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威价值（共4篇）
司法权威价值 篇1
摘要：司法权威是一种源自制度性的理性权威, 是抽象层面的源于人们内心的精神层面的认同和敬畏。司法的公正性、程序的正当性才是司法权威来源中最核心、最具现实意义的、对司法权威影响最为直接、最受社会大众民意关注的方面。因此, 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 树立司法权威的关键路径应当是建立正当程序, 切实做到司法公正。
关键词：司法权威,来源,正当程序
一、司法权威的概念
什么是权威？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权威是“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地位的人或事物”。由此可知，权威并不是具体体现于外的形式化的表象，而是本质上抽象的，是的源于人们内心的精神层面的认同和敬畏。
而对于什么是司法权威，陈光中认为，“司法权威是指司法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令人信从的地位和力量。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司法权威应当从两个视角来理解。一方面，司法权威是一种具有权威性的公权力，司法权不仅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而且还因其诉讼特质而具有权威性。另一方面，司法本身还应当具有社会公信力。”汪建成认为，现代社会的司法体现的便是来源于理性的权威，是一种制度性权威而非个人权威，现代司法的权威为人认可的原因是形式的公平而非实质的正确这就决定了它赖以发挥作用的是依据理性设计的制度而非个人。孙发认为，司法权威本身概念而言，它指的是在社会系统内以司法权为依托，以解纷机制为核心的保障和监督国家法律实施的有关价值、制度、机构、角色等构成的一个系统在动态活动和静态昭示方面所具有的对当事人、社会公众的支配力、令人信服的威望和公信力。贺日开认为，司法权威应该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是在解决纠纷的裁判领域，法院及法官具有最高的地位，享有最高的威望；其二是法院及法官的裁判活动和裁判结果，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能使人们自愿服从裁判活动并自觉履行裁判结果。比较上述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各观点之间虽然措辞不同，但概念的核心和实质都认为司法权威应当抽象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且必须使得司法的受众对司法有敬畏或信服感。笔者也认为司法权威是一种源自制度性的理性权威，是抽象层面的源于人们内心的精神层面的认同和敬畏。
二、司法权威的来源
在厘定了司法权威的基本概念之后，我们就不得不解决另一个问题，即司法权威是如何产生的？
陈光中认为，司法权威的产生源由包括源于法律权威、司法公正及司法纠纷解决的终局性，从汪建成对司法权威概念的理解也可看出，其认为司法权威应当是源自理性设计的制度而非个人。另有学者则认为要从法官的职业理性和人民意志的互相承认中去寻找司法权威的来源，人民认识到法官的职业理性是比人民易被煽动的激情更可靠的维护宪法的力量，而法官承认自己的权力最终来源于人民的授权。
而笔者看来，司法权威首先来源于法律自身的权威性，法律应当是专业法律人的理性思考的结晶，并能根据社会现状进行恰当的变革，而司法则应来自于法律自身的理性设计，法律的权威是司法权威的根基。如果司法所依赖的法律本身就没有合理性、缺乏公平正义，很难想象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司法能够具有合理性、能够维护和体现公平正义，没有法律权威的司法权威只能是空中楼阁。
其次，司法权威应当源自公正的司法。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功能的实现，有赖于法官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公正处理案件，即使法律本身具有合理性、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然而如果司法不能有效运行，法官枉法裁判，公平正义还是不能得到体现。
再次，司法权威来源于司法具有纠纷解决的终局性的特质。一般认为，在社会中存在的主要纠纷解决方式包括社会解决、行政解决、司法解决、武力解决。“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司法裁判具有终局解决的优越性，除极少数特殊过度激化的社会矛盾不得不通过武力手段来解决外，绝大多数的矛盾纠纷最终都可以通过司法得到解决。纠纷一旦被诉诸法院，包括被控告犯罪的人被起诉到法院，法官通过行使国家司法权力所作的裁判就作为最后一道屏障出现，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除法定的情形以外，任何社会力量和诉讼主体，包括法院，都不得动摇、推翻司法裁判。”
最后，笔者认为，在以上三种司法权威的来源中，虽然法律权威是司法权威的基础，但人们真正追求和看中的并不只是实质的平等，因为这个实现的可能性较小而且评判标准也无法确立，人们真正在意的是是否得到平等的对待，是否受到公正的裁判，即人们真正在乎的是司法是否公正，自己是否接受了正当程序的审判。然而，“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同时缺乏自然法律文化基础，我国司法理念中的程序意识却相对落后，正当程序观念亦不发达。这种状况已经给我国的法治建设带来危害，司法的权威性更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司法的公正性、程序的正当性才是司法权威来源中最核心、最具现实意义的、对司法权威影响最为直接、最受社会大众民意关注的方面。因此，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树立司法权威的关键路径应当是建立正当程序，切实做到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984.
[2]陈光中, 肖沛权.关于司法权威问题之探讨[J].政法论坛, 2011 (01) .
[3]汪建成, 孙远.论司法的权威与权威的司法[J].法学评论, 2001 (04) .
[4]孙发.司法权威初步解读——概念、分类和特征[J].当代法学, 2003 (09) .
[5]贺日开.司法权威关系论纲[J].江苏社会科学, 2002 (06) .
[6]赵晓力.司法权威的来源[J].法律适用, 2005 (04) .
司法权威价值 篇2
如果说通常意义的诚信一词体现对个体的要求，那么司法诚信则代表了国家司法机关在广大公民心目中的公信力。有人或许会质疑司法诚信这一说法，认为司法权威本身就包含了诚信的意义，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掌控了国家的司法权力，司法行为具有强制话语权，但这只是司法的单方表象，并不表明公民同时就对司法机关本身的诚信认同，也不表明法律与诚信是与生俱来的孪生兄弟，司法机关同样需要用司法行为来构筑公民心中的诚信长城。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法律是所有社会规则的最低底线，也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法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法律的真正实现最终主要依靠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司法诚信概念在公民心中的产生并最终形成确信、司法机关取信于民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公正司法。我们唯有通过公正司法，用行动来说话，使每一个公民在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中亲身感受到司法的诚信，从心中确立司法诚信的理念，知法、尚法、用法，从而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法律至上、法律神圣的氛围，使各种社会行为最终落脚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个字上，才能真正建立起我们所寄予厚望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封建社会司法理念追求“无讼是求”，倡导建立以道德为主导的社会评价体系，司法诚信也由于封建社会本质的局限性而变得遥不可及。社会主义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法律由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司法机关对人大负责，这就从根本上奠定了我国当前司法诚信的基石。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略的提出，更是为我国的.司法诚信提供了有力保障。如今在全国法院系统大力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以及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反司法腐败行动，其目的正是要在加大司法程序的透明度、采取多种便民利民措施的坚持上，增强司法诚信度，做到司法为民、司法利民、司法护民和司法惠民，最终取信于民。基于以上原因，司法诚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当前时代发展和司法机关内部改革的急需。
谈到司法诚信，司法机关应当是这一理念的直接实现者而不应当在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趋势面前喑哑无语。司法机关至少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努力：一是树立正确的法律至上、司法为民理念，并将该理念真正体现在司法实践中;二是加强学习，增加知识储备，优化知识结构，使司法人员有足够的司法智慧和司法技能守护好社会公平和正义这道防线;三是完善管理机制，如严格把好案件质量关，健全岗位目标考核和违法违纪监督追究制度;四是努力向法官职业化方面迈进，积极协调，克服司法地方化、行政化和法官非职业化的弊病。真正打造出一支崇尚法律、清正廉洁、精通业务和高效务实的司法队伍，有这样的队伍，构建起来的司法诚信大厦才不是空中楼阁。
司法诚信的确立，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利于法律权威性的确立;有利于法律的正确实施和公民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之下，争取与国际司法接轨，使司法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使我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中笑看潮头、立于不败。基于司法诚信的这几个积极意义，作为社会所关注的“执行难”以及由此衍生的所谓“法律白条”等热点、难点问题也就可以随之解决。当前各地司法机关针对“执行难”问题所提出的种种技术性操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触及问题的皮毛而非实质，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应当回到构建司法诚信这一具有全局性高度的问题上来。因为司法诚信源于司法公正，全体公民对司法本身已经形成信念，法律与正义和公平同在，在司法诚信的基础上，让诉讼当事人赢得清清楚楚，输得明明白白。这样的情况下再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执行问题，它违反了整个社会的基本准则和信用要求，必然全社会所不容。
我们日常生活中常提到司法权威一词，其实，司法权威和司法诚信两者休戚相关，无信则无威，有信则威存。没有诚信的司法是悲哀的，更是危险的，权威和诚信同为司法的内核，任何一边不可偏废。司法诚信是当代社会中最大、最重要的诚信，我们的每一个社会行业若是都能站在司法诚信的高度和运用司法诚信的思维，一切棘手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社会需要司法诚信!社会呼吁司法诚信!
作者：唐时华 单位：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邮编：650600 电话：0871-7892330
原载于《昆明宣传》杂志
权威司法体系的构建纲要 篇3
关键词：权威司法,价值,体系构建,纲要
一、权威司法的概述
(一) 司法权威的概念
在司法权威的建构领域, 我国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笔者认为, 所谓司法权威, 具体是指司法权力结构及其要素在司法活动过程或司法产品中实现的一种令人信服的威望和力量, 是司法力量实现公平正义而给司法受众的的一种感知, 是整个司法过程或司法结果后的一种静的实然状态。
(二) 权威司法的定义与内涵
权威司法与司法权威相对应, 其实质是是“活的司法权威”———动态中的司法权威表现;具体而言, 权威司法是是整个司法活动过程中, 为了实现司法权威的目的, 而进行的一系列司法环节以及融合各类司法要素的参与, 是一种持续活动的应然状态;其内涵为: (1) 以司法权威为动力; (2) 以司法公平正义为核心内容; (3) 为司法运行的应然动态; (4) 来源于司法活动的一些列本质属性; (4) 表现于重要司法要素的参与和司法结构的构建。
二、权威司法的价值分析
司法权作为一种独特的公权力, 其权威来源于司法活动中所呈现的一系列特殊属性。这些属性既是司法权区别于立法权、行政权等其他国家权力的独立特征, 也是构成权威司法的价值所在。权威司法的特殊属性具体包括法定性、专业性、居中裁判性、强制性、程序性和终局性。法定性, 即司法权及其运行的一系列机制与活动都是在法定的框架内进行的, 这是权威司法构成的基础;专业性是对司法裁判工作技术性要求的回应, 这是保障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居中裁判性是司法的本质属性, 司法终究是国家与公民赋予其权威性, 双方基于对第三方的信任而让其对纠纷予以裁决, 犯罪予以惩治, 实现社会秩序稳定与公民权利保障;强制性即以国家权力为后盾, 以公民畏服为基础, 实现裁决的依法履行, 这是司法的权威所在;程序性是司法有别于立法、行政的另一特征, 也是司法公正得以保障的外在属性;司法权威的终极体现在于其具有终局性, 一切纠纷将在这里予以解决, 也在此处予以消亡。
三、权威司法的体系构建纲要
权威司法的体系构建由机理与机制两个层面构成, 机理是整个体系得以构建需坚持推行的原则与框架, 机制是整个体系得以构建的一系列措施
(一) 权威司法的构建机理
根据权威司的价值分析, 权威司法体系欲以构建, 必须首先完善强化以下三个构建机理: (1) 保障司法独立, 即司法权在法治框架内保持与党的领导权、立法权、行政权相对独立的品格;司法独立是司法权运行规范化的基础, 而相对独立是保障我国政治体制结构的现实需要;具体而言, 以司法审判业务为分界线, 司法独立运行的同时接受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 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程序性法律监督, 强化地方司法对地方行政的抗干扰能力。 (2) 确保司法公开, 它是我国宪法与法律确认的现代司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它是遏制权钱交易最好的防腐剂, 是权威司法体系构建的基本保障;司法公开主要包括审判公开与自由心证公开。针对我国司法公开现状, 需进一步细化法定公开审判事项的评定标准以及建立完整的裁判文书说理制度, 确保透明的司法程序。 (3) 实现司法公正,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也是司法的核心内容所在。司法公正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括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一致, 也体现在司法效率得以优化, 即效率是司法的生命;最后司法公正还将体现于司法的有效执行与司法的终极救济效力, 任何制度保障与权利救济, 都将在司法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也在司法的结果中得以消亡。
(二) 权威司法的构建机制
所谓权威司法的建构机制, 即是权威司法构建的具体制度性措施或系统工程。具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推行法官员额制改革, 整合司法队伍, 分流司法审判程序, 选取优秀法官到一线审判工作岗位, 淘汰不办案法官, 以实现法官的专业精英化, 最终确保司法资源的优化以及司法公正效率化;2、建立中央统一管理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制度, 具体而言在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监督下, 实现中央司法事权的统一, 保障地方司法独立, 保证权威司法得以实现的基准, 确立强而有力的司法权;3、通过巡回法庭的再过渡, 逐渐将司法裁判上诉权收回最高法院的派出机关———巡回法庭, 建立脱离现有行政区划的上诉审判制, 确保审判监督程序的完整实现;4、司法执行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 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后一个命脉;针对我国当前民事裁判执行率偏低的现状, 必须从体制上讲司法执行权划归相关行政机关, 既保障力司法中立性品格, 也将从制度上解决裁判执行力低的问题。5、设立司法性的专门机构行违宪审查权, 建立强有力的司法权力结构。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2]贺日开.司法权威与司法体制改革[M].南京:南京师范法学出版社, 2007.
司法权威价值 篇4
一、“非法”的改革与法律权威：手段与目标的冲突万毅（以下简称万）：司法改革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制度变革型塑良法秩序的法治国家。但是，从背景上分析，中国的司法改革是在一个条件不充分、状况不理想的法制环境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司法改革在现实中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建构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是严格型塑“法律至上”的理念。法治国家是指公民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领域的关系均受法律调整的国家，其标志就是所有国家权力及其行使均受法律的约束。换句话说，法律在国家和社会关系调整中具有至上性，任何国家权力及其机构必须受到现行法律的约束，不仅不得采取任何违反法律的措施，而且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实施相应的行为。立法机关受宪法和宪法制度的约束，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受法律、权利的约束。[1]因此，即使是司法机关推行司法改革也应当在现行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不能擅自出台违背现行法律的改革措施，否则就将动摇法律权威和“法律至上”这一法治国家的基石，违背我们推行司法改革是为建构法治秩序的初衷；但是，另一方面，改革的深层动因又是现有法律制度在目标和技术上存在着瑕疵，不能为法治秩序的建构提供充分的制度支持，改革的目标就是打破现有制度框架的束缚，重新进行制度安排。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司法改革只能从法律之外的其他途径如政治方面获取合法性支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目前已经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并不是完全从现行宪法和法律出发的，而往往超越现有法律的规定，表现出某种无序。在司法改革的大旗下，各地司法机关纷纷以司法改革为名，摆脱现行法律的“束缚”，进行大量的“制度创新”，这些所谓的“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现有立法的规定。这样，以完善立法、建构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秩序的司法改革，反过来却是以一种“非法”的方式在运行，这不能不说一个悖论。
谢佑平（以下简称谢）：在这方面，我想比较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零口供”规则的诞生。8月辽宁省抚顺市《主诉检察官办案零口供规则》正式出台，引发了学理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人们纷纷议论这意味着沉默权规则在中国的确立。从“零口供”规则的内容来看，要求人民检察院在查阅案卷材料时，应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和无罪供述记录在案，但有罪供述不作为摘卷内容。检察委员会讨论时，应在排除有罪供述的前提下，依照“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危害结果如何”、“犯罪事实发生的经过”、“犯罪是何人所为”、“证明是何人所为的依据”等要素为顺序，综合全案证据得出结论。顺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在这一规则之下，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一开始即被视为不存在，即等同于零，因此，称其为“零口供”规则。从实践效果来看，“零口供”规则的确立或许真的有利于遏制中国司法实践中以公开或隐蔽形式存在的大量的刑讯或变相刑讯。但是，从改革路径来分析，我们却有理由质疑“零口供”规则的合法性。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证据的七种法定形式，其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被确认为一项合法的证据形式，对此，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院，怎么能够以本部门的内部规定（“零口供”规则实际上是检察机关的一种内部规定）的形式来加以规避呢？作为广义上的执法者，检察机关实际上是在“违法执法”，因为检察机关的这一纸规定实际上等于宣告刑事诉讼法关于口供的规定失效。
万：还有在黑龙江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所谓“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在该案中，黑龙江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仅仅用25分钟就审结了一起故意伤害案，原因是法院适用了辩诉交易程序，而没有采用法律规定的普通程序，这就使庭审过程大大简化了。[2]据媒体报道， 对于这起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的审判结果，无论是公诉人、辩护人，还是被害人、被告人，都表示满意。[3]从媒体的相关报道来看，此案的审判结果似乎是皆大欢喜。但是，作为一名“法律人”，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细节，这就是，该案的审理结果是在司法机关引入辩诉交易程序的前提下实现的，而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制度中却是找不到任何规范依据的，换句话说，我们突然发现，司法机关竟然是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的审判。在这种“皆大欢喜”、温情脉脉的表面气氛背后，却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定诉讼程序，遭到司法机关的无请抛弃，刑事诉讼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