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决策（精选9篇）
公共行政决策 篇1
中国的社会进程中, 一直处于多元化的社会形态, 这是中国行政伦理产生价值取向的基础[1]。行政伦理事实上是政治伦理, 是一种道德规范的形式体现。无论是行政管理、公共行政与政府的日常工作, 都应该涉及到。
一、公共行政决策伦理价值取向的含义
公共行政决策伦理价值取向是行政人员在其职责之内执行行政决策的过程中, 或者在处理某一案件的时候, 所坚持和依据的标准和规范[2]。
往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每个个体的价值观有所偏差, 但大体上也应当保持高度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服务性
现在的政府都在倡导建设服务型政府, 那么公共行政决策的目的首先就在于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可以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就可以说实现了决策的宗旨。
2. 公正性
公正是公共行政决策中最高的价值取向, 是一切行政伦理行为的前提、支撑和重要保障, 只有在公正的前提下才好谈发展。
3. 效率优先性
评价一个公共行政决策的重要一点就是其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日益壮大的今天, 在保证服务与公正的前提下, 提高效率, 促进国富民强, 也是尤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决策中伦理价值取向体现的现状研究
伦理的价值取向在公共行政决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我国, 儒家思想中的“理治”、“德治”、“人治”在古代政治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至近现代, 便是伦理价值方面的考量。无论是历史层面的侧重, 还有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主观需要, 伦理的价值取向成为了公共行政决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国在价值取向这个方面有很先进的一面, 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在摸索中不断前进,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建设, 努力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下面说这样一个案例:上海市推行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卡。具体内容主要是为了完善上海市7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办法, 同时也可以将医保卡与乘车卡还有其他用途的卡分开使用, 这是广大老年人希望的。市政府给老年人发放这样一个社会保障卡, 维护了广大老年人的切身利益。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 政府在拟定政策的时候, 往往是为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然后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 接着筛选, 成型, 最后颁布实施。然而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对一个决策的评价不仅仅是看它所达到的成效, 还要看它所带来的全部社会利益之间的均衡关系, 这里就要涉及到伦理价值取向的考量。然而在这个案例中, 看似是继承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符合了道德规范, 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有些人会利用其去浪费我们现在本来就缺少的资源, 比如有些老年人晨练会在上班高峰期和上班族去挤公交。另外, 城乡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 农村的公交资源比较稀少, 这里也会涉及到一些公平问题。想要解决其实也有一些办法, 比如说改成每人每年发一定量的补助。但是回头想想这样会浪费太多的政府成本, 本来是近乎零成本的决策, 如果改为发补助就显得得不偿失。
由此看来, 伦理决策虽然很重要, 但是任何一个单独以伦理决策为出发点和目的的决策, 到最后都可能背离良好的初衷。所以说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今天, 公共决策的伦理价值考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但是不能说是唯一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三、在公共决策中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取向的重要意义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的伦理方面是衡量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 一个公共政策的出台, 我们知道它首先要有合法性的规范, 另外还要有其合理性原则。因此说探讨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取向也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体现“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应该是公共政策中的核心伦理价值取向。尤其在当下我国的政府由经济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其用意就是大力地推进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核心内容。北京大学陈庆云教授认为公共政策的本质是政府对全社会的利益做有权威的分配。认为这样的分配不仅仅是分配功能, 还有就是对利益的分配。然而落实利益的分配则是这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 让更多的人得到切身的利益, 分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因此是核心的伦理价值取向。公共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以说在公共决策中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取向的必要性之一就是其体现了以人为本。
2. 公平与效率的良好权衡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在许多领域都是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在制度安排方面尤为突出。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 观点和看法众说纷纭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如何在统筹方面拥有一个适合的量度作为标准进行探讨, 再兼顾各自的特点进行研究区别, 是尤为重要的一个切入点。然而公共政策的制定在伦理价值上的考量, 涵盖了公平与效率层面上的内容。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公平优先, 兼顾效率”是公共政策的内在要求。我们都知道, 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根基要靠公平作为保障。现在的贫富差距过大就是由于起初不够公平的分配而造成的结果。然而只有在公平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人民才可以充分地竞争以及良好地发展, 也就不会有一些人持怨天尤人、较为消极的态度。虽然我们讲求的是“公平优先”, 也并不是说公共政策不讲求效率, 或者说把效率列为不重要的内容。只是在公平和效率遇到冲突的时候, 要把公平放在首位, 作为重要保障。而且在公平的氛围里, 可以以公平的方式解决效率问题。这就是公共政策中对公平与效率的良好的权衡方式。
3. 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们都知道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生活诸要素或方面已然达到融洽互动与协调发展的社会或社会状态”[3], 在公共政策伦理价值层面上, 有许多关于和谐的要求。其中就有上文所说的公平、贫富差距等一些问题, 都牵涉到公共政策中和谐的成分。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体现正义以及公共性的基本特征。另外还有就是对弱势群体相应的人文关怀。而且在公共政策的修正和创新的过程中, 都是朝向“和谐”这个时代背景方向发展的。所谓和谐社会, 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系统都协调发展。无论在哪一个系统中, 都有该系统所需要的政策支持。由此看来, 公共决策中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取向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如何在公共决策中选择正确的伦理价值取向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 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步完善, 出现了一些公共决策中伦理价值取向失衡的现象。而这些不良的现象要确保及时治理, 应该制定一套相应的对策, 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改善。
1. 重视公共政策主体的伦理素质建设
因为公共政策主体是整个政策活动中比较重要的部分之一, 是伦理政策的主要承担者和执行者, 政策主体的伦理素质建设是尤为重要的。由于政策主体的价值观有所偏差, 就很容易在决策的时候有所倾斜, 这样就会致使一些不公平现象的产生。所以要加强决策者的伦理素质, 笔者认为可以对决策的制定者进行一些专业性伦理的培训, 这样可以尽量划齐决策者的伦理量度, 使其更加公平化、合法化。
2. 加大公民参与的力度
在公共决策的活动中, 最根本的便是使广大的公民得到最好的利益。所以说公共决策一定要顺应民意, 因此要加大公民的参与力度。制定政策并不仅仅是国家政府行政机关独揽的工作, 为保障公民的利益能够最大地满足, 应该让更多的公民亲身参与进来, 为自己的生活谋福利[4]。同时, 在广大公民参与的过程中, 也添加了监督这样一个功效。这样一来, 既可以调动公民的积极性, 加强了与公民的交流, 也维护了公平正义, 很好地体现了公共性。
3. 建立健全监督机构监察公共决策中伦理失范行为
建立健全监督机构是保障公共决策伦理建设的重要基础。在良好的监督氛围内, 必定能够使得政府充分地发挥其职责制定好的方针政策, 造福于民。主要在三个方面的监督:一是权力机关对政府的监督, 二是政府内部的监督, 三是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在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之下, 力求能够消灭一些伦理失范行为。并且在决策中树立良好的伦理观念, 使得在依法治国的大前提下, 增加一些德治的色彩, 更加能彰显中国特色的优越性。
公共行政决策伦理价值取向作为一个新时期的新追求, 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让无论是政府也好, 公务人员也好, 在制定或是执行行政决策的时候, 除了考虑到法律中合法性的原则之外, 又增加了对伦理道德的考量。这样既体现了公平正义, 又增添了决策的“人性化”特性。另外对于公民来说, 参与到了决策的制定中去, 保障了切身的利益的同时也拉近了自身与政府之间的距离, 这正好符合当下我国倡导的构建服务型政府这样一个理念。目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之中, 树立正确的公共决策的伦理价值取向有利于调节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实现法治与社会的和解, 中国的法治模式才可能是成功的。
摘要：公共行政伦理的核心是价值取向。在执行公共行政决策的过程中, 行政组织或者公务员往往会面对伦理冲突。而处理这些伦理冲突的前提就是需要全面认识到公共行政的功利价值。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目的之所在, 然后要配合适当的手段加以利用, 准确把握冲突双方的矛盾利弊, 选择切实可操纵的方案, 使冲突得以有效解决。
关键词：公共行政决策,公共行政伦理,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吴宁.当代中国行政伦理价值取向的基础与特征[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1) .
[2]陈建.试论我国公共行政决策的伦理价值取向[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2010, (5) .
[3]刘斌, 吴绍琪.论和谐社会构建与公共政策伦理建设[J].理论导刊, 2007, (8) .
[4]陈晓红.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取向[J].唯实, 2008, (7) .
公共行政决策 篇2
第九章行政决策
一、单项选择题
1、为了解决在实施决策的过程中出现的而一时又难以查清原因的问题的决策方案，称为（）。
A、临时方案B、追踪方案C、应变方案D、积极方案
2、为了弥补或完善决策而制定的决策方案，称为（）。
A、积极方案B、追踪方案C、临时方案D、应变方案
3、为了实现目标而制定的方案，称为（），这是构思和设计的主要方案。
A、应变方案B、临时方案C、积极方案D、追踪方案
4、行政决策体制的核心（）。
A、专家咨询系统B、公民磋商与参与系统
C、信息支持系统D、领导决策系统
二、多项选择题
1、从决策的风险程度来讲，行政决策可以分为（）。
A、确定型决策B、理性决策C、风险型决策 D、直觉决策 E、不确定型决策
2、从决策主体的行为方式来讲，行政决策可以分为（）。
A、直觉决策B、经验决策C、理性决策D、个人决策E、集体决策
3、从决策对象的结构性程度来讲，行政决策可以分为（）。
A、理性决策B、直觉决策C、非程序性决策D、科学决策 E、程序性决策
4、从决策主体采取决策的方法上来讲，行政决策可以分为（）。
A、经验决策B、集体决策C、理性决策D、科学决策E、个人决策
5、现代行政决策体制应该包括（）。
A、领导决策系统B、行政评估系统C、专家咨询系统D、信息支持系统E、公民磋商与参与系统
6、决策方案一般有（）。
A、长期方案B、临时方案C、追踪方案D、应变方案E、积极方案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A2、B8、C4、D
二、多项选择题
1、ACE2、DE3、CE
4、AD5、ACDE6、BCDE
第十章行政执行
一、单项选择题
1、行政执行过程的第一阶段是（）。A、准备阶段B、总结阶段C、协调阶段D、实施阶段
2、整个行政执行过程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最为关键的阶段是（）。A、协调阶段B、实施阶段C、准备阶段D、总结阶段
3、行政控制过程的最后环节，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是（）。A、确定控制标准B、衡量成效C、纠正偏差D、行政指挥
4、平行沟通是一种同级部门或同事之间的信息沟通，亦称（）。
A、网上沟通B、横向沟通C、无反馈沟通D、纵向沟通
5、（）沟通不宜采用命令或指示的沟通形式，而只能通过协商、合作的办法。A、上行B、网上C、下行D、平行
6、行政评估准备阶段，评估工作的第一步是（）。A、确定评估对象B、选择评估标准C、明确评估目的 D、培训工作人员
二、多项选择题
1、行政执行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A、准备阶段B、控制阶段C、实施阶段D、协调阶段E、总结阶段
2、行政实施阶段的环节主要包括（）。A、行政协调B、行政控制C、行政沟通D、行政评估E、行政指挥
3、根据控制的范围划分，行政控制分为（）。A、微观控制B、分散控制C、集中控制D、宏观控制E、分级控制
4、通常有四种信息被领导者用来衡量和评估实际工作效果，它们是（）。A、口头汇报B、集体汇报C、个人观察D、书面汇报E、统计报告
5、行政控制的控制对象有（）。A、行政工作人员B、组织绩效C、信息 D、工作E、财务
6、工作控制是对具体执行工作的各方面的控制，它包括（）。A、质量控制B、标准控制C、成本控制D、程序控制E、计划控制
7、按沟通的线路划分，行政沟通可分为（）。A、单向沟通B、非正式沟通C、双向沟通D、网上沟通E、正式沟通
8、按沟通的信息流向划分，行政沟通可分为（）。A、上行沟通B、平行沟通C、下行沟通D、双向沟通E、单向沟通
9、行政组织中的沟通存在的障碍主要有（）。A、信道障碍B、组织结构障碍C、心理与语言障碍D、职位与专业障碍E、接受障碍
10、行政组织内部的协调可以分为（）。A、层级结构的协调B、横向部门之间的协调 C、人际关系的协调D、转变政府职能E、各种资源的协调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A2、B3、C4、B5、D6、D
二、多项选择题
1、ACE2、ABCE
3、AD4、ACDE5、ABCDE6、ABCDE7、AC8、ABC9、BCD10、ABCE
第十一章行政监督
一、单项选择题
1、非执政党和非国家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称为（）。
A、社会监督B、事前监督C、事中监督D、法制监督
2、事中监督是指对监督对象在执行法律或实施决策、计划过程中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也叫（）。
A、现场监督B、专案调查C、工作报告D、跟踪监督3、1987年颁布实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地方性法规备案工作的通知》要求，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于批准之日起的（）日内报送国务院各十五份。
A、十五B、三十C、四十五D、六十
4、省、自治区、直辖市，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制定和发布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等规章应于批准之日起（）日内将其文本、起草说明、备案报告等有关材料一式二十五份报国务院备案。
A、十五B、三十C、四十五D、六十
5、批准是一种约束力较强的（）监督方式。其内容包括：要求监督对象报送审批材料、审查和批准(含不批准)三个基本步骤。
A、事中B、事后C、事先D、全面
6、对监督对象未构成犯罪，仅构成违反政纪的案件，由（）调查处理。
A、党的纪律检查机关B、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
C、行政监察机关D、检察机关
7、对监督对象构成犯罪的案件，由（）追究刑事责任。
A、党的纪律检查机关B、检察机关
C、行政监察机关D、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
8、对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案件，需要给予处分的，由（）给予处分。
A、检察机关B、行政监察机关
C、党的纪律检查机关D、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
9、对涉及非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国家公务员的案件，需要给予处分的，则只由（）给予政纪处分。
A、检察机关B、行政监察机关
C、党的纪律检查机关D、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
10、对涉及国家行政机关以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案件，需要给予处分的，则只由（）给予党纪处分。
A、党的纪律检查机关B、行政监察机关
C、检察机关D、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
二、多项选择题
1、社会监督的主体是（）。
A、公民个人B、各民主党派C、各社会团体D、新闻机构E、政协
2、依照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行政监督可以分为（）。
A、事中监督B、法制监督C、社会监督D、事后监督E、事前监督
3、事中监督的主要形式是（）。
A、侦查监督B、职务犯罪监督
C、跟踪监督D、专案调查E、现场监督
4、下列属于一般行政监督工作报告的有（）。
A、临时报告B、综合报告C、专题报告D、报告E、工作简报
5、一般行政监督中，审查的形式主要有（）。
A、独立审查B、事中审查C、事先审查D、联合审查E、事后审查
6、我国行政监察机关的基本职权包括（）。
A、检查权B、建议权C、调查权D、行政处分权E、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时的请求协助权
7、我国行政监察机关的辅助职权包括（）。
A、对监督事项涉及的单位和个人的查询权
C、对违反行政纪律取得的财物的处置权 D、行政处分权 E、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时的请求协助权
8、权力机关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A、工作监督B、法律监督 C、侵权犯罪监督D、政治监督E、渎职犯罪监督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A2、D
3、B4、B5、C6、C7、B8、D9、B10、C
二、多项选择题
1、ABCDE
2、ADE3、CE4、ABCDE5、BCE6、ABCD7、ACE8、ABD
第十二章 公共财政
一、单项选择题
1、国家预算中占主导地位的是（）。A、市级预算B、县级预算C、省级预算D、中央预算
2、税收制度的核心内容是（）。A、税率B、纳税人C、税法D、税种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正式生效的日期是（）。A、2003年1月1日B、2003年5月1日 C、2002年10月1日D、2002年1月1日
二、多项选择题
1、按照不同的政府级别，公共预算可分为（）。A、经费预算B、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C、公共投资预算D、地方公共预算 E、中央公共预算
2、预算草案审核的主要内容是（）。A、政策审核B、体制审核 C、指标审核D、技术审核E、经费审核
3、税收的基本特征有（）。A、服务性B、无偿性C、政治性D、固定性E、强制性
4、按照税制结构的单一性与复杂性来划分，可分为（）。A、单一税制B、增值税 C、个人所得税D、复合税制E、农业税
5、按照税收的征收办法或税额的确定方法，可分为（）。A、印花税B、定率税C、房产税D、配赋税E、耕地占用税
6、按照税收管理权限，可将税收分为（）。A、中央税B、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C、农业税D、地方税E、个人所得税
7、在我国，根据国家职能的区别，将财政支出区分为（）。A、国防费B、行政管理费C、经济建设费D、社会文教费E、其他支出
A、签订采购合同B、选择采购方式 C、确定采购需求D、履行采购合同 E、效益评估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D2、C
3、C
二、多项选择题
公共行政决策 篇3
一、风险社会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 风险已经成为人们认识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 风险代替物质匮乏, 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烦恼。风险是有威胁的未来, 在风险社会中, 社会进步的阴暗面会越来越支配社会和政治。与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不同, 现代社会风险更多的是由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 如工业的自我维护以及对自然的毁灭性的破坏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对于现代社会的风险研究, 贝克非常注重对核辐射、生物工程学或者温室效应、技术应用等所带来的环境风险的研究, 他试图从社会整体上把握环境危机及其对西方工业社会的影响, 他认为环境风险是一种社会威胁, 同时威胁着所有的社会阶层, 环境危机是工业社会的制度危机。为了抵御风险, 现代社会构建了完备的制度和技术系统, 但也产生了新的更多风险, 比如技术风险、制度风险和环境风险等, 这些风险具有隐秘性和高技术性的特点, 它们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相对满足的时候, 当我们的社会需要更高的生活质量的时候, 规避风险就成为我们时代的中心政治议题。要解决社会风险, 就必须对现代性进行积极的反思并寻求变革。贝克同时认为, 要解决这些风险需要专门的知识, 风险政治学就是关于是知识、专门技术和非专门技术的政治学, 在风险讨论中, 知识和专家的地位提升到了政治地位。
当前我国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期, 处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的矛盾聚集阶段, 是社会和自然风险的高发期, 而这些潜在社会和自然风险往往又很容易转化为各种现实社会危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利益纠结, 社会发展中的突发安全事件, 政治发展中腐败问题, 以及大规模雾霾的蔓延, 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等都是风险社会时代的重要表征, 虽然我们还不能武断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 但是, 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根据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 提前布局, 建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长效机制, 以期能迅速化解风险, 防范危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 处于政府决策核心位置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对政府的危机管理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故而, 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探讨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是极为必要的。
二、风险社会的到来凸显了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不足
作为新时期的公共行政领导者, 它既是社会管理的主体, 也是进行各种危机处理的关键人物, 其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关系着危机局势的发展变化。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处理能力, 也就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危机情境中的组织、协调、指挥、控制、决策等能力的综合体现, 是其有效化解危机的根本前提和基础。而面对随时可能转化为社会危机的风险, 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不足日益凸显。
1. 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的预见能力不足。
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重任, 政府的决策质量的高低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 而作为政府决策核心要素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则左右着政府决策质量的高低。而现阶段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做出经济社会发展决策过程没有充分意识到风险社会的特征, 对决策在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不足。近几年, 因暴雨问题凸显的城市排水问题就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不足的明证。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本应高瞻远瞩, 尽可能预测未来可能的风险和危机, 并为此建立相应的应急机制, 充分预估未来遭遇灾难或危机后可能出现的瓶颈, 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消除导致灾难的各种潜在因素。而由于制度和领导者自身能力的限制, 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决策风险和可能的危机预估不足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2. 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的辨别能力差。
对于公共行政领导者来说, 在风险和危机爆发之初有效的控制和消弭危机往往比挽回和处理危机更加重要。然而从当前我国风险防控和危机处理的经验中, 我们不难发现部分公共行政领导者不具备对风险和危机的辨识能力, 不能在危机爆发初期, 就准确判断危机的性质, 预见危机爆发的危害, 从而对症下药, 将危机化解在尚未造成危害之时。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就凸显了地方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识别能力的欠缺。
3. 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信息搜索能力比较弱。
赫伯特·西蒙曾指出:“在危机状态下:决策者事实上并不具备相关决策状况的所有信息;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决策者在有了相关决策状况的简单印象后就行动;决策者对的选择行为受所得信息的实质和先后顺序的影响。”从中不难看出, 针对信息收集, 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信息搜集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首先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即公共行政领导者面对情报部门收集来的有关风险和危机信息, 难以分辨出信息的真伪、主次, 不能透过信息的表层现象对风险和危机的本质有深层次的认识, 从而引起判断失误, 决策不力。其次, 信息掌握不全面, 当公共行政领导者面对不完全的信息时, 难免不会影响到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的发挥, 做出偏颇错误的决定。最后, 信息搜集不及时, 例如2008年南方低温冬雨灾害, 由于我国气象局的天气预报系统具有滞后性, 不能及时而准确地预计未来一周之后的天气状况, 各交通部门之间互通信息不够等, 导致公共行政领导者不能及时获取相关信息, 无法估测到可能出现的情况。
4. 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断能力不足。
当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的危机时, 危机决策是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断能力的重要考验, 然而, 许多领导者在危机决断时, 果敢不足、优柔有余。尤其在面对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时, 公共行政领导者往往失去判断力, 不能灵活地应对复杂的环境当机立断做出最有效的决策。
5. 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执行能力差。
有些公共行政领导者虽然对风险和危机有了清醒的认识, 当机立断做出了合理的决策, 但是在危机决策的执行环节, 限于主客观条件, 正确的决策没有执行到位, 致使危机决策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
6. 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危机事件的追踪决策能力欠缺。
社会风险具有隐蔽性和潜在性, 往往突然爆发酿成危机事件, 而且其后续发展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危机决策是往往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做出的紧急决策, 有的时候是完善的、不合理的, 公共行政领导者应对危机事件密切关注, 及时调整政策, 进行追踪决策。而有些公共行政领导者会忽视了对危机事件的追踪决策, 导致危机事件不断蔓延, 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三、造成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不足的原因
1. 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淡薄。
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意识是他们进行公共危机决策的基础, 公共行政领导者应该预见潜在或现实的风险和危机, 识别风险和危机爆发的征兆, 并在爆发之初, 预见风险和危机发展趋势, 估测危机带来的后果, 提前制定有力的预防措施, 以控制危机的影响范围。现实中, 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决策意识淡薄, 而致使危机事件扩大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薄弱不仅会使危机扩大化而且会引发新的危机。面对危机爆发, 公共行政领导者承受着心理和时间上的双重压力, 他们不能在复杂的危机面前果断决策, 从而延误危机处理的最佳时机。
2. 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的高与低直接影响着他们决策能力的强弱。危机决策制定的特殊性, 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具备较高的自身素质, 使其能在短时间内做出适合危机事件处理的决策。这里我们将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首先, 公共行政领导者心理素质不过硬。危机决策是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心理、能力、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多重考验, “在危机发生中, 公共行政领导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 心理承受能力的强弱是决定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本身能力的重要依据。”就当前的一些危机事件, 我们不难看出有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由于自身危机处理知识不足、心理素质过差, 导致在危机突发之时, 无法做出正确的危机决策, 致使危机转化为灾难。更有甚者, 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因为惧怕风险, 在危机决策的关键时期, 畏手畏脚, 最终错失危机处理的良机, 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
其次, 公共行政领导者的责任意识不强。责任重于泰山, 责任意识是公共行政领导者成功进行危机决策的关键要素之一。所谓的领导, 就是在享受特权的同时, 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在风险或危机来临时, 有勇气站出来, 单独扛起压力。在危机处理中, 公共行政领导者在责任意识的驱使下, 将自己的职、权、责联系起来, 立足于社会民众的利益, 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使命。
现实中很多危机事件是可以在初发期就加以控制, 但是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或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麻木不仁, 或对危机的爆发心存侥幸, 或对潜在的危机敷衍塞责, 导致危机事件不断发生。
最后, 知识水平有限。变化多端的危机事件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不断学习, 不仅要具有管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还要掌握危机决策相关的知识。但是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由于缺乏危机意识或者极少接触类似危机事件, 危机决策学习的意识不足, 危机处理经验缺乏。另外我国缺乏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技能的专业培训等制度, 造成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知识不足。
3. 危机决策的信息搜集系统不健全。
无调查无发言权。信息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决策资源, 更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依据。缺乏充足的信息资源, 公共部门领导者的危机决策就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就我国而言, 信息搜集系统存在以下缺陷:其一,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信息系统的技术设备较为落后, 人员素质不高, 造成信息系统的搜集力度不大, 我国的电子政务、数据库资源共享平台等的建设都处于初级阶段, 信息的搜集一直沿用传统的方式, 同时信息系统的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这就造成我国信息资源不足, 难以支撑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其二, 我国官办的信息机构, 除国家安全部门外, 均实行分级管理制。在这种管理方式下, 信息机构的独立性大打折扣, 当信息搜集的工作触及政府或者某些领官员私人利益时, 政府的自利性和官员的私利性便会凸显, 一旦缺乏监管, 政府和公共行政领导者极有可能对信息搜集进行人为干涉, 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信息进行伪造、篡改, 因而信息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
4. 决策的辅助机构作用不突出。
决策辅助机构是指由专家组成的辅助公共行政领导者决策的智囊团, 它主要负责信息的搜集、处理、分析, 方案的制定等工作, 在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中发挥参谋咨询的作用。事实上决策者在利用专家智囊团时存在一定的误区和问题, 具体为:一方面就公共行政领导者而言, 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对智囊团的作用认识不足, 或者过分依赖, 将所有的工作全部交予智囊团, 对其提出的方案全盘接受, 将智囊团的作用过度扩大;或者咨询意识不强, 公共行政领导者过分自信, 误将智囊团当做秘书机构, 弱化其真正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就智囊团本身而言, 智囊团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研究人员的知识水平, 实际的工作能力较低。智囊团成员结构有待改善, 研究人员的年龄、气质、经验、知识等结构不合理, 部分研究人员还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 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政策研究分析。而且, 作为智囊团中的专家学者在辅助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应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5. 危机决策的法制环境不健全。
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 保证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 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逾越法律。处于非常态下的危机决策行为, 需要法律为其提供正当性和合法性, 然而现实中, 我国危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具体说来分为:其一, 由于对公共行政领导者行使危机决策权力的过程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管, 使得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的运用出现滥用或者缺失的现象。为了能快速解决危机事件, 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危机决策的首要负责人, 会在危机决策中迅速集聚权力, 决策程序相对简化, 以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决策。这一过程中, 领导者的危机决策极易侵害公民的利益。此外, 部分领导者因怕担风险、担责任, 而在危机决策的关键时刻, 放弃决策权力, 不履行自身的职责义务, 导致危机发展为灾难。
其次, 现有的危机管理方面的法律体系存在很大的不足。部分现有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够, 无论多么有威慑力的法律, 如果不能得到落实, 那么只能是一纸空谈。此外, 部分法律法规太过分散、老旧, 需要及时补充更新, 以适应复杂的危机管理工作。
四、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建议
1. 增强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意识。
现实生活中, 很多风险和危机爆发前都会有征兆, 可是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淡薄, 在危机初露端倪之时, 不能及时发现, 采取相应措施, 致使危机酿成大祸, 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这就要求进行危机决策的公共行政领导者, 有较强的危机意识。一方面公共行政领导者树立“居安思危”、“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思想, 在日常工作中, 关注久积社会问题的变化, 留心各类信息的传播, 培养自身的风险和危机识别能力, 将危机决策纳入日常决策中。另一方面, 平时公共行政领导者要注意危机决策资源的积累, 其中主要包括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和信息、智慧、经验等无形资产, 这样有利于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做出。
2. 提高公共行政领导者素质。
首先, 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心理素质。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危机第一决策人, 必须具备处惊不变、大胆果敢的心理品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公共行政领导者具有很强的克制力, 压制内心的恐惧和焦虑, 以沉稳冷静的方式, 快速有序地应对危机。同时, 面对非常规的危机决策, 公共行政领导者要果敢善断, 能准确地判断危机发展趋势, 迅速获取相关信息, 并从众多的备选方案中, 准确地挑选出最佳的决策方案。
其次, 加强公共行政领导者的责任意识。在危机决策中, 公共行政领导者要勇于承担责任, 积极履行职责, 危难时刻不退缩, 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想方设法化解公共危机。然而, 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 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一个社会人, 在危机关头的自利思想会影响其决策的正确性。因而, 在公务员常规培训中, 要积极开展思想教育, 同时加强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处理过程的监督, 对于玩忽职守、不履行职责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加以惩处, 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最后, 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知识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教育, 即组织公共行政领导者定期进行必要的危机决策知识、经验和技能的学习交流活动, 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的知识储备, 加深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危机决策的认识, 避免公共行政领导者因知识的缺乏而束手无策。另一方面进行必要的危机演练, 即进行公共危机模拟训练, 展现危机爆发的情景, 这种方式既丰富了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经验, 又有利于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提升。
3. 完善信息系统, 提高信息获取能力。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日常决策中, 公共行政领导者不可能搜集到所有的信息, 尤其在情况紧急的危机关头, 公共行政领导者更加不可能获取足够的信息用以决策。因此, 在危机决策中, 利用有限的条件尽可能多的搜集与危机相关的信息, 就显得及其重要。一方面要利用新型的科技手段, 提高信息搜集工作的质和量, 一改原来不科学的搜集方式利用互联网、大众传媒等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的信息传播渠道, 获取更充足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 改变原有的信息机构的管理体制, 变分级式管理为纵向条式管理, 建立一个直接隶属于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信息系统, 广泛搜集各种社会信息。
4. 发挥决策辅助机构的作用。
从公共行政领导者方面而言, 要彻底改变对智囊团作用的认识,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纷繁多出的危机事件, 公共行政领导者要积极利用好智囊团的优势, 在决策制定中真正发挥智囊团的参谋咨询作用, 这就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 重新定义智囊团在危机决策中的辅助作用, 促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从智囊团自身来讲, 国家要从硬件和软件上支持专家智囊团的发展, 软件方面完善智囊团的人员结构, 老壮青三者结合, 提升研究人员的素质, 同时发展和吸纳复合型、综合性的人才;硬件方面, 扶持非政府智囊团, 为他们提供资金援助。
5. 健全危机决策的法制环境。
健全的法制环境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形势危急决策权力的外在保障条件。为此, 应加强对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使用的监督, 健全和完善公务员引咎辞职和行政问责等制度, 将危机决策与领导者自身利益联系到一起, 增强领导者危机决策的责任感, 确保决策权力用于为人民谋利益。同时, 加强危机管理方面的立法, 进一步完善危机管理相关法律系统, 为领导者危机决策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 让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的行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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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领导科学决策 篇4
摘要：决策是领导的基本职能。领导者的作用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决策体现出来的。领导者也需要对自己所属的部门、组织的各种问题进行处理，做出决定，这就是行政领导学要研究的行政领导决策问题。行政决策是指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行为，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进行的决策，表现为形成的方针、政策、法规、决议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策和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针对特定对象、特定行为作出的具体决定。决策涉及的主体是国家和地方的行政机关，是人、财、物较为集中的权力机构。因此，行政机关及其领导决策层能否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实施有效的科学决策，事关工作大局。
关键词：决策
行政领导
正文：行政领导决策，一般是指在国家行政机关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个人或集体，依据法定的职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解决行政领导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活动。“科学的决策”的衡量标准。第一，要有准确的决策目标。两个要求：一是正确，二是明确。第二，决策的执行结果能够实现确定的目标。检验一项决策是否符合科学的决策的标准就是决策的执行结果能否实现确定的目标。第三，实现决策目标所付出的代价小。第四，决策执行后的副作用相对少。
科学决策的原则：
1、客观原则。客观原则为科学决策的首要原则。这决不就要求领导者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分析之上。
2、信息原则。决策者要善于发现可供利用的信息，应注意三个问题：（1）要拥有„信息权力”。（2）要善于从一般人忽视的信息中汲取决策的智慧。（3）要具有正确的分析和加工信息的能力，特别是区分“虚假信息”和“真实信息”，切不可使自身的决策建立在虚假信息的基础之上。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包括两种：一是领导者自己的调查研究，称之为“走动式领导”。二是通过信息系统对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处理，以获取信息。
3、预测原则。科学的预测是科学决策的前提。领导者如何使自己在日常的领导过程中提高自己的预测能力，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4、可行原则。决策方案只有在经过可行性分析论证的前提下，才能对其进行最终选择。
5、选优原则。即任何一个决策方案的最终确定，一般来说，都是确立在对多种方案进行比较这一基础之上的。
一、现阶段行政领导决策存在的问题
1、行政决策意识不科学。一是政绩观偏差：好大喜功。一些地方的行政首长追求政绩，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容易脱离客观实际，喜欢做表面文章，如大上劳民伤财的所谓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项目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和国家利益。二是改革观错位：急于求成。一些领导干部对改革有一种片面的认识，认为只要动机良好，改革的行为都是值得肯定的，从而形成了对改革举措不可持怀疑或否定态度，都要大干快上的浮躁风气。三是民主观缺失：独断专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虽具有反馈信息快、决策成本低，决策责任明确，沟通方便等特点，但同时也容易造成行政首长恣意妄为、越权决策、独断专行等弊端，从而导致决策失误产生。四是程序观缺位：盲目自信。一些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时缺乏公众参与意识，不充分调查研究，不尊重事物发展规律，不遵守法定决策程序等。
2、行政决策体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一是决策制定权限不明确。尽管党政分开的改革初显成效，但在实践中，作为决策决断中枢系统的各级党委、政府及人大的决策权力、职责及范围划分仍不明确，人大及政府的决策潜力尚未充分发挥。二是决策系统功能不协调。各级政府已经建立的由信息、参谋、决断、执行和监督等子系统组成的决策系统还没有真正发挥其分工合作、密切配合作用。三是决策力量发挥不完全。各级党政部门的决策研究咨询机构地位不高、职能发挥不全，体制外或民间的政策研究咨询组织发育缓、数量少、功能弱，未能真正在政府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四是民主决策机制不完善。作为主要决策者的党政领导由于缺乏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作指导，决策时盲目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长官意志主导决策，导致下级缺乏自主决策的权力，严重削弱了决策中的民主机制。
3、行政决策程序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一是擅自决策。一些领导干部的决策实践中，仅凭自己主观臆断，一些主要的功能环节如目标的确定、备用方案的拟制和以及追踪评价等往往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忽略不计，“谋”、“断”不分家或不“谋”而“断”时有发生。二是现场决策。有的决策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全面的分析论证，甚至不经过法律程序，以致草率决策、重复决策、错误决策时有发生。三是独自决策。有的领导在行政决策时没有向专家学者进行决策咨询，便不切边际独自决策，甚至有些只是把向专家咨询作为彰显“公开化”、“民主化”的工具，为主观决策提供科学论据。四是暗地决策。由于我国相关制度还不完善，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程度低。一些部门及领导在制定重大决策时过程不透明，一般只将决策结果公之于众，严重侵犯了民众的知情权，使决策很容易脱离民情民意，导致干群关系恶化。
4、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一是无法可依：缺乏刚性和统一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的决策责任追究规定分散于不同的部门制度当中，与绩效考核、党纪处分等交织混合在一起，缺乏刚性和统一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法律制度。二是有法难依：缺乏完整、有序、一体的实施环节。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许多相关行政决策责任制度，但这些制度之间缺乏内在的相互衔接，整体配套性不强，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三是执法难严：行政首长负责制成为瓶颈性障碍。当前仍存在一些重大行政决策失误得不到追究和只追究单位责任不追究决策人责任的现象，究其原因是行政首长处于行政权力中心位置。
二、行政领导科学决策的措施
1、科学决策的基本要求--提高决策主体素质。一要提高政治思想素质。领导干部首先必须讲政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下，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科学决策态度。二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在领导决策过程中，科学文化知识程度越高，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就越深刻，就越能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因此,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基础，还要了解邻近学科、边缘科学知识，力争把自己塑造成为通才，奠定科学决策的坚实基础。三要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领导者的心理素质和状态，直接影响决策的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因此，领导干部需要培养充满自信、豁达乐观、尊重事实、客观公正、乐于进取、勇于竞争、临变不乱、多谋善断等心理素质，便于以良好的心理状态进入决策。
2、科学决策的前提基础--严格行政决策程序。领导决策是一个过程，需要严格的程序来控制，才能产生科学决策。一是加快行政程序立法。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虽然已有一些关于行政程序的法律规范，但仅局限在行政诉讼和行政处罚等极少领域，就整体而言，行政程序的立法严重滞后，绝大多数行政行为的程序没在法律化，已完成法律化的程序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程序不完整，相互脱节，手续繁琐，互相冲突等问题，应该按照先分散后统一的原则加快行政程序立法。二是强化决策程序意识。作为领导者在制定决策时，要有强烈的程序意识，努力做到每一个决策都要一丝不苟地按法定程序进行，避免因决策的随意性导致决策失误现象的发生。三是严经民主程序决策。行政首长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需要经过一定的咨询程序。四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开端，是领导者的一项基本功，作为领导者在作出决策前，应当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事实真相，寻求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3、科学决策的有效保障—健全行政决策机制。一是建立行政决策权监督制约机制。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公开、效率等原则要求，以建立健全思想道德制约机制、法律制度制约机制、群众参与监督机制为基础，以加快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为核心，以充分发挥监察专门机关监督作用为重点，逐步建立健全专门机关监督与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有机结合的强有力的监督制约体系。采取有效措施和电子监察等现代科技手段，逐步实现对行政决策前、行政决策中、行政决策后各个环节的全过程监控和全方位监督。二是建立行政决策审计和评价制度。加强对行政决策前、决策中和决策执行等环节的审计和评估研究力度。依法全面开展审计，科学决策评估指标体系，保证行政决策既注重经济效益又注重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是规范和完善行政决策问责制度。结合党委、政府目标管理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不断规范和完善行政决策问责制度，实行集体决策失误“一把手”责任追究制。
论行政决策的法制监控 篇5
关键词：行政决策,依法行政,行政程序
1 行政决策的特征
(1) 行政决策具有公益性和非营利性。
行政决策同其他决策、特别是经济决策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行政决策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以营利为目的, 而是以社会公共事务和人民的利益为决策的对象和出发点, 其目的是贯彻执行统治阶级意志。
(2) 行政决策的内容具有重大性、广泛性。
行政决策是国家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的重大公共事务进行的决策, 只是在为实现较重要的行政目标时所进行的, 其直接面对的是公共利益, 而非具体的个人或组织权益, 作出的是影响到不确定对象利益的决定, 并非所有的行政决定, 因而不公正、不合理产生的危害性也非比寻常。
(3) 行政决策具有复杂性。
随着现代科技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行政决策的对象日益庞大、复杂、多变, 决策目标日益多样化。行政决策决定着价值分配, 因此, 各种社会政治力量都会对它施加影响, 所以行政决策过程必然是权力运用的政治过程, 有交易、有妥协、有针锋相对的冲突, 甚至有战争, 这种复杂性决定了行政决策一定要谨慎从事。
2 法律监控的必要性
(1) 从决策主题来看, 我国法律对决策主体和决策机构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 使之成为法律盲区, 从而导致决策主体的决策机构条块分割。现代行政决策理论认为, 行政决策系统包括信息、咨询、中枢、执行、反馈五个机构。我国的行政决策系统还不完善, 特别是信息系统和反馈系统, 以至于行政决策机构也不成熟。另外, 政策研究人员整体素质不高, 知识层次和知识结构也尚不合理。在知识结构方面, 有相当部分的政研人员掌握的知识结构单一, 缺乏现代决策研究者所应具有的综合素质, 缺乏现代公共决策理论、方法和技术。官僚主义工作作风也是阻碍行政决策科学化的一个因素。
(2) 我国行政决策程学缺乏法律保障, 使得程序成了走过程。
一是不重视调查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行政决策的目标应该是尊重客观规律, 合理运用政策, 使政策更好地为调整对象服务。然而,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 行政决策行为很多都不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使方案的产生缺乏充分的依据。二是行政决策程序不健全。在我国行政决策实践中, 一些重要环节往往没有受到重视, 甚至被忽视。行政决策程序尚未真正实行, 不经过长期调研、理论探讨和专家论证, 少数领导光凭经验甚至按主观设想决策的现象仍不少。
(3) 行政决策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有法可依是推进领导依法决策的前提, 也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保证。目前, 我国决策监督机制不健全, 自上而下的监督由个人好恶左右, 随机性很大, 一旦决策失误, 没有或很少追究责任, 监督权受制于执行权, 专门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独立性, 造成不少环节弱监或者虚监, 形成了决策失误和权利滥用的危险地带。
3 完善法律对行政决策的监控方式
(1) 塑造权力行使的合理结构。
①无论是何种体制的国家, 国家权力配置和运行方式大都呈现一种相互配合, 相互约束, 彼此控制的格局。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各自的权限范围的划分, 在当代多数宪政国家, 都体现出一种相互“节制”的状态, 即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相互尊重, 同时也相互监督。三权的谨慎行驶的格局, 最终是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用制度从客观上控制人性的弱点, 使权力的运行促进社会的发展, 私权的保护, 最终实现人权的最佳保障。
②立法从授权方面对行政权力的行驶进行有力监督。在我国, 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合理控制, 是人民授权政府管理社会的体现, 从而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某项禁止和控制就显得合理与必要。行政决策是行政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决策正确与否关系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利益的保护。对行政决策的有力监督, 是限制行政权力, 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不可或缺的保障。
③立法机关通过预算等决策机制对行政决策进行有力监督。代表人民享有立法权的机关, 可以通过决议来监控行政部门相关决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从而为政府决策预设一有效机制, 使其在决策时就要考虑是否可以被通过。预算在行政活动中扮演了双重角色, 一方面它能激发行政官员的工作动机, 另一方面它为行政机关完成既定任务提供了资金基础。这样可以使行政决策更加谨慎有序的进行, 以使其结果最优, 最大程度上避免失误的发生。
(2) 完善权力行使的程序构建。
①完善以听证程序为核心的行政程序监督。
结构上的安排强调在授权之时对行政机关的实体权利进行控制, 而行政程序则强调对行政决策过程的控制。行政机关在作出一个重要的决策时, 往往需要根据法律的授权范围, 遵循一定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结果, 从而发挥行政程序的强大作用。在构建我国法治国家的当代, 许多学者和法律事务人员对法律程序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行政决策中, 完善和严格实施行政听证程序, 扩大行政决策的参与人的范围, 给予利害关系人参与的机会, 听取他们的申辩和建议, 可以使行政决策更趋近于合理性与科学性。
②完善行政决策程序中相关制度的法律化。
行政决策程序的立法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基本制度实现的, 依据有关法律和行政决策的实践, 在一般行政决策程序中应当包括咨询制度、论证制度、听证制度 (上已论述) 、公示制度等。咨询制度主要用于解决行政决策中某些专业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 政府利用咨询机构的智力支持进行行政决策的做法已被纳入法制轨道。根据美国行政程序法的要求, 政府重大事项的决策必须经过咨询程序。公示则是指行政决策方案拟定之后, 应当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或互联网等方式向社会发布, 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的制度。公示制度是行政公开的重要方式, 在行政决策中坚持公开原则, 有利于人民群众发表意见, 进行监督, 帮助政府作出正确的决策。
(3) 加强权力行使的法律审查。
我国所有行政机关都由权力机关选举产生, 既然如此, 就要对权力机关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在我国走向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 权力机关授予行政机关权力的同时还颁布了相应的法律,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必须忠实地执行法律, 在这里对法律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反映到行政决策问题上, 决策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 不得与之相抵触。法律禁止的事项, 政府不能做出许可的决策, 法律鼓励的事项, 政府不能做出禁止的决策。决策的程序必须符合法定的步骤和方式, 超越法定权限或者违反法定程序做出的行政决策应归于无效, 同时行政决策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 对于违法决策的行政决策主体, 按照“谁决策, 谁负责”的原则, 责令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总之, 行政决策是行政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要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 必须首先做到真确的决策。在我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的权力机关, 其他机关由其产生, 受其监督。我国的法律是由权力机关制定或认可, 所以权力机关监督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并使其有效的实施, 从而对其他机关进行有力的监控。完善政府监督方面的法律制定, 使行政决策的授权范围, 决策过程, 决策实施都有严密的法律规定, 确定起自由裁量的空间, 全面实现对行政决策的有效法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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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决策机制改革探析 篇6
关键词：行政决策,改革探析,市场化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界大都从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角度研究行政决策机制改革, 布坎南等学者认为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或政府——政治行为及过程的“新政治经济学”即公共选择理论, 这不仅对现代经济学与行政法学的研究都具有一定创新和方法论意义, 而且对我国政府如何更好的进行决策,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实践中西方国家针对行政决策机制改革各有不同, 但是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改进行政决策机制存在的问题以期适应不断发展的公众需求。在英国, 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任命担任过帝国化学公司执行总裁的伊布斯出任了行政决策机制改革顾问, 制定了一个行政决策改革计划《改进政府决策:下一步行政计划》, 其核心思想便是将行政决策与执行, 或政策制订与政策实施相分离, 将内阁各部分离为决策核心与执行机构。前者由擅长政策分析和政策评估的各部部长和少数高级文官组成, 后者主要负责政策的具体实施和提供公共管理服务。
国内学界也从不同的视角为行政决策体制改革发展献计献策, 有的学者主张引入公众参与制度, 有的学者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视角阐释, 还有的学者通过中西比较, 主张借鉴国外经验。当然实践中我国对于行政决策机制改革的探索正处于摸索阶段, 各地的做法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在深圳, 2003年推出行政决策三分制改革, 将行政决策制定、行政决策执行和行政决策监督区分开来, 把很多职能交叉的部门合并成一个大部门, 由一个大系统来组建部门, 在某种程度上, 把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在大部门的框架下逐步分开, 大部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行政权三分的问题, 但它为其开辟了一个途径, 提供了一种可能。在江苏, 2004年江苏宿迁市委书记仇和推行了行政决策机制的一系列的改革, 改革的方向是一卖到底, 只要是决策内容中涉及公共服务供给、而且市场能够解决的, 均由市场去做, “能卖不股, 能股不租, 以卖为主”, 只是这种极端的市场化行为违背了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但总体来看我国在行政决策机制改革的市场化改革方面的问题研究尚属空白, 尤其欠缺如何具体运用市场化方式来改革行政决策机制困境的解决机制研究, 我们期望能在借鉴、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于其解决机制的建立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2 我国行政决策的现状
2.1 我国行政决策市场化的描述
目前, 行政决策机制如何改革是我国理论界和实物界探讨颇多的话题之一, 并且, 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行政决策市场化的概念, 通俗的说, 是指行政机关保留行政决策的核心部分和内容, 将其他部分 (如数据的取得、数据的汇总等) 通过“市场交易”销售给“适格的市场主体” (如咨询公司、营销公司、高校科研机构等) , 政府只负责决策议题的协调和监督, 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 提高政府决策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建设“服务型”社会。
行政决策是政府管理社会的动态活动, 现阶段, 我国尚未有大幅度的行政决策市场化的举措, 它既可能是成功的、有效的、也可能是失败的、无效的。基于此, 行政决策的操作重点是:前期评估, 剥离交易内容;中期出售, 选择交易对象;后期监督, 完善服务质量。而行政决策的辅助手段为:健全法律法规, 转变决策理念, 杜绝内幕交易, 鼓励市场参与, 建设公民社会。
2.2 我国行政决策机制的发展及特征
中国作为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的国家, 其行政决策机制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历史的产物, 我国的行政决策是执政党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为巩固政权, 以及建设政权的重要手段, 其在计划经济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出现了众多新兴的市场主体, 如国内外的咨询公司、以公关为主的公司、学术智囊机构、会计事务所、营销公司、律师事务所等, 这些在政府活动中承担了较为重要的角色, 有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将市场化的手段引入行政领域成为必然的选择, 也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有益探索。
3 我国行政决策机制现状及问题
3.1 决策部门众多, 相互冲突
目前, 我国行政决策的主体级别、部门众多, 而决策者的理论水平和能力又各不相同。由于沟通不够, 联系欠缺, 在很多决策上缺乏协调性, 导致了行政决策的相互冲突。
3.2 程序繁多, 不够公开、透明
行政决策的程序是比较多的, 在决策程序过程中, 很多决策者不与其他相关部门进行沟通, 相关的问题只是结合自己的认识以及有限的参考资料, 便进行决策, 公众的参与性差, 无法保证决策的效果。
3.3 内容偏离, 不具有科学性
行政决策的决策方式决定了行政决策的结果, 而决策层在决策时一般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意识, 结合有限的参考选项来进行决策。无论在决策目标的定位上, 还是在决策内容的执行上, 都或多或少的导致了决策内容的偏离, 最终导致了决策内容不具有科学性, 使公众对于政府的决策信赖感下降。
3.4 公众参与度低
政府部门在具体决策过程中, 特别是涉及公众相关的决策过程中, 很少听取公众的声音, 即使是听取公众的意见, 也存在着流于形式的问题。公众的参与度低, 无法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及时的反馈给政府部门, 这就不便于政府部门的行政决策, 不利于加强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与监督。
3.5 行政决策注重结果, 但未建立反馈体系
政府部门服务于社会, 但是, 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 社会公众参与度低, 公众监督没有途径, 导致了公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的结果, 这样不利于我国行政决策体系的完善。同时。行政决策者注重结果, 还尚未建立完善的反馈体系, 无法合理、有效的评价行政决策的效果。
4 我国行政决策机制改革的市场化
4.1 政府因素方面的可行性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公众的视野和对政府政策的认识程度愈来愈高, 对于政府的决策力要求程度也随之增强。但是, 中国的政府决策层在具体决策的过程中, 有相当一部分的决策者仅靠自己的主观认知, 结合有限的参考资料, 不与其他相关的决策部门进行协调, 较为随意的进行决策, 导致社会公众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同时, 社会公众的参与度低, 民意无法完全的反映到决策中, 决策后又没有建立完善的反馈体系, 公众监督不到位, 导致了我国行政决策机制改革市场化的道路步履维艰。
4.2 市场因素方面的可行性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出现了众多新兴的市场主体, 如国内外的咨询公司、以公关为主的公司、学术智囊机构、会计事务所、营销公司、律师事务所等, 这些在政府活动中承担了较为重要的角色, 有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同时, 这些机构具有专业的背景, 在开展工作之前会进行完善的调研与分析, 运用合理的分析工具和软件进行分析。政府部门将某些决策外包给这些市场主体, 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的,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4.3 行政决策机制市场化的难点
政府在将某些决策工作分包给专业公司的时候, 要在分包前看清决策的重点所在, 将那些较为不重要的, 但是又需要结合民意的, 需要听取公众声音的决策分包给专业公司。同时, 政府要站在一个市场主体的角度来看待行政决策机制市场化的问题, 如何运用市场化更合理, 怎样实现效益最大化, 都是决策层应该考虑的问题。最后, 政府部门的决策层不能一味地相信和使用这样的方法, 要有决策层自己的限度和意见, 专业公司在结合决策层和公众意见的基础上, 经过专业的分析给予政府部门意见, 才是最好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李晨.论我国行政决策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A].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 2004.
环境行政决策听证问题论析 篇7
听证是一项以英国法的“自然公正原则”和美国法的“正当法律程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项旨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制度。我国最早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1996年) 中对公民所享有的特定事项的听证权利做出规定的。随后, 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将听证制度正式应用于行政决策中, 这是我国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取得的重大进步, 具有里程碑意义。近些年来, 由于举国上下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 听证制度已经开始逐渐应用于与环境相关的行政决策中。在搜集并查阅相关的资料的基础上, 笔者将环境行政决策定义为国家行政机关在做出直接或者间接涉及公众或公民环境权益的公共决策时, 通过听证会的形式, 听取利害关系人、社会各方以及有关专家的意见, 以实现民主、科学决策的一种必要的规范性程序。结合上述案例, 本文就环境决策听证的相关问题做如下探讨。
一、举行环境行政决策听证的法律依据
我国涉及环境决策听证制度的现有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
除上面的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外, 国务院先后以非法源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全面实施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2004年) 、《关于加强市县依法行政的决定》 (2008年) 和《国务院工作规则》 (2013年) , 这些文件中明确规定了:重大行政决策的听证制度。笔者认为, 这其中自然包括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 涉及公共环境权益的行政决策的听证。
环境行政决策听证的实际案例, 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当年, 北京市环保局首次就居民生活环境问题召开大型环保听证会。听证会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北京北部西沙屯至六郎庄220千伏输电线路的电磁辐射是否会对周围的居民、单位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 上海松江区居民要求就国轩高科在松江落户的政策举行听证, 在法理和实践上均是有依据的。
二、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发展是我国决策民主化的重要体现, 也是行政决策的制度性规定。但是, 目前在实施影响环境决策的听证制度上, 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体现在:
1、听证范围过窄
我国针对环境问题采取的方针一直是“预防为主”, 在时间维度上, 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主要集中于事前听证, 也就是政策制定之前的听证, 而针对整个决策的其他阶段并未设置与之相适应的听证。如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第十一条规定“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共环境权益的规划, 应当在规划草案报审批前, 举行论证会、听证会, 或者采取其他方式, 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在空间维度上, 我国的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只适用于有限的领域, 具体条文予以规定时, 更多的采取的是“列举概括”的方法确定听证范围并且对实施的听证的程序没有具体的规定, 这导致了在具体操作时听证范围非常有限。
2、缺乏相应的替代方案
一项可能影响公众环境权益的行政决策, 它在进行听证之后的结果并不是只有两种:同意或不同意, 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我国目前的情形是:听证是在对一项具体的行政决策进行一个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对于参加环境行政决策的听证人员来说, 听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统一, 而不是彼此之间进行较量与对抗。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我国目前缺少相应的环境行政决策的替代性方案, 因而, 导致参与听证的各方很难在针对具体的环境决策听证的框架下, 寻找彼此的利益结合点, 实现共赢。
3、涉及听证制度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效力位阶偏低
在行政法体系中, 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依次是:宪法、法律、行政性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效力位阶决定了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实施的权威性, 也决定了在此项权利受到侵害时, 采取救济措施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位阶。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 目前, 我国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主要是通过单行法来规定的, 而且它们的位阶效力偏低。除了《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原则性规定外, 其余均为行政法规、规章。这与我国现阶段一直强调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不相符。
4、听证主持人地位不独立
听证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的正式听证中, 采取的是一种“准司法”模式, 听证主持人地位的独立性必须予以重点保障。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虽已注意到听证主持人独立性的保障问题, 但是仅仅是简单的原则性规定。如在《行政处罚法》中第42条第4款规定:“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有权申请回避。”从这一条文中, 可以看出决定听证主持人的人选最终是有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政府信任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的下, 这一规定不仅会影响听证参加人对政策的客观评价, 而且也会影响到公众对听证结果的可接受程度, 更会影响到听证主持人独立性的发挥。
5、信息公开程度不高
信息公开在环境决策听证中至关重要, 它内含在听证制度的整个过程中。在上述案例中, 居民反映“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事”, 便是信息不对称的具体体现。政府掌握信息的源头, 它与公民之间天然的具有地位上的不平等性, 加之“信息公开的制度安排缺失”, 导致了在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中缺乏双方的对等机制, 使公民享有的纸面上的听证权利不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6、没有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与行政救济制度
目前, 针对环境政策的听证制度主要集中于事前听证, 听证的结果对后续决策制定的效力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合法的决定并不是代表所有人的意愿, 而是所有人讨论的结果”, 从法理和依法行政的角度来说, 环境行政决策的听证的结果应当是被充分尊重的, 而不是流于形式。《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暂行办法》中第三十条规定,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听证笔录, 作出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决定。虽然国家环保总局在该条中采用了“案卷排他性原则”, 但是我国法律对于影响公众的权益的政策, 举行听证的案卷效力并未规定。与此同时, 目前, 针对环境政策的听证制度主要集中于事前听证, 听证的结果对后续决策的制定的效力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 涉及侵犯公民听证权利的最著名的案例是2001年“乔占祥诉铁道部车票涨价案”, 但是案件最终以“依据《价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主持价格听证会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 故本诉并不涉及价格听证及其相关问题”, 为由而予以驳回。
三、完善环境行政决策听证的建议
政策在实行之初存在问题不足为怪, 重要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针对上述我国环境行政决策听证中的问题, 在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逐步扩大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制度适用的范围
决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 我国现行的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只集中于事前评估, 并不能对整个决策进项监督, 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在时间上, 应将环境行政决策听证扩大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中, 既有助于我国公民主题地位的发挥, 也有益于我国依法行政进程的推进。与此同时, 应当明确采取听证的具体程序, 以期使环境行政决策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在空间上, 应将更多事项纳入环境行政决策听证的范围中。在立法技术上, 应坚持听证是基本程序, 不听证是例外情况的规定。同时, 应当明确相关责任问题, 如对行政机关做出了一项在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中被否决的决策, 应当追究相关人员和机关的责任, 这样可以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现象的出现。
2、建立环境行政决策替代方案制度
“行政决策听证的功能在于为理性论辩提供制度化空间, 以集结民意, 制约行政决策”, 而不是旨在形成听证参加人之间的对抗机制。以“商谈求共识”是在关于环境决策的听证中应该采取的主要方法。提出“不”很容易, 难的是提出之后的“应该怎么做”的问题。这就要求决策做出部门建立相应的环境行政决策的替代性方案, 并且明确替代方案的指标, 使听证参与人的意愿在替代性方案中有所体现, 以真正的实现“以商谈求共识”。
3、建立健全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
环境决策听证制度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偏低和听证制度的实施缺乏操作性, 是影响环境决策听证制度实施效果的重要原因。目前, 我国关于环境行政决策听证的规定更多的是原则性的, 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 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 但是对于如何征求意见却没有说明。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 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 但是对于公民的听证权被侵害时的救济方式, 并不明确。在这方面可以参照一些西方国家的经验, 如:在加拿大, 公民对行政决策听证结果不满意, 或被拒绝参加听证, 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起诉的理由, 一是认为程序不公正, 二是认为决策机关没有管辖权。在我国的相关法律条文中, 也应当明确规定当公民的听证权利被侵害时, 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律渠道来救济, 将环境决策听证的权利的救济纳入《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确立的救济制度之中。
4、保证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
保持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是现今各国普遍采用的方法。在美国, 行政法官主持听证是正式听证的正常情况, 但如果其它法律规定由其它人员主持听证的, 则由其它人员主持。在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下模仿美国行政法官制度缺乏可行性, 但可以考虑充分发挥关于非营利性环保组织在听证中的作用, 让它们借助于政策的力量在自己致力的领域中发挥作用。近些年来, 非营利组织在我国发展迅速, 其自身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采取行动时以公共利益为首选考量标准的宗旨。在环境行政决策的听证中, 可以由环境保护的NGO中的相关人员经过培训后担任听证主持人, 这有利助于增加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与可信任度。还可考虑由我国各级政府中的法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担任听证主持人, 他们相对于政府中的其他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他们有丰富的法律知识, 有利于听证在具体实施时更加的顺畅。
5、提高环境决策听证信息透明度
信息是做出判断的基础。在环境决策听证过程中应该提高整个过程的信息透明度。在听证之前, 行政机关应当履行告知和通知的义务。在此阶段可以通过政府、媒体、环境保护组织三者的通力合作来达到将相关信息广而告之的目的。在听证进行阶段, 应该将整个过程对外开放 (除个别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除外) , 允许公民旁听。政府部门应当为听证参加人提供全面、客观的资料, 增进听证参加人对某项具体政策的认知。在听证结束后, 相应的部门应当及时公开听证的结果, 便于公众监督。
摘要：环境行政决策听证作为民主决策的一种具体体现, 也日益受到重视。但是, 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如:听证范围过窄、缺乏相应的替代方案、涉及听证制度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效力位阶偏低、听证主持人地位不独立、信息公开程度低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环境决策听证制度功能的发挥。针对存在的问题,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环境行政决策的建议, 分别为:逐步扩大环境决策听证制度范围、建立相应的环境决策替代方案、完善关于环境决策的听证制度的法律法规建设、保证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提高听证信息透明度。
公共气象服务和决策服务研究 篇8
随着社会的进步, 气象信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气象信息通过各种媒体更加快速广泛地服务于社会, 使气象服务的涉及面更广, 更人性化, 更有针对性。丰富多彩的专业气象服务孕育了一个前景巨大的气象市场。由于机制性和观念上的问题, 目前的气象服务还有一定的发展瓶颈, 气象服务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搞好气象服务的市场开发工作, 使气象服务市场往更好、更快、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是当前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气象服务的概念
气象服务一般是指从事气象业务工作的组织和个人向社会或某个组织、个人提供天气预报、气象灾害警报、气候应用分析、气象灾害评估、人工影响天气和气象资料等多种服务活动的总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气象服务是气象部门的劳动者向社会所提供的服务性劳动。这种服务性劳动的产出物, 主要是气象科技信息。
在国外, 根据气象服务费用的支付属性将气象服务可分为:基本气象服务、有偿气象服务和商业气象服务三类。
基本气象服务是指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密切的天气预报、警报等气象服务。服务所需的费用由政府支付, 产品“免费”向公众提供。
有偿气象服务是指利用基本气象服务所收集的资料和所生产的气象信息产品, 按用户的特定需求加工处理成其所需的气象信息产品;由基本服务产品加工、生成满足特定需求的专门服务产品所需的“额外”成本由用户支付。
商业气象服务是指利用基本气象服务所收集的资料和所生产的气象信息产品, 按用户的特定需求加工处理成可使其获增值效益的气象信息产品;用户需支付由基本服务产品加工、生成满足特定需求的专门服务产品所需的“额外”成本和相应的“利润”。
在中国, 过去气象部门先按气象服务费用的属性, 将气象服务分为公益服务和科技服务。然后再按气象服务的对象, 将公益服务分为决策服务和公众服务, 将科技服务分为专业服务、专项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截至2000年, 在全国气象会议上, 把气象服务分为公众气象服务、决策气象服务、有偿气象服务和商业性气象服务, 至此商业性气象服务成为气象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气象服务进入了市场范围。公众气象服务是指利用新闻传媒向社会大众提供天气预报等各种气象服务;决策气象服务是指为政府领导抗灾救灾、制定发展规划、组织经济开发和安排生产提供的气象服务;有偿气象服务是以社会效益为目的, 收取一定标准的服务费用;商业性气象服务则以盈利为目的。一定意义上, 可以说商业性气象服务是公益性气象服务的一种延伸。
二、中国目前气象服务发展的现状
第一, 中国气象服务起步较晚。与国外气象服务发展相比, 中国气象服务起步较晚, 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 而此时, 国外商业性气象服务已呈现出迅速发展趋势。那时, 中国的气象投入产出比为1∶15~1∶20;而随着气象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这一数字上升为1∶38~1∶40。这虽然说明中国的气象经济已经有所发展, 但与西方相比还差很多。由于气象服务是高科技产业, 需要巨额投入, 中国至今还没有能与国家气象局竞争的私人公司从事商业化的气象服务。长期以来, 气象部门也一直沿用事业单位运作模式, 主要工作还是为社会提供公益性质的气象服务, 自身参与市场的意识不强。
第二, 中国气象服务发展缓慢。近年来, 虽然气象专业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增加, 尤其在防雷、手机短信方面发展较快, 为商业企业等专业客户赢得了利润, 但与国外相比, 中国气象专业化、个性化服务依然处于“低温”状态。因个性化的气象服务需要利用很多资料和专门人员制作, 但目前国内专业气象服务一是收费较低, 二是客户少, 甚至连人力成本都不够。现在中国的气象部门还是一种以国家投入、服务为主的公益性事业, 气象有偿服务只是补偿了气象部门在加工和制作特殊产品时付出的成本, 还没有形成商业化气象服务市场, 体制也不健全, 因而使气象经济发展缓慢, 中国的气象服务年产值与其他发达国家比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三、中国气象服务市场发展存在的障碍
现阶段中国气象服务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障碍, 这些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从产品本身看, 中国现在的专业气象服务手段还不够健全。一是气象服务的层次较低, 提供的产品多是单纯的气象信息;二是提供气象信息产品的质量、气象预报的准确率等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经营“气象服务”的意识还不够强, 缺乏开拓创新思想。这就直接阻碍了竞争市场环境的生成, 导致市场的相对低效和服务体制的不健全。
第二, 从机制上看, 中国气象产业长期事业化经营造成的后遗症, 使得气象产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原来发展的烙印, 重视了决策气象服务和公众气象服务, 淡化了专业气象服务和深层次的商业化的气象服务, 导致气象服务商业化程度不够。
第三, 从产品营销看, 中国气象产业缺乏营销观念。这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缺乏对于已开发产品的推销与宣传, 二是缺乏与信息需求者之间更多的沟通和联系, 没有深入了解市场的需要和客户的需求。这就阻碍了产品在市场上的认知度的提高, 也没有唤起相关企业运用气象产品提高经营绩效的意识。
四、中国气象服务市场开发的策略和建议
根据上述气象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我认为, 要使中国气象服务得到快速发展, 应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 依靠科技进步, 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依靠科技进步, 千方百计地提高预报预测准确率和服务能力, 全力以赴做好气象预报服务工作。气象服务发展的快慢, 关键在于天气预报准确率。因此, 必须依靠先进探测系统及先进的预报方法, 进一步提高预报准确率, 让气象信息使用者愿用、会用、好用, 并且能为用户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第二, 拓展服务领域, 为企业量体裁衣。气象产品供需不对口是气象服务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由于市场已经细分, 各行业与气象的联系所涉及的方面不同, 其所要求得到的信息服务自然有别。气象部门必须根据企业生产特点及其对气象服务的不同需求, 拓展气象服务领域, 做到企业需要什么产品, 就提供什么产品, 量体裁衣地为企业服务。比如对机关单位可以安装气象预警无线电子屏;对村镇可以安装气象预警广播;对政府部门和科研单位可以提供风险评估;对汽车运输公司, 可以给他们提供道路结冰、大雾、雨雪、泥石流等服务, 可以给运输车辆上安装气象信息无线电子屏等。
第三, 加强气象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拓宽气象服务领域, 促进气象服务发展需加强人才队伍培养。人才队伍是人才个体的组合。人才队伍的成员和运动规律是人才个体成长规律和心理活动规律的群体反映, 是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气象服务商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机制是我们在商战中急于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面对21世纪中国气象事业现化代和可持续发展给我们提供的机遇与挑战, 我们必须进一步认识目前的人才队伍现状以及今后气象服务商业化人才队伍在商战中的战略地位。人才队伍建设是事业发展的根本, 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现代化建设说到人才的现代化。不搞人才队伍建设, 气象服务商业化的希望就很渺茫。
第四, 加快气象服务商业化步伐。加快气象事业结构性战略调整, 积极培育国内商业化气象服务市场, 同时借鉴国外商业气象服务发展的经验, 学习其全新的气象服务理念、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 提高中国气象服务业的竞争力。
第五, 将气象信息与商业需求结合进行深加工, 提高气象信息作为商品的科技含量。现阶段, 商业气象服务的层次较低, 提供的产品多是单纯的气象信息和一些气象指数。但是作为商业气象, 不应该局限于气象信息本身, 还需要针对用户的具体情况, 把气象信息加工成用户直接需要的商品, 以此来提高气象信息的附加值, 提升商业气象的服务水平。初级气象信息的价值是有限的, 但如果针对具体的用户, 把这些信息与用户的经营活动结合起来, 把气象信息融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规划与决策之中, 那么无疑会产生更大的效益。比如, 冰雹会对烟叶质量和产量造成巨大的影响, 因此可根据这样的气象信息, 来分析预测烟叶的产量和质量, 结合市场需求, 为经营部门制定相应的种植和购销计划。这种结合气象信息加工出来的新的信息产品, 不但可以直接作用于用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也使得气象信息本身的价值大幅提高。而这种针对用户需求进行的气象信息再加工和市场营销过程, 应当是商业气象企业的主要工作内容和利润来源, 这也是商业气象区别于公益气象的根本点。
第六, 要不断进行业务创新, 增加气象服务项目。只有转变气象服务体制, 开放气象服务市场, 扩大服务对象, 提供适合用户特殊要求的新产品, 才能在对各行业、各领域的服务中争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只有依靠科技进步, 对气象信息进行深加工, 提高气象信息作为商品的科技含量, 从而增加气象服务的层次。
虽然目前中国气象服务的生产活力还未全面显现, 气象服务市场的开发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可以肯定的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气象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气象服务领域的进一步拓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气象服务体系的健全, 气象服务必将进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气象服务的市场将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 使气象服务的涉及面更广, 更人性化, 更有针对性。丰富多彩的专业气象服务孕育了一个前景巨大的气象市场。如何搞好气象服务的市场开发工作, 使气象服务市场往更好、更快、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是当前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通过借鉴国外气象服务商业化的模式, 对中国气象服务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并结合具体情况, 对中国气象服务的市场开发作简单的设想。
公共行政决策 篇9
为改善重庆市主城区大气环境质量, 完善城市燃气基础设施建设, 确保供气系统安全、平稳、可靠, 1999年中日两国政府批准将“重庆市主城区天然气系统改扩建工程”项目列为中日环境合作示范城市项目, 项目静态总投资8.2亿元人民币。该项目的核心工程为头塘储配站, 站区占地面积91亩, 包括建设6台几何容积为10, 000m3、压力为1MPa的天然气高压球形储气罐, 这是我国首次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10, 000m3天然气球罐, 球罐基础表面平整度控制在±4mm以内, 射线一次合格率超过99%, 在中国球罐制造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头塘储配站工程于2003年开工, 2008年完工, 建成后承担36万m3的天然气储气调峰, 年供气可达3.3亿m3。
二、建立投标决策指标体系
建立适用于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的投标决策指标体系 (如图1) 。
三、确立因素集
该指标体系包含二级评判因素集, 包括第一级评判因素集和第二级评判因素集, 都需要确定。另外, 还需要确定评价集和指标权重。
(一) 确立一级评判因素集。
即:
A—承包商自身因素, B—项目业主因素, C—项目因素, D—建设环境因素, E—竞争对手因素。
(二) 确立二级评判因素集。
即:
A1—施工任务饱和度, A2—资源 (人力、机械设备、资金) 利用度, A3—市场潜力与战略定位, A4—与业主的关系。
B1—信誉度, B2—资金落实情况, B3—价格水平, B4—项目管理水平。
C1—项目类型, C2—项目规模, C3—项目施工难度。
D1—当地政府与群众的态度, D2—当地气候条件, D3—当地人文风俗习惯。
E1—竞争对手财务状况, E2—竞争对手产能利用率, E3—竞争对手投标风格。
(三) 确立评价集。
本项目将定性指标的评价集分成五级, V={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1.0, 0.8, 0.6, 0.4, 0.2}。
(四) 确定指标权重。
经有实际工程经验及大量投标经验的专家确定了如下指标权重, 这些权重不是始终不变的, 随着投标工作的不同, 其中的权重也可以作相应的调整 (表1) 。
四、项目评价打分并计算可投度S
制作一系列表格, 聘请有经验的投标专家对拟投标的项目进行可投性评价, 生成投标项目评价打分表, 再通过计算求出可投度。一般来说, 可投度低于0.6的项目对承包商来说不值得参加投标, 可投度大于0.6的项目对承包商来说值得参加投标。项目可投度越大越代表值得投标, 投标该项目对承包商也越有利。头塘储配站项目的可投度进行打分计算初始可投度 (打分表略) , 看其是否有可投标的资格。根据上述研究建立的投标初始阶段决策模型 (S≥U, 投;S<U, 不投) 对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进行验证, U的值取0.6。
对项目初始阶段可投度进行计算, 即:
因为S>U, 所以该项目是可投的。
五、运行状况评价
后来经过事实证明, 上述投标决策模型是切实有效的。有效地帮助了投标决策者进行投标决策, 实现了顺利中标。虽然为了该项目放弃了其他一些项目的投标, 但是通过该项目的施工收获了丰厚的利润, 工程款回收也非常顺利。同时, 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由于属于政府民心工程, 业主和承包商都高度重视, 政府也为一些手续的报备提供了快速、便捷的服务, 并且免费提供相关技术指导, 得益于此, 该工程被评为了当年的优质工程, 为承包商创造了良好的声誉, 也使承包商获得了多个同类工程项目邀请招标的机会。
本模型使得承包商在选择工程项目时, 先对已获得的招标信息进行筛选, 进行了投标可行性研究。结果证明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适合承包商自身的施工实力和技术特长, 并且符合企业的发展方向, 投标可以充分发挥企业的优势;同时, 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的情况也适合当前企业的经营需要, 承包商具备投标的条件, 应该积极参与投标。在确定了参与投标该项目后, 承包商加大了对于项目的跟踪力度, 收集了较全面的相关资料, 做好了投标的前期工作准备。并且, 承包商在投标前, 认真分析了竞争对手的实力、优势及投标环境的优劣, 认真权衡了自己和竞争对手的技术实力、经济实力、管理能力、企业经营状况等, 使得报价优于对手, 又避免了中标而过多压低报价, 从而在中标后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同时, 该模型也考虑了招标人和环境的影响, 在投标前充分考虑了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的背景条件, 对业主的信誉进行了充分的调查, 证明业主具有合法的地位, 足够的支付能力和履约能力, 能够为燃气公司顺利完成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提供相关的必要条件。运用该投标决策模型来进行投标, 也充分考虑了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所在地的环境条件, 考虑了环境对于项目的影响。
公共市政项目的投标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竞争, 是国内各建筑企业之间综合实力的碰撞和较量, 承包商要在公共市政项目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甚至雄霸一方, 必须建立自己的投标策略体系, 而本文提出的投标决策模型为其投标策略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 使其合理地运用了投标策略和技巧, 顺利实现了中标, 完成了企业价值。
摘要：如何作出公共市政项目投标决策正在成为一个热门研究方向, 本文站在承包商的角度, 借助基于模糊逻辑的投标决策方法, 以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为例对公共市政项目投标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实证, 该研究成果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其结论对承包商有良好的参考与实用价值。
关键词：项目投标,决策模型,公共市政项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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