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报人

政治家报人（精选7篇）

政治家报人 篇1

政治家报人,实际上就是具有政治家身份的专业报人或者是参与办报的政治家。所谓具有政治家气质的专业报人,其实他们本身并不是我们平时所熟知的政治家,而是那些从事新闻工作的专业报人,但是他们关心政治,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且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所以政治家报人“要具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要像政治家那样看问题,要具有恰当处理宣传报道中的政治问题的政治水平”。[1]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中国近代史时期出现的政治家报人。

一、不同时期政治家报人的办报思想及评价

早期改良派政治家报人王韬开创了我国报刊政论的先河,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文章,反对帝国主义,其文章短小精炼、针砭时弊。王韬是我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位报刊政论家,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家报人的代表。

王韬的政论文章突破了当时的行文规范的局限,放弃了八股文的行文方式,强调文章是承载道理、理论、思想的工具,不要被文章的形式束缚了自己的思想。他的政论文章既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传统的论说文形式,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记录事件和表达感情、思想,这样就不应该拘泥于文章的形式、文法。他的政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以后报章文体和政论文体的改革和发展。他的改革变法思想对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王韬改良思想的影子。并且在王韬之后,许多仁人志士开始投身于报刊政论,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文章,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五四”时期政治家报人的代表邵飘萍,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支持者。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邵飘萍写的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种种可耻行径,辛辣地批判了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1916年,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有“特派”称号的记者。1918年邵飘萍创办《京报》,在任《京报》主编期间,他倡导言论自由,发表多篇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民大众心声的文章,成为为人民表达意见的传声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作为运动的发动者和宣传者,邵飘萍被迫流亡日本。1年之后,邵飘萍从日本回国,在北京重新开办《京报》。这时的《京报》仍然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官员的横征暴敛进行辛辣的讽刺与抨击。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因为在《京报》上发表讽刺张作霖的文章,被张作霖杀害。

二、不同时期政治家报人的比较

(一)思想上的相互承接

政治家报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相互承接的关系,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在他的政论文章中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端和残暴黑暗,实际上是想革新封建制度,王韬认为“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世技巧摆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故古今大变局中的中国,如继续执迷不悟,不思振作,那势必会落得亡国灭种的命运”。[2]并且他主张广开言路,开启民智等等,对康有为、梁启超之产生变法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而邵飘萍成长的时期,戊戌变法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于是邵飘萍很容易地就接受了戊戌变法思想,而作为戊戌变法思想宣传的骨干分子的梁启超,其发表的文章对邵飘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

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家报人,不管属于哪一派别,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且都把救亡图存作为办报的出发点。王韬曾经在英、法、俄等这些率先举起革命大旗的国家游学,所以王韬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亲历了西方国家通过变革走向强盛,反观当时的中国正饱受这些国家的侵略与欺凌,而封建的统治阶级又不思进取,变本加厉地对人民进行压迫的社会现实,王韬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邵飘萍更是杭州浙江高等学堂的高材生,专攻西方现代国家传入中国的先进的自然科学。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期,中国的社会不断产生新的救国思想,邵飘萍不断受到这些新思想和当时“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萌生了“新闻救国”的想法。

(三)近代各时期政治家报人的区别

“五四”时期的政治家报人已经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政治家报人,其他时期的政治家报人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提倡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求进行变法。他们的报纸中充斥着提倡民主权利的思想,但是他们仍然具有封建色彩,办报还是为了服务于封建统治,为了沟通上下。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政治家报人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已经不再专注于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宣传变法,而是抨击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在接下来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把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使命结合起来,给新文化运动赋予了新的任务,他们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上的探索,而更多地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从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三、近代政治家报人的历史地位

早期改良派的王韬可谓开创了中国报刊政论形式,他是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1874年,他创办的《循环日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报刊,可以说王韬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

邵飘萍则主张“新闻救国”,他把“以新闻记者终其身”作为唯一的嗜好,并且培养了大批新闻人才,首创了新闻编译社,促进了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

四、结语

中国近代史上这些政治家报人,他们生活在中国近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敢于发表自己的言论,不畏统治阶级的强暴镇压,敢作敢为,通过他们自己独特的语言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启迪民众,通过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为自己创造舆论,以报纸的形式参与政治,形成很强的政治力量,他们为中国报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要：中国近代时期,由于历史、社会现实等原因,中国近代的报业史上出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政治家报人。他们在报纸上发表各自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宣传新思想,希望改变中国落后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政治家报人,早起改良派,“五四”时期

参考文献

[1]李乔.近代新闻史上的“政治家型报人”[J].前线,2001(8):59-60.

[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亚洲半属欧人[M].中华书局,1959:137.

政治家报人 篇2

一、令人惊叹的办报天分:

1. 独创风格, 自成一家:

《百年报人》一书中曾提到, 第一次拥有自己报纸的普利策, 在其《邮快报》中“使用了他所独创的尖锐笔法与激情主义”, 对于激情主义, 他定义为“读者不只需要政治新闻, 我们要给他们多彩多姿的情调、戏剧性的插图, 我们要用很多小故事和许多名字”, 可见从那时起, 他已非常注意形成自己的风格, 并总结出了一套吸引读者的窍门, 这套窍门的效果十分显著, 从他后来成为“八卦新闻”之鼻祖、首创以彩色漫画方式做报导、在头版以骇人的标题吸引读者等案例中仍可见一斑。除了坚持新闻真实自由, 他的独家创意和激情风格, 奠定了其日后大放异彩的根基。

2. 成功有道, 洞察秋毫:

《百年报人》中对普利策在《世界报》的成功之道曾有过总结, “重视新闻政策, 建立优秀而坚韧不拔的记者团;发动社会活动, 不断制造高潮;社论高尚, 代表市民心声;办给大众看, 属于全民报纸”, 他那时已经明了利用舆论的力量宣传报纸受益无穷, 不可谓不极其聪明;并坚持代表底层民众进行报导, 又进一步俘虏人心, 他对市场的敏锐把握和先决洞知, 无人能及。书中提到的另外一个例子是, 当他决定将《世界报》作为终生目标时, 他“刊登新闻极多”以供不同阶层的读者观看, 并顾及新移民们的心理需求, 最终使得“《世界报》以编辑写作闻名于世”。《天生的报人普立兹》中更有详细阐述, 他为男人设立运动版, 为女人设立专栏, 分类明确、各取所需。他对市场的敏锐把握、对潮流的感知顺应, 都在他人之先, 甚至在他人未察之时, 他已明了怎样的报导为读者所喜, 怎样的原则又是他的坚持。他的成功, 来之有道, 洞察秋毫、把握市场功不可没。

3. 善于经营, 一举多得:

《天生的报人》一书中写到, 普利策听到自由女神像差最后一步却无钱竖立时, 他又开动了脑筋, 在报纸上发动民众捐款, 同时承诺无论捐款多少, 皆可登报留名。在我看来, 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他作为犹太人极高的经商天赋。他既抓住了普通市民在平淡如水的生活中渴望有点涟漪、出点小名的心理, 又促使十几万的捐款民众在事后仍掏钱购买报纸, 从而让报纸又“多卖上了5万份”, 一举多得。不仅仅是这些, 他在整个事件中表现活跃, 讽刺国会是守财奴等等, 又给民众留下了不畏强权、追求自由的报人形象。一个原本岌岌可危的计划, 经普利策之手, 却成为了对《世界报》最巧妙的宣传, 变着法赚钱、捞回政治资本的同时还塑造了报纸形象, 经商头脑令人佩服。

二、开创现代报业准则, 坚持新闻真实独立

1. 初入报业, 与众不同:

《百年报人》写道, 第一次在《圣路易西部邮报》做记者的普利策显得尤为奇特, 他拒绝“有闻必录”, 秉持“只有当一切是事实时才动手写新闻”, 在采访政治新闻中打破陈规, 拒绝接受政客新闻, 自己发掘新闻, 并让《邮报》成为当时唯一一家报导民主党州议会的共和党报纸。因他认为“报纸是为民众服务而不是为政党服务”, 并由此一步步赢得人气和尊敬, 成为报人新典型。普利策所提出的真实独立和代表民众的观点, 也基本贯彻终生, 并遗留至今成为现代报业的准则之一。他一生唯一一次失去职业操守是在“黄色新闻大战”时期, 不得不采取与赫斯特相近的方式去吸引读者、耸动战争, 然而事后他对自己这种做法深感后悔, 并主动退出了黄色新闻大战。除此之外, 普利策一生都在坚持着为民众办报, 追求新闻独立, 普利策的这种坚持和韧劲最终铸就了他报业大王的地位, 并在后世仍然留下了更为正面的形象。

三、终其一生, 追求民主自由

1. 劝阻战争, 报业力量:

在《天生的报人》一书中有详细讲述, 克利夫兰本是普利策捧上位的总统, 但当他听到总统威胁英国试图发动战争时, 普利策丢下自己刚出生的小儿子和家人, 周旋各国发表联合和平宣言, 在《纽约世界报》上刊登英国政要的回复, 终于激起民众反响与认同;而总统却要以通敌罪将其下狱, 普利策又将此事昭告天下, 并称“很高兴承认指控, 也希望法院尽速将他绳之以法, ”而英美最终因其干旋力量终化干戈为玉帛, 以英同意受门罗主义约束收场。普利策一人一报, 劝阻了一场极有可能引发的战争, 是其一生反对强权、不畏强权地追去民主、独立与自由的最佳案例。他所为之争取的并不是本国利益, 却间接地帮助了南美国家不受英美干涉;这份由办报延伸出的, 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实为难得。他在双眼几近失明的状态下第一时间抛开一切, 亲自劝阻自己捧上位的总统停止发动战争, 拼命的热情和坚强的意志令人赞叹。

四、对知识的至高推崇与疯狂渴求

1. 放下恩怨, 支持总统:

尽管普利策与罗斯福总统曾有因巴拿马运河而互相掐架的历史, 但当普利策得知罗总统在邀请励志黑奴布克共餐后备受抨击时, 他当即站出来为总统说话。我想这或多或少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在这件事上, 他显示了非凡的气度, 超越当时民族和种族歧视界限, 对布克总统和黑人的种种声援, 再次凸显其一贯的强硬作风和对知识的无尚推崇。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普利策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报业大亨, 他在此事坚持到底, 也带给了白人阶层自我反省的契机, 而这一点也让我对他更为敬佩。身为白人, 他并无种族芥蒂;因为曾经困苦, 他知走来的路有多艰辛, 唯有知识才可依靠。

2. 开设专栏, 教育民众:

在《天生的报人》中讲述了普利策花极大力气在自己的报纸中开设专栏, 向民众普及科普、人文等各类知识, 可见其对受教育的重视程度之深。

3. 定期捐款, 支持学子:

《天生的报人》中提到普利策每年都会捐款给纽约市, 为贫寒学子们提供奖学金, 这是他除了捐给建设新闻学院和新闻奖项之外的部分。他深知读书和知识的重要性, 无条件捐助和奉献,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贫民阶级如他一般依靠知识进入白领阶级, 改变命运;

4. 五位秘书, 随时提问:

《天生的报人》一书中的前言部分就写道, 普利策退休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由号”上度过, 他为自己配备了约5位秘书, 报酬丰厚, 尽管如此, 秘书们也往往承受不了压力或通过不了考核而纷纷离去。因为普利策在双眼失明后, 他对知识和讯息的渴求达到了巅峰状态, 他在同一次谈话中随时切换话题并互不搭界, 如答不上来便恼怒发火, 因而他的秘书都随身备有5-6本书以应付他恐怖的发问。或许没有了五彩世界的他, 知识的广博天地对他尤为重要。直至失明, 也从不放弃执着渴求, 孜孜不倦的吸收知识令人恐惧又格外敬重。

微议之处:

一、透支生命的工作

即便在办报后期遵医嘱旅行的过程中, 普利策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竞争对手, 并买下了对手附近的办公楼作为自己的办公大厦, 通过电报遥控报社运作, 身体不堪重负, 终致双眼失明。透支生命的去工作换来的固然是骄人的业绩成果, 然而失去的却是与家人的交流和后半生的健康, 这样的普利策让人“爱恨交加”。

二、用人有疑, 不敢放权

敏感多疑、不信任他人是其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这一性格在《天生的报人》中曾有多次描述, 在离开报社后, 他甚至在一个岗位上安排两位员工互相监督、互打报告, 并时常通过电报操控报社, 很多员工受不了这样的方式最后挂冠而去。他徒有办报天分, 于管理人心上却用人有疑、不敢放权。倘若普利策利用天赐之头脑, 又肯尝试用人不疑、友善乐天, 他不会如此辛苦以致体力透支、亲缘淡漠, 倍感孤寂。

三、“黄新大战”, 光彩全无

诚如《天生的报人》一书中所写, 这是普利策一生中最广为认知的不光彩事件, 正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普利策被迫与赫斯特采用同样的暴力、色情等手段吸引读者, 失了大家之气。为市场做出妥协, 这是他除了令人称赞的追求新闻真实独立外为市场做出妥协的另外一面, 无奈而现实。或者也可以说, 黄色新闻大战中, 他输在了自己的性格和心态上, 多疑焦躁注定了其思绪会被赫斯特“胡搅蛮缠”式的对手所搅乱。

四、传统观念, 重男轻女

《天生的报人》中写到, 因为担心女儿们会为觊觎家产的男子追求, 在遗产分配中, 普利策的女儿们分文未得, 而两位女儿也终身未嫁。他认为儿子应当听其安排、继承报业, 而女儿们则不需要知道这些, 她们要“学会持家而不要有太大野心”。而颇为滑稽的是, 他最信任的小儿子, 被其带在身边、分给最多家产的赫伯特却在其过世后将父亲一生心血《纽约世界报》卖予他人;而最不得其信任的二儿子小约瑟夫却将父亲的《圣路易快讯报》经营的有声有色。普利策尽管办报天份杰出, 然而在用人上始终不得要领。很多人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和一双慧眼, 正如伯乐之于千里马, 文王之于姜太公, 穆公之于百里奚, 小约瑟夫和女儿们需要的亦只是父亲的一双慧眼。

然回顾其一生, 纵性格乖戾多疑, 后世毁誉参半, 在笔者的心理他最终仍是值得敬重的:他坚持报业人才应由专业新闻学院培养, 他捐献遗产设立奖项, 造福新闻报业;他洞悉报业发展未来, 并始终意志坚定, 秉持新闻真实独立原则, 为全体公民服务;他的精神、意志和天赋令人惊叹。他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普利策新闻奖的一笔财富, 他的精神和理念已生生不息。每当人们提起和拿到这个奖项时, 便如回顾了他的一生。而普利策所开创的报业局面, 也的确前无古人——堪称报界拿破仑。

摘要：文章通过对办报巨人普利兹各方面分析, 回顾其毁誉参半的一生。

关键词：报业巨人普利策,办报天分,报业准则,民主自由,渴求知识,争议

参考文献

[1]郑贞铭.百年报人:报业的拿破仑[M].远流出版公司.

汪康年:清末杰出的民间报人 篇3

一、社会环境及办报活动

1840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大门, 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宰割,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4年“甲午”惨败, 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 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 中华民族面临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 同时中华民族也开始走向现代化。一批有识之士深感“非变法不足以图存”, 开始从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 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展开了。同时, 近代一批优秀知识分子意识到, 报刊将要影响甚至正在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思想的启蒙与解放, 在诸多方面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在各地组织学会、办报刊来鼓吹“变法图强”。在一批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下, 我国出现了首次国人来办报的高潮。

下面以汪康年主办下的《时务报》为例, 分析报纸与外界环境的关系:

(一) 《时务报》——维新运动的产物

维新运动是一场自改革论者呼吁民权、主张变法的运动。《时务报》作为言论机关, 自然会被维新人士利用, 通过发表舆论成为维新运动的宣传中心。

汪康年的思想深受西方社会有机论、社会进化论和些许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 思想主张是“群学观”。在晚清维新者的心中, “群学”一词实际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学, 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 维新者讲求“群学”, 探讨中国社会的“人伦治化”, 并借助社会进化论来寻找中国的出路;另一层指“合群的学问”, 既包括思想上的合群, 万众一心, 同谋改革, 又包括行动上的合群, 互相支持, 共同奋斗。汪康年讲“群学”, 特别发挥“相爱”概念, 提出“以爱力转国运说”。“相爱”成为汪康年“群学”观的主要内涵。如何才能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 让国人彼此相爱, 汪认为就是要兴民权、开议院, 让人民参与国家政治。

《时务报》出现在清政府系统制定报律之前, 这一时期的“言论自由”是模糊的, 话语权仍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 《时务报》的发展依靠的是张之洞等官僚的庇佑以及汪康年的小自运营。这种缺乏法律保护的报业环境, 一方面它能按照汪、梁的意图发展;另一方面报纸随时都可能遭到扼杀。

(二) 《时务报》——推进维新运动的发展

汪康年作为一位报人, 其对维新运动的贡献就是用言论来发表自己的思想主张, 言论所倡导的内容影响了维新运动实践的趋向。在69册《时务报》中, 汪共发表了14篇论说, 在这有限的篇幅内, 汪完整地表述了自己的改革观。在《时务报》上, 汪提出了两套改革方案, 第一套改革方案——自上而下的改革, 先在中央最上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然后逐步下移施行各个层面的改革。后来, 汪认识到第一套改革方案实现的可能性不高, 又提出了第二套改革方案——自下而上的改革, 先由民间和中下级官员在基层推行教育方面的社会、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社会改革, 等时机成熟, 再由中央政府实施政治体制的大变革。实际上, 第二套改革方案, 以开启民智、普及教育、繁荣经济为先声, 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普通人士手中, 因而成为戊戌时期维新派真正用心用力的事业, “变于下”的社会改革活动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时务报》是汪康年主办的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 作为维新运动革命宣传的大本营, 报刊主要在以下3个方面宣传维新运动:首先, 利用报刊倡导学会。在《时务报》初议时, 汪康年就设想以报续会, “会报相助”, 故创刊后对学会的发展极其重视, 不仅专设“学会”一栏, 刊载学会情况, 而且把报馆变成学会的组织机关及发源地。1897年创设的“不缠足会”即设在报馆。其次, 办理新事。《时务报》创刊后, 在社会上有极大的影响力, 维新士子视报馆为办理新事的总汇, 各地官绅以开辟风气和有益公众之事相托, 写书信往来。最后, 分销各地维新报刊及出版、代售维新书籍。《时务报》的行销是成功的, 并且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 时务报馆实际成为各地维新报刊如《知新报》、《湘学报》等报的代销处或分馆。《时务报》还登载告白, 向读者推荐和宣扬各维新报刊的优点。另外, 《时务报》开办告白宣布:报馆出版、代售如《铁路章程》、《华盛顿传》等多方面的书籍。经报馆陆续印行的新书有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和《四上书记》, 此后还有《光绪会计录》、《日本学校章程》及《重译富国策》等十数种书。

《时务报》成为变法宣传、推动维新的重要基地, 除了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努力外, 汪康年作为《时务报》的首倡者、主要创始人, 以及报务经营管理的组织者、执行者的地位是无可抹杀的, 有学者认为:“汪康年是《时务报》中贡献最大的。”

二、办报中内部运作

《时务报》办于1896年8月9日, 列入创办人的有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瀚、吴德潇五人, 而实际上以黄、汪、梁三人为核心。这三个人的社会交往活动, 尤其是汪康年的社会活动, 对《时务报》的兴衰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 汪康年和梁启超的关系

汪康年和梁启超作为《时务报》创办的核心人物, 二人关系的变化对《时务报》的发展起着直接的影响, 其关系经历了愉快合作—产生矛盾—分道扬镳的过程。

在《时务报》创办初期, 就存在一些小的分歧, 但这不是导致二人决裂的最终原因。汪康年最初主张办日报, 决心与创办《循环日报》的王韬竞争。但黄遵宪、梁启超不赞同设日报, 主张办成旬报, 远在湖南的邹代钧以通信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报事以旬报为妥”。最后三人商定以旬报发行。

《时务报》初办时, 汪康年“以筹款事自任”, [1]报馆的文字工作主要由梁启超负责, “每期报中论说4000余言, 归其撰述;东西各报1万余言, 归其润色, 一切公犊告白等项, 归其编排;全书报章, 归其复校。”[2]二人的愉快合作, 迎来了《时务报》的辉煌时期。后来, 二人矛盾的出现直接影响《时务报》的衰亡。

对于汪、梁矛盾的起因, 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政见不同、学术差异和管理矛盾。[3]

廖梅先生在《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中认为, 真正导致二人分裂的原因是管理权冲突和学术冲突相杂交, “轰动一时的时务报馆中的汪梁之争, 起因已非常明确。随着声名鹊起, 梁启超不安于主笔之位, 想参与报馆的管理;而为创办报纸历尽千辛的汪康年却不愿与人分享报馆的管理权, 两人逐渐发生矛盾。由此, 梁启超等人所信奉的学说和党同伐异的做派, 也令汪康年日益不满。”

(二) 汪康年和梁启超办报的比较

汪、梁处于同一时代, 作为维新人士, 办报都是为了宣传变法维新, 但在报业活动中又彰显出不同的特点。

梁启超是一位报人, 同时又是一位政治家, 他一生创办了17种报纸, 办报是为了政治, 为了宣传维新思想, 报刊只不过是宣传的阵地, “报馆实际成了维新派活动的机关”。[4]不可否认, 梁启超确实为中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梁启超不是一个纯粹的报人。

而汪康年首先是一位报人, 而后才是一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他生命中有整整16年的时间是在报馆中度过的, 汪康年抱病办报, 仍坚持在新闻岗位上。可以说他把办报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一点上, 他与梁启超的维新群体是完全不同的。他始终认为, 报纸就该保持自由主义立场, 它是立足民间的社会公器, 报纸有“匡救政府、警觉社会、纠正舆论”的使命。这就和只专注于控制报刊, 甚至把报刊作为舆论工具和政治手段的思想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三) 报业改革和企业经营

汪康年不仅是一位纯粹的报人, 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新闻企业家, 无论办哪一份报纸, 他都倾注自己最多的心血。为了提高报纸的质量, 他特别注重对报纸的改革和创新。《时务日报》的创办, 完成了他创办日报的理想, 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充实新闻材料, 报纸内容按新闻内容分栏编辑;用白报纸两面印刷, 并句读加点;力求版面现代化, 以与《申报》竞争。[5]在经营发行手段上, 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模式, 以《时务报》为例:

第一, 融资。《时务报》作为一份民办报纸, 无任何来自官方的定期拨款, 报馆的财务对报纸的运营非常重要。汪康年善于寻找捐款的渠道, 在全国九地设立15处代收捐款点, 《时务报》第3册和第7册公布了这些代收捐款处。除了设立代收捐款处, 汪康年还尽量争取自己的师友认捐。

第二, 行销。当《时务报》发刊后, 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把《时务报》及时有效地送达全国各地, 并且保证无误地送到每位读者的手中。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难题。1896年, 附设于海关的邮政局刚成立, 全国的近代化通邮范围还非常窄, 之前成立的电报局也大多都集中于大城市, 所以邮政局和电报局也只能寄送一部分的报纸;航运当时相对发达, 但是很难深入乡村及边远地区。汪康年主要通过直接寄送个人报纸、提供订阅报纸、建立派报处、发动朋友推销报纸和借助国外力量等多种手段, 尽量发掘其他的行销途径, 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报馆收支基本持平, 小有盈余, 而报纸质量和销量持续升高, 报馆人数也在不断发展。因而, 最后报纸的停刊并不是经济或质量方面的问题, 而是内部派系斗争所致。从总体而言, 《时务报》的报纸改革和经营是成功的。

三、汪康年办报活动互动

汪康年从37岁开始办报, 一直到52岁去世, 16年中创办了6份报纸, 其思想观念也从民权主义转变到文化保守主义, 也就是从一个“激进”的维新主义者转换为“保守”主义者。廖梅先生曾这样评价汪康年思想的转变:“他曾猛烈批判中国锢疾, 呼吁向西方学习, 但在晚年却赞美礼教, 主张将中国建设成为西方以外‘东方一大国’。”

汪认为要缓解国家面临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 最重要的就是改变国人的精神问题, 报纸首当其冲肩负起教化国民的重任。从《时务报》到《刍言报》, 汪康年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 其所办报的类型也跟随其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在《时务报》中, 维新派人士的第一套改革方案和第二套改革方案都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维新派变法改革的主张, 这些成为进一步推动维新运动的一种手段。

时光推移, 经历了戊戌变法、庚子会议到立宪运动和保路运动, 汪康年认识到, 必须先着手用精神建设来改变人心, 将文化变革置于第一位。这时, 汪完全蜕变为一个政治、文化保守主义者, 其见解主要发表在《刍言报》这样的评论性报纸上, 担当起舆论监督的角色。该报“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 不以登载新闻为职责”, 且“独资经营, 不对外筹款, 小招揽广告”。对于“1910年, 全国各地立宪派进京情愿, 要求尽快召开国会”, 汪康年反对群众运动, 在舆论上对请愿运动采取了批评的态度, 还批评了国民智识太低, 不与政府共度难关。然而, 在否定立宪运动后, 汪康年没能提出建设性的新方案, 这充分体现出了汪康年晚年的思想特征。

“态度的改变通常是社会影响的结果”, 办报过程中, 汪康年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传者, 其创办的报纸及其媒介的传播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深刻地影响着其所生活的社会。社会时局的不断变动, 又不断影响着汪康年的思想观念。

摘要：汪康年的一生与清帝国半个世纪的大变局紧紧连在一起。他曾经是一名追求科举的旧士子, 后来转变为一名倡导变法的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在办报的过程中, 其思想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本文将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 深刻地剖析汪康年当时的思想根源以及办报的历程, 并和同时代中最有代表性的报人相比较, 剖析他是怎样成为一位杰出的民间报人的。

关键词：维新,《时务报》,办报,汪梁之争,思想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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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Ⅳ[M].神州国光社, 195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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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3:13-33.

从近代女报人解读中国民主进程 篇4

一、女报人与近代民主的历史契合

媒体是舆论的公共场合。一个时代下, 社会之热议、先进之思潮总是借助媒介的公共空间进行交往、批判, 进而催生出话语伦理, 形成公众舆论所遵从的基本演说规范和论证规则[1]。而话语伦理形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报人的意识与理念, 在近代新闻事业中报人作为传播者占有绝对的主动性优势。因此, 报人一方面接受时代先进思潮, 另一方面又利用报刊媒体进行意识形态的主动性言说, 影响着思潮的演变。

纵观历史, 19世纪40年代, 近代思想与文明开始在“闭关锁国”的围城中萌芽, 随之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也开始进入酝酿阶段, 近80年的中国近代民主历史就此开端。在短暂的旧民主主义时期, 一批近代报人积极投身民主事业, 使作为“舆论之母”“时代之利器”的报刊媒体成为舆论的前沿阵地。可以说, 中国近代报人的发展与民主思想的演进达到高度契合。而随着民主思想的日渐深入, 女报人开始进入新闻视野, 鉴于妇女解放运动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2], 她们与民主的互为选择同样有着历史的必然。

女性话语权提高的民主性要求。话语权是潜在的现实权力, 其强弱影响着传播内容、传播力度与认知程度。作为民主进程的重要环节, “女性解放”思潮虽自维新变法便有了一定的呼声, 但究其传播主体多为改良派男性, 因此报刊上的“兴女学”“戒缠足”往往夹杂着男性色彩, 女性依旧是被动的“被解放者”。而民主思想则要求女性走向社会, 自觉自醒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变被动为主动, 成为自身意识的解放者。同时, 通过女性话语权的提高进一步明确“男女平等”的核心, 肯定女性的独立人格、社会性与职业地位。

新知识女性的形成。自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以来, 中国女性便只是以“妻”“妾”“母”的身份遵从着“顺从以外无道德, 脂粉以外无品性, 井臼以外无能力, 针绣以外无教育”的意识暴力。在传统伦理下, 女性价值完全是通过其依附的男性地位与财富进行衡量, 其社会性几近被剥夺。尽管在19世纪中期, 西方先进思想冲击了落后的“天朝上国”, 但中国女性依旧被禁锢在深闺秀阁, 充当着顺婢良仆的奴性角色。直至早期维新派将改良目光投向妇女解放, “男女平等”“新式女子教育”“反缠足”等一系列主张逐渐改变着上层知识女性。在民主思潮的影响下, 她们留学国外, 接受新学, 走出家庭, 涉足社会职业, 社会人格逐渐独立, 一批新知识女性就此诞生。她们意识到此时的女界仍处于懵懂状态, “自觉”“自醒”的新女性依旧屈指可数。因此, 她们用自身“新女性”的群体力量高呼“女性解放”, 在民主思潮的重要支流中逆流而上。

新闻事业的不断完善。自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以来, 资产阶级思想不断深入, 中国的新闻事业也相应地得到完善。一方面, 报刊媒介的认知功能浮出水面。梁启超、康有为等一批改良派将报刊作为维新思想表达的“耳目”“喉舌”, 认为在当时消息闭塞的时代下报刊是公众认知的主渠道, 承担着“育人才”“开民智”的社会功能;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更为重视报刊宣传在鼓吹革命思想、教育民众方面的关键作用。随着媒体的认知功能被逐渐开掘, 报刊成为新知识女性与民主思想的连接点。另一方面, 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冲破了“言禁”“报禁”, 使办报的条件一度放宽, 这也就为女性办报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从代表性女报人解读中国近代民主的阶段性

“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是中国民主思想的核心。“女性解放”从“戒缠足”“脱压力, 抗阻扰”到“兴女学”“议参政”无不贯穿着“平等”的民主内核。因此, 从女报人的研究来解读近代民主进程主要是通过其对“女性解放”的影响来探究。以下, 笔者将通过对女报人的整体共性与典型代表性进行列举, 并从其生平、办报经历、社会活动以及思想形态来进行全面分析。

(一) 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阶段

中国民主理论的实践发展阶段主要集中在维新变法时期, 资产阶级改良派大力宣扬“天赋人权”“社会契约”, 推动民主思潮不断高涨。在改良派的民主思想影响下, 中国女性开始办报, 但人数极少、隶属上层知识分子, 并多为维新派成员家属, 对男性的依赖性较强。此时期比较著名的女报人当属康同薇、李蕙仙等《女学报》的创办人以及中国第一位女报人裘毓芳。

1898年7月24日, 康同薇、李蕙仙与李闰、黄谨娱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妇女报刊《女学报》, 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由妇女主办以妇女为对象的专业报纸[3]。作为办报人之一的康同薇生于1878年, 其父康有为。受思想进步、学识渊源的家庭环境影响康同薇成为摆脱封建礼教的新女性。其从小便免去缠足之苦, 切身受益于近代文明与“平等”思潮。她广泛涉猎新知识, 对历史地理、西学文化及日语有较深造诣。而此报的另一位创办人李蕙仙, 生于官宦大家, 是维新派大臣李瑞棻之堂妹, 从小便饱读诗书。在其嫁于梁启超后, 深受维新思想浸染。1896年跟随梁启超到上海创办《实务报》, 并创办上海女子学堂, 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学校长。综合李闰、黄谨娱的生平, 可以说四位创办人都为新知识女性, “新学”“女权”给了她们涉足社会的充足动力。在她们的指导下, 《女学报》开设“新闻”“论说”等栏目;在出版的12期中大力抨击腐朽的传统观念, 宣扬“平等”和“独立”, 主张女性摆脱夫权, 参与到救亡图存的保国浪潮中。1897年, 李蕙仙、李闰、黄谨娱还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女学会, 为维新派的民主思想呐喊助威。

其次是裘毓芳。她笔名梅侣, 是中国第一位女报人。1887年, 她用白话编写《格致启蒙》一书;1895年5月, 与其叔父裘廷梁主持《无锡白话报》, 开设的《中外记闻》《海国丛谈》《海外奇谈》等栏目介绍了各国变法维新、鼓吹变法。百日维新前后, 她还主张办通俗报刊, 一改文言当道之局面, 用白话阐维新之本。因此在该报上大量刊载口语化的政论、文艺及西学知识, 以多方面的新知使农、工、商“人人而阅之”[4], “广开民智”。此外, 她所译介的《国富策》《农学院法》《治国要务》等西方名著, 力图从政治、经济、科学等多种渠道为维新变法提供有力支撑。其中的《俄皇彼得变法记》就借外国之事言中国之道, 强调变法的必然。1898年, 她成为上海《女学报》的主笔之一, 撰写的《论女学堂与男学堂并重》等文章以期争取女权与平等。1898年8月, 她又发起我国第一个白话协会, 力求推翻文言八股等腐朽观念, 倡白话、重新学。

在此阶段, 妇女们走出闺阁, 步入社会本身就是民主思想的一大进步, 并且她们都属于上层知识分子, 较早接受了维新派宣扬的民主思想。她们往往主动接受新学, 舍弃腐朽的传统观念;其次, 在她们所创办的报刊中充盈着“戒缠足”“兴女权”“求女学”等主要妇女解放观点;最后, 她们还通过办女学, 发起白话会等一系列社会活动推动民主思想的传播。

(二) 民主思想的成熟阶段

20世纪初, 辛亥革命的爆发将民主思想推向成熟, 报界也掀起了妇女办报的高潮。据统计, 从1902—1912年, 全国创办的妇女报刊共约43种[5], 多为妇女创办。随着民主革命的高涨, 鼓吹民主的女新闻工作者日趋增多。在此时段的女报人中, 比较著名的有陈撷芬、秋瑾等。

首先是陈撷芬, 有“楚南女子”之称, 是《苏报》馆主任陈范之女。1899年曾在上海创办《女报》, 大肆鼓吹维新变法。维新运动后, 在章士钊影响下倾向革命。1902年, 停刊3年的《女报》再次出版。《女报》围绕“女性”主题设有论说、新闻、女子教育论等栏目, 包揽中外女性与女权之事。1903年2月27日, 其撰写的《独立篇》登载在《女学报》上, 其中“今且举朝廷大官小吏百姓受制于外人”提出要使妇女解放必须与民主革命、民族解放相结合, 并且女子不仅要达到“脱压力, 抗阻扰”的肉体独立, 更要做到“不受男子之维持与干预”的思想独立。1903年, 她与秋瑾改组共爱会, 以“奋发以救祖国, 以援同胞”为宗旨, 积极参与“拒俄运动”;1905年又与秋瑾加入同盟会设立的弹药机练习。

其次为秋瑾。她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女革命家, 也是新闻界的著名报人, 用报刊发民主之声。1904年她在东京创刊《白话》, 先后发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 呼吁男女平等。1906年, 她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 共两期, 但影响颇大。在《中国女报发刊辞》中, 秋瑾简述中国妇女地位低下与男女平等之希望, 通过新闻, 论说, 调查, 尺素, 译编等内容倡导革命与女性解放。并且, 秋瑾认为经济独立与人格独立是女性解放的关键, 其译介的《看护学教程》为女性职业做出率先指导。

在此时期, 女报人的快速增加体现出民主思想下女性地位与社会化的提高。陈撷芬、秋瑾、燕斌、唐群英、林宗素等一大批女报人的民主思想日渐成熟, 她们强调“新式教育”“精神独立”“经济独立”“人格独立”, 在1915年女学生已达18万余人, 女教师、女革命家日趋增多。

三、从女报人看近代民主思想演进

依据近代女报人的活动时间及近代民主的发展, 该思想演进主要表现在辛亥革命时期之于维新变法的民主变化。

强国救国到女性发展的立足点转变。康同薇等人创办的《女学报》一直强调“天下兴亡, 匹妇亦有责焉”, 女性要承担起保国保种的义务。她们将“妇女解放”作为“维新”的手段来看待。而民主成熟时期的女报人则更强调女性的自身发展与权利。秋瑾曾指出女性“不能自己挣钱, 又没有本事, 于是一生荣辱必然要依靠丈夫”。陈撷芬在《女学报》上译介的《女子教育论》《斯式女德新说》强调了女性引导的“新式教育”;秋瑾的《看护学教程》则侧重女性的职业教育, 通过“学艺”与“合群”完成女性发展。

“新贤妻良母”向独立女性转变。维新思想下的女报人虽然高唱“女权”“女学”, 但仍然是从“戒缠足”等肉体、感性层面进行宣传, 她们的思想与报刊内容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新贤妻良母”形象。在《女学报》上女作者不再刊印已婚名字以期摆脱对男性的依赖。但《女学报》从筹办、赞助、发行等都过多依靠男性, 并呈现协助其夫的“贤内助”倾向。而自辛亥革命以来, 女报人通过社会交往、新式教育努力自创报刊, 一改“男子代为立言”的局面。秋瑾通过入股投资的方式获其赞助、创办《中国女报》;而创刊于1907年的《新女界》同样以借股形式, 并兼及广告推动报刊发行。

“女国民”形象的塑造。在较为成熟的民主思想影响下, 女报人突出女性要通过家庭革命、参政议政、参与革命实现“新女性”的人格重塑。1904年, 丁初我在《女子世界》发表《女子家庭革命说》一文, “纵观女权削弱之原因, 半由亲族爱情之羁勒, 半由家庭礼法社会风俗之侵淫”, 利主摆脱旧家庭。除却办报, 1912年3月, 唐群英、陈撷芬曾上书孙中山, 要求在《临时约法》中明文规定女性的参政权。而谈到革命一事, 女报人更是可谓共赴国难:陈撷芬、秋瑾、唐群英等曾加入同盟会;秋瑾组建皖浙一带的“光复军”;《神州女报》的报人唐群英还加入红十字军, 在1911年回国参战。

尽管近代女报人的数量不多, 历史也只有短暂的三十余年, 但她们为中国女性解放与民主进程发展的贡献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一页。

摘要：清末民初, 在民主思想的强大洪流冲击下, 中国女界呈现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批新知识分子女性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 利用杂志报刊“兴女学”“倡女权”“述女政”, 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为女性解放与民主思想的深入推波助澜。本文将以近代女报人为切入点来探析大众传媒及女新闻工作者对中国近代民主进程的贡献。

关键词：女报人,报刊,女性解放,近代民主

参考文献

[1]方平:《从“耳目”、“喉舌”到“向导”、“证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 《学海》, 2007年02期

[2]张娟娟:《晚清民初妇女解放思想的演变》, [D].安徽大学, 2007年4月

[3]方汉奇:《报史与报人》, 新华出版社, 1991年12月

[4]鲍欣:《中国第一个女报人裘毓芳和她的〈无锡白话报〉》, 《枣庄师专学报》, 2000年月, 第3期

中美行政举报人权力保障制度比较 篇5

关键词：举报权,保障制度,制度比较

一、概述

纵观历史, 任何一个政府的“有形之手”在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中总是有限的。“一个中央政府, 不管它如何精明强干, 也不能明察秋毫, 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它办不到这一点, 因为这样的工作超过了人力之所及。” (1)

在美国, “举报”直译为“吹哨人”, 是指在发现了违规行为时吹响哨子, 以此来给予以警告。行政举报, 亦可称作揭发、检举, 内部成员 ( 包括现职人员和离职人员) 对行使公权力人员的违法违规违纪的作为与不作为, 向上级部门或专门的监察部门进行的举报、告发的一种行为。

二、中美行政举报人权力保护制度比较

美国政府为了保障举报人, 调动人民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 将举报人纳入证人 (2) 的范畴加以保护, 通常以立法的形式并且完善其配套设施将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加以规定。以下将通过完善立法保障、举报人人身安全保障和救济途径保障这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 一) 立法保护的基本情况比较

1. 美国的举报人权益保护立法

《欺诈声明法》 ( 1963 年) , 是美国政府鼓励内部员工对雇用人员的企业主和管理人员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重要立法成果, 鼓励内部员工举报、告发, 并以丰厚的奖金给予奖励。但, 《欺诈声明法》缺乏对证人的救济途径。所以, 在工作和胜诉两者之间作出鱼与熊掌的权衡。

《公务员制度改革法》 ( 1978 年) , 是美国政府重新架构了举报人权益保障制度。此法还在设特别调查办公室, 针对作为举报人的公务员, 受理因举报行为遭受到的不公的申诉, 调查事实, 这为《举报者保护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举报人保护法》 ( 1989 年) 。该法扩大了保护的范围, 只要举报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违法或不道德行为就可获得保护。受保护的举报人可以申请工作调换的优先权, 专门咨询委员搜集初步证明的线索, 并将线索上交文官制度保护委员会, 不仅仅这样, 与此同时遭到打击报复的举报人也可以直接上诉至该委员会。

2. 我国的举报人权益保护立法

《宪法》明确规定, 公民可以行使监督权, 以及通过救济途径表达言论自由的权利, 也提出了国家机关在收到申诉、控告和举报时, 必须查清事实, 并且对于压制或打击报复的行为公正严肃处理的要求。

《刑法》明确规定, 要求保障举报人的人身民主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要求公民举报后, 三机关在接到举报后应当受理, 或者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机关, 并且作出书面通知。同时也规定了举报机关应严格遵守保密义务。

( 二) 举报人的安全保护措施

1. 美国的举报人安全保护措施

证人保障制度, 是为证人提供保障其安全的项目。“马歇尔项目”为政府打击高能量的犯罪和保护伞犯罪中的主犯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保障证人的安全以及项目的顺利的运行, 由四个机关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首先, 由司法部的执行部门负责审核证人是否需要进入保障项目, 然后又美国联邦政府“马歇尔”办公室具体负责案件审判过程中证人的安全、健康, 同时联邦监狱局对强制作证的人的监管, 以防止对证人的报复, 最后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 对案件中需要进行保障的证人进行最终的审批和确认。截至2010 年, 约有七千多位证人及其亲属的到了项目的保护, 进行身份重置, 提供新的身份证件和居所。 (3) “马歇尔项目”下被保护的证人出庭的案件定罪率达到89% 。到目前, 还没有证人在马歇尔项目保护之下受到伤害。 (4)

2. 中国的举报人安全保护措施

从宪法的角度而言, 在公民的人身权利叙述太原则性, 从基本法律的角度而言, 更是鲜有提及, 即使有也并不系统和完整。现有的法律规定在态度上表明了对举报人保障的决心, 但是内容太过于纸上谈兵, 原则性太强, 空洞并无可操作性: 没有明确且被大众所信赖的保护机构, 保护范围狭小、缺少程序规定等, 保护义务机关的不作为和举报人维权无门所激发的问题无法调和。

( 三) 设立专门机构负责举报人保护工作

1. 美国的举报人权益保护负责机构

美国在“公务员委员会”中设立了三个组织: 人事管理办公室、实绩制度保护委员会 ( 和特别调查办公室 (5) , 专门负责统一协调指挥的人身安全保障工作, 另有“马歇尔”办公室专对证人的保护工作事无巨细安排周全。

《举报者保护法》中, 作出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规定。在组织建制上, 让特别调查办公室, 独立于美国政府, 独立行使职权, 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干涉; 在救济上, 建立“个人权利救济” ( Individual Right of Action) 机制, 实行双轨救济, 规定既可以对特别调查办公室决定不服, 也可以对实绩制度保护委员会再一次申诉。在机构建立并实施《举报人保护法》后的三年里, 发现政府弊端并进行揭发的联邦工作人员人数增加了20% , 同样受到救济和保护的人数也增加了13% 。 (6)

统调证人保障项目的机关共有四个: 司法部执行部门———负责证人进入项目的确认; 联邦“马歇尔”办公室———负责证人的安全、健康; 联邦监狱局———负责强制作证的人的监管; 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它对进入项目的具体案件做最后的审批和确认。 (7)

2. 我国的举报人权益保护负责机构

在举报人保护的方面, 在我国现有的规范性文件中, 举报人保护机关一般被认为就是举报事项的受理机关或主管机关, 针对受理机关和举报事项的特点, 分类如下表1所示:

( 四) 举报人的权利救济制度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 举报权救济制度也是举报人保护中重要的制度, 包括举报权的救济方式, 救济途径以及时效等。

1. 美国的举报人的权利救济制度

美国《举报者保护法》保护的不仅是现任人员更囊括到离职人员。人事处分行为要求十分宽泛, 不已实质性伤害为准则, 只要是: ( 1) 任命; ( 2) 升迁; ( 3) 不利处分或者其他纪律或矫正处分; ( 4) 调职; ( 5) 复职; ( 6) 恢复权利; ( 7) 再雇佣; ( 8) 绩效考评。 (8) 并由相关公务人员以“优势证据”标准证明, 其证明要求较低, 只需有其行为的客观存在性, 并不要求的主观意图是具有报复性的。

2. 中国的举报人的权利救济制度

反腐呼声越高, 倡廉势头更猛, 我国出台《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监察机关举报工作办法》、《中纪委、监察部关于保护举报、控告人的规定》等, 各省级检察院也出台了相应的规定。

在举报人权利救济制度方面, 申诉受理机关单一, 申诉程序规定缺失。除了《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比较笼统以外, 《监察机关举报工作办法》、《中纪委、监察部关于保护举报、控告人的规定》都以明确规定的方式要求受报复的举报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现阶段, 我国的保护模式即为分散保护, 受理机关各有一套独立的体系保障举报人的权益。优点在于: 受理兼有保护职能, 对举报人的保护更加的连贯, 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有针对性的有效保护措施。缺点在于: 保护机关的分散, 各个机关各有一套程序和措施, 在具体的案件实践中, 最普遍的问题就在各个保护机关的逃避, 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踢皮球”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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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宁立成.我国举报人全力保障制度的完善——美国“吹口哨人保护法”及其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 2008.10.

[5]余婷.保护举报人, 美国也挠头[J].世界博览, 2010 (14) .

[6]高一飞.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J].中国社会导刊, 2006 (4) .

潜在举报人秩序遵循伦理困境分析 篇6

关键词：国家法律,组织规范,伦理困境,潜在举报人

0 引言

权利的伦理思辨是在社会契约论形成基础之上, 也正是由于社会契约论的存在, 霍布斯才将自然权利定义为法的前提条件。在《利维坦》中, 霍布斯对于法、权利和自由的关系论述中, “自然权利 (The right of natural) 也就是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法, 是每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所有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在霍布斯的论断中, 权利只有在自然状态下才能实现, 然而当人类完全处于自由状态时, 战争将破坏完全的自由, 因此自然权利让渡给公意, 单个人的权利让渡给国家, 法律和原始契约随之出现, 霍布斯并不承认权利和自由能够共存, 认为自由仅存续于法律的盲点。

理论学家的伦理思辨很不幸的影响到了现实中的人们, 潜在举报人的伦理困境就存续与法律、权利和自由的平衡寻找过程之中, 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现行法律无法真正厘清权利和自由的合法权限, 涉及举报问题主要体现在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和公众知情权的维护之间的冲突, 其伦理问题“未经当事人允许的清情况下, 刺探并泄露个人错误行为的信息是否属于正义行为;”其二, 组织为了寻求自由意愿的发展, 必然会将法律盲点作为秩序的突破口, 当这种没有法律限制的自由成为影响公众利益或者社会秩序的错误行为时, 摆在潜在举报人面前的没有现成法律规制, 反而是组织伦理对于自身举报行为的限制;其三, 当组织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自行曲解现行法律时, 现行的商业伦理规则与国家法律规制会出现正面冲突, 处于国家法律和组织伦理规则双重规制之下的潜在举报人也将处于伦理选择的困境。

1 国家法定权利对于潜在举报人伦理判断的干扰

法律本身的严谨性不应该对决策中的潜在举报人造成任何困扰, 但正是法律对于权利规定上存在部分重叠促使潜在举报人举棋不定遭遇伦理判断的困境, “隐私权 (The right of privacy) ”和“知情权 (The right to know) ”的伦理争议。“隐私权就是不被打扰的权利, 保持隐居独处, 远离无根据宣传的权利。法律应该保护包括公民姓名、历史、喜好, 公民信件、日记不被侵扰、窥视、窃听的权利。”“知情权”同样来自于美国, 但其发源来自于媒体对于政务事件知情权的申索, Kent Copper (1956) 将新闻的自由在一个更广的领域上应用, 便演绎成了公民知情权。因此, 隐私权属于法律民主权利的维护需要, 是为了保护公民个人隐私, 给予公民个人生活空间的最大尊重;而知情权属于媒体代替公众对于社会及政府治理过程当中相关信息被告之权利的申索, 由此可见, 两条法定权利产生的初始需求并不相同。

2 组织伦理规范对于潜在举报人伦理自由的限制

组织伦理源生于社会伦理, 又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伦理, 他既杂糅了国家法律的法定正义又汲取社会伦理原初正义, 同时以组织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唯一的道德归属, 在相对严谨、狭窄的法律规定和相对自由、宽泛的社会规则之间找寻自我伦理存在的空间, 潜在举报人迫于生活压力逐渐接受组织伦理规范的约束, 毫无知觉的放弃自我伦理判断的权利。

2.1 组织伦理规范扰乱潜在举报人的伦理认知

组织伦理是在法律允许或者法律未规定的框架之内, 以追求组织利益最大化为唯一道德标准, 也就是说所有不违背现行法律规定的类似于隐瞒事实、夸大效果、弄虚作假等行为都是组织伦理允许的。这种说法并不仅限于理论上的思辨, 事实上大多数组织行为都涉及到社会伦理不能认可的行为。组织的形成是要将松散的人有秩序的聚拢起来, 以群体力量来实现单个个体无法达到的目标, 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加剧, 每个组织都有各自的伦理规范, 强烈的要求组织成员去社会化, 抛弃未进组织前, 自由个体的有碍于组织任务完成的任何唯我意识, 而就在此过程中组织伦理规范的强大影响力将个体伦理认知也一并去除。

2.2 经典科层制束缚潜在举报人的伦理自由

具备完全伦理认知的鲜活个体, 在进入组织后将受到科层制的打磨, 不断循环的工作流程持续否定富有创造力的个体思维;森严的层级制度使雇员完全放弃个体伦理判断盲目的服从法定权威, “科层组织 (与死的机器相结合) , 致力于建立那种未来奴役的外壳。潜在举报人在这种以科层制建立起来的组织秩序氛围下, 很难形成正确的伦理判断, 因为每一项组织行为都可以在规程当中寻找到合理的依据, 这种依据具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强大的伦理支撑, 潜在举报人对组织行为质疑就是要对绝大多数组织成员服从的, 曾经是自己认可的伦理规范进行挑战, 通常情况下, 凭借个人能力来颠覆经过缜密思考编制的组织规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同时长时间的服从于合法权威所产生的行为惯性已经促使行为人由简单的质疑行政命令变成反复的为行政命令寻找伦理支撑, 潜在举报人会在这种反思维定式的判断过程也伴随着不断的产生伦理自责。

3 集体错误引发国家法律与组织规范的选择性伦理冲突

“当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高度依赖错误行为的时候———因为他们无法承担任何改变的后果, 或者错误行为是一种唯一的选择时, 组织将默许、纵容错误行为的继续发生, 同时压制组织成员的举报意愿。”此时一般个体的错误行为便上升为集体错误行为, 组织管理者参与到错误行为当中, 将使得整个举报过程变得复杂, 组织其他成员因为既得利益对于错误行为的漠视也会降低潜在举报人的举报热情, 艰难的抉择源于组织规范与国家法律的冲突, 反复考验举报人个体伦理认知。

4 结论

潮籍华侨报人曾圣提办报思想探析 篇7

一、投身南洋,办报和文学拓荒功不可灭

曾圣提(1901—1982)1901年农历10月初十出生于广东潮州饶平。曾圣提小时在私塾就读,1918年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读中学。高中毕业后,正值“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浪潮高涨时期,曾圣提毅然去厦门报界工作,并开始写作和参加文学活动。在当时潮汕所有可以写稿的报刊,几乎都有他的作品发表,在当年的潮汕地区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曾圣提对办报情有独钟,他凭借从事新闻业的丰富经验和具有深厚的文学根底及创作经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印尼转辗达11年之久。1922年,他由厦门去新加坡,先在新加坡道南小学,同年离开道南小学,前往缅甸,准备出任《仰光日报》主笔及副刊编辑,因一场误会,一气之下,回到中国。

1924年,为亚洲赢得第一枚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在上海讲学,他深受感召。1925年和1932年秋,他曾两度西赴印度,特别是1925年,在加尔各答拜大文豪泰戈尔为师后,在其创办的国际大学就读。在印度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开始接触到甘地,亲耳聆听甘地的教诲,成了甘地一生中唯一接收的一个中国学生。报告文学《在甘地先生左右》一书,就记述了这一段经历。全书极力想把圣雄甘地的苦行与理想传播于世界。体现出“他的文学创作表现上,总是以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处理他的作品。于是从文字中,可以看出他的旷达乐观,感情极其奔放。”[2]

1927年他再去新加坡,在南洋他首先联合一群文友,大搞文艺刊物,任《南洋商报》电讯翻译兼文艺副刊编辑等,同年8月18日,他与花都蓉女等合办《洪荒》副刊。《洪荒》共出版20期,于1927年12月13日停刊。《洪荒》停刊一年后,曾圣提开始注意到本地文化推进的问题,他在同年《南洋商报》的新年增刊,撰写了一篇署名为“大男”《南洋的文艺》一文,更集中地谈及本地文艺的问题,纠正了中国南来的文人对于南洋的错误观念,明确地承认南洋文艺的存在。他说:“南洋究竟有没有文艺之宫,究竟可否建立文艺之宫,或南洋究竟有没有文艺可以寻访。我们欲登高疾呼,昭告海内外之爱好文艺之青年曰:南洋乃现代文艺之宝库,她乃取之无禁用之无竭的文艺之源泉。”[3]在如何建设南洋文艺,他明确提出,宜从采访马来人的文化和描写华侨及其他人种的生活两方面入手。并对发展南洋文艺发出了强烈的口号:“南进,南进,发掘南洋的文艺的宝藏;南进,南进,开辟我们南洋文艺的霸业。”[3]

也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心理驱动下,1929年1月,由他主编的《文艺周刊》正式创刊。他说:“这个刊物并无特别使命,她只想在万里炎阳的热国,找寻一些土产土制的粮料,她虽不想找寻钻石与珠子,以饰其云石之宫,但她却情愿招募她的同情者,同时高椰胶树之下,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3]

1931年8月,他辞职离开《南洋商报》,欲赴英国深造。适值“一二八”事件发生,便取消赴英计划,留在槟城与友人合办《电讯新闻》。后因《电讯新闻》不能维持,转往印尼,出任《巴城时报》主编,不久回国。从1922年-1931年间,曾圣提凭借从事新闻业的丰富经验和具有深厚的文学根底及创作经验,一直投身于文艺界和报界。他旗帜最为鲜明,并能够具体地提出如何建设南洋文艺和发展南洋文艺的主张;他扎实地呼吁“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在当时能以领袖的姿态出现,影响极大,成为他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思想的代名词。在他办刊方向以及其后作品创作上,能始终贯彻这一宗旨,使后来的一些文艺副刊编者能秉承这精神并继续发挥,成为早期本地文坛颇具规模的文学运动。他对马来文化的介绍,不遗余力,为南洋本土文运的推进与新闻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组团回国,亲临抗日战地采访

七七事变,掀开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在新马华人社会内也形成了一个声势壮大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当时活跃的一位马华文艺理论家丘康在论文《七七抗战后的马华文坛》内曾谈及在当时马华文艺工作者支援抗战的一些活动,他说:“作为马华救亡运动一翼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对救亡工作的担负,不只是以文艺为武器,他们尽职着各种适当的工作,而且还相当地担负了一些现金的责任。”[4]32也就是说,新马华文艺界,不但在精神上一笔为伟大的抗战呐喊助阵,而且也在物质方面给抗战以更直接的支援。通过拨出微薄稿费、购买“自由公债”、组织剧团演出筹款等支援前方。以救亡为中心的救亡戏剧、大众诗歌、文学文艺及美术作品等大量出现,其气势波澜壮阔。并以前所未有的慷慨激昂的斗志,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和平发出猛烈的最强音。

时任马来西亚槟城《现代日报》主编的他,深受南洋华人华侨支援抗战热情高涨而感召。他心怀祖国,目睹国事日非,局势危急,积极主张抗日。便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职志,首先倡组“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便从当地华文读书会中找到6位20几岁的青年及新、马、泰、印尼华文报记者共十余人,组成战地记者团。他自任团长,于1937年12月初由槟南下,乘船离开新加坡北上,经香港,入汉口,并在汉口设办事处,继续前赴中国战地采访。他在战役期间采写了不少“抗日救亡”的报道,通过汉口记者和桂林本部站发往南洋报界。如“港穗见闻”、“汉口建站”、“奔赴前线”、“名将印象”、“徐州突围”“台儿庄战役”“武汉历险”“后方轶事”等抗日内容为主题的文章,刊登在南洋各大报刊上,鼓舞着南洋华侨,痛斥日本暴行,发出抗拒侵略的怒吼。他爱国心切、挺身而出的大无畏精神,表现出一个海外知识分子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立场。1938年7月,他组织“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战地采访,结束后,仍回《现代日报》复职,直至日本南侵前返回重庆。

根据上述,可以感触,曾圣提在青年时期至壮年时期,是一个爱好和平,有胆识、有冲劲、有爱国热情的新闻记者。在这期间同,“他由厦门而新加坡,而仰光,而印度。而回中国、而再度来新加坡,而槟城、而印尼,然后又第二度赴印度、印尼、槟城,最后又回中国,一直在半个亚洲尝试探索,有着探险家的精神。另一方面,他由《南洋商报》开始,而《电讯新闻》、而《巴城时报》。而《现代日报》、而“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由受雇办报、而自己出资办报;由安定的城市新闻记者工作,而危险的战地记者工作。这些都是他有胆识、有冲劲、有热情的最好说明。”[5]

三、大胆革新,阐明办报宗旨和立场

曾圣提不仅主编众多报刊,并且在其主编的副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生与罪》《神恩》《月落》《醒醒吧,星城的艺人》等作品都特别突出。正如方修先生的专书《马华新文学史稿》(1962)及杨松年博士的论文《曾圣提与新马华文文学》(1981),都确定了曾圣提是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新马华文文学界的一个杰出和重要的作家。他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搞翻译、编报刊,是“文艺界的一位全才”[6]。

曾圣提主编《南洋商报》,首先确立了新闻在报纸版面的重要地位。而早期的《南洋商报》,第1版的惯例是刊登广告,不登新闻,以后,虽然头版和2、3版也刊登专电和电讯新闻,但是版位却往往被广告所占,新闻被挤到次要地位。他了解新闻(不管是电讯新闻还是本地新闻)的重要,他不仅固定电讯新闻在头3版的地位,而且增加了电讯新闻的数量,与此同时,还增加了本地新闻的分量,从原来的两个版面增加到三个版面,排列地位也从原来的18版,提前至第9版[8],使新马及南洋各地新闻,一贯而下,连成一体,消除了《南洋要闻》原先被孤立一隅的现象。同时使广告喧宾夺主的现象消失了,专电和电讯新闻,明显增加,使得版面明确、大方和相当固定,新闻不再给广告有压挤的感觉。他增加《本坡新闻》的版面,也明白社会新闻、体育新闻的吸引力和大标题的功用,因此放胆尝试。

他在办报选稿上范围甚广,其中的一些诗作和小说,更有优秀的成绩。这与他不仅照顾作品的内容,同时更加注意写作手法,是有密切的关系。他重视当时文坛的动态,文人的踪迹,也有通过通讯和以轻松文字写成的朋友消息给予报道,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文字,已经成为现代研究新马华文文学者的重要史料。同时,还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办报,有自己的主张与理想。“如果从一个新闻记者的专业经验及旅行阅历这两点来衡量的话,《南洋商报》战前的另十位编辑主任之中,除了傅无闷与胡愈之以外,似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出其右了。”[5]

他重视言论,但也明白,“言论”不仅仅是发挥个人的意见,而且还包括说明和分析。如他将《南洋商报》的社论栏目《评论》改为《言论》,还推出《周末略评》新栏,协助读者进一步了解时事。该栏每周末刊出,总评过去一周的重大时事,文字不长,内容由3至4则短评组成。后改为《周末述评》,而且改在周一刊登。它的目的,是因为“故国风云,瞬息万变……读者目炫五色,对报上所发表之片断消息,苦不能得一具体之概念…为救此缺陷,特放每周第一日,发刊《周末述评》,将过去一周之事实,作有系统之述论,俾读者对于时局之变化,可以一目了然。”[7]言论遂成为《南洋商报》的重要一部分。

他注重副刊或专刊设立和革新。强调内容必须“新”,必须“动”不能“旧”,不能“死”,并要求多样化,所以他推出了多种新副刊或专刊。在他主编的《南洋商报》期间,就出现了好几个副刊或专刊。如有文艺性周刊《压觉》(1930年7月创刊),由华丁(曾圣提弟弟)主编;有属教育性半月刊《华中》,由华侨中学主编;有属教育性旬刊《道南》(1931年3月创刊)、以及属专刊性质的《经济周刊》,由道南学校主编等。

他反对剪刀政策,并进行了改革,效果是相当突出的。如他对原由华丁主编,觉得不甚理想的《商余杂志》,自己就接手主编。对该刊除了改换版头之外,还增加文艺创作,尤其是杂文、散文等,因此文艺气色较浓。用他的话来说:“过去的本刊,似乎太呆板了,无论材料或形式,总觉缺乏一种创作和动的精神……改版后的本刊,仍旧追随着‘趣味’的轨道,就中准备灌注一点动的力量,换句话说,便是剪少动,笔多动。”[7]可惜他这种少用剪刀的政策,只维持了两个半月,当他离开《南洋商报》后,《商余杂志》的内容,又回到死气沉沉的掌故逸事及剪刀政策去了。

王慷鼎在他的《报人曾圣提》一文中详细地阐述了曾圣提的办报经历,该文还谈及了1981年曾圣提由新德里到新加坡探亲访问时,曾经这样对他表示说:“他(指曾圣提)年轻时的主要兴趣是办报,一心一意做一个报人,而不是一个文学家。他甚至说:他那本被誉为‘马华文学杰作’的《在甘地先生左右》,更接近报告文学,因为它是以新闻记者的笔调写出的,不是纯文学的作品。”[5]不过,曾圣提在新马及印尼一带共计十年的浪荡生涯中,其本份工作毕竟是一个新闻记者。“他译电讯、写新闻、论时局、甚至做主编、办报纸,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报人。然而,他在这方面的历程和业绩,还没有一个详细的记录,而且似乎已被他在新马华文文坛上的成就所掩盖。”[3]

应该看到,新马华文作家的文学活动,历来主要的工作阵地是报章副刊[4]。特别是新马华文文学经过1927年至1930年的一段蓬勃发展时期之后而逐渐走向低沉之时,曾圣提能一如既往地重视报刊的革新,重视文学创作,重视作品的技巧,显得难能可贵[8]。

曾圣提从事新闻报业的时间虽不算长,而他始终提倡报刊要“大众化”、“讲良心话”的新闻办报思想,一步一步为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而努力。他着重在新闻、言论、副刊及专刊等方面变改和革新,对他后来的办报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他新闻思想的有机构成[9]。也为副刊编辑的走向成熟,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子[8]。可以说曾圣提任《南洋商报》主编期间,是该刊在战前最灿烂的阶段[3]。今天重温曾圣提的办报思想,探讨他那种极欲探讨新马华华文新闻发展方向的心态,那种秉承新闻报业人员就是时代的记录者和代言人理念,无疑值得新闻报刊从业人员学习和弘扬。

摘要：通过新马华文文学及书刊,了解到一位尚少人知的新马华文学的拓荒者、杰出作家、潮籍华侨报人曾圣提的一些研究资料线索。本文试图把他丰富的办报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以及对南洋社会文化活动影响作一个初步探析。

关键词：曾圣提,新马华文文学,新闻思想,华侨报人

参考文献

[1]方北方.马华文艺泛论[M].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出版,1984.

[2]杨松年,新马华早期作家1927-1930[M].香港三联书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8(40).

[3]杨松年,周维介.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1927-1930[M].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8.

[4]原甸著.马华新诗初稿1920-1965[M].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1987.

[5]王慷鼎.报人曾圣提[J].南洋商报(言论.时事),1982(12.7).

[6]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上卷[M].新加坡版,1962(240).

[7]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M].新加坡新社出版,1987.(67-68).

[8]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140-143).

[9]阙本旭.曾圣提与南洋华文报业[J].广东文化艺术丛刊,2005.(769-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