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的技术溢出论文

对外开放的技术溢出论文（共8篇）

对外开放的技术溢出论文 篇1

一、逆向技术转移机制的内涵

随着发展中国家从事对外投资活动的增多,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逐渐通过对外投资项目,吸引和学习东道国有关先进技术,通过对技术先进国(一般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获得逆向技术转移。这种现象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中,主要通过技术溢出等方式来实现。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发展中国家企业虽然在国际直接投资的具体传导途径上可以有不同选择,但从发达东道国到逆向投资企业的先进技术要素流动路径则有基本的一致性。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企业通过向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到其所在产业高端技术的聚集地,与当地生产要素结合,尤其是不可流动和流动性差的生产要素。

(一)高效率逆向获取高新技术产业资源

与我国引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同,先进技术的传导方式是由投资活动过程中的东道国传导到母国的,其方向是逆向而行的,因而称为逆向技术溢出。这种方式溢出的技术具有高质高新高效的特性。

(二)参与产业技术革新的最新阶段,突破引进技术的瓶颈限制

把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作为获取核心技术的主要途径对发展中国家是不现实的,其原因在于一国对自己核心技术的保留以及产品的生命周期特性,就其根本原因在于引进国与投资国技术转移的动机冲突。

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企业在东道国子公司或研发机构的吸收机制与嵌入机制较弱

国际直接投资作为一种战略性投资,对投资企业本身的机制要求很高。仅就获得技术溢出这一方面来说,企业在东道国子公司或研发机构的吸收机制与嵌入机制是重要的两个因素。

(二)所获技术与国内企业和市场发展需求的错位

在企业层面逆向溢出效应发生作用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海外子公司或研发机构所获得的先进的技术或信息,要通过有效的内部渠道转移到中国的母公司,并切实得到应用和服务于国内市场的开拓与发展。

(三)可能存在对国内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

国际直接投资必须在前期投入大量的资金,由于资金实力有限,就可能导致企业忽视了对国内研发的投入。

(四)产业和国家层面的溢出机制较弱

国际直接投资的反向溢出效应从公司层面延伸到母国的产业乃至国家层面,从而促进整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各种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并且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

四、我国企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逆向技术溢出的策略

(一)提高在发达国家的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

要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尽量靠近先进技术的溢出源,研发投入大量集聚的地方,这正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所具备的。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五国的研发支出占全部OECD国家的93%。可以说这五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研发支出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可以视为先进技术的溢出源。然而在我国的对外投资中,这五国还并非是首选和集中的地方。企业要把对外投资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考虑,作为一个提升企业技术水平的有效途径,那么对发达国家的投资,特别是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的投资,就必须成为企业基本的出发点。

(二)改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进入模式一般表现为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和合资企业三种形式。

(三)加强我国企业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和嵌入能力

1、吸收能力。

首先,要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有机结合。从我国国情出发,将技术创新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全面管理相结合,进一步转变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鼓励企业设立各类研发机构和增加科技投入,使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其次,通过市场机制、政策推动,打破“产学研”条块分割、相互封闭的格局,进一步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的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建立以企业为核心、产学研紧密合作的机制,支持和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再次,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创造性,建立健全各种激励机制。

2、嵌入能力。

在嵌入能力方面,为了真正嵌入到当地产业集群中,获取由此带来的各种获取逆向溢出效应,企业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中国企业当地子公司和研发机构必须在充分了解当地经济、文化、法律的基础上,努力在运行机制、管理框架、组织体系等方面尽量与当地企业保持一致,为与当地企业、政府和各类中介机构建立联系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二,探索各类合作方式,加大与当地企业的合作。在当地寻找适合的上下游企业进行合作,以达到更快了解和进入当地市场、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价值链的目的,最终实现扩展企业获取先进技术和前沿信息的空间。第三,加大与当地政府和各类中介机构的合作。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有利于把握当地经济政策发展方向和动态,更好的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和获得政府的支持;充分利用当地金融机构、风险投资机构提供的融资机会,以此增强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投入。

五、结论

当前我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国际直接投资并没有得到所预期的逆向溢出效应。但是,由于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这种战略性投资将能给中国技术进步带来的促进作用。我们要做的应该是不断改进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促进这种逆向溢出效应的充分发挥。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指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以后不仅没有技术溢出,相反的却从当地企业吸取先进技术,此时技术流动方向为从东道国企业流向投资国企业。技术逆向溢出现象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其通过技术获取型国际直接投资获得东道国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带来的技术水平的提升。我国企业必须充分认识这个变化趋势,通过不断地学习与创新,塑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参与全球竞争。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刘明霞 世界经济研究 2009/09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刘明霞 国际商务 2009/04

对外开放的技术溢出论文 篇2

关键字 垂直分工 技术溢出 接受能力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1主要文献

垂直专业化分工（vertical specialization）作为一种分工方式最早由Balassa（1967）提出，Hummels、Papoport和Yi（1998）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完善，将其定义为，一个国家使用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生产出的产品一部分作为中间品被出口到另一个国家。在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现象研究的过程中，学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的表达。Jones和Kierzkowsk（1990）提出了“分散化生产过程（fragmented production）”的概念，定义为生产过程分离开来并散布到不同空间区位的分工形态；Feenstra把垂直专业化称为“全球经济生产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用不同贸易指标度量了这一生产方式拓展情况，并评论了信息革命对这一进程推动作用。Arndt和Kierzkowski（2001）发表的论文集中用不同的词汇表达垂直专业化分工这一现象，如全球外包（global sourcing）、海外外包（offshore sourcing）、转包（sub-contracting）、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等。根据Hummel等人的定义，垂直专业化分工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由多个连续的可分解的过程或环节构成；（2）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国家分别在产品生产过程的某一阶段从事专业化生产；（3）至少有一个国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中间投入品是通过进口取得的，其产出的部分产品又被出口，

2基本理论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O模型）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各国间要素禀赋差异的基础。贸易理论认为，由于不同的国家拥有的资源数量的多少具有差异性，导致同一个产品的生产成本在不同的国家中亦会产生差异。如果国家1拥有的劳动力生产要素多于国家2，则国家1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具有优势；如果国家2拥有的资源生产要素多于国家1，则国家2在资源密集型产业中具有优势，这种拥有的要素量的差异程度决定了两国分工和贸易关系格局。

从模型中可以推出，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具有大量的资金与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在满足本国需要的同时，出口到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主要从事于资源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在满足本国需要的同时，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分别以自己具有优势的产品进行交换。

如果在两个国家分别独立的情况下，两国分别独立生产两类产品，在这两个国家内部都存在完整的产业体系，既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又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当两个国家的经济不再独立，而从独立到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在利益驱动下，两个国家都逐渐减少自己不具有要素优势的产品生产，而越来越多地用进口来替代，最终各自都集中于自己具备要素优势的产品上进行生产，形成双方间的产业分工格局。

1978年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边际产业理论”。其认为，投资国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首先对外进行转移，即是投资国的边际产业。相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先进入转移的行列；在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型高的生产环节首先进入转移行列；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环节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例高的生产环节首先进入转移行列；在同一产业中，企业效率低下的比企业效率高的先进入边际企业的行列。中国学者贝毅、曲连刚与小岛清观点一致。其认为国际产业转移往往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开始，进而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往往是从相对发达的国家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再由次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样逐层推进。

3结论

随着市场一体化与生产分散化趋势的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产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成为促进产业发展，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从量的方面考虑，如果外资规模相对于内资而言偏大，形成一定的市场垄断，从而导致负面的挤出效应，说明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是越多越好，如果承接产业水平过小，对产业的促进效应太小，效果不明显；如果承接产业转移的水平过大，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形成市场垄断，也不利于东道国的产业发展。从质的方面来考虑，如果东道国与产业转出国的技术差距太大，一般认为其不会促进东道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如果选择承接产业的技术水平差距太大，会导致东道国产业在吸收外来技术的过程中出现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不但导致东道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无法提高，也导致产业转移方依赖自己在技术上的优势抢占市场，削弱东道国产业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Kokko A. Technology， 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Spillover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 43： 279-293.

对外开放的技术溢出论文 篇3

由于不同行业的OFDI存在规模和分布的显著差异, 因此技术外溢的差距也很大。鉴于此, 本文对国内不同行业OFDI技术溢出的差异进行研究。

国内外研究结果概述

国外学者Kogut&Chang (1991) 对1976～1987年日本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数量和美国的研发密度进行了实证研究, 力图找出日本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真正动机。研究结论证明了技术寻求型FDI (外国直接投资) 存在, 并提出技术溢出效应的猜想。[1]Lichtenberg&Potterie (2000) 通过对1971～1990美国、日本、德国等13个国家样本的分析, 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2]Braconier等 (2001) 对瑞典的FDI和OFDI数据进行面板分析后证实, 瑞典的FDI规模和OFDI规模都促进了国内获得的技术外溢。[3]Nigel Driffield&James H.Love (2003) 对英国制造业数据分析显示,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研发密集型产业中尤为突出。[4]Branstetter (2006) 以专利数据作为衡量对象, 对日本子公司在美国投资的数据进行分析, 证实存在双向外溢效应。即日本到美国投资不仅对美国本土企业存在知识外溢, 而且美国企业对日本的投资企业同样存在知识外溢现象。[5]

国内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赵伟、古广东、何元庆 (2006) 采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与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数据, 构建了数学模型, 分析结果表明, 我国逆向FDI能促进国内TPF增加, 并且分析了逆向FDI促进国内技术进步的机理。[6]刘凯敏、朱钟棣 (2007) 采用了1985～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 通过实证分析、因果关系检验, 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使国内全要素增长率提高的结论, 即不仅获取TFP是对外投资的动机, 而且提高TFP能进一步促进我国增加对外直接投资额。[7]王英、刘思峰 (2008) 借鉴C-H模型, 采用1985～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与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成正相关关系, 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效果小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8]邹玉娟、陈漓高 (2008) 采用1987～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和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同步性, 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国内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不明显, 其原因可能是我国尚处于对外直接投资强度不大、规模较小的阶段。[9]白洁 (2009) 采用了1985～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量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但效果不明显。[10]刘明霞 (2010) 利用2003～2007年我国各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构成面板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验证了逆向技术溢出存在, 但省级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11]虽然有这些研究成果, 但是对行业之间技术溢出差异的研究却很少。李蕊 (2003) 通过数据和案例分析了制药业和电子业, 初步得出我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技术寻求动因。[12]欧阳艳艳、喻美辞 (2011) 也尝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差异进行分析。[13]

根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区位分布、行业分布、主体及海外并购显现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本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行业进行分析。

计量模型和数据来源

1.建立模型

生产函数Y=ALαKβ, 并且假定国内各行业技术进步来源于OFDI和FDI, 则:

其中, OFDI和FDI分别代表FDI流出和FDI流入, θ、ξ分别表示FDI流出、FDI流入对本国技术变化的弹性。

将 (1) 式两边取对数, 可得到基本回归方程:

其中i代表行业, t代表时期, cit代表截距项, εit为随机误差项, TFPit表示第i个行业第t期的全要素生产率, OFDIit、FDIit分别代表第i个行业第t期的FDI流出、FDI流入。

2.数据和变量说明

根据行业数据的特点, 采用非参数分析方法 (DEA法) 计算我国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可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水平变化指数。

本文基础数据主要来自2004～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由于逆向溢出的长期效应比短期效应的研究更有价值, 所以本文选择我国各行业的对外投资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运算结果分析

全国各行业的样本数据运用DEAP2.1测算, 所得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为 (见表1) :

表1罗列了2004～2009年我国19个行业的Malmquist值。从表中可知, 采矿业、制造业、金融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Malmquist值增长较快, 在19个行业中共有18个行业Malmquist值均值超过1, 只有住宿和餐饮业的Malmquist值均值无显著变化。从整体上看, 我国各个行业都呈现出较为均衡的稳步增长趋势。

(注:I (1) 农、林、牧、渔业;I (2) 采矿业;I (3) 制造业;I (4)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I (5) 建筑业;I (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I (7)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I (8) 批发和零售业;I (9) 住宿和餐饮业;I (10) 金融业;I (11) 房地产业;I (1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I (13)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I (1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I (15)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I (16) 教育;I (17)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I (1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I (19)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根据表2提供的各个行业的技术效率变化均值和技术进步变化均值, 得出各行业的Malmquist指数均值变动情况 (见下图) :

由上图可知, 在技术进步变化均值方面, 金融业的技术进步最大,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增长较为缓慢;在技术效率变化均值方面, 采矿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技术效率变化较快, 而住宿和餐饮业,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技术效率变化较慢。总体看, 我国的19个行业技术进步变化都大于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对Malmquist指数的贡献较大, 推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

对测算出的Malmquist值进行相应的变换, 可得到各行业的TFP。假定2004年的TFP为1, 则2005年的TFP等于2004年的TFP乘以2005年的Malmquist指数, 依此类推, 结果为 (见表3) :

用Eviews6.0对2005～2009年的Ln (TFP) 、Ln (FDI) 、Ln (OFDI) 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结果为 (见表4) :

从回归结果可看出, OFDI的回归系数为0.006303,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虽然不大, 但是却为正, 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确能促进国内技术的提升。而FDI的回归系数为-0.003591,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负值, 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非但未对国内技术进步起促进作用, 反而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究其原因, 与外商在我国主要投资的行业为制造业、房地产业有关, 并非技术密集型产业, 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竞争效应反而抑制了我国的技术进步。

结论

从本文的分析结果可看出, 我国的采矿业、制造业、金融业的逆向溢出效果显著, 这与我国对外投资的新格局新特点有关。制造业在我国对外投资总额中占35.8%、金融业占17.4%、采矿业占14.1%。与技术效率相比, 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更大。

虽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逆向溢出效应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贡献度不大;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非但没有促进, 反而有抑制作用。

摘要：本文运用DEA模型计算出2004～2009年我国各行业的Malmquist指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 并将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从行业层次上看, 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大的行业, Malmquist指数高, 逆向技术溢出效果更加显著。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

对外开放的技术溢出论文 篇4

关键词：技术转移；分割生产；技术溢出

国际分割生产过程主要是具有垄断优势的跨国公司依据东道国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将产品生产的不同阶段分别转移到不同国家生产的过程。东道国在承包跨国公司生产转移的过程中会得到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自身企业的发展和升级。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随之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的加强势必会有大量的跨国投资企业将产品生产阶段转移到我国来生产，利用我国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在此分割生产外包的过程中内资企业应该广泛与外资企业合作在联系和竞争的过程中获得技术转移的效应促使自身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

一、技术转移研究背景

于丽英（2004）认为外资技术引进与我国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具有正的相关性，我国内资企业在外资企业合作过程中参照国外先进的技术模式对本企业的技术不断创新，技术转移带了内资企业的改进型创新[1]。王玲，杨武（2004）从企业技术整合的角度对技术转移的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企业在进行技术整合过程中所包含的技术选择、技术导入和技术内化的重要路径是技术转移，通过技术转移与纳入到企业整合的过程中促进了企业内部技术的创新[2]。朱桂龙，张华（2005）基于对外商在华进行直接投资技术转移价值的分析，认为由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存在技术的差距，加速了国际分割生产外包的进行伴随技术转移极大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3]。佟家栋，彭支伟（2007）认为“干中学”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外商企业先进的技术水平过程中通过“干”仿效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自身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4]。林进智（2011）通过分析我国ICT行业的外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跨国公司的转移生产对我国的技术创新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我国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5]。

二、技术转移效应溢出路径

一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承接生产外包的阶段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要素禀赋决定的，主要包括劳动力禀赋、研发资源禀赋和技术自主能力。跨国公司企业将产品研发、制造、营销等连续活动分解成若干个可以相互独立进行的阶段，这些阶段依据比较优势下的技术优势和成本优势布局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企业可以根据生产要素消费结构和价格以及不同场所的生产协调、质量控制、产品运输条件等因素决定生产地点，参与产品的设计、试验、生产加工、营销、销售等环节中。

（一）传染效应

跨国企业根据对东道国的自然禀赋进行对比，通过国际分割生产把产品生产的阶段分别配置到生产需要要素相匹配的国家从而节约生产成本。承包分割生产企业通过与内资企业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引起技术传染效应，内资企业在接触外商投资企业的先进技术的过程中学习和仿效，从体现性技术知识的机器设备、仪器和样本以及非体现性的专利、设计、图纸和工艺流程中会获得技术溢出，促进自身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竞争效应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建厂投资对本国企业的构成了竞争效应，从人才资源、生产要素以及自然资源的需求最终的是对消费者需求的竞争促使了当地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研发新技术降低生产成本使得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竞争博弈的过程中，由于技术转移溢出效应的发生，使得企业之间技术差距不断缩小，跨国企业国际分割过程为了维持自己垄断优势势必会从母国不断引进新技术从而新技术转移过程又一次发生。分包企业依靠自身的成本比較优势参与国际产业的外包产品生产过程中，外包企业向分包企业高质量的中间产品，有效率的生产流程，先进的制造工艺的过程中分包企业获得生产的技术外溢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使得分包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分包企业生产在产品市场上产生了“市场掠夺效应”，分包企业凭借自身技术外溢获得的生产优势，抢占生产资源、产品市场，其他企业为了更好的参与市场竞争只有不断技术研发和创新才能与分包企业更好的竞争[6]。

（三）联系效应

技术转移在产业间的溢出效应是通过企业相互联系发生的，跨国企业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国际分割过程与东道国当地供应商代表的上游企业具有后向联系，在外资企业生产时需要购买供应商的生产资料从而与上游企业发生业务上的联系会有技术转移的发生。外资企业与东道国的当地供应商企业具有前相联系的关系，在生产分割外包产品销售过程中需要当地销售商的参与，外资企业可能会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和进行管理方面的培训由此发生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转移。在国际生产分工外包的准备阶段，发包企业在比较优势原理下把本企业产品生产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生产阶段外包给具有成本优势的企业。在外包出口阶段，为了便于分包企业了解产品的性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对产品认知的差异，外包企业会在一定限度内展示其产品的特性，分包企业会通过展示的产品获得技术外溢由此导致的技术创新的部分流失，一旦贸易谈判失败，这种技术扩散往往得不到相应的补偿。

（四）培训效应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员工的培训也会产生技术溢出。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间产业分工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依靠技术优势为基础的分工，一种是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分工，即各国依靠各自的要素水平和丰裕程度参与产品不同生产阶段的生产。在企业参与生产外包的过程中一方面从“加工中学”即东道国企业在承接来自外商分割生产的外包过程中接触到产品新的生产流程和中间品，为了自身企业竞争力模仿和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工艺的过程中产生了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是在企业不断设计、改进、向市场推介产品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形成“从开发中学”[4]。

三、结论

东道国企业参与跨国公司国际分割生产的过程中，通过企业间的传染、联系、竞争培训效应从外资企业的外包过程中获得技术转移。东道国应该加大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吸引力引进拥有先进技术的公司给内资企业带来技术转移，同时东道国企业应加强自主创新不断缩小与跨国公司国际分割生产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一方面更好的接纳和吸收学习外商投资企业先进的技术，另一方面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加大自身竞争优势，跨国企业为了更好的参与到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自然资源的竞争引进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起新一轮的技术转移，不断促进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于丽英.利用外资的技术引进与中国的技术创新[J].科技管理研究，2004（1）.

[2]王玲，杨武.企业技术整合过程中的技术转移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11）.

[3]朱桂龙，张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技术转移价值实证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4）.

[4]佟家栋，彭支伟.从“干中学”到“加工中学”[J].南开学报，2007（6）.

[5]林进智.技术创新对FDI溢出效应的传导[J].产业经济，2012（1）.

对外开放的技术溢出论文 篇5

一、计量模型构建、数据筛选与处理

( 一) 模型介绍及构建

1. C - H模型。国际贸易是技术跨国转移的主要途径,Coe和Helpman在1995 年提出了国际R&D溢出基本模型,认为开放经济体的技术进步取决于国内R&D投入和进口贸易所产生的国际R&D溢出,其形式如公式( 1) 所示:

其中t表示时期,F代表开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α0是模型的常数项,α1和 α2分别表示国内和国外R&D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Sd表示国内R&D资本存量,Sm指代经由进口贸易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表达式为:

Sjt代表进口贸易国j的国内R&D资本存量,Mjt和Mt分别表示本国源自目标国j的进口额和与其他国家的进口贸易总额,ε 代表模型的误差项。

2. L - P模型。在修正C - H模型的基础上,Lichtenberg和Van Pottelsberghe ( 2001 ) 结合国际上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实际而提出了L - P模型,并将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技术溢出路径纳入到基本模型中,L - P模型表达式如公式( 3) 所示:

其中TFP表示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Sd是国内R&D资本存量,Sm、Sifdi和Sofdi分别代表经由进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C是模型的常数项,β1- β4指代经由上述三种路径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ε 代表模型的误差项。据此可以推知L - P模型比C - H模型更接近现实情况,具备较强的现实解释力。

在借鉴L - P模型思路的基础上,本文拟构建包含进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三种技术溢出路径的经济计量模型,同时考虑到人力资本、技术差距、研发强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对逆向技术溢出效果的影响,为防止数据异方差性和多重共线性对实证结果的有偏影响,构建如公式( 4) — ( 7) 所示的基础模型:

其中TFP表示国内各期全要素生产率水平,Sdomestic是国内R&D资本存量,Simport、Sifdi和Sofdi分别代表经由进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C1- C4是各模型的常数项,ε 表示误差项,交互项HtLn Stofdi、RDStLn Stofdi、TGtLn Stofdi和ZtLn Stofdi分别衡量国内人力资本水平、研发强度、技术差距以及母国知识产权政策保护的技术吸收效果也即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系数 αi、βi、γi和 ηi,i = 0 - 4 指代模型各变量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

( 二) 数据筛选与处理

1. 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国内技术水平的衡量指标。由C - D生产函数Yt= AtKtαLtβ可推知全要素生产率At= Yt/ ( KtαLtβ) ,其中Yt、Kt和Lt分别表示t时期国内生产总值、资本存量和劳动者人数,α 和 β 代表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贡献度,即产出弹性。假设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因而有 α + β = 1 。

对等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根据以上对数公式且结合OLS回归分析法可得 α 和 β 系数值,代入至公式At= Yt/ ( KtαLtβ) 估算出历年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在估算过程中需对数据Y 、K和L进行相应处理和估计,产出Y依据历年GDP平减指数将各年名义GDP折算为以1985年为基期的实际GDP,劳动者人数L选用年末全社会就业人数表示,资本存量K采用永续盘存法( Goldsmith,1951) 来估计,其公式为Kt= It/ Pt+( 1 - δ) Kt -1,其中Kt和It分别表示t期固定资本存量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Kt -1指代上一期的固定资本存量总额,Pt代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δ 是资本折旧率。

本文将其设定为5% ,进一步地对It和Pt进行基期折算估计。这里结合张军和章元( 2003) 估算的1985 - 1991 年固定资本存量和投资价格指数数据,同时选取 《中国统计年鉴》中1991 - 2013年的上述数据并将其统一折算为以1985 年为基期的固定资本存量和投资价格指数数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将所得数据代入至资本存量估算公式可获得1985- 2013 年我国资本存量时序数据, 继而运用Eviews6. 0 软件对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者人数时序数据进行OLS回归估计,可得 α 和 β 分别为0. 4362 和0. 5638,代入全要素生产率公式可获知我国1985 - 2013 年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2. 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数据的估算可参照永续盘存法来进行,估算公式如下:

其中Stdomestic和St-1domestic分别表示t期和t - 1 期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ω 代表折旧率,这里取5% ,RDt表示各年实际研发支出。以上研究数据取自历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年实际研发支出数据由名义研发支出数据经GDP平减指数折算而得,基期设定为1985 年。

基期1985 年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数据,选用Griliches ( 1984) 的方法来进一步测算,其估算表达式为:

其中S1985domestic表示1985 年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RD1985代表1985 年实际研发支出额,g表示我国1985 - 2013 年平均研发支出增长率,ω 仍旧指代5% 的折旧率。根据永续盘存法且结合基期研发资本存量计算公式,可获1985 - 2013 年历年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数据。

3. 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为准确、合理度量经由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路径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本文引入如下三个公式:

其中Stofdi、Stifdi和Stimport分别表示t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途径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总额,Sjt和Yjt代表t期我国海外目标国j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和生产总值,OFDIjt、IFDIjt和IMPORTjt分别指代t时期我国对目标国j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和来自j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和进口贸易额。

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相类似,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推算继续使用前述的永续盘存法。鉴于数据可得性、国外科技研发集中状况和我国对外投资、外资以及进口贸易的主要方向,本文选取G7(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 和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等11国家为研究样本,同时将各国研发资本存量按永续盘存法和基期研发资本存量计算公式,统一折算为以1985 年为基期的实际研发资本存量数据,继而运用此数据和左侧推算公式对各国溢出的研发资本存量进行求和可进一步估算经由对外直接投资路径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总额,外资与进口贸易路径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可类似推出,在此不再赘述。上述基础数据来自OECD数据库、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由于数据统计缺失,1985 - 2002 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各年度批准的海外直接投资中方投资的存量数据代替。

4. 国内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强度。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逆向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鉴Barro和Lee ( 1993) 提出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法来衡量国内人力资本存量,其估算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Ht0、Ht1、Ht2和Ht3分别表示我国就业人员中拥有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比重,同时将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的受教育年限设置为6 年、9 年、12 年和16 年,由此得出人力资本存量数据。在研发强度指标方面,本文采用国内研发支出与生产总值之比的方法来测算,公式为:

其中RDSt、RDt和GDPt分别表示t期国内研发强度、研发经费支出和生产总值,所涉及原始数据来自各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5. 技术差距程度。现阶段我国尚与发达国家存在技术水平方面的显著差异,由此对逆向技术溢出吸收效果产生一定影响。为全面度量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本文借鉴尹建华( 2014)资本密集度之比的研究思路,对技术差距进行测算,具体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TGt表示t期我国与样本国家总体的技术差距,Ktd/ Ltd和Ktf/ Ltf分别代表同期国内和样本国家总体的资本密集度。国内资本存量Ktd沿用前文估算结果,Ktf为样本国家总体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该基础数据来源于历年 《国际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数据库,并经各国GDP平减指数统一折算为以1985 年为基期的实际数据。国内和样本11 国的劳动者就业数据Ltd和Ltf选自各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 《国际统计年鉴》。

6.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国际上通常采用由Ginarte和Park ( 1997 ) 提出的GP指数来测算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但该指标对于我国这种司法体系来讲还不足以充分反映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本文在结合国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借鉴GP指标体系且参照国内学者韩玉雄和李怀组( 2005) 的方法来进一步度量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该估算方法在修正GP指数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强度和执法强度因素。立法强度指标体系从是否为国际条约成员、权利丧失保护、执法措施、保护期限和覆盖范围等五个方面构建,执法强度指标体系涵盖律师比例、立法时间、人均GDP和是否为WTO成员四个方面,据此获得1985- 2013 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数据,以上基础数据来源于各年 《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 一) 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法来具体验证变量的平稳性,显著性水平设定在5% ,分析结果显示在表1中。从中能够看出模型变量原序列的ADF检验值均不同程度地大于5% 水平下的临界值,据此可以接受原假设,认为原序列存在单位根,即变量存在不平稳性。通过对一阶差分形式的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上述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差分序列通过了平稳性检验,成为一阶单整序列,继而可以此为基础来考察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注: 检验类型中的C、T、K分别表示单位根平稳性检验中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最优滞后阶数,N代表不包括趋势项T,D表示原序列对数的一阶差分形式。

( 二) 协整检验

ADF检验保证了变量序列的平稳性和同阶单整,为此可以进一步探讨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本文在此引入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完成以上任务,检验结果由表2 所示。如果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可以进而进行回归分析,考量变量间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

从检验结果来看,当r = 1 时,模型( 4)- 模型( 7) 的迹统计量大于5% 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相应的伴随概率P值也小于0. 05,由此可拒绝检验原假设,即认为变量间存在至少一个协整关系式,同时继续对上述模型进行以r≤1 为零假设的协整检验,依据结果可知模型( 4)- 模型( 7) 的临界值均大于对应的迹统计量,P值在0. 06 - 0. 2 的区间浮动,均大于0. 05 的显著性水平,可以接受检验原假设,即各模型方程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式。综合以上检验结果可推知各模型方程变量间有且仅有唯一的协整关系式,也即我国自主研发存量和经由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进口贸易途径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唯一的长期均衡关系。此外,技术差距、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研发强度和人力资本水平也是影响逆向技术溢出效果和技术变动的重要因素。

( 三) 回归结果分析

协整检验结果支持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观点,由此可以运用Eviews6. 0 软件并采取最小二乘法对模型方程组进行回归分析,探析变量间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回归结果显示在表3 中。从表3 中能够看出我国自主研发、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只是影响程度存在略微差异。具体地,国内研发支出每增加1% 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0. 0375 个百分点; 同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路径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也形成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根据模型( 4) 、 ( 7) 和( 5) 的回归结果,对外直接投资、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分别引致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0. 0163% 、0. 0176% 和0. 0227% 。纵观上述四种技术提升途径,尤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进步效果最弱,造成这种现象的缘故可能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尚处在发展探索和转型阶段以及投资行业、地域结构有待完善和调整等。

注: 括号内数字为相应回归系数的t统计值,*、**和***分别表示结果通过了10% 、5% 和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此外,从吸收能力方面来看,模型( 4)- 模型( 7) 的回归结果分别显示了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技术差距和研发强度对逆向技术溢出效果的影响。表3 中四个交互项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即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研发强度与逆向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的交互项每增加1% ,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增长0. 0382% 、0. 0153%和0. 0266% ,技术差异每缩小一个百分点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0. 0075% 。这说明以上四种吸收能力影响因子与国外溢出的研发资本存量形成协同效应,并显著地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的释放。因此,国内需在逐步缩小国内外技术差距的同时,不断加强研发投入,提高人力资本储备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以此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服务国内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

三、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获得如下几点研究结论: 首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技术获取动机,并且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地影响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影响程度不及国内自主研发、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尽管影响程度相对微小,逆向技术溢出所发挥的积极和显著作用是明显的。其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差距以及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形成了对逆向技术溢出效果的显著影响,人力资本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将引起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增进0. 0382% ;技术差距程度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之间呈正向变动趋势,即两国技术差距越大则逆向技术溢出效果越明显,表现为技术差距每扩大1% 将引致国内技术进步0. 0075% 。此外,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强弱也会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每上升1% 将抬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0. 0153 个百分点,有待相关部门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以充分释放逆向技术溢出在促进国内技术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着力推进 “走出去”国家战略,积极培育并鼓励有竞争力的国内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竞争和产业链分工,抬高我国自主产品和品牌在国际生产链条中的位置,抢占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战略高地,不断提升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为国内经济建设和技术水平的发展营造优质的外部环境。其次,不断加强宏观政策扶持力度,在行政审批、税收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供便利和优惠; 同时,国内相关部门要扎实做好企业海外投资配套服务工作,提供信贷、投资信息咨询、东道国投资风险测控等方面的保障,积极拓宽融资渠道,保证资金链条的延续性,降低国内企业海外投融资风险,稳步提升投资效率和质量。第三,合理规划投资产业和区域布局,将投资重点集中于海外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先进技术研发集聚地,逐步创新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综合运用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和海外联合研发中心等多种形式嵌入前沿技术研发地带,促进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加强技术研发等方面的互动和信息共享,有效释放先进技术对我国海外企业的逆向溢出效果,为加快国内技术进步做好充分准备。最后,加大国内自主研发方面的支持力度和投入强度,积极推动国内各领域和主体的自主创新行为,密切跟踪国际前沿技术的发展动态,转变研发思维,创新研发思想,实现与高端技术的有效对接,提升国内自主创新的质效和水准。此外,还要稳步提高国内教育水平和质量,加强自主创新人才建设,积极做好研发人才的选拔、培养和引进工作,推进与海外科研机构人员的交流和往来,增强对海外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再创新能力,夯实国内技术进步基础。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一国利用技术外溢效应来实现本国技术进步的有效路径。本文借鉴L-P模型,选取1985-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并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衡量指标,具体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和因素。结果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显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将引致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0.0163%,影响程度不及国内研发、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此外还受到人力资本水平、研发强度、技术差距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等多种因素影响。

对外开放的技术溢出论文 篇6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创建以来, 国际技术溢出便成为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仅依赖于国内的研发资本, 而且能通过国际贸易、FDI和OFDI从其他国家的研发中获得。相较于作为外商投资的东道国用市场换技术的被动, 走出的企业可以更加主动地选择溢出效应最为显著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而相较于其他渠道, 这种直接的投资方式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应该更为显著。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然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真的促进本国技术进步了吗?本文将基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从OFDI动因与逆向技术溢出机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及结果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政策建议三个方面对国内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

2 OFDI动因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机理

国内学者对于OFDI的动因和促进技术进步的机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 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常建坤和李杏 (2005) 指出企业经营的国际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推动了技术创新的国际化, 全球R&D资源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配置, 从而形成了集聚效应和融合效应, 促进了技术进步。赵伟、古广东和何元庆 (2006) 通过分别构建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和新兴技术国家进行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模型, 认为R&D费用分摊、研发成果反馈、逆向技术转移和外围研发剥离等四个机制可以解释OFDI促进投资母国技术进步。刘宏 (2012) 具体分析了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并认为技术寻求型OFDI可以从降低技术获取的成本、加快技术的获取效率和加快产品的更新速度等三个方面促进技术进步。

3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及结果

3.1 OFDI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互动关系

几乎所有技术溢出效应模型, 都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测度这种效应的一个重要指标, 原因在于, 任何技术进步都以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为表现形式 (赵伟, 2006) 。因此, 目前国内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重点便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互动关系上。

白洁 (2009) 采用了1985~2006年我国对14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OFDI渠道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对TFP产生积极影响, 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其他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则显示OF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不同程度上的正向影响。李梅 (2011) 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 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R&D溢出效应微弱的结论, 同时OFDI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远小于FDI渠道的国外R&D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仇怡和吴建军 (2012) 同样发现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能给母国带来正的技术溢出效应, 只是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对外商直接投资而言发展缓慢, 因而其溢出效应程度相对较低。

3.2 OFDI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与门槛效应

在考虑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方面, 学者主要通过“门槛效应”分析, 探究不同因素对OFDI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

朱彤和崔昊 (2012) 发现, 对于研发资金的逆向溢出和人力资本的逆向溢出而言, 中国的人力资本和中国的研发资金可以形成一定的吸收能力, 但分别存在国内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资金存量的“门槛效应”。李梅和刘士昌 (2012) 主要考察了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差距等6个指标, 结果表明, 只有R&D强度、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对逆向溢出有显著的影响。沈能和赵增耀 (2013) 主要考察国内外技术差距和OFDI规模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通过非线性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在开放条件下,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这种地区差异主要来自于OFDI规模与技术势差的影响, OFDI规模和技术势差分别具有单一和双门槛效应。

3.3 OFDI逆向技术溢出创新研究

近两年以来, 有部分学者分别从技术溢出路径和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等方面另辟蹊径, 创新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技术进步关系的研究方法。

尹忠明和李东坤 (2014) 利用了数据包络法和相对价格法, 分别构建和测算了中国省际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国内市场分割指数, 结果显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不仅通过为国内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 直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还通过降低国内市场的分割程度, 促进资源、人才和技术在国内更好流动, 实现资源更优配置, 间接促进技术进步。

董有德和孟醒 (2014) 的研究基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而对于创新能力的衡量, 笔者将创新产出视为创新投入的函数, 以索罗余量的思想计算出创新能力。采用省份分价值链数据的结果显示, 我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研发、制造和营运机构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 而非经营性机构和原料获取机构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并且这种溢出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4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政策建议

4.1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类型和区位选择

在对外直接投资类型方面, 要打破以往资源和市场获取型OFDI比重较高的局面, 进一步增加技术寻求型OFDI比例;区位选择上要鼓励国内企业向R&D密集型的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在行业分布上, 要加大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力度。李梅 (2012) 认为, 我国应该积极扩大对外投资规模, 同时注重加大“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 一是在投资国上要注重对R&D资本存量丰富国家的投资, 二是在投资产业上要注重对高新技术产业和制造业的投资, 以促进对国外研发资源和先进技术的有效利用。沈能 (2013) 同样指出, 国家应继续加大“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 尤其应当注重研发资本存量获取型OFDI, 通过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有效吸收国外的研发资源。

4.2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吸收能力

众多学者认为, 国内R&D资本和人力资本没有跨过“门槛值”导致我国OFDI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 (邹玉娟, 2008;李梅, 2010;朱彤, 2011) , 因此,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吸收能力迫在眉睫。李梅 (2010) 认为我国应在加强国内研发资本投入的同时应加强教育投入, 扩大人力资本储备, 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对外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源。刘宏 (2012) 在文章中指出, 目前我国企业自主研发投入不足, 能力不强, 而引进的技术也没有给我国带来技术创新。因此, 通过增强自主研发力度来提高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是获取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有效途径。

4.3 解决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化

分地区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鉴于此, 学者提出差异化的政策措施。刘明霞 (2009) 指出针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应该对经济发达程度较高且吸收能力较强的地区加大对外投资力度, 获取更大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且吸收能力较弱的地区则应重点培养吸收能力, 加大人力资本的教育和培训力度。沈能 (2013) 认为, 在中等技术水平的地区, 要注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积累, 同时提高研发投入比例, 坚持自主创新;在技术落后的地区, 国家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除了加大人力和研发资本投入外, 政府必须全面提升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和地区经济结构。

5 结语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 对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本国技术进步这一命题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由于数据和方法的不同, 理论和实证结果不一致。但总体上看, 对于中国对海外技术和研发资本密集地区的OFDI能够促进本国技术进步, 学者们还是形成了统一观点, 只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持有各自看法。本文认为关于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补充扩展。

5.1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目前国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大多采用索罗余量, 该方法基于希克斯技术中性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前提下, 而现实往往违背以上条件, 这对准确衡量技术进步造成一定困难。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没有索罗余量那样严格的条件, 并且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 而技术效率变化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 分解变量为我们具体探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TFP的渠道提供了方便。

5.2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性

在研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时, 一方面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进而促进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 可能存在自选择效应, 企业自身的生产率较高而推动其进行OFDI。OFDI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可能导致模型存在较为严重的内生性, 而大多学者对此问题避而不谈, 很少对其进行修正。今后在选择研究方法时应该将该问题纳入考虑。

5.3 逆向技术溢出程度和影响因素

当下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探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 对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程度并未形成统一的衡量方法, 而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探究还在探索阶段, 有部分学者从吸收能力 (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 的角度探究“门槛效应”, 但毕竟只是少数。无可置疑, 随着我国技术寻求型OFDI规模的扩大,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会逐渐显露, 因此, 学者可以进一步探究溢出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白洁.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 2009 (08) .

[2]董有德, 孟醒.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基于我国分价值链数据的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 2014 (09) .

[3]李梅, 金照林.国际R&D、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11 (10) .

[4]李梅.国际R&D溢出与中国技术进步——基于FDI和OFDI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 2012 (04) .

[5]刘明霞, 王学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 2009 (09) .

[6]沈能, 赵增耀.空间异质性假定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J].科研管理, 2013 (12) .

[7]尹忠明, 李东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视角[J].财经科学, 2014 (07) .

[8]赵伟, 古广东, 何元庆.外向FDI与中国技术进步: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管理世界, 2006 (07) .

对外开放的技术溢出论文 篇7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全球价值链升级

近年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全球价值链中生产、营销、研发等环节的片段化与国际分散化促进了OFDI的迅速增加。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与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为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和扩张提供了新的动力,全球价值链的升级路径以及空间布局与发展之初相比有了较大的变化。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是指,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从东道国具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中获取的技术扩散,它是外部性的一个体现,即这种扩散能促进投资国生产力与技术水平的提升而无须支付相应的成本。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技术逆向溢出途径的理论观点,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的权威,也为缺乏绝对竞争优势的国家及企业走出国门、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视角下,选取国际投资理论中争论较多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1 理论交叉研究基础与关键命题

1.1 对外投资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理论交叉研究基础

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综合国家比较优势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全球价值链也随之发展,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正是组建全球价值链的具体方式。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交叉研究成为可能,主要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共同的前提以及全球价值链理论发展对OFDI动机转变的影响。

1.1.1 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理论都是在竞争优势及比较优势的前提下进行推演发展的,但是两者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强调企业具有的竞争优势,而全球价值链理论则更多地强调国家间的比较优势。

美国学者海默在规模经济、产品异质性、技术垄断等假设构建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企业的跨国投资行为,认为企业基于特有资源禀赋形成的垄断优势是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突破了国际资本跨国流动视角的束缚,突出强调了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在技术、知识产权等方面形成的优势,开辟了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新纪元。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在综合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快速发展,该理论弥补了产业组织理论、厂商理论在解释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单一性的不足,形成了分析国际直接投资的综合框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虽然从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3个维度研究跨国公司全球化布局、片断化生产模式,但所有权优势在其分析范式中仍是前提和基础,不具备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也就不存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基于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资本,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生产网络,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与资源,形成了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的垂直分工生产体系。Kogut[1]把宏观层面的分析纳入到企业国际战略管理的研究中,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必须同时考虑国家的比较优势与企业的竞争优势,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企业的竞争优势则决定了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嵌入环节。Kogut对产业垂直化分工与全球化布局的综合分析形成了全球价值链概念的雏形。

1.1.2 全球价值链形成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转变

在早期的研究中,基于企业的特殊资源禀赋而进行跨国生产布局,从而减少进入不发达市场的交易成本并保护特有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被视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了资本、人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流动,企业组织形式变得更加多样,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生产垂直分工体系日益被以商品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体系所取代。Gereffi[2]通过研究这种以商品为核心来组织全球化生产的方式,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的概念。随着对全球商品链的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概念在21世纪初开始被人们所接受,并逐渐取代了全球商品链的概念。全球价值链的构建不以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为核心,而是以商品的价值创造为中心,各个企业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产生的异质性进行嵌入,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尝试通过对技术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获取先进的技术,从而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发生了转变,技术寻求型投资动机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Von Zedtwitz等[3]指出企业的全球化投资动机可以分为两类:技术获取动机和市场驱动动机,前者也就是技术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这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投资于发达国家,通过“干中学”获取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以及营销能力等无形资产。

在共同前提下演化发展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全球价值链理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方面的研究。两种理论的发展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对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交叉研究将进一步促进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的融通创新。

1.2 基本概念与关键命题

1.2.1 全球价值链

不同的研究机构以及学者都对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及内涵进行了界定,如表1所示。

通过对全球价值链内涵的总结,我们发现在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衍化而来的全球价值链概念经历了从产品为核心的价值链网络到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生产复杂网络的演变。UNCTAD在《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对全球价值链的内涵界定时特别加入了国家的视角。从宏观层面理解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所带来的世界贸易与投资规则的转变,符合Kogut[1]奠定的全球价值链理论的雏形,即产业垂直分工的全球布局模式,但目前在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中,全球化的布局则是指复杂生产网络与经济网络,不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垂直分工生产网络。

1.2.2 全球价值链升级

随着全球价值链内涵研究从企业到商品再到全球复杂网络的演变,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研究也得以不断深化。Gereffi等[6]在研究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过程中,区分了生产者驱动型与购买者驱动型2种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生产者驱动型的价值链是由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各国资源禀赋进行跨国生产形成的;购买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则是依托不断完善的国内市场以及强大的品牌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采购与营销活动而组织起来的全球商品网络。Gereffi等对全球价值链的这一划分,为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在购买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进入研究者的视角以前,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多是从企业在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来研究升级的路径与模式。Hobday[7]提出了OEA(组装)→OEM(代工生产)→ODM(自主生产)→OBM(自有品牌生产)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模式。Gereffi[8]研究发现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按时间顺序可分为:制造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这两类基本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模式把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动力归结于企业自身生产能力的提高,企业能够从劳动力、资源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升级到技术、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并将新的生产模式移植到其他产品的生产过程。另外一些学者则注意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动力是由于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所面临的生产与工艺流程标准等制度性约束。Kaplinsky等[9]研究发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是企业通过达到全球价值链上主控企业的生产标准,从而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与生产能力,攀升到全球价值链中战略性环节的过程。

1.2.3 关键命题

在生产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中,全球价值链是在中心企业技术占优、生产效率占优的基础上构建的,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的环节被垄断企业所控制,后发企业很难打破垄断企业的技术壁垒从而实现向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的攀升。得益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理论研究的发展,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实际行为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后发企业尝试借助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在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区进行绿地投资、并购相关企业和科研机构等手段,进行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力图缩小与技术垄断企业的差距,向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性环节演进。在技术、营销、管理等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企业,通过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获取东道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及管理经验,并提高母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呢?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与有效性被视为这一问题的关键环节,这就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有机地结合起来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这一关键命题得到了理论界与实践者的高度关注。

2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机理与实证检验

2.1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机理

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3个方面展开。

2.1.1 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进行博弈分析

这种分析常常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寻求型动机相结合。借助模型的理论研究主要存在于早期阶段,目前阶段的研究多是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在验证微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同时,分析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生的原因。Fosfuri等[10]通过建立古诺博弈竞争模型来分析技术落后企业对外投资的决策,研究发现技术落后的企业在对技术发达国家进行投资过程中能够获得技术溢出,在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国内经营与出口利润时,企业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在微观模型的基础上,许多学者通过研究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影响因素来解释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的原因。Driffield等[11]分析了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必要条件,如东道国企业的外部化效应,并证实了这种逆向技术溢出确实存在于英国的产业部门。Griffith等[12]引入母国的研发投入,将外部化效应与母国研发投入共同考虑,深化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在微观理论积累的基础上,目前的研究多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更切合实际地来研究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机制。Pietrobelli等[13]通过对中国海外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的访谈数据分析得出,中国对意大利进行的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促进生产技术的提高,并扩大市场占有份额,这一现象在技术密集的汽车和家电部门尤其明显。Harhoff等[14]利用德国企业及欧洲专利局的数据考查了不同技术寻求活动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拥有美国当地研究人员的德国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更加明显,进而认为母公司可以通过将研发机构的人员调回母公司获取技术溢出效应。

2.1.2 基于知识溢出的渠道进行分析

根据Makino等[15]的研究,有3种传统的方式可以获取东道国的本土知识:与当地企业合营;通过占有合营公司的股份进行知识的分享与转移;通过参与当地市场的经营活动,实现“干中学”。但这些通过公司产权层面的运营方式获取外国知识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有效的方式。许多学者认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正常经营交流,也会产生知识的溢出,所以以绿地投资为进入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理应也会吸收到东道国的技术溢出,并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Propris等[16]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集群化行为,能够增强知识外部化的效率。We等[17]的研究指出,在东道国当地市场有许多公共的显性知识,国外进入的企业是很容易获取这些公共知识的,因此当地知识的外部化效应能够促进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

2.1.3 基于优势互补与资源整合的视角进行分析

基于利润最大化进行的博弈分析,或者是基于知识传播渠道进行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研究都假定投资国企业能够有效率地、无成本地整合东道国的特质资源与自身特质资源,形成整合优势。在这种假设前提下,绿地投资与并购投资在实现逆向技术溢出方面并无明显区别。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通过选择合适的进入方式整合东道国与投资国各自的特质资源才能实现逆向技术溢出。Hennart[18]在考虑整合成本的前提下分析了投资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进入模式与扩张模式。他假设东道国的特质资源被当地企业所垄断,投资国企业要想利用当地的特质资源,就需要与东道国企业进行股权合资,而最优的股权比例不仅取决于技术的转移成本,同时还取决于东道国特质资源的转移成本。Verbeke[19]研究认为,在东道国的特质资源被垄断,无法有效地进行资源整合时,投资国只能发展与当地垄断约束相容的企业特质资源,从而保证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Rugman等[20]认为在与东道国企业合作,进而充分利用当地特质资源的行为,主要还是受投资国企业影响。

2.2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国外学者针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也进行了许多实证检验。通过梳理国外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性的实证性检验大体可分为3个方面。

2.2.1 从简单的二元视角到多元视角的扩展

早期的研究多是基于母国与投资国的二元视角,主要验证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Head等[21]利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日本企业在美国投资的区位因素与产业聚集因素的关联度,研究结果显示,日本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重点考虑产业聚集因素,并且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技术进步。Barba等[22]对意大利1973—1991年间的公司层面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那些进行对外投资的跨国公司比国内同类型的公司具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增长率。由于投资国在东道国的投资具有集聚化的趋势,所以只考虑二元视角的实证分析存在一定的缺陷。Driffield等[23]首次把东道国内各个投资国企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考虑在内,对英国1984—1997年的制造业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本土企业对国外企业以及国外企业相互之间均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投资国企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却因为局部竞争效应的存在而受到削减。Iyer等[24]利用新西兰2000—2007年的制造业数据来检验了12种不同形式的技术溢出,同样也发现在东道国与投资国企业之间的技术溢出不显著,他们认为这是由于新西兰的制造业技术密集度较低所导致的。Driffield等[23]与Iyer等[24]的研究都把技术密集度作为逆向技术溢出发生的必要条件,并且对多元视角下技术溢出效应进行验证,得到了大相径庭的结论。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多视角的研究仍然较少,难以形成统一的结论。

2.2.2 影响因素由技术密集度向多因素扩展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一般建立在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上,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也大多投资于技术与研发水平较高、投入较多的国家,技术密集度隐含地被假设为逆向技术溢出的关键因素。Driffield等[25]将英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划分为高成本、高研发投入国家和低成本、低研发投入国家,用1978—1994年的产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这2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促进了英国生产率的增长,其研究表明,对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也能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部分学者的研究考虑了全要素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双向关系。Herzer[26]基于1980—2005年间33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长期双向的因果关系,即生产率的提升既是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并且这种影响程度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异。Herzer[27]发现在发达国家同样也存在这种现象,他用1980—2008年间德国的宏观经济数据研究了德国国内产出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发现德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产出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一种积极的双向因果关系。随着研究的发展,东道国的金融发展状况、制度环境等因素都被纳入研究者的视角。Koske[28]通过研究证明了东道国金融系统的发展会影响技术外溢效应的吸收,那些金融系统较成熟的国家对国际研发溢出具有促进作用,即金融市场制度越完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越大。Sivak等[29]认为政策制度环境会从多个角度影响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进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2.2.3 空间因素的相关研究不断拓宽和细化

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布局多是集中在本国所处的洲,或者是临近的自由贸易区,这种布局模式隐含地反映了跨国公司的区域战略思维。Denis等[30]研究发现,跨国公司面临东道国文化多样性的挑战以及日益增加的合作与管理成本,这些可能是导致跨国公司选择距离母国较近的区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Rugman等[31]强调过度的全球化分散生产可能给企业带来全球化困境。跨国公司在母国临近的区域进行布局,不仅可以减少过度分散的全球化生产网络带来的成本,还可以有效减少制度距离、文化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在临近区域内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会因为距离约束的减弱而得到增强呢?许多学者的研究间接地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Qian等[32]的研究结果显示,区域化分散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与全球化相比,这种非线性的相关关系表明了区域因素的重要性。Banalieva等[33]的研究发现,当跨国公司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全球化水平相协调时,区域的集聚能有效提升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好地解释了新兴国家对传统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突破。由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许多新兴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学到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技术追赶与国内市场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实现了全球价值链的跨越式升级,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模型不再是单一的顺序模式。

3 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新发展

得益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过程中提升了国内的技术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许多发展中国家依托广阔的国内市场与资本积累,以本土企业为核心,开始尝试构建新的全球价值链。在这种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的发展也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3.1 新兴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新格局

新兴国家的跨国公司借助规模日益扩大、效率日益完善的国内市场,通过海外技术收购以及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内市场为主的前提下,开始尝试开拓国外市场,构建属于本国的崭新的全球价值链。国内市场的发展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大量积累资本的机会,使得直接收购国外先进科研机构或者相关公司成为可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再仅仅是通过“干中学”以及知识传播等传统渠道实现。进行技术并购能够带来更有效的逆向技术溢出,并且为以新兴国家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构建提供技术支持,开辟了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新路径。Driffield等[34]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它们多是以在国内市场获取的资本来支持其在东道国并购和吸收先进的科研机构。Meyer等[35]也强调了新兴国家在东道国并购先进研发机构的动机,但他们研究发现,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基于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不同,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发展多是依靠国内庞大的经济总量以及低成本优势。Minin等[36]通过对中国中兴、海信、长安等跨国公司在欧洲研发机构的实地调研,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区位选择以及海外研发机构动机演变3个方面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他们还发现,技术寻求型的动机逐渐减弱,效率寻求型的动机则不断增强,而且海外研发机构的设立多选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地区,即这些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利用现有的技术开发新产品以适应当地市场的特殊需求。L e e等[37]通过对成功的跨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庞大的内部市场并不是培育成功跨国公司的必要条件。许多新兴国家实现了全球价值链中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创新的转变,开始以本国跨国公司为核心构建全新的全球价值链,完成了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再到全球价值链跨越式升级,最终到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升级路径。

3.2 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

东道国的跨国公司与投资国的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关键纽带,两者的地位可以相互转换。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布局,无论是进行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或是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会在生产、营销、研发以及管理等方面积累许多经验,并且这种经验会被母公司优先占有并留在母国。Dunning等[38]研究认为,虽然跨国公司会将一些乏味的研发活动放在海外,但是创新性的核心技术仍然留在母国,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在进行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时有必要考虑投资于东道国特定的区位。从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角度来说,越是临近东道国的跨国公司,越有可能获得前沿的生产技术。投资于不同的区位会产生不同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在不同的技术水平发展阶段,跨国公司构建全球价值链会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Buckley等[39]通过构建模型分析了技术升级对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分散生产模块的影响以及对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的影响,发现公司的技术水平在决定公司的全球布局以及分散化生产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通过对139个公司的区位布局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实证结果支持了模型分析的结论。空间因素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而对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而在不同的技术水平下,跨国公司也会形成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与布局模式。

4 结论与展望

从现有文献看,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基于不同的理论,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领域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这些研究丰富了对外直接投资和逆向技术溢出这一问题的理解,但是与该问题相关的理论框架尚未形成定论。而新兴经济体以本国跨国公司为核心,构建全球价值链,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是一个较新的现象,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新兴经济体基于国内市场与资本支持构建的全球价值链与发达国家基于先进技术构建的全球价值链相互嵌套,形成了复杂的国际经济网络,这对目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研究构成了巨大挑战。通过总结国外学者现有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后续研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通过现有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新兴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寻求了,许多新兴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以及寻求效率为目标,而目前关于新兴国家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方面的研究还较少。与传统的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不同,对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应该注重于分析投资国公司如何整合东道国的资源优势,融入当地价值链,实现从技术模仿到技术超越的转变,而且投资国企业在东道国产业集群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第二,虽然已有许多学者研究证实了空间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中的关键作用,但相关的研究还有更大的拓展空间。空间因素是多维度的,地理距离已经受到国外学者较多的重视,但关于文化差异、技术差距、市场结构以及政府政策造成的非地理距离同样应该得到重视和关注。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所形成的隐形经济区域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也应得到深入的研究。

对外开放的技术溢出论文 篇8

关键词:FDI;金融业;人力资本

当前全球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向是转向服务业,其中金融服务业是国民经济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门。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我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增加。金融业不仅是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国民经济中最敏感的部门。它能够敏感地反应其他行业的发展状况以及整个经济的运行情况,其对外资的利用也对一国发展和经济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经济学界对金融服务业利用FDI的状况日益关注,并且基于主流的国际投资理论对金融业所吸收的FDI进行了分析。虽然金融服务业对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进步和工业企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其基本理论仍是基于传统的投资理论。我们下面首先对FDI与东道国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进而以北京市金融服务业为例进行实证检验,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 背景介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吸引,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FDI的流入不仅给东道国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无形资产,因此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早期的研究多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他们认为FDI对于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东道国经济资本的积累作用上。其后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使得FDI获得了全新的评价。

二、 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综述

1. 技术“溢出源”的强弱。跨国公司进行跨国经营的重要前提就是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因此,理论上各国学者普遍认同直接投资存在技术外溢的潜力,但是实际中并不是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都能具备相同的技术外溢能力。跨国公司作为技术溢出的“源泉”,其目的在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实现技术的转移。跨国公司投资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其技术外溢的潜力也不尽相同(Narula & Maria,2003)。

2. 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影响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吸收能力”的概念首先是由Cohen & 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提出的。他们认为,企业研发投入对其技术进步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研发成果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企业研发投入增强了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和模仿能力,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技术扩散。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并不会直接提高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溢出效应的结果是与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相关联的。对于现有的吸收能力文献,笔者做了如下归纳:

(1)技术水平差距。国际间的技术溢出发生时,其效果是与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相关联的。Kokko(1994)指出,如果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达不到一定的水平,就不能够形成联系效应。对于初始技术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未必可以直接应用于当地的生产,并且东道国的企业有时缺乏足够的技术学习和吸收能力,所以外资并不能一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

(2)人力资本水平。东道国获得技术外溢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东道国具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力资本。Narula(2004)指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之前Nelson & Phelps(1996)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先进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越高,技术进步的效果就越明显。Borensztein等(1998)设计了同时包含人力资本和FDI的内生增长模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FDI与人力资本交叉项的系数远远大于FDI 的系数,这就意味着FDI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FDI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受东道国人力资本的临界值(Threshold Effect)影响,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裕时,东道国经济才能吸收FDI 的技术外溢②。

(3)经济的开放程度。koizumi & Kopecky(1977)、Findley(1978)、Wang(1990)等人分别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中间投入品的多样化角度,对FDI规模的扩大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严密的理论分析,实证了对外开放规模与FDI外溢效应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

3. 东道国溢出效应的发生渠道。大量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示范效应、培训效应和竞争效应。

(1)示范效应。Finalay(1978)认为示范效应指由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着技术差距,东道国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外资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生产流程、管理经验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跨国公司只有拥有比东道国企业更大的技术优势时,才能与本地企业进行竞争。外资企业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扩展了东道国企业的视野。本地企业通过对外资企业的观摩、模仿与学习,不断改进生产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溢出效应(Girma & Waklin,2001)。

(2)培训效应。Driffield & Taylor (2001) 提出培训效应是指在外资企业就职并受过培训的雇员流动到本地企业所产生的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培训效应是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的。Pack(1997)对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向本地企业扩散了技术,20世纪80年代中期,近50%的工程师和63%左右的技术工人离开了跨国公司,加入了台湾当地的企业。

(3)竞争效应。Aitken & Harrison(1999)提到竞争效应即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迫使本国企业被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生产技术、生产设备的更新升级。Mansfield & Romeo(1980)研究了在英国的美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对技术溢出效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作者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英国企业不得不进行被动的技术学习,模仿,以适应美国企业进入所带来的竞争压力。Caves (1974)、Kokko(1994)也指出了这一溢出渠道。

三、 数据实证分析

我们以人力资本与FDI技术外溢关系的理论模型为基础,添加变量构建了模型(1)如下所示。模型(1)中添加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单独项(lnFDIit),考察FDI与人力资本相互结合条件下(lnHit*FDIit)技术外溢效应?茁2和外商直接投资(lnFDIit)单独作用下的技术外溢效应?茁1状况。并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单独作用下的技术外溢效应?茁1以及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相结合(H*FDI)条件下的技术外溢效应?茁2进行比较,如果发现技术外溢效应?茁2大于?茁1,那么实证结果就可以证明东道国人力资本是FDI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在FDI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相辅相成的,离开了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的配合,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将是极其微弱的。具体模型如下:

lngt=?琢0+?茁1lnFDIt+?茁2lnHt*FDIt+?茁3lnHt*DINVt+?着t(1)

其中:

gt表示金融产业t时期的产值增长速度,用1997年~2006北京市金融业产值来表示,单位亿人民币。

Ht表示金融产业t时期的人力资本存量,用1997年~2006北京市金融产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单位年。

FDIt表示金融产业t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用1997年~2006北京市金融产业获得的FDI表示,根据同年汇价换算为人民币,单位亿人民币。

DINVt表示金融产业t时期国内资产投资,用1997年~2006北京市金融产业获得的国内投资表示,单位亿人民币。

?着it为随机扰动项。

经初步检验,发现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篇幅所限,这里不再一一列出。经反复试验,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1示。

计量结果分析

1. 首先从FDI自身的技术外溢效应系数为(0.18),人力资本与FDI相结合(H*FDI)的系数为(0.25)我们可以看出,在当前北京市金融服务业外资的引进会有利于FDI外溢效应的产生。从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和FDI相结合会产生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

2. 人力资本和国内投资的结合(H*DINV)对技术进步也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相关系数为0.70),它是东道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验证了人力资本在FDI技术溢出效应发生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即FDI是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关键性因素。从实证分析中我们看出FDI只有和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使技术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由于得益于东道国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才能实现FDI技术外溢与东道国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离开了东道国人力资本的配合,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阻碍的作用(挤出效应)。

北京市的人力资源相对丰富,但是其整体水平较低,长期以来对北京的金融业充分吸收FDI的技术溢出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突破吸收FDI技术溢出的瓶颈。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是增强北京市金融业对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的关键。(下转第78页)

注释:

①王艳丽,刘传哲:《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来自中国的证据》,《统计观察》,2006年第9期。

②周启良:《FDI的人力资本效应分析》,《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Bin Xu: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Host Country Productivity Growt- h.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0,(62):477-493.

2. Hubert Florence & Pain Nigel:Inward Investment and Technical Progress in the United Kingdom Manufacturing Sector.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1,(48):134-147.

3. 李有.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人力资本机制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8).

4. 江心英,陈丽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理论研究综述.国际贸易问题,2006,(6).

5. 赖明勇,包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4).

作者简介:李哲,中央财经大学2007级金融博士生;郑现伟,邢台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