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需要

公共需要（通用6篇）

公共需要 篇1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飞速推进,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 就整体的城市化水平而言,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不足百分之四十, 这与发达国家百分之七十的从城市化比例而言, 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城市化的进程在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 这场城市化建设的运动无疑也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 这个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无疑也是最为复杂的。

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建设, 因为在建设过程中面对同样的问题和相似的解题思路、建造方式,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城市相互拷贝, 城市的面貌越来越雷同。为了满足城市各种功能的需要, 我们不得不进行规划, 把城市划分不同的区域;为了解决物质生产和消费的需要, 我们不得不考虑城市成本的节约和合理;为为了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 节约有限的土地, 我们选择让城市越长越高, 并似乎无限的扩张。我们厌恶雷同的城市, 说到底是因为我们对城市的要求, 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还有心理上和情感上的诉求。我们隐约的觉得城市化不应该仅仅是拷贝已有的城市, 建设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城市的建设因该与人的情感维系密切的关联, 成为具有特殊的地域、文脉、人文关怀的建设过程。

当然, 合理的规划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它能够满足城市基本的功能需要和相对长远的发展空间需要, 但是同时我们如何让一个城市具有品牌形象和独特的魅力?让居住、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里的人有深刻的认同感、自豪感、幸福感?让外来游览、参观, 短期旅行的人对这座城市有鲜明独特的感受?让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真切体会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公共艺术”的出现让我们找到了解题的良策。公共艺术以放置于公共空间的个别化的、标识性的、节点化的空间价值标识物以及相应的节目性多样化活动来体现一座城市的价值和独特魅力。

事实上, 公共艺术的概念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引入我国了, 至今已有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经历。从早期的大规模以城市雕塑和壁画形式为主流的城市美化运动, 到今天部分艺术类院校一开设有相关专业或课程, 有关公共艺术的国际和国内研讨交流也越来越多。然而, 从真正时间的结果来看却是不容乐观, 绝大部分依然仅仅是放置在公共空间的艺术品, 而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作品。“公共艺术”并不等同于公共空间的艺术作品。是否具有“公共性”是衡量“公共艺术”和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艺术品的标准, 也就是说“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核心价值要求和体现。

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有其丰富的内涵, 具体来说包含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方面是, 公共艺术实施放置的空间的公共性, 即放置实施于公共空间。从之一点来看, 似乎公共艺术和公共空间的艺术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实际上两者却又深刻的差别。真正的公共艺术要充分尊重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市民对于功能性的要求、与整体环境的设计协调统一等诸多因素, 并最大限度的满足或是调和所有人的喜好和需求, 而不仅仅是一种自作主张的带有不透明性和强迫性的美化装饰;另一方面, 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着重体现在整个艺术创作从策划到实施的整个过程的公众参与与决策, 而这一点也正是公共艺术区别于一般公共空间的艺术的根本所在。每一个使用公共空间的公众对于从公共艺术实施的资金来源以及它如何运作?选取什么样的艺术家?什么样形式的作品?如何选取?如何决策?等一系列问题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和发表见解和合理要求的空间和权利。因为, 公共空间相对于个人空间而言, 对于每个进入并使用它的人体现出开放性和平等性, 而对于公共空间的设计 (包括艺术的部分) 同时也具有了强迫性, 即不论你喜欢与否, 都必须面对它。因此, 好的公共艺术是充分融合了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协调、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和充分的大众参与与决策的, 并最终体现了这一区域公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的产物。

也正是因为公众的广泛性深入性的参与, 我们不难发现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并不仅仅是雕塑和壁画等形式的作品, 它可以是园林小品、公共设施、地景艺术、装置艺术、影像艺术、高科技艺术甚至是行为艺术、表演艺术、文化庆典……, 总之, 公共艺术不是一种固定的艺术形式, 也不是一种思潮流派和风格;它是使存在于公共空间的艺术能够在当代文化的意义上与社会公众发生关系的一种思想方式, 是体现公共空间民主、开放、交流、共享的一种精神和态度。1最终, 它将成为这一区域具有地域性、普适性、前瞻性、场所性和独特性审美的鲜明标识;是这一区域地域文脉传承的标志和象征, 同时也是构成和体现一座城市的特殊魅力的重要节点之一。正是因为公共艺术的设置, 使得公众公民意识和公民意志得到觉醒和体现, 公共空间变成了公众生活的一部分, 城市才融入了公民生活的血液, 有了灵魂, 有了魅力。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 我们的公共艺术从策划到实施绝大部分因为不具备这样的公民广泛深入的参与与抉择的特性, 因而, 充其量只能是放置在公共空间的艺术作品而已, 甚至很多根本就是景观厂家批量生产的所谓景观产品。更重要的是决策到实施的不透明也滋生出各种利益关系和腐败。

在祖国飞速崛起, 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 我们生活在城市的每一个人越来越强烈的呼唤越来越多的、真正的公共艺术作品来丰满我们的生活, 来体现我们是城市的主人, 我们与城市一起生长,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这个过程中, 首先要求我们的国家应该重新审视和重视公共艺术, 充分考察世界各国公共艺术发展的实践, 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 以公开透明的制度为保障, 明确公共艺术项目的资金来源和相应的操作机制;其次, 加大各种向公众推广和宣传公共艺术, 切实提高公共的认知程度和参与热情;第三, 要求我们具有公众意识的优秀的公共艺术策展人和公共艺术家带领广大公众创作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公共艺术。至此, 让我们的城市与公众的生活发生关联, 变得与众不同, 充满活力和魅力。

参考文献

[1]《公共艺术基本理论》马钦忠.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8年8月第一版.

[2]《公共艺术的时代》孙振华著.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3年8月第一版.

公共需要 篇2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郑科授

摘要：本文分析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六个主要因素，并结合实际，分别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因素

公共政策是指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组织依据特定的目标,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价值分配过程中所制定的引导规范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行为的准则。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阶段,包括政策议程、方案规划、政策合法化等几个环节。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有一些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着影响作用的因素。其中公众和民意,专家和专业化知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是六个主要性因素,它们对政策制定的过程和结果都有重要的影响。结合我们的工作实际，略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公众和民意的参与

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是执政党提出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公民参与是提高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途径,更是公共政策的基石。广泛的公民参与是民主社会的普遍现象,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对于公众而言,意见参与是参与政策制定的较为常见的方式,所以民意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对公共政策制定、提高政府公共行政能力和维护公共利益有着重要作用。如:2008年1月26日中午，广州火车站全面告急，广州地区春运应急预案全面启动。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我看清第一线的情况后发现不行了，要分流广场上的旅客，否则一旦冲击火车站，后果不堪设想。”张广宁当场拍板，立即启用流花广交会展览馆作为异地候车区，并紧急调来公交车，将广场的6万旅客转移出去。这个事例中，作为市长张广宁当时所做出的决策，既代表公众又代表了民意。

二、专家和专业化知识

除了民意之外,专家和专业知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科学的建议能够弥补民意的缺陷:非理性、不够成熟等,给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的知识、专业的分析,是提高公共政策制定效率的有力保证,也是政策制定科学化的前提条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同时充分吸纳专家的建议:专业知识的参与是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的前提条件和有力保证。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处理好专家学者同政策制定者的关系非常重要。今天的决策过程越来越复杂,专家学者应该在帮助制定“公共”政策方面表现出更大的能动性,同时政府应该努力在制定政策方面更系统地应用科学技术的专门知识,以应对经济与技术转型。《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草案的制定，其修编采用“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工作机制，由国内城市规划界水平较高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负责，20个专题研究由21个国内外较高水准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并积极吸收其他领域顶尖专家的参与，举办多次专家研讨会，参加多轮次咨询评审会的国内外著名专家有30多位，保证了编制成果的质素和水平。

因此，专业和专业化知识，为公共政策制定的未来的预期性，提供了提供方向性指导和多元化的可供择优选择的方案。

三、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

传统的媒体在我国一直担任着“上行政治沟通”的职责,是沟通“党的政策”和“民众呼声”的桥梁,其基本功能就是将社会中的各种情况、动态和问题传递给决策中枢。这种沟通既可以通过公开的形式进行,也可以通过新华社等单位的“内部参考”的形式进行。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影响民意的方式在于它为公众设置了某个时间内的中心议题,对社会上发生的种种议题施加了不同的关注度和报道方式,这样给予较多关注的议题就逐渐在公众议程中占有了优势,并因此影响了公共舆论的形成。所以传统媒体对舆论的表达和总结,热点的引导,民意的形成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网络媒体的出现和发展给民意带来了新的表达平台,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发布和舆论形成的垄断地位,在社会与政治过程中扮演了愈加重要的角色。借助互联网展现出的民意更大程度上反映出民众实际的呼声,因而具有更加真实的特征。

在“嘉禾拆迁事件”中，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结合加快了政策议程的建立。2003年7月，湖南嘉禾珠泉商贸城开工仪式在县城新建的体育馆举行。“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县委、县政府，县政府重大决策不动摇。”； “谁不顾嘉禾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不开面子，谁就要被换位子。”而且嘉禾县政府在拆迁过程中提出了“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及“四包两停”政策，该县多名群众受到“株连”。此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追踪报道。嘉禾县委、县政府已于5月11日联合下发“嘉办字[2004]37号”通知，废止涉及珠泉商贸城拆迁的“四包、两停”政策。网络媒体与平面媒体再经过交叉作用之后,一种具有更强参与性的民意就显现出来。两者的交叉作用使得信息量更大、涉及面更广、影响力更强和传播更为迅速,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从而促进了政策议程的建立。所以,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宣传凸现和强化了公众舆论和民意,对公共政策制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民意和专家的参与、媒体的作用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它们彼此间的交互作用影响着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处理好三者间及它们同公共政策制定的关系,对于推进公共政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

[1]刘小年，“孙志刚事件”背后的公共政策过程分析[J]，理论探讨, 2004,(3)。

[2]文新良，网络舆论与公共决策[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1）。

公共需要 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危机,管理

近年来, 我国应对各种公共危机所暴露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现状是不容乐观的。危机事件如脱缰之马呈现高频次、多领域发生的态势。怎样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能力?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提高政府预防公共危机的能力

危机预防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平时采取的预防措施消除危机的隐患, 从而避免危机发生;二是通过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制度准备、物资准备和技术准备为 (未来可能发生的) 危机的爆发设置层层“屏障”, 建立各种“防火墙”, 提高整个社会抵抗危机的“免疫力”, 一旦危机爆发, 就能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从容应对, 从而避免危机扩大, 防止危机升级和失控, 尽可能减少危机造成的损失。

二、强化政府公共危机预警和预控的能力

危机预控和危机预警的关系。从相同之处来看, 它们都是发现危机征兆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危机管理措施。从时间顺序来看, 危机预警在前, 危机预控在后, 因为必须首先发现有关危机的信息, 并对这些信息进行传递、分析、确认, 然后才可能采取预控措施。可见, 危机预警是前提, 是基础, 而危机预控是对危机预警的理性反应, 是危机预警的必然延续。危机预控对危机预警有很大的依赖性, 没有危机预警提供及时准确的危机信息, 危机预控就不可能实施, 更谈不上效果。因为, 如果人们没有及时发现危机信息, 或者对危机信息判断错误, 认为不会引发危机, 自然就不会采取预控措施, 就会造成危机突然爆发, 或者危机迅速扩大, 这时, 当然也就失去了进行危机预控的最佳机会, 危机管理职能立即进入应急处理阶段。相反, 没有危机预控, 危机预警的作用就不可能充分发挥, 因为危机预控是危机预警的一个主要目的, 危机预警的很多措施, 就是为了尽早、尽快发现危机信息, 以便给危机预控留下更大的空间, 就是为了使危机在大规模爆发前将其有效控制, 从而避免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损失。可见,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无论是印度博帕尔邦的毒气泄漏事件, 还是印度洋地震海啸灾难, 都是由于预警机制和预控机制的缺失, 造成危机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大规模爆发, 进而演变成一场巨大的灾难。

三、增强政府公共危机处理的能力

危机的预防只能减少或预防危机的发生, 并不能完全阻止危机的发生。一旦危机发生, 原有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被破坏, 整个社会处于危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必须根据预防危机管理程序, 立即进人危机处理状态, 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危机, 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一) 建立公开、顺畅、权威的沟通渠道, 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当社会面临重大危机, 人们的生存与安全受到威胁时, 便会陷入极度恐慌之中, 为了减轻或消除心理上的紧张与压力, 人们必然要通过各种渠道去获知与危机有关的信息。杜绝谣言的产生、避免发生群体性的社会恐慌, 惟一的办法就是建立公开、顺畅、权威的沟通渠道, 及时、全面、准确地告诉公众事实的真相,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二) 快速反应、及时处理, 将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

政府必须具备敏锐的危机意识, 这种意识是指对处于萌芽状态危机事件的一种敏感性, 缺乏这种敏感性就会贻误危机处理的最好时机。危机发生时, 政府应立即投入到危机的处理中, 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解决危机, 将危机造成的损失和冲击降至最低点。

(三) 建立高效的应急指挥中枢系统和强大的应急救援队伍

公共危机种类很多, 危机的应急处理千变万化, 没有一个高效的、统一的应急指挥中枢系统和强大的、多元化的应急救援队伍, 就很难战胜突如其来的危机。

(四) 政府要发挥其行为的规范导向功能

社会学有一个“紧急规范”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 在紧急状态下人们的行事规则容易受最先行为者的带头作用的影响, 从而形成“紧急规范”, “紧急规范”一旦产生, 就会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

(五) 建立一套高效的情报收集和信息管理系统

在危机的应急处理阶段, 信息搜集、信息传递、信息处理和信息识别, 以及信息发布等同样非常重要。因为危机爆发时, 信息量就会猛增, 各种信息都会按照各自的渠道迅速传递, 而且应急处理时间紧迫, 任何错误的决策都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 因此, 必须建立一套高效的情报收集和信息管理系统, 并建立一整套信息搜集、信息传递、信息处理和信息识别、信息汇报和信息发布的制度, 使政府和公众对信息的了解和把握既快速, 又准确, 既丰富, 又有序。

四、加强政府公共危机评估、恢复和救济的能力

(一) 吸取经验教训应该制度化

从人类历史来看, 危机总是存在的, 旧的危机战胜了, 新的危机又会不断出现, 要一劳永逸地消灭公共危机, 那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的任务, 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更好地战胜危机。综观世界, 凡是兴旺发达的国家, 都是善于战胜危机的国家,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凡是发展较快的时期, 就是战胜危机较好的时期。而要战胜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危机, 关键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 不断改进我们的危机管理体系。我们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不能客观评价危机, 总结经验教训可有可无的不良倾向, 使吸取经验教训的工作制度化。

(二) 危机后的救济应该更加人性化

在非常状态下, 为了应对危机, 往往会对一部分人的财产、健康、甚至生命造成损失或者伤害。危机过后, 政府或造成危机的责任者应该对受害者进行补偿或赔偿。危机后的救济应该更加人性化。这样, 不仅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而且适当加大危机的成本, 还有助于引起大家对危机的重视, 认真吸取经验教训, 防止危机反复发作, 愈演愈烈。

(三) 恢复常态必须法治化

公共需要 篇4

体系建设

——在广东省推进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发布时间: 2014-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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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日）

赵大程

今天，广东省司法厅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推进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这对于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指出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加快解决有些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问题；明确要求决不允许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今年4月21日，总书记在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指示中，特别强调指出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法治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也将迎来新的重要发展机遇。

司法部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在推进司法行政工作发展中高度重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今年年初，吴爱英部长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有关贯彻落实意见。今年2月，司法部制定印发了《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对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作出部署。各地司法行政机关按照《意见》的要求，迅速向党委、政府汇报，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可喜进展。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中共广东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和《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2009-2020）》将构建全面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纳入其中，并且列入2014年省委党委会工作要点和省政府重点工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出台《关于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明确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的人员配置、工作职责、工作要求和工作保障，有力促进了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开展。希望广东省的同志们通过召开此次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在现有良好工作基础上，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再接再厉，扎实推进，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服务网络，加强经费保障，推动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上新台阶、新水平。

下面，我就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讲几点意见。

一、公共法律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历史时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迫切需要，是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的决策部署。这是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形势需要作出的战略部署，意义十分重大。我们要从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切实增强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

（一）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完善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基本公共服务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一般包括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在全面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的今天，这些基本民生需求的满足往往呈现为法律关系的调整和法律问题的解决。因此，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来完善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完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二）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回应人民群众热切期待的现实要求。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整个社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和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明显提高，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平等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和法律保护的愿望更加强烈。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回应人民群众热切期待的现实要求，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法律需求、保障公民平等享受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保障作用。

（三）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促进法律服务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这些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整合工作资源，发挥职能优势，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作出了贡献。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法律服务网络覆盖不全、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显现，法律服务提供能力与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还有一定差距，法律服务整体水平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还不相适应，需要我们着眼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大局，以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完善工作体制机制，推动法律服务工作上新水平，使法律服务更直接、更充分地靠近人民群众的学习、生产和生活。

二、把握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

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涉及到司法行政多项职能和工作，要为全民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教育和法治文化活动，为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开展公益性法律顾问、法律咨询、辩护、代理、公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预防和化解民间纠纷的人民调解活动等。我们要用战略的眼光、创新的方法和系统的思维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有效整合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大力拓展公共法律服务领域，不断提高公共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快建立健全符合国情、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法律服务需求，为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推进工作中，要着重把握好以下基本要求：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民。及时便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关系到人民群众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要着眼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法律服务需求，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找准服务的切入点，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健全服务标准，为人民群众提供有质量、信得过的服务。

第二，坚持公益均等、因地制宜。公共法律服务是保障社会全体成员平等享有的公共服务。要把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城乡服务一体化放在重要位置，统筹城乡，强化基层，推动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向农村、基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实现城乡公共法律服务广泛覆盖。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因地制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建设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第三，坚持改革创新、提高质量。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涉及体制、机制、政策等诸多方面，要实现有效、有力推进，就必须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方式创新服务体制机制和工作模式，形成保障服务体系有效运行的长效机制，实现服务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要积极探索新的方法和手段，引入竞争激励机制，调动社会力量，扩大服务规模，提高服务质量。

三、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各项工作

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中央赋予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职责。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司法部的《意见》要求，扎实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各项工作。

首先，要健全服务网络。健全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是组织基础。我国的公共法律服务发展很不平衡，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基层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比较薄弱。健全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优化公共法律服务区域布局的任务非常迫切。加强城乡公共场所及基层村（居）普法阵地建设，推动在行政村、居委会、社区建立完善基层法制宣传教育公共设施体系。鼓励和支持规模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司法鉴定机构等向基层和欠发达地区延伸，努力满足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法律服务需求。推进城乡社区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和村居联络点建设，着力打造“一小时（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织密人民调解组织网络，积极推进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健全人民调解工作体系。

其次，要整合服务资源。要形成公共法律服务的新优势，就要加强制度统筹衔接，促进资源共建共享。要有机整合司法行政各项业务职能，建立健全各项公共法律服务有机协调的工作机制，做到多支力量并举、并重、并抓，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公共法律服务。进一步建立健全县、乡、村法律服务中心、站点，依托政府政务服务平台设立法律服务窗口，集中受理和解决群众的法律服务事项，提供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充分发挥司法所的职能作用，将司法所真正打造成化解矛盾、宣传法治、服务群众的一线综合平台。完善法律志愿服务管理制度和服务方式，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形成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合力。

第三，要拓展服务领域。公共法律服务保障的是公民最基本的法律服务需求，民生领域是公共法律服务的重点领域。要围绕《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确立的重点公共服务领域，加强工作引导和政策调控，大力拓展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法律服务，促进基本民生工程建设。寓服务于宣传之中，全面实施“六五”普法规划，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加大与生产生活关系密切法律的宣传。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范围，做好弱势群体、困难群众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切实做好婚姻、家庭、邻里间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调解工作，积极参与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等领域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预防性功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第四，要提高服务质量。公共法律服务同整个法律服务业一样，质量是生命。要树立质量至上的理念，加大公共法律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便利化建设，加强质量监管，提升服务水平，努力提高公共法律服务诚信度和公信力。加强服务标准化建设，制定各类法律服务机构资质认定、设施建设、人员配备、业务规范、工作流程等具体标准，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法律服务标准体系。强化服务全程化监管，建立健全服务质量评价机制、监督机制、失信惩戒机制，推行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服务公开制等制度，积极开展服务评查、服务质量检查公布、质量跟踪检查等工作，促进公共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依法、诚信、公信执业，确保服务质量。完善服务便民化措施，普遍设立便民服务窗口、联系点、工作站、信息员，拓展服务申请受理渠道，简化受理程序，推动建立为老、残、病、弱等当事人服务的绿色通道，搭建服务跨区域协作平台，方便群众获得法律服务。推进服务信息化建设，依托本地区公共服务网络，尽快建成公共法律服务网络，逐步完成连接省、市、县、乡四级地方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信息通道，方便群众办事，利于社会监督。

四、加强工作组织领导

构建符合国情、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一项社会工程，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要加强组织领导。要把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摆上司法厅、局党委（党组）重要工作日程。结合各地实际制定推动本地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项方案和年度计划，提出本地基本公共法律服务目标任务，拿出推进工作的时间表、路线图，研究出台针对性和操作性强、切实管用的配套政策措施。加强督促检查，建立健全综合考评体系，着力加强基层工作考核，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跟踪、评估和督查，及时发现问题、查找差距，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实施。

要加强统筹协调。要做好内部协调，按照司法部的《意见》，找准结合点，统筹好、整合好各项职能、各个业务和各支队伍，发挥综合效能。加强外部协调，完善工作推进和协调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群策群力推动服务体系建设。

要加强政策保障。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党中央、国务院和各地党委政府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措施，做好政策解读和运用，用足用活用好现有政策，为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保障。积极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有关部门支持，把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当地公共服务发展规划，将公共法律服务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将公共法律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项目，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常态化、可持续。推动建立公益性法律服务补偿机制，对参与公共法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通过奖励、表彰、培训等方式加以补偿和激励。

要加强调查研究和宣传引导。要紧紧围绕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研，摸准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脉搏，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推动工作创新发展。注意总结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法，巩固工作成果，及时将基层创造的新做法、新经验总结提炼出来，将实践中的新亮点、新典型培育出来，带动工作全面发展。注重宣传引导，提高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知晓率，赢得支持。

公共需要 篇5

1 基于就业需要背景下的高职公共英语改革的必要意义

第一, 以改革谋发展是改善高职公共英语课程困境的主要对策。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教育教学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党和国家为了尽快提高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水平, 不断增加资金投入数量,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学校办学规模。虽然, 高职院校的基础条件得到了提升, 但是却忽略了教育教学质量, 尤其是高职公共英语的教学, 其近年来不断被边缘化, 课时数量大幅减少, 学生的能力水平日渐下降。但是, 由于我国外向型经济的飞速发展, 增加了工作人员涉外的可能性。这样一来, 社会就业市场对英语人才的需要不仅没有降低, 反而要求更为严格, 两者出现了不协调现象。为了满足我国的就业市场需求, 提高我国对外经济的竞争力, 高职公共英语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坚持以就业需要为导向进行完善, 就成为了其困境得以解决的必然要求。

第二, 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了高职公共英语必须基于就业需要予以改革。进入新世纪, 我国教育部就颁布了适用于高职院校的《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试行) , 其中明确指出了公共英语要加强培养学生的涉外工作能力, 提高他们的口语表达水平, 坚持与实际相连。2000年到09年之间, 教育部门还对这项制度进行了完善, 目的就在于使其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培养出满足市场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此外, 在相关课程的设置上也进行了改革, 将公共英语教学分为基础教育和行业教育两种方式, 更为注重教学内容与行业诉求的契合度, 提高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2010年—2020年, 国家还提出了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基础,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方针”。根据国家的以上相关规定, 不难看出国家在高职公共英语人才的培养上愈加重视就业的导向作用, 坚持基于就业需要背景下的高职公共英语改革就势在必行。

2 高职院校公共英语教学情况与就业需要之间的距离

2.1 教材方面

教材是教育教学的基础, 是教师和学生所要遵循的参考依据, 教材问题是导致高职院校公共英语教学情况与就业需要不相契合的重要原因。

首先, 高职院校公共英语教材内容大多比较笼统, 没有做到与实际相连, 学生在知识的学习过后, 很难将其真正的得以运用, 在实际工作中的使用情况就更少。这样一来就无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他们的知识水平也不符合就业岗位的需要。

其次, 教材内容与专业知识的联系程度不够。据调查了解到, 目前很多高职公共英语教材依旧沿袭以往的模式, 文理科、工科等专业学生的公共英语教材基本一致, 无法突出职业特点。

2.2 学生方面

学生是教育教学的主体, 教师进行教学的目的也是要逐步提高学生的水平和能力, 但是目前的很多学生还没有认识到自身能力与未来就业的紧密关联, 没有充分了解公共英语课程的重要作用。

首先, 学生入学时的英语水平相对较低。我国为了更好的选拔人才, 教育部门在具体规定中曾明确指出了高职院校入学者的基本英语掌握要求, 对单词数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 由于考核力度和检测水平的不完善, 都使得学生实际的英语水平远远低于国家的相关标准。市场上的很多用人单位也指出学生公共英语的掌握情况不够, 知识基础薄弱, 词汇量少等缺陷。

其次, 学生缺乏对英语的学习兴趣。经调查统计发现, 在所有科目中, 学生对英语的厌倦程度最高。即便很多学生已经认识到了英语学习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学校在学生的培养中没有为其创建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 再加上英语学科对学生能力要求较高, 不仅要会写、会读, 还要具有扎实的语法功底和表达欲望, 就使得很多学生对英语具有厌学情绪, 学习积极性不高。

2.3 教师方面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教师起主导作用, 他们的素质能力以及教学水平对学生的学习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造成高职院校公共英语教学与就业需要之间的差距,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与教师有关。

第一, 教师的教学观念陈旧。很多教师的教学观念没有做到与高职英语的发展速度同步, 他们没有认识到高职院校学生与普通高校和中职院校学生之间的差异。只是把讲学当做了一个结果, 没有注意到社会对学生的实际需要, 知识内容的讲解相对肤浅, 不重视语言的实际运用。

第二, 教学方法单一枯燥。教学方法是教学的主要策略, 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手段。传统的单一教学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与学生的实际内在诉求也不相适应。另外, 还有很多高职公共英语教师依旧在采取灌输式的学习方式, 没有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 在课堂授课中也没有坚持新设备的创新应用和活动教学法, 导致课堂教学效率低下。

第三, 教学任务过重, 自身的能力水平不够。据调查了解到, 很多高职公共英语教师不只是教一、两个班级, 他们要给至少4、5个班级进行授课, 且班内人数大多在40个左右。这样一来, 教师的教学经历就会被分散, 教学任务过于繁重, 没有时间进行集中学习, 导致科研力度不足, 自身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无法得到提高。

3 基于就业需要背景下的高职公共英语改革对策

从上述内容中, 我们已经清晰直观的看到了高职英语基于就业需要背景下实施改革的重要意义, 并明确了解了其在具体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有效解决这些弊端, 并保证教学的有效性, 对其进行改革就成为了必然之举。

3.1 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 基于就业需要进行教学

教师是教学的主导者, 想要改进教学内容, 提高教学质量, 就要坚持教师观念的转变, 让他们意识到基于就业需要进行教学的重要意义。从而使其在课堂授课中坚持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 多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 明确他们的实际诉求。具体来说, 有三方面要求:

一是坚持调研市场。教师在教学方案确定之前一定要多做市场调查, 明确用人单位对学生能力的真正需要, 并根据调查结果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二是有针对性的开展基础知识教育。我国教育部为了更好的促进学生就业, 在高职公共英语教学要求中明确提出了“实用为主, 够用为度”的方针, 要确保学生做到学以致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为了有效达到这项要求, 也要坚持基础知识的培养和完善, 重视词汇、语法、实际应用等方面的要求, 保证学生具有良好的语言功底;三是, 加强培养学生的就业意识。想要基于就业需要进行教育教学, 并保证课堂教学效率,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学生明确以就业为导向进行教学的巨大作用。所以, 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不能只针对英语进行教学, 要促进教学内容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 让高职公共英语教学更有针对性。例如, 教师在对学习生物制药技术专业学生进行教学的时候, 就要在课堂词汇教学中加入Fermentor (发酵罐) 、gene manipulation (基因操作) 等词语, 从而加大其与学生专业的契合度。

3.2 教材的选取要适应社会就业需要

我国在出台的《高等职业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明确指出了高职英语课程教学要以培养学生的职场交际能力为目标, 提高他们的听说读写水平, 教材的选取也要遵循“实用为本, 听说领先, 重在应用”的原则。对此, 高职院校在教材的把握上要注重实用性和时代感, 要以工作中的实际语料为基础蓝本, 并加强对学生的能力培养。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这方面就做出了表率作用, 他们的教材是根据学生的实际特点制定的《新职业英语》, 做到了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有效融合。

3.3 坚持不断提高教师的能力素养, 改进教学手段

基于就业需要背景下的高职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们不仅要有良好的英语专业能力, 还要具有高尚的素养, 能够逐步改善教学中的不足, 并利用先进设备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具体来说, 高职公共英语教师要掌握最新的教学方法, 探索出符合学生学习特点的教学模式, 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 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和沟通。另外, 教师还要不断改进以往的单一教学策略, 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英语的环境, 并采取例如讨论法、活动法、表演法等方式进行教学完善, 在教学过后还要给学生以准确的评定,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将教、学、做、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教学水平的不断完善, 以及用人单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高要求, 高职公共英语的传统教学模式势必要予以革新。为了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促进学生平稳就业, 高职公共英语教学模式一定要根据市场上的就业要求给予改革, 逐步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 并完善教材内容和教学环境, 从而做到教学知识与社会实际的紧密结合, 为学生的进一步发展作铺垫。

摘要：众所周知, 高职教育教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 能够顺利实现就业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 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的弊端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过分强调了教师的主导地位, 忽略了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 教学手段相对呆板, 无法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 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现状不符。针对这样的现象, 高职公共英语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策略必须予以革新, 从社会实际情况入手, 完善教学内容。该文就结合目前高职公共英语的教学现状, 简单阐述一下如何基于就业需要进行教学改革, 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促进学生顺利就业, 为学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就业需要,高职教学,公共英语,改革对策,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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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宇飞.基于岗位能力要求的职业英语输出型项目教学改革[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5) :13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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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梅梅.顺应高职教育发展深化公共英语教学改革——《高等职业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解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3 (20) :90-93.

公共需要 篇6

1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发展

官僚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和体制,早已存在,但对其进行的系统分析却起始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韦伯看来官僚制具有准确性、稳定性、严格的纪律性和可靠性等优点,在纯粹技术层面上,官僚制具有优于其他任何组织形式的优越性,是对工业社会中大型而复杂的组织进行管理的最有效手段,所以,成了现代公共行政的组织基础。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所处的现代化阶段与工业化国家所处的现代化阶段在发展程度上不同,政府与社会的基本格局不同,但与西方各国在公共行政管理改革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和背景却是相似的:(1)经济全球化导致东西方各国对本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竞争能力的重视。(2)信息技术使得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距离缩小,公众对建立灵活、高效、透明的政府的要求被提上议程。(3)过分强调工具理性已经不能适应行政发展的需要。(4)私营部门长期处于竞争环境中,他们不断创新管理方法。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管制型政府已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企业家政府最终也令西方民众抓狂不已,随着对“法治型政府”、“学习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旨在克服官僚制弊端的政府模式正呼之欲出。

2 价值重构

行政发展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困境与理想,因此,对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们能够深刻感知当前行政发展作为一个朝向更高目标的正向制度变迁过程,具有的明确价值诉求和目标导向性———发展,本身是源于人类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其价值在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和对人类福祉的改善。

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遇到发展困境,以行政改革为主要手段的行政发展成为各国清除经济社会的发展障碍、走出发展困境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存在诸多不足,核心是把政府机构改革放在首位并持续推进,使政府工作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1]。因此,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行政发展战略仍然离不开对官僚制的反思,科学客观地认识官僚制及其官僚制的局限性,对我国的行政改革和行政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重新认识官僚制

官僚制作为政府管理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现代国家的成长,社会组织规模扩大、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增多和复杂化,大规模的行政管理压力推动组织的官僚化趋势加速发展,直至“在当今社会,科层制已成为主导性的组织制度”[2]。其原因正如韦伯所分析的那样:官僚制比建立在血族关系和个人忠诚基础上的其他组织形式能够更有效率地协调大量个体的多样性活动。随着理性、大众民主和复杂的劳动分工的成长,组织的官僚化日益占据统治地位是不可避免的趋势[3]。

官僚制在纯技术上的优越性使其满足了现代国家(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要求,成为政府的基本组织形式,也符合了现代社会的理性精神。但是,仅仅凭借“技术理性”并不足以令传统官僚制流芳百世,因为“官僚制在工具上的合理性与其价值上的非理性基本上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即工具理性程度越高,其价值理性就越低”[4]。在倡导的人文关怀的当今世界,唯有对其进行价值改造,方能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增进福利。

2.2 输入公共精神

官僚制对工具理性原则的推崇主要体现在它只注重组织系统活动的效能和技术可能性,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对“制度”“章程”的遵循。在中国,也曾经由于对理性官僚制的盲目崇拜而导致的“重规则,轻人权”的案例时常发生,尤其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只因拆迁人员手中持有2001年6月生效的《城市房屋管理拆迁条例》,暴力拆迁有了法律的保护,便可以所向披靡。从形式上讲,当事人认为是有据可依,按条例办事,与韦伯官僚制中的形式合理性如出一辙,但是在追求形式合理性的过程中摒弃了正义、人权等价值理性,酿成悲剧,发人深省,因而,在追求形式合理性之前,应对良善动机进行回归,始终秉持良善的价值取向。

公共精神孕育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之中,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的一种价值取向,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认肯与追求。在公民社会崛起的今天,公民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已日益清醒,并且与行政主体共同成为中国行政发展的主体,因而公共精神的培育和普及十分必要。

3 用公共精神改良官僚制

行政发展目标有其社会价值和政治意义,即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和谐,最终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改善人类的福祉。中国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的目标也在于此。但是如今许多“非理性”因素在中国官僚体制中仍发挥着非常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关系网现象、权威主义等等。当然,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剖析当代中国行政的发展阶段及具所处的生态环境,我们发现,中国的行政发展面临着官僚制不足的困境,现代理性精神缺乏、经验行政大行其道,党政二元行政负面影响较大,可以说,现时的中国行政体制正处于官僚制不足的阶段。因此,努力建构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官僚制,应当成为中国行政发展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的主题。

3.1 客观认识官僚制的理性精神

理性官僚制是工业化的产物,是适应工业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工业社会中它又反过来发挥着主导且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它为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了保障,它保证了社会的稳定,这在经济大萧条以后是至关重要的;它提供了基本的公平感和平等感;它提供了工作[5]。可以说,建立官僚制是工业社会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当今中国正处在以发展工业经济为特征的多层面现代化进程中,这必然带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引发系列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历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治上的巨大变化和市场机制使传统政府组织内部的种种积诟暴露无遗,似乎为摒弃官僚制带来了良机。而事实上,这恰恰是官僚制不足的后果。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应该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环境和现实。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现代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最有效率、最为理性的行政模式。

3.2 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

高新技术的发展加深了社会的复杂程度,“只有处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掌握足够的信息而做出熟悉情况的决定”[6]的时代一去不返,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公民渴望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行政组织。正是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国的行政发展需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历程,而不是仅限于韦伯官僚制对形式理性的单纯追求,这个中国特色,就是结合中国国情,赋予行政改革以公共精神的价值色彩。

中国行政发展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促进民主社会所拥有的基本价值:自由、秩序、正义、公民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公共精神及其所蕴涵的这些基本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理念支点,发扬和弘扬公共精神是政府得以维系的前提条件。否则,政府就可能堕落为追求私人利益的手段,陷入行政管理实践的误区。

3.3 加强现代行政文化建设

加强现代行政文化建设,首要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扬传统民本行政文化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法制和民主精神的培育,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伦理规范。还需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德性伦理文化资源,形成中国特色的“公共伦理”观念以及现代中国人的现代“公共人格”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加强全民族的现代“公民意识”教育,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共理性”水平和法治化程度。

3.4 提升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

现代公民意识主要有两方面内涵:一方面,公民意识的核心是主体意识———道德主体意识和法律关系的主体意识。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的主要承担者都是公民,道德的实施、法律的适用都需要公民意识的高扬;另一方面,“公民意识”是德法兼治的平台。现代社会是一个“公德主导”的时代。“公德”不同于“私德”,一是由于它是“社会人”所应当具有的道德,其基本要求不只是出于仁爱之心,而主要是出于对他人合法利益和人格的尊重,并突出表现为对规范的尊重和对调节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间利益关系的“公共规则”的尊重;二是由于它所依据的是普遍主义的原则,要求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必须无例外的遵循公共生活的规则,履行与自己的权利相对应的义务。这是现代社会实现人类福祉最大(下转第106页)(上接第64页)化的保证,与中国行政发展的终极目标相一致。S

摘要：中国行政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要实现人类的福祉,而官僚制在改善人类福祉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并成为工业社会乃至当今社会最主要最广泛的组织形式。但是官僚制单纯的形式理性已经难以适应多元价值观重叠的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公共精神对其进行价值重构,这要求客观认识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加强现代行政文化建设,提升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

关键词：行政发展,改良官僚制,价值改造,公共精神

参考文献

[1]祝小宁,等.公共管理的现状:问题、挑战及对策:2009公共管理国际会议综述[J].中国行政管理,2009(12).

[2][美]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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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威海.韦伯:摆脱现代社会的两难困境[M].辽宁出版社,1999:24.

[5]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