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词典

2024-11-07

双语词典(精选10篇)

双语词典 篇1

摘要:译学词典的编研和翻译实践是翻译这门学科里头重要的分支,一定程度上他们是独立存在的,各自有着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客观规律、原则以及特点;但是他们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译学词典的编研是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受益于译学词典;反过来,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发展也会促进译学词典的完善。该文介绍了同属于词典的翻译学词典和双语词典,并在性质、功能、读者对象、内容、研究现状五个方面对两者进行了对比,说明发展译学词典事业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关键词:译学词典,双语词典,对比

1 概述

词典是帮助学习者正确理解和运用各种词语的工具。译学词典和双语词典都是词典的一种。译学词典是翻译学习和研究必不可少的助手。“译学词典是译学知识的工具书,它汇集译学词语,按某种次序排列,构成体系,描写译学的历史和现状,解释各词语所代表的事物和概念,为读者提供了解和研究译学的相关信息”(孙迎春,2002:53)。

随着译学词典的出现和翻译实践的繁荣,相关的研究也层出不穷,这两个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译学词典和翻译实践交错重叠的部分,即译学词典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却鲜有人涉及。从理论上讲,这种应用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方面,译者可以查询、借鉴译学词典的内容,以辅助他们做好翻译实践;另一方面,翻译实践可以促进译学词典的发展和创新。只有词典真正应用于实践时,编纂的差错和瑕疵才能被发现,修订和更正才能及时进行,以完善译学词典,来帮助更多的译者和学者。

译学词典与双语词典虽同属广义上的词典之类,但两者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笔者不揣浅陋,试在本文加以对比译学词典和双语词典。

2 译学词典和双语词典的不同

2.1 性质

根据孙迎春讲义,译学词典的本质特征在于运用形态各异的词条之特殊形式,通过词目释义和词条之间的内在联系,凸显翻译学的系统性、科学性、知识性、理论性、实践性、综合性,为读者的学术研究和翻译实践两个方面提供参考信息。译学词典作为译学与词典学结合的产物,必然具有两者的性质,在词目内容的收录上要体现译学的知识性和系统性,而在总体结构上要符合词典学的特征。(刘立胜,2009)

词典学之下的另一个领域——双语词典的研究历史已经很长,成果也相对不少,但一般的双语词典只是提供不同词语的释义,“双语词典的本质特征是对译,即两套符号的对应。”(黄建华,2001:128)

2.2 功能

关于译学词典的功能,众说纷纭,大体上都包含了一下几点:⑴检索信息资料;⑵释疑解惑;⑶规范译学话语;⑷进行译事研究;⑸延伸补充;⑹介绍概况;⑺勘误纠偏。

兹古斯塔指出,“双语词典的基本目的是在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与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之间找出意义相等的对应词”(1983:404),其具备以下几个功能:⑴信息储存功能;⑵帮助提高词汇习得速度;⑶帮助减轻“词汇习得负担”。

不同类型的词典所面向的读者群体是不同的,读者对象是词典编纂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语言学习及研究着眼,词典使用者可分为两大类:信息获取者和信息研究者。在使用词典时,前者较集中在信息获取即信息的认知,后者则获取与研究活动同时进行。

翻译学词典的对象有:

1)以翻译(口译)为职业的专业人员:专业翻译、翻译学术研究人员与翻译教师,以及翻译学(MA)、翻译硕士(MTI)研究生、翻译专业本科生(BTI)等。

2)图书馆专业人员:图书馆管理人员、流通人员、采编人员,以及各个层次的学生。

3)以翻译作为辅助工具的专业人员:使用翻译(口译)的专业人士及学生。

而双语词典的读者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掌握词目语言的读者,另一类是掌握释义语言的读者。前者对词典功能的要求侧重于使用,要求释义简洁明了,最好是对译性的词语以及供选择用的同义词语;而后者要求侧重于学习理解,他们要求在词条中提供诸如音标、词性、词汇的曲折变化、词组搭配、同义词辨析等等信息。(高玲玲,2001)

2.3 内容

一般来说,译学词典包括以下几内容:1)翻译史;2)翻译理论;3)翻译实践;4)翻译方法与技巧;5)翻译术语与专名;6)翻译人物;7)翻译分类;8)翻译教学与培训;9)翻译批评;10)翻译学的相关学科;11)译学名人名著;12)翻译学校、组织、机构与刊物;13)译事知识。其中1-10为译学词典的主体,11-13可作为词典的附录。(冯春波,2009)例如,《译学大词典》在“名词、术语、理论概念”和“翻译的方法与技巧”一章介绍了近500条相关条目,在“译学名人”部分介绍了近600位翻译界名人,在“学术著作选介”一章介绍了650余种著作或文章(其中200余种为简介,400余种为索引),在“著名译作选介”部分介绍了330余种译作(其中60余种为索引),“虽离全面尚有距离,但已能够为译学学者提供大量资料,并让译界以外的人士一观而觉其强大阵容和累累硕果”。(孙迎春,2001:403)

双语词典的内容相对比较单一一些,有包含不同词语的释义的词典正文,研习专页,主题页,地图以及不规则动词表、地名表、人名表等。

2.4 研究现状

世界范围内译学词典编纂的浪潮从1990年代前后开始,这个年代也是翻译学科发展迅猛的时代。迄今为止,我国出版的译学词典主要有:《中国翻译家辞典》(1988)、《中国科技翻译家词典》(1991)、《中英·英中翻译百科全书》(1995)、《中国翻译词典》(1997)、《译学大词典》(1999)、《中国当代翻译工作者大辞典》(2001)、《译学辞典》(2004)、《翻译研究关键词》(2004)等多部。国外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主要包括:《翻译研究词典》(1997)、《劳特利奇翻译学百科全书》(1998),《文学翻译(外译英)百科全书》(2000),《翻译百科全书》(2003),《国际译学百科全书》(即将出版)。

而双语词典出现的历史相对于译学词典来说要久远得多,关于双语词典的研究成果也是比较丰硕,“双语词典学”也渐渐成为一个常见的称谓。“据《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资料,至1989年为止,我国发表的关于双语词典的研究论文已达300余篇(含涉及少数民族语言词典的文章),而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最新统计,至1998年止,已逾1700篇”(黄建华等,2001概述:1)

3 结束语

译学词典的编研和翻译实践是翻译这门学科里头重要的分支,一定程度上他们是独立存在的,各自有着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客观规律、原则以及特点;但是他们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译学词典的编研是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受益于译学词典;反过来,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发展也会促进译学词典的完善。

由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译学词典与双语词典,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有很多不同之处,之间仅有很小一部分的重叠。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译学词典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反思现状,放眼未来,译学词典的发展愈来愈快,定会和双语词典一起为翻译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黄希玲,孙迎春.论译学词典的研编[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

[2]刘立胜.译学词典编撰理论发展现状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3]孙迎春.论综合性译学词典的编纂[J].山东外语教学,2001(1).

[4]孙迎春.译学大词典[Z].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

[5]孙迎春.论译学词典的性质[C]//孙迎春.2004翻译学词典与译学理论文集.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6]孙迎春.论综合性译学词典的编纂[J].山东外语教学,2001(1).

双语词典 篇2

从朗文双解版看双语词典的插图-兼论双语词典以图释词的可行性

插图在双语词典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立足于朗文系列的<朗文多功能分类词典>与<朗文当代英语词典>,通过计量统计,着重分析了它们在插图词目选择,插图的类型,以及编排上的.成败与差异,并以两词典为例,探讨了双语词典中直接以图释词目的可行性与适用范围.

作 者:宋婧婧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24 刊 名:文教资料 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年,卷(期): “”(14) 分类号:H1 关键词:英汉双语词典   插图   《朗文多功能分类词典》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   以图释词  

双语词典之源:《一切经音义》 篇3

最近偶然读到周一良先生的文章《中国的梵文研究》(收入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6月版),才知另有一些文献与兹相关。

周文说佛经翻译事业开始于后汉,至宋而歇。唐代为翻译佛经的鼎盛期。玄奘等通梵文,也通印度方言。翻译的行当有“译语”、“证梵文”、“证梵义”之分。中国僧人研究梵文的著作分“悉昙”和“字书”两类。“悉县”属于梵文拼音书:“现存这类梵文拼音的书,有唐山阴沙门智广的《悉昙字记》和北宋时印度僧人法护和中国僧人惟净合编的《天竺字源》七卷。”

据周先生考证:《宋史·艺文志》记载,郑樵著有《论梵书》三卷,可惜不存。“想来也是论悉县的。《通志六书略》里有‘论华梵’三则,大都讨论梵字。”周先生喜欢郑樵所谓“梵有无穷之音,华有无穷之字”,并因此说他“对梵文有相当了解”。

关涉梵文的字书,“梁代宝唱有《翻梵语》,共十卷。把经典里译的梵字抽出来……注以汉译。”周先生说此书与法云的《翻译名义集》近似,但不算梵汉字典。我们溯源的人,大抵算它双语词典的相关书籍。

9世纪中叶日本一个和尚把《梵语干字文》带回东瀛。据周先生说1773年有刊本:“在这刊本的后面,附有《梵唐消息》,也是一部字典,包含310个常用字。”此前1732年有刻本《梵语杂名》,是由一个叫圆仁的和尚带回日本而保存至今的。

“大正藏收有《唐梵两语双对集》,题作天竺僧人……撰。……还有一部《唐梵文字》,包括1117个字。”也在公元9世纪,西藏僧侣编了一部《梵藏字典》,“元代传入内地,蒙古喇嘛和汉族僧人又加上了蒙文和汉文。”1853年俄国人把它带回圣彼得堡大学。1915年日本人以《翻译名义大集》为名刊印。

周先生的文章长达14页,信息异常丰富。对梵音在僧人那里为何如此重要之类的问题详有论述。我的话题只涉及双语词典溯源,因此就不再展开引了。

另因同一话题阅读梁晓虹等著《佛经音义与汉语词汇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2月版),发现我等双语词典溯源者,于《一切经音义》的信息方面著文也嫌含糊。徐复老先生为梁书所写的“序”或可解惑,因此照抄一段如下:“玄应、慧苑、慧琳、希琳等既为佛门高僧,精通印度声明,亦为训诂大家,广阅儒典,精究文字诂训,故无论玄应《众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还是希琳《续一切经音义》,均能广引文字、声韵之书,注释训解,援引群籍,证据粲明。故佛经音义不仅为佛门信徒读经所需,亦为历代文字、声韵、训诂学者所珍视。”徐文还提及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一书。

梁晓虹另有著作《佛教与汉语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3月版),也是我等双语词典溯源者开拓视野的读物。

徐时仪著《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12月版)第187页引陈炳迢《我国民族语言对照词典简史》一文里的话,或可证明本文说我等含糊的提法。陈文认为“我国现存最早收有梵语词汉译的,是北齐沙门道慧的《一切经音义》、唐沙门慧苑的《华严经音义》、玄应的《一切经音义》等佛典辞书。”

徐先生说:“实际上北齐沙门道慧的《一切经音义》今已不存。根据现有史料,梁释宝唱撰《翻梵语》一卷,梁有扶《南胡书》一卷。唐释义净撰《梵语干字文》,列举了约千来个词,此书可以看作是梵汉对照读本……此外,还有唐全真的《唐梵文字》和唐礼言集的《梵语杂名》。这两部书已略类似字典。《唐梵文字》同《梵语千字文》差不多。《梵语杂名》按照分类先列汉文,后列梵文。据此,可以认为我国双语词典的雏形至迟在唐代已产生。”

徐先生的这本专著61万字,739页。

中医术语双语词典对比研究 篇4

1中医术语在英译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

翻译是人类交流过程中最复杂的事情之一, 中医英译因为涉及语言国情方面的知识更显复杂。郭建中引用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观点, 各种语言具有同等的表达力, 同时他也承认语言存在表达形式上的差异, 不同语系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要比同一语系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要难得多[1]。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之间的符号转换涉及更多的是文化差异问题。在对中医文献英译的过程中, 中医术语英译一直是关键性的问题。主要原因有: ( 1) 由于古汉语的语义、语法体系不同于现代汉语, 翻译过程中经过两次语码转化, 信息的缺失和遗漏是不可避免的; ( 2) 译者主体性的差异和背景不同, 翻译时必然会按照个人理解来翻译, 所以对某些术语的理解往往会存在差异; ( 3) 中医与现代医学理论体系不同, 中医的理论体系是以阴阳、经脉等为基础, 现代医学的理论体系是以解剖学、组织细胞学等为基础。前者是从整体的角度阐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现象, 进而确定疾病的诊治和预防, 后者则是从微观的角度创建并推动医学发展。所以, 中医学和现代医学对于某些脏器的功能或疾病的名称涵盖范围不同, 这为翻译带来一定难度。

正因为如此, 中医英译一直以来可谓“百花齐放, 各家学说”。有译者曾提倡借用现代医学词汇来翻译中医名词术语, 甚或建议采用拉丁词缀仿造像“acupoint”这样的英译词汇, 其理由是强调译语应具科学性; 也有译者提出采用直译加音译的方法来忠实地反映中医术语概念和特殊性; 还有一些译者采取编译的方法, 对中医核心词汇进行翻译, 仅以 《内经》为例, 笔者手头现有的英译版本达十余种, 其中全译本就有两个版本, 节译和编译版本则更多。

2两套标准化方案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译文不一致问题

根据译文特点, 主要有以《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 ( 以下简称为《标准》) ( 200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 为代表的规定性词典及《实用英文中医词典》 ( 200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 为代表的描写性词典。

两套方案是不同组织、不同地区中医专业人员针对各自使用范围研究的成果, 《标准》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专家合作的成果, 向其各国会员组织 ( 55个国家及地区的174个成员组织) 推荐使用, 《WHO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 ( 以下简称《国际标准》) 由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办事处组织8个成员国的22位专家审议, 主要应用对象为包括中国、韩国、日本在内的西太平洋地区具有传统医学的国家。两套标准化方案均以常用术语为收录词汇原则, 且根据专业对术语进行分类, 收词量都在4000左右, 均坚持“对应性”这一翻译原则, 《标准》尤其提到“同一性”原则, 翻译方法都以直译为主, 肯定了用现代医学术语翻译的必要性。具体异同以几个中医术语译文为例, 参见表1。

从译文接受者的角度来看, 其中的“任脉”, 《标准》英译成“conception vessel”, 是明显的误译。“任”是“指导”或“委任”之意, 任脉的功能是统摄阴脉, 译作“directing vessel”, 会更达意贴切。就原语读者而言, “脉”译为“vessel” ( 血管) , 又是误译, 应该改译为“channel或meridian”较为合适。“冲脉”的翻译从当初的chongmai到后来的Flush Vesse l ( FV) , 最后才有了“Throughfare Veseel ( TV) ”的英译形式。仅就上文列举的术语, 两套方案中至少有三个的译文是不同的, 所以, 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的标准化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修订、更正的过程, 5 ~ 10年修订一次会更合理。

最初, 笔者与许多同行一样, 在对中医一知半解时, 也将该标准化方案捧为至宝, 翻译查阅时不假思索进行引用。经过多年对中医知识的深入接触后, 特别在反复研读《内经》 后, 深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尤其是中国民族文化中的古汉语, 集哲学、美学、语义学为一体, 中医术语英译几乎无法用规定性翻译方法来表达其中丰富的内涵。笔者认为, 推向世界的中医药和传统中医应加以区别对待。中医走向世界, 目的是与现代医学结合, 推广其毒副作用小、疗效优和独特医学知识。因此, 侧重医理方面的文献可以按照标准化方案来翻译。中医经典文献的翻译, 要有所保留, 以彰显民族的文化特色, 如文学性较强的《黄帝内经》在翻译时就不能完全根据《标准》进行翻译。

目前中医药翻译界之所以各行其是, 相关词典书的编纂标准不统一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要使国内的中医药名词术语的翻译日趋完善统一, 同时又能被译文读者所接受和理解, 笔者认为出版一部内容全面、译文统一、具有高度权威性的中医药名词术语双语词典, 是最好的捷径。

3中医术语双语词典在中医英译事业中发挥的作用及面临的问题

3. 1中医双语词典推动了中医英译事业的发展

一般而言, 当知识体系由某一语言系统传至另一语言系统时, 双语词典可发挥多样性功能, 正值传播初期传入方的对应词汇尚待确立时, 双语词典就是一套由翻译人员向本学术领域提供的一系列可供领域范围内所有成员使用的译入语词汇[2]。中医药走向世界推动了中医对外交流和翻译活动的蓬勃发展, 各种形式的翻译活动又催生了中医药术语双 ( 多) 语词典纷纷问世。这些中医药术语双 ( 多) 语词典的大量出版又为翻译活动提供了得力的工具, 有助于翻译活动的进一步广泛开展[3]。狭义而言, 双语词典等同于翻译词典, 专供翻译人员使用。目前, 中医专科词典种类繁多, 相应的各科中医双语词典也应运而生, 如《汉英双解针灸大辞典》 《汉英中医药大辞典》等, 不胜枚举。

3. 2现行中医双语词典在使用过程中凸显出的问题

就词典的宏观结构而言, 各词典收词原则基本是按照中医学基础理论、中药方剂和临床诊治等用途收录, 中医基础理论基本名词术语主要涵盖中国古代哲学概念特点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医特有的生理学的藏象学说和气血津液与精气神、极具中医特色的经络腧穴和中医病理学的病因病机等方面。就词典的微观结构而言, 各词典区别主要体现在收词量、检索方法及释义等方面, 而释义原则的差异是造成术语英译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 中医药双语词典与一般专科双语词典的编纂又有所不同, 许多中医术语在英语中并无固定指称, 因而一个术语, 有的双语中医药词典少则给出一个释义, 多则二十多个释义。个别词典中, 古代中医用语与现代用语未作区分, 检索方法各异, 例如《实用汉英中医词典》 ( 张奇文,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按照汉字笔画检索, 《简明汉英黄帝内经词典》 ( 李照国,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 采取拼音检索, 《新编汉英中医药分类词典》 ( 谢竹藩, 外文出版社, 2002) 则按照中医术语分类进行检索。重复性编纂越来越多, 耗时费力, 缺乏针对性。

现已面世的众多汉英中医药双语词典, 应用对象大多都是国内中医药专业的大学生和中医翻译工作者。那么, 对于不通汉语的外国中医爱好者来说, 通过一部实用的中医双语词典了解中医基本概念是其中一条途径。下面再以中医核心词汇“精”“气”“神”为例, 简要分析两部中医药双语词典对应的英译形式, 参见表2。

《汉英双解中医大辞典》 ( 原一祥,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 侧重规定性, 虽然对于“精、气、神”给出了一个义项, 但是在释文中解释了该词目的内涵意义。《汉英英汉中医大辞典》 ( 郑凤钦, 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4) 直接给出几个义项, 让读者自己选择, 由此看来, 某些中医术语的释义无法遵从科学术语的“单义性”原则, 让词典使用者难以取舍。

中医双语词典是否需要释文也是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实用英文中医辞典》 ( 2002) 与《汉英双解中医大辞典》 ( 1997) 以较为准确的释文, 揭示了中医术语的内涵。《中医汉英英汉大辞典》 ( 1994) 则只提供译文, 笔者认为, 词典有无译文视词典使用者而定, 释文详细的词典适用于中医初学者, 无释文词典适用于从事中医翻译的专业人员。有学者提出双语专科词典的释文应遵从针对性、实用性和相关性原则。笔者认为, 对于中医双语词典而言, 英汉和汉英词典最起码要做到有一定的对应性。

中医术语词目的确定应遵从什么样的原则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例如, “经脉者, 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 濡筋骨, 利关节者也”, 是《简明汉英黄帝内经词典》 ( 2011) 中的一个词条, 20个汉字, 但其所录入的最短的词目如“神”仅一个汉字。所以, 中医双语词典的词目的确立原则还有待于专家学者进一步探讨, 最好形成一套统一规范的体系。

4结语

中医名词术语一旦标准化就会面临某些内涵意义的丧失, 因为标准化方案在强调对等的原则下只给出术语对应的英文释义。因此, 标准化方案适合中医专业人员, 如中医翻译者, 中医务工作者等。真正让中医走向世界, 为全世界普通大众所了解运用, 有必要发行一部通用汉英中医词典及与之对照的英汉中医词典, 这样, 中、西方在中医交流方面才会逐渐消除隔阂。正如洪梅博士引用Giovanni Maciocia的观点, 医务人员面对的重要问题不是如何传达中医语言, 而是如何介绍中医的临床经验。中医术语翻译的研究应该注重术语内涵的解读, 避免围绕词本身争而论不休[4]。此外, 不能把标准化方案作为翻译所有中医文献的标准, 尤其是像 《黄帝内经》这样颇具文学色彩的典籍文献, 同一个术语的涵义差异较大, 不能全部按照一个标准进行翻译。通过对中医术语涵义的统一规范而精确具体的译文解释, 才能逐步使国外的读者逐步了解中医的真谛, 保持中医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因此精炼、准确的释文也应成为中医双语词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部适用于中、西方的统一规范的中医双语词典势在必行, 其翻译不应以对等为主要原则, 如何在词典中准确表达术语的内涵意义并为读者所接受理解是词典编纂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具体的细节问题还有待词典编纂者与中医英译人员及中医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方能解决。本文对于中医双语词典的研究只是做了一个概述, 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期待专家学者能在该领域做进一步研究。

摘要:中医双语词典与中医英译是互补的, 互相促进的, 但是中医英译历来各行其是, 以至于必须要采取一套标准化方案来规定术语的英译。本文通过对两套标准化方案及两本汉英双语词典, 从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指出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方案与中医双语词典的应用对象应根据原文风格区别对待, 同时有必要发行一套通用汉英中医词典及与之对照的英汉中医词典, 这样, 中、西方在中医交流方面才会逐渐消除隔阂。

关键词: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中医双语词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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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凤钦.汉英英汉中医大辞典[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4:350, 505.

双语心理词典建构与二语词义习得 篇5

双语心理词典建构与二语词义习得

共享、分布式、动态和非对称性是双语心理词典建构的基本特征,对双语心理词典本质的认识对二语词词汇、特别是词义习得和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二语与一语共享共同的概念系统和语义元素的分布式表征是一语在二语词义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理据,二语心理词典的`动态构建特征决定了二语词义习得策略组合应根据不同的习得阶段动态调整,二语词汇和共享语义的联结的方向性阐释了语言输出和输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作 者:许蔚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外语系,浙江,宁波,315211刊 名:现代企业教育英文刊名:MODERN ENTERPRISE EDUCATION年,卷(期):“”(20)分类号:H3关键词:双语心理词典 共享分布式动态非对称性 二语语义习得

双语词典 篇6

一、引 言

随着学习型双语语文词典的兴起,仅提供词汇在概念层面具有等值性的对应词释义范式已不能满足词典读者的学习需求。对应词概念的静态、抽象性与意义的动态、多维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双语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的不对称性(anisomophism),使词典读者仅靠对应词很难在大脑中瞬间构建原语词的意义图式。双语词典译义应以对应词的核心概念义为基点,增设同构建意义框架有关的意义元素,使补充的意义信息与原有信息相互融合,促进语词意义框架的补充和完善,从而更好地发挥双语词典沟通两种语言的桥梁作用,提高其跨语言文化交际的功能性。

为了平衡由释义范式和词典功能之间的矛盾,更好地发挥词典的学习功能,双语词典编者把补充的信息以括注的形式标示出来,置于对应词之后,这便是括注在双语词典释义元语言中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释义括注“既是双语词典体例的要求,也是语义要求”[1]。

二、释义括注中增设文化信息的重要作用

词汇意义是由若干意义组合而成的多义聚合体,除概念外延义外,词义还包括附加义、语法义、搭配义和文化义等具有内涵性质的意义成分。任何一个民族语言词汇的生成、演变和应用无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准确读解和正确应用英语离不开隐藏在语词背后的文化义。譬如,读者在遇到不熟悉的文化空缺词pint去查询英汉词典时,如果获取的信息仅仅是它的对应词“品脱”,而没有其背后的文化背景知识括注“(一种度量衡,用来量液体,约相当于0.57升)”的话,就很难在大脑中获取对这个词准确的认知图式。

一些英语学者意识到了文化义对于双语词典读者成功构建词目意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建议将补偿文化附加义纳入双语词典的译义环节;章宜华甚至把“传递原语言的文化特色(文化附加义)……”和“用适当的方法标注词目词的附加语义信息和辨义信息(如联想义、情感义、文化附加义、语用义和搭配义等)”当作评判双语词典译义注释质量的重要参数[2]。文化义对全面、深度认知词目词能起到哪些作用呢?经过调查、分析,笔者发现双语词典释义括注中的文化信息有以下功能:

1.解释词义

有些英语词在汉语词汇系统中无与之相对应的词语,这种零对应词也叫文化空缺词(culture-gap words)。词汇空缺是文化空缺的外在表现,因为不同民族的语言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语言的构建现实和对事物命名的方法。如在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就没有 cornhusking(剥玉米会)这样的体验。“玉米收下后,亲友邻里都来帮着剥玉米,一般还有舞会等余兴”是该词所隐含的文化义,是对对应词“剥玉米会”意义的解释。文化阐释有利于读者对文化空缺词意义的完整构建。

2.扩展释义

除文化空缺词外,英语词汇系统中还存在着大量在语义与范畴上与汉语词汇只有部分对应关系的部分对等词,它们是双语词典中词汇的主体部分,也是最复杂、最棘手的部分。对应的意义部分一般是双语词汇抽象的、稳定的概念义,而包括文化义在内的具有动态性特点的附加义往往是不对等的部分。英语中许多表示动植物的词语与其在汉语中的对应词具有相同的概念义,其文化附加义却不相同。oak和lily在英语中分别象征着坚贞不渝与高雅纯洁,它们在汉语中的对应词“橡树”、“百合花”却不具备这样的文化内涵,汉语中表示坚贞不渝和高雅纯洁的植物是“竹子”和“菊花”。这些部分对等词背后的文化信息不仅可以补充、延伸和扩展词目的概念意义,还可防止母语对原语造成的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

3.辨析词义

有些原语词语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与其在目的语中的对应词所负载的文化信息是相互矛盾的。red flag与汉语中“红旗”的文化含义截然不同,“红旗”在中华文化中象征着“民族解放、民族大团结”,而red flag在美国英语中指“犯了错误,甚至是违法”。red eye与“红眼病”的文化义也不一样,take the red eye在美语中意为“整晚乘飞机旅行”。双语词典补充这些具有语义冲突性质语词背后隐藏的文化信息,能起到辨析两种语言中词语的词义差别和消除歧义的作用。

4.提示用法

文化义包括语义文化义和语用文化义。语用文化义也叫交际文化义,指运用语言时在社会情境和人际关系方面所要遵循的规则。与语义文化义的“言有所指”不同,语用文化义是“言有所为”,是语言的言外之义。介绍原语语词的语用文化知识,有助于词典读者进行有效交际。譬如,英汉词典在描写词目 I mean时,除应提供对应词“我的意思是”外,还需补充其文化交际义“主要用于纠正前面说过的话,或进行补充说明”。编者应从更有效地发挥词典编码功能出发,适当补充词目词蕴含的文化交际义,帮助读者准确、恰当地使用英语。

三、文化信息被表征的现状考察

文化义对于全面领会和深度认知语词的作用不可或缺。然而,文化信息在释义这个被普遍视为双语词典最重要的内容中被表征的现状如何呢?罗益民发现:“除了涉及文化信息的百科词条,词典信息结构系统中的语义信息、语体信息、词源信息、文化信息以及超语言信息也是我国积极型外汉词典编撰的弱项。”[3]经过调查,笔者发现坊间的英汉词典释义括注中的文化信息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憾:

1.缺失

对于在汉语词汇中不存在对应概念的文化空缺词,如Christmas这个英语国家最重要的节日,英汉词典理应提供诸如节日的由来、庆祝日期或活动等文化信息。然而《新英汉词典》和《现代英汉综合大词典》在处理该词的时候没有提供任何文化信息,仅给了一个对应词“圣诞节”。在carry(take)coal to Newcastle的微观释义中,《新英汉词典》缺失了“Newcastle是英国重要产煤地”这一重要文化信息,使处于异域异质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很难领会这个词目的深刻含义。还有,《英汉大词典》《新英汉词典》和《英华大词典》对于established religion仅提供了“国教”这一对应词,未补充任何与这个文化负载词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

2.缺漏

与其他同类词典相比,《英汉大词典》更注重对词目词文化信息的挖掘,如cowboy的释义括注中就提供了相关文化信息:指19世纪时美国西部的骑马牧人,现已成为小说、电影中的西部冒险人物,以骑马、打枪、哼唱西部小调的形象出现。但遗憾的是对该词作“牛仔”义解时的文化意蕴说明不够,因为据毕继万研究发现,“该词的文化形象是:独来独往,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的`浪漫'性格”。[4]对于文化信息缺漏的部分,双语词典要及时增补。

3.过时

词汇文化内涵是历史的沉淀,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变革,有些词汇可能会失去或淡化原有文化内涵而添加了具有更强大生命力的新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说,词汇文化语义具有动态性特征。propaganda的语义从最初的“(动植物的)繁殖、增值”到“宣传教义”以及现代英语中的“(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使用的)宣传伎俩”,它的词义就先后承载了中性、褒义和贬义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色彩义。词义所具备的这种动态性特征要求双语词典编者准确把握语词文化语义的历时变化,将语词鲜活的、生命力更强的文化语义的历时变化特征纳入共时的语义描写层面。《英汉大词典》在介绍词语的文化意义方面作出了令人称道的努力,提供了大量与词目词有关的文化信息。该词典May Day的第二个义项作:五朔节(每年5月1日,是日为春天到来而举行庆祝活动,是中古时代和现代欧洲的传统节日)。然而,它提供的关于 May Day庆祝日期的文化信息却是陈旧过时的,因为英国的五朔节1978年以后就改在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而不再是每年的5月1日。

四、释义括注中补偿文化信息需注意的问题

囿于释义范式和词典容量的限制,双语词典释义括注的数量和括注中的内容均不能过多。如何在有限的释义空间中对词目词进行文化信息补偿是个值得认真思忖的问题,我们认为,在宏观理论指导方面应注意以下几项:

1.注重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

语词具体文化信息的补偿和描写必须在宏观理论的观照下进行。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像鱼和水一样不可分离,词典编者只有对语言与文化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才能深刻挖掘和准确揭示词目词的文化内涵。

2.加强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对比研究

双语词典的读者是根据原语与目的语词汇间的意义差别来建构原语词义的,加强英汉语词文化义的对比研究,揭示原语词在目的语中的文化义差别可以提高和加深词典读者对英语语词的认知和理解。

在把文化信息补充到释义系统中的实践应用层面,双语词典编者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要有动态语义观

毛远明认为:“只有找准源头,理清脉络,文化词义被准确揭示出来,词义的解释才算透彻。”[5]揭示词语所隐含的文化义可以从多方面切入,但从根本上说,揭示词的文化伴随义和概念义之间的内部关联,就需要追溯词语意义的历时演进轨迹,将词语文化语义的历时特征纳入双语词典的微观释义系统中。譬如,对 Reno divorce的释义如果只包括其对应词“轻而易举的离婚”,就难以激活词典读者的认知图式,而提供表示其历史来源的文化信息“因美国Reno市离婚率高而得名”,就在它的所指和能指之间架构了语义关联,可大大提高词典读者对该词目的认知效果。

2.既要关注语词语义文化义的描写,更要注意语用文化义的揭示

积极型双语词典承担着释义解惑(解码)和指导应用(编码)的双重功能,这就要求双语词典除了提供有助于读者解码的语义文化义,还要揭示有利于编码的语用文化义或交际文化义。只有这样才能使处于异域异质语言与文化环境中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交际时准确传递信息而不至于产生误解或偏差。词目I suppose so...的微观释义系统中如若增设其语用文化信息“对别人看法部分赞同的一种委婉表达,有时表示一种婉转的拒绝”,能起到避免误用的作用。

3.要有读者意识

释义括注中补充的文化信息要以读者为中心,充分考虑处于异域异质语言与文化环境中的外语学习者特殊的认知身份、认知水平和认知需求。

概言之,双语词典编者既要有读者意识,又要有文化意识,编者只有自身先成为心中时刻装着读者的“双语文化人”,才能切实保障双语词典微观释义系统中提供的文化信息能起到有利于读者解码和编码的作用,才能实现透明释义和“见词明义”的理想效果。

附 注

[1]解正明.语文词典释义括注体例的一致性.辞书研究,2003(2):57.

[2]章宜华.关于双语词典评奖的几点思考.辞书研究,2000(4):65-72.

[3] 罗益民.积极型外汉语文词典释义的补充信息:理据和应用.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2):33.

[4]毕继万.“貌合神离”的词语文化涵义对比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9):17-20.

[5]毛远明.汉语文化词语释义问题.辞书研究,2004(3):10.

1.胡明扬.词典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2.郭建中.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俄汉双语联想词典的构思 篇7

一、什么是联想词典

联想作为心理语言学研究的内容, 大量联想词语相互关联延伸成一个多维的网络汇聚于人脑。俄罗斯心理语言学派把言语活动和言语交际作为研究的重点, 把言语的生成和理解看成是积极的动态过程。联想实验研究的方法得以应用并进一步推广, 得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列昂杰夫 (А.А.Леонтьев) 主编的《俄语联想标准词典》 (1977) ;伏龙杰 (Фрунзе) 的《俄语民族文化词汇联想词典》 (1989) ;卡拉乌洛夫 (Караулов Ю.Н.) 等人的四卷本《俄语联想词典》 (1994-1996) ;卡拉乌洛夫等人创建的《俄语联想语法》 (1993) ;杜布罗沃里斯基 (Добровольский Д.О.) 与 卡拉乌洛夫 (Караулов Ю.Н.) 合著的《俄语成语联想词典》 (1994) 。这些联想实验研究的成果不仅丰富了心理语言学的理论, 而且为俄汉双语联想词典的编纂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俄汉双语联想词典的概念和功能

目前, 在我国市场上的俄汉双语联想词典屈指可数, 而且, 联想词典的相关文献也较少, 所以对俄汉双语联想词典并没有一个较为权威的定义。在对词典的分类模式中, 双语词典作为翻译词典的一种, 是主要的词典类型之一。联想词典应该着力于描述词汇网络中各个词汇之间的关系, 帮助读者构建一个集理解、思维、生成和记忆为一体的综合性框架。

俄汉双语联想词典主要是面对中国的中高级学习者, 应实现三大功能。第一, 该词典要能够满足读者学习俄语的需要, 帮助读者了解俄语词汇网络。第二, 该词典要对比、解释俄汉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联系与差别, 帮助读者了解俄汉语之间的联系与差别, 了解俄汉两种词汇网络之间的相似与相异之处。第三, 取之联想、用予联想。该词典应以联想作为学习介质, 通过对该词典学习, 培养词典使用者以及学习者充分运用联想思维达到灵活运用语言的目的。

三、展开联想构建俄语词汇网络

作为联想词典, 要从单词之间的关系出发, 将各个单词串连起来, 形成一个统一的词汇网络, 尽可能的展现单词之间的关系。词义是人对客观现实认识的结果 , 从词义中概括出表达现实客观事物的逻辑关系即是концепт。我们把其抽象为观念, 观念的结构与词义结构并无太大的差别。Стерин用“内核与外延”来描述这种结构, 他指出:位于观念的内核的是鲜明的形象概念, 它具有独特的情感色彩。内核的形象特征既在表达具体概念的词汇方面有所体现, 也用于表达抽象概念, 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把观念的结构分为核心层, 基础层, 阐释层三个层级。核心层外围的是基础层, 这是由一些抽象程度不同的认知概念构成的, 反映观念的发展形成以及与其他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处在基础层之外构成观念外延的是阐释层, 是对其核心内容的评价、解释, 表现反映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的观点、见解以及概念模式和结论等。Стерин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以情感形象为核心、以概念和评价体系为外延、多层次的结构系统。这为我们分析观念结构特点, 揭示其本质特征, 为我们在研究和编纂系统词典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笔者分析总结后归纳了五种联想方式, 分别是同源联想、语符联想、语义联想、语境联想、语用联想。

1.同源联想

同源联想即指由同一个古语词汇或外来词演变成的若干个同源词之间的联想。俄语词汇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这一体系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词语进行词源分析的目的是为了确定词语是何时、从哪种 (哪些) 语言、通过何种构词模式、依据哪些语言材料出现的, 并且研究是词的初始形式和意义的哪些历史变化决定了研究者所熟悉的形式和意义。应该说, 词源分析的对象就是重建词语的初始形式和意义。一些语词性词典都注明词源。这是非常有用的, 不仅对词源学家如此, 对读者更加深刻的理解词义, 增加对词语的认知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卡西米认为, 加入词源信息适合于所有的双语词典, 特别是在语言教学的双语词典中加入词源信息一定会促进外语学习,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词源进行联想有利于读者从词汇演变的历史出发理解、记忆和辨析单词, 尤其是能够帮助读者了解单词的语体。

2.语符联想

语符联想包括由语音、拼写和构词的相似处引发的联想。在俄语中有相当数量的同音词和同形词, 对此我们可以在语音和拼写方面展开联想。人们一般先从听觉或视觉通道接受语言信息, 因此相同或相近的语音或词形很容易产生语义上的联想, 而俄语中有很多同音词, 它们音同义异, 如果听话者联想指向错误, 就会造成语义连接不当, 并产生理解上的偏差或错误。即使是不同的词, 但语音相同, 若联想错误, 即语义连接错误, 也会造成误解。此外, 很多词汇是派生而成的, 因此, 由构词法展开联想不但有利于读者扩大词汇量, 还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词义。

3.语义联想

语义联想是联想词典的核心, 其联想范围最广, 联想的方式也最为多样。语义联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词汇义联想和词语联想。传统词汇学在涉及词汇语义的系统性问题时, 都列举词汇语义单位在聚合层面上的同义、反义、转换、派生、属种等关系, 还有组合层面的述谓题元关系和语义一致关系。语言诸单位之间的系统关系最明显地体现在它们的聚合和组合关系中。词汇义联想是由词汇单位意义的演化而生成的转义、引申义和比喻义, 是同一词汇自身多词性、多语义的联想比较。词语联想, 主要是指某词条所涉及的关联词汇的信息, 包括同义词、反义词、同类词、上下义词、整体部分关系词和语义场等。语言的词汇是一个体系, 每个词甚至每个词义在总的系统网络中均占有一席之地, 同时又与周围的词和词义处于纵横交错的相互关系之中。词在词汇语义体系中的关系沿两个方向延伸, 即纵向和横向, 向纵向延伸形成聚合关系。而同义现象和反义现象就是词在词汇语义聚合关系的两个重要方面。因此, 词典使用同义词、反义词释义能很好地展示词汇语义的系统关系。在双语词典中适当加入语用信息 (同义词, 而且列出近义词、反义词、类比词、派生词、转换词等) , 无疑将有助于全面揭示词汇单位的语义特点和词汇的系统关系。

就同义词而言, 绝对同义词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 大多数的都是相对同义词。因此, 词典在将同义词关联起来的同时, 还要提供同义辨析, 以便读者了解这些同义词在语体、语域、程度、感情色彩等方面的细微差异。

在关联反义词时, 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到, 就是相对反义词。这类反义词具有对立渐进性的特点, 中间可以插入表示不同程度性质的词。对于这类反义词, 词典在提供关联的同时, 也要说明其层级及适用情况。

同类词指的是同属一类的词语。同类概念联想。大脑语言加工有其概念归类特性。根据集合论模式, 一个集合不仅包含着一类事物的概念, 而且还包括着该事物的属性。共同的属性促使人们进行同类概念间的联想。有些同类词之间的差异一目了然, 而有些同类词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 对于这种同类词, 还要用文字或者插图说明它们之间的具体差异。

上下词义联想也是一种典型的联想方式。自上而下的处理是一种从属到种的演绎联想。自下而上的信息处理是一种从种到属的归纳联想。

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揭示词语之间的异同关系。

语义场理论认为语言系统中的词汇在语义上是相互联系的, 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词汇系统, 形成自己的语义场的词群。在编写词典时, 我们可以将这些词展开, 联想至其场内的相关词。

4.语境联想

语境对语义联想起着重要的作用。触景生情便是由语境刺激引发的联想所致。联想存在于能指和所指之间, 在这种联想链中, 一个环节可引发另外一个或多个环节。语境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因而产生的联想也分成如下两种:

(1) 情景语境联想

情景语境主要指认知个体的经历对联想产生的作用。语言学家利奇G·Leech认为词汇的联想意义是一个概括术语, 内涵意义、风格意义、感情意义、折射意义和搭配意义都可用联想意义这一名称来概括。联想意义是通过象征、类比等心理手段构建的语义世界。人们在认识、概括客观世界的过程中, 根据自己的感性认识和主观体验, 把已知的知识范围、个人经历所构成的联想会自然而然地参与到语义识别中。

(2) 文化语境联想

由于人类文化共性的作用, 以及文化相互渗透、趋同的影响, 不同民族常常会赋予某种事物以相同的象征意义, 因而使表达其概念意义的词汇具有了相同的联想意;而民情风俗、地理环境、思维方式、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等文化背景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会导致同一词汇联想意义的不同。由于文化语境不同, 中俄文化在历史传统、价值取向、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 因此对同一词汇会赋予不同的情感和喻义, 产生不同的联想意义。而人类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和感受是大体一致的, 虽文化语境不同, 但这种共性可能赋予词汇一致的联想意义, 也会使中俄人民对同一事物产生相同或相似的联想。

5.语用联想

语用联想包括由语域、语体和搭配而产生的联想。语域和语体主要是包括由词的褒贬和正式程度而引发的联想。习惯用语是根据具体的交际情景而引发的联想。搭配包含的联想范围比较广, 不仅仅包括词组和固定搭配, 还包括修饰词与被修饰词, 或者动宾关系词之间常见的共现搭配。

“语言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不仅是表达手段, 而且更主要的是认知手段。语言不仅是供人达到相互理解的媒介, 更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语言作为认知中介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语言的差异会对一个民族或其个体的认知产生影响, 揭示这种差异对民族思维和认知世界的影响至关重要。因为语言的差异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 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一切语言研究的理由和终极目的均在于此。”

四、联想词典编纂

词典编纂学是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 与诸多学科, 如语义学、语法学、认知语言学、文化学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词典编纂学由各学科支撑, 其形成的一个体系整体实际上也是个系统。由于词汇不可能脱离语法而独立存在, 因此, 语言的语法也应以词汇单个的词变和构词形式体现在这种网络中。而经过模式化的不同词位的集合, 则反映整个语法系统。词典中的语法信息、语义信息及语用信息反映着词典的理论深度。词典对上述信息加工的状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词典的质量及适用对象的层次。对这些信息的处理应该做到和谐统一, 达到词典各参数的最佳结合。语法信息在帮助使用者对语言进行编码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对语法信息处理的如何直接关系到词典作为工具书的实用价值。因此, 对词典中的语法信息进行细致的加工及充分的描写, 应随着现代语法理论研究的发展和使用者的实际需要而不断深化和完善。著名语言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卡拉乌洛夫 (Караулов Ю.Н.) 的专著《俄语联想文法》 (Ассоциа-тив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 1993) 的问世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谢尔巴 (Щерба Л.В.) 院士提出的积极型语法理念。该文法以人脑的联想和类推机制为基础, 主张对词汇可以进行系统描写, 该理论也为系统词典的编纂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撑。

系统词典学在理论语言学中被称之为词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 其所诠释出的语言词汇则可以看做是精心组织的一个体系, 即每个拥有某些程序或规则的范畴单位汇聚的集合。词典的释义是一面棱镜, 它可以多方向、多角度的折射出不同语言系统的差异, 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习惯, 以及不同文化的特点等等。现代词典学把词汇看成一个系统, 力求从整体上反映语言的词汇语义体系, 同时也把词的语义结构看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的过程, 力求描写语言的内容单位的全部特征, 并确定它们的非语义特征的语义理据, 反映词义使用中的细微色彩和在言语中的各种过渡现象。当今的词典编纂力求在整个语言体系内描写语言的词汇单位, 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整合一体描写。在描写特定自然语言时, 将其语法与词汇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意义, 使用相同的形式化语言将其统一起来;形式化的词汇意义描写与语法意义描写构成总合 (整合) 一体, 描写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将词汇释义内容与语法规则系统有机地相互协调, 融为一体。阿普列祥为代表的莫斯科语义学派将语言整合一体描写真正作为一种理念进入语言学研究领域并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将该理论尝试应用于语言研究和词典编纂实践。以此为依据建立了整合一体描写的语言学模式。2006年, Ю.Д.阿普列祥主编出版了《世界的语言图景与系统词典学》 (以下简称《系统词典学》) 这部集体专著, 该专著为语言一体化描写方法和成果进行了盘点, 同时为系统词典学理论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五、结论

总之, 词汇在人脑内是成网状布局, 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 而是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不仅要考虑收录多少词条和例证, 还要考虑在多大程度上, 用哪些方式, 揭示单词之间的关系及语言系统之间的异同, 因此编纂一部集词汇、语法、文化、认知语言学以及词典学等理论于一体的俄汉双语联想词典, 不仅可以将人脑的词汇网络形象具体展现出来, 而且能够帮助词典学习者掌握另种思维学习方式, 扩大知识广度和深度。

摘要:词典类型问题是词典学的核心理论问题。在人类的心理词典中, 词汇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多维延伸的网络。因此, 词典不仅仅要对这些网络中的节点进行解释和说明, 还要阐述清楚这些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 尽量扩展单词的词场, 将孤立的单词彼此联系起来。论文从俄汉词汇网络和俄汉两种语言系统的差异出发, 探讨了俄汉双语联想词典的必要性及词典中联想可扩展的方式和范围, 对联想进行了进一步的细述。

关键词:联想,系统,俄汉双语词典,联想词典

参考文献

[1]刘京晶.英汉双语联想词典的构思[J].才智, 2008,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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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金忠.俄汉词典编纂论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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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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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芳丽.词语的聚合与组合在俄语语言实践中的运用[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 (3) .

[9]郑述谱.外汉词典释义比较初探[J].辞书研究, 1999, (4) .

论双语词典释义的理论依据 篇8

双语词典释义研究的对象是词汇单位语义系统的对应释义, 涉及双语词典学、语言学、翻译学、心理学以及文化对比研究等诸多领域, 具有鲜明的对边缘学科特征, 而这种跨学科的特殊性则决定了他需要特殊的多元研究理据, 也就是说, 我们要研究双语词典释义, 不能只局限于双语词典学本体研究的狭隘视野, 应该放眼相关研究领域的多元理论。本文从语义学、词典学、翻译研究和用户反应四个方面对双语词典的释义进行探讨, 提出对双语词典释义的研究应该考量多方面的因素, 才能使其研究真正具有价值。

二、双语词典释义的研究综述

双语词典的释义研究在国内外都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以前人们曾把双语词典的释义问题理解得过于简单化, 认为双语词典就是对单语词典的翻译, 双语词典不存在释义研究的必要性。而如今人们越发意识到了双语词典的释义本质是给源语词目提供等值的目的语词汇:即选用与词条相对应的目的语词汇解释其意义。一些学者重点探讨了词典等值词的性质、种类、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针对人们长期以来将“等值”视为一种静止不变的概念看法。哈特曼 (Hartmannl986:117) 指出:“等值概念不是固定、单一的对应关系, 而是基于一些代码转换策略的变动的、双向的过程。这些策略取决于语篇的特点、译者或词典编纂者的双语能力以及所追求的目的”。在国内, 魏向清 (2005) 专门讨论了双语词典译义的系统建构、原型特征等问题。还有许多学者试图突破词典学的框架.从整个语言学的高度审视词典释义, 对释义理论进行外部的研究。章宜华 (2002) 运用综合语义分析理论、句法理论、家族相似性理论和原型理论, 提出了“多维释义”的概念。在孟琼主编的《动词用法词典》之中, 编者把汉语名词与动词的格关系细分为14类 (受事、结果、对象、工具、方式、处所、时问、目的、原因、致使、施事、网源、等同、杂类) , 并将其运用到词典释义之中。

三、双语词典释义的理论依据

双语词典释义研究的首要理据是语义研究理据。“词义是词典编纂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因为词典编纂者多有的裁夺, 几乎都与在词典中如何处理词义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慈古斯塔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语义研究在词典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同样, 在双语词典的释义研究中, 词义的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由于双语词典涉及到两种不同的语言及其负载的文化, 词义的描述自然变得较单语词典的单纯释义要复杂得多。要研究词汇的语义, 我们自然要从语言学中的语义学理论分支汲取养分, 比如哲学的、语言学的、自然科学的等等。对词典学研究者来说, “应该密切注意语义学领域的一切研究工作, 因为关于词的语义性质懂得越多, 工作就做得越好” (慈古斯塔:1983) 。

双语词典释义研究的第二大理论依据是双语词典学研究理据。双语词典的释义研究不同于单语词典的释义研究, 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只有充分把握双语词典学的研究理据, 才能研究好释义的具体问题, 找出适合双语词典编纂的释义工作的特殊规律来。因此, 要研究释义问题, 必须立足双语词典编纂的研究视野, 否则便很容易发生偏离, 缺乏针对性。

双语词典释义研究的第三大理据是翻译研究理据。双语词典学理论应该是从双语词典翻译的特殊文本形式特征出发, 充分考虑到双语词典文本区别于文学文本或其他非文学文本的个性;充分考虑到双语词典是工具性与权威性, 具体地有针对性地研究双语词典翻译的实际问题。双语词典的翻译首先要立足于翻译实践活动本身, 要遵循翻译实践的一些基本或普遍的规律, 如语际转换的规律要符合翻译实践活动的普遍标准, 忠实有效地传达原语语言的信息以及植根于原语语言中的丰富的人文内涵, 即文化的信息。正如王正、孙东云指出, 双语词典可以为译者找到准确的翻译对等词, 并给出优秀的例证译文, 帮助学习者了解特定词汇在语境中的不同译法。前一点得到了辞书界的普遍认同, 但后一点却长期以来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词典编纂界“普遍存在着双语词典释义中给出的对应词与例句中出现的对应词互相脱节的现象”, 这是一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实优秀的双语词典例证翻译可以为翻译实践提供参考, 帮助学习者培养翻译转换技巧, 避免欧化汉语, 促进文体对等, 增进文化沟通。

双语词典释义研究的第四大理据是接受反应论理据。这也由双语词典的使用者, 也是双语词典释义文本的最终接受者——外语学习者来决定的。双语词典编纂的目的就是为光大的外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过程服务的, 双语词典释义的研究也必然应该围绕其接受者之语言学习特点和需要的中心, 否则研究无的放矢, 也就失去了合理性和实际意义, 没有任何价值了。

四、结语

通过对当代词典释义研究的成果梳理我们发现, 词典学在释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要全面了解双语词典释义, 就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信息, 从不同角度, 依据不同理论的指导, 才能使双语词典的释义做到更加完善, 才能使双语词典编纂工作做的更加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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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宜华.语言学理论对词典释的影响.现代外语, 2000 (1)

双语词典 篇9

随着全球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网络信息用户数量的不断增长,网络上海量的信息可供用户检索和使用。但是用户如何快速有效地检索到自己需要的信息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为解决从海量信息中查找所需信息的问题,人们发展了信息检索技术[1]。初期,这个领域的研究者针对各自的母语或者网络上的主流语言——英语提出了各种信息检索方法。由于语言的障碍,非英语国家用户查询网络信息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加上信息获取需求呈现国际化的特点,人们迫切希望只提交一种语言构造的查询,就能获得与此相关的多种语言的信息。为此研究直接用用户的母语进行信息检索成为必要,进而研究双语言或多语言的跨(交叉)语言信息检索也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跨语言信息检索CLIR(Cross-Language Information Retrieval),是指用户以自己熟悉的语言来构建和提交检索提问式,系统检索出符合用户需求的包含多个语种的相关信息[2]。用户查询提问式所使用的语言,一般为母语或熟悉的第二外语,称之为源语言,而系统检索到的信息所包涵的语种,称之为目标语种。如何在实现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建立沟通桥梁,是目前跨语言信息检索研究的核心问题[3]。

目前,跨语言信息检索的技术方法分为提问式翻译、文献翻译和不翻译三种。其中,提问式翻译是CLIR的主流思想,这种方法有两种模式, 基于词典的模式和基于双语语料库的模式。基于词典的模式主要是利用机读词典,将用户提交的检索式翻译成目标语种,然后进行检索[4]。此方法存在以下的缺陷:对于一词多义的选择方式,主要是采用选择第一个词义、前N个词义、所有词义等,这样的结果,往往会导致检索的结果只是在字面上符合用户的要求,而实际内容往往偏离用户的实际需要;由于用户提交的查询提问式,通常很短,缺乏必要的语境,提问式翻译的准确性尚不能令人满意[5]。

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最大熵模型建立的双语词典,并对用户提交的查询进行双向的翻译,这样可以获得较准确的翻译,有效提高检索精度。

1基于最大熵模型建立的中-英,英-中双语词典

1.1 最大熵模型简介

我们这里的熵指信息熵。香农(Shannon)认为信息是人们对事物了解的不确定性的消除或减少。香农把不确定的程度称为信息熵。

所有的客观事物使自己在限制条件下达到最大值。要选择在一系列条件下的一种分布,并且这些限制条件不能确定唯一的一种分布,那么最好的分布是具有最大熵的分布,这就是最大熵原理的基本含义。

最大熵原理指出,当我们需要对一个随机事件的概率分布进行预测时,我们的预测应当满足全部已知的条件,而对未知的情况不要做任何主观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概率分布最均匀,预测的风险最小,因为这时概率分布的信息熵最大,所以人们称这种模型叫“最大熵模型”。也就是说已知的条件必须满足,而对其余情况的概率因为仍然无从知道,因此只好认为它们均等[6,7]。

为了对最大熵框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下面先介绍一个基于最大熵模型英译汉的简单实例。在英语中的‘go’,有下面的一些用法:

(1) 去,离去 I go to Guangzhou. 我到广州去。

(2) 安放,放置 The boxes go there.那些盒子放在那边。

(3) 行走;移动;旅行 We went by plane.我们是乘飞机去的。

(4) 开始:开动 Get going on the work! 开始工作!

(5) 准备;将要 It’s going to rain. 天要下雨了。

(6) 卖,出售 going cheap,卖得便宜。

在英语中单词‘go’的用法很多,超过三十种,对应的翻译也很多,很复杂、为了介绍的方便,在这里我们假设对所有的‘go’,仅有上面所列六种用法。则存在如下约束:

P(S1|w)+P(S2|w)+…+P(S6|w)=1 (1)

P(Si|w)(1≤i≤6)表示在含有单词‘go’的英文句子中,go翻译为Si的概率。在这个条件下对每种翻译均等一致的概率为:

P(Si|w)=1/6 1≤i≤6 (2)

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我们发现前两种的用法比较多一些,我们假定:

P(S1|w)+P(S2|w)=2/5 (3)

在式(1)和式(3)两个限制条件的共同限制下,每种翻译的概率分布形式有很多,但是最一致的分布是:

P(S1|w)=P(S2|w)=1/5 (4)

P(S3|w)=P(S4|w)=P(S5|w)

=P(S6|w)=3/20 ( 5)

而且这样的分布具有最大的熵值,因为根据最大熵原理,已知的条件式(1)和式(3)必须满足,而对其余翻译的概率因为仍然无从知道,因此只好认为它们均等,即后四种翻译的概率均为3/20,即式(5)。对于前两种翻译而言,它们的翻译概率之和为2/5式(3),同样,根据最大熵原理,它们的概率均等时,概率分布最均匀,预测的风险最小,这时概率分布的信息熵最大,即式(5)。 但是,仅仅根据上面两个限制,在英文中遇到‘go’时翻译的效果并不好。例如,‘go’翻译为‘卖、出售’的概率是比较小的,但是,在它后面跟上‘cheap′时,‘go’翻译为‘卖、出售’的概率就变大了。为了表示这个事件,我们引入二值函数:

f(x,y)={1y=next(x)=cheap0(6)

x’表示上下文环境,在上面公式中是含有单词‘go’的一个英文短语,‘y’代表输出,对应着‘go’的中文翻译。next(x)看作是上下文环境x的一个函数,表示x中跟在单词‘go’后的一个单词为‘cheap’,我们称式(6)这样的一个函数为一个特征函数,简称为一个特征[8]。

1.2 基于最大熵模型建立的中-英,英-中双语词典

一般的词典只是将词的所有意思列出来,并没有指出这些意思是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翻译成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一般的词典仅列出词的意思而没有列出词的上下文语境,这样在使用词典对用户检索词进行翻译时,对于一词多义的情况只能采用选择第一个词义、前N个词义、所有词义等方式,这样的结果,往往会导致检索的结果只是在字面上符合用户的要求,而实际内容往往偏离用户的实际需要,最终导致检索的精度不高。

事实上,一个词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它的意思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在翻译时能够考虑翻译词的上下文语境,则翻译的精度就会提高。然而,在提问式翻译的跨语言信息检索中,用户所输入的检索词一般是一些简短的关键词,本身缺乏上下文语境,因此,使用只有词的意思而没有上下文的一般的词典进行翻译时,翻译的效果不是很好。

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对一般的词典进行改进,基于最大熵模型来建立词典(为了区分一般的词典,我们将该词典称为特殊词典)。在该词典中,除了将词的翻译意思列出之外,同时考虑到词的上下文语境,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词的翻译,我们除了将该词的意思一一列举出来之外,还将该翻译意思的上下文列出。例如,在中-英词典中,对“安放,放置”的翻译以下面的形式列出:put,place,go|here,there。在这里,我们用符号“|”来将词的翻译意思和上下文隔开,从这个翻译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对于中文词“安放,放置”,如果将它们翻译成英文,有put,place,go三种选择,而|后面的here,there表示中文的安放、放置翻译成put,place,go,那么here,there一般会出现在它们的后面。而在英-中词典中,对于put的翻译以下面的形式列出:放,放置|here,there,与中-英词典中的形式类似,用|来将词的翻译意思和上下文隔开,与中-英词典不同的是,|后面的here,there表示,待翻译的词put如果后面出现here或there,那么它被翻译成中文的放、放置的可能性就很大。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在我们的特殊词典中,除了将待翻译的词的意思列出,我们还列出在什么情况下会翻译成这些意思,词典以上面的形式列出,有以下的优点:对一词多义词进行翻译时可以根据其上下文语境来获得较准确的翻译结果。

2 基于特殊词典的双向翻译

2.1 双向翻译思想

双向翻译也称互翻译,该方法的主要思想是使用后备译文表来排列备选译文。假设要把英文词翻译成中文。在“双向翻译”中,首先,在英-中双语词典中找到该英文词的一组中文译文;然后,反过来,使用中-英双语词典把这组中文译文的每一种译文又译成英文,得到一组英文译文。如果该组英文译文中包含有原始的英文词,那么对应的中文译文将作为首选译文。

2.2 基于特殊词典的双向翻译

我们对以上的双向翻译的方法进行一些改进,在进行翻译时,我们将得到待翻译词的翻译和该翻译的上下文,在反向翻译时,我们除了将得到的翻译词再翻译回去,还要将这些翻译的上下文进行比较,如果这些两组上下文相同(或大部分相同),则这些将作为待翻译词的翻译。

例如,要把中文的“放置”翻译成英文,在基于特殊词典的双向翻译中,首先,使用中-英词典中找到该中文的一组英文翻译put,place,go,同时也得到这组英文翻译的上下文here,there;然后,反过来,使用英-中语词典把这组英文译文的每一种译文又译成中文,得到安置|here,there,施加|pressure;放,放置|here,there,地方|in,out;行走;移动;旅行|by,plane,train,bus,安放,放置|here,there,卖,出售| cheap一组译文。 将这组译文中的上下文和刚才使用中-英词典翻译时得到的上下文here,there进行比较,可以得到,中文 “放置”可以翻译成英文的put,place,go。

3 实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特殊词典和基于特殊词典的双向翻译的效果,我们选择15个用户,每个用户输入20个查询关键词作为实验的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以下对比实验:基于一般词典的双向翻译和基于特殊词典双向翻译准确率的对比。

在实验中,我们分别基于一般词典的双向翻译和基于特殊词典双向翻译对用户输入的查询关键词进行中译英和英译中的翻译,实验结果标记为GB _ce,SB_ce,GB_ec,SB _ec。GB_ce表示基于一般词典的双向翻译的中译英结果的准确率,SB_ce表示基于特殊词典双向翻译的中译英结果的准确率;GB_ec表示基于一般词典的双向翻译的英译中结果的准确率,SB_ec表示基于特殊词典双向翻译的英译中结果的准确率。实验的结果如图1所示。

从对比实验的结果不难看出,使用特殊词典的双向翻译的准确率高于使用一般词典的双向翻译,说明在进行翻译时,如果能考虑到词的上下文语境便可以提高翻译的准确率。

4 结束语

针对目前跨语言信息检索领域所采用的提问式翻译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最大熵模型建立的中-英、英-中双语词典的方法,并提出利用双向翻译的思想在建立的双语词典对用户的查询关键词进行翻译。该方法与常见的基于词典的提问式翻译方法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 建立特殊词典时,我们除了给出词的翻译意思外,还给出其上下文语境,从而弥补了检索关键词本身缺乏上下文语境的缺点。

(2) 在进行双向翻译时,对一词多义的翻译是通过比较互翻译后的上下文是否相同来决定哪些是正确的译文,而不只是从译文中是否包含原始词来决定哪些是首选译文,提高了翻译的准确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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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词典 篇10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是近年来关注的热点之一, 在了解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内在机制 (如双语心理词典及通达机制) 的基础上来进行教学, 有助于更好地指导词汇教学, 并提高教学效率。目前, 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日益增多, 越南留学生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越南语—汉语双语者心理词典的表征结构很值得研究。

心理词典是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大多数心理语言学家认为心理词典中存在着形、音、义三个方面, 它们相互之间存在联系。对于心理词典的表征模型, 目前还没有比较一致的观点, 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模型。

概念中介模型即L1和L2在词汇水平没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两个词汇系统都和共同的概念表征相联结, 即L2词汇―C (共享的概念) ―L1 (词汇) 。词汇连接型即L1和L2在词汇水平上有直接的联系, 第二语言词汇和概念的联结则要通过第一语言词汇, 即L2―L1―C。研究者们认为双语者的词汇表征方式随着外语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变化, 呈发展趋势:低水平双语学习者心理词汇的表征以词汇连接为主;高水平双语者心理词汇以概念中介为主;中等水平的双语者则处于两者之间, 构成一个连续体。

非对称模型假设在双语者的记忆中词汇和概念联系都是动态的, 但是这些联系的程度随着L2的熟练程度而变化, 体现了动态发展的特性。从L2到L1方向的词汇联系比L1到L2方向的词汇联系强, 而L1的词汇和概念间的联系强于L2词汇和概念间的联系。在L2学习的早期阶段, L2单词主要通过与L1的词汇联系通达概念系统。当个体的L2变得更加熟练, 直接的概念联系也被获得。然而, 在概念联系获得后, 词汇联系并没有消失, 它们仍然保留作为可行的联系。这一模型综合了单词联想模型和概念中介模型的内容, 强调两种语言间词汇联系的不对称性, 以及两种语言中词汇与概念联系强度的不对称性。

2. 实验

2.1 启动实验范式。

跨语言的启动实验是目前最为双语研究者广泛采用的一种方法。双语间的启动和激活研究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双语表征和提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典型的启动实验中, 首先给被试短暂呈现一个词语 (启动词) , 然后呈现另一个词语 (目标词) , 要求被试对目标词进行认知加工。例如:先呈现“护士”再呈现“医生”, 比先呈现“面包”再呈现“医生”, 被试判断的反应时要短。人们把这种效应称为启动效应。在跨语言的启动实验中, 启动词和目标词分别用不同的语言呈现, 但两者具有语义相关性, 如“nurse”启动“医生”;还可用目标词的翻译词直接启动目标词, 如“nurse”启动“护士”。

2.2 实验设计与被试。

本实验采用跨语言的语义启动和翻译启动的研究方法, 采用2 (汉语水平) ×2 (语言方向) ×4 (启动类型) 的三因素混合设计, 汉语水平为被试间因素, 分为两个水平 (高级水平和中级水平) ;语言方向为被试内因素, 分为两个水平 (L1—L2和L2—L1) ;启动类型为被试内因素, 分为四个水平 (翻译关系、非翻译关系、语义相关、语义无关) 。

这项实验的被试为30名越南留学生, 他们的母语为越南语, 中级水平和高级水平各15名, 均来自同一所大学。他们都是经过一年的语言学习之后进入到本科专业学习的学生。中级水平的学生为在读的大一学生, 在中国学习生活时间为1年半到2年;高级水平的留学生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为4—5年。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2.3 实验材料与实验步骤。

实验材料分为实验项目和填充项目两种, 实验项目为144对词对, 包括两个语言方向 (L1—L2, L2—L1) , 在每个版本中, 我们将看到18对有语义联系的词对, 18对完全没有语义联系的词对, 18对翻译关系的词对, 18对非翻译关系的词对。填充材料为90对目标刺激是假词的词对, 也包括L1—L2和L2—L1语言两个方向各45对词组。词对的语义联系由来自同一所大学的中国大学生在七点量表上评定的。

实验程序使用DMDX编写。实验以个别测试的方式在一间安静的房间进行。实验开始时, 在计算机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500ms, 接着呈现刺激材料300ms, 然后呈现目标刺激700ms, 要求被试尽可能又准又快地判断计算机屏幕上出现的是真字还是假字, 如果“是”, 按“j”键;如果“不是”, 按“f”键。被试反应后间隔500ms, 开始下一次实验。被试必须在目标刺激出现后2000ms内作出反应, 否则记为错误反应。正式开始前有十次练习。

2.4 实验结果。

实验数据用统计软件SPSS.13.0进行分析。实验数据剔除了平均数三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 这样的数据不超过总数据的5%。实验结果为12名高级水平和13名中级水平被试的数据。

各组被试在各种启动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间表见表1。将两组被试正确反应的反应时数据进行2 (水平) ×2 (语言方向) ×4 (启动类型) 方差分析显示, 方向的主效应显著, F (1, 23) =12.236, p=0.002, 结合表2的反应时结果, 我们发现被试在L2—L1方向的反应比L1—L2语言方向的加工要快;启动类型的主效应非常显著, F (3, 69) =20.021, p=0.000, 表明启动词和目标词的关系会对被试反应目标词产生显著的影响。被试汉语水平的主效应不显著, F (1, 23) =0.232, p=0.634;语言方向和启动关系的交互作用显著, F (3, 69) =8.203, p=0.000。语言方向和被试汉语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启动类型和被试汉语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0.1) 。语言方向、启动类型和被试汉语水平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p>0.1) 。

注:*表示p<0.05

为进一步检验实验结果, 我们对被试在两个方向的各组启动条件下的反应时进行了事后比较 (见表2) 。对中级水平留学生两个方向各组关系的反应时进行配对的t检验, 从被试分析看, L1—L2方向的翻译关系和非翻译关系之间的差异显著, t (12) =-3.178, p=0.008, L2—L1方向的翻译关系和非翻译关系之间的差异也显著, t (12) =-2.637, p=0.022;L1—L2方向语义相关和语义无关词对之间的差异也显著, t (12) =-3.370, p=0.006, 而L2—L1方向语义相关和语义无关词对之间的差异却不显著, t (12) =-1.217, p=0.247。总的来说, 我们发现中级水平越南留学生在L1—L2和L2—L1方向都产生了显著的跨语言翻译启动效应, 在L1—L2方向上也产生了显著的语义启动效应, 但是在L2—L1方向上没有产生跨语言语义启动效应。该结果表明, 中级水平的越南留学生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在词汇水平有联结。有跨语言的语义启动, 说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概念是共享的。进一步比较翻译启动在两个不同方向上的效应量, 以考察L1—L2和L2—L1两个方向之间联结的强弱。配对T检验发现L1—L2和L2—L1两个方向上翻译启动量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t (12) =0.07, p>0.1, 说明中级水平留学生在两个方向的联结的强度相当。

对高级水平的被试做同样的分析, 从被试分析看, 实验处理的主效应显著, L1—L2方向的翻译关系和非翻译关系t (11) =-3.083, p=0.010;L2—L1方向的翻译关系和非翻译关系t (11) =-2.414, p=0.034, L1—L2方向语义相关和语义无关, t (11) =-3.635, p=0.004, L2—L1方向语义相关和语义无关, t (11) =-2.227, p=0.044。结果表明, 高级越南留学生在L1—L2和L2—L1两个方向都产生了显著的跨语言翻译启动效应和语义启动效应。这表明, 高级水平的越南留学生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在词汇水平和概念水平都有联结。

比较翻译启动和语义启动的效应量在两个语言方向上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发现, 翻译启动量在两个语言方向上的差异不显著, t (11) =0.227, p>0.1;语义启动在两个语言方向上的差异不显著, t (11) =1.805, p=0.098。

综合以上实验结果, 我们认为越南留学生双语词典表征模型符合修正层级模型, 当启动刺激和目标刺激是翻译关系和语义关系时, 产生了跨语言的启动效应, 说明汉语和越南语共享一个概念系统。中级水平被试中, 有L1—L2方向上的跨语言语义启动效应, 但是相反方向的却没有, 这说明第二语言词汇和概念之间是有联系的, 但这种联系的强度较弱, 不足以启动目标词。而高级水平被试在两个方向均有语义启动效应, 说明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 第二语言词汇和概念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 且已经接近于第一语言和概念之间的联系。通过对被试的调查, 我们发现, 本实验中高级水平的留学生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都达到了四五年, 他们能够熟练使用汉语进行口头交流与阅读, 汉语词汇和概念之间的联结强度已经接近于越南语词汇和概念之间的联结。

3. 越南留学生汉语词汇教学策略

从实验中我们得知, 非熟练的越南语—汉语双语者词汇水平和概念的连接较弱, 还依靠母语通达到语义, 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 才逐渐形成目的语思维的能力。

3.1 重视越南语与汉语的对比研究。

在语言习得过程中, 母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有效地促进“正迁移”, 避免“负迁移”是外语教师长期研究的课题。通过实验我们也可以发现, 初级水平的越南留学生是通过母语通达到语义的, 因而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不能一味地强调母语的消极作用, 为有效地进行目的语阅读应建立足够的词汇量。在初级阶段的词汇教学中, 要充分重视越南语和汉语的对比研究, 加强对等词的研究。不同的两种语言之间, 除了专有名词和单义的术语外, 一般情况下都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 而是一种复杂的交叉关系。因此在词汇教学过程中, 我们首先应具有对比分析意识, 对二语词汇进行适度甄别, 适当地对词义从各个角度进行各个侧面的对比, 以大量的事实向学生证明越汉词义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其次, 应重视词汇的语境化输入以激发学习者的积极认知。

3.2 建立汉语词汇网络系统, 避免母语的中介作用。

通过实验, 我们发现要想习得词汇, 建立二语心理词汇网络, 就要强化目的语与母语词汇与概念的连接, 达到与母语相似的程度。教师应尽力帮助学生准确理解词义, 多建立词汇的汉语联系, 而不是越汉联系, 以便更有效地习得汉语这种语言。马玉汴 (2004) 提出了放射状词汇教学法, 强调建立词音、词形、词义等一环扣一环的心理词汇网络, 从而提高学生的词汇量, 进而牢固地掌握词义。

学习者如想真正“记住”词汇, 必须对目的语进行大量的输入和激活。相关的研究表明精细加工和反复练习在词汇获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精细加工指的是针对一个词条做最大数量的相关连接;该词汇项目应该放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进行研究, 而且学习者应该明确注意到与该词汇项目相关的所有特征, 包括从该词的正确拼法和韵律到其句法和句意特征, 与其他词汇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等等。当词库被视作一个所有词汇项目都可以在内产生相互连接的网络时, 精细加工, 或者说新信息与学习者已有的旧知识之间的相互连接, 便能够得到最好的阐释。同时, 通过反复练习会提高词汇项目的激活程度。激活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假如一个词汇项目在其激活程度即将下降之前又被重新激活, 那么这次的重新激活便显得更加有效, 从而达到自动化的程度。当反复练习以逐渐增加的时间间隔发生时, 人们也就获得了最理想的学习效果。

摘要:作者利用跨语言的语义启动和翻译启动的实验方法, 探讨了越南语—汉语双语者汉语心理词典的表征结构, 越南语—汉语双语者的心理词典支持修正层级模型, 随着汉语熟练程度的提高, 汉语词汇和共享概念之间的联结逐渐增强, 并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提出建议。

关键词:越南留学生,心理词典,表征结构,汉语词汇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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