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论

公共理论（共12篇）

公共理论 篇1

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 或者说是对政府决策过程的经济分析。公共选择理论涉及立宪、立法、行政与司法等政治过程的各个方面, 主要研究集体决策或政治决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构, 重点是研究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 从中探索政治经济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公共物品大都是由政府来负责生产和组织供给的, 而且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公共财政通常是国家利益、民众利益的最直接代表, 具有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那么公共财政是个公共物品, 是同时供大众消费的。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我国的公共财政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市场经济国家现行政治决策机制, 包括财政体制的形成机制和运行特点, 从而使我国的政府财政活动尽快地纳入公共选择过程, 这也是建立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必然要求[1]。

一、公共选择理论及财政渊源

㈠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形成的。英国北威尔士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邓肯·布莱克被尊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 他于1948年发表的《论集体决策原理》一文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领袖人物当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因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建树, 尤其是提出并论证了经济学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和宪法基础而获得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该年度的颁奖公告中指出:布坎南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相互交易中各自获益的概念应用于政治决策领域, 他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 有助于解释政府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2]。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 一个是经济市场, 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 (需求者) 和厂商 (供给者) , 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 (需求者) 和政治家、官员 (供给者) 。在政治市场上, 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

㈡财政渊源

公共选择理论最初产生于公共财政理论, 财政理论是公共选择的理论之源。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 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 而不是单个的个人行为。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 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 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其它分支区别开来, 后者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 (如消费者、生产者) 的活动, 前者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 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西方早期的公共选择思想大都来源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19世纪末,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运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决定公共活动的结构, 这种分析内容构成公共财政理论的一部分。例如, 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 (Knut Wi cksel l) 认为, 传统的公共财政理论割裂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联系, 在他的政治的一致性原则中, 他认为:“如果一项公共支出要是被批准的话。一般地, 它必定含有这样的假定, 即这种支出准备用于一种对全社会有益的活动, 并且所有社会成员都无一例外地这样认为。”布坎南曾经在一篇题为《公共选择与财政理论》的论文中追述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过程时说:“毫不奇怪,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都是一些受过欧洲财政理论传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当然, 当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个学派在20世纪逐渐形成后, 它已经脱离单纯的财政领域, 广泛的运用于解决财政以外的诸多问题。布坎南说:“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拜读了维克塞尔的书, 接着开始对意大利学者的著作进行了研究。这使得我的注意力从正统的财政学问题逐渐转移到了分析政治决策机构, 研究宪法规则上。”

二、公共财政的公共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配置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政府财政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配置社会公共财政资源, 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必须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社会福利是整个社会个人效用的总和, 社会每个人对私人产品的效用可以通过市场揭示出来, 但是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在消费的过程中, 人们往往隐瞒自己的偏好, 试图“搭便车”, 从而难以通过市场揭示出来。要提高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效率, 必须揭示社会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欲望和偏好, 但是个人的偏好往往会因为个人的利益环境条件, 表达出来的不是个人真实的偏好和欲望。我们可以用布坎南教授介绍自己的贡献时说的例子来做一个说明。一幢公寓大楼里, 住着许多住户。大楼的外墙需要粉刷, 一群户主得决定到底给外墙漆上什么颜色。合理的办法是投票选择:哪种颜色得票最多, 大楼外墙就漆什么颜色。这时候, 许多人凭直觉认为, 通过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 得出来的结果, 一定体现了大部分人的意愿。布坎南的不同就在于他说“不”。理由是:假如有个住户最喜欢的是“粉红色”, 但他也知道喜欢“粉红色”的人少, “粉红色”一定不能胜出。最有可能被选中的是“黄色”和“蓝色”, 而这个住户极其憎恶“蓝色”。于是, 他并不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投“粉红色”, 而是出于对投票结果的预期投了“黄色”。布坎南故事的含义是, 当人们参与公共选择的时候, 他们不是选择自己“最喜欢”什么, 而是选择自己“最不喜欢”什么。因此, 当看到公共选择的结果时, 比如说庞大的赤字, 高昂的关税等, 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说这些政策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意愿, 而只能说这是“公共选择”的次优结果[3]。

经济学分支的财政学与政治学结合在一起的财政问题是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单纯的经济角度考虑, 传统的经济学已经解决了公共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问题, 然而, 公共财政如何实现公共产品的提供, 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序提供, 提供怎样的数量和结构?同时, 政府官员也是“理性人”, 在行政官僚和社会民众目标函数并不一致的情况下, 怎样保证公共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不输出政府自身的偏好?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都要借助公共选择的分析工具[4]。从另一个方面讲, 公共选择所做出的决策内容大都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有关。从现实的角度讲, 公共产品的财政供给问题由社会公众通过公共选择来民主决策, 其效率要高于少数政府官员的单边决策。因此, 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不仅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 更是公共选择的财政。二是从财政管理的角度分析, 财政部门本身也属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 因此政府失灵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各级财政管理活动中。在相关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财政管理主体可以通过这种垄断的权力取得内部利益集团的相关利益, 这种利益即可以表现为财政管理机关的部门利益, 也可以表现为财政管理机关的内部利益 (如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利益博弈) 。社会民众与政府财政的关系类似于一个股份公司, 民众是广大股东, 议会是董事会, 政府财政是经理。股东对经理实行激励与约束机制, 促使经理与股东的目标函数一致。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委托的链条太长, 以及激励约束不够等原因, 经理在经营过程中也会违背民众的意愿, 实现自身的利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除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之外,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引入公共选择机制, 建立民主的、有良好监督的公共财政, 即实现财政管理的公共化。

三、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公共财政建设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市场这种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言, 中国与西方国家是一样的, 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财政体制和模式也有共同的地方。因此, 借鉴公共选择理论, 完善我国的财政管理和财政决策机制, 逐步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框架是理论和现实的客观要求。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看, 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引入公共选择理论的某些作用机制将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起关键作用。

㈠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 完善监督机制, 加强党对政府官员权力的监督

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着眼点的公共财政, 带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 其一举一动都要牵涉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同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 在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 人民群众对财政收支活动的监督意识将逐渐增强。要通过公共选择机制使财政收支运作纳入法制化, 财政收支决策科学化, 财政资金使用透明化, 最终使财政活动效率化。目前, 尽管宪法赋予了人民代表大会在财政活动上的根本权限, 但除了相关税法和财政立法工作之外, 日常的、例行性的对财政决策的监督活动相对缺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社会公众对财政资金的有效监督存在一个基本前提, 那就是所有政府资金纳入预算管理。而我国目前有相当部分的财政性资金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 这使得公众对财政活动的监督大打折扣。二是目前的预算法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对预算失误没有作任何追究与处罚的规定。从资金的审批、拨付到使用, 任何人不需承担法律责任, 这就造成了部门敢开口, 有权力的敢批, 拿到钱的敢用[4]。三是预算的透明度不高, 预算报告不够细化。改革公共财政支出体制, 进一步界定财政资金供给范围, 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 使财政资金的支出更透明、公开。

㈡转变政府职能, 缩小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范围, 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财政管理机关内部的约束机制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措施如颁发许可证、授权书、特许经营证等, 可能同时也为寻租创造了条件。政府虽获取了一定的租金, 但是却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5]。政府应转变职能, 改革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 从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 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 即市场来调节。我国政府机关, 包括财政管理机关在从事公共经济活动时, 存在着大量的不规范和无约束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整治、约束、规范财政管理机关自身的行为入手, 有些也必须牵涉到政治程序和具体财政制度的改革, 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对财政管理部门行政人员政绩考核标准的改革和完善。在承认其人员存在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应当通过建立相应的财政问题集体决策的制度、专家咨询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来规范、约束、监督其行政行为, 从而使财政管理活动合理、合法、程序完备。因此, 形成对政治权力运作的根本约束限制机制及其相关的政治制度与程序, 是确保财政运作符合市场根本要求的关键所在。

四、结束语

财政是政府经济活动, 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 也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公共选择理论观点已成为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大量应用于公共财政活动分析, 以提高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的公共财政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招顺, 汪翔.公共选择理论与赤字问题[J].世界经济研究, 1993, ⑴.

[2]郭小聪.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薛兆丰.公共选择与财政赤字[J].互联网周刊, 2004, (23) .

[4]陈旭东.公共选择理论与中国公共财政[J].理论学刊, 2005, ⑺.

[5]段平方.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公共财政建设[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⑹.

公共理论 篇2

一、选择题（将正确答案写在横线上。共15题，每题2分，共30分）

1.“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的定义是

A.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从事运动技能传授和健身指导人员

B.在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从事健身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

C.在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从事运动技能传授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

D.在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从事运动技能传授、健身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 2.广义的体育包括

A.竞技体育和体育教育

B.竞技运动、身体锻炼和身体娱乐

C.竞技运动、体育教育、身体锻炼和身体娱乐

D身体锻炼和身体娱乐

3.下面哪种练习方法属于重复练习法 A.以同一动作方式跳绳100次 B.连续爬山1小时 C.在公园里时跑时走

D用蛙泳姿势和仰泳姿势连续慢游20分钟 4.下面的动作练习结构图示意的是

一次练习间歇 下一次练习……..A．重复练习法

B.循环练习法

C.持续练习法

D.间歇练习法

5.一般而言，老年人持续练习的时间不宜过长。初次参加练习时，可以从每次

分钟左右开始

A．5——10

B.15——20

C.25——40

D.50——60 6.认知、情绪、行为和生理对心理压力有着“放大”或“缩小”的作用，其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是

A.认知

B.情绪

C.行为

D.生理 7.下列行为中，违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仪表仪态要求的是

A.武术指导员穿灯笼裤B.健美操指导员浓妆艳抹C.游泳指导员着泳装泳帽D.健美操指导员着健美服装

8.构成社会指导员职业道德的基本要素有

A.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其自身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实践活动 B．社会指导员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C.社会指导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实践活动

D.社会指导员的道德规范、道德品质和道德实践活动 9.指导员对练习者实施保护时，正确的做法是

A.助力越大越好B.助力越小越好C.初学阶段助力应大些D.助力的时机应符合练习者的身体素质

10.按照体育运动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下面哪个手段属于娱乐类手段 A.蹦极B.高尔夫球C.太极拳D.滑冰 11.安静时普通正常成年人的脉搏范围是 A.110/50B.100/60C.100/70D.100/80

(次每分)12.提高ATP-CP系统供能能力的训练持续时间，一般为

A.1~5秒B.5~15秒C.15~20秒D.20~30秒

13.为排除代谢性疾病，可对中老年锻炼者进行血脂和（）检查

A.血糖B.血压C.血尿素D.血红蛋白 14.组成细胞的最主要成分是

A.糖B.脂肪C.蛋白质D.核酸 15.“认识你真高兴”的英文是

A.Nice to see youBI am glad to know youCIt is good to know youD.To know you I am very glad

二、是非题（正确打 “V”，错误打 “X”。共15题，每题2分，共30分）

1.一般而言，确定器械练习组次时，大肌肉群练习的组次可少些，小肌肉群的练习组次可多些。（）

2.社会体育以业余自愿为原则，国家鼓励参加社会体育活动，但不强迫。（）

3.器械练习的过程就是练习次数和练习重量不断交替增加的训练过程。（）

4.血压可以反应心脏、血管的功能状态，是评定心血管机能的基本指标。（）5.腰臀比指数可以反映人体体型的特点，也可以用于对肥胖的评价。（）

6.我国社会主义体育道德，既包括了竞技体育道德规范要求，又包括了群众体育道德规范的要求。（）

7.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是国家对社会体育指导员专业知识、技术、能力的认可。是求职，任职，独立开业和单位录取的主要依据。（）

8.体育的本质功能是教育功能。（）

9.流感期间应暂停体育运动，并积极治疗，症状明显减轻后可循序渐进的参加力所能及的体育运动。()10.小脑的机能是协调随意运动。（）

11.心理健康是指没有失败、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每天都是非常快乐的活着。（）

12.重复次数少而阻力大的力量练习，能够提高肌肉力量，也能提高肌肉耐力。（）

13.灵敏素质只有在动作技能的数量掌握得越多、越熟练时才能表现出来。（）

14.一般而言，指导员对练习者进行保护的主要助力作用点，应在人体总重心附近部位上。（）

15.“这是刘涛”英文是“This Liu Tao.”()

三、问答题（每题20分，共2题，共40分）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哪些情况下不得随意解除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公共理论 篇3

关键词：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使用价值；西方经济学；排他性；竞争性；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0；F0-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6-0005-04

一、西方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离开了这一概念，西方经济学家就无法将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套用到政治领域，西方公共选择理论也就失去了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解释市场失灵的现象，同时又不能妨碍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的崇拜，西方经济学家必须借助公共产品这一概念。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历来十分重视对公共产品概念的研究。借助这一概念，他们得以解释公共产品提供上的市场失灵现象和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当将政府的职能局限于仅仅提供公共产品的有限政府的理念。

在西方公共经济学中，公共产品一般是指那些在消费上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而所谓非排他性是指：产品一旦被提供出来，就不可能排除任何人对它的不付代价的消费。它包含三层含义：（1）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让别人消费它，即使有些人有心独占对它的消费，但（或者）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或者在技术上可行但成本却过高，因而是不值得的；（2）任何人自己都不得不消费它，即使有些人可能不情愿，但却无法对它加以拒绝；（3）任何人都可以恰好消费相同的数量。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旦公共产品被提供出来，增加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任何消费者的受益；也不会增加社会成本，其新增消费者使用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而国防被视为就是这样的公共产品。①

二、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局限

就国防而论，迈尔斯认为国防支出“最终具有竞争性，排他性也有可能”②，尽管他没有明确举出相应的例子。事实上，当张学良把他的军队撤进关内时，当年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对关外的东三省民众来说就是具有排他性的。海曼认为，“只要我们保卫了一个人，我们也就保卫了所有人。”③但事实并非如此。而要让收复失地，让敌占区的人民也享有国防，而不是割让土地，谋求“和平”，那就要增加国防支出即增加社会成本，把敌人打败，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防同样是具有竞争性的。这样一来，国防还能算是公共产品吗？如果它不是，那么西方公共经济学若不是要让政府放弃国防这一重要职能，就只得承认需要政府去提供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而这样的产品按照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它只能是私人产品。事实上，“在某些场合下，人们认为，保健服务和住房就是两个由公共部门提供私人产品的例子。”④当然，政府（公共部门）不会去提供任意的私人产品，它之所以提供住房而不提供私家轿车，是因为住房和私家轿车相比虽然同样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但前者更具有公共意义。例如，新加坡的政府领导人曾经意识到，为了让军队和士兵保卫国家，就得让他们有自己的不动产，以便驱使他们至少为保卫自己的财产而战。“于是，‘居者有其屋、公共住房、公积金、全面防卫等政策一脉相承、一气呵成。”⑤另一方面，梁小民等指出，“某一种公共产品只可以使很小的团体，比如包括两个人的小团体受益，而另外一些公共产品却可以使很大的团体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受益。”⑥虽然情侣套餐使两个情侣受益，但它无疑不能被归入公共产品，否则任何非单个人独享独用之物，如一个多人口家庭的私家轿车，都成了公共产品。最关键的是，这里其实承认，许多公共产品的覆盖面是十分有限的，从而未被这些公共产品覆盖到的人就被排除在公共产品的消费之外了，这也是排他性。所以，非排他性并不能作为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西方公共经济学将有排他性无竞争性的产品称为俱乐部产品；将无排他性有竞争的产品称为公共资源。⑦按照上述理论，一条道路，如果收费即交费才能通过，那就是排他性的；如果人员和车辆来往过多导致拥挤就是竞争性的；而如果它既不收费，又不拥挤，那它就符合公共产品的属性。然而，道路是否收费，与道路本身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一条道路是否是公共产品呢？在古代，土匪的两把板斧，就能使一条道路从不收费变成收费的。难道这条道路就因此而不再是公共产品了吗？如果是这样，古代政府就没有必要剿匪来恢复道路的不收费了。如今在西班牙，有一女子将太阳登记为她的财产，要求所有使用太阳的人都必须付费给她。⑧难道人们就应当屈从于所谓的法律而付费给她吗？

此外，如果一条不收费的道路在高峰期拥堵，那它就成了公共资源，而它在非高峰期不拥堵时，又成了公共产品。那么，我们又如何就一条道路本身来说它是公共产品还是非公共产品呢？其实拥挤最多只不过表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不应当就此改变产品的公共产品属性。另一方面，一些生产厂家的虚假广告和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病毒以及网络上的电脑病毒，在传播上倒也是非排他和非竞争的，难道它们就能算是公共产品，并要由公共部门来提供吗？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关于公共产品的定义是从消费的角度来规定的，与其说定义的是公共产品，不如说定义的是公共消费品。西方公共经济学如此定义公共产品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是剥削者，其消费者的属性远大于生产者的属性。西方经济学自然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对于有钱人来说，消费本身的成本不是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也忽略了这个问题，并避免了因此而陷入阶级分析的风险。事实上，消费本身的成本对于消费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对于城市里一条免费开放又不拥挤的供汽车行驶的道路，显然私家车主的消费要比没有私家车的穷人消费得多，而出租车司机及其所在的出租车公司的消费又比私家车主多。同样地，美国石油大亨与美国贫民对美国政府提供的攻占伊拉克的所谓国防消费也不是一样的。

萨缪尔森等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摆出一副让被统治阶级占了便宜的施舍面孔强调，“公共产品是这样一些产品，无论每个人是否愿意购买它们，它们带来的好处不可分割地散布到整个社区里”。⑨然而，这种“好处”的散布却有强买强卖和强制消费之嫌。朱柏铭也指出，“任何人也不能用拒绝付款的办法，将与其消费偏好不一致的公共产品排除在他的消费范围之外。”⑩其实，这种公共产品消费上的不可逃避性，恰恰是公共产品区别于私人产品的最重要的特性，它表明，对于不同的人，尤其是不同阶级的人来说，公共产品带来的并非只有好处，也有可能带来的是坏处。比如英国的国防军曾经奉命驱赶公有土地上的农民，并烧死了拒绝离开小屋的老太婆{11}，对于这些被驱赶的人来说，他们显然不愿意这样来消费国防。如果说，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反映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公共产品时的经济视角，那么，不可逃避性则反映的是西方经济学所看不到的政治视角。它不仅隐隐地揭示出了西方经济学力图回避的公共产品的阶级性，而且它也昭示了西方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几乎都回避了的否决预算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当然，也有西方学者从生产的角度来定义公共产品，例如，布坎南关于公共产品的定义是：“任何集团或社团因为任何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商品或服务，都将被定义为公共产品。”{12}但是，作为公共产品理论，恰恰要说明的是被布坎南所回避了的“任何原因”，说明为什么这样的原因会导致需要通过集体组织来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由私人来提供。而且，布坎南的这个定义意味着，私人是不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或者说，私人提供的都不是公共产品。但是，在历史上的确存在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例子。例如，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早期的运河“也像铁路和公路一样，几乎全部是私人和公司修筑的。”{13}西方经济学家把公共产品视为正外部性的极端情况{14}。但是，公共产品的生产本身也会具有负外部性。例如，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垃圾的处理就是公共产品，尽管它具有明显的竞争性，也就是说，垃圾越多，垃圾处理的成本越高。正因为垃圾处理是公共产品，所以当清洁工们参加游行时，法国军队才会被派到街头去清理街头垃圾。{15}然而，垃圾最终处理，无论是焚烧还是填埋都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产生负外部性，以至于垃圾焚烧厂或垃圾填埋场周边的居民会反对建造这些设施。而最具有正外部性的知识，本身没有交换价值{16}，也就是说，本不具有排他性。但是，就像土地所有权剥夺了原始社会以来土地的公有性质一样，随着知识产权的出现，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也被剥夺了，知识成为少数垄断者私有的私人产品了。当然，这并不排除知识在小范围内是公共产品。例如，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的大银行设立了各种专门的技术研究会，研究成果当然只能由‘友好的工业企业来享用。这一类机构有电气铁路问题研究会、中央科学技术研究所等等。”{17}总之，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剥削发展中国家和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利器。从这个角度说，它也是欧美帝国主义的一种公共产品。

最后，西方公共产品理论还忽略了公共产品的不可或缺性（至少对某些人如此）。如果公共产品不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尽管它可以非排他性地给某些人带来一些好处，人们也可以不去消费它，从而也就不需要政府，更不需要西方公共经济学了。

三、现实中的公共产品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归中央政府管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废置，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和战争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自由放任原则——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下来。但是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18}在这里，马克思提到了三个公共部门：财政部门、战争部门和公共工程部门。其中，前两个部门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服务的，后一个部门虽然也有利于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但更多的是为全社会提供服务的。对于亚洲古代的统治阶级来说，这三个部门都提供公共产品；而对于那时那里的被统治阶级来说，第三个部门提供的才是主要的公共产品。其实，西欧各国虽然国土面积不大，没有大江大河的水利工程需要治理，但是，对于跨越多国的河流也有保持其航行通畅的需要，例如，维也纳条约就规定：“每个国家都应出资维修纤路和进行一些必要工作，以便使航行通畅无阻。”{19}显然，在存在剥削阶级的社会里，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除了完成帮助统治阶级进行剥削的职责外，也要完成一些对所有国民都有一些益处的更广泛的公共事务。这是因为，“要能够掠夺，就要有可以掠夺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20}也就要有服务于生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

马克思还指出，“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们认为，旧英国的每一种制度都是既昂贵又无用的机器，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国家以最低的生产费用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自由地交换自己的产品。他们最终的要求必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处在自由竞争的无限的统治之下，总共只留下一个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行政管理，以便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保障资产阶级的共同阶级利益并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而且就连这个最低限度的行政管理也必须组织得尽可能合理而经济。”{21}由此可见，“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保障资产阶级的共同阶级利益并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所提供给资产阶级的公共产品。不仅如此，国家和政府本身就是公共产品，尤其是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恩格斯指出：“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22}而对于不同的阶级来说，其所倚靠的国家机器即相应的公共产品也有所不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23}而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机器这样的公共产品也会消亡，或者更严格地说，是被另一种公共产品所取代。“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这也表明，在未来消灭了阶级的社会里，公共产品的性质将是普遍性，即不会把任何一个人排除在公共产品的受益者之外。

对于人类社会来讲，语言是最典型的公共产品，它不可能是单个人的产物。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一个共同体内语言也不一定是共同的了{25}。这其中，下层阶级的俗语与上层阶级的雅语差别也日益显现出来。而有些殖民地，也被殖民者强行用外来的语言取代了本地的语言。科学及其研究、知识和教育也是公共产品。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这些公共产品垄断并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成为他们奴役被统治阶级的一个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虽然它们仍然是统治阶级奴役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但也多少开始向被统治阶级普及，以便这些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被统治者能够在生产上为统治阶级所利用。当然，资产阶级是极其吝啬的，他们只会安排工人阶级受他们所许可的基本技能教育和带有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奴役教育，提防教育导致工人阶级觉醒。我们在前面还指出，私有化的知识产权妨碍了这些公共产品的公共性。

在阶级社会里，法律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也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恩格斯曾经指出：“现在我们来看看资产阶级如何作为政党、甚至作为国家政权来反对无产阶级的种种情况。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有了无产者，所以才必须有法律。这一点虽然只是在少数法律条文里直接表现出来，例如取缔漂泊流浪和露宿街头行为的法律就宣布无产阶级本身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是，敌视无产阶级却是法律的重要基础，因此法官，特别是本身就是资产者并且是和无产阶级接触最多的治安法官，立刻就会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这种意图。如果富人被传唤，或者更确切些说，被请到法庭上来，法官便会为打搅了这位富人而向他深致歉意，并且尽力使案件变得对他有利；如果不得不给他判罪，那么法官又要为此表示极大的歉意，如此等等，判决的结果是让他交一笔微不足道的罚款，于是资产者轻蔑地把钱往桌上一扔，就扬长而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穷鬼被传唤到治安法官那里去，那么他几乎总是被带到拘留所，和其他许多这样的人一起过一夜，他一开始就被看做罪犯，受人叱骂，他的辩护被一声轻蔑的‘啊，我们懂得这些借口制止，最后被处以罚款，他付不出这一笔钱，于是只好在监狱里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苦役来抵罪。即使不能给他加上任何罪名，他还是会被当做流氓和流浪汉（a rogue and a vagabond——这两个词几乎总是连在一起用）送去做苦役。”{26}西方公共经济学常常举对外的国防作为公共产品的例子，而少提或不提对内的治安尤其是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作为公共产品的例子，是因为后者比较容易引导出关于人群对立进而阶级对立的分析。

而社会稳定或者说有秩序通常也是一种公共产品。邓小平曾经提到，当年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人民对我们第一件要求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27}

四、公共产品的定义

综上所述，现实中公共产品的种类十分丰富，要给它下一个定义并不容易。受马克思关于知识是没有交换价值的说法的启发，再根据《资本论》中关于“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28}以及“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29}的说法，我们给公共产品下的定义是：公共产品是以人的活动为中介的没有交换价值或不是价值的使用价值。这个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吻合西方公共经济学关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的说法。因为所谓的非排他性的特点就是无法排除搭便车的人，无法向企图搭便车的人索取报酬，也就是无法获得交换价值。同时，这个定义还说明了西方公共产品理论中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没有明确涵盖的公共产品的有用性。这个定义还摆脱了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不可逃避性和不可或缺性，使公共产品不再是对所有阶级和人群，尤其是排斥它的人，是普适的。这个定义使公共产品只对那些认为它对自己有用的人来说才是公共产品，从而适用于阶级分析。这个定义还使虚假广告和人造病毒难以混进公共产品的概念中。总之，这个定义很好地克服了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局限性。需要加以明确的只是，正如服务有时也像物品一样是使用价值，这个定义中的“使用价值”不仅仅是指具体的物品，也包括语言、法律、政府、科学、教育等客观存在的东西和行为。有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来定义的公共产品，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成为可能。这就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④⑥⑦⑨{12}黄恒学主编：《公共经济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94页、第95页、第92-93页、第96页、第92页、第92页。

②【英】加雷斯·D.迈尔斯著，匡小平译：《公共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③【美】大卫·N.海曼著，章彤译：《公共财政：现代理论在政策中的应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⑤陈抗：《序（最常任秘书眼里的新加坡经验）》，载严崇涛著，陈抗编选，《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一位老常任秘书的回顾和反思》，新加坡：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2007年版。

⑧《西班牙女子“抢”到太阳 所有人都必须付费》，http：//www.chinanews.com/gj/2010/11-29/2685924.shtml，2014年7月14日。

⑩朱柏铭：《公共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11}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9页。

{13}{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1页、第481-482页。

{14}【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萧琛主译，《微观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15}《法国罢工民众堵机场5小时 军队被派清垃圾》，http：//news.cntv.cn/world/20101022/100392.shtml，2014年7月21日。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4页。

{17}《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0页。

{18}{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9-680页、第53页。

{19}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49页。

{20}{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第14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42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30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

{27}《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28}{29}《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第54页。

责任编辑、校对：杜 莹

Abstract： The public product concept is the core of the western public economics. Western theory of public product definition is not so much the public products， as defined are public goods. The types of public goods is very rich in reality， it's not easy to give it a definition. Our products to the publ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re defined as： public products are based on exchange value of a man's activities for the mediation is not or not the use of value. As service sometimes like items is to use value， the definition of "use value" is not only refers to the specific items， including language， law， government， science， education and other objective existence and behavior.

公共理论 篇4

传统理论模式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官僚性, 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 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唯一动机, 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 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 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早期的传统模式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 都显示出了优势。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 它更具效率, 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 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 官僚制的确有威力, 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 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之后, 人们认识到建立在“经济人”假说之上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只是一种理想模式, 不可能指导实际中的决策。赫伯特·西蒙 (Herbent Simon) 提出了满意标准和有限理性标准, 用“社会人”取代“经济人”, 大大拓展了决策理论的研究领域, 产生了新的理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该理论认为, 人的理性是处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主要观点有手段—目标链的内涵有一定矛盾, 简单的手段—目标链分析会导致不准确的结论;决策者追求理性, 但又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理性, 他只要求有限理性;决策者在决策中追求“满意”标准, 而非最优标准。在决策过程中, 决策者定下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然后考察现有的备择方案。如果有一个备择方案能较好地满足定下的最基本的要求, 决策者就实现了满意标准, 他就不愿意再去研究或寻找更好的备择方案了。

这种模式认为, 只要决策过程的每一步骤都是出于理性的思考, 最后所决定的政策自然是合理的、能有效达到目标的。要使每一步骤合理, 必须用合理的方法和精细的计算, 分析各种政策方案的优劣, 从而求得最佳的政策, 其实质是一种政策优选的方法。一个理性的政策就是效率最高的政策, 而为了达成理性的政策, 它必须具备一些条件, 如完善的政府结构、畅通无阻的情报渠道、正确可靠的反馈信息、政策制定者有权衡各种社会影响因素的能力、政府的决策者必须知道所有的社会价值偏好及其相对比重等。

渐进决策模式又叫“枝干模式”, 认为公共政策的改变只能从现有的基础上改进。渐进模式的思想, 一般认为是耶鲁教授林德布罗姆在西蒙的满意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模式认为, 公共决策的制定和修改, 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渐进改革, 进步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在混乱和无序中挣扎前行的。林德布罗姆把这个过程叫做“挣扎前行的科学”。这种模式认为公共政策是过失的修正, 是把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看做是对以往政策行为的不断修正的过程, 换句话说它是在以往的政策、惯例基础上制定的新政策, 只对过去的政策作局部的调整和修改, 而不是全面更替。渐进决策模式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即按部就班原则、积少成多原则和稳中求变原则。

这种渐进的决策模式是中国建国以来运用较为普遍的一种模式, 对缓解社会矛盾冲突, 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它根本的缺点是,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有维持现状和缺乏变革的保守主义色彩, 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成为修修补补的过程, 创新性不够。

综合决策模式由美国学者埃特奥尼提出, 目的在于试图保留理性决策模型和渐进决策模型各自的优势和弥补其缺陷。综合扫描决策要求决策者在不同的情况下运用不同的决策模型, 把两种决策模型结合起来, 根据决策的情况来运用, 对变革时代制定较佳的决策方案具有积极的作用。这种决策模式强调公共政策应当是多种决策模式的混合使用, 取长补短、有机结合的结果。如它首先基于对现行政策的检查与评估, 避免了对所有备选方案的考察, 从而吸收了渐进决策模式的优点, 缩减了审查范围, 节约了大量开支;它也充分吸收了理性分析模式的科学方法, 对所考察的方案进行科学测量和优化, 同时, 它重视理性决策模式探讨长期方案和创新方案的优点, 克服了渐进决策模式的保守倾向。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综合了不同模式的优点, 对在变革时代制定较佳的决策方案具有积极的作用。正是由于该决策模式强调公共政策应当是多种决策模式的混合使用, 取长补短、有机结合, 所以这种模式也被称为理想决策模式。

集体行动模式认为公共事务管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形式。而集体行动的逻辑或曰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个人自私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 个人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理性。因此, 公共管理危机的出现似乎在所难免。公共管理危机的克服有赖于行动个体的行为自主性, 但更多地仰赖于制度的安排。因为制度是长期迭演博弈所选择的均衡结果, 它是行动个体由不合作走向合作的路径依赖。每一次集体行动都是一次社会进步的契机。集体行动总是在寻求突破方向, 摆脱不合理的制度约束, 指向权力机器力所不及的地方, 能够帮助社会朝向更有效、更公平、更多关爱的位置运动, 达到更好的均衡点。但是由于公用地悲剧、囚徒窘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逻辑使得集体行动存在着困境, 人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并非轻而易举。而针对集体行动带来的问题美国的莉诺·奥斯特罗姆建构了公共池塘资源模型,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阐述了运用非国家 (集权) 和非市场 (私有化) 的解决方案解决公共事务的可能性。奥尔森教授设计了一种动力机制——“选择性激励”, 这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其中, 实施“监督”和“分级制裁”是必需的。

精英决策模式, 由托马斯·戴伊和哈蒙·齐格勒提出, 认为公共政策不是由人民群众通过他们的利益需求与行动决定的, 而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决定并由政府官员加以实施的。戴伊认为, 标准的精英决策模式在描述制定政策的模式时过于简单化。因此, 他从探求掌权阶层在决定国家政策的主要方面的作用出发, 试图从关于全国性精英人物的资料中提出一种分析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论模式, 即“关于国家政策制定过程的寡头论模式”。该模式认为, 最初用于国家政策的研究、调查、规划及制定的经费, 的确来自企业和私人则富, 但掌权阶层在整个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起协调作用的中心点是各政策规划组织。尽管现实社会精英对政策的决定和影响作用不是绝对的, 但它的确是实实在在的, 因此这模式具有不可否认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的决策实践中许多重大政策和决策都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与少数高层政治精英群体决定, 中国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 由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低, 加之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经济精英, 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成分比较单一, 主要是政治精英。在中国, 政治精英可以分成两个基本的类别:一类是权力精英, 他们是身处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岗位的政治精英, 具有决策权或对重大决策具有实质影响力。如改革开放前重要的权力精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类是一般政治精英, 他们是身处地方党和政府高层领导岗位的政治精英, 包括地方党和政府的重要领导者, 如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权力精英的领导决策, 为权力精英的决策提供依据和决策信息。因此, 改革开放前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可以视为权力精英与一般政治精英的合作模式。但真正对中国的决策过程发生实质影响的是权力精英。毛泽东逝世之后的中国在邓小平等政治精英的领导下, 选择了改革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带来了社会利益的重新洗牌, 在这场利益格局的调整中, 知识精英和商界精英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随着社会精英的崛起, 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开始悄然变化, 由单一的政治精英决策模式向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合作的模式转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大增, 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与者, 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

公共政策的形成是复杂的动态过程, 公共政策实践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共政策模式的随机性和复合性,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 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不能笼统地说哪种模式更有用, 应该用多种决策模式作为工具, 对公共政策进行多方位的分析。由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与经济问题错综复杂, 每个问题的背后都蕴涵着数不尽的影响因素, 而其中的因果关系又盘根错节, 每个模式都有自己的长足之处和局限。因此, 无论是公共政策研究者还是决策者, 必须根据国情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与特点, 抓住“主要”影响因素, 从而作出恰当的抉择。因此, 中国目前在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模式选择上, 需要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首先, 要以市场为基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其经济运行处于“转型经济”阶段, 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之中, 虽然党的十四大就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但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都需要一个过程, 因此仍是存在着市场机制作用不够充分, 市场配置功能很不健全, 企业的非理性行为较为突出, 强大国际竞争压力下, 本国的幼弱产业难以发展, 以及经济、社会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超前发展要求较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处理好市场配置与政府配置、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控制之间的关系, 就成了中国政策决策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决定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应该明确, 市场始终是资源配置的基础, 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模式选择, 不能破坏这个基础, 只能促进、补充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

其次, 理论模式的选择要以法律为准绳。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明, 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理, 强调主要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社会经济生活, 规范社会经济秩序, 包括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规则。但是由于法律所涉及的范围总是有限的, 其条款也只能是原则性的, 因而需要某种更为灵活, 同时用较为规范的方式来加以弥补或调节, 这就为公共经济政策的产生提出了需求、奠定了基础。它的制定和实施, 既解决了政府在某些无法可依情况下的被动与无奈, 同时又能在变幻莫测的经济变动和社会冲突中, 大大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相机抉择能力, 适时化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障碍。

再次, 理论模式的选择要以实现效率、公平、发展为重点。效率、公平、发展也是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公共政策对提高效率的作用和影响, 从根本上说来自于纠正市场失灵所造成的效率干扰和效率损失。具体来说主要是对妨碍市场竞争、影响市场效率的垄断现象的消除, 对社会必要公共产品的充足提供, 以及对公共坏产品即外部负效应的克服;为所有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有利环境等。在保持效率的同时促进公平, 是现代政府和公共政策的一项重要职责, 主要手段包括实行累进所得税制, 建立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最后, 理论模式的选择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政治是属于人民的事业。不论采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必须坚持以人民利益为重, 制定公共政策也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人民的利益。

而针对不同时期中国的公共政策模式的选择应该不断的调整, 同时模式选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比如改革之初, 中国实行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 这实际就是一种渐进性决策模式, 它以“积少成多”和“稳中求变”为基本特征。如前所述它是一种基于“策略性”的分析, 政策是依靠“试错”的过程渐进调适的, 不存在发展的总体规划和终极目标, 只注重眼前的、即时的和有限的问题。从中国目前所处的现实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种种因决策引起的问题来看, 不难发现, 改革当初取的渐进性决策模式战略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因为渐进性决策在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 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如上面所述的政策“非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战略的一个结果, 而这些问题已不是渐进决策的零敲碎打和修修补补所能解决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推进的今天, 我们就不可能再采用渐进决策的改革模式了。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期, 各种矛盾、磨擦和社会发展目标给政治体系的公共政策决策形成了多方面的压力, 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客观地要求中国的公共政策要适应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 选择出恰当的决策模式, 更好地承担其导向、协调与稳定社会的职能, 从而避免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尖锐冲突及其所可能导致的社会无序状态。实践证明, 只有符合中国化的决策模型才能解决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问题,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须更多地借鉴综合决策模型的道路。同时, 目前的多元化社会迫切需要公民政策参与。在当前的中国, 由于改革开放而形成了利益主体和阶层主体的多元化, 而当社会变得相当多元化时, 即使有最无私、最仁慈的领袖, 政府也难以有效地调节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时便有必要逐步开放言路、拓宽民众参与决策的渠道。因而, 精英决策与大众的民主调和也是中国今后决策模式的发展趋势之一。

摘要：作为指导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理论基础的公共政策理论发展经历了传统理论模式、有限理性模式、渐进决策模式、综合决策模式、集体行动模式、精英决策模式。通过对各种理论模式进行分析, 结合中国的目前情况得出中国公共政策的理论模式选择。

关键词：公共政策,理论模式,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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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窦正斌.鲁翠.公共政策的制定及中国所存在的问题[J].决策借鉴, 2000, (1) .

[9]张哲菁.西方公共政策决策模式评价[J].理论探讨, 2001, (5) .

公共产品理论发展论文 篇5

【摘要】如参天大树一般，公共产品理论经历了历经萌芽、形成、成长、繁茂、成熟和进一步发展等个阶段，已逐步得到了完善并成为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独立于财政学之外。全球化也带动了公共产品理论的与时俱进，目前公共产品理论在概念、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上均有了新的突破。

【关键词】公共产品理论;发展阶段;供给方式

财政学萌芽到成熟足足经历了300多年的磨练与沉淀，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文章按照阶段的划分介绍了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过程，并介绍了各阶段中重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并在文章最后引出了目前公共产品供给的最新理论――多元主体互动供给论。

一、思想的萌芽阶段

最早的代表人物就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思想家――霍布斯，他在1646年创作了《利维坦》(亦称为《教会和公民国家的内容形式和权力》)。在书中的第二部分“论国家”中，霍布斯从人性需求和契约的角度出发，论述了自己的公共观。休谟举出了“公共草地排水的”案例来加以论述搭便车现象。。亚当斯密则主要是从政府职能的角度论述了自己对公共产品的观点，他在1776年发表了《国富论》。他一方面认为市场应当遵从“看不见的手”的自由主义，另外一方面则认为在公共支出方面，市场是无效率的。在斯密看来，政府应当是“廉价政府”或“夜警国家”，但是也具有三大职能，其中之一就是提供某些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

二、公共产品理论破土而出的阶段

“公共产品”一词最早出现在1936年。意大利学者马尔科的《公共财政学基本原理》在美国翻译出版时，书中首先使用了“公共产品”这个说法。在他看来，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来提供，因为人们向政府纳税就相当于支付了公共产品的价格。

瑞典学派在奥意学派以后进一步完善了公共产品理论，他们创立了著名的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该机制有两个假设：1.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参与到政治表决程序中来，而且每一个人的政治权利是平等的，即满足一人一票制。这也就是指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自己获得的公共产品的边际效益的大小来分担提供公共产品所需要的费用;2.信息成本为零。在这些假设下，根据“一致同意”原则，该机制可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此时，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达到最佳水平。

三、公共产品理论成长阶段

萨缪尔森给出了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和公共产品最有供给的一般均衡条件。他提出了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的特征。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他引入了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等经济学工具，建立了纯公共物品模型。该模型假定，人们能够明确的表达自己消费公共产品所获得的边际效用，也愿意支付相应价格，其实这些价格也就是税收，这就表明了人们的纳税额是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相对应。在虚假的需求曲线分析下，得出了公共产品定价的.原则是：社会边际效用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也等于所有消费者的个人边际效用的总和。除此之外，萨缪尔森还提出了关于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的一般均衡条件：消费者在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生产的边际转换率。而且他认为在公共产品市场中，市场配置资源会无效，因而政府应当成为变成这个市场的主要配置者。

四、公共产品理论的繁茂阶段

马斯格雷夫第一次正式引入了“公共经济学”的概念，并指出了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的特征，同时明确了混合产品的存在，他认为世界上只存在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这种假设是不合实际的，从事实上来讲，现实中绝大数为混合产品或者是“限制性定性公共产品”。

布坎南是公共产品理论的伟大贡献者之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将政治决策的分析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将经济学中每个人都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概念移植到了政治决策的领域中。同时他的观点，推翻了学术界中两大学术流派所珍视的观念，一是依据福利经济学政府是能够实现公共利益的，二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会为公众谋得利益。他不仅提出了“俱乐部的经济理论”，还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

五、新枝芽――新制度经济学

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这标志这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后来经过威廉姆森，康芒斯、克莱因和张五常等学者的努力得以逐步完善。他们认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做出选择的问题。而制度安排对人们的交易会产生不同的激励作用，从而应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新制度经济学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并没有给出确定的供给模式，而是将交易理论引入到公共产品供给上，认为公共产品应当有交易费用较低的一方来提供，同时明确了政府应当建立起完善的产权制度，从而解决外部性问题。

六、公共产品理论的最新成果

公共产品的供给经历双主体参与论、三元主体合作供给论和多元主体互动供给论三个阶段。其中三元主体主要是指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目前，多元主体互动供给论是作为一种最新的供给方式，引起了理论界的探讨。主要的代表人是斯蒂福斯和丹哈特夫妇。

与传统的政府提供或者政府与私人部门共同提供的方式不同，他们认为，社会真正的主人是全体公民，政府是公民授权形成的，因而应当服务于公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上，单纯的政府供给无法满足公民的需求，因而政府不能够只是保证提供公共物品，还应当建立一个机制，使得公民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除此之外，政府还必须充当“中介人”，将公共物品的多元供给主体都集中在一起，进行磋商和谈判，从而建立政府、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的战略同盟，在面对公共需求时，三方部门共同协商，以公民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解决公民的需求。

参考文献：

[1]大卫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篇6

关键词：西方；公共治理理论；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28-01

一、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的背景

治理理论兴起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管理危机。二是与市场和等级制的调节机制发生危机有关。在对英国政府的分析中罗茨认为，英国政府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可以用“空洞国家”来概括，其表现为，私有化以及公共干预范围的缩小、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功能的缺失、英国政府功能的缺失等。所谓国家的空洞化就是指公共部门变得零散化，而这种零散化导致政府在执行中的控制力变弱。同时，组织网络不断增加，大量的复杂组织的管控变得更加困难，政府的控制能力也必然受到大众的质疑。Kettl指出，因为政府的合同外包，使得政府发现他们自己正处在复杂的公私关系的环境中，而政府对这种情况的认识和了解却是很不缺的。政府只有很少的控制力，但是他们却呈倒着一个他们无法真正彻底控制的体制负责。那些不介入的控制不可能给予政府足够的影响力以调控网络，国家空洞化侵蚀了政府的协调与计划能力。玛丽克劳德·斯莫茨认为，现在已经严重弱化了国家，重要的很多资源和控制力也由于地方的分权而被削弱。杰夫斯特劳思曼在对公共管理发展的描述中提出，公共管理正在稳步向前发展，更加趋向于协调理论、网络理论、治理理论以及制度构建和维持理论的方向发展。公共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在发展的过程中正再不断的调整自身的定位以解决由于控制力的不足所出现的各种问题。Sorensen是一位丹麦的政治学家，她一直关注着国家权力的削弱和零散化的现状，她提出，不应该把国家当作一个不可以分割必须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应该把它当作是一个相互联系，又有部分相对独立的存在，各个部分相互依赖而运作的机制。陈泽水则认为，治理的兴起不应被看作是国家的衰败，而应该是国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一种能力的体现。

二、相关概念的厘定

（一）治理。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在其文章《没有政府的治理》中认为，治理是通行于规制空隙之间的那些制度安排，或许更重要的是当两个或更多规制出现重叠、冲突时，或者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需要调解时才发挥作用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格里·斯托克在《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中指出：“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制裁。

（二）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众参与二者整合而成的公域之治模式，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依据多样化、治理方式多样化等典型特征。简·莱恩认为公共治理是政府的运作方式，因此她不仅仅是指政府的决策，而更加是政府为社会的服务方式，特别是强调民主和注重公众的参与。Lynn侧重于把公共治理的重心放在满足公共需求的责任和能力的分化上，认为治理变成了协调不同行为者趋向共同目标的纵向和横向手段的集合。

三、公共治理的核心理论

在公共治理的角度，我们可以很明确一个的观点是：公共治理是由很多个主体的参与以及各种组织相互的组合而成为一个整体网络的运作。因而网络治理理论是公共治理论的核心的理论。罗茨把政策网络这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实践在英国，来分析该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出网络管理的实质其实就是公共治理。罗茨在《新治理：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中，提出网络就是一种具有自组织性质的组织机制，认为其具有的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特点，并总结出在网络的环境下公共治理所具备的四点特征，第一，各种类型的组织之间是相互依的，无法独立的进行运作；第二，利用这个平台实现公共自治必然会有交换资源和达到共同目的需要，因而治理主体之间需要互动。第三，这种互动是相互竞争而存在的，因而会受到约定俗成的治理规则所约束博。第四，网络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可以不受政府的控制而自行的运转。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网络管理已成为公共治理的一条卓有成效的新道路，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目前很多的学者开始提出对于网络管理的运用和实践的怀疑。其中Dowding就提出，通过网络实现治理的目的其实就是很多的学者对于区别于传统的治理方式的新的治理方式的形容，因而对于怎么去利用网络实现公共治理的目标是不能够确定的，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模糊的状态。Marsh与Smith认为，从当下的实践结果看来，利用网络的治理与最终治理结果之间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关系，想要知晓网络与治理结果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的，比如网络运作的背景、使用紧凑的还是分散的网络结构以及不相同类型的网络主体可以使用的会对结果产生严重影响的技能和资源等等。

四、公共治理理论面临的困境

西方学者在努力的积极的探索公共治理实践的时候，也从未忘记去探析公共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Stoker在分析公共治理的五个核心论点的同时，也提出了与这些论点相对应的理论的困境，第一个困境，就是与公共治理密切联系的过程十分纷繁复杂的政策制定以及治理实施的过程，与政府所制定的相关规则极其运行的方式完全不相关，处于独立运行的状态。第二个困境，就是公共治理参与者的职责没有十分的明确就会导致逃避责任或被迫替罪现象的出现。第三个困境，由于公共治理主体对于权力的过分依赖导致很多无法预知的非常规问题的出现，导致政府不知所措。第四个困境，当下由于组织网络的普遍实践，导致政府推脱对与社会的责任，并且也由于这个组织网络导致这些职责不能明确，从而给予政府推卸责任的条件。第五个困境，从当下的实践情况来看，无论政府采取多么灵活的手段和措施去实施公共治理，但依旧有出现治理失灵的很大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简·莱恩著.新公共管理.[M].赵成根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2]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新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公共选择理论与公共企业民营化 篇7

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眼光考察政治生活领域的事件。是“经济学家对政治学的渗透”。在公共选择理论之前, 经济学家假设政治活动或政治领域完全按另一套运行规则, 由于这些活动是非生产性的和明显不以赢利为目的, 所有的决策是属于非市场决策。该观点忽略了研究有意识的公益的形成过程, 忽略了研究政治决策规则中的内在的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学放任自由的观点, 提出市场可能失灵的断言在战后“广泛地被认为是为政治和政府干预作辩护的证据。”因此, 西方国家政府从弥补市场缺陷的理由出发, 扩展经济和社会职能, 采取了一系列行为来干预或调节市场, 并通过大举兴办公共企业等手段加大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应。

“公共选择” (Public Choice) 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公共选择理论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等人创立的一种新公共经济理论, 其宗旨是要把市场制度中的人类行为与政治制度中的政府行为纳入同一分析的轨道, 即经济人模式, 从而修正传统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20世纪60年代以布坎南等人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创办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心”。1969年, 布坎南和图洛克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办起“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新的中心侧重于对政治过程的理解, 以此加强对市场过程理解。使他们更明确的是, 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以布坎南等学者提出:“把用以调查市场经济之缺陷和过失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 ”对以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凯恩斯主义宣扬的“政府神话”作了淋漓尽致的批判, 又提出了与市场失灵一样, 政府也会失灵, 并且认为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有:公共政策失误、政府成长、官僚机构的低效率和寻租行为。

基于对凯恩斯主义信徒政府可以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这一理论的批判, 公共选择学者尤其对官僚机构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做出了精辟分析。第一, 公共选择理论对国家或者政府行为表现出一种“忧郁”的心情。传统的政治学家认为, 政治家和官僚会为了公众利益而工作, 政府失败只是偶然的操作失误, 可以由政府自身加以纠正。而公共选择理论打破了这一理论, 认为政府失败不可避免, 为了政府失败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公共选择的参与者所能够做到的是尽量完善决策过程, 加强对决策者的监督, 加大约束力度。

2、公共选择理论与公共企业民营化的关系

公共选择理论与公共企业改革之间的关系, 公共选择学者认为, 应改善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效率。有的学者认为, 在政府内部建立两个以上竞争性机构提供相同公共物品, 从而打破公共物品生产的垄断, 在政府之间则引入私人承包商以实现公共物品生产的多元竞争;也有的学者提出, 对政府的税收和支出加以限制, 使其保持在一定比例以内;还有的提出, 通过官员可以分享成本节余等方式建立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和使其树立利润观念;等等。这些观点具有创新和符合实际的环境, 以至直接推动了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经济学观点的基本延展, 新公共管理明显地与理性主义观点相联系……它尤其与公共选择理论有联系”。因此, 新公共管理成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活体, 公共选择理论不仅被公共管理理论所吸纳, 而且在实践上演化出一系列相关的具体措施。公共企业民营化 (Privatization) 即是其中最核心关注的问题。萨瓦斯所言:“民营化不仅是一个管理工具, 更是一个社会治理的基本战略。它根植于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哲学或社会信念, 即政府自身和政府在自由健康社会中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的适当角色。民营化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更好的政府, 更美好的社会。”民营化的实质是要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就西方各个国家所实施的做法来看, 公共企业民营化这一行为更为流行, 如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日本等国家基本上都实施了公共企业民营化运动。其中英国最为典型。撒切尔夫人执政11年中, 政府出售了4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在他任期结束时, 国有工业部门已经减少了60%。同时, 放松管制也是各国民营化的重要形式, 合同转包方式和使用者付费机制也同样被广泛使用。

公共企业民营化的总体效果怎么样?我们是无法一概而论。但是仍然有足够的证据来表明, 只要实施得当, 民营化能大大改善绩效, 不管是合同外包形式, 还是出售的形式, 效率的提高和效益增进已成定律。同时, 民营化还减缩了政府开支减少了政府对企业的不当干预甚至寻租腐败行为。

3、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公共企业民营化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关于政府供给公共物品低效率的判断, 进而被公共管理理论所吸纳, 对我国公共企业改革无疑具有重要启示。实际上, 民营化在我国政府决策中, 已被作为公共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途径而采纳。如“在传统自然垄断放松规制、分拆;天津、南京等地公交交通服务引入私营公司, 成立合资公司;青岛、昆明环卫服务实行招标;浙江瑞安、长兴发放教育券, 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权等等。不过, 引人注目的是各地大举出售公共企业的做法。”

3、1积极而谨慎地对待民营化

第一, 积极而谨慎地对待民营化, 即要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学习, 克服传统将自己的行为视为完全理性和必要的想法和做法, 逐步熟悉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 构建良好的外部条件。如政策执行和扶持, 法律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支持以及财政税收的倾斜等相关环节都应该对公共改革创造有利因素。为公共企业改革民营化, 发挥其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应有职能。

第二, 确定不可以民营化的公共企业范围。在公共企业应该民营化的方针的指导下, 大量的公共企业都应放开民营, 但是基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还应保留一部分公共企业。除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999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所提到的直接涉及国家安全的国有企业;自然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中的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五点以外。还有其他学者提到的, 如信息严重不对称领域、发展基础工业、大型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等等。

第三, 公共企业民营化形式的多样化选择的灵活性。公共企业民营化形式应当是多样化的, 而不是单单出售公共企业一种形式, 比如放松管制、合同外包、使用者付费等形式都予以使用。“由于政府垄断供应会产生官僚成本, 而引入民营化的市场机制则会出现交易成本。”因此可针对两种成本的谨慎权衡对不同公共企业采取何种民营化形式。

3、2保障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制环境改革

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社会工程, 其中牵涉多方主体的利益, 关系国有资产由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的转化, 将引发国有经济布局的收缩, 限制国有经济的再扩张, 确定未来中国国民经济的主体结构, 强化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制衡, 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因此必须加快法律制度的建设。

第一, 应当有一个较为宏观的法律制度安排。例如, 英国在公用事业民营化上进行立法, 使之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实施程序。如1989年颁布《自来水法》, 建立了“水务办公室”与“国家江河管理局”, 并允许10个地区的自来水公司实行私有化, 建立国家控股的水务公司。

第二, 政府行为法制化。即要求行政机关加强对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 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行为的任意性及由任意性导致的不公正和腐败。

第三, 通过制度和法律的约束, 规范国有企业改革中相关利益主体在价值创造和利益分配中的责任和义务, 比如对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管理层收购进行完善和规范等等。

3、3公共企业民营化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彻底归隐

虽然公共企业民营化是在规制缓和 (Deregulation) 的背景之下得以大力推行的,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彻底归隐, 当然政府的职能是“掌舵”而非“划桨”。正如德国联邦议院法律委员会主席鲁佩特.朔尔茨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切 (指公共行政的民营化——引者注) 都不意味着国家和行政机构必须全面从这些职能方面撤退。通过国家监督规定的机制, 特别是国家保证有关私人在职业和专业上的可靠性和素质, 公共利益完全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我们可以这样说, 行政机构从自己执行的责任中撤出越远, 就越可通过监督和检查私人和保证专业与职业素质来承担更多的保障责任。”在通过合同外包形式实施民营化之后, 政府同样必须加强后续规制, 从而保证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公共财产安全免遭以私法形式实现公共任务的私人部门的威胁。

参考文献

[1]、[英]彼得.M.捷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前沿问题[M].郭庆旺等, 译.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 2000.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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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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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丹尼斯.C.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中文版前言.

[6]、[美]登哈特夫妇.新公共服务—服务, 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P18.

[7]、[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周志忍等,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P350.

[8]、[美]戴维.奥斯本, 彼德.普拉斯特里克.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P24-25.

[9]、[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P137.

[10]、句华.公共服务中的市场机制---理论、方式和技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P14.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分析 篇8

公共池塘资源与一组类似的概念相关, 例如commons, common property, 它们意义相近, 有时可能通用, 但各自又拥有自己的独特的确定性。如果用两个维度 (可排它性、可衰减性) 来衡量物品, 物品可以被分为私人物品, 公共物品, 俱乐部物品和公共池塘物品, 公共池塘物品是指不可排它, 同时具有可衰减的性质 (使用后数量会减少) 的物品。

公共池塘资源, 它既不同于纯粹的公益物品 (不可排他, 共同享用) , 也不同于可以排他、个人享用的私益物品, 同时也有别于收费物品 (Toll Goods) 或者俱乐部物品 (Club goods) (可以排他, 共同享用) , 它是难以排他但是共同享用的。

正如奥斯特罗姆教授所言:“公共池塘资源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公共资源。在这种资源环境中, 理性的个人可能导致资源使用拥挤或者资源退化的问题。”

2 公共池塘制度的设计

“通过自主组织来治理和管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与私益物品占用者的问题相似, 所面临的另一些问题与提供公益物品占用者的问题相似。”因此, 在政府和市场之外, 应该还有一种可能的模型来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问题, 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从博弈的角度提出了“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 认为没有彻底的私有化, 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的控制, 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筹资金来制定并实施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合约。

在此基础上的制度分析的框架就是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 要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集体行动问题, 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1) 新制度的供给问题; (2) 可信承诺问题; (3) 相互监督问题。而且必须突破现有的集体行动分析只着眼于操作层次的分析, 区分长期影响使用公共池塘资源时的行为和结果的三个层次的规则:“占用、提供、监督和强制实施的过程发生在操作层次;政策决策的制定、管理和评判的过程发生在集体选择层次;宪法决策的规划设计、治理、评判和修改发生在宪法层次。”对这三个层次的规则而言, “一个层次的行动规则的变更, 是在较高层次上的一套固定规则中发生的。因此提高了根据规则行事的个人之间相互预期的稳定性。”

对于长期存续的自主治理的公共池塘制度的设计原则,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提出了八点:

(1) 清晰界定边界。公共池塘资源本身的边界必须予以明确规定, 有权从公共池塘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也必须予以明确界定。

(2) 使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规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和资源单位数量的占用规则, 要与当地条件及所需劳动、物资和资金的供应规则相一致。

(3) 集体选择的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

(4) 监督。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 或是对占用者负有责任的人, 或者占用者本身。

(5) 分级制裁。违反操作规定的占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其他占用者、有关官员或者他们两者的分级制裁 (制裁的程度取决于违规的内容和严重性) 。

(6) 冲突解决机制。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能够迅速通过成本低廉的地方公共论坛来解决占用者之间或占用者与官员之间的冲突。

(7) 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力不受外部政府威权的挑战。

(8) 分权制企业。在一个多层次的分权制企业中, 对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加以组织。

对于这八条设计原则, 只有制度安排基本符合这些原则时, 这些制度才有可能是强有力的, 否则, 有可能这种制度就是脆弱的。因此, 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 完全可以作为一种解决公共事物问题的制度设计, 突破传统的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束缚, 在小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的政策选择中, 自主治理的制度设计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 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 它为我们提供的一种集体行动的新理论, 一种抽象的理论模型为我们的实践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3 公共池塘资源管理的制度因素

3.1 制度分析框架下的群体特征对合作的影响

影响困境中个体的获取行为的群体因素主要有:

(1) 群体的大小。当有更多的人卷入困境时, 合作的水平会降低。

(2) 困境的报酬结构。即对资源使用最少的给予奖励, 对使用最多的进行惩罚, 这两种方法都显著地减少了资源的消耗率, 惩罚在减少个体需求和增加供应率方面比奖励更为有效。

(3) 困境中的交流。关于决策制定的交流在促进合作方面是有效的。 (4) 行为可辨识性。如果其他人可以观察到一个人的个人行为选择, 则可以促进合作。 (5) 群体认同感。如果困境中的人们有着强烈的群体认同感的话, 它们会对行为后果负责, 并倾向于合作行为。

3.2 个体特性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个体特性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主要因素有:

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发展进程综述

林志弟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福州350007)

摘要:自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以后, 西方各经济学派均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修正, 并提出各学派所认为的菲利普斯曲线形状, 总结了八个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不同论述, 并作简要的概述。

关键词: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失业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 (2010) 03-0024-02

0前言

菲利普斯曲线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于1958年提出的。他研究了英国1861-1957年失业率与货币工资率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 得出这样的结论:失业率与货币工资率的变化率之间是负相关的。当失业率降低时, 货币工资增长率会上升;反之, 则下降。低失业率总是与高货币工资增长率联系在一起的。菲利普斯曲线一经发现就很快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热点, 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等经济学派对菲利普斯曲线都进行修正并进行了相关的论述。虽然菲利普斯曲线备受争议, 但它对于解释经济波动以及阐述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本文对二十世纪以来各经济学派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研

(1) 个体自我约束。如果个体认为自我约束对维持共享资源的可持续使用是必要的话, 人们便可能合作; (2) 不确定性。人们对资源大小、增长以及最优集体获取越不确定, 倾向于获取该资源的人就越多。主体的环境不确定性越高, 越倾向于多获取资源; (3) 对他人行为的预期。如果一个人预料大多数人将会合作, 他更可能采取合作, 反之他会选择背叛; (4) 信任。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就越乐于合作; (5) 社会价值取向。研究表明社会价值取向影响社会困境中主体的行为, 合作者更喜欢最大化自己和他人的总体收益; (6) 个性因素。外向和随和的个性因素影响获取行为, 在可耗竭资源条件下, 高外向性和低随和性的人明显倾向于获取更多资源; (7) 个人责任感。当困境所涉及的人越多时, 个人所承担的责任就越小, 就越不可能正视其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8) 道德。如果人们预先讨论过合作的道德和背叛的不道德的话, 人们就越倾向于合作。 (9) 财富异质性。一个人与群体中其他人的财富差距会给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3.3 外部力的影响

市场的一体化程度的增加通常会对CPRs的管理带来负面影响, 当公路将地方经济与更大的市场连接起来的时候, 资源占用者可能开发更多资源进人市场获利。当新的市场参与者获准进人某一CPRs时, 他们可能会寻求与政府参与者结盟以努力将公地私有化或保护其权利的首要地位。在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转轨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真空环境下同时存在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为机会主义行为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由于权力分配的关系, 关于制度变革的信息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一些人甚至以其他人为牺牲品而获利, 既得利益集团会阻碍有利于大多数人但有害于其自身的政策的实施, 政府官僚的权力滥用常究结果进行综述, 下面将列出各经济学派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结果。

1新古典综合学派传统菲利普斯曲线

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深入研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数量关系, 从不同侧面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修改。其中最著名的修改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做出的。他们利用美国的数据分析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 得出这样的结果:通货膨胀率越高, 失业率就越低。即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二者是负相关的, 在图上表现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该理论假设前提为市场非出清, 货币工资刚性。该学派提出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很好地常被忽略。

4 研究的局限性及发展的方向

影响公共池塘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各种因素, 其所起的作用强烈依赖于一系列要素所构成的背景空间, 以及一些调解性因素, 而我们对它们的理解还是十分有限的。Elster在研究基层正义 (local justice) 时, 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复杂且凌乱的研究题目, 以至于不可能界定出一系列要件来创建有关基层正义的理论。他为此开出了药方:与其在“理论”和“描述”之间进行取舍, 还不如多关注-分析-界定“机制”, 或者说“可鉴别的因果模式” (identifiable causal patterns) 。奥斯特罗姆在对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做述评时也有过类似的表述:政治系统是被以极其复杂的形式被组织起来的, 我们很难判定某一自变量总是和因变量呈正相关或负相关。

虽然学者们界定出了影响自然资源治理和可持续利用的众多变量, 但他们对于哪些变量起了关键作用, 甚至是这些因素是否起了作用, 起正向还是反向作用, 意见并不一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这类研究多倾向于“案例”式分析有关。由于采取了“案例”式研究的范式, 所以不同研究之间在研究设计、抽样技术、数据采集方式等方面各异, 由此造成缺乏统一的、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来系统地检验研究发现, 以及比较研究假定与背景的关联关系, 或者仔细地辨析出与成功的治理相关的历史和背景因素。

摘要：公共池塘资源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公共资源, 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特征。奥斯特罗姆提出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制度理论, 阐述了公共池塘制度的设计, 分析了影响自主治理合作的可能性因素, 并探讨了目前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和发展方向。

关键词：公共资源,制度,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胡杨.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制度分析[D].西安:西北大学, 2002.

公共理论 篇9

首先, 这个了解是建立在理论的细致梳理之上的。《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用多达百分之六十的篇幅, 言简意赅的叙述了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的“历史与现状”, 朴实无华的书写了公共环境设施的“自然生态”属性, 亲和热情的介绍了环境设施的“人文性”, 求索严谨的论证了设施与“城市地域”的密切关系, 并把“人性化设计”和“设计的构成要素”清晰阐释出来。于是, 全书就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同时上述的叙述又是建立在对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历史归纳与中外比较之中, 并格外重视中外城市在公共设施建设上的社会理念, 由于“审美”的不同, 形成不同的设计体系。因此, 这一部分的理论抒写, 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 更把集合中外的公共环境设施的设计优长, 放在当代性的视野中间。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本书的作者所强调了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理念, 既讲究中国式的“整体意境”, 又重视西方的“在秩序中表达个性”。他们认为:环境与人是公共设施设计的核心, “健全”、“个性”、“人文关怀”和“关照历史文脉”是今天公共环境设施设计的着眼点, 而与自然, 与社会, 与经济, 与城市各方面的“和谐”是公共环境设施设计艺术的全过程。显然,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一书, 不是一般的城市设计的专业著作, 而是一部反映着中国当代关于公共环境设施领域里的较高层次的理论总结, 并且是集工程、研究、教学和艺术审美于一体的人文学术作品。

由于本书的叙述语言和设计语言是在既要学术性又要大众性的维度之中, 所以它也是一部深入又生动的讲述公共环境设施设计的具有科普特征的著作。这是应当提倡的。学术专著要以一定的高度服务于教学和科研, 还要以科学的热情活跃在百姓的文化生活中。当年裴文中教授的《北京猿人》就是科研与科普的结合,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华夏青年。今天城市发展快速而高效, 公共设施设计急需深度普及, 这既是城市文化的需要, 也是提高城市市民宜居素养的需要。《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从一开始就把调研与撰写结合起来, 力求系统全面。这就表现出它的知识的综合性, 阐述的明确性和介绍公共环境设施设计的科学性, 并把文化的审美贯穿到全书。可以说, 每个生活在公共环境中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著作, 以提高我们对公共环境的认识, 对城市环境质量的理解, 和城市建设者、设计者一道去维护城市环境的绿色发展。

其次, 对公共环境设施设计的了解还是建立在实践的调研中的。《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一书, 有两章关于天津的公共环境设施设计的调查报告。以详尽的数据, 尤其是对设施细节的有层次又有序列的记录, 把天津近年来的公共设施建设实践收入到研究成果之中。同时配以图片, 使全书尤其是调查报告栩栩如生。由于调研是为理论的梳理做前导, 而且以此为典型事例, 让全书具有全局的概括意义。所以, 这一部分的叙述一方面举一反三, 另一方面注重特点的示范力量。例如, 调研突出了天津地域特色。古文化街的明清韵味, 五大道的域外风情和滨海新区的中国当代神采, 都被作者凸现出来, 并阐释了环境特点和公共设施设计的互相依托关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的审美既是当代国际的, 又是发掘历史传统的。把天津的中外交汇, 个性共存, 河海通津, 近代绚丽等等, 从公共设施的文化表现上一一调查分析出来。同时, 指出不足, 提出更为妥贴完善的设计举措, 这些既前瞻又可操作的建议, 和本书的理论阐述相互印证。使《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一书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城市建设者、城市管理者, 尤其是城市的环卫职工, 大家都亲切称之为“城市的美容师”。看了钟蕾和罗京艳撰写的《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这本书后, 我的脑海忽然蹦出了一个“城市理论美容师”的称呼, 并想把它刻成铭牌, 送给这个团队, 以及所有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

城市在发展, 对公共环境的文化需求日益提高。人们面对快速变化的城市, 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绚丽, 总是在获得某种满意的同时, 还需要人文的浸润和精神的提升。这种浸润和提升是可以表现在载体上的, 像琳琅满目的城市公共设施, 大到立体交通的道桥, 小到街巷两侧的垃圾桶指示牌, 无不折射着某种惠民的思考, 而且其中的舒适方便, 甚至雄浑和巧妙, 都无不注入着精神的伟力和美的魅力, 无不体现着公共设施设计者、实施者的拳拳心灵和辛勤的奉献。居民从中也会享受着情感和爱心的抚慰。而这些, 关乎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也关乎着城市的发展内涵。

当然, 这一切来源于参加城市美容的人们, 而理论美容的努力, 使城市环境建设有了深入, 有了悠远, 有了隽永。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作为一部有理论构架, 有周密调研的专著, 必定会在中国城市快速又高效发展中, 起到良好而理性的助推作用。希望本书的作者再接再厉, 为公共环境设施的设计理论在铺了这块基石的基础上, 把“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的理论美容, 推向更高层面。

书名:《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

作者:钟蕾

出版单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新公共管理理论评析 篇10

1 新公共管理提出的理论及现实背景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它的产生是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理论危机以及现实实践过程中的挑战双重合力所导致的结果。

传统的公共行政是建立在由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并由古德诺系统化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以及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之上的。两大理论作为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 其提出具有跨时代之意义, 以此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较之以前的管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自其产生以来, 已逐步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但由于其本身存在的内在理论缺陷, 在其形成后不久就遭到了包括政治学行为主义和人际关系学派的激烈批判。

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二分理论在实践中的不可行。行政学者罗伯特·达尔和沃尔多都曾指出, 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传统行政模式的不切实际之处就在于, 政治与行政必然是相互关联的, 一个不含任何价值判断的公共行政只是一个神话而已。此外, 面对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学者们也认为, 由于官僚制的理性形式、不透明性、组织僵化以及等级制的特点, 使得它不可避免地会与民主制发生冲突。同时, 以这种程式化、固定化的方式应对丰富而不规则世界, 必然导致了各种现实的冲突与压力。

而在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存在缺陷而招致批评的同时, 经济和社会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及特点, 这对传统公共新政构成了新的挑战。

首先, 经济理论新变革的出现。二战后的西方各国政府遭遇了严重的“政府失灵”。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解决公共管理的危机之道便是减少政府的职能, 尽量交由更有效率的市场来调控货品和服务的供应, 以达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由此, 他们认为市场可以取代政治或行政成为管治社会的主导机制, 只有将“经济效率”奉为最高标准, 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才能使众多自利的个体走到一起, 增加社会福祉。

其次, 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提高, 使政府绩效与政府合法性的单一纵向参考的时代已经结束, 而使全球性的“政府效能”横向竞争的时代成为现实, 不同社会下的公众像选择职业与工作单位那样选择政府的时代已悄然来临。为迎接这一挑战, 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与重塑, 无疑将成为各国政府明智的选择。

总之, 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现实社会的变迁,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已经在理论和实践的质疑声中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 以经济学和私营管理理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引人注目地登上了公共管理的历史舞台, 并引发了公共管理领域一场新的革命。

2 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及主要内容

新公共管理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由英美两国开始以来, 便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与以往传统的公共行政框架内进行的变革不同, 新公共管理不是对现存行政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调整, 或仅仅是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 减少行政费用开支, 更重要的是, 它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种全面清算和否定。以下我们将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及主要观点两方面对该理论进行详细阐述。

2.1 理论基础

新公共管理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它从经济学理性角度出发, 要求对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一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加以运用, 因此追求三E (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 , 即经济、效率、效能成为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目标”。 对其较有影响力的经济理论主要有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三种, 它们也被称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

首先是公共选择理论, 作为经济学方法在政治学中的运用, 公共选择理论采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经济人"假设, 由此推导出市场应发挥更大作用, 建议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其次, 在公共部门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重建竞争结构和激励结构, 打破政府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垄断。

其次是委托代理理论, 它通常用于分析组织中的科层关系。变革者认为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经济人”假设下, 代理人的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未必一致, 他可能去追求个人利益而把委托人的利益放在次要位置甚至以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

再次, 交易成本理论, 它主要强调在交易时如何选择适合组织需要的信息成本, 它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使政府对公共服务目标的完成以及委托代理成本的选择有了新的认识, 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决定是采用内部生产还是外部契约方式来提供服务获得。

此外, 新公共管理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新公共管理认为, 那些己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 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 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共部门的管理中。

2.2 理论观点及内涵

在学术界, 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公共管理内容和特征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著名公共管理学家胡德 (C.Hood) 将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概括为:向职业化管理转变;明确的绩效标准与衡量指标;更加重视产出控制;实行部门分权, 将公共部门分解成更小的单元;引入市场机制, 强化公共部门的内部竞争;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和方法;强调资源运用上的克制和节约。

英国学者温森特·怀特认为, 新公共管理强调:职业化的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绩效评估;以结果而不是程序的正确性来评估管理水平;看重金钱的价值;对消费者而非公民的需要保持敏感;强调公共服务的针对性而非敏感性。

经合组织 (OECD) 1995年度公共管理发展报告《转变中的治理》把新公共管理的特征归纳为八个方面:转移权威, 提供灵活性;保证绩效、控制和责任制;发展竞争和选择;提供灵活性;改善人力资源管理;优化信息技术;改善管制质量;加强中央指导职能。

我国学者陈振明教授 (2000) 在以上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将“新公共管理”的研究纲领或范式特征归纳为八个方面:强调职业化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与绩效评估;项目预算与战略管理;提供回应性服务;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竞争机制的引入;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方式;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关系的转变。

尽管各派学者对新公共管理会有自己的看法, 但在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理念上却是相似的。结合各位学者所提出的思想, 我们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容可以概括为:

(1) 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 是掌舵非划桨。在政府职能定位上, 新公共管理认为是掌舵 (决策) 而不是划桨 (执行) , 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以此为改革原则, 削减政府规模, 减少规制, 使政府管理从众多具体公共事务中淡出, 更多地关注决策工作, 用公共政策指导公共产品生产的竞争, 以提高公共产品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 这一过程会使社会组织及公众不自觉地提升自治能力, 社会自治力量的发展势必意味着服务理念的增强。

(2) 政府应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实践将行政分权置于一个突出的地位, 认为分权是一个具有较高绩效行政组织的必备特征, 只有将权力下放和分散化才能够灵活迅速地调整自身结构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保持良好的行政绩效。因此, 首先应当强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 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自主性, 地方政府也要将自己的部分职权分给社区, 通过建立“社区政府", 提高政府的效率。此外, 在政府的行政机构内部也要进行分权, 减少行政管理的层级, 使行政组织扁平化。

(3) 在行政服务态度上, 坚持“顾客导向”的价值理念。在新公共管理看来, 政府是负责人的“企业家”, 而公民是其尊贵的“顾客”。作为“企业家”的政府并非以赢利为目的, 而是要把经济资源从生产效率低的地方转移到效率较高的地方, 由“顾客”驱动的政府是能够提供多样化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的。对公共服务的评价, 应以“顾客”的参与为主体, 通过“顾客”介入, 保证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符合顾客的偏好, 并能产出高效的公共服务。与传统公共行政相比, 新公共管理注意到了公众的重要性和作用。

(4) 竞争机制的引入。新公共管理把竞争机制引入公共管理之中, 通过市场的力量推进变革, 主张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 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 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公共部门机构之间展开竞争, 提高公共物品及服务供给的效率。竞争机制的引入带来了公共部门服务的市场检验、优胜劣汰的局面。使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

(5) 引入私营部门管理技术和方法, 倡导企业家式的政府。新公共管理认为公私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 故政府部门可以引进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方法来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中的项目预算、业绩评估、战略管理、顾客至上、产出控制、人力资源开发等主要源于私人部门的管理实践, 出现了公私部门管理在理论和方式上的融合。

(6) 公共政策领域的专业化管理。在政府中, 管理型而不是专家型的人员应越来越多地担任部门领导, 即让管理者管理, 因为在新公共管理者眼里, 管理是一项需要技能的职能。

(7) 绩效管理及产出控制。用绩效和计划预算取代原有的预算制度。绩效管理是在设定的公共服务绩效目标的基础上对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全过程进行跟踪监测并做出系统的绩效评估。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主要是以“3E”为标准, 即经济、效率和效益。

3 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

新公共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巨大突破和成绩的同时, 也受到了较为广泛的质疑。质疑者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3.1 经济人假设与公共性的矛盾

“经济人“假设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之一, 新公共管理学者也从这一观点出发, 对传统公共行政中出现的诸如机构腐败、规模扩张和预算最大化进行了解释。

但从理论上讲, 这种经济领域的理性人和经济人假设并不适合于政治领域和公共行政领域。单从人有自利这一个方面就判断入是“经济人”的话有以偏概全之嫌。此外, 这种假设还忽视了人性中的人文道德、社会伦理等文化因素。除此之外, 人性善的倡导、社会功德的提倡、爱国主义、人与人的互惠互信、以及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牺牲自我的利他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文化因素同样会对人的行为和选择产生制约,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从本质上来看, 理性人和经济人假设只不过是西方个人主义理论的变异和强化, 这一点在经济领域已经遭到了批判。新公共管理学者又将其改头换面引入了行政领域, 最终也导致了行政理论自身的矛盾。

3.2 顾客导向与公民权的矛盾

对政府而言, 将公共服务的受益者称为顾客, 实际上是模糊了政府和企业的根本区别。

公民有权参与政府, 参与行政管理活动, 有权监督政府, 还有义务纳税, 这种角色是顾客所无法比拟的。将公民看作顾客, 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看作是基于市场交换主体的企业和顾客的关系, 实际上是模糊甚至是降低了公民的宪政权利和政治、法律地位。其次, 政府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保证公共服务的提供、社会目标的实现和公共利益的维护。但政府顾客导向注重的是对分散的个体的短期私人利益做出回应, 这种倾向必定会影响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如果公共部门只以顾客导向为目标, 行政改革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方向和意义。此外, 顾客的购买力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没有购买力的顾客, 无论多么需要都是无法得到商品。若放在公共服务领域, 他们必将被排斥在公共服务的受益者范围之外, 从而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形成赤裸裸的两极分化。

3.3 新瓶装旧酒的质疑

新公共管理有一个重要的假设, 即公共部门的管理与私营部门的管理虽然存在差异, 但存在着一个跨越公私部门的一般管理。批评者认为新公共管理死抓此理不放, 致使管理主义倾向浓厚, 与早期的科学管理主义相靠拢。正如等哈特认为的一样:“在公共行政领域有一个长期存在的传统, 它支持‘政府应像企业一样运作’的观点”, 在很大程度上, 这种建议意味着政府机构应该采取‘科学管理’到‘全面质量管理’这样一些在私人部门行之有效的措施。政府再造运动和新公共管理使这个观点更加深入。”透过表面, 在新公共管理深层仍然存在着一个扎根很深的东西, 那就是“效率”, 也就是“花费更少, 获取更多”。由此可见, 新公共管理仍摆脱不开追求高效率的泰勒制的影响, 仍具有鲜明的管理主义色彩。大有新瓶装旧酒之嫌。

3.4 政府掌舵的困境

奥斯本和盖布勒的《重塑政府》一书中建议建立一个掌舵而非划桨的政府, 将权力下放, 减轻政府负担, 以期更好的发挥中央的指导职能。但批评者却发现在实践中已证明这几乎可以悲观的说是一种奢望, 以西方国家改革为例发现, 这种权力下放只是将一种公共垄断变成了私人垄断, 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交给市场全权负责, 以减少政府失败, 缩减政府职能, 这必然意味着政府放弃了部分社会职能, 削弱了国家对公共事务和经济的调节能力, 从而致使中央控制权的下降, 破坏了国家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权威性, 最终导致政府在实质上将不再能掌舵了。

4 结语

纵观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不难看出,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正在成长着的公共管理新理论及实践模式, 是当代社会改革的产物, 与当代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 与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时代的来临密切相关。“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围、主题、方法、学科结构、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 日益成为当代西方公共部门管理实践在理论上的总结, 反过来又成为公共部门管理改革实践的指导思想。

新公共管理毋庸置疑地已成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新范式。尽管在其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遭到了不少的批评, 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公共行政发展的总趋势。长远而言, 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将有助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有效性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摘要：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旨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全面、客观的梳理。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及现实背景,理论内涵,理论反思

参考文献

[1] (美) 戴维·奥斯本, 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2]佟小雯.新公共管理运动之困境探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0, 9, (7) .

[3]王光营.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影响[D].山东大学, 2009.

[4]朱仁崎, 彭黎明.新公共管理综述[J].求索, 2003, (1) .

[5]陈振明.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 2000, (6) .

善治理论下网络谣言的公共治理 篇11

[关键词]善治;网络谣言;舆论治理

[作者单位]刘荣，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网络与新媒体研究所。

[基金项目] 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善治理论下的网络谣言传播与危机管理研究”（11YJCZH111）阶段性成果。

乌尔里希·贝克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这种社会风险对人类的威胁已经超过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的积累导致公共危机的产生，而谣言往往成为公共危机的直接诱因。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谣言都是一种以信息传播为特征的集群行为。在信息化社会，互联网日益成为重要的传播工具和舆论平台，网络谣言作为一种负面的舆论资源，威胁社会稳定，影响政府公共管理的绩效，因此具有强大的负面外部效应。

一、网络谣言善治的必要性及实现模式

1.善治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形态大格局的演变，多元的社会利益主体的出现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秩序的出现，单纯依靠传统的政府强力控制，而忽视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已不能适应对网络谣言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管理。而重视公民自我管理的作用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和必然要求，在2011年7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下称《意见》）中提出的核心思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正是对此要求的回应。

虽然存在国情的差异，但从核心内容来看，以上党和政府的《意见》和来自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且在我国学界受到热议的 “善治”理念不谋而合。善治是指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根本目的是公共利益最大化。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各个平行主体就某项共同关切的公共利益或公共事务彼此协商对话与合作，在公开、公平、平等、开放的原则下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以期达成共识。”

2.善治的基本模式

善治是治理的理想状态，它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也是还政于民的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生活的合作管理，是追求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正和博弈关系的一种努力。近年来的几起重要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也证明，改变原先单一的政府控制模式，在网络谣言治理领域开始尝试多元治理和多程控制的善治模式是必然的趋势。

结合舆论管理的特征，对于谣言危机管理的善治模式就是：在民主和法治的前提下，由政府主导，政府机构、个体公民和其他社会组织在面临大规模危害社会稳定的网络谣言面前协调好彼此之间的角色和关系，分工合作，以期将网络谣言的危害降低到最小化的管理方式。

二、在网络谣言善治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功能

1.政府主导的正当性

网络谣言的治理具有非常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而属于公共产品。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政府在网络谣言危机治理中的宏观调控以及组织协调发挥的主导作用依然是最重要的。同时，谣言管理在本质上属于舆论管理，舆论具备多元性和流动性的特质，使之成为社会生活和国家决策过程中非常微妙的因素。李普曼因此说，“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阶级来管理。”实践和理论双方面的因素，使我国政府主导对网络谣言的公共治理成为必然。

2.社会信任资本是发挥政府主导功能的基础

任何公共危机事件的预测和应对的有效性，都与对事件中民众的社会心理预测及其应对的正确性有关。有效建立公众心理预警机制是治理网络谣言的第一步。在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要求下，政府应当利用现有的信息发布渠道，如新闻发言人制度、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这里的党报概念也包括主要电台、电视台、官方网络媒体等）的时空资源，对社会现实报道做到客观公正，“报喜亦报忧”，树立官方信息渠道的公信力。笔者认为，官方信息渠道的权威性作为一种优质历史传统，是创造“社会信任资本”的重要因素。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增加公众的社会安全感和信任感，特别是对政府的信任感，从而建立公众对于谣言的心理免疫力。这样在公共危机爆发时，公众对政府信息渠道的信任得以延续，公众才能不再迷信小道消息和谣言的蛊惑，从而避免社会恐慌，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3.法治化是发挥政府主导功能的途径

法律是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依法加强网络谣言危机管理是提高危机管理合法性、权威性的需要。网络谣言危机管理的法治化就程序来看，包含法律制度的制定、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就内容来看，则包括网络谣言危机预防的法治化和网络谣言惩治的法治化。

第一，谣言危机预防的法治化

相关信息的模糊性是谣言产生与传播的两个因素之一。网络谣言的产生与传播很多时候是源于网民对信息本身的无知，制度缺陷形成的“信息不对称”则是这种无知的成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以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为代表的信息公开制度使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体系初具形态。就目前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执行来看，关键是明晰制度设计，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的落实。

第二，网络谣言惩治的法治化

我国《刑法》第105条第2款、第181条、第221条和第291条等相关条款分别对以造谣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影响证券交易，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以及编造恐怖信息等行为做出了有罪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也规定网络传播不得含有“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对于“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煽动分裂国家，破坏祖国统一”的行为，将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些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对于惩处制造和传播网络谣言的责任者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仍需要相关配套机制的完善，如举报、取证、审判和制裁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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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公开在网络谣言治理中的角色

第一，信息公开的效用

当前我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世界经验表明，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一个国家就会进入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人们在希望维持旧的社会秩序下的既有利益的同时，开始意识到自己该有的权利，如知情权的呼声日涨。英国危机公关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提出：对传播的有效管理和危机本身的处理一样重要，因为外界对危机的态度取决于他们接受的信息。通过媒体的信息公开揭示人们关注的社会事件真相，可以实现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根据奥尔波特R=I×A的谣言模式，减少信息的模糊性，向公众充分提供其关心问题的相关信息，增加信息量，可以有效减少谣言发生的可能性或程度。

第二，信息公开的作用方式

信息公开涉及两种作用方式：

一是传统新闻媒体的报道。汶川地震后，胡锦涛在考察《人民日报》社工作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历史的经验表明，大灾必然伴随谣言高发，2003年非典事件又验证了这一规律的可靠性。但在汶川地震后并没有出现谣言肆虐的现象，这是因为非典之后，政府改革新闻传播制度，特别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充分保障了新闻媒体对地震进行及时公开全面的报道。此举不但赢得了国内公众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好评，成为我国针对公共突发事件新闻传播的宝贵经验。

二是网络平台的互动。传统的新闻报道有滞后性，而网络谣言往往涉及最新的事态。同时，媒体的报道也有承载能力限制，这往往成为信息公开的盲点，进而成为网络谣言生存的利基点，因而，特别需要一种传统新闻报道的补充机制。面对网络出现谣言，公众可以通过有关部门的网站迅速查到相关信息，或者通过网络互动，向主管部门求证。这种机制应包括以下三个环节：公众或媒体发现疑似的网络谣言，可以迅速而无障碍地向有关部门求证;主管部门有义务及时查证相关信息是否属于谣言;有关部门应该如实向求证者反馈查证情况，或通过公开渠道发布信息。

第三，信息公开的局限性

需要指出的是，仅仅公布事实无法遏制谣言的传播。如2011年沸沸扬扬的 “郭美美事件”并没有因为中国红十字会的简单声明而消停下来。这涉及上文所述的政府社会信任资本和公众心理预警能力提升的问题。这也跟我国新闻传播制度，特别是媒体所有制体系有关系：政府（红十字会在中国具有半官方的性质）是公共事件中谣言的当事人，又是信息公布渠道的所有者，价值无法中立是媒体辟谣的先天缺陷。霍夫兰的耶鲁实验证明，辟谣的信息出处非常重要，“如果你想改变人们的既有观点，最好的做法不是给他们看对手和敌人的信念，而是给他们看那些与他们立场相近的人的观点”。在现有的社会条件和媒体体制下，我国有相当多的民众对国内主流媒体置信度不高，偏听偏信于西方媒体的报道。因此，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无关乎政治的自然灾害的信息控制过程中，适当向公众开放第三方，甚至是意识形态对立的西方媒体的客观性报道，有助于不坚定的公众了解真相，这在汶川地震后的新闻报道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三、网络谣言善治的社会合作主体

社会机制主要通过惯例、道德或宗教的形式来实施社会自治。在今天的信息社会，网络社区正成为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和现实生活的延伸。网络社区因成员结构、功能和理念的趋同性，往往形成具有一定特征的社区文化和社区认同。依法加强各类网络社区建设，加强政府与网络社区公众在网络谣言危机时在信息交换、预防及处置过程中的沟通，使之在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中发挥调节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这其中包括和个体公众，特别是网络社区活跃分子（意见领袖）和网络民间组织的合作。

1.意见领袖

在网络谣言的社区治理机制建设中，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担负重要功能。网络社区和现实社区一样，存在对他人能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也就是网络社区的意见领袖。他们在网络社区中往往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被认同感，和社区其他成员在社会类别、社会关系、团体结构和价值观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同质性。无论是真实的信息还是虚假信息——谣言，网络意见领袖在其传播过程中都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他们往往首先接触信息，并将经过自己再加工的信息传播给社区内的其他成员。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网络社区的成员对于信息真伪性的判断依据，除了所掌握的资料的翔实程度和自身的经验素养，社区意见领袖的态度也是重要的因素。因此，可以通过法律约束，建立网络社区意见领袖（如版主）的良性推选制度，充分发挥意见领袖在网络谣言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正面功能。

2.民间公益组织

网络公益组织正日益成为网络社会的重要力量。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推动与民间组织对公共生活的合作治理，创造各种条件，推动网络志愿组织的建立和发育，使之成为民间网络谣言治理的“第三部门”，如2011年5月建立的“辟谣联盟”。“辟谣联盟”作为一个网友的自律组织，一方面约束自己，另一方面为净化网络舆论生态贡献了力量。自成立以来，“辟谣联盟” 战果不菲，揪出了2011年6月北京暴雨中3张移花接木的照片，查出“卖淫女裸体受审照片”其实来自越南，澄清了“出血性大肠杆菌已入侵北京”的不实信息等等一系列轰动性的网络谣言。类似“辟谣联盟”这样的网络志愿者组织，在谣言开始大范围传播时，他们通过主动调查取证，及时发布辟谣信息，或者被动地成为网民在遇到疑似谣言时求证的渠道和信息平台，有效减少了网络谣言的产生和扩散几率。政府应为网络志愿组织有序参与网络谣言的治理提供制度保障，并建立协调和沟通机制，提高网络志愿组织参与谣言治理的水平。

四、结语

就具体的时空段而言，网络谣言的危机管理体系的形成并不能保证社会及其成员就此不受网络谣言侵害，根本的途径还在于其公共治理结构的不断优化，即优化程序设计从而有效避免网络谣言引发公共危机。善治语境下的政府与公民、网络民间组织对网络谣言的合作治理，体现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政治国家尊重网络社区公众知情权和表达权，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宽网民正当网络传播的渠道和方式，由此才能形成政府社会信任资本和公众心理预警能力。同时，通过相关法律制度对公民权利和相关的政府管理权的行使进行规范，以及建立有效的网络社区治理机制，才能最终塑造网络舆论管理的公共权威和公共程序。

[1] [德] 尤根·哈贝马斯. 公域的结构性变化[ M ]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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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及其现实借鉴意义 篇12

一、公共选择理论评述

公共选择理论既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同时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涉及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领域。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看, 它运用的是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而从政治学、行政学的角度来看, 它分析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我们密切相关的政治个体 (包括选民和政治家) 的具体行为特征, 同时包括由此引起的政治团体 (尤其是政府) 的行为特征。因此, 学术界常常把公共选择理论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因为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政治市场中官僚的行为动机时, 引入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并以此为基础, 对官僚的经济人性质及其危害和治理进行了系统的剖析, 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官僚经济理论, 这一理论撕开了传统政治理论覆盖在政府官员身上的理想化面纱, 触及了官僚关注自身利益的本质动机, 有助于理性地认识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因此有时候又叫“官僚经济学”。

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公共选择问题, 而公共选择就是指人们通过民主决策的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 是把私人的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 (也可以说是一种机制) , 是利用非市场决策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所以说, 公共选择在本质上, 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过程。公共选择作为一种政治过程, 它又有着不同的方面:即要经过立宪、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过程。在第一阶段即立宪阶段, 所进行选择是制定根本性的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第二阶段即立法阶段, 主要是在现行的规则和法律范围内展开集体活动;而第三阶段即行政和司法阶段则是个执行阶段, 它将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具体付诸实施, 并且执行各项决策。在这三个阶段中, 问题最多的是行政和司法阶段, 这个阶段的操作难度也是最大的, 因此, 通常认为这个阶段是公共选择理论最为重要的阶段。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来源:维克塞尔的公共财政学

公共选择理论来源于维克塞尔的公共财政学。公共财政学的奠基人是维克塞尔, 他同时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人。在公共选择理论中, 其绝大部分理论是研究财政方面的, 而着重又是研究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政府所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公共选择理论在经济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也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布坎南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 这将有助于解释政府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

布坎南从维克塞尔的论文《财政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启发。后来, 他的许多观点都来源于维克塞尔的财政学观点:财政学应该始终以政治过程的研究为前提条件;公共财政学与政治学有密切的联系, 如果研究财政脱离了政治过程, 那它还是传统的财政学, 这并不能彻底地解决财政问题;经济学不应该只是被动地提供政策建议, 而应该关心经济运行中进行政治决策的结构。布坎南等人继承和发展维克塞尔的观点, 提出了政治决策的多种模型假设。他们认为政府的集体活动是盈利的, 能够有利可图, 而古典经济学不应该主张政府只是从事保护性的或非盈利性行业的业务。同时他们也认为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的观点是错误的, 认为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就能弥补市场的缺陷, 而经济学应该研究政治的过程才对。因此, 与其说西方国家经济困境是由于经济制度的失败, 那还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失败。

公共选择理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应用经济人假设及个人主义分析方法, 其基本思想也来源于维克塞尔的观点。维克塞尔认为, 社会的总效用是由各个成员的效用加总起来的, 而政府官员又总是从增加他们自身的效用出发来制定政策的., 也就是说总是站在他们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的, 他们不会完全地从只是增加公共福利的愿望出发去制定对全体人员都有好处的福利政策;政府官员们能从政府的经济活动中得到好处, 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仁慈君主。布坎南认为, 政治官员同样是理性的、自私的, 还有, 他们也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实行以后, 财政支出急剧增加, 财政赤字有增无减, 财政支出的很大部分都落入了政府官员的私人口袋。

公共选择理论还把交换关系运用于政治决策的过程中, 这一观点同样源于维克塞尔。维克塞尔认为, 在政治决策过程中, 个人是按成本———收益原则来进行决策的。布坎南把选票比喻成货币, 认为选民用选票“购买”到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官员们正是利用对多数人都有利的政策来换取更多的选票, 选票是连接选民与官员关系的纽带。这就好比消费者和厂商之间是用货币联系起来的一样。不过, 经济交换和政治交换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经济交换只是一种简单的交换结构, 而政治交换的结构则更为复杂。在经济交换市场上, 个人在转让一种私人商品的所有权来直接得到另一种私人商品的所有权后, 马上就会得到满足。而在政治交换市场, 不能保证个人在投出选票后就能获得效用, 而只有当个人与其他选民一起集体一致行动才能获得某种公共物品。同时, 只有当选票达到一定的数量后, 选民才能得到相应的等价物, 这一点与市场交换却完全不同。

三、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之所以突然成为经济学的一大派别, 是因为“它开创了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政治 (即行政) 过程, 也就是说采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研究政治生活的内容, 包括国家理论、党派政治、官僚体制、选举规则、选民行为等等”。布坎南在分析公共选择理论中所使用的经济学方法, 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方法论个人主义。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 就是指把作为微观经济分析出发点的个人视为集体行为的出发点, 把个人的选择作为公共 (或集体) 选择的基础。传统的政治学认为,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完全独立于个人利益的, 国家和政府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唯一决策单位;而布坎南认为, “集体行动被看成是个人在选择通过集体而不是经由个人来实现目的时的个人活动, 政治被视为不过是一系列过程, 或一种允许上述活动产生的机构”, 所以, 人类的所有行为, 不论是政治行为还是经济行为, 都应从个人角度去寻找原因, 因为个体是群体的构成细胞, 是决策的基本单位, 个体行为的集合构成集体行为。其实, 市场过程与政治过程有相似的地方, 在市场中, 个人行为通常是经过市场发生相互交换、相互使用行为的, 也正是这样产生宏观经济结果的;而在政治过程中也同样是许多个人行动产生了一系列政治结果。因此, 政治决策过程与经济运行过程一样, 同样可以采用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

其次, 经济人假说。所说的经济人假说, 就是指把个人看作理性的自私的个人主义行为, 同时认为个人天生就是追求利益 (或效用) 的最大化的, 一直要持续到这种追求受到制约为止。在公共选择理论诞生以前, 经济学与政治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是采取两种完全相反的标准, 认为市场活动的主体是经济人, 只受狭隘的个人利益驱使;而政治活动的主体由于是集体利益的代表人, 所以只遵循公共利益行事。公共选择理论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同样的人可能因为从经济市场转入政治市场就由自私自利的利己者而转变成大公无私的利他者吗?如果在经济决策的分析当中, 认为他是利己主义者, 但是在政治决策分析中, 同样的人却又变成了利他主义者, 这样, 对人的分析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基于这种认识, 公共选择理论沿用“经济人”假设, 将人的自利行为从市场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 体现出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并以此为基点, 把政治舞台模拟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 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上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的反应, 以期阐明并构造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

最后, 经济学的交换范式。用经济学交换范式来对政治活动进行研究, 自然就会导致将政治活动归因于复杂的交换、契约或者协议。公共选择理论把政治过程看成一种与市场交换过程相类似的活动,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市场”的概念。所谓的政治市场, 就是指人们在参与政治活动的时候, 同其他政治个体和组织发生相互关系的场所。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相类似, 它也是由供求双方决定的。需求的一方是选民和纳税人, 供给的一方却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不管是选民还是政府官员, 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首先要对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衡量。如果一项集体活动的决策给他个人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他投赞成票时所需负担的实际成本, 那么他就会投赞成票支持这项决策, 否则他就要么弃权, 要么投反对票。政治市场交易结构与经济市场的相似性, 最终由人的自利本性来决定。

四、公共选择理论的现实借鉴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对政府管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这不但在经济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而且也为研究政府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研究途径。同时, 它也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的一些共同特征, 指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限度和政府干预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 在我国当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 可以从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一些启发。

第一, 政府必须把握好在干预经济活动中的适度原则, 在政府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架构起一套激励共容机制。由于市场存在着一定的自发性, 注定了会在有的时候失灵, 所以政府就有必要对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但是, 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 并不一定就能弥补市场的不足之处, 因为政府本身也有职能上的缺点, 它也会失败。因此,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我们既要发挥好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又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限度, 使政府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而不是取代它;但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公共选择理论的结论, 因为对于市场经济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官僚体制已达到极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适用的而且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理论, 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的国家, 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没有政府的大量干预和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起一整套激励共容机制, 这样政府利益不仅不会损害公共利益, 反而更能促进公共利益。

第二,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要进行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 逐步转变政府职能。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具有相似性, 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也有密切的联系。政治过程的缺点会对经济过程产生不良的影响。目前, 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 虽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初见成效, 但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 特别是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与效率改革等方面还存在许多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障碍。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观, 为我们对政府、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所以, 为了早日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必须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并依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转变政府职能。

第三, 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将政府的决策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布坎南认为, 由于决策者会被自身“经济人”的动机所左右, 导致其对公共利益的理解难于切合实际;另一方面, 由于决策者自利动机的刺激作用, 使得他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不是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 所以, 政府的决策并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的决策行为, 所以必须为政府制定政策建立某种规则和程序, 以使政策方案趋于合理, 避免决策失误。所以说, 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 逐步优化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系统, 完善公共决策体制和相关规则, 逐步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

第四, 要正确看待政府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特征, 并且适当考虑政府行为的经济效益。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政府无疑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始终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但是, 政府部门和其相关的工作人员对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 我们不但要加以重视, 而且要真确地进行引导, 并进一步加以规范。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 调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还有, 我国政府机关工作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减少成本的激励机制, 缺乏对经济效益的监控。依据公共选择理论, 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特别是公共开支项目进行损益分析, 以此评价项目的净收益及政府的绩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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