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价值论文

2024-09-05

司法独立价值论文(共12篇)

司法独立价值论文 篇1

摘要: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逐渐深入和司法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 尽快培养一种符合时代要求, 并为广大人民法官所认可的司法核心价值观念, 成为凝聚法官队伍战斗力、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两会期间, 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代表全国法官宣布“公正、廉洁、为民”是人民法官的核心价值观念。

关键词:价值观,法官,司法核心

在大多数人心中, 法官是手持天平, 陈述公理的神灵, 是公平正义防线的守门人, 因此法官必须具有高于普通人的精神境界和卓尔不群的价值追求。然而,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群体、社会思潮的纷沓迭起, 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潮也难免将个别法官驯化, 使法官难以真正服从法律, 法院难以成为纯粹讲理说法的净土。因此, 如何在多元化的价值追求中树立一种为大多数法官所认同并严格遵守的核心价值观, 成为司法改革的重点。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代表全国法官宣示:“公正、廉洁、为民”是人民法官的核心价值观。其中公正是灵魂, 廉洁是基石, 为民是主题, 三者有机联系, 是人民法官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共同的价值追求。

一、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一) 价值观释义

价值观是一个人对周围事物的总的评价和看法, 它是一个人行为的心理基础。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 由于人们价值观念的不同, 对于同一个事物就会产生不同的行为, 因此价值观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司法核心价值观是人民法官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导向, 是人民法官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也是人民法官的精神旗帜。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人民法官自身存在的意义、价值追求的理解和把握, 是人民法院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 (1)

(二) 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司法核心价值观包含“公正、廉洁、为民”三个方面, 其中公正是灵魂, 廉洁是基石, 为民是主题, 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共同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追求。

1. 公正是司法核心价值观的灵魂

法官是对各种社会矛盾进行公正裁判的使者, 因此在社会公众的观念中, 法官代表着法律, 代表着正义。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 法制思想已渐渐深入人心, 法官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随之逐步提高, 能否公正司法关乎法官形象和司法公信力, 它是法官职业道德的灵魂。

2. 廉洁是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基石

法官是正义天平的执掌者, 司法廉洁与否, 关系到公平正义能否实现, 关系到人民司法事业兴衰成败。没有廉洁这个基石, 公平正义无从谈起, 人民司法事业无法稳固, 法官只有公正廉明才能成为民众信赖的裁判者和法律尊严的维护者, 因此, “廉洁”表达的是法官对人民的承诺。

3. 为民是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主题

“为民”是人民法官践行根本宗旨的思想和情感基础, 也是司法权的本质属性, 因而它是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目标。司法权来源于人民, 必须始终依靠于人民, 做到为民负责、为民掌权、为民服务。人民法官只有把人民性作为核心价值和精神支撑, 才能有效抵御各种错误思想和观念的干扰与侵蚀, 做到公正司法。

二、培育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

(一) 培育司法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方面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 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 承担着化解社会纠纷, 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 其性质和宗旨决定了人民法官必须以党的政治理念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 以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自己的价值取向、支撑自己的理想信念。“公平、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司法领域的具体化, 因此,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 大力培育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 是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的精神的重要举措, 也是人民法官的重大政治责任。

(二) 培育司法核心价值观是社会转型时期衡平法官价值冲突的正确选择

目前, 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大变革时期, 各种利益相互交织整合, 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起, 每一个利益主体在变革时代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 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不同导致其行为方式也各不相同, 一些人默默无闻无私奉献, 而另外一些人则台前反腐台后贪污。法官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而存在的, 他们同样也有七情六欲, 也有生活上、物质上的各种需求, 面对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发展也难免会产生迷茫和困惑, 此时如果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就难免会在行为方式上出现偏差和错误, 或者甘居平庸, 不思进取, 力求四平八稳;或者以自我为中心, 不讲奉献, 只求索取;或者不注重自身修养, 不向高境界靠拢, 而向低级趣味趋步。从近年来的媒体报道看, 中国的司法系统频频有法官落马, 从苏如明到黄松有, 从基层院到最高院, 贪污腐败, 权钱交易放生, 法官显然已经成了“腐败高危人群”。此时树立一种核心价值观平衡法官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上的冲突, 引导法官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 不为非法利益所动, 不为种种诱惑所动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三) 培育司法核心价值观是司法改革当中引导法官正确角色定位的必然要求

法官作为社会矛盾纠纷的裁判者, 他在裁决纠纷时首先按照法律规定扮演一个“法律人”的角色, 但作为一个自然人, 法官从事审判活动并不是孤立的, 他会受到本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因此法官也是一个“社会人”, 当不同角色的规范要求不同时, 就会产生角色冲突, 法官必然会陷入一个秉公执法还是照顾亲情关系的两难境地。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后发型法律类型国家, 大量的法律制度都是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借鉴和移植而来, 它们必然会与我国既有的国家权力机构的设置运作以及我国的传统文化相抵触, 从而导致法院长期以来都摆脱不了各种权力对审判独立的干预和渗透, 作为法律运用者的法官受此影响在司法理念上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模糊。随着司法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 “司法资源稀缺”与“司法需求激增”、“司法专业化”与“司法亲民化”的矛盾逐渐加剧, 法官双重角色的冲突也不断加深, 一些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产生茫然, 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困惑乃至错位, 从而直接影响司法的公正高效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1) 因此, 培育司法核心价值观念是引导法官树立法律至上的信仰和为民司法的追求, 在角色冲突时作出正确的行为选择的必然要求。

三、培育司法核心价值观的途径

美国大法官本杰明N卡多佐认为:“司法必须与社会现实相适应”[1]。目前, 中国法治化的选择已经将法院和法官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社会现实不允许法官在利益选择上和角色定位上患得患失、犹豫不决, 因此, 尽快培养人民法官法律至上的信仰、公平正义的理念、为民利民的情怀是时代的呼唤和现实的要求。

(一) 从提高法官待遇入手加强法官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

法官的福利待遇, 不是单纯经济和金钱问题, 而是一个涉及“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理念培育的重要问题。法治时代是诉讼爆炸的时代, 法官担负了国家、社会、家庭的多重责任, 其工作强度远远大于一般公务员的工作强度。而且法院又是社会矛盾集中的地方, 各种新问题、新矛盾源源不断地集中到法院来, 需要法官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和司法智慧来面对这些新类型纠纷。国家每年都会有多部新法律法规问世, 也有许多对原有法律法规的修订, 法官要经常接受各种业务培训, 只有不断学习、终身学习才能适应工作需要。与社会对法官精英化的要求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法官所享受的大众化待遇。司法实践中我国法官的工资标准一直参照国家公务员体系执行, 这种将法官工资待遇基本等同于国家公务员的工资结构, 不仅相对忽视了法官工作的特殊性质和对社会的巨大贡献, 而且整体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水平, 难免会让那些同样面临着买房、结婚、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诸多现实问题的法官们心理失衡。

因此, 只有更为充分地考虑到法官职业本身的性质和特点, 更多地从经济上确保广大法官不为生计而发愁、不为裹腹而劳心, 从根本上解除法官们的后顾之忧, 才能加强法官内心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 让更多的法官集中精力去公正司法、廉洁办案, 才能真正确保其不为小利而枉法、不为恩惠而动心。

(二) 从教育培养入手强化法官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心理认同是人接受抽象理念的前提。法官是一种社会角色, 接受社会赋予的法官身份, 是法官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起点, 因此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首先是一个凸显身份认同、强化价值确认的过程。教育培养是增强法官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促进司法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有效途径。通过教育培养可增强法官对核心价值观的政治认同, 使人民法官克服各种模糊认识, 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和包括得失观、荣辱观、生死观等在内的正确人生价值观;通过教育培养可以加强法官对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认同, 把科学正确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输入人民法官的头脑之中, 进行正确的启发引导, 从根本上提高其思想素质和政治觉悟, 使他们真正懂得“权从何来, 为谁司法, 靠谁司法”;通过教育培养可以增强法官对核心价值观的职业认同感, 在角色冲突时能够正确定位, 做到“以法为上, 以民为先, 不唯权重, 不唯情扰, 不唯利诱”。

教育培养的模式多种多样, 既可以是主题明确的活动策划, 也可以是潜移默化的日常文化渗透, 还可以是实体化的先进典型示范, 但不管是何种形式, 都应该把教育培养的重点放在对核心价值观内涵的理解与灌输上, 增强法官的理性思辨能力, 让法官在思想上建立理想信念的支撑。

(三) 从完善制度建设入手构建规范法官行为的外部保障

价值观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对一个法官个体而言, 外部行为是其价值观的具体表现, 而对一个法院来讲或者法官群体来说, 规章制度就是其价值取向的符号表现, 同时它也是将价值观这样一个意识范畴的物体固定下来并使其生根发芽的载体, 因此完善法院规章制度, 通过制度引导约束法官行为也是培育司法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有效途径。

具体而言, 法院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规范引导法官行为:一是完善司法公开制度, 增强司法的外部监督力度。司法公开透明是确保公正的重要渠道, 同时也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准, 通过将司法活动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开满足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保证法官依法公正裁判;二是落实司法独立制度, 阻断外界对司法的种种干扰。通过制度和经费的保障, 摆脱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法院的干预, 通过严格法官进入条件, 提高法官素质确保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中立地位, 有效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和为民性;三是扩大司法民主制度, 提高人民陪审员的参与率。拓宽陪审员的任职资格条件, 扩大陪审员的案件参与范围, 确保陪审员在案件审理上职权行使的平等性, 通过陪审制度的实施, 提高民众对司法的参与度以及法官为民司法的意识;四是强化司法廉洁制度, 加强法院党风廉政建设。规范司法用权行为, 在全面实行“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的基础上, 加强对审判、执行与鉴定、评估、拍卖等活动关系的监督和和衡。加强法官队伍建设, 将学习教育和惩戒司法不廉洁作为法官队伍建设的重点, 提高队伍整体司法能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非一时之功, 不可能一劳永逸, 它必将贯穿在每个法官职业生涯的始终, 体现在每项司法活动的始末, 只有常抓不懈才能让法官真正确立法律信仰和职业神圣感, 筑牢为民司法的堤坝, 严于律己、互相监督, 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158.

司法独立价值论文 篇2

主题教育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区司法局关于在全区司法干警中开展“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的精神,根据市、区政法工作会议和司法行政工作会议安排部署,结合我所工作实际,制定开展“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活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主题教育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着力解决司法行政干警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公正执法、廉洁自律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行政队伍,不断增强司法行政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区委、区政府提出的工作计划和汴河办事处工作计划顺利实施提供和谐稳定的法治环境。

二、目标任务

全体司法干警深刻理解“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内涵和本质,从思想深处解决干警“忠于谁”、“为了谁”、“维护谁”、“我是谁”的问题,促使干警自觉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宗旨意识、维护公平和正义、严明纪律作风,自觉践行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引导干警自觉坚持共同价值取向,不断提升我所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增强服务全办事处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意识和能力。

“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是中央政法委按照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求,从政法各单位的核心价值观中概括提炼的具有鲜明政法工作特色的职业道德和价值观念。“忠诚”,就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是政法干警的政治本色;“为民”,就是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切实做到执法为民,是政法干警的宗旨理念;“公正”就是公正执法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干警的神圣职责;“廉洁”,就是清正廉明、无私奉献,是政法干警的基本操守。

三、基本原则

(一)紧扣主题,服务大局。紧扣“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司法行政干 1 警核心价值观教育主题,着眼于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维护稳定,全面加强司法行政队伍的思想政治、业务能力、纪律作风、先进文化建设,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司法行政干部的新进步、新气象。

(二)领导带头,全员参与。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学习,带头实践,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确保司法行政干警人人参与活动,人人受教育,人人得提高。通过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司法行政干警的教育学习,“抓两头、促中间”,实现活动的全覆盖。

(三)正面引导,分类施教。坚持正面阐述树立司法行政干警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切实增强广大司法行政干警对司法行政队伍和职业岗位的认同感、归属感。要从实际出发,针对司法助理员、新进司法行政队伍年轻干警,分层次突出不同的教育内容,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依靠群众、开门教育。邀请社会各界群众采取多种方式,对教育活动和司法行政工作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督和评议。结合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意愿,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满意度和安全感测评,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安全感强不强作为检验教育实践活动和司法行政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五)注重实践、务求实效。紧密联系实践,引导干警从身边人、手头事,从生动、具体的案例中领会“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司法行政干警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认真查摆、剖析和解决司法行政工作及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把教育成果体现在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和提升司法行政工作水平上。

四、主要内容 把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与继续深化“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锻造过硬本领、锤炼过硬作风”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与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相结合,按照全区政法系统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总体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好活动,即:每人讲一堂法制课,化解一件疑难矛盾纠纷,办理一起法律援助案件,帮教一名刑释解教人员,探访一名服刑在教人员家庭,指导一名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工作和包联一户特困户。以此推动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开展,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一)集中开展学习讨论活动,打牢政治思想基础。重点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央、省、市、区领导讲话和有关司法行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学习《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读本》,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本质要求,针对司法行政工作和队伍思想实际,从“为谁司法”、“靠谁司法”、“怎样司法”三个方面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感情认同,进一步提高广大司法行政干警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每位干警撰写学习笔记不少于1万字,心得体会不少于2篇。

(二)集中开展“三评”活动,认真查找突出问题。组织开展“两代表一委员”评议所务,群众评议干警,专业人员评查案件质量活动和司法行政工作专题研讨及意见建议征集活动,深化所长接访、干部下访等活动,从社会各界的反映中、从群众的批评意见中、从已经处理或正在处理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中,认真开展“四查四看”,即查忠诚,看政治信念坚定不坚定;查为民,看宗旨信念深刻不深刻;查公正,看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查廉洁,看拒腐防变思想防线牢固不牢固。梳理查找在开展司法行政各项工作、便民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把不符合司法行政干警核心价值观要求的问题找出来,为整改提高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集中开展整改活动,确保教育实践效果。对“三评”活动和司法行政工作专题研讨及意见建议征集活动中查找到的问题,进行逐一梳理,研究制定有针对性、操作性和可行性的整改方案,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明确责任时限,并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布。对能够解决的问题,要立即整改;对因受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在近期内解决的要列出时间表,积极创造条件整改,对于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要向群众进行通报,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开展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集中化解活动,落实信访案件包案化解工作责任制,对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干警,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四)集中开展大练兵活动,全面提高保障能力。要立足“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着眼于干警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深入开展技能大练兵活动。确保干警具备胜任岗位、履行职责、完成特殊任务所必须的新本领,充分展示和检验司法行政干警保障发展、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能力和风采。

(五)深入开展“双联”行动,切实履行为民宗旨。要将司法行政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深入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结合起来,以强村富民为核心,以反映民意、疏导情绪、宣传法律、改进作风为重点,按照区上确定的贫困村、科级干部联系2户贫困户、每位干警联系1户贫困户,组织干警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广泛持久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广泛听取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主动化解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疏导理顺群众情绪,努力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五、方法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3月10日前)。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突出特色,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行事历,成立组织机构,及时召开动员会议,传达上级精神要求,动员部署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广泛宣传,使每名司法行政干 警明确活动内容和要求,增强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学习讨论阶段(3月11日至6月20日)。制定干警集中学习培训计划,明确学习讨论的内容、时间、方法步骤,大力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适时举办业务培训班,组织业务知识考试等活动,努力提高司法行政干警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识。

(三)查找问题阶段(6月21日至8月20日)。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组织司法行政干警对照“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八个字的要求,采取自己查、群众提、上级点、互相帮的办法,通过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座谈会、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撰写剖析材料、开展民主评议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主动接受人民群众评议,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司法行政工作和司法行政队伍的意见建议。

(四)集中整改阶段(8月21日至11月20日)。认真梳理意见建议,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建立台账和销号制度,一件一件抓好整改落实,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并将整改落实情况向群众进行通报。

(五)总结验收阶段(11月21日至12月底)。按照要求,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面自查总结,并在一定范围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同时要清理、完善相关制度,堵塞漏洞,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迎接区局统一进行的检查验收。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了搞好这次活动,由所长直接领导司法行政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负责指导整个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形成全所干警人人参与的工作格局。

(二)突出工作重点。紧紧围绕区委提出的活动载体,结合工作实际,突出特色,找准活动开展的结合点,全面落实司法所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内容和形式,大胆创新开展司法行政干警喜闻乐见的教育、学习、实践活动,提高教育实践活动的吸引力和参与率,以活动的深入开展,推动司法行政工作上水平,保障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三)加大舆论宣传。要充分利用报刊、法制园地、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和宣传平台,对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及时进行宣传报道,为顺利开展活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要将活动开展过程中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进行提炼、加工,进一步扩大宣传影响力。

(四)注重统筹兼顾。今年的司法行政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繁重。要周密部署,妥善处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与日常各项工作的关系,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切实把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司法行政各项工作和司法行政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的重要机遇,确保广大司法行政干警以严谨的作风、良好的精神风貌,投入到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和业务工作中来,做到实践活动和常规工作两不误、两促进,达到以实践活动推进常规工作落实、用常规工作落实检验实践活动成果的目标,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全办事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二O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附表:1 合作经营协议书

甲方: 乙方: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中石油煤层气保德区块地面工程合作经营事宜,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以资信守:

一、合伙宗旨:共同合作、合法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二、合作经营项目:中石油煤层气保德区块地面建设工程。

三、合作经营地点:山西省保德县。

四、出资金额方式:期限垫付。

1、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200万元;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200万元(主要用于补足前任合伙人撤资款项)。

2、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交付100万元投资款,剩余100万元乙方须在2012年3月31日前全额到位。3、2012年3月31日前应付前任合伙人撤资的17万利息,双方各承担8.5万元。

4、乙方垫付2012年2月开工前期全部费用。(回款前)

五、股份划分:甲方 %、乙方 %。作为确定盈余分配和债务承担的基础。

六、合作期间甲乙双方的出资为双方共有资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

七、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原则上不得中途退撤,任何一方在不给合作事务造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可以退出,但须经双方协商认可。

八、甲乙双方的分工、权力与义务:

1、甲方为合作项目的负责人,全面负责合作业务的日常经营与管理,重点负责商务活动及工程的回款工作。费用不得超过工程总额的10%。

2、乙方负责合作项目的生产,施工、安全工作。

3、以甲方公司的名义,在保德县与当地银行开设账户,双方各留印鉴、共同管理。乙方负责施工过程中的财务工作,对于涉及财务、账目以及借款、还款、日常投资等资金使用事项在超过 元额度(元以下的应各自记账留存凭证定期对账),应许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方可进行。同时,甲乙双方都有对财务账目的监督权利。

九、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

合作双方共同经营,共同合作、共担风险、共负盈亏。

十、合作任一方违反本协议导致合作损失的,应当对另一方承担。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本协议一式 2 份,甲乙方各执一份,经甲乙方签字画押后生效。

甲方: 乙方:

纸质图书的独立审美价值 篇3

20世纪下半叶以后,电子图书与数字图书时代的悄然来临,纸质图书的独立审美价值才在消亡与否的思考与质疑声中,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与关注。

关键词:

书籍 纸质图书 数字化图书时代 审美价值

一、数字化图书时代,图书功能性价值的极端发展

20世纪以来,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各种新的要求刺激和衍生了相应的新事物,其中在图书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电子图书以及由此产生的数字图书馆系统等新事物相继产生,并在图书领域掀起了变革,纸质图书的全盛时代一去不复返。人们沉浸在享受这种新的阅读方式所带来的各种益处中,如节约了大量时间、以最便捷的方式获得最新的知识与信息、减少了资源的使用率、降低成本等。

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与普及使人们逐渐可以摆脱纸质书籍的传统时代。在数字化的电子图书时代,纸质图书时代书籍的综合性物质存在逐渐消解,在纸质图书中沿袭下来的书籍的形式及形式美感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融,取而代之以完全符号化、工具化的传播途径与方式。

数字化时代,书籍的功能性存在价值被无限放大,而纸质图书时代的可触摸、可感受形式及这些形式所产生的美感,也会随着这种传统图书形式的消融而无以附着。这些可感知的形式与形式美感所带来的审美愉悦与审美情趣也必然大大削弱,诸如封面设计的具体形式美感、纸质图书的材料质感,以及图书在读者手中的触觉体验,甚至在阅读时人与书籍的感觉交流或习惯性阅读行为所产生的情境体验等等。

数字化的图书时代是书籍、图书发展史历程中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是一个将书籍的功能性审美价值最大程度实现的必然阶段,但不是高级发展阶段。在“现代性”充分发展及弊端充分暴露的当代,生态美学本质指引下的人本主义理念在各领域以反思精神迅速蔓延,试图寻找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人本主义新理念。书籍的发展轨迹也必然笼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二、纸质图书的独立审美价值

遵循对所有客观对象的认知路径,人们对书籍的认识目前仍停留在功能性认知阶段。数字化图书时代实现了书籍的功能性价值的最大容量,与此同时,数字化图书时代的普及性发展,也刺激了人们对电子图书与纸质图书未来发展趋势的理性思考。关于电子图书能否取代纸质图书、纸质图书的存在价值,以及电子图书与纸质图书在未来图书领域的关系等问题,正逐渐成为专业领域的研究课题与及读者讨论的热点话题。

这些问题的提出及寻找答案的过程,印证了人们对于书籍审美价值的全面发掘。预示着书籍作为一个独立审美对象在审美价值发展领域正向新的更高级阶段迈进。相对于数字化图书时代而言,尽管纸质图书存在着在高效、节约能源等方面的不足,但从书籍审美价值的全面性来看,它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取向。

书籍在形式上的演变与发展,对于了解书籍的独立审美价值有很大的帮助。仅在中国古代,书籍的装订形式就经历了繁杂的演变过程,且每个演变过程都是功能与形式美的融合结果。卷轴装的书卷在查找某些具体文字记录时,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古人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改良卷轴的方法。每一种装帧形式都体现了人们在书籍的形式美感与使用性能上的不断开拓与创造。

除书籍的装帧、排版、印刷等形式外,纸张在书籍的形式中也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封面纸张的材质感能够帮助书籍在内容与形式上更完整地配合。且很多书籍的纸张能够在岁月的流逝中,产生自然的颜色与质感变化,使书籍能够融入不同人群的生活经历,从而产生钟爱书籍的人文情怀,这些都是纸质图书所能实现的与读者的真实交流。

一本好书在手,所能带给读者的不仅是知识和信息上的满足,更是一种实物与人的精神的交流,这种交流所产生的情感能够因特定的情境、场所甚至岁月的经历而不断地深化与凝结,一本合意的纸质书籍如同一件艺术作品一样,能够带来持续和温暖的人文情怀。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民间美术与当代高校美术教育的融合与发展”(IFW09076)

司法独立价值论文 篇4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侦查、起诉、审判等各项刑事诉讼活动, 无一不是围绕证据的收集、举证、质证、采信、排除等问题展开。因此, 对刑事证据制度的修改, 是本次修改的重要部分, 下面就修改后的刑事证据制度体现的司法文明价值作一阐释。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彰显了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

司法文明是法治文明, 进而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同时也是司法文明的精神内核。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司法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准确查明案件事实, 有效惩治犯罪, 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维护司法公正, 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路径。

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证据方面的规定较为粗略,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证据的收集运用方面出现规范空白, 导致近年来由于刑讯逼供而产生的冤假错案频频出现, 严重地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侵犯了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 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也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2010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证明责任等问题作了初步的规定, 这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对刑事证据制度作了全面规定, 也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 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明确了对于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予以无条件排除, 通过严格否定此类证据的证据能力, 避免办案人员为获取言词证据采用刑讯逼供及其他非人道手段,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对于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 则采取相对排除的做法, 因为物证、书证与言词证据不同, 在查明事实真像的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一概予以排除, 不利于发现案件真实, 不排除又不利于遏制非法取证的行为, 因此对于取证中有重大违法行为、影响司法公正且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 予以排除。这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兼顾了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 实现了价值平衡, 与我国国情相契合。

(二) 明确办案机关对非法证据均负有排除义务

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这意味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的各个阶段都负有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义务。如果只将非法证据的排除作为审判机关的义务的话, 虽然有否定证据能力的不利后果的制约, 但发现真实、侦破案件的首要目的常常使侦查人员对于非法取证抱有侥幸心理, 甚至通过作假来谋求证据的合法性, 这样一方面无法遏制非法取证行为, 另一方面也会因关键证据可能被排除而对审判造成困扰。新的规定从源头上遏制了通过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行为, 也从侦查、起诉、审判等各阶段保证了案件质量。

(三) 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

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上, 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 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既为及时启动法庭调查、准确查明是否有非法取证行为提供了便利, 又防止部分被告人以声称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为手段, 当庭翻供或有意拖延诉讼, 达到不正当目的。在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和证明上, 刑事诉讼法第55条将非法取证的调查权赋予人民检察院, 第57条第1款则规定检察院对非法取证行为负有证明责任。检察机关作为代表国家对犯罪提起控诉的机关, 应当对其据以提起指控的证据的真实、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 同时, 依据权责一致原则, 也赋予其相应权力, 便于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在警察出庭问题上, 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2款明确了侦查人员的出庭义务, 有利于更准确地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同时提高侦查人员依法收集证据的意识和工作能力。

二、完善证人出庭制度, 彰显了崇尚法治的思想价值

证人证言是办理案件的重要证据, 因此需要通过证人出庭接受询问和反询问充分质证来验证其真实性。长期以来,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证人出庭率低是一个久治不愈的问题, 导致案件的质证、辩论流于形式。这次修改, 完善了证人出庭制度, 对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对在我国公民中树立履行法定作证义务、支持司法机关依法行使权力的理念, 形成崇尚法治的主流价值观具有推动作用。

(一) 明确证人必须出庭的范围

从尽量保证证人出庭和实现诉讼经济二者平衡的角度出发, 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 (1)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的; (2) 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 (3) 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满足以上三个条件, 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这一规定有条件地明确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保证了证人的重要证言能够充分接受质证。同时该条规定, 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 鉴定人也必须出庭, 以保证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二) 明确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义务

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2款规定, 执行职务时目击犯罪情况的人民警察, 适用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 这有利于法庭了解案件的侦查过程, 并全面准确地判明案情, 在定罪量刑上作出正确判断。

(三) 明确证人不履行出庭义务的法律责任

任何规范都需要救济程序才能保证执行。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一方面规定了对于经人民法院通知, 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证人, 视情节给予强制到庭、训诫和拘留的处罚, 另一方面给予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免予强制到庭的特权。这种处罚措施, 一方面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贯彻实施, 以利充分验证证言;一方面也考虑到了我国“亲亲相隐”的传统, 维护家庭关系稳定、亲属友爱, 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四) 为证人作证提供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62条对某些特定类型案件的证人因作证面临危险的情况, 规定了应当采取的五种保护措施, 第63条对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产生的有关支出予以补助, 并规定工作单位不得因证人作证克扣其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 以消除证人作证的顾虑。

三、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证据制度中的权利, 彰显了保障人权的文明价值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刑事诉讼法涉及对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不利处分程序, 必须根据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规范解释和适用, 因此, 刑事诉讼法也体现着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在当前的控辩式刑事诉讼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相比, 在力量上处于显著弱势, 所以, 刑事诉讼法赋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防御权, 以维护其合法权利不受侵害。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 在刑事证据制度上, 也进一步完善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一) 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得最低限度的保证:…… (庚) 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在修改前, 我国并未明确这一原则, 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规定, 与国际公约相衔接, 要求办案人员不能奉行“口供是证据之王”的取证指向, 不应当把侦破案件的主要突破口放在集中力量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上, 而是应当主动收集足以证明犯罪事实的各种证据, 包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等, 也避免了办案人员用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方法, 为了获取口供而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二) 规定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和讯问场所

刑事诉讼法第83条第2款、第91条第2款分别规定, 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立即送往看守所羁押, 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第116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 侦查人员对其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这主要是考虑到看守所是羁押的专门设施, 各种设备和人员较为完善, 既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改变了以前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羁押场所不规范、刑讯逼供难以受到监督的做法和情况, 也有利于规范和保护进行讯问的侦查人员, 使其依法行使权力, 免于受到无端的刑讯逼供指控。

(三) 规定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刑事诉讼法第121条结合我国不同地区的司法实践, 对讯问过程中的录音录像作了明确的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 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 保持完整性。”同样, 这一规定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也是对侦查人员的保护。尤其是关于录音录像完整性的规定, 有效弥补了法律漏洞, 遏制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

摘要:2012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面修改, 这次修改通过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程序, 彰显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刑事证据制度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核心, 体现着刑事诉讼法的价值取向, 其变化也与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精神一脉相承。本文从研究刑事证据制度修改的主要内容出发, 揭示了通过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出庭制度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等方面彰显出的司法文明价值。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证据制度,司法文明

参考文献

[1]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

美国司法价值观的新发展 篇5

辨诉交易(pleabargaining)是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较少的罪名指控,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方的量刑建议等条件与被告方(一律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争取有利于己的最佳条件的讨价还价而形成的一项司法制度。?

辩诉交易的实践最早产生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但一直处于“地下交易”,直至1970年在“Brady诉U.S.”案中被联邦最高法院认可。1974年4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对辩诉交易的一般原则以及公布、接受、驳回等一系列程序作了明确而又详尽的规定,从而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辩诉交易这一司法制度的法律地位。?

然而辩诉交易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1973年阿拉斯加州检察长Gross命令全州所有检察官停止参加辩诉交易,同时期“全国刑事审判标准及目标咨询委员会”还在全国范围内大声疾呼争取在1978年之前废除辩诉交易。当然,辩诉交易非但没有被废除,反而以不可逆转之势风行全国,近年来全国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通过辩诉交易来结案的。在司法理论界,对辩诉交易的是非之争则更为激烈,不仅在美国国内,甚至世界各国诉讼理论界也是纷纷扬扬,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辩诉交易制度的产生发展,时间之短、阻力之大、势头之猛,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适应了美国司法实践的需要的.,是美国新的司法价值观的发展在司法实践和司法理论中的反映。?

一、现实主义的司法公正观代替了理想主义的司法公正观?

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就在于它的公正性。公正观是司法价值观中的第一要素,这是不容置疑的。围绕辩诉交易是非之争的核心,也在于它是否体现司法公正性。?

诚然,司法公正这一命题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和逻辑辩证统一的观点。古罗马的“人不能裁判有关自己的争讼”的格言不仅仅说明人在伦理境界上无法达到毫不偏私的地步,更深层次的理解只能认为,它在标榜对争讼裁判的公正性。然而,如同“正义”、“自由”这些范畴一样,公正不仅在司法实践运用中不可能具有明确而固定化的内容,即便在理论上往往也只取决于理论家和学者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下的不同理解。当然古罗马哲人及法学家的理想主义的司法公正观,无疑是公正观的最高形式,是人类社会为之梦想、为之奋斗的目标所在,因为他们把公正定义在:“把正义的法律和法律所应有的正义精神现实地运用于司法之中。”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古罗马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得以恢复和发展,(西欧中世纪经历了一段昏暗的历史)理想主义的司法公正观是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东西,是被用来反对封建专制的炮弹,理所当然地在指导思想上占据了司法理论和实践的主导地位,强调诉讼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和权利保障,强调客观真实地再现案件事实,强调法官的超然地位。因此,资产阶级在刑事诉讼的立法与实践中坚持并发展了无罪推定原则、无合理疑点证明原则、被告不得被迫自证有罪原则、法官独立原则以及相当数量的证据排除规则等等,用来丰富和实现理想主义公正观。而辩诉交易似乎恰恰违背了这些原则、规则,难怪持反对意义的人士把“违背司法公正”这一大帽子扣在了辩诉交易的头上。?

那么能不能说辩诉交易意味着美国司法公正的破产呢?虽然很多人就这么轻易地下了结论。笔者则不同意。?

按照理想主义司法公正观的三个体系,结合美国司法现状,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第一,公正观要求保障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平等地位。但是美国的法律对被告方的权利的保障过于强大,往往导致其非常容易逃脱法律制裁的后果,却损害了被害方的利益,损害了国家与公众的利益。辩诉交易并不否认保障基本的诉讼权利。在此前提下,对被告方的一些特权加以限制,从尽量避免因被告方的某些不合理特权而损害被害方、国家和公众的利益情况出现的角度,与被告方达成一种“较为公正”妥协(或者按权利均衡、利益均衡的观点,达到一种“均衡的公正”)。第二,公正观要求诉讼能客观真实地再现案件事实。一方面,美国法律规定了被告的沉默权、说谎权、不得被迫自证有罪权,另一方面,法律又对检察官规定了严格的证明要求、证明责任,用证据的排除规则、无合理疑点规则来束缚检察官的手脚。这

浅谈司法核心价值观 篇6

一、公正司法是法官的本质特征和生命线

公正,法者,平之如水。具体到公正司法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这要求法官不仅要通过对案件的审判制裁违法行为,保护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而且法官行使审判职权过程中必须遵守法定的诉讼程序,保护所有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利。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目的,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随着法治原则的发展,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也日益显现。二是实际公正和形象公正并重。法官追求公正的结果,遵循公正的程序,这些直接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公正要求,称为“实际公正”。同时,法官还应当表现出形象上的公正,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因此,法官除了约束自己的职权行为之外,对于与职权无关的行为,也要受到职业道德规范的约束。

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保持中立,这一要求主要是确保法官始终处于中立裁判者的地位,而不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同时,法官在宣判前,不得通过言语、表情或者行为流露自己对裁判结果的观点或者态度。坚持公开审判原则,自觉接受公众监督。但是,法律规定不公开或者不宜公开审理的案件除外。

二、廉洁司法是维护法律尊严和公信力的基本要求

人民法官是法律的使者,承载着断是非、化纠纷的重任,要严格遵守“五个严禁”等审判纪律和廉政规定,不为金钱所诱,不为人情所惑,不为关系所扰,不为权势所迫,堂堂正正办案,干干净净做人,以清正廉洁取信于民。要廉洁司法就必须从“三不一保”做起。

不接受诉讼当事人的钱物和其他利益。法官在履行职责时,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利用职务和地位谋取任何不正当利益。法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的款待、财物和其他利益。

不参与工商业活动。法官经商不仅会分散法官的工作精力,有违勤勉敬业之要求,而且因为介入经济关系而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工商业者发生经济往来,不仅可能影响法官公正司法,还会导致公众对法官的清廉产生合理怀疑。

不以尊取优。法官应当妥善处理个人事务,不能为了获得特殊照顾而有意披露自己的法官身份;不能利用法官的声誉和影响为自己、亲属或者他人谋取私人利益。

保持正常的生活方式。我国法官的收入现阶段尚不算很高,因此,法官的日常生活消费应当保持与自己的收入基本相符。一旦出现法官生活奢华的情况,都会引起公众对其收入来源的合理怀疑,从而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形象。

三、为民司法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的

司法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司法工作的具体要求,是执政为民在司法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是“三个至上”指导思想的自然延伸,也是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新期待。

司法为民理念要贯穿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在审判活动的每个环节中要彰显司法亲民理念。人民法院要不断完善司法便民措施,不断规范立案程序,积极推行导诉、预约立案、巡回审判、预约接访、电话查询等便民措施,切实做到依法、及时、高效、便捷,使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都能及时立案。在立案大厅设立导诉台和当事人休息区,为当事人提供最便捷的指导和服务,实行“一站式”服务,为人民群众诉讼提供便利。通过多项手段和措施,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诉讼秩序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司法为民要立足审判工作本职。首先,法官必须牢记“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扎扎实实办好每件案件,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要体现阳光审判,严格落实公开审判制度,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促形象。在形象上,要遵守司法礼仪,规范自己的言行;在司法活动中要努力做到亲民、便民和利民,积极落实司法为民的各项措施,通过推行司法救助等方式,解决“告状难”、“执行难”等问题。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在对待当事人的态度问题上,要做到耐心、和气,牢记“人民”二字,带着深厚的感情为群众办事,为人民定纷止争,为社会化解纠纷。其次,要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警示教育活动,宣传廉洁自律、洁身自好,教育干警两袖清风,干干净净为人民办事。

“公正、廉洁、为民”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公正是灵魂,廉洁是基本,为民是目的,反映了人民法官与党、人民的关系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人民法官价值追求的统一。只有大力弘扬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使核心价值观成为法院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弘扬正气、昂扬斗志的鲜明旗帜,才能使司法职业心态建设向深层次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当代价值 篇7

关键词:毛泽东,独立自主,价值

独立自主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 其基本内涵就是在国家发展的问题上, 既不片面地依赖外部力量, 也不盲目排外。具体来说, 就是一个国家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依靠自己的力量, 从本国的实际出发, 积极探索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同时, 既借鉴外部经验, 也争取外部援助。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创, 就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物质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必将呈现出巨大的价值, 保障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的稳定发展。

一、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提供了保障

新中国建立后, 一方面, 我们以自己的力量克服内外困难, 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另一方面, 我们立足中国实际, 在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独立自主地开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避免了社会制度转变过程中的动荡, 顺利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在随后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虽然经历了许多挫折, 但是,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 推动了国家发展, 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了初步的繁荣。

20世纪70年代末, 我们适时的调整国策, 进行改革开放, 这是推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富国富民的必由之路。然而, 国内一些别有用心人大肆散布“全盘西化”, 以西方为代表的国际社会, 在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背后, 力图使我们放弃社会主义制度, 接受西方制度, 尤其是在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后, 巴黎七国首脑会议[1]公开提出要制裁中国;前苏联改革的失败, 社会主义制度被改变, 导致国家解体以及东欧剧变,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困难。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改革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压力, 在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 邓小平坚定地提出, 一方面, 要冷静观察, 自主处理, 不受外部左右;另一方面, 也是更重要的, 坚持自主发展, 加快发展步伐。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我们化解了困难和压力, 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 也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复兴。

进入21世纪以来,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 关系也更加错综复杂,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安全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只要我们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 全面推行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获得巩固与发展。

二、为实践中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动力

独立自主本身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民主革命时期, 在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 所提出的一种新的理论。随后自觉的把独立自主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 使我们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复杂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中, 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 由此获得发展壮大, 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同时, 在这之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一次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 独立自主的探讨中国社会发展规律, 成功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变理论, 即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同时, 新中国在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础上, 所形成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外交原则,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 至今仍然是各国政府、国际社会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的重要准则。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 毛泽东率先提出要独立自主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而且在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思想或理论观点。在经历了巨大的曲折以后, 邓小平一方面开创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立场, 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 (下转285页) (上接252页) 设, 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 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 从来不能得到成功。”[1]“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 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正是在这二者的结合中,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面对着国际国内的新情况,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进一步运用独立自主思想, 紧紧依靠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顺应形势, 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进入新世纪,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面对新的党情、国情、世情, 把独立自主的谋求发展放在重要地位。他指出,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 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 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1]在实践中, 一方面, 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 继续独立自主的探索中国经济政治发展规律,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从而实现了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

总之,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 在认真分析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 独立自主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不断创新理论, 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又一次理论创新。

三、为赢得国际竞争提供了保障

从近代世界历史来看, 国际竞争为所有国家的发展, 既提供了机遇, 也提出了挑战。各国政府对这种机遇的把握、对挑战的回应力度, 决定着本国的发展程度。进入新世纪以来,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越来越深, 对于中国来说, 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严峻。

在过去的国际竞争中,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立场, 维护了国家的独立, 促进了国家发展。面对今天的国际竞争, 独立自主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策略。具体来说, 一方面, 我们只有自主地融入国际社会, 积极地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才能为国家的发展创立条件;另一方面, 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发展问题仍然是我们的主题, 我们只有从的国情出发, 继续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完善发展模式, 真正解决发展问题, 从而赢得国际竞争。

总之, 在新的国际竞争和新的世界格局中, 我们在坚持独立自主、完善自己的发展模式的同时, 自觉融入到全球化之中, 必将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 赢得国际竞争, 为新一轮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独立学院价值观教育的分析研究 篇8

关键词:独立学院,价值观

一、关于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是人的观念的一种, 是人们对周围客观事物的评价与看法。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价值观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及对事物的评价、态度反映出来, 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 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人们由心中发出对世界上存在万事万物的认识以及所持有的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

价值观对大学生的人格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 对提高文化业务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有直接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特别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 科教兴国、素质教育的提出和实施, 以及受新的就业政策和就业观念的影响, 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未来社会中坚力量的大学生, 既要接受传统价值观念的教育, 又要经受外来的新观点、新思想的影响, 强烈的冲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对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也将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 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变化的研究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

二、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

大学生作为社会青年的优秀群体, 具有对社会变化敏锐觉察力和思想意识的先天性, 他们的价值观既是社会价值观的敏感折射, 又是社会价值观的先导。纵观大学生价值观变化和发展的状况,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特点:

1、价值观念多元化

现代大学生非常注重自我的感受、判断和对现实的体验, 从而形成自我价值取向, 并以群体取向的形式表现出多样性。这主要因为现今的人才市场运作机制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 使他们对自己的成才设计是多视角、多方位的, 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另外, 因为现代社会信息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 大学生对信息和知识的获得比以往要多、要全面, 可对自我、自身环境的过多关心, 又使其对现实社会缺乏更广阔的视野。因此, 他们能根据自我需要吸取知识、塑造自我, 以不同的个性来演绎人生的价值。

2、价值取向的矛盾性

当代中国社会多元价值观以及市场经济社会群体利益分配的差异, 使大学生价值在取向上呈现矛盾性。从大学生对政治的关注上看, 既有热情的关心, 又有缺乏信念、趋于冷落的一面。从大学生的人生态度上看, 一方面有其积极向上的特点, 对于靠自己的知识能力取得事业的成就有较高的期望, 另一方面对名利的追求被视为体现价值的象征或手段, 注重讲求实际和切身利益, 崇尚金钱但不崇拜金钱。从大学生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反差上看, 他们崇尚高尚的道德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但在道德践行方面却有很大差距, 特别是在低水准的自我要求和遵守纪律方面。

3、价值评判标准多重化

由于经济大潮的冲击, 利益机制的驱动, 各种利欲的诱惑, 当代大学生在价值观念上的困惑和矛盾明显增多。尽管他们主观上认同人生价值的大校取决于对社会所作的贡献, 但在现实中却往往持有不同的评判标准, 有的以个人成就大小为标准, 有的以职权大小和社会地位的高低为标准, 有的以个人幸福为标准, 有的甚至以拥有个人财富的多少为标准。如此等等, 反映出大学生在对外在事物或自身行为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所作出的判断存在“价值评判偏差”。

三、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大学生阶段正是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因此根据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特点, 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引导与教育,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便是当务之急。

1、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问题的理论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贴近社会发展的现实, 符合大学生的心理特征, 才能取得预期的教育效果。首先, 教育者要深入研究和全面了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 才能够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价值观教育, 引领大学生的价值观由自然状态提升为理性的自觉水平。其次, 教育者要深入探究并合理选择价值观教育的内容, 确保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再次, 加强对课堂教学有效方式的理论研究。所以, 什么样的教学才能满足大学生的需要, 或者大学生对价值观教学的需求与教学满足这种需求、兴趣的有效方式的研究显得极为重要。

2、拓宽思路、创新价值观教育的方法手段

创新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方法, 首先应当注重发挥教师的主导性,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加强学生在教学中的参与环节。教师应当多采取启发式教学, 让学生的头脑始终处于思维的活跃状态。其次, 应当尽可能地采取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借助于一切可资运用的技术手段, 将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展现给学生, 从而化枯燥为情趣, 化不解为理解。

3、在社会实践中优化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

大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 例如生产实习、公益劳动、青年志愿者服务、献爱心活动等等。高校利用寒暑假组织大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实训、实习等职业岗位锻炼和青年志愿者活动,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服务社会, 了解社会, 感受社会, 使自己的价值认识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校内实践活动主要结合各种校园文化活动、社团活动进行, 以集体主义教育和为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做贡献为重点, 也可与勤工助学活动、校园绿化与环境保护等活动结合在一起, 以培养大学生的自强、自立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四、总结

司法独立价值论文 篇9

在当前社会转型发展和司法行政系统改革的背景下, 社会和行业司法警察的职业要求发生了明显改变。司法警察职业教育作为提升司法警察职业能力和塑造职业道德的重要方式, 其成效如何, 直接关系到司法警察培养的质量。司法警察院校作为司法警察职业教育的主体, 应该对司法警察院校学生的职业价值观进行积极的研究和探索, 培养出符合社会和行业需求的司法警察。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司法警察院校学生职业价值观问卷, 共34个条目, 分十个维度:轻松稳定、兴趣和性格、规范道德、薪酬声望、福利待遇、职业前景、家庭稳定、地位追求、成就实现、社会促进。

(二) 样本

采用分层抽样法在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在校学生中进行问卷调查, 共184名。其中, 男性149名, 占80.98%;女性35名, 占19.02%。

(三) 程序

本次调查严格遵循知情同意原则, 由调查员将研究的基本信息介绍给被调查者, 被调查者自愿同意参与此次调查研究。本次研究数据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三、结果分析

(一) 条目分析

条目“工作能磨练我的个人能力”的均数值最高, (M=4.30±0.78) , 这说明司法警察院校的学生有较强的成就实现意愿, 希望自己在将来的工作中能使自己的能力和素质提高。条目“工作和家庭不冲突“和条目“单位的上司和同事很好相处”得分很近, 分别为4.24±0.83和4.24±0.88, 说明司法警察院校学生通过在校学习和监狱实习, 了解了监狱工作的特殊性和工作环境的艰苦, 所以希望在特殊的工作环境中, 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同时也希望工作稳定, 不会影响到家庭。条目“初始的职位较高”的均数分值最低 (M=2.63±0.93) , 通过和学生的交谈, 学生认为刚工作的公务员不可能有较高的职位, 所以不看重自己初始职位的高低, 但同时也表示会通过自身努力, 来获取职位的提升。

(二) 维度分析

1.司法警察院校学生对将来的职业期望值很高。调查结果显示, “职业前景”和“兴趣和性格”这两个维度的得分很高, 分别为4.21±0.661和3.72±0.751, 这表明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学生有着理想的职业目标和强烈的成就动机, 他们希望通过职业表现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 期望自己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能获得价值的充分实现。2.司法警察院校学生对家庭稳定的强烈渴求。维度“家庭稳定”的均值是4.02±0.718, 排第三。经过三年的学习和实训, 学生对司法警察的工作也有所了解和认识, 因此也希望自己的职业有好的发展前景, 不会影响到家庭稳定。3.司法警察院校学生对自我成就实现的要求。维度“成就实现”的均值为4.09±0.673, “社会促进”为3.86±0.750。这表明学生除了考虑到职业前景和工作稳定, 也希望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能得到实现。从社会促进的得分可以看出, 他们同样希望自己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成就, 为促进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维度“职业规范道德”为3.87±0.747, 也表明作为司法警察院校学生, 很注重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 即便自己将来不从事司法警察的职业, 也期望将来从事的是守法和遵从社会道德的职业。4.司法警察院校学生对薪酬声望、地位追求不高。维度“薪酬声望”的值为2.86±0.768, “地位追求”的值为3.29±0.69。学生对将来司法警察系统能带来的声望、地位不是很在乎, 这与当前社会价值由身份取向转向成就取向密切相关。

司法警察院校学生职业价值观维度的均值排序 (N=184)

结论

司法警察院校学生职业价值观研究, 对司法警察院校学生和司法行政机关在职警察的职业发展及职业素质提升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司法警察院校学生的职业价值观研究在分析司法警察院校学生的职业认知观念、职业价值观的基本构成和发展动因上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研究提供的资料, 能有效的分析和了解司法警察院校学生的职业认知发展水平和职业发展的心理动力, 以便于司法警察院校制定合理的司法警察职业教育方案, 促进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以及指导司法警察院校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

摘要:司法警察院校作为司法警察的培养主体, 其根本任务是培养符合社会发展和司法行政系统需求的高素质司法警察。面对当前社会的发展和司法行政系统的深化改革, 司法警察职业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司法警察院校有必要注重司法警察职业价值观研究, 采取有效的教育对策, 培养司法警察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司法警察职业价值观。

关键词:司法警察院校,学生,职业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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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盛华, 李雪.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手段与目的[J].心理学报, 2005, 37 (5) :650-657.

[3]刘斌, 白云.试论监狱人民警察的职业道德修养[J].人才培育, 2009, 5 (12) :84-85.

司法独立价值论文 篇10

一、师德师风建设是高校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应有之义

教育部的数字显示, 我国普通高校的招生规模已经从原来的108 万人增加到了340 万人, 高等的毛入学率达到了15% 以上, 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正式迈入了大众化发展的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渡时期、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信息网络大繁荣的复杂环境下展开的, 必然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和产生了更多的矛盾问题, 这种社会环境不仅给高等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提出了更多层次、更多领域的要求, 这些冲击和要求迫使高等教育必须要不断促进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各方面建设, 特别是要强化处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第一线的辅导员队伍的建设。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行, 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大力发展, 使得高等学校的学生获取信息、增长见识、参与社会讨论的渠道日趋增多, 大学生正处于思维敏捷, 思想多元化形成, 善于吸收新知识新内容的重要时期, 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也最深远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 大学生较容易受到西方文化的渗透和腐蚀。西方文化中多元化的思维形势、趋利务实的态度等内容极易导致大学生盲目追求和向往, 而大学生本身又不能有效的面对西方文化中一些腐败的、功利性的部分的侵蚀, 造成大学生群体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的不坚定, 形成错误的理念, 偏离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要求。因此, 在这一重要时期努力建设一支思德修养过硬、品质风尚出众、配备培养合理且稳定的高校辅导员队伍, 既是新形势下促进高校健康有效发展的重要内容, 也是高校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应有之义。

二、有利于独立学院立德树人使命的完成

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育人为木, 德育为先”, 党中央十八大报告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念, 更加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要求, 不仅内涵更加丰富具体, 而且对德育提出了更深刻的要求, 赋予了更加深刻的要求。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作为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 归根结底是解决了“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这就要求独立学院辅导员要更加关注每一名学生的内在需要、观念养成、品质积淀和成长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和引导,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以实现自我发展和品质完善。同时引导广大学生把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与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相结合, 真正成为服务社会的主力军。而且要注重培养学生各方面能力全面发展理念, 引导广大学生以智慧的眼光看待和处理现在与未来、现实与梦想的关系, 禁止出现只顾当前、只求功利、忽视理想的错误倾向, 真正完成独立学院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

党在十八大报告中还进一步指出, 要切实加强教师队伍的各方面建设, 提高教师的师德水平和专业技能能力, 着力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教师肩负着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立德树人的重任, 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路标和引路人。立德先立师, 树人先正己。独立学院要培育品质高尚、造福社会的学生, 首先要培育良好的师德风范, 师德师风是教师的基础要求, 是为师之本。培养和营造一支品正学高的教师队伍, 尤其是要注意与学生互动最多, 工作在思想政治教育第一线的辅导员的师德师风建设, 是独立学院立德树人使命的前提和基础。因此, 加强独立学院师德师风建设是打造教师品质的核心要素, 是独立学院发展的必然要求, 更是独立学院完成立德树人使命的根本保证。

三、有利于独立学院内涵建设

近年来, 独立学院转设发展的要求, 独立学院在教育部规定的5 年过渡期中, 在办学能力、办学规模、环境氛围、师资建设、专业设置、硬件建设等方面都显著加强并进行了较大的改进, 社会信誉日趋增强, 内涵建设逐步完善, 为自身的高速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 独立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大多是以满足办学规模扩张的需要为根本目的, 虽然师德师风建设在其中也有所涉猎, 但与独立学院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相比独立学院在师德师风建设上就面临着比以往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压力。相对独立学院快速发展对师德师风建设的需要, 师德师风建设方面就显得后劲不足。师德师风建设的效果直接关系到独立学院辅导员队伍的建设水平和品质风尚, 直接影响着独立学院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办学能力。当前, 独立学院在实现由办学规范发展向内涵建设转型的过程中, 师德师风的现状难以适应学校快速转型发展的需要的矛盾并存突显, 成为制约独立学院深入改革发展的又一诱因。辅导员作为独立学院发展改革、建设成长和稳定工作不可替代的重要队伍, 辅导员队伍师德师风建设对独立学院的改革发展、内涵建设、立德树人起着重要的影响。加强独立院校辅导员队伍的师德师风建设, 提高辅导员的品德修养、政治素养、职业修养及专业化水平, 这样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就有了良好的基础, 影响和教育学生就有了良好的方向, 化解学生矛盾就有了丰富的内涵, 处理各类事件就有了有力的保障。充分意识到师德师风建设在独立学院内涵建设中的特殊意义, 深层次明确独立学院师德师风建设的内涵和措施,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独立学院辅导员队伍师德师风建设的有效途径和实效方法, 不管是对于独立学院高水平的内涵建设方面, 还是对于辅导员队伍的内涵建设方面, 都具有十分现实的深远意义。

四、有利于加强独立学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独立学院辅导员队伍作为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媒介之一, 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故辅导员的师德师风水平、品质素养就愈加显得尤为重要。独立学院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第一线与学生距离最近, 与学生接触时间最长, 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深刻, 对学生品德的改造也最为直接和具体, 其师德风尚状况将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独立学院必须要加强辅导员队伍的师德师风建设, 以德修身, 以德育人, 以良好的品质、修养、情操和人格魅力去引导和影响学生, 使教师努力成为学生的终身导师和健康成长成才的指路人, 督促、监督和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所以, 只有在独立学院不断促进辅导员队伍的师德师风建设才能更好的实现独立学院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良好的保障。

五、有利于独立学院辅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发展

当前在独立学院发展的同时, 独立学院辅导员队伍师德师风建设存在着更多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特别是辅导员师德师风素养不强, 职业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因此, 独立学院在辅导员队伍向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辅导员队伍师德师风建设必须重视的环节。

一方面, 辅导员的师德素养是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得独立学院扩招, 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 学生的学习、生活、思维、就业等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独立学院辅导员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肩负着很重要的责任, 在学生的教育成长过程中, 辅导员的引导教育工作贯穿始终, 是学生的知心益友, 更是学生眼中以身示范, 为人师表的典范, 引导和教育学生的重要渠道, 所以辅导员思德修养的水平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建设一支品质高尚、信仰坚定、业务精干的辅导员队伍, 有利于辅导员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开展, 更加有利于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 是独立学院师德师风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另一方面, 辅导员队伍师德师风建设是辅导员向职业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的必然需要。当前, 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 教育制度日趋完善, 独立学院的辅导员作为学生的直接引导者, 在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的同时, 更应该加强师德师风的养成和培养, 进而将辅导员的工作更加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辅导员的工作对象是正处于思想异常活跃, 思维模式转变, 勤于思考, 积极创造创新的大学生。而辅导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师德师风素养、道德品质,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言传身教, 引导和教育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并以身作则, 运用良好的师德品质在平时的心理健康教育、党团建设、评奖评优、违规违纪组织管理, 甚至到学生的情感生活、文化活动、学习、就业指导等各项工作中, 成为学生眼中的榜样, 也成为学生认同和学习的对象, 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辅导员向职业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章文杰.我国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分析与研究.硕士论文, 2006年5月.

[2]彭华安.独立学院制度运行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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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万柏, 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司法独立价值论文 篇11

关键词:司法公开;程序参与;信息优势;司法独立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103-03

全面推进司法公开是深化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的重点,司法公开在我国已不是一个新词,“公开审判制度”作为一种民事审判基本制度体现在程序法中。但是我国学术界对于此项制度的研究可谓少之又少。本文基于辩论主义的基本理念,从司法公开的功能入手,借助萨莫斯的“程序参与价值”重新建构“司法公开”理论,并在此理念下对司法公开的价值实现方式、司法公开实现的诉讼机制、程序内部各要素作用的发挥与司法公开的关系等内容进行重新梳理和归纳。力求在提出深入理论见解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司法公开”实现方式的独特见解,建立一个能有效促进司法公开的长效机制,从而达到丰富司法公开的理论研究,进而达到为推进司法公开提供思路参考的目的。

一、重新建构司法公开理念

为什么要实行司法公开?基于对“司法公开”的价值分析,总结出司法公开的两个功能,一是从规制司法机关审判活动的角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防止由于“暗箱操作”而导致的司法腐败,同时也是对法官的保护,通过“看得见的正义”程序运行,消除司法群体和社会大众的矛盾,吸收社会的不满,让双方心服口服,保证执行。二是从保护公民的权益的角度,包括诉权、知情权、监督权以及基于参与而将受到处置的那一部分权利。实行“司法公开”就是要通过让公民掌握关于审判的信息,从而实现权利对权力的制约。这两个方面的功能并非是平行的,保护公民的权益是根本的目的,而规制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最终也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诉权,这是当代宪政理念提出的要求。

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通过司法公开能够达到规制审判活动的目的,进而保护公民权益?又或者如何通过司法公开机制的运行制约审判者和审判活动的?我们知道当一个领域或者一项程序的运行为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垄断的时候,这个程序就具有封闭性,在这种开不见的正义中,腐败是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在这个封闭的体制当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审判者是特定的、少数的“特权阶级”,很容易成为贿赂和拉拢的对象[1]。因此握有权力的人会试图长期利用这种权力长期谋取利益,而不必过多理会个案中的正义与效能。

因此实行司法公开就是要通过解构这种封闭性和垄断,达到其目的。论及如何解构和打破这种封闭性的问题,或许萨莫斯的“参与性统治”(Participatory Governance)理论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萨莫斯认为,民主社会的法律程序的普遍特征是将各种不同的参与角色分配给公民以及由公民选举出来的公民(或者由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公民任命的公民)[2]。通过在程序中引入更多的足以对程序的运行及运行结果产生影响的人是一种突破口,但是这种“引入”不是指由独任审判员扩张至合议庭的审理模式,须知道这种扩张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因为引入的群体仍属于同一种类型的主体。这里所讲的“引入”是与司法程序的角色分化相配套的,是指将本来由一个机构所拥有的功能演化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互独立而由可以相互制约的机构所有的。将抽象的“公开”转变为具体的“公众的程序参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它使我们对法理上的应然命题“司法公开”有了新的、更深入的理解。同时显然也具有实践意义,它能为我们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司法公开、克服司法公开的瓶颈问题、突破在这领域中学术研究与司法实践亦步亦趋,仅仅是为司法需要贴上理论标签的状态提供了些许提示。

目前的司法公开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的诉讼机制加以体现的:一是民众参与司法,这种参与分为两种,首先是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参与,其次是与案件无关的社会大众的参与。包括实行陪审、参审、听审等制度保障司法程序在民众参与之下展开。二是与审判有关的信息的公开,包括允许大众传播媒介的报道和监督、当事人之间诉讼资料的公开、审判者自由心证过程的公开等。从参与的角度重新理解以上诉讼机制,我们发现这两种诉讼机制归根结底就是通过信息的分享和交流实现的公众的程序参与。第一种参与是特定人的参与,他们是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参与人,包括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勘验人、诉讼辅助人、检察院等。他们与审判者一样,都是程序的主体,在整个审判程序当中有影响力地承担着不同的角色。若把整个诉讼程序看做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一个整体当中,诉讼参与人通过与审判者的信息互动,达到了对审判者的制约作用。首先诉讼的启动、继续依赖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启动和推进诉讼程序[3]。因此信息渠道的提供和中断,掌握在因诉讼而使其权益受到影响的当事人手中。第二种参与是不特定的人的参与,包括按照法律的规定进入法庭旁听的人和其他社会公众。他们属于程序之外的人,对于程序的运行不产生影响。通过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事实、法律依据及判决结果、判决理由的公开(即法官自己对于案件证据的取舍、设施认定应当进行解释说明甚至论证,使人们知道判决是如何作出的)等。这种信息公开为社会公众参与提供了一种渠道,使公众可以因为“知道”而行使监督权,可以基于对信息的分析对审判者的行为操守、审判的结果等提出质疑,从而成为一种对审判者的牵制力量。根据公众对于整个程序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认为第一种参与是“强参与”,程序的运行及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参与人的牵制;第二种参与是“弱参与”,公众在程序当中仅起舆论监督的作用,对审判者的影响并不大。

在现代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司法审判是在审判者与当事人、社会大众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制约之中进行的。三方都在司法程序当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处于程序当中的审判者和诉讼参与人起的是主要的作用,而与案件无关的社会大众起的是监督的补助作用。在论及“司法公开”这一命题的时候,目前的研究多是从审判者(法官和法院)的角度展开,如最高院2009年12月24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就是从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等角度,从公开的适用范围、原则、评判标准、方式等方面给审判者设立司法公开的义务,从而保证司法公开的实现。此角度的逻辑基点就是将审判者界定为审判程序的主导者和唯一的信息源,而诉讼人仅仅是司法制度的消极接受者[4]。因此在这种逻辑基础上实行司法公开无法达到质变的飞跃。

二、司法公开的新思路

若要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司法公开就要着眼于开拓程序参与的渠道,使能够保障当事人利益和保证判决公正的信息得以被整合到程序当中,从而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得以借助信息优势对司法活动产生制约。从这个角度出发,实现司法公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一)实行充分的辩论主义

所谓辩论主义是指“只有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经辩论才能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一项诉讼制度或基本原则。”广义的辩论主义还包括处分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双方当事人多是就案件的事实和所使用的法律进行辩论,但是对于案件的某些核心问题并没有进行辩论,而是直接由审判者决定。例如对案件的核心法律问题的界定,究竟是侵权之诉抑或是合同之诉,是肖像权纠纷还是名誉权纠纷。这些都是在立案的时候就已经通过案由决定了。这些核心问题的界定必然会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要增强当事人的程序参与就要更充分地实行辩论原则,一切与审理有关的问题都由当事人去提出和证明,审判者的权力只限于释明权[5],即向当事人提问的权力。

(二)试行参审制度

由随机抽取的符合法定资格的参审人员参与法庭审判,参审员虽不独立对案件事实或者法律适用作出判决,但是参审人员的意见须体现在判决当中。参审制度体现了具体程序内部的权利对于权力的制约。由于参审人员来自人民群众,他们参与审判,实际上对司法公开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另外参审人员由法院随机抽取与案件无关的普通群众组成,由于抽取的范围很广、且是随机的,因此其他人很难以通过贿赂或对参审人员施加影响的方式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我国现行的诉讼中虽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是普遍流于形式,未对司法审判起到制约作用。因此,要使社会大众真正能够通过“人民陪审员”这一制度实现对审判者的制约,就要使“人民陪审员”成为“人民参审员”,不能陪而不审。要赋予参审人员实质参与判决,甚至质疑否定判决之权力。

(三)关于信息的公布

公开审判作为我国诉讼法的一项基本诉讼制度要求诉讼活动应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原则上审判者应将与审判有关的信息(包括案件事实、证据、法律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等)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监督。司法公开的例外情况包括三类限制发布的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和国家安全的案件的信息;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信息;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信息。对于前面所列的三类限制性发布信息,前两项由于涉及公众利益,是否公开的决定权应掌握在审判者手里。最后一项(也是操作空间最大的一项)因只涉及当事人利益的处置,因此应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是否公开、如何公开、在多大程度上公开等问题,审判者只对公开过程中可能设计的程序问题和影响公共利益、善良风俗的问题作出提醒。其次,应加强司法公开操作的立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听证公开、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等在程序、程度、范围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并建立起完善的司法公开评估机制。

三、司法公开与司法独立关系的处理

从程序参与这一角度建构司法公开机制意味着在原有的具有封闭性的审判集团中打开一个口子,让外部的信息得以流入审判者的判断中,并始终在审判者的判决过程中发挥作用,最后这种作用以判决的形式体现出来。然而,司法的独立性要求诉讼制度维持一定的封闭性,否则审判这一独立的判断活动就会演变成“暴民的政治”,因此司法开放一定是相对独立前提下的开放性,推进司法公开就是在保持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开。这就使我们在考虑司法公开这一命题的时候,必须解决如何处理好司法独立与司法公开两者关系的问题。

司法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稳定性,而社会公众的判断和情绪是易变的,且容易受到舆论的误导,在引进参审团和向社会公布审判的信息接受监督的同时(特别是那些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案件)也将一些非理性的、非法律的价值判断带进了审判当中,有破坏司法独立的危险。审判者多以此为理由拒绝公开任何有关审判的信息。然而司法独立与司法公开并没有必然的矛盾,事实上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考虑的绝不仅仅是法律,还包括当地的政策环境、民情民意、法官自身的价值取向、生活经验等等,当然在司法腐败的情况下还包括贿赂方的意志、领导的命令……法官不可能超脱于现实的影响作出判断,大陆法系的法官在处理案件的逻辑,就是要先找出判决据以成立的法律依据,然后在此法律的指引下“揆情度理”作出判决。“揆情度理”的过程也就是与诉讼参与人及社会大众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审判者考虑的绝不仅仅是法律因素,因为对于最后的判决,法律给出的只是一个抽象的范围,最后的判决由法官基于多方面作出。因此,当事人的主张和社会对于案件的看法也应该被考虑进判决中。以司法独立为理由拒绝公开,或者限定社会大众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抑或是以审判权抑制当事人的诉权都是不正当的。

司法的独立性不意味着司法脱离社会,其显示的是司法活动不代表一个人或者一个利益集团的利益,也不受暂时的民意所牵制,而是按照法律所预先设定的逻辑运行。因此,协调司法公开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不是要限制言论自由,而是要把与案件无关的因素排除在判决之外,程序的问题最好是通过程序来解决,我们应该通过程序的设置防止“多数的暴政”。首先,应当建立完善的证据规则,明确哪些证据应可以在审判当中提出,并作为法官判决的依据。其次,应明确诉讼参与人及社会大众对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对象是什么,法律的运作是按其规律进行的,因此社会大众监督的不是司法程序的运行,而是运行的结果和在运行当中审判者的行为操守。程序当中属于当事人自决的内容也不应该受到社会大众的干预;再者,在公开的内容上也可以作出限制性规定,在审判阶段,公开的应是双方无偏颇的客观资料,应限制当事人和审判者对外发表关于案件的主观看法。

四、结语

实行司法公开是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至关重要的一步,它所体现的民主性自决与当代宪政理念具有一致性。推进“司法公开”一直都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公众的程序参与角度理解司法公开,首先要摆正当事人在诉讼当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不仅要从为审判者设定义务的角度出发考虑司法公开的问题,更要从诉讼参与人程序参与的角度建构司法公开的模式。要着眼于扩宽社会公众参与司法的渠道,使外部的信息能够按照一定的模式被整合到程序当中,形成审判者与诉讼参与人的平衡,从而打破程序的封闭性。最后在充分认识司法公开性与司法独立性的关系,通过程序的设置充分实现司法公开,同时消除司法的开放性对于司法独立的不良影响,将与判决无关的因素挡在程序之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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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独立价值论文 篇12

一、社会利益的定性问题:经济法中社会利益的概念解析

(一) 社会利益说的发展进程

社会利益说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以及哲学理念上的深入思考, 伴之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而逐渐被提出并认知和重视的概念范畴, 大致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此时“个人主义”思潮泛滥, 认为社会利益是干预者的人为建构,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已学会使用“社会正义”这块敲门砖为自己谋取私利, 强调将争议立基于非建构性之上———个人利益之上。同时期的功利主义法学家也强调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 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这种只承认个人利益否认独立的社会利益, 并认为不存在社会利益概念的观点在学术界被称之为“利益一元论”。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 是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的时期, 也是社会逐渐被承认和重视的时期。20世纪初期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给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警示:单靠“市场之手”的单纯运作是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此时, 凯恩斯提出的“政府干预主义”异军突起, 认为只有市场与政府干预双管齐下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实现社会的整体福利。

进入20世纪后, “利益三元论”说成为主流。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德将“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并列, 并认为社会利益“是包含在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20世纪中期, 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利益分类, 尤其突出的是集体利益说[1]。

(二) 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个人利益

1.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

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乃至人文学科领域一直津津乐道的学术论题。从目前我国法律规定来看, 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是相互独立的不同概念, 如《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4) 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5) 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法》第52条对无效合同也做了相似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合同无效: (1)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 (4)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可以明显看出在两部法律中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作为并列的概念出现的, 也就是说在我国, 有关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法律逻辑前提是不同的。又如国家的国防建设不仅是对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军事利益的保障, 同时对社会公共安全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保障作用。由此可见, 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虽然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概念, 但在利益诉求方面是相互重合、交织的。

2.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

从法学学科角度来分析, 民事法律主要体现的是对个人利益秩序的尊重与保护, 对社会利益的维护方面往往采取的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方式;行政法作为公法而言, 的却起到了维护社会利益秩序的目的, 但假借维护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公权侵犯个人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从经济法角度来看, 社会利益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个人利益而非国家利益, 比如社会大众极为关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看似受众的群体是特定的消费者个人, 实则对于整个消费群体都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可以说, 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不在是所谓的绝对分离或者绝对包含, 而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概念。

二、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经济法的利益分配

如果说定性问题是从概念、性质上对某一问题进行论证, 那么定量问题就是依据经济学乃至数学原理对抽象、不确定的社会利益进行具体、细化, 使之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一) 对经济法中利益分配的法理学分析

将社会利益作为经济法的核心价值范畴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将社会利益作为经济法的单一调整对象的观点实则是把经济法推到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从理论上讲, 经济法属于公私交融的第三法域, 这就决定它一方面要尊重公共利益, 另一方面也要维护个人利益。[2]正如史际春教授所言:“基于经济法的产生基础、品性和制度功能的公私兼顾融合, 就使得经济法调整的法益不仅有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私益, 也包括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经营者等及其团体的社会化利益, 以及国家在维护公平竞争、实施公共经济管理中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3]。所以, 在经济法上应当对多元化的市场参与者、利益关系人的利益需求予以综合考虑, 并在利益分配问题上采取均衡与协调的手段, 市场中的规则才能趋于公平正义。

在利益分配的理论探讨中, 还需要阐明的问题是在经济法领域社会利益能否成为利益调整的价值标准。价值标准在法学领域中被看作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准则和尺度, 如果将社会利益作为利益冲突的评价标准, 势必会产生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比如就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环境持续发展而言, 即涉及到社会利益, 也涉及到个体利益, 到底是以社会利益优先发展经济, 还是以社会利益优先保护环境, 又或是以个体利益优先保障就业。如何选择的标准不能单纯建立在何种利益优先的基础上, 而是要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为予以判断的综合标准。

(二) 对经济法中利益分配的经济学分析

对社会利益的定量界定不仅包括合法的法律界定, 还包括合理的经济界定, 可以说这是文本上的静态界定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动态界定相结合的系统化论证过程。

首先, 社会利益的定量界定是在利益不对称、利益分配不公平等利益冲突背景下产生的。相互冲突的利益可能发生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 也可能发生在社会利益的不同目标之间, 比如城市规划与文物迁移工作, 在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具有历史研究意义的文物纪念品。因而, 公共利益的界定实际上是在一定的衡量基准上对冲突利益进行比较、排序、选择。

其次, 经济法中的社会利益是与经济高度相关的利益形态, 但是并不能将经济利益形态以外的利益形态排除在外。这需要我们考量的是用什么计量基准来代表和映射社会利益。在福利经济学上常用社会福利函数来计量社会福利的增减, 对此可以做一个近似的替代, 尽管社会福利函数被批评过于侧重总量的计算而忽视利益在个体之间的分配, 但现代计量模型的构建已经对社会福利的计算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加大了诸如公平、平等这类目标决策值的权重[4]。

再者, 公共决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对于利益的分配、协调与平衡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对涉及社会利益的公共决策中, 国外更多的采取的是复杂的测量、评估体系来进行项目决策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而国内的公共管理决策相对片面、简单, 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领导意志, 过于看重项目所预期的经济效益, 而对于环境的影响、文化古迹的损害等没有进行相应的量化测度纳入决策的分析之中, 导致决策缺乏合理性甚至带来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损害[5]。对于涉及社会利益的公共管理决策, 可通过建立多标准决策分析模型来判断其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对于冲突利益的抉择也可以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来判断哪种选择更能增进社会的福利, 以使我们的公共决策建立在科学的量化的基础上, 避免以公私之分作为判断依据的任意、武断。

(三) 对经济法中利益分配的法律规制分析

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了税法、预算法、政府采购法等具体法律法规制度。但是纵观我国的宏观调控局面不难发现:经济法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越来越大, 以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最能说明问题;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趋高不降的全国房价更是让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种种问题暴露无疑;国家政府财政收入连年高额增加, 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医疗) 都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 政府财政收入在资金的筹集、管理、运作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关政府采购的缺陷也越来越多的暴漏出来, 往往由大型企业垄断了政府的采购项目, 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6]。不难发现, 政府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制定和实行某些公共政策, 加之法律体制上得不健全, 产生了一系列的利益博弈行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市场主体之间。

这些具体的法律法规说明在利益分配问题上, 社会公共利益并非唯一的保护对象, 同时经济法也将个人利益作为保护的对象。经济法要保障社会秩序, 就应该在利益分配问题上采取合理、适当的倾斜性政策, 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重要内容。

三、社会利益的法律实施问题:经济法视野中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

社会利益既然在定性、定量问题都可以在理论层次与方法论层次找到论证渊源, 那么就应当存在实现该利益的制度———公益诉讼。

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实质上就是达到社会利益价值目标的方法和程序的法律界定。由于社会利益性质及内容的界定往往涉及众多的价值判断和衡量标准, 因而其实质内涵的判定和界定结果的公平总是存在众多的纷争, 需要更多依赖程序公平的保证[7]。在与社会利益界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中, 如《环境保护法》、《房地产管理法》、《产业与公用事业管制法》等具体法律制度中对于社会利益界定相关的程序性规范几乎空白。在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加入了公益诉讼制度, 但在具体的操作中也往往缺乏详细的指引。

公益诉讼制度程序设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令人堪忧, 但随着社会大众法治观念的逐渐加强, 越来越多的公益诉讼案件不仅引起了社会关注, 而且引起了人们对于自身权益的重新认识。在河南、福建等省份出现多起检察院以原告身份代表国家利益提起公诉, 防止国有财产流失案件, 开启了我国对于公益诉讼模式的新思考;曾经轰动全国的“王海打假”一案从某种意义上强化了消费者群体对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重新认识, 从某种程度上也间接遏止了经营者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 对以后类似案件的提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公益诉讼制度之所以可以作为实现社会利益的程序救济机制, 是因为公益诉讼制度不仅在世界各国有着长久的司法实践经验, 而且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系统化理论体系。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并非没有持续发展的法治环境与土壤, 只是在程序机制技术方面存在困难, 比如诉讼代表人的选择, 到底是检察机关作为代表提起公诉, 还是代表社会利益的个体原告, 或是代表“社会良心”的社会团体;费用的负担更是难题, 往往涉及公益诉讼的案件都是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进行的权利反驳与利益维护, 诉讼中的相关费用更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这恰好是打击公众诉讼积极性的原因所在。

四、结论

社会利益作为一个抽象化的综合性概念, 不仅是法学领域所需研究的问题, 同时也需要借助经济学、管理学、哲学等人文社科知识对社会利益进行综合分析。通过社会福利函数、公共决策评估体系等经济学原理对社会利益进行量化分析, 运用公益诉讼制度实现维权。这些都充分证明了社会利益在经济法法中的独立价值和意义。

摘要:本文主要对经济法的整体性理论原则即社会利益问题进行分析与探究, 通过从元理论层面即社会利益的定性问题、方法论层面即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经验论层面即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问题入手, 并结合概念分析法、经济学相关原理等方法, 旨在说明社会利益原则作为经济法的核心价值理念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利益,独立价值

参考文献

[1]薛克鹏.经济法的定义:社会公共利益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

[2]李昌麒.寻求经济法真谛之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9) :137-138.

[3]史际春.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40.

[4]周林彬, 何朝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探析——一种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进路[J].甘肃社会科学, 2006 (1) :130-137.

[5]李文凯.三门峡工程半个世纪成败得失——一项大型公共工程的决策逻辑[C].黄河三门峡工程泥沙问题研讨会论文集, 2006.

[6]甘强.质疑经济法社会本位[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2 (4)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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