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累积（共10篇）
知识累积 篇1
农村中学生因为生存环境及家庭教育的原因,其综合素质要比城市中学生差很多,农村中学生由于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也没有好的学习方法,要让他们自己积累知识,有点不太可能。因此老师要做的工作是把学生三年内要掌握的知识梳理分类好,然后指导学生进行积累,这样才有利于学生的积累。下面是我的一些做法,供大家参考。
确定积累内容。我认为语文知识的积累包括以下内容:字、词、句的积累;作家作品的积累;语法规则的积累;古诗及古文的积累;语言鉴赏技巧的积累;作文技巧的积累6个方面。经过多年的实践,选择恰当的积累方法,我个人认为能做到下面几点,学生定会受益匪浅。
一、做好分类、确定内容、制订计划,让积累工作在教学过程中有序地进行
我们的教学总是一个大循环,从七年级到九年级,但很少有老师会对自己的教学做一个三年的规划,总是一个学期一个学期地计划,有的甚至连一个学期的计划都是应付了事,我个人认为这是最失败的。我每接一届新生就会做好又一个规划,每学期开学前依据所用教材制订详细的知识积累及运用计划,让整个学期的知识积累能按计划有序地开展,并让积累的目标性变得具体、可操作性强。下面也谈谈我的一些具体做法:
一般的语文老师在教学中可能只是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做一些笔记,但我认为这样是不够的,我的做法是开学初就把一学期要识记的字、词、背诵的古诗文篇目、作家作品等打印好发给学生,然后划分每一期的检测内容,进行定期检测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学生在开学之初就明确本学期应该积累的内容,只需做好自己的积累计划,按计划进行积累就可以,从而减少了积累的盲目性。我的检测方法是:字、词课前5分钟听写,小组长负责检查,用柱状图标示每次检查结果,期中和期末进行一次专项的测验,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现代教育理念,但却起到了监督作用,效果还是很好的。至于运用方面,我的做法则灵活多了,只要求学生在课后运用所听写过的词语写一段话,并在学习小组中交流,好的则用小黑板展示,这样一来,学生学习的兴趣反而更高了。至于古诗文的识记与积累,我的做法是,每周背诵默写一首,利用每节课课前一两分钟来读,这样重复一周,绝大多数同学都能完成任务了。这样的长期坚持,学生的词句积累就比较丰富了。
语文鉴赏类的方法积累是专题课,我用专题课来讲解语言鉴赏的方法,并用实例进行分析,然后利用范文让学生进行长期的鉴赏训练。当然我的专题课也并非一节课就结束,我把鉴赏进行分类,如修辞手法及作用的鉴赏课、用词准确生动的鉴赏、语言表达效果的鉴赏等。通过分类让学生在鉴赏时能运用具体的方法进行,使鉴赏变得可操作。
作文技巧的积累我则充分利用了课本所给的范文。每一个单元选取一种写作技巧加以分析,让学生利用这种方法进行作文。例如八年级下册的第一单元是以写人为主的,这一单元的教学点就是人物写法鉴赏及运用。每学习一种人物写作方法我就让学生运用这种方法写一段话,如用外貌描写来写一段话,或运用动作描写来写一段话等。单元学习结束后,作文写作训练则是写一个人,且运用所学过的人物描写方法来写,这样长期积累及运用的结合,学生的作文能力自然有了长足进步。
在作家作品这类文学常识的积累上,我要求学生在新课学习之前建立卡片,这样他们既掌握了知识卡片的制作方法,又达到了积累的目的,我觉得这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二、恰当利用早晚读,让积累工作效果更显著
农村中学大体上都是寄宿制学校,学生开设早晚读,如果能结合积累内容对早晚读进行设计,可让知识积累更有效。我每天的早晚读都安排了任务,要求学生读当天要积累的词语,读摘抄的美词美句,读当周要背诵的诗文。说白了就是利用多读来达到积累的目的。
三、充分利用学习小组的学习模式
学生知识的积累单靠老师是不行的,且老师也没那么多的精力,而一味地由老师来主导往往也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因此在规定好积累的内容、制订好每日计划后,就需要按学生的成绩及学习能力进行分组,利用小组互助学习模式进行积累学习与管理。在每一个学习小组中有高、中、低学生,小组内的学生既互相帮助又互相监督,以便完成每天的任务;小组与小组之间既互查又形成竞争,这样学生的兴趣比较高,效果也比较好。
总之,作为农村中学的教师,要充分利用自己对语文知识的掌握来引导学生进行积累,要比只强调学生做笔记的效果好得多。当然,在学生形成一定的积累习惯后,作为老师就要指导学生自己完成知识的积累和梳理的工作,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积累、梳理良好的学习品质。在积累的过程中,老师更要注重技巧的运用,每天的量不能太多,那样容易引起学生的厌倦,比如我在成语积累上,刚开始时每天只积累一个,循序渐进,学生的积累会日益丰富的。
投资机遇累积风险 篇2
金融危机使流动性过剩迅速转化为流动性不足,世界各国的投资环境不断恶化。为刺激经济增长,各国普遍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使得企业手中的货币量增加。在中国,尽管央企的经营同样受到了危机的冲击,但相对于欧美国家,央企手中的资金充裕程度较高。因此,央企在金融危机下的投资行为产生了新的特征,表现为对国外资源类资产的并购,对国内房地产市场中土地的收购。
对外投资:并购资源类资产
中国作为全球储蓄水平较高、外汇储备较多的国家,继续实行“走出去”战略。在国家层面上则体现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国企层面上,则表现为以武钢、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央企对国外资源类资产的并购。
2008年12月18日,武钢以1.8亿澳元收购CentreMetals公司在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50%的项目股权;8月,中石油和中石化联合出资约20亿美元收购了Petro-Tech Peruana公司;9月,中石化以20亿美元投标收购了Tanganyika石油公司。
2009年2月,中石油以4.99亿加元向加拿大油气公司VerenexEnergy收购其在利比亚的石油资产;同年4月,中石油联合哈萨克斯坦国家油气公司收购曼格什套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全部股权; 6月,中石油耗资10.2亿美元完成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股份,下一步将完成全部收购;同在6月,中石化宣布耗资72.4亿美元收购瑞士阿达克斯(Addax)石油公司普通股(8月12日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准);还是在6月,中石油购新日本石油大阪炼厂49%股权,获国家发改委批准(交易额未公布);7月,中石油和BP联合中标伊拉克鲁迈拉油田项目;同样在7月,中石化、中海油13亿美元购美国马拉松能源公司在安哥拉的油田区块20%权益,等待最后批准。
对于国外资源类资产的并购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其一,从资源的开采到使用,形成一个国际、国内较为完整的产业链,降低央企的交易成本和费用;其二,在资源类产品的定价权上获得一定程度的话语权,发挥一定的作用;其三,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国内经济增长和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得到供给。
央企在国际市场上新的风险特征也已经形成。据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初步统计,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21.5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占78%;金融类115亿美元,占22%。
央企对外投资战略意义重大,但必须注重对外投资的风险防范。毕竟世界经济从总体上仍未走出危机,其他国家的有关资产也仍存在进一步缩水或企业破产的可能。央企需要对国外并购资产的质量、风险进行认真地分析和评估,做出科学的决策。
对内投资:央企加冕新“地王”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CPI、PPI持续走低,央企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不断下降。据财政部统计,2009年1~6月,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7941.8亿元,同比下降5.9%,降幅比1~5月减小1.5个百分点,6月比5月环比增长19.7%。其中中央企业(包括中央管理企业和部门所属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2223.4亿元,同比下降4.3%,6月比5月环比增长22.2%。2009年1~6月,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5534亿元,同比下降27%,降幅比1~5月减小3.3个百分点,6月比5月环比增长29.4%。其中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4164亿元,同比下降20.9%,6月比5月环比增长25%。
尽管央企经营效益下降,但中国经济面较其他国家而言尚保持相对乐观。在此背景下,外资和以央企为代表的国内企业把资金投向金融市场和具有金融产品属性的房地产市场,从而推高了中国房产和地产价格的走高。在央企层面,则体现为央企“地王”的形成。
今年5月22日,富力地产以挂牌起始价3.42倍的10.22亿元拿下广渠门外10号地,成为北京新“地王”。6月25日,保利地产以38.1亿元拿下重庆鸿恩寺地块,成为全国总成交价最高的“地王”。6月27日,成都中泽置业以19.6亿元夺得奥运村乡(水源九厂东侧)“地王”,楼面地价约为15217元/平方米,超出此前广渠路10号“地王”15140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成为北京今年单宗成交总价最高的地块。6月30日,中化方兴公司以40.6亿元竞得底价为16.47亿元的朝阳区广渠路15号地,超过此前重庆鸿恩寺地块38.1亿元成交价格,成为继2007年10月房地产市场调整以来,全国总成交价最高的“地王”。其楼面均价约为1.6万元/平方米,创北京土地单价之最。
央企“地王”的形成表明,央企在房地产市场上新的风险特征形成。房地产具有金融产品的特征,会随着信用的扩张而上涨,随信用的收缩而下降。中国的宏观经济面尽管尚未出现通货膨胀,信用的扩张政策在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但是,全球流动性的注入已经为未来潜在的通货膨胀爆发埋下了种子。若通货膨胀产生,宏观经济政策将再次回到紧缩的方向,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将随之回落;若房地产市场的下降早于房地产的建设周期,那么央企“地王”将承受较大的市场风险。
对外并购的潜在风险防范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央企对外资源类资产并购的战略意义毋庸置疑,对内房地产投资、“地王”形成的利益驱动动机也毋庸置疑,但是,这两个毋容置疑下的潜在风险同样毋庸置疑。
第一,美国经济若长期不能走出危机,美国存在通过发动局部有限战争的风险。即美国通过局部有限战争驱赶世界资金流向美国,促使美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这一风险的产生,将使得央企在某些区域内的资产受到威胁。
第二,地缘政治或经济恶化造成的潜在风险。央企海外并购的资产所在区域的地缘政治或经济恶化,将阻止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风险。
第三,世界经济长期在底部徘徊的风险。如果世界经济在短期内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恢复,而是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较低的经济增长水平,从而使得央企海外并购的资产无法得到正常收益。
第四,并购对象的资产质量和并购后的经营风险。
针对央企海外并购的潜在风险,要求央企在并购前对被并购对象(资产或企业),被并购对象所在国政策、所在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美国或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等进行翔实的信息收集和风险评价,并对被并购后资产的经营做出科学合理的安排,把国际并购的风险压缩到最低。
对内房地产投资的潜在风险防范
对内房地产投资的潜在风险主要体现为:宏观经济政策紧缩条件下,房地产价格下跌的市场风险;房地产价格上涨造成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的风险;房地产价格极度超出居民购买能力的有房无市风险;房地产建设周期与房地产价格变化周期不同步的风险。
针对潜在风险,要求央企对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要慎之又慎,准确把握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状态、确实掌握居民的购买能力;不可随国际游资、国际避险资金的冲击而盲动;要看到目前房地产价格的走高存在较多的“热钱”冲击因素;不可简单地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为房地产投资寻找依据。
总之,央企作为中国多种所有制形式中的一类企业,在中国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会表现出这一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风险特征,具有一般企业的相同属性。但是,央企作为主导国计民生的经济主体核心,在对外投资的战略层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应把握战略风险,做好风险评估和管理;在对内投资上也应继续发挥经济主体核心作用,维持国内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各产业价格的平稳,推动宏观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知识累积 篇3
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影响来实现的。“溢出”现象的理论研究始于对外国投资过程中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的分析研究。萨缪尔森对溢出这种外部经济效应的定义是“当生产或消费对其他人产生附带的成本或效益时,外部经济效应就发生了;就是说,成本或效益被加于其他人身上,而施加这种影响的人却没有为此付出代价。”
对技术创新中的溢出效应问题,经济学家Kenneth Arrow(1962)提醒经济学家们注意产业中的投资与技术变化的关系,他观察到:“在溢出方面的增加,将减少企业的投资”。许多著名学者如熊彼特(J.Schumpeter,1934)、N.Rosenberg(1963)、J Schmookler(1966)、R.E.Evenson(1968)、Y.Kislev(1968)、Z.Griliches(1968)和M.spence(1973)等,都研究过溢出效应对技术投资的影响。尤其是Nordhaus(1969)(1)提出了孤立创新(isolated innovation)发明的模型,表明强的专利保护会导致更多的R&D投资,同时他也研究了发明的竞争与扩散和最优专利的期限问题(2)。但这些研究文献都只是注意到了孤立的创新,研究企业之间的横向溢出,而没有考虑累积创新(cumulative innovation)(3)框架下前期创新者对后期创新者的正外部性或溢出效应(纵向溢出)。而现实中,研究和创新活动往往是具有累积性的。创新相互之间彼此依赖,后续的研究活动直接是对先前发现的改进或应用。这个事实使许多有关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现代的创新模型是基于累积创新的框架之下,任何厂商必须先完成(或以其他途径获得)前期创新,然后才能进行后续创新(Green和Scotchmer,1995;Denicolo和Zanchettin,2002)。研究的重点为如何在两个创新者之间分配利润即如何给原始创新者以足够的激励。Scotchmer(1991)提出了两阶段累积创新的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最早研究了累积创新条件下的创新激励问题。他认为在前的创新者如果不能在后续创新者的利润中得到补偿,就没有足够的激励去投资研究。这一现象特别体现在研究工具(research tool)的研发工作中。如果创新者不能从后续开发的产品中获利,就没有激励去创造研究工具。Green and Scotchmer(G-S,1995)和Scotchmer(1996)对Scotchmer(1991)对所提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Hunt(1995)从可专利性的角度来增加对创新者的保护,认为增加对可专利性的要求就使得专利权人的回报得到了更大的保障。O’Donoghu,Scotchmer and Thisse(1998)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有效期限(effective life)。所谓有效期就是专利权人享受专利权保护并从中获利的实际期限。O-S-T(1998)的研究表明,加大专利保护的前宽度(4)可以提高创新的速度。O’Donoghue(1998)将前宽度和可专利性都纳入其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有“前宽度”保护的情况下,增强对可专利性的要求也能增加R&D的投入,而且还能提高动态的社会福利水平。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累积创新框架下的拍卖模型来探讨知识产权制度的福利效应,比较各种具体制度的效率及其在各种特殊的产业中的应用保护问题。引入累积创新框架,讨论当存在领先厂商的情况下两个厂商在“研究”与“开发”过程中的创新策略与行为,分别考察了领先厂商单独开发、追随厂商模仿以及领先厂商授权,追随厂商获得许可三种情况中的社会福利水平。最后是模型的研究结论和应用扩展,将模型得出的结论进行比较,并结合不同的产业特征讨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差异。
二、模型设定
(一)基本假设条件
为构建累积创新框架下的厂商创新竞赛模型,首先要给定以下假设条件:
1.厂商由领先国(leader)和后发国(follower)两类企业组成,而且发展中企业存在模仿(纵向溢出)和创新两种情况。厂商为创新出一种商业上有价值的产品,必须经历研究(Research)和开发(Development)两个过程(Grossman和Shapiro,1987)。研究是累积创新的第一过程,得到的产品是中间产品,即研究工具;开发是第二过程,得到的是最终产品。在累积创新框架下,厂商不仅能从其他同期厂商开发活动中得到横向溢出效用还能从前一过程中得到纵向溢出效用。
2.借用熊彼特的“毁灭性创造”理论,认为新技术比旧技术总有着更重要的作用的思想以及Mondal和Gupta(2006)对Helpman(1993)模型中的知识资本重新定义认为已被模仿的旧技术并不构成知识资本的假定,我们认为在竞争性研发市场上,只有未被其他研发企业模仿的新技术才能对研发新的技术产生贡献。
3.在纵向溢出中只有未被模仿的技术才能带来效用。
4.在社会福利函数中,不考虑消费者剩余问题。
5.假定技术领先国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由于南北贸易,领先国的一部分技术会被后发国模仿,领先国的技术积累受到后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后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越强,有效知识资本存量越大。
(二)模型框架
1.纵向溢出函数。设β为后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0燮β燮1。β主要对纵向溢出有影响,可看作不能模仿的领先国技术比例。在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的文献中,一般以技术溢出程度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度量指标(Zigic,2000),因此我们又设θ≡1-β为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导致技术知识溢出的部分,由此可得β=1时,技术进步完全依靠自主创新;β=0技术完全溢出,没有自主创新的动力,技术进步依靠对领先国先进技术的模仿。另设,AL代表领先国技术;AF代表后发国技术,AL>AF。后发国对领先国技术的模仿只是对其没有的技术进行,即对(AL-AF)进行模仿。
可得领先国家总的技术存量分为三部分:(1-β)(AL-AF)为被后发国企业模仿部分,(1-β)AF是已被后发国普遍掌握的旧技术,对领先国而言,新技术为
βAL为领先国知识资本存量。与领先国不同的是,后发国可以通过自主创新和模仿获得新技术,设λ,μ分别为自主研发和模仿的效率参数,其研发部门的总量生产函数有如下形式:
βAF为后发国所有研发企业已有的知识资本总存量,这一部分只能由后发国研发企业自主创新得到。βAF体现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自主创新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越强,则βAF越大,自主创新对技术进步的贡献就越大。μ(1-β)(AL-AF)体现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模仿领先国技术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越强,则μ(1-β)(AL-AF)越小,模仿领先国技术对后发国技术进步的贡献就越小。所以适度知识产权保护需在鼓励自主创新和模仿领先国技术的两难中权衡。
2.横向溢出函数。此处主要是借鉴Waterson与Ireland(1998)的研究思路,考虑两个厂商在孤立创新的情况下进行创新竞赛的拍卖模型。参与创新的两厂商根据评价来竞标,出价高者将获胜。假设每个潜在创新者的个人收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创新的直接收益;另一部分是从其他同期创新参与者的开发中得到的潜在收益。社会收益可以被认为是所有潜在参与者个人收益的总和。由此,可以分别得出两厂商的期望效用函数、投标函数以及社会福利函数。
(1)期望效用函数。倘若对参与创新的评价为的厂商,其竞标价为b(b>b,b是最低的竞标价,也是最低的研发投入),他创新成功的概率为p(b)。厂商的创新成功过程可以理解为厂商根据其评价在投入研发成本也即竞标价之后取得竞拍成功的过程。竞标价是评价的单调递增函数,由此可以保证出价最高的参与者将获胜。实际上,b为投入研发的资源成本,一经投入,则无论参与者竞拍是否成功,都必须支付此价格。β(0燮β燮1)可以定义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θ≡1-β为知识产权的不完备程度,主要指复制模仿或侵犯知识产权被发现的可能性大小。为简化模型,暂不考虑侵犯知识产权后的惩罚问题。α(0燮α燮1)表示横向溢出的参数,即从其他参与者的研发中可以得到的溢出程度的大小。模型厂商获胜可以从其他厂商获得的溢出收益为(1-β)α(νp(b)+ν*(1-p(b)),其中ν*代表其他厂商的评价水平,且ν*独立于ν。依据上述假定,参与创新的ν型厂商的期望效用可以表示为:
其中z(b)≡[1-p(b)]E(ν*)
在给定的评价ν服从[0,1]之间均匀分布的假设下,厂商竞标获胜的概率是没有别的参与者有更高的评价的概率,所以p=νn-1,由于假定只有两家厂商参与故p=ν,相应的有:
令(1-θ(1-α))≡C,C为一个边际系数。对上式积分,可以得到:
由于存在溢出,当从溢出获得的收益大于参与者的进入成本时(也即最低竞标价b小于某个临界值),则所有的厂商都会参与竞标;当b大于某个临界值,则只有部分参与竞标。据此,计算该临界值,当一个参与者必定要赢的时候,那么ν=0型厂商的效用为:U(0)=max(0,αθz-b)
根据之前ν是均匀分布的假定以及z的定义,可以推出:
显然该临界值为,当,所有人都参与。
(2)投标函数。根据期望效用函数可以求出所有人参与和部分人参与两种情况下的投标函数。如果,结合方程(3)和(3-1)以及z的定义,可知:
如果,从方程(1)和(3-2)可知:
上述(7-1)式和(7-2)式的投标函数,是关于b连续的,关于ν递增的,因此最高报价ν*者将赢得知识产权保护。
(3)社会福利函数。如果社会福利函数为W=Eν{n U(ν)},仅考虑了厂商的效用,忽略了消费者剩余。那么可以根据给定的投标均衡得出两种情况下的社会福利函数:
三、模型分析
这一部分将研究两个厂商的创新策略与行为。通过这一累积创新框架下厂商竞赛模型,将分别考察领先厂商单独开发、追随厂商模仿以及领先厂商授权追随厂商获得许可三种不同情形中的社会福利水平。
1. 基本假设。
(1)假定在第一过程中,厂商L先取得了创新并申请了知识产权保护,于是他成为了领先厂商(Leader firm);第二过程中,厂商F(追随厂商)如果也想参与竞标,必须先从厂商L那里获得研究成果。追随厂商F获取成果的方式既可以是通过正规的授权许可得到,也可能是选择通过非正规的模仿手段获得。(2)如果厂商F选择通过授权许可的方式获得前一过程的创新,则厂商F必须为此支付许可费,其大小是受双方谈判能力决定的。(3)在社会福利函数中,同样不考虑消费者剩余问题。(4)研究过程中厂商L获得知识产权后,到了开发过程他可以有两种策略,一是授权许可别人使用,同时收取许可费;二是不许可,自己保留竞争优势。针对厂商L的两种策略,厂商F也可以相应地作出决策:如果对应的是厂商L的不许可策略,厂商F在知识产权保护严格的情况下选择退出竞争,在知识产权保护不严格的情况下选择模仿;如果对应的是厂商L的许可策略,厂商F在知识产权保护严格的情况下选择通过谈判取得许可,在知识产权保护不严格的情况下也选择模仿。
可以将以上所述情况归纳为图1所示,并在此基础之上分别讨论和比较不同情形下的社会福利水平:
2. 情况Ⅰ:
厂商L单独开发。在这种情况之下,厂商L自己进行开发,随着厂商F的退出,整个市场即为完全垄断市场。根据基本模型的思路,厂商的期望效用包括当期可获得的直接效用和从其他厂商开发活动中得到的横向溢出效用外,还包括从前一过程得到的纵向溢出效用。但由于此时厂商L单独开发,无法从同期的参与厂商处得到溢出,因此横向溢出参数α=0,且完全垄断厂商拥有完全的前期成果因而能在无竞争的条件下和足够的时间内将其商业化开发出新产品,开发成功的概率p=1。因此,厂商L的期望效用为:
因为在此种情况之下,只有厂商L单独从事开发,厂商L作为唯一的垄断厂商其投标函数一定是一个最低的投标值b,由此可以得出b(ν)=b,所以厂商L的期望效用函数就为:
同样也可以将福利函数表示为含b的形式
引理1:如果在厂商L单独开发的情况下,社会福利函数如上式所示,则可以得出。即随着β的增加,W递增。
命题1:也即保护程度越严格,社会福利越大。也就是说当只有领先国自己进行开发、整个市场即为完全垄断市场时,产权保护越强,社会福利越大。且在β的取值范围内,社会的最大值在β取最大值即为1时得到。
3. 情况Ⅱ:
厂商F选择模仿并进行创新。在这种情况之下,两个厂商都进行开发。厂商F通过模仿取得前一过程的研究成果,因而厂商F从前一期得到的纵向溢出为前面所说的AF=λβAF+μ(1-β)(AL-AF),AL>AF,其中λ、μ分别为自主研发和模仿的效率参数,0燮β燮1。由于考虑了F厂商的模仿因素,此时厂商L的期望效应函数为:
厂商F的期望效应函数为:
在此种情况下,类似于基本模型中所有参与人都参与开发的情况,因此可以重新将两个厂商的效用函数分别表示成:
另(13)(14)分别与(11)(12)式相等,可以得到:
同时,可以从两个厂商的期望效用函数得到社会福利函数:
其中β+θ=1,(1-θ(1-α))≡C
引理2:如果在厂商F选择模仿并进行创新、两个厂商都进行开发的情况下,社会福利函数如(16)所示。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W仅相对于θ来说,。
则当8α-3λ-5叟0时,W为一斜率为正的直线,即W随着θ的增加而增加,或者说随着β的增加而减小。
则当8α-3λ-5<0时,W为一斜率为负的直线,即W随着θ的增加而减小,或者说随着β的增加而增大。
并且由于此时满足,所以θ的取值范围为。
命题2:当领先国和后发国共同开发、后发国对领先国的技术既模仿又创新时,为了达到最大的社会福利水平,知识产权策略的采取与后发国的创新效率和技术的横向溢出系数有关。在技术的横向溢出效率不变时,后发国创新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应采取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反之,创新水平较弱时,采取较弱的保护强度能使社会福利更大。同时,还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福利与后发国的模仿水平μ无关。
4. 情况Ⅲ:
厂商L授权,厂商F获得许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厂商都进行开发。厂商F通过从厂商L手中获得授权许可而取得之前的研究成果。但厂商F必须为此支付许可费。许可费k=Kν,也即许可费的大小取决于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其中k为许可费比例。则可以认为厂商L的纵向溢出部分得到补偿,相当于得到完全的知识产权保护,纵向溢出β=1中,但仍有横向溢出,则期望效用与情况1相同:
对后发国来说,由于可以全面得到领先国的技术,借用熊比特的观点,认为其没有创新的动力,λ=0,且在模仿部分全面继承发达国的技术,μ=1,但相应地须付出成本。此时纵向溢出部分λβν+μθ(νL-ν)-KνL=(1-β)(νL-ν)-KνL;得到后发国的期望效用为:
根据类似情况Ⅱ的方法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以及引理3:
引理3:如果在厂商L授权、厂商F获得许可且两个厂商都进行开发的情况下,社会福利函数如上式(20)所示,则当时,W为一斜率为正的直线,即W随着θ的增加而增加,也即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完备程度增加时,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所以此时宜采用弱保护政策;当,W为一斜率为负的直线,即W随着θ的增加而减少,也即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完备程度增加时,会使社会福利趋于减少,所以此时宜采用强保护政策。
四、研究结论与应用扩展
通过对上述扩展模型的讨论,可以得到三种不同情况下的社会福利函数(见表1)。
比较不同的情况,可以看出,社会福利水平在不同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的形式,这意味着在不同的情况下取得的社会福利水平也可能不同。比如(模仿)与(授权许可)两种情况作比较,可得当时,模仿要比取得授权的情况得到更大的社会福利,反之则更少,但这与社会创新水平和授权成本有关。这就要求在设计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时,必须考虑到各种因素,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
为使社会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值,θ(或者β)值都不尽相同,这意味着在不同的情况下,所运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种类和保护程度也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必须根据具体的保护客体情况来加以确定。进一步讲,作为外生变量的α(知识溢出的程度)和b(最低研发投入成本)以及创新水平λ也会对社会福利的大小产生影响;且α、b和λ对应于不同的行业呈现不同的大小和状态。因此,有必要结合具体的α、b和λ的行业特征,来讨论在各种不同的行业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适合类型和保护程度。由于知识产权不完备程度θ还包括所采用有差异的技术保护措施和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且在某些情况中进行比较统计是模糊的。因此,可以把θ作为一个自变量,用仿真软件进行数据模拟分别考察厂商L不允许授权许可(见图2)和厂商L允许授权许可(见图3)两种情形下,不同的α、b和λ取值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
图2表示在厂商L不授权许可条件下,厂商F在选择退出或模仿策略下的社会福利比较,为求简便,暂假设创新水平为0.5.其θ横坐标中表示知识产权的不完备程度,纵坐标W表示社会福利大小,在图2中,A图是当α=0.2、b=0.1时的福利大小比较;B图是当α=0.85、b=0.1时的福利大小比较;C图是当α=0.2、b=0.4时的福利大小比较;D图是当α=0.85、b=0.4时的福利大小比较;其中当厂商F选择退出策略时,图形用“×”表示;当厂商F选择模仿策略时,图形用“+”表示。
图3表示在厂商L允许授权许可条件下,假设授权许可费比例k=0.5、厂商F在选择取得许可或模仿策略下的社会福利比较,其中横坐标θ表示知识产权的不完备程度,纵坐标W表示社会福利大小。在图3中,A图是当α=0.2、b=0.1时的福利大小比较;B图是当α=0.85、b=0.1时的福利大小比较;C图是当α=0.2、b=0.4时的福利大小比较;D图是α=0.85、b=0.4时的福利大小比较;其中当厂商F选择退出策略时,图形用“×”表示;当厂商F选择模仿策略时,图形用“+”表示。
根据上述数据模拟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结论1:当厂商L不授权许可条件时,厂商F有两种策略选择,即模仿或退出。但是不管采取何种策略选择,当采取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时,厂商F的选择是退出;反之当采取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时,厂商F的选择是模仿。
结论2:当厂商L允许授权许可条件时,厂商F也有两种策略选择,即模仿或取得许可。但是不管采取何种策略选择,当采取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时,厂商F的选择是取得许可;反之当采取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时,厂商F的选择是模仿。
由于以上把λ与K设为定值,在此作进一步的说明:
在情况(Ⅱ)中,厂商既模仿又创新时,由公式,可以看出,为了获得最大的社会福利,所采取的知识保护强度与创新水平λ有关,在技术的横向溢出效率不变时,后发国创新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应采取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反之,创新水平较弱时,采取较弱的保护强度能使社会福利更大。
同时,在授权许可的情况下,社会福利函数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取最小值时社会福利最大。根据(18)式也可得到此时追随厂商F的效用最大。但是这种情况在实际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追随厂商所付出的成本一般小于领先厂商,如果在成本不同的情况下却能取得同样的技术,两者的博弈结果会导致领先厂商没有创新动力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因此,在研究此类问题时,必须考虑如何补偿创新者的贡献,防止创新者与后创新者的竞争导致彼此利润的减少。
基于以上的各种考虑,应当努力寻求在补偿在先创新者利润、社会总体创新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之间的一个最优解。这个最优解就是社会所选择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具体到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说,生物技术、电子和医药等行业中,一般都存在一个较大的b,例如要投资研发一种新药或是开发一种转基因的产品都需要政府给予很大的经济支持,一项创新活动的投资往往在数千万美元以上。而且这类行业的α很低,各家厂商都极力维护各自的创新成果,因此厂商之间的知识溢出很少。对于这类行业,应该适用比较严格的保护制度进行保护,比如专利制度。但是,即使在此种情形下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强弱还是要与该国的技术水平和政策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有研究表明,当国家间存在较大差距时,对后发国来说采取较弱的知识保护政策能更大地提高技术进步率,反之在差距较小时,可采取较强的保护政策(Acemoglu,D.;Zilibotti,F.,2002)。同时还要考虑本国技术吸收能力的限制(Borensztein,1998),而在计算机软件、音乐、书籍和期刊等行业中,往往存在一个较小的b,在研发人员的数量、研发设备的要求和启动研发的资金等各个方面与前一类行业相比都要小得多;并且厂商相互之间的溢出水平比较高,原因在于这类行业的创新成果维持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复制活动在这类行业中频频发生,侵权案件的数量在这类行业中也是居高不下,关键在于创新成果的易复制性和复制成本的低廉。对于此类行业,我们认为应该适用比较宽松的保护制度进行保护,比如版权制度。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对社会福利的作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要达到不同行业或不同地域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创新和发展知识产权制度也可以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实现,比如通过完善传统规则、建立保护新客体制度以及重构知识产权制度等。最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一种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对象时,应该从客体的实际情况出发,避免经验式的单纯比较和静态选择,更多地从多维、动态的角度来看待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以及对新客体的包容。
摘要：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对社会福利的作用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因此,要达到不同行业或不同地域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就需通过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来实现,当然,制度创新必须适应客体的实际情况,从多维和动态的角度来科学选择。
“双刃”累积投票制 篇4
国有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是优化股权结构，强化中小股东的参与治理，使董事会成为有效的团队。累积投票制作为实现股权平等，实现中小股东参与公司高级管理者选聘的治理机制，由中国证监会于2002年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予以明确，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过30%的上市公司在选举董监事时，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中小股东具有选举董监事时将表决权集中使用的权利。随后在2005年与2014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对累积投票制给出了纲领性的规定，即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
多数理论研究者与制度设计者均支持累计投票制的积极效应，认为累积投票制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大股东控制股东大会，并进一步控制董事会与管理层等一股独大的代理风险，有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但累积投票制是一把双刃剑，在赋予中小股东对抗控股股东的权利时，也存在一定的治理风险。若中小股东通过累积投票制控制董事会乃至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与运营，可能导致大小股东的控制权争夺，中小股东利益诉求不宜、权力分散并且治理能力较弱，没有大股东的支持，中小股东的意志难以实现。这将使上市公司陷入困境，所有股东利益将受损。
因此，应辩证看待累积投票制的治理效应，在维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同时，要规避制衡大股东可能带来的治理风险，使累积投票制在价值创造与全体股东利益保护中发挥其作用。
他山之石
累积投票制赋予中小股东在选举董监事时将表决权集中使用的权利，大幅度增加了小股东推荐人所得票数，是股权平等的实质性体现，拥有较其他投票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赋予中小股东集中使用投票权的权利时，并不违背资本多数派选择管理者的优势，是股权多元化下对股东行使参与股东大会权利的一种制度安排。
美国伊利诺伊州宪法于1870年开创了公司董事选举实施累积投票制的先河，随后各国公司治理实践中纷纷引入累积投票制，旨在实现中小股东由“用脚投票”的被动治理向“用手投票”的主动治理的转变。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统计，2004年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实施累积投票制的公司占比56%，而至2012年该数据达到89%，8年间公司章程中规定实施累积投票制的比例上升了33个百分点。由于监管的约束，上市公司将累积投票制纳入公司章程的比率较高，但仅有11%的公司规定了具体实施细则，规定实施细则但依然采用简单投票制选举董监事的占8%。对于累积投票制，国内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不一。有的发现，累积投票制有助于降低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从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有的认为，累计投票制对我国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有限。
作为股权多元化状态下保护中小股东实施公益权的制度安排，我国不仅存在法律上的缺陷，而且大股东可以利用其股权优势予以阻止。2014年修订《公司法》的103条规定，股东大会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而特别事项如修改公司章程等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这与公司法105条的规定相悖，并且上市公司是否实施累积投票制需经由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大股东完全可以利用其股权优势阻止公司章程纳入累积投票制的事项。
不仅因上述问题导致累积投票制难以实施，即使实施累计投票制，可能容易导致由资本少数派委派与资本多数派委派的两类董事产生冲突，增加治理成本。累积投票制将派系之争带入董事会，瓦解了董事会应有的和谐，使董事会因不同团体的利益之争而议而不决，这将加大治理成本与治理风险，使公司利益相关方利益受损。若董事会为资本少数派所控制，则由于少数派的治理能力低下以及不同类型股东之间不断的纷争而使得公司价值受损，因此在美国累积投票制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目前，日本等国关于累积投票制的立法呈现由强制到许可、由选出式到选入式的变化趋势，累积投票制的决定权由公司章程自主决定，而不是立法强制。
双重效应
我国上市公司累积投票制从2002年监管层面的约束到2005年法律层面的要求，至今已有10余年的历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提供的信息，将2010-2012年间公司章程纳入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上市公司，与全部上市公司有关指标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与直接投票相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以及成立时间较晚的上市公司倾向于在公司章程中披露累积投票制的实施细则，但不同类型投票制度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与独立董事比例等并未呈现显著差异。据此判断，公布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上市公司，并未通过增加董事会规模增加中小股东的利益代表，也未通过控制董事会规模降低中小股东累积投票的表决权；独立董事比例也未显著提高，再次证实独立董事制度仅是合规约束的结果，难以成为中小股东利益的代表。
而对2010-2012年间公司章程载入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前后两年的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研究结果显示：累计投票实施细则载入公司章程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结构与运作未发生变化；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股票市值比以及经营费用率等治理绩效指标也未发生显著变化。这表明，目前中国上市公司实施累计投票制并没有带来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显著改善，累计投票制尚处理念层面的讨论或者仅处于章程载入的层面，离累计投票制的有效实施还相差甚远。
反倾销累积评估初探 篇5
1.“累积”
累积评估 (cumulation) 这一概念最早出自美国1968年ITC的一次调查。 (1) 用来应对这样一种情况:国内产业确实被损害了, 但这种损害是由来自多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共同造成的。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应当允许累积评估这些国家的进口产品所造成的损害呢?美国钢铁业的代表在一次国会听证上的比喻很形象:“被一拳打死和被一百拳打死, 结果是同样致命的。” (2)
累积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量, 是把A国的倾销产品和B国的倾销产品加在一起确定损害。前提是:“来自一国以上的进口产品。”所以严格地讲, 只有出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的时候, 才适用累积。
累积评估实际上鼓励国内申请人, 在陈述导致自身损害的根源时, 尽可能多地增加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产品。
2.“交叉累积”
交叉累积评估, 顾名思义, 必须既有交叉又有累积。典型情况是, 把A国的倾销和B国的补贴加在一起确定损害。
3.“双反”
反倾销+反补贴。分两种情况:第一种, A国的巧克力既存在倾销, 又存在补贴。这种情况下, 因为只有一个国家, 所以不涉及严格意义上的“累积”, 也就谈不上“交叉累积”。美国ITC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A国的巧克力进口整体进行损害评估, 就叫“交叉累积评估”。这是不对的, 这里没有累积, 只有交叉。第二种情况, A国的巧克力存在倾销, B国的巧克力存在补贴。这种情况下, 如果分别对A国和B国的巧克力进行损害评估, 就不存在“累积”的问题, 更谈不上“交叉”。反之, 如果在分别确定倾销和补贴幅度后, 把A国和B国的巧克力进口量累积在一起, 评估其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 就是“累积评估”。而且, 因为A、B两国一个倾销一个补贴, 所以只要“累积评估”就必然是把“倾销巧克力”和“补贴巧克力”累积评估。换句话说, 在“双反”的第二种情况下, 除非对对A国和B国的巧克力进口分别进行损害评估, 否则必然是, 也必须要进行“交叉累积评估”。
既然“双反”第一种情况不涉及“累积评估”, 而第二种情况必须进行“交叉累积评估”, 那么“双反案件中如何进行累积评估”这一命题就变成了“双反案件中如何进行交叉累积评估”
二、双反案件中如何进行交叉累积评估?
交叉累积评估是美国首先应用于实践的。美国的1930年关税法案规定, 在确定实质性损害时, ITC必须 (shall) 进行交叉累积评估。在确定实质性损害威胁和日落复审时, ITC可以 (may) 进行交叉累积评估。欧盟的立法对此没有涉及, 实践中也很少见。
AD和SCM没有明文禁止交叉累积评估。有人说交叉违反了GATT Article VI:5, 这种理解是错误。VI:5说的是不能对一个国家的倾销或者出口补贴同时采取反倾销或者反补贴措施。换言之, 不能对一个国家的单一措施进行双重惩罚——“double remedy”。交叉累积评估是把A国的倾销产品和B国的补贴产品加起来评估损害, 然后实施救济。所以VI:5与交叉累积评估无关。
但是交叉累积评估可能与AD 3.54以及SCM 15.55的原则相冲突。AD 3.5说, 不能把倾销以外的其它因素造成的损害归咎于倾销进口产品。SCM15.5说, 不能把补贴以外的其它因素造成的损害归咎于倾销进口产品。而交叉累积评估一方面把补贴 (对于倾销进口产品而言是“其它因素”) 造成的损害归咎于倾销进口产品, 另一方面把倾销 (对于补贴进口产品而言是“其它因素”) 造成的损害归咎于补贴进口产品。在Stee Wire Rod这一调查中, 加拿大就主张SCM 15.5禁止交叉累积评估。ITC反驳的理由是:WTO对这个问题没有裁定!
在实践中, 在双反案件中如何进行交叉累积评估和在单反案件中进行累积评估并没有太大差别。
1. 进行累积评估必须满足的条件
AD3.3和SCM15.3明确允许累积评估。各国的相关立法都出自3.3和15.3, 所以先从这里说起。
在EC-Tube or Pipe Fittings这个案子里, 上诉机构说, 累积评估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
1.倾销幅度 (或者补贴) 不能是微量;
2. 进口量不能是可忽略不计的;
3. 根据进口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以及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 进行累积评估是适当的。
实际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没讲, 就是来自几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同时被调查。我总结为4个词:1.同时, 2.微量, 3.可忽略不计, 4.竞争。下面逐一分析。
A.“同时”
设想, 商务部2009年11月调查美国巧克力, 12月调查欧盟巧克力, 2010年1月调查日本巧克力。这几个调查算是同时吗?可以累积评估吗?我们的反倾销、反补贴条例没有讲。这导致了累积评估的范围的不可预测性。调查日本开始时, 美国不知道自己的巧克力会不会被累积评估。
美国现在的要求是, “同一天”。同一天被提出申请, 或者同一天被自主调查的。换句话说, 如果美国申请人1月7日对欧盟巧克力提出申请, 1月8日对日本巧克力提出申请, 就不能累积评估。美国国会的立法报告说这样要求是为了增强累积评估范围的可预测性。但实际情况是, 美国申请人可以撤回这两份申请, 然后只要在3个月内的同一天重新申请, 就可以获得累积评估。这时ITC是可以在新申请中使用前一次申请形成的记录的。
欧盟只说“同时被调查”, 没有像美国说的那么细。
B.“微量”
各国都是2%。
C.“可忽略不计”
美国:3%, 7% (总进口量的) , 和中国一样。但美国有期限限定, 在调查开始前12个月内, 我们没有规定这么细。在裁定损害“威胁”的时候, 如果认为可能马上会超过3%或7%, 就不能视为可忽略不计。如果被调查的是发展中国家, 则为4%。
欧盟:1%, 3%, 但是是总消费量, 而非进口量。
D.“竞争”
在这个案子里巴西主张, 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产品进行累积评估的前提条件是, 各国的进口量应当同时存在显著增长, 或者同时导致显著的价格效应。专家组驳回了巴西的主张, 说3.3里没有规定满足“竞争”条件所需的任何具体指标。
在确定竞争是否存在时, 我们的《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规定》第16条列举了可以考虑的因素:1.损害的持续性和可能性, 2.可替代, 3.价格, 4.销售渠道, 5.在市场上同时出现, 6.其他竞争条件, 7.其他因素。和美国考虑的因素相比, 我们多列举了3个因素:1.损害的持续性和可能性, 2.其他竞争条件, 3.其他因素。
2. 例外情况
对于不适用累积评估的例外情况, 我们没有规定。美国有。美国商务部负责倾销和补贴幅度调查, ITC负责损害调查。如果美国商务部初裁认定A国的进口产品不存在倾销或补贴, ITC进行累积评估的时候就不能把A国算进去。但是还有例外的例外, 如果在ITC损害调查的最终裁定作出之前, 美国商务部又终裁认定A国存在倾销或补贴, ITC还可以对A国进行累积评估。另一个例外是, 如果对A国的调查已经结束, 就不能对其进行累积评估。这2个例外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两种例外情况下, 要么“微量”或“可忽略不计”不能满足, 要么已经对进口产品采取了惩罚性措施。
3. 是“必须”还是“可以”?
对于反倾销和反补贴中的累积评估, 我们的条例都说的是“可以”。美国说在确定实质性损害时, ITC“必须” (shall) 累积评估。在确定实质性损害威胁和日落复审时, “可以” (may) 累积评估, ITC自主决定。对于实质性阻碍, 没讲。
在进行累积评估之前, 无须单独考察来自任何单独一国的进口产品的数量与价格。
在EC-Tube or Pipe Fittings这个案子里, 上诉机构说, 除了“微量”、“可忽略不计”、“竞争”之外, 没规定其它条件。在进行累积评估之前, 无须单独考察来自单独一国的倾销产品的数量与价格。
4. “复审阶段”
A.复审阶段可以累积评估吗?
可以。美国在日落复审中, ITC可以进行累积评估。在US--OCTG (Argentina) 一案中, 上诉机构说允许累积评估的理由在调查和日落复审阶段都适用, 所以在日落复审中可以累积评估。
B.复审阶段还存在“微量”和“可忽略不计”的要求吗?
在US—Carbon Steel一案中, 专家组说“可忽略不计”这一要求不适用于日落复审。这个案子没有经过上诉机构复审, 而且与后来的US—OCTG (Argentina) 中上诉机构的结论相冲突。
三、“创新的”交叉累积评估
前面说道, “双反”的第一种情况是, A国的巧克力既存在倾销, 又存在补贴。这种情况下, 因为只有一个国家, 所以不涉及严格意义上的“累积”, 也就谈不上“交叉累积”。
但是美国ITC认为, 对“A国巧克力”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损害评估, 而不是先评估倾销的损害, 再评估补贴的损害, 也是“交叉累积评估”。ITC说, 交叉累积评估是指对补贴进口产品和倾销进口产品进行累积评估, 它包括了补贴进口产品实际上就是倾销进口产品的情况。
摘要：在反倾销立法和实践中, 累积评估问题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之一。因为, 对损害及其程度的界定同倾销是完全不同的, 对倾销的界定是以个体为单位的, 而对损害的评价和界定则是以整个产业为对象进行的。这样, 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被调查产品进行累积评估, 往往会导致一些并不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的国家由于累积评估的适用而被定性为存在损害。显然, 这与反倾销措施维护公平贸易的宗旨相违背。因此, 本文根据《WTO反倾销协定》, 厘清累积评估的概念, 辨析其在不同场合的用法。
关键词：累积,累积评估,双反
参考文献
[1].Pig Iron from East Germany, Czechoslovakia, R omania and the U.S.S.R., T.C.Pub.265, Inv.N os.AA1921-52 to-55, at 24-25 (Sept.1968) .
[2].O ptions to Improve the Trade R emedy Laws: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on Trade of the House Comm.on Ways&Means, Part 1, 98th Cong., 1st Sess.203 (1983) .
[3].GATT Article VI:5:“N o product of the territory of any contracting party imported into the territory of any other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be subject to both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to compensate for the same situation of dumping or export subsidization.”
[4].AD 3.5:“The authorities shall also examine any known factors other than the dumped imports which at the same time are injuring the domestic industry, and the injuries caused by these other factors must not be attributed to the dumped imports.”
[5].SCM 15.5:“The authorities shall also examine any known factors other than the subsidized imports which at the same time are injuring the domestic industry, and the injuries caused by these other factors must not be attributed to the subsidized imports.”
长时间相干累积算法研究 篇6
在双星时差频差无源定位系统中,通过观测主邻星信号间的到达时差和到达频差,实现对地面辐射源的精确定位,具有定位精度高、覆盖区域大和实时性高等优点。针对接收到的主邻星信号间同时存在时差和频差,通常采用互模糊函数在时域和频域进行联合搜索。通过长时间相干累积,当互模糊函数的处理增益足以对抗噪声的影响时,即可检测到有效相关 峰值,进而实现 对时差频 差的联合估计[1,2]。
假定在较短的积分时间内,时差频差取固定值。实际上,由于卫星缓慢运动,使得观测到的到达时差和到达频差同时缓慢变化。在传统的互模糊函数计算过程中,由于未对滑变的时延和频率采取调整措施,使其在积分时间过长时,性能反而下降[3,4]。
本文针对长时间积分条件下的时差频差联合估计问题,分析了到达时差与到达频差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及其对互模糊函数计算的影响,提出一种滑变时差调整和相位补偿算法,实现长时间相干累积。
1 问题描述
以主星信号为 参考,接收到的 主邻星信 号x1( t) 与x2( t) 分别表示为:
式中,s( t) 为主星信号中的有用信号项; a为主邻星接收增益偏差; td为到达时差; fd为到达频差,n1( t) 和n2( t) 为零均值加性高斯平稳白噪声,与信号互相独立。
x1( t) 与x2( t) 之间的二 阶互模糊 函数表示为:
式中,T为积分时间。根据三角不等式和施瓦兹不等式,可以得到:
式( 3) 表明,当对信号x2( t) 的频移f正好能够补偿信号间的频差fd时,2个无频差信号的相关输出在信号间的相对时延为td处取得最大。
离散型的二阶互模糊函数表示为:
式中,x1和x2为解析信号形式; N为总的数据长度;τ为以采样间隔Ts为单位的时延; k /N为归一化频率值。A( τ,k) 取得峰值时的τ和k ,分别表示到达时差及到达频差估计值。
式( 4) 的实现方法有3种: 快速傅里叶变换法、互相关法和直接累加求和法。通常采用快速傅里叶变换法计算二阶互模糊函数,表示为:
式( 5) 分别计算不同时延下的频谱,得到二维搜索结果。如果在积分时间内,时差的变化量不超过一个时延搜索单元,频差的变化量不超过一个频率分辨单元,则相关能量集中在一个二维搜索单元上。增加积分时间是提高微弱信号检测能力和参数测量精度的一种常用措施,随着积分时间的增加,时差滑过相邻的几个时延搜索单元,频差滑过相邻的几个频率分辨单元,导致相关能量分散在多个二维搜索单元上。此时,有用信号的相关能量保持不变,而随积分时间线性增加的噪声相关能量,反而降低了相关输出信噪比[5]。
2 算法原理
在典型的双星信号环境下,到达时差和到达频差可以分解为初值与一阶分量的组合,二阶及二阶以上的分量可以忽略[6]。
式中,td0和fd0分别表示时差和频差的初值; kt和kf分别表示时差变化率和频差变化率,根据时差变化率可以计算出时延调整的间隔数为: NT= [1/kt],[·]表示取整。
相对于固定的时延来说,时延滑动调整引起相位跳变,时延每滑动一个采样间隔Ts引起的相位跳变量为: ±ej2pfcTs,其中fc表示信号载频; “+ ”表示时延调整斜率为正; “- ”表示时延调整斜率为负。在计算互模糊函数时,需要抵消这种相位跳变,修正后的互模糊函数表示为:
在式( 7) 的实现过程中,需要对载频fc进行估计。在时差变化率参数kt未知的条件下,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搜索,获得kt的估计值[7]。
3 仿真分析
仿真条件设置: 选择信号带宽为1 MHz,采样率为4 Msps,调制样式为QPSK,主星信噪比为10 d B,邻星信噪比为 - 30 d B,积分时间为16 s。如果不考虑时延滑变,相关输出信噪比的理论值为44. 64d B。假定在积分时间内,时差变化率为0. 5μs / s,由此计算出时延发生滑变速率为每秒2个采样点。在完整的积分时间内,时延随观测时间的滑变曲线如图1所示,总的时延滑变量为32个采样点[8]。
首先根据式( 5) 直接计算不同时延下的频谱,得到二维搜索结果,搜索出最大峰值对应的时延值,并提取该时延值所对应的频差切片,如图2所示,其中频差谱线的输出信噪比为30. 18 d B,该值比理论值偏低44. 64 - 30. 18 = 14. 46 d B。
其次,根据式( 7) 在计算不同时延下的频谱过程中,对时延进行滑动调整,调整间隔为2 M采样点,并对跳变的相位进行补偿后,得到二维搜索结果,此时搜索出最大峰值对应的时延值,并提取该时延值所对应的频差切片,如图3所示,其中频差谱线的输出信噪比为44. 21 d B,该值与理论值的偏差为44. 64 - 44. 21 = 0. 43 dB。
在图1中时延滑变量为32个采样点,引起相关值衰减的理论值为10·log10( 32) = 15 dB。通过对比图2和图3可以看出,经过时延滑动调整和相位补偿后,互模糊函数的相关输出信噪比实际改善了44. 21 - 30. 18 = 14. 03 dB,该值与理论值的偏差仅为0. 97 d B。由此可以看出,经过时延调整与相位补偿处理后,在整个积分时间内,主邻星信号在时域上始终是对齐的,且没有发生相位跳变,从而实现了整个积分时间内的相干累积[9,10]。
4 结束语
常规互模糊函数采用的是固定时延下的频谱计算方法,仅适用于积分时间内时延无变化的情况,这就限制它在时差快速变化或者长积分时间下的应用。新算法针对到达时差和到达频差随时间的线性变化规律,综合采取时延滑动调整和相位补偿措施,实现了整个积分时间内的相干累积。新算法在处理时变的时差频差测量问题时具有更优的性能,在微弱信号检测以及时变参数测量等领域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摘要：依据现有双星时差频差无源定位体制的原理和特征,针对长时间积分条件下的时差频差联合估计问题,分析了到达时差与到达频差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及其对互模糊函数计算的影响。综合采取滑动时延调整和相位补偿措施,跟踪时差的线性变化,并抵消时延滑动引起的相位跳变,实现长时间积分下的相干累积。提供了详细的理论依据和仿真结果,说明了改进后的算法在提高互模糊函数的相关输出信噪比,增强微弱信号检测能力的优势。
累积投票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应对 篇7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会权力范围不断扩张,已经成为公司经营决策的领导核心,董事以及由其选聘的经营人员皆为控股股东利益代言人,如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制度性的被搁浅在法律保护之外。而在一股一权和资本多数决原则下,实现了股东间股权上的平等,却忽视了二者在表决权上的实质不平等,其结果便是公司选举董事会成员时,中小股东很难利用表决权选择出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董事进入董事会①,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几近被控制股东所控制;独立董事制度往往产生“花瓶”董事以及缺乏完善责任机制而致使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偏重事后救济,同时也由于流于形式或不被重视不能够发挥应然作用。
欲要改变这种利益格局,就需要完善公司内部制衡机制,改变董事会中的力量对比,达成一种新的利益平衡。这就要求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体现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股东保护和关照,唯有给予小股东制度救济,增强其表决力,方可真正实现股东平等、实质公平。②累积投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股一权”及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缺陷,有利于现代公司法提倡的实质平等。
二、我国累积投票制度之现实困境
(一)内在性缺陷分析
累积投票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小股东持有的股份或者合并持有的股份达到一定的比例,否则在其持有股份数量过低或者与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过大时,便失去其原有功能和作用,从中得益的很可能是第二、三股东。③如果大股东与其他股东间持股数量差距过大,亦不能实现权力制衡的目的。而目前从我国特殊股权结构来看,一股独大的现象非常严重,累积投票制度根本无法发挥其有效作用,试想一个持股不到3%的小股东,它连提名董事的提案权都没有,还如何与大股东争夺董事席位?即使该股东可以提名董事候选人,但由于其持股甚微,即便用累积投票也无法选举出自己的董事人选。同时董事席位的设置也同样影响甚至决定着其功能是否能够得到发挥。在控股股东占2/3的公司中,其完全可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等诸多方式来控制董事人数,致使累积投票制度形同虚设,故而,控股股东完全可以通过调节董事会中董事席位数量来排除其他股东进入的可能,这不可不谓该制度的一种内在性天然缺陷。
根据上面的分析,该制度在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30%的公司还是能够较好的实现其设计初衷的,这也与国外公司股权高度分散的现实状况相适应。但从我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1 条规定来看,这部分公司并没有予以强制实施。
(二)外部环境困扰
首先,成本较高。股东投资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对于利益的追逐,如果维权成本大于收益,股东就会放弃维权,“用脚投票”。尤其是小股东,其所持股份份额较低,信息不对称,维权的成本甚至要远大于所带来的收益,由此他们往往放弃权利,保持理性冷漠。
其次,费时耗力、工作量大。小股东累积投票行权须一致行动,尽管理论上公开征集投票权增大表决票数,但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群龙无首、耗时费力、工作量大、效率低等诸多问题,造成小股东投资获益减少,甚至影响正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搭便车”反而成为小股东的最佳选择。实际上,鲜有持股5%以下的小股东公开征集投票权的情况④。
最后,小股东投资非理性,只重视短期收益,不关心公司长远经营发展。从我国证券市场来看,纯粹追求个人资本投机获利已成为中小投资者的主要目的⑤。
(三)实施细则和配套制度匮乏
尽管修订的《公司法》第106 条对累积投票制度的定义及其选用作了原则性之规定,在立法上前进一步,但具体操作指引的缺乏使累积投票制在实践中被进一步架空。
首先,由于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比例极低,虽然采取累积投票制的股份公司在实施细则中规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3%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普通董事的人选,但基于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中小股东或是因持股份额过少且分散,很难单独达到3%的要求,或因成本收益的考量而放弃,是故,缺少有关投票权征集等配套制度的保障,讨论其如何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无异于“纸上谈兵”⑥。
其次,大股东或控股股东的合法干扰同样可致使其陷入瘫痪。他们为了完全操纵董事会,必将合法的运用各种方法规避累积投票制或使其不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运用表决权代理行使制度,诸如收购小股东的投票权来扩大胜算,但公司法并未对代理人资格、人数、撤回等事项进行具体规定,从而使这种合法规避行为有机可乘。大股东的否决权同样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累积投票制度的也可能遭到控股股东的排挤和无形影响。
最后,大小股东间的利益博弈与纷争频发,董事会内部不和谐的氛围,也将不利于经营管理决策连贯做出,甚至议而不决。同时累积投票制度存在被滥用的可能,这一系列情形客观上会影响到它的健康运行。
三、我国累积投票制度困境之应对
(一)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和分散化
首先必须进行股权结构改革,将股权结构多元化、分散化,改变“一股独大”现象是维护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根本所在,也是充分发挥累积投票制度的前提。累积投票制度初衷是在董事会中达到权力制衡,维护中小股东利益,而我国大多公司中股权高度集中,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甚至绝对控股等现象是与这一制度的立法理念相左的,这种局面得不到改观,中小股东利益的维护很难得到保障,累积投票制度的实施也就失去现实意义。
制度改革非一日之功,需循序渐进,股权结构改革涉及国有股等诸多问题,要更加慎重,同时累积投票制度的本土化也要结合我国国情,不可盲目,否则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更会损害中小股东的长远利益。
(二)倡导理性投资,提高参与意识
我国实施累积投票制度的法制环境与氛围除了体现在立法方面外,也体现在中小投资者权利意识增强,投资理念转变等方面。我国中小股东投资往往只重现实利益,投机成分较大,不愿意关心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时权利意识不强,行权与维权成本较高,他们往往用脚投票。这种非理性的投资理念,漠视自身权利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是一种对于控股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行为的一种纵容,同时也更加恶化了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制环境与氛围,使得累积投票制度失去现实意义。
只有倡导理性投资理念,关注公司长远发展,积极提高参与公司治理意识,才能更好的发挥累积投票制等小股东利益保护制度的作用,维护好中小股东利益。
(三)制订配套实施细则
1.完善实施前置程序。诸如股东累积投票行使前的各种准备程序,一般包括候选人的提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意向、信息发布、适用条件等。美国加州《公司法》规定“意在行使累积投票权的股东在投票之前将其候选人列入提名名单”⑦。我国公司法应尽快对前置程序加以规定,通过前置程序的完善,中小股东可以掌握累积投票的相关信息,有利于中小股东表决权的集中,同时防止累积投票制度被滥用。
2.确定候选人合理数量。就累积投票制度而言,待选举人名额愈多,小股东选出自己代言人的机会就越大。一般而言,如果控股股东控股比例超过85%,累积投票制度就会失去作用和意义,这就需要确定一个候选人的合理比例或数量来保障该制度的应然效果,而不能够一味增加被选举人数。根据美国学者威廉姆斯和坎贝尔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欲选出特定数额的董事或监事所需的最低股份数:X=(Y×N1)/(N2+1)+1,⑧这个公式说明在合理范围内,拟选出的董事或者监事的人数越多,累积投票制所能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另外,亦可将选举董事、监事合并进行,一起实行累积投票制,这样就能大大提高小股东代言人在董事会或监事会中的席位。⑨基于候选人数量的重要性以及董事、监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这种做法是合适的。
3.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阻碍中小股股东行权的最大障碍便是成本过高,其次是征权过程效率低下,费时费力。因此我们应建立健全网络投票制度、网络征集表决权制度,利用网络科技解决距离遥远,时间冲突,效率低下等问题,大大节省各种行权成本,对中小股东和公司双方来说既追求了效率又兼顾了公平。
可以考虑让公司承担一部分费用并提供一定人力和物力帮助完成征集表决权的活动,因为最终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公司整体的利益。
(四)扩大适用范围
累积投票制度更适合于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股权分散,股东人数较少,流动性较小,加之股东之间力量对比平衡,累积投票制度能够更有效发挥作用。(10)目前我国,不妨采取强制主义原则来推开,让国人在观念上接受这个“外来事物”,待观念形成,再改以许可主义态度,故而建议对大股东持股低于30%的上市公司在推行累积投票制度时也实行强制主义的原则,扩大适用范围,使之更加全面的发挥作用。
摘要：累积投票制度对“资本多数决”和“一股一权”原则进行了矫正,有利于实现股权实质平等,累积投票制度的引入是小股东维护自身利益的制度诉求,也是股东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其具有内在性缺陷,缺乏实施细则,实行中面临现实困境,需逐步改革股权结构,提高小股东参与意识,降低行权成本来进行完善。
工程菌累积番茄红素条件的优化 篇8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大肠杆菌基因工程菌, 含欧文氏菌的crtE、crtB、crtI三个基因, 能合成番茄红素, 由本实验室保存。
1.2 方法
1.2.1 不同IPTG诱导时间对番茄红素积累的影响
当菌液OD600=0.6时, 向菌液中加入IPTG使其终浓度为0.5mmol, 记录时间, 分别诱导1.25、2.25、3.75、4.25h, 顺时取出, 然后3000r/min离心15min收集菌体, 加入2mL 4M HCl, 破壁20min, 直接加入4mL丙酮, 40℃暗处侵提30min, 4000r/min离心15min, 上清4℃暗处保存, 沉淀用丙酮再抽提两次, 合并三次上清, 加入1mL三氯甲烷, 3000r/min离心8min, 弃上清, 测下层液的OD值 (对照组不加ITPG, 分别在456nm、472nm、483nm波长下测定) 。
1.2.2 不同浓度IPTG对工程菌积累番茄红素的影响
当菌液OD600=0.6时, 向菌液中加入IPTG使其终浓度分别为0.2mmol、0.5mmol、0.8mmol、1.0mmol、2.0mmol, 诱导3.75h, 同时取出, 然后3000r/min离心15min收集菌体, 加入2mL 4M HCl, 破壁20min, 直接加入4mL丙酮, 40℃暗处侵提30min, 4000r/min离心15min, 上清4℃暗处保存, 沉淀用丙酮再抽提两次, 合并三次上清, 加入1mL三氯甲烷, 3000r/min离心8min, 弃上清, 测下层液的OD值 (对照组不加ITPG, 分别在456nm、472nm、483nm波长下测定) 。
1.2.3 不同菌液OD值下对工程菌积累番茄红素的影响
当菌液OD600分别为0.4、0.6、0.8、1.0、1.2时, 向菌液中加入IPTG使其终浓度为0.5mmol, 诱导3.75h, 取出菌液, 然后3000r/min离心15min收集菌体, 加入2mL 4M HCl, 破壁20min, 直接加入4mL丙酮, 40℃暗处侵提30min, 4000r/min离心15min, 上清4℃暗处保存, 沉淀用丙酮再抽提两次, 合并三次上清, 加入1mL三氯甲烷, 3000r/min离心8min, 弃上清, 测下层液的OD值 (对照组不加ITPG, 分别在456nm、472nm、483nm波长下测定) 。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IPTG诱导时间下对工程菌积累番茄红素的影响
固定IPTG的浓度为0.5mmol, 使工程菌在不同的诱导时间下积累番茄红素, 试验结果见表1和图1。
由表1和图1可以看出:随着诱导时间的增加, 番茄红素的积累量 (OD值) 逐渐增加, 当诱导4.25h时, 番茄红素积累量开始降低, 也就是说诱导3.75h时, OD值最大, 即此时番茄红素的积累量最高, 这可能由于随着诱导时间的增加, 细菌密度增大, 生活活力降低, 甚至死亡, 致使番茄红素不能合成进而大量积累。因此, IPTG诱导3.75h最有利于番茄红素的积累。
2.2 不同浓度IPTG对工程菌积累番茄红素的影响
当菌液OD600=0.6时, 向菌液中加入IPTG, 诱导3.75h, 同时取出, 然后离心收集菌体, 测OD值, 试验结果见表2和图2。
由表2和图2可以看出:随着IPTG浓度的的增加, 番茄红素的积累量 (OD值) 逐渐增加, 当其浓度为0.8mmol时, 番茄红素积累量达最大, 随后开始降低。这是因为低浓度IPTG诱导并促进番茄红素的大量、高效积累, 而高浓度的IPTG对细胞具有一定的毒害作用, 可能致使工程菌死亡, 无法大量表达目的产物。故当IPTG浓度为0.8mmol时, 工程菌所积累的番茄红素量最多。
2.3 不同菌液OD值对工程菌积累番茄红素的影响
当菌液OD600分别为一定值时, 向菌液中加入IPTG使其终浓度为0.5mmol, 诱导3.75h, 取出菌液, 离心收集菌体, 抽提番茄红素, 用分光光度计对以上样品进行吸光值测定, 试验结果见表3和图3。
表3和图3可以显示出:随着菌液OD值的增加, 番茄红素的积累量 (OD值) 逐渐增加, 当菌液OD值为0.8时, 所得番茄红素提取液OD值最大, 即此时番茄红素积累量达最大, 随后开始降低。当菌液OD值为0.8时, 所得氯仿抽提液的OD值达最大, 即此时工程菌的β-胡萝卜素积累量达最大。这可能由于菌液OD值较低时, 工程菌可能正处于迟缓期, 此时加入IPTG, 结果导致菌体的生长繁殖大受影响;而菌液OD值较高时, 工程菌处于稳定期或衰亡期, 有害代谢产物积聚, 细菌繁殖开始慢, 死亡数增加, 不利于番茄红素积累。这表明若在菌体未渡过迟滞阶段就进行诱导, 则由于大量能源物质被用于外源基因的表达, 导致菌体合成自身细胞生长所需活性酶的过程被干扰或延缓, 从而整体生长受到影响;而在菌体渡过迟滞期后再加入IPTG进行诱导, 则可以在不影响菌体生长的情况下启动外源基因的表达;但是菌体进入稳定期后再加入IPTG进行诱导, 无法使目的产物积累。所以菌液OD值为0.8时, 最适合诱导工程菌番茄红素的积累。
3 小结与讨论
通过以上试验, 得出用大肠杆菌做工程菌积累番茄红素的最佳条件是:诱导时间3.75h、IPTG用量为0.8mmol、菌液OD值为0.8。
本试验主要完成了以下的试验工作: (1) 固定诱导剂IPTG的量, 改变诱导时间, 来测定所得溶液的OD值, 来判断积累的番茄红素的量的多少, 从而得出最佳诱导时间; (2) 在第一实验的基础上, 固定诱导时间为最佳诱导时间, 然后改变诱导剂IPTG的使用量, 来测定所得溶液的OD值, 来判断积累的番茄红素的量的多少, 从而得出最佳诱导剂的量; (3) 在使用最佳诱导量和诱导时间的条件下, 控制菌液OD值的变化, 来得出最佳的菌液OD值为0.8。然而如果要详细研究积累条件, 我们还可以从培养基、培养温度、诱导温度等方面进行研究。例如:我们可以改变培养基的成分, 在LB培养基中加入可溶性淀粉、Mg2+、Fe3+可能会提高对番茄红素的合成。同样, 我们可以调节培养温度和培养时间, 也许也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很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孙庆杰, 张运涛.番茄油树脂成分分析及番茄红素稳定性[J].无锡轻工大学学报, 201, 20 (6) :615-618
[2]张连富, 丁霄霖.不同条件下存放时番茄皮中番茄红素降解动力学[J].食品与机械, 2000, (3) :12-13
[3]蔡俊.啤酒废酵母细胞壁破壁研究[J].酿酒, 2001, 28 (1) :101-105
聚力学习全程 累积基本经验 篇9
一、情境中牵引经验
经验的来源不局限于数学课堂，学生生活中的经历、作业中的体验、实践活动中的感悟等都可以成为数学活动经验。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一定要将学生熟悉的生活经验全部再现，只要创设一定的情境，激发出学生的生活经验，为数学学习服务，学生就会在脑海中自然将这些日常经验加工成数学活动经验，纳入数学的范畴。
如教学“按比例分配”时，我创设了一个生活情境来激发学生的生活经验。
师：老张想投资一个理财产品，起点为20万，可他只有10万，于是和老王合资。到期之后，获得利息3万元，他们该怎么分呢？
生：平均分，每人1.5万。
师：第二次银行理财的门槛提高到30万元，老王还是出资10万，老张投资20万，到期利息还是3万元。老王想：今年又有1.5万的进账。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生：我想告诉老王：你不应该拿1.5万，那样不公平。应该老王1万，老张2万。
师：你为什么这么想呢？
生：因为老张出资是老王的2倍，所以收入也应该是老王的2倍。
在此情境中，我激发出学生的生活经验，由“不公”来探寻怎样分配才公平，由简单地区分投资多少到具体去研究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一步步引导学生将生活经验上升到数学活动经验，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活动中获得经验
演示代替不了操作，告知代替不了体验，在学生积累数学活动经验的过程中，动手去做无疑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并且这个“做”要做得踏实、做得深入、做得到位。而且在数学活动中，除了放手让学生做，还要有充分的交流，让学生有思考和体验的时间。
如教学“认识千米”，在课堂上学生可以弄清楚千米的概念，知道千米与米的关系，有了千米是一个较大的长度单位的印象。但是你让学生坐在教室中想象“10个100米是1千米”或者“1000个1米是1千米”，学生至多得出1千米很长的结论，可是有多长呢？有没有想象中长呢？对于缺乏足够生活经验的学生而言，这是有相当难度的。因此，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开展一系列的探究活动，去亲自走一走1千米的长度，数一数走了多少步，看一看花了多长时间，自己估计另一个1千米，并用实际测量进行比较，通过这样大量感性材料的积累来帮助学生准确定位对“千米”的认识。在这些数学活动中，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提高认识、积累知识，获得宝贵的经验。
三、实践中上升经验
获得数学经验后，用实践来引导学生“深加工”一下，对学生的学习是大有裨益的。
PLC中有关流量累积问题的探讨 篇10
在工业检测及控制领域, 时常会遇到对介质的流量检测和累积的要求。例如在钢铁冶金行业, 生产厂区遍布各种煤气、蒸汽、氧气等介质管道, 出于成本核算或者供气方和用气方之间贸易结算的需要, 各生产运行车间在进行生产线建设或生产系统自动化改造时均会要求对此类介质进行较为精确的计量和累积。
流量检测是流量计量和累积的基础。流量检测的目的便是从检测仪表输出较为准确的瞬时流量值。介质流量检测方法及种类较为繁杂, 在此仅稍作介绍。按照所检测的介质不同, 流量检测可分为气体介质、液体介质及固体介质的检测;按照检测方式的不同, 又可分为直接流量检测和间接流量检测。超声波流量计、罗茨流量计、导电液体检测常用的电磁流量计等均为直接流量检测仪表, 流量计均可直接输出瞬时流量值。而气体介质检测常用的孔板式、插入式等各种差压式流量计便是间接流量检测仪表, 一般会输出差压值或差压开方值。差压开方值与瞬时流量值为线性比例关系, 比例值可从厂家提供的流量计计算书内获得, 也可直接在PLC程序中将差压开方值根据最小最大流量值进行线性化获得瞬时流量。
2 流量累积常用方法的简介
在PLC程序中, 经过线性化处理后的瞬时流量值即为流量累积的基础。常规的做法, 是定义一个单精度32位REAL类型的浮点数变量FQ作为流量累积变量, 然后在指定周期时间 (如1s或500ms) 的中断组织程序块 (如Step7中的OB32或RSLogix5000中的周期性任务) 内, 进行流量的积分累积。
在积分的过程中会近似认为在指定的周期时间内瞬时流量为线性的, 如此则周期时间越短积分的精度越高, 但根据一般现场经验, 取中断周期为1s即可获得较为精确的积分值。其积分原理如图1所示。图中阴影部分即为所需的累积流量, 各时间端点处所对应的值为该点瞬时流量值。
定义F1为周期首处瞬时流量变量, F2为周期尾处瞬时流量变量, 其中F1和F2均为浮点数变量。每次周期更新时的瞬时流量值分别为f1, f2, f3…则初始周期内的累积流量为FQ= (F1+F2) /2= (f1+f2) /2;然后将f2赋值给F1作为下一周期内新的首处瞬时流量, F2取更新后的瞬时流量值f3作为新的尾处瞬时流量, 则新的累积流量为FQ= (f1+f2) /2+ (f2+f3) /2, 如此依据PLC的中断特性类推累加, 即可积分计算累积流量FQ的值。对于FQ而言, 每次循环周期中断, 只需加上新增的周期时间内的累积流量值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单位的换算, 常规的检测仪表输出单位为Nm3/h或t/h, 中断周期的选择为1s, 则瞬时流量值应除以3600;中断周期为500ms的, 则瞬时流量值除以7200, 本段PLC程序的实现较为简单, 在此不再赘述。
3 实际流量累积中出现的问题
按照上述原理进行流量累积, 并将累积值放入单精度浮点数中进行储存和上位机显示, 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
实际情况如何, 在此举例说明。平均流量为3000Nm3/h (约0.83Nm3/s) 的某介质管道, 其实际流量累积值从100000Nm3开始 (不到2d的累积量) 就已经不再精确, 单位周期流量值在累积过程中其小数部分只有第一位小数值有效;从累积值达到1000000Nm3开始 (不到15d的累积量) , 其结果就已经不再正确, 周期流量值的小数部分已经全部按照单精度浮点数的舍入规则进行了舍弃, 累积误差值已经变的相当大;更进一步而言, 当累积值达到10000000Nm3 (不到半年的累积量) 后, 其累积值就已经基本不再增加, 这显然是错误的。
在实际生产工况中, 相对于流量累积, 操作员更需要关注的是实时的生产情况及设备状况, 通常需要流量值能够正确地累积较长时间 (例如半年或更长) 。很显然, 按照上述算法计算得到的累积值仅能保证在前两个星期内的准确性。
以上的误差和错误是由单精度浮点数本身的定义和误差造成的。按照单精度浮点数的IEEE-754标准定义[1]: (31) SEEE EEEE EMMM MMMM MMMM MMMM MMMM MMMM (0) 其中S表示符号位, 0为正数, 1为负数;E代表指数位8位, 可表示0~255之间的整数, 因指数有正负, 所以127作为中间基准值, 8个位的数值减去127才是真正的指数;23位M位为小数位, 因其默认数值首位为1, 因而可有24位二进制有效数值。令指数部分二进制数为e, 小数部分二进制数为m, 则单精度浮点数的十进制数值为 (-1) S· (1·m) ·2 (e-127) , 因107<224=16777216<108, 故单精度浮点数的有效数字为7位, 在PLC程序中, 16777216被表示为16777220, 超过7位有效数字的值均已不再准确, 其超出部分的低位均已被舍入。
以下为浮点数的有效数位运算舍入原则[2]:
(1) 舍入到最接近:舍入到最接近, 在一样接近的情况下偶数优先 (Ties To Even, 这是默认的舍入方式) :会将结果舍入为最接近且可以表示的值, 但是当存在两个数一样接近的时候, 则取其中的偶数 (在二进制中式以0结尾的) ;
(2) 朝+∞方向舍入:会将结果朝正无穷大的方向舍入;
(3) 朝-∞方向舍入:会将结果朝负无穷大的方向舍入;
(4) 朝0方向舍入:会将结果朝0的方向舍入。
4 更精确和正确地累积流量
尽管IEEE后来还定义了双精度浮点数, 其有效数字位数可大为扩展, 但在现有的PLC处理器中, 仅能支持单精度的浮点数据类型。比较简便且可行的方法是将流量累积值FQ储存于DINT型 (Step7中数据类型) 即双字整型数据中。然后分别定义3个DINT型数据, 作为存储千位以内 (L) 、千位至百万位 (T) 、百万位以上 (M) 的数值, 按照类似加法进位的方式累加及向上级进位, 并将各数值乘以相应的数量级求和, 即得较为精确和正确的流量累积值。其公式为:FQ=L+T×103+M×106, DINT数据类型可精确表示-2147483648~2147483647 (231-1) 之间的任意整数, 对于流量累积已经足够精确和足够大。对于极小瞬时流量 (比如小于30Nm3/h) 和极大瞬时流量 (比如大于3600000Nm3/h) 而言, 进位的数量级可再进行考量, 但是在常规的工况中, 出现这些特例是极罕见的。
下面以西门子公司的Step7梯形图语言为例实现该程序 (程序置于OB32中, 中断周期为1s) 。本程序仅为从业者提供一种思路, 以期抛砖引玉。本程序中定义了一个流量累积功能块FB200, 其背景数据块为DB200, 详见图2。
图3~6为源程序截图。
参考文献
[1]IEEE Standards Board.IEEE Std 754-1985:IEEE Standard for Binary Floating-Point Arithmetic[Z].1985, 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