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溢出

FDI技术溢出（共9篇）

FDI技术溢出 篇1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 (FDI) 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的普遍现象, 国内外学者就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近些年, 我国已经成为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根据国家商务部统计, 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 2007年我国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已经达到748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13.6%。外商直接投资 (FDI) 作为物化型技术转移的主要形式, 已成为承载国际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发展中国家认为, 利用FDI的技术外溢可以提升本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 提高国际竞争力。而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成为FDI和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间环节。即FDI的大量进入, 实现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 从而实现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显著提高, 实现经济增长[1]。在这样的背景下, 本文对FDI的技术溢出过程进行深入研究, 并揭示FDI技术溢出的内在机理, 从而有助于我国企业利用FDI技术溢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1 FDI技术溢出过程

FDI技术溢出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投资而出现的一种技术外溢现象, 这种技术外溢会被东道国的企业吸收, 从而导致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此外, FDI技术溢出的过程不仅涉及到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 还应包括技术溢出通道、技术特性以及外在环境等要素。因此, 通过把这几方面的要素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下展开研究, 才能全面的剖析FDI技术溢出的机理。FDI技术溢出过程如图1。

技术溢出系统包括技术供方、技术受方和技术溢出通道。跨国公司掌握了先进的科技技术和管理经验, 是技术溢出系统中的供方。而东道国企业整体技术水平较低, 是技术溢出的潜在使用者, 因此是技术溢出系统的受方。技术溢出通道是跨国公司向东道国企业进行技术溢出的渠道和方式, 主要包括示范效应、关联效应、培训效应以及竞争效应。

技术差距是跨国公司向东道国进行技术溢出的前提条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处于不同的技术状态, 两者之间存在技术差距, 从而构成技术溢出的必要条件。当技术差距过小时, 受方虽能较容易吸收外来技术, 但是供方较低的技术水平对本土企业的技术提高没有多大帮助, 也削弱了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然而, 当技术差距过大时, 虽有高技术溢出供应, 但本土企业因不能达到吸收的门槛而无法消化溢出的技术, 从而也难于实现技术溢出过程。因此, 只有满足适度技术差距的条件, 技术溢出效应才会产生, 并且在适度范围内, 技术差距越大越能加强技术溢出效应。

从技术运动过程来看, 技术溢出过程分为技术溢出和技术吸收两个过程。溢出和吸收之间是相对独立的, 溢出的主体是跨国公司, 吸收的主体是东道国企业。有溢出不等于能吸收, 能吸收也不一定有充足的溢出。FDI与技术溢出之间不具有必然性, 溢出和吸收的程度取决于各自主体的属性和能力。先进技术从跨国公司溢出, 继而通过示范效应、关联效应、培训效应、竞争效应4种渠道流到东道国企业, 最后被东道国企业内部消化、吸收、改造、再应用, 才构成技术溢出的全过程。

因此, 在满足技术差距的条件下, 跨国公司并非一定向东道国企业进行技术溢出。技术溢出行为的产生还要受供方和受方的内外部条件的影响。在东道国政府对外资的激励政策和市场竞争压力的双重作用下, 跨国公司带来先进的技术进行投资, 必然出现技术外溢行为。技术外溢的出现并非意味着东道国企业一定能够获得。东道国企业对技术溢出的获取还要受其现存的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的影响。如果现存技术水平比较低, 吸收能力又不强, FDI带来的技术溢出将不能被东道国企业所接受。相反, 如果技术水平比较高, 吸收能力又较强, 技术溢出必然促进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改进和创新。因此, 技术水平的高低, 吸收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技术溢出过程的实现和完成。

2 FDI技术溢出的内在机理

FDI技术溢出的通道主要包括示范效应、关联效应、培训效应以及竞争效应[2]。本部分从这4个方面分别详尽的探究FDI技术溢出的内在机理。

2.1 示范效应

示范效应指由于外资企业拥有新的产品和更为先进的技术, 从而对当地企业产生了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力, 迫使国内竞争对手提高技术水平, 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示范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外资企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技能是东道国企业模仿的对象。由于技术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以及各种资源, 并且新产品生命周期的急剧缩短, 这些导致企业会有意识的对先进技术进行模仿。 (2) 通过逆向工程来研发新产品。“逆向工程”主要是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制成品或中间品的研究、学习、模仿和发现其规律, 启发东道国的创新意识, 以复制、改造并超越现有产品或系统的过程。

因此, FDI的大量进入, 导致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不断成立, 跨国公司子公司在经营运作过程中, 必然出现经营模式、管理方法以及技术运用等方面的示范效应, 这些示范效应被东道国企业不断的模仿, 促进本土企业不断的改善, 最终形成FDI技术溢出。

2.2 关联效应

FDI带来的关联效应通过外资企业与当地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前向、后向联系表现出来[3]。

后向关联是指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当地供应商之间的联系。东道国企业主要为外资企业提供成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各种服务, 从而加强自身的技术水平。跨国公司子公司之所以愿意与当地供应商建立非正式的、有具有一定稳定性的“联系”, 原因在于跨国子公司既可充分利用当地廉价的投入要素、压缩生产成本、增强产品价格竞争力, 又可根据市场产品需求趋势和自身生产能力及时调整生产规模, 最大化的保证自身的赢利水平。后向关联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跨国公司帮助当地有发展前途的供应商建立生产设施; (2) 为提高产品质量或推动产品创新而向当地供应商提供技术援助或信息支持; (3) 对当地企业在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采购方面提供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帮助; (4) 为当地企业提供培训, 并协助管理。

前向关联的技术外溢是跨国公司子公司通过下游方向的企业或者消费者产生的一种技术外溢。与后向联系相比, 向前联系的研究要少的多。但是, 随着产业中技术复杂程度的加深, 使得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不断加强与其客户的接触。比如, 为当地企业提供相关设备的使用和维修技术;提供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与指导;为销售商培育销售渠道等等。跨国公司子公司对东道国消费者的技术外溢则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进入对当地消费层次和消费意识的提升, 开创了新的国内市场, 为东道国企业提供了新的市场机会, 提高消费者的要求, 间接的提高了对东道国企业产品的要求, 迫使东道国企业提高其生产力水平, 开发新的技术或引进新的技术。

因此, FDI的大量进入, 导致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不断成立, 跨国公司子公司在经营运作过程中, 为了自身的利益和目的, 必然与东道国的供应商企业和销售商企业进行前向关联和后相关联。在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发生联系时, 必然导致关联效应的产生, 从而实现FDI技术溢出。

2.3 培训效应

跨国公司子公司为了保证投资项目能够顺利运转, 实现投资目的, 必定要依靠当地的人力资源, 这为东道国的人力资源培训创造了条件[4]。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战略地位的提高, 从技术到管理的本地化趋势越来越强烈。FDI技术溢出的培训效应主要包括跨国公司对子公司所雇佣的当地员工进行培训。东道国员工在外资企业工作期间积累了各种相关的技能, 当这些员工“跳槽”到东道国当地企业或自己创办公司时, 其在跨国公司子公司所学的各种技术也随之外流, 技术外溢效应随之发生。

通过人员培训和人员流动, FDI产生了三级技术外溢:第一级技术外溢是东道国员工在外资企业接受培训或在其公司“干中学”得到技术, 引起了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第二级技术外溢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员工, 向内资企业流动或自创企业而产生的技术从外资企业向内资企业转移;第三级技术外溢是内资企业间员工的流动导致技术进一步外溢[4]。

因此, 随着FDI的进入, 跨国公司子公司必然在东道国招聘大量的人员, 并进行培训, 从而使招聘人员获得一定的技术。随着人员从跨国公司子公司向内资企业流动, 技术也从外资公司向内资公司发生了转移, 实现FDI技术溢出。

2.4 竞争效应

跨国公司的进入和存在, 打破了市场原有的均衡, 引起当地市场竞争的加剧。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 以其雄厚的资本优势、先进的技术优势和完善的营销网络, 与内资企业争夺市场。为取得竞争优势和发展机会, 内资企业惟有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取得技术优势, 提高技术水平。因此, 企业间的竞争效应会激发内资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改善用人机制, 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和技术, 或寻找并使用更新的技术, 以提高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和研发、采用新技术的速度。

因此, FDI的大量进入, 导致市场竞争加剧, 东道国企业为取得竞争优势和发展机会, 必然对现有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并加速技术创新, 从而导致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 实现FDI技术溢出。

3 利用FDI技术溢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3.1 政府制定相关政策, 进一步吸引外资的力度

为了进一步扩大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政府一方面要继续制定相关政策进一步吸引外资,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高效的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制度、企业技术创新制度等制度环境, 保证内外资企业之间、跨国公司之间公平、激烈的竞争环境, 从而促使外资企业源源不断地投入先进技术, 最终通过FDI溢出效应使内资企业获得更多技术溢出, 并逐步积累培育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3.2 鼓励外资企业在我国进行研发投资, 扩大FDI技术溢出

FDI质量是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 应采取措施吸引高质量的外商投资, 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机构通过一定的方式, 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技术溢出, 有利于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和模仿。而对于东道国来看, 东道国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科研水平、科研技术设施将成为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关键因素。因此, 要不断的提高和改善东道国的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和基础设施水平, 吸引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研发投资, 或与内资企业进行合作研发。

3.3 提高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是决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因素[5]。吸收能力越强,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程度有可能就越大, 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可能就更显著。因此, 作为技术溢出的需求方, 我国企业要不断的提高员工素质, 优化组织结构, 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 从而全面提升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 保证技术溢出从外资企业流向内资企业, 进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 (FDI) 作为物化型技术转移的主要形式, 已成为承载国际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 进而促进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本文通过对FDI技术溢出过程深入剖析和研究, 揭示了FDI技术溢出的内在机理, 并提出了利用FDI技术溢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FDI) ,技术溢出,吸收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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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技术溢出 篇2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自主研发；技术创新；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专利产出

中图分类号：F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6-0091-06

一、引言

高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先导产业，也是实现创新驱动的主要着力点，发展高技术产业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技术创新是高技术产业持续发展的源泉，内资企业代表了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中国高技术产业有了较快发展，研发和创新能力也有了大幅提升。同时，中国高技术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如研发投入相对不足、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等。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或地区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有两个：一是自主创新；二是技术引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模仿创新（余泳泽，2012）[1]。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的重要载体，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

国外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的研究已经很多，大多数研究认为FDI会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提升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Dimelis和Louri（2002）[2]、Nicholas Apergis（2008）[3]分别以希腊和27个转型经济体为研究对象，认为FDI作为技术溢出的载体，提高了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Cheung和Lin（2004）[4]对中国的研究表明，FDI流入能够提升中国的创新能力。但一些研究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如Aitken和Harrison（1999）[5]、Djankov和 Hoekman（2000）[6]等研究认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微弱，并没有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Harris和Robinson（2004）[7]认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Kavita（2003）[8]则认为，FDI是否具有技术溢出效应是由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状况、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共同决定。

国内有关学者对于FDI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的研究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张婧（2002）[9]认为外资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存在核心技术封锁较严、对国内企业促进作用不显著的问题；陈柳、刘志彪（2006）[10]认为FDI本身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需要同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也有一些学者认为FDI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蒋殿春、夏良科（2005）[11]认为，FDI的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但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流动效应促进企业研发；李晓钟（2012）[12]的研究表明，外资通过竞争效应、人员流动效应、示范效应以及产业关联效应等带动高技术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戴航（2012）[13]的实证研究表明，研发经费投入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发人力资本投入和FDI对各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王宏伟、朱承亮（2014）[14]以汽车产业为例，认为内资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有助于FDI的技术溢出，研发投入对FDI技术溢出作用不明显。另外，一些研究认为FDI的技术溢出存在“门槛效应”，潘文卿（2003）[15]认为，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商投资总体上对内资部门产出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门槛效应的存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过外商投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余泳泽（2012）[1]也认为在FDI技术外溢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门槛条件”，外商投资规模、技术势能和潜在市场规模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都存在“门槛条件”，并且与技术外溢存在倒“U”型关系。

二、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情况

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密集型产业崛起，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的渗透日益增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发显著，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迅猛。表1列出了中国高技术产业2000—2013年的研发活动指标，从中可以看出，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数从2000年的2 245个增长到2013年的102 532个，增长了44.7倍，说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较大提升。然而，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还不到25%，利润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6%左右，这说明我国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数量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利润的增加，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成果的转化能力较低。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支出水平较低，2013年高技术产业研发支出强度只有1.51%，而发达国家的研发支出强度通常在5%～15%，例如，美国2009年的研发强度达到19.7%，日本2008年的研发强度为10.5%，德国2007年为6.9%，英国2006年为11.1%，法国2006年为7.7%，韩国2006年为5.86%（邱兆林，2014）[16]。

从分企业类型来看，不同注册类型企业研发活动存在较大差距（见表2）。201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中内资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和发明专利数都遥遥领先于港澳台地区企业和外资企业，但发明专利占专利申请数的比重只有49.7%，明显低于外资企业的61.2%，这反映出内资企业在专利申请方面还局限在外观设计等领域，有效发明专利比重不高。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绝对值相差不大，内资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比外资企业低3.4%，这说明内资企业研发成果商业化方面还存在不足。

总体而言，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低水平加之利用效率不高，造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使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水平长期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改革开放之后，国外大量资本进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引入中国，使得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同时，我们也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但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较弱，大多数产业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仍然存在很大争议。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假设企业的投入产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投入要素为资本和劳动，那么，企业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Y=AKαLβ （1）

其中，Y表示产出，K是资本投入，L是劳动投入。A为索罗剩余，表示技术进步水平。假设技术进步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取：一是国内企业通过研发投入进行自主研发；二是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模仿和学习，这主要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来实现的。那么，技术进步（A）就是研发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的函数，即：

a=eμRDHαRDLβFDIγXδ（2）

两边取对数，得到：

lnA=αlnRDH+βlnRDL+γlnFDI+δX+μ （3）

其中，A表示技术创新水平，RDH表示研发资本投入，RDL表示研发人员投入，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X表示其他影响因素，μ为随机扰动项。

考虑到政府研发支出和自主研发支出可能会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不同影响，我们将研发资本投入分为政府投入和企业投入两部分。同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衡量标准并不统一，为了更全面地分析FDI对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创新成果转化的影响，我们用各行业内资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来表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lnpatentit=α0+α1lnRDZFit+α2RDQYit+βlnRDLit+γlnFDIit+δXit+μit+εit（4）

lnYit=α0+α1lnRDZFit+α2RDQYit+βlnRDLit+γlnFDIit+δXit+μit+εit（5）

其中，i表示行业，t表示年份；patent为专利申请数；Y为新产品销售收入；RDZF表示政府研发投入；RDQY表示企业研发投入；RDL表示研发人员投入；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μ为个体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各行业内资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分别表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

2. 主要解释变量。政府研发支出（RDZF）用内资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表示；企业研发支出（RDQY）用内资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企业资金表示；FDI用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

3. 控制变量。研发人员（RDL）用各行业内资企业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表示；企业规模（scale）用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除以企业个数表示，市场化程度（market）用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个数来表示，企业数量越多表示该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越高。

本文选取了2005—201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4个大类行业的16个细分行业内资企业的面板数据。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由于较少引进外资，我们予以剔除。所需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6—2014年），为了避免产生多重共线性，所有变量均采用自然对数形式。

四、FDI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采用的是2005—201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表3列出了所有变量取对数后的描述性统计。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应该确定模型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强烈拒绝原假设，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了剔除时间趋势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时间趋势项，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一）FDI对内资企业研发能力的影响

表4为FDI影响内资企业研发能力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政府和企业研发资本支出对内资企业研发能力的影响都不显著，尤其是政府研发支出对内资企业专利申请数的影响为负。政府研发投入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可能存在两种效应：一方面，政府研发支出可以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有利于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政府研发投入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从而降低企业的研发效率。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政府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更明显，不利于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虽然为正，但不显著；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对内资企业专利申请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FDI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的正向影响较为明显，具体而言，三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加1%，内资企业专利申请数将增加0.19%，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产生溢出效应。中国的内资企业技术创新更多的是依靠高素质的研发人员，技术人才是企业创新的源泉，内资企业的研发资本利用效率较低。研发投入对FDI技术溢出作用不明显。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企业平均规模对内资企业研发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现阶段较大规模的企业创新能力更强，大企业具有更加雄厚的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实力，能够承受较大的沉淀成本和研发风险。市场化程度对内资企业的技术研发也有正向影响，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竞争越激烈，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企业会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以降低生产成本。

（二）FDI对内资企业成果转化的影响

表5给出的是FDI影响内资企业成果转化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政府研发支出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成果转化的影响不稳健，模型（7）—（9）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政府研发支出的系数为负，模型（10）加入控制变量——企业平均规模和市场化程度之后，政府研发支出的系数变为正；企业研发支出的系数也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说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比政府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更好的效果，但企业研发投入的利用效率还较低，没能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与表4中FDI对内资企业专利申请数的影响不同，模型（9）和（10）显示：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FDI对内资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为正，加入控制变量之后，FDI对内资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一方面是由于国外企业垄断了核心技术，不会轻易进行技术转移；另一方面，虽然拥有高技术的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给内资企业带来了学习的契机，但受到国内企业自身学习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的制约，创新专利的转化效率较低，造成FDI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小。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对内资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内资企业创新成果的转化更加依赖高素质的研发人员；企业平均规模和市场程度对内资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与表（4）中结果一致，二者都对内资企业成果转化有正向影响。具体来看，企业平均规模提高1%，新产品销售收入将增加1.18%；市场化程度提高1%，内资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将增加0.78%。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中国高技术产业中三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占比重来代替投资额实际值，实证检验FDI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稳健（见表6）。模型（11）和（12）是以内资企业专利申请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13）和（14）是以内资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表6的回归结果与表4和表5中的结果一致，政府研发支出和企业研发支出对内资企业专利申请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内资企业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样，FDI对内资企业专利申请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内资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平均规模和市场化程度对内资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都有正向影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之后，国外资本大量涌入中国，促使中国高技术产业较快发展。然而，中国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但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较弱，大多数产业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回归结果显示：首先，FDI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FDI对内资企业的专利产出具有溢出效应，政府和企业研发支出对内资企业研发能力的影响都不显著，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对内资企业研发能力有正向影响；其次，FDI对内资企业成果转化能力的影响不显著，说明FDI在创新成果转化方面不存在技术溢出效应，政府和企业研发支出对内资企业成果转化的影响都不显著；再次，企业平均规模和市场化程度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增加研发资本投入，提高企业自主研发资本的利用效率。充足的研发资本投入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保障，目前中国内资企业研发资本来源渠道和筹资方式有限，企业研发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政府有必要制定针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优惠政策，帮助企业拓展研发资金的来源[17]，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同时，加强政府在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中的服务功能，避免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研发活动。第二，提高专利产出的成果转化能力。由于发达国家垄断了核心技术，不会轻易转让，加上内资企业研发以及消化吸收能力不足，致使中国高技术产业专利产出的商业化程度较低。这就需要通过引进和培训高素质研发人才，提高研发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强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第三，完善扩大内资企业规模和提高市场竞争程度的协调机制，一方面，培育大型企业使其自主研发的能力更强，企业研发资本的利用效率更高，吸引更多高素质的研发人员；另一方面，完善竞争政策，避免形成垄断型市场结构，提高市场竞争程度，激发内资企业的研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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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陈蓉，许培源.研发投入、知识存量与内资企业创新产出——基于高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5，（2）：39-45.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Independent R&D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A Case Study of High-tech Industry in China

Wang Yongjun Qiu Zhoulin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s on domestic enterprise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technology R&D capabilities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bility influenced by the FDI's spillover effects present a great difference. We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effects of FDI and independent R&D on technology R&D capability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bility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16 industries of China's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from 2005 to 2013.The results show that： FDI has a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technology R&D capability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but the spillover effect on innovation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both Government R&D expenditure and enterprise R&D expenditure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echnological R&D capability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bility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R&D capital expenditure is low.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D capital utiliz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R&D personnel in domestic enterprises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of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the ability of innovation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FDI技术溢出效应提升策略研究 篇3

关键词：技术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策略,技术吸收能力,金融支持

1 引言

FDI在中国33年的发展过程中,各地区更多强调外资规模的扩张,而忽视FDI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溢出效应的提升。在外资利用方式、外资来源国结构、外资投入领域的高度趋同,也直接导致各地区引资上的恶性竞争,而对国内企业实际形成不公平待遇,内资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改造和创新能力甚至受到一定的抑制,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也难以真正的实现。如何更好的利用外资,优化外资利用方式和结构,畅通FDI技术溢出渠道,改善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进而提升FDI技术溢出效应,是中国利用FDI过程中的重要课题,对于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FDI技术溢出效应是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推动当地的技术进步,但又无法获得全部收益的现象”[1],或者说是“跨国公司的进入和参与推动东道国技术创新,对东道国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正的外部性” [2]。20世纪80年代,罗默(Romer,)的新增长理论克服了新古典理论不存在技术外部性的假设,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会产生外部性进而提高一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截至目前,国际上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已经涉及到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但经验研究的结论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相关研究已经在行业、产业、地区和部门等层面和维度充分展开,研究方法与国际同领域基本接轨[3],而关于FDI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还存在着诸多争议,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目前相关研究大多从整体上分析FDI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少数学者从门槛效应[4,5,6](经济发展水平、行业水平、经济结构、技术水平等)的视角来检验和分析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条件。据此,有必要对FDI技术溢出的发生机制做进一步梳理,同时对FDI在我国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做出系统的阐述和分析。本文从竞争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和合作效应等方面剖析FDI技术溢出的发生机制,从FDI技术溢出主体特征、溢出渠道等视角系统分析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进而提出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提升策略。

2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

FDI技术溢出效应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存在,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流动效应、竞争与示范效应、合作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四种方式得以实现。

2.1 竞争与示范效应

内外资企业间的竞争会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机制,并体现为国内企业的有效竞争推动FDI企业技术溢出和扩散的过程。开放实践表明,国内许多行业经历了“受外企冲击—加强技术模仿、改造与创新—竞争力提升—产出和市场份额扩大—外资和本土企业在竞争中加快发展”的历程[7]。以家电行业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口家电产品对国内企业的冲击很大,抢占了50%以上国内市场份额。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企业加强技术引进,产品销售占据国内市场份额60%以上,并形成较大规模出口。20世纪90年中期,索尼、三星、东芝和飞利浦等日韩国际家电业巨头大举进入中国,利用其固有的品牌优势、技术优势和中国要素成本低廉等优势,销售份额再次超过50%。面对外资进入带来的巨大压力,国内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和企业重组的步伐,海尔、TCL等一批企业成为全球著名大制造商。近十年中,家电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技术进步日趋加快,本土家电品牌和外资品牌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交替变化,类似的过程在食品饮料、汽车、制药等制造业以及科技研发、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中也曾经存在或者正在发生。

外资企业的经营模式和创新活动为国内企业提供了“眼见为实”的学习机会,通过新设备、新产品和联合研发等有形无形的方式对国内企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则通过模仿、复制和逆向工程等途径消化吸收新技术,形成了“示范-模仿-创新发展”的良性循环过程。

2.2 人力资本流动效应

人力资本在内外资企业间流进流出的过程亦成为技术扩散的一个重要的渠道。2006年,对进入我国的400多家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中2/3企业有高级技术骨干离职,离职人中有2/3转到本土企业或独立创业。伴随着内资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内外资企业间的人才争夺逐步升级成为必然,吉利公司从奔驰、福特、菲亚特等合资企业中挖掘大量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2009—2010年,菲亚特动力科技中国区总裁沈晖、北京奔驰高级执行副总裁童志远,福特中国公司副总裁许国祯等高管离职加盟吉利,说明内外资企业人才流动的升级,人力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FDI技术溢出效应更加突出和普遍。

2.3 合作效应

合作效应具体通过建立合资合作企业和中外联合研发来实现的。合资企业或其他合作方式中,外方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将自身的技术转让给合资企业或者为产品导入国家标准,进而实现技术的“企业内溢出”,无论哪个部门和行业,都能发现合资合作企业的快速成长过程。而中外合作研发则是FDI企业与国内研发机构、高校和企业的联合技术创新行为,有利于强化研究的市场导向,降低企业自主研发的风险,弥补国内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缺失,缩小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近5年来中外联合研发的现状和趋势来看,跨国公司更倾向于设立独资研发机构,研发经费外部支出中用于对境内研发机构和大学的支出比重呈下降趋势,2005年这一数值为58.39%,2010年下降到35.04%,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各地政府要积极利用财税杠杆及其他优惠措施鼓励和推进中外联合研发工作。

2.4 产业关联效应

产业关联效应使外资企业的专业化技术服务和管理经验得以有效扩散,推动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相关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从前向关联来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使国内制造企业获得了高质量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技术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从后向关联来看,跨国公司为国内配套企业提供新的产品质量标准或者帮助配套企业开发新技术,进而提升了国内配套企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目前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迅速,国产化率已达到90%,2010年,国内配件企业产值占行业总产值的60%以上,一些企业成为全球先进供货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欧美跨国公司的进入。当然,国内配套企业还存在关键技术缺失,产品技术含量低、高能耗能问题。

3 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3.1 FDI企业自身因素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考察,首先从FDI企业本身开始。FDI来源国、进入方式、产业投向以及FDI企业的R&D情况等都对溢出效果产生影响。

从 FDI来源国特征来看,亚洲组外资更多是看中我国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资源和优惠政策,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溢出效应比较有限,而欧美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会比亚洲组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或者说技术溢出效应更强[8]。截止2009年,在FDI来源国的前十名中,来自港澳台等亚洲组和三大自由港外资占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比重接近80%,港澳台外资比重过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技术溢出效果。当然,这与东道国的国内企业状况、产业发育程度等也有很大的关系。

从FDI企业研发机构的特点来看,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战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发生历史性变化,研发中心数量和层次均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截至2009年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各类研发中心已超过1200家,但研发活动数量少,研发层次不高,经费投入少等问题也比较突出。2009年,国内跨国公司数量为15586家,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数不及外资企业总数的1/4,约3/4的外资独立法人研发机构采取独资形式,同时创新性研发比例较低,研发经费规模小,这一系列因素都不利于技术溢出效应的提升。

从利用FDI的方式,合资合作相对于独资方式而言,更有利于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外商独资企业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十分有限。截止2009年我国利用FDI累计金额以独资和合资方式为主,其中以外商独资方式进行投资的超过60%,中外合作和外资股份制形式所占的比重较小。

3.2 FDI技术溢出渠道

FDI技术溢出渠道包括行业内溢出和行业间溢出[9]。行业内技术溢出是通过内外资企业间充分有效的竞争来实现,可以通过市场化水平来衡量竞争程度。1997—2009年中国市场化水平提升较快,但各地区市场化进展程度不够均衡。从市场化指数总得分[10]来看,2009年,全国平均水平为7.55分,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水平最低,二者相差3.83分,而且中西部地区得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各省份而言,在2009年“市场化指数”排名中东部地区省份占据前八名,而后八名的省份均属中西部地区。行业间技术溢出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外资企业联系的紧密程度,双方联系越紧密,本地企业获得FDI技术外溢的机会就越多,而加工贸易企业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技术溢出的可能则小得多。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水平提升较快,企业间联系日益紧密。浙江、广东等省仍然保持较快增长,福建、山东产业集聚水平提升速度很快,而中西部各省区则一直呈现出下降趋势,其中云贵川、陕甘宁地区产业集聚的发展相当落后。

3.3 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

我国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可以从二个方面来考察:一是R&D投入与技术吸收能力。R&D投入越大,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越强,也就意味着FDI的技术溢出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2009年国内企业R&D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东部地区最高为1.21%, 中西部地区分别为0.922%和0.70%,R&D投入水平低一定程度上阻碍国内企业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二是人力资本水平与技术吸收能力。人力资本水平直接影响了东道国企业对新技术的学习和模仿能力,从我国人力资本发展趋势来看,1990-2009年我国人力资本水平显著提高,在业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从1990年的6.67年上升到2009年的8.70年,但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东中西部地区间人力资本的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这直接影响了内资企业技术吸收改造能力,同时拉大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

3.4 金融支持与技术溢出效应

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完成的:一是降低FDI配套厂商的融资成本,提高它们的融资能力,从而使配套产业更快发展,产业链条更加完善,为FDI技术溢出提供渠道;二是为国内企业在设备更新、技术消化和改造等方面提供强有的资金支持。融资成本过高,就只能止于模仿而谈不上对新技术的吸收和改造,从而无法实现FDI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三是完善的金融服务为FDI企业人才的流出提供可能。目前,我国各级政府正致力于科技创新金融环境的改善,各级科技部门纷纷扩大创新基金规模,探索创新科技融资担保方式,银行部门科技贷款数量逐年增长,截至2010年,科技贷款金额近2700亿元,科技创新融资环境正在不断得到优化。

4 提升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对策与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至关重要,必须充分重视FDI的技术溢出作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重优化外资利用质量,提升国内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畅通内外资企业间技术溢出渠道,同时充分重视金融支持对技术溢出的推动作用,进而提升FDI技术溢出效应。

4.1 调整引资策略,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各地区外资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更应注重其质量的提升和产业的合理分布,调整引资策略,优化项目结构,鼓励高质量外资的引进,推动现有外资企业就地转型升级,对开展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和节能减排的外资企业予以政策上的倾斜和扶持,确定政策期限,实行转型升级认定,对于通过认定的企业,在项目建设用地上优先供应,在税收、行政收费等方面给予适当的减免,在设备投资的贷款上享受贴息,并视其对地方经济的贡献程度给予奖励。各级政府要推动跨国公司向本地企业转移新技术、新工艺,同时保证激励措施的可操作性并真正落实到位,以扩大FDI对本地企业的辐射和影响作用。同时要引导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合作,鼓励本地企业与有技术转移倾向的跨国公司共建技术研发中心,以中外企业的联合技术开发推动国内企业技术进步。

4.2 强化市场竞争,拓展FDI企业技术溢出空间

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切实贯彻“非禁即入”的政策,提升外资管理透明度,在电信、银行、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市场准入方面作出进一步的探索和尝试。可以考虑在中西部地区做出试点,放宽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外资股比的限制,予以适度的放松。但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加强监管,密切关注政策实施的效果并注意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引导国有资本的合理流动,探索企业兼并重组的有效途径,推动其向钢铁、冶金、汽车等重点行业和领域集中,积极组建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以钢铁企业为例,可以推动武钢、马钢、太钢等与省内外企业跨区域重组,努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钢铁企业集团。消除体制障碍,深化国企改革的同时,鼓励非公经济发展。落实非公企业的国民待遇,消除民营经济投融资的种种障碍,培育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鼓励外资与民营企业的合资合作,提高国内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

4.3 推动外资企业配套本土化,完善产业链条

推动FDI企业的技术溢出,就必须做到外资与内资的有机结合。对外资与内资的激励和优惠不能厚此薄彼、重外而轻内。积极扶持(可采取税收优惠或者金融贷款支持等措施)内资企业进入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体系和上下游配套产业,鼓励配套企业在集群区或者在集群区周边繁殖与衍生。通过制度约束、政策激励等措施促进FDI企业加强与国内企业联系,提高FDI企业所需原材料等中间品本地化配套水平,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政府及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要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做好内外资之间的媒介,为FDI企业和国内潜在供应商牵线搭桥。

4.4 营造良好的人才流动和成长环境,实现人才的回流和集聚

人力资本的流动是推动技术溢出的最直接途径,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必须充分挖掘和巩固自身的优势,比方说稳定的雇佣关系、健全的福利保障、特有的企业文化和规范的人才培训等,为中高级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空间。而民营企业要利用自身机制灵活、潜力较大、劳动力进出壁垒较小等优势,将利润分成、效益提成、技术入股和全员持股等方式作为一种现实和预期的激励,健全切合企业自身实际的引人和用人机制。在人才流动方面,建立统一开放的人才公共服务平台,鼓励人才跨区域跨部门流动。打破国有非国有、政府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界限,对非公企业的人才培养与引进同等列入政府的人才发展规划,使非公企业平等享受人才、资金、项目和优惠政策等公共服务资源。

4.5 加强金融支持,为内资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保障

完善金融服务,强化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对银行和政府来说是责无旁贷的。对于银行来说,重点在于提高服务能力和效率。对科技企业的贷款需求认真梳理和细分,有针对性地推出信贷新产品并确保其适用性,积极扩大可以作为抵押质押物的产品范围,创新担保产品和担保形式,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订单贷款和高新技术企业股权质押贷款,尝试建立企业群保联贷模式,提高金融服务精细化水平[11]。而政府必须有效调动各方资源,拓展服务科技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强风险投资基金和天使投资人的培育和引进,加强科技(分)支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组建工作,建设一批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小微贷款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等特色金融机构。通过市场运作模式建立一批具备咨询评估、法律服务和培训等多功能的科技金融服务中介机构,建立由政府部门主导、担保公司、投资机构、科技专家和企业共同组成的信贷咨询评审服务平台,弥补金融机构科技专业知识的不足,降低信贷项目审查筛选成本。在政府的政策和资金引导下,通过市场化运作,逐步完成融资平台、服务平台、担保平台的建设,完善“信息共享、多方参与、风险共担”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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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技术溢出 篇4

[关键词]FDI；汽车产业；内资企业；竞争性溢出；集聚性溢出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3—0059—05

一导言

当今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并且成为国际间技术扩散的主要方式，利用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FDI流人的重要目的。

自Mac Dougall首次明确提出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之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已经在理论分析上获得了较普遍的认可，技术外溢效应首先来源于技术扩散的观点也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溢出效应产生的具体过程虽然难以观察。但基本的产生机制是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的关联，主要包含生产与技术产业链的关联。从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关联活动看，有两个倾向同时发展，一个是以“本土化”战略为导向的以本地供应链为主要对象的后向联系的加深，另一个则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下研究开发活动的本土化趋势。

对FDI在东道国产生溢出效应的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以技术差距为核心的行业特征要素、本地企业的吸收能力以及外资企业的特征等方面。Ethan针对土耳其制造业的研究考察了技术差距的变化率与初始技术差距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是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的，初始差距较大时，差距的变化也就较大，这样不利于本地企业的追赶。而当初始差距较小时，差距的变化也比较小，有利于本地企业的追赶㈨。

在我国，FDI溢出效应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差距，吸收能力以及外资特征等方面。大多数研究成果表明，FDI在我国产生了积极的行业内溢出效应；但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不支持这一结论。在技术差距方面，陈涛涛的研究表明，只有在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较小的行业中。FDI行业内的溢出效应才是充分的。

对FDI产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的研究各国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致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产业内的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跨国公司人员培训和流动等渠道发生作用。外资企业的进入一方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从而使内资企业可以进行模仿学习，即产生了“集聚性行业内溢出效应”；另一方面造成了竞争压力，从而使内资企业努力提高效率以维护原有的市场，即产生了“竞争性行业内溢出效应”。Riedel通过考察香港地区20世纪60年代出口制造业的实际情况，认为来自跨国企业的、同行业间的示范作用是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Kokko通过构造联立方程模型考察内外资企业间相互作用，调整样本后发现两类企业间激烈的竞争关系使得劳动生产率得到了相互促进，从而认为来自竞争的溢出效应不一定必须与外资的参与程度相关，实际上由于竞争压力产生的溢出效应可以是相对独立的。Li、Liu和Parker利用我国1995年工业普查的数据考察了由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而产生的溢出效应，结论表明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明显的竞争使得两类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均有提高，而其他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间的竞争关系对非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则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近年来汽车产业作为我国的主导产业发展迅速，质量提升较快，与大量外资进入这一行业密切相关，我国汽车产业1998实际利用的外资金额为7.38亿美元，到2005年已经上升到了34.0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2.3％。外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通过何种途径对我国汽车产业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产生影响，这是目前我国汽车产业发展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基于这一目的，文章利用我国汽车产业1992～2006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汽车产业内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模型、数据与实证检验

1.模型与数据

由于溢出效应作为一种外部性效应，是在企业正规投入一产出关系之外，因此其测度非常不易。已有的研究一般都选取生产率来衡量溢出效应，因此在模型的选取上对于溢出效应的检验基本上是建立在生产函数模型的思想之上。

本文对于外资溢出效应的检验选取的模型是在Caves所创模型基础上拓展的双机制检验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InLP_d=C+αln(K/L)_d+γFDI+δlnLP_f(1)

其中被解释变量是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LP_d；解释变量包括外资参与程度(FDI)和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LP_d这两个与外资直接相关的关键解释变量。其中LP_d的取值为汽车产业中内资企业的人均工业增加值；FDI为外资在行业中的参与程度，采用汽车产业中外资企业的总资产占全行业总资产的比率来表示；相应地，LP_F为产业中外资企业的人均工业增加值。如果数据检验的结果为FDI与LP_d显著正相关，我们就认为产生了“集聚性的FDI行业内溢出效应”。“集聚性的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产生意味着行业内本地企业劳动生产率随着外资企业在行业中参与程度的提高而得到提高，其主要传导机制是示范模仿、学习以及人员在内外资企业间的流动。如果数据检验的结果为LP_F与LP_d显著正相关，我们则认为产生了“竞争性的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竞争性的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产生意味着行业内本地企业劳动生产率随着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得到提高，其主要传导机制是内外资企业之间适度而有效的竞争关系。在模型中除了两个关键的溢出效应机制变量以外，本地企业的人均资本密集度(K/L)与生产率可能存在密切关系。作为模型的控制性变量。

由于我国很难找到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存量，本文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作为总资本存量的替代变量。外资企业包括所有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的“三资企业”，内资企业数据由汽车行业数据减去外资企业对应的指标数据得到。本文采用1992年～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汽车工业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汽车工业协会统计网站相应指标利用对应的价格指数调整为以1992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指数值。

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FDI技术溢出 篇5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随着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商来我国投资，我国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据《2007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6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增长，按可比口径 (不含银行保险证券) 为630.21亿美元，增长4.47%。截至2007年7月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1万多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200亿美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中国吸收外资已连续10多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6年居全球第4位。目前，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480多家在中国投资设立了企业，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近1000家，地区总部近40家。由此可见，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FDI是不是有利地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呢？有些研究者不这么认为，Glass和Saggi (1998）研究发现FDI带来的技术转移取决于南北双方的技术差异水平，而并不是绝对的。如果南方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与北方国家（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技术水平相差不大，那么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FDI就会给南方国家带来先进的技术；而如果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技术水平相差太大，东道国国内无足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中学的技术知识获得外资企业技术溢出那么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FDI，只能给南方国家带来落后和过时的技术，而不是先进的技术。Kokko (1994) 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了技术条件对产生溢出效应的影响。他发现只有在跨国公司所采用的技术不是很复杂的时候，也就是当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效应才会变得比较明显。Kokko根据这个研究结果得出，当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技术差距过大时，后者会因为差距过大而难以消化吸收。因此Kokko认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的生产力水平是由双方相互作用决定的，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跨国公司能对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产生正面影响。Imbriani等 (1997) 对意大利进行的FDI研究分析发现，技术溢出同技术差距负相关，即东道国企业技术能力较强，与跨国公司子公司技术差距不大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潘文卿（2003）分析FDI对我国不同地区溢出效应，认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着一种门槛效应，而西部未跨过门槛，FDI的技术溢出作用不明显，甚至为负，东部技术水平提升，溢出作用变小，中部最大。陈涛涛（2003）认为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技术差距是FDI行业溢出效应的关键，表明内外资企业竞争力差距较小的行业，溢出效应相对较易产生。

二、门槛回归模型的介绍

由上面的文献我们看到，技术差距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而这种影响又是非线性的，因此运用Hansen的门槛回归技术来分析技术差距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揭示出他们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Hansen的门槛回归模型：规模上急剧扩大, 而且在各个投资领域也是更迅猛的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Ln Tit-1和Ln FDIit-1分别为被解释变量（技术溢出效应的衡量变量）和解释变量 (FDI的水平) ，Xit-1为一组对吸收外国技术有显著影响的控制变量，本文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分析，得到了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最重要的因素：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R&D投入、人力资本（表示人力资本的一系列指标建立一个指标体系）作为解释变量，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会在以后章节中详细说明），α为门槛值。I为指示函数，令虚拟变量It (α) ={qit-1<=α}，当qit-1<=α时，I=1，否则I=0ㄢ

方程式把FDI参数根据吸收能力是否大于分离值分成两部分（也许不仅仅分为两部分，或者是三部分甚至更多，关于这种情况计算会在后面的文章中说明）。这样该方程就面临四个问题：1.如何同时估计出门槛值α和参数β1，β2;2.如何检验原假设H0∶β1=β2;3.如何构建门槛值α的置信区间；4.如何获得参数的渐近分布。

设Sn（β (α) ，γ (α) ）代表式（1）的残差平方和，其中n是样本容量，这样清楚表明参数β、γ取决于门槛α大小。由于β、γ独立于α，Sn（β (α) ，γ (α) ）不是一个线性函数，而是一个随着变量ABC的特定值被划分为几个阶段的阶段性函数。但是对于给定的α值Sn（β (α) ，γ (α) ）是一个关于β、γ的线性函数。我们就可以用最小二乘法获得最小值，从而得到β、γ，我们用S（α）来表示上述残差平方和的函数。由假设可知，我们逐个将门槛变量的所有可能值带α，就可以通过最小化S（α）来获得估计值。

简单了解门槛回归模型以后，下面我们进行实证的检验。

三、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为了保证检验的科学性、准确性，搜集了中国32个省市2003-2007年（数据来源是中国统计年鉴和各个省市的统计年鉴）的数据，来完成这次门槛回归的检验。

首先确定一下各个变量的衡量指标。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用FDI对GDP的贡献率来衡量，也就是FDI/GDP来表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技术差距用Blomstrom (1983) 、Kokko (1994) 提出的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指标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用专利数量来表示，人力资本则通过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法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指标体系。（具体数据见附录）

然后将搜集整理好的数据用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出表1:

由上述检验结果我们看到，当技术差距比较大，也就是人均劳动生产率低于门槛值的时候，就会抑制FDI产生技术溢出，但是这种抑制作用不是十分明显，可以看作当技术差距大于门槛值的时候对FDI的技术溢出无积极作用，而当技术差距比较小，也就是人均劳动生产率高于门槛值的时候，就会促进FDI的技术溢出。由此可见，技术差距确实对FDI的技术溢出有着门槛效应。

下面我们将以省市为对象来分析，具体到每个省的情况是怎样的，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到，我国只有福建、河南、四川没有跨过技术差距的门槛，也就是说，在福建、河南、四川、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不能对FDI的技术溢出起到积极的效应。而其他的省市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门槛值，可以促进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我们印象中福建是比西藏、青海、宁夏经济发达的，可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其实福建虽然企业数量多，但大都是私营的规模以下企业，而且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因此，人均劳动生产率低于门槛值比较容易理解。而西藏、青海、宁夏看似经济不发达，但是企业的规模一般比较大，很多是国有规模以上的企业，技术就相对先进，人均劳动生产率自然就高了。所以说虽然福建的经济比西藏青海宁夏发达，但是就人均劳动生产率这点来看是没有比上这些地方的。

因此就四川、河南、福建三省的政府来看，应该采取措施，找出自己经济发展的短板，也就是人均劳动生产率比较低这块短板，加强一些培训机制，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样才能尽快跨过这个门槛，不要让技术差距成为限制FDI技术溢出的那个绊脚石。这样我国作为FDI的引入大国才能更好地利用FDI，使得FDI能够更好更快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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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军, 桂林.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了全球经济:基于经济学文献的答案[J].世界经济, 2008 (8) .

[3]邵军, 徐康宁.制度质量, 外资进入与增长效应:一个跨国经验的研究[J].世界经济, 2008 (7) .

[4]何洁.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J].世界经济, 2000 (12) .

[5]潘文卿.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世界经济, 2003 (6) .

[6]蒋殿春, 夏良科.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作用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 2005 (8) .

[7]Keller&Wolf gang.Absorptive Capacity:On the Creation and Acquisition of Technology in Development.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6 (49) :199-227.

FDI技术溢出 篇6

1.1 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外商直接投资是指取得或拥有国外企业经营管理权和控制权的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形式之一。二战以后, 由于生产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 跨国公司迅速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现代国际经济关系。

1.2 技术创新 (Technology Innovation)

技术创新方面的著名学者弗里曼认为, “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化转化。”缪尔赛认为, “技术创新是以其构思新颖性和成功实现为特征的有意义的非连续性事件”。国内学者彭玉冰、白国红 (1999) 认为, “企业技术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组织进行重新组合, 以建立效能更好、效率更高的新生产体系, 获得更大利润的过程。

以上均说明, 技术创新是指经济实体为了适应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变化, 借助内外力量引进某种新技术的过程, 它包括产品的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和材料创新等。技术上的某一新的发明若不被应用于经济活动之中, 不能称为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一个从创新思想的形成到创新成果被广泛应用的全过程。

1.3 技术溢出 (Technology Spillovers)

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技术转移, 这种技术转让行为对东道国会带来外部经济, 即技术溢出。根据MacDougall (1960) 最早的定义, 技术溢出是技术拥有者非自愿地提供技术给受让者, 而技术拥有者不享有任何回报的现象。可见, 技术溢出具有外部性特征。他第一次将技术溢出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Kokko (1992) 根据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效果, 将其定义为由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 从而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 但跨国公司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情形。Kokko的定义将技术溢出的主体界定为跨国公司。Pinglan (1996) 根据技术溢出的过程, 将其定义为跨国公司所拥有的知识伴随原材料的交换和东道国人才的流动流出或扩散出去的状态。上述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分别对技术溢出进行了描述。综合上述专家的观点,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包含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在非自愿的情况下, 通过各种渠道扩散到东道国, 促进当地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率的增长, 而投资主体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无意识的技术扩散效应。

2 FDI的技术溢出对东道国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

尽管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已在部分国家得到验证, 但目前它仍属于争议性问题。国外有大量实证研究表明, 虽然FDI的进入对于东道国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 但它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和扩散效应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东道国的政策支持以及企业自身的发展条件。即使东道国得到了部分技术转移, 也往往是比较落后的技术。很多情况下, FDI的流入甚至会抑制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可见, 东道国技术能力并不一定随着 FDI 的流入而提高, 其技术溢出效应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概括来说, 这些先决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东道国企业自有的技术能力积累程度。当地企业的现有技术能力是决定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如果当地企业有较强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 就能很快模仿、掌握投资方所带来的先进技术, 甚至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技术创新研究。如果当地企业初始技术水平较低, 技术吸收能力不足, 技术转移受到阻碍, 技术溢出效应难以产生。尤其高技术部门, 过大的技术差距反而阻碍了技术的转移与传播。

(2) 跨国公司投资动机。FDI 进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目的是利用当地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市场销售优势, 所转移的产品技术一般是下游环节和一般的加工技术, 很少从事实质性的研发活动, 其创新性技术几乎完全来自于母公司, 因而与本土企业的研发活动合作与交流较少。

(3) 东道国的市场竞争环境。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某一行业后, 如果没有形成适度的市场竞争环境, 外资企业即使不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也能继续维持其竞争优势, 外资企业高薪政策又进一步阻碍人力资本的流动, 这样技术溢出效应难以出现。如果市场竞争激烈, 产品、工艺创新不断, 外资企业就会加快引进新技术, 而国内企业为提高竞争能力, 会加大对新产品的开发, 进行创新研究活动。

(4) 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导向。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给予外资企业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但是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 如恶化了市场竞争环境、产生技术依赖、导致投资结构不合理等。

3 提高FDI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作用的对策

3.1 重视对技术的消化吸收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大力引进外资, 就是为了它所带来的先进技术, 是为了消化吸收这些先进技术, 并在这些基础上进行创新或模仿创新, 但如果没有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就只能停留在引进和再引进的层次, 就永远处于落后的境地。加强我国的技术转化能力是利用好FDI技术的溢出以促进我国技术发展的关键。通过鼓励我国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与跨国公司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真正实现从引资到引技术的战略转移。不仅仅为了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 还要通过学习、消化, 将技术转化为自我技术创新能力, 才能形成与外国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对接基础, 避免陷入依赖外国技术的恶性循环中。

3.2 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竞争充分的条件下, 跨国公司为获取高额利润, 会加大先进技术的转移。所以, 营造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与政策环境是促使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 从而诱导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在许多高新技术产业领域, 由于技术和资金壁垒很高, 东道国绝大部分的内资企业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具备与大跨国公司相竞争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 跨国公司毋须引入先进技术就能获取垄断地位。而如果在这一产业领域中同时引进多家跨国公司, 形成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 将促使跨国公司为维持竞争地位而自觉地引进新技术, 强化技术比较优势, 从而达到诱导其技术溢出的目的。

3.3 完善制度, 加强政策引导

要创造出加快FDI向我国本土企业技术溢出和扩散效应的外部环境, 需要政策的正确引导和完善的制度, 变技术落后的被动为主动, 合理、有效地吸纳新技术, 促进我国技术的发展。一是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 优化和改善投资环境, 针对跨国公司投资技术扩散尤其是眼法投资过程中所遇到的显示问题, 加强政策保护, 提高市场透明度, 保护投资主体的知识产权和创新成果,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加快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技术溢出。二是要完善”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 提升FDI技术准入标准, 确保技术转移的先进性, 配合以适当的经济政策引导外资进入关联性强、带动性大的行业, 为达到较好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创造条件。

3.4 加强产业配套, 提高产业集聚能力

跨国公司能否与我国企业、科研院所等形成有效的关联, 并在此基础上与跨国公司形成某种关系的战略联盟, 是决定技术溢出效应大小的关键所在。为此, 我们应该加强产业配套, 提高产业集聚能力。一方面, 利用产业集群效应来加大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群是指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 众多关联产业及相应支撑组织在空间上的大量集聚。产业集群通常会产生聚集效应, 所谓聚集效应是因一些特定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而产生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而产生的正外部经济效应。基于对聚集效应功能的认识, 我们可以积极利用集聚效应, 提高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 加强产、学、研结合, 不断完善高新技术产业链。国内的企业和科研院所可以积极与跨国公司联合, 形成有效关联, 建立起战略联盟。通过形成这种有效的关联, 可以使我们的企业和科研院所融入跨国公司全球技术创新的网络之中, 并从中诱导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 从而提升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

3.5 提高人力资本的素质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有力保障

人力资本是吸收技术能力的核心因素, 东道国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拥有良好素质的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素质的高低决定了技术溢出的强弱大小。我国要实现自主创新的目标, 关键就是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

一是支持企业培养和吸引科技人才, 国家应鼓励企业聘用高层次科技人才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 并给予政策支持。鼓励和引导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参与企业技术研发。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培养技术人才。鼓励企业对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实行激励政策, 探索建立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具体办法。

二是加大吸引海外及留学的高层次人才工作力度, 制定和实施吸引优秀留学人才回国工作和为国服务计划, 重点吸引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采取多种方式, 建立和完善适宜的留学人员引进体制, 并加大对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的资助力度。为留学人员创业营造良好市场机制。建立良好的留学人才和海外优秀科技人才在华工作的政策环境。

三是本地企业也应大力教育训练的投入, 培养知识与经验都比较丰富的员工, 特别是培养知识背景多样化的人才, 以增强企业的消化能力和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勇.我国FDI技术外溢及对策[J].经济纵横, 2006, (11) .

[2]侯润秀, 官建成.FDI对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6, (6) .

[3]孙文杰.FDI与本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评述[J].现代管理科学, 2007, (9) .

FDI技术溢出 篇7

产业集聚现象是产业空间分布的一种非均匀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地吸引了大量的FDI流入。相关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在东部地区 的产值占 全国总额 的70% 左右[1],而2000—2011年制造业在我国东部地区平均集中了82. 92% 的外商直接投资 ( FDI) 企业。产业在一国内区域 ( 地区) 集聚吸引大量外资的同时,通过FDI技术溢出效应对该区域 ( 地区) 的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而关于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 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却有不同结论:

一类研究结论是产业集聚可以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Markusen和Venables[2]从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互补效应的角度分析了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认为产业集聚促进了东道国当地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形成了技术互补的效应; 同时,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增加了企业的利润水平,有效吸收人力资本,为技术能力提升提供动力。Baptista和Swanm[3]建立的计量模型考察了产业集聚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关系,发现产业集聚促进FDI技术溢出是源于产业集聚增强了集聚区内企业之间显著的学习效应。Barrel和Pain[4]以及Guimaraes[5]研究则认为外国投资者会被吸引到产业相对集中的区域以降低投资活动不确定性风险, 同时集聚区内上下游配套的产业关联效应使得FDI企业可以获得廉价的中间品投入有助于其先进技术的扩散。张宇和蒋殿春[6]对中国1999—2005年21个制造业行业数据研究表明,制造业集聚能增强集聚区内部技术传播和扩散,使得集聚的东道国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FDI技术外溢获得技术进步。产业集聚通过利用劳动力流动、关联效应、示范效应促进FDI技术溢出; 同时集聚还会对FDI流入产生强化效果,使得更多的FDI流入集聚区域形成技术或研发中心,因此集聚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盖骁敏[7]也认为FDI技术溢出效应会受到产业集聚的影响,而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可以通过提高东道国企业创新能力、加强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的联系和发挥市场竞争等因素得以实现。

另一类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Birikinshaw利用生命周期理论研究表明,当产业集聚的发展程度不同时,其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有所差异: 成熟产业集聚区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正向效应明显, 而那些处于增长过程的产业集聚企业,其技术溢出效应只在短期内有明显正效应,长期却因产业关联度低、价值链比较短窄以及集聚根植性低的影响, 对集聚内企业的技术促进有限[8]。De Propris[9]更进一步提出产业集聚没有通过FDI促进母国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反,那些在东道国集聚的FDI企业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东道国的核心技术,形成所谓的 “逆向性技术扩散”。毕红毅等[10]利用2000—2009年28个山东制造业数据实证研究表明, 产业集聚抑制了山东省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 导致产业集聚企业的创新能力下降。

现有的研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 一是缺乏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 二是很少涉及不同集聚度产业的研究和分析。因此,本文研究突破之处: 一是借鉴内生技术进步理论模型并同时融入集聚、FDI两类因素,探讨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如何对一国产业技术进步产生影响,为相关研究提供较为完善和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是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从不同集聚度产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角度,对促进不同集聚度产业利用FDI技术溢出实现技术进步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2理论模型

2.1基本假设

假设一经济体包括3个部门: 最终产品部门、 中间产品部门和技术研发部门。经济体只有1种最终产品,用产量Y表示,由最终产品部门提供。劳动的供给L无弹性,一部分投 入最终产 品部门 ( LY) ,另一部分投入技术研发部门 ( LR) ,开发中间投入品,L = LY+ LR。经济体具体运行体系是: 技术研发部门使用LR进行技术研发,并将开发的产品销售给中间产品部门生产新的中间品 ( x) ,然后将新的中间品出售给下游的最终产品生产部门,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利用LY和x生产最终产品Y。

2.1.1消费者

消费者要实现最大化跨期效用:

其中,t表示时间,θ 表示边际效用弹性,ρ 是消费者的主观时间偏好率。

2.1.2最终产品部门生产函数

假定最终产品部门完全竞争,且以规模收益不变的技术进行生产,生产函数为:

x( i) 是本国国内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x*( i*) 是FDI企业生产的中间品。A表示国内中间品种类, A*是外资企业生产的中间品生产种类。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解释,A和A*也代表了技术进步 ( 知识增长) 。知识的增长也是资本生产的产品,为了研究简化,即假定一单位的中间产品x ( i) 耗费一个单位的物质资本K,知识存量 也是资本 存量的函 数, 那么:

根据对称性假定,均衡时有K = Ax,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当资本折旧率 δ 设定为零时:

2. 1. 3技术研发部门生产函数

Rivera和Romer[11]对内生技术进步的解释认为, 技术进步取决于研发人员数量和技术存量水平:

β 是研发人员生产效率,这种生产效率受到产业集聚的影响。产业集聚程度越高,研究人员知识和信息的交流越频繁,从而越有利于技术水平 ( 开发新产品的能力) 和生产效率提高[12],因此假定同时,开放条件下,东道国技术进步受到研发人员数量、国内企业技术水平和外资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在开放条件下技术进步也会通过FDI企业的集聚产生影响的。所以:

S( n) ∈[0,1]表示对FDI的技术吸收能力,因此和产业集聚水平n有关系。

2.2竞争性市场分析

2. 2. 1最终产品部门

最终产品价格标准化为1,即PY= 1,有:

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中间投入品对称进入最终产品的生产,因此具有相同的需求函数:

2.2.2中间产品部门

具有垄断竞争的部门特征,面临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又因为部门产出也是部门投入:

把上式px带入并对x求导可得 ( 对于FDI企业中间品生产同样道理) :

将公式 ( 11) 代入 ( 8) 和 ( 10) :

2.2.3研发部门

研发部门为垄断部门,研发产品价格为设计的新产品未来利润流的现值之和:

套利方程:

稳态时:

研发部门的利润最大化: 研发部门的生产者 ( 研发人员) 由于技术溢出效应,不能获得研发产品的所有收益,假定收益中模仿企业获得的比例为q,那么研发人员收益为1 - q,显然集聚会影响模仿企业的q比例,两者正相关。为简化分析,设立q = n,那么研发人员获得的研发收益(1-n)*q,5因此研发部门在投入研发人员过程中实现利润最大化时:

( 17) ( 18)

2.3消费者和市场均衡分析

根据公式 ( 1) 代表的消费者效用,得出最优消费路径:

结合上面的公式,可以求出用n表示的LY

为简化计算,进一步假定t时刻总技术水平存量指标AT=A+A*,而且:

μ 定义为国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差异, μ > 1即:A/A*=1/μ-1 ,代入公式 ( 20) :

因此根据公式 ( 7) 、( 13) 以及公式 ( 21) ,稳态时经济增长:

平衡增长路径上的消费 ( C) 、投资 ( K) 和产出 ( Y) 有着相同的增长率,因此:

根据公式 ( 22) 和 ( 23) :

对gA求关于n的偏导数,经过整理:

因此 ( 1) : 当n→0时由于S ( n) →0,g A = LR,公式 ( 26) 整理为:

( 2) : 当n→1时S ( n) →1,g A = μLR2,当LR- ( L = LR) = LR- LY> 0,即LR>L/2,公式 ( 26) 整理为:

根据公式 ( 27) 和 ( 28) 的结论,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一种倒U型的变化特征 ( 如图1) 。

可以看出,一国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伴随集聚度的变化呈现了倒U型变化,即先升后降的变化特征。这种倒U型变化特征说明,制造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可能存在一种临界效应,即集聚度较低的产业伴随集聚度的增加,FDI技术溢出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 当集聚度达到中等水平后, 产业集聚通过FDI技术溢出促进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递减; 集聚度的增加并没有促进FDI技术溢出, FDI技术溢出受到限制。从公式 ( 26 ) 、 ( 27 ) 和 ( 28) 中看到,这种变化特征会受到产业集聚 ( n) 、 外资溢出水平 ( S) 、劳动力禀赋 ( L) 以及技术研发投入水平 ( LR) 等因素的影响。

3实证检验与分析

3. 1回归模型构建

为了解决产业集聚 ( GNi,t) 和外商直接投资 ( FDIi,t) 之间的内生关系,本文模型构建采用了系统GMM的方法,为了消除异方差影响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处理,得到模型 ( 1) :

其中,Yi,t代表技术水平,反映了一国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 GNi,t是基尼系数,代表产业集聚程度; FDIi,t代表FDI企业投资规模,因为我们根据理论模型推导结果,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因此,应该利用代表产业集聚指标的GNi,t的二次项与FDI交叉项与代表东道国技术进步的Yi,t的关系,反映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

根据理论分析,一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除了与集聚 ( GNi,t) 、FDI投入水平 ( FDIi,t) 相关之外,还可能会受到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竞争效应以及要素禀赋 ( 这里突出表现为劳动力投入) 、技术研发投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模型 ( 1) 中放入代表这几种影响因素GMi,t、MKi,t、LABi,t、RDi,t作为控制变量。

3.2相关指标测度说明

3. 2. 1技术进步 ( Yi,t)

用全要素生产率 ( TFP) 指标作为反映产业技术进步指标。本文使用非参数分析方法,即数据包络分析法 ( DEA) 、运用deap2. 1软件对2003—2011年间中国20个制造业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测定。由于测度TFP的Malmquist指数是一个环比指数,因此需要将测度的各年的Malmquist指数换算成以某年 ( 这里统一换算为2002年) 为基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 TFP) 。

3.2.2产业集聚度(GNi,t)

Wen[12]的区位基尼系数公式表示产业集聚度:

公式 ( 29) 中,分别表示t期,j、k地区,i产业工业总产值 ( 从业人数、资产总额) 占全国i产业的份额以及j、k地区工业总产值 ( 从业人数、资产总额) 占全国工业份额的比值。μ 表示产业i在各地区比重的平均值。

GNi的取值范围是在 ( 0,1) 之间。如果某产业在区际分布得越均匀,所有地区在某产业中所占份额都相等,区位基尼系数取值趋向于0; 如果某产业完全集中于某个地区,在该产业的区位系数为1,在实证模型中用 ( ln GNi,t)2和ln GNi,t表示。

根据2003—2011年的区位基尼系数平均值,将制造业各产业划分为高、中、低集聚度产业,其中GNi的取值范围在0至0. 35之间、0. 35 ( 包括) 至0. 5之间、0. 5 ( 包括) 至1之间分别是低、中、高集聚度产业 ( 如表1) 。

注: 本表是区位基尼系数的年平均值计算并经排序获得

3.2.3外商直接投资(FDIi,t)

本文利用了我 国20个制造业 外商投资 企业2003—2010年的工业生产总值与各产业当年的全部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衡量外资在各产业中的地位。在模型中用ln FDIi,t来表示。

3.2.4其他影响因素指标

规模经济指标 ( GMi,t) 是用2003—2010年工业生产总值 ( 2002年不变价格) 与当年产业的企业数量比值衡量,考察了各产业单位企业的生产规模; 市场竞争指标 ( MKi,t) 是衡量了各行业亏损企业个数占行业总体企业个数比重,比重越高说明市场竞争环境趋向激烈; 要素禀赋中利用了劳动力禀赋 ( LABi,t) 指标; 技术研发投入指标 ( RDi,t) 利用了技术研发支出在各产业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反映了R&D支出水平。表2反映了模型 ( 1) 中各变量对应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3.3回归结果分析

在模型 ( 1) 中,为了进一步演示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分布对控 制变量GMi,t、MKi,t、LABi,t和RDi,t做了回归形成表3中的模型 ( Ⅰ) 、 ( Ⅱ) 和 ( Ⅲ) ,同时考虑这几种控制变量后得出模型 ( 1) 的结果 ( 如表3) 。

注: 1)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z 值; 2) * 、**、***分别代表参数估计值在 1% 、5% 、10% 水平上显著; 3) 表中结果是使用 stata12. 0 完成的; 4) 表中所 Sargan 检验 p 值大于 0. 2,同时 AR ( 1) 和 AR ( 2) 的 p 值表示一阶存在自相关和二阶不存在自相关,模型结果是可靠的

根据表3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利用系统GMM方法考虑了模型 ( 1) 本身由于解释变量GNi,t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后,使用被解释变量Yi,t的一阶滞后变量Yi,t - 1做工具变量的情况下,ln GNi,t二次项系数与ln FDIi,t交互项系数 β1除了在模型 ( Ⅲ) 中负效应不明显之外,其他3个回归结果都呈现明显的负 效应 ( 回归系数分 别是 - 0. 124、 0. 156和 - 0. 087 ) ; 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产业集聚 ( ln GNi,t) 的技术进步效应非常明显,在4个回归结果中都 呈现明显 的正向效 应 ( 0. 852、0. 661、 1. 523、1. 345) 。因此,根据有关模型 ( 1 ) 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大致得出如下判断结果:

( 1) 我国20个制造业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了倒U型变化特征。在目前理论模型分析的前提,在逐一控制了规模经济、市场竞争、劳动力禀赋以及研发投入等因素前提下,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了倒U型变化特征 ( 如图1) ,这与我们理论模型推导结论是一致的。

( 2) 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 ( ln GMi,t) 和市场竞争效应 ( ln MKi,t) 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呈现了明显的正向效应。可以看到产业集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都对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表1中不同集聚度产业分类也显示,高集聚度产业大多具备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而中集聚度产业技术投入稳定,产业市场竞争特征明显,这些都为产业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发挥提供了重要推动力量。然而,产业集聚通过劳动力禀赋 ( ln LABi,t) 对技术进步虽然为正效应,但作用程度大大低于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再继续利用劳动力来实现技术进步可能性减少。而产业集聚没有通过研发支出投入 ( lnRDi,t) 的增加促进技术进步,这说明制造业研发支出增加水平不能满足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的促进要求。

注: 表中结果是使用 stata12. 0 完成的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开放条件下制造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了倒U型变化特征

本文通过利用2003—2011年中国20个制造业数据,利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与理论模型相一致的结论,即伴随产业集聚度的增加, 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倒U型变化特征。这种倒U型变化特征说明,制造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可能存在一种临界效应,即集聚度较低的产业伴随集聚度的增加,FDI技术溢出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 当集聚度达到中等水平后,产业集聚通过FDI技术溢出促进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递减; 集聚度的增加并没有促进FDI技术溢出,FDI技术溢出受到限制。因此,制造业不同集聚度产业利用FDI技术溢出实现技术进步的途径应该区别对待。

4.2不同集聚度产业利用FDI技术溢出实现技术进步的途径有所不同

根据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倒U型变化特征,以及表1中不同集聚度行业类别划分,对不同集聚度产业利用FDI技术溢出实现技术进步的途径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 1) 高集聚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是促进FDI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受垄断性质的影响,集聚的市场竞争效应以及一些产业 ( 如烟草制品业、石油炼焦业等) 对外资的限制抑制了产业利用外资实现技术进步,因此,这类产业中除了限制外资的烟草制品业、石油炼焦业等产业外, 像交通设备制造业、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如果能通过加强集聚区内与FDI产业之间的技术关联度,在适度引入竞争基础上摆脱低附加值生产模式,并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对技术带动, 是可以实现产业技术进步。

( 2) 中集聚度产业与高集聚度产业比较而言, 一直以来这类产业中的食品加工制造业、纺织品制造业、造纸业等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形成共存的市场竞争机制,产业集聚的市场竞争效应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具有垄断性质的高集聚度行业, 可以有效促进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同时,这类产业研发支出比重趋于稳定。因此应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而外资的引进要适度,特别是要避免市场寻求性FDI以及由此可能带来对技术溢出效应的限制作用,加大自身技术创新资本投入,实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FDI技术溢出 篇8

一、东道国发展水平

东道国对FDI的吸收利用程度与其自身的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关系。东道国较高的发展水平意味着较为成熟的市场结构和竞争机制、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 这些因素使东道国在对技术及外来资本的转化吸收上更具优势。相反, 如果东道国的发展水平较为低下,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就不显著, 甚至会阻碍东道国的技术吸收和技术进步。

1、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与技术水平

一般而言, 只有当某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达到一定水平时, 才会形成较强的竞争承受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 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落后于技术扩散方, 所以对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没有良好的吸收机制,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1) 东道国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

FDI渠道传递的外国R&D资本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与当地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 这是陈继勇 (2008) 通过分析研究中国29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1992—2006年的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何洁 (2000) 考察了1993—1997年FDI对我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影响, 发现FDI外溢效应的发挥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制约, 外溢效应对当地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规模扩大的基础上。方友林、冼国明 (2008) 利用中国大陆29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1994—2006年的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FDI对中国国内资本形成的挤入挤出效应, 发现FDI对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国内投资不存在显著的挤入挤出效应, 但对西部地区的国内投资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而中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2) 东道国的人均收入、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显示出比发展中国家更加优越的FDI技术吸收条件, 发展中国家在吸收能力的提高上, 往往受制于上述条件的限制。Blomstrom和Wolf (1994) 通过对101个国家的比较分析, 发现FDI的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 而在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这种溢出效应存在的证据。Balasubramanyam (1998) 认为FDI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工具, 但前提是东道国必须具备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充足的人力资源。因此, 只有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才可能从中受益。

(3) 东道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

Kokko (1994) 研究了技术条件对产生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只有在跨国公司采用相对简单的技术、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小时, 技术溢出效应才会变得明显。Kokko认为, 当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技术差距过大时, 后者对技术难以消化和吸收。陈涛涛 (2003) 引入了“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的概念对FDI溢出效应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 当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较小时, 有助于FDI的技术溢出, 技术的吸收能力也会得到相应提高。

2、东道国的经济开放程度

东道国的经济开放程度直接关系到该地区能否吸引到高水平的跨国公司进行投资, 从而也必然影响到跨国公司技术外溢效应能否得到有效发挥。

第一,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随着该国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原因在于外资比重越大, 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 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Findley, 1978) 。较高的开放程度还意味着国内企业本身的技术能力达到了一定程度, 可以同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进行竞争 (蒋殿春、张宇, 2006) 。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 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 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 (邹志新、赵奇伟, 2008) 。

第二, 开放程度的提升扩大国内出口, 出口的扩大使国内企业获得更多利润, 从而为国内企业的技术革新和设备引进提供资金来源 (何洁、许罗丹, 1999)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 更有可能通过示范模仿、人员流动等途径获取FDI溢出技术, 提高技术吸收能力。

第三, 提升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可以扩大企业的市场规模、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 从而提高自身对FDI的技术吸收能力。Findley (1978) 、Koizumi (1977) 、Wang (1990) 、Rivera Batiz (1991) 曾分别从人力资本积累和中间投入品多样化的角度, 对FDI规模的扩大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严密理论分析, 证实了对外开放规模与FDI技术外溢效应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背景下, 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往往倾向于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包群、赖明勇 (2003) 的实证结果也表明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等因素都有助于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果。

二、东道国的研发水平

FDI技术溢出效应受东道国自身所具备的研发存量和研发投入的影响。东道国拥有的较高研发水平和知识存量不仅意味着东道国企业 (行业) 有较强的研发能力, 能带来新的技术成果, 而且还增强了东道国对外来技术的模仿、学习和吸收能力。

1、宏观层面

(1) 东道国整体研发存量对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

东道国所具有的研发存量对FDI技术的吸收有着重要影响。Keller (2001) 发现在1983—1995年间, G-7 (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 国家间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研发水平, 更加完善的吸收机制, 在吸收外来技术上比发展中国家更具优势。刘志铭、申建博 (2006) 在对吸收能力的文献总结中指出, 知识产品的生产具有很强的自我累计性和路径依赖性, 任何新知识都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

(2) 东道国研发投入对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

Kinoshita (2000) 将研发的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创新作用, 二是学习效应。他对捷克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国内研发学习、增进吸收能力的作用要远大于创新作用。Griffith et al (2003) 对OECD国家技术趋同假设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用研发投入作为指标的技术吸收能力是决定国际技术扩散的关键因素, 而技术落后国家自身的技术能力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

2、微观层面

东道国企业的研发水平影响FDI的溢出以及对FDI溢出技术的吸收。Cohen&Levinthal (1989) 在分析企业研发投入对其技术进步的作用时, 提出了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bility) 的概念。他们认为企业研发投入对其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研发成果直接促进技术进步;二是企业研发投入增强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与模仿能力, 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技术扩散。本文将更多关注后者的影响。

(1) 东道国企业的研发存量

东道国原有的研发存量不仅是其创新能力的源泉, 而且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Kokko (1994) 通过对墨西哥和乌拉圭两国制造业的研究, 发现FDI溢出效应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道国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吴建军、仇怡 (2007) 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 对R&D存量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 认为一国只有具备较好的研发基础, 才能对世界先进技术做出理智判断, 才有能力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模仿、改进和创新。

(2) 东道国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

Blomstrom&Kokko (1996) 研究发现, 企业的研发投入反映了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开发学习, 对东道国企业吸收FDI的外溢效果影响十分重要。当地企业对自身“学习活动”进行的投资越多, 就越能从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中吸收到更多新技术。Redding and R eenen (2000) 对研发活动的两面性进行了实证研究, 他们采用12个OECD国家1974—1990年的产业数据研究了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 发现在低生产率工业国家中, 如果有重要的R&D投入, 则它们赶超的速度就明显加快, 从而得出了创新作用R&D和吸收作用R&D同样重要的结论。蒋殿春、黄静 (2006) 从微观层面出发采用Kokko (1994) 在分析墨西哥FDI溢出效应影响因素时采用的方法, 考察吸收能力对FDI溢出效果的影响。认为中国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对提高技术吸收能力有着积极作用, 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大, 与外商的技术差距就越小, 外商与国内产业的联系就越密切。

(3) 东道国企业自身的规模、技术以及管理水平

东道国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规模大小, 对企业的研发水平也会产生相当影响, 进而对FDI的技术吸收能力产生影响。刘志铭、申建博 (2006) 认为, 如果东道国企业吸纳能力不足 (包括东道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技术条件等) , 就不能与外资企业形成有机关联。若外资公司与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和管理能力差距达到一定限度, 则很难形成合作关系, 外资公司进而会选择在国外进口配套产品, 最终形成外资公司“两头在外”的经营活动, 从而很难对东道国产生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

三、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1、“人力资本门槛”效应

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对FDI技术的吸收能力有很大影响, 人力资本水平是组成东道国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的重要部分 (Narula, 2004) 。人力资源条件对FDI的技术外溢产生很大影响。大量研究表明, 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源达到一定水平时 (人力资本门槛) , 才能很好地吸收外资和技术。

XU (2000) 对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与溢出效应进行研究, 发现随着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明显增大。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 (受中学教育程度以上) 低于1.3年时, 回归结果显示FDI技术外溢效应为负值;介于1.3至2.4年之间时, FDI技术外溢效应为正值, 但统计意义不显著;只有超过2.4年时, 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才有显著的统计意义。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 (1998) 在研究了69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实践后发现, FDI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 即只有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时, FDI的溢出作用才显著, 而且这一作用要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作用。同时, 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临界水平”, 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充足时, 东道国才能吸收FDI的外溢技术。王志鹏、李子奈 (2004) 重新构建FDI外溢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 利用我国1982—2001年29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数据, 发现人力资本门槛假说 (Threshold) 在我国是成立的, 即只有人力资本大于25.07% (大中专学生占所有在校生的比例) 的地区才能从FDI的增加中获得好处。

2、人力资本分布

人力资本的分布状况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对自身吸收能力的影响。Lankhuizen M. (2001) 从人力资本分布结构角度研究了人力资本与FDI效应的关系问题, 进一步探讨了人力资本在生产与非生产部门的分布对吸收能力的影响。作者认为, 所谓人力资本分布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活动结合的程度。他用两类指标表示这种结合程度:一是研发人员 (工程师、科学家) 占总人口比重, 来代表人力资本的绝对值;二是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研发人员占全部研发人员的比重, 来代表人力资本的内部结构。实证结果表明:与人力资本的存量水平相比, 人力资本分布结构能够更有效地衡量人力资本对FDI效应发挥的影响以及对FDI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杨蓉、赵曙东和刘正良 (2006) 对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9—2002年的科技人员与经济活动结合的程度 (以此代表各地区人力资本分布结构) 进行研究, 发现中国人力资本在总体层面上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但对提高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甚小;而人力资本在企业层面 (科技人员下企业的比重、企业员工中科技人员比重) 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大, 但对FDI效应的促进作用明显。

3、关于人力资本的其他研究

除了对人力资本门槛和人力资本分布的研究外, 还有一些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是从其他方面入手的。较有代表性的是:David L.Carr、James R.Markusen and Keith E.Maskus (2002) 通过计量分析得出结论认为, 美国公司对外投资除了看中当地的市场规模、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标外, 劳动力技能、基础设施的质量也是关注的重要因素。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虽然偏低, 但却技能不高, 从而导致没有吸引FDI的能力, 或者吸引FDI的能力非常有限。Borensztein&Gregorio&Lee (1995) 的理论模型, 首次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将东道国的吸收能力量化。结果表明FDI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而且这一作用要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作用。同时, 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临界水平”, 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相对充裕时, 东道国经济才能享受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Eaton和Kortum (1996) 发现, 国际专利度量的流入所引致的技术扩散随着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而增长。Lee (2000) 利用横截面数据检验了计算机使用的资本—技术互补关系, 发现居民受教育程度是计算机技术使用的重要影响变量。

四、东道国的制度因素

东道国制度方面的完善程度对技术吸收能力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知识产权具有两大特点:一是非排他性, 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 (张宗庆, 2002) 。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东道国必须具备比较完善的保护制度。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给予知识产权投资方较高回报率的预期, 合理的保护会降低技术提供方对侵权的担忧, 使之有较高意愿转让先进技术。

1、东道国企业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可以通过交易和管理实现经济回报和升值的财产, 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及机构视为关键性经济资产, 并采取积极主动措施和战略加以开发、管理和利用。在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环境下, 掌握竞争对手无法获得的创新技术, 是众多企业在惨烈竞争中获胜的核心竞争力。知识产权是跨国公司核心经济资产和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在其进行投资时通过内部贸易大量转移到东道国的分支机构, 成为主要的投资标的 (裴秋蕊、卢进勇, 2006) 。Sherwood (1990) 的研究表明, 国外的高技术企业不愿意把最新技术转让给知识产权保护较弱的国家的企业。此外, Sherwood的另一项研究显示, 在377个跨国公司中, 有80%表示如果有更好的法律保护, 他们将会在研发上投入更多, 为本地雇员提供更多培训, 这都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吸引外资的重要性, 尤其是涉及技术转让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

2、东道国政策保护

FDI技术溢出 篇9

一、产业内水平溢出效应

产业内溢出效应是指, 技术由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向东道国同一产业的本地企业扩散和溢出的过程。产业内溢出主要通过引入市场竞争、示范—模仿效应、导入管理模式和企业精神等途径实现, 目前国内外关于产业内水平溢出效应的研究比较少, 而且研究证明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大部分应该发生在行业间, 而不是行业内。

OECD (2006) 分析了开放的服务市场对技术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和扩散所起的显著作用。它提出了技术溢出的三种方式:上游垂直技术溢出、下游垂直技术溢出、水平技术溢出。上游垂直技术溢出是指外国公司在本国建立工厂对本地供应商有一个技术溢出, 比如说, 一个跨国公司, 它可以选择从本国进口原材料, 也可以选择在当地直接进行采购, 从成本、运输、时间来考虑,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本地供应商的技术水平来提供符合自己要求的产品, 所以技术转移发生了, 跨国公司也会对员工进行培训, 提高本国工人的技术水平, 并且允许人员来厂参观学习, 这样都有利于当地企业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并快速生产出跨国公司所需要的产品。下游垂直技术溢出, 是指跨国公司和当地消费者之间的技术溢出。和商品贸易不同, 服务贸易有一个特点就是消费者是在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消费服务的, 消费者常常从服务的一开始就参与服务, 在这个过程中, 外国企业和本地企业都可以利用这些技术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水平技术溢出, 水平技术溢出发生的较少, 因为很少有企业会帮助自己的竞争者来提高生产力水平, 同时垂直技术转移也会对本地竞争企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Findlay (1978) 认为, 跨国公司具有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技巧, 其进入会对东道国企业产生一种“传染效应”, 使东道国受益。Todaro (1985) 也认为, 跨国公司向东道国提供了包括技术知识、管理经验和企业家才能在内的“一揽子”资源, 通过人力资源培训项目和干中学的过程, 它们被传递给了当地的企业。

二、产业间垂直溢出效应

产业间垂直溢出效应是指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 通过产业之间的纵向联系促进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提高, 分为前向关联溢出效应和后向关联溢出效应。产业间垂直溢出效应较产业内水平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故关于服务贸易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这方面。

1. 国外相关研究

Arnold, J a vorc ik, Ma tto (2006) 以1998年~2003年捷克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的开放对以依靠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的工业企业的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 服务业的开放对国内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作用显著, 而衡量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指标:允许外商进入、私有化程度、行业竞争水平中, 我们发现外商进入是促进国内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关键。Jong-II Kim and June-Dong Kim (2000) 服务业的开放被认为可以对以服务作为中间投入的制造业有积极的作用, J ong-II Kim a nd J une-Dong Kim对1990-1997年Kore a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各部门的生产率进行了考察, 尽管1990年服务业开放, 但技术溢出效应需要时间进行观测, 不能直接作出判断是否服务业的自由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影响。但是, 我们看到在FDI流入比较多的运输服务业中, 服务业自由化后全要素生产率有一个明显改善。Rivera-Batiz and Rive ra-Ba tiz (1992) 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 通过模型分析后认为, 商务服务业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有利于提高下游产业 (即以商务服务部门作为中间投入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Hoekman (2006) 研究认为, 服务业的发展可能会对一些国家出口增长起到助推作用, 他分析得出, 在开放条件下, 服务业的发展将是一国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服务业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引进金融、电信、交通运输等基础服务领域的FDI来提高自己服务业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的水平, 从而促进该国经济发展。Amiti (2005) 证实了生产者服务部门的自由化对国内下游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Ruotinen (2003) 重点分析了一国在允许外国中间服务生产商以FDI形式进入国内市场时对该国国民福利的具体影响。Ma tto, Ra thind ra m (2006) 采用60个国家1990年~1999时期的数据表明金融和通信技术服务的开放可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Markusen (1989) 研究发现, 服务市场开放能够改变商品贸易的格局, 使得原来需要进口的商品, 因为获得高效率的国外生产者服务投入反而开始对外出口。

2. 国内相关研究

方慧 (2009) 选取中国服务业1991年~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服务贸易对中国服务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结果表明, 服务业FDI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尹小红、王平 (2007) 通过模型分析和定性分析来验证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业是否存在正的经济效应。并得出在现阶段,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正处在起步阶段的服务业产生了正向效应.并提出了提高我国服务业利用FDI效率的对策。黄建锋 (2007) 采取1990年~2005年的国内数据, 建立了一个多元回归模型, 实证分析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 以FDI衡量的商业存在服务贸易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 并预计, 商业存在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将日益显著。王红平 (2009) 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实证表明, 服务业FDI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将会促进SGDP增长0.626个百分点, 服务业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的作用促进服务业经济增长。后又选取了7个主要的服务行业建立面板模型, 得出房地产引入外资对GDP的贡献比较大, 然后依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金融业,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教育,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查贵勇 (2007) 在研究中提出了, 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由于其要素密集型以及市场结构的差异导致了技术溢出效应方向的不同, 比如房地产业具有负的溢出效应, 而金融保险业的正溢出效应较强。查冬兰、吴晓兰 (2006) 选取了1998年至2003年江苏省服务业各行业为研究样本, 以生产总值作为技术进步的测算因子, 对于江苏省服务业进行了实证分析, 他们认为房地产业引入外资对于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较大, 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以及建筑业, 但与前者差距较大, 接下来就是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贡献度较小。

由于我国服务业开放较晚, 国内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大多数都基于服务业整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得出FDI对经济增长有正的促进作用, 而关于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还较少, 随着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不断加大, 服务业在整个GDP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国内关于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会越来越充分。

摘要：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 世界服务业投资以每年15%的幅度急剧增长, 目前服务业FDI已占全球FDI流量的一半以上, 在此国际大背景下, 国内外有关FDI的研究开始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而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作为服务业FDI福利效应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 本文将从产业内水平溢出效应和产业间垂直溢出效应两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关键词：服务业,FDI,文献综述

参考文献

[1]Hoekman, Bernard.2006.“Trade in Services, Trade Agreeme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

[2]OECD.2006.“The Linkages Between Open Services Market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OECD Trade Policy Working Papers

[3]方慧.服务贸易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1991～2006年数据.世界经济研.2009 (3)

[4]黄建峰.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及实证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2007

[5]尹小红、王平.外商在华服务业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知识经济.2007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