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与行政法

公共选择理论与行政法（通用10篇）

公共选择理论与行政法 篇1

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 或者说是对政府决策过程的经济分析。公共选择理论涉及立宪、立法、行政与司法等政治过程的各个方面, 主要研究集体决策或政治决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构, 重点是研究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 从中探索政治经济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公共物品大都是由政府来负责生产和组织供给的, 而且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公共财政通常是国家利益、民众利益的最直接代表, 具有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那么公共财政是个公共物品, 是同时供大众消费的。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我国的公共财政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市场经济国家现行政治决策机制, 包括财政体制的形成机制和运行特点, 从而使我国的政府财政活动尽快地纳入公共选择过程, 这也是建立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必然要求[1]。

一、公共选择理论及财政渊源

㈠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形成的。英国北威尔士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邓肯·布莱克被尊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 他于1948年发表的《论集体决策原理》一文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领袖人物当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因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建树, 尤其是提出并论证了经济学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和宪法基础而获得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该年度的颁奖公告中指出:布坎南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相互交易中各自获益的概念应用于政治决策领域, 他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 有助于解释政府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2]。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 一个是经济市场, 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 (需求者) 和厂商 (供给者) , 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 (需求者) 和政治家、官员 (供给者) 。在政治市场上, 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

㈡财政渊源

公共选择理论最初产生于公共财政理论, 财政理论是公共选择的理论之源。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 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 而不是单个的个人行为。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 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 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其它分支区别开来, 后者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 (如消费者、生产者) 的活动, 前者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 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西方早期的公共选择思想大都来源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19世纪末,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运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决定公共活动的结构, 这种分析内容构成公共财政理论的一部分。例如, 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 (Knut Wi cksel l) 认为, 传统的公共财政理论割裂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联系, 在他的政治的一致性原则中, 他认为:“如果一项公共支出要是被批准的话。一般地, 它必定含有这样的假定, 即这种支出准备用于一种对全社会有益的活动, 并且所有社会成员都无一例外地这样认为。”布坎南曾经在一篇题为《公共选择与财政理论》的论文中追述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过程时说:“毫不奇怪,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都是一些受过欧洲财政理论传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当然, 当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个学派在20世纪逐渐形成后, 它已经脱离单纯的财政领域, 广泛的运用于解决财政以外的诸多问题。布坎南说:“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拜读了维克塞尔的书, 接着开始对意大利学者的著作进行了研究。这使得我的注意力从正统的财政学问题逐渐转移到了分析政治决策机构, 研究宪法规则上。”

二、公共财政的公共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配置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政府财政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配置社会公共财政资源, 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必须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社会福利是整个社会个人效用的总和, 社会每个人对私人产品的效用可以通过市场揭示出来, 但是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在消费的过程中, 人们往往隐瞒自己的偏好, 试图“搭便车”, 从而难以通过市场揭示出来。要提高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效率, 必须揭示社会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欲望和偏好, 但是个人的偏好往往会因为个人的利益环境条件, 表达出来的不是个人真实的偏好和欲望。我们可以用布坎南教授介绍自己的贡献时说的例子来做一个说明。一幢公寓大楼里, 住着许多住户。大楼的外墙需要粉刷, 一群户主得决定到底给外墙漆上什么颜色。合理的办法是投票选择:哪种颜色得票最多, 大楼外墙就漆什么颜色。这时候, 许多人凭直觉认为, 通过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 得出来的结果, 一定体现了大部分人的意愿。布坎南的不同就在于他说“不”。理由是:假如有个住户最喜欢的是“粉红色”, 但他也知道喜欢“粉红色”的人少, “粉红色”一定不能胜出。最有可能被选中的是“黄色”和“蓝色”, 而这个住户极其憎恶“蓝色”。于是, 他并不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投“粉红色”, 而是出于对投票结果的预期投了“黄色”。布坎南故事的含义是, 当人们参与公共选择的时候, 他们不是选择自己“最喜欢”什么, 而是选择自己“最不喜欢”什么。因此, 当看到公共选择的结果时, 比如说庞大的赤字, 高昂的关税等, 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说这些政策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意愿, 而只能说这是“公共选择”的次优结果[3]。

经济学分支的财政学与政治学结合在一起的财政问题是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单纯的经济角度考虑, 传统的经济学已经解决了公共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问题, 然而, 公共财政如何实现公共产品的提供, 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序提供, 提供怎样的数量和结构?同时, 政府官员也是“理性人”, 在行政官僚和社会民众目标函数并不一致的情况下, 怎样保证公共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不输出政府自身的偏好?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都要借助公共选择的分析工具[4]。从另一个方面讲, 公共选择所做出的决策内容大都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有关。从现实的角度讲, 公共产品的财政供给问题由社会公众通过公共选择来民主决策, 其效率要高于少数政府官员的单边决策。因此, 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不仅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 更是公共选择的财政。二是从财政管理的角度分析, 财政部门本身也属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 因此政府失灵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各级财政管理活动中。在相关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财政管理主体可以通过这种垄断的权力取得内部利益集团的相关利益, 这种利益即可以表现为财政管理机关的部门利益, 也可以表现为财政管理机关的内部利益 (如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利益博弈) 。社会民众与政府财政的关系类似于一个股份公司, 民众是广大股东, 议会是董事会, 政府财政是经理。股东对经理实行激励与约束机制, 促使经理与股东的目标函数一致。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委托的链条太长, 以及激励约束不够等原因, 经理在经营过程中也会违背民众的意愿, 实现自身的利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除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之外,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引入公共选择机制, 建立民主的、有良好监督的公共财政, 即实现财政管理的公共化。

三、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公共财政建设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市场这种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言, 中国与西方国家是一样的, 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财政体制和模式也有共同的地方。因此, 借鉴公共选择理论, 完善我国的财政管理和财政决策机制, 逐步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框架是理论和现实的客观要求。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看, 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引入公共选择理论的某些作用机制将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起关键作用。

㈠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 完善监督机制, 加强党对政府官员权力的监督

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着眼点的公共财政, 带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 其一举一动都要牵涉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同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 在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 人民群众对财政收支活动的监督意识将逐渐增强。要通过公共选择机制使财政收支运作纳入法制化, 财政收支决策科学化, 财政资金使用透明化, 最终使财政活动效率化。目前, 尽管宪法赋予了人民代表大会在财政活动上的根本权限, 但除了相关税法和财政立法工作之外, 日常的、例行性的对财政决策的监督活动相对缺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社会公众对财政资金的有效监督存在一个基本前提, 那就是所有政府资金纳入预算管理。而我国目前有相当部分的财政性资金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 这使得公众对财政活动的监督大打折扣。二是目前的预算法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对预算失误没有作任何追究与处罚的规定。从资金的审批、拨付到使用, 任何人不需承担法律责任, 这就造成了部门敢开口, 有权力的敢批, 拿到钱的敢用[4]。三是预算的透明度不高, 预算报告不够细化。改革公共财政支出体制, 进一步界定财政资金供给范围, 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 使财政资金的支出更透明、公开。

㈡转变政府职能, 缩小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范围, 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财政管理机关内部的约束机制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措施如颁发许可证、授权书、特许经营证等, 可能同时也为寻租创造了条件。政府虽获取了一定的租金, 但是却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5]。政府应转变职能, 改革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 从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 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 即市场来调节。我国政府机关, 包括财政管理机关在从事公共经济活动时, 存在着大量的不规范和无约束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整治、约束、规范财政管理机关自身的行为入手, 有些也必须牵涉到政治程序和具体财政制度的改革, 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对财政管理部门行政人员政绩考核标准的改革和完善。在承认其人员存在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应当通过建立相应的财政问题集体决策的制度、专家咨询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来规范、约束、监督其行政行为, 从而使财政管理活动合理、合法、程序完备。因此, 形成对政治权力运作的根本约束限制机制及其相关的政治制度与程序, 是确保财政运作符合市场根本要求的关键所在。

四、结束语

财政是政府经济活动, 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 也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公共选择理论观点已成为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大量应用于公共财政活动分析, 以提高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的公共财政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招顺, 汪翔.公共选择理论与赤字问题[J].世界经济研究, 1993, ⑴.

[2]郭小聪.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薛兆丰.公共选择与财政赤字[J].互联网周刊, 2004, (23) .

[4]陈旭东.公共选择理论与中国公共财政[J].理论学刊, 2005, ⑺.

[5]段平方.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公共财政建设[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⑹.

公共选择理论与行政法 篇2

1：在西方，最早提出行政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2：公共行政的首要特点是它的（公共性）。

3：中国公共行政的最大特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4：称之为“人事管理之父“和行为科学的先驱者的是（欧文）。5：发表了公共行政学的开山之作“行政之研究”的是（威尔逊）。

6：伍德罗.威尔逊在《政治科学季刊》上发表了公共行政学的开山之作(行政之研究),它标志

着公共行政学的产生。

7：德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宗教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官僚制理论），39：我国由人民代表投票选举产生政府领导者的制度属于（选任制）。

40：由立法机关或其他任免机关经过考察而直接任命产生行政领导者的制度是（委任制）。41：国务院常务会议任命各部委领导者的副职，直属机关和办事机关的正、副职领导者的制度

均属于（委任制）。

42：中央一些部委和一些省市公开招考司、局、厅级和处级领导者的制度属于（考任制）。43：下列不属于行政领导权力的来源的是（决策权力）。

44：忠于政府，维护政府的声誉，忠于职守是（行政道德）的核心内容。

45：现代意义上第一个独立的、职能化的人事行政机关是（英国）于1855年成立的文官委员

会。

因而被称之为“组织理论之父”。

8：20世纪30年代，古立克把管理职能概括为（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预

算）。

9：1926年怀特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大学公共行政学教科书：（行政学导论）。

10：我国最早提出学习行政学的是（梁启超），他于1876的在《论译书》中提出“我国公卿

要学习行政学”。

11：我国第一部行政学著作是（行政学的理论与实际）。

12：提出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和监察五权分立思想的是（孙中山）。

13：1926年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大学公共行政学教科收《行政学导论》，它的作者是（怀特）。14：我国第一部行政学著作《行政学的理论与实际》的作者是（张金鉴）。15：公共行政坏境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各种公共行政坏境之间的差异性上。16：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高斯）最先提出对公共行政坏境问题进行研究。

17：公共行政生态学的代表作《公共行政生态学》于1961的发表，该书的作者是（里格斯）。18：融合型的公共行政模式存在于（农业社会）。19：衍射型的公共行政模式存在于（工业社会）。

20：里格斯认为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期间的一种公共行政模式是（棱柱型）。21：按照里格斯的划分，棱柱型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期间的公共行政模式）。22：高斯发表于1936年，提出了公共行政和公共行政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予以研究的行政

学论著是（美国社公与公共行政）

23：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政府职能）。

24：政府为公众服务的服务性特点首先表现在其（非赢利性）。

25：我国于1998年又进行了机构改革，改革后的国务院原来40个部门减为（29）。26：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也就是“夜警察”的角色的时期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27：政府由“守夜人”变成社会主宰者的时期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28：行政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上述三者，即ABC）。29：行政体制的带后性是由其（稳定性）

演变而来的。

30：内阁制，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后来为许多西方国家所采用。

31：总统制，起源于18世纪末期的（美国），是以总统既为国家元首，又为政府首脑的中央

政府组织形式。

32：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一种中央政府体制是（半总统制）。33：委员会制又称合议制，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瑞士）。34：英国地方政府形式是最典型的（自治体地方政府）体制。35：典型的行政体地方政府是（德国）的地方政府。

36：对于一般的省、市、县、乡而言，实行民族自治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就是

（特殊型）的行政区。

37：回归后的香港行政区和澳门行政区属于（特殊型）的行政区。

38：构成公共组织结构的基本要素是（行政职位），它是公共行组织结构的支撑点和联络点。

45：美国的文官委员会、日本的人事院等机构属于（部外制）类型。

46：部外制是（美）国用法律制度把政党制度排除在政府之外而产生的一种人事行政机构。47：人事行政机关实行党统一领导制的国家有（英国）。48：人事行政机关实行党统一领导制的国家有（中国）。

49：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它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而始于（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后的文官制度。

50：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文官制度的国家是（英）国。

51：职位分类最早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后被许多国家所效仿。5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正式施行于（2006年1月1日）

53：为了解决在实施决策的过程中出现的而一时又难以查清原因的问题的决策方案，称为（临

时方案）。

54：为了弥补或完善决策而制定的决策方案，称为（追踪方案）。

55：为了实现目标而制定的方案，称为（积极方案），这是构思和设计的主要方案。56：行政决策体制的核心是（领导决策系统）。57：行政执行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

58：整个行政执行过程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最为关键的阶段是（实施阶段）。59：行政控制过程的最后环节，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是（纠正偏差）。60：平行沟通是一种同级部门或同事之间的信息沟通，亦称（横向沟通）。

61：（平行）沟通不宜采用命令或指示的沟通形式，而只能通过协商、合作的办法。62：行政评估准备阶段，评估工作的第一步是（确定评估对象）。63：非执政党和非国家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称为（社会监督）。

64：事中监督是指对监督对象在执行法律或实施决策、计划过程中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的监督检

查，也叫（跟踪监督）。

65：批准是一种约束力较强的（事先）监督方式，其内容包括：要求监督对象报送审批材料、审杳和批准“含不批准”三个基本步骤。

66：对监督对象未构成犯罪，公构成违反政纪的案件，由（行政监察机关）调查处理。67：对监督对象构成犯罪的案件，由（检察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68：对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案件，需要给予处分的，由（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

行政监察机关）给予处分。

69：对涉及非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国家公务员的案件，需要给予处分的，则只由（行政监察机关）

给予政纪处分。

70：对涉及国家行政机关以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案件，需要给予处分的，则只由（党的纪律

检查机关）给予党纪处分。

71：国家预算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预算）。72：税收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税法）。

7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正式生效的日期是（2003年1月1日）。74：据考，“法治”一词是古希腊人（毕达哥拉斯）最早提出的。

75：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和规章应当在公布后的（30）天内报有关部门备案。

76：目标管理方法是（德鲁克）于20世纪50年代，应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人际关系理论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管理方法。

浅析公共选择理论 篇3

关键词：公共选择；空间理论；选举政治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061-02

正如梅尔文·希尼克和迈克尔·芒格在本书前言中所说，“古希腊时代的政治一词必然与公民如何参与他所在的‘城邦或城市的管理有关。这个希腊词总是涉及政府决策的过程以及这些决策的质量。”[1]因此，在今天生活的世界中，“政治是关于多数人的意愿”或者“多数等同于道德”等看法是需要反思的。作者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中一些基本的理论或模型进行了细致的解析，试图引导大家对关于政治的某些特定理论作出更深入的思考，对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及其局限做出中肯的评价。

一、背景知识——公共选择理论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公共选择理论作为当代西方经济思潮中独树一帜的一个理论流派，第一次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分析非市场的政治问题，即一国的政府行为以及相关的政治行为，主要的议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选举规则、选民行为、国家理论、党派政治及官僚体制等等。但是，公共选择理论采用的研究方法却来源于经济学，采取了三个基本的前提假定：一是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二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三是政治的可交易性。

公共选择理论早期的研究重点普遍集中在直接民主中的公共选择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两位开创性的学者：阿罗（Arrow Kenneth）和布莱克（Black）。此后公共选择理论在直接民主领域所作的相关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阿罗和布莱克这两位学者之前的研究展开的[2]。阿罗社会选择理论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基础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同布莱克一样，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贵族学者孔多塞（deCondorcet）对“投票悖论”的研究，以及博尔达（deBorda）、查尔斯·道奇森（Dodgson）等人对投票程序的研究；第二，柏格森（Bergson）和萨缪尔森（Samuelson）等学者对于社会福利函数的论述。阿罗的最大理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十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主要讨论了加总个人偏好是如何使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或者如何满足那些规范标准的问题，也就是讨论了在单个选民偏好是已知的情况下应该选择何样的社会状态，以及研究了给定的政治偏好在不同的选举规则下应该选择何种结果这一问题[3]。布莱克的研究贡献则在于他对于直接民主中投票问题的研究，他对不同的投票规则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讨论，并在孔多塞和道奇森等学者对多数票规则可能产生循环的学理论述的基础上对于此循环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最终证明了著名的“中位数投票人定理”（又称为“布莱克定理”），即：当投票人的政治偏好为单峰状态时，多数票规则往往会产生出一个均衡结果，而且该均衡结果是中位数投票人的偏好[4]。

现代民主社会大多都实行代议制民主已然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公共选择理论要想进一步发展就有必要对代议制民主中的公共选择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首次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建立了代议制民主政府的分析模型，并进一步界定了政党的动机和选民理性。他提出“政党是为了赢得选举从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才去赢得选举”[5]，进而建立了政党竞争的基本模型—投票的空间理论。

二、政治学的解析与空间模型

正如作者所言，“解析是将一个复杂的整体分解或拆解为多个不同的局部。解析不仅帮助我们理清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亦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体的本质。”[6]因此由于政治现象的扑朔迷离，我们更有必要将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分解为更容易为人掌控的不同部分，将模型运用于这些组成部分，并考察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以帮助我们理解政治现象。“数学模型的优势就在于其对假定阐述的清晰，但如果假定本身似是而非，那么清晰就只是一个优势而已。”而解析政治学的目标即是要区分不同情况，在何种情况下这些原理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或是依赖于模型之外的其他变量而有条件正确的。

空间竞争是关于政治选择的一个简单的但在直观上很有现实可能的模型。政策立场可以被视为“空间”中的某些有意义的点。每一项议题都与空间中的一维相关联，而“维”则是不同议题的一个有序集合[6]。其主要假定是：候选人或政党空间模型上结合了空间模型的规范理论：为分析实际政治完整的分析框架，审查并检验观念。

空间理论将政治学的分析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

第一，选民的选择：每一个选民根据其对政府应该有何作为的理想概念选择“距离”最近的候选人或政策。

第二，政府政策平台的选择：政党知道选民如何选择，力图提出能够吸引绝大多数选票的政策主张（或选择候选人）。

第三，选择结果的质量：在某些情况下，政党（两党制）或政府的联盟（多党制或议会制）会向选民分布的中心靠拢。反之，可能偏离这个中心，趋向某个极端。无论哪种情况，空间理论都详细描述了导致变革的一系列因果联系。

三、思考与评介

对于政治领域中的投票行为研究，从安东尼·唐斯开始的理性选择理论家一直将其作为集体行动的问题加以探讨。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中一共存在两个变量之间的博弈：一方面是与公共利益或个体利益相关的投票参与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投票参与有可能带来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虽然大多数公民可能十分关心哪个政党会在选举中获胜，但处在国家大选这样大规模的民主投票中，每个公民也都能预期到这样一点，那就是自己手中的选票处在数千万计选票中确实是微不足道的，换句话说，个人往往并不具有影响选举结果的能力。处于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体的公民难免会疑惑自己付出时间和精力去投票站投票的必要性。个体基于对“收益——成本”的分析，似乎并不会为了像民主这样的集体性事业而积极地参与投票。应该说，从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定出发进行论证，以上这种投票悖论似乎是理性选择理论带来的必然结果。然而，理性选择理论却面临着一个双重的考验，一方面，从经验性的角度考虑，理性选择理论似乎并不能解释参与美国大选的那另一半选民，他们在同样面对投票悖论的情况下，为什么最终就参与了投票呢；另一方面，从价值选择的层面上考虑，不存在任何反民主的理性选择论者，他们也不愿意得出普遍的“投票冷漠”现象。因此，如果理性选择理论想要在投票现象中获得其强大的解释力，要么就如布坎南和哈丁等理性选择理论家所主张的那样，干脆把投票行为当作是理性选择理论所不能有效解释的现象，要么就只有拓展或完善其中的某些理论主张。

社会选择理论以严密的模型建构、高度抽象的数学推理就社会选择的规则或过程提出了诸多反直觉的结论。不过颇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社会选择理论提供了诸多极富启发性意义的发现，其影响却长期局限于较小的范围内，特别是与政治学领域基本上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就社会选择理论揭示出传统政治理论所无法洞见的投票规则的深层运作逻辑而言，这一局面尤其令少数深谙该理论之重要价值的学者扼腕。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局面，其主要原因在于，绝大多数身处社会选择理论领域的学者都倾向于用大量的数学符号、公式和图表来进行推演，并满足于在少数有同样旨趣的“模型建构爱好者”之间相互交流彼此的“技术成果”，但是却从不试图就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民主理论究竟有何种意义进行阐释。这就使得主流的政治学界无法理解甚至是知晓社会选择理论之于政治学的潜在理论贡献。

赖克试图从政治学的角度系统性地对社会选择理论的诸多技术性发现之于民主理论的意义进行独特的阐释。自此以后，社会选择理论对主流政治学界产生了真正重要的影响。社会选择理论甚至被视为主导当今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的两大流派之一[7]。赖克所说的投票随意性问题，是指同样的偏好序列集在不同的投票规则下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赖克为此构建了多种情境来说明这一问题。赖克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投票规则可以同时满足一系列的公平性条件，而且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评判这些规则的优劣，也就是无法证明何种规则真实、公平地聚合了人们的偏好，所以当我们面临不同规则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这一随意性问题时，我们也无法判定何种规则下的结果才是最应该接受的结果。在赖克看来，随意性问题主要是让我们对投票结果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也就是我们无法确知何种结果才是最具正当性的，而民主的不稳定性问题却让我们怀疑这些结果本身的意义，即我们甚至不能确知这些结果本身到底意指什么。简言之，民主的不稳定性是指，即使是同样的偏好序列在同一种规则下也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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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lack Duncan.On the Rationale of Group Decision Making[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48，（56）：23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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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梅尔文·希尼克，迈克尔·芒格.解析政治学[M]. 上海：译林出版社，2009.

公共选择理论与公共企业民营化 篇4

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眼光考察政治生活领域的事件。是“经济学家对政治学的渗透”。在公共选择理论之前, 经济学家假设政治活动或政治领域完全按另一套运行规则, 由于这些活动是非生产性的和明显不以赢利为目的, 所有的决策是属于非市场决策。该观点忽略了研究有意识的公益的形成过程, 忽略了研究政治决策规则中的内在的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学放任自由的观点, 提出市场可能失灵的断言在战后“广泛地被认为是为政治和政府干预作辩护的证据。”因此, 西方国家政府从弥补市场缺陷的理由出发, 扩展经济和社会职能, 采取了一系列行为来干预或调节市场, 并通过大举兴办公共企业等手段加大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应。

“公共选择” (Public Choice) 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公共选择理论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等人创立的一种新公共经济理论, 其宗旨是要把市场制度中的人类行为与政治制度中的政府行为纳入同一分析的轨道, 即经济人模式, 从而修正传统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20世纪60年代以布坎南等人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创办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心”。1969年, 布坎南和图洛克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办起“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新的中心侧重于对政治过程的理解, 以此加强对市场过程理解。使他们更明确的是, 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以布坎南等学者提出:“把用以调查市场经济之缺陷和过失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 ”对以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凯恩斯主义宣扬的“政府神话”作了淋漓尽致的批判, 又提出了与市场失灵一样, 政府也会失灵, 并且认为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有:公共政策失误、政府成长、官僚机构的低效率和寻租行为。

基于对凯恩斯主义信徒政府可以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这一理论的批判, 公共选择学者尤其对官僚机构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做出了精辟分析。第一, 公共选择理论对国家或者政府行为表现出一种“忧郁”的心情。传统的政治学家认为, 政治家和官僚会为了公众利益而工作, 政府失败只是偶然的操作失误, 可以由政府自身加以纠正。而公共选择理论打破了这一理论, 认为政府失败不可避免, 为了政府失败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公共选择的参与者所能够做到的是尽量完善决策过程, 加强对决策者的监督, 加大约束力度。

2、公共选择理论与公共企业民营化的关系

公共选择理论与公共企业改革之间的关系, 公共选择学者认为, 应改善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效率。有的学者认为, 在政府内部建立两个以上竞争性机构提供相同公共物品, 从而打破公共物品生产的垄断, 在政府之间则引入私人承包商以实现公共物品生产的多元竞争;也有的学者提出, 对政府的税收和支出加以限制, 使其保持在一定比例以内;还有的提出, 通过官员可以分享成本节余等方式建立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和使其树立利润观念;等等。这些观点具有创新和符合实际的环境, 以至直接推动了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经济学观点的基本延展, 新公共管理明显地与理性主义观点相联系……它尤其与公共选择理论有联系”。因此, 新公共管理成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活体, 公共选择理论不仅被公共管理理论所吸纳, 而且在实践上演化出一系列相关的具体措施。公共企业民营化 (Privatization) 即是其中最核心关注的问题。萨瓦斯所言:“民营化不仅是一个管理工具, 更是一个社会治理的基本战略。它根植于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哲学或社会信念, 即政府自身和政府在自由健康社会中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的适当角色。民营化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更好的政府, 更美好的社会。”民营化的实质是要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就西方各个国家所实施的做法来看, 公共企业民营化这一行为更为流行, 如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日本等国家基本上都实施了公共企业民营化运动。其中英国最为典型。撒切尔夫人执政11年中, 政府出售了4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在他任期结束时, 国有工业部门已经减少了60%。同时, 放松管制也是各国民营化的重要形式, 合同转包方式和使用者付费机制也同样被广泛使用。

公共企业民营化的总体效果怎么样?我们是无法一概而论。但是仍然有足够的证据来表明, 只要实施得当, 民营化能大大改善绩效, 不管是合同外包形式, 还是出售的形式, 效率的提高和效益增进已成定律。同时, 民营化还减缩了政府开支减少了政府对企业的不当干预甚至寻租腐败行为。

3、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公共企业民营化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关于政府供给公共物品低效率的判断, 进而被公共管理理论所吸纳, 对我国公共企业改革无疑具有重要启示。实际上, 民营化在我国政府决策中, 已被作为公共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途径而采纳。如“在传统自然垄断放松规制、分拆;天津、南京等地公交交通服务引入私营公司, 成立合资公司;青岛、昆明环卫服务实行招标;浙江瑞安、长兴发放教育券, 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权等等。不过, 引人注目的是各地大举出售公共企业的做法。”

3、1积极而谨慎地对待民营化

第一, 积极而谨慎地对待民营化, 即要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学习, 克服传统将自己的行为视为完全理性和必要的想法和做法, 逐步熟悉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 构建良好的外部条件。如政策执行和扶持, 法律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支持以及财政税收的倾斜等相关环节都应该对公共改革创造有利因素。为公共企业改革民营化, 发挥其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应有职能。

第二, 确定不可以民营化的公共企业范围。在公共企业应该民营化的方针的指导下, 大量的公共企业都应放开民营, 但是基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还应保留一部分公共企业。除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999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所提到的直接涉及国家安全的国有企业;自然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中的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五点以外。还有其他学者提到的, 如信息严重不对称领域、发展基础工业、大型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等等。

第三, 公共企业民营化形式的多样化选择的灵活性。公共企业民营化形式应当是多样化的, 而不是单单出售公共企业一种形式, 比如放松管制、合同外包、使用者付费等形式都予以使用。“由于政府垄断供应会产生官僚成本, 而引入民营化的市场机制则会出现交易成本。”因此可针对两种成本的谨慎权衡对不同公共企业采取何种民营化形式。

3、2保障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制环境改革

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社会工程, 其中牵涉多方主体的利益, 关系国有资产由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的转化, 将引发国有经济布局的收缩, 限制国有经济的再扩张, 确定未来中国国民经济的主体结构, 强化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制衡, 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因此必须加快法律制度的建设。

第一, 应当有一个较为宏观的法律制度安排。例如, 英国在公用事业民营化上进行立法, 使之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实施程序。如1989年颁布《自来水法》, 建立了“水务办公室”与“国家江河管理局”, 并允许10个地区的自来水公司实行私有化, 建立国家控股的水务公司。

第二, 政府行为法制化。即要求行政机关加强对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 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行为的任意性及由任意性导致的不公正和腐败。

第三, 通过制度和法律的约束, 规范国有企业改革中相关利益主体在价值创造和利益分配中的责任和义务, 比如对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管理层收购进行完善和规范等等。

3、3公共企业民营化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彻底归隐

虽然公共企业民营化是在规制缓和 (Deregulation) 的背景之下得以大力推行的,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彻底归隐, 当然政府的职能是“掌舵”而非“划桨”。正如德国联邦议院法律委员会主席鲁佩特.朔尔茨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切 (指公共行政的民营化——引者注) 都不意味着国家和行政机构必须全面从这些职能方面撤退。通过国家监督规定的机制, 特别是国家保证有关私人在职业和专业上的可靠性和素质, 公共利益完全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我们可以这样说, 行政机构从自己执行的责任中撤出越远, 就越可通过监督和检查私人和保证专业与职业素质来承担更多的保障责任。”在通过合同外包形式实施民营化之后, 政府同样必须加强后续规制, 从而保证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公共财产安全免遭以私法形式实现公共任务的私人部门的威胁。

参考文献

[1]、[英]彼得.M.捷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前沿问题[M].郭庆旺等, 译.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 2000.P163.

[2]、[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P13.

[3]、[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P122.

[4]、陈振明.政治的经济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P71.

[5]、[美]丹尼斯.C.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中文版前言.

[6]、[美]登哈特夫妇.新公共服务—服务, 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P18.

[7]、[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周志忍等,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P350.

[8]、[美]戴维.奥斯本, 彼德.普拉斯特里克.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P24-25.

[9]、[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P137.

[10]、句华.公共服务中的市场机制---理论、方式和技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P14.

公共选择理论假设的限度分析 篇5

公共选择理论假设的限度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在政治学领域中的`应用性,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引起广泛的争议与挑战.本文分别从自我利益与理性行为两方面,对公共选择理论这一假设进行了限度分析,并评述了公共选择理论对此所给予的积极回应--提出了改进中的新经济人假设.进而得出公共选择理论只是部分地而不是全部地解释所有政治现象的结论,因此,应该由政治学理论的某些部分来完善与补充.

作 者：董春宇 作者单位：大连工业大学,吉林,大连,116004刊 名：党政干部学刊英文刊名：JOURNAL FOR PARTY AND ADMINISTRATIVE CADRES年，卷(期)：“”(5)分类号：C936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 “经济人”假设 自利 理性 新经济人

公共选择理论与行政法 篇6

[关键词]混沌理论；公共行政；公共组织；公共决策；公共危机管理

混沌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不仅开创了自然科学的新范式，而且其影响范围已经延伸到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1]社会科学研究历来借用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或范式。牛顿力学强调秩序和可预测性。基于此，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局限于线性理论研究。作为研究非线性动态机制的混沌理论为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一、混沌理论的概念认识

1963年气象学家洛伦茨最早提出了混沌理论。洛伦茨指出在气候不能精确重演与长期预报者无能为力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联系，描述了混沌对于初始条件的敏感性这一基本形态，即蝴蝶效应。[2]“混沌”一词最早由数学家约克和李天岩于1975年提出，并给出了混沌的一个数学定义。1977年，普里高津因对混沌理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将混沌理论的影响扩及到整个社会科学的范围。在公共行政领域，基尔是将混沌理论应用最为成功的一位行政学家。1989年，美国的《公共管理评论》发表了基尔的《非均衡理论及其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认为非均衡理论是公共管理的一种新近发展的范式。1994年基尔在其著作的《政府管理中的无序和复杂性》一书中探讨了混沌理论与公共行政学研究结合的具体途径。

混沌的定义国内外均有论述。洛伦茨认为“混沌这个术语泛指这样的过程，它们看起来是随机发生的而实际上其行为却由精确的法则决定。”[3]也有学者从辩证的角度定义混沌。赫柏林认为：“混沌是确定论系统的随机性”；斯特瓦尔特认为“浑沌是完全由规律支配的无规行为”。[4]国内学者对混沌的定义借鉴了国外的研究观点。黄润生认为混沌是一种貌似无规则的运动，在确定性非线性系统中，不需要附加任何随机因素亦可出现类似随机的行为（内在随机性）。混沌系统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对于初始条件十分敏感，因此从长期来讲，系统的未来行为是不可预测的。[5]此外，学者陈宁等人认为，如果一个系统：（1）有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2）是拓扑传递的；（3）在出现混沌的区域内有稠密周期点，那么这个系统就是混沌。[6]

对于公共行政研究而言，混沌理论是一个新的范式。对混沌理论特征或内容的进一步探讨能够使我们对该范式的认识更深入。王为民指出，混沌理论的构成要素有五个，分别为奇异吸引体、分歧点、耗散结构、自组织特性、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依赖。朱春奎认为，混沌理论的基本要义有，非线性、蝴蝶效应、奇怪吸引子、复杂的形式、递归对称、反馈机制、分岔、分形与类似。方典昌总结了混沌动力系统的四个基本特征：混沌是有界的；确定性系统具有内在随机性；相空间轨线具有分形性质；混沌系统的普适性。 此外勾春萍则从三个关键词上概括了混沌理论的要义：初始条件、临界水平以及非线性。

二、混沌理论视角下公共行政研究的适用性

传统的公共行政以确定性、线性因果关系、规律等为研究前提。要将集中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和复杂性研究的混沌理论引入到公共行政领域，首先必须审视混沌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的适用性。

张璋 、武玉英在《混沌理论与公共行政》一文中首先就向我们解释了混沌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的适用性。他们在以公共组织为公共行政的基本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认为公共组织在实践中并非像主流公共行政一样。主要表现为：一是公共组织并不具有加和性；二是组织内部的职能和权限范围不能完全划分清楚；三是组织的资源输入和产出并不是正相关；四是用人惟庸的机制和组织离心力使得公共行政的管理效率递减成为一个基本的现象；五是不能完全控制公共行政的产出，组织内外的任何细小的偶然变化都可能使整个组织的工作转向不可预料的方向；六是公共组织的发展与变迁无法阻止。即使能够做到，也会因为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被谴责和抛弃。从实际上来看，公共行政更加符合混沌理论。

麻晓莉 、卢文军认为混沌理论运用于公共行政研究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一方面公共行政面临着大量复杂的，无法用简单的、确定性的方法予以解决的客体。面对一些复杂的公共行政现象，传统的理论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管理工作中的预测与控制也常常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组织和政治系统本身就如混沌理论家所说的是一个远离平衡的非线性系统：公共资源投入与产出的非相关性，效能的不确定性、组织自发的变迁等等一些特征都使其更加符合混沌理论的假设。

左林江认为混沌现象在公共行政领域是存在的。公共行政系统的混沌与复杂性特征表现在：一是公共行政系统经历了简单、复杂、混沌的发展阶段；二是公共行政系统是线性与非线性因素并存、有序與无序统一的系统；三是公共行政系统的自我组织能力使系统具有适应性和可调控性；四是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存在分叉是公共行政系统混沌与复杂性的又一特征。此外，魏红英、黄石旺指出公共部门始终处于一种动态交互式影响的环境中，行政组织需要一种动态方式变革和重塑组织，以重新保证行政组织身份认同和角色明晰。

三、混沌理论视角下公共行政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

尽管混沌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具有适用性，但作为一个新兴理论，其在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是有限的。

首先是组织理论。张璋 、武玉英借鉴美国学者摩根的观点，认为与混沌有关的组织有流动式组织、全图像组织和裂变式组织。在公共组织的设计和管理中要树立以下观念：一是重视公共行政的过程；二是重现公共行政的不平衡性；三是创造复杂性；四是重视组织的学习能力。魏红英、黄石旺分析了传统行政组织的不足，并指出了现代行政组织应满足的两个特征：组织结构应具有开放性；组织结构应远离平衡态。王为民认为应该在公共组织形式、公共组织过程及公共组织的发展动力三方面运用自组织概念，创新组织管理原则和技巧。对于混沌理论范式下的非线性的、无序的公共行政组织动态的可控与不可控问题，学者于伟、夏镇平认为可以尝试着将点吸引子、极限环吸引子的收敛性和奇异吸引子的发散性的博弈中取得的均衡状态来作为它的界限。

其次是公共政策分析。公共决策系统是一个混沌的系统。王为民认为在这样一个系统中混沌理论的运用应注意两个方面：对分歧点的变化及其把握对于整个政策系统均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依赖与新的决策工具和思维。游海疆指出，混沌状态下的公共决策的内容合理性难以把握，只能力求用更加合理的程序来规范决策过程，以程序合理保障其结果的有效和适用，并在此基础上控制决策成本。于萌认为行政决策急需混沌思维：决策考察要有宏观性，过程把握要有确定性，决策制定要有目的性，决策思维应有敏感性。

最后是公共危机管理。行政环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没有任何征兆下会发生公共危机。傅毓维、刘拓、朱发根认为混沌理论与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混沌理论的横断学科性质及其在各领域的广泛与成功应用，为其在公共危机管理领域中的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混沌理论将会是公共危机管理以后研究的新方向。朱春奎专门探讨了学校的危机管理，研究了混沌理论的5个要点在校园危机的隐喻。学者陈岩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混沌理论与公共危机决策的内在契合，并从危机决策预测模式、危机决策组织及危机决策领导观念三个角度提出应对危机决策困境的对策建议。

除此之外，混沌理论的研究还涉及其他方面。李少慧认为行政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行政文化的塑造与变革即是一个主动制造不稳定和无序的过程。为了组织的更好发展，行政文化要从价值导向、责任机制和创新能力三个方面进行改革。李向渊、刘昱伶基于混沌理论中对初始条件的极端敏感性这一观点，主张改变贪污的初始条件，从而打击腐败。党生翠借用“蝴蝶效应”分析了“舆论风暴”的产生过程。

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和范式，目前的混沌理论在我国的公共行政领域研究中还存在着以下不足：首先是混沌概念外延过于宽泛。目前国内许多学科在研究中都借用了混沌一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对于新理论的重视，但其中一些无意义的借用使得混沌概念存在着滥用的风险；其次是混沌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从本篇文章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混沌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不具有关联性。即混沌理论尚且没有在公共行政领域形成整体性研究，研究成果不成系统；第三是行政伦理的矛盾性。基尔从混沌理论的角度认为公共管理者不应该为没有预测到的的结果负责。然而，这种观点与民主的价值观和行政责任的要求是相对立的。基尔的行政伦理观使得公共管理者处于一个两难境界。尽管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但其适用性还是有待商榷；最后是混沌理论的本土化困境。国内混沌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其中部分还是介绍西方的混沌理论发展，因此混沌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将会是我们今后思考的一个问题。

注释：

[1]麻晓莉，卢文军. 混沌理论视野下的公共行政范式的转变 [J]. 理论导刊. 2003 （07）.

[2]朱春奎. “新科学”与公共行政学研究——混沌理论 [J]. 公共行政评论. 2008 .

[3]吴彤.非线性动力学混沌理论方法及其意义 [J]. 清华大学学报. 2000 （03）.

[4]彭泰权.混沌理论：公共关系研究的新视野[J]. 浙江社会科学.2006（05）.

[5]朱春奎. “新科学”与公共行政学研究——混沌理论 [J]. 公共行政评论. 2008 （03）.

[6]吴彤. 非线性动力学混沌理论方法及其意义 [J]. 清华大学学报. 2000（03）.

参考文献：

[1] 张本祥、孙博文. 混沌的本质特征与混沌概念的界定[J].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01）.

[2][8][12] 张璋，武玉英. 混沌理论与公共行政 [J]. 管理科学文摘. 2002 （04）.

[3] 叶娟丽，马骏. 公共行政学的新范式——混沌理論——兼评基尔的《政府管理中的无序和复杂性》 [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05）.

[4] [14][16] 王为民.混沌理论与逆境中的公共行政路径选择[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02）.

[5] [20] 朱春奎. “新科学”与公共行政学研究——混沌理论 [J]. 公共行政评论. 2008 （03）.

[6] 方典昌. 浅谈混沌理论与行政管理 [J]. 网络财富. 2010 （12）.

[7] 勾春萍. 以混沌理论分析中国行政垄断的未来走向 [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 （07）.

[8] 麻晓莉，卢文军.混沌理论视野下的公共行政范式的转变 [J]. 理论导刊. 2003 （07）.

[9] 左林江. 公共行政中的混沌与复杂性理论[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04）.

[10] 魏红英、黄石旺.混沌理论的前沿性及其对公共行政的贡献[J].地方政府理论与政策.2006（10）.

[11] 于伟、夏镇平.公共组织动态的可控与不可控界限问题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8（11）.

[12] 游海疆. 程序合理性与决策成本——混沌状态下的公共行政决策分析[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6 （04）.

[13] 于萌. 蝴蝶翅膀的舞动——行政决策思维中的混沌 [J]. 行政论坛. 2004 （02）.

[14] 傅毓维，刘拓，朱发根. 混沌理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应用背景 [J]. 现代管理科学. 2008 （02）.

[15] 陈岩. 混沌理论对走出公共危机决策困境的启示 [J]. 行政论坛. 2009 （06）.

[16] 李少慧. 无序之序：行政文化建构的新思维 [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04）.

[17] 李向渊 、刘昱伶.混沌理论视野下对中国反贪污问题的思考[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3）.

[18] 党生翠.网络舆论中的蝴蝶效应：混沌理论视野的解释[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

作者简介：于晓洁（1991—），女，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与行政法 篇7

1 改革诉求与价值取向

教学内容的设计是教学设计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教学内容是构成教育教学过程的主要要素, 是奠定教学方向的基础。深入研究与精心设计课堂教学内容是优化课堂教学的必要环节, 是教学活动中的关键点, 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效果以及教学目的的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覆盖面大、教学时间短, 若不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设计将无法实现教学的条理性、逻辑性, 亦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动态性和宽泛性是其教学难度大、需要规划设计的原因, 同时也是对该课内容进行设计的优势所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和内容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性和说服力, 引导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积极思考并回答自己面临的重大问题。从目前看,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设计方面尚存在以下问题。

1.1 内容重复

各门课程内容之间存在重复现象, 例如“概论”课第四章与“纲要”课第八章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等内容, “概论”课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与“纲要”课第九章、第十章关于“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内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学政治课内容重复也较为明显, 横纵衔接均有改进优化空间,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以基础课为例, 其统编教材内容与高中德育课程必修部分直接对应24个二级内容目标, 间接对应6个一级内容目标以及10个二级内容目标;与高中德育课程选修部分直接对应3个一级内容目标以及11个二级内容目标, 间接对应18个一级内容目标以及3个二级内容目标。

1.2 内容偏多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强调学科知识的系统性, 在内容上追求多而全。教师在教学中要把课本中的内容讲授给学生并千方百计地收集资料、扩充内容。以“原理”课为例, 其3大组成部分分属哲学、经济学、法学3大学科门类, 直接对应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3个二级学科。实际教学过程中, 不加展开则学生无法理解, 展开分析则内容非常庞杂, 常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陷入顾此失彼的选择困境。

1.3 内容滞后

相对于中学新课程改革的进展和效果, 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改革明显滞后。虽然统编教材逐年修订, 但改革幅度偏小, 相当一部分内容数十年一成不变, 学科前沿与理论热点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教材中所引数据和事例更新不及时, 部分内容甚至还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等。在社会多元思潮激荡、网络自媒体平台影响力空前扩大的现实背景中, 相当程度上削弱和限制了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意识形态引领与整合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内在的思想政治素质, 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而非要每个学生都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把课程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把教学体系转化为学生的思想认识体系和信仰体系[1]。因此, 对相关课程内容进行重新设计, 删繁就简以突出思想性、增强实效性, 以确保真正实现前述目标, 可谓势在必行。

2 改革内容与关键目标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向有效教学体系的转化, 在教学内容改革层面至少应从三个方向展开。

2.1 提升理论层次并拓展教学内容

理论作为时代的先导, 面对当前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社会现实画面, 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作为。理论与现实的密切互动, 将理论的批判与创造功能发挥到极致, 也将其与时俱进的内在品性彰显无遗。融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于一体、以实现意识形态整合和主流社会思潮引领为己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只有提升层次、抢占制高点、凝聚足够理论势能、充分发挥特有的高度优势, 才能依靠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实现自身的课程定位和目标。因此, 在各相关课程中选择若干与现实联系密切的重大问题作为切入点, 引入与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相关的最新前沿成果, 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向纵深拓展, 才能充分展现和发挥理论课的独特魅力和优势。

2.2 努力删繁就简并整合教学内容

综合对比, 删繁就简, 努力避免各门政治理论课程内容之间的重复以及各门相关课程内容与中学政治课内容的重复, 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的高层次整合, 在横、纵联系中突显思想性和实效性。从横向看, 要有效打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2005年实施方案所确立的4门主干课程之间的有机联系, 在基本理论上寻求公约和支点, 融会贯通;在纵向上, 要有意识地以学生为中心和载体, 在内容上实现与中学德育课程的有效衔接, 实现层次间平稳过渡。

2.3 消除滞后空洞以优化教学内容

理论与现实的互动既是理论创生的动力源泉, 亦是理论功能的终极归宿。这种密切的互动关系投射在政治理论教学上, 就突出地表现在理论范式与现实依据之间的严密逻辑中。二者之间的逻辑强度直接决定后者的支撑力度和前者的信度、效度。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变的核心环节就是通过现实依据的合理补充, 完成演绎逻辑的有效构筑。因此, 与时俱进的理论必须充分结合社会现实, 用最新的数据和事例支撑最先进、最前沿的理论, 实现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就当前现实情况看, 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目标和关键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3个方面。

2.3.1 消除内容重复和内容滞后问题

教学内容要立足根本、突出重点, 适时引入学科前沿成果, 不刻意追求学科体系的完整, 但求真正实现先进理论掌握于先进人群。目前, 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 各种七拼八凑、低水平重复甚至似是而非的研究充斥其间, 呈现成果数量迅速增加而整体研究水平和质量却明显下降的背离式发展态势。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努力克服不良风气的冲击和影响, 在体系转换过程中发掘理论优势, 以远见卓识、高屋建瓴之长收拨云见日之效。

2.3.2 联系学生实际

从学生需求入手拿出切实可行的教学内容优化方案, 实现教学内容与时俱进的同时以学生为本, 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来临, 高校学生群体的差异性空前加大, 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高校甚至同一学校、同一班级内部都存在显著差异。学生学习需求的多层次区分与多元化指向特征, 对于政治理论课教材、课程、教法和理论的普适性构成全方位挑战。能否切中学生实际, 已成为教学体系完成转换和构筑的关键问题, 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课教学能否彻底摆脱自说自话的“独角戏”模式。

2.3.3 在课程教学中实现意识形态主导权与学生个体全面发展的有效兼容

在政治性、思想性一元主导的前提下创新、整合教学内容, 还原政治教育的道德旨向、伦理支撑、生活基础与人性依据, 真正将道德人格作为人的各方面的和谐发展的主导的、首要的东西。

3 改革原则与基本策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改革应把握以下基本原则: (1) 突出政治性:在新形势下, 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始终将政治性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灵魂与核心贯穿始终, 确保其发挥政治教育主阵地、主渠道作用, 拒绝任何形式的中立化、去政治化倾向。 (2) 体现前沿性:努力跟踪学科前沿, 力争实现用最新的数据和事例支撑最先进、最前沿的理论, 进而用最先进、最前沿的理论武装最年轻、最有活力的群体。 (3) 强调思想性:增加爱国教育、感恩教育、情感教育等内容, 将社会热点与理论难点有效结合, 将教学重点与学生需求有效地结合, 将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有效统一。 (4) 注重整合性:在体系层面实现全部课程模块、内容层次的有机整合, 以理论呼应人性, 以智慧启迪生命, 彻底打通外延和内涵横纵两个方向的内在联系。

在具体措施上, 改革应围绕当前教学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依照目标可控、过程分阶、双向反馈、成果优化的原则拟定并实施: (1) 首先选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或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作为突破口, 将相关课程内容分解成三级内容目标, 进行系统分析并确定具体优化方案; (2) 根据教学内容优化方案形成相关课程的教学设计并纳入教学计划, 选取对照样本开展实验并组织专项调查汇总学生意见; (3) 结合学生学习需求和反馈意见, 补充、改进教学设计并将新方案纳入下一学年教学计划试行, 根据实施情况及时调整、完善相关教学设计, 最终形成系统、完整、可行的教学内容改革成果。

在改革实验的技术路线选择上, 应考虑采用以学生需求为中心的“反馈-总结-实践-反馈-总结”的递进模式, 以两年四个学期为完整周期, 坚持文献分析与理论研究相结合, 兼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改革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最新相关研究成果;坚持调查研究与课堂观察相交叉, 综合教师与学生的访谈、实验班与非实验班教师和学生的问卷调查以及师生课堂教学中实际的参与状况、特征与效果;坚持理论研究与行动研究并重, 密切结合、滚动推进, 将理论假设与教学改革框架设计置于行动研究中检验、反馈和完善, 最终完成改革成果优化。

摘要：现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设计尚存在着重复、偏多、滞后等问题, 只有通过提升层次、删繁就简、消除滞后才能实现教学内容的拓展、整合和优化, 进而实现先进理论掌握于先进人群、教学内容契合学生需求、意识形态主导兼容学生个体全面发展, 真正体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政治性、前沿性、思想性、整合性。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内容,改革

参考文献

公共选择理论与行政法 篇8

传统理论模式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官僚性, 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 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唯一动机, 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 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 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早期的传统模式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 都显示出了优势。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 它更具效率, 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 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 官僚制的确有威力, 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 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之后, 人们认识到建立在“经济人”假说之上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只是一种理想模式, 不可能指导实际中的决策。赫伯特·西蒙 (Herbent Simon) 提出了满意标准和有限理性标准, 用“社会人”取代“经济人”, 大大拓展了决策理论的研究领域, 产生了新的理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该理论认为, 人的理性是处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主要观点有手段—目标链的内涵有一定矛盾, 简单的手段—目标链分析会导致不准确的结论;决策者追求理性, 但又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理性, 他只要求有限理性;决策者在决策中追求“满意”标准, 而非最优标准。在决策过程中, 决策者定下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然后考察现有的备择方案。如果有一个备择方案能较好地满足定下的最基本的要求, 决策者就实现了满意标准, 他就不愿意再去研究或寻找更好的备择方案了。

这种模式认为, 只要决策过程的每一步骤都是出于理性的思考, 最后所决定的政策自然是合理的、能有效达到目标的。要使每一步骤合理, 必须用合理的方法和精细的计算, 分析各种政策方案的优劣, 从而求得最佳的政策, 其实质是一种政策优选的方法。一个理性的政策就是效率最高的政策, 而为了达成理性的政策, 它必须具备一些条件, 如完善的政府结构、畅通无阻的情报渠道、正确可靠的反馈信息、政策制定者有权衡各种社会影响因素的能力、政府的决策者必须知道所有的社会价值偏好及其相对比重等。

渐进决策模式又叫“枝干模式”, 认为公共政策的改变只能从现有的基础上改进。渐进模式的思想, 一般认为是耶鲁教授林德布罗姆在西蒙的满意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模式认为, 公共决策的制定和修改, 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渐进改革, 进步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在混乱和无序中挣扎前行的。林德布罗姆把这个过程叫做“挣扎前行的科学”。这种模式认为公共政策是过失的修正, 是把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看做是对以往政策行为的不断修正的过程, 换句话说它是在以往的政策、惯例基础上制定的新政策, 只对过去的政策作局部的调整和修改, 而不是全面更替。渐进决策模式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即按部就班原则、积少成多原则和稳中求变原则。

这种渐进的决策模式是中国建国以来运用较为普遍的一种模式, 对缓解社会矛盾冲突, 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它根本的缺点是,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有维持现状和缺乏变革的保守主义色彩, 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成为修修补补的过程, 创新性不够。

综合决策模式由美国学者埃特奥尼提出, 目的在于试图保留理性决策模型和渐进决策模型各自的优势和弥补其缺陷。综合扫描决策要求决策者在不同的情况下运用不同的决策模型, 把两种决策模型结合起来, 根据决策的情况来运用, 对变革时代制定较佳的决策方案具有积极的作用。这种决策模式强调公共政策应当是多种决策模式的混合使用, 取长补短、有机结合的结果。如它首先基于对现行政策的检查与评估, 避免了对所有备选方案的考察, 从而吸收了渐进决策模式的优点, 缩减了审查范围, 节约了大量开支;它也充分吸收了理性分析模式的科学方法, 对所考察的方案进行科学测量和优化, 同时, 它重视理性决策模式探讨长期方案和创新方案的优点, 克服了渐进决策模式的保守倾向。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综合了不同模式的优点, 对在变革时代制定较佳的决策方案具有积极的作用。正是由于该决策模式强调公共政策应当是多种决策模式的混合使用, 取长补短、有机结合, 所以这种模式也被称为理想决策模式。

集体行动模式认为公共事务管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形式。而集体行动的逻辑或曰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个人自私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 个人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理性。因此, 公共管理危机的出现似乎在所难免。公共管理危机的克服有赖于行动个体的行为自主性, 但更多地仰赖于制度的安排。因为制度是长期迭演博弈所选择的均衡结果, 它是行动个体由不合作走向合作的路径依赖。每一次集体行动都是一次社会进步的契机。集体行动总是在寻求突破方向, 摆脱不合理的制度约束, 指向权力机器力所不及的地方, 能够帮助社会朝向更有效、更公平、更多关爱的位置运动, 达到更好的均衡点。但是由于公用地悲剧、囚徒窘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逻辑使得集体行动存在着困境, 人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并非轻而易举。而针对集体行动带来的问题美国的莉诺·奥斯特罗姆建构了公共池塘资源模型,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阐述了运用非国家 (集权) 和非市场 (私有化) 的解决方案解决公共事务的可能性。奥尔森教授设计了一种动力机制——“选择性激励”, 这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其中, 实施“监督”和“分级制裁”是必需的。

精英决策模式, 由托马斯·戴伊和哈蒙·齐格勒提出, 认为公共政策不是由人民群众通过他们的利益需求与行动决定的, 而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决定并由政府官员加以实施的。戴伊认为, 标准的精英决策模式在描述制定政策的模式时过于简单化。因此, 他从探求掌权阶层在决定国家政策的主要方面的作用出发, 试图从关于全国性精英人物的资料中提出一种分析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论模式, 即“关于国家政策制定过程的寡头论模式”。该模式认为, 最初用于国家政策的研究、调查、规划及制定的经费, 的确来自企业和私人则富, 但掌权阶层在整个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起协调作用的中心点是各政策规划组织。尽管现实社会精英对政策的决定和影响作用不是绝对的, 但它的确是实实在在的, 因此这模式具有不可否认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的决策实践中许多重大政策和决策都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与少数高层政治精英群体决定, 中国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 由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低, 加之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经济精英, 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成分比较单一, 主要是政治精英。在中国, 政治精英可以分成两个基本的类别:一类是权力精英, 他们是身处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岗位的政治精英, 具有决策权或对重大决策具有实质影响力。如改革开放前重要的权力精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类是一般政治精英, 他们是身处地方党和政府高层领导岗位的政治精英, 包括地方党和政府的重要领导者, 如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权力精英的领导决策, 为权力精英的决策提供依据和决策信息。因此, 改革开放前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可以视为权力精英与一般政治精英的合作模式。但真正对中国的决策过程发生实质影响的是权力精英。毛泽东逝世之后的中国在邓小平等政治精英的领导下, 选择了改革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带来了社会利益的重新洗牌, 在这场利益格局的调整中, 知识精英和商界精英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随着社会精英的崛起, 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开始悄然变化, 由单一的政治精英决策模式向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合作的模式转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大增, 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与者, 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

公共政策的形成是复杂的动态过程, 公共政策实践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共政策模式的随机性和复合性,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 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不能笼统地说哪种模式更有用, 应该用多种决策模式作为工具, 对公共政策进行多方位的分析。由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与经济问题错综复杂, 每个问题的背后都蕴涵着数不尽的影响因素, 而其中的因果关系又盘根错节, 每个模式都有自己的长足之处和局限。因此, 无论是公共政策研究者还是决策者, 必须根据国情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与特点, 抓住“主要”影响因素, 从而作出恰当的抉择。因此, 中国目前在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模式选择上, 需要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首先, 要以市场为基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其经济运行处于“转型经济”阶段, 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之中, 虽然党的十四大就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但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都需要一个过程, 因此仍是存在着市场机制作用不够充分, 市场配置功能很不健全, 企业的非理性行为较为突出, 强大国际竞争压力下, 本国的幼弱产业难以发展, 以及经济、社会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超前发展要求较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处理好市场配置与政府配置、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控制之间的关系, 就成了中国政策决策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决定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应该明确, 市场始终是资源配置的基础, 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模式选择, 不能破坏这个基础, 只能促进、补充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

其次, 理论模式的选择要以法律为准绳。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明, 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理, 强调主要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社会经济生活, 规范社会经济秩序, 包括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规则。但是由于法律所涉及的范围总是有限的, 其条款也只能是原则性的, 因而需要某种更为灵活, 同时用较为规范的方式来加以弥补或调节, 这就为公共经济政策的产生提出了需求、奠定了基础。它的制定和实施, 既解决了政府在某些无法可依情况下的被动与无奈, 同时又能在变幻莫测的经济变动和社会冲突中, 大大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相机抉择能力, 适时化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障碍。

再次, 理论模式的选择要以实现效率、公平、发展为重点。效率、公平、发展也是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公共政策对提高效率的作用和影响, 从根本上说来自于纠正市场失灵所造成的效率干扰和效率损失。具体来说主要是对妨碍市场竞争、影响市场效率的垄断现象的消除, 对社会必要公共产品的充足提供, 以及对公共坏产品即外部负效应的克服;为所有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有利环境等。在保持效率的同时促进公平, 是现代政府和公共政策的一项重要职责, 主要手段包括实行累进所得税制, 建立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最后, 理论模式的选择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政治是属于人民的事业。不论采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必须坚持以人民利益为重, 制定公共政策也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人民的利益。

而针对不同时期中国的公共政策模式的选择应该不断的调整, 同时模式选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比如改革之初, 中国实行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 这实际就是一种渐进性决策模式, 它以“积少成多”和“稳中求变”为基本特征。如前所述它是一种基于“策略性”的分析, 政策是依靠“试错”的过程渐进调适的, 不存在发展的总体规划和终极目标, 只注重眼前的、即时的和有限的问题。从中国目前所处的现实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种种因决策引起的问题来看, 不难发现, 改革当初取的渐进性决策模式战略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因为渐进性决策在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 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如上面所述的政策“非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战略的一个结果, 而这些问题已不是渐进决策的零敲碎打和修修补补所能解决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推进的今天, 我们就不可能再采用渐进决策的改革模式了。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期, 各种矛盾、磨擦和社会发展目标给政治体系的公共政策决策形成了多方面的压力, 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客观地要求中国的公共政策要适应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 选择出恰当的决策模式, 更好地承担其导向、协调与稳定社会的职能, 从而避免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尖锐冲突及其所可能导致的社会无序状态。实践证明, 只有符合中国化的决策模型才能解决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问题,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须更多地借鉴综合决策模型的道路。同时, 目前的多元化社会迫切需要公民政策参与。在当前的中国, 由于改革开放而形成了利益主体和阶层主体的多元化, 而当社会变得相当多元化时, 即使有最无私、最仁慈的领袖, 政府也难以有效地调节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时便有必要逐步开放言路、拓宽民众参与决策的渠道。因而, 精英决策与大众的民主调和也是中国今后决策模式的发展趋势之一。

摘要：作为指导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理论基础的公共政策理论发展经历了传统理论模式、有限理性模式、渐进决策模式、综合决策模式、集体行动模式、精英决策模式。通过对各种理论模式进行分析, 结合中国的目前情况得出中国公共政策的理论模式选择。

关键词：公共政策,理论模式,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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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哲菁.西方公共政策决策模式评价[J].理论探讨, 2001, (5) .

公共选择理论及其现实借鉴意义 篇9

一、公共选择理论评述

公共选择理论既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同时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涉及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领域。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看, 它运用的是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而从政治学、行政学的角度来看, 它分析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我们密切相关的政治个体 (包括选民和政治家) 的具体行为特征, 同时包括由此引起的政治团体 (尤其是政府) 的行为特征。因此, 学术界常常把公共选择理论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因为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政治市场中官僚的行为动机时, 引入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并以此为基础, 对官僚的经济人性质及其危害和治理进行了系统的剖析, 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官僚经济理论, 这一理论撕开了传统政治理论覆盖在政府官员身上的理想化面纱, 触及了官僚关注自身利益的本质动机, 有助于理性地认识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因此有时候又叫“官僚经济学”。

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公共选择问题, 而公共选择就是指人们通过民主决策的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 是把私人的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 (也可以说是一种机制) , 是利用非市场决策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所以说, 公共选择在本质上, 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过程。公共选择作为一种政治过程, 它又有着不同的方面:即要经过立宪、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过程。在第一阶段即立宪阶段, 所进行选择是制定根本性的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第二阶段即立法阶段, 主要是在现行的规则和法律范围内展开集体活动;而第三阶段即行政和司法阶段则是个执行阶段, 它将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具体付诸实施, 并且执行各项决策。在这三个阶段中, 问题最多的是行政和司法阶段, 这个阶段的操作难度也是最大的, 因此, 通常认为这个阶段是公共选择理论最为重要的阶段。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来源:维克塞尔的公共财政学

公共选择理论来源于维克塞尔的公共财政学。公共财政学的奠基人是维克塞尔, 他同时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人。在公共选择理论中, 其绝大部分理论是研究财政方面的, 而着重又是研究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政府所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公共选择理论在经济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也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布坎南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 这将有助于解释政府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

布坎南从维克塞尔的论文《财政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启发。后来, 他的许多观点都来源于维克塞尔的财政学观点:财政学应该始终以政治过程的研究为前提条件;公共财政学与政治学有密切的联系, 如果研究财政脱离了政治过程, 那它还是传统的财政学, 这并不能彻底地解决财政问题;经济学不应该只是被动地提供政策建议, 而应该关心经济运行中进行政治决策的结构。布坎南等人继承和发展维克塞尔的观点, 提出了政治决策的多种模型假设。他们认为政府的集体活动是盈利的, 能够有利可图, 而古典经济学不应该主张政府只是从事保护性的或非盈利性行业的业务。同时他们也认为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的观点是错误的, 认为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就能弥补市场的缺陷, 而经济学应该研究政治的过程才对。因此, 与其说西方国家经济困境是由于经济制度的失败, 那还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失败。

公共选择理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应用经济人假设及个人主义分析方法, 其基本思想也来源于维克塞尔的观点。维克塞尔认为, 社会的总效用是由各个成员的效用加总起来的, 而政府官员又总是从增加他们自身的效用出发来制定政策的., 也就是说总是站在他们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的, 他们不会完全地从只是增加公共福利的愿望出发去制定对全体人员都有好处的福利政策;政府官员们能从政府的经济活动中得到好处, 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仁慈君主。布坎南认为, 政治官员同样是理性的、自私的, 还有, 他们也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实行以后, 财政支出急剧增加, 财政赤字有增无减, 财政支出的很大部分都落入了政府官员的私人口袋。

公共选择理论还把交换关系运用于政治决策的过程中, 这一观点同样源于维克塞尔。维克塞尔认为, 在政治决策过程中, 个人是按成本———收益原则来进行决策的。布坎南把选票比喻成货币, 认为选民用选票“购买”到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官员们正是利用对多数人都有利的政策来换取更多的选票, 选票是连接选民与官员关系的纽带。这就好比消费者和厂商之间是用货币联系起来的一样。不过, 经济交换和政治交换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经济交换只是一种简单的交换结构, 而政治交换的结构则更为复杂。在经济交换市场上, 个人在转让一种私人商品的所有权来直接得到另一种私人商品的所有权后, 马上就会得到满足。而在政治交换市场, 不能保证个人在投出选票后就能获得效用, 而只有当个人与其他选民一起集体一致行动才能获得某种公共物品。同时, 只有当选票达到一定的数量后, 选民才能得到相应的等价物, 这一点与市场交换却完全不同。

三、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之所以突然成为经济学的一大派别, 是因为“它开创了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政治 (即行政) 过程, 也就是说采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研究政治生活的内容, 包括国家理论、党派政治、官僚体制、选举规则、选民行为等等”。布坎南在分析公共选择理论中所使用的经济学方法, 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方法论个人主义。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 就是指把作为微观经济分析出发点的个人视为集体行为的出发点, 把个人的选择作为公共 (或集体) 选择的基础。传统的政治学认为,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完全独立于个人利益的, 国家和政府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唯一决策单位;而布坎南认为, “集体行动被看成是个人在选择通过集体而不是经由个人来实现目的时的个人活动, 政治被视为不过是一系列过程, 或一种允许上述活动产生的机构”, 所以, 人类的所有行为, 不论是政治行为还是经济行为, 都应从个人角度去寻找原因, 因为个体是群体的构成细胞, 是决策的基本单位, 个体行为的集合构成集体行为。其实, 市场过程与政治过程有相似的地方, 在市场中, 个人行为通常是经过市场发生相互交换、相互使用行为的, 也正是这样产生宏观经济结果的;而在政治过程中也同样是许多个人行动产生了一系列政治结果。因此, 政治决策过程与经济运行过程一样, 同样可以采用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

其次, 经济人假说。所说的经济人假说, 就是指把个人看作理性的自私的个人主义行为, 同时认为个人天生就是追求利益 (或效用) 的最大化的, 一直要持续到这种追求受到制约为止。在公共选择理论诞生以前, 经济学与政治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是采取两种完全相反的标准, 认为市场活动的主体是经济人, 只受狭隘的个人利益驱使;而政治活动的主体由于是集体利益的代表人, 所以只遵循公共利益行事。公共选择理论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同样的人可能因为从经济市场转入政治市场就由自私自利的利己者而转变成大公无私的利他者吗?如果在经济决策的分析当中, 认为他是利己主义者, 但是在政治决策分析中, 同样的人却又变成了利他主义者, 这样, 对人的分析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基于这种认识, 公共选择理论沿用“经济人”假设, 将人的自利行为从市场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 体现出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并以此为基点, 把政治舞台模拟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 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上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的反应, 以期阐明并构造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

最后, 经济学的交换范式。用经济学交换范式来对政治活动进行研究, 自然就会导致将政治活动归因于复杂的交换、契约或者协议。公共选择理论把政治过程看成一种与市场交换过程相类似的活动,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市场”的概念。所谓的政治市场, 就是指人们在参与政治活动的时候, 同其他政治个体和组织发生相互关系的场所。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相类似, 它也是由供求双方决定的。需求的一方是选民和纳税人, 供给的一方却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不管是选民还是政府官员, 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首先要对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衡量。如果一项集体活动的决策给他个人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他投赞成票时所需负担的实际成本, 那么他就会投赞成票支持这项决策, 否则他就要么弃权, 要么投反对票。政治市场交易结构与经济市场的相似性, 最终由人的自利本性来决定。

四、公共选择理论的现实借鉴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对政府管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这不但在经济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而且也为研究政府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研究途径。同时, 它也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的一些共同特征, 指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限度和政府干预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 在我国当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 可以从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一些启发。

第一, 政府必须把握好在干预经济活动中的适度原则, 在政府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架构起一套激励共容机制。由于市场存在着一定的自发性, 注定了会在有的时候失灵, 所以政府就有必要对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但是, 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 并不一定就能弥补市场的不足之处, 因为政府本身也有职能上的缺点, 它也会失败。因此,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我们既要发挥好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又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限度, 使政府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而不是取代它;但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公共选择理论的结论, 因为对于市场经济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官僚体制已达到极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适用的而且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理论, 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的国家, 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没有政府的大量干预和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起一整套激励共容机制, 这样政府利益不仅不会损害公共利益, 反而更能促进公共利益。

第二,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要进行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 逐步转变政府职能。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具有相似性, 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也有密切的联系。政治过程的缺点会对经济过程产生不良的影响。目前, 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 虽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初见成效, 但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 特别是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与效率改革等方面还存在许多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障碍。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观, 为我们对政府、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所以, 为了早日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必须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并依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转变政府职能。

第三, 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将政府的决策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布坎南认为, 由于决策者会被自身“经济人”的动机所左右, 导致其对公共利益的理解难于切合实际;另一方面, 由于决策者自利动机的刺激作用, 使得他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不是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 所以, 政府的决策并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的决策行为, 所以必须为政府制定政策建立某种规则和程序, 以使政策方案趋于合理, 避免决策失误。所以说, 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 逐步优化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系统, 完善公共决策体制和相关规则, 逐步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

第四, 要正确看待政府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特征, 并且适当考虑政府行为的经济效益。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政府无疑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始终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但是, 政府部门和其相关的工作人员对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 我们不但要加以重视, 而且要真确地进行引导, 并进一步加以规范。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 调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还有, 我国政府机关工作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减少成本的激励机制, 缺乏对经济效益的监控。依据公共选择理论, 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特别是公共开支项目进行损益分析, 以此评价项目的净收益及政府的绩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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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与行政法 篇10

关键词：后现代公共行政；官僚制；解构分析

一、引言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概念是在1995年由福克斯和米勒引入到公共行政领域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以后现代哲学为基础，对现代公共行政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官僚制研究，可以追溯到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书中，韦伯对官僚制理论做了比较研究，由此官僚制理论正式被提出并得到了理论化，进入到学术研究范畴。进入到二十世纪以来，官僚制就不断受到批判。甚至是韦伯本人，在其晚年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表达了对于官僚制的悲观情绪。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传统主义，它对于工业社会建制与话语体系又进行了全面解构，对于官僚制的批判也理所当然。因此，本文就基于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视角，重点从官僚制的元叙事批判、重复性实践视角下的官僚制解构、能量场理论下的官僚制批判三个维度对于官僚制进行解构分析。

二、官僚制的元叙事批判

元叙事是相对于小叙事的，规模宏大、包罗一切的解释世界的模式。后现代主义者早已意识到元叙事不是解释世界的唯一路径，认识到了这种宏大的叙事对于其他无数小的、异质的叙事的排斥，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承认“他性”的存在并且要求其得到合法性的地位。

在法默尔看来，他性是公共行政的关键概念。在对官僚制的批判上，反对元叙事实际上也就是反对理性及其化身（官僚制）的终极的不可置疑的地位。人们可以怀疑组织机构服务于唯一目的“效率”的正当性——除了效率，我们是否也应该尊重其他价值，也可以怀疑在组织管理中运用单一的解释和管理策略的正确性。因此，在此基础之上，作为对于传统元叙事的一种替代，李欧塔的语言游戏便孕育而生。

语言游戏认为权力结构既不是永久的也不是不变的，而是能够得到不断地重新商议的。这样可以鼓励所有参与者进入到对于权力、价值等概念的预言游戏的重新定义当中，从而实现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或者相互关系上的成功。

三、重复性实践视角下的官僚制解构

在传统视角下，官僚制这个概念指代一整套外在于人类的机构设置和制度设置，因此就可以出现人员流转而机构长存的情况。但是，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官僚制只是作为人类实践的结果而展示出来的。“系统、制度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务并不是存在于个体（群体中）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领域之外，而是内化于这一客观领域之中。”因此，官僚制就丧失了其作为一种客观或者独立存在物的优先地位，成为了人类符号的一种物化表现——物化的合并性集合。

这种理论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在解构官僚制，否认了官僚制的客观性，否认其在人类活动领域的优先地位：它是作为可以被改变的、实际上已经被不断改变和塑造的人类的重复性实践，而不是作为一种理性的化身或者一经设计出来就可以保持最优效果的人类谋划。

比如说，福克斯和米勒通过官僚制这个符号下重复性实践的谱系研究，就发现官僚制早已从一种控制的封闭系统转变成了软化的、建立联系性和相关性的多因素分析（或然论）。那么，在研究过程中，就要注意一下两点：第一，既然官僚制下的重复性实践已经改变，将一切被冠以官僚制名称的制度都进行抛弃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需要判断哪些重复性实践需要改变，哪些不需要。第二，不论是决定论还是或然论，都是建立在刺激-反应模式上的。在决定论上就是层级控制和命令，在或然论上就是因素分析和变量操纵。我们承认它们有解释力，但是它们的解释力其实是不够的，因此就需要更强大的解释工具——公共能量场。

四、能量场理论下的官僚制批判

在对官僚制进行了解构了之后，福克斯和米勒并不打算完全抛弃它，而是提出了公共能量场理论对于官僚制进行一种“改造”。福克斯和米勒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他们讲这种后现代的关系网模式应用到了行政领域并且认为这种模式能够更好地解释公共领域中的问题。

公共能量场这个概念，包含了来自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内涵，当然其中的能量的概念来自于物理学中的相关概念。区别于现代的官僚体制，能量场中并没有层级控制或者是上下的级别关系，它提出了一种三维的、相互影响的模型。在此模型内，每个人都是公共能量场的许多交接点中的一个，甚至国家的行政首脑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交接点，没有人处于最中心。

这实际上也是对于官僚制做出的另一种解构，公共能量场理论要求人们放弃对于政府体制的中心化、层级化的理解模式。更需要注意的是，公共能量场的开放性造成了可能出现的影响正常对话的情况。为了实现功能平稳、有效地预言游戏，福克斯和米勒提出了政治领域有关话语的四种正当性的根据，即真诚、切合情景的意向性、自主参与、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根据话语正当性的标准，福克斯和米勒提出并且区分了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和一些人的对话这三种政府与公民的对话模式，并且认为相对于另外两种中存在的正当性问题，“一些人的对话”在满足话语正当性上是最成功的。

实际上，后现代公共行政领域内部也面临着分歧和争议，例如福克斯和米勒这些希望构建一种新的话语游戏或者解构的理论家不得不面对“理性化”的批评，但是不进行构建而单纯进行解构和破坏的后现代视角又难以获得政治上的认同。因此，理性问题永远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中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关键。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政治上遭到失败，实践上的困难同时也包括现存大叙事对于该理论的排斥，以及理论在具体实施上的模糊性导致的行动的缺少，这归根到底还是学术理论上的不足。

五、结语

事实上，后现代公共行政领域同样面临着其内部的争议与分歧，例如福克斯和米勒等，这些希望构建一种新的话语游戏或者结构的理论家们就不得不面对“理性化”的批评。所以，理性问题还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中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尤其是“反行政”概念的出现，关于公共行政概念的所有传统理解全都受到解构，甚至受到否定，官僚制也不例外。因此，解构其实也远远不是终点。

此外，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对于我国行政管理领域的启示和价值到底在于什么方面？不断突破元叙事的限制，构建共同话语才能打破固有的官僚化的模式。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不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对于解释和矫正中国公共行政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很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因此，这一些内容的思考，更需要通过深入的学习而去探究。（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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