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具体政策

对外开放具体政策（共9篇）

对外开放具体政策 篇1

小学教学开放日暨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方案

一、活动目的：

通过本次活动，展示学校教育教学成果, 进一步向社会宣传学校的办学理念，扩大学校的社会声誉,增进家校联系，赢得社会和家长对学校教育工作的支持，促进学校办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二、活动时间： 5月19日

三、活动具体安排：

1.班主任课堂教学，邀请家长走进课堂听课。（7:55——8：35）2.组织家长参观大课间（8:45——9:20）。

4.邀请家长观摩学校的特长队组活动展示：葫芦丝队、舞蹈队、经典诵读、为六一准备的优秀节目展演，同时展出衍纸画和书法绘画展板。通过以上观摩，向家长和社会全方位展示学校办学业绩及全体师生的精神风貌。（地点：操场上；时间：9:30——10:30）

4、曹校长以“提升学校的整体实力，发挥校园文化的引领作用”为主题，对我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做汇报。（10:30——10:40）

5、邀请家长参观学校各功能室及班级内各个队组的现场活动。图书室同时展出各班学生的优秀作业和教师的书法作品、各类比赛的图片等纪实材料。）（10:40——11:00）

6、家长与班主任交流，填写反馈表。（11:00——11:20）

四、教师注意事项

全体教师要高度重视，将此次家长开放日活动作为宣传学校、展示自我的有效手段，科学安排，精心准备，保证质量，力求实效。

1、5月17日由班主任向家长发邀请函。

2、选出优秀的学生作业（小楷、演算、日记、预习笔记、作文）于5月18日送到图书室展出。

3、精心布置教室，营造育人氛围，于开放日前一天彻底打扫好教室清洁卫生。

我们要以本次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做为提升学校办学质量的良好契机，认真组织实施，主动接受社会和家长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检阅和监督，听取家长和社会各界对学校办学的意见建议；老师们也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努力提升教育教学水平，真正树立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无私奉献的教师形象，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

对外开放具体政策 篇2

关键词：碳排放,贸易

一、后危机时期欧盟对华采取碳关税保护形势的原因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不仅获得了利益, 同时也被世界各国施以了限制措施, 以遏制我国对外的贸易。中国的出口额仅仅占到全世界出口总额的8%, 其承受的反倾销调查却达到了世界反倾销案件总数的35%, 遭遇的反补贴调查占到全球反补贴案件总数的比例更是高达71%。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中国与欧盟之间有着相当数量的进出口贸易, 中欧贸易间的摩擦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欧盟却根据贸易中出现的问题, 接连地出台对中国贸易进行限制的措施, 这样的行为在国际上是少见的, 同时也是难以理解的。

2008年全球经历了一次大的经济海啸, 此次经济衰退中, 世界各国的经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造成了全球市场的萎缩。这也是引发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导火索。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世界各国大多采用了一定的贸易保护方案来维护国内的经济相对正常的发展, 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整体上, 欧盟国家的经济在此次的经济风暴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随着世界经济的渐渐复苏, 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逐渐地变淡, 世界整体的经济也进入了所谓的后危机时代, 其间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为了降低贸易上的赤字, 使本国的经济得以从危急中恢复并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拟定并且出台了一系列对经济有刺激作用的政策及措施, 欧盟也在其中。然而欧盟出台的政策中隐藏了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不利影响的限制性措施, 欧盟成员国的外贸政策有着明显的贸易保护性质。

(一) 欧洲经济问题。

因为各个国家为了在金融危机后尽快的恢复经济, 欧盟国家耗费财政资金实施了针对其经济复苏的大规模刺激性计划, 使其财政赤字进一步提升。针对这一状况, 大部分的欧盟国家都制定并实施了一些消减其财政赤字的计划, 这样, 本就相当疲软的欧洲经济将会进一步地放缓增长。

由于欧盟国家政府面临过于巨大的财政压力, 多数的国家通过发行国家债券来对这样的压力进行缓解。此外, 欧盟国家在融资方面上也扩大了成本, 如此为之, 虽然当前的压力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是财政赤字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政府在未来的财政将会承受更大负担。除此之外, 欧洲政府陷入债务危机, 使得投资者对欧洲经济丧失信心, 对其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将会降低, 这也就对其他包括中国的一些国家对欧洲的出口贸易造成了冲击。当前的欧盟国家, 基本都存在着很多经济上的问题。

除了财政上的问题外, 欧盟国家自身在国民的就业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虽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去之后, 世界的经济出现了复苏的态势, 但是增长是缓慢的, 欧盟整体的就业市场也没有出现有意义的好转。低靡的就业市场对欧洲人民的个人消费支出有着直接而严重的影响, 这也使得欧盟的地区保护主义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复燃。

欧盟负责对外贸易的委员德古特认为, 欧盟现行的反倾销政策在未来的5年中不应该有任何改变。他还表示, 应当将欧盟居高的失业率同中国的商品出口直接关联。也正因为持这样观点的官员不占少数, 目前在欧盟国家中, 针对中国设立的贸易保护条款数不胜数。

虽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在表面上改善当前欧盟国家面临的困境, 但是在长远来看, 只有在实际上对经济复苏进行推动才能从根本上将欧盟的失业问题进行解决。当前欧盟国家的复苏经济的工作重点不应该放在如何对中国的出口进行限制上, 而应该积极的采取措施对本国的产业进行激励, 促使雇主对工作岗位的数量及种类进行增加。同时, 欧盟国家也应该具有长远的眼光, 将当前的就业问题与今后欧盟经济的整体发展态势相结合, 使之互相适应。

(二) 中国对欧盟出口的特点。

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后, 随着世界整体经济的缓慢有序复苏, 中国的经济也得到了健康持续并且较快的发展, 特别是在外贸方面, 中国的外贸增长迅速, 在2009年之后的统计数据表示, 在金融危机过后, 中国的进出口规模超过了经济危机发生前的水平。这与中国的出口结构以及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关。中国的出口产业在国际的竞争中熬炼了很多年, 其产品的技术已经相对成熟, 产品的质量和品质得到国外进口商及消费者的认可, 同时出口企业对自身的产业不断地进行升级和调整, 形成完整而配套的一条产业链条, 使得自身更加适合国际的竞争, 进而令自身的产品获得更大的国际竞争力。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进出口商品数额最大的国家。基于此点原因, 欧盟等处于贸易逆差地位的国家, 在贸易方面采取种种政策及措施为中国企业出口商品设置贸易壁垒, 以实现对其国内相关产业的保护, 这样的行为也就可以被理解。所以, 欧盟等国家积极地寻觅各种事端, 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案件, 在欧盟的角度分析, 似乎也就变得理所当然。

(三) 中国企业自身弱点。

中国企业屡屡受到反倾销调查, 究其原因, 除了国外出于贸易保护的目的外, 不可否认, 中国自身的企业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明确中国企业自身的弱点以及带来的危害, 对遏制外国对华的贸易保护以及维护中国企业的权益有深刻意义。

中国的会计核算制度与世界通行的会计核算制度不一致, 欧盟国家以此为理由不承认中国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 这种情况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的企业, 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是出现这类问题的主要原因。中国企业如果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生存, 在竞争中发展壮大, 就必须通过可以信赖的渠道获得产品在国际上的相关信息, 同时也应该提升自己的风险规避意识, 完善本身的会计账簿。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应当在积极地对企业的会计账簿进行规范的同时, 为企业建立可以依靠的国际会计信息的服务平台, 使得企业可以获得其需要的产品信息。

虽然中国成功地加入了WTO, 但是在WTO的贸易规则中也存在着比较模糊的概念, 这也就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在WTO的框架下有了一定的发展机会。WTO的总干事仅仅负责规定的执行, 争议的斡旋以及面对不平等事件进行呼吁, 但是如果成员国对该报告不加理睬, 成员国之间对于某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没有联合的进行抵制, 那么WTO所起到的作用就会十分的有限。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已经先后被世界上100个WTO成员国认可, 但是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 美国、欧盟以及日本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迟迟的不予承认。这就使得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对于未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认可的国家, 欧盟在其《反倾销条例》中规定, 该国家产品的成本价格的确定, 采用获得市场经济资格的第三国的同类产品的成本价格为参考。根据这一原则, 欧盟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也使得在下一阶段, 欧盟和中国在贸易谈判中留有相当权重的筹码。然而这种以第三国的商品成本作为本国产品成本的参考的制度对于尚未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是相当不利的。为了避免这类的问题, 减少商品出口中不必要的损失, 中国必须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另外, 中国企业之间, 企业与政府之间, 没有达成一套有效的联动机制, 一旦出口企业遭遇了贸易保护问题, 因为依法应诉会面临种种困难, 企业耗时耗力, 所以多数企业会放弃对自身正当权利的维护, 这样中国企业丧失了争取正当利益的机会, 使得真相永远被掩盖, 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了滋生的土壤, 国外对华所谓反倾销的指控也更加猖獗。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我国的企业应当增强自身的维权意识, 增强同行业的团结性, 积极地应对外国的贸易保护问题。其次, 我们应当重视行业协会的作用, 建立健全行业协会制度。最后, 中国政府应当积极的出台国针对国际贸易保护的相关应对政策, 给国内企业以指导和帮助。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 中国企业屡屡遭遇欧盟反倾销调查的原因还有中国企业自身的经济结构不甚合理, 对外贸易的发展过于急功近利。中国从事出口的企业中民营企业以及中小企业占到了很大比例。这类的企业数量多, 涉及的行业相对广泛, 同时这种企业的数量还在继续的快速增加中。但是这种企业整体上出口的规模不够, 随着出口经营者的数量的增多, 外贸经营秩序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而且相当一部分的企业采取低价竞销的方式提高竞争力。但是这种靠低价来获得产品占有率的方法更加容易被指责为倾销行为。某些出口的产品也侵犯到了其他个体的知识产权。同时出口的产品基本都是属于中低端产品。另外, 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拥挤, 特别是在对欧盟的贸易中, 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基于这种状况, 中国的出口企业不能一味地打价格战, 要积极地思考创新, 通过高新科技的应用, 对产品质量加以提升, 对出口产品的产业结构加以改善, 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 在国际上创出自己的品牌, 同时注意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 既要对自主的知识产权加以保护, 也要避免侵犯到他人的知识产权。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欧盟与中国在出口贸易方面的摩擦。

二、欧盟排放贸易方案

欧盟一直是积极的采取措施对全球变暖进行遏制。京都议定书产生效力后, 欧盟国家通过制定欧盟排放交易制度, 对其温室气体量化减排的责任积极地进行承担,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上, 欧盟取得了一定效果的同时, 他们也付出了相当巨大的经济代价, 并且承受了不轻的压力。在其密集产业中出现了碳泄漏以及竞争力下降等问题, 欧盟国家的失业率也开始居高不下。基于这几点原因, 为了保证欧盟企业以及其相关产品在国际上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 平等的参与国际上的竞争, 欧盟将碳关税制度的实行重新的加入了议题。

对于美国单方面退出《京都议定书》, 欧盟主张在京都议定书生效后的2006年底, 对美国向欧洲出口的碳密集型产品加收惩罚性质的碳关税。这样欧盟国家内部对于加收碳关税相关问题的探讨又被推到了各国关注的中心。

在欧盟国家, 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制度已经实行了许多年, 在全球范围内, 欧盟的碳排放交易制度可以说是最先进的。所以欧盟在关于碳关税的议题中广泛地以之前已经施行的碳排放权的交易制度作为主要基础。

在2003年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正式的被建立, 将于2005年被实行。排放权的交易制度具体在实施的过程中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开始实施的2005年到2007年, 在这个阶段中, 欧盟将在具体的实践中, 结合实际面临的问题, 对这一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为之后2008年到2012年的第二阶段打下基础。

在欧盟规定的相关行业如果没有获得温室气体的排放许可, 则会被禁止运行。而为了获得温室气体的排放许可, 企业必须承担诸如申报自身技术及原材料, 向政府提交排放份额等诸多义务。企业获得排放份额的方式有政府免费分配和市场交易两种。政府向企业免费分配的份额在2005年到2008年的三年间不能少于总额的95%, 而在2008年之后的五年中也不能少与90%。而在市场上交易的份额则是来源于企业没有消耗的份额。

欧盟的排放权的交易制度为欧盟碳关税的制度的提出创造了条件, 在其具体的实行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在欧盟的边境税调整规定中, 有着允许征收碳关税的条件。而且在当前欧盟的内部也有着将现行的排放权交易制度进一步扩大范围, 应用到进口商品的呼声。

参考文献

[1]陈英武.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曲靖”[J].当代经济, 2009 (24) .

[2]李卢霞, 黄旭.低碳金融模式研究:实践考察与战略思考[J].金融论坛, 2010 (S1) .

对外开放具体政策 篇3

关键词：刑事政策；刑法理论；具体影响

在刑事政策对司法实践进行宏观指导的过程中，该政策是否符合相关的政策、规定，需要由刑法解释进行说明，因此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司法案例的主体和对应的解释机关都需要承担司法解释的责任，两者之间的唯一不同就在于，解释的结果是否具有较高的规范性和法律效力。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从两个方面对其产生的具体影响和相关的解决措施进行了具体讨论。

一、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产生的具体影响

1.通过类推解释，将一般的违法行为解释为犯罪行为

从类推解释的定义可知，它的本质就是，具有解释权力的司法主体和解释主体在具体的工作中，降低对犯罪行为构成要素的门槛要求，将违法行为定性为犯罪行为，以达到惩罚目的行为[1]。这种行为会导致社会舆论产生诸多不满，这是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同时，该做法也会让决策者发表反对意见，这是其政策影响。而从该行为产生的最终结果来看，它们大多数会和犯罪行为一起发生。由上述特点可知，在刑法解释的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将行为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围内，和环境的政策因素具有紧密联系。

以我国在2000年颁布的肇事类刑事案件解释为例：在交通肇事事故发生后，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机动车辆的所有人或所属单位的主管人，指示肇事人逃逸，使被害人因无法及时施救而死亡，会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在共同犯罪类的案件中，只有双方共同故意才是主观构成要素。但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中，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改动，将其扩展到为过失共同犯罪。从政策角度来看，该解释行为并没有违背《刑法》的总则要求，也没有和其他刑法理论冲突，主要是为了严厉打击交通肇事而进行的类解释，在认定肇事者刑事责任的基础上，对于遏制过失犯罪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有部分专家对该规定提出了批判意见，但是其依据并不属于规范性文本，只是政策性的判断。

2.通过转义解释，将轻罪行为解释为重罪

这类解释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并没有改变对其产生的危害行为的定性，而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公共情感和政府行为对某一种或者某一类犯罪行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2]。在政策不变的基础上，司法解释就会对这种个犯罪行为作出和之前不同的解释，并根据其定性上的变化，将刑法中的轻罪行为转变为重罪的一种手段。

以2009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醉酒驾驶的意见通知中，除了对当时国内普遍存在的酒驾问题提出部分的指导意见之外，还对司机酒驾导致的重大伤亡行为提出了明确的定性规定，将其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并以此为契机，对社会各界会该规定提出的疑问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同时也满足了社会大众对此种行为的惩罚诉求。在此之前，醉酒驾驶导致重大伤亡的行为被划分到交通肇事罪的范畴，其量刑和处罚都是按照交通肇事罪的要求进行。但随着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我国的刑法观念特色也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抑制社会风险的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解释行为不仅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某一类问题，还能满足社会需求。

二、建立刑事政策和刑法评价制度的有效措施

1.建立合适的政策评价制度

目前，我国刑法实施的现状就是宽严相济，导致该现象的主要原因为：相关监管制度的缺乏。除了我国缺少对政策实施的评估制度之外，在权力开垄断的基础上，普通的群众并不能对司法活动的开展进行有效的监督[3]。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评价制度，主要是指刑事政策本身所有的适用期限以及刑事政策的适用性。从本质上来看，任何刑事政策的制定都和时代的发展背景具有密切联系，所以都存在一定的适用期限。如果社会中的刑事犯罪发生变化，原有的刑事政策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时，就会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并制定出新的刑事政策。

2.建立符合法律的评价制度

刑法具有一定的独立特征，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其法律尊严和自身价值必须被充分的展现出来。特别是发生的刑法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时，还应该更好的体现出其艺术性。在对政策意见进行充分反映的同时，还应当对立法精神进行较好的体现，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对政策同刑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好的处理。对此，理论界虽然并没有提出异议，但是对于政策替代法律或者对法律进行过度干预的情况来说，则使我们在建设法治性社会的过程中，不能够对该问题采取忽视或者规避的态度。

3.建立刑法解释的评价制度

在对刑法理论进行解释与实践的过程中，目前所具有的一种倾向就是为了能够使刑法解释能够更好的同政策、宗旨相结合，为此，我国目前对刑法解释的研究则不能够局限在传统领域的研究，而是应当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刑法规制模式以及边界解释进行尝试，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对现代和传统解释模式间关系进行良好平衡的同时使刑法解释能够更好的同我国社会情况以及政策因素融为一体[4]。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從类推解释和转义解释中，具体论述了刑事政策对司法解释和刑法理论产生的具体影响，然后针对刑事政策和刑法评价机制的建立，从 合适政策评价制度、法律适用机制以及刑法解释机制等三方面提出了有效的策略。我们相信，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妥善处理刑事政策、刑法解释和刑法理论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中国语境下的展开[J].中外法学，2013，05（11）：974-1005.

[2]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J].政法论坛，2012，04（10）：30-42.

[3]李希慧，焦阳.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关系简论[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3（17）：98-102.

对外汉语教学法课程设计具体要求 篇4

目的：巩固教学法课程学习，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基本功，奠定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技能。要求：

1.学生选择对外汉语教学某一教学内容（一节课，45分钟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可以是不同的课程类型，如综合课、阅读课、听说课、写作课、中国概况等，可以是选择汉语教学中某一知识点或专题展开,如语音、文字、语法、词汇、中国文化等，学习层次可以是初级、中级或高级汉语。例：

课文：

甲：开开电视，看有没有好节目。

乙：（打开电视）怎么不亮？

甲：插头没插上。

乙：（插上插头）屋子里太亮了。拉上窗帘。

甲：外边风太大，关上窗户好吗？

乙：关上吧。

结果补语：开开、打开、插上、拉上、关上

2.学生需要根据选定的教学内容，针对教学对象层次，完成教案设计、课件制作和说课实践，并根据前面的几项任务完成教学后记，对自己的整个课程设计工作做出一个分析，看看通过这次课程实践活动能够获得哪些经验以及需要提高修正之处。

3.该实践的成绩评定分为教案设计、课件设计、说课及说课讲稿和教学后记四部分，分配比例为2:3:3:2.这四部分将在实践完成后的设计报告中体现。

4.教案要求：格式规范，课程教学步骤清晰。（介绍教案基本格式）

课件要求：能清晰体现教学过程，力求生动，能够辅助教学，帮助学生学习。

说课讲稿：包括组织教学、导入新课、新课讲解（含步骤：重点、难点处理）、巩固新课（含步骤或方法）、作业布置几部分。

说课：说课时间尽量控制在每人8-10分钟内。说课时语言表达及教学思路要清晰，教学重难点要突出，要采用针对性的教学方法。

对外开放具体政策 篇5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杭州落户可直接前往市区落户地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啦！具体怎么办？人才进杭落户又有哪些新规定？

需要哪些材料？

1、进杭落户审批表(可到公安户籍窗口领取或自行到“平安杭州—杭州市公安局”网页搜索下载一式二份，本科学历需用人单位盖章，硕士以上学历无需盖章，可在窗口直接填表)；

2、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及复印件)；专升本及未取得学位证书的必须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3、《浙江省居住证》、《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或《浙江省人才居住证》

4、需迁移人员的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户籍证明；

5、落户本人合法固定住所的提供住房所有权证或使用权相应凭证(房屋有共有权人的，需同时提供共有权人身份证及同意落户证明)；挂靠单位、人才市场需提供盖章的同意落户书面证明原件及集体户户口簿首页复印件；投靠亲友的提供同意落户书面证明(所有房屋产权人及户主签字同意)及其房产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落户在集体户及亲友户内的还需同时提供迁移人市区无房证明。

6、与单位签定的有效期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硕士及以上学历无需提供)；

7、连续缴纳1年及以上的社会保险证明(不含补缴)(硕士及以上学历无需提供)；

8、其他：随迁配偶的，需提供配偶的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随迁未成年子女的，提供父母的结婚证、未成年子女的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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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具体政策 篇6

一、市场准入政策

(一)除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进入的,各类资本均可进入所有服务业领域。凡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服务业项目均予积极支持。

积极引导、鼓励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区）投资者在我市设立服务业企业和分支机构,或与境内企业联合创办服务业企业。凡是鼓励外资进入的领域,均向境内各类所有制经济组织同等开放。

(二)凡来我市投资创办服务业企业的,注册资本均可按法定最低注册标准执行。除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的企业登记的前置审批外,其他一切审批项目均不得作为服务业企业登记的前置审批项目。

(三)服务业企业在办理年度检验和工商登记事项时,依法从快从简办理。凡是新设立的符合产业导向目录,且不涉及前置审批项目基本建设申报程序的服务业企业，由工商部门直接注册登记,对于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程序的,在3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对明确前置审批条件的,各相关部门要在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消防设计审核及工程验收等另有规定的行政许可除外)。

(四)凡在本市登记的连锁经营企业在市域范围内开设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只要出具总部授权委托书,符合法定条件,可办理营业执照。连锁经营企业申请增加专卖经营等便民服务项目,可由连锁企业总部向有关审批机关统一申请办理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对列入市重点项目的连锁经营企业在办理证照变更等手续时,只收工本费。

二、土地供应政策

(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服务业项目需新征建设用地的,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前提下,国土资源部门要优先安排用地指标,优先办理用地手续。土地出让年限可以按国家规定的最高期限办理,使用期满后,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使用者可以优先续期。对列入省、市服务业发展规划的服务业聚集区和重点项目优先满足土地指标供应。

(六)鼓励盘活利用存量土地发展服务业项目。实施“退二进三”,鼓励工业企业逐步迁入园区发展,工业企业退出的土地,优先用于发展服务业。对利用存量土地建设的服务业项目,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的前提下,优先办理用地供地手续。

(七)对新产品研发、工业设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项目用地实行与工业项目用地同等的供地方式。服务企业有形场所因城市建设需要依法拆迁时,须按国家规定进行补偿。

三、财政税费政策

(八)严格执行国家、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凡未列入国家、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的项目一律不得收费(含各类保证金);严格执行规定的涉企收费范围和标准,凡是收费标准有

上、下限幅度规定的，一律按下限额度收取。严禁擅自立项、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

(九)新设立的符合我市产业发展规划,在市内缴纳

营业税、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的服务业企业(房地产开发项目除外),5年内由地方政府按其实际缴纳营业税地方分成部分的50%,给予企业无偿扶持资金;从企业获利年度起,前3年由地方政府按企业缴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给予企业无偿扶持资金,后2年按50%给予企业无偿扶持资金。

(十)从事货运代理、拆迁代理、商标代理、广告代理、会展代理业务的单位,以实际取得的报酬为营业额计算缴纳营业税,具体扣除项目按有关规定执行。保险代理公司从事保险代理业务取得的全部收入,允许按扣除支付给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后的余额计算缴纳营业税。对单位和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十一)免收市内金融(保险)机构在以资抵贷、抵贷资产接收和变现办理资产过户、登记、抵押等事项过程中所发生的房产所有权登记费、房产交易手续费、机动车辆安全检验费。

(十二)社会力量(不含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资助非关联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经费,按规定在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在社区新办的物业管理、家政服务、幼托养老、就业培训、文教卫生、体育健身等服务业,按国家税收政策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1年。

(十三)“退二进三”企业,不改变土地权属关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的改建项目,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符合国家规定的按新办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免收1年的优惠政策办理。

(十四)民办学校可以接纳社会捐助,学校建设在减免建设配套费等方面,享受与公办学校同样的优惠政策。

(十五)加大市级财政对服务业发展的引导和支持力度。从2007年起,市级财政设立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暂定5年），数额为上年度全市GDP的万分之一,主要用于引导和扶持服务业重点发展领域和新兴领域中成长性强,具有示范作用,发展前景好或带动性强,能够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对增加地方税收和扩大就业具有明显成效的服务业重点投资项目。市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同时用作国家和省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的配套资金和服务业考核的奖励。

各区县政府、高新区管委会要按照经济总量的比例在预算内安排相应的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加大扶持力度,并与各级引导资金配套使用。

(十六)在国债贴息资金项目申报中优先推荐有发展潜力的现代物流、旅游、商贸、市场项目;在技改贴息项目的申报中适当向现代物流项目倾斜,重点扶持物流信息平台建设和现代物流企业的技术改造,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物流企业集团。

(十七)对市内举办的国际性、全国性会展和文艺、体育等重大节庆活动,承办单位取得的广告收入依法缴纳营业税后,由税收入库地政府按一定比例给予补贴。

(十八)对引进国内外著名服务企业总部、地区总部、采购中心、研发中心等自建、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的,由所在地区县政府(高新区管委会)给予一次性补贴。银行、保险、证券类金融机构在我市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市财政按省财政补助的数额给予一次性补贴。

四、融资担保政策

(十九)持《再就业优惠证》及军人退出现役有效证件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或合伙经营、组织起来就业,资金不足的,由个人自愿申请、街道(乡镇)劳动保障服务中心推荐、区县级以上劳动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审查、当地贷款担保机构承诺担保,可向有关商业银行或其分支机

构申请小额担保贷款。贷款额度一般掌握在2万元左右,最高不超过3万元,合伙经营与组织起来就业的最多不超过10万元。符合贴息条件的予以贴息。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到期确需延长的,可申请展期1次,展期最长不超过1年。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标准确定,不得上浮。

(二十)各相关部门要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积极推荐服务业重点建设项目。各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要从资金上积极支持服务业发展,在独立审贷的基础上,对符合当年度服务业产业导向目录,属于市级重点项目的,优先安排贷款资金,优惠贷款利率。鼓励扶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通过股票上市、企业债券、项目融资、产权置换等方式筹措资金。加大资产重组力度,盘活资产存量,增强服务业企业的自主发展能力。

(二十一)支持各类担保机构做大做强。各区县、高新区要建立由政府出资、主要面向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机构。已建立的由区县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出资的担保机构,要根据实际实施增资扩股。各级担保机构要加大对民营服务企业的支持和帮助,鼓励、支持利用民间资本组建商业性担保机构或企业会员制互保机构。加强担保机构与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增强担保能力,扩大对服务业的担保面和担保量。金融部门要加强对民营担保机构开展担保业务的支持和指导。

五、其他政策

(二十二)调整服务业用水、用气、用电和部分项目用地价格。自2007年1月1日起,服务业(洗浴、桑拿、洗车除外)用水、用气与工业用水、用气执行相同价格。服务业用电价格按省规定执行。

(二十三)弘扬和保护老字号品牌。在城市改造中,涉及老字号店铺原址动迁的,原则上应原地安置。对现存的老字号商号、商标采取保护性措施,为老字号申请注册商标提供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帮助。对具有发展前景的老字号连锁企业给予财政支持。

(二十四)留学回国人员到我市从事服务业工作的,工龄与出国前的工龄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其在国外取得的学历、学位,经国家育部门承认的,可根据本人实际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申报评审或报考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各级政府对引进的服务业高级专业人才在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支持。

(二十五)按实际需要,选派公务员到服务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培训,列入全市引进国外智力

项目年度计划,学习培训费用由各级政府和派员单位共同承担。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服务业人才的培养工作,为服务业专门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

(二十六)自2006年度起,把服务业发展纳入对地方政府考核的内容,考核办法另行制定。

(二十七)在全市范围内试行服务业年度50强排行榜评选活动。对进入服务业年度50强的企业给予一定奖励。

(二十八)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强化服务

意识,落实国家和省市已经出台的政策,制定和细化相关配套措施。各区县、高新区要根据本政策制定具体实施意见,市直有关部门要在本意见下发后2个月内制订出实施细则并认真组织落实。市发展改革部门(市服务业办公室)负责本意见各项优惠政策的综合协调和监督落实工作;市财政部门负责扶持服务业发展的财政优惠政策的落实工作;市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服务业用地政策的落实工作;市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服务业用水用气用电优惠政策的落实工作;市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分别负责服务业市场准入、税收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的落实工作;市经贸、教育、交通、民政、文化、旅游、信息、房地产等部门,负责制定本行业发展专项规划、具体实施意见和扶持政策的协调落实工作。

对外开放具体政策 篇7

“目前12个试点地区的具体实施方案已陆续提交, 这标志着三网融合已经从政策规划的战略层面走向了具体操作的战术层面。”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会长李丹在最近召开的三网融合中国峰会上如是说。

事实也是如此。尽管国家在三网融合试点名单的确立过程中数易其稿, 但自今年7月正式公布了12家试点地区以来, 各地的广电和电信运营商在具体业务推广方面可谓迅速, 虽然这期间偶尔也会夹杂些“恶性竞争”的声音出现。

利益之争并非左手倒右手

对此李丹表示, 三网融合是国家信息化总体战略的一项重要决策, 它不是零和博弈, 更不是国家的形象工程, 试点方案已上报国务院三网融合工作协调小组, 在实施过程中, 难免会碰到类似问题, 比如广电与电信的竞争、广电内部的台网关系等。

“如果三网融合仅仅是电信从广电手里拿走一部分视频收入, 广电从电信手里拿走一部分宽带接入收入, 那么对国家而言, 不过是左口袋装到右口袋, 没有任何意义。”李丹明确强调, 三网融合的关键在于创新, 包括体制创新、业务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带来增量, 才能实现共赢, 同时也可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更加安全、更加物有所值的信息服务。

不过, 要在广电和电信两体系间建立良性的竞争局面, 除了需要倡导联合创新外, 也要从法律高度入手, 完善传媒和电信领域的立法工作。“在监管体制方面, 欧盟的经验值得借鉴。”李丹补充道。

据了解, 在2007年, 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就联名颁布了关于视听传媒服务的指令, 目前欧盟各国已依据该指令条文对各自国家的法律予以修改, 以确保指令的顺利实施。

该指令的内容具备以下特点:首先是统一监管, 通过任何传播平台实现的视听传媒服务都由欧盟委员会下属的信息社会和传媒总司负责监管, 而不是由企业或产业总司负责执行;其次是将信息安全纳入信息网络的法规当中;最后是将视听传媒服务纳入大文化产业范围, 而不仅仅将它看作单纯的经济活动、信息传播活动或是列入技术规章的范畴。

三网融合是国家宽带战略先导

宽带战略是全世界的战略, 它为信息化架起了高速公路, 对于各国的产业信息化战略都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总工程师蒋林涛认为, 中国要搞国家宽带战略, 三网融合是先导。“如果国家的网络建设彼此分离, 宽带战略就无从谈起。”

在现阶段, 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的双向进入政策仅是融合前的伏笔, 蒋林涛认为, 真正实现三网融合还要靠网络和业务应用两方面因素予以驱动。

首先, 网络技术发展趋同。从网络技术的演进方向上, 光传送网与同步传输网十年之内不会发生变化, 无论是互联网、NGI还是NGN都不会脱离这两种传输网络。而在传输网层面, 虽然目前互联网是IP网;电信网是IP网加IP专网;广电网则采用物理封装, 虽不是真正的网络结构, 但究其底层结构也未脱离IP网技术。

“现在的网络难点在于, 如何构建一个安全可信、可管可控且能够提供服务质量保证的IP网络。”蒋林涛表示。

其次, 服务与业务应用趋同。可以看到, 互联网业务已呈现巨大的成长潜力, 但如何将互联网业务纳入可进入的范围, 采用何种商业模型还有待商榷。

蒋林涛认为, 未来的融合网络应该能够支持混合业务和标清业务, 比如可同时进行电话、短信、Email、Web业务和视频通信等业务, 这不仅需要全网范围内的资源调度, 更需要搭建起大量具备点对点、多点对多点通信能力的数据模型。

价值体现应从国家角度出发

现阶段, 国家针对三网融合提出的首要条件是双向改造和宽带建设, 而电信和广电方面对此都表现得相当积极。比如在山西一些农村地区, 移动运营商和广电运营商就通过合作共同搭建起了当地的宽带网络, 不但实现了盈利更被评为全国性示范工程。

“但我认为, 这些仅仅是解决了融合的物理层面问题, 并不足以支撑起整个三网融合工程。”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体改所史炜主任表示, 在试点城市的后续建设中, 政府和企业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内容建设, 也就是说, 应该找到三网融合对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核心价值。

对外开放具体政策 篇8

中国儿童图书“走出去”,调研只是手段,建设措施才是目的。其实,无论是成人读物“走出去”,还是儿童读物“走出去”,总体形势和格局,诸多困难和阻力都差不多,关键是我们不能只讲问题,只是纸上谈兵。我们希望所有有志于少儿图书“走出去”的人士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作出各自的努力,进而形成强大的合力,推动这项意义重大、前景美好的事业。在这块希望的田野上播下种子,收获硕果。

一、建立“中国儿童图书走出去基金”

鉴于儿童图书“走出去”的特殊性,建议设立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定位不同、各有侧重的“中国儿童图书走出去基金”。基金会的组成以中宣部为核心,以国家财政资助为主要来源,并充分调动和挖掘企业民间各方面的积极性,包括出版单位、业外企业、个人等等。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不同,“中国儿童图书走出去基金”采取国际上规范的基金会形式进行运作。基金资助范围也区别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从翻译费扩大到其他相关领域,包括对翻译费、出版费、宣传费、人才培训、图书赠送、作者和读者交流活动的支持,等等。基金的运作要接轨国际惯例,做到规范和高效,成立规范的董事会,甚至可以做成一个投资经营型的基金,将国家相关政策优惠转化为资金来源,使基金产生某种造血功能。基金的资金规模首期不低于每年500万元,争取逐年递增。

二、设立国际或区域性儿童图书奖

为提高中国儿童图书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世界儿童图书的文化取向,以经济和市场优势置换文化权力,提议设立由中国人主办和主导的国际性或区域性儿童图书奖或儿童文学奖。

国际上儿童图书和文学奖有多种类型,以企业为主导的如日本讲谈社主办的野间儿童图书插图奖,基金会主办的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和插图奖等等。中国国内目前有冰心儿童新作奖、冰心图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等,其中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已经停办。目前影响较大的是冰心图书奖和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我们可以利用冰心儿童文学和图书奖的基础和影响,提升和改造国际或区域性的儿童文学和图书奖,設立“冰心国际儿童图书奖”。从地域和文化上分,可以有两个层次,一是针对非华语创作,二是针对全世界华人和华语创作。从形式上也可以分多个层次,如文学、图书、插图等。或者开始以文学作品为主,以后逐步扩大到图画书和百科类图书等各个门类。因为文学书主要评创作水平,以内容为主,所以,不存在各国出版水平差异的影响。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可以产生在第三世界,但百科类图书一定是发达国家出版社的专利一样。“冰心国际儿童图书奖”可以把每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作为平台,组织颁奖仪式。同时,强化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儿童图书展区。给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外国儿童图书出版商以一定的资助,鼓励他们参展。目前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实际上已经面向全世界的华人作家,已经有很好的组织基础和品牌影响。其实,一个文学奖的成功与否,主要是它的组织水平和奖金保障,以谁的名义不是很大的问题。著名的野间儿童图书插图奖,是一个面向亚洲和非洲的国际性图书奖,就是由讲谈社的社长野间创立的。在基金和奖项的设立上,要解放思想,改变传统观念,如果有企业愿意冠名,只要合情合理,也是可以的。

三、延伸“农家书屋”境外段

“农家书屋”工程是一个国家工程,已被国家列入重点文化公益项目,正在全国农村迅速推行。“农家书屋”工程也是新闻出版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2008年新闻出版总署将大规模开展“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将其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国家财政也拨了大量资金。柳斌杰署长在郑州全国书市的讲话中说,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各种“农家书屋”、社区书屋6万多家,到2015年将实现村村有书屋,人人有书读。

从国内的“农家书屋”,我们可以作一个概念的延伸,希望我们的“农家书屋”能够延伸到境外华人社会,并进一步延伸到学汉语的主流儿童社会,通过“农家书屋”境外段的延伸,在五到十年内,以书屋为核心,凝聚上万个中国文化村,扶持华人聚居的社区和开设中文课程的公立学校公立图书馆设立中文部。英国唐人街Challin Cross公立图书馆就有一个中文部。它们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儿童,进的图书也以儿童图书为主。“农家书屋”境外工程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海外华侨华人。每次国内有重大自然灾害,海外华侨无不踊跃捐款。这次四川大地震所表现的全球华人万众一心,血浓于水,感天动地的赈灾活动,从另一个侧面却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日益强大的祖国对五千万海外赤子回报和关爱的缺失。祖国有钱了,祖国强大了,但我们对海外侨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却关注不多。分布在全世界的众多侨团有众多的会馆,其中有很多设有图书馆或图书室,还有越来越多的中文学校,也设有图书馆和图书室,但这些图书馆和图书室很多是空的。这些图书馆和图书室主要面向孩子,特别是学中文的华侨华人后代,非常需要各类优秀中文儿童图书。 一个投资两三万元的书库,在海外游子看来,可能会比几十万美元都值钱。“农家书屋”境外段延伸工程可以由“中国儿童图书”走出去基金会具体承办,招标委托一家国内有实力的发行集团进行采购、包装、配送。

四、用好意大利波罗尼亚国际儿童书展平台

意大利波罗尼亚书展是国际上最大的儿童书展。至少从品种和印数上说,我国出版的儿童图书堪称世界第一,但我们在波罗尼亚书展上一直比较“低调”。以前每年由总署环球公司组织全国有关少儿出版社人员参展,参加人员也不是很多。2007年开始,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以浙江少儿出版社为主体,在书展上单独设立展台,效果较好。为了培育我国少儿出版社的国际品牌,要鼓励国内有实力的少儿出版社在书展上单独设立展台,有关部门要一视同仁地给予他们展台费的资助。也可以由新闻出版总署统一租用展台,给国内几家有影响的出版社相对独立的展位。同时,在波罗尼亚书展上组织开展各种宣传推荐活动,扩大中国儿童图书的影响。波罗尼亚书展每年举办的插图展,由各国轮流主办,我国一次也没有主办过。插图是儿童图书的灵魂,中国的插图这些年进步很大,但在国外影响不大,要通过这种展览扩大中国插图书的影响,提高中国插图画家的国际知名度。

五、加强儿童图书版权贸易队伍建设

出版社儿童图书版权贸易队伍建设关系到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队伍培训。2008年3月,由企鹅出版公司资助,总署人教司协助,在浙江莫干山举办了中英文学翻译高级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有企鹅出版公司从英美两国请来的20多位从事汉英、英汉翻译的外籍专家学者,全国重点出版翻译作品的出版社编辑以及国内的有关作家。培训班重点研讨中英文学作品的翻译问题,《狼图腾》的作者、译者以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也出席了培训班。这次培训的成本超过百万元,但对中国作品向英语的翻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类似的,针对儿童作品翻译和版权贸易的培训。2006年第十三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兰登书屋全球出版总监波妮阿默(Bonnie Ammer)在兰登书屋版权购买和销售的主题讲座中提醒中国的出版社,在向外国出版商推介图书时,要准备一份内容翔实的翻译出版提议书,其中包括:对图书和作者的简单介绍及相关销售信息、高质量的图书章节摘选的英文译稿和详细介绍能够以何种形式在哪些区域推出该书的英文说明材料,并提供关于出版形式的可行性建议。此外,出版提议书中还应注明要求版权购买方报价的截止日期。这些提醒看似简单,但在我们日常的对欧美版权工作中,真正做到做好的,却不是很多。队伍的培训建设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二是机构建设。目前国内各出版社对欧美国家的版权销售存在着三个问题,首先是不太重视,因为向欧美销售版权的机率不大,所以很多出版社并没有把这块业务很当回事。其次是人才不济。以前我们的版权销售主要集中在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华人圈,语言沟通基本没有问题,现在面对欧美业务,语言以及版权的业务要求提高了,很多少儿出版社没有专职人员。第三是功能,国外大的出版集团对外销售版权主要集中在集团的国际部,国际部代理下属出版社的国际版权业务,而下属出版社则主要负责自己的版权引进业务。这是一个比较经济而又高效的模式,值得国内出版集团参照。对欧美的版权输出工作要有大的起色,一定要在队伍和机构建设上下功夫。

六、探索多种“走出去”的模式

从这些年的经验和实践来看,中国图“书走出”去要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真的“走出去”,实施中国图书“走出去”本土化战略。也就是说要鼓励在海外开设我们自己的出版机构,收购或合资建立出版社。中青社等单位“两头在外”的走出去模式很值得推广,所谓“两头在外”,就是策划在外,市场在外,其余流程基本都在国内。其实这种模式可以再加上一条,就是在内容上不局限于中国主题,可以是外国题材的其他图书,利用我国人才资源和造貨价格优势,做国外市场的一般图书,建立品牌,做大规模,中国题材的图书自然借船出海,顺理成章进入主流社会。或者也可以叫做以书养书。对于国内少儿出版社开拓海外出版市场,实施“走出去”海外工程,如去海外建立或收购出版机构,开办中文书店等,中央财政对出版机构“走出去”也要有扶持政策,就如国家财政对国家汉办系统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的扶持政策,按规定,在海外每建立一个孔子学院,国家汉办就会给予80万美元的开办费。

七、其他有关扶持儿童图书出版的产业优惠政策

走出去首先要造大船,造大船就是要促进国内少儿出版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让部分有条件的少儿社做强做大,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形成国际品牌。根据很多少儿出版社社长的反映,目前对科技图书、少儿科普刊物,国家都有增值税返回,少数民族地区所有图书均实行增值税返回,希望少儿图书能享受此项优惠政策。 由于网络和影视的竞争形成的市场分流,少儿图书的出版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由于新媒体的兴起,传统图书出版已经被称为夕阳产业,在夕阳产业的环境下从事朝阳事业,这是中国儿童图书面临的主要问题。传统出版业正在进入微利时代,一般图书(市场书)出版更是在艰难地维持,市场风险越来越大,几乎所有的少儿出版社也都在靠教材教辅维持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没有理由再从少儿图书出版中抽取这些可怜的利润作为税收,这就好像成年人从儿童的饭碗里扒饭吃,把少年儿童作为赚钱的对象。俗话说:怎么穷也不能穷了孩子。同时,对重点少儿出版社也要研究重点扶持政策。如书号和刊号资源的问题,说了多年,优秀出版社放开使用书号的问题也久久未能兑现。

要做大几家重点出版少儿出版社,还要鼓励他们“走出去”,这个“走出去”不仅仅是走向世界,首先要走向全国。三十年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下,地方出版社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长沙会议,提出了著名的反“三化”方针。但是,三十年过去了,地方出版社不但没有走向世界,而且连全国也没有走出去。很多少儿出版社虽然改掉了自己名字的乡士味,出现了许多没有地域特征的21世纪出版社、接力出版社、明天出版社,但是,这些出版社仍然像中国的农民工,“离乡不离土”。有不少出版社也到北京搞了一些工作室、分公司,但正儿八经像世纪锦绣那样扎根北京,取得同城待遇的,名正言顺的也就此一例而已。江西出版集团到北京收购了和平出版社,但这种收购究竟有多少实际整合力,还有待观察。目前全国少儿出版社最强大的力量不在北京,不在中国的出版中心、文化中心,而在地方,应该不能算是正常的现象。这里还有一个破除地方保护的政策限制问题。中国少儿出版的核心游离于全国出版中心、对中国少儿出版产业的发展是有不可否认的负面影响的。因此,也就有了外研社、中信社进入少儿出版领域的事件。

我们也不认为外研社和中信社进入少儿出版是一件坏事,但是,这说明在中国的出版中心存在着少儿出版中坚力量的缺席。因此,希望政府在政策层面上为地方少儿出版社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创造条件,使全国少儿出版的资源可以更加合理地配置和流动。中国图书“走出去”是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为主导,主要的工作还要企业去做,只有企业真正做强做大了,才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打拼,中国儿童图书“走出去”才真正有了希望。

八、加速国有大型发行集团海外落地

中国儿童图书“走出去”一方面要用外语直接进入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中文图书的实物出口,建设海外中文图书的销售网络。翻译图书毕竟数量有限的,一年出版两三千种,怎么和年出书25万种的国内图书出版规模相比。随着汉语热在国外的日益升温,外国人直接阅读中文图书的市场也会越来越大。从2008年开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也把中文图书的直接出口列入计划内容,考核的比重占到15%。所以,我们要把中文图书的实物出口和海外销售网点的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中文图书出口要由地方自发的、小规模的、分散的活动,变成全行业自觉的、国家层面的、大规模的行业行为。特别是要鼓励和要求国有大型发行集团走出国门,在海外落地,配合网络销售,建立适合海外市场的信息和物流配送系统,重点解决退货系统问题。

对外开放具体政策 篇9

【正 文】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8)11-0044-11 一 引言

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厚度和经验广度不亚于任何一种成熟的西方援助”。①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向10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约2000个援助项目，其中既包括受援国所急需的生产基础设施，也包括各类社会和公共设施，还包括免除友好重债国的债务以及向自然灾害发生地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改善民生项目的援助力度。截止到2005年底，中国在53个非洲国家建成了769个成套项目，大多数集中在与百姓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如铁路、公路、电站、水利设施、农场、学校、医院和体育场馆等。中国还派出了1.5万名医务人员，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了2万多名各类人才，免除了109亿元人民币债务。②据统计，中国在2006年通过不同的机构向全球提供了82.37亿元人民币的援助。③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援助国，在接受外来援助进行自身发展的同时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还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尚在建设自己的统计系统，改革自己的援外体制，因此难以就中国对外援助的定义、方式和数据与西方援助国的方式和数量进行简单和标准化的类比。因为中国是一个提供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有可能为世界提供独特的援助方式，进而丰富人类的发展经验，加深人们对于多样化发展道路的理解。

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建国初期，第二个阶段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第三个阶段形成于21世纪初。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里，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不同，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方式、方法和管理机制都有明显的不同。但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和根本宗旨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二 新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出发点及历史经验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对外援助经历了近30年的历史发展，确立了以“八项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对外援助方针，体现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度统一，为中国对外援助事业后来的发展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

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是向朝鲜、越南、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此后又向亚洲和非洲友好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主义价值原则，这种价值原则体现为中国对于人类的责任，特别是对于与中国人民有着同样经历的人民的责任。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④“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⑤

周恩来总理对这种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度吻合做出具体的解释，他说：“我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支援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自己的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新独立国家进行援助，把他们的力量加强了，反过来就是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对我们也是巨大的支援。”⑥

具体地说，在这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中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是作为刚刚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中国在获得了独立以后，必须支持其他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这样才能打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封锁，从政治独立走向经济独立；其二是作为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国对于公平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诉求和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一致的，帮助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改善自己的外部条件。所以，无论从国际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互助共同发展都是一项基本的政策。

（二）新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1964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同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会谈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⑦同年12月21日，周恩来再次提出：“在援外工作中，我们总结了多年来的实践，制定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按照这些原则，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与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今后，我们还将在实际工作中，补充和发展这些原则。”⑧

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中独树一帜，在亚非国家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通过中国援助，饱受殖民统治的前殖民地国家更好地了解并理解了中国，“中国援助”因而成为与其他西方援助截然不同的发展资源。有些受援国曾经建议把“八项原则”提到联合国，作为国与国之间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准则，有些受援国则发起了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两阿”提案。广交朋友的中国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一次国际力量对比的历史性转机：中国在遭受了来自西方各种势力挤压和围堵20多年后，被第三世界的穷朋友们“抬进了”联合国（毛泽东语）。

中国对外援助受到了发展中国家广泛的欢迎，这是因为在“八项原则”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两条最基本的原则：一是平等互利；二是不干涉内政、不附加任何条件。与此同时，“八项原则”充分体现了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

中国的受援国不难发现这种援助与西方发达国家援助之间的本质区别。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曾经说过：“无论是在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⑨

（三）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及其弊病

援外管理体制的设立取决于援助国的基本制度和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政策、形式和内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历了“总交货人部制”和“承建部负责制”等适应计划经济和中国援外基本方式的管理体制。这两种体制都采取了中央负责制定援外政策、相关部委负责援外政策执行和项目管理的方式。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援外工作统抓统管，中央领导人直接过问援外工作，分管部委直接对中央负责，援外管理机构能够有效地利用行政指令的方法，实现全国一盘棋。各省及各部委均设有专门机构管理援外项目。上情可以下达，全局可以统筹，保障了援外政治任务的顺利执行。

然而，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病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这种援外管理体制当中。《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一书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承建部负责制和总交货人部制一样，单纯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援项目，财务管理实行预决算制，一切费用实报实销，项目投资多少，建设周期长短，工程质量优劣，同执行单位的经济利益没有关系，不利于充分调动项目执行单位和广大援外人员的积极性。这些弊病在七十年代末暴露得更为明显。”⑩

除了行政管理手段的缺陷之外，对外援助的决策也由于缺乏可行性研究而偏向规模过大、承诺任务超重等由意识形态因素导致的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中国承诺将自己最好的技术和物资用于对外援助，结果却导致了大量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浪费现象。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的援外规模也超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承受能力。随着中国国际舞台的扩大，要求中国援助的国家也迅速增多，中国对外援助规模急剧扩大。1971～1975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增长过猛，占同期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高达5.88%，其中1973年高达6.92%。(11)对外援助中应当体现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与平衡 被打破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并非没有看到对外援助工作中存在的上述弊病。但是产生于计划行政体制内的弊病很难在同一体制下得到纠正。只有当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袭来之际压缩援助规模、改变援助方式、改革援外管理体制和方法才成为可能。

三 在改革中探索

对于任何一场重大的改革来说，首先需要回答的都是“改革什么？坚持什么？发展什么？”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也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对外援助的改革当中。

（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与邓小平的改革思路 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世界角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后，国际交往不断拓宽。除了继续并扩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以外，中国还相继恢复或建立了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对外经济交往面随之扩大。中国需要重新确定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国际援助领域里，这种地位和作用是双重的——既是受援国也是援助国。作为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需要借助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知识和经验，尽快地把自己的国家建设起来；与此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朋友和伙伴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邓小平为中国设计的兼具受援国和援助国的角色直到他第三次回到领导岗位上以后才得到贯彻实施。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中国作为援助国的作用时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12)同年6月2日，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时，邓小平进一步表明了对于接受援助的态度：“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3)邓小平这种既接受援助又提供援助，接受援助发展自己之后提供更多援助的平等合作精神也反映在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次会议正式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会议还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14)这种开阔的思路奠定了中国援外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基础。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参加经济社会理事会的同志报告说，联合国每年用于援助的支出高达250亿美元，其中约50亿美元是无偿援助，援助项目涉及人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能够加以妥善利用，将有助于促进中国的发展。中国是联合国中重要的发展中成员，有权利用联合国的资源。这个意见受到中国高层的关注。(15)1979年，中国开始大量利用多边国际援助，接着又开始接受来自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双边援助，曾经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16)在成为受援国的同时，中国并没有终止对第三世界的援助。邓小平针对中国对外援助工作中力不从心的问题，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缓口气”的意见，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地通过修改援外的具体方法，“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邓小平提倡的是一种“少花钱、多办事”的援助方式，一种效率原则，即一方面削减中国援外开支，另一方面保证受援国能够从中国的援助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当时，援越（越南）和援阿（阿尔巴尼亚）工作中的浪费和弊端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对援外战略意义的怀疑。针对这些质疑，邓小平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穷，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已经大大增加，这是任何人不能忽视的。”(17)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多次亲自做外国领导人和友人的工作，不断强调中国永远不会忘记第三世界的穷朋友，他在会见马里总统穆萨·特拉奥雷的时候指出：“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尽管自己发展了，还是要把自己看做是第三世界国家，不能忘记全世界所有的穷朋友。”“中国将来发展了„„还是把帮助穷朋友摆脱贫困作为自己的任务。”(18)自此，邓小平同志通过自己的工作使得国内外就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维护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减少援外支出的数量、提高援外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等方面，达成了广泛的理解与认同。

（二）坚持什么？

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立意改革的党中央对于中国援外的战略意义和所取得的成就的认识并没有丝毫改变和动摇。邓小平复出未久，就在1979年7月7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经济困难，但我们还得拿出必要数量的援外资金。从战略上讲，我们真正发展起来了，要用相当数量来援助。中国发展以后不要忘记这一点。在援助问题上，方针要坚持，基本上援助的原则还是那个八条，具体方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19)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撰文指出：“要告诉我们的同志，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是一个带有战略性质的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20)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也说，“援外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方针是正确的„„今后还是要援助的，这个方针不能变。问题是援助多少„„要把劲鼓起来，各部门要支持，地方要支持，企业也要支持，使援外工作做得更好，把有限的钱用得更好”。(21)根据上述精神，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在1980年重新确定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总方针。1980年3月，对外经济联络部召开全国外经工作会议，提出了坚持国际主义，坚持援外“八项原则”、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出有进、平等互利等主张。1980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的《关于认真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的意见》强调指出：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和援外人员的优良作风在国际上独树一帜，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政治声誉，进而伸张了中国对外援助中体现出来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该文件同时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对外工作的总方针。援外工作作为外事工作的一个方面必须为这个总方针服务。”(22)1983年初，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23)其中的“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是“八项原则”的精髓，“讲求实效”来自于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而“形式多样”则是对邓小平效率原则的落实。归纳起来就是在原有的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增加了“实事求是”的内容。1983年9月27日，国务院主要领导在接见第六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很穷，但是个大国，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全党要统一认识。我们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又必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是指钱，尽力而为是指精神。我们为第三世界办点好事，虽然资金有限，但热心不能减退，精神不能减弱，能够做的事，我们必须努力做好。各部门、各地方一定要积极承担中央确定的援外任务，这是个政治任务。(24)应当说，中国的对外援助不仅仅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而且是“一笔不可缺少的战略支出”（邓小平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这种战略支出的意义就更加凸显了。柏林墙的倒塌和苏东体制的解体使整个西方世界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西方的理论家们甚至宣称，由于东西方对峙局面的结束，历史也就随之“终结了”。在第二世界，不少国家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希望国际资本的力量帮助它们快速地脱离贫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富足起来。但是，国际资本力量无边界的发展，却未能自动地给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带来发展与繁荣。邓小平一直都关切的“南北问题”日趋 严重。在这种趋势的背后其实隐藏了不同发展理念之间的博弈。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发展理念抹杀了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共识”即使在西方世界也并没有形成广泛的认同。在“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笔下，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第一定义”就是“多种发展模式”。他尖锐地批判道：“如果一种文明把自己的发展定义强加给另一种文明，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明确界定为文化暴力的典型例证”，因为它导致“文化灭绝”、“普遍异化”、“实质伤害”。(25)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中国需要通过对外援助这种国际战略工具，为中国创造长时间和平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因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在保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特殊的国情，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而不是先颠覆自己的制度，然后移植其他国家的制度。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计，中国在国际上必须维护世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而要保证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与多样性，就必须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的特殊性，同时帮助它们发展起来。这种战略思维与周恩来提出的援外工作“八项原则”、邓小平强调的援外战略意义与效率原则相统一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1993年7月12日，江泽民主席重申了这种战略思维，他说：“必须充分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26)2005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再次呼吁，经济全球化应当向着均衡、普惠和共赢的方向发展，应当包容各种发展模式，同时建立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这是邓小平关于“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27)观念在新形势和新条件下的具体化。

（三）改革什么？

关注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学者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从弱化意识形态、拓宽交流领域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种转变。(28)从中国的对外援助特别是对非援助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上述几种转变。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的改革是显著的，归纳起来，改革主要集中在对于政策、方式、管理和机构的调整等几个方面。1.改革政策

邓小平关于对外援助效率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减少数量，但是不影响质量，这就要求中国对外援助采取小型化和多样化的形式。1979～1982年间，在中国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国家严格掌握了对外援助的支出和新签援款，本着“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精神将援外的规模从占财政支出的6%～7%削减了下来。

为了达到确实使受援国得到好处的目的，中国援外改变了原有的做法，适当要求受援方支付“当地费用”，增加“象征性的”贷款利息。由于“当地费用”往往不可预测，在支出时难以封顶，所以当地费用由受援方支付的做法不仅能减轻中国援外的财政负担，同时更重要的是促使受援国学会对于建设项目进行“经济核算”，从而为受援国自力更生发展经济打下基础。

除了减少援外资金投入，要求受援国承担“当地费用”以外，这个时期中国援外的重大政策调整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从受援国的实际生产和管理水平出发，从援建生产性项目转向援建标志性建筑，援建了一批纪念碑式的项目，如会议中心、人民宫、体育场和医院等。由于管理标志性 建筑远比管理生产性项目简单，这种转变既减轻了中国的负担，又增加了项目的可持续性。

第二，从援建大型项目转向因地制宜地援建贴近人民生活的中小型项目，如援建农业示范基地、乡村学校和一些必要的社会基础设施，派遣专家到受援国讲学、传授技术，提供小型的示范性设备，邀请并资助受援国人员来华考察学习、进行技术培训等。

第三，开辟新的援外资金渠道，提供优惠贷款。

上述措施使得中国在1979年以后用于对外援助的支出比20世纪70年代前期有所减少，但是与受援国的接触面却扩大了，提供援助的内容比改革开放前更加丰富了，援助项目也更加贴近受援国的人民群众了。2.改革方式

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有赠款、无息贷款和低息贷款三种主要形式，如果算上免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向国际多边援助组织提供资金等西方“官方发展援助”概念不涵盖的援助形式，中国政府共通过六条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财政转移。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不是单纯的财政援助，而是通过实物援助实现的，也就是说将援款折合成在受援国援建的各类基础设施、提供的成套设备和技术、派遣的医疗队和专家组、开办的培训班、发放的奖学金等等。

中国实施援助通常的做法是由受援国向中国驻外使馆经参处提出要求，然后在中国可能提供援助的领域里进行政府间商谈，以互利双赢为原则，根据可行性的研究结果，签订政府间经济技术援助协议，作为两国合作的法律依据。如果是采取优惠贷款形式，则贷款协议中需规定中国提供贷款的金额、用途、使用期限、偿还期限及偿还方法等。(29)中国援款的使用期通常为5～7年，可以延长使用期，还款期一般为10年。受援方如有困难，还可以推迟或延长还款期。此外，中国还提供少量无偿援助。上述这些基本原则并不是改革的对象，那么改革涉及哪些主要内容呢？

前面讲到，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根据有限的资源和能力，采取了援助项目因地制宜的方针而转向中小型项目，并且在与百姓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里扩大了援助的范围，援建了一大批农场、学校、医院、体育场馆、铁路、公路、电站、水利等设施。

除了援外工程的中小型化和多样化以外，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援外突出了平等合作的原则。成套项目援助一直都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中国负责项目的考察、设计，提供全部或部分成套设备、建筑材料，派人组织或指导施工、安装和试生产，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全面提供技术援助，采取就地培训等方式，将相关技术传授给受援国有关人员。这种援助项目往往被形象地称为“交钥匙工程”或者“授人以鱼”，也就是说，中国方面把一切都建设好、安排好，然后把钥匙交到受援国手中，把做好的“鱼”端到饭桌上。

随着中国建成的成套项目日益增多，有效地帮助受援国巩固项目成果成为对外援助工作中一个日渐突出的问题。中国援建的设施一般都比较先进，但是需要受援国配备相应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制定合理的制度和程序去维持这些设施的运转。(30)于是，中国方面在1982年11月提出，对于已经帮助建成的项目，应该主动向受援国提供管理服务，搞技术合作，一边参与管理，一边带徒弟，帮助受援国掌握技术和管理，从而体现中国对朋友负责到底的精神。(31)援建项目的后期管理不是干涉内政，而是帮助受援国获得自力更生的能力，是“授人以渔”，教会受援国的人民自己“下海捕鱼”。1984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发出的《关于巩固建成经援成套项目成果的意见》体现了这个时期援外工作的转变，提出加强项目建成后的技术合作，并且可以根据受援国的需要，参与援建企业的经营管理。此后，中国对外援助就又增添了管理合作的内容。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物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32)中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迅猛，到1994年中国已有约90%的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33)市场力量不可阻挡地成为中国改革对外援助工作中的重要因素。中国对外援助除了体现中国体制的改革以外，还需要与受援国的体制相吻合。受援国体制的变化和中国作为援助国体制的变化都影响到援助项目的方式，例如，马里政府于1991年宣布对中国援建的纺织厂实行私有化改制，经过协商，马里政府将80%的股份转给中国海外工程公司，后者负责偿还马里政府欠中国政府的债务，两国政府为合资企业提供优惠，借此扶植市场化的合作。(34)市场因素的加盟使得该厂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为管理合作增添了一种新的方式：参股合作。

此后不久，中国又采取了贴息优惠贷款的新援助渠道：即动员一部分银行的资金，利用政府援款作为利息补贴，使银行利率降低，借贷条件变得优惠，具有援助性质。后来又创建了合资合作基金，扩大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利用少量的对外援助资金，撬动更多的市场资金，使其“软化”成为优惠贷款，这是一种在西方援助国常见的做法。但是对于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优惠贷款的性质，国际上却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最为集中的意见认为，因为国家“贴息”使整个贷款变得“优惠”，在优惠贷款里就体现了国家行为，应当将这类贷款定义为“援助”。但是，这样的计算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统计上的，不仅中国对外援助的数额会大大提高，而且优惠贷款在援外资金总额中的比例也会大大提高；二是概念上的，进出口银行虽然是发展领域里的政策银行，但是其借贷方式却根据市场规则运行，倾向于投资大型发展性项目（一般在1000万美元以上），投资要求50%控股。与中国其他援外项目集中在社会和民生领域的方式不同，进出口银行发放的贷款一般投向有经济回报的领域，如能源、交通、信息等领域。

按照中国目前的计算，只有来自政府的直接财政转移才算是“援助”，包括政府“贴息”部分，但是不包括“贴息”带动的贷款。市场资金的运作有自己的规律，政府通过“贴息”鼓励市场力量参与发展事业，是在受援国受到广泛欢迎的一项措施。这是因为，国家发展只有在多要素（包括市场要素）、多领域（包括市场和社会领域）相互配合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因此，市场力量虽然不能代表援助国政府，但却有可能被用于加速受援国的发展。

市场资金进入中国援外领域是一个新现象，因为它调动的不仅是中国银行和社会的资金，而且还调动了受援国的资金和资源，并且通过援、受双方在企业和金融机构层面上的合资合作，推动了受援国自身的发展及发展能力的建设，因此受到了受援国的欢迎。1993年10月，在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上，非洲国家代表提出增加外贸和吸引外资是比政府间的传统合作更加有效的发展方式。针对援外领域里的这些新现象，199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进一步改革援外工作的会议。会议明确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援助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金融机构在市场经济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会议鼓励中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的方式，或中国企业独资经营的方式实施中国对外援助项目，进一步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运用于对受援国的援助，如在受援国建立经济开发区等。会议认定，中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在援助项目上的合资合作，“有利于政府援外资金与企业资金相结合，扩大资金来源和项目规模，巩固项目成果，提高援助效益”。(35)3.改革管理方法

改革开放以后，援外体制的调整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新时期援外工作的实际需要，二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总体方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开始缩减援外规模，改变援助方式和内容，政府援外工作量随之减少。与此同时，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国家直接控制经济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企业转变成市场行为主体，按照市场竞争规则和利润 原则行事。援外的行政主管部门难以通过行政命令调动专业部委执行援外项目，开始绕过承建部，直接到地方寻找愿意承担项目的企业。承建部制的行政网络体系逐渐被打破。援外工作的主管和执行部门开始尝试各种能够调动市场潜力的方式，探索了“投资包干制”和“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方向是转变政府在援外执行过程中的职能。(1)“投资包干制”

为了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病，从1980年起，对外经济联络部按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开始探索用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管理经援项目的途径，克服责任不落实、“吃大锅饭”等弊病。(36)1980年12月，援外主管部门颁发了《关于对外经援项目试行投资包干制的暂行办法》，对部分新上马的项目试行投资包干制，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或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承包。

这种改革的目的是“简政放权”，调动项目实施单位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援外工程承包单位多是各部和各省援外办公室改制的产业，它们或多或少享受行业垄断地位，同时由于市场体制尚未建立起来，它们也没有真正学会按照市场规则和价格规律行事，常常出现“包干费封不了顶”的现象，因此无法真正实现效率和公平。(2)“承包责任制”

由于投资包干制的不完善，1983年12月，“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1983年，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机关机构转变职能的改革也出现了新的进展，引进了更多的市场规则，许多承包单位由政府部门改制为各级政府下属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或其他具有法人地位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实行政企分开、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援助也走出了低谷，开始扩大规模。1983年12月，对外经济贸易部颁发了《对外经援项目承包责任制暂行办法》，改变了原有的投资包干制，试行承包责任制，由上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或者其他具有法人地位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竞标承包，根据对竞争企业的项目报价、合同工期、技术能力等因素的考核，择优选定承包单位，同时扩大了承包单位的自主权，并根据责、权、利统一的原则，进一步明确了承包单位的经济、技术责任，对各项费用的计费标准予以明确规定。此外，承包形式和承包范围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方式，允许对一个项目的考察、设计和施工进行分开承包，也可以对整个项目进行总承包。(37)在“承包责任制”的管理体系中，对外经济联络部负责根据中央的精神和财政部下达的财政指标，制定援外方针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并制订对外援助计划、编制预算，负责对外谈判并签订政府间的援款协议书，组织援外项目的可行性调查，安排招投标并向中标企业拨付援款，与受援国就援助事宜保持磋商，检查监督项目进展，代表中国政府举行项目移交仪式，负责各项统计工作并制定规章制度。承包单位负责项目的考察，协助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公司进行项目施工合同的商签并具体负责项目的设计、经费的概算和工程的实施，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向受援国提交竣工图纸和有关技术资料。承包单位有权决定施工方案、出国人员的管理，并且按照国家规定支配所得收益。(38)就是与援外工程相关的事权、人权和财权都下放给了承包单位。

“承包责任制”通过根据市场规则设计的“招投标”程序，在中国援外工作中引入并借用了市场力量，不仅从根本上取代了承建部制时期的行政网络管理体系，而且带动了援外结构、方式乃至机构的大调整、大变革。4.改革机构

随着援外规模的缩减、援外方式和内容的改变以及援外行为主体从国家机构变成了市场行为体，政府援外管理的工作量在缩减，方式方法发生了变化，指令性和行政性工作相应减少，援外主管机构开始萎缩。1982年，受中央精简机构政策的影响，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两委（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合 并，此前主管援外工作的外经部合并到新组建的外经贸部中，成为一个司局级单位，同时成立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公司，负责援外项目的执行。此后，对外经济贸易部根据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于1985年5月将一部分管理权限下放给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同时，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也将项目实施全部交由其所属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负责办理，从而简化了管理体制。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援外管理体制一直兼顾援外工作的实际需要和政府机构改革的要求，不断进行调整。1992年，国务院决定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中央主管经济的部门大都被“大砍一刀”，砍下来的一些部门和人员成立了行业协会和实体性公司。(39)根据这种“政企分开”的政策，原本承担着援外项目管理职能的成套设备进出口公司于1993年脱离外经贸部，实行企业化管理，援外成套项目的建设完全由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企业来承担。外经贸部对外援助司负责援外政策的制定并监管项目的执行。同时，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优惠贷款业务不断增多，1994年，成立了专门的执行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援外优惠贷款业务。

如果我们将援外领域里的市场力量和受援国因素全部加进去，再按照动议、考察、协商、决策、拨款、立项、招投标、实施的整个援外流程绘制一张图表，就会发现，此时的中国对外援助工作在与受援国平等协商这个原则上没有改动，但是在其他程序和行为主体方面却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见图1）。

图1 改革后的中国援外决策和执行程序

图1中实线代表政策制定过程，点线代表政策咨询过程，虚线代表援外资金拨付或项目执行。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仍然是在受援国需求基础上，通过适当的外交途径，并且经过专家实地考察认定以后进入决策过程的。在决策程序中，各相关部委之间存在着协商关系。在实施的过程中比较充分地引进了市场力量。

在援外资金拨付流程中，上述行政分权的情况和承包单位的重要地位就更加突出了（见图2）。

图2 改革后中国援外资金拨付流程图

我们看到，通过商务部向进出口银行和其他一些部委转拨的援款只是一种转账，这道程序解决了对外援助的统计归口，但是却无法保障政策归口。在图2中的所有部委（正部级）中，没有一个部委是专门从事对外援助工作的，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一个部委能够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就对外援助进行总协调，并根据援外的需要形成一种网络化的管理。援外领域里的市场力量主要包括商务部直接管理的项目承包单位和相对独立的进出口银行（商务部负责资金转账，以利于统计）。

从改革后的决策和执行程序来看，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包容了市场力量的对外援助机制，但是如何使市场化的管理方法有效地服务于援外事业所负载的政治和战略任务，同时使政府有效地发挥科学决策和合理监督的职能，是中国援外体制改革至今尚在探索的问题。中国对外援助的决策部门包括了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等部门，它们通过分工和协商来制定对外援助的政策和措施，其中主管援外具体工作的商务部援外司和国际合作局还负责与其他各执行部委和企业的协作关系，但是这种协作关系只是停留在转账、招投标等工作层面，没有承建部制中的那种责任关系。从图2中的几道垂直而不交叉的资金流动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在援外领域中分头对外、各负其责的局面。5.改革的进程并没有结束

现行援外体制的优势是能够广泛地调动社会力量，更加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为中国对外援助事业服务，而需要通过发展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方式，按照市场规则设计的“承包责任制”不可能包揽对外援助工作中的所有事权，因为对外援助不仅仅是一项复杂的经济工作，同时还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工作，其意义之深远，远非承包责任制可以涵盖。以人员派出为例，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总交货人部制根据援外项目的需要择优选调外派人员。改为承建部负责制以后，承建部根据同一精神，把援外出国人员的选派工作列为一项主要的行政工作。各涉援部门和地区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很多单位把选派人员出国援外作为一项光荣的使命，局部利益服从全局的需要。这种体制保证了中国援外人员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业务技术和身体条件都非常优秀，他们在受援国为中国赢得了“忘我工作、不知疲倦”的美誉。(40)赞比亚甚至出现过群众自发集会游行，喊出了“中国医生不能走”的口号。由此可见，通过中国对外援助而在国际上形成的中国“软实力”远非仅仅产生于中国对外援助的数量，还包括了援外工程的质量，特别是在援外工作中展现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敬业精神、平等态度和管理水平等文化和文明的因素，而这些不是通过市场承包能够实现的。

中国对外援助赢得良好声誉的原因一是靠正确的方针政策，二是靠援外人员的平等待人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强调了进一步做好援外出国人员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但是，随着援外体制的改革，援外人员的选派成为承包企业的权利，虽然主管部门想方设法，通过建立专家库、组织培训、举行优秀人员表彰大会等形式，鼓励并引导中国援外 人员发扬优良传统，但这些措施相对于企业的市场行为来说都是软约束。因此，中国对外援助在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中不仅要进一步地调动和规范市场力量，而且还要平衡使用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使之能够相互配合，更好地为国家的国际战略服务。

总之，援外事业的发展给国家的对外政策增加了利用、引导和把握市场力量的内容。如何使市场在国家间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使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到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对外援助提出的需要继续加以解决的难题。

四 新时期的中国对外援助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与世界的对外援助同时活跃起来。2005年6月，八国集团财长会议宣布立即免除包括18个重债穷国欠国际金融机构400亿美元的债务。随后，八国首脑在同年7月召开的八国首脑会议上承诺，到2010年将对非洲发展援助每年增加250亿美元。三年过去了，人们尚在等待西方援助国兑现自己的承诺，而中国却以雷厉风行和言必信、行必果的风格开始了新时期的对外援助工作。2005年9月16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五大举措”。2006年伊始，中国政府又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建立政治平等互信、经济合作共赢、文化交流借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同年4月和6月，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相继访问非洲。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中非合作论坛(FOCAC)北京峰会盛况空前，48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齐聚北京，胡锦涛主席在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八项政策措施”。(41)“五大举措”和“八项政策措施”标志着中国对外援助工作开始了新的里程。在这个新的时期里，无论外界的舆论压力有多大，中国对外援助最本质的特征仍然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不为中国对外援助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以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为主要目的，提供多种形式的对外援助，遵循发展的规律，(42)根据受援国和中国的比较优势，支持健康、教育、农业、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发展；坚持平等互利、“多予少取”、共同发展；积极推动受援国的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关注援助效果的可持续性和受援国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国际经济规则的合理化。与此同时，上述举措与政策的实施也将使中国对外援助工作从数量、规模、质量到方式和机制等方面都继续面临着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

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与现实体现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大国的具体国情，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性。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对外援助探索了借重市场力量履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义务的道路，树立了率先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社会平等与和谐的理念。中国的发展观和发展援助方式正在通过对外援助的渠道对发展中世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干涉内政”，因为中国对外援助从来没有负载强迫或引导他人做他们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的使命，而是在尊重主权独立的原则基础上传播经验、创造机会、改善民生、促进平衡发展。

［收稿日期：2008-09-03］

［修回日期：2008-10-04］ 注释：

①Deborah Brautingam, Chinese Aid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Exporting Green Revolution,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 p.4.②《商务部对外援助司王世春司长谈中国对外援助》，参见http://video.mofcom.gov.cn/class_onile010671790.html。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页。

④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载《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⑤《毛泽东主席接见非洲朋友的谈话》，载《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

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⑦“八项原则”包括：(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提供对外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做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2)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3)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4)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5)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7)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⑧《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⑨《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李先念主席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5年8月20日，转引自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