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权威性（精选8篇）
新闻的权威性 篇1
1 准确宣传上级政策,及时反映群众呼声
1.1 当好油田的“喉舌”
当好油田的“喉舌”是油田电视新闻的基本定位,基本要求是全面、准确地宣传上级有关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直接宣传,即播出油田党委、油田公司的决定、文件、公告等。凡要公开宣传的都要及时播出,不打折扣。二是间接宣传,即通过新闻、专题、评论等节目宣传油田的重大决策、现行政策和中心工作。三是宣传有关政策要准确、全面,不要主观、片面;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闻风而动、倾盆大雨。电视新闻要树立权威性,最关紧要的是宣传政策要准确、全面,具体生动,不要忽左忽右,朝令夕改。
1.2 广泛反映广大职工的呼声
油田电视是油田党政组织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所以应成为各行各业对话的阵地。这种对话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包括领导同群众对话、群众同领导对话、群众同群众对话等。如:针对工作中存的一些问题,有针对性地组织领导、技术人员、岗位人员召开座谈会,各抒己见,以达共识。
2 做好要闻报道,确保大事必报
对一个权威性的新闻机构来说,如果不能报道所发生的要闻,其权威性就无法保证。新闻机构要确保对所有要闻进行汇总报道,让观众只看电视就了解油田的发展形势、职工、家属文化等,具体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2.1 壮大新闻队伍,提升新闻记者战斗力
记者是采访和报道新闻的主角,主角素质不高,将会影响整个新闻的报道效果。一个有权威的新闻单位,必须要壮大新闻队伍。因此,要着力打造一支行动快、采编能力强的新闻队伍;要保证这个新闻队伍中的每个人都能采制重大新闻,都能深入实地去发现和获取独家新闻;要让新闻记者具备一定的战斗力,在与其他新闻单位的竞争中先声夺人。
2.2 建立一个可以“一网打尽”的通讯员网络
对油田电视来说,其新闻报道任务较重,新闻来源比较广。油田每天都有不计其数大小事件的发生,使得电视新闻采访任务加重。为了确保油田电台的权威性,网络油田大小新闻,必须要建立一个能够网尽油田新闻的通讯员网络,保证能够及时获取新闻消息。比如,可以在二级厂处有录像设备的单位建立通讯员队伍网络,为电视台提供信息和新闻。
2.3 坚持以图像新闻为主,实施和口播新闻结合的方式
对油田电视来说,要想提高权威性,不能完全播放图像新闻。因为并不是有形象的就是新闻,没有形象的就不是新闻。因此,要在坚持图像新闻这种形象化报道的基础上,坚持和口播新闻结合。特别是对一些上级文化的播报,就需要口播新闻这种形式;同时,对于一些发生的新闻事件,为了更清晰的揭示事件的发生,可以先采用口播的形式,然后再播图像。这样更能提升新闻的层次感。这种方式既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又能增强电视新闻的权威性。
3 注重时效,力争首播
新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要新,如果总是播旧闻,那么油田电视的权威性就会丧失。因此,油田电视要善于发现和挖掘最新发生的事件,要确保报道走在别的新闻单位的前面,避免影响电视新闻的权威性。提高新闻时效,不仅是时效快慢的问题,还直接影响电视新闻的权威性。因此,一定要在保证事实准确的基础上,提高新闻时效性。首先,电视新闻工作者要树立争分夺秒的意识;要克服油田电台部分记者在工作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小家子思想;要坚持能快就快一步,将新近发生的新闻及时播报给广大群众;要坚持与其他新闻单位争新闻、抢时间,第一时间报道新闻。其次,电视新闻工作者要提高素质。特别是对重大新闻事件播报时,为了提高时效可以采取现场直播,并辅助采用图像新闻和口播及字幕新闻的形式。为了确保重大新闻事件能够及时得到播报,还要进行插播,中断正在进行的节目,让重大新闻能够早一点与群众见面。
4 坚持声音和形象融合,引人入胜
新闻要想吸引观众,必须要形声并茂。纵观油田电视的新闻作品,虽然有很多佳作,但是这些新闻作品中都残留有一般化和公式化的模式。新闻作品中的新闻图像和解说都缺乏特色,很多新闻都采用固定的模式,只不过调换了单位名称或数字。这种新闻模式可以适用任何一种主体的新闻。为了克服这种公式化的新闻报道,提升油田电台的权威性,必须要增加现场采访,并坚持图像报道和声音报道结合,让新闻更具现场感和对象感。同时,也对电视新闻记者提出了要求。要求其要善于处理图像和声音的关系。可以运用多种语言来表达新闻形象,比如,音响语言和声音及文字语言。还要坚持图像和解说的相统一,避免两张皮现象的出现。此外,要加强电台新闻记者新闻稿写作能力的提升,保证观众通过现场形象加声音,就可以了解清楚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
为了使电视新闻更富于形象性,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一是强化图像新闻。电视记者应追求形象新闻,只要有图像,就绝不能简单发个口播了事。二是优选图像资料。对于本身没有图像的新闻,可以配上背景图像资料。三是配图或图表。根据新闻内容配上适当的图像或画,可以提高形象性。
5 有的放矢,针对性强
自办新闻以及专题栏目,受到了油田职工、家属的欢迎。这些报道为什么受欢迎呢?主要原因是内容有的放矢,针对性强。对群众有疑虑、有误解的问题,讲比不讲好。一味的回避,澄清不了误解,统一不了人们的思想。那么,在报道中,要针对哪一些问题呢?笔者觉得主要针对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报道。一是宣传要针对贯彻油田的方针政策,对职工群众理解不全面的问题,交代政策,释疑解惑,让群众看到真相。二是宣传要针对职工群众中存在的各种疑虑问题,或者说职工群众街头巷议的热点问题,把话说到职工群众的心坎里。三是宣传要针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把好的经验和办法介绍到干部和群众的疑难处。四是宣传要针对职工群众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需要,讲到观众的实用处。职工群众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电视新闻工作者,要时刻关心职工群众这些需要,急他们之所急,播他们之所需。比如,有流行疾病时,提醒人们做好防治工作,介绍医疗方法和注意事项;游泳季节到了,讲讲游泳的注意事项等,使观众感到电视是自已的生活顾问,知识的源泉,帮助排除困难的“知心人”。只有这样,电视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
参考文献
新闻的权威性 篇2
王 刚
（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是指权威机构不能顺利地获取必要的所属群体民众的忠诚，其评价结论对所属群体民众不再具有约束力，更无法转化为所属群体的实践行为的状态。这一状态的形成，是由于权威机构失去了合法性，丧失了作为社会群体的现实主体的资格；是由于权威评价活动失控，不再具有合理性；是由于权威机构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机制缺乏自觉，尤其是对作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最为普遍运行机制的赏罚机制运用不当，从而使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无法通过良性机制发生作用；是由于社会群体不再具有统一的价值观念，因而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认同发生危机。
关键词：权威；权威评价活动；权威性危机
现代社会，权威评价活动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又是一个权威受到普遍怀疑的时代，批判权威、消解权威、否定权威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的时髦话语。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否需要权威、究竟如何对待权威？就本文的论题而言，权威评价活动①的权威性何以成为问题？
一、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及其危机
权威评价活动就是以权威机构为主体的评价活动，其权威性就在于它作出的评价结论代表着群体评价活动的结论，能为社会所承认，并在实际中得到贯彻和执行。权威评价的权威性首先表现在权威机构所属群体民众对权威评价的结论一定程度地认可和服从，尤其表现在权威评价结论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化，即转化为所属群体的社会实践行为上。能否激发和引导所属群体的实践行为，是权威评价活动是否具有权威性的根本标志。[2]（306-308）②
[1]
权威评价的权威性体现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权威机构作为社会群体的管理机构，合法地掌握和使用公共权力，其合法性和进行评价活动的资格得到了所属群体民众的认可和服从；第二个层面，权威评价活动有效地维护和增进民众的利益，民众对权威机构表现出来的评价能力产生信任感和依赖性，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得到了所属群体民众的认可和服从；第三个层面，权威评价活动能够反映其所属群体民众的需要，维护最广大民众的最根本利益，因而其评价结论得到其所属群体民众的认可和服从，并转化为民众的实践活动。作者简介：王刚（1981—），男，甘肃通渭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05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 权威评价活动可以理解为以权威机构为主体的评价活动，也可以理解为具有权威性的评价活动，本文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权威评价活动”一词，下同。
② 社会群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有机部分，即权威机构，它由处于各级职位的“官员”组成；另一部分为无机部分，由以无机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民众”组成。这种规定不仅适用于政治性的社会群体，如国家；也适用于非政治性的社会群体，如某一跨国公司。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是指权威评机构不能顺利地获取所属群体民众的忠诚，其评价结论对所属群体民众不再具有约束力，更无法转化为所属群体的实践行为的状态，它寓含着民众对权威机构、权威评价活动及其结论的信任危机。毫无疑问，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对权威机构及其评价活动是一种危险与威胁，是对权威评价的运行机制、权威机构的决策和选择提出的挑战。
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权威评价及其结论不具有权威性，成了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拿法律评价来说，民事法律判决（本质上是一种法律评价结论）的“执行难”成为近年来我国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而民事法律判决“执行难”的本质是法律评价的权威性陷入了危机。因此，重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而这一切，须以分析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的根源为前提。
二、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的根源
概括的讲，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权威机构失去了合法性，丧失了作为社会群体的现实主体的资格，不能顺利地获取必要的所属群体民众的忠诚，权威机构不再作为正义的、充分合理的存在物被其所属群体民众认可
权威机构的合法性与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内在地镶嵌在一起，权威机构的合法性构成了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基础。罗德里克·马丁认为：权威概念的实质性要素是“合法性”，“无论怎样给权威下定义，没有一位作者看不到它以某种方式与合法性联系在一起。据说，权威就在于指望服从和要求服从的权利。”[3]民众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认可和服从，是建立在民众对权威机构的合法性的认可的基础上的。在社会群体中，民众对权威评价结论的服从是基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服从？权威机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从而尽量减小权威评价结论在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变的过程中为获取服从而付出的代价，从而加强其体系内部的秩序与稳定。而当权威机构的合法性出现危机的时候，其权威评价的权威性也必然出现危机，这时权威评价结论在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变的过程中就会受到来自民众的巨大阻力。应当指出，尽管权威机构的合法性构成了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基础，但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又巩固着权威机构的合法性，因此阿尔蒙德指出：“统治的合法性是一个复杂的混合物，是由统治者制订的政策的内容实质和实施程序所决定的。”
2、权威评价活动失控，不再具有合理性，权威评价活动已经不能反映其所属群体整体需要和利益，因而其评价结论无法获得民众的认可，更无法转化为民众的实践行为
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权威机构拥有优势的公共资源，在与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的一致的前提下，组成 ①①
②[4] 西方政治学上的合法性原则或合法化原则的意义与我们平常所讲的合乎法律的意义完全不同。“合法性”一词的英文是legitimacy，德文是Legitimation，法文是klegitime，有正当性、证明合法、得到认证等意思，在中文词汇中目前尚难找出一个legitimacy的对应词，故而有人又译作“正当性”等，这里的合法性或合法化与法律上的合法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参见汪世锦．论权威——兼论权威与权力的关系[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21-28。
② 当我们讨论权威机构的合法性与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关系的时候，这里的权威机构主要指政治权威机构，即政府。权威机构的个体（即官员）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权威机构本身具有自己特殊需要和利益，因此，在评价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在权威评价活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在权威机构独断的享有评价权的情况下，具有自利性的权威机构有可能将其所拥有的权力转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从而使权威机构不能或不能完全站在所属群体整体需要和利益的立场上，在权威评价活动的第一个环节的决策中，使所选择作为权威机构的评价标准与群体优势需要发生背离或偏离；在权威评价活动第二个环节的决策中，使所作出的价值断定与群体整体需要和利益发生背离或偏离，从而使权威评价活动的权威性陷入危机当中。
3、权威机构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机制缺乏自觉，尤其是对作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最为普遍运行机制的赏罚机制运用不当，从而使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无法通过良性机制发生作用
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核心在于权威评价的结论得到民众的服从——不管它是心悦诚服（服从），还是委曲求全（屈从，从而实现由观念形态的转换，即转换为民众的实践活动，为了实现这一转换，权威机构需要采用赏罚机制强化其权威性。
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上，韩非关于赏罚“二柄”的分析，对于我们分析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如何通过赏罚机制发生作用具有启示意义。韩非从趋利避害这一人的本性出发，分析了“二柄”即“赏罚”与权威性建立的关系，他指出“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矣。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5]
②①韩非同时指出，为了获取民众的忠诚，“人主”对于赏罚二柄不可偏废，否则就要“见劫”、“见弑”。韩非的这一分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认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须臾离不开赏罚，不能说不深刻，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对于权威机构来说，自觉地意识到奖赏和惩罚之间的辩证关系，并通过组织或机构实施措施加以运用，就能使权威机构的评价结论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这对于提高其权威性是有重大意义的。因此，赏罚机制是权威机构为了强化其评价及其结论的权威性采用的最为普遍的措施。但是，赏罚机制与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张力，如果赏罚机制运用不当，其赏罚权力的运用“倾向于某种个别的、特定的目标时，就会丧失它的天然的公正性，”不仅不能使权威评价结论转换为民众的实践活动，意即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无法通过良性的机制发生作用，还可能对权威机构及其评价活动造成震荡性的威胁。①③
[6]
④ 只要我们不是对现实采取漠视的态度，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权威机构具有自己特殊的特殊需要和利益，这一点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分析一下刑法对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就可以得出上述结论。参见陈新汉．权威评价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60-365。
② 韩非在《韩非子·二柄》中指出：所谓“二柄者，刑、德也。”“杀戮之为刑，庆赏之为德。”通俗的说，“刑”即“刑罚”，罚之极致即为“杀戮”，罚总是指对对象的害；“德”即“庆赏”，赏总是指对对象的利。
③ 韩非将分析的基础建立在人的趋利避害这一基本的人性定位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其分析的重心是为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服务，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
④
权威机构之所以掌握赏罚大权，在于其处于权威体系的核心，其权力获得在于所属群体的民众的权力让渡，但这种让渡是有条件的和有保留的，民众让渡部分自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保护，如果权威机构任意取舍赏罚标准、滥赏滥罚，赏罚显失公平，从而严重的侵害了民众的利益，则会引起民众的不满，严重的还会引起民众的反抗，如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近代史上工人罢工运动。
4、由于缺乏统一的价值观念，社会群体失去了判断权威评价结论的依据，对权威评价的再评价处于一种无序和冲突的状态，无法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因而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认同发生危机
权威的维持，需要权威系统内的民众接受统一的评价体系，从而对权威产生认同。“当社会价值体系作用于社会民众、并使多数社会民众认同并遵从其规范时，人们的价值观虽然不可能达到绝对完全的一致，但社会价值体系却能够在某些基本的方面统律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这时的社会价值便获得了较高的统一性。”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形成得力于所属民众的价值认同，而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目的，亦即是权威机构的意志为一定的其所属民众所服从，这种服从的根据一如前述，正是价值标准的一致。权威的这种目的要求是和它的功能相一致的，即它一旦形成之后，为使权威本身得以有效实施，必须致力于权威影响力的有效辐射范围内社会民众价值标准的一致性，否则，该权威系统的稳固性就会动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群体失去了判断权威评价结论的依据，对权威机评价的再评价处于一种无序和冲突的状态，无法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从而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认同发生动摇。
[8][7]
三、由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引发的几点思考
1、权威评价活动的矛盾运动和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
危机是反映辩证矛盾发展的许多因素之一，任何矛盾的发展都在于矛盾的对立面的变化，都在于矛盾的各个对立面在统一的范围内相互关系的变化。危机正是对立面的相互独立性不断增长过程的一个阶段[10]
[9]，这一阶段超过了矛盾每一方面相互独立的限度，因而阻碍了体系的发展。
[11]
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是反映权威评价活动辩证矛盾发展的许多因素之一，它预示作为对立面双方——权威机构和民众——矛盾的解决的开始。权威性评价的权威性危机作为权威评价活动的一种否定趋向，它将导致社会群体不能有效的开展活动，因而这个群体就处于自发的状况，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无机”状态，即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对事关群体的事务“具有它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
[12]，当这种混乱状态不能得到及时地控制时，有形群体失去了粘合剂，作为对立面双方——权威机构和民众——的关系开始破裂，社会群体濒临解体。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当权威评价出现权威性危机以后，权威机构如果能在思想上形成紧迫的危机意识，能在行动上进行调整与创新，那么危机的挑战就能变成一种反向动力，社会群体就可以开创新的局面，社会就会在更高层次上取得进步。
[13]
2、民众评价与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
权威评价活动和民众评价活动是社会评价活动的两种现实形式。
[2]（p91）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对于相同的评价客体，权威机构以“有机”的形式对其展开评价，而民众评价以“无机”的形式对其展开评价，从而构成对同一社会事件的权威评价和民众评价。当然，针对同一社会事件，权威评价和民众评价展开的时间、展开的程度和范围不尽相同。
权威评价与民众评价的良性互动，构成了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内在运行机制。因为权威评价活动及其结论能否得到民众的服从和认可并转化为民众的实践活动，对于权威评价活动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权威机构掌握着优势的公共资源，其评价活动关乎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权威评价结论一经作出，就 不可避免地引发民众的评价活动。这种评价常常以民众评价的形式表现出来，本质上属于民众对权威评价活动及其结论的反思，这一反思是对整个权威评价过程及其结论的公平性、合法性，合理性的拷问，因此，“现实的、具体的权威评价活动必须不断地考察和研究社会群体内众多个体的评价评价活动所体现的群众形式，以修正自己的评价结论或者引导众多个体的评价活动，如果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与民众之间的评价活动长期背离，以至于不能在社会群体中贯彻下去，必然使权威评价活动及其结论失去权威”，[2]（p90）
①而恰恰在这一背离过程中，民众评价以社会舆论和社会谣言等形式作用于权威评价及其结论，使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受到空前的质疑。而一旦权威机构正视民众评价，实现权威评价与民众评价的良性互动，权威机构的权威性就会重新的树立。
3、权威评价的悖论与权威评价的权威性重建方向
权威机构在现实性上一般以“有机”的形式体现群体主体的意志，是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权威机构通过权威评价活动形成群体的实践理念，并通过领导和管理以及强化权威性的措施，把实践理念贯彻到群体的行为之中，由此就要为由它所发动的群体行为的后果负责，因而成为现实的责任主体权威机构既是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又是群体行为的现实责任主体。
当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出现危机时，权威机构不能在现实性上体现群体主体的意志时，其评价活动不再具有合理性，不能反映其所属群体民众的需要时，权威机构就丧失了作为群体现实主体的资格，群体的全体民众在现实性上也不应该为它所发动的行为负责。但是权威机构仍能利用其掌握的公共权力把它的实践理念贯彻到群体的行为之中，其作为现实的责任主体所负的责任，在实际上必然要由所属群体主体或所属群体主体的全体民众来承担的。这就是说，不应该承担责任的群体全体民众必须在实际上承担由丧失了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资格的权威机构作为现实的责任主体所承担的责任，而丧失了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资格的权威机构在实际上仍然具有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的资格，这就是权威评价活动的悖论。在理论的研究中，悖论的出现意味着理论问题内部深蕴着的矛盾被尖锐地揭示了出来，从而指出了思维的辩证方向。权威评价活动中的悖论所指出的“思维的辩证方向”指向了不能成为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的权威机构。
因此，规制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为其设定前提和划清界限，便成了权威评价的权威重建的必然之路。这条道路的核心在于完善制度，推进权威评价活动的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文予以讨论。
①②
[14] 民众的评价活动可以以个体评价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以以群体评价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即民众评价。
这一点在2005年的哈尔滨停水事件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2005年11月下旬因松花江遭受污染而引发的哈尔滨市全②城停水后，哈尔滨市政府首先发布的停水公告称是由于要对全城进行管网改造，因而在这一公告发布后，民众对政府的诚信发生了质疑，网上流传关于停水的原因的说法：饮用水网中被投入了可以导致2亿人死亡的剧毒氰化钾及氰化金钾；水源头被有毒的苯污染。与此同时，地震的谣言也疯狂传开来。“出现市民储藏食物、夜间不敢睡觉、搬家躲避的现象。”可喜的是，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正视了民众评价，10小时后哈尔滨市政府重新发布公告，称停水是由于水源受到污染。正是这一及时修正的权威评价结论，使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的权威得以重新树立，其评价结论得到了民众的认同和服从，从而政府和民众一道化解了一场公共危机事件。参考文献：
[1]陈新汉．论权威机构评价活动的机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114-118。[2]陈新汉．权威评价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福克斯．工业劳动社会学[M]．纽约：柯利尔—麦克米兰公司．1971．34．
[4]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7． [5]《韩非子·二柄》
[6]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2．
[7]王宏维．社会价值：统摄与驱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
[8]薛广洲．权威特征与功能的哲学论证[J]．浙江大学学报，1998，（3）：23-31． [9]邦达列夫．再论“危机”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2，（12）：55-
56、16．
[10]戈尔良斯基．辩证矛盾及其结构[J]．哲学问题，1965，（10）．转引自[苏]邦达列夫．再论“危机”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2，（12）：55-
56、16．
[11]列文托夫．“危机”范畴的社会哲学内容[J]．哲学科学，1980，（10）．转引自[苏]邦达列夫．再论“危机”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2，（12）：55-
56、16．
[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31． [13]郝永平．危机价值辩证[J]．天津社会科学，2004，（5）：52-55．
[14]陈新汉．论权威评价活动中的腐败[J]．山东社会科学，2005，（12）：38-
42、93．
On Authoritativeness Crisis of an Authoritative Organ in its Evaluation Activity
WANG Gang（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 Authoritativeness crisis of an authoritative organ in its evaluation activity means that the authoritative organ cannot be necessarily trusted by the mass and its comments hold no sanction by the subordinated mass.Also it cannot be practiced by the mass.This kind of situation is caused by such factors as: the institute of authoritative evaluation will loose its validity and qualification as realistic body of the public;the institute of authoritative evaluation looses its rationality because its activities are out of control;the authoritativeness of the authoritative evaluation exerts no effect on the mass through well-organized mechanism because the mass do not have a uniform value system.Key words: authority;Authoritativeness crisis of an authoritative organ in its evaluation activity;authoritativeness crisis 联系方式：
新闻的权威性 篇3
近年来, 国内很多纸媒纷纷标榜自己是“最有权威的报纸”、“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等等。但是对比《日本经济新闻》, 可以看出国内纸媒要成为“有权威性”的媒体, 要走的路还很长。
一、发行量不是最大, 但影响力最大
日本最大的报纸是《读卖新闻》。2008年6月, 世界报协发布了“2008年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榜”, 《读卖新闻》以每天1002万份的发行量高居榜首。
《读卖新闻》发行量最大, 但日本最有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却是《日本经济新闻》。2008年《日本经济新闻》每天发行量是305万份, 在日本排名第四, 与排名第一的《读卖新闻》相差甚远, 比排名第二的《朝日新闻》也差近5百万份。《日本经济新闻》能成为最有权威性的报纸, 不在于发行量, 也不在于它的利润有多高, 而是影响力、专业素养、媒体操守。
笔者曾经在日本工作多年, 与日本人交往中, 聊起看哪种报纸, 一般都会说是《日本经济新闻》, 并以此为傲。《日本经济新闻》的受众群为日本中产阶级, 读者大多是经济界、政治界的领导者和公司的管理人员, 所以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它的发行量。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是, 在政府部门或企业, 上班时间一般不允许看报纸, 唯独《日本经济新闻》例外, 因为看《日本经济新闻》是工作内容之一。
根据最新调查, 《日本经济新闻》的读者主要是一些高学历、高收入和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群。读者中的一半有大学或研究生学历, 读者的家庭平均收入也比不订阅家庭高出40%。日本78%的企业都订阅《日本经济新闻》, 另外员工人数超过300人的大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以及部门主管几乎都读《日本经济新闻》, 大多数普通的公司职员也都把阅读《日本经济新闻》当做工作的重要部分。
《日本经济新闻》重视普遍撒网, 更注重重点突破, 特别注意向企业新人推荐自己的报纸。因为这一群体数量大、覆盖面广、知识层次高、讲究生活质量、富有消费潜力, 很为广告商所看重。《日本经济新闻》专门编写《认识日本经济新闻》小册子, 介绍其历史和影响, 以及如何阅读《日本经济新闻》, 赠送给企业的新员工, 增强与这些年轻人的亲和力。《日本经济新闻》还大力宣传“生涯日经”理念, 期望一般社员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关心这张报纸, 进入社会后也能锁定阅读《日本经济新闻》。
高素质的读者群养成了订阅或者购阅《日本经济新闻》的生活习惯, 这种现象帮助《日本经济新闻》成为世界上发行最大的财经报纸, 广告商们正是看中《日本经济新闻》的读者群, 有目的地集中广告投放方向, 增强广告传播效果。
二、重视事实坚持客观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成为最有权威性的报纸, 一靠重视事实, 坚持客观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的社训是“忠诚公平, 从民众利益出发, 为国民生活的经济基础获得平稳的发展做贡献”, 贯彻在新闻报道上就是, 重视事实, 坚持客观报道。报纸只管报道事实, 判断应该交给读者。《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保持冷静而沉着的观点, 不偏不倚, 绝不迎合大众。在普通报道中出现褒贬评价是不允许的, 记者想发表个人意见, 报社会要求记者签上名字, 作为一种解说或者评论来报道。 (1)
在日本, 社论和评论很受读者的重视。与其他报纸在社论中动辄采取情绪化评论方式不同, 《日本经济新闻》的社论、评论在论调上比较客观, 但又不乏有节度的冷静的批判精神。社论内容多与政策建议相关, 是《日本经济新闻》的最大特色, 深受政府官员们的信赖。据说日本通商产业省的官员每天必读《日本经济新闻》的社论。《日本经济新闻》评论部成员多为政府决策咨询机构政策审议会成员, 因而对审议会提出的政策议案的解说要比其他报纸翔实、充分, 论点也普遍受到社会精英层的重视。
在新闻报道上, 《日本经济新闻》不靠猎奇、媚俗, 很少像《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那样喜欢制造新闻热点, 也不十分鼓励记者去抢哗众取宠的独家新闻。在各种社会事件报道中, 煽情的描写不多见, 多采用冷处理的报道方式, 沉稳中透着冷静分析。
“毒饺子事件”的报道很有代表性。2008年1月, 日本兵库县若干个家庭先后发生呕吐、腹泻食物中毒症状, 其中3人情况危重, 1名儿童一度昏迷。经调查, 发现所有患者在发病前均食用过中国河北省石家庄某食品厂的速冻饺子。
日本媒体一向自诩不偏不倚、客观中立, 但各大媒体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等在“毒饺子事件”发生后, 新闻标题中都充满了“健康被害”、“被害者人数剧增”、“不透明实情”、“不满”等字眼。
“毒饺子事件”是一桩公共危机性事件, 新闻媒体在第一时间披露信息无可厚非, 但作为肩负舆论导向重任的媒体, 以模棱两可的“事实”为依据, 以暗示来影响和诱导公众对事实的判断, 就违背了最基本的新闻操守, 同时也带来了更多负面效应。从报道“毒饺子事件”升级到对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兴师问罪, 给日本公众造成一种夸张性的误导, 使日本民众觉得中国的食品环境很不安全, 销蚀了他们对中国社会安定的信心, 造成谈“中国食品”色变的局面。直到现在, 相当多的日本家庭主妇还对中国食品敬而远之, 更严重的是, 这种先入为主的报道, 致使“饺子事件”成为中日关系的潜在隐患。日本内阁府2008年底发表的外交舆论调查结果显示, “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较2007年下降2.2个百分点, 以31.8%创下1978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低点, 而受中国食品一系列事件的影响是最大原因。
各大媒体把“毒饺子事件”炒得沸沸扬扬, 但也不乏理性的报道。《日本经济新闻》在题为《日中应冷静推进调查》的社论指出:“日中双方当务之急是加强合作, 科学地查明真相, 因事件已造成双方国民感情的恶化和相互间的不信任, 并有可能影响日中关系。”这些理性的报道并不占主流, 但显示出《日本经济新闻》客观公正的一贯精神, 从中日关系发展的大局出发, 试图平息这场公共舆论危机的努力。
神七飞天, 来自美国、日本等国十余家媒体记者组成采访团, 成为首批观摩中国神舟飞船发射的境外媒体。面对神七, 外国记者的报道一如他们内心的感觉:有担忧、不屑, 也有警惕、癫狂。与上述充满复杂情感、甚至加上一些臆想的报道相比, 《日本经济新闻》反应相对平静, 报道相对客观, 将中国这些年的航天计划做了一个梳理, 并引用中国政府制定的《空间科学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认为, 神舟七号是继发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后中国的又一项重要国家战略。
三、善用数字成为各界不可或缺的助手
《日本经济新闻》成为最有权威性的报纸, 二靠数字说话, 《日本经济新闻》提供的数据已成为日本各界不可或缺的助手。
一般来说, 报纸报道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信息, 政治新闻再多, 也无法预知处于流动状态的政局走向, 同样社会新闻无论积存多少, 也无法预知将要发生的事件是什么。只有作为定量信息的经济数据信息可以有效利用, 因为人们可以利用过去的经济数据, 去推知预测经济的未来。《日本经济新闻》在新闻报道中常用数据说明问题, 对构成消息基础的数据加以图表化, 一目了然。这些数据多是一般统计资料中无法找到的, 多为专业人士所珍惜。
《日本经济新闻》除了像其他报纸一样, 将记者采集到的各种信息用于报纸版面外, 还生财有道, 将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和加工, 提高信息的附加值, 成为将经济信息变成商品的信息供应商集团。熟悉全球金融指数的人, 对“日经指数”绝对不会陌生, 这是考察日本股票市场股价变动最常用、最可靠的指数, “日经指数”就是由《日本经济新闻》发布的。
目前, 《日本经济新闻》通过3000余名记者收集到的从宏观景气到产业动向、企业、商品动向等微观信息以及个人、家庭经济等国内外所有经济信息的数量, 可以用“庞大”来形容, 这些信息被加工成高附加值的信息产品, 再通过信息处理系统被储存到数据库中, 并通过集团的各种媒体直接提供给读者或需求者。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 《日本经济新闻》先后成立了“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经广告研究所”、“日本经济数据开发中心”、“市况情报中心”、“消费经济研究所”、“日经产业研究所”等经济研究调查机构, 以专业经济研究为依托, 向国内外金融、企业和商业界提供各种权威的经济信息与动向的分析。
由于《日本经济新闻》数据库的庞大和有效, 就连日本金融机构也放弃建立涵盖所有经济信息库的念头, 只是建立各自专用领域数据库, 其它数据一概从《日本经济新闻》购买。日本人现在已经形成一个概念, 检索信息上NEEDS。NEEDS是日本最大的综合经济数据中心, 拥有庞大的经济信息数据。NEEDS的信息分为数据信息和文字信息, 涉及经济、金融、证券、债券、企业、财务、人事等领域, 因为具有高度的分析功能和诚信, 得到广泛认可和绝对支持, 日本的主要经营机构的核心部门都利用这种服务。 (2)
四、维护公众利益, 推动社会发展
《日本经济新闻》成为最有权威性的报纸, 三靠维护公众利益, 推动社会发展。
权威的媒体应该发挥自己的主体性, 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作用。这样做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也要付出辛勤的劳动, 但主流媒体长期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 理应回报社会, 另一方面, 推动社会前进, 向社会提供优质服务, 也是权威媒体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方面《日本经济新闻》也很有口碑。
《日本经济新闻》每年都举行世界和全国规模的环保研讨会, 邀请政府高官和世界著名的企业家、专家发表意见。《日本经济新闻》组织的地球环境经济人峰会很有代表性, 日本及世界各国的环境大臣应邀出席, 企业的总裁和大学教授发表演讲, 与会代表有上千名企业家。除了进行电视转播外, 《日本经济新闻》还把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既为高层经济人士就节约能源和资源提供了一个交流的舞台, 也可使广大国民了解最为先进的环保理念, 媒体在高层经济人之间和经济人与国民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
《日本经济新闻》还设立了环境技术奖, 该奖项对企业节约能源和资源的环保发明进行奖励。奖金不重要, 企业主要看重声誉, 媒体褒奖代表着舆论的肯定, 对广大公众有影响力, 可以起到最好的广告效果, 因此, 日本企业家和发明节约能源和资源技术的企业研究人员都很看重《日本经济新闻》的奖项。
此外, 《日本经济新闻》每年都公布企业的环保排名, 根据每个企业当年在节约能源和资源方面做出的成绩, 组织专家评估, 名次在报纸上公布, 这样, 对注意节约能源和资源、环保工作做得好的企业是一种强有力的支持, 对环保落后的企业无疑是一次曝光, 也可以起到鞭策的作用。《日本经济新闻》评比名次由专家根据具体数据评出, 一般来说, 企业都会心服口服。落后的企业, 会认为自己工作没做好, 来年再努力。
五、我国纸媒还要走很长的路
在我国, 很多纸媒自我标榜是“最有权威的报纸”或“最有影响力的媒体”, 但是与《日本经济新闻》相比, 我国纸媒要成为有权威性的媒体, 要走的路还很长。
一是许多纸媒忽视甚至忘记了新闻媒体的根本任务, 只重视经济效益, 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社会效益。许多媒体为了增加收入, 改善自身的工作条件, 提高工作人员待遇, 必须扩大发行量、收视率并增加广告收入, 千方百计吸引受众眼球。不考虑新闻的品位, 只要有轰动效应, 能吸引眼球, 就迫不及待地刊播。媒体报道中虚假新闻、低俗新闻和广告新闻时现, 严重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要成为有权威性媒体, 应该重视事实, 坚持客观报道, 避免来自权力、权威、商业、大众、自身等各个方面主观意图对新闻报道的影响, 公正地报道新闻事实, 不应有意无意地媚大官、媚大款、媚大腕、媚大众。
二是忘记社会责任, 视赢利为首要目标。以楼市报道为例, 公众的住房问题事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事关百姓安居乐业, 是经济问题, 也是社会问题。但是2006年楼市疯狂上涨时, 片面、误导, 甚至虚假、失实等信息或新闻不时见之于报端, 功利、平庸, 甚至庸俗的报道常常充斥着媒体的版面。有的媒体俨然是开发商的传声筒, 少数行为失范的媒体记者编辑把开发商奉若神明。百姓专业知识有限, 对市场也了解不多, 对标榜道义和公正的媒体自然深信不疑, 纷纷跟风, 哄抬房价。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 与部分媒体的误导和推波助澜不无关系。
要成为有权威性的媒体, 应该维护公众利益, 推动社会发展。媒体应该维护公众的知情权, 反映公众各方面的利益, 关注弱势群体。媒体应该关注那些对社会进步和公众长远利益有关的选题, 推动社会平衡而可持续地发展。
三是我国纸媒在新闻信息的采集、评论和分析方面都缺少一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尤其是财经类媒体, 缺乏专业的财经从业人员, 无法获得专业市场的认可。
权威性是媒体在新闻竞争中战胜对手的最有力的武器, 是一张报纸的核心竞争力, 是一个媒体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一张报纸如果能够在上述几个方面坚持不懈, 其权威性的拥有便不成问题。
全球的报纸发行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据统计, 日本的报纸发行的总量与最高峰的1977年相比减少了大概2.7%, 相当于减少了145万份的报纸。在这种不利形势下, 《日本经济新闻》与发行量最大时期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波动, 与其他报社相比也保持了稳健的势头。《日本经济新闻》的成功说明, 目前纸媒受到电子媒体的挑战, 但是报纸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信息爆炸时代, 人们在获取更多信息的同时, 更渴望获取可信的信息。报纸长期以来沉淀在受众心目中的权威性与真实性, 使得受众从内心认同并且有依赖感。当互联网提供大量虚假信息让人感到无所适从时, 人们往往选择回归报纸, 有权威性的报纸自然是最大赢家。
注释
1和田昌親:《日经商业模型的建立与拓展》2007年04月25日2007中国财经媒体高峰论坛
新闻的权威性 篇4
■Ruth Behar 刘珩
《越界表述的妇女》是一个墨西哥走街串巷兜售商品的妇女向人类学家讲述有关自己的“故事”，我们不妨将其称作个人历史。这一历史的叙述明显交织着另外几条若隐若现的深层叙述，其中包括母亲—女儿的故事讲述和男权历史（his-story）叙述的互动关系，故事叙述了跨界表述的关系（或者叙述者本身及其故事与潜在读者的关系，叙述者与表述者或作者之间的关系）。本书作者Ruth Behar最后以相同的方式尝试着回答James Clifford在《写文化》一书中体现出来的重要主题，即我们在表述他者时的权威性是如何获得的，也就是民族志对他者文化进行描述和阐释的权威性从何而来。探寻民族志撰写者的权威性
当然，本书作者在质疑民族志权威性的同时，也认为将作者本人的个人经历、学术轨迹作为反思的一部分是非常必要的，她在本书中也亲自践行了自己的这一主张。故事叙述的双方（故事的讲述者和作者、访谈者和人类学家、墨西哥印第安妇女和美国大学教授等多重的关系和身份交织在一起）都在进行一种“跨界”的表述。这一条界线既是政治的、经济的、国家的，也是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本书叙述者以现实展演的方式来讲述一种体验的历史（experiential history）。
因此，本书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权主义作品，也不仅仅是一部小说，一个人的故事或历史，它至少折射出20世纪初墨西哥革命运动中妇女的经历是如何嵌入到男性和英雄的国家历史之中的。总之，如同本书叙述者和作者跨界表述的身份一样，本书也是一部“跨界表述”的作品。
本书与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并不想从道德评判的层面来谴责墨西哥特定社会中存在的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也不希望读者有这样的道德立场。本书讲述者Esperanza作为女性在墨西哥社会中所受到的“暴力”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即因一个社会中有体系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一部分人（主要是弱势或者边缘群体）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使这群人长期处于不利的境地。种族中心主义、性别歧视等都可视为结构性的暴力。除此以外，Esperanza也长期受到象征性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侵扰。象征性暴力更多地与生活在结构性暴力中种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中的个体或社会参与者及其无意识的行为或者惯习有关，是在日常行为中无意识体现出的文化/社会优越感。此外，象征性暴力将一些类型的思想和观点强加给那些被统治者，而后者也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比如男性中心主义。
当然，最能激起人们道义和同情心的当属Esperanza所受到的身体暴力（physical violence），而这也是大多数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以浓重笔墨渲染的。同时，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对女性个人历史或故事的研究兴趣也主要集中于对结构性暴力和象征性暴力的关注上。对此，Behar在《跨界表述的妇女》中强调，她最担心的也就是Esperanza的故事被误读，使人们夸大地认为墨西哥人的生活充斥着暴力和怨愤。此外，她也不想让Esperanza的故事被人们视作另一种典型地反映了墨西哥男人的粗野以及墨西哥妇女的顺服和屈从的作品。践行“跨界表述”
与传统的民族志作品不同的是，作者在本书中加入了自己的个人历史和学术轨迹，以便与讲述者的个人故事形成一种印证，从而说明民族志撰述者的权威性从何而来。她引用Gelya Frank在《找到共同点：生命史方法的现象学批判》一文中的观点，认为生命史也应该被视作一个将调查者和叙述主体的意识融合在一起的过程，二者绝对不能截然分开。因此，如果调查者主要依靠个人的经历和背景来将生命史的讲述主体当做另外一个人来理解，那么在某种意义上，生命史可能也体现了调查者本人的形象和经历，并以一种影子传记（shadow biography）的形式出现，就如相片的底片一样。
所以，在作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中，我们也隐隐约约地看见了Esperanza的影子。虽然作者本人没有受到Esperanza所遭受的身体暴力，但却亲身经历过结构性和象征性的暴力。首先，作者一家是古巴移民，居住在纽约皇后区拥挤和嘈杂的环境之中，父亲是推销商，母亲则是打字员。这一时期的矛盾显然来自作者想读书的愿望与家庭的经济状况。脾气暴躁的父亲最初打算让女儿将来做一名打字员，但喜欢在安静环境中读书的女儿显然让其大失所望。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通过一些“软暴力”（soft violence）的形式让作者刻骨铭心，比如父亲有一次当着作者的面将她写给自己的信撕碎并扔进垃圾箱中。在这种条件下，书成了作者救赎自己的唯一方式，也是她认识阶级差异并谋求社会改变的手段。她说，“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读书，常常手不释卷。尤其对小说、诗歌和哲学类的书籍感兴趣。书读得越多，我就越发对自己的身份和来自的国家感到羞愧。书就是我的护照，可以帮助我进入到我神往的世界，那是一个思考、写作、人人都细声细语、安静读书的世界”。书写、纸张、推理、思想、逻辑等书本世界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社会中结构性暴力和象征性暴力的媒介——书本中的思想和观点以一种不容质疑的权威性强加给了它的接受者，所以Behar才在书本中体验到最初的身份意识、阶级差异与社会不平等。而将书本作为权力的象征来进行自我救赎，这一点同Esperanza将潘乔·维亚（Pancha Villa）这样一个墨西哥男性主义的权力代表作为自我救赎方式的行为非常相似。此外，当作者在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在父亲的责骂声中进行阅读时所承受的痛苦可能也会成为Behar个人历史叙述和文化书写的手段。在一个移民家庭中埋头读书的女性显然是在有意挑衅这个社会的性别歧视以及男性中心主义等基本社会制度，Behar不被鼓励读书从根本上而言与Esperanza不被鼓励上街没什么两样。当作者最终考上大学，如愿以偿地来到她所向往的另一个世界时，不得不再次感受到女性在学术界中的边缘地位。
作者将这些展示出来的目的在于表明，虽然针对作者的暴力是心理上的，没有刻在自己的身体上，但是与Esperanza遭受到的身体暴力一样，都标定了各自的阶级地位。“作者的负担”：
主流文化中的“文字偷渡者”
正是因为作者拥有女性、移民以及少数族裔的多重身份，她能够更好地反思克利福德·格尔兹提出的“作者的负担”以及James Clifford所谓的“民族志的权威性”（ethnographic authority）的问题。作者坦言，很长时间以来，自己一直试图做一个“二等白人”。如果自己算得上是一个少数群体并处于边缘地位的话，那就可以宣称占据了这一空间并可以说点什么，但作者的这一立场需要对语言的权威性和种族的纯洁性发起挑战。对于少数族裔、移民群体而言，虽然他们已经进入人类学这门学科，但是那种跨越边界之后的摇摆不定的身份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是刻骨铭心的。这种跨越按照玛丽·约翰（Mary John）的话来说就是从摒弃地方性和个人经历开始的。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这群人的身份被不停地塑造着，最后，他们记住并声明自己拥有了特定的知识，同时贬低并遗忘其他知识，也就是那些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竭力压制的知识，即这些人所接受的教育要求他们必须对自己的知识“无知”。因此，Behar对作者的身份以及民族志的权威性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她说，“我们各自都背负着记忆以及各种各样必须接受的无知来从事民族志的写作。然而作者背负的最沉重的负担莫过于如果你在主流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尤其是当你被告知在你的一生中都不可能成为书写者并且可能没有权力进行书写。这就意味着你的书写没有被认可，也没有任何名义。这样的书写是一种„文字上的偷渡者‟，等着接受主流学术界的审视”。
Behar有一段自我剖白间接地表明了人类学家的个人经历和学术背景，应该作为这门学科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认为，将一个女人如何进入主流学术界的故事讲出来，使我感觉到我应该为这个女人找一个理由，为什么她会长年累月地在墨西哥的一个狭小的厨房中听另外一个女人讲自己的故事。我清楚地看到这个女人一直隐藏在另一个女人的生命中。我明白她写下这个墨西哥女人一生的经历的兴趣就在于这些与她自己的痛苦、迷惘以及与学术界的经典主流的对立有关。她尝试着去确认Esperanza书写的身份和权力，尽管她的文字是以口述的形式书写的。总之，这一传记是在另一传记的影子当中，同样，民族志作品可能也在民族志撰述者的影子中。
新闻的权威性 篇5
在信息爆炸式传播的当下, 能否在第一时间抓住受众的眼球已成为评价新闻标题好坏的标准。 近来, “标题党” 作为强化新闻报道传播效力的有效手段被广泛使用。 虽然部分新闻的报道内容无聊乏味, 但因其劲爆的新闻标题而能迅速被人们关注并广泛传播,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新闻标题新鲜的语言形式更易于受众选择与读取。 陌生化原则在新闻标题写作中的运用较为常见, 陌生化带来的新鲜感和奇特感在吸引受众眼球的同时, 也能突出新闻报道的新奇性, 从而激发受众对具体内容的阅读兴趣。在近两年的各种新闻标题中, 基于陌生化原则的反权威修辞正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标题修辞方式被新闻工作者广泛使用。 那么, 什么是反权威修辞, 涉及反权威修辞的陌生化原则是如何在新闻语言中发生作用的, 新闻标题中反权威修辞的表现形式又是怎样的?
二、标题中反权威修辞的理论基础
新闻标题如何吸引人? 除了具有新鲜的新闻内容外, 还取决于新闻编写人员对具体文字的把握, 通过改变新闻标题的语言形式, 使其具备反权威修辞的效果。 这一过程综合了陌生化原则、认知经验和权威效应等理论。 反权威修辞的功能在上述理论的综合作用下才会在新闻标题上得以实现。
(一) 陌生化
陌生化原则渗透于新闻报道的各个环节, 陌生化的语言形式使得乏味的新闻内容也能为受众所热捧。 陌生化理论最初是由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在文学层面提出来的。 他认为, 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是一个由陌生化到自动化的过程, 当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知形成思维定式之后即生成钝化和机械性。 “为了打破感知机械性, 就需要采用‘陌生化’来创造出新形式, 把人们的感知从机械性中解脱出来, 使人们通过阅读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恢复对生活的新鲜感受。 ”[1]在新闻学领域, 新闻标题的“陌生化”就是力求运用新鲜的、 奇异的语言形式打破人们已经习惯的新闻报道语言形式。 不仅如此, 新奇的语言形式甚至能够改变人们对单调、 乏味的新闻内容的态度。 以突破语言常规的方式, 改变原先单调、乏味的新闻语言形式而使其变得陌生, 从而给受众带来新奇的心理体验。 遵循陌生化原则能够将受众已知的事物以新鲜的、 不同寻常的新闻内容重新呈现在其眼前, 从而产生新鲜感。
(二) 认知经验
新闻活动的主体可以分为传者和受众。 研究、分析受众对生活中各种事件的态度和倾向, 掌握受众的认知规律, 有利于新闻工作者完善新闻传播工作。受众的态度和倾向往往取决于其自身的直接或间接的认知经验, 任何人或多或少都具有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感知体验。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认为, 世界不应只是充满理性的、科学化的世界, 也是一个被人们感知和经验着的世界。 “在生活世界中, 所有实用的目的、欲望、态度都能对认知方式和思维取向产生影响, 因而所有的真理都是主观的、相对的。 ”[2]韩合林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理论内涵也有独到的解读, 他认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形成是基于历史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的部分或全部继承。[3]同时, 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均认同了人类经验的趋同性及合理性。 由上述观点可知, 人类的不同个体也能够获得共同的认知经验, 人类共同的认知经验决定了受众群体对各种新闻事件的态度具有普遍一致性。 如人们对灾难性新闻的关注点普遍在“损失”方面, 这是认知经验在反权威修辞中发生作用的基础条件之一。
(三) 权威效应理论
在常规的新闻活动中, 权威往往作为佐证新闻事实的利器, 能够起到增强新闻真实性的作用。 其原因就在于权威效应。 权威效应又称权威暗示效应, 是指当一个人地位高、有威信、受人敬重时, 其言行较他人就容易引起重视并具有引导性, 也更容易使人们相信其言行的正确性。 在新闻采访中, 引述权威观点以期产生权威效应的现象较为普遍。 以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报道实践为例, 依靠采访与新闻事件相关的权威对该事件发表看法以佐证新闻, 是增强新闻真实性且使新闻具有导向性的有效手段。
反权威修辞是以陌生化原则、 认知经验和权威效应三种理论为基础形成的修辞方式。 当受众结合自身认知经验对某一新闻事件产生的认知判断与权威发表的观点不一致时, 受众认知经验与权威效应的对立就会形成, 进而产生陌生化效果。 因此, “陌生化”理论、“认知经验”理论和“权威效应”理论是反权威修辞的理论基础。
三、反权威修辞的分类
权威指的是某些被授予合法性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一种“领导”与“服从”的社会关系。 在反权威修辞中, 新闻工作者利用人类对某一新闻事件已有的认知经验, 将其与权威对该事件的观点进行对比, 使之形成认知上的对立, 即受众的经验观点与权威观点的对立, 最终将影响受众对新闻事件乃至权威的言论产生好奇。 以韦伯[4]为主, 结合Blau[5]与Durkheim[6]对权威的分类, 最终将权威类型划分为五类, 即传统权威、人格魅力权威、官僚权威、职业权威和道德权威。 反权威修辞的形式即表现在受众结合自身认知经验对新闻事件的预判与不同类型权威观点的对立上。
(一) 反传统权威修辞
传统权威是指传统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合法性的既定信念。 反传统权威修辞是指居于统治地位的人所表达的观点与受众认知经验不符所导致的陌生化。 如近期一则标题为《山西平顺官员:淹了河南, 关我×事》的新闻引起了关注:平顺县交通局原局长郭忠胜两年前在县政府讨论“非法往河道里倾倒石渣” 问题的协调会中称, “只要冲不了我老百姓, 你淹了河南, 关我×事! ”即使作为普通的公务员和干部, 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是不容改变的, 更何况是时任县交通局局长一职的领导干部。 一个局长爆出这样的粗口确实不能与其身份相符合, 陌生化效果得以生成。 而在随后北京青年报记者标题为《山西平顺爆粗口局长: 干部间这么说话会感觉亲切》的追踪报道中, 该原局长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这样的解释, 这一言语又使得受众一片哗然。 该原局长的前后言语完全不符合普通群众对人民公务员的身份判断, 在前后两篇新闻报道中, 新闻工作者都是用该官员的原话作为新闻标题, 这既增强了新闻的真实感, 又使得受众能够直接通过雷人言论与自己的认知经验进行对比, 从而产生陌生化效果。
(二) 反人格魅力权威修辞
人格魅力权威是指受众单纯对某些人本身的人格魅力所吸引而产生一种情感上的依赖。 反人格魅力权威修辞是指对受众具有人格魅力的人所表达的观点与受众对此人格魅力权威的认知经验不符所导致的陌生化。 人格魅力权威形成的主体主要为艺人明星、媒体工作者及成功人士等意见领袖。 如TVBS网站近期的一则标题为《成龙又失言! “好想看到海啸地震灾难”》, 报道指出华人功夫巨星成龙近期亲自到美国为自己的新电影进行宣传, 在接受外媒专访时, 没想到他又失言了。 当记者问到美中关系时, 成龙的原意是想表达很喜欢看到全世界一起合作的感觉, 没想到话说得太快, 他却说成“好想看到有些国家, 出现大海啸或是大地震的灾难”, 他还说:“如果没有海啸、地震, 大家没事做, 就会吵架。 ”这一席话, 又引起一片哗然。 正因为成龙长期以来热心公益、 心系天下的正面形象才使得大家更容易对新闻标题所描述的新闻事件产生好奇。 虽然受众在进入新闻正文观看了详细内容之后知道这是一种无心失言, 但新闻标题与人们对成龙以往的认知经验之间形成的陌生化效果已经生成, 这则新闻标题吸引眼球的目的已经达到。
(三) 反官僚权威修辞
官僚权威是指高职位的人或机构通过基于规则和条例发布、实施命令及奖惩所体现的权力感。 反官僚权威修辞是指对受众具有一定权力的人所表达的观点与受众对此权威的认知经验不符所导致的陌生化。 如2012 年东方卫视标题为《女教师被局长强奸, 派出所称戴套不算强奸》的新闻。 该言论是女教师报案后, 阿乡市派出所指导员对其发出的。 该新闻标题为前后分段式, 前半段使得受众对该新闻事件的起因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以便于形成自身对这一案件的判断, 后半段的派出所指导员的言论是对于这一案件的判断, 当受众判断与作为官僚权威的指导员判断发生冲突的时候, 陌生化效果显现, 人们对该案件更加好奇。 派出所作为中国公安系统的基层组织, 其职责是坚决同犯罪分子作斗争;防、控各种事故的发生, 管理社会治安, 维护公共秩序;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保卫国家安全。 而这位指导员的言论与其工作职责严重不符。 陌生化的新闻标题也是吸引受众眼球进而导致该新闻被舆论持续关注的原因之一。
(四) 反职业权威修辞
职业权威是指熟悉和掌握达成共识的专业技术或知识的人或组织机构。 反职业权威修辞是指受众对在熟悉某一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所表达的观点与受众对此权威的认知经验不符所导致的陌生化。 如标题为 《浙江一村庄数万小蟾蜍集体迁徙专家称正常行为》的一则报道。 按照地震常识, 人们一般认为青蛙蟾蜍集体迁徙是一种地震前的预兆, 标题的前半段即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经验预判。 但后半段的专家观点即打破了这种预判, 使受众对自己的经验判断产生了陌生化。 其实蟾蜍集体迁徙确实有多种原因, 但是人们更关注它作为地震前兆的这一现象。 因此蟾蜍的地震预警功能就作为钝化经验之一为人们所熟悉, 当专家提出这属于正常现象时也引起了受众的好奇和关注。
(五) 反道德权威修辞
道德权威是指比我们本身道德水平更高的、加在我们身上的传统道德力量。 反道德权威修辞是指受众对具有较高道德水平的人所表达的观点与受众对此权威在道德层面的认知经验不符所导致的陌生化。 如央视《焦点访谈》标题为《央视批富豪相亲会
女孩反问:你们不爱钱? 》的节目。 该节目深度报道了有关富豪相亲会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 其中一个女孩直接反问记者“你们不爱钱”的言论颇为夺人眼球并最终被选为新闻标题。
在人们自身的道德意识中存在着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朴素的财富观, 认为金钱的获取有可能造成人性的堕落等不良后果。 在该报道中, 一个女孩表达自己对金钱的喜爱, 这一言行及观点有悖于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念, 极易被人们贴上“拜金女”的标签。 因此, 记者采用这一标题是希望达成一种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影响下的受众与拜金观点之间的陌生化效果, 使采访对象的言论与道德权威形成对立, 进而引起受众的关注。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 我们得出认知经验、权威效应与陌生化之间的关系公式如下:
认知经验 (受众) -权威效应 (权威) =|陌生化|
在该公式中, 陌生化的绝对值越大, 证明受众的认知经验与其对权威观点的认知差距越大, 其吸引受众的效果就越好, 越能够通过新闻标题紧紧抓住受众, 使其对标题下的报道内容做进一步的关注。 受众在权威效应的作用下会对自身经验预判进行检查, 当受众不能理顺权威观点和自身经验预判的对立关系时, 受众的兴趣和兴奋点得以激发, 新闻标题即完成了其吸引眼球的任务。
四、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 反权威修辞是指通过新闻标题中所表达的权威观点与受众认知预设之间的对立形成矛盾冲突, 继而形成陌生化效果以吸引受众。在陌生化理论下, 权威时常被社会共同的认知经验挑战和反对, 在受众经验与权威观点的博弈过程中, 新闻标题激起了人们的关注欲。 反权威修辞的产生有其社会根源, 由于普遍的认知经验与权威观点的对立而产生疑惑, 进而引发受众进一步的思考, 这种突出语言表达的“陌生化”, 实质上是新闻工作者通过艺术化的修辞手法对普通语言的有意 “变形”或“偏离”。 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新闻标题的陌生化是基于标题对新闻主要内容的片面性提取, 有断章取义之嫌, 这种“变形”与“偏离”极易造成新闻失实的情况发生, 因此新闻工作者在使用反权威修辞手法编写新闻标题时应注意把握其合理性。
参考文献
[1]范方俊.“陌生化”的旅程──从什克洛夫斯基到布莱希特[J].中国比较文学, 1998 (4) .
[2]张廷国.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及其意义[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5) .
[3]韩林合.维特根斯坦论“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1) .
[4]Weber, M.The Theory A M.&Parsons, Trans T[M].New York:Free Press, 1947.
[5]Blau, P.On the Nature of Organizations[M].New York:John Wiley, 1974.
[6]Durkheim, E.Education and Sociology[M].New York:Free Press, 1956.
[7]周学奎.党报新闻标题的趣味趋向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 2012.
[8]王丹荣, 朱晶晶.新时期新闻标题的修辞艺术[J].新闻爱好者, 2010 (17) .
[9]黄育红.网络新闻标题语言的陌生化[J].新闻界, 2006 (6) .
[10]刘斌.陌生化原则与新闻写作[J].当代传播, 2003 (5) .
[11]杨向荣.陌生与熟悉——什克洛夫斯基与布莱希特“陌生化”对读[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1) .
新闻的权威性 篇6
关键词：新闻权威,新媒体,影响力,传统媒体
权威新闻的生产带有鲜明而强烈的政治色彩,代表着一种社会主流价值观,它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就在中国媒体的新闻权威性尚处较为脆弱的阶段或者说是新闻权威性逐渐积累的阶段,新媒体裹挟着技术和资本的力量在全球化迅速蔓延,对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一、权威的含义与新闻“权威”的来源
权威被认为是一种正当的权力。正如恩格斯所言,“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1]对于权威的来源,领导力大师罗纳德·海菲兹认为,权威区分为正式权威和非正式权威。正式权威是一方正式给予另一方的权力,明确规定在职位规定中,或者在宪法、法律中,或者在公司的规章制度中。这些权力被正式给予,以换取服务。每个权力授予都是换取服务的合约。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合约都是明确表述的。
新闻权威性的来源,既有来自正式权力赋予的权威性,也有自身属性的重要性和媒介长期积累形成的影响力形成的权威性。媒介的公信力是指新闻媒体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被社会公众所信赖的内在力量。它是媒体自身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在公众心目中所占据的位置,是衡量媒体权威性、信誉度和社会影响力大小的标尺,是权威新闻来源的必要因素。
二、新媒体与新闻报道的权威性
从互联网被应用到新闻传播领域,为人类社会的传播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场媒介技术的革命。这样的变革并不会在短时期内完成,也不是在某一方面的改变,而是会在一个长期的时间段内,是新闻传播媒介产生质的改变。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介变革来势迅猛,超出所有人想象。
新媒体时代新闻报道传播方式的多元化使得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受到巨大影响和稀释。在新媒体时代,新闻的权威性可表现为各类新闻传播媒介为了保证媒介传播内容的有效性,从而达到一定的影响力和效果,而对这种“权威力”的一种竞争式分配。目前,中国的新闻改革正逐渐从边缘走向核心——着力于新闻报道的改革。而这也正是许多传统媒体在经历多轮改革后认识到的要具备真正的竞争力,根本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主业——新闻内容。从新闻的内容、报道方式、采编方式上分析,网络新闻报道与传统媒体报道有很大差异。网络新闻报道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网络新闻自身也存在许多的缺陷也是不可忽视并且要加以改进的,这是造成网络新闻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消减的因素。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新闻对新闻来源构成要素的理解缺乏统一的标准,网络新闻发布者即作者身份缺乏说明,并且有些新闻报道片面地对所转载的新闻进行删节和标题更改,通常不加注明。从新闻消息源的角度出发,新闻的来源、发布者的身份以及最初报道的机构都是新闻权威性构成的重要元素。但是这种标准在海量信息的网络媒体中更容易被受众忽视,对新闻的权威性有一定的消解作用。网络要成为权威新闻的来源,就要解决现存的问题。要严格规范网络新闻,加强网络新闻的原创性和真实性,加强网络新闻监管,要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
三、网络新闻对权威性报道的冲击和挑战
在中国,新闻由“政本位”向“新闻本位”回归之后,未来新闻内容竞争以提供周全而严整的资讯,更好地满足社会对于时政新闻和主流资讯的环境守望诉求,为人们构建基于信息获知的价值判断的多元化公共话语平台作为标准。[2]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网络文化随之而生。网络文化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一些规则,同时也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某些模式。传统意义上的精英、神圣、权威等都在这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所以说,网络文化的繁荣昌盛正在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将在文化领域确定自己的重要位置。
在网络时代,各个阶层的普通民众都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来表现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网民群体成为新的权威新闻的来源,网民可以通过各种社交网络来传播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并进一步争取自己的话语权。由于网络工具的出现,大量的公众被连接成一个庞大的群体——网民群体。他们的影响力往往可以与权威阶层相抗衡,并且赢得胜利。网民的共同意见便成为了网络民意。网络民意就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所以,如何对网络新闻转载中的消息来源进行处理,如何使网络新闻转载中的消息来源处理规范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对未来新闻行业发展以及对于受众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和作用,但是,与新媒体相比较,传统媒体有着显著的内外部优势和机会。然而,当各大传统媒体都利用新的媒介方式发布新闻消息时,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也同时赋予了新媒介。所以,在未来网络新闻将逐渐成为主流权威新闻来源,这是网络时代不可逆转的趋势。高可信度或具有权威性的信息来源发出的信息容易获得较高的认同感,反之低可信度的信息来源所发出的信息容易获得较高的认同度。
四、结语
在新媒体时代,新闻的权威性需要借助一定的政治经济技术手段来实现。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何种地步,只要社会的统治阶级需要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以及要实现高效的组织社会运转,权威新闻就是不可或缺的。在现阶段,权威新闻主要是借助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来传播其影响力,并借助这种权威性来实现各种目的。
参考文献
[1]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5:608.
党报具有舆论监督的权威性 篇7
关键词：新时期,党报,舆论监督,权威性
党报舆论监督权威性
一、事实最有说服力
在以往为农民工“讨薪”的采访中, 经常碰到一些不配合、不讲理, 甚至“无赖”的企业老板及个体户。对此, 我们已习以为常, 总有一些办法对付。但在采写《苦等三年何时拿回血汗钱》一文时, 在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沟通了解中遇到一定阻力, 增加报道的难度。
2008年1月初, 我们接到柘荣县20多位民工反映, 称在2003年6月, 他们参加了柘荣县富溪镇至横龙坑公路的水泥硬化施工, 当时富溪镇政府承诺, 每公里按12万元结算工钱。可该路段已经竣工3年, 富溪镇政府却未付清民工的工钱。
当时临近春节, 我们为农民工被欠薪的事很着急。报社领导即派我们赶往柘荣县了解事实真相, 争取在春节前帮农民工讨回工钱。
为了帮农民工尽快讨回工钱, 我们不顾旅途疲劳, 在到达柘荣县的当天晚上, 立即找来数位民工及承包商了解整个欠薪过程。原来, 富溪镇至横龙坑的公路共7.8公里, 分四段进行承包, 分别由4位承包商承包。其中一位姓林的承包商, 于2003年6月外出打工回村时, 发现正在修建的公路突然停工。一打听, 原是宁德一承包商因拿不到施工的前期费用而跑路。出于对家乡建设的感情, 林姓承包商主动向富溪镇政府提出, 由自己先垫款施工的建议。双方约定, 由林姓承包商组织人员施工, 竣工验收后, 富溪镇政府按每公里12万元支付全部工程款。因此, 林姓承包商便以一分多的利息向亲朋好友借款, 承包了富溪镇至横龙坑公路的其中一段共1.6公里, 并很快找到26名民工开始施工。
经过民工们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 于2003年8月底完工, 次年3月通过验收。一位姓郑的民工告诉记者, 按照约定, 公路通过验收, 镇政府要将全部的工钱发放给民工, 但镇政府只在2003年底付了10万元, 之后就一年还一点, 2006年才拿到4900元, 每个民工每年只能拿到200元, 按此推算, 民工要想拿回全部工钱, 就要等到10年。
在弄清全部事实后, 第二天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山路, 赶到当时的施工现场及富溪镇。开始, 富溪镇党委的一位负责人, 以为我们不懂事情的来龙去脉, 振振有辞地说:“你们有没有搞错, 我们镇里怎么会欠民工的钱呢?”当我们问道:“民工每年只能从你们镇里拿回200元的工钱, 这是怎么回事。”这位负责人态度生硬地回答:“不知道。”当我们要求他拿出修建公路的报表, 以及发放民工工钱的报表时, 他还不耐烦地说:“现在会计不在, 改天再来。”
也许是我们的准确问话, 让这位负责人发现我们已掌握了大量事实。当天下午, 他委托当地报道组, 给我们打来电话, 要求再次见面, 并表示可以提供相关的报表。当天晚上6点, 当我们再次走进富溪镇大门时, 这位负责人笑脸相迎, 办公室里还摆上香蕉、桔子、苹果、香烟等, 与前次的“待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之后, 他还自打圆场地说, 他刚来这里不久, 经了解, 确实有欠一些民工的工钱。他表示, 无论镇里经费有多紧张, 也要想方设法让民工拿到工钱。
为了文章及时见报, 避免说情, 当天晚上7点, 我们退掉柘荣县的宾馆, 马不停蹄地赶到福安, 从晚上9点半开始写稿, 直至凌晨, 终于将稿件发回。
文章见报后, 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时任柘荣县委书记许青云高度重视, 立即作出批示, 要求富溪镇彻底落实解决。针对此事, 富溪镇党委、政府当天就召集镇分管领导、包括村干部、财务工作人员以及富溪镇岭后、横龙坑、花坪村的新老村主干, 对文章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核查落实, 并和工程承包人员就欠款数额当场核对。很快, 承包商与民工都如数拿到了工钱。
通过此次采访, 我们深刻体会到, 作为一名党报记者, 除了要有很强的责任心外, 还要有不怕苦、不怕累的采访精神, 才能搜集到详尽的事实。
二、现场采访真实显现
2008年4月21日, 《福建日报·热线新闻》版刊登了《非法小炼油厂隐匿深山村民饱受侵害多番呼吁》的舆论监督文章。有同事就问:“你们采写的问题报道, 为何都能够很快地得到解决, 其中是否有独到的采写技巧?”我们回答:“不是。”主要原因是我们能亲临现场采写, 促动了当地政府的决心, 才使问题得到很快解决。
当时, 我们接到一封来自闽清县群众的投诉, 称在3年前, 一些不法企业主在金沙镇宝峰村与池园镇叶洋村的交界处, 建起了非法小炼油厂。这些非法小炼油厂越建越多, 从当初的3家发展到现在的9家, 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还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产和生活。
接到群众的投诉后, 我们即前往调查。宝峰村与叶洋村位于闽清县的北部山区, 离城关40多公里。当天上午, 我们驱车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前行, 一路上不时地看到一辆辆小型运油车穿梭而过。翻过一座又一座大山后, 我们的头开始发晕, 司机也感觉到车颠得厉害。在现场, 只见在泥泞、狭窄的山道边, 短短的一公里内就有4家厂房, 且十分简陋的非法小炼油厂。在一个非法小炼油厂前, 我们看到地上4个炼油炉的输油管线外露着, 黑色的油罐立在炉旁, 路边是堆积如山的废旧轮胎及废弃的塑料下脚料, 还有炼油过后的废渣, 场景让人触目惊心。几个正在作业的工人, 见到陌生的车辆还十分警惕, 一直目送着我们车辆离去。
随后, 我们采访了部分村民、镇村干部以及闽清县政府分管此项工作的负责人及相关部门, 他们都表明了关闭非法小炼油厂的决心。但由于一些客观原因, 迟迟未能采取行动。
其实, 闽清县非法小炼油厂问题由来已久。仅去年一年, 《福建日报》曾3次对闽清县非法小炼油厂进行公开曝光, 但往往是曝光一家, 当地政府就关闭一家,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 非法小炼油厂就像一支“游击队”一样, 你打一枪, 他换一个地方。先是在城关的周边生产, 后又躲在山中炼油, 成了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一块心病。金沙镇政府的负责人告诉我们, 隐匿山中的数家非法小炼油厂, 处在特殊的地理位置, 位于池园镇叶洋村与金沙镇的宝峰村交界处, 仅仅靠一个镇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 必须由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牵头、两个乡镇配合才行。
闽清县政府在文章见报后, 第三天就组织公安、工商、环保、卫生、城管、池园镇、金沙镇等相关单位的近百人工作人员, 对隐匿山中的非法小炼油厂采取行动, 坚决予以了取缔。时任闽清县政府办公室陈敏建副主任坦诚地告诉我们, 此次, 县政府能这么快地关闭隐匿山中的非法小炼油厂, 应该得益于党报舆论监督的权威性, 它客观、公正的现场报道, 促进了当地政府的工作, 也加快了关闭非法小炼油厂的决心。陈敏建还表示, 在政府办事越来越透明的今天, 特别感谢党报给予的支持与理解, 尤其是给予政府工作的促进。
三、互动促进问题解决
2009年7月初, 晋江市东石镇金泽村部分村民向《福建日报》反映, 称自2006年以来, 该村村民蔡某某未经相关部门审批, 擅自在农田里非法采石, 不仅侵占和毁坏村民的农田, 还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东石镇金泽村位于晋江市的东面, 离城区约30公里。金泽村有洋宅和山兜两个自然村, 人口近2000人。该村村民除了种田之外, 大多从事采石及石板材加工。一位热心村民用摩托车载着我们到采石场。我们看到占地好几亩的农田被人向下挖了20多米, 四周虽然无人, 但有铲车、吊车等采石工具。这位村民说, 这些人都是白天休息, 晚上6时之后开始采挖, 一直干到凌晨5点多钟才收工。
在采石场的不远处有一片树林, 到处都是采挖出来的泥浆, 有的地方形成了人为的泥浆池塘, 压坏了不少树木。在碎石堆料场, 碎石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在农田边, 我们看到十几块数吨重的大石头挡住了道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委屈地说, 他家有7口人, 主要生活来源靠种田。自道路被堵死后, 他家的一亩多农田再也不能耕作了。他指着长野草的农田说:“长达四年颗粒无收啊!”据了解, 仅这一片农田, 就有100多户村民的几百亩农田不能耕种, 长期抛荒。
为证实无证采石场仍在开采, 我们于当天晚上20时左右, 再次潜入现场。在采石场现场, 果然看到10多名工人有的在吊石, 有的在采石, 现场灯火通明, 机声隆隆, 尘土飞扬。
时任晋江市国土资源局丁局长听到我们反映后, 立即叫来矿产科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 要求查清蔡某某是否有审批手续。一位姓柯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这个采石场法人代表登记的是吴某某的名字, 没有蔡某某的名字, 蔡某某是否与吴某某是合伙人, 国土资源部门查不来。
经过慎重商量, 丁局长建议我们到工商部门查询。临走时, 丁局长表示, 如情况属实, 他们会对此事进行严肃处理。
时任晋江市工商局李局长对此事十分重视, 要求执照科的工作人员调取相关档案。几分钟之后, 我们便得知吴某某的工商营业执照, 属于独资行为, 没有其他股东及合伙人。说明蔡某某是在无证违法开采。
《夜幕降临, 无证采石四年安然无恙》文章见报后, 立即引起晋江市党委、政府领导的重视, 要求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组织人员, 对金泽村蔡某某的非法采石场进行处理, 责令其立即停止开采, 尽快关闭。但蔡某某仍然我行我素, 要不利用夜间或凌晨进行非法开采, 要不与当地执法人员“躲猫猫”, 往往执法人员赶到现场, 蔡某某就立即拉掉电源停止开采, 甚至人去场空, 使执法人员很难采集证据和抓现行。因此, 群众反映强烈的非法采石问题, 也始终未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之后, 金泽村群众再次向《福建日报》投诉蔡某某仍在非法采石, 我们也再次前往调查。此事引起了晋江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分管此项工作的时任晋江市陈副市长明确表示, 一个镇、一个部门做不到, 可以提出来, 需要什么给什么, 蔡某某的非法采石场一定要关闭。市委宣传部也出面敦促相关部门, 重视党报舆论监督, 尽快采取措施, 关闭蔡某某的非法采石场。随后, 晋江市国土资源局、东石镇党委、政府领导都作出了表态, 一定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拆除工作。
2010年8月6日, 晋江市政府组织国土、公安、城管、消防、东石镇等相关部门的执法人员, 对东石镇金泽村蔡某某的非法采石场的道路、场房、电力、采石设施予以全面拆除。晋江市委宣传部、市国土资源局领导还电告记者, 希望参加拆除行动。按常规我们可以不参加拆除行动, 但为了回馈当地政府的良性互动, 报社领导同意我们前往参加。至此, 《福建日报》历时一年多的跟踪报道, 终于得以落实, 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综上所述, 《福建日报·热线新闻》版在新时期里, 积极探索新时期党报群众工作的规律, 认真落实“三贴近”的要求, 党报舆论监督的权威性没有得到弱化, 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据初步统计, 从2001年始, 《福建日报·热线新闻》版, 每年刊发的舆论监督报道都在100篇以上, 问题的解决率达到了85%以上, 得到了上级相关部门领导及读者的一致好评, 《福建日报·热线新闻》版还被中宣部、中国记协评为《全国名专栏》。
参考文献
[1].苦等三年何时拿回血汗钱[N].福建日报, 2008-01-11.1.苦等三年何时拿回血汗钱[N].福建日报, 2008-01-11.
[2].非法小炼油厂隐匿深山村民饱受侵害多番呼吁[N].福建日报, 2008-04-21.2.非法小炼油厂隐匿深山村民饱受侵害多番呼吁[N].福建日报, 2008-04-21.
法律“病征”之权威性的缺失 篇8
从人的思维之局限型、世间万物之无限复杂性和法律调整对象之流变性来看, 我们会发现法律是有缺失的。换言之, 法律不是万能的, 它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说得通俗一点, 即法律是“有病”的。也许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 因为一般情况下人们的观念是:有形且有生命力的东西才会生病, 比如动物、植物等等。法律只是一种观念意识, 怎么会“有病”呢?但结合了老师上课的讲授和自己的思考, 我认为在这里用“病”来形容法律的某些缺失是比较合适的, 既生动形象亦不失其真谛。
二、法律权威性缺失的原因
既然指出法律是“有病”的, 那么我们法科学生就要像医生给病人看病那样去给法律“治病”。不同的是, 医生用的是望、闻、问、切外加各种医疗器械, 而我们法科学生却要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结合相应的法律方法去给法律“治病”。要想“治病”, 首先必须“诊断”出法律有哪些“病”。从上文提及的法律的三个“病因”来看, 法律之“病”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面:法律意义的模糊, 法律意义的冲突以及法律意义的缺失。这三种“病”会产生什么“病征”呢?在这里我选取了法律的“病征”之一, 即权威性的缺失, 并对其进行了分析。
要想对权威性进行分析,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什么是“权威性”?百度百科给出的解释是: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的性状。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 “信服”是构成权威的一个必要要素。法律权威性的缺失可以用人民“不信服”这一字眼来代替, 直白的说就是老百姓“不信任”法律, 从而导致法律的权威性的丧失。谈到信任, 顺便插一个关于诠释信任意义的小例子:
前几天去大学同学那里玩, 他在当地的法院上班。期间他们单位组织了一个活动, 有幸我也参加了。相信不少人都玩过这个游戏, 叫“信任背摔”。具体的规则是:一个人站在两米的高台上, 教官把他的手脚绑住 (保证其在下落过程中不因恐惧而挣扎) 。下面站着两排队员, 两两双手交叉, 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腕。也就是用他们的双手为下落者搭建一个“网”, 保护他不会落到地上。看似很简单的一个游戏, 其实却蕴藏着很大的哲理。首先, 对于下落者:它要求下落者要完全信任自己的队友, 如果不信任的话, 可能导致其动作变形, 增大受伤的几率。其次, 它也要求下面的队员一定要齐心协力去保护他的队友。在这个过程中, 不允许有一个人放松警惕, 不用力气。如果没有配合好的话, 很容易使下落者和下面的队员受伤。在教官的讲解和示范下, 大家很快就领悟到了游戏的真谛:相互信任。因此, 在游戏的过程中, 没有一个人受到伤害。
通过上述例子, 我想我们对于信任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法律权威性缺失的原因, 就是源于不信任。
三、法律权威性缺失的体现
既然知道了不信任是权威性缺失的原因, 那么这种不信任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也就是法律权威性缺失的“病征”体现在哪里呢?在这里我分了两个部分进行阐述:
首先, 司法人员对法律的不信任。这样说, 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诧异。因为司法者是运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的, 他们怎么会不信任法律呢?之所以这样说, 并不是我一时兴起, 我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上的。这就得谈到我的实习经历, 法学院学生毕业实习的单位一般都是公检法这些国家机关。当时我被分到了学校所在区的一个法院的执行局里。负责带我的师父是个法官, 专门负责执行的。平时我在办公室的工作也比较轻松, 只要是整理一下卷宗什么的, 最多也就是和师父出去送一下执行通知书之类的东西。记得有一次师父成功的处理完了一个案子, 只记得当时他显得很高兴。饶有兴致地和我说:“你看, 对付当事人就不能和他讲法。你讲他不听, 你只能用其他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说完他好像又略有所思, 叹了口气补充道:“其实这也不是当事人胡搅蛮缠, 主要是国家的法律有时就是不行, 就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说:“也许这只是个别的案例呢?他说:“现实中有太多的案例靠国家法律, 是不能解决的。比如这个案子 (一个集团诉讼) , 要是按照法律的程序和规定, 双方什么时候才能达成一致?!当时, 我也没有太注意。就在这次去找同学玩的时候 (上文提到的在法院工作的本科同学) , 我们吃完饭开始聊天。聊了一会, 他就“郑重其事”的和我说:不要一味地相信书本上的法律, 现实中国家的很多法律是不行的, 根本解决不了啥问题!我说为啥啊?接下来他又说了很多……我联想到了实习的经历:这不是和以前的法官说的差不多吗?当时我就在想:法律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们的司法人员会丧失对它的信任呢?法律到底得了什么“病”?
其次, 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对古代的“无讼”、“息讼”、“耻讼”的思想进行批判, 但现实中很多人还是不愿意走进法院的大门的。因为他们大多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打官司就是找关系, 找到的官越大越好!这样胜诉的机会就越大!很多人说, 你不找关系, 如果别人找到了, 那你岂不输定了?这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 但我们每个人敢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我们完全信任法律吗?不会有人这样说的, 因为我们确实不会信任法律。有人说我们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 更讲究人情, 所以会找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为什么美国就没有类似的情况呢?他们的普通民众为什么对待法律就怀着无比的崇尚之情呢?难道美国人不讲人情?显然不是, 记得有部电影叫《十二怒汉》, 影片讲述的是陪审团在历经激烈的讨论后而认定小男孩不构成谋杀罪。在这里直接体现了陪审团对法律的信仰, 即构成犯罪必须排除一切合理的怀疑。此外, 透过这部电影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国人观念就是他们认为要想讲人情就必须信任法律, 这才是我们之间的差异。
四、防止权威性缺失的方法
既然法律权威性缺失这一“病征”不光体现在普通民众身上, 也体现在司法者身上。那么, 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据受众群体的不同, 可以开出不同的“处方”。
第一, 针对司法者。可以借鉴江苏省法院所推行的“能动司法模式”, 正如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先生说的那样:“能动司法”并不是要打破司法的“被动性”, 它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司法者的作用。在我看来,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允许司法者运用自己的知识结合实际案情对法律做出合理的解释。允许他们“类推适用”法律, 甚至“创造”法律。这难道是模仿英美法系的“法官造法”?当然不是, 毕竟我们的法律制度不同。但我们中国不光国土面积大, 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我们不分情况的适用统一的国家法, 那么地方性法律如何维护?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不能得到良好的执行。所以, 按照公丕祥先生说的那样去发挥司法者的能动性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样既可以解决国家法律与地方性法律的冲突问题, 也能够加强司法者对法律的信任, 使法律的权威性在司法者那里得到体现。
第二, 针对普通民众。普通民众之所以不信任法律, 根本原因是他们不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在他们的眼里, 法律不是中立的。谁有关系, 法律的天平就会倾向谁。如果能按照第一点讲的那样去做, 使更多的民众能够切实的体会到:法律的每一次适用都是公平的体现。那么, 民众一定会选择相信法律。这样, 法律的权威也就在他们心中树立了起来。
五、结语
虽然, 现实证明法律是“有病”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较早的正确的分析“病征”, 定能准确的找出“病因”。从而达到“对症下药”, 使法律的“病”得以痊愈。相信大家都知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故事, 我想法律权威性的缺失也一样。如果我们忽视法律的这些“病征”。那么, 日积月累, 积劳成疾, 我们的法律一定会“病入膏肓”, 发展成“绝症”。假如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再想着去改正, 恐怕是“亡羊补牢, 为时已晚矣”。
摘要：本文以法律“有病”这一前提展开, 简单的介绍了法律“有病”的原因。接着从法律的“病征”之一, 即法律权威性的缺失进行论述。借助自己亲身体验来说明了法律的权威性在司法者和普通民众那里缺失的情况, 并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最后, 文章分别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如何“治愈”法律权威性缺失这一“病征”的方法。并指出, 法律权威性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长期忽视法律权威性的缺失这一“病征”, 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关键词：法律,权威性,缺失,信任
参考文献
[1]公丕祥.当代中国能动司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
[2]谢晖.法林问道[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