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投票（精选5篇）
累积投票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会权力范围不断扩张,已经成为公司经营决策的领导核心,董事以及由其选聘的经营人员皆为控股股东利益代言人,如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制度性的被搁浅在法律保护之外。而在一股一权和资本多数决原则下,实现了股东间股权上的平等,却忽视了二者在表决权上的实质不平等,其结果便是公司选举董事会成员时,中小股东很难利用表决权选择出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董事进入董事会①,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几近被控制股东所控制;独立董事制度往往产生“花瓶”董事以及缺乏完善责任机制而致使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偏重事后救济,同时也由于流于形式或不被重视不能够发挥应然作用。
欲要改变这种利益格局,就需要完善公司内部制衡机制,改变董事会中的力量对比,达成一种新的利益平衡。这就要求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体现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股东保护和关照,唯有给予小股东制度救济,增强其表决力,方可真正实现股东平等、实质公平。②累积投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股一权”及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缺陷,有利于现代公司法提倡的实质平等。
二、我国累积投票制度之现实困境
(一)内在性缺陷分析
累积投票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小股东持有的股份或者合并持有的股份达到一定的比例,否则在其持有股份数量过低或者与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过大时,便失去其原有功能和作用,从中得益的很可能是第二、三股东。③如果大股东与其他股东间持股数量差距过大,亦不能实现权力制衡的目的。而目前从我国特殊股权结构来看,一股独大的现象非常严重,累积投票制度根本无法发挥其有效作用,试想一个持股不到3%的小股东,它连提名董事的提案权都没有,还如何与大股东争夺董事席位?即使该股东可以提名董事候选人,但由于其持股甚微,即便用累积投票也无法选举出自己的董事人选。同时董事席位的设置也同样影响甚至决定着其功能是否能够得到发挥。在控股股东占2/3的公司中,其完全可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等诸多方式来控制董事人数,致使累积投票制度形同虚设,故而,控股股东完全可以通过调节董事会中董事席位数量来排除其他股东进入的可能,这不可不谓该制度的一种内在性天然缺陷。
根据上面的分析,该制度在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30%的公司还是能够较好的实现其设计初衷的,这也与国外公司股权高度分散的现实状况相适应。但从我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1 条规定来看,这部分公司并没有予以强制实施。
(二)外部环境困扰
首先,成本较高。股东投资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对于利益的追逐,如果维权成本大于收益,股东就会放弃维权,“用脚投票”。尤其是小股东,其所持股份份额较低,信息不对称,维权的成本甚至要远大于所带来的收益,由此他们往往放弃权利,保持理性冷漠。
其次,费时耗力、工作量大。小股东累积投票行权须一致行动,尽管理论上公开征集投票权增大表决票数,但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群龙无首、耗时费力、工作量大、效率低等诸多问题,造成小股东投资获益减少,甚至影响正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搭便车”反而成为小股东的最佳选择。实际上,鲜有持股5%以下的小股东公开征集投票权的情况④。
最后,小股东投资非理性,只重视短期收益,不关心公司长远经营发展。从我国证券市场来看,纯粹追求个人资本投机获利已成为中小投资者的主要目的⑤。
(三)实施细则和配套制度匮乏
尽管修订的《公司法》第106 条对累积投票制度的定义及其选用作了原则性之规定,在立法上前进一步,但具体操作指引的缺乏使累积投票制在实践中被进一步架空。
首先,由于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比例极低,虽然采取累积投票制的股份公司在实施细则中规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3%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普通董事的人选,但基于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中小股东或是因持股份额过少且分散,很难单独达到3%的要求,或因成本收益的考量而放弃,是故,缺少有关投票权征集等配套制度的保障,讨论其如何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无异于“纸上谈兵”⑥。
其次,大股东或控股股东的合法干扰同样可致使其陷入瘫痪。他们为了完全操纵董事会,必将合法的运用各种方法规避累积投票制或使其不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运用表决权代理行使制度,诸如收购小股东的投票权来扩大胜算,但公司法并未对代理人资格、人数、撤回等事项进行具体规定,从而使这种合法规避行为有机可乘。大股东的否决权同样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累积投票制度的也可能遭到控股股东的排挤和无形影响。
最后,大小股东间的利益博弈与纷争频发,董事会内部不和谐的氛围,也将不利于经营管理决策连贯做出,甚至议而不决。同时累积投票制度存在被滥用的可能,这一系列情形客观上会影响到它的健康运行。
三、我国累积投票制度困境之应对
(一)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和分散化
首先必须进行股权结构改革,将股权结构多元化、分散化,改变“一股独大”现象是维护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根本所在,也是充分发挥累积投票制度的前提。累积投票制度初衷是在董事会中达到权力制衡,维护中小股东利益,而我国大多公司中股权高度集中,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甚至绝对控股等现象是与这一制度的立法理念相左的,这种局面得不到改观,中小股东利益的维护很难得到保障,累积投票制度的实施也就失去现实意义。
制度改革非一日之功,需循序渐进,股权结构改革涉及国有股等诸多问题,要更加慎重,同时累积投票制度的本土化也要结合我国国情,不可盲目,否则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更会损害中小股东的长远利益。
(二)倡导理性投资,提高参与意识
我国实施累积投票制度的法制环境与氛围除了体现在立法方面外,也体现在中小投资者权利意识增强,投资理念转变等方面。我国中小股东投资往往只重现实利益,投机成分较大,不愿意关心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时权利意识不强,行权与维权成本较高,他们往往用脚投票。这种非理性的投资理念,漠视自身权利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是一种对于控股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行为的一种纵容,同时也更加恶化了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制环境与氛围,使得累积投票制度失去现实意义。
只有倡导理性投资理念,关注公司长远发展,积极提高参与公司治理意识,才能更好的发挥累积投票制等小股东利益保护制度的作用,维护好中小股东利益。
(三)制订配套实施细则
1.完善实施前置程序。诸如股东累积投票行使前的各种准备程序,一般包括候选人的提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意向、信息发布、适用条件等。美国加州《公司法》规定“意在行使累积投票权的股东在投票之前将其候选人列入提名名单”⑦。我国公司法应尽快对前置程序加以规定,通过前置程序的完善,中小股东可以掌握累积投票的相关信息,有利于中小股东表决权的集中,同时防止累积投票制度被滥用。
2.确定候选人合理数量。就累积投票制度而言,待选举人名额愈多,小股东选出自己代言人的机会就越大。一般而言,如果控股股东控股比例超过85%,累积投票制度就会失去作用和意义,这就需要确定一个候选人的合理比例或数量来保障该制度的应然效果,而不能够一味增加被选举人数。根据美国学者威廉姆斯和坎贝尔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欲选出特定数额的董事或监事所需的最低股份数:X=(Y×N1)/(N2+1)+1,⑧这个公式说明在合理范围内,拟选出的董事或者监事的人数越多,累积投票制所能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另外,亦可将选举董事、监事合并进行,一起实行累积投票制,这样就能大大提高小股东代言人在董事会或监事会中的席位。⑨基于候选人数量的重要性以及董事、监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这种做法是合适的。
3.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阻碍中小股股东行权的最大障碍便是成本过高,其次是征权过程效率低下,费时费力。因此我们应建立健全网络投票制度、网络征集表决权制度,利用网络科技解决距离遥远,时间冲突,效率低下等问题,大大节省各种行权成本,对中小股东和公司双方来说既追求了效率又兼顾了公平。
可以考虑让公司承担一部分费用并提供一定人力和物力帮助完成征集表决权的活动,因为最终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公司整体的利益。
(四)扩大适用范围
累积投票制度更适合于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股权分散,股东人数较少,流动性较小,加之股东之间力量对比平衡,累积投票制度能够更有效发挥作用。(10)目前我国,不妨采取强制主义原则来推开,让国人在观念上接受这个“外来事物”,待观念形成,再改以许可主义态度,故而建议对大股东持股低于30%的上市公司在推行累积投票制度时也实行强制主义的原则,扩大适用范围,使之更加全面的发挥作用。
摘要：累积投票制度对“资本多数决”和“一股一权”原则进行了矫正,有利于实现股权实质平等,累积投票制度的引入是小股东维护自身利益的制度诉求,也是股东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其具有内在性缺陷,缺乏实施细则,实行中面临现实困境,需逐步改革股权结构,提高小股东参与意识,降低行权成本来进行完善。
关键词：累积投票,股东利益,股权平等,现实困境,完善措施
累积投票 篇2
[关键词]累积投票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司法救济
一、累积投票制度的基本理论
（一）累积投票制度的基本概念
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累积投票制是股东投票的一种方式。根据这种方式，在选举公司董事时，该公司的一个股东可以投的总票数，与他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待选董事人数相等。作为股东有权将其总票数集中投给一个董事候选人，也可以投给多个董事候选人，但是必须少于待选董事总数。累积投票制度有助于增大少数派股东推荐其代表当选为董事的機会。
（二）累积投票制度的性质
累积投票制度是一种与直接投票制度相对应的公司董事的选举制度。根据公司法的基本理论，可以得知，直接投票制度奉行的是“一股一权”的表决规则，然而，累积投票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是直接投票制的一种变式，可以称为是“一股数权”。累积投票制度是在特殊情形下的，在法律允许、社会认可的情况下，实行的“一股数权”的规则。
二、累积投票制度在有限责任公司的适用
（一）对我国《公司法》关于累积投票制度的规定的分析
通过仔细研读我国的《公司法》不难发现，我国《公司法》106条所规定的累积投票制度是在其第四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中的股东大会这一节规定的。也就是说，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我国的累积投票制度仅适用于我国的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董事或者监事的时候。在我国《公司法》的第二章——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结构中的组织机构一节中，第43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该法律条文进行分析，该法条规定了在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会议中，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并没有像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规定的那样明确规定，在选举公司董事或者监事时，适用累积投票制度。因此，仅仅根据《公司法》第43条的相关规定，不能直接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直接适用累积投票制度。即使从立法者的立法本意和立法精神考虑，在有限责任公司选举董事或者监事的过程中，也可以适用累积投票制度，但是，不要忽视在《公司法》第43条的规定中，还有一款但书，也是本条款的除外规定，即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然而，在《公司法》第106条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累积投票制度中就没有类似的规定。这说明，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可以改变累积投票制度的在有限责任公司的适用。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累积投票制度的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了一纸空文，也就没有价值了。而且，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适用累积投票制度，会导致公司股东之间产生一些列的问题。在选举董事或者监事的时候，会在适用累积投票制度，还是适用公司章程的规定之间产生矛盾，即在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产生矛盾。因为，大股东基本上都会支持直接投票制度，这样大股东们可以利用手中的股权，决定公司的大小事项，从而达到操控公司的目的。但是，中下股东们一般会支持累积投票制度，这样他们才不会受大股东的控制，让自己或者自己推荐的代表被选举为董事或者监事，从而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在决定公司事项中，起到一定的作用，维护中小股东的权利。正是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才导致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对于股东决定公司事项的时候，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不统一的意见。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很容易出现公司僵局，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管理。
（二）在有限责任公司实施累积投票制度的优势
与股份有限公司相比，有限责任公司不仅可以实施累积投票制度，而且还具备一定的优势。我国《公司法》第2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我国《公司法》第79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应为2人以上200人以下。从以上两个法律条文可以看出，一般来说，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要比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少，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小股东之间比较容易联合。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而言，其有绝对多的控股权，如果实施直接投票制度，无论中下股东之间如何联合，从投票比例上，都无法改变绝对大股东的决策，这在实施上就是侵犯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在有限责任公司，更应该适用累积投票制度。另外，就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而言，不仅是资合公司，也是人合公司。对于公司的出资人，在公司成立之时都是经过各个股东认可的，即使是在公司成立后加入公司的，也需要股东的同意，这就给公司的管理带来了方便。对于公司的决议各个股东无论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还是基于公司的利益，都比较好执行。也就是说，累积投票制度在有限责任公司更有运作的基础。但是，在我国《公司法》中却没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中，做出关于适用累积投票制度的相关规定，这就是我国《公司法》的不足之处。
在我国现行的《公司法》中并没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中规定累计投票制度，这是不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的，也不利于我国的公司内部制度和公司经营管理的发展，更不利于我国对各个公司的整体宏观管理，从而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累积投票权制度的建立和
实施是保障着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一项根本之策，我国在有限责任公司制度设计应引入累积投票制度，以保障中小股东权益，建立股东之间实质上的平等。中小股东在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时，也必须积极地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结论
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关系密切，在我国现实的条件下，为了应对我国经济体制和公司制度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有必要确立一种以司法调控为中心辅之以政府适度介入的体制，真正使股权平等的原则得以贯彻，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要不断完善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尽快建立并实施累积投票制度，打破大股东直接决定公司事项的现状，对于公司事项的决议，以及公司的经营发展，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使每一位公司股东有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表决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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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慈蕴.资本多数决原则与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J].法学研究，2004（4）.
[作者简介]黄晓峰，深圳广播电视大学龙岗分校。
累积投票 篇3
关键词：累积投票制,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治理
一、累积投票制的产生及概述
(一) 累积投票制度的产生
累积投票制度起源于英国, 但在美国得到重大的发展。1860年, 某些铁路经营者欺诈小股东的行为在美国依利诺斯州被报界披露了, 累积投票权被该州于1870年宪法中赋予小股东。依利诺斯州《宪法》第3章节第11条规定, 在法人公司无论是选举董事或者经理, 都必须实行累积投票制, 不允许其他投票方式的存在。随后, 累积投票制的相关制度被规定在该州《公司法》第28条。至1955年, 美国依次有20个州在其宪法或制定法中均规定了累积投票制度。
(二) 累积投票制度的含义
在公司法中, 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的方式有两种方式:直接投票制度和累积投票制度。累积投票制度是指, 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监事时, 股东拥有其所持的股份是与所选董事、监事的人数相当的投票权, 股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既可将所有的投票权集中投给其中一人, 也可将手中的选举权投给数人, 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董事、监事入选的表决权制度。
累积投票制度是一种投票方式, 与资本多数决原则下的中小股东行使直接投票的制度相比, 他有以下的优点:1.有利于中小股东参与董事会和监事会, 但其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和颠覆股东大会中的资本多数决原则, 反而是资本多数决原则的补充;2.是权力制衡理论在公司法中的体现和发展, 防范董事权力滥用;3.是促成小股东将其代言人选入董事会和监事会, 扩大小股东的话语权, 平衡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累积投票制度中的两种立法模式
累积投票制度的两种模式是任意性规则和强制性规则。在20世纪之初, 美国已有18个州实行强制性累积投票制, 而另一些州则实行任意性累积投票制。任意性累积投票制又有两种立法模式:一是选出式, 既累积投票制度是缺省性规则, 除非公司通过章程加以排除, 否则就实行累积投票制;二是选入式, 累积投票制仅为赋权性规则, 仅在公司明确采用时才可实行。日本在1950年时引入累积投票制并将其设置为强制性规则;在1974年, 将其修改为选出式 (缺省性) 规则。
前引各国立法已经显示, 强制性累积投票制在今天已经非常少见了, 强制性累积投票制的优点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能得到更好的保护。缺点一、适应性差, 可能导致公司的成本增加;二、调整缓慢。“选出式”的立法模式和强制性累积投票制有很大的相似性, 唯一的区别是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 决定是否采用累积投票制, 如果不采用, 可以在公司章程中把其排除。
三、对我国现行累积投票制的选择及其评价
(一) 我国现阶段的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我国《公司法》第105条的规定现行的《公司法》中对累积投票制的规定来看, 我国现阶段采取的是任意性规则中的“选入式”立法模式。
1.我国的股权现状很难使累积投票制发挥应有的作用
累积投票制度的作用, 笔者在前面已经提到, 在此就不在重述。由于各种原因, 我国的大部分股份制企业都是由原来国有大中型企业转制而来的, 大部分公司存在“一股独大”, 甚至是绝对控股的现象。
2.缺乏相应的前置程序
累积投票制的前置程序是指累积投票制实施前期的准备程序, 包括候选人的提名、实施累积投票制的意向通知书。中小股东协商一致, 适当的集中表决权, 才能使累积投票制更好的发挥作用。
基于以上的问题, 笔者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一、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在股东的股权相差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实施的累积投票制才是最理想的。二、完善累积投票制的前置程序。董事、监事的选择的提名程序公平才能保证选择公平, 在选举前可以先确定候选人, 同时股东也可就候选人的人数进行适当限制。
(二) 我国累积投票制的选择
一些学者主张, 我国应采用累积投票制可能更符合我国的现状。笔者认为, 现行的规则顺应了社会的发展, 即从强制性规则到任意性规则的演变潮流。并不是说我国必须要遵循其他国家的立法模式的转变。上面笔者也提到了, 强制性累积投票制的优缺点。
我国应采用缺省性 (选出式) 规则。该规则更符合我国的证券市场的现状, 我国证券市场一直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 股权改制并未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的现象时常发生。我国的证券市场正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 公司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 只有不断地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特别是在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这部分。如公司因为发展的需要而进行增资, 公司要想得到更多的投资, 只有在公司治理制度上占优势。因此, 我个人认为我国的累计投票制只有实行缺省性规则, 才能进一步的使证券市场得到改制。
参考文献
[1]Whitney Campell,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Cumulative Voting for Directors, Business Law, 1955 (10) :3.
[2]Jeffery N.Gordon, Institution as Relational Investors:A New Look at Cumulative Voting, Columbia Law Review, 1994 (94) :142-146.
累积投票 篇4
根据美国律师协会2006年版《美国标准公司法》第7.28节, 累积投票制指股东所持有的每一股份拥有与股东大会拟选举的董事数量相同的投票权, 股东既可以把全部投票权集中选举一人, 也可以分散选举数人, 董事最终以得票较多者当选。累积投票制的立法模式有两种:强制式, 即由法律明确规定董事选举必须适用累积投票制;许可式, 即公司法授权公司章程自行决定选举董事时是否适用累积投票制。许可式下又有两种立法模式:选出式, 即除非公司章程作出相反规定, 就应实行累积投票制;选入式, 即除非公司章程规定了累积投票制度, 否则不实行之。
我国2005年修订《公司法》时首次移植了该制度, 在第106条中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 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实行累积投票制。本法所称累积投票制, 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累积投票制一方面增加了少数股东的投票权, 另一方面限制了大股东表决权的重复使用, 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两个要素。其一是应选举的董事或监事人数;其二是少数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根据美国公司法学者威廉姆斯 (C.Williams) 和康贝尔 (Campbell) 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 累积投票制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存在以下公式:
其中S指候选董事能够当选所需的最低股份数, D指想要当选的董事人数, TS指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TD指拟选举的董事总人数。 (D*TS) / (TD+1) 代表了选举结果的临界点, 股东要使某候选董事当选只需打破这个临界点即可。通过公式可以清晰地看到, 股东的持股比例过少, 或应选举的董事或监事人数过少 (极端情况可能是1) , 即使实行累积投票制, 也和不实行累积投票制没什么区别。
二、《公司法》上的制度缺陷和错误使用累积投票制的做法
现行《公司法》刚一颁布, 媒体纷纷对第106条赞扬有加, 认为其增强了少数股东表决权的含金量, 弱化了控制股东的话语霸权。但是站在累积投票制实行了将近4年的今天来看, 这一制度是否达到了立法者制度设计时的初衷是很值得怀疑的。
(一) 累积投票制无法左右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同大多数国家一样, 我国公司立法规定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负责召集, 董事长负责主持。股东只能对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会议上提出的审议事项被动地表决。虽然股东拥有提案权, 但因为我国中小股东持股份额少且分散, 将代表自身意愿的人员通过提案推荐为候选董事、候选监事实际上很难。并且因为缺乏累积投票制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具体细则, 实务中很多公司通过公司章程将股东提出董事候选人提案的持股比例从法定的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以上提高到5%、8%甚至10%以上; (1) 或者增加连续持股时间的要求;或者规定每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只可提名1名董事候选人。[3]这些都使得累积投票制在我国丧失了发挥积极作用的逻辑前提。
(二) 通过分类董事会抑制累积投票制的作用
分类董事会起源于美国, 根据《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第8.06节, 分类董事会是依据公司章程由任期不同的董事组成的董事会。[4]只有任期届满的董事被改选。美国的分类董事会通过董事任期的交错安排, 可以达到只改选部分董事的目的。我国目前公司实践中也有分类董事会, 但只是简单地限制每年更换董事的比例。尽管中美分类董事会的含义有所不同,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即分类董事会将直接导致改选董事时应选举出的董事人数减少, 以至于如果股东大会只能改选一名董事, 实行累积投票制将变得毫无意义。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现行《公司法》缺乏分类董事会的任何限制性规定。
(三) 董事、监事能否合并选举没有明确依据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06条没有明确股份公司股东大会能否将董事、监事的选举合并以实行累积投票制。对此在其他国家, 大致有以下两种做法:一种是仅适用于董事的选举, 如美国、日本、韩国等。 (2) 另一种是董事、监事的选举合并采用累积投票制, 如我国台湾地区1980年修订的公司法。[5]
笔者认为应当实行合并选举。原因是合并选举可以有效抵制大股东通过减少董事人数弱化累积投票, 使少数股东在拥有一定股份的情况下也能和大股东构成竞争。由于目前我国股份公司股权高度集中, 少数股东与大股东间的持股比例差距悬殊, 在董事人数有限的情况下即使实行累积投票制, 很可能依然是大股东说了算, 但如果董监事合并选举, 少数股东的投票权可用来累积的系数大了, 累积投票制的作用将更加明显。需要注意的是董事分为职工董事和非职工董事, 监事也分为职工监事和非职工监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应当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不可能实行累积投票制。鉴于此, 笔者认为应当在我国公司法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时, 应当对非职工董事、非职工监事实行合并选举。”
(四) 错误使用累积投票制的做法:计算反对票、等额选举
1. 计算反对票
我国适用累计投票制的实务中, 有一种计算反对票的错误做法。以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公司2011年3月公布的《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为例, 其第8条规定:股东投给每一位董事或监事的投票表决权可以为“同意票”、“反对票”或者“弃权票”, 否则该董事对该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的投票无效。另根据该细则第15条:当选董事、监事的得票总数为该董事、监事候选人获得的‘同意票’总数减去‘反对票’与‘弃权票’总数的差额。” (3)
计算反对票的做法是错误的, 完全曲解了累积投票制的原意。允许计算反对票、弃权票, 持股较多的股东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将代表少数股东意愿的董事候选人“踢”出董事会, 这实际上又回到了直线投票的老路上, 根本就不是累积投票制。
2. 等额选举
累积投票制是将众多候选人按得票数由高到低依次排序, 根据应选出董事或监事人数确定其是否当选, 因此只有差额选举才有实际意义。若是等额选举, 应选出的董事人数与候选人人数相同, 其按照候选人得票数排序决定是否当选的制度设计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公司实务中, 众多公司自行制定不合规范的董事候选人提名条款, (4) 抬高法定的股东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条件, 导致少数股东无法提名董事候选人是出现等额选举的根本原因。
三、累积投票制在我国的存废
综上所述, 累积投票制自身的局限性, 现行《公司法》的制度缺陷, 以及实践中存在的大量抵消累积投票制积极意义的错误做法, 导致累积投票制的积极作用在我国已然被消解。但笔者认为, 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我国还应保留累积投票制。
第一, 在现有的股权结构下, 该制度有助于董事会的权力平衡。虽然大股东完全控制的董事会能够高效的运转, 但是此时的效率以牺牲少数股东的利益为前提, 少数股东如果能够通过累积投票制将代表自身意愿的董事选入董事会, 董事会决策公司事务时, 将会受到这部分董事的监督, 这种监督从长远看, 可以部分防范大股东对公司利益的巧取豪夺, 不仅有利于少数股东, 也有利于公司。
第二, 累积投票制有助于实现股东表决权的实质公平。公平作为一种基本的法律价值, “主要是指公正, 它的理想化状态是指平等, 即指给予同样的人同等对待的平等状态”。[6]但“一股一权, 同股同权”, 只实现了股份形式上的平等, 没有触及因持股数量导致的表决力差异。在本质上小股东因持股而享有的股东身份与大股东是平等的, 实行累积投票可以增强小股东的表决力, 有助于真正实现股东地位实质上的平等。[7]
第三, 在缺乏其他制约大股东制度的情况下, 该制度不可或缺。
比较各国累积投票制的立法规定, 会发现美、日等国放弃强制式改采许可式, 是因为在其公司内部, 有大股东对公司负担诚信义务的相关规定, 而在其公司外部, 又有强大的市场监督机制。但在当下的我国, 不论在哪一个方面, 都缺乏制约大股东的其他制度安排, 累积投票制因此就显得相当必要。虽然如此, 公司法仍然需要增设制约大股东的其他制度, 当下理论界就在呼吁在公司法中明确并强化大股东对公司、中小股东甚至债权人的诚信义务。
虽然应继续保留累积投票制但笔者认为应对其进行必要的制度完善, 完善的措施包括以下几条:
第106条第1款增加一句:通过股东大会实行累积投票制时, 股东大会决议只需得到5%表决权股东的同意;第103条第2款增加但书: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案只需持有1%的表决权即可。董事, 监事的选举可以合并举行;第106条增加以下几款:不得通过分类董事会、缩减董事会规模人为减少应选举的董事人数;同意实行累积投票制时必须差额选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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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投票 篇5
累积投票制 (Cumulative Voting) , 是指公司股东大会在涉及重大人事任命时, 根据应选董事或监事的人数, 赋予每一股份与该人数相同的投票权, 亦即一股多投票权的表决制度。与直接投票制每一股份仅享有一个投票权不同, 在累积投票制中, 股东既可以将所有投票权集中投给一人, 也可以选择分散投给数人, 最后应当根据得票总数的高低决定获选人选。根据立法态度不同, 钱玉林教授在《公司法实施问题研究》一书中将累积投票制划分为四种情形, 即“选入式”的任意性规范、“选出式”的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 (1) 不同的情形将决定累积投票制不同的适用范围以及司法评价。
累积投票制最早作为选举制度由瑞典政治思想家提出, 但却在公司法领域得以广泛运用。 (2) 以美国为例, 从1950 年美国《示范公司法》序言明确要求累计投票制任何情况均应保留, 到1955 年该法放弃绝对强制主义, 改由各州任选强制主义或许可主义, 再到1984 年《示范公司法修正本》不再明文规定, 只是允许章程采用, 累积投票制经历了从强制主义到许可主义的发展过程。 (3) 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司治理的成熟, 类似的发展变化也可见于日本, 但无论采用何种模式, 累积投票制都始终活跃在各国的公司立法与公司章程当中。
而在我国, 累积投票制却呈现出由地方到中央, 由规章到法律的发展历程。根据钱玉林教授的查阅, 最早引入累积投票制的是1989 年的 《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在我市全民所有制企业推行股份制的试行办法》, 其中规定“股东会议表决权每股一票, 可累积投票, 以保护少数派股东的利益。” (4) 随后在90 年代广东省、海南省以及深圳特区等地方的政府文件中, 明确提出了要适用“累积投票制”, 但此时累积投票制还停留在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阶段。直到2002 年证监会与原国家经贸委联合出台《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其中《准则》第31 条规定“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在30%以上的上市公司, 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 累积投票制这才首次出现在部门规章中。等到2006 年新《公司法》出台, 累积投票制才以《公司法》第106 条的形式, 在我国最终得到确立。
二、少数股东利益救济机制比较
企业并购伴随着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 而少数股东先天的弱势地位使其更容易成为并购案中首先牺牲的对象。为了保障少数股东的合法权益, 提高资本市场的投资热情, 各国公司法很早就开始探索针对少数股东权益保护的各类救济机制, 并逐步形成例如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股东代表诉讼等相对成熟的制度和理念。这些制度在我国公司立法当中也有所体现, 并在商事司法当中有所实践。然而, 在笔者看来, 上述的少数股东利益救济机制虽然为提供少数股东提供主张权利的依据,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控股股东的恣意行为, 但仍然存在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 为公司累积投票制留下了适用的空间。
(一)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源自美国, 是指当公司股东大会就关乎股东重大事宜做出决议时, 持反对意见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以合理公平的价格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进而保障少数股东利益的一项法律制度。在我国,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尚未形成一项统一成熟的制度, 主要零星分布在《公司法》第75 条、第143 条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173 条等条款, 并且通常是与其他事项一并规定。
虽然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理论上能够兼顾企业并购整体利益与少数异议股东的个体利益, 实现所谓企业与股东的“双赢”, 甚至赋予少数股东股权变现的机会。然而实践当中, 该项制度远非完美。
首先, 该制度并未尊重少数股东的个人意愿。一旦股东行使回购请求权, 事实上就相当于自愿退出公司, 放弃其他股东权能。然而多数情况下, 少数异议股东提出异议只是谋求更为合理的利益分配, 在一些处于上升期的公司更是如此。其次, 该项制度极有可能被非法利用。通常情况下, 股东只能转让股权, 而不能要求公司回购, 但该项制度却为公司股东大会形成虚假决议, 帮部分股东抽逃资金提供了合法外观, 不利于公司健康发展。最后, 回购价格普遍有失公允。异议股东股权回购的定价本来就是股东大会决议的组成部分, 受到董事会乃至控股股东的操纵。而且即便按照所持股票的现有市场价格计算, 对于那些前景看好潜力巨大的上升期企业来说, 股东行权仍是劣后的选择。
(二) 股东代表诉讼
股东代表诉讼, 又称派生诉讼, 是指当公司合法权益收到不法侵害而公司怠于起诉时, 公司股东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诉讼所获赔偿归于公司的诉讼制度。通过《公司法》第152 条的三款内容, 明确了股东代表诉讼的启动机制、诉讼性质以及适用对象, 初步具备司法可操作性, 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多有案例。
股东代表诉讼的制度价值在于赋予少数异议股东绕开控股股东把持的董事会、股东大会, 而直接向法院主张自己合法利益的机会。但与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类似, 股东代表诉讼在运用中同样存在公司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一方面, 股东代表诉讼只能是一般企业诉讼的例外制度。正如有学者所言, “滥用股东代表诉讼会破坏对公司独立人格的尊重, 影响公司的商誉和正常的经营秩序”。 (5) 且不论股东派生诉讼中公司本身的诉讼地位尚有争议, 违背公司法人的一般原理, 但就股东派生诉讼的启动条件, 法律已严格限定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 (6) 另一方面, 即使符合法律规定的启动条件, 股东派生诉讼也多半是“双输”的局面。除了对公司商誉的折损, 旷日持久的诉讼还将牵扯公司的人力、财力, 而且一旦启动行为保全或财产保全, 必将对并购进程带来重大影响。然而另一方面起诉的股东并不能将诉讼成果直接转化为个人利益, 反而激化与控股股东的矛盾, 在日后的公司治理和决策过程更加陷于被动。
此外, 围绕企业并购中少数股东利益的救济, 美日等国还有诸如董事勤勉忠实义务制度、并购信息公开制度等, 在我国《公司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当中也有体现。略作总结不难发现, 大部分制度都是直接围绕企业并购的过程展开的, 或是强调信息公开, 或是强调董事责任, 而无论是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股东派生诉讼还是主张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 都是赋予少数股东事后的补偿救济。诚然出于提高企业并购效率的考虑, 公司法不该也不能在并购过程中增加过多额外的审查, 但若仅有事后纠错救济机制, 少数异议股东无疑始终陷于被动。正因如此, 作为少数股东利益的事前保障机制———公司累积投票制, 具有特殊的制度价值与研究意义。
三、累积投票制的制度特点
结合制度的概念内涵以及我国的当前立法, 笔者认为相较其他企业并购中常见的少数股东利益救济方式, 累积投票制呈现出事前保障性、间接制衡性与权益维护性的特点。
(一) 事前保障性
累积投票制最突出的作用就是防患未然, “使中小股东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进入董事会, 直接参与到董事会的决策过程之中, 对不利于己的决议事前防范”。 (7)
尽管根据现代公司的权力结构来看, 有关公司的重大决策权在股东大会, 但决议方案却主要在董事会阶段形成。相比董事会动辄几个月精心设计的企业并购提案, 股东通常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审议, 无法确保每位股东准确理解提案的全部内容, 或者提出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而累积投票制则赋予少数股东参与整个并购活动的机会。通过自己的代表进入董事会, 不仅能够及时掌握并购过程的所有细节, 同时能够随时提出个人的建议与看法,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也就更能为少数股东接受。既保障少数股东的知情权, 又将利益博弈环节提前, 减少决策环节可能的冲突与摩擦, 提高决策的经济性。
(二) 间接制衡性
累积投票制另一特点, 就是间接制衡。累积投票制并不适用于并购决议的表决程序, 而是对公司的人事任命制度发挥作用, 通过推荐自己的代表进入董事会, 对之后的公司所有重大决策施加间接影响。此外, 股东也不再亲自出面, 而是通过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 在董事会中维护个人利益, 同样具有间接性。
反对累积投票制的学者就曾抛出“充分救济理论” (Adequate Remedy Theory) , 认为少数股东通过公司法中的股东知情权、股东派生诉讼等其他司法救济手段足以保障自己的权利。 (8) 但钱玉林教授认为, “这些司法救济都有明确的适用条件, 难以成为少数股东介入公司事务或监督管理者的有效措施, 也不能成为累积投票制的替代性救济措施”。 (9) 事实也证明, 传统的司法救济方式对抗性明显, 容易激化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本就紧张的关系, 同时还会给公司整体带来外部的负面评价。累积投票制通过推举少数股东代表在董事会讨论阶段提出问题, 就能化外部对抗为内部协商, 增加妥协理解的可能, 更好地尊重和维护少数股东的利益。
(三) 权益保障性
资本多数决原则奠定现代公司治理的基础, 而资本民主或股份平等同样也是现代公司法的共识。出于对道德风险的担忧和决策效率的追求, 我们放弃一致性原则而改用多数决原则, 但也由此根本上造成“少数股东表决权的有效价值等于零的现实”。 (10)
累积投票制可以视为对资本民主或股份平等原则的某种补偿。在不影响决策效率的前提下, 保障少数股东投票表决权的实质价值, 进而借由推荐的董事实现自己股东权的其他权能, 如知情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等, 平衡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的利益。
此外, 不像股东代表诉讼、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属于公司法的例外特殊规定, 与公司法一般原理存在学理冲突, 必须严格解释和限制适用。累积投票制则符合公司法的一般原理和基本原则, 不必过多的司法解释, 与既存规定兼容并存, 更有利于实现公司治理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统一。
四、累积投票制当前存在的问题
尽管公司累积投票制具有事前保障性、间接制衡性和权益保障性的特点, 具有弥补其他企业并购中少数股东利益救济方式的制度价值, 但在现实当中, 由于法条的疏漏与矛盾, 以及制度本身的局限, 累积投票制要想真正实现其理论效果, 仍需解决或回应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 累积投票制的法律性质尴尬
通常来说, 累积投票制有“选入式”的任意性规范、“选出式”的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之分。我国《公司法》第106 条规定, “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 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实行累积投票制。”虽然《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1 条也规定, “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在30%以上的上市公司, 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 但从立法位阶以及适用范围来看, 我国立法中的累积投票制仍是典型的“选入式”任意性规范, 即一般情况下公司采用累积投票制, 但也允许股东会修改章程予以排除。因此, 控股股东只要占有或联合2/3 以上表决权, 就有机会操纵股东大会决议来决定累积投票制的命运。
此外, 累积投票制发端于政治领域, 究其本质只是一项选举制度。由于公司股东大会议案通常逐项表决, 不存在累积投票的可能, 因而公司累积投票制仅适用于选举和罢免董事、监事以及其他人事任免, 而对于关乎企业并购的诸多直接议题, 并无适用的余地。 (11)
(二) 累积投票制适用存在法律漏洞
《公司法》第103 条规定, “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 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 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 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这里所指的“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 根据文义解释应当是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因此少数股东要想使董事任免决议生效, 既需要满足累积投票制规则下累积得票较多, 也需要满足直线投票制下代表的表决权过半数。正如《公司法实施问题研究》一书的观点, 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对少数股东的表决权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将会大大减损累积投票制发挥作用的有效性”。 (12) 更有甚者, 只要控股股东占有或联合超过1/2 的表决权, 就将使得公司的董事任免陷入两难:一方面根据103 条, 控股股东提名的候选人应当获选, 另一方面根据106 条, 少数股东累积投票领先的候选人应当获选, 股东会决议的有效性将充满争议。
(三) 累积投票制缺乏配套制度保障
一方面, 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过程缺乏保障。除了现行法律背景下, 任意性规范性质可能诱使控股股东恣意决定制度的存废外, 完善董事提名制度、扩大董事会规模、差额选举、提高股东大会会议出席率以及透明度等, (13) 都将直接影响累积投票制实施的前提条件与背景环境, 进而决定累积投票制的实际效果。
另一方面, 累积投票制的结果转化为少数股东权益的过程缺乏保障。正如刘俊海教授所说, “抽象的立法文件或者理论体系中的法律平等、形式平等、抽象平等并不能代替残酷的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不平等、实质不平等、具体不平等。要恢复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平等地位, 必须根据不同之事、不同对待的平等理念, 把实践中已经向强者倾斜的天平回归平等的原位, 帮助弱者收复失去的平等待遇。” (14) 累积投票制的直接结果, 是少数股东的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 而我们所期待的产出, 则是少数股东的利益能够在董事会 (监事会) 层面得到重视和保护。然而这两者之间并不总是画等号。例如, 代表大股东利益的多数董事 (监事) 可以提前秘密召开非正式会议, 达成一致意见后在董事会 (监事会) 正式会议时形成多数意见, 排挤代表少数股东的董事 (监事) , 甚至在开会的时间、地点等方面刻意刁难, 在董事会 (监事会) 里复制股东大会中控股股东欺压少数股东的情形, 抵消累积投票制的作用。 (15)
五、对于累积投票制的若干建议
法谚有云,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孟德斯鸠亦认为, “既然权力容易滥用, 就必须加以防止。而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对抗权力。” (16) 公司累积投票制正是防患于未然, 彰正义于事前, 赋予少数股东行使固有权利以对抗控股股东肆意侵害的一项制度。因此尽管累积投票制存在问题, 但不应成为公司法学者怀疑批判的对象, 如何完善立法使之达到预期效果, 才是当下应有的探讨。
(一) 赋予累积投票制强行法性质
累积投票制在美日两国近年来的公司法中呈现出从强制性规范向任意性规范转化的趋势, 我国2005 年制定的《公司法》采“选入式”的任意性规范模式, 一定程度上正是对这种趋势的回应。
然而, 这些国家普遍股权分散, 少数股东权救济体系完善。反观我国, “一股独大”仍是上市公司的普遍现象, 在国有控股企业当中更加严重。至于股东代表诉讼、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等救济制度, 学术界尚有争论, 立法条款和司法实践就更是有待改进与完善。此外, 作为接近市场的行政主体, 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都在各自的规范性文件或调研建议稿中规定或建议推行强制性累积投票制。 (17) 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 既要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 但同时也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
强制性规范取代任意性规范, 就能避免累积投票制屈从于多数股东的控制, 防止控股股东操纵股东大会决议, 肆意决定累积投票制的存留, 进而确保少数股东的呼声与诉求能够出现在董事会当中, 并且随时跟进企业并购的谈判进程, 监督董事会的决策过程, 维护少数股东的合法利益。
(二) 修改公司法相关的冲突条款
目前《公司法》103 条与106 条在董事 (监事) 的任免决议上存在明显冲突, 符合累积投票制的选举结果可能不被《公司法》认可, 成为股东决议撤销之诉的法定事由。虽然确定强制性累积投票制后, 相关投票结果将得到《公司法》的承认与保护, 但若想避免不必要的矛盾与争议, 仍有必要对相关条文做出修改。
笔者认为一种比较可行的解决思路就是严格区分人事任免决议与其他事项决议。累积投票制的自身特点决定其仅适用于有多个人选的人事任免决议, 而对于其他公司事项, 仍然有赖于传统的直线投票制表决通过。因此, 在现有立法当中, 可以对采用直线投票制表决的事项范围做适当限缩, 将人事任免事项单独分离出来, 专门以现有《公司法》第106 条加以规制, 从而避免人为提高累积投票制的适用门槛, 也防止控股股东利用法律冲突推翻累积投票制的结果。
(三) 重视配套制度机制保障作用
企业并购涉及诸多领域, 关乎各方利益, 那种单一制度万能论的想法并不现实, 少数股东的利益保障需要的, 是多元化的救济方式相互配合, 共同发挥作用。一方面, 以累积投票制为核心构建事前保障机制, 选举少数股东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 全程参与企业并购过程, 实现少数股东的知情权、表决权, 并在并购方案中体现少数股东的利益与意志。另一方面, 以股东代表诉讼为核心构建事后救济机制, 当控股股东单独或与第三人合谋, 非法排挤少数股东或侵害公司利益时, 保证少数股东代表公司提出撤销之诉或者赔偿之诉, 以便实现少数股东的监督权, 制约控股股东的恣意行为。此外,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 作为少数股东权益的补偿机制, 应当切实起到兜底保障作用, 将少数股东的利益牺牲降到最小。
同时, 累积投票制在运用过程中, 需要其他配套制度的保障。从完善董事提名制度到调整股东大会召集程序, 再到扩大董事会规模以及修改董事会表决流程, 累积投票制的制度价值从设想到实现, 并不是对国外既有制度的生搬硬套, 而是需要与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相协调, 树立尊重少数股东合法权益的理念, 积极填补制度存在的漏洞, 为制度达到理想效果创设所需的适用环境。
六、结语
累积投票制旨在保障少数股东的合法权益, 实现对资本多数决的某种修正, 同时涉及“资本民主”原则的本质内涵, 牵动公司法的理念、原则。正如钱玉林教授所言, “毫不夸张地说, 累积投票制犹如一个支点, 它可以撬动整个公司法”。 (18) 笔者相信, 累积投票制若能得到关注与发展, 扫清当前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必将成为企业并购乃至公司经营当中, 少数股东权益保障机制的重要组成。
摘要：企业并购涉及股东权益的再分配, 相比公司控股股东, 广大中小股东股权分散、占比小, 很难对董事会的并购决策有效地监督与制约, 如何保障企业并购中少数股东的利益逐渐成为近年来公司法研究的热点。虽然股东代表诉讼、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等事后救济方式, 赋予少数股东一定的救济, 但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少数股东在企业并购过程中的弱势被动局面。笔者认为, 只有充分认识和发掘公司累积投票制度的内涵与优势, 建构少数股东利益的事前保障机制, 并与股东代表诉讼为核心的事后救济机制相结合, 方能对少数股东的合法利益起到全面和充分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