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政治生活的政治论文

缺乏政治生活的政治论文（共7篇）

缺乏政治生活的政治论文 篇1

一、中国传统“民本君主”的政治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民本君主”, 君为“主”, 民为“本”二者密不可分。在既定的“君主民本”政治体中, 强调“君”在其中的主体作用的, 被称为“君主主义”;强调“民”在其中的本源作用的, 被称为“民本主义”, “君主”和“民本”是一个问题中两个部分, 并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对立关系, 而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统一关系。它们相辅相成, 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

1、民本

我国古代政治家在承认主权掌握在“君”手中的前提下, 更侧重于强调“本”, 也就是“臣民”对整个政治体的作用。认为, “民生君、君为民而设”。人民是组成国家的要素, 是政治统治的基础, 人民的作用甚至比君王更为重要。

孟子就很重视人民“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是最著名的一句话, 这句话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层含义便是:民之向背关系着国家兴亡, 是成败的成本。“得乎丘民, 而为天子” (《尽心下》) 。第二层含义是指:民是统治者的财用来源, 利益的来源, 没有民则君不能行事。

除孟子外, 其他许多思想家也都极为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把人民治乱看作国家治乱的晴雨表”, 认为民众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基础, 一切物质生活资料的产生都来源于民众, “民者, 职当主为国家王侯治生” (《太平经合校》) 。统治者要依赖民众为其提供生活资料, 失去了民众, 就失去了源泉, 就会出现生存危机。

2、君主

虽然没有人能否认“民”在政治主体中的本源地位, 但“民本”思想是基于“君主”的统治地位被认定的情况之下的“民本”, 也就是说在我国古代封建制度统治之下, 君主专制思想是植根于无论君或民的所有人的脑海中的既定思想。君的地位神圣而不可侵犯。“天无二日, 人无二主”。君王是国家的最高立法者, “君子道, 道法之总要也” (《荀子·致士》) 。君王不仅是国家的立法者, 而且是最高的权利执行者, “天子之位也, 是为统治”。唯有君王才能够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这种君王的主权任何他人不能分享, 否则天下就会大乱。“天下必有天子, 所以一也。天子必执一, 所以搏之也。一则治, 两则乱” (《吕氏春秋·执一》) 。

统治者作为一国之君, 为了兴国安民, 会通过一系列仁政举措来安抚臣民, 使人民在他的政治统治下安居劳作, 使社会正常运转, 但是仍无法改变君贵民贱的思想。

二、现代中国政治在传统政治影响下的发展

1、继承

诚然, 我们先人智慧思想的结晶赋予后人许多恩惠, 古代思想一直恩泽着后人, 发展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 当政者建立和谐社会, 小康社会, 实行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等思想政策, 正是古代“舟与水, 水与鱼”的思想, 爱民、利民的“民本”思想的生动体现。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其基本内涵之一便是要“坚持以人为本”,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发展的“主体”, 阐明“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始终坚持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深刻认识到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发展依靠人民;把人民的利益看作最根本的利益, 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 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为当合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发展

超越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在今天的社会中民不仅仅为“本”, 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自己的主人, “君主专制”已经成了历史, 人民被统治被压迫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我国建立起了“民主政治”, 尤其是建国以来, 民主政治的发展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确立。另外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又是对民主政治的进一步推进。这些制度的确立和发展都是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一直呈现良好的趋势, 但是纵观全局, 我国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只迈出了一小步, 这一小步中的每一阶段无不沿袭着我国古代优秀思想, 但是却又不是对它笼统的继承, 而是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 以及国际大环境继承了其中的精华, 把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思想摒弃掉, 是一种适应时代的需求的民主政治。

三、古代传统政治对现代政治的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 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随后经过一系列政治变革和斗争, 我国走上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道路, 如今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是, 在这样一种渗透着封建主义思想的土壤中, “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仍受影响。

由于传统的政治思想把君与民当做一个统一体, 强调这二者的相互统一, 强调君为民、民事君的政治职责以及君、臣、父、子的封建等级秩序, 并用相应的政治价值, 政治思想去引导和制约人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封建制度下的“民本君主”思想衍生出的一系列现象体现在今天则表现为:自主意识和参政意识薄弱, 而国家意识、服从意识却特别强烈。

我国封建统治制度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君主专制制度, 这种君主专制制度贯彻到人民脑海深处便是“君王犹如心腹, 臣民犹如手足”。从而使人民对待君主产生了一系列人身依附关系, 正是这种依附关系泯灭了大多数人的自主意识。政治自主意识的缺乏必然导致政治参与意识的薄弱。

摘要：“民本君主”是我国传统政治的出发点, 本文从“民本”和“君主”两个方面入手, 分析我国传统“君本民主”政治对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

关键词：民本君主,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 增量民主与善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刘泽华著,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1987

论选举政治中的金钱政治 篇2

在选举施行之初, 由于选民对于选举的认识不足, 素质不高, 受生活水平的限制, 往往会因为一点恩惠就出卖选票。虽然各国法律都会明文禁止买票卖票的行为, 但是贿选仍然成为选举制度和民主制度不健全国家在完善选举制度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难题。

在当今已经具有完善选举制度的国家, 直截了当的金钱——选票交换已经是在法律和道德上严厉禁止的行为。当买票卖票这种原始的金钱政治失去生存空间时, 金钱政治就出现了新的形式:有钱人和大公司把大笔的金钱给候选人和政党, 使他们拥有强大的财力投入选战, 在宣传方面压过竞争对手, 这种候选人就会具有一种不合理的优势。然而这些钱不是白给的, 虽然候选人们都信誓旦旦地声称不会因为拿了别人的钱而出卖人民的权力, 捐钱的大老板们也冠冕堂皇地说自己不求回报, 只是单纯地支持候选人的政治主张。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吃人家的嘴短, 拿人家的手短”, 候选人当选后在政治决策时不可避免地向自己的支持者倾斜, 当整个国家的政治决策偏向少数有钱人时, 社会不公平, 贫富差距无限拉大都会引发社会不安定, 进而威胁整个国家的发展。

二、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选举中面临的金钱问题

各个国家为了限制这种大财团、利益集团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颁布了各种法律进行限制, 如美国的《联邦选举竞选法》、德国的《政党法》、日本的《政治资金限制法》、韩国的《政治资金法》以及新加坡的《政治捐赠法》等等。但是法律总是有漏洞可钻的, 2000年1月德国前首相科尔因政治献金丑闻被迫辞去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职务;同年7月, 以色列总统魏茨曼因接受法国犹太商人的巨额捐赠向国会提出辞职;2002年, 美国安然能源公司破产案牵出了布什政府的政治献金丑闻;2007年12月, 英国首相布朗因工党涉嫌收受地产富商巨额秘密捐款而陷入危机;2009年5月, 日本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因其秘书涉嫌的政治献金丑闻而宣布辞职。

(一) 美国的“软钱”与“硬钱”

在美国, 候选人直接从大老板、大财团手里拿钱已经是100年前的事了, 美国选举经费受到法律严格的控制。水门事件之后, 美国国会为了削弱特殊利益集团对选举的影响, 通过了《联邦竞选经费法案》, 禁止大公司、银行和工会捐款给候选人, 限制个人捐款的最高限额, 但是没有限制他们捐给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政党的额度, 这就造成了90年代“软钱”的大爆发。

按照法律规定个人捐给候选人的钱是“硬钱”, 超过200美元就要上报选举委员会, 保持公开透明, 使用时受选举法的种种限制。“软钱”则是没有限额的捐款, 软钱被禁止直接提供给候选人进行竞选, 它一般由个人或政治行动委员会捐献给政党全国委员会, 虽要上报但不需要公开。因此, 各政党全国委员会在操作中可以利用“软钱”来间接或直接地资助选举。90年代的选举中出现了大量政党买单的“独立开支”和“议题支持广告”, “独立开支”是指政党为其候选人花费的, 但是未与候选人竞选组织协商的金钱 (不管他们有没有协商过都会说没有) , 属于间接支持自己的候选人, 尚且需要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备。“议题支持广告”是1996年选举中的发明, 它是专门设计了帮助总统候选人或国会候选人的广告, 只要不明确出现“选举谁”或“不选举谁”即可。“议题广告”不需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 也可以直接使用利益集团金库里的钱。打个比方, 如果奥巴马的竞选广告直截了当地说“请投奥巴马一票”, 属于个人竞选宣传, 花的是“硬钱”;如果是支持候选人的某个议题或者攻击对手的某一个议题时, 名义上属于政党、社会团体事务, 实质仍是资助竞选, 这时候“软钱”就可以派上用场。

2000选举与1992年选举相比较, 硬钱增长了70%, 而软钱却增长466%。2002年的竞选经费改革, 其核心就是限制软钱, 主要内容:禁止公司、工会或个人向全国性的政党捐献“不受限制的”软钱, 州或地方政党在两年的选举周期可以花1万美元的“软钱”来进行党建活动;禁止公司、工会及一些独立的组织临近选举的60天或预选的30天内做议题支持广告;个人可以在每次选举中向每位候选人捐款的最高限额提高到2000美元;每个人向政党和候选人在两年选举周期中捐款总额提高到9.5万美元 (也就是提高硬钱的限额) ;禁止外国人对联邦、州和地方的选举进行捐款;禁止征用联邦财产, 包括白宫和国会山来进行筹款 (1) ;要求电视台和广播台在播出政治广告时需要公开信息, 如广告由谁付钱;要求政党筹款委员会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筹款情况, 联邦选举委员会要在收到信息后的24小时后在网上公布这些信息。

(二) 日本鸠山政府的政治献金问题

日本政治中的权钱交易由来已久, 腐败大案不断, 以“洛克希德案 (2) ”和“里库路特案 (3) ”涉案级别最高, 金额和影响最大。1976年, 卸任首相田中角荣被指任内曾接受美国洛克希德公司5亿日元贿赂, 帮助该公司取得全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机定单。田中角荣、前运输大臣和17位高官被捕, 田中一审被判四年徒刑。1988年“里库路特案”曝光, 自1984年至1986年间, 该公司将大量原始股以优惠价格出售或变相赠送给几百位政要, 高达数十亿日元。自民党几乎所有政要都牵扯其中, 包括当时的首相竹下登和副首相宫泽喜一、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等。案发后, 竹下登被迫下台, 其他涉嫌的12名政客也相继辞职, 十多名官员被逮捕起诉。

为阻断腐败链条、防止腐败案件频发不止的尴尬局面, 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初相继制定和修改了多个法律法规, 着重严格政治资金的收受、管理和使用。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禁止企业向政治家个人捐献, 但不禁止企业向政党、个人向政治家以合法的方式和金额进行捐款, 要求政党及政党指定的政治资金团体凡超过5万日元的收支, 必须详细记录政治资金的收支金额、日期、用途、收支对象的姓名、住址、职业 (团体则记录其名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及负责人姓名) 、捐赠金额及年月日, 并在向总务省或地方选举管理委员会提出申报后, 将主要内容刊登在公报上, 以便于国民对政党和政治家们的品格和守法情况进行判断和选择。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2007年5月, 安倍内阁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涉嫌权钱交易, 畏罪悬梁自尽, 成为二战后第一个在任期间自杀的内阁大臣。2009年大选时, 政治献金问题成为民主党攻击自民党的一个主要火力点。然而上台刚刚半年, 首相鸠山由纪夫和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就双双爆出政治献金丑闻, 使得民主党的支持率由当选时的七成多跌倒了17%, 两人也不得不引咎辞职。

在日本, 选举表面看以政见为中心, 但实际起决定作用的只有三样东西——人际关系、口碑和金钱。日本政治中子承父业的情况超过任何一个非独裁国家, 因为儿子除了可以继承父辈积攒下来的人脉和关系, 还可以继承父亲的选举经费。由于法律加大了财界捐款的约束, 禁止企业直接向政客个人捐款, 但不禁止向政党支部捐款。企业常用的手法一是捐款时隐藏企业身份, 二是把钱捐给政客指定的多个政党支部。在2003年至2006年的4年间, 小泽秘书从西松公司领取了2100万日元的现金, 并造假账以规避审查。西松公司还通过其他方式向小泽每年提供2500万日元的捐款, 十几年来多达3亿日元。同一时期, 小泽家乡岩手县的诸多公共工程几乎被西松公司全包。鸠山曾经一度拒绝大财团的捐赠, 却接受了自己富豪母亲每月1000万日元的资助没有公开, 涉嫌漏税并在上报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有虚假记录, 其中记载的一些个人献金者已经死亡或否认曾经捐赠献金。

三、总结

资本主义国家一向自认为是“民主和公平”象征的选举制度, 在金钱这个大背景的映衬下, 未必能够真正地体现出绝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我们国家也在寻求更加广泛和民主的选举制度, 如何杜绝选举过程中金钱的侵蚀, 权钱交易的发生是我们研究选举献金的主要目的, 吸取教训, 防患于未然。

参考文献

[1]美国政治选举中的金钱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05年08期.

缺乏政治生活的政治论文 篇3

一、政治博客概念界定及其相关问题

政治博客是指那些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和政治动机,包含着比较明显的政治诉求,对于社会公众能够产生一定的政治动员、对于社会能够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力的博客。

政治博客与普通博客的最大区别在于其鲜明的政治色彩。政治博客的低门槛使其具有很高的开放性,政治博客主即时自由地出版或编辑自己的文章,构成一个随时发表自己政治见解的空间。相对于BBS的随意性和匿名性,政治博客的政治表达空间较为稳定,更多的博客甚至采取实名的方式发表言论、创立自己的主页,其社会责任感也较为增强。

二、公民网络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它反映公民在政治系统中政治活动的地位、作用和选择范围。一定程度上政治参与的程度,可以体现整体国家的民主程度。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始的,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推进逐步扩展和深化的,在发展历程中既有经验成就,也有困难挫折。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提高、领域扩大、层次提升、渠道拓宽,特别是参与工具更加优化,网络媒体的作用凸显,当前微博、微信为平台和载体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得到较快发展,更加值得关注。与此同时,无序性、非理性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现象也时有发生。在新形势下,明确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态势,及时地加以正确引导公民开展有序的、理性的、制度化的网络政治参与,对于推动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健康有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政治博客的政治参与现状

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交流速度,也增加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沟通频率,一定程度上便捷了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信息沟通。其中博客媒体的诞生,对于网络信息的沟通,实现了平台化的交流模式。当前我国政治博客的政治参与现状、整体的发展较为良好。它的出现使社会的透明性增强了,使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拓宽了,但在细节方面还存在较多的问题。

(一)运营人员不专业

一般情况下政治事件的发生,对于社会的发展会产生一定消极或积极的影响。通常在政治事件发生时,一般通过官方媒体或会议进行对外通告。政治博客作为对外通告政治变化的一种手段,当前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即为:运营人员不专业。政治博客具备一定的政治动员、政治传播性质。由于运营人员专业性问题,导致部分对外发放的通告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此类现状既影响了政治博客自身的发展,对于政治事件的传播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二)政治博客导向性较强引发问题

网络时代的到来,个人媒体平台层出不穷。政治博客作为网络媒体的一种形式,其强大的传播能力和传播速度,使其在短时间内拥有了较多的关注者。通常在博客运营中,称此类关注者为“粉丝”。大量“粉丝”的聚集,对于政治博客的长期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其存在大量的“粉丝”,因此政治博客也具备较强的导向性。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极快,政治博客在发送信息的同时,也对大量的关注者产生了影响。强大的导向性下,对于社会的稳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部分政治博客无政府监管

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我国针对公民参政以及言论自由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但随着此类政策的实施,一部分政治博客在发展的过程中,脱离了政府的监管。政治博客具备一定的政治价值,在政治事件传播的过程中,也具备一定的话语权。因此关于政治博客在信息发布的同时,也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但部分脱离政府监管的政治博客,在发展的过程中,则偏离了社会公正、信息真实等方面的原则。对于社会政治的发展,以及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部分政治博客政治立场不坚定

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政治博客的发展也较为迅猛。大量的政治博客在政府的主导下,展开了相应的网络政治活动。但部分不具备官方身份,又进行政治立场发表的政治博客,也引起了官方以及民间的注意。此类政治博客,一般情况下其运营人员为具备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商界人士、演艺界人士、非官方人士。此类人士由于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因此也聚集了较多的关注者。由于部分人士政治立场不坚定,又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在发表一些带有政治倾向的消息时,对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政治博客沦为传话筒

政治博客作为政治消息传播输出的平台,其除去对政治事件进行通告发布外,也应注重针对自身的发展。例如进行政策信息的传播等,但现阶段大量的政治博客不具备这一特性。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沦为传话筒,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政治博客的网络传播价值也较低,对于政治的发展起不到应有的价值。

(六)部分政治博客趋向于娱乐化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方面的发展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与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娱乐圈作为供应社会影视娱乐资源的群体,其对于社会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同时,社会上屡屡发生的娱乐事件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也较大。政治博客作为由自然人运营的平台,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受到社会娱乐事件的影响。当前部分的政治博客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娱乐化和低俗化。此类现状对于政治博客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

四、针对当前我国政治博客政治参与现状的改善对策

我国当前政治博客的政治参与现状,整体的发展较为良好,但细节方面还存在较多的问题,笔者针对上述现状分析案例,提出了以下的改善对策,如:全职专业人员进行运营,政治博客应由政府部门进行监管,政治博客应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政治博客应坚守责任性,政治博客应保持政治思考的独立性,政治博客应保持严肃性。

(一)全职专业人员进行运营

网络的发展带动了政治博客的快速发展,政治博客由于其自身特性,对于社会发展以及政治发展的影响较大。因此政治博客的运营人员,应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针对政治事件进行正确的发表和解读,并且针对“粉丝”群体的评论,进行专业性的回复和解读。以此保证政治博客的专业性,并促进政治事件的良性发展,以此奠定政治博客长期发展的基础,杜绝因专业问题,造成对政治事件的曲解。

(二)政治博客应由政府部门进行监管

政治博客由于其影响力较大,传播的事件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应针对政治博客,进行相应的权利监管。在其发表特殊事件信息,以及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影响力较大的事件信息时,针对其发送的消息需进行一定的审核。保证信息的发表不会对事件的继续产生消极的作用,并减少因发表消息的错误,对政府公信力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三)政治博客应当加强法律管制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进行依法监管,并建立两级审批机制制度,同时要求必须持本人有效证件才能建立个人博客网站,并于网站托管商处进行登记。网站托管商或其委托人必须在政治博客网站的文章发表达到“合理浏览量”前的一段时间内完成对文章内容的审查。公安机关在管理的过程中可以实行“年审制”及“评级制”,监督托管商对其政治博客网站的管制,然后将监督情况为基础对其进行评级,形成竞争激励机制。

(四)政治博客应保持鲜明的政治立场

政治博客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发表信息具备一定的政治立场。因此其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前我国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施行的政治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执政党为中国共产党。因此,当前我国的政治博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确保发表言论和信息时做到立场坚定准确、观点鲜明。

(五)政治博客应坚守责任性

网络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政治博客在运营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它针对社会时政、国家政策方针、社会热点问题等进行广泛的发布和评论。因此,政治博客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应始终坚守沟通民意、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监督政治行为、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等重要责任,不断引领改善网络政治环境,促进网民政治素养的共同提高。

(六)政治博客应保持政治思考的独立性

政治博客在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同时,也应肩负一定的社会责任。针对博客空间中网络群体对一些社会事件、热点问题等提出的观点和意见,要做好搜集、分析和研判,及时向上级管理部门反馈,同时为党和政府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以此提升政治博客存在的价值。

(七)政治博客应保持严肃性

政治博客在发布博文的过程中,应恪守严肃性,自觉践行,遵守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文明上网公约》《互联网站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博客服务自律公约》等规约,争做成熟、理性、负责的政治博客,杜绝低俗文化、娱乐文化等对自身的冲击,以此保证自身在后续的发展中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吸引更多网民的关注和青睐,促进自身健康发展。

摘要：当前随着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网络政治参与对于政治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其中政治博客则是网络政治传播的一种重要参与形式。本文针对政治博客的政治参与现状及对策,进行简要的分析研究。

关键词：政治博客,公民政治参与,网络政治,现状,对策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485.

[2]时伟.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现状及治理[J].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2):48-51.

[3]吴世友,余慧阳,徐选国等.国外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研究述评[J].中国青年研究,2013(7):101-106.

[4]马小娟.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新动向[J].东南学术,2013(1):36.

“坊间政治学”的政治心理分析 篇4

一、坊间政治学的概念及其特点

鉴于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坊间政治学没有一个完整、特定的定义, 笔者就在此冒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坊间政治学, 是一种植根于基层民众的、反映基层民众对于现时的政治事件、政治现象的观点、看法, 并在非正式场合进行交流、沟通, 但对主流政治走向影响甚微的政治现象。这是中国国民性的一种体现, 在西方国家比较鲜见。

民众在非正式场合讨论政治问题的范围包括: (1) 街头, 即传统意义上的非正式场合, 譬如茶馆、酒吧、咖啡店。这些场合的特点是:通常情况下, 涉及的讨论者和参与讨论者的人数少, 范围小, 可以看做是一种次公共交流。 (2) 网络。现代社会中, 网络技术飞速发展, 将每个独立的“人”通过网络这根虚拟的线连接了起来。民众可以在网上畅所欲言, 网上亦有很多相关主题的“吧”和论坛, 民众可以依兴趣而参与。网络的特点是:互动性强, 讨论者参与的范围广, 数量大, 并且方便, 更能畅所欲言。

坊间政治学的交流模式, 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 交流范围的泛政治性。

坊间政治学, 通俗一点, 可以称作“草根政治学”, 交流所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国政治、中国的党、基层政治、高层政治等方面面面俱到。甚至娱乐、经济等非政治内容, 也以政治的视角解读了出来。

2. 交流内容的非正式性。

坊间政治学交流场合的非正式性, 也决定了其交流内容和交流方式的非正式性。在非正式的场合, 民众可以畅所欲言, 言己所思, 而不必担心语序、用词等面上的东西。

3. 交流的非学术性。

坊间政治的交流语言, 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术语表达和政治理论基础, 民众的思想通过朴实无华的通俗语言表述出来, 各自之间的交流也很方便。而学术界交流的强理论性、高论述性、深挖掘性在“坊间”的政治讨论里鲜见其踪。这种特性的形成, 与“坊间”自由、开放的非正式交流环境不无干系, 即使是学术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 如果想加入到坊间政治的交流中去, 也得用坊间政治的“语言”。因此, 在“坊间”就会出现一个出租车司机对中美关系分析得头头是道, 而一个国际关系专家只能在一旁目瞪口呆。

4. 政治交流的责任虚化性。

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环境下, 公民的言论自由水平, 较之前的时代有了大的提高, 因此在坊间关于政治的交流, 比之过去, 所负政治责任较少。因为是在非公开的场合, 如果不是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言论, 一般不会追究其刑事责任。尤其是在网络上, 民众对政治问题畅所欲言, 发表看法, 自由度比较大。并且, 坊间政治交流内容的娱乐性, 也大大削弱了其言论责任性。

二、坊间政治学的政治心理特点分析

1. 对特定政治事件的超敏感性, 观点的片面性和思想的激进性。

对于特定的政治事件, 诸如群体性事件、中美关系事件, “坊间”往往比政府反应更灵敏、更深入。但是, 民众的反应又往往是单向的、片面的, 而且有的思想比较激进, 没有稳定的政治表达, 往往是冲动、情绪化的产物。

2. 民众获得政治信息渠道的狭窄性、主观杜撰性色彩较为浓厚。

民众获得政治信息的渠道狭窄, 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 而且在传播这些消息时, 主观杜撰色彩浓厚, 捕风捉影相当常见。信息来源的不同导致不同的人受到不同舆论导向的影响, 而民众往往自以为是, 自以为寻到了真理。比如极端的一方认为西方的媒体非官方色彩浓厚, 报道的真实性强;极端的另一方认为西方的媒体受大资本家控制, 反社会主义色彩明显, 因此在非正式场合交流时, 会产生激烈的讨论。

3. 平民色彩浓厚, 交流政治的娱乐性大于研究性。

缺乏政治生活的政治论文 篇5

一、微软的“政治觉醒”之路

从1989到1998年初, 微软用于资助政治家参选的“软钱” (即为政治家竞选进行媒体造势所花费的金钱) 总计不过16.2万美元, 这在美国政治上的意义几乎等于零。而且这些“软钱”不是捐给某一个参选人, 而是某一个党派。观察家们曾评论说:“微软的感觉与其他的技术类公司是一样的, 他们认为华盛顿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他们生活在政治范畴之外。”微软真的可以如其所愿远离政治吗?回答是否定的。

1998年, 当反垄断的指控威胁变得越来越真实的时候, 微软完全改变了它的战略。该公司迅速开办了一个华盛顿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扩充到19人, 其中4人专门游说国会议员, 每人专门负责在参众两院中的一个政党。这是一个独特的模式, 因为大多数公司并没有实力去这样做。除此之外, 仅2003年1年, 微软就雇用了20多家游说公司去游说美国联邦政府, 在各个州它还有一支强大的游说队伍。

微软还建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从1998年到2004年, 该公司通过这个委员会向美国联邦层次的竞选人提供了超过1 30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 在所有美国企业中名列第1。自1998年至年, 微软还在游说上花费了万美元, 这使它成为华盛顿最大的游说者之一和电脑行业最大的游说者。

在微软的2001财年, 微软向各类慈善团体捐赠了3 660万美元的现金和价值1.79亿美元的软件。这些捐赠给微软带来了接触重要政治家的机会。从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到众议院发言人丹尼斯·哈斯特, 他们都是这些慈善机构的支持者。微软还是德雷儿童基金会的主要捐助人。这个已有20年历史的基金会是由众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汤姆·德雷创办的。仅2003年1年, 比尔和梅林达基金会就向德雷儿童基金会捐赠了10万美元。

除了单独采取行动外, 微软还慷慨地资助各种行业协会, 例如软件选择协会、商用软件联盟、电脑技术行业协会、竞争技术协会等。这些协会在很多问题上都支持微软的立场。

微软之所以改变了远离政治的态度, 正如微软的联邦政府事务总监杰克·克鲁霍茨所说有两个原因:一是互联网对人们的工作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 与互联网相关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大多数政策的制定者并不懂得互联网技术, 但他们在作着决策。微软认识到教育这些人是微软的责任。二是这宗反垄断诉讼案, 微软必须勇敢地面对。一些微软的高层私下里也说, 如果他们很早就参与关于此案件的辩论, 他们就很可能被免于反垄断起诉。

二、美国企业的政治行为特征

实际上, 微软的政治行为并不是独特的。美国的大企业普遍采取了政治行动, 很多比微软“觉醒”得更早, 经验更丰富。通过对奥驰集团、布朗和威廉姆森公司、辉瑞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美国公司、沃尔玛连锁超市集团、贝克特尔建筑公司以及微软等大企业的分析, 笔者发现这些企业的政治行为具有一定的共性。一是他们的政府关系管理团队规模大, 动辄上百人, 有时甚至可达200人以上;人员基本是专职的。相关部门被明确冠以“政府事务”或“政府关系”的名称, 这一点与英国企业的隐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人员通常被分为联邦和州两个团队。二是在战术的运用上, 除了与立法者进行直接的交流和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外, 它们也不避讳采取复杂的、大张旗鼓的、甚至是敌意的战术 (如诉讼) 去达到影响立法的目的。三是这些企业经常参与本行业或跨行业的集体政治行动。四是这些企业施加影响的目标包括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政府, 以及立法、行政和司法3个系统的权力部门。企业对它们的影响活动常常根据需要有选择地同时进行。五是同英国的情况不同, 美国企业或行业的声誉对它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活动的影响不大, 企业或行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贡献度也并不能左右其政治活动的成效。

三、美国企业政治行为特征的原因分析

以上这些特征与美国的政治权力的划分特点密不可分。美国的联邦和州两级政府分享立法权, 每一级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又实行3权分立。同时, 总统与国会、州长与各州议会是分别选举的, 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这就造成了权力分散、相互掣肘的局面。一项法令的通过往往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再加上美国的政党不像英国一样那么纪律严明, 党员往往能够独立表达自己对某项法案的意见, 而不必顾及大多数党员或是政党领袖的意见。所以, 企业往往不得不拥有庞大的专业团队来处理与政府各个权力主体甚至是每一个议员的关系, 而这个团队往往又根据政府权力划分的特点分成联邦和州两个团队。

同时, 美国的权力平等、信息自由、言论自由的观念根深蒂固。例如, 美国1966年颁布的《信息自由法案》规定了公民有权对政府任何可能存在的文字记录进行查阅, 因此美国政府官员的活动几乎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企业也不必费心对自己的政治行动遮遮掩掩, 否则一旦被善于挖掘“污秽”的媒体揭露, 反而有损自己和政府官员的声誉。而美国民众认为言论自由是法律赋予他们的神圣权力, 企业进行政治捐款或是其他政治活动是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的一种方式, 并没有什么不妥, 这是言论自由的表现, 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再加上, 美国民众中的诉讼文化也很强烈。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要靠自己的斗争来获得, 而不是等待政府的幡然悔悟或者是施舍。况且, 司法独立可以确保在美国议会或行政系统出现违反现有法令的行为时, 进行独立的裁决。所以, 经常看到美国企业公开地进行政治活动, 还经常通过群众运动式的草根行动来迫使政府就范, 如果这些做法还是不能奏效, 那就把政府告上法庭。

长期以来, 美国的各个行业协会非常活跃, 这是因为集会的权力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 因此美国企业常常联合起来进行集体政治活动。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其文化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多元特征, 并且包容性较强。因此, 人们对于同样一件事物的理解和态度往往大相径庭, 企业的公众形象在各种文化中也并不一致。所以利用公众形象来左右政府的决定也不太可能。

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税收, 发展本地经济, 对当地某些有争议, 或声誉并不十分好的行业或企业会加以保护, 并支持他们的诉求, 向联邦或其他州政府施压, 并最终取得胜利, 比如烟草行业的案例。再深究一步, 这种现象的产生同样是由于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的权力分配。各州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对于本州的支柱产业理所当然地加以保护;而本州民众的生计也有赖于这些企业和行业来维持, 因此也能获得本州民众的支持。这个行业的声誉好坏就不会对其政治行动能否获得最终的成功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在中央集权的国家, 如英国, 中央政府就要考虑其他地区民众的呼声, 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大的权力来保护本地的这些声誉不好的支柱产业, 所以在这样的国家, 企业或行业的声誉往往对企业政治行动的成败至关重要。

同时, 美国经济总量巨大, 各个行业在全国范围来讲发展的各有所长, 国家经济不存在特别依赖某些企业或行业的情况, 这使得企业利用其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度来增强其在联邦政府面前的议价能力的可能性降低。所以, 仅仅因为企业规模大而获得政府支持的现象并不多见。

缺乏政治生活的政治论文 篇6

娱乐媒介影响了我们的政治倾向。这个观点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文学作品、动漫游戏、当代艺术为代表的娱乐产业确实对人们的政治倾向与政治社会观念的塑造起着显著的影响。美国福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安东尼·吉尔兹尼斯基(Anthony Gie rzyns ki)教授在其研究专著《哈利波特与千禧一代》(Harry Potter and the Millennials)中,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风靡全球的影视文学作品《哈利波特》系列对美国千禧一代(1984-1995年出生的一代人)的政治观念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甚至能够左右他们对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态度。尽管JK·罗琳表示,她在创作《哈利波特》系列之时并未刻意针对某一年龄层,也并未出于特定的政治主张而创作。但毫无疑问,《哈利波特》科幻小说与电影所定位的主要目标人群是9-15岁的青少年,而这正好是美国千禧一代当时的年龄,并且《哈利波特》小说与电影中反复提到的多元宽容的政治氛围、反对独裁者、支持种族平等、反对暴力与酷刑、反对腐败无能的政府等主题,也都是现实世界政治主张的切实写照。如今,随着哈利、罗恩、赫敏一起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们已经纷纷进入了选举的年龄,安东尼教授通过对千禧一代进行问卷访谈与统计分析,证明了《哈利波特》系列在他们的政治倾向与政治观念形成过程扮演者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娱乐媒介的政治影响甚至可与他们父母的影响相提并论。其实,娱乐科幻作品《哈利波特》之于千禧一代的政治影响不是孤立的现象。研究表明,之前的《星球大战》就影响了“X世代”的政治社会化,甲壳虫乐队影响了婴儿潮一代的政治社会化等例子。(见表1)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代表作家刘慈欣也在公开场合表示:“科幻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它可以说是政治色彩最浓厚的一个类型的文学,甚至科幻的政治色彩比政治小说还要浓。”[1]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娱乐媒介在塑造人们政治倾向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二、动漫电影背后的政治社会化传播

然而,安东尼发现小说、电影等娱乐要素对美国人政治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影响并不是特例。在中国,看似习以为常、被冠以“小儿科”的动漫电影其实在培养政治倾向、传播国家等政治社会化与意识形态渗透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美国与日本的动漫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的80后90后都是看着美日动漫成长起来的一代,著名的动漫作品几乎都会改编成电影在更大范围进行传播。这些动漫电影除了具有公认的娱乐功能之外,还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功能。以美国为例,美国迪斯尼制作的动漫电影可谓家喻户晓,这些电影在讲述故奇幻事的同时也在向世界观众潜移默化地传递美国的价值主张。如动画电影《花木兰》中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主要原因是相亲一次次失败,要寻求真正的自我。这位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少女传播的不再是中国孝义当先的中国文化价值,而是彰显了美国式的文化价值观。又如,美国经典动漫形象大力水手每次在海洋上扬起星条国旗时就是在向全世界暗示美国的霸主地位,这在1941年出版的日本动画论著《漫画电影论》中就有提到。此后风靡全球的《漫威》系列电影中以美国队长为代表的超级英雄更是以政治要素直接赋予超级英雄的政治身份与地位。最近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落下帷幕,一则关于《辛普森一家》早在16年前就预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帖子在网络上迅速走红。虽动画内容与现实结果纯属巧合,但可以看出《辛普森一家》中暗含着对政治的关注与讽刺。据悉,这部美国人家喻户晓的,播出27年之久的动画片遇到大小政治话题,总是喜欢推出讽刺短片来表明立场,并从许多角度对美国的文化与社会、人的条件和电视本身进行了幽默的嘲讽。可见,美国的动漫影视作品在培养人们的政治观念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政府为了政治目的,也会主动利用动漫形象为其服务,日本在这方面表现地尤为突出。日本在二战期间就曾利用动漫形象为其战事做政治社化宣传。1941年,日本军部为配合太平洋战争需要,出资制作了“桃太郎系列”动画片,如《桃太郎的海鹫》、《桃太郎·天降神兵》、《海上神兵》。这些动画作品表面上看去只是普通的娱乐产品,但其背后的真正目的是军事政治传播。中国曾经在90年代还引进过日本“桃太郎”系列的动漫。像这样将政治传播的动机隐藏在动漫要素传播中的例子在美日动漫电影中非常常见,而国内长期以来对这种隐藏在娱乐要素背后的政治渗透现象处于研究与监管的双重忽视的局面。随着看着美日动漫长大的80后90后逐渐进入职场,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这种娱乐政治化的进程在他们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方面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娱乐要素进行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将产生潜移默化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

娱乐与政治,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个事物,却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娱乐与政治传播之间微妙的共谋关系。

三、动漫电影成为政治社会化手段的传播机制分析

为什么以动漫电影为代表的娱乐内容能够成为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的手段与工具?这些表面上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的联系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传播机制?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究,能够发现娱乐与政治,活泼与严肃之间建立联系的内在机制,从而为我国应对国外文化渗透与国内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供学理上的准备。

任何传播现象与传播效果的研究都可以从传播者、接受者、传播渠道这三方面来看。从传播者角度来看,美国和日本等国利用影视娱乐要素来进行政治社会化传播具有政府行为的推动。从接受者的接受效果来看,影视娱乐消费降低了人们的警惕与防备心理,使得娱乐中附带的政治社会化要素能够轻易传递给受众消费者。从传播渠道来看,影视媒体是建构国家形象、传播核心价值的最主要渠道。

(一)传播者:政府推动的文化外交策略

任何个人的创作与传播行为都比不上国家政府的推动。美国、日本都是世界文化产业大国,他们在推动本国文化走出去,传播推广本国文化价值观方面都有政府的推动。

以动漫科幻电影为例,美国动漫科幻电影中几乎都是英雄、自由、幸福、快乐、关爱的符号集合,这些影视作品的内容也以宣扬救赎世界的使命观、种族优越论、个人主义、人权观等具有美国政治特色的价值观为主。日本动漫及其电影大多宣扬物衰观、武士道精神、共生的使命观、环保主义等具有东方特色的深刻价值符号,与中国在文化上相近,更易于被中国受众接受。以日本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政府在动漫文化上的推动行为。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致力于用它精心打造的“动漫帝国”来影响青年群体,进而影响世界。其动漫文化的传播策略无疑已经成为日本宣扬其民族文化、提高国际影响力、传播其价值观认同感的“倍增器”。[3]1985年,日本政府明确提出要以动漫作为渠道宣传和推广日本文化,使日本从一个经济大国转变为一个文化输出大国。从那时起,传播和推广日本文化便成为日本动漫产业落实日本政府战略的重要使命。据《朝日新闻》2005年4月的报道,日本外务省决定利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24亿日元作为“文化无偿捐助”资金,从动漫制作商手中购买动画片播放版权,将这些购来的动画无偿地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电视台播放。日本外务省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向海外推广日本的动漫文化,还可以扩大日本动漫在外国青少年中的影响,培养更多的“知日派”,一举多得。[4]2006年,被誉为“漫画通”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东京“数字好莱坞”秋叶原分校进行的演讲中提出以漫画、动画等pop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外交策略。这就是日本著名的“动画外交”策略。在这种政府传播策略的指导下,日本动漫产业以柔性地方式发挥着政府的外交功能。虽然日本政府领导人的更换频率非常快,但日本“动画外交”的策略却始终如一。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动漫外交例子是,日本在奥运会中启用动漫形象进行宣传。首先,日本东京奥申委在申请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使用了世界知名动漫形象“哆啦A梦”担任特殊形象大使。东京奥申委认为,哆啦A梦体现了日本民族尊重与友谊的核心价值观,并将此与奥运的价值观联系起来。东京2020奥申委首席执行官水野正人表示,“哆啦A梦”代表了日本,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与流行,证明了日本有能力激发与鼓舞更多年轻人,也证明日本有能力举办一届奥运会来更好地弘扬奥运精神并鼓励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梦想。[5]其次,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东京八分钟”环节,日本的“动画外交”策略进一步升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直接化身家喻户晓的动漫形象马里奥大叔,穿越时空来到里约奥运会闭幕式现场为4年后的东京奥运会宣传助阵。日本政府巧妙地运用动漫形象参与国家形象与政治传播,在不知不觉间影响人们对日本的国家形象认知,给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接受者:娱乐消费时松懈的心理状态

当我们进行消费娱乐之时,我们会在缺乏警惕的状态下不知不觉地接受娱乐过程中夹带的政治倾向。研究娱乐与政治关系的学者都发现,我们之所以更容易受到与政治相关的信息的影响,是因为在娱乐活动中我们的警惕与意志处于放松状态,我们对政治等严肃信息的防卫与辨别意识也处于松懈状态。实际上,大多数人在欣赏娱乐内容的时候并不会刻意去辨别其中的政治信息,因此,这些政治信息就在娱乐要素包裹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其实,政治社会化的传播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只是我们“有意识的眼睛”难以察觉。

传播学的经典理论曾经对电视等娱乐媒介对受众的现实认知做出过研究。其中,涵化理论就关注媒介所建构的符号现实对现实中社会文化各层面的影响。动漫是娱乐媒介建构的特殊符号,其对于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认知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娱乐要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与判断。最近,安东尼教授研究发现,知名美剧《权力的游戏》和《纸牌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世界公平性的判断。因此,通过电视媒介传播的带有政治社会化倾向的娱乐内容会潜移默化地培养人们的现实政治倾向。

然而,任何传播效果的研究最终都要归结到人的心理机制层面。心理学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大部分思维过程是在潜意识层面进行的,它不受我们主观意志所控制,而我们的显意识认知只占所有认知资源的5%。因此,当我们在学习或娱乐过程中,有许多信息是随着这个过程附带着进入我们大脑的潜意识活动中的。这个过程被称之为“被动式学习”(passive learning),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认知过程。同时,人们的理性思维大多是显意识层面的活动,而人们非理性的、感性的思维则大多不受主观意志的控制。因此,与处理现实信息相比,当人们沉浸在各种各样的娱乐消费中时,我们会用更感性地方式来享受娱乐消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更容易在娱乐的情形下接受政治主张的影响。

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是记录生命的痕迹。人的社会化成长过程是一个符号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真实世界是通过符号建构植入头脑中的,是个体或者集体“认识”的真实;不是客观的物理真实,而是主观的建构真实。以动漫电影为例,动漫虚构世界的真实和它为受众建构的真实缘于此符号学原理。由于动漫影视作品在幼儿及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动漫影视作品的传播也在某种程度上悄然地建构了幼儿与青少年受众的意义世界,这些符号要素的传播甚至完成着成人礼的“基本符号体系建构”工程。[6]动漫影视作品通过动漫符号构建的符号世界为受众建构起一个价值世界,动漫受众通过动漫符号构建的价值真实与现实真实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受众的精神世界,从而影响受众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正因为动漫影视作品是用朴素的语言与想象力在创造动画艺术图景的同时也为受众建立了一个价值世界,它的力量不会输给诗歌、小说、戏剧等其他被认为是“高端”的艺术形式。

(三)传播渠道:媒体融合时代便利的媒体环境

媒体是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国家形象塑造与核心价值传播中,媒体的作用至关重要,各国在推进国家形象工程和推广国家文化时,都会依据各自的综合实力和过往形象运用各种媒体进行传播。在影视娱乐领域亦是如此。研究表明,动画受众对国家形象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媒体,而媒体是建构国家形象、传播核心价值的最主要渠道。许多没有去过美国或日本的受访者,知晓美国或日本的情况均主要来自于媒体。其中,受访者通过“媒体”来认知美国的占总数的76.53%,通过“媒体”来认知日本的占总数的86.41%。[7]因此,在媒体环境下研究动漫对受众的文化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随着媒体融合的发展,互联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影视动漫传播渠道,受众的文化审美也随媒介环境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多元。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发端于日本的二次元动漫文化已经通过网络传播在中国的90后动漫群体中迅速蔓延开来。艾瑞咨询《2015二次元行业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泛二次元群体规模已达到1亿人,[8]他们大多热衷日本动漫,频繁运用互联网等媒介消费国内外动漫影视作品。作为媒介的动漫[9]依靠全球化的媒介生态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未成年乃至成年人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认知。因此,发达的媒体环境也是娱乐要素成为政治传播手段的重要助推器。

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中国传播界逐渐认识到通过影视动漫等娱乐媒体帮助政治传播的有益作用。例如,2015年,由神秘的“朝阳工作室”制作的系列动漫短片《群众路线动真格了?》、《老百姓的事儿好办了吗?》和《当官的真怕了?》走红网络,片中多次出现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卡通形象,甚至有以习近平挥棒“打虎”形象为隐喻的反腐主题。这一系列动漫短片以柔性的方式向老百姓们传达了国家的政治理念。其实,早在2013年10月,一则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动漫视频就通过卡通动漫的方式呈现习近平等领导人的成长历程,但当时只有身体卡通化,头像仍是真人照片。到了2014年2月,千龙网发布的《习主席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漫画,首次整体呈现习近平的卡通形象。而2015年流传的3个动漫短片,则首次呈现习近平的卡通动画,突破意味更加明显。此外,2014年,国防部破天荒地推出了《小苹果》版本的征兵宣传片,通过年度神曲将严肃的征兵内容与轻松的娱乐审美结合起来,拉近了与年轻人的距离,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与转发。这些娱乐与政治相结合的传播策略,无论制作方背景如何,都体现了政治传播方式的改变,取得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这也从实践层面表明了文化建设不仅需追求“顶天”的艺术高度,也要注重“立地”的生活地气。让文化建设与文化消费成为符合大众审美旨趣的日常活动,实现文化产业的落地、归位、生根。[10]

四、符号的战争与动漫文化软实力

21世纪,国家竞争力的评估不再只是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较量,文化以其“软实力”身份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符号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因此有国外专家把国家之间的软实力竞争称为“符号的战争”。[11]这种“符号的战争”主要是由以影视、动漫、音乐等娱乐媒介为代表的文化产业来进行的。因此,政府在进行文化建设过程中,除了重视高雅文化的建设,也需要重视通俗文化的建设;不仅要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要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软实力发挥作用的机制,主要依赖于文化产品蕴含的意识形态力量。人们在消费某种文化产品的时候,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其中包含的意识形态信息。《哈利波特与千禧一代》的作者安东尼教授也指出,影视动漫等娱乐产品通过娱乐要素的运作将政治观点与主张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消费者,从而影响他们的政治倾向。

动漫类影视文化是软实力中的特殊产品,是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它往往直接从没有文化意识前见和价值前见的婴幼儿阶段发生作用,其潜移默化的力量较其他文化产业尤甚。因为,动画影视的语言符号的使用几乎不需要语言文化知识的前期学习,直观感受的形象、画面、色彩等语言是世界通用的话语,易于传播与推广。事实上,对国外动漫影视产品废寝忘食的中国痴迷者们,为了更直接地观赏国外动画片,不需要任何人督促,自觉自愿地刻苦学习英语、日语,这种现象也从侧面说明动画文化对青少年的巨大影响,是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当意识到看似普通的动漫影视产品的文化传播背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符号战争,才能发现我国动漫影视产业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严峻现实。目前,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我国动漫影视作品在数量上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如何在量上取得突破的基础上,深挖动漫符号内涵,提升动漫作品的品质水准,从而赢得这场符号战争的主动权,是我国动漫产业进一步发展需要认证面对的现实。

注释

1[1]摘录自作家刘慈欣2011年7月在香港书展的名作家讲座“用科幻的眼睛看现实”。

2[2]Anthony Gierzynski(2013).Harry Potter and the Millennial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3.page:40-41.

3[3][9]夏瑛.动漫传播与知识经营——日本动漫产业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4:112-114,91.

4[4]徐渭.关于日本动漫的一种文化考察[J].日本学刊,2006(5):129-141.

5[5]环球网.哆啦A梦成为东京2020申奥委员会特殊大使[EB/O L].http://go.huanqiu.com/news/2013-04/3801618.html,2013-04-07。

6[6][7]李涛.动画符号与国家形象[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43,180.

7[8]艾瑞咨询.2015中国二次元行业报告[R].2015.

8[10]李思屈等.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I-V.

缺乏政治生活的政治论文 篇7

关键词：台湾政治文化,两岸文化交流,发展

一、研究意义

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 传媒与政治相互影响推动, 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而台湾政坛的民进党在发展过程中运用了传媒技术, 从“地方包围中央”到议会抗争的变化, 上演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秀", 夺取了台湾政坛的主导权。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现象。

二、大众媒体视角下的两岸政治文化的发展

海峡两岸在1949年以后, 就因为各种原因, 被分割成两个独立的社会。两岸政府宣传的教育和内容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大陆的政治教育内容的鲜明特征就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 五星红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构成主要元素;而台湾的政治教育内容则是由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地红、“中华民国”等构成。

1.大众媒体促进两岸政治文化沟通

首先, 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大众传媒不仅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 而且利用自身的优越性将政治传送到每家每户。现在人们通过大众传媒, 每天不间断接收到政治信息。如今通过不同媒体的整合传播, 逐渐打破了物理时间上的限制, 延长了人们暴露在媒体之下的时间。所以, 大众媒体在时间以及空间上, 对人们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也为全民政治提供了人数上的保证。现今众多的信息已经得到了同化, 人们在获得信息的同时, 不断的强化观念的同一性, 逐渐消除多元化。以台湾大众媒体之密集程度, 公众接触媒体的频率可想而知。大众媒体在商业逻辑的支配下, 也以驾驭于最大多数的受众为关键。两岸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必须认清两岸文化的真实差异、根本差异, 而不是流于表层, 两岸的政治文化差异正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根本症结所在。因此, 化解两岸政治文化之差异, 应是未来两岸文化深入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内容。

2.“一个中国”奠定两岸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石

应当说, 基于“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就是两岸最大认同感, 是两岸对话与交流的最大政治公分母。大陆方面把“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表述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而台湾方面也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 只是表述的内涵不同。问题在于,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国际上承认的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而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发展空间则很小, 使不少台湾民众有被“矮化”的感觉, 这样, “一个中国”的政治认同在台湾民众心中并没有真正扎下根来。

两岸民众也必须认清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即“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石, 无论两岸关系如何发展, 都不能超越这一底线。众所周知, 大陆运用“一国两制”模式先后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 但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却遇到了重重阻力。一方面, 大陆对“一国两制”的宣传力度不够大, 理论挖掘不够深入;另一方面, 不少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模式不太信任、不太满意, 认为两岸统一后会“矮化”台湾, 损害台湾人民的利益。现如今, 两岸文化经过密切交流与合作, 台湾民众对大陆有了比较客观清醒的认识, 对“一国两制”模式也有了一定了解, 但这还不足以消除台湾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解与偏见。因此, 对两岸统一模式理论进行深入挖掘, 是考验和体现两岸民众政治智慧的重要内容。

3.“厦金模式”是两岸政治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先行棋

当1987年两岸和解的春风吹来时, 厦金两地的民众更迫切希望化解分歧, 实现和平相处、和谐发展。在中央和福建省政府的支持下, 厦门自2001年起开通了厦金航线, 率先突破实现了“小三通”, 不仅方便了两地民众的经贸、科教、文化交流, 而且加强了沟通, 联络了感情, 消除了分歧, 增进了友谊, 积累了经验, 为两岸全面“大三通”起到了先行先试的重要作用。2008年马英九执政以后, 厦金航线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据统计, 从2008年9月底至2009年3月底,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半年来, 仅取道厦金航线赴台游的人数就达1.1万人次。厦金航线已经成为两岸民众进行各种文化交流的黄金通道。

在厦金两地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下, 如何继续深化交流与合作, 寻求两地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的突破, 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路径, 成为厦金两地思考的重要议题。“厦金模式”不同于按照“一国两制”模式成功地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香港、澳门问题涉及的是历史上殖民主义侵略遗留下来的中国与英国、葡萄牙的国家间关系问题, 而台湾问题则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实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虽然“一国两制”构想最早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 但是首先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 而目前按照“一国两制”模式解决台湾问题仍有相当大的难度。首先是许多台湾民众不太相信、认同这一模式;其次在目前两岸最高当局尚没有正式谈判、形成政治文件的情况下, 尤其是台湾的政治生态非常复杂, 不确定性因素很多, 目前按照“一国两制”模式解决台湾问题很难突破政治和政策上的界限。因此,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可以考虑以“一国两制”模式为战略指导, 以“厦金模式”为具体框架, 针对厦金两地的实际情况, 建立诸如“厦金自由市”、“厦金特区”这样的具有“一市两制”、“一区两制”性质的特殊区域。这是一种具有“一国两制”性质的地方模式, 是对“一国两制”模式的具体运用, 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点, 即在这一模式里, 厦金两地结成一个共同体, 暂时淡化了意识形态的敏感性, 形成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相互作用、共生共荣的和谐状态, 为两岸的和平统一不断积累宝贵经验, 等条件成熟时, 再按照“一国两制”模式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

4.政治文化与大众媒体的关系

(1) 大众媒体与政治体制文化的关系

台湾民主化的可以说, 民进党的酝酿、产生、发展的过程就是向国民党夺取大众媒体的过程, 甚至也可以说, 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也就是大众媒体从国民党的侍从地位逐步脱离出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媒体不论是作为反对政治力量的组织化工具, 还是异议声音的发声管道都体现了其本身就是政治权利和政治资源的属性。同样, 政治形态的变化同事也改变了大众媒体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模式。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生活一个系统, 并绘出一个“政治系统的动力反应模式”图。政治学者阿尔蒙德在其影响深远的、关于政治文化的著作《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也认同此观点, 把政治体系堪称是一个包括了环境、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等部分的系统。系统是“一系列处在互动之中的要素”, 政治系统“就是有一系列与决策有关的互动行为和互动角色组成的有机整体。”

此“政治系统的动力反应模式”图表明, 政治系统如果要和社会系统发生联系, 作用于社会, 必须要经过一个又一个“输入”和“输出”的循环往复过程方能实现。对于执政者来说, 能够维持“输入”和“输出”的平衡畅通, 就能有效地听取社会要求、了解社会内、外的变动, 及时做出政策、法律、方针等调整, 并及时将之发布出去, 化解执政危机。反之, “输入”“输出”不平衡的政治系统也就是失去了与外界进行相应能量交换的能力, 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行, 从而产生政治统治危机。对于政治反对力量来说也同样如此, 汇集和号召各种反对力量, 传播政治理念, 发动群众运动, 将反对的声音传达给执政者等等, 都是不断地“输入”和“输出”过程。否则, 就不能形成反对政治力量。

在现代社会, 这个“输入”和“输出”的任务就是由大众媒体承担的。在理想的社会系统中, 政治系统和大众媒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社会大系统之下的平行子系统, “大众传播”可被列为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 大众媒体建构政治文化的路径

大众是一个具有历史范畴的概念, 当然它也同时有政治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所指和能指。但是, 无论从哪种角度理解大众, 都离不开它社会意义上的基本指向。从社会学角度看, 大众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绝大多数, 并且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庞大的基座部分。按照衣俊卿在《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一书中的分类, 人的活动领域主要划分为三个基本层面: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经济、政治、社会经营管理、各种公共事务等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领域;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等自在的日常生活领域。其中日常生活领域的构成主体无疑是大众, 也是在此层面上大众有了它的参照对象———精英, 也才更清晰地显示出其基本特征。当然, 这样说并不是说精英就没有日常生活, 而是就日常生活在其活动领域中所占的比重而言的 (至于这种量上的区别是否导致了质上的差异, 这个判断同样是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方能开展) 。

意识解态需要借助大众媒体进行表达和传播才能为人所知。也是在此意义上, 大众媒体成为社会控制争夺的场域, 是各种意识形态竞逐的场所。大众媒体虽然无法完全压制保守的论调, 但是, 它们却可以营造顺服的气氛。最明显的例子是游行示威的成功与否, 不在于参加人数的多少, 而在与记者是否感兴趣, 在于传媒是否给予大力渲染。如果稍微夸张地说, 50个机灵的游行者在电视上成功露面5分钟, 其政治影响力不亚于一场50万人的大游行。所以, 在统治阶级有效地控制了、甚或是拥有了大众媒介的情况下, 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就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而社会秩序也因此强化了。但是, 我们不仅要发问, 大众媒介的巨大影响力从何而来呢?大众媒体和广告主的利润起点其实都是受众。为利润而生产就意味着, 文化产业的决策人试图生产的是可以流行、销售的东西, 而就电台和电视而言, 则要吸引大量的受众。由此, 大众 (目标受众和潜在消费者) 成为大众媒体必须取悦的利益源头。大众媒介取悦大众的过程是一个缜密而不露声色的过程。

可见, 大众生活或者说日常生活的起点是由人的本能要求促发的并整体的呈现为对本能要求的满足过程。身体是本能的栖息之地, 大众生活或者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就又可以转化成以围绕着由各种器官和组织构成的身体展开的生活。身体是个体人的物质存在形态, 是最具大众性的,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这样, 媒介除了凭借其机械复制技术优势在数量上成为“大众媒介力之外, 又在人的物质存在层面上获得了大众性, 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大众媒介”。正式在上述的“大众性”基础之上, 大众媒介发挥了它塑造大众文化 (消费文化) 的所向披靡的本领。

大众媒介由身体本身 (人体的延伸) 到变成为身体提供服务者, 这一角色转换达到的是扩展大众消费需求的目的, 其内在策略上颇有“引君入瓮”的智慧。这个策略的战略战术意义在于, 身体在经过大众媒介的这番调教之后, 也已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身体了, 它不再是 (或不仅仅只是) 人的物质存在形态, 也不再仅仅是宗教视野中的“肉身”, “身体的地位”就演变成了“一种文化事实”, 成为“最美的消费品”。“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 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身体由消费的理由成为消费的对象进而蜕变为消费文化本身的过程就是身体由“沉重的肉身”脱胎换骨为可以承载无限能指的、轻盈的符号的过程, 也是身体由自然物转化为商品的过程, 更是身体成为媒介的延伸的过程。身体的内涵越丰富, 就越会有越多的消费欲望被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身体最终就会蒸发成轻飘飘的快乐。当大众媒介与大众的身体结成不分彼此的关系之后, 大众媒介顺理成章地通过遵循大众日常生活的逻辑进一步强化着自己大众媒介的角色, 深化着它塑造消费文化的功能。日常生活的基本形态是它的重复性。个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生命经历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 也构成了大众日常生活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的循环和重复性特征。这种波澜不惊的重复又内化成日常思维反之又强化了日常生活的重复性特征。

(3) 推动两岸政治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台湾的政党格局决定了台湾政党的根本利益是为了选举的胜利, 而台湾又是一个民主社会, 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在台湾也渐渐形成。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应对当前的形势成为面对台湾局势的新问题。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迅速回暖, 维护两岸关系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 需要握好以下几个基本原则和方向。

第一,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稳妥地推进两岸关系。要按照胡锦涛同志

提出的“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十六字方针和“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方针妥善处理两岸关系在先易后难, “先经后政”的方针指导下来协商两岸发展, 为两岸政治、军事的协商创造良好的条件。只要两岸政策得到台湾老百姓的拥护, 两岸关系就不会因台湾政党轮替反复无常。政党之间在理念上肯定有分歧, 但推翻共识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对人民有利的, 要取消不容易。

第二,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大陆要与台湾有不同政见的政党交流接触, 特

别是民进党。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承认“九二共识”, 不管是什么人、

什么政党, 也不管他们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都可以同他们谈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问题。凡是赞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各界人士, 都可以欢迎他们以适当身份来大陆参访。

第三,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大方针不变。台独分子毕竟是少数, 广大台湾民众还是对大陆怀有深深的蜀黎之情。“台独”势力越是想把台湾同胞引向企图, 我们的对台政策就越是要更紧密贴近台湾人民。好多支持“台独”势力的台湾同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大陆不了解, 缺乏沟通和交流。最近我们已经看到大陆已经对台南民众特别是农民阶层做了一些让利政策, 获得了当地人民的良好赞誉。通过这些政策来增进两岸人民的交流, 促进两岸人民的感情融合, 进而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

第四, 对待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要坚决反对。马英九上台以来, 两岸之间的

紧张关系得到迅速改善, 两岸交流日益频繁, 经贸关系、人员往来也迅速升温, 因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积极因素也相应地增多, 但是“台独”分裂活动依然很活跃, 仍不可小视。对于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 我们要坚决打击。大力争取台湾民心, 才能引导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

在大陆社会各界人士和国民党的不断调整政策下, 海岸两地才终于有了今天的和谐局面。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伟大的改革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就提出过“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方针, 由此两岸长期以来的紧张局势也得到了放缓。1987年蒋经国先生为了能够让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 有助于消除隔阂, 减轻对立, 郑重提出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 两岸各地的同胞凝聚力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1992年海峡两岸两会达成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 1993年举行“汪辜会谈”, 使得两岸的关系在此有了长足进展。后来由于台湾当政者的台独政策以及陈水扁上台后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大搞“台独”分裂活动, 不断推动渐进台独, 使两岸更加恶化。胡锦涛同志也在2005年3月就针对新形势下的两岸发展局势做出了“四点意见”, 在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八项主张”的基础上, 深刻的表明了祖国大陆对台湾所采取的态度、观念和举措。同时也促成了连战、宋楚瑜的大陆之行, 为两岸的发展打开了宽阔的航道。直到2008年台湾当局政治领导人新旧交替, 国民党重新执权, 祖国大陆和台湾同胞的关系也正式开始由民众关系转化为政府层面。

5.主导权决定两岸政治文化发展走向

(1) 主导权决定国家统一及走向

(1) 马英九的两岸政策不难看出现今阶段要想确立大陆两岸和平共处关系,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统一大陆两岸的政治权利问题。在马英九刚刚上台的时候, 中央政府与台湾政府对于政权集中问题还只是属于起步阶段, 双方互相试探对方实力又互相谦让, 随着事件发展的白热化, 关于政权归属问题也不再只是口头上的协议, 马英九指挥吴伯雄一方面不断向北京政府示好, 一方面又将台湾政权隔离出利益圈, 表面上的台湾政府就属于政治保护范围, 从而北京政府不得不不断对台湾政府让利。而对于地方势力的整治又表现为不断集中, 一种要与中央政府对抗到底的气势呼之欲出, 实则不断与美国方面沟通。马英九明白确立和北京政府的同盟关系远没有和美国政府交好来得容易, 如此一来, 马英九在与中央政府政治商谈的时候以先经济后统一的方针政策为台湾地区强化军事力量上赢得了宝贵时间, 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面对美国作为台湾同盟国介入这次政权归属的战斗中的事实。也就意味着, 如果中央政府在友好协商中无法实现统一的目标, 就算采用武力解决的方式, 现在的台湾政府也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做反击。

(2) 第四届中央领导班子出奇, 只为夺回两岸政治交往主动权。

为了应对海岸两地交往中的不利, 使中央政府一改过去十多年来被动应对的局面, 自2003年中央换届领导以后, 在对台决策上频出奇招, 使得两岸的格局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从此在两岸政治博弈中重新夺回了主动权和主导权。

由于对大陆对台湾的谨慎, 和平政策使得一些人认为大陆中央不够强硬, 与此在贸易上每年台湾从大陆获得几百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也帮助了大陆内地完成了市场的升级换代。而硬之所以不够硬, 并非是指大陆的军事力量弱, 主要是没有把各种力量有效地整合起来。大陆中央对台的坚决决心, 最终让大陆中央重新取得了对台的政治上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2) 主导权决定对台政策

关于如何进一步争取台湾民心, 掌握建构两岸关系上的主导权, 笔者认为,

中央政府要做的事情至少有以下几项。

第一, 胡温政府上台以来, 对台政策不再闻鸡起舞, 对台老百姓更加温馨,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温总理的“诗歌言说”, 称台湾民众为“同胞兄弟”, 温馨的话语在弱化台湾人对大陆的敌意、收服人心上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据调查显示:台湾主张尽早宣布独立者呈逐年下降之势。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倾向, 这说明大陆的新政策确实在发挥作用。

第二, 大陆应该与台湾各个政党进行沟通和交流。台湾属于民主社会、选举政治。因此就不能排除任何一个主要政党执政的可能性。加强沟通和交流有利于大陆对台政策的指定, 也更有主动权。

第三, 加大开放陆生来台力度, 增进两岸新生代之间的了解。自从马政府上台以来两岸关系迅速发展, 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但在开放陆生来台方面还有很多限制, 导致了在台湾留学的大陆学生很少。台湾高等教育较为发达, 众多的私立大学更是大陆学生就学的选择。新一代的交往与共识是未来处理两岸关系的一大影响因素。

第四, 发挥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力。在每一次台湾发生重大事件都会出现美国的身影, 可以说美国因素已经渗入到台湾政治的每一个角落。建立起利用美国的某种机制是大陆必须要考虑的。当然, 对日本、东盟、欧盟、俄罗斯等的作用也一样。

第五, 在两岸充分协商的情况下适当地给予台湾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这有利于化解台湾人中的中央政府打压台湾的认识。在争夺国家主权问题上大陆和台湾有矛盾, 考虑到国家主权理论的发展, 大陆有必要采取相应灵活措施, 在一国两制、APEC模式、亚行模式、奥运会模式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双方都能接受的其他方式, 比如, 共组使领馆、共同参与国际组织等, 再如, 大陆只允许与自己建交国家的民间航空公司 (而禁止其官方航空公司) 飞台湾航线等等。

第六, 大陆与台湾探讨符合当下发展的两岸互动模式, 比如建立邦联、国家联合体, 但这应当注意“主权范畴在当代的层化趋势”, 当今各国更看重实际的效果和收益, 两岸应该发展一种富有层次性和延展性的主权观念, 这种观念既能坚持基本的主权要求, 又能给对方回旋的余地, 进而有利于两岸关系的有机磨合, 最终达到实现祖国的统一目标。

台湾政治60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八十年以后, 台湾社会由于其自身的变化发展及国际关系的影响, 威权体制逐渐向民主化社会迈进。经国先生也看到了这个趋势, 在位末期顺应时势地作出了一些改善两岸活动的善举。李登辉执政后打着台湾民主化的牌子, 制定的一些政策明为发展台湾的民主, 暗中却是借此支持台湾“台独”势力, 最终导致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两岸关系迅速恶化。2000年, 由于国民党的分裂和腐败及李登辉的支持, 具有台独色彩的民进党执政, 台湾也第一次实现了政党轮替。陈水扁的渐进台独理论在其执政后逐渐显露, 两岸在政治、经济方面不仅无丝毫进展, 而且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08年马英九政府把改善两岸关系作为其执政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两岸关系迅速得到改善。目前, 两岸经济交流日益紧密, 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 但政治上没有太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