语教学的对象是学生, 学生的双语态度是影响双语教学实施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成长和发展中的主体, 学生个体发展具有主动性、独特性和差异性, 双语教学的实施一定要考虑到学生的特征, 设计相应的教学模式, 从而保证双语教学的效果。

摘要：通过对林芝地区中小学生双语态度的调查问卷分析, 提出了尝试“一校双模”的双语教学途径;加大双语师资队伍的培养;开发校本课程, 进一步加强双语教材建设;丰富教学方法, 营造校园双语氛围等措施建议。

双语态度 篇4

关键词：释意理论,译者文化态度的多歧性,语篇层面

一、引言

塞莱斯科维奇曾说“翻译的对象应该是信息内容,是意义,而不是语言。”释意学派认为,“语言有多少层次,释译就有多少层次”(赛莱丝科维奇,1990:168),因而从语言层次的角度出发,将翻译划分为三个层次:词义层次、话语层次和篇章层次。因此,释意理论下的三角模式往往在译者翻译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但我们在选择口译策略时更应注重译者文化态度的多歧性。

二、理论框架

根据释意派口译理论,口译包括三个主要程序:原语理解、脱离原语词语外壳和译语表达。而贯穿这三个程序、使其有机地连接并形成工作链的是“信息意义”,口译过程是释意过程。

1、释意理论的概念

“释意翻译是意义对等翻译,语言翻译是字词对应翻译。意义对等建立于篇章间,词语对应建立于语言间,即字词、音义段、固定的语法或表达形式间。”(勒代雷2001:5,36,37)

2、释意理论的三角模式

3、译者文化态度的多歧性

“译者的文化态度”涵盖了三方面的内容:译者对源语文化的态度、译者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译者对目的语文化和源语文化之间关系的态度。王岫庐指出:“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存在交叠和共鸣的空间,也存在差异和碰撞。

三、释意理论指导下的记者招待会口译策略

1、词义层面

三字格和四字格的翻译

汉语三字格和四字格具有含义特定、形式短小、口语性强、结构固定等特点。且往往具有双重语义:字面意义和引申意义。

1)意译法

例1:当头炮

1.You’ve had the first opportunity to ask a question,and you made your questions all about the financial sector.

2)直译法

例2:硬着陆、

1.we believe that there will not be a hard landing as long as we stick to the reform path.

3)词义增补

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笔译工作者可以对自己的译文反复修改,而口译工作者需要根据发言人的讲话而进的逻辑推理做出正确的判断,避免错译。

例3:根据第三方评估,多数企业和群众对这样做还是比较满意的,但与此同时,确实还存在许多问题,有更高的期待。

Based on third-party evaluations,most of the companies and our people are satisfied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reform.Yet,some problems still exist,and our people expect more from the government.

2、篇章层面

1)舍译巧用

舍译就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舍弃原文中的修辞,直接翻译原语言所要表达的篇章意义,即“脱离原语语言外壳”。

例5:我们还要推动优化服务,比如像政务公开加上互联网,让群众少跑腿,还能够办成事。

So the government will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to the people to ensure that they can get things done with greater ease.

2)结构整合

例6:所以简政放权必须一以贯之,哪里遇到问题、碰到阻力就要设法去解决,这是削减部门利益的事情。我们就是要用减政府权力的“痛”来换得企业、群众办事的“爽”。今年要下决心再砍掉一批审批事项,而且直接放给市场,即使是需要审批的也要简化手续。

We must make persistent efforts to forge head on this government reform and wherever there is an obstacle to this reform,the government must get right on it.The reform will cut government power but we are determined to keep doing it until our job is done,as that will deliver clear benefits to our people even if the government has to make painful adjustments.This year we are determined to further cut the number of such government approval items and leave more such items to the market.

3)正话反说

例7:一个国家的繁荣进步,还是在于亿万民众的参与,这也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Ultimately,a country’s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would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the full involvement of all its people and that will also be a process for us to boost the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4)增译法

例8:我们会始终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也会高度重视如何保护工人合法权益的问题。

All in all,we will continue to give very high priority to all issues related to agriculture,farmers and rural areas.And we will also pay very high attention to protecting the lawful interests of workers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四、释意理论对译者文化态度的多歧性的指导意义

释意理论认为,“语言’是根据一团体使用的词汇和语法变化结合规则制定的言语成分总和,是客观的(袭龙生,2008)”。但译者的文化态度对译文风格的选择是当今翻译界的热点之一。通常情况下认为,归化和异化策略的选择是译者文化态度的结果,译者文化态度的多歧性恰恰帮助译者跳出了这一矛盾的巢穴,为译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来对待翻译。

五、总结

从本质上来看,翻译总是运行于译者的主观世界与外部世界交互的界面,具有第三空间的特性,关涉社会、认知、文化和语言过程,是诸多过程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的产物(沃夫,2006)。本文从释意理论的角度在具体语境中策略的选择看译者文化态度的多歧性,补充说明了释意理论的不足及译者自身能力和为文化态度对译文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勒代雷.2001.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刘和平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