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金融新动向

浦东金融新动向（精选4篇）

浦东金融新动向 篇1

金融发展大趋所势

近年来, 中国的金融业也渐渐出现“脱媒”状况。特别是去年以来为抑制经济过热、强化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 严格控制了银行信贷的增长, 但市场的流动性压力依然有增无减, 固定资产投资控制的难度依然很大。

信贷增长的严格控制与投资难控、流动性压力的此消彼长, 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银行在发放贷款上变得越来越拘谨, 企业投资来自于非金融体系的融资比重却在加大, “金融脱媒”现象更加清晰可见。其一是企业由于利润的增长用于再投资的自有资金相应增加。近五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高位运行,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增幅高居10%左右的水平上, 与此同时企业的利润也在大幅度增长。企业所投资项目中自有资金占比也不断增加。企业利润的上升、再投资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是国外各大基金、财团对中国市场的大举进入。去年开始国外各大基金、财团的资金大量涌入中国, 不仅稀释了公司客户在银行的存、贷款量, 而且开始替代银行提供财务顾问、融资安排等服务, 已对国内金融业务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特别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相关领域, 例如房地产、高新科技产业、环境保护产业、交通能源、旅游开发产业、国有企业改造等。这些外资到处寻找稳定、高回报的项目, 其目的不外乎是想“一箭双雕”, 既获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收益, 又收取项目本身的回报。目前在国内房地产市场已有大量的这类资金。其三是由于证券市场的发展, 一些业绩优良的大公司通过股票或债券市场融资, 对银行的依赖性逐步降低, 银行公司客户群体的质量趋于下降, 对银行业的公司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短期融资券的发行, 由于其成本远远低于银行贷款利率, 预计有大量优质企业会利用这一工具进行短期融资。与之相伴的是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将出现下滑局面, 加之存款准备金率的一提再提, 使得银行信贷空间越挤越窄, 银行的存贷差额将进一步增加。

企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和货币市场的蓬勃发展表明, 我国“金融脱媒”的进一步深化正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深度影响企业经营

“金融脱媒”现象一般是指在金融管制的情况下资金不经过商业银行而到达融资者手里。通过利率市场化等放松管制的措施可以缓解资金的脱媒现象。但是, 金融深化 (包括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工具和产品的创新、金融市场的自由进入和退出、混业经营和利率、汇率的市场化等) 也会导致银行脱媒的深化。如果商业银行不能主动适应这种趋势, “金融脱媒”的深化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甚至出现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

一方面, “金融脱媒”对银企经营产生影响。对存款类金融机构而言, “金融脱媒”意味着居民储蓄存款离开银行追求金融资产多样性, 这将致使银行传统的资金来源相对萎缩甚至绝对减少。另一方面, “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构成了挑战。首先, “金融脱媒”使得货币供应难以准确计算。在计算货币供应量时, M1中72%是存款, M2中93%是存款, 存款变动就会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而“金融脱媒”造成的数据变动如果反复进行, 以存款为基础的货币统计就有了不确定因素。这将使得货币当局年初确定货币供应量计划, 到最后不能兑现。此外, 对商业银行来说, “金融脱媒”的深化意味着直接融资将加速替代商业银行优质企业贷款, 在贷款被分流的同时, 由于同业存款和大企业存款的回流作用, 商业银行对公存款总额不仅不会受到分流影响, 甚至会有所增长, 其结果就是对公业务贷差趋于缩小甚至转变为巨额存差, 商业银行传统依靠大中型企业贷款获取利息收入为主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将难以为继。“金融脱媒”迫使商业银行对公业务必须转型, 对商业银行调整内部资源配置、改革体制机制、提高经营管理能力提出了要求。

拓展金融市场空间

显而易见, “金融脱媒”深化使商业银行依赖传统存贷业务为主的经营模式转化为既依赖传统网点吸收存款, 也依赖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既依赖传统的信贷业务, 也依赖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投资和中间业务。

当然, 债券市场的创新为银行负债管理战略转型提供了产品支持, 通过发行金融债券和次级债券等主动型负债工具, 增加长期资金来源和补充资本金, 实现了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而通过开展银行理财业务和承销短期融资券可拓展商业银行中间业务, 淡化资产业务发展和盈利增长对资本的依赖。同时, 债券结算代理、做市商、人民币理财、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等新业务、新产品的先后推出, 也为商业银行开辟了新的业务空间和盈利增长点。

当前, 商业银行应当通过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工具创新达到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和盈利能力的目的, 脱离长期以来固守的从资产和负债结构考虑流动性问题的模式, 利用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的主动和动态流动性管理独有特点, 充分提高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通过在资本市场进行主动负债, 如发行次级债券、大额可转让存单、金融债券等方式, 锁定商业银行负债期限, 以减少或消除流动性风险敞口。同时, 在信贷风险控制操作上, 商业银行还可以推进资产证券化, 将较长期限的资产, 特别是信贷资产以证券化的方式通过债券市场进行销售, 以此降低商业银行整体资产的长期化, 优化存量资产结构。融资体系和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变革, 金融工具和交易方式创新将成为未来金融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 而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所从事的资金业务将是未来我国金融创新的焦点, 商业银行应当把握这一进程, 加快资金业务的创新和组织结构的整合。

引领金融改革深化

首先, 对于央行来说, 因资金流动格局的变化而产生多方位、多层次的挑战。这些挑战具体包括4个方面。一是金融脱媒意味着可交易金融资产的增多。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入发展和金融创新日新月异, 新的金融工具不断涌现, 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也不断提高, 货币和金融工具之间的替代性空前加大。因而, 不仅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难以区别, 交易账户与投资账户之间、广义货币与狭义货币之间、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的界限也日趋模糊, 货币的定义与计量日益困难与复杂化了。货币供应的概念、统计方法和调控方式面临巨大冲击, 这将不断侵蚀货币管理当局控制货币供应的基础。2007年以来, 国内理论界曾对我国货币供应统计的合理性提出质疑, 正是这种变化的反应。二是可交易金融资产的增多, 将不断增加对货币作为交易和支付中介的需求。总的结果是, 货币需求的范围在不断扩大, 其易变性更加显著。货币需求的不稳定, 进一步弱化了当局货币调控的效力。三是资金从银行体系中流到资本市场, 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金融活动脱离货币管理当局的监控视野, 同时也限制了货币政策的影响范围和深度。四是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种类的增加, 将不断收窄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 这将弱化货币政策效力。另一方面, “金融脱媒”固然有强化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渠道、利率渠道和汇率渠道传导效率的作用, 但是, 在利率等“价格”手段不能充分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下, 货币政策尚难以有效地利用这些传导渠道。总之, 直接融资的不断发展, 将使得现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到严重阻塞, 人民银行应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

其次, 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 目前, 在中国整个银行体系中, 商业银行无疑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资产、负债及存贷款余额均占据了中国全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及存贷款余额80%以上。其中, 4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均在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在全国各个省份均有分支机构, 营业网点分布广泛, 甚至延伸至小城镇。面对“金融脱媒”, 国有商业银行的机遇还是大于挑战, 其盈利水平、资产质量和服务的层次都应该尽快有所改善。

第三, 对于中小商业银行来说, 随着我国直接融资渠道的拓宽, “金融脱媒”将长期发展, 这将对中小商业银行传统的以资产扩张和存贷款利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经营模式带来巨大的挑战, 但同时也会给中小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其一, 在传统信贷业务被直接融资所替代的同时, “金融脱媒”的发展也催生了新的资产业务, 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通过加大对债券及各种结构性产品的投入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资产盈利能力。其二, 面对资本市场发展和投资渠道丰富的全新经营环境, 中小商业银行在利用传统网点吸收存款和继续发展传统信贷业务的同时, 可以通过金融债券、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手段满足大规模融资需求, 优化资金来源结构, 改变高度依靠存款支持业务发展的现状。其三, 强化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和业务发展是并行不悖的, 风险管理的过程同样是创造价值的过程。要应对“金融脱媒”, 就要适应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变化, 逐步建立董事会管理下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在风险管理的执行层面, 要改变行政管理模式, 逐步实现风险管理横向延伸、纵向管理, 在矩阵式管理的基础上实现管理过程的扁平化。要进一步发挥间接风险管理的作用, 特别是针对一些时效要求短、批量化处理的银行业务, 如资金业务、零售业务, 要进行间接管理, 运用模型用定量分析工具、进行国别风险、地区风险、行业风险、企业风险、家族风险等分析, 结合信贷审查等直接管理形式, 有效控制业务风险, 提高风险管理技术。

第四, 根据目前的金融分业经营和监管体制, 适应金融脱媒发展影响的制度调整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要适当深化综合经营的制度安排, 为商业银行跨市场业务和产品创新创造更为宽松的制度环境。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 适时对现有利率政策作重大调整, 有限度放开存款利率限制, 使资金能真正按照市场需求决定脱媒的程度。二是进一步加强现有监管制度的协调性与一致性, 使现有监管体制能形成促进金融机构创新和加强风险管理的有效机制。在我国现有分业监管体制下, 为有效应对金融脱媒的影响, 监管部门之间一定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作者单位:淮安经济师事务所)

浦东金融新动向 篇2

股权分置改革在经过5年多的缓冲期后的后金融危机时代, 原非流通股股东的减持的压力已经基本释放。自2005年4月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以来, 一直存在限售股解禁。2006年解禁的基本上是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小非, 达到1600多亿元, 2007年第四季度至2008年是小非解禁的高峰, 据Wind数据统计, 2008年股改限售部分可上市数量分别是797.91亿股, 资金压力较大, 大盘指数在受到多方影响的情况下, 在2008年一路走低。进入2009年后, 虽然解禁的绝对数惊人, 但是大部分都是持股比例在50%以上的控股股东。减持公告统计数据显示, 就减持的绝对数额来看, 股东减持的意愿与股东大小持股比例成反比, 控股股东的减持意愿低。进入2011年, 经过限售股逐步解禁, 市场经受了解禁股抛售的考验, 逐步平衡, 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全流通时代, 将是上市公司股东依据自身实际需求进行价值经营的阶段, 其增减持股比例更倾向于理性, 开始进入完全市场化的资本运作时代。根据价值规律理论认为, 在完全竞争市场和不考虑交易成本的前提假设下, 公司的市场价值总能反映内在价值。从经济学的角度, 资本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市场, 基本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的四大特征, 因此公司价值应围绕着其内在价值波动, 内在价值是市场价值的基础和中枢。因此, 在后危机时代, 大股东更多的将目光由内部转向外部, 积极把握市场机会, 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企业经营目标进一步由利润最大化逐步转向股东价值最大化。市值管理就是在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导向下, 以企业价值创造为基础, 有意识地主动运用科学合法的方法有效经营企业价值, 最终使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内在价值匹配程度不断提高, 实现企业价值。本文从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面临的新的挑战出发, 寻找适时的策略改善市值管理水平, 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一) 国家财政货币政策会进一步考验上市公司市值管理能力

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环境和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影响资本市场, 进而给企业市值管理带来影响。经济环境与财政货币政策从宏观上决定了资本市场的趋势, 影响公司市值表现。后金融危机时代, 从我国经济自身的表现来看, 经济整体态势良好, 从外部环境上来看, 全球经济逐渐由低谷走向复苏, 各大主要的资本市场指数也不断回升, 但复苏比较疲软。在经济总体复苏的态势下, 也伴随着诸多问题。近年来, 我国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 CPI居高不下, 流动性过剩, 当前反通胀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点目标。从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到目前, 央行连续四次上调存贷款利率, 数次上调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截止最近的2011年3月底, 年内已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20%的历史高位。2011年1月底, 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达72.59万亿元, 以此计算, 年内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将大致“冻结”商业银行资金逾1万亿元, 极大地收缩流动性。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资本市场既有直接影响, 也有间接影响。一方面, 存贷款利率调整, 改变了金融市场上各种金融工具的相对价格, 影响资金的流向和流量, 最终影响股票市场的资金供求和股票价格。另一方面, 利率上升会影响企业的利息费用, 增加企业资本成本, 进而影响企业的盈利, 减少企业股票分红派息能力, 受此影响, 股价必然会下降。一般来讲, 上调利率会使股票市场资金供应减少, 股价下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会影响投资者的政策预期, 对股票市场同样具有显著影响。近年来, 国家部分取消了出口退税, 以及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等, 显著收缩流动性。政策出台前期其经济效果还未完全显现, 随着政策执行的进一步深化, 其经济效果会进一步显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面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国家财政政策效果的进一步释放, 如何保证股价较小程度受到影响是摆在上升公司面前的重要问题。

(二) 企业控制权市场空前活跃, 企业被并购威胁大大增加

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司控制权市场将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在后危机时代, 市场慢慢回暖, 2010年10月《华尔街日报》报道, 根据Dealogic的统计数据, 全球并购活动经历了第二季度的低迷表现后于第三季度显着回升。第三季度全球并购交易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3%, 至7303亿美元。对于中国市场而言, 在股权分置时代, 由于2/3的股权不能通过二级市场流通, 只能通过场外的协议转让或者在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 而二级市场的股价仅代表流通股权的价格, 并不反映所有股权的价值, 这就增加了股权转让谈判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上市公司之间、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并购活动的活跃, 抑制了资本市场在产业整合方面重要功能的发挥。股权分置改革的前期, 由于原非流通股有一定的限售期, 股权转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然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 企业并购整合资源的步伐将显著加快。中国企业的并购活动, 呈现出跨越性与多样性的特点。资源整合的需要和资本市场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极大地促使和方便了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的大规模展开, 其在发展趋势上显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 海外并购中国大陆企业的交易额远远大于中国大陆企业跨国并购交易额。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份报告中的数据显示, 2009年第一季度, 中国大陆内企业间并购交易金额为8亿美元, 中国大陆企业跨国并购交易为49亿美元, 而相比之下, 海外并购中国大陆内企业交易金额达到了229亿美元, 虽然市场经济中并购交易是整合资源, 优化模式的有效手段, 是市场充分竞争和活跃的表现, 但是也应该看到如果中国企业过多的被外资并购, 就意味着辛苦打造出来的民族企业和品牌可能就此消失或被雪藏。

其二, 并购活动不再强调全资收购, 主要是能够取得实际控制权。全资收购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 相比之下, 以相对小的资产获得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权受到市场的青睐。如嘉士伯并购重庆啤酒, 仅拥有29.71%的股权, 但是却取得了实际控制权。

其三, 并购支付方式多样化。在股权分置改革以前, 并购以现金支付方式为主, 以承担债务、资产置换等方式为辅, 现金支付达到80%左右, 该种支付方式直接导致上市公司在收购时面临明显的资金压力, 限制了并购的发展。新《收购办法》引入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换股收购等创新方式, 上市公司可通过向新股东发行股份来换取资产, 使其总股本将得到迅速扩张, 增加净资产, 降低负债率, 增强抗风险能力。在全流通的制度环境下, 特别是后危机时代金融工具的进一步运用, 上市公司会越来越多地采用换股和定向增发等支付方式进行并购。

随着并购支付方式的多样化、股份支付功能的进一步增强, 中国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并购大潮中保证自身品牌的安全与独立, 必须应加强市值管理。公司市值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市公告收购与反收购能力。市值规模越大的公司客观上并购其他公司、展开产业整合的能力就越大, 而被别的公司兼并的门槛就越高、概率就越小;反之, 市值规模越小的公司客观上并购其他公司的实力就越小, 被其他公司兼并的门槛就越低、概率就越大。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市值管理的对策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市值管理面临着诸多新的考验和挑战,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才能在后危机时代抓住机遇, 应对挑战, 谋求更好的发展。本文从市值管理的三个环节探讨后危机时代市值管理的着力点。

(一) 价值创造是基础, 应做到“开源节流”

如前所述, 公司的市值是围绕着内在价值上下波动的, 而公司内在价值是根据未来现金流和贴现率得来的。未来现金流是由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管理能力决定的, 贴现率则取决于企业的资本成本和风险预期。企业价值的提升一方面有赖于盈利和管理能力的增强, 即“开源”, 另一方面也要求公司降低资本成本, 做到“节流”。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全球经济走势尚未明朗, 欧美经济复苏缓慢, 钢铁、房地产等主要行业成本不断上市, 市场变革进一步深入, 市场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管理能力, 商业模式的优化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 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 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商业模式是奠定上市公司市值的基础, 只有在商业模式上有着优异的表现才能使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作为出口大国, 我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贸易顺差, 但是这种贸易顺差一直都依赖于成本优势。在当前国际经济复苏疲软、通胀压力增大、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不断加大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等多重压力下, 我国企业要想增强竞争力, 求得发展, 必须转变发展模式。另一反面, 国家政策调控也要求企业转变过去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在商业模式的选择上, 我国企业一般是通过模仿式的学习逐渐形成的, 往往是借鉴同行业或其他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的商业模式, 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 竞争趋于同质化, 行业利润最终会不断下降。为形成有效的商业模式可以学习国内外优秀企业的做法。首先广泛学习先进企业的各种商业模式, 系统分析各种模式的优缺点和适用性;然后将各种商业模式与企业自身的情况进行对比, 从而找出适合本企业发展的商业模式, 在小范围内进行推广应用。如果获得初步成功再大范围地推广应用。企业应该认识到, 商业模式不是静止的, 而是需要不断地与外部环境交换信息, 是一个根据环境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有效的商业模式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二是增强企业的成长性。所以企业在选择商业模式时, 应充分考虑经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

合适的商业模式是形成和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的关键, 而公司治理则是运行商业模式、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的保证。Brobetz、Schillhofer和Zimmermannn的实证研究表明, 从股票收益的角度来看, 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公司其股票预期收益较高。Black、Jang和Kim也通过构建公司治理综合指标考察韩国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 公司治理指标每上升10%, 公司价值就上升5.5%。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通过设计“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指数”, 从多维度进行公司治理状况的评价, 其研究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利于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公司可以通过提高治理水平来增强价值创造的能力, 主要包括优化公司股权和股东结构、优化公司董事会结构、优化内控和考核与激励机制等。

从提升企业内在价值的角度, 通过建立和完善商业模式, 优化公司治理从而增加企业的收益, 是一种“开源”的策略;另一方面, 优化资本结构, 降低资本成本, 属于企业“节流”策略。企业所需要的资金一般通过企业自有资金、债权人和股东三种渠道取得, 所以降低资本成本一般可以从合理规划留存企业的收益、降低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入手。企业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 应该将一部分利润留存于企业。但一般情况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自有资金很难满足需求, 此时就需要从外部筹集资金。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通胀压力不断加大, 央行多次调高存贷款利率,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缩减信贷投放总量, 预计2011年信贷投放总量将较2010年减少1万亿元, 企业通过债券融资的难度和成本都加大, 较大程度上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但是近年来也有不少大力推进债券市场发展的政策。2004年, 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要经济稳妥发展债券市场, 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 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对于股权融资而言, 虽然“十二五”期间国家对于钢铁、电解铝、煤化工等重污染高能耗行业的限制性措施进一步加强, 再融资的门槛有所提高。但是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深入, 特别是创业板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 上市公司通过股权融资会更加的便利, 对上市公司融资有积极作用。在后危机时代, 企业融资方式应不断多样化, 由股权融资为主的方式逐渐向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和内部融资共同发展的模式转变, 力求最大程度地降低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一方面, 公司应认真研究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趋势, 努力争取如财政贴息和低息贷款政策的优惠;合理预期市场利率, 利用市场利率变化通过固定利率或浮动利率降低成本;科学安排筹资额度和期限, 减少资金闲置;强化企业的信用, 增强企业的软实力, 也可降低债务资本成本;提升企业各项能力, 更多地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另一方面, 企业可以审时度势, 在公司股票被明显高估时可通过增发股票来筹集资金, 公司股票被高估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市场对于该公司未来预期较好, 此时发行股票比较容易成功, 而且能够获得较多的资金, 降低资本成本。

(二) 价值经营是手段, 应做到“相机而动”

价值经营是指在弱势有效资本市场条件下, 判断公司市值与其内在价值是否偏离及偏离程度, 分析偏离原因, 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上市公司市场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匹配程度。公司市值可能小于或大于公司内在价值, 因此公司市值管理应该采用相机管理机制。当市场价值被高估时, 采取增发新股、换股收购、注资、分拆等措施使市值回落;当市值被低估时, 采取增持、回购注资、发行可转债等措施提升投资者信心, 使市值回升。顺应资本市场周期波动规律、上市公司市值偏差以及投资者的偏好, 做到“相机而动”。

在弱势有效资本市场的现实条件下, 股价往往会出现明显高估, 严重偏离公司内在价值。这种情况往往在资本市场大势走牛的背景下发生, 此时投资者对股市或经济发展前景乐观, 交易活跃, 整体估值提高, 个股会在此趋势下被带动, 处在一个高估值区间。此时公司可以通过增发新股、发行可转债筹集更多发展所需资金, 同时也可以通过股份支付并购相关企业, 在被明显高估时, 发行新股或可转债较容易成功, 同时也能筹集更多资金, 而并购所需股份会相对较少, 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内在价值, 做大公司市值。当资本市场整体走熊或者是市场正常但由于公司个体原因导致股价被低估时, 首先应准确诊断原因, 然后采取应对措施。如果是市场整体走熊, 可借机收购同行企业, 整合产业链。当整体处于被低估状态时, 收购成本会降低, 是进行产业链整合的好时机, 为以后进一步提升内在价值创造空间;同时也可回购部分股票, 规范改善股本结构, 提高股东投资回报。如果是公司特定因素导致的低估, 公司应更多地与投资者沟通, 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 找出症结, 积极应对。

在后危机时代, 市场对于内在价值与市值的偏离反应会更加的灵敏, 投资者预期会更加理性与客观, 同时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如果股价长期被低估可能会被并购。因此企业应迅速反应, 相机而动, 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上市公司市场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匹配程度, 充分分享资本市场溢价功能带来的利益, 防范公司市值被过分低估会带来的风险。

(三) 价值实现是目标, 应做到“内外兼修”

根据有效市场理论, 在成熟的市场中股价能够反映公司价值, 上市公司只要致力于价值创造的最大化。但是我国资本市场是弱势有效市场, 由于信息不完全和各种投机行为的存在, 公司股价并不能自然反映公司价值, 往往会出现偏差, 所以, 公司不仅要练就提高价值创造能力的“内功”, 同时还要关注公司价值的实现, 注重企业投资者关系和形象等外部因素的优化, 做到“内外兼修”。

在后危机时代, 价值实现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市值是衡量企业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是收购与反收购能力的主要标杆, 价值创造的能力只有外化成为投资者可观察的现象才可能得到市场的肯定, 才能提高公司的市值。内在价值的外化过程中公司关键要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和形象管理。所谓投资者关系管理就是通过经营与投资者的关系, 形成融洽的沟通与信息传递机制, 使投资者认可公司的价值。即使是在最完善、最发达的资本市场中, 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者作出的投资决策并不一定真正反映上市公司内在价值, 会出现偏差。同时, 资本市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预期市场, 投资者对于公司、市场的估值主要来自于其对未来的预期。实践证明, 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不仅可显著提高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认同度, 而且有利于管理投资者的预期, 增强市场信心。因此, 上市公司在市值管理中一定要重视投资者关系的管理, 通过透明的信息发布等手段, 与投资者进行有效沟通, 使公司价值获得投资者认同;同时主动、准确及时地披露公司的状况, 客观分析原因及其影响, 让投资者理性全面地看待企业的发展过程和发展前景, 做好投资者预期管理工作, 增强投资者信心。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万科在其年报中用一封致万科100万名股东的信作为开篇, 在信中万科人客观回顾了房地产行业近年来的兴衰历程, 并就万科一年来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深刻地反思与检讨, 同时合理预测了公司未来的机遇与方向。这封信是万科在投资者关系管理上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表现, 传递出万科是个注重与投资者沟通、尊重投资者并视投资者利益与企业利益共存亡的公司, 激发了投资者极大的共鸣与信心。

形象管理是指公司通过各种途径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从而获得投资者的认可。有效的形象管理可以提高投资者及社会公众对公司的认知度, 提升公司无形资产, 引导投资预期, 分享市场溢价。公司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投资者预期和决策, 后危机时代, 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市场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公司形象管理和品牌塑造的观念大大加强。实践证明善于形象管理的公司, 投资者预期会更加积极, 其股价往往会有较好表现, 存在溢价可能性越大。因此, 企业对外应做好形象管理工作, 宣传公司管理和品牌理念, 利用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速度和媒体影响力, 扩宽宣传渠道。同时建立媒介关系管理的长效机制, 搭建畅通的媒介渠道。

四、小结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市值管理理念将会进一步普及并深入人心。公司市值大小是衡量上市公司实力大小和收购与反收购能力的尺度;同时, 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意味着资源流向的“马太效应”, 高市值意味着高溢价, 投资者愿意以较高的价格认购较少的股份, 有利于降低公司资本成本和并购成本, 增强企业竞争力。而从整个国家来讲, 证券市值同样是国家财富的标志。Levine and Zeros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 证实了股票市场市值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证券市值是衡量一个国际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在未来的竞争中, 更多的是资本实力的较量, 因此不管是公司个体层面还是国家的整体层面, 都必须充分重视市值管理, 保证在未来更加激励的竞争中不断壮大。

摘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全球经济处在快速转型之中, 为上市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机遇, 同时也使上市公司面临着优化发展模式、整合产业链等诸多新的挑战和空前的被兼并风险。在新的挑战与风险面前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市值管理水平越高, 其在竞争中的优势越明显。文章分析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面临的新的挑战, 从不同角度为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提供了建议, 即做到开源节流、相机而动和内外兼修。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市值管理,并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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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金融新动向 篇3

1 金融危机下全球R&D投资新动向

1.1 全球R&D经费来源紧张, 但研发投入总体仍可能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经济危机冲击下, 各国经济发展陷入低迷, 财政收入日益紧张。据经济和开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2008年第四季度, OECD主要国家的GDP增长率下降1.5%, 是自1960年OECD有数据统计以来最低[1]。2009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 全球经济正处于严重衰退和信心严重丧失的过程中, 预计2009年全年世界产出将减少1.3%[2]。经济低迷将直接导致R&D经费来源紧张。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数据显示, 2008财年, 美国联邦政府R&D投入呈下降趋势, 比上年投入减少35亿美元[3]。欧盟科技界则指出, 当前金融危机势必影响到实体经济, 从而破坏欧盟过去五年研发投入的力度。同时, 产业界的R&D投资也已呈现下降趋势, 欧盟工业研究与发展投资记分板针对全球2000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 2008年全球产业界研发投资的增幅较上一年度降低了1个百分点[4]。

但是, 全球R&D投入总体仍可能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原因有三:首先, 伴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步深入, 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科技创新成为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其次, 伴随着研发投入与经济效益之间相关性的加强, 加大研发投入已经成为企业引进人才、提高研发能力、开拓市场的重要途径。最后, 由于研发经费的预算一般由一定的法律程序来完成, 尽管面对经济危机, 政府为了长远考虑, 研发经费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动。根据巴特尔纪念研究院 (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的分析, 2007、2008年全球R&D支出分别为10576亿美元和11080亿美元, 预计2009年全球R&D经费将达到11432亿美元, 全球R&D投入总体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5]。

1.2 政府与企业将增加研发投入、促进科技创新视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

政府瞄准重点产业和方向, 加大研发投入。2009年2月17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 有关R&D经费投入涉及到包括美国国家电信与信息管理局、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等9部门, 涵盖了能源、通信、航空、农业、卫生、基础研究等多个领域, 初步匡算约合673.73亿美元[6]。由芬兰总理万哈宁领导的芬兰科技政策理事会, 在2008年12月初通过了关于芬兰教育、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新的战略报告, 报告强调为了应对危机要增加研发投入, 到2011年在现有基础上增加7.6亿欧元, 研发强度要达到4%[7]。此外, 日本、俄罗斯、法国等国家都纷纷出台计划, 加大本国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的投入。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希望能够拓展新市场、获取竞争后劲。金融危机爆发后, 许多科技含量小, 竞争优势不明显的企业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相反, 许多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竞争力强的企业则以此为契机, 增加或者稳定研发投入, 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企业发展后劲。根据一项对美国28家研发开支最大企业的调研发现, 尽管2008年第四季度与2007年第四季度相比, 财政收入减少了7.7%, 但是这些公司的研发投入基本平稳[8]。其中, 微软的研发开支较上年同期增加了21%, 虽然其同期收入基本持平;英特尔去年第四季度净利润下降了90%, 但该公司今年仍计划拿出54亿美元用于研发 (这个数字略低于去年) , 并打算未来两年支出70亿美元用于工厂的升级改造。这些企业的负责人表示, 在金融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提高创新能力是赢得市场, 抢占经济复苏后竞争主动权的“法宝”。

1.3 新能源、生命科学、纳米技术等产业领域备受关注

面对金融危机, 研发投入在各产业领域之间也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新能源、生命科学、纳米技术、基础研究等领域备受关注。美国强调新能源、网络通讯、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等领域的投入。在奥巴马签发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 研发投入最多的是新能源产业, 具体项目包括:越冬御寒援助项目、应用研究、试验发展、论证与部署、石油能源研发、洁净煤发电计划、碳捕获及改进技术、空气清洁计划、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研究等21个方向[6]。日本强调发展能源环境技术。根据日本内阁2008年9月发布的数字, 在科学技术相关预算中, 仅环境能源技术的开发费用就达100亿日元 (约合1.1亿美元) , 其中创新性太阳能发电技术的预算为35亿日元[9]。法国采取多领域发展新能源战略。2008年11月下旬, 法国环境部公布了一揽子旨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计划, 该计划包括50项措施, 涵盖生物能源、风能、地热能、太阳能以及水力发电等多个领域[11]。俄罗斯大力发展纳米技术及核能技术。2008年11月, 俄政府发布航天业2012年前优先发展计划, 此后8年间投资2400亿卢布 (72.7亿美元) , 发展和建立纳米技术工业基础设施, 为研制新一代航天器, 包括新型载人宇宙飞船、运载火箭及卫星做好准备[12]。

美国R&D杂志、巴特尔纪念研究院、工业研究院围绕国际金融危机对R&D投入带来的影响展开了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新能源领域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与氢燃料电池等技术、生命科学领域的制药与医疗设备等技术、生物工艺学、可持续发展过程、低成本运输系统、新材料领域的纳米技术等领域, 是化解危机最重要的领域, 并建议应该在这些领域加大研发投入[5]。

1.4 海外R&D资金、人才等资源流向中国趋势增强

金融风暴导致欧美各国政府和企业的研发预算减少, 许多跨国公司大幅度裁员、减薪或者破产倒闭, 海外研发人员就业状况不容乐观, 为我国高层次研发人才的引进提供了机遇。在有望引进的高层次研发人才中, 外籍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归国就业趋势增强, 2009年召开的“第八届北美中国留学人员高科技项目暨人才交流大会”上的不完全统计, 在近千名报名归国者中, 从事理科、工科、医科和资讯技术行业的留学人员占68%, 在美国工作5年以上的占70%, 从美国排名前30位的高校毕业的本科、硕士、博士生占56%。这些人员中许多是涉及到生物制药、新能源、计算机、网络和通讯等专业技术的研发人才。据统计, 2008年留学生回国人数增幅已超过出国留学人数。不少人才特别是金融和高科技人士就业心态转变尤为明显。他们纷纷选择回国寻找机会。在一定意义上, 金融危机催生了“海归潮”, 中国经济发展对海外留学人员则吸引力增强[10]。

面对金融危机, 海外R&D投入对中国信心亦没有减弱。在美国R&D杂志、巴特尔纪念研究院、工业研究院对发达国家海外R&D投入地区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是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最小的地区。其中, 有66%的投资者认为对中国的海外研发投入不变, 25%的人认为会有所增加, 而仅仅9%的人认为会减少[5]。从流向领域分析来看, 主要将投资于海外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海外工业企业、海外独立的实验室、海外学术机构四个领域。其中, 海外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将增加投入, 而其它三个领域基本保持不变[5]。

2 天津市R&D投入特点与问题分析

2.1 R&D经费总量与投入强度稳步提高, 但经费总额不高

全社会R&D经费总量稳步增长, 由2000年的24.69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14.70亿元。R&D投入强度, 即R&D经费占GDP的比重, 从2000年的1.51%增加到2007年的2.29%, 增长了0.78%。2000-2007年天津市R&D经费总量年均增长速度为24.5%, 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幅, 同时也高于全国R&D经费的增长速度[11]。

尽管天津市全社会R&D经费总量稳步增长, 但仍落后于北京 (505.40亿元) 、上海 (307.50亿元) 等地, 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第10位[12]。从R&D投入强度来看, 作为一个城市, 天津市 (2.29%) 在国内领先, 但在国际上低于美国 (2.62%) 、日本 (3.39%) 、以色列 (4.3%) 等国家, 并存在较大差距[11,12,13]。

2.2 企业成为R&D投入主体, 但高新企业研发投入明显不足

2000-2007年, 天津市R&D支出总额中来自企业的资金占70%左右, 已经成为投入主体。然而, 天津市高技术产业R&D经费占其增加值的比重为2%左右, 低于全国4.54%的平均水平, 与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20%的R&D经费强度相比, 存在更大差距[11,12,13]。天津市大中型企业拥有科技机构的比例仅为27%, 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 (50%左右) 水平, 甚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这说明天津市企业存在自主研发动力不足的问题, 这也是天津市企业缺乏后劲与竞争力较弱的重要原因, 与企业创新发展需求严重不符。

2.3 政府投入稳定增长, 但偏低的研发投入难以发挥科技发展宏观调控能力

政府R&D投入稳定增长, 从2000年的6.29亿元, 增加到2007年的21.72亿元, 8年间增长了2.5倍, 占R&D总额的20%左右, 是天津市R&D经费来源的重要保障[11]。然而, 政府R&D经费所占比重, 从“九五”末的25.5%减少到2007年的18.9%[11], 低于美国 (29.3%) 、英国 (31.9%) 、德国 (28.4%) 等发达国家政府投入强度, 也低于OECD (29.5%) 和欧盟27国 (34.7%) 整体水平[13]。这严重制约了政府对科技发展方向的引领, 以及政府对其它投入主体带动作用的发挥。

2.4 R&D人力投入强度不断提高, 但R&D人员规模较小

企业投入尤显不足天津市万人R&D科学家和工程师从2000年的19.1人提高到2006年的29.6人, 7年间增长了55.0%[11]。然而, 从万人劳动力从事R&D活动的人员来看, 2007年天津市为31.8, 远远低于法国 (141) 、日本 (146) 、俄罗斯 (133) 等国的水平。从万人R&D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比较来看, 2007年天津市为29.6, 不及北京 (93.2) 的1/3, 深圳 (62.9) 的1/2;另外, 天津市企业R&D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全社会R&D科学家和工程师比重为34.57%, 不仅不及深圳、苏州的1/2, 甚至低于全国44.3%的平均水平[11,12] 。

2.5 外资研发机构偏少, 外溢效果不明显, 国际合作不足

通过一项对天津市外资企业研发机构调查结果发现, 与北京、上海相比, 在津的外资研发机构数量不足。其次, 外溢效果不明显, 从研发成果的所有权归属来看, 超过50%的研发机构要求成果归母国 (或来源地区) 所有, 仅有少数研发机构有专利申请行为, 实际专利申请量的98.7%在事实上, 都是归母国所有的。在津外资研发机构与企业的合作行为稀少, 绝大多数的外资研发机构都没有参与中国政府的合作项目[14]。

3 对策建议

当前, 加大研发投入、促进科技创新成为各国化解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天津市仍然面临着研发投入不足、研发人员规模不够大等问题制约。破解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加速科技创新, 增加高新技术产业附加值, 优化产业结构, 壮大新能源、航空航天, 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发展潜力与能力, 培育持续增长能力和新增长点。

3.1 继续加大并保持R&D投入, 强化政府科技投入的引导作用

首先, 强化政府在R&D经费投入中的引导作用。建议将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政府科技经费投入目标并制定相应的目标值, 同时对R&D经费总量中来自政府的比例设定目标, 提高财政对研发投入的比重, 加强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和研发投入的带动作用。其次, 促进滨海新区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大幅增长。滨海新区是天津市三个层面联动发展的龙头, 但目前R&D投入产出水平有待提高。滨海新区R&D支出占全市R&D支出约为20%, 专利申请量仅占到10%左右, 大中型企业平均的专利申请不足3件, 大多数企业没有专利申请。第三, 向全市发展的战略重点倾斜, 加强对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的研发投入。对于可能孕育和诞生一批新兴产业的领域和可能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的产业加大研发投入, 提升天津市在关键领域的创新优势。

3.2 增强创新主体对R&D资源的配置能力和配置效率

一方面, 继续完善、落实各项有利于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配套政策措施, 如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投入所得税前抵扣力度政策的落实, 将有利于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各项配套政策落实到位。另一方面, 鼓励企业设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行业技术开发中心等研发机构, 开展高新技术研发活动;推动规模企业在国内外设立、收购、控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机构, 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3.3 加大高层次研发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金融风暴使得欧美各国政府和企业的研发预算减少, 大量科技人才面临工作机会减少的境遇, 为天津市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提供了机遇。首先, 以需求为导向, 大力培育、引进知识团队和领军人才。面向机构和企业发展中对人才的实际需求, 面向天津市新能源、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学科、产业、技术发展的现实需要, 培养、引进知识团队和领军人才, 为突破一批关键技术, 培育一批新兴科技产业提供支撑。其次, 重点引进实体经济部门的高科技人才。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支撑, 虚拟经济的繁荣必然昙花一现, 这也是天津引进人才必须要恪守的准则。最后, 引进与培育并重。要注重近期和长远发展的平衡, 将人才引进与培养放在同等重要位置, 对于紧缺人才和重点领域人才, 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可以优先储备和大力培育, 实现引进人才与现有人才共同发展。

3.4 改善外资研发机构投入环境, 加强国内外研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浦东金融新动向 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日本企业境况,对华业务,影响因素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并蔓延给本已增长乏力的日本经济予以沉重的打击, 使其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日本2008年第四季度负增长3.0%, 2009年第一季度负增长了3.2%;对外贸易在2008年11月出现负增长, 2009年上半年对外贸易进一步下滑, 进出口分别同比下降了36.8%和31.9%。在金融危机下, 日本企业也受到外需大幅萎缩、内需持续低迷、融资环境急剧恶化等严峻考验, 处境艰难。本文将根据日本权威机构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及调查报告, 探析金融危机下日本企业的境况、对华业务的新动向及其影响因素。

一、金融危机下日本企业的境况

(一) 日本企业境况明显恶化

反映企业境况好坏的主要指标是企业景气扩散指数, 其数值越低, 说明企业处境越差。日本银行公布的“企业景气扩散指数”显示,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日本企业的境况明显恶化, 而且不同规模、行业的企业所受的影响有所不同。大中型制造业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的景气扩散指数均从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下降, 在2009第一季度降至最低水平后开始缓慢回升。其中, 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的景气扩散指数在2009年第一季度分别降至-58和-57, 之后在第三季度分别回升至-33和-40;大中型非制造业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 其景气扩散指数在2009年第一季度分别降至-31和-37后, 在第三季度分别回升至-24和-30。这说明大中型企业的境况在2009第一季度触底后出现明显好转的趋势。

中小型企业的景气扩散指数早在2007年第一季度就出现下降趋势, 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景气扩散指数在2009年第一季度降至-57的最低水平后, 在第二季度仍然维持在-57的最低水平, 在第三季度小幅回升至-52;中小型非制造业企业的景气扩散指数在2009年第二季度降至-44后, 在第三季度略有改善, 回升至-39。这反映了和大型、中型企业相比, 中小型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制造业企业不仅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 而且在大型、中型企业的境况明显好转之后, 中小型企业仍然复苏乏力。

(二) 日本企业收益大幅下降

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法人企业统计调查》结果显示, 受金融危机影响, 日本企业收益大幅下降。日本企业的经常利润在2007年第三季度出现负增长, 在2008年下半年, 下降幅度明显加快, 在2009年第一季度降至最低点后所回升。

数据来源:日本财务省, 《企业法人统计调查》, http:www.mof.go.jp 1c002.htm。

分行业来看, 制造业企业所受的影响比非制造业企业更为深刻。在2008年第二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期间, 制造业企业经常利润的下降幅度高于非制造业企业的下降幅度。

分规模来看, 大型企业所受的影响最大。在2008年第三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这四个企业经常利润下降最快的季度, 大型企业经常利润的下降幅度明显高于中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下降幅度。

上述数据显示,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日本企业收益急剧萎缩, 经常利润在2009年第一季度降至最低点后虽然有所回升, 但要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尚需相当的时间。

(三) 日本企业融资的难度明显增加

反映企业融资难度的重要指标是融资扩散指数, 其数值越低, 说明企业的融资难度越高。日本银行公布的“融资扩散指数”显示,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日本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融资的难度明显增加。日本企业的融资扩散指数从2007年第四季度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在2009年第一季度降至最低点后有所回升。大型企业、中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扩散指数分别从2007年第四季度的21、9、-1降至2009年第一季度的-4、-11、-23后, 在2009年第三季度回升至6、-6和-18。由此可以看出, 中小型企业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前, 其融资难度也明显高于大型、中型企业,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日本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更加困难, 而且其恢复也更为缓慢。

(四) 破产企业的数量大幅增加, 且规模倾向大型化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全球需求急剧萎缩, 日本企业的收益大幅下降, 同时融资难度也明显增加, 许多企业不得不启动破产程序。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布的《全国破产企业情况》显示, 日本破产企业的数量明显增加, 而且破产企业的规模倾向大型化。2008年日本破产企业数量比2007年增加了11%, 破产企业的负债总额则比2007年增加了114.5%。分行业来看, 破产企业最多的是建筑业, 其破产企业数量占全部破产企业数量的28.55%, 而破产企业负债总额最多的则是金融、保险业, 破产企业的负债总额占全部破产企业负债总额的44.65%。

2009年上半年, 破产企业数量及其负债总额进一步增加, 破产企业数量同比增加8.28%, 破产企业的负债总额同比增加了46.5%。分行业来看, 破产数量最多的依然是建筑业, 其破产企业数量占全部破产企业数量的25.7%, 而破产企业负债总额最多的则是房地产业, 其破产企业负债总额占全部破产企业负债总额的29.59%。

二、金融危机下日本企业开展对华业务的新动向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日本企业的对华业务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中国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以及随之不断扩大的市场对日本企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即使在金融危机下, 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仍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2008年增长了4.5%, 在2009年上半年增长了25.72%。但比较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看出, 其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出现明显的向印度分流趋势。日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在2008年同比增长了268.8%, 在2009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了455.5%。随着中国市场逐渐趋于成熟, 以及土地、用工成本的上涨等, 日本企业会将一些附加值较低、以降低成本为主要目的的投资转移至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国家, 这将使今后日本企业对华业务的扩展速度将有所回落。

以下将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09年3月末公布的《2008年日本企业开展海外事业问卷调查》的结果 (以下称“本次调查结果”) , 分析日本企业对华业务的新动向及其影响因素。

(一) 中国是目前日本企业设有海外网点最多的地区, 在吸引研发网点及地区总部网点方面的优势逐渐凸显

本次结果显示, 中国在吸引日本企业在华设立海外网点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海外设有网点的日本企业中, 在中国设有网点的企业所占的比例最高, 达到74.2%;其次是美国, 在美国设有网点的日本企业所占的比例为44.7%。

从海外网点的职能来看, 中国在吸引日本企业设立研发网点和地区总部网点方面的优势不断凸显。目前在中国设有销售网点、生产网点、研发网点和地区总部网点的日本企业占设有海外网点总数的比例分别为46.5%、46.8%、8.3%和11.3%, 均位居首位。比较历年的调查结果发现, 2004年以来, 中国一直是日本企业设有销售网点和生产网点最多的国家;而在研发网点和地区总部网点方面, 2007年在中国设有研发网点的日本企业占设有海外网点日本企业的9.6%, 首次高于在美国设有研发网点的日本企业所占比例的8.1%;2008年在中国设有地区总部网点的日本企业所占的比例为11.3%, 首次高于在美国设有地区总部网点的日本企业所占比例的8.3%。

(二) 中国是日本企业今后扩大海外事业规模的首选地区, 但计划今后在中国扩大海外事业规模的企业比例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是日本企业今后扩大海外事业规模的首选地区。在计划扩大海外事业规模的日本企业中, 选择在中国扩大销售职能、生产职能、研发职能、地区总部职能和物流职能的企业所占的比例均位居首位。其中, 计划在中国扩大销售职能的企业最多, 其所占的比例为49.7%, 其次是选择在中国扩大产品生产职能的企业, 其所占的比例为31.5%。

然而, 计划今后在中国扩大事业规模的日本企业所占的比例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和2007年的调查结果相比, 除物流职能以外, 在销售职能、生产职能、研发职能和地区总部职能方面, 选择在中国扩大规模的日本企业所占的比例均明显下降。选择在中国扩大销售职能的日本企业所占的比例下降幅度最大, 比2007年下降了8.6%;选择在中国扩大生产职能的日本企业所占的比例延续了2004年以来的下降趋势, 和2007年的相比, 下降了5.8%;选择在中国扩大研发职能和地区总部职能的日本企业比例也分别比2007年下降了4.5%和2.5%;而只有选择在中国扩大物流职能的日本企业所占的比例比2007年微增了0.2%。这意味着今后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速将会有所回落。

(三) 中国和多数日本企业存在业务关系, 但业务的扩展速度呈下降趋势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多数日本企业和中国存在业务关系。在被调查日本企业中, 和中国存在贸易、业务委托、技术合作、直接投资等业务关系的企业所占比例高达77.9%。

然而, 比较2004年以来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日本企业对华业务的扩展速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2008年日本企业对华业务扩展速度的下降幅度更是明显加快。在有关未来3年对华业务的调查中, 本次调查选择“正在研究扩展现有业务、开展新业务”选项的日本企业占被调查日本企业的50.1%, 比2004年下降了26.7%, 其中, 比2007年下降了12.9%;选择“维持现有业务规模”选项的日本企业占33.1%, 比2004年增加了20.9%, 其中比2007年增加了10.7%;选择“研究缩小或撤退现有业务”和“今后仍不会开展对华业务”两项的日本企业占14.6%, 比2004年增加了7.4%, 其中比2007年增加了2.9%。这表明多数日本企业今后仍会继续扩大对华业务, 但扩展速度将会有所下降。

三、金融危机下影响日本企业对华业务的主要因素

(一) 中国汇率稳定是吸引日本企业开展对华业务的主要有利因素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对于目前亚洲主要国家的“商务风险、存在问题”调查项目, 在和“中国存在业务或正研究在中国开展新业务”的日本企业中, 选择“外汇风险高”的企业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 从2007年的22.8%降至2008年的17.1%。而在亚洲其它主要国家中, 选择“外汇风险高”的企业所占的比例均比2007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其中, 增加幅度最大的是印尼和越南, 和这两国存在业务关系或正研究在这两国开展新的业务的日本企业中选择该项的企业所占的比例分别比2007年增加了16.7%和13.6%。

(二) 中国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及较高的产业集聚度、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是吸引日本企业开展对华业务的重要因素

在和“中国存在业务或正研究在中国开展新业务”的日本企业中, 选择“基础设施不完善”的企业比例为16.6%, 比2007年下降了6.0%, 在本次调查涉及的亚洲主要国家中仅高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选择“相关产业未得到发展、聚集程度低”的企业所占的比例为4%, 持续了2006年以来的下降趋势, 在本次调查涉及的亚洲主要国家中仅高于新加坡。

(三) 中国法律制度缺乏可操作性、知识产权保护、用工成本上涨等是影响日本企业开展对华业务的主要不利因素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在和“中国存在业务关系或正研究在中国开展新的业务”的企业中, 选择中国“法律制度不完善、适用存在问题”的企业所占的比例最高, 达到56.8%;其次是选择“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问题”的企业比例, 为55.3%;选择中国“人工费用高、正在上升”和“劳务上存在问题”的企业比例也较高, 分别为43.4%和32.3%。该等比例在本次调查涉及的亚洲主要国家中均是最高的。这些日本企业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风险或问题是中国目前现实存在的, 并导致部分日本企业将其业务转向亚洲其他国家。

另外,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日本专利厅2009年3月公布的《2008年模仿受害调查》结果显示, 在被调查的日本企业中, 选择“在中国受到知识产权侵害”的企业所占的比例最高, 达到71.0%。由此可见,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日本企业开展对华业务的影响重大。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日本企业处境艰难, 但其对华业务仍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而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渐成熟以及用工等成本的上涨, 日本企业对华业务的增长速度必将有所回落。笔者认为, 中国应在汇率稳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集聚度较高等方面保持优势的同时, 努力提高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并优化灵活劳动制度, 适当控制用工成本上涨过快。这样才能持续吸引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发展、扩大对华业务, 避免外资企业过快向亚洲其他国家转移业务。

参考文献

[1][日]日本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http://www.esri.cao.go.jp/jp/sna/menu.html.

[2][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贸易、投资、国际收支统计.http://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

[3][日]日本银行.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http://www.boj.or.jp/theme/research/stat/tk/index.htm.

[4][日]日本财务省.企业法人统计调查.http://www.mof.go.jp/1c002.htm.

[5][日]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全国企业破产情况.ht-tp://www.tsr-net.co.jp/new/zenkoku/index.html.

[6][日]日本专利厅.2008年模仿受害调查.http://www.jpo.go.jp/torikumi/mohouhin/mohouhin2/jittai/jittai.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