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导员权威

2024-06-21

辅导员权威（共8篇）

辅导员权威篇1

辅导员教育管理中的话语权威探析论文

高校的教育管理范畴主要构成是辅导员老师群体和学生群体，双方关系既是对立的，也是互助的。辅导员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话语从微观上看有助于参与其中的个体和群体扩展自身能力并解决问题；从宏观上看对高校教育管理体系是制度实施权威最优化的途径之一。

一、对辅导员老师话语体现教育管理权威的研究。

辅导员老师每说一个字，每讲一句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要把握自己的道德水准，言论对于道德规范的维持也是体现国家政治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权威，而这种职业素质又恰好是教育权力机构和学生所赋予的神圣职责。

1. 辅导员老师的话语权表现为一种高校主流观念的意志辅导员老师话语权有助于高校的校园文化传播其所认同的主流话语，利用话语权在管理中占有关键的权威与主导作用，应当在制度化的学生管理中应当被重视起来。

2. 辅导员老师的话语权表现为一种高校职业观的权威学生的常态化管理工作是在一定的职业知识背景下展开的，大学生的所思、所言、所行是对高校现实问题的`表达与言说，体现出的是在这样的职业知识言传身教的地位与作用。

3. 辅导员老师的话语权表现为管理行为的有力操控话语权威意味着一种力量，话语的实质是“以言行事”,所以辅导员话语与学生话语展现了他们自身的威严与威力，语言的有力操控就是师生教育话语的重要特征。

二、对学生在被管理领域中与权威存在博弈现象的研究。

学生群体会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对权威的不满意和不信任的相互博弃，都有一定的程度的表现，并且在与辅导员老师之间有争论和分歧，对于管理权威中的不满意和不信任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得以解释。

1. 对管理权威不能及时的进行交流信息。

学生群体对于管理中存在的不利因素不能及时反馈到管理权威部门，并且即使学校管理权威获知某些意见，由于从总体管理原则角度上考量出现阻滞和延后的现象。另外，学生群体与辅导员老师相互之间缺乏沟通，也是间接导致对管理权威不信任和不满意的原因。

2. 管理权威的制度没充分地体现学生的实际利益诉求。

虽然高校提出教育应该“以生为本”,并且也提出更应该尊重和保障学生的成长、成才的权利。但是这种意见并没有很好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落实，“以生为本”的管理权威为主导的制度应切实从学生实际情况考虑，应充分地体现学生的实际利益诉求，不要只喊口号。

3. 管理权威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与影响。

辅导员老师与学生群体和高校外界环境（其他高校以及社会）各层面交流渠道的增加使二者获得了更多比较的信息，让二者得到更多的借鉴，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学生对自身权利的认识，在和外界环境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也是对管理权威逐步形成博弃态势的因素。

三、建立宽容的空间和具备宽容人格化解教育话语间博弃矛盾。

建立一个承载各自包容各种言论的空间和师生的语境空间；群体之间具备的关系，要永远有对他人宽容的人格，对他人行为和诉求保持理解的态度。

1. 如何建立宽容的话语空间。

在常规管理中建立一个有效的话语空间，在教育和管理的过程中以包容的观念使学生在过错中成长，成熟，只有这样，教育管理才能最终达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目的。

①以学生的成长为教育管理核心。辅导员老师要树立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关注学生在心理、生活、道德情操、学习兴趣等方面的成长问题，理解、尊重、信任学生。

②引导学生对错误行为的正确认识。犯错是学生走向成熟的必然经历，老师要加以正确引导学生敢于改正错误，把其化为人生道路上的经验教训。

③智慧地评价和幽默感的语言。对学生品格有针对性的用智慧地表扬进行赏识教育，用具有幽默感的话语和幽默的方式提醒学生。虽说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很可能会出现“治标不治本”效果，“标本兼治”的智慧与幽默优于正颜厉色，这样才能使学生发自内心真正的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

2. 如何行使宽容的人格。

师生群体都会对教育和管理上有自身的看法和见解，相互交流是必然的，要在真正意义上用宽容的人格针对问题交换想法和意见，甚至可以就某些问题的某些层面达成一致。

①主动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中国自古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师为长者的特殊关系下导致学生和老师交流往往“敬而远之”,无形中影响师生关系的融洽。老师可以利用一些校园文化活动和常规的管理工作机会，主动和学生拉近距离，传递老师的赞赏和真诚，这样学生就会走近老师，亲近老师。

②把处理问题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老师可以把学生放在主动解决问题的位置上，让学生充分发挥解决问题的权力，这样学生也就逐渐地培养出了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③让学生学会换位思考。老师不要以先入为主地主观教育对学生做出定性判断，消除学生在接受问题上的抗拒情绪，以平和的心态指引学生站在对方或者相关人的第三方角度来评价自己的言行，让学生在一种平等轻松的氛围里反省自己，彻底改正、修正并端正自己的言行意识。

结束语。

本文在教育管理话语的研究只是高校教育管理工作探索中的冰山一角，研究教育管理话语最终目的是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使教育和管理的内部问题、外界误解可以得到缓解和解决，依靠双方的努力和相互配合来达到教育管理目的，双方是教育和管理中问题得到解决后的最终受益者，并通过话语方式去发现当下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中隐藏更多的其他问题。

辅导员权威篇2

关键字：马克斯.韦伯；高校辅导员；合法性；权威

高校辅导员权威是辅导员职能有效发挥的关键因素，直接关系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学生的整体素质，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提出权威理论。作为韦伯政治社会学的核心，权威理论将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研究，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从传统社会如何步入现代社会，以合法性为依据将权威分成三种类型，并具体阐述了各类权威的产生背景和适用范围，对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组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因此，以马克斯韦伯权威理论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构建高校辅导员权威，是培育符合时代发展的高校教育工作者的关键环节。

一.马克斯.韦伯权威理论的基础内涵

权威是建立在某种服从动机基础之上的合法支配模式。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以合法性为依据，从支配分类的角度将权威归纳为三种类型，即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具体阐述如下：

传统型权威，是指建立在古老惯例的神圣性和统治者权力合法性基础上的权威，领袖凭借继承来的地位拥有绝对权威，而权威内容和发挥空间则源于约定俗成的习惯，如中国封建家长制。受资源、环境等自然条件限制，人类社会发展初期水平较低，传统型权威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树立起来，使得人类社会脱离原始形态而步入文明阶段。但是，传统型权威所承认的合法性，来自对神权制度的信仰和对传统习俗的遵从而不是制度化的理性规定，以强制手段进行绝对统治不利于社会长治久安。延续千年的传统型权威对社会造成根深蒂固的影响，制度化外表下的个人化管理矛盾突出，单一的传统型权威制约社会发展。

个人魅力型权威，又称卡里斯玛型权威，是指建立在个人禀赋和非凡品质基础上的权威，由于对领袖个人能力的崇拜而绝对服从，具有超凡性、不稳定性、革命性的特点。个人魅力型权威经常与社会动荡相伴而生，它所承认的合法性，建立在自身既得利益基础上，是对领袖“超凡魅力”的感性认知而不是制度化的理性规定，由此导致的英雄主义和个人崇拜制约权威巩固和延续。韦伯认为，领袖的使命必须经受住“考验”，即让信仰者幸福安康。众人在服从领袖的命令中满足自身利益，领袖在“神化”过程中经受住实践考验，内在互动促使个人魅力型权威被社会运动领袖推崇，并被追随者承认。感性认知为此权威提供生存空间，但是从历史发展整体角度看，单一的个人魅力型权威统治不是社会进步的长久之计。

法理型权威，是指建立在理性、法律、官僚体制、法定授权基础上的权威，众人信服领导者，是由于非人格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而不是对个人的忠诚。法理型权威作为人类社会成熟的产物，克服了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权威中的感性因素。它所承认的合法性，是在理性价值基础上构建出来的法律体系；它所认定的制度，符合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韦伯认为，官僚体制管理是实现法理型权威的有效形式，有利于形成严谨的工作秩序、高效的工作效率、理性的职业精神，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但是，韦伯设计的官僚制存在逻辑问题，单一的官僚化组织管理容易造成对人和人格的忽视。因此，探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官僚化组织形式势在必行，充分发挥法理型权威进行现代化法治社会建设任重道远。

韦伯基于主要支配因素将权威分为三种类型，但是实践中并不存在三种权威的纯粹形态。传统型权威促使优秀的价值观念得以传承和发展，个人魅力型权威促使组织成员在个人魅力感召过程中奋发向上，法理型权威促使现代社会在法制化管理下和谐进步。综上所述，权威关系是以合法性为依据的传统型、个人魅力型、法理型权威的混合体，任何组织只有在法制化基础上充分发挥传统因素和个人魅力因素的重要作用，才能实现科学高效的组织管理和权威统治。

二.高校辅导员权威面临的挑战

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大学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灵活性、独立性、创新性不断增强，对高校基础教育工作提出更高要求。高校育人坚持与时俱进，辅导员权威在内容来源和表现形式上不断发展完善，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受社会现状、高校改革、个人感性等多种因素影响，高校辅导员权威面临严峻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网络科技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普及改变了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方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得高校辅导员权威面临严峻挑战。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革新传统的人类生存发展方式，大众传媒的普及为人们接触海量信息资源提供广阔的平台。信息化时代知识向时效化和低廉化方向发展，大学生通过多元的知识传播方式及时准确地掌握所需信息，摆脱了知识资源匮乏的局面，实现了自我学习和进步，辅导员知识权威与学生自主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同时，网络时代使辅导员不再是传递信息和分配资源的唯一阶层，信息公开使大学生公平享有高校学生管理信息和教学资源分配的机会，学生开始摆脱“师道尊严”的传统教育理念，更注重自我意识的表达和自身价值的实现，高校辅导员的传统管理权威受到挑战。此外，大众传媒平台中充斥大量不良信息，不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序开展。

第二，多元文化的传播改变了大学生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价值的多元化和学生的个性化使得高校辅导员权威面临严峻挑战。高校辅导员的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促使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文化的更新转型日益加快。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使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不断改变着大学生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对思想政治教育和基础学生管理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传统的学生工作方法已不适应现今的社会发展趋势。多元文化的传播导致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大学生的自主选择性、判断性、民主平等意识不断增强，在成长过程中追求自我个性的展示和自主发展的选择。这种情况下，大学生不会盲目地听从辅导员的教导，反对强制性的知识灌输和思想教育，二是通过比较分析与选择地接受外界信息，在学生工作中要求民主参与自我管理，对高校辅导员权威造成一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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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高校教育改革对辅导员工作不断提出新要求，辅导员自身能力不足与辅导员队伍建设相对落后的双重压力使得高校辅导员权威面临严峻挑战。教育改革重新定位职业观和教学观，更新转变教师角色和师生关系，上述改革趋势更加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发挥空间，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不断升级的高校教育改革对教育工作者的价值理念、知识储备、思想境界等方面提出新要求，为高校基础教育工作带来新考验。学生工作的性质要求辅导员能够正确引导学生思维、认真进行学业指导、随时关注生活动态、及时传递就业信息，虽然高校辅导员队伍的整体建设水平良好，但是与“身兼数职”的工作标准对比，我国辅导员队伍建设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此外，高校辅导员呈现显著的年轻化趋势，较少的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使其滋生的专业能力相对欠缺。同时，高校在辅导员培养与管理制度建设方面相对滞后，难以获得学生的认同、支持和信赖，其权威面临挑战。

第四，新时代大学生不断接受新鲜事物，大学生群体特征变化与高校学生管理制度落后的双重压力使得高校辅导员权威面临严峻挑战。第三次科技革命不断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节奏，新时代大学生群体特征突出，自我意识较强且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但是此类人群的抗挫折能力较差，目标追求趋向现实化和物质化，这与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相悖。同时，当今社会竞争压力巨大，大学生群体存在知识学习、能力培养、职业规划等困惑，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风气制约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形成。此外，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相对落后，既有体制依然以简单化方式对学生进行命令式管理，不符合与时俱进地高校育人要求。辅导员工作内容脱离学生实际和社会现状，学生自身问题多样化增加了学生工作的难度，高校辅导员权威面临挑战。

三.马克斯.韦伯权威理论对高校辅导员权威构建的意义

高校作为当今社会高素质人才的培育基地，担负着促使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辅导员的基础管理地位越来越突出。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从现代社会学角度出发，以权威合法行为依据，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级统治关系进行深度分析，得出权威的三种基本类型，对现代社会组织结构设计和组织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具体包括以下3各方面：

第一，马克斯.韦伯权威理论首次对权威类型进行框架分析，促使人们正确认识高校辅导员权威的重要性。权力和权威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马克斯.韦伯首次界定了权力和权威的基本内涵和本质，并深入剖析了三种权威的产生条件和适用范围，为现代社会分析权威现象提供重要认识工具。笔者提倡构建高校辅导员权威，正是基于对权威重要性的正确认识。辅导员在高校教育中的基础管理作用十分突出，其工作能否达到预期最优效果主要取决于高校辅导员权威是否充分形成并有效发挥。正确的认识促进合理的行动，韦伯权威理论使人们认识到高校辅导员权威在高等教育环节中的重要性，对韦伯权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人们构建高校辅导员权威提供创新理念和具体途径。因此，韦伯权威理论的认识功能对高校辅导员权威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马克斯.韦伯权威理论将权威与合法性联系起来，引导高校辅导员权威向符合社会主旋律的正确方向发展。合法性即促使人们自愿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统治的合法性取决于统治的正当性和对统治的认同程度。韦伯权威理论认为历史上出现的任何成功的、稳定的统治都是合法的，权威与合法性的结合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开辟新方向。权威的合法性要求反映了人类社会向着理性合法的权威构架不断发展的良好趋势，实际上从理性角度批判了违反合法性行为的不正当性，由此构建社会成员赖以遵循的共同价值规范和社会主流思想。高校辅导员权威正是在合法性前提下形成的，权威的合法性要求辅导员在构建自身权威的同时必须遵循法律规章制度和社会道德规范，以积极向上、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有序、遵纪守法的工作方式进行日常学生管理，才能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最优效果和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养成。因此，韦伯权威理论的引导功能促使高校辅导员权威相符合社会主旋律方向发展，对辅导员权威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马克斯.韦伯权威理论三类权威在组织中以混合形式发挥作用，充分利用传统型、个人魅力型、法理型权威的综合优势有利于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高校辅导员权威。首先，法理型权威是理性化、法制化的权威统治类型，官僚体制在现代化管理中占据主导地位。高校辅导员在工作中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充分利用法理型权威赋予自身的权力并履行相应的义务，在辅导员职责范围内有序开展学生工作。同时，个人魅力型权威在平凡化过程中具有创造性和非常规化力量，高素质、高能力的领导者具有非凡的感召作用，应注重辅导员专业能力的养成和人格魅力的升华，推进学生工作进程。此外，传统型权威中包含优秀传统文化和普世价值观念，我们应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念，充分弘扬“尊师重道”的传统礼仪文化，有选择性地传承创新。根据韦伯权威理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应充分融合传统型、个人魅力型、法理型权威的综合优势，才能真正构建符合学生成才和社会发展的高校辅导员权威。

参考文献：

[1]范伟丽.思考法理型权威-----夜读韦伯偶得[J].领导之友，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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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马丁，罗述勇.论权威-----兼论M.韦伯的“三类权威学说”[J].国外社会科学，1987（2）.

[4]张婷.曹操魅力型权威的形成及其合法性基础[D].燕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5]李全记，田丹.网络时代下对高等学校辅导员的权威重塑[J].法制与社会，2011（3）.

[6]钱春霞.论高校辅导员教师地位的实现途径[J].出国与就业，2012（3）.

[7]朱文胜，汪爱娥.论新时期高校辅导员自身威信的树立[J].学理论，2012（28）.

辅导员权威篇3

科学中的权威与权威的科学-默顿传统科学社会学中的科学权威问题述评

科学中权威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权威的科学成了一个默认的预设。科学中的权威与权威的科学构成了科学权威问题研究的不同层面。本文拟通过对默顿传统科学社会学关于科学权威问题研究进行深度和广度的分析，揭示科学权威的完整内涵。

作者：金俊岐胡杨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河南,新乡,453002刊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000“”(4)分类号：N031关键词：科学权威科学中的权威权威的科学知识权威

认同权威随笔篇4

一个地位高、有威信、受人敬重的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最容易引起别人的重视、认可、模仿，这就是权威认同，而它所产生出来的社会效应即权威效应。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就曾向世人宣示：“走吧，跟着权威!”这似乎已经揭示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本性，以及权威在人类群体中的重要性。这究竟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

“权威效应”普遍存在于社会，这其实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服从行为，他们之所以那样做，主要是担心不服从会带来一些自己难以承受或不想面对的恶果。在诸多情况下，这样的目的性会产生两个完全对立的后果，也就是说，服从权威可以带来双面性的效应。

服从权威并非一件坏事，也不完全会造成什么消极的后果，比如，服从国家的法律法规，权威人士倡议的社会公共准则等，就会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服从于父母的`教导，老师的批评会使一个人更健康完美地成长;服从于上司可以得到加薪、升迁的机会。这也就是一种“赞许心理”在激发和驱动。反过来说，一个人若是违背这些规则，就会带来一系列消极的效应，尽管其中有些结果对服从者来说会带来暂时的积极效应。

很多人在为自己的罪责、做过的愚蠢的事情开脱时，常常以“我只是跟着别人这样做”的借口来开脱。作家斯诺也曾说：“更可怕的犯罪是以服从而非反抗的名义实施的。”在这种语境下，此人就把自己跟从的人视为一种权威和责任的全部背负者。这也恰恰说明了服从权威会带来的第二个好处，即人们对于权威的服从有时能逃避一定的责任，并以此来减少自己的罪责感。这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组织惨无人道地谋杀了大量无辜的人民。还有的一种权威服从就是“确保安全”心理。执行者本身就是一个缺乏主见或对某项事情无知的人。他的服从主要是认为权威人物有一定的正确性，能产生一个更可靠、保险的系数，以此来给予心灵上的安全和慰藉。

不管多么简单的定论我们都不能凭借主观臆断，即使是服从权威或权威效应的确存在，但没有经过严密的实验研究和理论论证，还是不能妄断其中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对于“服从权威”——人类的这一特性。

在职场中，上司若能将权威效应发挥得恰到好处，往往比命令和规章制度更具掌控力。对于权威效应的发出者来说，如何利用好它将是一个难题，因为人人都愿意服从权威，如专家、领导、英雄，而人人都可能会怀疑权威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辅导员权威篇5

据悉，“中国网络文化网吧排行榜”力图打造行业内最具权威性的排行榜，由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网吧产业提升计划办公室提供政策指导，由北京中文发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光音网络发布执行。

根据CNNIC的统计，截至2008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伴随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应用，以“多样性”、“草根性”、“大众化”、“娱乐化”、“功能化”为特点和趋势的中国网络文化也蓬勃发展起来。快速成长的网络文化，正推动着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革命。与此同时，因内在秩序与规范、精神与追求的缺失，使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高的网民逐渐迷失在“自由自在、无边无际”的网络社会中。

“网络文化健康成长，以及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融合，形成新的主流文化，是我们的重要工作内容。”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网吧产业提升计划办公室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作为网络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和渠道——网吧，也将担负起传播健康、优秀网络文化内容的重任，从而更加广泛地满足群众对互联网文化的生活需要。”根据权威调查显示，网民在网吧上网的比例为39.2％，规模达到9918万。如何引导用户的上网行为，已经成为刻不容缓、亟待厘清的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国网络文化网吧排行榜”以“立足网络、引导用户、规范发展”为宗旨，“希望通过我们的配合，和积极、有效而务实的工作，把排行榜打造成中国网吧行业最有影响力的指导内容，也希望排行榜成为网吧用户选择网络游戏及网站的有力依据。”光音网络CEO王灏先生介绍说。记者通过多方了解证实，在十大网络应用中，娱乐仍是中国网民的最主要的互联网活动之一。尤其是网络游戏，使用率高达58.3％，用户规模达到1.47亿。这也是“中国网络文化网吧排行榜”首榜重点发布“中国网络游戏排行榜”、“中国网站排行榜”和“中国休闲游戏排行榜”的主要原因。

“中国网络文化网吧排行榜”以i8网吧增值服务平台为技术数据支撑，根据用户行为统计各榜单的排名情况，每月度公开发布。未来，组委会还将针对全年各网游、网站在网吧内的表现，召开年度颁奖盛典，为优秀网游厂商和互联网公司授牌，表彰先进，促进和谐发展。同时，为了保证“中国网络文化网吧排行榜”的权威引导性和社会公信力，主办方特别邀请腾讯网作为本排行榜合作首发网络媒体，并邀请业界知名的艾瑞网，《网吧经营》杂志、中国网吧在线、天下网吧、天下网盟、比特网等专业机构共襄盛举，以期客观与公正。

浅论“法治”与“法律权威” 篇6

[关键词] 法治、法律权威、亚里士多德、通性

法治是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蕴涵隽永，然幽昧经年，即便在标榜法治传统的西方亦不曾有过一个公认的定义。一百个法学家恐怕就有对“法治”的一百种解释。法治何以成为法学家乃至普通民众关注的热点，我想，正在于法治不光是现实中法律的实践，更承载着人们对良好有序的社会生活状态的追求，以及对法律应然状态的思考。

另一方面，法治若要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首先，它的内在基础——法律规范，必须是有权威的，法律若无权威，等于没有法律，甚至比没有法律更加糟糕，因为那意味着法律的尊严正在遭受践踏和蹂躏。没有人会服从会信任没有威势的法律，则更谈不上法治。因此，当法治观念渐入人心，让我们高扬法治旗帜，将其上升为治国方略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法治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法治的内核和通性是什么？以及法律何以值得人们普遍服从？法律凭什么是权威的？法律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通过这些思考，或许有助于准确把握当前我国朝向法治的各种努力的历史与逻辑定位以及所处语境的特殊性，从而使我们的法治理论和实践皆有一个良好的起步。

一.什么是“法治”

“法治”，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或者说，法治应该首先被看作人类的一项历史成就。如同“宪政”、“司法”等法律概念一样，“法治”也有自己的历史渊源，亦即是说，在不同历史阶段，在古今中外，“法治”有其不同层次的内涵表现。

在我国，“法治”一词为汉语所固有，源于春秋时期的儒法之争。在对待用什么理念治理国家时，儒家主张人治，即通过道德礼仪去感化人，国家的治理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德行去实现，而不能通过刑罚。因为那只会败坏人的品行，使之行为更加恶劣。儒家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与之相反，法家把法律看成“尺寸”、“绳墨”、“规矩”，主张用法律（主要指刑罚）来治理国家，让民众畏惧刑罚，从而指引民众的行为而不出格。“无规矩则不成方圆”，法家认为，“圣人之治国，不能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要“不务德而务法”，实行法治。

综观古代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法治”扮演的是与“人治”相对应的角色，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法治”的主要品质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意即代表神意的天子用法律（刑罚）治理国家，在法律之上的是天子，是人，因此从根本上看亦然是“少数人之治”的人治。

第二，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不管是“德治”还是“法治”，其根本是要产生并置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之下，二者只是服务于天子的工具，而不可能真正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

因此，“法治”在古代中国，其通意是指，以天子为核心的封建贵族阶级用掌握在其手中的法律，谕令等具有强制性的工具去统治国家及臣民，实现少数人意志的一种状态。

现代意义的“法治”之意，起源于西方。追寻法治的源头，应该从亚里士多德说起。在《政治学》里，他说：“若要由法律来统治，即是说要求由神明和理智来统治；若要求由一个人来统治，便不异于引狼入室。”这段话是针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治国理念提出的反驳。柏拉图认为，除非由哲学家成为国王，人类将永无宁日。他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力主“贤人政治”，极为蔑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不应将许多法律条文强加于“优秀的人”，如果需要什么规则，他们自己会发现的。只是在他的“贤人政治”的理想国方案失败后，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将法律成为“第二位最好的”，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亚里士多德反驳道，“人类的情欲如同野兽，虽至圣大贤也会让强烈的情感引入歧途。惟法律拥有理智而免除情欲。”即是说，人治使政治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一般人总不能消除兽欲。虽最好的贤人也难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同时，他还主张，“法律的确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关于“法治”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国家的治理应该依托法律而非“贤人”，“人治”应该只是辅助和补充而非主导。他的这一主张，把“法治”和“人治”有机结合了起来，避免了“法律绝对论”和“法律万能论”的出现。

第二，法治之下的人治也该是“众人之治”，不是“多数人之治”，更不是“少数人之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执政的偏见”，同时法律要体现众人的意志，因为“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因此，他主张，即便是一个才德最高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智。”与古代中国相对比，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的权威源于众人的意志，并且民众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从大处看是被纳入众人的意志下，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对民众发号施令，而古代中国,法律的权威建立在统治者的暴力之上,法的君主是天子,因此前者是从“法”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后者是以为中心的“法治”。在这些思想、主张为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论的第一个经典性论述，“法治应当优于人治”，即法治的定义是“众人之治”，进而，他提出，“法治应

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这两个论述，在法治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是法治论的源头。在某种意义上，后人的研究皆脱根于此，而与之背道而弛的，必是对法治的错解。可谓源与流、根与枝的关系。

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这段经典发展完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对法治内涵的认识：

第一，古罗马时期，西方的法治概念是以罗马法和诺曼法的历史文本为基础的。与其他法律传统形成鲜明对照并饶有趣味的是，罗马人和诺曼人乃是以那些重视操作而非耽于理想的法律实践者的视角和需要出发而走近法治的。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体现了对这样一种信念的强烈承诺：由法律而不是由专横的权力来提供私人纠纷解决方案的语境地，“万民……皆受法律和习惯的统治。”这确认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政治社会应该是一个法律社会。同样，诺曼人的法律制度也表现出对法治原则的喜好。1187年格兰维尔在总结亨利二世的法律变革时，以令状形式界定王室的司法管辖权的同时限制了这种管辖权，使“令状统治”富有法治的意味。70年后，布莱克顿在《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一书中，提出，国王有义务服从法律，因为国王处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不是国王创造法律而是法律造就国王。

第二，欧洲中世纪时期。罗马人和诺曼人，丰富的法律语言和辉煌的司法成就不仅铸入中世纪欧洲教会法和世俗法的辉宏体系，而且被用来继续锻造关于法治的理想、原则和规则。

首先，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司法管辖权关系的构造和维系必须而且只能诉诸法律的权威。教俗两种权力要想“和平共处”，只能通过对法治的共同承认，承认法律高于它们。

其次，在教会体系内部，教会法学院描述道：“教会是一个法治国，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度”，因为“仁慈的上帝掌管着一个依照法律来统治的世界，赏罚分明。”《萨克森明镜》明示：“上帝自身即是法律，故法律为上帝所钟爱。”据此，人人有权利抵御国王的法官的违法判决。

这一时期的法治观念，对近代的当代资产阶级法治观产生了如下影响：

其一是法律至上。不管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应该置身于法律的统治下。

其二是权力的制衡与分立。虽然这个时候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主要是就同一地域内不同的政治实体而非同一政治实体内各部分的关系而言的，但权力由此而分立，并发展出一套分权制衡的法律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分权制衡及其规则有效地将权力的存在和运作置于法律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当做法治的基本要求，甚至等同于法治本身。

第三，近代及当代的主要法治认识。19世纪的英国法学家戴雪通常被子视为近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奠基人。他以已有的法治经验及体验为根据，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法治概念。他指出，“法治”应该有三层含义：

首先，法治意味着，与专横权力的影响相对，人人皆受法律统治而不受任性统治。

其次，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人人皆须平等的服从普通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再次，个人权利乃是法律之来源而非法律之结果，亦即，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承认与保护应当在法律中得到充分体现，成为法律的内核和品质。

综观西方法治的演化史，我们可以从中大体总结出“法治“的一般概念为，法治是良好的法律及其体系制度在社会生活中调协、管理各个独立人以及各个不同的势力的运作状态，它既是动态概念，又是静态概念。

同时，我们可以从上述分析中，归纳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品质，我称之为法治的要素或通性。

二．法治的通性

法治的通性，即法治的通常属性，是从法治经验和实践中抽括出来的法治应有的基本要素，是法律的特定品德的体现。

我们可以说法律具有强制性、规范性，这是法律与道德、宗教、政策相区别的一般特征，是法律之为法律的缘由。但是，不是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具备法治这个特定品德。我们可以说我们需要法律，但这并不必然代表我们需要法治。

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坚持人治。作为制度品德，法治相当于古人所说的“使法必行之法”。它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也不是凭靠严格执法或“一断于法”就可以实现的。应该把遵循法律与遵循法治严格的区分开来。

因此，真正的法治就应该是其法律制度具备以下三个具体的特定品德，而也正是这些通性使法治成为必然之治。

1．普遍的法律——法治的前提

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要有统一性，法律规范的制作、适用要有一般性。基于法律不可能包罗、涵盖所有情形，因此不能一事一法、一事一例。所以应该用高度抽象的技术手段提高规则调整的普遍程度。在现代法律中，作为母法、根本法的宪法在原则和规则的表述上尤其必须具备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不能因事立法，因人设制。

另一方面，法规的使用在相同的情况必须得到相同的对待，如果一项命令：“为本法20条所管辖的一切人不得进入赌场”，那么，它就必须适用于受20条管辖的一切人和赌场，不能有特别的人和赌场享受特权。即是说，法律应该使用于普遍人，实现条文上的人人平等。

再者，法律制度应该具备统一性。此乃古人所谓“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在此意义上，一国可以有两制或多制，但不能有两法或多法。一国之内可以有属于不同法系、不同语言、不同渊源、乃至不同政治性质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法理上严格说来都应该看作一法之下的两制或多制。

所以，一个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是法治的前提，无论它是以法典为主导，还是以判例为主导。

2．法律为公众所知晓，同时为公众所遵循——“良法”的必备要件

富勒指出，“为了让规则的接受者知道他们被命令去做什么，命令必须是公开的、协调的、不矛盾的、清楚得足以明白的，而且不能改变过快；为了规则的接受者去做他们被命令去做的事情，命令必须是可预期的、不相矛盾或抵触的，并且在物理上、精神上或环境上不是对被命令的人来讲不可能遵循。”

具体分析说来，首先，法律必须是“公布”的，这是法律可循的前提。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将法律藏于官府的做法只会导致权势者借助法律的“神秘感”行人治之实。因此，法治的一个要素，必然是法律向公众公布，昭示天下，让民众知晓其内容，知道他们行为的指导要求，哪怕“百人里仅有一人去了解公布的法律，也足以说明法律必须公布。”此外，法律必须公布，晓之以民众还有两个原因：其一，人们通常不是因为直接了解法律而是因为仿效了解法律者的行为样式而守法，故少数人的法律知识可以间接的影响许多人的行为；其二，法律只有公布后才能由公众评价并约束其行为。正所谓“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乱法者也。”

其次，法律可被遵循还应具备以下品质：

第一，法律必须明确，无内在矛盾。知晓是遵循的前提，然则，法律本身的严密性是法律可依以及按照法律的要求正确行事的内在要求。否则就会“知而无所从”，其实质是对法治的破坏。法律明确是让受众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法律无内在矛盾，则要求法律条文本身不自相矛盾以及几个法律之间应该尽量避免相互冲突。对于后者，公认的解决之道有诸如，“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基本法优于派生法”等处理原则。

第二，法律稳定。这并不是否定法律应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动，及时的废，改，立。而是指频繁改变法律，会使民众感到难以学习和遵守。一方面破坏法律所应有的确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则会造成社会的权势者通过法律侵害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尤其是保持宪法的稳定对于一国的法治至关重要。

第三，法律可预期。即法律应不可溯及既往。因为，法律如果溯及既往，则意味着，你今天吃饭的行为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着在某一天被法律规定为非法行径的危险。那么你还敢不敢再吃饭了？没有人能遵循溯及既往的法律，因其行动时该项法律并不存在。因此规则之存在须在时间上先于按规则审判的行为。

法律可预期性是支撑法治价值的一个较为关键的要素。如前所述，溯及既往必然会大破已然事实的时空性，导致秩序的颠覆。这显然与法治相违背。这样的法律也难逃“恶法”的罪名。因此，既不能制定也不能使用溯及既往的法律。即使不得不为，亦要慎重而为，不能违背法治之基本精神。

第四，法律本身应尽量正义以及切合实际。非正义的法律是否是法律，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恶法”必不是构成法治的法律。因此，基于少数人意志的法律不是良好的法律，或者由少数人制定的代表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才是良法。

另一方面，法律的时效性要求法律必须与时俱进。一部法律在此时可能是“良好的”，但在彼时，它就可能演化为“恶劣的”。比如，国务院颁布的收容条例，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于现今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已经显现出了巨大的不适应，最终因孙志刚事件引发全国的广泛声讨而终被废止。可以说，废止本身就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胜利。

此外，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良好的法律必须为众人所服从，所切实执行。正如前述，需要法制，不等于必然需要法治，众人不按良法的要求去做，良法就只能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因此，法律能有效的被遵循就要求法律必须有权威。

3．法律是有权威的——法治实现的保障

任何社会里的法律皆有权威，但权威的建立却可能是通过众人的心悦诚服，也可能是统治者的暴力为之。另一方面，权威的层次亦可高低，法律权威的地位应处几何，是高于诸如政府在内的各种势力还是低于某种势力。基于此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将在下面专门论述。

三．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权威

显而易见，基于法治的要求，法律权威的建立应该体现其正义性，这是其内在要求。这一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自然法的观念与传统是法律权威的重要理念基础。自然法是西方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一种思想传统，它通常是指人类所共有的一整套权利和正义，往往与国家的“成文法”相对照。考文教授十分经典的概括了自然法的思想：“有某些关于权利和正义的特定原则，它们凭着自身内在的优越性而值得普遍遵行全然不用顾及那些支配共同体物质资源的人们的态度。这些原则并不是由人制定的；实际上，如果说它们不是先于神而存在的话，那么他们仍然表达了神的本性并以此来约束和控制神。它们存在于所有意志之外，但与理性本身却互相渗透融通。它们是永恒不变的。”而人定法基于人的理性限制以及社会的变化发展，总会有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甚至不可调和的时候。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永恒的”实在进行裁判。如果一部法律能基于这些自然法的先验规则制定，那无疑会受到人们的追捧。其中，诸如平等、自由、独立、尊严等理念正是自然法的组成。

第二，人们对法律、对法治的需要，从人性论的角度看，正是基于“人性恶”的预设。简单的说就是，人是靠不住的，人治是危险的。这既可能是一种事实判断，亦可能仅仅是一种假设。基于恶的、悲观的估计，使人们对统治者心存不信任，对其权力的膨胀和腐败有着深刻的警惕，由此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政府置自身于代表众人意志的法律之下，从而树立法律高于政府的权威。

第三，法治的功能是决定法律权威的内在要求。法治应该是工具价值与实体价值的结合。

对于法治的工具价值，在波斯纳看来，其一，法治首先是法律秩序的一种管理功能，是一种程序框架，通过这种框架，法律结果更容易识别并用于取得其他政治目的的计算；其二，在维护法律秩序稳定的意义上，法治是一种“公共的善”。

只有法律能够切实的实现独立人、势力的权利，保证其履行义务，这样，法治才不会成为一种“道德”的号召。

在莱兹看来，法治还应具备如下实体价值：

其一，法治能够抑制专横的权力。

其二，法治使法律自身成为一个人计划的一个稳定、可靠的基础，即实现个人的自由。

其三，如果法律是尊重人类尊严的，那么就有必要谨循法治。尊重人意味着把人作为有能力计划和规设自己未来的个体来对待，因此，尊重人包括尊重他们的自治，尊重他们控制自己未来的权利。

莱兹把人的自由和尊严看作是法治的内核，事实的确

如此，法治的终极目标其实是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在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环境下有序的存在，因此，法治理当以人为本。我国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尊重人权写入宪法，正是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依然要尊重人的基本权利。

在此意义上，法律的权威源于对自然法规则的趋近，对其它威势的制衡，对人的尊重。反过来，法律的权威也成为“法治”的应有之义是不能缺少的要素。

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法律权威的建立必须具有两个外部条件。其一，必须有国家的强制力做保证。正如莱兹所说，“设若法治不过是良法之治，那么，在阐释法治的性质就是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哲学。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法治这个词汇就会缺乏任何有用的功能。我们无需仅为昭示笃信善良当居优势而皈依法治。”因此，罗尔斯强调，“法律制度是公共规则的一种强制秩序。”；其二，就是要求按法律的规定严格行事。法律的正义、公平，归根到底要靠法律的实践，人的执法，守法来边为现实。如果当事人感受不到法律的公正，那么法律的权威岂不就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法律权威是法治的内在应有品德，是实现法治的保障，同时，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不仅是法治追求的目标，甚至其追求过程就是动态的法治表现，其结果正是静态的法治之体现。

四．结语

法治之所以是法学上的奇葩，其魅力所在正是它自身本就是充满悖论和陷阱，任何对它的解释，天然的就存在模糊与含混之处。

比如，纵观古今西方法治发展对法治都力图做到某种超然，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法律应体现众人之意志，法律应高于一切实体。但是，法律的制定只可能是由少数人制定，按阶级意志论，法律只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同时，要把法律置于统治者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另外，既然法律是“众人之意志体现”，那么为什么还要借助统治者的强力对它进行保障和强制施行，要求众人遵守？

其实，这样的矛盾不一而足的充斥于法治本身。

对此，莱兹认为，由于法律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某些模糊之处，完全符合法治是不可能的；由于某些受控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尚受青睐，最大限度地符合法治也是不受欢迎的。因此，符合法治只能是一个度的问题。

这一点对我们解决党与法的关系，以及如何把握法治的程度提供了借鉴。

党的领导最基本之处是执政，因此我国的依法治国就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因此，法律是党的意志的体现。按照前述法治的“众人之治”原则，党应该把自己的行为置身于法律之下，因为，法律本就是党的意志体现，严格依法办事，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必然会树立法的权威，同时，在完善法制建设时，法律应该尽可能广泛的囊括对民众的权利义务的设置，这也是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党性所要求的，也只有在法律里体现对人民的关爱，法律才会成为“良法”，党才能真正作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基于法治的“度”的问题，我们不能排斥除法律外的政策、政令等其他规范，因为这本身就是“法律万能论”的错误表现。因此，在我们的法制没有尽善尽美的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以政策和政令为治国手段的补充，既不能“以党代法”，更不能“以法代党”。两者本就该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法治的争论还会继续，让我们在把握现代意义的法治的一般要义的基础上，果敢的扬帆起航，在探索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勇敢前进！

[参考文献]

1．《法律与权利》高志明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3年

2.《依法治国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张文显《法理学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 2002年

3．《法律权威论》刘杨《法理学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 2002年

4．《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夏勇 2001年

5．《“法制”、“法治”、“人治”的词义分析》沈宗灵

数学绝对权威研修日志篇7

一学期来，在学校领导新理念的引领指导下，数学组全体教师以创新为动力，以提升教育水平为契机，以新理念为依托，以有效课堂教学为载体，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完善和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教研活动，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回顾一学期工作,现总结如下：

一、抓实教学常规

教学常规是指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而又必须遵循的教学规范和要求。在实施“六认真工作要求”中，我们对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视。

学校提出至少要有提前一天的备课量，研修组长每月至少检查一次备课，全组教师都能按时备课，而且内容详尽，各俱特色。一般的备课更多关注的是教师的教学流程，我们提倡表格式备课，体现教师活动和学生活动。

我们每学期至少检查两次作业的批改，教师对学生作业的评价有非常有效，例如：笑脸、鼓励语等。扎扎实实做好常规工作，做好教学的每一件事，切实抓好单元练习、月考和期末质量检测，真正将考查作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教师提高改进教学的手段。

二、彰显教研特色

研修组全体老师都能积极参与学校的课题研究。本学期，我们结合学校有效教学的研究、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确立了“数学教学生活化”的研究主题。李玉琼老师和刘多勇在低年级实施“口算教学生活化”，郭瑜、王五玲、覃士云老师在中高年级尝试“估算教学生活化”及学写数学日记，收效显著。有三位教师相关论文在县级获奖，一篇在县级刊物发表。并整理出一本数学日记成果集。通过十几节的课堂教学研讨，我们反复试讲、反复评课，老师对学校主课题的理解思考走向深入，对有效课堂教学有了科学的定位思考，对如何有效教学形成了独特的见解。

上课，一般采取三个层次：一是个人自己试讲，备课组全体听课、研修组长参与；二是第二次试讲，研修组全体听课，教导处参与；三是公开课，学校公开课，全体本学科老师、学校领导参与。

评课，首先是个人说课，谈感受；第二是参与听课老师评课，评课的重点围绕课标理念、围绕研究点突破、围绕学生主体参与，所有听课老师必须人人发言；第三是专家点评总结，由听课的领导进行点评，最后由研修组长作总结。

课只是一个结果，重要的是在反复几次的听课、评课上。在这些反复过程中，老师们逐渐明白集体备课的好处，明白听课要听什么、评课要评什么、反思要思什么、总结要总结什么。专题式研讨让老师们明确了研究的目的，更明确了研究的方向，让老师们在每个环节中都有了不同层次的提升。研究课作为我们打造优质课堂教学的一种形式，将不断促进我们在研究状态下实践工作的理念，逐步使我们的课堂生动精彩，使我们的课堂更加适合学生的发展。

三、演绎课堂精彩

全体数学教师从点滴入手，了解学生的认知水平，查找资料，精心备课，努力创设宽松愉悦的学习氛围，激发兴趣，教给了学生知识，更教会了他们求知、合作、竞争，培养了学生正确的学习态度，良好的学习习惯及方法，使学生学得有趣，学得实在，确有所得，向40分钟要效益；分层设计内容丰富的课外作业，教法切磋，学情分析，新老教师互学互促。

围绕“数学教学生活化”这一研究专题，通过开展研修活动，激起学生最大的学习兴趣，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有效的课堂教学。例如：覃士云老师的《角的分类》，刘多勇老师的《认识角》、王五玲老师的《露在外面的面》、，柳家菊老师的《认识图形》，郭瑜老师的《面积》、包括我们的常态课无不重视情境的创设及它的有效性。可以说，研修活动主题化演绎了我们课堂的精彩。虽然在工作中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离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集体备课、研修活动培养了教师理解和把握教材的能力，唤醒了教师推进新课程的意识，小学数学研修组正在逐渐由“经验型”向“反思型”和“研究型”群体发展。在我们看来，课改与教研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下学期，我们还要把教后记只注重对具体实践结果的粗浅回顾，提高到对实践本身（实践过程）的深入反思，使“研”更有深度；同时有效地利用数学教师的博客，与同行交流思想，为学生提供服务。

专业体现权威篇8

全国清洁汽车行动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组组长，国家科技部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特聘专家。

研究方向：汽车领域

对国内汽车发动机产业来说，这种评选具有很好的标杆和促进作用；对消费者来说，这种评选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可以说，这样的评选是国内汽车产业和消费者都需要的。

李君：

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内燃机工程系主任。

研究方向：汽车新能源与节能技术。

学术兼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代用燃料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动车辆分技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还应该以中小排量汽车为主，国外某些发动机评选往往看重功率及扭矩输出等指标，我们不要走这个路线。这次评选中入围的多款小排量发动机，是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

李理光：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副院长。

研究方向：内燃机燃烧与排放控制，清洁代用燃料，混合动力汽车的动力系统。

学术兼职：国际汽车工程学会，中国内燃机学会理事。

参与——评估自己，学习他人；提升——宣传品牌，树立信心；竞争——立足国内走向世界；创新——自主开发，持续发展。

黄佐华：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能源动力工程学院副院长，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研究领域：内燃机燃烧，清洁燃料发动机，排污机理与控制。

学术兼职：中国内燃机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这项评选从公正客观的第三方角度对市场上的发动机产品进行评价，并给出明确的比较结果。这对于消费者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有助于汽车消费向专业消费和理性消费转化。

王建昕：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研究方向：汽车节能与排放控制，内燃机燃烧，汽车燃料。

学术兼职：中国内燃机学会油品与清洁燃料分会主任，中国内燃机学会汽油机分会副主任。

2003年秋，我在美国短期访问时，第一次看到了《Ward's Auto World》杂志的十佳发动机评选宣传画，深深被它吸引，我的朋友从办公室的墙上取下来送给了我。那时我就在想，中国也应举办这样一个高水平的评选活动。《汽车与运动》杂志在参考Ward's等杂志经验的基础上，于2006年成功举行了第一次“中国十佳发动机”评选。祝愿它越办越好，在中国由“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的过程中发挥重大影响。

许敏：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助理，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

研究方向：发动机燃烧与排放控制，整车系统集成。

很高兴在国内也看到这样的评选，而且它的评选规则和体系很符合国内的发动机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我们作为发动机领域内的科研人员，应该支持这样具有社会意义的评选，为民族发动机产业发展尽一份力。

姚春德：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大学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研究方向：内燃机工作过程，内燃机废气净化技术，内燃机石油替代燃料。

学术兼职：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和特聘专家，中国内燃机学会中小功率柴油机分会副主任。

十佳发动机评选活动所确立的评价体系，对于国内发动机产业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在欣喜地看到自主品牌发动机也成为入围的热门，这说明它们正在努力攀登世界先进发动机的顶峰。

尤林华：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研究员级高工。

研究方向：汽车发动机性能、可靠性、排放性能评价方法研究，汽车发动机排放自动测试系统与相关试验技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