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投资的颠覆与升级

产业投资的颠覆与升级（精选6篇）

产业投资的颠覆与升级 篇1

1 颠覆性创新理论的基本概述及其特点

颠覆性创新理论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Clayton Christensen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所谓颠覆性创新, 是指通过推出一种新型的产品或服务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市场。颠覆性创新通常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1) 新产品给市场带来了新的价值主张; (2) 新产品通常可以让那些无法获取产品或服务的客户能够获取它们。在初始阶段, 与主流市场的既有产品相比, 颠覆性创新产品往往性能较差, 但价格便宜、功能新颖、简单易用, 这些都是新用户喜欢的特性, 所以他们能够成功开拓新的市场。随着实践的推移, 新产品性能逐渐提升, 由于其采用的新技术和商业模式具有成本优势, 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客户, 既有产品逐渐失去市场份额, 新产品最终占领市场[1]。

2 东阳木雕文化产业现状

东阳木雕文化产业真正起始于2008年左右。自东阳木雕于2006年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后, 随着各级政府对非遗保护的重视和深入, 以及国内外对红木等高端珍贵材料及其制品需求的不断增加, 东阳市依托东阳木雕的区域品牌、人才和原有产业优势, 于2008年左右大力发展木雕文化产业。发展至今, 据不完全统计, 2013年“全市木雕·红木家具企业总产值达到134亿元。”到“截至2014年3月20日, 全市经注册登记的木雕·红木家具企业有2463家。内业人士估算, 我市还有未注册登记的家庭作坊式企业四五百家。目前, 全市共有木雕·红木家具生产企业近3000家。”[2]

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 东阳木雕文化产业在其经济、规模、品牌等效应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纵观其产业规模, 我们也不难发现, 其在发展上还存在一些不足, 主要有以下三点。

(1) 产业数量肥大, 而实力不强。从上可得, 东阳木雕·红木家具企业数量众多, 但未经工商部门注册的企业数量也不少。那么, 为何不经工商部门注册?我们认为, 企业规模小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之一。经该文作者的调查发现, 在现有的企业中, 上规模的企业却寥寥无几, 绝大多数是中小型甚至是家庭作坊式企业。正如双洋红木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海洋[2]说:“现在我市木雕·红木家具产业只能说肥大, 并不是强大, 除了产能较大, 在市场上并没有多大的竞争优势。”

(2) 行业准入门槛低, 规范标准欠缺。东阳木雕文化产业发展到目前为止, 其整体的产业化发展是粗狂式的。最为核心的是其至今都未建有行业标准和质量标准体系。正由于未建有行业标准和质量标准体系, 随着近几年红木等高端珍贵木材价格及其产品价格的逐年升高, 以至于非从事木雕行业的人聚集到木雕·红木家具产业中。除了原有的老牌企业之外, 新加入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小型或家庭作坊式企业, 在无专业人员、设备等情况下直接进行相关产品的生产, 从而导致了行业整体质量的堪忧。

(3) 产品鱼目混杂, 以次充好, 实行“价格战”。正是由于东阳木雕文化产业欠缺行业准入标准和质量标准体系。作者通过对中国木雕城等专业市场调查发现, 目前以假充真, 偷工减料, 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证的现象严重, 由无序发展所带来恶性竞争如“价格战”现象普遍;产品的同质性现象更为严重。而这些现象对其整体形象及后续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极严重, 必须引起相关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管理者等多方的重视。

3 东阳木雕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策略

3.1 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1) 细分市场, 按市场所需细分产品。目前, 东阳木雕·红木家具主要集中在明清家具类型上, 不管是品牌企业如大清翰林还是由无名的家庭作坊企业均集中了该类型产品的生产上。而各企业却未按其企业文化、设计与制作能力、目标客户群体等实际对产品进行定位, 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同质化现象。鉴于此, 我们认为, 当下各企业应按照市场需求, 根据企业自身文化、规模、设计与生产能力、目标客户群体等实际出发, 分析市场需求, 并按需求细分市场, 并实施生产。如大清翰林等老牌企业, 可定位于高端人群的高端产品, 而一般的小型企业应注重对低端客户甚至是旅游产品的开发生产上。实行错位声生产和销售, 以小企业灵活多变的市场适应能力开发新产品, 开发新客户群体等。

(2) 注重家具人才的培养,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目前, 东阳木雕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主要有以下几类。 (1) 传统的木匠人群; (2) 从事传统木雕的雕刻人群; (3) 无任何技能的外来打工者。前两者, 由于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 是目前企业的中坚力量。但纵观以上从业人员, 均无家具设计与制作的专业背景。而传统木匠只能是传统家具形式的制作者, 而不是现代家具设计师。传统家具的形式、功能等是否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与使用要求?鉴于此, 我们认为, 应注重其专业人才的培养, 特别是适应现代产业发展所需的集设计、制作、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人才的培养。以此来改善当前“同质化”现象局面, 从而增加产业效益。

(3) 注重品牌建设, 凸显品牌溢价能力。“品牌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是企业向消费者传递企业文化、产品、服务特色的一种手段。”[3]“以及通过这些而表现出来的客户忠诚度, 总体来讲它属于一种无形资产。”[4]而目前, 东阳木雕在品牌建设上总体滞后于产业发展所需。众所周知, 随着消费市场的不断成熟和消费者对品牌意识的增强, 越来越多的企业也越来越注重品牌的建设与维护, 以其来彰显企业文化和产品品质、信誉、服务等。品牌已成为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 由品牌带来的产品溢价, 越来越被企业管理者看重, 而东阳木雕也必须注重其品牌建设。

3.2 产业转型升级的策略

(1) 发挥政府职能, 注重产业发展规划。东阳木雕文化产业已成为东阳市最大的支柱产业之一。市委、市政府近几年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 保障其有序、健康的发展。但就其现状而言, 我们认为, (1) 尽快制定准入标准。严控东阳木雕·红木家具企业数量;同时, 也遏制不符合产业化发展的小型企业自动退出市场。 (2) 尽快制定产品标准。使东阳木雕文化产品能有标准可依, 保障其品质和品牌;同时, 使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及时得到遏制, 保障市场的有序、有效、规范运行。 (3) 注重质监部门检查。对市场以次充好, 偷工减料的产品和相关企业进行严厉打击, 确保市场诚信, 保障产业健康发展。

(2) 加快校企合作, 注重人才培育与引进。众所周知, 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是创意, 而创意的核心是人才。然而, 具有创新意识和设计能力的专业人才的欠缺, 是制约东阳木雕文化产业更好发展的软肋。鉴于此, 我们认为, 校企合作是解决现有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 (1) 可开展校企合作, 培养专业人才。该方面可与具有家具设计与制作、木材料科学等专业的南京林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合作, 开展专业人才的培养及相关材料的开发等。从产品的设计, 开发入手, 从而改善、提升现有产品形式与应用范围等。 (2) 可由政府引领, 加快人才引进力度。应积极引进在设计、创业、管理、销售等方面的优秀人才, 并应在政策、资金、住房、子女求学等方面做好软性平台的建设, 努力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环境留人。

(3) 加大品牌培育力度, 注重提升品牌效应。宏观层面, 东阳市政府可通过不同途径对“东阳木雕”这区域品牌进行建设、提升。微观层面, 各企业自身应注重品牌培育。如木雕大师及其工作室品牌, 可结合“东阳木雕”区域品牌和大师个人威望进行。而如“中信红木”等现代家具企业而言, 企业管理者应集合自身企业文化和定位、产品类型与客户群体定位等出发, 实施其品牌的设计与宣传, 最终通过品牌的培育, 凸显其企业文化与服务品质, 实现品牌溢价。而政府也应对企业品牌, 进行不同程度的监管与鼓励。如对中国著名品牌的企业, 可在收税方面进行减免等。总之, 对当下东阳木雕文化产业而言, 急需培育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特征鲜明行业、企业品牌。

摘要：近几年东阳木雕文化产业在经济效应与规模效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东阳木雕文化产业整体上还存在数量庞大而实力不强, 行业准入门槛低, 规范标准欠缺, 产品以次充好, 实行“价格战”等不足。文章结合颠覆性创新理论, 在注重细分市场按市场所需细分产品, 注重家具人才的培养从而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注重品牌建设从而凸显品牌溢价力等方面提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实施路径, 并进一步从政府职能、校企合作、人才培育与引进、大品牌培育、品牌效应等方面提升了相应的策略。

关键词：东阳木雕,文化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策略

参考文献

[1]程文芬.基于颠覆性创新理论的OA发展趋势预测[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4 (2) :40-41, 52.

[2]佚名.东阳红木家具产业如何“红”下去[EB/OL].http://news.jc001.cn/14/0328/791426.html, 2014-3-28/2015-1-25.

[3]许海峰, 杨毅.刍议东阳木雕文化创意产业品牌建设与传播的重要性[J].华章, 2012 (9) :68-69.

[4]百度百科.[EB/OL].http://baike.baid u.com/link?url=pmud KFCz Y4e S923W2oi Yhmmzzqi B5o Dwnys Hk5Mk2l0Y73rcwjpz L_159PFw Uy BAQa IN-vqb C0Oy yol Bjl AHfq, 2015-1-25.

产业投资的颠覆与升级 篇2

(一) 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

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也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产业结构的升级对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历年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次产业GDP总量的变化趋势 (图1) 及其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 (见图2) 来分析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从总量方面看:相比第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变化不明显,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相比, 第二产业变化更大, 但第三产业有缓慢跟上趋势。从占GDP比重看:第一产业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第二产业相对平稳, 第三产业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库兹涅兹的人均收入影响论以及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由于各产业间的人均收入存在差异, 劳动力和国民收入表现出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 再由第二次产业向第三次产业转移的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 FDI在我国的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FDI对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1992年开始我国实际使用FDI迅速增长, 并基本保持持续上涨的趋势, 2009年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FDI略有下降, 但中国吸收FDI仍旧超过法国和英国, 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

FDI在我国的分布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FDI在我国产业间的投资分布相对较集中

2000—2009年, 我国第一产业吸收FDI明显下降, 到2009年第一产业吸收FDI所占的比重已经降为1.58%, 而第二产业吸收FDI的比重先下降后上升, 到2009年已经上升为55.6%, 第三产业吸收FDI呈先上升后小幅下降的趋势, 2009年第三产业吸收FDI所占比重为42.82%, 同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 但2010年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小幅回升, 同比上升了0.47%, 第二产业则持续增长, 同比增长6.48%, 第三产业同比下降了6.95%。从以上数据来看, 吸收和利用FDI在我国的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最大,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少, FDI在我国产业间的分布不平衡, 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平衡, 不利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增长方式水平的提升。

2.FDI在我国行业间的分布较为集中

从2010年我国吸收和使用FDI的数据来看, 外商投资的重点仍旧集中在制造业, 其次是批发和零售业, 第三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010年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最大, 尽管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 但绝对比重仍是最大的, 这种FDI在行业间分布过于集中的趋势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我国行业间发展水平的差距。

3.FDI来源的国家或地区的分布比较集中

2011年, 亚洲十国/地区 (香港、澳门、台湾、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 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及实际投资额同比分别增长1.11%和13.99%。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及实际投资额同比分别下降5.01%和26.07%。欧盟27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同比增长3.26%, 实际投资额同比下降3.65% (见图3) 。

2011年, 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和地区 (以实际投资额计算) 依次为: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美国、韩国、英国、德国、法国和荷兰, 这十个国家和地区实际投资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91.61% (见图4) 。2011年, 我国吸收FDI主要来源于香港和台湾等少数发达地区, 但技术效应并不明显, 技术效应相对较明显的美国、韩国等发达国家, 但吸收FDI的规模又出现下降趋势, 导致我国总体吸收FDI质量不高, 吸收FDI的国家地区过度集中, 将阻碍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区域分布比较集中

2010年, 我国东部地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及实际使用外资额分别占全国的83.9%和85.0%;中部地区分别占全国的11.2%和6.5%, 西部地区分别占全国的5.0%和8.5%, 呈现了明显的“东重西轻”格局, 分布极不平衡, 而吸引外资最多的省市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山东、辽宁、北京、天津、浙江等较发达地区, 虽然我国也积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来鼓励FDI流向中西部地区, 但FDI在东部地区仍然占绝对比重, FDI区域分布过度集中拉大了我国东西部差距的同时也会造成国内市场的分割, 加大我国区域间的贫富差距。

二、FDI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一) 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正面影响

(1) FDI增加了我国的产业资本并提升了资本档次, 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 在缺乏竞争压力和技术刺激的环境下, 技术和产品更新缓慢, 产业结构严重失调, 基础设施薄弱, 资金缺乏都是长期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改革开放后, 我国积极鼓励和吸引外商来华投资, 适应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趋势, 积极吸引FDI有效解决了我国资金短缺的问题, 直接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2) FDI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工业化进程。由于我国的FDI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中的加工工业, FDI大大地提高了国内的加工工业水平, 促进了加工工业的改组, 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另外, FDI在中国的投资规模大, 技术含量高, 且大都投向技术密集型产业, 不仅提高了产业资本的质量, 还带动了一批效益好、附加值高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强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诞生, 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3) 促进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FDI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技术外溢效应, 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直接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2.负面影响

(1) FDI的结构性倾斜拉大了我国产业间的差距。

FDI对我国三次产业间的投放程度呈现不合理的状态, 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 特别是工业部门;在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始终较低, 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偏低, 且偏重房地产及一些租赁和商务服务关联效应较低的产业。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间的不平衡, 影响了我国拓展产业结构升级空间。

(2) 技术溢出效应有限, 缺乏核心技术。

吸引FDI对我国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但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远未达到预期。从使用FDI的效果看, 未直接带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 且我国大量市场份额换来的大多是二流、三流技术, 真正属于世界领先的技术屈指可数。同时外方往往采取一系列技术保护措施来遏制我国实现技术超越。一些原本具有较强技术研发能力的企业, 与外商合资或被外商并购后, 原有的技术研发机构被撤消的现象较为普遍, 改为由外方母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这严重削弱了我国原有技术实力和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

(3) 过度依赖FDI, 影响我国的产业安全。

我国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外资的过度依赖现象, 主要表现在产业资本的形成、生产技术的研发等方面。首先, FDI一直都是我国产业资本的重要来源, 其在我国社会总投资中的比例也不断上升, 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从 1990年的2.28% 上升到 2010年的 27.10%。其次, 由于生产技术的研发对外资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企业自主研发能力, 威胁到了我国的产业安全。

(二) 我国产业结构对FDI的影响

产业结构和产业环境直接决定并影响着外商生产经营成本。产业环境包括宏观经济条件的产业关联状况即产业结构和行业奖励与限制政策、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行业竞争状况以及生产要素供应水平。对于FDI企业, 产业结构不仅包括三次产业及其各自的内部比例, 还包括国内产业和国际产业的关联。随着经济的发展, 产业间的协调关系不断变化, 三次产业结构的重心由“一、二、三”经过“二、一、三”再向“三、二、一”发展, 即经济越发达, 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将会越大, 也越重要。研究表明, 旅游、科技、教育、医疗保健和房地产等第三产业越发达, 对FDI的吸引力越大。外商投资者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拥有结构齐全、布局合理、技术先进、服务优良和效率较高的服务产业。另外,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内部结构会逐步升级, 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取代劳动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产业。由此可见, 三次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差异极大地影响着一个产业对FDI的需求层次和结构。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 产业结构越合理, 获得FDI的机会就越多, 吸引FDI的规模就越大, 引进FDI的生产技术水平就越高。

(三) FDI和产业结构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根据2001—2010年三次产业的贡献率 (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 (见表1) 可知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 但它的产业贡献率明显在降低, 第二产业占我国经济比重最大, 我国的GDP增长主要靠第二产业来拉动, 且主要是靠第二产业中的工业, 还有较大一部分由第三产业来带动。从历年的数据来看, 我国产业的发展比较平稳。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年鉴2011

从图5可知, FDI在三次产业的投资额和三次产业的贡献率变化趋势总体来说两者成正比关系, 它们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三、对策建议

(一) 大力优化外商投资政策法律环境, 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和对外开放的需要, 应保持外商投资相关政策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 进一步完善吸收外商投资的法律体系, 努力为外商投资创造统一、稳定、透明、可预见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增强执法人员法制观念, 做到公开、公正、透明, 努力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 进一步简化外资审批程序, 实施规范化、标准化的审批制度。

(二) 维护并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 坚决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垄断, 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 坚决打击侵权盗版行为。依法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制度。

(三) 有序地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

我国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 积极、稳妥、有序地扩大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 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外商投资服务领域市场准入制度, 完善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 鼓励引进外国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服务业的现代化理念、现代市场运作方式和技术手段, 优化我国服务业产业结构, 进一步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开放水平。

(四) 积极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产业和配套产业。

由于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 所以要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引进、开发和创新技术, 促进外商投资兴办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 设立更多的先进技术型项目。完善创业投资企业的相关政策, 为高科技企业的创办和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吸引外商向配套产业投资, 鼓励外商投资企业所需原材料配件本土化;推动国内中小企业与外资企业进一步加强对外合作, 吸引外资投向配套产业, 引进先进适用技术, 从而使我国企业进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销售网络。

(五) 鼓励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稳步推进, 中西部地区的通讯、城市建设、交通等硬件设施明显改善, 投资环境逐渐优化, 生态建设取得很大进展, 逐步显现出特色经济的发展潜力, 外商到中西部投资将拥有着崭新的机遇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六) 积极引导更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我们要积极研究制定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设立地区总部、建立跨国采购中心等有关政策。结合中国经济体制特点和企业的具体情况, 借鉴国际并购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加紧制定和完善外商并购投资的政策。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FDI与产业结构之间客观存在着互动机制。两者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效应:产业结构是FDI区位和产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FDI, 通过前向后向的产业连锁效应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发挥积极的作用, 优化后的产业结构又将引发新一轮FDI选择, 即出现FDI分布空间转移现象, 进而又一次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

参考文献

[1]周萍华.我国利用FDI的现状及思考[J].财贸经济, 1997 (8) .

[2]王美今, 沈绿珠.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效应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1 (8) .

[3]杨文举.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产业结构差异关系的实证分析[J].重庆社会科学, 2005 (1) .

[4]林其屏.台商投资大陆的第四波及福建的对策建议[J].开放潮, 2001 (12) .

产业投资的颠覆与升级 篇3

群体投资是指分布于同一产业链内、处于价值链不同环节、具有协作关系的企业, 为了降低生产与交易成本、分享专业化分工和集聚经济带来的好处, 群集在某地投资, 在当地重构产业链。群体投资不仅能够拓宽产业集群的发展空间, 同时还能带动投资所在地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是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台商企业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群体投资, 不仅带动了当地的产业升级, 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产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的趋势日益明显的大背景下, 群体投资作为产业转移中的一种有效手段, 外来的群体投资企业如何嵌入当地经济, 快速构建产业链, 使得群体投资达到预期效果, 推动当地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通过分析总结, 提出群体投资作用下的地方产业链的构建模式, 并将地方产业链的构建期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发展期和完成期, 各个阶段具有其各自的特点。在产业转移过程中, 往往是产业链生产环节的转移。根据微笑曲线可以知道, 产业链中的生产环节属于低附加值环节, 群体投资作用下的地方产业链构建成功后, 在完整产业链中的位置也往往是最低端的生产、配套环节。因此, 本文提出了适合群体投资作用下形成的地方产业链的升级路径。

二、群体投资作用下的地方产业链的构建模式

当群体投资事件发生后, 群体投资企业往往在形成的地方产业链中承担核心企业和关键节点的作用, 而当地企业往往只能进入产业链的配套环节, 承担产业链中一般节点的作用, 也就是说, 群体投资作用下的地方产业链构建模式是一种以群体投资企业为主、地方企业为辅的配套模式 (图1) 。群体投资作用下的地方产业链构建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 初期

群体投资事件的发生标志着进入了产业链构建的初期。此时的产业链条就是群体投资企业, 它就像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生态系统, 与当地的接触和交流都很少, 反而与区外的产业链节点企业联系密切。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存在。首先, 群体投资企业在当地属于“人生地不熟”, 对当地企业很自然地存在一种不信任感。其次, 群体投资地有可能不存在相关产业, 或是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生产规模不符合群体投资企业的要求, 从而造成地方企业很难融入到群体投资企业的产业链条当中。初期阶段是群体投资作用下的地方产业链构建过程中不可跨越的阶段, 是产业链构建成功与否的重要拐点。如何尽快消除群体投资企业的不信任感, 提高地方企业的技术水平、生产规模, 满足群体投资企业的要求, 与群体投资企业建立稳定的配套关系, 融入到产业链中, 是初期阶段的核心问题。一旦经过长时间的等待, 地方企业还是无法融入产业链, 群体投资企业还是一个自成体系的产业链条, 那就预示着群体投资作用下的地方产业链构建失败, 群体投资企业也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

(二) 发展期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群体投资企业凭借投资地的区位优势、成本优势等, 依赖自己完善的销售渠道, 生产规模、市场份额都得到扩大, 这将使与群体投资企业有协作、配套关系的企业也转移到投资地, 慢慢产生集聚经济效应;同时, 地方企业通过学习、引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等方式, 慢慢得到群体投资企业的认可, 开始融入到产业链中。虽然地方企业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配套环节, 而且还是技术含量低的配套环节, 但是地方企业已经被群体投资企业认可, 群体投资企业也不再是自成体系型的生态系统, 而是开放型系统, 与地方企业的交流和联系慢慢增多。产业链构建发展期具有的明显特征是, 产业链环节得到延伸, 地方企业通过提高自身融入到产业链中, 群体投资企业也考虑到成本因素等, 把一些配套环节从区外的节点企业转移到地方企业。在发展期阶段, 群体投资企业和地方企业形成一条相对完整的地方产业链, 各种相应的中介机构、规制机构也慢慢形成, 大大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个阶段是产业链构建能不能成功的重要环节。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的一般规律, 当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优惠政策、市场环境等发生变化时, 就面临着产业空洞化的威胁, 投资地也有可能成为“飞地”。“飞地”式的群体投资不仅增加了投资企业的转移成本, 同时对投资地的经济发展也无益。所以在发展期阶段, 当地政府应该看到, 在群体投资作用下地方产业链拉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所隐含的巨大风险, 加快地方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与群体投资企业加强联系, 加快对产业链其他环节的渗透, 有效地使群体投资企业的产业链根植于当地, 吸引群体投资企业的不再是初期的生产要素优势, 而是产业集聚优势、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优势。

(三) 完成期

群体投资作用下的地方产业链经过初期和发展期两个阶段的顺利发展, 到了产业链构建的最后一个阶段———完成期。在这个阶段, 大量地方企业融入到产业链中, 产业配套完善, 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 产业集聚经济更加明显, 从而进一步吸引产业链相关环节的企业, 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更加明显。由于集聚经济优势, 处于产业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研发环节的企业也开始转移到投资地, 设立研发分处, 这将有效地提高整体产业链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地方企业通过模仿、竞争、员工流动和产业关联4种渠道有效地接收和消化群体投资企业的溢出效应, 使一些地方企业技术水平、自主创新能力、生产规模都得到很大的提升, 发展成中大型企业, 从群体投资作用下形成的地方产业链的非核心节点企业变为核心节点企业, 甚至成为另一条产业链的核心企业。经历这个阶段的发展, 表明已成功构建了群体投资作用下的地方产业链。

产业链构建过程中所经历的3个阶段, 都离不开政府的协调与统筹, 政府需要根据产业链构建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制定不同的政策方针, 确保产业链构建过程的良好发展。

通过表1, 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产业链构建过程中不同阶段, 群体投资企业与地方企业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三、群体投资作用下地方产业链的升级路径

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 台资企业成功实行了对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群体投资, 有效构建了电子信息产业链;国内东部企业也实行了对中西部的群体投资, 如奥康群体投资重庆璧山构建制鞋产业链。这些地方产业链的成功构建都有效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然而不难发现, 构建的地方产业链在完整的产业链中往往处在生产、制造环节。我们根据微笑曲线 (图2) 可以看到, 产业链各个主要环节的价值量分布, 产业链中的生产制造环节属于低附加值环节。据统计, 贴牌加工生产环节的利润一般在5-8%, 而以设计、营销等虚拟经营环节的利润空间可达20%以上。

地方产业链的成功构建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然而地方产业链在完整产业链中所处的低附加值环节, 使地方产业链缺乏竞争力, 缺乏对地方经济推动的持久力, 所以地方产业链在成功构建之后, 下一步就是地方产业链的升级。

Kaplinsky R与Morris M (2001) 提出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区域产业网络升级的4种类型和地方产业价值链升级的轨迹。在地方产业链升级过程中, 往往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一) 流程升级:

使内部的流程比起链内与链间的竞争者更加有效率。可以使用提高存货周转率或是降低报废率等来提高内部效率, 通过提高供货速度等来提高外部效率, 从而获得更多的价值

(二) 产品升级:

开发新产品或是比竞争者更快地改良老产品。这需要改进开发新产品的流程, 使地方产业链在生产环节中升级。

(三) 功能升级:

提升地方企业在整体产业链中的环节, 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升级, 可以使原先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向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环节或是销售环节升级。

(四) 链条升级:

移向新的、价值含量更加高的产业链。现在, 学者们普遍认为产业链升级遵循着“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轨迹 (图3) , 是一个不可逆、螺旋上升的过程。我国台湾的电子产业链成功升级过程就经历了从原厂委托制造 (OEM) —原始设计制造 (ODM) —全球化物流—原始品牌创造 (OBM) 4个阶段, 在全球的电子产业链中, 由升级前的产业链低端顺利升级到产业链中高端, 由劳动密集型升级到现在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 占据大量市场份额, 并在多种计算机硬件产品中全球排名第1。群体投资作用下的地方产业链构建完成后, 也应该遵循“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升级路径, 有效地使地方产业链从低附加值环节升级到高附加值环节, 对地方经济起到长期、稳定的推动作用。

四、政策建议

群体投资作用下的地方产业链的构建与升级都离不开政府, 政府应在产业链构建与升级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

(一) 产业链构建阶段

群体投资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产业链构建初期的开始, 地方企业大量融入到产业链中, 标志着群体投资作用下的地方产业链已经成功构建。这个阶段政府主要起推动作用。政府通过建立经济开发区, 实施各种优惠政策, 吸引企业的群体投资。同时, 要鼓励地方企业融入到群体投资企业的产业链配套环节, 鼓励地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 并营造诚信和谐的商业氛围, 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 产业链升级阶段

群体投资作用下的地方产业链成功构建后, 有些地方政府就被繁荣的地方经济所迷惑, 以为产业链构建结束了, 结果当群体投资迁移整体产业链也跟着迁移, 造成严重的产业空洞化。其实群体投资作用下的地方产业链的成功构建, 只是基于成本优势的构建, 比如廉价的土地成本、人力成本以及优惠政策, 地方企业也只处于地方产业链的最低端, 不具备核心竞争力优势。地方产业链的成功构建标志着地方产业链升级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 政府的职能应该由推动作用转变为协调作用、服务作用。政府应该大力鼓励地方企业引进外来企业的新技术, 给予政策与税收上的优惠或是资金补贴;同时, 政府应该加强科研院校与企业的联系, 便于企业提高技术水平, 提高整体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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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立新.区域产业竞争力论——以泉州、温州、苏州三个地级市为例[D].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

[3]Kaplinsky R, Morris M.Ahandbook for value chain research[R].Prepared for the IDRC, 2001.

[4]芮明杰, 刘明宇, 任江波.论产业链整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产业投资的颠覆与升级 篇4

改革开放以来, 江苏产业结构升级已取得明显进步, 带来了经济总量扩张、经济效率提高和运行机制的改变。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以来在江苏产业结构升级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外资结构的不断改善、投资领域的不断拓展和优化, 对江苏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深远。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国内外竞争加剧、新技术革新迅猛发展、各国产业结构加速升级的新形势下, 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抓住机遇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1]。目前, 江苏产业结构正向高度化演进, 但仍存在结构性偏差。

因此, 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问题, 对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利用好外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江苏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影响的路径分析

(一) 正面影响

1. 壮大了江苏制造业总体实力

制造业在较长时期拥有庞大的本国市场、劳动力供给及低成本等比较优势, 同时, 江苏有着较好的产业基础, 这是引进外资持续向制造业投资的主要因素。FDI绝大部分流向制造业, 极大地促进了江苏制造业的发展, 不仅对资本筹集、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 而且对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 江苏不但是我国制造业的大省, 有着很多优势产业, 而且在国际制造业中也日益凸现出其基地的地位。

2. 提升了江苏高新产业层次

FDI在江苏主要投向了技术密集度高的高新技术产业, 极大地促进了其发展。近几年, 外资在江苏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光机电一体化等的投资力度明显加大, 尤其是在电子信息产业的大量聚集, 已使江苏成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仅在几年内便赶超了江苏龙头产业的纺织业。江苏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成为产业发展中的后起之秀, 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迅速增大,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2]。

3. 优化了江苏出口结构

由于外商投资企业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企业组织形式和先进的内部管理机制, 所以有很好的经营业绩。FDI企业的产品出口量持续以较大幅度上升, 随着外资企业产品出口的不断扩大, 江苏出口产品的结构也得到了优化和升级。江苏出口商品中的工业制成品, 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迅速提高。

4. 提高了江苏的产业集中度

由于众多跨国公司在江苏开办, 大大提高了江苏的规模经济水平。随着投资产业关联度高, 产业群体优势逐步开始显现。如无锡地区初步形成了一些企业集群, 其中大部分以光电子和资讯零件加工为主。随着外商在江苏投资产业的集中度加强, 更好地体现了规模经济效益, 使江苏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更加趋于合理化。

(二) 负面影响

1. 加剧了产业分布发展不均衡

FDI在江苏省的产业投向极其不平衡。其中, 在第二产业的投资高于投向第一、三产业的量, 导致了产业结构失衡。2010年, 外资投入中第二产业1 950 388亿美元, 而投入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分别只有814 534亿美元、84 855亿美元。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江苏工业过于扩张、服务业迅速发展, 而是在于江苏第一、三产业发展不足, 农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上不去自然会使得工业比重居高不下。FDI在江苏的经济结构从总体上来看还不平衡, 主要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不高, 制造业技术水平亟须提高, 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居多, 需要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 特别是技术结构[3]。2010年, 江苏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行业排在第一位的是制造业, 为1 846 859万美元;第二位为房地产业, 为437 418万美元, 其实际规模是最大的, 为5207.36万美元/项目。从数据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江苏省吸引外资在不同产业中仍然很不均衡。三大产业的各个行业中, FDI对于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短缺行业, 如科技服务业、教育文化业和农林牧渔业等未能给予积极的资金补充。从制造业内部的投资结构上看, 外资明显倾向于IT制造业等技术密集行业。

2. 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江苏FDI的投入不断增长, 从2000年的江苏实际利用FDI为1 783万美元, 到2010年增加到217 613万美元, 每年增幅达20%, 特别是2009—2010年增幅达200%, 利用FDI发展对外贸易是江苏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 但江苏区域经济差异严重。江苏省的三大区域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 FDI对苏南、苏中与苏北的投入相差很大, 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在苏南、苏中、苏北投资额分别为:185.69亿美元、52.79亿美元、46.5亿美元。这也导致了江苏省的区域经济越来越不平衡。FDI区域结构不合理影响了江苏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从江苏省的开发区分布也可以看出:江苏省的国家级开发区是13个, 其中苏南有9个, 分布在苏州、无锡、常州;苏中有3个, 分别是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苏北有1个, 为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从经济整体看, 区域结构不合理。目前, 由于政府给苏南地区以及苏中地区提供了较好的科技产业和创新的环境和平台, 如吸引科技人才的机制、风险投资机制、产业学研究结合的机制等。相比之下, 而苏北地区政府行动却较为迟缓。这就导致了FDI在江苏区域分布的不均衡。

3. 带来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压力

江苏省虽然在吸收FDI总量上超越他省, 但在生态环境方面却劣于他省, 工业“三废”排放量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FDI给江苏省的经济带来了资源环境压力, 由于江苏省有较大的人口基数, 使得江苏的人均土地、水、矿产等资源平均占有量不高, 而FDI的大规模聚集, 加剧了原有矛盾, 特别是重化工业的聚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破坏, 持续了若干年的水污染问题仍与此有很大关系。FDI企业在区域内制造业的集聚, 必然会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 同时也增加了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随着FDI企业在江苏省内的纺织业、制造业、生物制药行业的不断发展, 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著名的太湖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江苏无锡百姓的生活;吴江盛泽印染行业的快速发展, 使得盛泽镇——这一个原本美丽的江南水乡变得河流河道的水质发黑发臭, 有些河段沼泽化, 鱼虾绝迹。江苏的其他地区也有着不同程度的环境破坏。

4. 产生了外资对内企的挤压

跨国公司具有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技术、管理等垄断优势, 一般的内资企业与之相比竞争力极弱。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非但没有增加一个国家的总投资或资本形成, 反而挤掉了部分国内投资。加上各地方政府制定了有利于外资进入的激励政策, 使外资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比内资企业享有更大的自主权, 具有原材料供应、销售渠道等方面的种种优惠待遇, 享有更灵活的进出口经营权等, 使得内资企业无法与外资企业公平竞争[4]。江苏省目前也存在这一现象:本土企业基础薄弱, 部分产业不配套、不完善。内资企业受到跨国公司排挤的主要表现为:在技术拥有方面, 内资企业明显不如跨国企业, 很多内资企业不仅不能学得先进技术提高自身竞争力, 甚至被外资企业吞并, 或者关门歇业;在经营规模方面, 跨国公司占有绝对优势, 他们有相关的配套行业, 形成了较为合理的价值链, 从而可以大大降低产品成本, 使得其价格远远低于内资企业产品。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看, 抢占了许多自主品牌的市场。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的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 数据来源

选取江苏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和江苏三次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两项指标, 原始数据均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2011, 经笔者计算获得, 限于篇幅, 文中略。

(二) 模型构建

由于投资效应具有滞后性, 这里将使用当期的、滞期一年的和滞期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当年江苏省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之间的关系, 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 Yt表示t年江苏省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Xt为t年的FDI, Xt-1为t-1年的FDI, Xt-2为t-2年的FDI, a表示Y轴的截距, β1、β2、β3为回归系数。利用SPSS18.0进行回归分析, 将Xt、Xt-1、Xt-2全部纳入方程, 结果显示, 模型未能通过相关检验。为此, 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建立模型, 逐步回归排除了t年和t-1年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其结果如表1所示。

故回归方程为:

逐步回归方程通过检验。

(三) 结果解释

由表1中可以看出, 滞后两期的FDI对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影响最为明显。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外商在当年刚刚对江苏第三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时, 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没有表现出来;在第二年中, FDI对江苏第三产业的影响刚刚发挥出效果;直到第三年, FDI对江苏第三产业的影响才开始正式显现出来。

三、江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调整产业结构的对策

(一) 制定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 我们应该对江苏产业结构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 创造充分、激烈的竞争环境, 促使江苏各产业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 不断推进江苏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然而, 市场机制对江苏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局限性, 政府须要制定和实施配套的产业政策, 弥补市场竞争缺陷, 促进江苏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各次产业间的协调发展。产业政策的制定应以江苏产业结构升级为重心, 以技术升级为主要目标。综合运用财税、价格等经济杠杠, 保护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从而引导江苏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5]。

从微笑曲线的视角[6]来看待产业结构。当前制造产生的利润低, 全球制造也已供过于求, 研发与营销的附加价值高, 因此, 产业未来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 也就是在左边加强研展创造智慧财产权, 在右边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与服务。

(二) 引导外资流向, 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提升产业技术水平, 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以消化、吸收、创新, 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步伐。积极承接国外产业转移, 吸引国外大企业到江苏落户。重点发展IT、装备制造、纺织、生物医药、新材料、软件等产业, 加强自主装备能力建设, 抢占产业高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 重点支持、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 依靠技术优势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7]。

与全国发达地区比较, 江苏服务业比重相对滞后, 制约产业结构整体提升。大力发展交通运输、邮电通信、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带动劳动力就业的社区服务、旅游、商贸等服务业。培育专业化大市场, 逐步形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配套的专业化市场体系。发展新兴专业服务业, 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

(三) 调整FDI的区域性偏差, 鼓励外资投向苏中、苏北

加快振兴苏中苏北是江苏统筹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 也是未来一段时期江苏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要注重内部资源的整合与配置, 引导各区域显示并发挥出自身优势, 吸引不同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促进各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苏中苏北应紧紧抓住外资向长三角集聚的机遇, 努力营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 积极承接外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加工型项目的转移。省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须明确分工、有机联合,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为江苏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做出应有的贡献[8]。采取倾斜政策, 使苏中和苏北地区成为外资密集、内外资结合、带动力强的经济增长带, 以促使形成FDI与经济增长的累积循环因果关系。

(四) 引导FDI投向绿色环保产业, 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绿色FDI是指外商投资项目在我国投资设厂后, 必须遵循的理念是:绿色设计和清洁生产。其中绿色设计 (Green Design) 是指在产品及其寿命周期全过程的设计中, 要充分考虑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在考虑产品的功能、质量、开发周期和成本的同时, 更要优化各个相关因素, 以使产品及其制造过程中对环境的整体负面影响减到最小, 使产品的各项指标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 是指对产品和产品的生产过程、产品及服务采取预防污染的方式来减少污染物的产生。环境标志是指对产品环境性能的一种带有公证性质的鉴定, 用于评价产品的全面的环境质量。只有采用绿色技术生产的绿色产品, 且经过我国环境标志认证委员会认证, 才能取得绿色标志[9]。

FDI对江苏省环境质量的影响日益凸显, 江苏必须转变观念, 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在构筑经济高地的同时兼顾环境因素, 合理吸收FDI, 平衡区域发展, 改善产业结构, 加强对FDI的环境规制, 走健康发展之路。因为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关系, 实现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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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缑先锋.金融危机影响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新特点及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 201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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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董晓花.浅析FDI制约江苏经济的不利因素[J].经济研究导刊, 2009, (29) .

[7]谢汉立.金融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J].中国金融, 2011, (10) .

[8]白金鑫.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J].中国商界, 2010, (2) .

产业投资的颠覆与升级 篇5

2015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制造”的概念。指出: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制造业是我们的优势产业。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 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 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在这一宏伟战略下, 天津面临着制造业产业改革的重任和历史机遇。“十二五”时期天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7万美元, 年均增长12.3%, “三二一”的产业格局基本形成, 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5年底, 天津制定了“十三五”规划, 其中指出天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综合实力不够强、经济总量不大、产业结构不够优化等等。目前天津正值历史发展的最佳时期, 京津冀协同发展、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等五大战略叠加, 发展潜力巨大,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我们更加应该加快天津的支柱产业——制造业的改革, 在新常态下, 充分利用外商对津直接投资的良好契机, 加快制造业从传统到现代的改革, 拉动其产业结构升级, 向着新型制造业快速发展。2014年外商及港澳台商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企业数目达到了1577个, 较1999年增加了43.8%, 2014年外商及港澳台商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企业销售产值达到了10617.7亿元, 较1999年增加了8.65倍, 由此可见近年来外商对制造业的投资确实大大促进了天津制造业的发展, 也有利于天津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

从理论上看,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主要通过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分析等几个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主要还是沿用了FDI对于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原理, 钱纳里 (H.B.Chenery, 1966) 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一定程度解决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技术和资本这两大两缺口。弗农 (1996) 提出产品周期理论, 把产品周期分为创新与市场引入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期三个阶段,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顺应以上周期变化, 在成熟产品向东道国转移的时候引起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赤松要 (1932) 提出了雁型模型, 一国某一产业的发展大致经历进口、本地生产、开始出口、出口增长等几个发展阶段, 在这些阶段的更替中东道国的产业结构随之升级。小岛清 (1978) 提出边际产业转移理论, 此理论提出对外投资应从投资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及边际产业依次进行, 而这些产业对于东道国来说却具有明显或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 能够有利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小泽辉智 (ozawal, 1992) 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阶段发展论, 他认为引起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国家间动态比较优势的互补性。

中外很多学者都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进行了分析。第一是技术溢出效应, Kokko (2001) 、Marin (2006) 、Nguyen (2008) 、Barrios (2005) 、Fiore (2007) 等大多数学者通过对英、法等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Bosco (2001) 、Barry (2001) 等一些学者也使用了不同国家的数据经过实证检验, 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负的或者不能确定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二是就业效应, 刘诗白 (2005) 指出随着技术进步, 劳动力会从制造业中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流动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 随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罗良文 (2007) 选取1984-2005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影响最大的就是第二产业, 大大促进了该产业的结构升级。第三是资本挤入和挤出效应, Lubitz (1966) 根据加拿大制造业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1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引致加拿大3美元资本的形成, 从而有利于该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 (1998) 构建了投资方程, 也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刺激了该产业的内资投入, 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问题, 中外学者也给予了关注和研究。Barrio S和strobl (2002) 、Glass&saggi (2002) 、Marin (2006) 等学者认为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学者们将吸收能力做成技术积累、人力资本的函数, 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吸收能力的重要性。Driffield (2001) 、Narula (2004) 、Barrios (2005) 等学者认为东道国制造业企业间的竞争程度会影响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东道国, 东道国的企业竞争效应明显出现, 在竞争效应的刺激下, 东道国的企业奋起直追, 从而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Brios (2004) 、Lutz (2004) 、Sabirianova (2005) 等学者认为东道国的开放程度也是影响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多数研究表明, 随着东道国开放程度的提高, 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应用到东道国的制造业生产中, 变成实际的生产力, 提高了生产效率, 从而有利于东道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

众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确实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基于大量文献研究发现, 基于整体总量数据的实证研究很多, 但是针对于制造业单独产业的研究很少;基于中国整体数据的实证研究很多, 但是针对某个单独城市的研究很少。因此, 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业的数据, 针对天津这个传统制造业城市, 搜集相关数据, 运用经济计量模型, 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度分析

(一) 变量选取

1.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 (TJSTR)

关于制造业产业结构水平的评判标准, 中外学者都给出了一定的计算方法, 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制造业密度为标准进行的分类, 使用天津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占天津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水平。而关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划分标准, 本文采用毛日, 魏浩 (2007) 的方法。具体过程为:计算2003-2007年分行业的研发密集度和人力资本密集度, 将二者相乘, 然后将5年的数据进行平均, 取数值较大的十个行业为高技术行业。经过统计计算, 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1、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十个行业。这些数据主要根据天津统计年鉴 (2001-2015年) 数据计算得出。另外, 在数据的选取过程中采用了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数据, 而小型企业的数据代表性不高, 而且制造业中小型企业比较少, 部分数据缺失, 查找难度较大, 所以并没有选用小型企业的数据, 但是这并不影响数据的代表性。

2.外商对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额 (FDI)

外商对天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额数据, 主要来源于天津统计年鉴 (1980-2015年) 中的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投资情况中的对天津制造业直接投资的具体数据, 虽然在这里包括了港澳台商企业的投资额, 但是他们作为天津主要的投资地区, 在天津制造业的发展中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 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因此本文就选用了这个数据作为外商对津制造业投资的数据。

3.天津制造业内资投入额 (KD)

天津制造业内资投入额主要来源于天津统计年鉴 (1980-2015年) 中的按行业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明细中的制造业投资数额, 部分年限缺失的数据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白皮书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4.天津制造业劳动力投入额 (ML)

数据来源于天津统计年鉴 (2001-2015年) 公布按国民经济行业分各类从业人员数量。这里选取的是制造业社会从业人员总数, 这样使得实证检验数据更加准确。

(二) 模型建立

本文为了研究的方便选取了2000-2014年的时间序列模型。从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外商对天津的制造业直接投资从2000年开始呈现出稳步增加的趋势, 特别是从2009年开始外商投资力度大幅度增加, 直到2014年外商对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832944万美元, 是近十五年来的顶峰, 较2000年增长了4.8倍之多。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 外商对津的制造业投资不降反升, 主要是因为天津制造业基础较好, 天津近年来的发展迅速, 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 在良好的招商引资政策和环境下, 吸引了大批外商来津投资办厂。再来看看内资的投入额, 进入到21世纪, 天津政府也在不断加大对天津制造业的投资力度, 特别是2006年开始, 内资投入力度大幅度增加, 直到2014年内资投入额为4028.83亿元, 是近十五年来的顶峰, 较2000年增加了28.2倍, 可见政府大力扶植天津制造业发展的力度确实很大。最后看看天津制造业的就业人数, 随着内外资投入力度的增加, 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人数也呈现了不断上升的趋势, 2013年就业人数249.97万人, 是近十五年来的顶峰, 较2000年增长了33.3%。从总体来看, 随着制造业外商和内资投入额的增加, 产值不断攀升, 而从业人数的增长速度远远小于产值的增长速度, 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天津制造业正在经历着从劳动密集型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过程, 大大推动了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影响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有很多, 本文主要选取外商对津制造业直接投资总额、天津内资投入总额和天津制造业年从业人员总数3个变量, 构造模型, 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因果关系, 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 TJSTR为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状况, FDI为外商对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额, KD为天津制造业内资投入额, ML为天津制造业劳动力投入额。为了抑制异方差的出现, 在实际回归过程中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即:

(见表1)

(三)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Eviews6.0对上述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首先通过ln TJSTR和ln FDI、ln KD、ln ML三个变量做散点图, 发现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与外资投入、内资投入以及从业人数具有一定的线性关系。然后对模型 (1-2) 做单位根检验, 这里选用了ADF检验, 根据检验结果表2来看, 除了天津制造业结构水平以外, 剩下的三个变量都是在一阶滞后项的情况下, 通过了t检验, 说明该序列是平稳的。接下来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根据检验结果表3来看, 变量都经过了5%水平下的检验, 说明该序列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虽然根据ADF检验, 一阶差分是稳定的, 但是通过了协整检验, 并不存在伪回归现象, 变量回归模型依然可以代表一定的经济含义。 (见表2)

在通过了单位根和协整检验以后, 对模型 (1-2) 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 原模型如下:

根据回归结果可见, 可决系数R2为89%, 说明有89%的变量可以解释, 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同时F值为34.57, DW值为1.98, 均通过了检验。下面对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第一, 与原假设相同, 外商直接投资与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是正相关关系, 并且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 对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20.61%的贡献。外商直接投资天津制造业由来已久, 特别是随着2001年日本丰田汽车开始在天津投资本厂, 带动大量跨国公司大力投资天津制造业。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力度的不断增加, 为天津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资金支持, 随着一些先进设备的引进, 天津从传统制造业开始向先进制造业转变。在十二五期间, 天津成功引进丰田汽车、空客A320等一系列世界500强企业, 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超过50%, 装备制造成为万亿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石化、冶金、轻纺等传统产业实现了改造升级。这些都与外商直接投资息息相关。

第二, 制造业内资的投入是其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变量。从实证结果来看, 天津制造业内资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 对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42.75%的贡献, 其贡献率要远远的超过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率。天津制造业是天津的支柱产业, 制造业的投入一般较大, 需要政府增加投资力度, 并且给予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从统计数据来看, 近年来天津政府不断加大了制造业的投资力度, 并且着重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力度, 开始重视制造业的生产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对于制造厂商, 天津政府鼓励建立科研中心, 依托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高校, 加大投资, 促进校企联合, 力争快速转化生产力。内资的不断投入必然带动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三, 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也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变量。从市政结果来看, 制造业从业人数每增加1个单位, 对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10.21%的贡献, 其贡献率虽然不如外商直接投资高, 但是也会大大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天津制造业中的大多数企业还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人员的技术水平、素质等等都会影响制造业的产出水平。近年来, 天津的整体就业情况有所好转, 随着制造业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和一些专业技能院校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越来越多, 天津制造业整体工人素质大大提高, 具备专业技能的员工越来越多,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加快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

(一) 调整外商对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结构

天津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 外商直接投资在资本、生产技术、管理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津的制造业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和内资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 建设资金方面的缺口越来越小, 利用外资的迫切度较改革开放初期大大降低, 但是这并不代表天津制造业不需要外资。现在正值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 我们要看到天津制造业的基础很好, 但是高新制造业的水平相对落后, 所以在引进外资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高技术制造业的引进, 利用国外的高技术制造业的先进技术弥补天津制造业水平不高的劣势。引进国外的高技术制造业不仅可以快速提高天津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最重要的是有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不仅可以辐射到天津制造业内部, 带动全部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水平的提高, 而且可以辐射到其他产业, 在产业关联效应的作用下, 带动天津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适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指出, 为了理顺产业发展链条, 推动产业有序承接,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北京主要发挥科技创新中心作用, 天津优先发展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 河北积极承接首都产业功能转移和京津科技成果转化。在新时期, 天津制造业引进外资的过程要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更多的关注外商的生产领域和技术水平, 根据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要求, 充分整合天津制造业的现有资源, 为能够顺利引进先进制造业搭建更高的平台。在引进先进制造业的过程中, 一方面会给天津制造业注入新的血液, 提高天津制造业的生产水平, 另一方面也会加剧天津制造业的竞争力度, 对于传统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要保护传统制造业而将先进的技术拒之门外, 应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 利用好外资, 加快传统制造业的改革, 提高天津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

(三) 不断提高天津制造业的学习吸收能力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天津制造业溢出效应的大小, 主要取决于本地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今后, 天津会不断地选取高技术水平的投资厂商, 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 能否做好对接, 更多的学习借鉴, 在新常态下, 结合天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学习吸收外商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学习、吸收、创造是未来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经之路。现在我们正处于学习吸收阶段, 所以要求从领导到员工, 放下姿态, 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工作素养, 在生产实践中勤于思考, 结合天津的生产实际, 不断研发新的产品, 从而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率, 同时推动天津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

(四) 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双项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 不断引进外资的结果已经略有显现, 天津制造业中的先进制造业部分已经占到了50以上, 生产技术、科研水平、管理经验、员工素质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天津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都大大提高了。在十三五期间, 我们既要不断地优选外资力度的同时, 也应该让天津的制造业走出国门, 像海尔公司一样, 在世界市场上不断地发展壮大。当然, 现在我们的制造业起点不高, 技术水平没有达到世界领先, 走出国门的困难重重, 但是不能因此而保护自己, 应该不断按照世界制造业的要求提升自己, 在中国制造业2025战略中, 率先走出国门, 参与国际竞争, 积累经验, 不断提升天津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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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投资的颠覆与升级 篇6

1. 山西省产业结构及利用外资现状

1.1 山西省产业结构现状

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的大背景下, 山西省产业结构的特征总体上与全国大致相似, 产业结构发展极不平衡, 第二产业所占份额居高不下, 其他两个产业则较为薄弱。

这是因为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末, 为了支持全国的经济建设, 山西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煤炭开采、电力供应等能源行业的投资上, 因此形成了以能源、原材料等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从本世纪开始, 伴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升入, 山西的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产业结构开始向着合理化方向调整, 三大产业产值比由1985年的20.0∶56.8∶23.2转化为2012年的5.8∶55.6∶38.7, 由此可以看出, 山西的三大产业中, 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有一定程度下降, 第二产业由于山西固有的资源要素禀赋和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 始终占有较大比例,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总体来看, 山西经济的持续增长一直依靠的是第二产业的推动, 产业结构格局一直呈现“二三一”状态。

因此, 山西产业结构还需要在深层次水平上得到提高, 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局部的调整, 还要通过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全面创新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1.2 山西省利用外资状况

一直以来, 资金短缺就是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山西作为内陆省份, 资金短缺尤其严重, FDI的流入可以有效地缓解资金短缺这一现象, 通常可以采用计算FDI参与度指标值来测度其在总投资中的重要程度。利用这种方法, 可以确定历年山西FDI在投资中的地位。

通过山西统计年鉴以及分析可知:实际FDI参与度在1999年达到了最大值, 为5.63%, 而同年苏州的FDI参与度为49.77%, 这说明山西与沿海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山西利用外资水平力度不够, 仍需创造条件加以引导, 同时也说明山西利用外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 外商直接投资对山西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实证分析

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资金流入, 已经成为促进资金流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年来, 山西积极吸引外资, 发展外向型经济, 推动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利用外资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2.1 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分析

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分析主要是通过分析这一地区的FDI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经济增长在这里用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 如果FDI的流入能够促进GDP进一步增长, 我们就认为FDI具有经济拉动作用, 反之, 则不具备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接下来利用1985-2013年《山西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来对山西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应的地区生产总值进行分析。

在这里我们将采用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 首先将山西省合同利用FDI按照汇率年平均价折算成人民币计价, 再剔除物价因素, 将二者均折算成以1985年为基期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合同FDI。为了降低两个新数列的波动性, 对二者分别取对数, 由它们的经济含义可知:FDI对于GDP有一定程度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二者存在如下关系:

方程可以进一步变形为:

其中, a表示FDI的报酬率, eb表示其他要素的影响。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 DW值接近于0, 存在很强的自相关, 在原回归中添入AR (1) 、AR (2) 后, 可消除自相关, 得到如下结果:

从计算结果可知, 通过对自相关的处理, DW=1.840, 接近于2, 基本消除了自相关, 调整的可决系数变为AR2=0.992, 说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得较好, 但是为了避免出现为回归, 首先就二者的时间序列稳定性进行单位根检验, 结果表明:对Ln (FDI) 原序列的单位根检验中含常数项和趋势项的ADF值为-2.794, 大于5%水平的临界值, 且常数项和趋势项的T检验值显著。再对一阶差分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仍然选含常数项和趋势项, 此时ADF值小于5%水平临界值, 此时的常数项和趋势项的T检验值均显著, 因此说明序列Ln (FDI) 为非平稳序列, 但它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 即存在一阶单整。对序列Ln (GDP) 的单位根检验可以得出同样结果。因此GDP、FDI取对数后均为非平稳序列, 但取对数后的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在对Ln (GDP) 、Ln (FDI) 的协整检验中, 对回归方程的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 得到ADF值大于1%水平临界值, 因此, 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 该协整关系成立, 山西省协议利用FDI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最后得出的回归方程为:

表明FDI对山西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极为有限, 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山西对FDI的吸收每增长1%, GDP就会相应的增长0.003%, 外资的流入对山西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具有正效应, 但效果并不显著。这也与山西利用外资的规模相对较少, 外资没有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应有的效果有关。

2.2 FDI对山西省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促进技术进步主要通过两方面来实现, 一是直接效应, 即相对于国内企业来说, 外企各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另一种是间接效应, 就是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传统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Y=ALaKb, 将技术作为外生表变量处理, 本文将借鉴Feder将国民经济分为两个部门 (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 的做法进行研究。

其最终的模型为:

其中α、β、γ均表示的是弹性, 分别为内资企业的劳动、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 外资企业资本对内资企业的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山西省自1993年始对资产进行具体分类, 之前的数据缺失, 因此从1993年开始, 将外资资产、内资资产、工业增加值剔除同伙膨胀因素后, 利用1993-2013年《山西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处理后进行多元现行回归分析, 可得如下结果:

通过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回归分析可知, 在消除了自相关后DW=1.622, 对三个变量的T统计量在5%的水平下均很显著, 调整的可决系数AR2=0.979, 模型整体上拟合得较好, 最后得出的方程为:

同样为了比例回归, 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从结果来看, ADF检验值大于10%下临界值, 说明他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因此得出的方程证明了FDI对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FDI每增长1%, 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将增长0.124。从现实情况来看, 通过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使山西省工业部门得到发展以及内部结构升级, 通过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协商, 整体技术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3. 结论与启示

根据实际情况, 提出就外商直接投资的合理利用来促进我省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

3.1 加大对外引资力度, 注重外资质量

作为资源大省, 要尽量避免资源需求型外资的进入, 因为这类外资的进入虽然对短期的经济增长有一定作用, 但是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要注重对那些技术含量高、产业层次高的外资的引入, 从战略的角度引入外资, 把能够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作为是否引进外资的战略手段, 使得外资的引入能够起到产业带动效应, 对本地企业起到示范作用, 为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3.2 调整各产业内外资结构

山西急需调整外资对各产业的不均衡流入, 对流入服务业和第一产业中外资应加以适当引导。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商直接投资, 更多倾向于利用当地廉价的生产要素, 而对于山西来说, 目的也在于利用外资提供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理念解决劳动力就业、增加出口。这样外资基本都集中在采矿业、制造业中, 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三大产业发展的不平衡。

3.3 转变政府职能

在我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必将进一步加强, 对山西省产业结构转型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样, 客观上要求政府从那些市场发育成熟的产业中退出, 通过市场的自行有效配置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且参照国际上那些成功的做法, 政府职能通常在于保护产权、完善相关的法律、优化引资环境等。因此, 有必要创造多元化的引资格局, 市场、企业、政府共同发挥作用, 确保外资流入加大的同时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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