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投票制度（精选5篇）
累积投票制度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会权力范围不断扩张,已经成为公司经营决策的领导核心,董事以及由其选聘的经营人员皆为控股股东利益代言人,如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制度性的被搁浅在法律保护之外。而在一股一权和资本多数决原则下,实现了股东间股权上的平等,却忽视了二者在表决权上的实质不平等,其结果便是公司选举董事会成员时,中小股东很难利用表决权选择出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董事进入董事会①,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几近被控制股东所控制;独立董事制度往往产生“花瓶”董事以及缺乏完善责任机制而致使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偏重事后救济,同时也由于流于形式或不被重视不能够发挥应然作用。
欲要改变这种利益格局,就需要完善公司内部制衡机制,改变董事会中的力量对比,达成一种新的利益平衡。这就要求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体现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股东保护和关照,唯有给予小股东制度救济,增强其表决力,方可真正实现股东平等、实质公平。②累积投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股一权”及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缺陷,有利于现代公司法提倡的实质平等。
二、我国累积投票制度之现实困境
(一)内在性缺陷分析
累积投票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小股东持有的股份或者合并持有的股份达到一定的比例,否则在其持有股份数量过低或者与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过大时,便失去其原有功能和作用,从中得益的很可能是第二、三股东。③如果大股东与其他股东间持股数量差距过大,亦不能实现权力制衡的目的。而目前从我国特殊股权结构来看,一股独大的现象非常严重,累积投票制度根本无法发挥其有效作用,试想一个持股不到3%的小股东,它连提名董事的提案权都没有,还如何与大股东争夺董事席位?即使该股东可以提名董事候选人,但由于其持股甚微,即便用累积投票也无法选举出自己的董事人选。同时董事席位的设置也同样影响甚至决定着其功能是否能够得到发挥。在控股股东占2/3的公司中,其完全可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等诸多方式来控制董事人数,致使累积投票制度形同虚设,故而,控股股东完全可以通过调节董事会中董事席位数量来排除其他股东进入的可能,这不可不谓该制度的一种内在性天然缺陷。
根据上面的分析,该制度在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30%的公司还是能够较好的实现其设计初衷的,这也与国外公司股权高度分散的现实状况相适应。但从我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1 条规定来看,这部分公司并没有予以强制实施。
(二)外部环境困扰
首先,成本较高。股东投资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对于利益的追逐,如果维权成本大于收益,股东就会放弃维权,“用脚投票”。尤其是小股东,其所持股份份额较低,信息不对称,维权的成本甚至要远大于所带来的收益,由此他们往往放弃权利,保持理性冷漠。
其次,费时耗力、工作量大。小股东累积投票行权须一致行动,尽管理论上公开征集投票权增大表决票数,但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群龙无首、耗时费力、工作量大、效率低等诸多问题,造成小股东投资获益减少,甚至影响正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搭便车”反而成为小股东的最佳选择。实际上,鲜有持股5%以下的小股东公开征集投票权的情况④。
最后,小股东投资非理性,只重视短期收益,不关心公司长远经营发展。从我国证券市场来看,纯粹追求个人资本投机获利已成为中小投资者的主要目的⑤。
(三)实施细则和配套制度匮乏
尽管修订的《公司法》第106 条对累积投票制度的定义及其选用作了原则性之规定,在立法上前进一步,但具体操作指引的缺乏使累积投票制在实践中被进一步架空。
首先,由于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比例极低,虽然采取累积投票制的股份公司在实施细则中规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3%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普通董事的人选,但基于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中小股东或是因持股份额过少且分散,很难单独达到3%的要求,或因成本收益的考量而放弃,是故,缺少有关投票权征集等配套制度的保障,讨论其如何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无异于“纸上谈兵”⑥。
其次,大股东或控股股东的合法干扰同样可致使其陷入瘫痪。他们为了完全操纵董事会,必将合法的运用各种方法规避累积投票制或使其不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运用表决权代理行使制度,诸如收购小股东的投票权来扩大胜算,但公司法并未对代理人资格、人数、撤回等事项进行具体规定,从而使这种合法规避行为有机可乘。大股东的否决权同样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累积投票制度的也可能遭到控股股东的排挤和无形影响。
最后,大小股东间的利益博弈与纷争频发,董事会内部不和谐的氛围,也将不利于经营管理决策连贯做出,甚至议而不决。同时累积投票制度存在被滥用的可能,这一系列情形客观上会影响到它的健康运行。
三、我国累积投票制度困境之应对
(一)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和分散化
首先必须进行股权结构改革,将股权结构多元化、分散化,改变“一股独大”现象是维护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根本所在,也是充分发挥累积投票制度的前提。累积投票制度初衷是在董事会中达到权力制衡,维护中小股东利益,而我国大多公司中股权高度集中,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甚至绝对控股等现象是与这一制度的立法理念相左的,这种局面得不到改观,中小股东利益的维护很难得到保障,累积投票制度的实施也就失去现实意义。
制度改革非一日之功,需循序渐进,股权结构改革涉及国有股等诸多问题,要更加慎重,同时累积投票制度的本土化也要结合我国国情,不可盲目,否则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更会损害中小股东的长远利益。
(二)倡导理性投资,提高参与意识
我国实施累积投票制度的法制环境与氛围除了体现在立法方面外,也体现在中小投资者权利意识增强,投资理念转变等方面。我国中小股东投资往往只重现实利益,投机成分较大,不愿意关心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时权利意识不强,行权与维权成本较高,他们往往用脚投票。这种非理性的投资理念,漠视自身权利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是一种对于控股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行为的一种纵容,同时也更加恶化了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制环境与氛围,使得累积投票制度失去现实意义。
只有倡导理性投资理念,关注公司长远发展,积极提高参与公司治理意识,才能更好的发挥累积投票制等小股东利益保护制度的作用,维护好中小股东利益。
(三)制订配套实施细则
1.完善实施前置程序。诸如股东累积投票行使前的各种准备程序,一般包括候选人的提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意向、信息发布、适用条件等。美国加州《公司法》规定“意在行使累积投票权的股东在投票之前将其候选人列入提名名单”⑦。我国公司法应尽快对前置程序加以规定,通过前置程序的完善,中小股东可以掌握累积投票的相关信息,有利于中小股东表决权的集中,同时防止累积投票制度被滥用。
2.确定候选人合理数量。就累积投票制度而言,待选举人名额愈多,小股东选出自己代言人的机会就越大。一般而言,如果控股股东控股比例超过85%,累积投票制度就会失去作用和意义,这就需要确定一个候选人的合理比例或数量来保障该制度的应然效果,而不能够一味增加被选举人数。根据美国学者威廉姆斯和坎贝尔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欲选出特定数额的董事或监事所需的最低股份数:X=(Y×N1)/(N2+1)+1,⑧这个公式说明在合理范围内,拟选出的董事或者监事的人数越多,累积投票制所能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另外,亦可将选举董事、监事合并进行,一起实行累积投票制,这样就能大大提高小股东代言人在董事会或监事会中的席位。⑨基于候选人数量的重要性以及董事、监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这种做法是合适的。
3.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阻碍中小股股东行权的最大障碍便是成本过高,其次是征权过程效率低下,费时费力。因此我们应建立健全网络投票制度、网络征集表决权制度,利用网络科技解决距离遥远,时间冲突,效率低下等问题,大大节省各种行权成本,对中小股东和公司双方来说既追求了效率又兼顾了公平。
可以考虑让公司承担一部分费用并提供一定人力和物力帮助完成征集表决权的活动,因为最终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公司整体的利益。
(四)扩大适用范围
累积投票制度更适合于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股权分散,股东人数较少,流动性较小,加之股东之间力量对比平衡,累积投票制度能够更有效发挥作用。(10)目前我国,不妨采取强制主义原则来推开,让国人在观念上接受这个“外来事物”,待观念形成,再改以许可主义态度,故而建议对大股东持股低于30%的上市公司在推行累积投票制度时也实行强制主义的原则,扩大适用范围,使之更加全面的发挥作用。
摘要：累积投票制度对“资本多数决”和“一股一权”原则进行了矫正,有利于实现股权实质平等,累积投票制度的引入是小股东维护自身利益的制度诉求,也是股东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其具有内在性缺陷,缺乏实施细则,实行中面临现实困境,需逐步改革股权结构,提高小股东参与意识,降低行权成本来进行完善。
关键词：累积投票,股东利益,股权平等,现实困境,完善措施
关于我国累积投票制的反思 篇2
关键词：累积投票制；公司治理；董事选举；控制权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5－0044－04
一、案例回放：XX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选举决议无效案
(一)基本案情回顾
XX股份有限公司是深圳的一家上市公司。在2003年6月召开的XX公司2002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对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第二、第三、第四股东采取一致行动，不投票给第一、第五股东的董事候选人，致使第一、第五股东无一名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当选(直接投票制下)。为此，第五股东E有限公司以股东大会未采用“累积投票制”等原因为由，对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的决议是否有效等问题提起法律诉讼。2003年8月，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就此案做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公司2003年6月召开的2002年度股东大会有关董事选举决议因选举中未实行累积投票制违反了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该次股东大会有关董事选举的决议无效。
(二)案例背景透视
XX公司董事会选举纠纷的背后隐含着日益白热化的公司控制权之争，而公司控制权之争起于股权分散。××公司在经历了两次重组后，公司原有的股权结构被打破，如表1所示，XX公司的前五大股东已分裂为两大阵营。
这种股权结构为公司实质控制权之争埋下了伏笔。早在2003年董事会选举之前，公司的两大阵营为抢夺控制权早已针锋相对。董事会的席位之争实质上就是对XX公司管理权和领导权的争夺。董事选举的关键是董事会选举的表决方式，采用直接投票制还是累积投票制将决定公司董事会的人选问题，也就决定了公司的控制权归属。
二、案情分析：累积投票制的作用
与传统的直线投票制。不同，累积投票制(Cu－mulative Voting System)采用的是“一股N票”计票方式：选举董事时每一股份代表的表决权数与待选董事的人数相同，即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与待选董事人数的乘积；并且投票人可以在不同的候选人之间任意分配选票。合理的累积投票制，为中小股东集中优势兵力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创造了可能，不至于使董事会成为大股东的“一言堂”。
结合XX公司案例分析，投票方式的不同选择的确可以改变选举结果。XX公司总股本约2.2亿，其中，第一、五股东持股比例超过34％，约7600万股；第二、三、四股东持股9300亿股，超过总股本的42％。按照“累积投票制”，股东不能重复投票，只能将全部选票分配给其选举的董事候选人。XX公司董事会共有董事和独立董事九名，第一、五股东共有三名董事候选人，至少可以保证每位董事候选人可得票超过2500万；第二、三、四股东有四位董事候选人，每位董事候选人平均可得票2300万，因此，如果按照“累积投票制”选举，第一、五股东至少可以保证其三名董事候选人当选。这样也就不会导致第一、五股东在拥有持股比例超过34％的情况下仍被排挤出董事会，从而丧失作为公司的出资者直接参与公司管理和重大决策的权力。
三、延伸思考：我国累积投票制的现实困境
在本案例中，依照法律判决实施的累积投票制是否真正起到了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伞”的作用，答案却是否定的。累积投票制并非在真空中运行，它难免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制约，权力、人情、财富等各种非理性因素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其中，并影响到最终的结果。由于实践经验的不足以及配套措施的缺乏，可能会影响累积投票制的预期效用。以下将结合XX公司案例，对我国累积投票制面临的现实困境做进一步的延伸思考。
(一)我国累计投票制的立法缺陷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在30％以上的上市公司，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而本案例中，原、被告双方关于是否采用累计投票制的争议则是围绕“控股股东”、“控股比例”的界定来展开：XX公司的任意一名股东所持股份都未超过30％，但公司前五大股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股东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时，其股份合计很有可能超过30％。若按一致行动人的控股比例来界定“控股股东”，则XX公司“应当”而非“可以”采用累积投票制。这种争议，主要是由于当时我国关于累积投票制的立法滞后造成的。2003年我国《公司法》并没有关于累积投票制以及控股股东的规定；地方性法规如深圳经济特区的法规仅仅规定了其定义，没有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应当采取累积投票制；《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累积投票制仅有几句话的阐述，对于具体操作问题，如累积投票的方式、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等等都没有详细说明，以至于造成累积投票制缺乏操作性和法律约束力。
时至今日，虽然2006年实施的新公司法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累积投票制下了比较权威的定义，但新公司法仍然只是以孤条的形式对累积投票制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必要的相关程序设定，其与累积投票制相关的第106条与公司法其他法条之间存在的逻辑错误，亦不免让人遗憾。
按照新公司法第106条第1款的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但是，依据新公司法第104条第2款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中小股东实现累积投票制的提案显然与大股东控制公司的利益相悖。直线投票制更便于大股东垄断董事会、控制公司，而累积投票制增加了“聪明的牛虻”飞进董事会的风险。因此，基于控制权考虑，大股东将竭力反对小股东的此类提议。倘若中小股东试图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的方式修改公司章程，将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或监事的规定纳入公司章程，是否具备可行性呢?依据新《公司法》第104条：修改公司章程属于特别决议。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绝对多数通过方可。基于上述分析，大股东势必拒绝修改公司章程。
(二)累积投票制的固有局限性：争权夺利的工具
累积投票制度在资本多数决的原则下，通过将每股表决权数同等放大，允许各类股东集中使用其表决力，使得公司董事会在控股股东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下，能够出现反映少数股东利益要求的声音。但很多情况下，累计投票制实际上并不是作为弱势的中小股东维护其权益的“保护伞”，而是被利用成为争夺公司控制权的手段，XX公司案例中亦是如此。
美国学者威廉姆斯曾总结出累积投票制在适用
中有如下弊端：公司董事会理应代表公司整体利益，依照累积投票制产生的董事成员实质上是派系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把派系之争带进董事会，势必与董事会应有的功能不相协调；董事会的不和谐势必瓦解并摧毁公司经营能力，从而导致公司高层管理者缺乏信心和进取心。反对派股东集团常把累积投票制作为长期争夺公司控制权的一块跳板，于是每次董事会议就变成了一场持续争夺战中的小战役，各派董事都试图在其中抓住对方的把柄，用来对付下次的委托投票劝诱争夺战。
在我国实践中，累积投票制经常被某些损公肥私、为谋求自己狭隘私利而置大多数股东利益于不顾的人所利用，使得公司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执行机关，需要和谐、统一、互信和效率，而由累积投票制选出的董事使得董事会经常处于争吵不休、议而不决的状况。许多学者认为：“现代公司建立在秩序和自由基础上，累积投票却提倡斗争和控制。正常的公司需要制定政策的董事会顺畅运转，累积投票的支持者只对他们自己所带来的混乱及诉讼更感兴趣”。
(三)大股东变相规避累积投票制的效用
在XX公司的案例中，累积投票制让第一大股东A在控制权之争中赢回了主动权，但这位“有功之臣”却迅速遭到了大股东的抛弃。2004年2月XX公司股东大会再次召开，大会议案悉数被通过的同时，一项关于“公司董事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的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却被否决了。投否决票的股东名单里就有大股东A和E。大股东完全可以利用其控股地位，想方设法变相规避累积投票制对其的制约，将累积投票制玩弄于股掌之中。
从实践来看，影响累积投票制有效运行的不仅仅有立法和制度本身的因素，还有“人”的因素。正因为累积投票制的背后巍然屹立着的是股东表决权和公司控制权，大股东常常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联合管理层采用以下手段来规避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1)采用罢免董事的方法将由中小股东推选的董事驱逐出去。股东大会可以通过决议将特定董事罢免，罢免董事无需说明原因只需多数票通过即可，而大股东实际上操纵着股东大会。为了克服任意罢免董事来对累积投票制度进行规避，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中进行了较为严密的程序规定，但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仍是空白。(2)在权力上悬空少数派董事，通过各种手段使得小股东选出的董事在董事会中无职无权。(3)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我国的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是许可性的“选人式”的累积投票制，这意味着如果在公司章程中没有规定累积投票制或股东大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将累积投票制改为直接投票制，则公司在选举董监事的时候可以不采用累积投票制，这无疑是大股东直接绕开了累积投票制。在XX公司案例中，大股东A的做法正是通过控制股东大会决议将累积投票制拒公司章程之外。还有征集表决权、董事会选举分类或错开董事任期、减少董事席位、缩小董事会规模等，大股东和累积投票制的反对者出于巩固控制权的需要，想方设法抵销或缓冲累积投票的作用，其股权优势使得拥护累积投票制的中小股东无力抵抗。
四、改进建议：从立法角度完善操作规则
关于累积投票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应该遵循的规则和原则，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相关明确规定，使累积投票制的实际运作以及争议解决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法律应该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必须首先从立法的角度为累积投票制作用的发挥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累积投票制的法律配套规范及具体操作程序亟需进一步完善，包括累积投票制的选人方式、董事候选人提名与罢免制度、选举的前置程序和司法救济措施等。在具体操作规则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关于累积投票制的严谨的立法态度和较为严密的程序规定都值得借鉴。如加拿大《商业公司法》第10章107条第一款就明确规定：“若公司章程规定累积投票制，则董事会人数必须具体，不得以划定最高和最低人数范围的方式规定董事的席位数量”。能否在选举中获得至少一个席位，取决于两项基本因素：股东所持股份的比例及待选举董事席位的多少。前者属于既成事实，一般情况下变动不大，但董事会席位可增可减，灵活性较大，后者对累积投票制的削弱作用尤其明显。因此大大缩小了控股股东操纵董事席位数量的任意性。又如在更换董事时，“因故”或者“无故”罢免董事的问题，美国各州均规定了股东大会不得随意罢免依照累积投票制产生的董事，并且规定了较为严格的罢免程序。如美国《典型公司法》第8.08条“……(c)依据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的董事不得随意罢免，除非征得与选举该董事时那部分股份相当的表决权的赞同”。另外，关于上文提到的新公司法第106条受到第104条限制的问题，不妨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股东大会普通决议的作出同样需要出席股东过半数同意，但是有“除本法另有规定外”这一但书条款，为其他可能发生的运作留下了空间。同时在第104条最后再追加一句：“股东大会作出实行累积投票制的决议，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5％以上股东通过即可实行”。或者“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凡涉及累积投票制条款的决议，须征得依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一名董事所需的表决权支持”。这样的补充规定将为中小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和修正公司章程实行累积投票制提供可能性，通过立法技术的处理，排除了累积投票制造成的法律矛盾。
五、结语
累积投票制度 篇3
累积投票制度是指在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股东所持的每一股份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数量相等的投票权, 股东既可以把全部投票权集中于选举一人, 也可以分散选举数人, 最后按得票多寡决定当选董事或者监事的制度。
累积投票制度的适用, 赋予了中小股东在选举董事、监事时更大的权重, 原本中小股东根本不可能在董事会、监事会中有自己的代表, 在累积投票制度下, 中小股东却能够有机会通过合理利用手中的表决权, 在董事会、监事会中选出自己理想的人选。从理论的角度分析, 这对于中小股东来说意义重大。但是通过对累积投票制度在实务中应用的观察, 我们可以看出其具体实施中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以下试从累积投票制度的积极意义、局限性以及具体的解决方法上来探讨累积投票制度在我国的实际应用。
一、《公司法》中规定累积投票制度的积极意义
(一) 累积投票制度具有防范董事权利滥用的功能
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出现腐败, 出现专断, 而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 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境。针对现代股份有限公司中, 股东大会的权限被削弱, 而董事会的权限却被大大强化的实际情况, 更应该强化董事权利的制约机制。累积投票制度的采用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该制度可以使中小股东参与董事会、监事会的人员安排, 增强他们对公司的人事控制, 从董事会内部对董事直接进行监督。这样方能有效防范董事滥用权力, 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 累积投票制度可以降低中小股东的投资风险, 保护他们的投资热情
中小股东通过累积投票制度, 可以将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士选入董事会, 从而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投资愿望与董事会决策之间的沟通, 这样就降低了小股东的投资风险。小股东的投资份额虽然只占公司总投资的少数, 但对其自身来说则是较大的投资, 如果不通过累积投票制度加以保护, 那么中小股东对董事会决议则没有任何影响力, 这有悖于商业风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因此, 采用累积投票制度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广大中小股东的投资积极性, 保护其投资热情。
(三) 从更深层次而言, 累积投票制度有助于实现股东表决权的实质公平
公平作为一种基本的法律价值, 主要是指公正, 它的理想状态是指平等, 即给予同样的人同等对待的平等状态。一股一权原则为世界各国公司立法所确认, 但这一原则只是实现了股份平等, 而没有触及由股份平等所导致的表决力差异引发的地位不平等问题。也就是说, 小股东在因持股而享有股东身份上与大股东是平等的。但是因为非己的原因, 导致了与大股东不平等的地位, 这是形式公平掩盖下的实质不公平。而累积投票制度的确立, 则给予中小股东以制度上的救济, 增强了其表决力, 从而真正地保障了股东的平等地位, 实现了实质公平。
二、累积投票制度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 从理论依据上来说, 我国累积投票制度的立法存在一定的缺陷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06条的规定虽然引入了累积投票制度, 但是同时也规定了这一制度适用的前提是“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实行累积投票制”。而《公司法》第104条第2款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中小股东实现累积投票制的提案显然与大股东控制公司的利益相悖, 而直接投票制度更便于大股东垄断董事会, 控制公司。因此, 基于控制权的考虑, 大股东必将竭力反对中小股东的此类提议。那么如果中小股东试图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的方式修改公司章程, 将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或监事的规定纳入公司章程, 是否具备可行性呢?同样根据《公司法》第104条第2款的规定:“修改公司章程属于特别决议, 必须经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绝对多数通过。”基于上述分析, 大股东势必会拒绝修改公司章程。因此, 我国立法上未能将累积投票制度进行强制性的规定, 实际上使得对这一权利的规定形同虚设, 大股东可以随意对累积投票制度进行否定。
(二) 从实际操作上来说, 大股东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
来规避累积投票制度选举的效力
1. 缩小董事会规模或者分批改选董事会
从累积投票制度的实际运用我们可以看出, 每次选举时应选董事的名额越少, 就越不利于中小股东累积投票权的使用。因此, 大股东可以通过缩小董事会规模或者分批改选董事会的方式有效防止中小股东代表进入董事会。
在增减董事会席位的较量中, 大股东总是处于优势地位。我国目前《公司法》关于股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的规定如下:“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 其成员为五人至十九人”, 因此大股东只需要通过制定或修改公司章程的方式就可以有效限制中小股东累积投票权的行使。
分批改选就是将董事会的总席位数分成尽可能均等的几批, 每年只对其中的一批进行改选, 而非一次性的全部轮换。分批改选董事会能够明显削弱累积投票制的效果, 达到大股东完全控制公司的目的。
2. 采用罢免董事的方法将由中小股东推选的董事驱逐出董事会。
股东大会可以通过决议将特定董事罢免, 罢免董事无须说明原因只需多数票通过即可, 而大股东实际上操纵着股东大会。为了克服任意罢免董事来对累积投票制度进行规避, 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中进行了较为严密的程序规定, 但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仍是空白。
3. 在权力上悬空少数派董事, 通过各种手段使得小股东选出的董事在董事会中无职无权。
4. 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来限制中小股东累积投票权的行使,
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实行累积投票制度”。大股东完全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将累积投票制修改为直接投票制, 则公司在选举董监事的时候可以不采用累积投票制, 这无疑使大股东直接绕开了累积投票制。
三、积极完善累积投票制度的对策
(一) 加强股权多元化改革, 改变大股东一股独大的现象
累积投票制度之所以在实施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现实情况, 我国目前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中小股东相差悬殊, 使得中小股东即使联合起来, 也无法与大股东相抗衡, 甚至很难将自己的代表选入董事会。只有切实改变大股东一股独大的现象, 降低大股东的控股比例, 累积投票制度才有其实施的现实意义。因此, 应当加强股权多元化改革, 优化股权配比, 引导并创造条件使非特殊行业公司中的国有股、国有法人股降低持股比例 (如通过出让或资产重组等方式) , 解决一股独大的问题。同时积极培育、发展机构投资者, 允许引导基金、保险、养老金机构持股, 使二者同步推进, 逐步改善这一局面。
(二) 对董事席位数规定最低限制
建议在相关公司立法中规定, 不同规模的公司规定不同的董事会席位数底线, 防止大股东利用减少董事会席位的方法削弱累积投票制度的作用。这样才能让累积投票制度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三) 对分批改选董事会、分类表决等规避手段进行有效规制
虽然新的《公司法》明确规定了累积投票制度, 但是在我国的具体实施上仍然缺乏完善的细则, 这为有些大股东规避累积投票制度提供了机会。鉴于这种情况, 我们应当制定相应的细则对累积投票制度加以完善。为了防止大股东利用修改章程的方法来规定董事会的选举批次和董事会组成人员分开投票, 我国立法可以考虑禁止分批改选董事会或分类表决等, 以防止中小股东的累积投票权无法有效行使。
(四) 规定不可随意罢免董事
针对大股东可能利用持股优势无故罢免通过累积投票制选出的董事、监事, 有必要作出相应的规定。可以通过规定选举某位董事或者监事的累积票数反对免除该董事、监事的职务, 则该董事或者监事就不能被免职等方式, 来保障中小股东选出的董事或者监事能够不被随意驱逐出董事会或者监事会。
(五) 将累积投票制度由许可主义改为强制主义
我国的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是许可性的“选入式”的累积投票制。这也就意味着大股东可以通过股东大会或者修改公司章程的方式拒绝累积投票制度的适用。我们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这一制度由许可主义改为强制主义, 规定公司董事和监事的选举必须实行累积投票制度, 从立法上保障中小股东累积投票权的有效行使。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尽管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累积投票制度, 但在具体的实施细则上尚缺乏详细的规定, 这也导致了该制度在我国的实际运用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了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得到合理有效实施, 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限制, 切实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促进现代公司制度的积极发展。
摘要：累积投票制度是各国《公司法》中规定的对中小股东权利的一种保护方式, 有利于中小股东集中使用自己的投票权, 选出自己满意的董事、监事进入公司的领导集体。尽管我国现行《公司法》也对累积投票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由于我国相关的配套立法尚不完善, 累积投票制度在我国尚未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因此, 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调动中小股东的积极性, 还需要在具体立法上加强对中小股东的权利保护, 促进企业的健康、和谐发展。
关键词：累积投票制,中小股东,投资风险,权利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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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投票制度 篇4
关键词：累积投票制,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治理
一、累积投票制的产生及概述
(一) 累积投票制度的产生
累积投票制度起源于英国, 但在美国得到重大的发展。1860年, 某些铁路经营者欺诈小股东的行为在美国依利诺斯州被报界披露了, 累积投票权被该州于1870年宪法中赋予小股东。依利诺斯州《宪法》第3章节第11条规定, 在法人公司无论是选举董事或者经理, 都必须实行累积投票制, 不允许其他投票方式的存在。随后, 累积投票制的相关制度被规定在该州《公司法》第28条。至1955年, 美国依次有20个州在其宪法或制定法中均规定了累积投票制度。
(二) 累积投票制度的含义
在公司法中, 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的方式有两种方式:直接投票制度和累积投票制度。累积投票制度是指, 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监事时, 股东拥有其所持的股份是与所选董事、监事的人数相当的投票权, 股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既可将所有的投票权集中投给其中一人, 也可将手中的选举权投给数人, 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董事、监事入选的表决权制度。
累积投票制度是一种投票方式, 与资本多数决原则下的中小股东行使直接投票的制度相比, 他有以下的优点:1.有利于中小股东参与董事会和监事会, 但其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和颠覆股东大会中的资本多数决原则, 反而是资本多数决原则的补充;2.是权力制衡理论在公司法中的体现和发展, 防范董事权力滥用;3.是促成小股东将其代言人选入董事会和监事会, 扩大小股东的话语权, 平衡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累积投票制度中的两种立法模式
累积投票制度的两种模式是任意性规则和强制性规则。在20世纪之初, 美国已有18个州实行强制性累积投票制, 而另一些州则实行任意性累积投票制。任意性累积投票制又有两种立法模式:一是选出式, 既累积投票制度是缺省性规则, 除非公司通过章程加以排除, 否则就实行累积投票制;二是选入式, 累积投票制仅为赋权性规则, 仅在公司明确采用时才可实行。日本在1950年时引入累积投票制并将其设置为强制性规则;在1974年, 将其修改为选出式 (缺省性) 规则。
前引各国立法已经显示, 强制性累积投票制在今天已经非常少见了, 强制性累积投票制的优点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能得到更好的保护。缺点一、适应性差, 可能导致公司的成本增加;二、调整缓慢。“选出式”的立法模式和强制性累积投票制有很大的相似性, 唯一的区别是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 决定是否采用累积投票制, 如果不采用, 可以在公司章程中把其排除。
三、对我国现行累积投票制的选择及其评价
(一) 我国现阶段的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我国《公司法》第105条的规定现行的《公司法》中对累积投票制的规定来看, 我国现阶段采取的是任意性规则中的“选入式”立法模式。
1.我国的股权现状很难使累积投票制发挥应有的作用
累积投票制度的作用, 笔者在前面已经提到, 在此就不在重述。由于各种原因, 我国的大部分股份制企业都是由原来国有大中型企业转制而来的, 大部分公司存在“一股独大”, 甚至是绝对控股的现象。
2.缺乏相应的前置程序
累积投票制的前置程序是指累积投票制实施前期的准备程序, 包括候选人的提名、实施累积投票制的意向通知书。中小股东协商一致, 适当的集中表决权, 才能使累积投票制更好的发挥作用。
基于以上的问题, 笔者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一、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在股东的股权相差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实施的累积投票制才是最理想的。二、完善累积投票制的前置程序。董事、监事的选择的提名程序公平才能保证选择公平, 在选举前可以先确定候选人, 同时股东也可就候选人的人数进行适当限制。
(二) 我国累积投票制的选择
一些学者主张, 我国应采用累积投票制可能更符合我国的现状。笔者认为, 现行的规则顺应了社会的发展, 即从强制性规则到任意性规则的演变潮流。并不是说我国必须要遵循其他国家的立法模式的转变。上面笔者也提到了, 强制性累积投票制的优缺点。
我国应采用缺省性 (选出式) 规则。该规则更符合我国的证券市场的现状, 我国证券市场一直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 股权改制并未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的现象时常发生。我国的证券市场正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 公司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 只有不断地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特别是在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这部分。如公司因为发展的需要而进行增资, 公司要想得到更多的投资, 只有在公司治理制度上占优势。因此, 我个人认为我国的累计投票制只有实行缺省性规则, 才能进一步的使证券市场得到改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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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effery N.Gordon, Institution as Relational Investors:A New Look at Cumulative Voting, Columbia Law Review, 1994 (94) :142-146.
累积投票制度 篇5
根据美国律师协会2006年版《美国标准公司法》第7.28节, 累积投票制指股东所持有的每一股份拥有与股东大会拟选举的董事数量相同的投票权, 股东既可以把全部投票权集中选举一人, 也可以分散选举数人, 董事最终以得票较多者当选。累积投票制的立法模式有两种:强制式, 即由法律明确规定董事选举必须适用累积投票制;许可式, 即公司法授权公司章程自行决定选举董事时是否适用累积投票制。许可式下又有两种立法模式:选出式, 即除非公司章程作出相反规定, 就应实行累积投票制;选入式, 即除非公司章程规定了累积投票制度, 否则不实行之。
我国2005年修订《公司法》时首次移植了该制度, 在第106条中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 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实行累积投票制。本法所称累积投票制, 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累积投票制一方面增加了少数股东的投票权, 另一方面限制了大股东表决权的重复使用, 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两个要素。其一是应选举的董事或监事人数;其二是少数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根据美国公司法学者威廉姆斯 (C.Williams) 和康贝尔 (Campbell) 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 累积投票制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存在以下公式:
其中S指候选董事能够当选所需的最低股份数, D指想要当选的董事人数, TS指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TD指拟选举的董事总人数。 (D*TS) / (TD+1) 代表了选举结果的临界点, 股东要使某候选董事当选只需打破这个临界点即可。通过公式可以清晰地看到, 股东的持股比例过少, 或应选举的董事或监事人数过少 (极端情况可能是1) , 即使实行累积投票制, 也和不实行累积投票制没什么区别。
二、《公司法》上的制度缺陷和错误使用累积投票制的做法
现行《公司法》刚一颁布, 媒体纷纷对第106条赞扬有加, 认为其增强了少数股东表决权的含金量, 弱化了控制股东的话语霸权。但是站在累积投票制实行了将近4年的今天来看, 这一制度是否达到了立法者制度设计时的初衷是很值得怀疑的。
(一) 累积投票制无法左右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同大多数国家一样, 我国公司立法规定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负责召集, 董事长负责主持。股东只能对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会议上提出的审议事项被动地表决。虽然股东拥有提案权, 但因为我国中小股东持股份额少且分散, 将代表自身意愿的人员通过提案推荐为候选董事、候选监事实际上很难。并且因为缺乏累积投票制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具体细则, 实务中很多公司通过公司章程将股东提出董事候选人提案的持股比例从法定的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以上提高到5%、8%甚至10%以上; (1) 或者增加连续持股时间的要求;或者规定每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只可提名1名董事候选人。[3]这些都使得累积投票制在我国丧失了发挥积极作用的逻辑前提。
(二) 通过分类董事会抑制累积投票制的作用
分类董事会起源于美国, 根据《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第8.06节, 分类董事会是依据公司章程由任期不同的董事组成的董事会。[4]只有任期届满的董事被改选。美国的分类董事会通过董事任期的交错安排, 可以达到只改选部分董事的目的。我国目前公司实践中也有分类董事会, 但只是简单地限制每年更换董事的比例。尽管中美分类董事会的含义有所不同,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即分类董事会将直接导致改选董事时应选举出的董事人数减少, 以至于如果股东大会只能改选一名董事, 实行累积投票制将变得毫无意义。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现行《公司法》缺乏分类董事会的任何限制性规定。
(三) 董事、监事能否合并选举没有明确依据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06条没有明确股份公司股东大会能否将董事、监事的选举合并以实行累积投票制。对此在其他国家, 大致有以下两种做法:一种是仅适用于董事的选举, 如美国、日本、韩国等。 (2) 另一种是董事、监事的选举合并采用累积投票制, 如我国台湾地区1980年修订的公司法。[5]
笔者认为应当实行合并选举。原因是合并选举可以有效抵制大股东通过减少董事人数弱化累积投票, 使少数股东在拥有一定股份的情况下也能和大股东构成竞争。由于目前我国股份公司股权高度集中, 少数股东与大股东间的持股比例差距悬殊, 在董事人数有限的情况下即使实行累积投票制, 很可能依然是大股东说了算, 但如果董监事合并选举, 少数股东的投票权可用来累积的系数大了, 累积投票制的作用将更加明显。需要注意的是董事分为职工董事和非职工董事, 监事也分为职工监事和非职工监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应当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不可能实行累积投票制。鉴于此, 笔者认为应当在我国公司法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时, 应当对非职工董事、非职工监事实行合并选举。”
(四) 错误使用累积投票制的做法:计算反对票、等额选举
1. 计算反对票
我国适用累计投票制的实务中, 有一种计算反对票的错误做法。以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公司2011年3月公布的《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为例, 其第8条规定:股东投给每一位董事或监事的投票表决权可以为“同意票”、“反对票”或者“弃权票”, 否则该董事对该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的投票无效。另根据该细则第15条:当选董事、监事的得票总数为该董事、监事候选人获得的‘同意票’总数减去‘反对票’与‘弃权票’总数的差额。” (3)
计算反对票的做法是错误的, 完全曲解了累积投票制的原意。允许计算反对票、弃权票, 持股较多的股东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将代表少数股东意愿的董事候选人“踢”出董事会, 这实际上又回到了直线投票的老路上, 根本就不是累积投票制。
2. 等额选举
累积投票制是将众多候选人按得票数由高到低依次排序, 根据应选出董事或监事人数确定其是否当选, 因此只有差额选举才有实际意义。若是等额选举, 应选出的董事人数与候选人人数相同, 其按照候选人得票数排序决定是否当选的制度设计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公司实务中, 众多公司自行制定不合规范的董事候选人提名条款, (4) 抬高法定的股东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条件, 导致少数股东无法提名董事候选人是出现等额选举的根本原因。
三、累积投票制在我国的存废
综上所述, 累积投票制自身的局限性, 现行《公司法》的制度缺陷, 以及实践中存在的大量抵消累积投票制积极意义的错误做法, 导致累积投票制的积极作用在我国已然被消解。但笔者认为, 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我国还应保留累积投票制。
第一, 在现有的股权结构下, 该制度有助于董事会的权力平衡。虽然大股东完全控制的董事会能够高效的运转, 但是此时的效率以牺牲少数股东的利益为前提, 少数股东如果能够通过累积投票制将代表自身意愿的董事选入董事会, 董事会决策公司事务时, 将会受到这部分董事的监督, 这种监督从长远看, 可以部分防范大股东对公司利益的巧取豪夺, 不仅有利于少数股东, 也有利于公司。
第二, 累积投票制有助于实现股东表决权的实质公平。公平作为一种基本的法律价值, “主要是指公正, 它的理想化状态是指平等, 即指给予同样的人同等对待的平等状态”。[6]但“一股一权, 同股同权”, 只实现了股份形式上的平等, 没有触及因持股数量导致的表决力差异。在本质上小股东因持股而享有的股东身份与大股东是平等的, 实行累积投票可以增强小股东的表决力, 有助于真正实现股东地位实质上的平等。[7]
第三, 在缺乏其他制约大股东制度的情况下, 该制度不可或缺。
比较各国累积投票制的立法规定, 会发现美、日等国放弃强制式改采许可式, 是因为在其公司内部, 有大股东对公司负担诚信义务的相关规定, 而在其公司外部, 又有强大的市场监督机制。但在当下的我国, 不论在哪一个方面, 都缺乏制约大股东的其他制度安排, 累积投票制因此就显得相当必要。虽然如此, 公司法仍然需要增设制约大股东的其他制度, 当下理论界就在呼吁在公司法中明确并强化大股东对公司、中小股东甚至债权人的诚信义务。
虽然应继续保留累积投票制但笔者认为应对其进行必要的制度完善, 完善的措施包括以下几条:
第106条第1款增加一句:通过股东大会实行累积投票制时, 股东大会决议只需得到5%表决权股东的同意;第103条第2款增加但书: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案只需持有1%的表决权即可。董事, 监事的选举可以合并举行;第106条增加以下几款:不得通过分类董事会、缩减董事会规模人为减少应选举的董事人数;同意实行累积投票制时必须差额选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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