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行政（共12篇）
新公共行政 篇1
摘要：在20世纪60年代, 美国率先提出了“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公共行政观并进行了大范围的实践。这种公共行政运动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但中西方国情不同, 我国不能盲目的移植美国的公共行政观, 应当结合中国国情,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 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持续发展的新公共行政观。
关键词：新公共行政运动,公共行政观,社会公平
“公共行政”这一概念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是即成的, 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中, 公共行政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定义和内容表现形式[1]。而对“公共行政”概念的理解反映了时代的发展需求。 而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存在许多不同, 我们需要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公共行政观,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适应中国政府的公共行政管理框架, 才能对中国政府的困难给予科学有效的建议。在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中, 其不同时代的公共行政概念具有不同时代的特色, 我们在此系统的回顾公共行政观, 是为了发现一个适合我国持续发展的公共行政概念。
一、公共行政与新公共行政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公共部门 (尤其是政府管理部门) 的一次深刻的变革。新公共管理运动不仅涵盖了西方发达国家, 对我国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很多国人发现顽固的遵守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不适合新中国的发展, 更无法提高我国相关部门的行政效率。此外, 来自我国国民的抱怨和抨击, 使得我国不得不急切的寻找一条能够有效解决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理念和方法, 在此刻不容缓的国情下, 新公共行政观应运而生。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公共行政管理, 只是着重关注政策和技能的“公共管理”, 是公共行政下一个低层次的技术性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 为了适应全球信息化和国际综合贸易的发展, 适应国内公共服务水平的质量和提高对政府行政效率的需求, 中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时代潮流, 极大的促使了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发展。“新公共行政管理”运动主要是根据各国的实际国情和现状制定的个性化改革方针。如美国的“企业化政府”改革运动、法国的“革新公共行政计划”、英国的“管理主义”运动等。随着政府改革发展的不断完善, 公共行政管理得以继续发展, 并汇总了政策学派、工商管理、公共行政、 政治学及公共选择学派等多种学科。可见, 此时的“新公共行政观”才是日后人们常常提到的新公共行政管理。从新公共行政逐步向新公共管理过渡, 此时的新公共管理不仅仅只关注政府内部事务, 还关注外部环境及灵活的管理策略等更为广泛的行政管理内容, 以及对取得成果, 增强责任进行强调。新公共行政管理和传统的的行政管理相比, 在公共事务、治理方式、公共权力、价值导向、公共参与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 显而易见, 新的公共行政运动给公共行政管理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使新的过行政管理具有全新的生命力[2]。
二、公共行政与“治理”和“善治”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 治理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在过去15年间, 治理理论涉及许多的领域和事务, 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词汇。治理理论主要是分为两个方面:国际援助机构的发展研究和福利国家危机所引发的公共行政改革, 而国际援助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的援助效果不明显, 大量的援助项目无法实现, 主要是由于受援国的政府与公共管理部门的治理能力出现了危机。在1989年, 世界银行首先对非洲国家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治理危机”, 此后“治理危机”一次被广泛用于各个领域。而福利国家危机所引发的公共行政改革是指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福利国际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 福利国家几乎破产, 社会福利不仅没有帮助社会, 刺激国民的创造能力, 更在很大的程度上助长了国民的懒惰风气, 社会问题不但没有较少, 反而出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社会分裂严重, 家庭解体等现象不断增加, 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 公共行政管理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改革。缩小了政府的规模、从经济方面进行整顿、合同采购、国有企业私有化等各种新的行政措施出现, 治理理论在这场大改革中脱颖而出, 在20世纪90年代, 治理理论就开始进入到新行政管理运动, 但是治理理论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新行政管理运动, 从而滋生了社会自组织网路这一新生事物的治理能力[3]。治理理论既不是一套整体规则, 也不是一种活动, 而是一个协调的过程, 是一种持续性的互动方法。总之, 治理理论是一个倡导公共管理为主体的多元化方针, 是政府和社会之间进行网状互动的纽带。而善治是治理的升级版, 可以有效避免“无效治理”, 并使公共利益达到最大化的社会协作管理手段。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最佳的治理状态。 治理和善治理论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 更对新的公共行政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公共行政观
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国情而进行改变, 新公共行政观必须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断的提出新思路、新理念, 满足“加快行政管理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要求。而进行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 需要我们汲取发达国家的优秀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 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道路不断的完善适应我国持续发展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首先,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行政体制需要做到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建设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开放性政府, 并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 促进任何社会的和谐发展[4]。此外, 构建和谐社会还要以公平为指导方针, 以效率为导向, 而这种公平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公平, 要切实的贯彻到各个基层, 这也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在以人文本的理念下加入公平正义的新公共行政管理制度, 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特色。
综上所述, 新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根据我国基本国情, 抽象的借鉴发达国家的时间和理论成果, 寻找一条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持续发展的公共行政管理制度, 使公共管理制度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建设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1]张康之, 张乾友.解读“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公共行政观[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13, (1) :23-34.
[2]常菲.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共行政:一个新的行政观[J].继续教育研究, 2009, (4) :149-151.
[3]徐海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分析[D].华东政法大学, 2013.
[4]宋敏.新公共行政学研究[D].山东大学, 2010.
新公共行政 篇2
一、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建设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主体重视不够在工商系统内，公共关系建设一直处于边缘工程的尴尬境地，没有提升到相应的战略高度，更没有研究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工商部门对公共关系的理解不一，认识各异，重视程度更是参差不齐。思想观念的不统一，导致实践行为消极无力。不重视公共关系建设的后果，工商部门总是按照传统行为模式进行“冷处理”，希望把事件压制在最小范围内加以解决，对社会舆论的迅猛声势和巨大的影响力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数次错失舆论导向和与公众沟通的良机，导致事件步步失控，最终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公共事件。
（二）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建设手段单一滞后全国工商系统尚未设立专门的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组织机构，新闻发言人制度不健全，工商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最基本、最常用的沟通手段就是新闻宣传和政务网站，主要采用以工商部门为主导的单向交流形式，人际交流、社会舆论等大众信息传播媒介相对欠缺，无法满足以公众为主导的与工商政务双向、平等交流的需求。
（三）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中主、客体信息不对称在公共关系中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应是双向对等的，工商部门应当及时、准确、有效地为公众传送和分享信息，并快速、准确收集和应对处理公众信息。而实际现状却是：新闻发布和政务公开内容具有强烈的选择性，政务微博流于形式，完全是微缩版的政务网站，公众对工商信息知情不够，导致对工商行政管理和服务认同感不够，理解片面化，工商部门亦对公众需求了解不全面，对舆论导向掌控不够。
（四）工商部门应对公共关系能力不够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公众服务意识。部分工商干部还残留着传统的“管理者”身份认识，没有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自己是“公仆”。二是缺乏沟通协调意识。当前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存在部门职能交叉、重叠等现象，特别是在职权界线模糊、多头监管的情况下，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尤其重要，基层工商干部不擅长统筹兼顾、协调处理的现象较为突出。三是缺乏“全媒体”意识。当今社会处于“全媒体”时代，现有的传播实践活动拥有跨越传统媒介的全方位立体报道和发音体系，为公众利益表达提供了高效快捷的平台，完全打破了工商部门传统话语权的单向输出方式，而工商部门还在应对传统媒体中停滞不前，对舆情和信息传递方向的复杂性认识不到位，准备不充分，与媒体的沟通协调工作不到位。四是缺乏危机公关意识。“全媒体”时代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比突发事件本身带来更大的危机，而媒体和公众在不明真相前会产生很多猜疑，甚至会发展成舆情风暴，引发媒体围攻。工商部门对粗放型管制模式存在路径依赖，当遇到复杂的网络舆情事件时，缺乏系统观和全局观，预判不足，危机公关能力不够。五是缺乏人才储备意识。公共关系是一门社会科学，要求工商干部具备较强的政治素质和文字及口头表达能力，熟知各项工商行政管理业务，掌握一定的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政治学等科学知识和实践技能。目前，工商队伍存在人员老化、知识结构不完善，对信息技术的掌握滞后等诸多问题，公共关系人才资源不足。
二、加强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建设的思考
（一）提升对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一是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科学认识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将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提高到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战略高度，尽快形成完整的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理论体系，使之成为工商部门建设公共关系的牢固基石。二是逐步培养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意识，扭转工商干部“权力型管理者”的传统思想，塑造和适应“服务型管理者”的新身份，提升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和把握大局、破解难题的能力，努力实现与公众平等交流、沟通协调的公共关系。
（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组织机构借鉴公安系统公共关系体系建设，给予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相应的地位和职能。整合宣传机构和信息中心的相关职能，在有条件的省、市级以上工商部门设立专门的公共关系机构，其具体职责：协调工商部门内外关系；收集、分析市场及政策信息以提供决策参考；组织新闻发布；开展舆情监测；评估和发布公众信息的公共影响；开展形象宣传；应对公共事件；培育和储备公共关系人才等。构建系统规范的公共关系机制，明确公共关系运行工作责任，明确奖惩措施，明确信息发布时效、处理时效、响应时效，完善信息采集分析、发布、预警、应急处理等制度，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和工作经费，承担工商系统内外部的统筹协调工作。
（三）增强处理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的能力全力提升工商干部履职能力，同时加强培训广大工商干部妥善处理好各方关系，破解各种难题和矛盾的能力。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建立公众开放日制度、构建信息化分析反馈机制，从坚持人性化执法等方面出发，建立权威诚信的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公共关系教育实践活动，提升工商干部处理公共关系的能力。一是协调处理好系统内部关系的能力。工商干部与工商部门的利害得失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内部的协调处理工作，直接影响到工商事业的发展，因此，应当建立工商行政管理内部沟通协调机制，以良好的人际关系促使工商干部相互了解、沟通、交流，进而达到和谐、团结、合作，通过内部的良性互动，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关系环境，促进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效应。二是协调处理好与政府其他职能部门关系的能力。工商部门公共关系可分为纵向（与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沟通）和横向（与管理服务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协调沟通）两个层面。其中，要协调处理好纵向层面的公共关系，必须从地方经济发展大局出发，找准区域发展的难点问题和重点问题，主动沟通，积极对接，争取支持，在行政管理工作中求得自身发展和地位，树立良好的工商形象。以重庆为例，6月，重庆在全国首开先河，施以特殊政策大力扶持发展微型企业。重庆工商承担起政府重托，协同13个相关部门，牵头组织实施该项工作。截至9月底，全市共发展微型企业10.03万户，注册资本金达105.94亿元，带动就业76.28万人，各项工作已经迈入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轨道，发展态势良好。这三年多时间，仅以重庆市工商局作为牵头单位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出台的政策文件就多达62个，在微型企业注册登记、扶持资金的发放、管理等业务操作过程中，更是与政府、各部门以及创业者之间进行频繁而紧密的沟通联系，重庆工商协调关系的能力和工商形象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三是协调处理好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和服务对象关系的能力。市场主体是工商部门最重要的管理对象和服务对象，工商部门应当主动协调与市场主体的.关系，为业主排忧解难，多办实事。抓住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难点、焦点、热点问题，借助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大要案件的查处和公布，树立工商部门行政执法权威。高度重视与高危行业市场主体的沟通协调，做到巡查以及监督管理上的及时到位，避免突发事件中的追责风险和公众对工商部门可能出现的反感情绪。在消费维权领域维系好与广大消费者的公共关系。首先，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加强消费维权的网格化建设。处理好信息平台和12315申诉举报中心、执法办案单位的关系，建立一套完整的信息答复、线索移交、分流处理等管理制度。其次，针对消费纠纷的热点深入探究，尽可能对一些影响到群众日常生活的重特大事件，不畏艰难，坚决维权执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再次，谨慎化解因为消费纠纷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注重在维权过程中调节社会矛盾以及纠纷，让消费纠纷的处理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最后，搭建各种平台，尤其是充分利用“3•15”消费维权日，多形式多渠道开展宣传培训和消费维权活动。四是协调处理好与社会公众关系的能力。第一，建立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针对工商工作中重大事件，及时主动通过新闻媒体发表信息和意见，并客观公正解释或解答新闻界和公众提出的问题，积极开展新闻宣传和形象展示，赢得公众的信任和好感。第二，多形式开展工商职能宣传，使公众对工商职能界定有清晰的认识，避免因公众对工商部门的履职期待超出权责一致的法治底线，无法满足公众不合理的需求而形成对工商部门的负面舆论。五是协调处理好与媒体关系的能力。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各类公关机制，加强与媒体的日常化沟通，加强工作协作和情感联系，争取媒体的理解和支持，积极形成与媒体互动互促、开放共赢的良好格局。重庆市工商局成功查处沃尔玛超市销售假冒绿色猪肉案，就是一次善用媒体，和媒体、公众协同作战的成功案例，利用媒体引导舆论，有计划、有节奏地连续组织了10次新闻发布，实现了对舆论的有效引导，将公众维权需求与工商部门履职需要有效结合起来，将部门独立作战转化为以媒体、公众支持拥护作为坚强后盾的“人民战争”，有效打击了违法违规行为，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强势跨国企业起到了良好的震慑作用。
新公共行政 篇3
摘要：新公共管理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公共行政的管理模式，该模式强调的是市场竞争机制原理和商业企业管理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给行政管理带来的影响。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是追求建立一种新的公共管理体制，促使政府高效、低成本地运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从管理效果来看是一种超越，本文从新公共管理视角对土地管理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并得出几点结论，结论仅供参考。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市场机制；服务质量
一、新公共管理概念
（一）价值取向
新公共管理理论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重视的不是管理中严格的程序、过程、规章制度等的投入，而是管理活动的产出与效绩，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与质量，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反应。因此，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在政府管理中资源配置应与管理人员的业绩和效果相联系；在酬金上。强调按业绩而不是按传统的任务来付酬；在对财力和物力的控制上，强调采用根据效果而不是根据投入多少来拨款的预算制度，最终体现对管理效益的关注。
（二）对控制的重视程度
在这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用绩效和计划预算取代原有的预算制度。计划预算是根据机构特定项目来进行资金分配，而且员工也变成了计划预算的一部分。同时，战略管理受到政府重视。这就意味着要明确组织使命，并对其能否实现目标有所预期，还要了解组织与环境相适应的程度，组织在该环境中的优势与不足，以及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三）对顾客的重视
对政府机关而言，顾客是指受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行为影响的人，他们对公共管理的满意与否，决定政府的品质与命运。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对顾客的应答性，由此，一个政府官员相应地应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家”，社会公众则是因向政府纳税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政府要以服务对象为顾客，把顾客当作上帝，政府服务应该以顾客之需要或市场的需要来导向。不是由政府管理人员选择提供者，而是政府管理人员让公民选择提供者，给公民以更多的选择权，让公民有更多的机会来评价政府工作效果，从而促进政府改善工作，提高其服务质量。
（四）专业化管理
公共管理人员不应是听命于他人的行政官员，而应成为管理者。在政府之中，管理型而不是专家型的人员应越来越多地担任部门领导。因为在新公共管理者眼里，管理是一项需要技能的职能，而非其他专家可“一学就会”的事情。重要的并不是政府人员对某种技能的掌握，而是一种管理、创新、总揽全局的能力，实现管理的专业化目标。如，美国高级行政职务（SES）制度的目的就是发展一批可随时在不同职位和部门之间进行流动的高级管理人才。
二、我国土地管理现状
（一）土地价值取向和效益化原则
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的价值导向往往不是出于土地的资源最优化效益的考虑，而是由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奔形成的，且不论其隐含的种种可能诱发的矛盾，这种博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低下和严重的浪费。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对土地效益最大化的理解不同，造成两者的行为存在冲突性。我国法律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但是地方政府实际控制了本辖区内的土地。这势必引起土地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从而产生委托代理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如在分块的土地管理体制下。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期望土地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而作为代理^的地方政府，主要目的可能是追求本届政府任期内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和城市形象的迅速改变。两者目标的差异性导致地方政府可能损害中央政府的利益。委托代理链条越长，土地的产权关系越模糊，代理^的这种动机就越强烈，导致中央为激励地方政府提高土地利用率、加强对土地的管理而安排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效果非常有限。
如果效益至上原则在我国现行的整个土地行政管理制度安排的框架下，能形成对土地资源效益价值的统一认同，就是对我国土地行政管理的最大效益化。这种对土地资源效益价值的认同，应该不仅仅停留在当前各地方政府只重视土地出让的经济效益的层面上，还应该将中央政府对土地的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考虑体现出来。这种效益价值观的建立和施行，才是土地行政管理最终的目标。
（二）市场元素在管理中的应用情况
我国许多土地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在传统的土地行政理念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政府本位的观念。政府享有对土地的一切权力，并且这种权力缺乏监督与制约。而土地的配置本身会在发展中遵循市场规律，违背这一规律，必然会产生大量制度失灵的现象。新公共管理强调把市场竞争引入政府管理中，这一点正与土地行政的需要相契合。比如，在城市建设用地的征地过程中，一方面，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民对土地的用途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更没有市场交易的平等主体权，使其在土地的使用中往往处于被侵害的地位，而这也正是被征地农民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土地市场化不充分的状况下，农地非农化是通过“征地”完成的，一个“征”字，充分表现了计划经济的特色，意味着“指令”，意味着“国家权力”。所以“市场价不如市长价”，开发商可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是“权”“钱”得以勾结的基础，因此产生腐败、分配不公等众多土地利益纠纷问题。这种政府单方主导的土地管理模式，使政府拥有轻易的征地权，征地获得的好处大于违规可能承担的风险。
土地缺乏市场因素的介入，已成为现今土地行政改革中的一个关键性拐点，一旦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向良性循环发展。城市土地管理制度的重新设计应该明确。政府的角色是市场的监管者，而不是市场直接的参与主体。这就要求政府退出对土地的直接经营，而将此责任交由具有企业性质的机构负责。
（三）土地行政评价
我国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评价主要以地方完成的总产值和GDP等为指标，这一指标要依靠企业税收才能实现，因此，以损害土地所有者收益为成本，换取城市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选择。在新公共管理的启发下，政府应改善地方政府官员的考评制度，以“顾客”满意为标准。政府官员的考评指标不能单纯靠这些硬性指标，还应当纳入一些软性的标准。可以加入对土地的发展规划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土地管理不力的官员给予一定的惩处，而对土地管理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依法给予严厉处罚，将土地管理绩效纳入其中；对土地的征购是否满足民意等。建立一套科学的政府官员考评指标体系。除此之外，还需要对财税制度进行改革，如减少生产领域的税收，代之以消费税和财产税等，这一方面能够降低政府低地价吸引企业定位的激励，维护土地价格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对政府官员考评制度的改革，能够减少以牺牲土地换取地方经济增长的诱因。
（四）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
新公共行政 篇4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其理论基础与以往的行政理论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 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认为, 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 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 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2 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首先, 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 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 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 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 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
其次, 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 不计产出不同, 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 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由此而重视赋予“一线经理和管理人员” (即中低级文官) 以职、权、责, 如在计划和预算上, 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 强调对预算的“总量”控制, 给一线经理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主权, 以适应变化不定的外部环境和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第三, 与上一点紧密相联, 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 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 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 (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 , 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 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 并根据绩效示标 (performance indicator) 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 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三E, 即经济 (economy) 、效率 (efficency) 和效果 (effect) 等三大变量。
第四, 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 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 (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 和竞争机制, 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 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 新公共管理认为, 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都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 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
第五, 在看待文官与政务官的关系上, 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 强调文官 (包括高级文官) 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则;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 强调文官与政务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渗透关系, 特别是对部分高级文官应实行政治任命, 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 因此不应将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开。事实上传统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现实中也根本行不通, 因为国会、总统等政治机构及政务官对于政策问题往往只是提出原则性目标, 而具体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机构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实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即政治决策的过程, 其间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文官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当文官对政务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虑甚至不满时, 他们甚至会蓄意阻挠执行。除此以外, 文官所拥有的五大优势决定了文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政务官的决策, 一是任期优势, 事务有的任期长, 而政务官随政府更换任期短 (美国政务官平均任期仅22个月) 。二是专业知识优势, 这是事务官长期在一个部门任职而政务官调动频繁的必然结果。三是信息优势。送达政务官的信息由事务官筛选加工, 而筛选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时间优势。事务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内工作上, 而政务官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议会质询、内阁会议、联系选民等事务上。五是人数现模优势, 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比例严重失调, 在这种情况下, 若硬性规定文官的政治中立, 既不可行, 也不合理, 它只会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对公众要求的响应力, 只有正视行政机构和文官的政治功能, 才能提高他们的自觉意识, 即除了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外, 更以主动的态度设计政策议程, 并善用裁量权发展公共政策, 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3 公共服务理论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卢梭、霍不斯至马克思, 他们对于政府的产生与性质的论述有根本的差异, 但是在政府为人而产生和存在这点是共同的。柏拉图将政府的产生和存在当作一种正义或者一种“善的实现”, 是人类自觉地通过政府这种组织实践达至幸福的途径, 人们“由于需要许多东西, 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 作为伙伴和助手, 这个公共住宅区, 我们就叫它做城邦。”亚里士多德进而指“出城邦是一个至高而广阔的社会团体, 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 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发展到卢梭时, 他提出政府是一种公意, 有人们各自让渡一部分权利所订立的契约, 本质也是为人民所拥有, 为人的目的服务的。霍布斯把政府的本质定义为:“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 每人都对他的行为授权, 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而与上述不同的是, 马克思对政府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历史的划分, 发现两种不同性质的政府:私有制度下的政府和公有制度下的政府, 后者是政府和人民的价值高度同一的政府, 实现人与人的本质的完全同一。在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 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新理论。丹哈特夫妇提供了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的一个代表性范式, 他们提出了对服务行政有相当指导意义的七个方面: (1) 服务而非掌舵; (2) 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 (3) 战略地思考, 民主地行动; (4) 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 (5) 责任并不是单一的; (6) 重视人而不止是生产率; (7) 超越企业家身份, 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夏书章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 “在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后, 出现新公共服务运动, 并非偶然, 故不论它们之间的理论观点和具体内容上的分歧和争议如何, 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视, 即强调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归根到底是公共服务的性质。”与新公共管理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观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 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 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①新公共服务呼吁维护公共利益, “当公民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去行动时, 社会的广泛利益才能从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脱离出来, 并转变成一种美德和完整的存在, 向社会奉献的过程最终使个人变得完整”, 这种观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个人自利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论。②新公共服务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新公共服务的倡导者坚持认为, 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不同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的, “公民具有一种公共事务的知识, 一种归属感, 一种对整体的关切, 一种与自身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社群道德契约”。新公共服务倡导者相信公共组织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的过程来运行, 就一定能获得成功。③新公共服务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务看到当今政治生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化, 政府不再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 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更多的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新公共服务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意识到, 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自己, 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 而不是企业家, 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 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
4 启示
第一, 新公共管理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 如实行“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 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公共服务行业, 打破政府的垄断, 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同时也缓解了政府财政困难。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长期存在着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础瓶颈”的状况, 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因此, 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 在加强“产业管制”的同时, 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非国有产权进入这些领域与国有产权合作或单独投资和经营, 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和压力结构, 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二, 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 特别是顾客 (社会公众) 的满意程度方向发展。这应被视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当然, 在我国现阶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规和人事法规 (如制订《国家公务员法》) , 并保证这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 实现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归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 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时, 应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取向, 始终贴近社会现实, 贴近公众需求。
第三, 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 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 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公共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 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 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均有种种差异, 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的管理方法来实施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可行, 但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管理重视效率, 重视产出, 重视管理的科学性, 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 这些方面则可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国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鉴。
最后, 有必要指出的是, 即使是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欧美各国, 由于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 其实行新公共管理的进程、速度、重点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均各有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借鉴他们的做法和经验时, 更应立足国情, 走“内生化发展的道路”, 简单地照抄照搬, 无益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摘要：行政变革的理论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新贵无疑是“新公共管理”, 相比教而言, 它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 而是从市场和经济学的角度重塑了许多行政的理念和价值, 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发展架构。同时, 必须注意到的是, 以丹哈特夫妇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并倡导“服务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务理论, 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的服务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视的巨大意义。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公共行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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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戴维.奥斯本.改革政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新公共行政 篇5
3.1 完善组织机构,进行合理布局税收组织结构是实现税收职能的组织保证,没有科学的组织结构,就会影响税收职能的实现。传统的税务机构体系纵向结构是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层级制结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税务机构;横向结构则是下一级比照上一级,基本对称。税务部门信息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为组织机构的扁平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谓组织机构扁平化,就是通过减少行政管理层次,裁减冗余人员,从而建立起一种管理层次少、管理幅度大的组织机构。实现扁平化,就要对目前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造重组,建立横向的信息交流机构,便于信息的沟通。要利用依托信息化的税收管理机制,减少中间环节,压缩管理层级,按照实际需要,收缩没有必要存在的税收机构,前移各项税收业务,简化工作程序。按照流程再造理论,摸清税收信息管理的内在规律,按照信息的流向和结转的方式归集税收业务,从而对机构进行合理布局,找到效率和制约的最佳平衡点。
3.2 改进工作运行机制,保证机构高效运转运行机制包括各种岗责体系、规章制度、工作流程等。良好的工作运行机制是做好工作的可靠保证,是整个工作的基础,是实现税收职能的关键。没有机制的保证,税收职能的实现就会受阻,甚至难以实现。因此,必须按照整个税收工作的各个环节设定岗位,因事设岗,以岗定责,将各项工作分解落实到具体工作部门、具体工作环节、具体工作岗位、具体工作人员,使每一项工作任务都有明确指标、完成时限和基本要求;根据工作实际的需要,及时调整岗责,确保每一项工作特别是新增工作有人负责,有人管理,构建专业化的岗责体系。完善规章制度,加强制度建设,理顺工作流程,对工作运行的原则、具体工作的程序、手续做出明确规定,形成从一般规则到具体规则的层级结构和依法、简约、科学、高效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完善具体制度,搞好部门配合,加强部门间信息的传递和交接,避免错位、缺位,消除“管理空档”和“真空地带”,建立起部门职责明确、工作程序规范、运转顺畅、文明高效的政务管理体系。同时,牢固树立税收成本观念,将税收成本观念引入税收政策制定和实际征管工作中。尽快建立规范、系统、科学的税收成本核算制度,明确成本开支范围、成本核算方法、成本管理责任等内容,加强成本控制和成本分析。定期对税收成本进行统计分析,对纳税成本进行测算,向社会公开,接收舆论监督,构建科学的衡量税收成本的指标体系。
3.3 优化税收服务,提高工作实绩首先,创新服务理念。牢固树立“服务就是管理”的观念,把国家赋予的税收执法权更好地体现在为纳税人服务上,实现由传统执法意义上的“执法队”、“审判长”、“检察员”向体现全方位纳税服务的“服务员”、“导航员”、“裁判员”转变,从而通过优质的纳税服务引导纳税人的自觉纳税遵从,创建良好的征纳关系和税收环境。其次,创新服务载体。对现有服务资源和服务手段进行有效整合,逐步搭建纳税人质量认证、开业登记、注销、税种划分及税款入库的纳税服务外部平台和热线咨询、税收管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划转及税务稽查统一的纳税服务内部平台,实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服务手段的新突破。再次,创新服务内容。在依法治税的前提下,以纳税人的需求为总目标,进行具体细化,达到“六化”的标准,即纳税服务环境最优化、服务内容的标准化、纳税人办税成本最少化、纳税人待遇的公化平、办税效能的快捷化和服务过程的全面化。
3.4 实施人本管理,充分调动人力资源一方面,根据注重结果、灵活性和激励的原则,在公务员招聘、工资、培训、晋升和解聘等方面,设计强有力的税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使税务人员的行为与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统一协调起来。创新人才评价机制,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等要素作为评价人才的主要指标,完善推荐、测评、评议制度,逐步建立上级考核、同级评比、下级评议、自我评价相结合的税收专业人才绩效考核体系,完善资格考试考核、业内同行评议相结合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体系。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建立待遇与贡献相对应的分配制度,采取诸如以岗定级、竞争上岗、岗绩结合等多种方法确定报酬,逐步完善职务与能级相结合的工资、奖励制度,综合考虑工作职责、能力、业绩、年功等因素,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增强能级的激励功能。另一方面,必须充分重视行政管理环境的培育,加强税收文化建设,用先进的文化来培育人。有意识地培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奋发、健康向上的税务行政文化,创造良好的行政管理环境,在税务人员中形成一种共有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行为标准,使这种文化意识渗透到税务机关的行政管理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税务人员的行政行为。同时,通过开展丰富多彩、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营造有特色的行政文化氛围,推动行政机关的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全体机关人员的群体性和凝聚力,从而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推动行政管理现代化建设。
3.5 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指标体系,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建设
绩效评估机制的设计要以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为基础。具体可分为组织绩效评估和个人绩效评估两套机制。组织绩效评估机制要设计定量指标,在内部评估的基础上引入外部力量评估机制。个人评估机制不宜采用定量指标,应在实现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结合的基础上,由直接上司和部门负责人来评估下属的绩效。要以目标管理考核为总抓手,充分发挥考核的评价和导向作用,突出抓好对月季工作计划及年度工作亮点完成情况的考核。逐步探索建立以工作难度系数、工作数量和质量及目标管理考核为依据,以定岗定责,按劳定绩,绩效结合的激励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周敏,彭骥鸣.税务行政管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31-346.
新公共行政 篇6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行政管理；改革；借鉴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定义
西方国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便酝酿着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一场变革，“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这场运动的浪潮波及的范围非常大，其范围现在还在不断扩散，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创新
1.引入市场机制及管理手段
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是存在明显界限的，公共部门中只有上下级之间命令式的管理，市场经济仅存在于私营部门中，这种现象的存在直接导致了行政管理体制中追求官僚主义等问题。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一些西方国家将市场经济引入到行政管理中，在市场机制中使用私营部门的一些管理方法，在公共部门管理中形成一种竞争性局面，使行政管理的效率与质量得到有效提高。
2.改变传统评估管理水平
韦伯式管理模式是为了保证行政的可靠性与精确性形成的，主要强调固守原则的重要性，韦伯式官僚制组织目前在使用过程中缺乏临时的应变能力，在这种形式下，基层管理人员的创造性与灵活性被扼杀。“新公共管理”运动主要强调行政结果的優先地位，管理人员不再被僵化的程序所束缚，在这种形势下，行政管理灵活性更强，面对紧急情况行政组织可以更好的进行处理，使处理特殊问题的工作效率得到提高。
3.改变行政和政治的关系
很多国家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已经开始了政策执行部门自主权的变革，对原有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进行重塑。
4.实施分权化
在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下，管理的形式以集权为主，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行政行为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官僚体系结构主要以金字塔为主，这种结构直接导致了权利的高度集中。“新公共管理”主张分权，分权的要求就是将公共权力中的一部分分给非政府组织以及非营利性组织，使管理组织的适应性与灵活性更大，同时也能将基层管理人员的创造性更好的激发出来。
二、我国行政改革的背景以及面对的困难
（一）我国行政改革的背景
1.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有差距
西方发达国家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目前已经非常发达，市场机制处于一种相对成熟的状态。所以这些国家已经采纳了“新公共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之所以在这些国家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可以得到健康运行，在运行过程中不需要政府作出过多的干涉。我国的现实情况完全不同，市场经济还未成熟，需要政府进行客观的管制，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如果政府一味的追求退出，很可能会造成市场经济的夭折。
2.同西方国家法律健全有距离
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展开的环境中法制比较健全，所以一些可能会附带的负面影响就会被大大削弱。我国目前所处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制度供给不足、法制不健全，可操作性行政法规不完备等。所以建立健全法制建设，将“人治”转变为“法治”是现阶段我国进行行政管理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3.与“新公共管理”倡导的官僚机制不同
西方国家的政府组织以韦伯官僚制为核心，这种官僚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经过长期发展以后，出现了一系列弊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这些弊端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我国目前正处于官僚化不足的状态，不可以单纯的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模仿。
（二）我国行政改革所面对的困难
1.我国非政府运动职能基础较薄弱
现阶段我国的行政管理事业已经越来越深入，公共管理职能中的一部分不得不被剥离出来，西方国家因为非政府组织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的发展历史，所以公共职能的剥离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因为我国的这方面的发展相对滞后，所以会对公共管理职能向社会的转移产生一定的影响。
2.我国未明确分离政治和行政
我国政治和行政不分的问题集中表现于党政不分，执政党接入政府事务过多，形成了“二元行政”。
三、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
（一）完善法律机制为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优越条件
一定要重视法治建设，营造一种良好的法制环境。建立起各种行政法规对于行政行为的规范具有重要作用，从目前来看需要建立于完善的法规有行政机关、部门等方面的组织法，各项行政法规得到建立于完善以后，就可以为依法行政提供更加权威性的依据。
（二）强化政府管理机制职能实施的力度
我国政府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政府服务职能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政府不能轻易将管制职能放弃，只有市场经济发展到良性运行的轨道之后，政府才能逐渐弱化管制职能。
（三）强化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为公共管理职能的剥离创造条件
我国要走的道路与其它国家不同，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在社会上建立一些非政府组织，并保证这些组织得到健康的成长。
（四）促进官僚制度的建立强化行政管理结果评价
我国目前正处于官僚化不足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对“新公共管理”进行简单的模仿，很有可能会迷失管理体制选择的正确方向。所以应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利用，为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结果性评价提供重要依据。
（五）提升政治人员的责任感强化行政不分问题
因为受到党政不分的影响，很多官员埋头于行政事务，淡化了政治责任。行政与政治不分的问题解决的重要途径就是避免出现行政官员淡化政治责任倾向，行政官员要承担起政治责任。
结语：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西方国家进行行政管理的一种创新，对我国的行政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作用。但是因为我国国情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的不同，所以应该与实际情况对其子项进行消化与吸收。
参考文献
[1]曾保根. 评西方“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改革取向[J]. 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0，（2）.
[2]张清. 浅析新公共管理视阈下我国政府的改革路径[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6）.
新公共行政 篇7
一、管理型政府与政治行政二分、新公共行政理论
管理型政府作为一种政府的基本形态, 管理型政府的行政自觉意识主要来源于伍德罗·威尔逊和弗兰克·J·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原则。威尔逊“行政管理的问题并不是政治问题, 虽然行政管理的任务是由政治加以确定的, 但政治却无需自找麻烦地去操纵行政管理机构。”古德诺的“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 即国家意志的表达与国家意志的执行。”更是论证并明确了行政功能的定位。为行政功能从政治功能分化出来提供了依据。
(一) 统治型政府。
统治型政府主要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政府, 党和政府职能重点是统治职能与阶级斗争。经济方面, 通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说明了我国全面控制着社会资源和经济发展;政治方面, 官僚体制与官僚作风明显, 上层领导意志的表达常被认为是国家意志的表达, 政府的职能主要集中在表达和执行国家意志, 且党内斗争和权力的争夺明显。政府是全能的统治型政府。它忽略了政治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忽略了人民政治生活的参与;忽略了社会矛盾。
(二) 经济建设型政府。
近代以来, 社会治理的主题始终是围绕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展开的, 管理型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也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成长和完善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行, 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我国的GDP不断增长, 市场经济逐渐在我国建立, 导致了社会管理职能从政治统治职能中分化出来并逐渐取得中心职能的地位, 政治统治职能仅仅成为了维护社会管理职能的一个必要条件。我国的政府转变成了经济建设型政府, 政府的行为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政府不再是事无巨细一揽子统管, 而是强调宏观调控、微观放开, 强调间接管理为主、直接管理为辅;最后, 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手段也发生了变化, 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不再单纯运用行政手段, 而是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 并且突出经济手段在经济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经济建设型政府片面注重经济与效率的建设, 忽略经济与社会全面的协调, 忽略了社会的公平…
我国政府与“政治行政二分”的相同点:第一, 我国前两类政府说明我国做到了“政治行政二分”中的“行政应适度集权”。第二, 前两类政府显然把党和政府处于权力支配地位, 与威尔逊的“在任何政府中都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权力中心”相符。
其不同点是:第一, 我国虽确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意志的表达机关, 政府 (狭义) 和司法机关作为执行机关, 但我国政府在现实的政务活动中并未将政治与行政功能分清, 就谈不上“政治行政二分法”中政治对行政的适当控制。第二, “政治行政二分”中“要想使政府协调运转…因此只能在政府体制之外的法外制度寻找…可以在政党内找出这种方法…”我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政府体制外的法外制度。
我国政府与新公共行政的相同点:我国政府将政治与行政并未完全分化说明了新公共行政中“政治与行政具有连续性”。不同点:我国以前管理型政府忽略了社会公平, 忽略了人民政治生活的参与。
二、新公共行政对服务型政府的影响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在不断发展, 而社会矛盾却也在不断加剧!极端事件频发。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下, 人们与社会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 更加渴望的是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满足和社会的公平正义。随之, 政府的改革也进入“深水区”碰到“硬骨头”, 在除了发展经济之外如何管理完善公共事务, 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现代化, 如何缓和化解突出的社会矛盾等重大问题上, 新公共行政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我国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然而我国国家与政府在行动上经常是偏管理而轻服务的。新公共行政对“公共”的强调, 提高了公众意志的地位, 阐释了按公众意志组建的为公众服务负责的政府。它提醒了我国国家与政府在实际行动中应符合其性质与宗旨, 促进了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与发展。
新公共行政“对公众需要负责而不是对公共机构负责。政府主要是做市场和个人不能做、不愿做或做不好的事情。以公正立场提供维护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性的公共服务。维护性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财产权利和公民权利、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 这是服务型政府的基石;社会性的公共服务主要是指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等, 社会性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主要体现。”
三、总论
我国的政府虽然未采用“政治与行政二分”, 但却对我国政府未来发展转型有着借鉴意义。第一, 我国未来应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使它真正成为反应群众意愿, 表达国际意志的机关 (立法) , 现代的一些人代会多流于形式, 不能很好地反映群众意愿。第二, 政府 (狭义) 作为行政机关掌握国家意志执行机关不越权, 有利于防止政府滥用职权, 防止腐败。第三, 政治与行政中, 司法行政与政府 (狭义) 政府的分开有利于我国的司法独立与公正。
新公共行政提出政府所追求的除了经济与效率之外, 还要并重社会的公平正义。正如有些政治家所说“国家的职责不是发展经济, 不是强大军事, 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被淘汰。”
新公共行政 篇8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内涵和特征,高校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早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与此同时, 这段时期在公共部门还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行政模式缺陷进行管理的新方法, 这种方法对于传统模式管理下的一些问题可以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而这种新的管理方法由于应用的范围及其他原因, 具有不同的名称。比如说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管理等等。到了后来, 新公共管理这一概念越来越广泛的被人们所接受。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概述
1、按照新公共管理的主张, 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出现的作用主要是制定政策, 并非表现为政策的执行。换言之, 管理与具体的操作要分开, 这才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所在。也就是说, 政府主要进行大的政策方向的控制, 而不是要做那些具体的琐碎工作。一个有效的政府, 并不是一个只具有实干精神的政府, 而应该是一个具有实干精神和治理才能的政府。
2、关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新公共管理在公共行政中借助企业家的精神进行了重新定位。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要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导向, 满足他们不断扩大的需要, 这是一种政府为社会服务的关系,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还要不断的提高服务的标准, 加强服务的质量。
3、新公共管理对于分权放权非常重视, 力求形成政府与社会互动的治理模式, 提倡公私合作, 而且为了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 还要充分调动地方和下级的各极性。在纵向机构上, 通过纵向机构由高层低层下放权力, 从而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 政府与社会之间横向的部分权力的转换。这样一来, 政府垄断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现象就会得到改变, 从而实现了社会的自我管理, 那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活动, 也会重新交给社会来进行管理。
4、将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方法结合在一起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 通过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理念和方式, 将会更加注重政府提高办事的质量和效率, 这样一来, 就会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 提高管理的效率。这样一来, 就会让政府向它的本源——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进行回归, 而且对于政府而言, 最重要的功绩不再是行政的过程, 而主要在于社会的效益和社会的影响有多大。
5、新公共管理强调形成竞争机制, 主张采用私营部门的成功之路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来进行管理。从而达到取消公共服务供给垄断的目的。
二、高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对于高校的行政管理, 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关于宏观层面的政府、社会与高校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还有它们的组织运行方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 这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考虑的, 具体而言主要包括有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 另外还有关于招生就业的体制等等。
高校的管理体制是与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有关的历史传统, 而且是在一定运行机制之下遵循一定的发展轨迹形成的。这种制度一旦形成, 不仅受到社会的制约, 它同时还可以对社会发生作用。
三、新公共管理对于高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适用性
在西方英、美等一些发达国家中, 由政治、经济和文化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新公共管理理论。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因此如果引入新公共管理的理论, 并且实施的时候, 会受到诸多的条件限制。具体而言, 主要是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成熟, 缺乏市场运行新公共管理的基础。另外, 再加上我国的法制建设并不完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由于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第三部门, 因此难以担负起公共管理的重任。
1、我国高校行政体制改革中引入公共管理的必要性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 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经实行过, 比如说对于政府机构进行缩减, 对于政府的职能进行转换, 对于权力实行下放, 这些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内容上, 都与新公共管理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而且, 在新公共管理中, 还可以找到相关的依据。另外, 对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而言,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也为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教训和有利的国际氛围。
2、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我国高校行政体制改革的适用性
我国在高校行政体制改革中, 可以借鉴西方一些国家的先进理念, 因为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教育改革毕竟有着一部分共同的背景。我国和西方一国家共同面临着经济的全球化, 教育的国际化和信息时代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之后,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进行加快, 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迅猛, 所以政府不再是信息资源的垄断者。这样一来, 公共事物的管理中就会加入许许多多的公众和社会组织。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 国际间的教育竞争也在加剧。在这种情况之下,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需要不断的提高公共教育的服务质量。
此外, 在高校的行政管理过程中, 还要注意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教育行政管理模式。由于政府与市场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两种组织模式, 所以对于市场的缺陷, 政府的管理可以进行弥补, 对于市场的失灵, 政府的管理也可以进行纠正。同样, 市场也可以对政府的不足来进行补充, 从而达到防止政府管理失败的目的。
新公共管理对于深化教育行政体制和教育管理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于提高教育行政管理水平的教育行政效率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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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行政 篇9
1 “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
各国政府推进“新公共管理”的做法不尽相同, 可是“新公共管理”的内容大体一样。奥斯本和盖布勒在《重塑政府》一书中, 把“新公共管理”概括为十个方面。目标是建立: (1) 掌舵而不是划桨的政府; (2)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政府; (3) 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服务中去的竞争性政府; (4) 有作为而不循规蹈矩的政府; (5) 处处讲究效果的政府; (6) 满足顾客需要的政府; (7) 廉洁的政府; (8) 有远见的政府; (9) 注重分权的政府; (10) 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根据西方行政学者们的论述, “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1) 政府角色定位。“新公共管理”倾向于把决策制定 (掌舵) 和决策执行 (划桨) 分离的体制。为了实现两者分离, “新公共管理”主张通过民营化等形式, 把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交由市场和社会力量来承担。而政府主要集中于掌舵性职能, 如拟订政策、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监督合同执行等, 引导它们为实现公共利益的崇高目标服务。
(2) 专业化管理。“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必须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如何做和向谁负责。在政府中, 管理型而不是专家型的人员应越来越多地担任部门领导。因为在“新公共管理”者眼里, 管理是一项需要技能的职能。
(3) 企业管理方法的引入。基于管理具有相通性这一认识, 西方国家在行政改革的实践中广泛引进企业管理方法, 并用企业管理理念来重构公共部门的组织文化。“新公共管理”中的项目预算、业绩评估、战略管理、顾客至上、产出控制、人力资源开发等主要源于私人部门的管理实践, 出现了公私部门管理在理论和方式上的融合。
(4) 绩效管理。绩效管理是在设定的公共服务绩效目标的基础上对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全过程进行跟踪监测并做出系统的绩效评估。内容主要包括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效率和成本收益等。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主要是以“3E”为标准, 即经济、效率和效益。
(5) 产出控制。用绩效和计划预算取代原有的预算制度。计划预算是根据机构特定项目来进行资金分配, 员工也变成了计划预算的一部分。同时, 战略管理受到政府重视。这就意味着要明确组织使命并对其能否实现目标有所预期, 还要了解组织与环境相适应的程度, 组织在该环境中的优势与不足, 以及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些技术通过产出与资源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利用各种资源。
(6) 竞争引入。“新公共管理”主张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 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公共部门机构之间展开竞争, 提高公共物品及服务供给的效率。竞争机制的引入带来了公共部门服务的市场检验、优胜劣汰的局面。
(7) 以顾客为中心。“新公共管理”把社会公众视为政府的“顾客”, 认为公共组织应以“顾客满意”为宗旨。并且强调政府对顾客的有求必应;行政的可理解性与可接近程度;行政部门对顾客参与决策的公开程度是否存在补救措施, 而且, 整个经济效率须依赖于公共部门在提供商品及服务时如何对顾客需求作出反应。
(8) 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在看待公务员与政务官员关系的问题上, “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 强调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 不参与党派斗争, 不得以党派偏见影响决策等。“新公共管理”则认为, 鉴于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 公务员与政务官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 与其回避, 倒不如正视这种关系的存在。基于这种看法, “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部分高级公务员实行政治任命, 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在“新公共管理”者看来, 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不应截然分开。正视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的政治功能, 不仅能使公务员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 还能使他们以主动的精神设计公共政策, 使政策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其社会功能。这体现了“新公共管理”者重视激励、鼓励公民参与的价值取向。
尽管“新公共管理”在各国的运用已取得初步成效, 但随着实践的开展, 问题也随之出现, 批评者也越来越多。这些批评主要表现在:
首先, 关于“新公共管理”能否代表一种范式, 尚存在诸多争议, 因而在范式问题上有主张 (休斯) 、反对 (海德等) 和折衷 (罗森布鲁姆) 三种不同的观点。
其次, 人们批评其经济学基础, 认为适用于私营部门的经济学运用于公共部门的理由不充分。“新公共管理”滥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 是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 它忽视了政治过程和市场过程的本质区别。
再次, 公共部门管理不等同于私营部门。公共部门的“公共性”和内在多元价值的影响, 决定了私营部门原则如目标界定、战略规划、绩效衡量等难以在公共部门中运用。
此外, 市场化方案的民营化和合同外包并不必然高效率, 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 如造成管制难度增加, 成本提高等, 而且随着实施过程中混乱、欺诈等现象的出现, 又涉及如何维持责任和伦理等问题。
2 “新公共管理”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映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这种实践模式尽管远非完善 , 但在西方公共管理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 , 在实践中已经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 促进了西方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需求, 因而对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 , 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中国是发展中的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 有必要探讨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政府如何运用市场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 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等问题。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可以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1) 政府功能定位市场化要求理顺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关系。“新公共管理”理论以政府公共职能的重新厘定为基础, 重新界定了公共职能与市场机制的范围。即将政府职能限定为提供核心公共物品, 而市场参与提供混合公共物品, 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对整个社会的导向和服务的“掌舵”功能, 而具体的“划桨”职能则让市场完成。
(2) 改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新公共管理”背景下, 非政府组织以其遍及保健、教育、服务、环保等与民众休戚相关领域的特点而在公共物品供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此, 政府应放松对非政府组织严格管制, 要通过完善相应管理制度对其引导和保护, 以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自主管理和能动服务的积极作用。
(3) 压缩垂直式组织机构, 使组织结构由传统金字塔型向扁平型方向发展。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对组织结构进行重组和再造。通过信息网络技术设立网络“虚拟机构”可以有效缩减政府机构, 提高效率和加强整合与互动。在中央与地方机构关系上要合理划分。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的调整与改革, 应当是必要的集中和适当的分散辅之以各种配套保障机制和目标, 建立起一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对稳定而有弹性的动态平衡关系模式。
(4) 推行以绩效为中心的功绩制。通过设立严格的绩效标准对公务员进行绩效考核, 并把考核结果与工资、职务晋升、奖惩等利益直接挂钩, 从而建立起有效激励机制、竞争机制以提高工作效率。推行弹性人事制度, 以合同制为基础的聘用制度打破了公务员的永业原则, 这不但减轻了政府负担而且增加了公务员制度上的弹性。完善人事立法工作, 以法律形式对人事制度加以规范。要在原有《公务员暂行条例》基础上积极推动《公务员法》的出台, 逐步实现公务员竞争激励机制、自然更替机制、廉政勤政保障机制等的法定化和规范化, 从而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发展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
(5) 在政府管理中重视战略规划, 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 重视规则程序与重视结果、产出并举。当前, 战略规划在公共部门中已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约翰·布赖森指出, 战略规划是一系列步骤和方法。这些步骤与方法随着公共部门和非盈利部门的不同而变化, 它们是各种条件下公共部门和非盈利部门成功用以管理的工具。因此, 政府要本着对环境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制定宏观发展战略规划, 同时重视公共政策的制定, 从而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利的目标导向和政策支持。要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企业家政府”把政府当作负有责任的“企业家”, 公民则是其“顾客”。以“企业家精神”塑造政府, 要求政府以顾客为中心, 在角色上由“官僚者”转为“服务者”, 而在管理方式上由统治走向服务。为此, 政府应不断满足公民多元化的需求, 同时提供包括对扩大政治参与, 促进公平、民主、正义等方面的回应性。要重视规则程序与重视结果、产出并举。规则程序应以结果为导向, 从根本上应对产出和结果予以关注。应重视以绩效标准对产出进行控制, 关注高效率、强责任的结果实现, 从而建立高效的责任型政府。
最后,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需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绩效与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政治体制不能有效地保证健全的政治责任制度, 不能使政府保持一定的政治权威, 那么公共行政就有政治失控的危险。在一个缺乏政治权威和政治责任的体制里, 政府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质量是不能得到制度保证的。因此, 尽管政府机构改革的直接目标可以是改善行政绩效, 但也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要让行政人员认识到行政工作所负有的政治责任, 增强对政治的敏感性, 保持对政策的自觉响应性, 从而达到忠实地履行行政职责的目的。
摘要：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趋势是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 即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 “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的一次重大突破。这种实践模式尽管远非完善, 但在西方公共管理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 因而对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 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行政体制改革,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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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贺志军, 电子政务与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构建[J].求索, 2007, (05) .
新公共行政 篇10
一、提高认识是前提
行政文化是一种在更深的层次上以思想道德等文化因素为主要内容的管理理论, 它“研究的不是行政管理中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办法, 而是行政管理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回答的不是行政管理中某个具体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 而是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具有什么样的基本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重大精神因素;行政文化中的‘文化’, 不仅指知识修养, 而主要是指人们对知识的态度;不是人际关系, 而是人际关系中所体现的为人处世的哲学;不是社交活动, 也不是单纯指舒适优美的工作环境, 而是指对工作环境的感情, 等等。”行政文化实质上是以人为本, 从过去的重视物转而重视人, 即从依赖行政体制、制度、结构、程序等转而重视人的思想、价值、道德、情感、信仰等, “行政文化是从非计划、非理性的感情因素、精神因素出发来协调和控制人的行为, 既充分发挥每个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和创新精神, 又使他们的行为自觉地趋向一致, 构成上下团结协作的整体, 为实现共同的行政目标而尽职尽力。”因此, 在新公共管理浪潮的冲击下, 在构建社会主义行政文化的过程中, 我们要提高广大群众尤其是公务员队伍对行政文化的深刻认识, 从而使行政文化在行政管理的实践活动中更好的发挥指导作用。
二、理论研究是先导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活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某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该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对它的需要程度。中国现在正处于根本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如果说前二十多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那么21世纪前期必然将变革延伸到上层建筑,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 而现代行政文化的建构和行政理念的确立恰恰就是这种改革的先导。尤其是在西方公共行政理念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下, 我们更应该掀起行政文化理论的研究热潮, 使行政文化的理论能够与时俱进, 并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行政文化理论体系, 从而更好的发挥行政文化在行政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三、行政改革是关键
行政改革是行政发展史上的恒久课题, 是行政主体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迁而进行的自我调整、变革的过程。在我国, 行政改革就是以“四项基木原则”为指导思想, 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 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政府职能、政府机构、人事制度等进行改革和变革。而作为凝聚着行政管理核心价值的行政文化, 集中体现着行政理论的种种思想, 是行政理论的纲领, 贯穿于行政管理实践活动的始终, 因此它与行政改革必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 行政改革有效、平稳的开展, 必将加深行政文化的积累, 从而更好的在新公共管理浪潮对我国行政体制的冲击下完成行政文化的构建:另一方面, 新的行政文化的构建, 必然会更好的指导行政管理的实践活动, 从而保障行政改革的顺利开展。
四、制度创新是保证
制度是由社会中普遍适用的规范组成的, 代表着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价值取向, 规范着个人及组织的社会行为, 协调利益冲突, 保障个人、组织及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是社会的调节机制。制度一旦形成, 就具有稳定性。然而, 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导致原本适应社会的某项制度的有效性的丧失。因此, 社会易变而制度不易变, 形成了变革社会与稳定的制度之间的矛盾。这样, 社会要变革, 要发展, 必须对已有的制度进行必要的创新。制度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反映。制度创新促使人们转变观念, 树立新思想, 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制度创新通过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 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和迅速发展。制度创新直接推动社会的变革, 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它必将也会成为构建我国现代行政文化的重要保证。
五、思想教育是基础
行政文化实质上是从过去在行政管理上只重视物转而重视人, 是一种以思想道德等精神因素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的管理理论。行政文化主要还是解决管理中的老问题:即人的精神因素、人的积极性以及全面提高人的整体素质的问题。从行政文化的本质可看出, 行政文化的建设重点放在“人”这个基点上, 人的工作可用思想道德教育这个软手段, 运用训练、教育、诱导、启迪等办法来培养, 并通过形成行政人员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行为信仰等, 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文化素质, 从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 以推动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行政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从领导者抓起, 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责, 率先垂范。当前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很多是由领导者带头引起的, 上行下效, 顺理成章, 自古以来皆然。早在建国初期, 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治国就是治吏, 礼义廉耻, 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 国将不国。江泽民同志也强调, 领导者的政治意志、作风和行政道德的好坏, 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 是行政文化建设的突破口。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一定要重视学习教育。当前正处于知识更新加快, 科技发展迅猛, 信息成倍增长的时代, “终身教育”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现实。行政人员的整体素质直接影响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益, 行政组织要通过多种渠道, 采用多种形式, 运用多种手段和有力措施, 组织对各类行政人员进行政治理论、科学管理、岗位业务、文化知识等方面的培训, 支持和帮助他们到与自身工作相关的各类正规学校和教育组织中去继续深造, 切实提高行政人员的整体素质。
六、环境建设是条件
这里的环境主要是行政环境, 指直接或间接作用或影响行政管理主体及其活动过程、活动方式的外部要素的总和。这些外部要素, 既有物质的, 如经济发展水平、设备材料等;也有精神的, 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既有社会的, 如社区自治能力;也有自然的, 如河流山川、沙漠平原等。既有国内的, 也有国外的;既有有形的, 也有无形的, 等等。它们共同构成行政管理的外部要素、境况, 影响制约着行政管理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等, 并不断处于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行政环境的建设对行政管理管理实践活动的开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行政文化作为人类行政实践的产物, 又是行政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 它的建构必然要受到行政环境建设的影响与制约。
七、结束语
建构行政文化, 其关键是行政人员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改变, 而观念、意识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 它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它的变革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 我们在建构行政文化的时候, 应该循序渐进, 不可一跳而就。
参考文献
[1]、吕元礼.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新公共行政 篇11
摘要：行政生态学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门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的交叉性学科，自创立以来对世界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行政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开始阐述，从行政生态学的新视角来分析中国的行政环境现状，试图探寻我国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的启示。
关键词：行政生态学 公共行政 行政改革
1 行政生态学基本理论阐述
最早将行政学与生态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的高斯教授，他在1947年发表《政府的生态学》一书中，提出政府组织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必须要考虑行政生态环境。而真正让行政生态学成为一门学科并且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是美国著名的行政学家里格斯。他在1957年发表的《农业型与工业型行政模式》与1961年发表的《行政生态学》被评为行政生态学理论的典范。他的主要贡献是利用比较，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问题。按照里格斯的观点，行政生态学应该是：“研究自然与人类文化环境与公共政策运行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形的”学科[1]。他研究美国的公共行政主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国所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是否会影响到该国的公共行政以及会如何塑造该国的公共行政模式；第二个问题是一国的公共行政模式形成后又会如何反作用于该国的社会文化，这就是“行政生态学”。
下面从三个方面阐述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的具体内容：
首先，影响各国行政生态的要素。里格斯在对美国行政管理研究的过程中总结了会影响到公共行政的五个关键因素，被称之为行政组织赖以生存的“行政环境”。行政管理涉及的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是经济、社会、沟通网络、符号体系和政治制度，这五个方面的行政环境要素都对公共行政都有重要影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要素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是居于首位的，经济结构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都会深刻影响行政模式。在里格斯的研究中，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的各大利益群体及社区也对政府和公共行政有着重要影响。网络沟通在信息化时代到来后也显得愈来愈有影响力，这包括社会舆论的力量，公众使用和理解语言的能力和公众的整体文化水平。符号系统实际上则是关于政治意识层面的问题，政治与行政本就联系紧密，一国的政治结构直接影响该国的行政管理。这五种要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国家的行政生态环境。
其次，三种社会形态和三种行政模式。在里格斯的研究当中，人类历史上共存在过三种基本的社会形态，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行政生态环境，而每一种行政生态环境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行政模式。第一种是传统农业社会，融合型行政模式与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此时以农业生产力为经济基础，土地的分配与管理是政府的最重要事务，官僚的职位重于行政政策，政治与行政不分。第二种是现代工业社会，衍射型行政模式与现代工业化社会相适应。现代工业化社会政府职能明确，各行政机构分工精细，各司其职，讲求行政效率与科学性，行政的主要问题是谋求专业化基础上的协调与统一。界于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之间的是第三种，里格斯称之为过渡型社会，棱柱型行政模式与过渡社会相适应，这种社会形态有着独特的生态特色，高度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
最后，重点讲解过渡型社会的行政生态问题。发展中国家处于过渡型社会，战后西方国家试图让发展中国家效仿西方的行政制度，均宣告失败，于是开始对发展中国家行政生态进行研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转型期或过渡期，一切都处在“失范（注释为：‘一种准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2]状态。旧文化被西方思想和文化打破甚至颠覆，新文化没有真正的形成，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出现了严重不协调，引发很多重大的社会难题。里格斯认为过渡型社会中，存在三个重要特征：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
高度异质性。所谓异质性就是指一个社会在同一时间里，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制度、行为与观点，而多元社会、多元经济、多元价值导致公共行政的多元性[3]。不协调、不完善、不彻底是此时社会的变革的突出表现。重叠性。过渡型社会中行政机构的重叠现象严重存在，即行政机构不一定产生其应当功能，行政行为往往受非行政标准所主宰，而非由行政标准决定。形式主义。在过渡社会形态中，虽然各种法律制度都在不断的完善，但是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和法令往往不能付诸实施，形同虚设，徒有虚名，传统的思想和理念仍具有很大影响力。
2 行政生态学视阈下中国行政环境分析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环境是事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那么行政环境自然是行政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因此，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模式要和行政生态环境保持一致。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我国处在典型的过渡期，行政环境中的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的表现则尤为突出。
首先，我国行政生态环境的高度异质性。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仅有三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在基础差底子薄的情况下，要接受新思想新理念的同时摒弃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要摆脱计划经济的干扰迅速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并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要迅速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及其民主意识，使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从社会一般发展规律来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经济运行机制来看，特色的市场经济已经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但是市场化程度还不高，经济体制改革依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从行政技术上来看，中国政府在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由于行政层级过多，导致的行政不力、腐败现象屡禁不止。
其次，我国行政机构的重叠性。以上介绍的中国行政生态环境的异质性，决定当前我国政府必须承担大量的社会职能。众所周知，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所谓的“大政府”对一切的行政事务大包大揽，机构迅速膨胀。尽管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数次的机构改革，但老是进入“膨胀-精简”与“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政府部门较多，职能不清楚。行政审批的环节众多，机构重复建设严重，行政效率低下。
最后，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的形式主义。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决定，大众的“人治”[4]思想和“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法治观念薄弱。再加上改革开放后近年来的拜金主义盛行，个人私利至上思想的影响，行政人员无视法律、知法犯法，于是出现权钱交易，寻租成风。法律只是一个口号性的东西而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普遍存在。
3 行政生态理论对我国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的启示
3.1 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按照行政生态学理论，我们应该由过渡型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而与现代工业社会相匹配的衍射型行政模式要求，市场经济应该是社会经济的基础。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而不是由国家所引导。这事关行政权力的界定，政府应该是“掌舵者”的而不是“划桨者”，在必要的时候实施宏观调控不可或缺，但是不要出现直接干预微观主体的行为。要想成功地让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政府必须避免依赖于严厉的行政调控手段。政府部门能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真正的转变政府职能，是我国经济和社会是否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以，将行政权力关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笼子里，避免不必要的政府干预，“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才能有效防止政府机构膨胀及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才能使市场竞争充分有序发展，保证市场机制有效运转。
3.2 消除公共行政中的形式主义
根据行政生态学的观点，形式主义是指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和法令不能付诸实施，形同虚设，徒有虚名。宪法、法律、条例所产生的效果之间，组织、统计资料与政府和社会的实际、事实之间存在的差异的程度[5]。另外在我们国家，官员或部门通过做一系列表面工夫，而这些工作仅仅为了得到上级赞许，从而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也被认为是形式主义。我国目前处于典型的社会发展过渡期，公共行政同时受到新制度和旧传统观念的影响，具有较高的形式主义。这要求我们在下一步的深化改革中，将完整的科层制政府理念深入到每一位政府人员的实际行动上，要求公务人员真正做到“职业化”；在权力的实现上，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疏通和拓宽人民参与管理社会的公共事务的渠道，把权力真正的归还给人民。提高公务人员的素质的同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实现法治达到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统一，杜绝形式主义，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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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行政 篇12
从任何程度上说，自从1949年以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中，行政管理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虽然传统的官僚制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随着经济的现代化，明显地需要使公共部门现代化。由于传统模式下的公务员难以采用新公共管理的方法，从而可能产生责任问题和某些道德问题。许多国家中，目前己经发生的理论上的重大变化，不仅对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有重要影响，而且对政府、官僚制组织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也有实质性的影响。这些观念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中国所发生的变化需要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和新的典范。
一、加强政府的治理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正在经历这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政府职能就是政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公共领域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功能，它回答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应如何改进。
在经济转轨时期，各级政府普遍遇到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所提出的“诺思悖论”：一方面政府要放权于企业、放权于市场、放权于社会;另一方面政府还要承担起培育市场主体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任务。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社会自主化管理，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都要政府的支持和扶植。现阶段我们仍然存在比如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不够规范;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仍然很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仍未形成;存在不少与市场相悖、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未能很好发挥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国当前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进一步调整组织结构，加强和统一宏观调控部门，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流通管理体制和金融监管体制，强化市场监管的力度的改革上。通过这样的措施，可以进一步重新构建政府新的职能体系，明晰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责任关系。使政府得以充分发挥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领导和治理作用。
二、管理方式和手段不断改进，提商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管理的成本意识淡薄，庞大的财政支出不仅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妨碍了政府行政效率的提离。在我国现阶段政府行政中职能交叉重处，机构膝肿、人浮于事。部门权力化，权力利益化;公车费用执升，各级政府中人员工资、交通费用已占财政收入很大比例。本次人大代表提案中列举到:社会车辆每万公里成本8215元，而党政机关则高达数万元，出租车工作效率为公车五倍，可运输成本仅为公务车13.5%;考察招待费用骤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总不断下降的同时，其中的行政支出却不断上升。行政管理支出增长速度大大快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以往的机构改革，从机构数上看确实是大减，但从财政供养人的数上看并没有大的减少，从政府机关“精简掉的人员”只是转移到了事业编制的单位，仍然吃财政饭;如果从行政支出看，不仅没有压缩反而与日俱增。这些现象都导致我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因此降低行政成本的问题，己经到了非痛下决心解决不可的时候，否则，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改革将会变得毫无意义。
三、依法理顺中央和地方规范的职能权限
依法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的职权权限，包括中央政府的专有权、地方政府的专有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共有权、禁止中央政府行使的权力，使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有法可依。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属于中央职能范围的事务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属于地方政府职能范围的事务由地方政府自主管理;处理好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十六大提出必须按照既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统一，又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依法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权限，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新思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及相互关系应当由宪法加以规定。由于宪法的规定较为原则，因此有必要通过制定有关的权力分配法予以明确。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向地方分权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而且，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及相互关系都以法律加以规定，从而排除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随意性、无约束力等弊病。用法律来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各自的权限并加以制衡是十分必要的。
四、大力推进以事业单位为代表的管理体制改革
全面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是今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多年来，事业单位作为政府社会职能的重要补充，积聚了大量优秀人才和社会资源，中国7096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都集中在由政府出资举办的各类事业单位，其各项事业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96以上。西方国家没有像中国事业单位一类的机构，但在中国，事业单位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为政府和企业分担了巨大的社会负担，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政事分开的核心是减少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下放权力，让事业单位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不再成为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应从总体上收缩事业单位的规模。在对现有事业单位进行清理、甄别的基础上，能够撤消的，在做好相关善后工作的基础上坚决撤消，其他的应视具体情况转为政府部门、企业或市场中介机构。将承担部分行政管理职能或者行政执行职能的事业单位，改组为行政执行机构。政府对事业单位从直接管理转向宏观指导、监管职能后，必须依法规范监管行为和授权行为，减少干预的随意性。尤其要禁止把政府精简机构分流人员的负担强加给事业单位。在未来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中，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满足公共服务需要、科学合理、精简高效的现代事业组织体系。”中国事业单位的改革已着手展开，但这项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风险性较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制定改革措施时要兼顾各个方面的利益要求，体现过渡性，同时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做好必要的保障工作，把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承受度有机结合起来，平稳有序地推进中国事业单位的改革。
五、结论
本文首先介绍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概念，然后就我国在行政管理改革中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政府治理作用、构建新职能体系，管理方式和手段不断改进，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依法理顺中央和地方规范的职能权限、大力推进以事业单位为代表的管理体制改革等四点措施。在公共管理改革的世界性潮流中，在中国转型时期大变革的背景下，探索了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模式。
参考文献
[1]Manning, N., Improving the public service[M].London: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