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使用率（精选9篇）
累积使用率 篇1
2008年12月, 在波兰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十四次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 提出应从“人均累积二氧化碳排放”来看待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问题。这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明确提出使用这一概念。
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在有关长期合作愿景的分组讨论会上表示, 自工业革命以来, 占全球2 5%人口的发达国家占有全球二氧化碳历史累积排放总量的7 5%, 计算人均累积二氧化碳排放是一种公平性的体现。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的趋势, 比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滞后2 0 0多年。由于气候变化的紧迫性, 发展中国家也需要计算历史累积的排放量, 但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累积量, 远远小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人均累积二氧化碳排放”的概念虽然是第一次在气候变化谈判中高调出现, 但在2 0 0 8年7月9日日本北海道洞爷湖举行的经济大国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上,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讲话时已经提到“中国人均排放较低, 人均累积排放更低”。
对于全球共同减排目标, 国际上目前谈论较多的概念叫“紧缩趋同”。
“紧缩趋同”的基本思路是, 选择远期 (如2 1 0 0年)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稳定浓度, 并根据人均原则制定某一目标年 (如2 0 5 0年) 全球统一的人均排放目标。各国从现实排放水平出发, 发达国家逐步降低人均排放量, 而发展中国家逐步提高人均排放量, 至目标年实现全球人均排放的“趋同”。之后各国继续共同减排, 通过“紧缩”在远期年份 (如2 1 0 0年) 实现全球稳定二氧化碳浓度的目标。按照这种思路, 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时段内的碳排放水平不能高出世界人均水平, 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空间。
目前, 发达国家人均累积碳排放量是中国人均累计碳排放量的7倍。中国所提出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趋同, “更充分地考虑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平性。”
累积使用率 篇2
当阳光从天边洒下，穿过若隐若现的云层，照在皮肤上，感受紫外线的温度，暖暖的，温了身，热了心，真好！
春天，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有生机勃勃的嫩芽，成束成束的鲜花，夹杂着泥土气息的微风。当然，还有缕缕灿烂的阳光。
春天的阳光是舒服的，在经历严冬后，感受阳光照射的瞬间，恰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满足。
夏天，是炎热的代言人，可真的只有缺点吗？
那声声蝉鸣的呼唤，不正是在向我们宣告它的执著吗？十几年的黑暗，只为一个夏天的闪亮登场，这难道不是夏的魅力吗？飞蛾扑火，何其惨烈！可它是为了热和光，而蝉也一样，放弃了永恒的安逸，将生命交给了阳光，让阳光来为它洗礼，夏天的阳光，如凤凰涅槃的火焰，令人着迷。
又是一年丰收季，又见果实压枝低。有人叹它的美，有人赞它的情——落叶归根。可我仿佛听见它的心声，是不舍。它在空中飘荡，想要接近阳光，哪怕再次从空中坠落，哪怕跌个粉身碎骨，可那又何妨，它不弃的是追求。
看，老树低下了黄黄的泪珠，是在悔恨它的舍弃，还是嫉恨风的狂妄。叶的离去，是因为风的追逐还是因为树的不挽留。它离去了，是去追求更完美的.人生，哪怕落到地上，只要听到阳光的呼唤，还是会和着风的节奏，在空中，为阳光伴舞。
听着风吹过树叶，发出唰唰的声音，好像是叶的秘密，在说着，阳光，真好！
冬是一个出身悲凉的女孩，它带来的一切，都像是在向世界宣告着它的不幸。那粒粒白雪，像是它哭干了的泪水。呼啸而过的北风，诉说着她心中的不满，摆弄着光秃秃的枝条，似它千疮百孔的心。
忽然，天上出现了一轮红日，把冬的怨气融化，聚成条条溪流，哺育大地，又把北风感化，任凭它肆意的喧嚣着如重生般的喜悦。终于，冬变了。开始默认了阳光的观点，任梅花在寒雪中独占鳌头，原谅了松柏的不卑不亢，开始慢慢变了，变了……
阳光何其伟大，它改变了秋的单调，又原谅了冬的任性。
累积使用率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回顾性调查的方法,选取本市6家生产工艺基本相似的皮革制造企业于2012年3月—2012年8月期间新招录的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合格的新员工共877名作为调查对象,追访时间从工人接触DMF开始至2013年9月底止。
1.2 方法
1.2.1 现场调查
①基本信息的调查:包括员工姓名、性别、工龄、饮酒情况、文化程度、工作岗位、疾病史等情况;②工作岗位的调查:调查每名员工在此期间的工作岗位及工作时间,岗位包含干法配料、湿法配料、干法涂台、湿法涂台、放卷、收卷、检验、后整理、回收等;③现场DMF浓度的监测:监测每个岗位空气中DMF的浓度,每年每岗位至少检测2次,DMF监测按GBZ 159—2004《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和GBZ/T 160.62—2004《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测定酰胺类及其化合物》进行。
1.2.2 累积接触量计算
将每名员工在调查期间从事过的不同岗位的DMF水平乘上此岗位的工作时间作为此岗位的累积接触量,有多个岗位经历的,将多个岗位累积接触量相累加作为总的累积接触量。按以下公式计算DMF累计接触量:
式中:cj—某工作岗位的DMF时间加权浓度(CTWA,mg/m3);tj—某工作岗位的作业时间(月);x—DMF累积接触量mg/(m3·月)。
1.2.3 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健康检查项目按GBZ188—2007《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规定进行。除对新员工进行法定的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外,上岗后还对员工分别进行岗中1、2周,1、3、6、12和18个月各进行1次肝功能全套检查。用肝功能全套全自动生化分析仪(Olympus Au2700,日本,奥林巴斯公司生产)进行检测,其中肝功能主要指标丙氨酶氨基转移酶(ALT)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的正常参考值分别为0~42和0~40U/L。肝损伤的定义:排除因饮酒、服药、长时间加班、夜班以及发热、乙型肝炎等其他引起肝功能异常疾病外,ALT和AST指标中任1项指标高于正常参考值1.5倍者。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剔除因健康检查前几天酗酒、生病(感冒、发热等)、连续加夜班等原因而不符合定义和条件的30名员工,剩余共有847人符合要求,其中男775人,女72人。分别从事配料、刀头、涂台、收卷、后处理、技术员、打料等不同岗位的工作,接触DMF工龄1~18个月,现场DMF水平为11.0~75.2 mg/m3。
2.2 肝损伤发病情况
2.2.1 不同时间接触DMF
发现肝损伤多发生在1~12个月,尤其以初期接触(1~3个月)发病最多。见表1。
注:DMF—二甲基甲酰胺。
2.2.2 不同DMF浓度接触水平
DMF的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PC-TWA)为20 mg/m3,接触DMF浓度低于20 mg/m3的发病人数有25例,高于20 mg/m3的有178例。见表2。
注:DMF—二甲基甲酰胺。
2.2.3 不同累积接触量
按DMF累积接触量计算,工人的累积接触量每月在37.6~676.8 mg/m3之间,其中发生肝损伤的203名工人的累积接触量在37.6~557.2 mg/m3之间。见表3。
注:DMF—二甲基甲酰胺。
2.3 拟合方程
以工人的DMF累积接触量作为接毒指标,肝损伤累积发病率作为效应指标,将累积接触量与累积发病率作散点图,并用对数、乘幂、多项式、直线、指数等多中回归类型进行拟合,结果对数拟合效果最好,拟合度R2=0.994 8,提示拟合度高,从拟合图形看,拟合度优良。见表4和图1。
由此,依据拟合结果,则DMF累积接触量与肝损伤累积发病之间的关系为:
式中,y—肝损伤累积发病率;x—累积接触量;R2—拟合度。
根据此拟合关系,不仅可确切地计算出在任意累积接触剂量下发生肝损伤的累积发病率,也可反过来估算出将肝损伤累积发病率控制在任意水平时现场DMF水平应控制的上限值。如当肝损伤累积发病率控制在10%时,估算工人的DMF累积接触量约为42.4 mg/(m3·月),如按接触1个月计算,则现场DMF水平控制在42.4 mg/(m3·月);如按接触2个月计算,则现场DMF水平控制在于42.4/2=21.2 mg/(m3·月)之下,以此类推。
3 讨论
DMF属亲肝性低毒类化学溶剂,主要经呼吸道吸入和皮肤接触进入机体,以肝脏为主要靶器官[1],对肝脏的损伤最为明显,也是最先表现。其对肝脏的损伤虽然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接触浓度和接触时间是2个最主要的指标。我们将接触浓度和接触时间2个指标的乘积即累积接触量作为解毒指标,可大体上估算出工人在一定时间内接触到的DMF的总量。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新员工在DMF接触1周内即会发生肝损伤,在接触1个月内发生肝损伤的作业工人更多,与朱旭[2]报道的DMF岗位员工上岗1周后肝功能异常率为8.43%、上岗后2周肝功能异常率为14.90%、上岗后1月肝功能异常率为18.04%基本一致。故本文中累积接触量中的接触时间以月为单位进行计算,这样既符合现场实际情况,也避免了以接触时间“a”或“d”为单位计算而引起的数据过大或过小的问题,计算过程也比较简单明了。
近年来,DMF研究多集中于尿中甲基甲酰胺(NMF)[3]、血中N-甲基氨甲酰[4]、经皮接触评估[5,6]、肝损伤机制[7]等方面,在DMF接触与肝损伤的剂量-反应关系研究方面只有零星报道[8,9,10],宣志强等[7]从DNA水平研究发现,不同剂量DMF可引起DNA的损伤,并且损伤程度与剂量呈正相关;刘祥铨等[9]从人群肝功能检查水平报道,肝功能异常率与累积接触DMF质量呈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但两研究均未能得出确切的剂量-反应关系。姜荣明等[11]的研究认为,DMF累积接触量与肝损伤两者呈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并应用Kaplan Meier法结合三参数Weibull分布拟合的方法,建立DMF累积接触量与肝损伤的剂量-反应关系曲线。我们认为其建立的Weibull分布拟合模型过于复杂,在现场应用和计算显得不够方便简捷。
本文对员工的累积接触量进行简单的区间划分,计算出各区间的肝损伤累积发病率,应用简单的回归模型进行拟合,结果对数拟合最优,拟合度R2=0.994 8,说明拟合非常优良,建立的对数拟合方程也简单明了。根据此拟合方程显示,DMF累积接触量与肝损伤累积发病率之间呈对数曲线关系,在曲线初始阶段,特别是累积接触量小于200 mg/(m3·月)时,肝损伤累积发病率随DMF累积接触量呈快速上升趋势,之后逐渐趋缓。需要说明的是,在累积接触量小于员工肝损伤最小发病剂量37.6 mg/(m3·月)以及大于600 mg/(m3·月)以上的,在应用此拟合关系方程外推计算时应慎重。本文拟合的DMF累积接触量与肝损伤累积发病率之间的关系方程,可用于生产现场接触DMF作业工人发生肝损伤的预测预报和指导现场生产实践,也可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制定作业规章制度、采取相关防护措施和控制现场接触水平提供依据。
作者声明
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摘要：目的 探索二甲基甲酰胺(DMF)累积接触量与作业工人肝功能损伤的关系。方法 选取6家合成革企业847名工人于2012年3月—2013年9月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资料和历年接触DMF的监测资料,计算作业工人DMF的累积接触量,并统计累积接触量与肝损伤的关系。结果 DMF累积接触量与肝损伤累积发病率存在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两者拟合曲线为y=5.469 8ln(x)-10.496。结论 DMF对合成革工人的肝功能有一定的影响,并存在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提示有关部门应采取相关预防控制措施保护作业工人的健康。
关键词：二甲基甲酰胺,累积接触量,肝功能损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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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话语累积 篇4
3.真刀真枪提意见、满腔热情帮同志
4.讲“认真”不仅是态度问题，而且是关系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大问题，是关系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大问题，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这股“认真”劲应该体现在干事创业的方方面面，也应该体现在党内生活的方方面面。
5.把成功做法经验化、零星探索系统化，使总结的过程成为认识再提高、措施再完善、工作再推进的过程。
6.抓整改要动真碰硬、攻坚克难，上下协力、加强联动，持续用劲、步步为营，不达目的不罢休。
7.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加以实施
8.长效机制一定要起作用，思想不能疲、劲头不能松、措施不能软。
9.教育和实践是贯彻群众路线的两手，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使党的群众路线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深深扎根，使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成为党员、干部的普遍自觉，使各项事业推进有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
长时间相干累积算法研究 篇5
在双星时差频差无源定位系统中,通过观测主邻星信号间的到达时差和到达频差,实现对地面辐射源的精确定位,具有定位精度高、覆盖区域大和实时性高等优点。针对接收到的主邻星信号间同时存在时差和频差,通常采用互模糊函数在时域和频域进行联合搜索。通过长时间相干累积,当互模糊函数的处理增益足以对抗噪声的影响时,即可检测到有效相关 峰值,进而实现 对时差频 差的联合估计[1,2]。
假定在较短的积分时间内,时差频差取固定值。实际上,由于卫星缓慢运动,使得观测到的到达时差和到达频差同时缓慢变化。在传统的互模糊函数计算过程中,由于未对滑变的时延和频率采取调整措施,使其在积分时间过长时,性能反而下降[3,4]。
本文针对长时间积分条件下的时差频差联合估计问题,分析了到达时差与到达频差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及其对互模糊函数计算的影响,提出一种滑变时差调整和相位补偿算法,实现长时间相干累积。
1 问题描述
以主星信号为 参考,接收到的 主邻星信 号x1( t) 与x2( t) 分别表示为:
式中,s( t) 为主星信号中的有用信号项; a为主邻星接收增益偏差; td为到达时差; fd为到达频差,n1( t) 和n2( t) 为零均值加性高斯平稳白噪声,与信号互相独立。
x1( t) 与x2( t) 之间的二 阶互模糊 函数表示为:
式中,T为积分时间。根据三角不等式和施瓦兹不等式,可以得到:
式( 3) 表明,当对信号x2( t) 的频移f正好能够补偿信号间的频差fd时,2个无频差信号的相关输出在信号间的相对时延为td处取得最大。
离散型的二阶互模糊函数表示为:
式中,x1和x2为解析信号形式; N为总的数据长度;τ为以采样间隔Ts为单位的时延; k /N为归一化频率值。A( τ,k) 取得峰值时的τ和k ,分别表示到达时差及到达频差估计值。
式( 4) 的实现方法有3种: 快速傅里叶变换法、互相关法和直接累加求和法。通常采用快速傅里叶变换法计算二阶互模糊函数,表示为:
式( 5) 分别计算不同时延下的频谱,得到二维搜索结果。如果在积分时间内,时差的变化量不超过一个时延搜索单元,频差的变化量不超过一个频率分辨单元,则相关能量集中在一个二维搜索单元上。增加积分时间是提高微弱信号检测能力和参数测量精度的一种常用措施,随着积分时间的增加,时差滑过相邻的几个时延搜索单元,频差滑过相邻的几个频率分辨单元,导致相关能量分散在多个二维搜索单元上。此时,有用信号的相关能量保持不变,而随积分时间线性增加的噪声相关能量,反而降低了相关输出信噪比[5]。
2 算法原理
在典型的双星信号环境下,到达时差和到达频差可以分解为初值与一阶分量的组合,二阶及二阶以上的分量可以忽略[6]。
式中,td0和fd0分别表示时差和频差的初值; kt和kf分别表示时差变化率和频差变化率,根据时差变化率可以计算出时延调整的间隔数为: NT= [1/kt],[·]表示取整。
相对于固定的时延来说,时延滑动调整引起相位跳变,时延每滑动一个采样间隔Ts引起的相位跳变量为: ±ej2pfcTs,其中fc表示信号载频; “+ ”表示时延调整斜率为正; “- ”表示时延调整斜率为负。在计算互模糊函数时,需要抵消这种相位跳变,修正后的互模糊函数表示为:
在式( 7) 的实现过程中,需要对载频fc进行估计。在时差变化率参数kt未知的条件下,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搜索,获得kt的估计值[7]。
3 仿真分析
仿真条件设置: 选择信号带宽为1 MHz,采样率为4 Msps,调制样式为QPSK,主星信噪比为10 d B,邻星信噪比为 - 30 d B,积分时间为16 s。如果不考虑时延滑变,相关输出信噪比的理论值为44. 64d B。假定在积分时间内,时差变化率为0. 5μs / s,由此计算出时延发生滑变速率为每秒2个采样点。在完整的积分时间内,时延随观测时间的滑变曲线如图1所示,总的时延滑变量为32个采样点[8]。
首先根据式( 5) 直接计算不同时延下的频谱,得到二维搜索结果,搜索出最大峰值对应的时延值,并提取该时延值所对应的频差切片,如图2所示,其中频差谱线的输出信噪比为30. 18 d B,该值比理论值偏低44. 64 - 30. 18 = 14. 46 d B。
其次,根据式( 7) 在计算不同时延下的频谱过程中,对时延进行滑动调整,调整间隔为2 M采样点,并对跳变的相位进行补偿后,得到二维搜索结果,此时搜索出最大峰值对应的时延值,并提取该时延值所对应的频差切片,如图3所示,其中频差谱线的输出信噪比为44. 21 d B,该值与理论值的偏差为44. 64 - 44. 21 = 0. 43 dB。
在图1中时延滑变量为32个采样点,引起相关值衰减的理论值为10·log10( 32) = 15 dB。通过对比图2和图3可以看出,经过时延滑动调整和相位补偿后,互模糊函数的相关输出信噪比实际改善了44. 21 - 30. 18 = 14. 03 dB,该值与理论值的偏差仅为0. 97 d B。由此可以看出,经过时延调整与相位补偿处理后,在整个积分时间内,主邻星信号在时域上始终是对齐的,且没有发生相位跳变,从而实现了整个积分时间内的相干累积[9,10]。
4 结束语
常规互模糊函数采用的是固定时延下的频谱计算方法,仅适用于积分时间内时延无变化的情况,这就限制它在时差快速变化或者长积分时间下的应用。新算法针对到达时差和到达频差随时间的线性变化规律,综合采取时延滑动调整和相位补偿措施,实现了整个积分时间内的相干累积。新算法在处理时变的时差频差测量问题时具有更优的性能,在微弱信号检测以及时变参数测量等领域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摘要：依据现有双星时差频差无源定位体制的原理和特征,针对长时间积分条件下的时差频差联合估计问题,分析了到达时差与到达频差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及其对互模糊函数计算的影响。综合采取滑动时延调整和相位补偿措施,跟踪时差的线性变化,并抵消时延滑动引起的相位跳变,实现长时间积分下的相干累积。提供了详细的理论依据和仿真结果,说明了改进后的算法在提高互模糊函数的相关输出信噪比,增强微弱信号检测能力的优势。
农民负面政治心理累积的风险提示 篇6
在我国,随着科技、信息、通讯、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之相适应,人们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也处于剧烈变动中,当然广大的农村也不例外。农村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在给农民带来政治民主和生活实惠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业已存在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其中滋生于新的经济关系之上的现代政治心理与传统形态的政治心理相互作用,矛盾共生,使政治心理发展处于剧烈的变革演变中。
当前,随着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政治心理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负面与积极相互作用以及对同一政治系统面异的情感。具体讲,农民政治心理中积极的成分主要表现为:具有一定的自由平等观念和主体意识;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思想和法制观念;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和改变生活状态的强烈欲望;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的萌动和冲动,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付出行动;对于执政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治系统的高层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信任感等。所有的一切都表明,现代社会的进步在农民政治心理和行为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毋庸讳言的是,在农民那里,一些落后甚至腐朽的,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价值取向也有不同程度的滋生和蔓延,其负面效应不可小觑,如不加治理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禁止,会导致众多不利于社会发展和政局稳定的消极后果,其风险略显端倪。
1、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政治心理膨胀,有弱化乃至离散乡村共同体的风险。
我国农民生活其中的乡村多数为自然发展的村落,是地缘和血缘二者结合的产物。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儒家政治文化和宗族观念已成为乡村文化中的一个根基,是人们处理各种关系矛盾的重要行为规则,人们通过血缘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以及公德伦理、公序良俗、权利义务规范等构筑了基本的乡村政治和谐,乡村或村落因此成为一个具有较高价值认同、情感归属和道德内聚的共同体。
建国后,虽然先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波及农村,后又有人民公社运动打破原有的乡村共同体政治上的相对宁静,但是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风尚与农村一直沿袭的传统美德文化并不存在冲突。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的平等、互助、公平正义、奉献、利人和集体主义思想为其增加了新的内涵,不仅强化了村民原有的尚德保善、仁厚贤良、节俭淳朴等美德,而且深化了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爱集体等政治情感和观念。因此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村民自觉奉守自然形成的道德习惯和乡规民约,对家庭、家族、朋友和共同体履行着源于良心的道德义务,在处理各种矛盾时表现出内心宽广、仁义大度、退让吃亏的淳朴民风。村民们晨夕守望、无论大事小情只要一声招呼大家都能伸手相助,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人情味将村民凝聚在一起,稳定祥和。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合理的家庭和个人利益得到社会肯定的同时,受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传统的义利观在一定程度上被挑战、被打破。如其中有些村民为了抢占致富先机、满足强烈的私欲,率先打破了由公共道德和公共义务编织的乡村秩序。更有甚者不加约束式释放,任其私欲横流,唯利是图,践踏公平和正义,挑战乡村共同体得以维系的道德伦理底线。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制度的不完善和我们初期治理力度的不达,致使一些违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放纵,一些犯罪行为逃脱制裁,腐败社会风气在农村开始蔓延。发展到今日,各类性质的矛盾和问题在农村累积,主要表现为:有些村民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投机钻营、贪吃多占、损人利己、践踏公平,恶化宗族矛盾和邻里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缺乏互信互爱互助互扶,在婚姻、抚养教育、赡养、遗产继承等问题上偏重个人权利而推卸家庭义务致使家庭成员关系紧张;更有甚者,缺失勤劳致富的价值观念,憧憬一夜暴富的发财之梦,从事卖淫嫖娼、赌博、贩毒、抢劫、拐卖妇女儿童、制假贩假等活动,组织黑社会性质团伙横行乡里,严重威胁社会治安稳定。
乡村共同体在提供情感依托、经济支持、物质帮助、社会安全等方面曾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家庭、情感、信念、精神的归属地,成为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而目前乡村共同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德被弱化、被离散的危机。在有些地方,青壮年多数外出打工,乡村中留守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乡村的公共事务无人问津、留守儿童的教育不知可否,养老问题、治病难问题等更是困扰着本应颐养天年的老年人,社会治安也令人担忧,乡村共同体的互助和聚合力功能业已弱化或丧失。
2、政治冷漠与政治过激两极并存,将增加农村社会动荡风险。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农民对于政治革命的广泛参与给予了无产阶级莫大的支持,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同盟军和推动力。建国后,农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一如既往的支持,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并与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因此,无论过去和将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创造者和建设者,中国农民政治热情的高涨和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使农村的政治面貌大为改善,农民直接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领域广为扩大,其内容和形式也在更新换代,改革前的参与更多的是运动式和动员式参与,在一定程度是一种缺乏主观意志决定的被动式参与,而现在的参与很大程度是出于主观意志和自身利益的能动性参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主程度的提高。
然而十多年的政治实践显示,农民政治参与的水平、程度和政治参与的效能均不够理想。这一方面表现为在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过程中,有很多村民被排斥在基层政治民主之外。调查中①有的村民谈到所在村不能实现定期的村委会选举,还有一定比例的人在近三年内从未参与过村里重大事项的决策活动。现实生活中,由于群众的建议和意见得不到重视,人们缺乏参与的热情和动力(约40.7%的被调查者缺乏对村级事务的参与热情),甚至于对许多需要村民参与的政治活动采取了消极对抗的行为,如对选举的冷淡和漠不关心,有的村民动员也不参与,反映出极端的反感情绪。另一方面,基于各种原因形成的村民对村级事务管理的冷淡态度,又为不守法的村官提供了专权和腐败的契机。有的村官在管理村务过程中,大权独揽,厚己薄人,排斥异己,主事显失公平,也有的贪污受贿、损公肥私、挪用公款、克扣土地赔偿款等,村民对此怨气很大却无计可施。当长期压抑的怨气一旦遇到发泄的机会时,言辞激烈和行为冲突将随之发生,曾经出现的群体上访和围攻国家政权机关的行为就是一种政治发泄的反映。
关于农民政治冷淡的消极作用,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谈到了,“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②但是政治冷淡只是其政治心理中的一面,农民不是对所有不公的行为都具有极好的忍度,他们对于损害自身利益的行为是愤然而起的,群体上访、重复上访和越级上访成为他们捍卫自身权益的首要选择。
乡村共同体是农民赖以依存的物质和精神的依托,它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是一个社会某个侧面的真实反映。当这种共同体失去了应有的依托、归属和安全功能后,某些农民将生活的不满情绪从其生活的物理空间扩延到社会,无所顾忌和缺乏自律的行为会在社会中上演,如仇富的反社会心理、极端的个人报复心理、制造抢劫杀人等社会大案的畸形酣畅心理、为了一夜暴富而置社会公理于不顾的唯利至上心理等,极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贪图享乐主义蔓延,所有这些如不加以有效引导和治理,都会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宁,也会加剧社会的动荡。
3、政治心理闭锁,自我防御加强,加大个人市场风险和社会诚信崩溃风险。
近些年,针对农村市场和农民的欺诈案件犯罪增多,农村社会和谐出现了一些新的障碍。经受了初期的伪劣生产资料欺诈、假钱购物、债务信任欺骗、合作伙伴骗钱、婚姻诈骗、亲戚朋友间的赖账不还等一系列的挫折蒙骗后,农民心中原有的善良、厚德、助人美德等在一定程度上被偷食,甚至有些人将亲情也视为骗取钱财的砝码,农村社会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现代社会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深入,不仅需要自由、平等、竞争,更需要团结与合作,只有合作才可以借力使力、优势共享、风险共担,减少市场风险给个人造成更大的伤害,从而实现竞争双赢。然而农村市场的现状和社会诚信危机,减弱了农民之间合作的可能性,政治心理闭锁,不愿以开放的心态寻求合作伙伴,市场投资经营私人化,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明显降低。近些年,不断出现的农产品价格变动对个体农民的冲击非常大,几年经营成果付之一旦的事情并不鲜见。
4、政治心理激变,政治行为情绪化,会增加农民群体政治行为失范的风险。
我国现代社会处于急剧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处在急剧分化过程中,人们的经济地位随着市场经济潮起潮落,难于把握。农村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亦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由于土地使用中的征与不征、征多征少以及征用和征收中的土地赔偿标准各异,造成了乡民之间经济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乡民社会平衡被打破,政治心理起伏激烈,其行为也具有了情绪化、激情化和冲动化的特征。如,一旦土地赔偿标准与心理预期相差过大或一旦得知村委会和地方政府在土地赔偿问题上存在克扣现象,就会引发群体性冲突。
当前,由于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不仅如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按劳分配外的其他分配方式对人们经济收入的影响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较强而土地又属于集体所有,因此在缺少信息、技术、资金、管理经验和各种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农民就被抛进了经济大潮之中,农村的经济体制率先改革,虽然某些村民先富裕了起来,但更多的农民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后期的发展中受小生产势力影响而丧失更大更广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农民的生活状态出现停滞,城乡差距拉大。再者,农民工无论从事的工种还是工资待遇、劳动安全保护等都不高,即便如此,针对农民工的克扣工资、拖欠工资现象仍很严重。不是主动介入而是被抛进市场大潮中的人们起起落落,缺乏应有的安全感和安乐感。农民对自身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普遍看低,不同程度的对社会存有不满情绪,自我政治防御心理较强,非理性的政治行为不断被内心强化。
农民对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认识较多受其经济地位、生活阅历、政治经历和主观政治心理因素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并不看好的社会地位,使其政治心理变化始终处于剧烈震荡之中,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如官商勾结、官员腐败、权钱交易、生活奢糜等对农民的感官刺激是强烈的。一般情况下,虽然他们也能理性地认为,某种政治行为,特别是政治暴力冲突行为是不可取的,但由于受到环境诱因的影响,出于原始的本能的政治激愤却去做了,各地不断出现的由信访引发的暴力冲突案件就是一个例证。如果农民群体的政治心理始终处于激愤、不满和情绪化状态的话,群体性政治行为失范的风险将始终存在。
摘要：我国农村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在给农民带来政治民主和生活实惠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业已存在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其中滋生于新的经济关系之上的现代政治心理与传统形态的政治心理相互作用,矛盾共生,使政治心理发展处于深刻的变化中。积极的政治心理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但各类消极政治心理的存在和不断累积,已对社会进步构成阻碍,极易诱发各类不利稳定的风险因素,社会应高度重视并早作预防。
关键词：政治心理激变,政治心理闭锁,政治行为失范
参考文献
[1]王惠岩:《政治学原理》(第二版) [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版。
[2]李祖平:“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工程菌累积番茄红素条件的优化 篇7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大肠杆菌基因工程菌, 含欧文氏菌的crtE、crtB、crtI三个基因, 能合成番茄红素, 由本实验室保存。
1.2 方法
1.2.1 不同IPTG诱导时间对番茄红素积累的影响
当菌液OD600=0.6时, 向菌液中加入IPTG使其终浓度为0.5mmol, 记录时间, 分别诱导1.25、2.25、3.75、4.25h, 顺时取出, 然后3000r/min离心15min收集菌体, 加入2mL 4M HCl, 破壁20min, 直接加入4mL丙酮, 40℃暗处侵提30min, 4000r/min离心15min, 上清4℃暗处保存, 沉淀用丙酮再抽提两次, 合并三次上清, 加入1mL三氯甲烷, 3000r/min离心8min, 弃上清, 测下层液的OD值 (对照组不加ITPG, 分别在456nm、472nm、483nm波长下测定) 。
1.2.2 不同浓度IPTG对工程菌积累番茄红素的影响
当菌液OD600=0.6时, 向菌液中加入IPTG使其终浓度分别为0.2mmol、0.5mmol、0.8mmol、1.0mmol、2.0mmol, 诱导3.75h, 同时取出, 然后3000r/min离心15min收集菌体, 加入2mL 4M HCl, 破壁20min, 直接加入4mL丙酮, 40℃暗处侵提30min, 4000r/min离心15min, 上清4℃暗处保存, 沉淀用丙酮再抽提两次, 合并三次上清, 加入1mL三氯甲烷, 3000r/min离心8min, 弃上清, 测下层液的OD值 (对照组不加ITPG, 分别在456nm、472nm、483nm波长下测定) 。
1.2.3 不同菌液OD值下对工程菌积累番茄红素的影响
当菌液OD600分别为0.4、0.6、0.8、1.0、1.2时, 向菌液中加入IPTG使其终浓度为0.5mmol, 诱导3.75h, 取出菌液, 然后3000r/min离心15min收集菌体, 加入2mL 4M HCl, 破壁20min, 直接加入4mL丙酮, 40℃暗处侵提30min, 4000r/min离心15min, 上清4℃暗处保存, 沉淀用丙酮再抽提两次, 合并三次上清, 加入1mL三氯甲烷, 3000r/min离心8min, 弃上清, 测下层液的OD值 (对照组不加ITPG, 分别在456nm、472nm、483nm波长下测定) 。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IPTG诱导时间下对工程菌积累番茄红素的影响
固定IPTG的浓度为0.5mmol, 使工程菌在不同的诱导时间下积累番茄红素, 试验结果见表1和图1。
由表1和图1可以看出:随着诱导时间的增加, 番茄红素的积累量 (OD值) 逐渐增加, 当诱导4.25h时, 番茄红素积累量开始降低, 也就是说诱导3.75h时, OD值最大, 即此时番茄红素的积累量最高, 这可能由于随着诱导时间的增加, 细菌密度增大, 生活活力降低, 甚至死亡, 致使番茄红素不能合成进而大量积累。因此, IPTG诱导3.75h最有利于番茄红素的积累。
2.2 不同浓度IPTG对工程菌积累番茄红素的影响
当菌液OD600=0.6时, 向菌液中加入IPTG, 诱导3.75h, 同时取出, 然后离心收集菌体, 测OD值, 试验结果见表2和图2。
由表2和图2可以看出:随着IPTG浓度的的增加, 番茄红素的积累量 (OD值) 逐渐增加, 当其浓度为0.8mmol时, 番茄红素积累量达最大, 随后开始降低。这是因为低浓度IPTG诱导并促进番茄红素的大量、高效积累, 而高浓度的IPTG对细胞具有一定的毒害作用, 可能致使工程菌死亡, 无法大量表达目的产物。故当IPTG浓度为0.8mmol时, 工程菌所积累的番茄红素量最多。
2.3 不同菌液OD值对工程菌积累番茄红素的影响
当菌液OD600分别为一定值时, 向菌液中加入IPTG使其终浓度为0.5mmol, 诱导3.75h, 取出菌液, 离心收集菌体, 抽提番茄红素, 用分光光度计对以上样品进行吸光值测定, 试验结果见表3和图3。
表3和图3可以显示出:随着菌液OD值的增加, 番茄红素的积累量 (OD值) 逐渐增加, 当菌液OD值为0.8时, 所得番茄红素提取液OD值最大, 即此时番茄红素积累量达最大, 随后开始降低。当菌液OD值为0.8时, 所得氯仿抽提液的OD值达最大, 即此时工程菌的β-胡萝卜素积累量达最大。这可能由于菌液OD值较低时, 工程菌可能正处于迟缓期, 此时加入IPTG, 结果导致菌体的生长繁殖大受影响;而菌液OD值较高时, 工程菌处于稳定期或衰亡期, 有害代谢产物积聚, 细菌繁殖开始慢, 死亡数增加, 不利于番茄红素积累。这表明若在菌体未渡过迟滞阶段就进行诱导, 则由于大量能源物质被用于外源基因的表达, 导致菌体合成自身细胞生长所需活性酶的过程被干扰或延缓, 从而整体生长受到影响;而在菌体渡过迟滞期后再加入IPTG进行诱导, 则可以在不影响菌体生长的情况下启动外源基因的表达;但是菌体进入稳定期后再加入IPTG进行诱导, 无法使目的产物积累。所以菌液OD值为0.8时, 最适合诱导工程菌番茄红素的积累。
3 小结与讨论
通过以上试验, 得出用大肠杆菌做工程菌积累番茄红素的最佳条件是:诱导时间3.75h、IPTG用量为0.8mmol、菌液OD值为0.8。
本试验主要完成了以下的试验工作: (1) 固定诱导剂IPTG的量, 改变诱导时间, 来测定所得溶液的OD值, 来判断积累的番茄红素的量的多少, 从而得出最佳诱导时间; (2) 在第一实验的基础上, 固定诱导时间为最佳诱导时间, 然后改变诱导剂IPTG的使用量, 来测定所得溶液的OD值, 来判断积累的番茄红素的量的多少, 从而得出最佳诱导剂的量; (3) 在使用最佳诱导量和诱导时间的条件下, 控制菌液OD值的变化, 来得出最佳的菌液OD值为0.8。然而如果要详细研究积累条件, 我们还可以从培养基、培养温度、诱导温度等方面进行研究。例如:我们可以改变培养基的成分, 在LB培养基中加入可溶性淀粉、Mg2+、Fe3+可能会提高对番茄红素的合成。同样, 我们可以调节培养温度和培养时间, 也许也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很大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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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连富, 丁霄霖.不同条件下存放时番茄皮中番茄红素降解动力学[J].食品与机械, 2000, (3) :12-13
[3]蔡俊.啤酒废酵母细胞壁破壁研究[J].酿酒, 2001, 28 (1) :101-105
累积使用率 篇8
1 水稻氮高效基因型的筛选
作物对氮的吸收和利用是农业生态系统中氮循环的两个重要过程。充分挖掘作物吸收、利用氮的遗传潜力, 从而在一定的氮肥投入下获得较高的产量, 并减少氮在土壤中的残留, 是提高氮肥利用率的重要途径之一。遗传改良的先决条件是了解控制作物高效吸收、利用氮素的关键生理过程。大量研究表明, 水稻对氮的吸收、利用方面存在显著的基因型差异。在氮吸收方面, 氮高效的水稻品种吸氮较多是由于具有较大的根系。在水稻生产中根系形态参数可能是决定其是否高效吸收和利用氮营养的决定性因素;在水稻氮效率育种方面, 我国水稻氮营养高效种质资源的收集、筛选和鉴定工作和氮效率的生理生化基础研究和氮高效的遗传工作做得很少。但是氮高效品种的选育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如果在选择产量的同时加上一些与产量密切相关的次级性状, 则可以大大增加选择效率。因此, 从我国可持续农业角度出发, 挖掘水稻氮高效的种质资源, 进一步研究氮效率的生理系列化基础, 并通过遗传改良培育氮高效品种已成为当务之急。
将氮素利用效率定义为籽粒产量与土壤供氮水平之比, 且将氮素利用效率分解为吸收效率和生理利用效率, 氮素吸收效率是作物成熟期地上部植株含氮总量与土壤供氮水平之比, 氮素生理利用效率是作物籽粒产量与成熟期地上部植株含氮总量之比, 故氮素利用效率等于吸收效率与生理利用效率的乘积。当介质供氮量 (包括土壤有效氮和肥料氮量) 比较难以计算时, 在相同试验条件下氮素利用效率可相对地表征为同一供氮水平下的水稻产量;而通过作物产量与土壤供氮水平之比计算出的氮素利用效率的绝对值可用来比较不同供氮水平下的不同水稻品种的氮素利用效率, 同时也可估算水稻基因型和供氮水平之间的相互作用。氮素吸收效率的情况也如此。
氮素利用效率的定义和类型的划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许多研究者对多个作物品种进行了研究。由于作物对氮肥的反应不同, 那么可能出现作物在不同的供氮水平时出现氮素利用效率不一致的现象, 容易造成混淆, 因此在评价作物的氮素利用效率时应同时考虑静态和动态两个指标。静态指标是指介质供氮量较低时作物的氮素利用效率或产量;动态指标是指介质供氮量增加时作物的氟素利用效率或产量。两个指标包含了在动态的供氮水平下作物生物量或产量的变化情况, 这样氮素利用效率的概念才比较完整和科学。
2 水稻一生的氮素需求特征
研究表明, 我国主要产稻区每公顷产7500kg稻谷 (谷草比为1:1) 需要氮112.5-187.5kg。同其他作物一样, 氮素过多或不足均会给水稻生长发育带来不利影响。同时, 水稻对氮肥的两个最大效应期是分蕖期和幼穗分化期。稻体一生的含氮量以苗期最高, 移栽期暂时下降, 以后迅速上升, 分类时又渐趋下降, 尤其是幼穗形成后下降急剧。不同基因型水稻对氮素吸收、利用的能力差异较大。
从表1看出3个氮高效基因型水稻从分蕖期到拔节期的氮素累积占总氮积累的比例最大, 大约占到总吸氮量的35%, 以后随着生育期的推进氮素积累量的比例逐渐降低。
综上所述, 在本试验条件下, 水稻齐穗后的氮素积累量占总氮积累量的1%-37%。这表明水稻齐穗期后从土壤中吸收的氮素只占水稻全生育期的很小一部分,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水稻根系活力下降的缘故。不同氮效率的水稻品种齐穗后的氮素积累量差异明显。
3 水稻植株体内的氮素再利用
在生育后期, 水稻根系活力下降, 水稻的养分吸收能力也随之下降。另外, 进入齐穗后叶片已完成生长发育, 但其仍然保留着库的本质属性。当稻穗氮需求量大于植株吸氮量时, 叶片内部蛋白质降解酶活力提高, 表现出叶片对外输出氮素;而当稻穗氮需求量小于植株吸氮量时, 叶片内部蛋白质合成重新旺盛, 叶片接受氮素, 表现出强劲的生长特征。
水稻对氮素的高效利用最终体现在水稻老叶向新叶和营养器官向生殖器官 (水稻籽粒) 转移氮素的效率。在籽粒形成的前两周由于籽粒中储存蛋白的合成极快, 因此对氮的需求非常大。水稻灌浆期根部吸收的氮素并不多, 仅占0%-30%, 其他就靠水稻茎叶等营养器官的氮素转移, 其中64%的氮来自于叶片, 16%的氮来自于叶鞘, 20%来源于茎秆。就水稻籽粒而言, 叶中可迁移态氮的作用非常大, 水稻抽穗后既要保持倒一、倒二和倒三叶的光合作用持续长, 又要尽快调动下层叶片中的氮素使之向籽粒转移更快和更完全。水稻齐穗后氮素转运量占齐穗期前氮积累量的19%-51%,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 水稻的产量和氮素生理利用效率与齐穗后的氮素转运量有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施肥增加了水稻齐穗后的氮素转运量, 从理论上也能增加水稻产量和氮素利用率。然而施用氮肥实际上降低了氮素生理利用效率。氮肥和氮素生理利用效率理论和实际相矛盾的原因可能在于水稻植株吸收氮素的动力学特征。这就意味着水稻吸收氮肥是以极快的速度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这容易导致水稻齐穗期已经吸收了大量的氮素。于是齐穗后大量碳水化合物的积累和氮素的转运就显得非常重要。当水稻齐穗后干物质的积累和氮素的大量转运不能弥补齐穗期大量氮的积累时, 氮素生理利用效率就不可避免地下降了。
摘要：水稻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和氮肥用量最多的粮食作物之一。本文对水稻氮素吸收累积特征与氮素利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水稻氮素,吸收利用,累计特征
参考文献
[1]殷晓燕, 徐阳春, 沈其荣.直播旱作和水作水稻的氮素吸收利用特征研究[J].土壤学报, 2004 (6) .
[2]路兴花.旱作水稻水氮利用特征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 2006.
基于高阶累积量的地震子波提取 篇9
关键词：子波提取,非最小相位,高阶累积量
在信号处理中,经常遇到非高斯、非线性、非最小相位等问题[1]。由于通常使用的二阶统计矩不包含相位信息,而对非线性系统而言,即使输入是高斯信号,其输出却为非高斯信号,可见非高斯信号是更普遍的信号。因此,对于非最小相位系统的辨识毫无办法。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我们提出了利用高阶累积量进行子波估计[2]。考虑到计算的复杂性,在实际中主要用到三阶和四阶累积量、双谱及三谱,对于某些具有对称分布的随机分布而言,其三阶累积量为零,本文利用了四阶累积量及三谱。
1理论基础
高阶累积量的特征[3]:
(1) 若干个相互统计独立的随机过程的累积量等于各随机过程的累积量之和。故地震褶积模型的高阶累积量可以分解为地震子波与反射系数褶积后的累积量与噪声累积量之和。
(2) 高斯随机变量的高阶累积量等于零,即理论上,高阶累积量可以完全抑制高斯噪声的影响。故地震褶积模型的高阶累积量即为子波与反射系数褶积的累积量。
(3) 反射系数的高阶累积量为多维冲击函数,便于我们在地震褶积模型中建立反射系数序列与地震子波之间的关系。
(4) 累积量问题的解具有唯一性,因此利用高阶累积量方法可以确定唯一的地震子波。
高阶谱的性质[4]:
(1) 高阶谱一般为多维复函数,即它们具有幅度和相位,这是与功率谱明显不同的一点。
(2) 对于线性系统,高阶谱的输入与输出即为功率谱的输入与输出的直接扩展。
2三谱在地震子波估计中的应用[5,6]
将地震记录系统视为单输入单输出线性时不变系统[6],系统的频率响应为
c4,x(τ1,τ2,τ3)=c4,w(τ1,τ2,τ3)c4,r(τ1,τ2,τ3) (1)
实际记录信号中含噪声v(n),若有效信号x(n)与v(n)相互统计独立,并且考虑到任何高斯噪声的高阶累积量恒为零,可得观测过程y(n)=x(n)+v(n)的累积量为:
c4,y(τ1,τ2,τ3)=c4,w(τ1,τ2,τ3)c4,r(τ1,τ2,τ3) (2)
若r(n)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非高斯序列,即c4,r(τ1,τ2,τ3)=γ4,rδ(τ1,τ2,τ3),其中γ4,r为反射系数序列r(n)的四阶累积量,δ(τ1,τ2,τ3)为多维脉冲函数,则有
式(3)中c4,r=c4,r(0,0,0)。
由理论基础可知系统输出的三谱为
Ty(ῶ1,ῶ2,ῶ3)=γ4,rW(ῶ1)W(ῶ2)W(ῶ3)×
W(ῶ1+ῶ2+ῶ3) (4)
若记系统的传递函数为
Ψy(ῶ1,ῶ2,ῶ3)=φ(ῶ1)+φ(ῶ2)+φ(ῶ3)-φ(ῶ1+ῶ2+ῶ3) (5)
再基于最小平方的递归算法进行相位展开并求得子波的相位谱,再结合利用双谱求得的振幅谱,就可以利用傅里叶反变换求得时间域的地震子波。
3实际应用
对于实际地震数据的处理不同于模拟记录,由于地震子波的频率与地层深度有关,一般来说,深层子波的频率较浅层低,因此在做子波估计时,如果是记录延续时间过长,就需要将记录分为多个时窗进行估计,时窗大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另外,我们可以认为相邻的数道记录间子波是相同或相近的,可以对相邻道估计的子波进行叠加,得到最优估计子波[7]。
参考文献
[1]何海平,计时鸣,张利.基于高阶统计量的信号分析与处理.Mechanical&Electrical Engineering Magazine,2003;20(5):85—86
[2]马斌,萧蕴诗.利用高阶统计方法提取地震子波的研究.机电工程,2009;26(2):91—94
[3]张贤达.时间序列分析—高阶统计量方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20—24
[4]吴嗣亮.高阶统计量信号处理方法.http://wenku.baidu.com/view/158ae2ebe009581b6bd9ebca.html.2011
[5]杨培杰,印兴耀.地震子波提取方法综述.石油地球物理勘探,2008;43(1):123—128
[6]曹艳玲,王修田.一种地震子波提取的高阶累积量方法.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8;38(3):461—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