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累积（精选6篇）
风险累积 篇1
所谓政治心理是指特定国家的公民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国家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治事件、政治领袖、政治决策过程以及自身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作用等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等方面的总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政治心理:①政治心理的内容,既包括公民对政治系统等的思想感情和政治信仰,同时也包括对自身政治地位和作用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②政治心理属于政治文化范畴,政治文化包含有三个层次,即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政治心理属于社会意识形式中的一种直观的、自发的、不成熟的心理反应,是政治文化的低级形式。③政治心理从其表现形式看,有显性和隐性两种形态,其中显性形态是公民对于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中的某一方面的感受和体验,具有不稳定性,容易发生改变。隐性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长期积淀中所形成的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以及自身政治定位的政治情感、态度和信念。④政治心理包括个体政治心理和群体政治心理,它们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特定的政治文化作用于一定现实生产方式上的产物。农民的政治心理是特指农民这一社会群体对国家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现象、政治决策过程等以及自身政治地位作用的一种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信念等方面的总和。
在我国,随着科技、信息、通讯、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之相适应,人们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也处于剧烈变动中,当然广大的农村也不例外。农村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在给农民带来政治民主和生活实惠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业已存在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其中滋生于新的经济关系之上的现代政治心理与传统形态的政治心理相互作用,矛盾共生,使政治心理发展处于剧烈的变革演变中。
当前,随着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政治心理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负面与积极相互作用以及对同一政治系统面异的情感。具体讲,农民政治心理中积极的成分主要表现为:具有一定的自由平等观念和主体意识;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思想和法制观念;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和改变生活状态的强烈欲望;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的萌动和冲动,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付出行动;对于执政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治系统的高层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信任感等。所有的一切都表明,现代社会的进步在农民政治心理和行为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毋庸讳言的是,在农民那里,一些落后甚至腐朽的,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价值取向也有不同程度的滋生和蔓延,其负面效应不可小觑,如不加治理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禁止,会导致众多不利于社会发展和政局稳定的消极后果,其风险略显端倪。
1、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政治心理膨胀,有弱化乃至离散乡村共同体的风险。
我国农民生活其中的乡村多数为自然发展的村落,是地缘和血缘二者结合的产物。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儒家政治文化和宗族观念已成为乡村文化中的一个根基,是人们处理各种关系矛盾的重要行为规则,人们通过血缘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以及公德伦理、公序良俗、权利义务规范等构筑了基本的乡村政治和谐,乡村或村落因此成为一个具有较高价值认同、情感归属和道德内聚的共同体。
建国后,虽然先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波及农村,后又有人民公社运动打破原有的乡村共同体政治上的相对宁静,但是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风尚与农村一直沿袭的传统美德文化并不存在冲突。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的平等、互助、公平正义、奉献、利人和集体主义思想为其增加了新的内涵,不仅强化了村民原有的尚德保善、仁厚贤良、节俭淳朴等美德,而且深化了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爱集体等政治情感和观念。因此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村民自觉奉守自然形成的道德习惯和乡规民约,对家庭、家族、朋友和共同体履行着源于良心的道德义务,在处理各种矛盾时表现出内心宽广、仁义大度、退让吃亏的淳朴民风。村民们晨夕守望、无论大事小情只要一声招呼大家都能伸手相助,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人情味将村民凝聚在一起,稳定祥和。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合理的家庭和个人利益得到社会肯定的同时,受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传统的义利观在一定程度上被挑战、被打破。如其中有些村民为了抢占致富先机、满足强烈的私欲,率先打破了由公共道德和公共义务编织的乡村秩序。更有甚者不加约束式释放,任其私欲横流,唯利是图,践踏公平和正义,挑战乡村共同体得以维系的道德伦理底线。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制度的不完善和我们初期治理力度的不达,致使一些违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放纵,一些犯罪行为逃脱制裁,腐败社会风气在农村开始蔓延。发展到今日,各类性质的矛盾和问题在农村累积,主要表现为:有些村民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投机钻营、贪吃多占、损人利己、践踏公平,恶化宗族矛盾和邻里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缺乏互信互爱互助互扶,在婚姻、抚养教育、赡养、遗产继承等问题上偏重个人权利而推卸家庭义务致使家庭成员关系紧张;更有甚者,缺失勤劳致富的价值观念,憧憬一夜暴富的发财之梦,从事卖淫嫖娼、赌博、贩毒、抢劫、拐卖妇女儿童、制假贩假等活动,组织黑社会性质团伙横行乡里,严重威胁社会治安稳定。
乡村共同体在提供情感依托、经济支持、物质帮助、社会安全等方面曾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家庭、情感、信念、精神的归属地,成为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而目前乡村共同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德被弱化、被离散的危机。在有些地方,青壮年多数外出打工,乡村中留守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乡村的公共事务无人问津、留守儿童的教育不知可否,养老问题、治病难问题等更是困扰着本应颐养天年的老年人,社会治安也令人担忧,乡村共同体的互助和聚合力功能业已弱化或丧失。
2、政治冷漠与政治过激两极并存,将增加农村社会动荡风险。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农民对于政治革命的广泛参与给予了无产阶级莫大的支持,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同盟军和推动力。建国后,农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一如既往的支持,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并与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因此,无论过去和将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创造者和建设者,中国农民政治热情的高涨和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使农村的政治面貌大为改善,农民直接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领域广为扩大,其内容和形式也在更新换代,改革前的参与更多的是运动式和动员式参与,在一定程度是一种缺乏主观意志决定的被动式参与,而现在的参与很大程度是出于主观意志和自身利益的能动性参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主程度的提高。
然而十多年的政治实践显示,农民政治参与的水平、程度和政治参与的效能均不够理想。这一方面表现为在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过程中,有很多村民被排斥在基层政治民主之外。调查中①有的村民谈到所在村不能实现定期的村委会选举,还有一定比例的人在近三年内从未参与过村里重大事项的决策活动。现实生活中,由于群众的建议和意见得不到重视,人们缺乏参与的热情和动力(约40.7%的被调查者缺乏对村级事务的参与热情),甚至于对许多需要村民参与的政治活动采取了消极对抗的行为,如对选举的冷淡和漠不关心,有的村民动员也不参与,反映出极端的反感情绪。另一方面,基于各种原因形成的村民对村级事务管理的冷淡态度,又为不守法的村官提供了专权和腐败的契机。有的村官在管理村务过程中,大权独揽,厚己薄人,排斥异己,主事显失公平,也有的贪污受贿、损公肥私、挪用公款、克扣土地赔偿款等,村民对此怨气很大却无计可施。当长期压抑的怨气一旦遇到发泄的机会时,言辞激烈和行为冲突将随之发生,曾经出现的群体上访和围攻国家政权机关的行为就是一种政治发泄的反映。
关于农民政治冷淡的消极作用,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谈到了,“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②但是政治冷淡只是其政治心理中的一面,农民不是对所有不公的行为都具有极好的忍度,他们对于损害自身利益的行为是愤然而起的,群体上访、重复上访和越级上访成为他们捍卫自身权益的首要选择。
乡村共同体是农民赖以依存的物质和精神的依托,它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是一个社会某个侧面的真实反映。当这种共同体失去了应有的依托、归属和安全功能后,某些农民将生活的不满情绪从其生活的物理空间扩延到社会,无所顾忌和缺乏自律的行为会在社会中上演,如仇富的反社会心理、极端的个人报复心理、制造抢劫杀人等社会大案的畸形酣畅心理、为了一夜暴富而置社会公理于不顾的唯利至上心理等,极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贪图享乐主义蔓延,所有这些如不加以有效引导和治理,都会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宁,也会加剧社会的动荡。
3、政治心理闭锁,自我防御加强,加大个人市场风险和社会诚信崩溃风险。
近些年,针对农村市场和农民的欺诈案件犯罪增多,农村社会和谐出现了一些新的障碍。经受了初期的伪劣生产资料欺诈、假钱购物、债务信任欺骗、合作伙伴骗钱、婚姻诈骗、亲戚朋友间的赖账不还等一系列的挫折蒙骗后,农民心中原有的善良、厚德、助人美德等在一定程度上被偷食,甚至有些人将亲情也视为骗取钱财的砝码,农村社会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现代社会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深入,不仅需要自由、平等、竞争,更需要团结与合作,只有合作才可以借力使力、优势共享、风险共担,减少市场风险给个人造成更大的伤害,从而实现竞争双赢。然而农村市场的现状和社会诚信危机,减弱了农民之间合作的可能性,政治心理闭锁,不愿以开放的心态寻求合作伙伴,市场投资经营私人化,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明显降低。近些年,不断出现的农产品价格变动对个体农民的冲击非常大,几年经营成果付之一旦的事情并不鲜见。
4、政治心理激变,政治行为情绪化,会增加农民群体政治行为失范的风险。
我国现代社会处于急剧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处在急剧分化过程中,人们的经济地位随着市场经济潮起潮落,难于把握。农村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亦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由于土地使用中的征与不征、征多征少以及征用和征收中的土地赔偿标准各异,造成了乡民之间经济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乡民社会平衡被打破,政治心理起伏激烈,其行为也具有了情绪化、激情化和冲动化的特征。如,一旦土地赔偿标准与心理预期相差过大或一旦得知村委会和地方政府在土地赔偿问题上存在克扣现象,就会引发群体性冲突。
当前,由于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不仅如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按劳分配外的其他分配方式对人们经济收入的影响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较强而土地又属于集体所有,因此在缺少信息、技术、资金、管理经验和各种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农民就被抛进了经济大潮之中,农村的经济体制率先改革,虽然某些村民先富裕了起来,但更多的农民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后期的发展中受小生产势力影响而丧失更大更广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农民的生活状态出现停滞,城乡差距拉大。再者,农民工无论从事的工种还是工资待遇、劳动安全保护等都不高,即便如此,针对农民工的克扣工资、拖欠工资现象仍很严重。不是主动介入而是被抛进市场大潮中的人们起起落落,缺乏应有的安全感和安乐感。农民对自身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普遍看低,不同程度的对社会存有不满情绪,自我政治防御心理较强,非理性的政治行为不断被内心强化。
农民对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认识较多受其经济地位、生活阅历、政治经历和主观政治心理因素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并不看好的社会地位,使其政治心理变化始终处于剧烈震荡之中,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如官商勾结、官员腐败、权钱交易、生活奢糜等对农民的感官刺激是强烈的。一般情况下,虽然他们也能理性地认为,某种政治行为,特别是政治暴力冲突行为是不可取的,但由于受到环境诱因的影响,出于原始的本能的政治激愤却去做了,各地不断出现的由信访引发的暴力冲突案件就是一个例证。如果农民群体的政治心理始终处于激愤、不满和情绪化状态的话,群体性政治行为失范的风险将始终存在。
摘要：我国农村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在给农民带来政治民主和生活实惠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业已存在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其中滋生于新的经济关系之上的现代政治心理与传统形态的政治心理相互作用,矛盾共生,使政治心理发展处于深刻的变化中。积极的政治心理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但各类消极政治心理的存在和不断累积,已对社会进步构成阻碍,极易诱发各类不利稳定的风险因素,社会应高度重视并早作预防。
关键词：政治心理激变,政治心理闭锁,政治行为失范
参考文献
[1]王惠岩:《政治学原理》(第二版) [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版。
[2]李祖平:“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3]郭惠川:“浅析我国现阶段农民的政治心理变化”[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风险累积 篇2
随着人们对粮油及部分原材料(如钢、煤)价格上涨的讨论及深入反思，人们对于中国宏 观经济的关注也更深入到对经济增长背后因素的挖掘和长期影响的探索上。
基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有关政策，“汲取东亚金融危机教训，改善投资主体和投资效率 ，化解宏观经济长期风险”是吴敬琏教授对于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的观点。日前，吴敬琏在苏 州的“中欧苏南民营企业座谈会”和“中欧校友会”上，就十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经济发 展态势阐述了他的观点。
宏观形势基本判断：增长为主，过热迹象显现
针对众说纷纭的宏观经济态势，吴敬琏认为自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困 难在于“需求不足，通货紧缩”。
吴敬琏认为，当前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苗头。他不同意“局部过热”的论断，指出在 讨论宏观经济总量的前提下，看的是总体经济形势。
吴敬琏认为货币大量超发导致经济过热迹象的出现。根据“货币供应量增长=GDP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目前通胀率略高于零的情况下，货币量增长20％多。吴敬琏认为，亚洲金 融危机后，政府就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同时采取了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因此货币供应 从1998年以后一直是过量的。这样就形成了很大的货币压力，有相当一部分货币没有实现， 积累起大量的购买力，在购买力寻求实现过程中就会造成宏观经济的震荡。此外，商业银行 以加速放贷来降低不良资产比重的做法也加重了货币发放量。
通货膨胀出现未定资产泡沫已经形成
虽然许多人认为经济出现过热，但吴敬琏表示他不能肯定是否一定出现通货膨胀，尽管 一段时间以来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上涨。但因为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增长很慢，今年3 个季度，消费物价指数是在零上面一点。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的推动力量仍然是投资。根据统 计，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增长34％(去年24.4％)，其中钢铁业投资150％，机械74％，煤炭5 2％，纺织626％，都达到了空前水平。但消费对于过热和增长加速贡献不大，没有形成消费 品的价格上涨，即表现为“没有温度的高烧”。
相反，资产市场主要是房地产、股票和期货，吴敬琏说这个市场上的价格是可以自我支 撑的，只要有充分的货币供应，价格就可以上涨——形成资产泡沫。现在房地产正是因为受 投资需求支持，而非最终消费支持，所以泡沫最为严重。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产业的投资需求是由贷款支撑的。去年全年的贷款18000亿，今年 前3个季度就已增长了27000亿了，今年贷款可能增加3万多亿，而贷款当中，中长期贷款增 长特别快。
必须警惕的中长期风险
基于上述宏观经济的分析，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现在真正应该注意的是通胀及经济过热 引发的长期风险，而长期风险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投资效率太低”。这令人想起东亚金融危 机的教训。
吴敬琏用一个指标，即“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 ICOR) =投资增加量／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量”来比较中国当前风险。当时，东亚地区的ICOR是5，而 西方国家是1或者2。对比中国，1991年～1996年是2的水平，而1996年后就是5～8的水平， 也就是说去年新增的国民收入中太多用来投资了。消费增长相对很慢，用资金维持增长，克 鲁格曼说这正是东亚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
中国之所以还可以维持这样的增长，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中国有大量的年轻的劳动力，在 低工资的前提下创造了大量的产出，相对应的是他们目前的低消费，这导致了大量的储蓄， 银行以此放贷给企业。
但这些条件在5年～10年内肯定发生变化，因为，首先，2010年前后，中国就会进入老 龄化的转折点，这意味着储蓄下降和取款上升，再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资金积累严重不 足和“空账户”大量存在，银行资产质量就会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第二，到2007年外资银 行开始经营人民币业务而不受限制，优质客户转向外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失去了维持运转 和“稀释”不良资产的资金来源；第三，全面开放的中国不可能长期对资本项目下的外汇进 行严格监管。这些都会加重中国经济的中长期风险。
风险累积 篇3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纵观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我们欣慰地发现,相较于2012年, 其总体向好的趋势日渐明朗。两大重要世界经济体美国和欧盟的局势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其对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得到了有效遏制。简单来说,一方面,美国已然开始走出2008年次贷危机的萧条,近期各项经济数据均显示出其经济基本面大为好转,全面复苏的步伐不断加快;另一方面,欧债危机的阴云虽仍未完全散去,但其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被市场认同与消化而丧失影响的威力。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选举结果尘埃落定,法国私人债务风险的释放以及欧洲央行“采取任何措施”维持欧元区承诺的发出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都预示着欧元区最为痛苦的日子即将过去。接下来面临的不过是如何自我反省、自我消化、自我治理的问题……这一切都向我们传递着世界经济再次迎来黎明的讯息。
然而,面临着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随时终止以及美、日、欧相继出台能源独立战略、出口倍增计划、TPP协议、 “日本安倍经济学”等一系列措施的压力,一直单纯依靠高投资率刺激经济复苏而不断发展的我国形势并不容乐观。不可否认,我国通过各项投资计划曾率先拨开云雾见到了经济复苏的日出。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甚至“独扛”世界经济大旗,为提振世界经济而“摇旗呐喊”。但在今天看来,高投资率支撑下的中国经济已然露出诸多令人担忧的端倪:国内通胀压力始终存在; 产能过剩、结构失衡愈发严重;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银行不良资产持续飙升;外汇占款与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仍然盲目扩张……揭开光鲜亮丽的经济指标的面纱,的确潜藏着出口潜力下滑、国内消费乏力、政府投资无效的“货币空转”以及高投资与高债务危机如影随形的严峻问题。如果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些许风吹草动而导致国际热钱和国际资本的撤退,我国将面临流动性收紧的压力。因此,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企稳回升,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警惕,特别需要谨防由于长时间过度信用创造而产生的累积效应引发的我国经济再次“硬着陆”的风险。
2013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在此背景下,我国也将面临着经济改革的重大挑战。因此,如何把控过度信用创造累积效应引发的我国经济硬着陆风险问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隐忧
1、面临经济下行压力
近段时间以来,我国重要的经济指标相继显示出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尽管最新发布的2013年8月份的经济数据似乎出现了颠覆性的明显改观,但仅就一个月的经济发展形势而断言我国下行压力已然消除确是荒谬之举。如若认真冷静地思考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就会发现潜在的生产力增长率下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经典的经济理论认为,生产力增长率由增长三要素决定: 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很多情况下,潜在生产力增长率的下滑主要是因为劳动生产率低下。当前,我国也出现了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下滑的迹象:劳动量和劳动生产率双双下降。 最为重要的是,人口红利、货币币值被低估以及股权分置改革这三个利好效应早在2008年以后就开始减弱。由此导致出口商品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出口企业屡屡遭受亏损;产品积压,劳动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同时,城市劳动力人口的供求比例变化也向我们传递着经济增长率下滑的信息。从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城市劳动力人口供求比例一反常态,开始大于1,并一直持续。这说明劳动力市场上是供大于求的,企业是不能完全满足具有就业意愿的人们全部就业要求的。那么,经济是否面临着下滑趋势也可窥见一斑。加之人民币升值尤为突出,我国劳动人口工资水平与新兴国家如印度的同一指标差距大幅扩大,原先具有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已荡然无存。这就使得我国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国内、国外两个劳动力市场的“不景气”,更是令我国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因此,在我国国际竞争力三大优势退化,新的竞争力优势还未完全形成的背景下,国际投资者已不再青睐中国市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也面临着严峻的萎缩压力。热钱的流出、外资的撤离无疑会导致国内生产力下行的风险加大。一旦中国经济下行的预期得到自我验证和自我强化,那么这种下行风险预期就会自动进入自我实现的过程,随之我国会将陷入长时间的经济萎缩和低迷的危险境地。
2、旧版 “四万亿”投资的消极影响还未完全 “消化”,各地政府再现“四万亿”投资冲动
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曾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灾难”,使我国政府面临诸多挑战和严峻考验。在2008年连续三季度经济增长环比下行,同期进出口量大幅下挫,CPI与PPI指标走势如过山车般剧烈动荡的背景下,基于对保持GDP平稳增长、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稳住外需的同时,立足全面扩大内需等因素的考虑,我国政府果断出台了一揽子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尤以“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最引人关注。
如表1所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万亿投资的具体构成和主要的分布领域。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占有较大的比重,而投资用于民生和医疗卫生及保障性住房的比例却只有17.5%,略显不足。加之随后各地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纷纷拿出一系列具有“诱惑力”和“前景”的投资方案,更是直接地将巨额资金投向了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可否认,在当时全球经济低迷,我国经济发展下行风险加大的情势下,中央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四万亿投资刺激经济对稳定我国经济局势具有相当的有效性,是较好的应对之策。实践也证明了,创造我国在金融危机余波尚存的2009年GDP依然维持十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奇迹的原因就在于此。
单位 : 亿元
( 注 : 数据来源 : 新华财经 。 )
然而,由于“四万亿”投资固有的“先天不足”,在今天看来, 它也的确带来了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和隐患。项目结构、投资分布的不合理,产生了大量的无效投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由钢筋、水泥、混凝土支撑的GDP指标让人欣慰的背后,产能过剩的阴云却始终挥之不去,结构失衡的经济现状着实令人担忧。过剩的产能,不仅不会为经济发展带来任何实质的好处,还会加剧行业内的恶性竞争。产品价格的下降,使得一部分企业不得不丢下烂摊子而选择破产,侥幸得以留存的企业却也无心顾及生产技术创新而只能“掩面叹息”,这显然不利于生产力的实质提高。而且,四万亿投资计划对于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涉及民生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大,使得大多数 “囊中羞涩”的普通百姓,依然存有“后顾之忧”,放心消费根本无从谈起。政府苦心经营的“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计划也因此“打了水漂”。与此同时,最让我们担心的是,由于“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带动引导,各地政府的投资热情被极大地调动,大量项目短时间内集体开工建设,需要巨额资金的项目也不在少数。扩张的信贷供给与需求,已然造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台高筑”。如果说,铁道部曾经的钱袋空空,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么,截至2012年年底,面对四万亿地方债务集体到期而无力偿还的地方政府迫使银行进行展期,就值得我们深思了!在保证经济一定程度发展的同时,对于债务风险的防控必须慎之又慎,防止陷入积重难返的危险境地。
就在这旧版四万亿投资计划对经济的消极影响还未完全消化的当口,我国内地新一轮的“四万亿”投资热潮又在蠢蠢欲动。武汉准备在“十二五”期间重点完成82个交通项目建设,总投资高达3131.49亿元;天津计划投资1.5亿元打造10条产业 “巨龙”;贵州计划出台3万亿的旅游重点投资规划;兰州、沈阳也不甘示弱,更是开足马力将要进行城市轨道交通的相关建设……在如今债务日益累积,信用创造愈发过度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的情况下,就再次启动投资热潮,未免有些草率与不负责任。同时,我们应该思考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投资,真的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吗?也许,答案是否定的。一直以来,政府充当的都是人民公仆的角色,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其投资建设的项目,也是以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旨在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并不是以盈利与否、盈利多少为考量标准。然而,赔本生意又能维持多久?赚不到钱的政府投资又会以什么作为长久的支撑?不断地开展大手笔的项目投资,这显然是难以为继的。我们应该吸取以往的教训,冷静地判断时局,权衡利弊。以投资为主导刺激经济的同时,兼顾由此产生的过度信用创造、债务累积、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的消极影响。
3、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国际市场集体转向看空中国经济
2013年3月16日,日本野村证券召开电话会议时公开指出:“中国正在展现与西欧、日本、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的特征。这些相似的特征即快速累积的杠杆、高企的房价以及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的下降;最脆弱的领域集中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开发商、信托公司和信用担保公司等机构。”同时,还发布了题为《中国正在升起的金融风险》的报告。一时之间,引起了国际各方对于中国金融风险的关注。英国广播公司商务编辑佩斯顿也表示“除非中国重新写出500年来资本主义金融历史的新篇章,否则,令人炫目的高增长带来的信贷泡沫终将破灭”。甚至,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也出版了题为《向中国酝酿中的金融危机说hello》的报道。诸多媒体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担忧,究竟是“空穴来风”,还是确需“防患未然”,他们要意欲何为?让我们通过客观的数据来理性地审视这一系列的问题吧。
(1)杠杆率。从实证角度分析,杠杆率的高低在学术界一直被认为是既简单而又经得住考验的金融危机的领先指标。所谓杠杆率(DCG),即国内信贷与GDP的比值。如今,我国经济的杠杆率已经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在2008年以前,DCG比率约为120.8%,但在政府实行一系列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后,该比例上涨至155%,涨幅达到34个百分点。根据国际上著名的“5-30规则”来分析,我国已经步入“5-30规则” 的范围内,预示着金融风险已然开启了前奏。“5-30”规则即是说,如果在5年的时间内,以国内信贷规模与本国GDP之比为代表的杠杆水平增长幅度超过30个百分点,之后该国就会迎来一轮金融危机。日本在1985—1989年,欧洲在2006—2010年,美国分别在1995—1999年和2003—2007年,甚至欧元区在DCG由134%上升到160%满足“5-30规则”后先后陷入危机, 这也是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印证了该规则的适用性。显然,我国日益攀升的DCG比率已经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引发了诸多问题,的确需要我们时刻关注与适当控制。
(2)社会融资总规模。从2011年4月以来,我国央行开始发布“社会总融资(TSF)”数据,以求及时全面地衡量净信贷流动情况,掌握银行体系内外的社会总信贷供给规模。数据的主要组成部分为:银行贷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公司债券、银行承兑汇票和股票融资。
银行贷款是信贷供给中最主要的部分,虽然TSF数据显示, 其规模从2002年的95.5%下降到了2012年的57.9%。但是,截至2012年12月,银行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的信贷就高达9.25万亿人民币,占银行总贷款的14.1%。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监管力度不足,其违约冲动较大,究竟要卖多少地才能还清这巨额的贷款,着实令人怀疑。而由信托公司提供的信托贷款,因其具有不受监管者设定的信贷指标限制的特点, 同时,又有地方融资平台对房地产开发商的银行信贷进行压缩,由此信托公司可以实现上述融资。其2012年的信贷规模迅速上涨到1.289万亿人民币,相较于2011年的2030亿,增加了534.3%。另外,公司债券也从2008年的5520亿人民币猛增至2012年的2.25万亿人民币。
然而,在这些数据背后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以中央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为代表的公共融资和在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盛行的地下借贷并未纳入TSF的考核范围,但这两方面所涉及的资金规模依然不容小觑。2012年,中央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为1.356万亿,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为2500亿,总体上升了0.4%。 央行在2011年中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地下借贷当时的存量为3.38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011年所有银行贷款的5.8%。通过一系列数据的汇总计算,官方公布,TSF-GDP比率上涨了58%之多。这也说明了我国的投资热情是多么的“繁盛”!
(3)通货膨胀率。此时,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政府持续的大规模投资,“钱”从何来?显然,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央行有新印制发行钞票的冲动,大部分流入市场的投资也都是通过“印票子”得来的。泛滥的流动性在非理性行为的指引下,上演了 “姜你军”、“豆你玩”、“糖高宗”、“蒜你狠”以及“猪坚强”的诸多闹剧。普通百姓深刻地体会到了物价上涨使得钱包瘪瘪的无奈与哀伤。然而,最令我们头疼的莫过于高水平的房价。自古就有 “安居才能乐业”一说,可只能仰视的房价还是让众多人们过着 “蜗居”的生活。
据官方数据显示,每平方米土地价格由2003年的573元上涨为2012年的3393元,十年内上升492%。而对于北京、上海来说,该现象更为显著。地价的持续上涨伴随着相关建材价格居高不下,房价始终处于高位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尽管多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期控制房价的上涨,比如: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对房地产开发商征收更为严格的土地开发增值税、限制银行贷款、出台“国五条”等等,但最终都是以“空调”而被世人贻笑大方。长期以来,土地财政始终在我国存在,并且有相对稳固的政策基础。甚至有些学者将房地产市场是遇冷还是回暖作为考量经济基本面是坏还是好的重要指标。这种片面性的认识一定不可以继续指导我们的行为。否则,走向如同上世纪日本房价泡沫最终破裂的不归路,就绝非是杞人忧天了。
与此同时,作为普通老百姓,经济总体增长是破十还是破八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而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对他们而言则更为现实。因此,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不能再一味单纯追求GDP数量的增长,而应把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作为经济运行的落脚点。稳定物价、管控通胀水平则更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只有做好了这些,才能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
4、过度信用创造使金融乱象频现
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是构成金融市场最为重要的三个部分。一个国家金融市场运行的平稳与否不仅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坏,也是考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方面。然而,近段时间以来,中国银行业的“钱荒”事件、“8·16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上海“泛鑫”保险代理公司美女高管陈怡跑路事件的出现,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国金融系统控制风险体制的脆弱。这些事件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在国内平添了些许恐慌的气氛。各大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公司再次被同时推上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存在着必然?
2013年6月19日至21日,相信是很多银行从业者的不眠之夜。三天时间内,银行间市场出现了惊心动魄的巨幅波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各品种利率出现大涨。6月19日隔夜拆借利率上涨至7.66%,6月20日跳涨至13.44%。当天最高飙升到30%。如此高水平的隔夜拆借利率,世所罕见。难道拥有高出正常支付清算需求量一倍还多的金融机构备付金余额,存款准备金率一直在20%左右的银行真的缺钱了吗?不,当然不是。究其原因,是被大量创造出来的流动性———“钱”没有通过银行信贷进入实体经济而在一系列的加杠杆的金融运作后,变成“钱生钱”的虚拟游戏,在银行业内空转造成的。“借短炒长”的业务模式在银行大肆扩张,期限错配现象日益严重,金融风险不断累积也就不难解释了。一旦银行流动性管理出现问题,脆弱的资金链条即会随之扯断。
而“8·16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无论是归咎于操作失误、 系统缺陷,还是风控体系的不健全,其毫无征兆、发生迅速,首次将A股先进的金融交易环境与参与者落后的风险控制制度间的矛盾暴露无遗。光大证券的交易员、其衍生品部门、整个光大证券公司甚至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多级风控体系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还是导致了啼笑皆非的“乌龙指”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公司治理紊乱、风险意识差、防控机制不完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券商的过度创新与信用创造。一旦业务涉及面不断扩大,基础管理跟不上,交易部门的风控自然是要出问题的。 无独有偶,作为目前上海规模最大的保险中介机构,泛鑫保险也是通过所谓的“自制固定收益理财协议”套取保险公司资金为自身业绩造势;以理财为名,欺骗客户。它并未有真实而稳定的业务收入,玩的就是虚拟的“金钱游戏”。人们在不劳而获赚取高收益的贪婪本性驱使下,相信并追随着“泛鑫”之辈,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金融业是服务行业,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而如今,其市场地位与格局已有颠倒之嫌:经济服从金融,企业求着各类金融机构。因此,万万不可过度创造信用,玩弄金融衍生品于股掌之间。虚拟世界终究有坍塌之时,以实体经济作支撑的金融发展才可能长久。
三、有效防范过度信用创造累积效应引发我国经济发展“硬着陆”风险的建议
1、深化汇率机制改革
多年来,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在很大程度上有“盯住”美元的意味。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加之汇率水平较为固定,使得我国央行陷入“稳定汇率”和“稳定币值”的两难境地。外汇占款规模增加,央行需要用相对于外币价值数倍的人民币予以回购,以维持汇率稳定;外汇占款规模减少,又会使得国内流动性骤减,一直以充裕流动性高投资率维持的经济增长将会面临严峻挑战。 由此看来,我国经济发展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大,汇率变动也时常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深化汇率改革,选择可靠的货币之“锚”势在必行。
2、“鱼”和 “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舍 “鱼”而取 “熊掌”
所谓“鱼”,经济发展是也;所谓“熊掌”,经济安全、经济持续发展是也。在保增长与调结构难以取舍的条件下,笔者更倾向于暂缓经济发展的步伐,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维持规模的前提下,进行内部反省、内部调整。也许这将以一定水平的失业率、短时间经济增长乏力为代价,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然而,涅槃重生的那一刻将会获得量变到质变的丰硕成果。试想, 如果我们始终单纯关注经济的增速,实施一系列激进的不计后果且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看似可以维持经济的“繁荣”景象。但是,人民生活水平未有切实提高,工人做工缺乏积极性。那么终究有一天,我们要为畸形的发展买单。到那时,再伟大的经济发展业绩也将毁于一旦,曾经被我们苦苦支撑的经济大厦顷刻间就会崩塌。就像那病入膏肓的将死之人, 虽然可以深刻地体悟到曾经的生活节奏不应如此匆匆,工作和生活不应让体力过度耗竭与精神压力过度累积。但是,一切都太晚了,毫无重新再来的回旋余地。那时将是悔恨和痛苦的集合体。
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应时刻以经济指标水平的高低来掌控我们的决策,而应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谐的生态环境等因素作为指导我们政策制定的方向标。
3、韬光养晦,转型经济增长方式,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呼声一年高过一年,从提出之日起,十几年来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进展。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来自于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切性认识以及政策落实时的偏差,无疑成为该项工作无法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在经济过程中,我们往往犯重短期轻长期、重GDP而轻可持续性、重政府轻市场、重正式规划轻企业和民众在市场中的自发创造力的错误。这就造成了经济发展内外部双重失衡,进而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国内流动性过剩、信贷投放过快、资产价格涨幅过猛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资源危机与生态危机逐步显现也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 “瓶颈”。
风险累积 篇4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回顾性调查的方法,选取本市6家生产工艺基本相似的皮革制造企业于2012年3月—2012年8月期间新招录的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合格的新员工共877名作为调查对象,追访时间从工人接触DMF开始至2013年9月底止。
1.2 方法
1.2.1 现场调查
①基本信息的调查:包括员工姓名、性别、工龄、饮酒情况、文化程度、工作岗位、疾病史等情况;②工作岗位的调查:调查每名员工在此期间的工作岗位及工作时间,岗位包含干法配料、湿法配料、干法涂台、湿法涂台、放卷、收卷、检验、后整理、回收等;③现场DMF浓度的监测:监测每个岗位空气中DMF的浓度,每年每岗位至少检测2次,DMF监测按GBZ 159—2004《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和GBZ/T 160.62—2004《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测定酰胺类及其化合物》进行。
1.2.2 累积接触量计算
将每名员工在调查期间从事过的不同岗位的DMF水平乘上此岗位的工作时间作为此岗位的累积接触量,有多个岗位经历的,将多个岗位累积接触量相累加作为总的累积接触量。按以下公式计算DMF累计接触量:
式中:cj—某工作岗位的DMF时间加权浓度(CTWA,mg/m3);tj—某工作岗位的作业时间(月);x—DMF累积接触量mg/(m3·月)。
1.2.3 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健康检查项目按GBZ188—2007《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规定进行。除对新员工进行法定的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外,上岗后还对员工分别进行岗中1、2周,1、3、6、12和18个月各进行1次肝功能全套检查。用肝功能全套全自动生化分析仪(Olympus Au2700,日本,奥林巴斯公司生产)进行检测,其中肝功能主要指标丙氨酶氨基转移酶(ALT)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的正常参考值分别为0~42和0~40U/L。肝损伤的定义:排除因饮酒、服药、长时间加班、夜班以及发热、乙型肝炎等其他引起肝功能异常疾病外,ALT和AST指标中任1项指标高于正常参考值1.5倍者。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剔除因健康检查前几天酗酒、生病(感冒、发热等)、连续加夜班等原因而不符合定义和条件的30名员工,剩余共有847人符合要求,其中男775人,女72人。分别从事配料、刀头、涂台、收卷、后处理、技术员、打料等不同岗位的工作,接触DMF工龄1~18个月,现场DMF水平为11.0~75.2 mg/m3。
2.2 肝损伤发病情况
2.2.1 不同时间接触DMF
发现肝损伤多发生在1~12个月,尤其以初期接触(1~3个月)发病最多。见表1。
注:DMF—二甲基甲酰胺。
2.2.2 不同DMF浓度接触水平
DMF的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PC-TWA)为20 mg/m3,接触DMF浓度低于20 mg/m3的发病人数有25例,高于20 mg/m3的有178例。见表2。
注:DMF—二甲基甲酰胺。
2.2.3 不同累积接触量
按DMF累积接触量计算,工人的累积接触量每月在37.6~676.8 mg/m3之间,其中发生肝损伤的203名工人的累积接触量在37.6~557.2 mg/m3之间。见表3。
注:DMF—二甲基甲酰胺。
2.3 拟合方程
以工人的DMF累积接触量作为接毒指标,肝损伤累积发病率作为效应指标,将累积接触量与累积发病率作散点图,并用对数、乘幂、多项式、直线、指数等多中回归类型进行拟合,结果对数拟合效果最好,拟合度R2=0.994 8,提示拟合度高,从拟合图形看,拟合度优良。见表4和图1。
由此,依据拟合结果,则DMF累积接触量与肝损伤累积发病之间的关系为:
式中,y—肝损伤累积发病率;x—累积接触量;R2—拟合度。
根据此拟合关系,不仅可确切地计算出在任意累积接触剂量下发生肝损伤的累积发病率,也可反过来估算出将肝损伤累积发病率控制在任意水平时现场DMF水平应控制的上限值。如当肝损伤累积发病率控制在10%时,估算工人的DMF累积接触量约为42.4 mg/(m3·月),如按接触1个月计算,则现场DMF水平控制在42.4 mg/(m3·月);如按接触2个月计算,则现场DMF水平控制在于42.4/2=21.2 mg/(m3·月)之下,以此类推。
3 讨论
DMF属亲肝性低毒类化学溶剂,主要经呼吸道吸入和皮肤接触进入机体,以肝脏为主要靶器官[1],对肝脏的损伤最为明显,也是最先表现。其对肝脏的损伤虽然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接触浓度和接触时间是2个最主要的指标。我们将接触浓度和接触时间2个指标的乘积即累积接触量作为解毒指标,可大体上估算出工人在一定时间内接触到的DMF的总量。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新员工在DMF接触1周内即会发生肝损伤,在接触1个月内发生肝损伤的作业工人更多,与朱旭[2]报道的DMF岗位员工上岗1周后肝功能异常率为8.43%、上岗后2周肝功能异常率为14.90%、上岗后1月肝功能异常率为18.04%基本一致。故本文中累积接触量中的接触时间以月为单位进行计算,这样既符合现场实际情况,也避免了以接触时间“a”或“d”为单位计算而引起的数据过大或过小的问题,计算过程也比较简单明了。
近年来,DMF研究多集中于尿中甲基甲酰胺(NMF)[3]、血中N-甲基氨甲酰[4]、经皮接触评估[5,6]、肝损伤机制[7]等方面,在DMF接触与肝损伤的剂量-反应关系研究方面只有零星报道[8,9,10],宣志强等[7]从DNA水平研究发现,不同剂量DMF可引起DNA的损伤,并且损伤程度与剂量呈正相关;刘祥铨等[9]从人群肝功能检查水平报道,肝功能异常率与累积接触DMF质量呈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但两研究均未能得出确切的剂量-反应关系。姜荣明等[11]的研究认为,DMF累积接触量与肝损伤两者呈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并应用Kaplan Meier法结合三参数Weibull分布拟合的方法,建立DMF累积接触量与肝损伤的剂量-反应关系曲线。我们认为其建立的Weibull分布拟合模型过于复杂,在现场应用和计算显得不够方便简捷。
本文对员工的累积接触量进行简单的区间划分,计算出各区间的肝损伤累积发病率,应用简单的回归模型进行拟合,结果对数拟合最优,拟合度R2=0.994 8,说明拟合非常优良,建立的对数拟合方程也简单明了。根据此拟合方程显示,DMF累积接触量与肝损伤累积发病率之间呈对数曲线关系,在曲线初始阶段,特别是累积接触量小于200 mg/(m3·月)时,肝损伤累积发病率随DMF累积接触量呈快速上升趋势,之后逐渐趋缓。需要说明的是,在累积接触量小于员工肝损伤最小发病剂量37.6 mg/(m3·月)以及大于600 mg/(m3·月)以上的,在应用此拟合关系方程外推计算时应慎重。本文拟合的DMF累积接触量与肝损伤累积发病率之间的关系方程,可用于生产现场接触DMF作业工人发生肝损伤的预测预报和指导现场生产实践,也可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制定作业规章制度、采取相关防护措施和控制现场接触水平提供依据。
作者声明
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摘要：目的 探索二甲基甲酰胺(DMF)累积接触量与作业工人肝功能损伤的关系。方法 选取6家合成革企业847名工人于2012年3月—2013年9月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资料和历年接触DMF的监测资料,计算作业工人DMF的累积接触量,并统计累积接触量与肝损伤的关系。结果 DMF累积接触量与肝损伤累积发病率存在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两者拟合曲线为y=5.469 8ln(x)-10.496。结论 DMF对合成革工人的肝功能有一定的影响,并存在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提示有关部门应采取相关预防控制措施保护作业工人的健康。
关键词：二甲基甲酰胺,累积接触量,肝功能损伤
参考文献
[1]LUO JC,CHENG TJ,KUO HW,et a1.Abnomaal liver function associated with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dimethytformamide and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polymorphisms[J].Biomarkers,2005,10(6):464-474.
[2]朱旭.二甲基甲酰胺对作业人群的健康影响及体检周期的探讨[D].苏州,苏州大学,2013.
[3]李陆明,王明龙,孙晓楼,等.二甲基甲酰胺作业工人肝肾损害和尿中甲基甲酰胺含量的关系[J].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2004,22(4):270-271.
[4]陈伟国,阮征,潘吉,等.二甲基甲酰胺职业接触者血中N-甲基氨甲酰加合物的测定[J],浙江预防医学,2014,26(4):334-339.
[5]徐承敏,唐红芳,路艳艳,等.人造革厂工人二甲基甲酰胺经皮接触评估研究[J].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2011,29(9):707~709.
[6]刘丹华,唐红芳,徐承敏,等.二甲基甲酰胺作业工人皮肤污染量的研究[J].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2010,28(6):433-435.
[7]王晶,陈钧强,武为,等.二甲基甲酰胺对人肝细胞钙稳态与钙蛋白酶基因表达的影响[J],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2013,31(3):184-188.
[8]宣志强,路艳艳,杨军,等.二甲基甲酰胺致人肝细胞DNA的损伤效应[J].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2008,26(5):291-294.
[9]刘祥铨,张忠,吴长汉等.职业接触二甲基甲酰胺对青年女工肝损害研究[J].中国职业医学,2012,39(2):141-142.
[10]钱亚玲,张幸,杨锦蓉等.二甲基甲酰胺对合成革作业工人健康的影响[J].中国职业医学,2005,23(6):449-450.
反倾销累积评估初探 篇5
1.“累积”
累积评估 (cumulation) 这一概念最早出自美国1968年ITC的一次调查。 (1) 用来应对这样一种情况:国内产业确实被损害了, 但这种损害是由来自多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共同造成的。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应当允许累积评估这些国家的进口产品所造成的损害呢?美国钢铁业的代表在一次国会听证上的比喻很形象:“被一拳打死和被一百拳打死, 结果是同样致命的。” (2)
累积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量, 是把A国的倾销产品和B国的倾销产品加在一起确定损害。前提是:“来自一国以上的进口产品。”所以严格地讲, 只有出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的时候, 才适用累积。
累积评估实际上鼓励国内申请人, 在陈述导致自身损害的根源时, 尽可能多地增加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产品。
2.“交叉累积”
交叉累积评估, 顾名思义, 必须既有交叉又有累积。典型情况是, 把A国的倾销和B国的补贴加在一起确定损害。
3.“双反”
反倾销+反补贴。分两种情况:第一种, A国的巧克力既存在倾销, 又存在补贴。这种情况下, 因为只有一个国家, 所以不涉及严格意义上的“累积”, 也就谈不上“交叉累积”。美国ITC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A国的巧克力进口整体进行损害评估, 就叫“交叉累积评估”。这是不对的, 这里没有累积, 只有交叉。第二种情况, A国的巧克力存在倾销, B国的巧克力存在补贴。这种情况下, 如果分别对A国和B国的巧克力进行损害评估, 就不存在“累积”的问题, 更谈不上“交叉”。反之, 如果在分别确定倾销和补贴幅度后, 把A国和B国的巧克力进口量累积在一起, 评估其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 就是“累积评估”。而且, 因为A、B两国一个倾销一个补贴, 所以只要“累积评估”就必然是把“倾销巧克力”和“补贴巧克力”累积评估。换句话说, 在“双反”的第二种情况下, 除非对对A国和B国的巧克力进口分别进行损害评估, 否则必然是, 也必须要进行“交叉累积评估”。
既然“双反”第一种情况不涉及“累积评估”, 而第二种情况必须进行“交叉累积评估”, 那么“双反案件中如何进行累积评估”这一命题就变成了“双反案件中如何进行交叉累积评估”
二、双反案件中如何进行交叉累积评估?
交叉累积评估是美国首先应用于实践的。美国的1930年关税法案规定, 在确定实质性损害时, ITC必须 (shall) 进行交叉累积评估。在确定实质性损害威胁和日落复审时, ITC可以 (may) 进行交叉累积评估。欧盟的立法对此没有涉及, 实践中也很少见。
AD和SCM没有明文禁止交叉累积评估。有人说交叉违反了GATT Article VI:5, 这种理解是错误。VI:5说的是不能对一个国家的倾销或者出口补贴同时采取反倾销或者反补贴措施。换言之, 不能对一个国家的单一措施进行双重惩罚——“double remedy”。交叉累积评估是把A国的倾销产品和B国的补贴产品加起来评估损害, 然后实施救济。所以VI:5与交叉累积评估无关。
但是交叉累积评估可能与AD 3.54以及SCM 15.55的原则相冲突。AD 3.5说, 不能把倾销以外的其它因素造成的损害归咎于倾销进口产品。SCM15.5说, 不能把补贴以外的其它因素造成的损害归咎于倾销进口产品。而交叉累积评估一方面把补贴 (对于倾销进口产品而言是“其它因素”) 造成的损害归咎于倾销进口产品, 另一方面把倾销 (对于补贴进口产品而言是“其它因素”) 造成的损害归咎于补贴进口产品。在Stee Wire Rod这一调查中, 加拿大就主张SCM 15.5禁止交叉累积评估。ITC反驳的理由是:WTO对这个问题没有裁定!
在实践中, 在双反案件中如何进行交叉累积评估和在单反案件中进行累积评估并没有太大差别。
1. 进行累积评估必须满足的条件
AD3.3和SCM15.3明确允许累积评估。各国的相关立法都出自3.3和15.3, 所以先从这里说起。
在EC-Tube or Pipe Fittings这个案子里, 上诉机构说, 累积评估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
1.倾销幅度 (或者补贴) 不能是微量;
2. 进口量不能是可忽略不计的;
3. 根据进口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以及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 进行累积评估是适当的。
实际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没讲, 就是来自几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同时被调查。我总结为4个词:1.同时, 2.微量, 3.可忽略不计, 4.竞争。下面逐一分析。
A.“同时”
设想, 商务部2009年11月调查美国巧克力, 12月调查欧盟巧克力, 2010年1月调查日本巧克力。这几个调查算是同时吗?可以累积评估吗?我们的反倾销、反补贴条例没有讲。这导致了累积评估的范围的不可预测性。调查日本开始时, 美国不知道自己的巧克力会不会被累积评估。
美国现在的要求是, “同一天”。同一天被提出申请, 或者同一天被自主调查的。换句话说, 如果美国申请人1月7日对欧盟巧克力提出申请, 1月8日对日本巧克力提出申请, 就不能累积评估。美国国会的立法报告说这样要求是为了增强累积评估范围的可预测性。但实际情况是, 美国申请人可以撤回这两份申请, 然后只要在3个月内的同一天重新申请, 就可以获得累积评估。这时ITC是可以在新申请中使用前一次申请形成的记录的。
欧盟只说“同时被调查”, 没有像美国说的那么细。
B.“微量”
各国都是2%。
C.“可忽略不计”
美国:3%, 7% (总进口量的) , 和中国一样。但美国有期限限定, 在调查开始前12个月内, 我们没有规定这么细。在裁定损害“威胁”的时候, 如果认为可能马上会超过3%或7%, 就不能视为可忽略不计。如果被调查的是发展中国家, 则为4%。
欧盟:1%, 3%, 但是是总消费量, 而非进口量。
D.“竞争”
在这个案子里巴西主张, 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产品进行累积评估的前提条件是, 各国的进口量应当同时存在显著增长, 或者同时导致显著的价格效应。专家组驳回了巴西的主张, 说3.3里没有规定满足“竞争”条件所需的任何具体指标。
在确定竞争是否存在时, 我们的《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规定》第16条列举了可以考虑的因素:1.损害的持续性和可能性, 2.可替代, 3.价格, 4.销售渠道, 5.在市场上同时出现, 6.其他竞争条件, 7.其他因素。和美国考虑的因素相比, 我们多列举了3个因素:1.损害的持续性和可能性, 2.其他竞争条件, 3.其他因素。
2. 例外情况
对于不适用累积评估的例外情况, 我们没有规定。美国有。美国商务部负责倾销和补贴幅度调查, ITC负责损害调查。如果美国商务部初裁认定A国的进口产品不存在倾销或补贴, ITC进行累积评估的时候就不能把A国算进去。但是还有例外的例外, 如果在ITC损害调查的最终裁定作出之前, 美国商务部又终裁认定A国存在倾销或补贴, ITC还可以对A国进行累积评估。另一个例外是, 如果对A国的调查已经结束, 就不能对其进行累积评估。这2个例外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两种例外情况下, 要么“微量”或“可忽略不计”不能满足, 要么已经对进口产品采取了惩罚性措施。
3. 是“必须”还是“可以”?
对于反倾销和反补贴中的累积评估, 我们的条例都说的是“可以”。美国说在确定实质性损害时, ITC“必须” (shall) 累积评估。在确定实质性损害威胁和日落复审时, “可以” (may) 累积评估, ITC自主决定。对于实质性阻碍, 没讲。
在进行累积评估之前, 无须单独考察来自任何单独一国的进口产品的数量与价格。
在EC-Tube or Pipe Fittings这个案子里, 上诉机构说, 除了“微量”、“可忽略不计”、“竞争”之外, 没规定其它条件。在进行累积评估之前, 无须单独考察来自单独一国的倾销产品的数量与价格。
4. “复审阶段”
A.复审阶段可以累积评估吗?
可以。美国在日落复审中, ITC可以进行累积评估。在US--OCTG (Argentina) 一案中, 上诉机构说允许累积评估的理由在调查和日落复审阶段都适用, 所以在日落复审中可以累积评估。
B.复审阶段还存在“微量”和“可忽略不计”的要求吗?
在US—Carbon Steel一案中, 专家组说“可忽略不计”这一要求不适用于日落复审。这个案子没有经过上诉机构复审, 而且与后来的US—OCTG (Argentina) 中上诉机构的结论相冲突。
三、“创新的”交叉累积评估
前面说道, “双反”的第一种情况是, A国的巧克力既存在倾销, 又存在补贴。这种情况下, 因为只有一个国家, 所以不涉及严格意义上的“累积”, 也就谈不上“交叉累积”。
但是美国ITC认为, 对“A国巧克力”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损害评估, 而不是先评估倾销的损害, 再评估补贴的损害, 也是“交叉累积评估”。ITC说, 交叉累积评估是指对补贴进口产品和倾销进口产品进行累积评估, 它包括了补贴进口产品实际上就是倾销进口产品的情况。
摘要：在反倾销立法和实践中, 累积评估问题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之一。因为, 对损害及其程度的界定同倾销是完全不同的, 对倾销的界定是以个体为单位的, 而对损害的评价和界定则是以整个产业为对象进行的。这样, 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被调查产品进行累积评估, 往往会导致一些并不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的国家由于累积评估的适用而被定性为存在损害。显然, 这与反倾销措施维护公平贸易的宗旨相违背。因此, 本文根据《WTO反倾销协定》, 厘清累积评估的概念, 辨析其在不同场合的用法。
关键词：累积,累积评估,双反
参考文献
[1].Pig Iron from East Germany, Czechoslovakia, R omania and the U.S.S.R., T.C.Pub.265, Inv.N os.AA1921-52 to-55, at 24-25 (Sept.1968) .
[2].O ptions to Improve the Trade R emedy Laws: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on Trade of the House Comm.on Ways&Means, Part 1, 98th Cong., 1st Sess.203 (1983) .
[3].GATT Article VI:5:“N o product of the territory of any contracting party imported into the territory of any other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be subject to both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to compensate for the same situation of dumping or export subsidization.”
[4].AD 3.5:“The authorities shall also examine any known factors other than the dumped imports which at the same time are injuring the domestic industry, and the injuries caused by these other factors must not be attributed to the dumped imports.”
[5].SCM 15.5:“The authorities shall also examine any known factors other than the subsidized imports which at the same time are injuring the domestic industry, and the injuries caused by these other factors must not be attributed to the subsidized imports.”
累积投票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应对 篇6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会权力范围不断扩张,已经成为公司经营决策的领导核心,董事以及由其选聘的经营人员皆为控股股东利益代言人,如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制度性的被搁浅在法律保护之外。而在一股一权和资本多数决原则下,实现了股东间股权上的平等,却忽视了二者在表决权上的实质不平等,其结果便是公司选举董事会成员时,中小股东很难利用表决权选择出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董事进入董事会①,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几近被控制股东所控制;独立董事制度往往产生“花瓶”董事以及缺乏完善责任机制而致使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偏重事后救济,同时也由于流于形式或不被重视不能够发挥应然作用。
欲要改变这种利益格局,就需要完善公司内部制衡机制,改变董事会中的力量对比,达成一种新的利益平衡。这就要求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体现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股东保护和关照,唯有给予小股东制度救济,增强其表决力,方可真正实现股东平等、实质公平。②累积投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股一权”及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缺陷,有利于现代公司法提倡的实质平等。
二、我国累积投票制度之现实困境
(一)内在性缺陷分析
累积投票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小股东持有的股份或者合并持有的股份达到一定的比例,否则在其持有股份数量过低或者与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过大时,便失去其原有功能和作用,从中得益的很可能是第二、三股东。③如果大股东与其他股东间持股数量差距过大,亦不能实现权力制衡的目的。而目前从我国特殊股权结构来看,一股独大的现象非常严重,累积投票制度根本无法发挥其有效作用,试想一个持股不到3%的小股东,它连提名董事的提案权都没有,还如何与大股东争夺董事席位?即使该股东可以提名董事候选人,但由于其持股甚微,即便用累积投票也无法选举出自己的董事人选。同时董事席位的设置也同样影响甚至决定着其功能是否能够得到发挥。在控股股东占2/3的公司中,其完全可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等诸多方式来控制董事人数,致使累积投票制度形同虚设,故而,控股股东完全可以通过调节董事会中董事席位数量来排除其他股东进入的可能,这不可不谓该制度的一种内在性天然缺陷。
根据上面的分析,该制度在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30%的公司还是能够较好的实现其设计初衷的,这也与国外公司股权高度分散的现实状况相适应。但从我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1 条规定来看,这部分公司并没有予以强制实施。
(二)外部环境困扰
首先,成本较高。股东投资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对于利益的追逐,如果维权成本大于收益,股东就会放弃维权,“用脚投票”。尤其是小股东,其所持股份份额较低,信息不对称,维权的成本甚至要远大于所带来的收益,由此他们往往放弃权利,保持理性冷漠。
其次,费时耗力、工作量大。小股东累积投票行权须一致行动,尽管理论上公开征集投票权增大表决票数,但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群龙无首、耗时费力、工作量大、效率低等诸多问题,造成小股东投资获益减少,甚至影响正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搭便车”反而成为小股东的最佳选择。实际上,鲜有持股5%以下的小股东公开征集投票权的情况④。
最后,小股东投资非理性,只重视短期收益,不关心公司长远经营发展。从我国证券市场来看,纯粹追求个人资本投机获利已成为中小投资者的主要目的⑤。
(三)实施细则和配套制度匮乏
尽管修订的《公司法》第106 条对累积投票制度的定义及其选用作了原则性之规定,在立法上前进一步,但具体操作指引的缺乏使累积投票制在实践中被进一步架空。
首先,由于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比例极低,虽然采取累积投票制的股份公司在实施细则中规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3%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普通董事的人选,但基于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中小股东或是因持股份额过少且分散,很难单独达到3%的要求,或因成本收益的考量而放弃,是故,缺少有关投票权征集等配套制度的保障,讨论其如何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无异于“纸上谈兵”⑥。
其次,大股东或控股股东的合法干扰同样可致使其陷入瘫痪。他们为了完全操纵董事会,必将合法的运用各种方法规避累积投票制或使其不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运用表决权代理行使制度,诸如收购小股东的投票权来扩大胜算,但公司法并未对代理人资格、人数、撤回等事项进行具体规定,从而使这种合法规避行为有机可乘。大股东的否决权同样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累积投票制度的也可能遭到控股股东的排挤和无形影响。
最后,大小股东间的利益博弈与纷争频发,董事会内部不和谐的氛围,也将不利于经营管理决策连贯做出,甚至议而不决。同时累积投票制度存在被滥用的可能,这一系列情形客观上会影响到它的健康运行。
三、我国累积投票制度困境之应对
(一)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和分散化
首先必须进行股权结构改革,将股权结构多元化、分散化,改变“一股独大”现象是维护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根本所在,也是充分发挥累积投票制度的前提。累积投票制度初衷是在董事会中达到权力制衡,维护中小股东利益,而我国大多公司中股权高度集中,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甚至绝对控股等现象是与这一制度的立法理念相左的,这种局面得不到改观,中小股东利益的维护很难得到保障,累积投票制度的实施也就失去现实意义。
制度改革非一日之功,需循序渐进,股权结构改革涉及国有股等诸多问题,要更加慎重,同时累积投票制度的本土化也要结合我国国情,不可盲目,否则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更会损害中小股东的长远利益。
(二)倡导理性投资,提高参与意识
我国实施累积投票制度的法制环境与氛围除了体现在立法方面外,也体现在中小投资者权利意识增强,投资理念转变等方面。我国中小股东投资往往只重现实利益,投机成分较大,不愿意关心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时权利意识不强,行权与维权成本较高,他们往往用脚投票。这种非理性的投资理念,漠视自身权利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是一种对于控股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行为的一种纵容,同时也更加恶化了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制环境与氛围,使得累积投票制度失去现实意义。
只有倡导理性投资理念,关注公司长远发展,积极提高参与公司治理意识,才能更好的发挥累积投票制等小股东利益保护制度的作用,维护好中小股东利益。
(三)制订配套实施细则
1.完善实施前置程序。诸如股东累积投票行使前的各种准备程序,一般包括候选人的提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意向、信息发布、适用条件等。美国加州《公司法》规定“意在行使累积投票权的股东在投票之前将其候选人列入提名名单”⑦。我国公司法应尽快对前置程序加以规定,通过前置程序的完善,中小股东可以掌握累积投票的相关信息,有利于中小股东表决权的集中,同时防止累积投票制度被滥用。
2.确定候选人合理数量。就累积投票制度而言,待选举人名额愈多,小股东选出自己代言人的机会就越大。一般而言,如果控股股东控股比例超过85%,累积投票制度就会失去作用和意义,这就需要确定一个候选人的合理比例或数量来保障该制度的应然效果,而不能够一味增加被选举人数。根据美国学者威廉姆斯和坎贝尔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欲选出特定数额的董事或监事所需的最低股份数:X=(Y×N1)/(N2+1)+1,⑧这个公式说明在合理范围内,拟选出的董事或者监事的人数越多,累积投票制所能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另外,亦可将选举董事、监事合并进行,一起实行累积投票制,这样就能大大提高小股东代言人在董事会或监事会中的席位。⑨基于候选人数量的重要性以及董事、监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这种做法是合适的。
3.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阻碍中小股股东行权的最大障碍便是成本过高,其次是征权过程效率低下,费时费力。因此我们应建立健全网络投票制度、网络征集表决权制度,利用网络科技解决距离遥远,时间冲突,效率低下等问题,大大节省各种行权成本,对中小股东和公司双方来说既追求了效率又兼顾了公平。
可以考虑让公司承担一部分费用并提供一定人力和物力帮助完成征集表决权的活动,因为最终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公司整体的利益。
(四)扩大适用范围
累积投票制度更适合于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股权分散,股东人数较少,流动性较小,加之股东之间力量对比平衡,累积投票制度能够更有效发挥作用。(10)目前我国,不妨采取强制主义原则来推开,让国人在观念上接受这个“外来事物”,待观念形成,再改以许可主义态度,故而建议对大股东持股低于30%的上市公司在推行累积投票制度时也实行强制主义的原则,扩大适用范围,使之更加全面的发挥作用。
摘要：累积投票制度对“资本多数决”和“一股一权”原则进行了矫正,有利于实现股权实质平等,累积投票制度的引入是小股东维护自身利益的制度诉求,也是股东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其具有内在性缺陷,缺乏实施细则,实行中面临现实困境,需逐步改革股权结构,提高小股东参与意识,降低行权成本来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