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财产累积（精选3篇）
居民财产累积 篇1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之后, 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话题。一直以来,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三农”工作的核心内容, 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民家庭财富的不断积累, 广东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明显增加。调查显示, 2007年广东农村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为313元, 占纯收入比重由2000年的2.0%提高到2007年的5.6%, 财产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居民家庭收入中一个组成部分, 也成为农村居民收入新的增长点。
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经验表明, 当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 财产性收入就会逐渐成为居民新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广东作为全国经济大省, 2007年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 跨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十一五”期间是广东向人均GDP5000美元攀升的重要时期。截止2007年末, 广东农业人口3894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48%。因此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广东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
财产性收入的一般定义是, 指家庭拥有的动产 (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 、不动产 (如房屋、土地、收藏品等) 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包括利息、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其他股息和红利、租金、出让无形资产净收入、储蓄性保险投资收入、土地征用补偿收入、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其他投资收入和其他。其中, 房屋出租、集体经济项目和土地征用所获得收入是广东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1、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纯收入增长速度。2007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624元, 比2003年增长38.7%。在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 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也呈高速增长态势。2007年, 广东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313元, 比2003年增长69.6%, 这一增速不仅大大高于居民人均纯收入38.7%的增长速度, 也超过同期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62.9%) 和经营性收入 (4.4%) 的增速, 仅次于转移性收入 (88.8%) 。
2、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不断攀升。2000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仅为2.0%, 到了2003年比重迅猛升到4.5% (见表1) 。2007年, 这一比重升至5.6%, 比2000年提高3.6个百分点。这反映广东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变大, 说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正成为提高广东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来源。
3、财产性收入增幅大幅波动。受土地征用补偿收入的影响, 近年广东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率呈现大幅波动状态。2003-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幅分别达到31.9%和33.9% (见表2) 。2005年因为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减少, 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减少甚至出现负增长, 为-32.3%。2006年虽然土地征用补偿收入不多, 但集体股息、分红和租金上涨, 人均财产性收入比2005年增长32.1%。2007年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增多, 人均财产性增长速度变为41.5%。
房屋、集体经济项目、土地财产性收入的特点
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房屋租金和土地征用补偿收入构成广东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2003-2007年间, 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租金和土地征用补偿收入这三项收入占人均财产性收入的比重达到76%-88%。
1、外来人口聚居带动房屋出租收入成为财产性收入的主体。广东农村居民的房屋租金收入一直是财产性收入的主体, 2003年该项收入占财产性收入的26%。到了2005年这一比重增长到45.3%, 2007年由于其他财产性收入增长, 租金收入比重回落到33.8%, 但仍然是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中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房屋租金收入比重高的原因:广东是外来人口的聚居地, 尤其是珠三角, 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 外来人口占了常住人口的一半, 这些地方的房屋出租非常活跃。如:2006年广东第二次农业普查显示, 东莞农村居民户均拥有住宅面积达到252平方米, 其中用于出租的住宅面积就占了1/3。在珠三角, 房屋出租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源。
2、土地收益波动大。土地是农村居民安身立命的财产, 土地收益包括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和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由于广东经济建设发展迅速, 城市化发展快, 土地收益增长迅速, 2003年土地收益占财产性收入的比重是33.8% (见图1) , 2004年达到41.3%, 但到2007年这一比重又下降到26%。
从土地征用补偿收入来看, 2003年前后, 广东大规模兴建工业园区、大学城和高速公路, 土地征用力度大, 农村居民人均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在2004年达到最高点, 占财产性收入比重为34.8%, 原因是2004年政府采取有力措施, 全面清欠自1999年以来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款, 人均土地征用补偿收入比2003年大幅上涨。2005-2006年, 为了防止农村耕地大量流失, 国务院出台了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的相关政策, 严格控制占用耕地。广东也出台《广东省加强建设工程项目开工管理若干规定》, 从程序上、机制上规范了建设工程征地拆迁行为, 农村居民土地征用补偿收入有所回落。同时, 为了保障农村居民征地补偿利益, 2006年广东制定了《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 据有关部门测算, 最低保护标准比原征地补偿标准提高23.5%。2007年土地征用补偿收入比重又上升到20.3%。
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持续平稳。2003-2007年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占人均财产性收入比重一直保持在6%-7%左右的水平, 成为农村居民比较稳定的财产性收入。近几年, 广东各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有关政策法规, 积极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2005年, 广东发出《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明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上市流转, 意味着广东农村土地使用权流传进入了市场化阶段。根据省农业厅有关数据显示, 2007年广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已达422万亩 (比2003年增加约100万亩) , 占农村家庭承包面积的14.4%, 其中, 农户自发流转的面积146万亩, 占34.6%, 经农户同意并委托集体统一流转面积276万亩, 占65.4%。土地流转涉及农户202万户, 占家庭承包户的18.2%。
3、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稳定增长。一直以来, 集体经济项目的股息和红利是广东农村居民稳定的财产性收入来源。尤其是珠三角农村地区利用地缘优势, 形成出让集体土地、建厂收租、物业租赁为主的集体经济模式。2003年, 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收入占人均财产性收入比重的23.5%, 2007年升至33.6%, 在财产性收入比重中仅次于房屋租金收入。由于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的良好经营, 2007年人均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达到105元, 比2003年增长1.4倍。
财产性收入的比较分析
1、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明显低于城镇居民。
2003-2007年, 广东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均高于农村居民, 城乡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比从2003年的1.6∶1提高到2007年的2.1∶1, 差距逐渐扩大。广东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大的原因:一是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不如城镇居民快。虽然广东农村居民的2007年人均财产性收入比2003年增长69.6%, 却低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117.2%的增长速度。二是城镇居民财产性收益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是房屋出租、集体经济项目和土地, 城镇居民则靠股息红利和房屋出租来增加财产性收入, 但城镇居民的房屋租金较高, 2007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房屋出租收入达到329元, 还高于同期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三是城镇居民投资渠道相对较广。随着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多, 多元化投融资需求日益显现。城镇居民除了进入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外, 城镇居民的利息收入也较高, 2007年人均利息收入占财产性收入比重达到7.3%, 比农村居民的利息收入比重高出6.6个百分点。其他投资如买卖邮票、收藏品交易等也逐渐成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
2、广东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居于全国前列。
2007年,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为128元, 广东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 优势比较明显。从全国31个省市来看, 广东农民居民财产性收入列第四, 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浙江 (见表3) 。与排名第一的北京相比, 广东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只有北京的1/3。但与排名最后的甘肃相比, 两地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比是13.6∶1。
相比同样是经济大省的浙江, 广东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要略低。但两省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各有特点。与广东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以房屋出租收入为主体不同, 浙江近十年来以土地征用补偿收入为主, 约占财产性收入的一半, 2003年达到50.8%。浙江土地征用补偿收入比重高主要得益于城市化发展、道路交通建设和工业小区建设等, 尽管近几年比重回落到30%以下, 但仍高于广东。而房屋租金虽然不如广东高, 但近年增长相对稳健, 2007年占财产性收入比重达到27.7%。
3、不同收入人群的财产性收入存在显著差异。
2003-2007年不同收入分组农村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变化并不一致。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基本维持在1%-2%之间 (见图2) , 只有高收入户比重超过7%。高收入户的收入高, 有更多的资金投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而低收入户在满足日常温饱后剩下的现金并不多, 因此财产性收入十分有限。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存在问题
1、财产性收入比重过低。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 是衡量一个国家市场化和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虽然近年广东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较快, 但比重还非常低。在构成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四项收入比重中, 2007年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分别为56.9%和32.7%, 而财产性收入为5.6%, 仅高于转移性收入。即使是2007年高收入户的财产性收入比重也只是11%。在发达国家中, 财产性收入是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例, 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达到40%, 仅次于工资性收入, 有90%以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
2、财产性收入更多流向高收入群体, 形成新的分配不平等。广东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近几年一直保持30%以上的增长速度, 但增长的不均衡性也日益突出, 少数高收入者获得绝大多数的财产性收入。2007年, 高收入户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383元, 而最低收入户的人均财产性收入只有31元。5年来, 高收入户的财产性收入增长幅度明显快于低收入户, 2007年高收入户的人均财产性收入比2003年增长81.7%, 增加622元, 而低收入户的人均财产性收入只比2003年增长69.7%, 增加13元。
3、农村居民资金存量少, 投资渠道狭窄, 限制财产性收入增加。长期以来, 广东农村居民收入落后于城镇居民, 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是3.15∶1, 浙江仅是2.49∶1。农村居民除去生产、生活必要花费后, 用于投资的剩余资金不多, 因此农村居民的资金存量速度不如城镇居民, 资金财产性收入无法像城镇居民可以涉及股票、基金和保险等多样化。农村居民的资金投资主要局限在储蓄方面, 由于储蓄的投资收益很低, 2007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利息收入只占财产性收入的0.7%。即使是股市非常火爆的2007年, 农村居民的人均股息收入也只有6元, 其他投资方式如储蓄性保险投资收入、收藏品投资收益等更是少之又少。
另外目前广东农村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不健全, 交易手段落后, 现代化的有价证券交易系统很难延伸到农村乡镇, 股票、基金、保险等投资方式仅触及发达地区的农村或者城市周边的郊区农村。而且农村金融机构很少有专门针对农民理财的项目, 农村居民能够参与交易的金融商品相当有限。
4、外来劳动力转移影响房屋出租收入的稳定增长。不少农村居民房屋是用于自住, 农村居民出租房屋现象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周边农村、城乡结合部, 主要是租给农村流动人口, 也就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他们对房屋档次和房屋装修, 摆设等没有过多的要求, 属于低消费水平, 因而租金收入量也较小。但随着产业升级, 一部分低素质的劳动力逐渐往内地迁移, 加上城市建设禁止摩托运输后, 这些地区的外来人口逐渐减少, 许多出租房屋也逐渐闲置, 影响农村居民的出租房屋收入。据广东调查总队调查, 2008年上半年东莞黄江镇袁屋围村受产业转移, 城市禁摩的影响, 全村约1/3的出租房子闲置。
5、土地财产效应未能充分体现。土地是农村居民最重要的财产, 在现有的条件下, 其财产性收入效应尚不能充分体现。目前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实现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土地流转能使部分劳动力摆脱土地的束缚, 可以集中精力去外地务工、经商等, 转移到二、三产业, 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但由于广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 农村居民土地流转之后依然有后顾之忧。另外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 部分劳动力素质较低, 导致农民自发转移空间较小, 不少农民守着“一亩三分地”度日, 也制约了土地流转的效益。二是土地征用补偿。城市化过程中, 政府不可避免要大量征用农用土地, 征用的土地被置换成农村居民的长期生活保障收入和一次性补偿收入。由于征地补偿标准不规范, 农村居民获得征用补偿费偏低, 影响土地财产性收入。根据2007年广东调查总队对珠三角失地农民调查显示, 失地农户收入略低于未失地农户, 土地征用的补偿款不能完全弥补他们在农业方面损失的收入。
6、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存在隐忧。尽管广东农村居民的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持续增长, 但形势不容乐观。原因是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源于单一集体经济模式, 由于产业升级、企业转移, 过去集体经济靠出让土地、建厂收租、物业租赁变得发展趋缓、后劲不足, 部分地方超分配严重、集体经济收支失衡、积累减少等问题日趋显现, 甚至出现负增长。在珠三角一些农村, 集体分配收入、房屋租金收入、工资收入各约占农村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 当村集体的经济项目不景气, 农村居民得到的股息和红利也会减少, 甚至影响农村的稳定。
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村居民拥有财产数量。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前提条件是“有财可理, 有资可投”, 即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拥有量。目前广东农村居民的收入、拥有房屋财产、资金存量都与城镇居民有较大的距离。因此, 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发展非农产业、扩大劳务收入和家庭二三产业收入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个主要渠道。另外, 完善法律制度, 保护农村居民的私有财产和赚取财产性收入。政府还要制定相应措施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防止财产性收入大部分流向高收入群体产生一种“富者愈富, 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
2、创新金融体系, 拓宽居民投资理财渠道。提高农村居民的理财意识, 针对农村居民理财的特点, 加快创新适合农村居民的理财产品, 使交易品种多元化, 让农民得到较为丰厚的投资理财收益。如增加储蓄型、养老型或理财型保险等。同时还应积极推进农村金融体系建设, 构建多元化、竞争合作的农村金融机构。
3、完善农村房屋出租市场, 并对出租房屋进行适当改造和升级。虽然外来劳动力减少对农村房屋出租带来不小的冲击, 但是广东房屋租赁市场还是前景看好。有关部门应该规范农村房屋租赁行为, 对郊区房屋租赁采取规范的合同交易制度, 保障双方权益, 促进房屋租赁市场有序经营, 确保农村居民合法获取房屋出租收入。同时, 有条件的农村居民对出租房屋的设备和装饰进行改造和升级, 提高房屋档次, 扩大出租人群。
4、健全土地征用补偿制度,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从法律上理顺农村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关系, 完善农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 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 将被征地农民保障费用纳入征地成本, 并采取多种措施做好被征地农民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工作。构建土地流转服务平台, 建立土地中介组织和规范流传程序, 促进农村居民土地流转。
5、积极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有条件的农村地区要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着力构建适合当地实情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一是鼓励和支持有潜力的企业就地升级转型, 稳定物业经营。二是加快新农村建设, 鼓励集体经济适时实行“退二进三”, 发展收益较高的商业物业。三是支持集体经济组织成立或引进物业管理公司。对居民住宅、商铺、市场、工业园区实行专业化管理。四是加快城市化发展, 增强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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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异分析 篇2
财产性收入在“十七大”之前很少提到,“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在“十二五”规划中为了解决收入问题,规划中再次强调要“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由此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是未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财富呈高速增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社会贫富差距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城乡收入趋势扩大。现阶段基于缩小贫富差距,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我们深入研究我国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距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本文主要通过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城乡、阶层以及地区这三大差异的分析,发现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这些差异的政策措施。
二、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异
恩格尔定律告诉我们,随着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收入中用来日常消费的支出的比例会下降;反之收入中用来日常消费的支出比例会上升。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日常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呈现下降的趋势。如表1所示,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004年的37.7%下降到2009年的36.5%,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004年的47.2%下降到2009年的41%。同年相比,农村的恩格尔系数要大于城镇的恩格尔系数,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总水平要低于城镇居民的家庭收入总水平,也即存在城乡收入差距。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2010年),经整理得出。
从表2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的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农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额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城镇居民以及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差距大这三个方面。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我国农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额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从表2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在2002年、2006年、2009年只有50.68元、100.5元和148.44元,而对应的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则分别为102.2元、244.01元以及431.84元。城镇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是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2倍以上,差距最大的1997年甚至达到了5.27倍。
其次,我国农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城镇居民。如表2所示,2002年以来,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都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占人均总收入的比重也是不断提高的。但是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速慢于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如2003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相对于2002年的增幅是29.74%,而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相对于2002年的增幅是32.18%;而到了2009年,农村人均财产性收入相对于2002年的增幅为192.9%,但是城镇人均财产性收入相对于2002年的增幅高为322.54%。另外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最高收入10%家庭人均拥有的财产性收入为1279.28元,而最低收入10%家庭人均只有35.29元。5年来,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增长幅度明显低于低收入家庭,2006年最高收入10%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是2002年的3倍,而最低收入10%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只是2002年的1.36倍。
最后,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差异大。由于城镇居民接受的教育普遍、工资水平都比农村居民高,因此他们的资产规模更大、专业知识更丰富、抗风险能力越强,财产性收入的来源除了银行的储蓄利息外,还有很多获取的途径。2005年开始我国的股票市场开始好转,城镇居民广泛的参与到股票、基金、保险产品等金融产品的投资中,获取的收益比重不断提高。由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的不断扩宽,因此使得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
三、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阶层差异
不同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的差距也非常大,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收入五等分法,将收入分为高收入户、中高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五种。通过具体的数据分析如下:
表3所示,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最高群体为1279.28元,而最低收入群体仅为35.29元,中等收入群体为123.14元,最高群体和中等群体之间差距也有1156.14元。而从表3~4可以看出,2004年~2009年这6年中,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最低户除2006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各组都呈现出逐年上涨的趋势。最低收入户财产性收入从2004年的16.2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5元,提高了1.89倍,占纯收入的比重由2004年的0.84%提高到2009年的2.22%。
农民财产性收入在不同的收入群体中差距很大。在农民财产性收入数值上,最高收入户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9年高出全国平均值的3.4倍,但是其他组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户和最低户相比,差距更明显。同时,在农民内部,人均纯收入越高的家庭,财产性收入越多。财产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比重越高。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2010年),经整理得出
四、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地区差异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方法,将我国大陆内31个各级行政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区域,各个区域的居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很大。表5是2009年全国及各地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2009年东部地区居民财产性收入最大,与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较大。具体数据为东部地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是中部地区的1.96倍,是西部地区的2.06倍。而且东部地区的财产性收入为557.12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31.84元,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财产性收入只有284.17元和270.38元。
表6是2009年全国几个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及占纯收入比重的对比表,同样的是东部地区的农民财产性收入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其中东部地区的财产性收入远远高于全国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从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看,东部地区为最大5.9%,其次是东北地区4.7%,而中部和西部地区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经整理得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经整理得出。
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2009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超过300元的省份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从表7可以看出排名前十和后十的城市,在显示的前十的城市中,东部地区7个,西部地区2个,而中部地区只有一个;在排名后十的城市中中西部地区各五个。而农民财产性收入名列前茅的城市有北京(803.22元)、上海(690.06元)、浙江(362.74元)等东部发达地区,而排名靠后的城市为甘肃(23.20元)、广西(29.13元)、湖北(37.70元)等经济较落后的中西部省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地区差异较为明显,财产性收入高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财产性收入低的集中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经整理得出。
五、结论与建议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居民财产性收入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和地区差距,这些差距的存在直接表现为我国的居民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5,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而财产性收入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市场化和国民富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能够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维持社会稳定,有利于实现我国的全面小康社会。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主要是因为农民财产性收入过低。因此我们现阶段要在提高城镇居民收入的基础上,更注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问题研究和对策研究,努力缩小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总结国外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增加财产性收入必须是政府、居民和金融机构三者共同的努力。缩小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距在保持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主要解决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问题。具体的应对措施如下:
(一)快速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要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农民收入,也就是要努力增加农民的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和增加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二是积极拓展投资渠道,也就是要不断完善农村的金融体制,不断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三是要开展理财教育,提升农民理财意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共同富裕的实现都必须要让更多的农民学会理财,这样才能增加财产性收入。但是我国的理财市场刚刚起步,广大城镇居民的投资理财知识缺乏,更不用说农民,因此只有让农民接受新的投资渠道,才有可能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因此作为从事个人理财服务的金融机构应加强宣传力度,增强服务意识。
(二)保持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稳步增长
为了缩小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并不是说只发展农民财产性收入而让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停滞不前。我们要在保持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加快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速度,不断缩小这个差距。要不断完善初次和二次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正常的劳动者工资增长与支付机制来深化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
(三)完善我国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
为了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除了要提高居民劳动报酬、建立金融体系、加强理财教育外还需要建立一个保障体系,让更多的群众愿意把拥有的财产去投资获取更多财产性收入而没有后顾之忧。政府需要建立合法财产保护制度,落实物权法、完善税收制度,实行分类征税以及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摘要：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再次强调要“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然而,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城乡、阶层以及地区差异巨大,必须创造条件,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中西部居民收入,以缩小“城乡、阶层以及地区”间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城乡居民,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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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财产累积 篇3
关键词：农民,财产性收入,制约因素,综述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党和政府首次在国家政策层面提出要让广大群众获取财产性收入。党在十八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尤其是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其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报告中皆重点提及。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时,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构成中比重就会越来越大,财产性收入也将会成为居民收入一个重要来源。新时期,我国面临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任,而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解决好“三农”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一个关键着力点在于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1国外研究综述
由于西方早在两三百年前就开始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因此西方国家当代社会发展程度比较高,经济发达、市场交易活跃,西方社会关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也都进行的比较早,比较深入。西方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对我国研究财产性收入理论、构建财产性收入制度、制定财产性收入政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参考作用。由于国外专门关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研究很少,故论述的重点将集中于有关居民财产性收入方面。
西方学者并没有精确地总结关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定义,更多地是将财产性收入理解为投资性收入。Martin Bernstein、Daniel Creamer(1956)认为财产性收入就是居民个人净租金、存款利息以及股息收入这三者之和,同时两位学者也对周期性财产性收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德国学者Anna Fräßdorf、Johannes Schwarze、Markus M.Grabka(2011)认为财产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内涵相同,即为居民个人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收益。其主要包括出让土地收益、股权收益、版税以及稿酬收益等。
关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因素方面,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Bourguignon、Da Silva(2003)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及其对该国贫困状况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时发现包括税收政策(改变税基、税率等)、对公共保险和养老金的管理等公共财政,对土地、财政部门等的结构性改革以及关于财政、货币、汇率等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三大因素均会对居民财产性收入产生影响。人力资本影响居民的财富运营能力,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一个人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多少。一般说来,个人初始人力资本和家庭对其投资大小有着莫大的关系。Becker、Tomes(1979)在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时发现父辈与子辈收入之间存在着两种必然联系:第一,父辈对子辈的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孩子从父母继承来的先天特性。这两种必然联系深深地影响着子代的收入能力,亦即孩子的能力越大,获得包括财产性收入在内的财产的能力也越大、机会也越多。Grogger Jeff和Eric Eide(1995)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来提升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子女的教育水平高低决定了他们起点收入水平和财富营运能力大小。
关于财产性收入对经济、社会影响方面,Banerjee和Newman(1993)研究了个人初始财富不平等带来的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发现在资本市场还没有发展完善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借贷额度会受到个人现有财富的制约。初始财富积累程度高的人可以从银行大量借贷资金开办工厂、企业,穷人无融资能力,只能选择为企业主工作。由此可见,初始财富的积累程度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职业选择,而职业选择的差异导致了收入差异。此外,有部分学者还认为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将损害经济的稳定性。Todaro(1997)研究发现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将造成大量的财富向少数富人阶层聚集,而富人倾向于消费非生产性产品因而会不利于生产性投资的增长,而投资收缩会对经济的稳定造成不利的影响。但Partridge(1997)、Barro(2000)认为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与经济的长期增长之间不存在完全的、直接的关联性。
2国内研究综述
关于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在党的十七大之前,研究并不多,十七大之后,国内学者形成关于农民财产性收入方面研究的热潮,研究的成果对国家制定相关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促进了国家经济平稳、健康增长。
2.1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意义
金丽馥(2013)阐述了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地位及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对于经济、社会的意义。金丽馥认为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发展状况和整体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在国家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今天,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对农民增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有重要的作用。郭旭红(2014)是在我国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来研究农民财产性收入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的。他认为“三农”问题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建设,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增收”。而农民增收的关键在于提高其财产性收入。同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也是促进城乡居民财产权利平等一个必要条件,通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农民收入将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重要的影响。宜梦婕(2015)研究发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可以使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制度公平和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从而使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2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
由于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发展水平不一,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状况各不相同。有的学者从整体宏观层面分析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以及东中西部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差别,对国家整体状况进行总括,有利于抓住整体矛盾的主要方面;有的专家学者是对各个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状况进行总结,从微观层面抓住国家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针对该部分进行精准研究以期能得到的较为准确客观的数据来如实反映问题、提出对策。
农业部经管司、经管总站课题组(2012)研究发现:首先,虽然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但和城镇居民比起来,两者在财产性收入方面的差距却在逐渐加大。2005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为88.5元,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192.9元;到2010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为202元,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520元。虽然农民财产性收入实现了增长,但和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比却由2005年的2.2:1提高到2010年的2.6:1,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其次,地区之间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再次,在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中,租金收入比重有所下降,利息、股息、红利收入有较快增长。
针对上述提到的宏观方面的三个现象,很多学者都曾进行过详细研究。徐汉明,刘春伟(2012)在对武汉市各区农村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进行研究时发现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总体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1997~2009年的12年间,由10.3元增长到201.96元,增长了近20倍。但该研究也同样发现,由于种种因素,城乡居民在财产性收入这一块差距过大,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陈晓东(2008)在对江苏省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进行研究时,通过对苏南、苏中、苏北进行比较,发现以下几个规律:首先,三地农民财产性收入差异较大,三地农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区间幅度逐年上升,差距有拉大的趋势;其次,苏北五市等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较低,人均可支配财产较少,农民投资渠道狭窄;最后,受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农民小富即安的心态严重,缺乏投资冒险精神,苏北地区农民有钱存银行的观念还是占主导地位。房琪(2013)在研究江苏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现状与影响因素时指出江苏省农民财产性收入有五个重要特点:第一,农民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比例较小。但江苏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逐年有增加的趋势。第二,农民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但增幅较小。第三,农民财产性收入比纯收入增长幅度要大。第四,在四大收入构成部分中,财产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远远落后于农民工资性收入(贡献率55.32%)和家庭经营性收入(贡献率30%),最高的时候贡献率页仅仅为7.91%。第五,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农民财产性收入发展不平衡,苏南农民财产性收入较为高,依次是苏中、苏北。曹淑华,宫能泉,马卫鹏(2011)对安徽省农民财产性收入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不同于东部发达省份,安徽省由于经济状况较为落后,农民财产性收入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首先,虽然安徽省农民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但相比之下,仍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同时总量低、增长不稳定;其次,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比由2002年的3.40:1,下降到2009年的2.33:1;再次,和邻近的江苏类似,安徽省各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差异也很大,2009年收入最高的地区为207.52元,最低地区仅为14.07元,前者是后者的近15倍。此外,陈益芳,王志章,谭银清(2012)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中还包括结构性矛盾突出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财产性收入与拥有财富的多寡有很大关系,所以容易造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
在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方面,专家学者们也进行了很多研究。财产性收入一般地说主要是依靠家庭所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等所获得的收入,它的来源主要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和财产营运等所产生的利息、股息、租金、红利、财产增值收益等。郭宏升(2008)指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依靠利息收入、股息收入、土地补偿收入、租金收入、集体财产收入而获得。还有一些学者们(王巍,2014;刘国利,2015)认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资金、房屋和土地三方面。
2.3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制约因素
现有的大量研究对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制约因素进行了细致的归纳,主要有三方面因素:
2.3.1资源禀赋因素。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因此它产生的前提是必须拥有财富,即“有资可投、有财可理”。曾为群,周荔力(2008)指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多少和农民拥有多少财产有决定性的关系。张乃文(2010)研究发现农民财产性收入比较低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的来源缺失,农民缺乏能够为其带来财产性收入的资产。虽然农民拥有住房、耕地等资产,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都很难有效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丁琳琳、吴群(2015)构建了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模型。利用此模型和相关数据,定量揭示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农户社会资源禀赋、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源禀赋对土地财产权的价值显化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水平越高、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越高,越正向影响农民获取土地财产性收入。金丽馥,王沁(2015)认为居民的财产拥有量、区域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受教育程度都与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密切相关。而农村居民往往收入水平低,财产基数小,导致了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机会较少;同时,西部地区资源匮乏,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农村自身发展非常缓慢,与东部地区比起来,西部地区农民较少有机会获得财产性收入。
2.3.2经济因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土地流转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大小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陈享光,王选华(2009)研究表明,农民财产性收入和经济形势的好坏、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否、以及国家刺激经济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关系。经济形势好、资本市场完善以及国家出台相关经济政策的时候,农民财产性收入往往也会高;反之,则不利于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覃建芹(2011)指出,土地流转是市场化行为,市场参与主体地位越平等,市场管理规范程度越高,制度建设越完善,土地流转价格就会越公平。但现实中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市场管理不规范以及制度缺失却是普遍现象,导致土地流转价格偏低,农民从土地流转中获益少。任维哲,王鑫(2014)研究指出土地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是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市场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是:第一,土地流转价格评估体系不完善造成土地流转价格较难确定。第二,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缺乏,土地流转的价格信息、供求信息不能及时被供应方和需求方获知,不利于土地的流转,导致土地的经济效益得不到体现。第三,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土地流转登记制度不健全。很多时候农民在进行土地流转时也不签订合同,有的即使签订合同,合同的内容也极不规范。第四,政府对土地流转的不合理干预。第五,农村有关土地纠纷的仲裁机构不健全。
2.3.3制度因素。制度因素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最为复杂,也至关重要。现实中,往往是各项制度的缺失导致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缺少渠道和保障。
收入分配制度方面,杨娅婕(2011)指出我国国民财富总量自改革开放后就不断增加,但财富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进行分配时,个人和劳动要素一直被放置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导致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较慢,也阻碍了我国居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刘淑清(2014)研究发现由于分配制度的不公平导致农民收入水平低,可获得的财产较少,因此,用于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能力就小。
产权制度方面,陈玉洁(2015)指出国家关于农民宅基地管理方面也有严格的控制,限制了农村宅基地和房产的市场流动。《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规定“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也只是规定“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但对用途进行了限制,范围控制在农村公共事业用地、农民宅基地、农民自办的乡镇企业。刘国利(2015)认为《土地管理法》限制了农村住宅的商品性,农民的房产就成了一种死的资产,白白闲置,由于没有房产证,想卖也卖不出好价钱。王巍(2014)指出农村土地制度不够完善,产权关系不清,导致农村土地流转时,农民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集体经济制度方面,孙海东(2014)在研究无锡市农民财产性收入时发现,虽然无锡农村相对比较发达,集体经济持续扩大,但集体经济的收益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农村发展建设、基层运转了,而非农民分红。由于公共财政实力有限,这些本应由政府来承担的部分往往只能由村集体经济来承担。改变目前集体经济分配结构,让农民获得较高收益还比较困难。
金融制度方面,陈亚萍(2009)认为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使农信社产权虚位。由于农信社属于合作组织,出资人没有管理权,在缺乏明确产权主体的情况下,农信社金融服务功能欠缺、经营效益低下,很难满足农民对保险、理财、投资等的金融需求,限制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陈静萍,曹洪滔(2008)研究指出我国农村投资机制很不健全,虽然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的农村金融体系,但该体系对“三农”问题的支持仍旧不足。此外,农村资本市场很不健全,投资体系不发达,农村也没有基金、股票、证券交易所,农民很难及时、高效获得投资理财方面的信息,导致农民投资增值难度大,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需求受到抑制。
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对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也有很大的影响。周璐红等学者(2011)指出由于农民不能像城镇居民一样享有完整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农民始终徘徊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这也抑制了农民将资金投入到收益较高的股票、基金、证券等理财项目上来。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导致农民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只能把钱存在银行,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2.4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措施
第一,要清晰界定农民财产的产权。倪呈英(2015)指出农民所拥有的最具价值的财富就是土地。因此要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可能,就必须要从法律层面确定农民对土地主体相应的权能,肯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使农民更容易通过土地获得收益。卢悠然(2015)认为要改革完善农民宅基地制度,赋予农民完整的宅基地用益物权,使农民在宅基地的使用、流转、收益、转让方面成为真正的权利主体,也具有完整的权利。国家要对农民的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房产进行确权登记,在符合相关程序的前提下,允许部分农民宅基地和住房入市交易,让农民分享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
第二,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来源。吴金艳(2014)认为农民财产性收入和总收入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要多渠道拓宽农民总收入来源。一是要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组织的实力,提高农民红利收入;二是要培育、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以此来增加农民的分红。三是积极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树立股金富民、物业富民的意识,鼓励农民入股投资标准厂房和三产物业,在有条件的地区尽可能地开展“房东经济”,增加农民财富积累,为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更多的机会。谭银清,王钊,陈益芳(2014)提出了良性循环理论来说明提高农民总收入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之间的关系,即“收入—资产—财产性收入—收入”的良性循环。因此需要尽可能地提升农民收入,来提高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能力,实现长效增收。
第三,改革土地征用、流转制度,允许土地入市。周江,李成东,张新春(2014)提出要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收,就必须要改革征地制度。实施土地征地制度改革,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的同地、同价、同权原则。要允许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出租、出让、入股、信托等,打破政府对经营土地的垄断。在国家因为公共利益确实需要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要明确法律程序,并且给予农民符合市场价格的合理、公正的补偿,平等保护物权,要杜绝各地方政府侵占农民征地补偿费用。张克俊,高杰,付宗平(2015)认为:第一,要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向农民合作社、专业能手、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一条重要的可行途径。要完善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市场,发挥市场功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第二,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保障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和有偿使用收益分配机制。第三,要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提高政府征地补偿的标准,提升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增值收益的分配比例。在征地时,要考虑到被征地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和长远生计,尊重和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各项权利。
第四,改善农村集体资产治理结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叶巧生(2014)指出村级集体经济要不断的发展壮大,这样将不仅能够保障村级组织、基础设施等需要的资金投入,还能有富余的资金给农民分红,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史红亮,张正华(2014)认为要大力发展农民股份合作社:一是增加生产型、销售型、服务型、分行业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数量;二要组建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立足工业和服务业,提高盈利能力,壮大集体经济;三是组建富民合作社,鼓励农民将闲散资金、房产等投资入股,获取资本收益;四是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将农民零散土地集中起来,或连片流转土地,或向规模基地和农业园区集中,对农户入股土地按股数进行保底效益分配。
第五,推进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与金融产品创新。金丽馥,潘云龙(2015)提出了针对农村金融体系方面的建议,认为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开发针对农民的金融产品。首先,完善农村金融机构,强化金融机构的支农义务和责任,要多为“三农”发展提供信贷支持。其次,金融机构要拓宽农民的投资渠道,向农民提供丰富的金融理财产品,满足农民的投资理财需求,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邢文妍(2015)提出要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证券公司与保险公司应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服务农民。农商行、村镇银行等还要根据农民的不同贷款需求创新抵押和担保方式。另外,还要加大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创新,提供多种贷款产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
第六,提升农民自身素质,增强农民投资理财观念。程俊(2014)指出我国农民群体综合素质低下,金融知识缺乏,造成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低下。政府应该大力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在落实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将高中、中专、职高教育拓展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在职教育、高等教育,在初中以及初中以上的教育中开设经济学相关课程,普及投资理财相关的基金、股票、保险等知识,切实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对投资理财的敏锐性,增强其发展与竞争意识。当农民群体投资理财能力提高的时候,其会抛弃小农意识,接纳市场经济意识,理性投资理财,增加财产性收入。
第七,完善农民社会保障。胡学红,郭娥,熊珊(2015)指出要引导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必须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农民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的后顾之忧。首先,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支出,财政资金要向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倾斜,建立完善、稳定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投入机制;其次,加快制定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办法,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机制;再次,要大力推进新农保试点工作,向提供相关服务的商业保险机构、企业、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提供扶持优惠政策,通过走公益性和市场化相结合的道路来降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成本;此外,要持续扩大农业保险的种类和覆盖范围,建立农业生产风险分散机制,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最后,要不断提高农民风险承受能力,增强农民投资、创业的保障和支持力度,使农民获取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3现有研究不足之处与未来展望
西方学者关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因此,研究成果比较多。西方学者从宏观到微观提出了种种制约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制约因素,对我国学者研究农民财产性收入制约因素具有借鉴意义。西方学者虽然也发现了财产性收入具有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对穷人可能会造成极其不利的一面,但西方学者并没有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