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项目决策

公共项目决策（共7篇）

公共项目决策 篇1

一、工程项目概况

为改善重庆市主城区大气环境质量, 完善城市燃气基础设施建设, 确保供气系统安全、平稳、可靠, 1999年中日两国政府批准将“重庆市主城区天然气系统改扩建工程”项目列为中日环境合作示范城市项目, 项目静态总投资8.2亿元人民币。该项目的核心工程为头塘储配站, 站区占地面积91亩, 包括建设6台几何容积为10, 000m3、压力为1MPa的天然气高压球形储气罐, 这是我国首次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10, 000m3天然气球罐, 球罐基础表面平整度控制在±4mm以内, 射线一次合格率超过99%, 在中国球罐制造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头塘储配站工程于2003年开工, 2008年完工, 建成后承担36万m3的天然气储气调峰, 年供气可达3.3亿m3。

二、建立投标决策指标体系

建立适用于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的投标决策指标体系 (如图1) 。

三、确立因素集

该指标体系包含二级评判因素集, 包括第一级评判因素集和第二级评判因素集, 都需要确定。另外, 还需要确定评价集和指标权重。

(一) 确立一级评判因素集。

即:

A—承包商自身因素, B—项目业主因素, C—项目因素, D—建设环境因素, E—竞争对手因素。

(二) 确立二级评判因素集。

即:

A1—施工任务饱和度, A2—资源 (人力、机械设备、资金) 利用度, A3—市场潜力与战略定位, A4—与业主的关系。

B1—信誉度, B2—资金落实情况, B3—价格水平, B4—项目管理水平。

C1—项目类型, C2—项目规模, C3—项目施工难度。

D1—当地政府与群众的态度, D2—当地气候条件, D3—当地人文风俗习惯。

E1—竞争对手财务状况, E2—竞争对手产能利用率, E3—竞争对手投标风格。

(三) 确立评价集。

本项目将定性指标的评价集分成五级, V={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1.0, 0.8, 0.6, 0.4, 0.2}。

(四) 确定指标权重。

经有实际工程经验及大量投标经验的专家确定了如下指标权重, 这些权重不是始终不变的, 随着投标工作的不同, 其中的权重也可以作相应的调整 (表1) 。

四、项目评价打分并计算可投度S

制作一系列表格, 聘请有经验的投标专家对拟投标的项目进行可投性评价, 生成投标项目评价打分表, 再通过计算求出可投度。一般来说, 可投度低于0.6的项目对承包商来说不值得参加投标, 可投度大于0.6的项目对承包商来说值得参加投标。项目可投度越大越代表值得投标, 投标该项目对承包商也越有利。头塘储配站项目的可投度进行打分计算初始可投度 (打分表略) , 看其是否有可投标的资格。根据上述研究建立的投标初始阶段决策模型 (S≥U, 投;S<U, 不投) 对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进行验证, U的值取0.6。

对项目初始阶段可投度进行计算, 即:

因为S>U, 所以该项目是可投的。

五、运行状况评价

后来经过事实证明, 上述投标决策模型是切实有效的。有效地帮助了投标决策者进行投标决策, 实现了顺利中标。虽然为了该项目放弃了其他一些项目的投标, 但是通过该项目的施工收获了丰厚的利润, 工程款回收也非常顺利。同时, 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由于属于政府民心工程, 业主和承包商都高度重视, 政府也为一些手续的报备提供了快速、便捷的服务, 并且免费提供相关技术指导, 得益于此, 该工程被评为了当年的优质工程, 为承包商创造了良好的声誉, 也使承包商获得了多个同类工程项目邀请招标的机会。

本模型使得承包商在选择工程项目时, 先对已获得的招标信息进行筛选, 进行了投标可行性研究。结果证明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适合承包商自身的施工实力和技术特长, 并且符合企业的发展方向, 投标可以充分发挥企业的优势;同时, 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的情况也适合当前企业的经营需要, 承包商具备投标的条件, 应该积极参与投标。在确定了参与投标该项目后, 承包商加大了对于项目的跟踪力度, 收集了较全面的相关资料, 做好了投标的前期工作准备。并且, 承包商在投标前, 认真分析了竞争对手的实力、优势及投标环境的优劣, 认真权衡了自己和竞争对手的技术实力、经济实力、管理能力、企业经营状况等, 使得报价优于对手, 又避免了中标而过多压低报价, 从而在中标后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同时, 该模型也考虑了招标人和环境的影响, 在投标前充分考虑了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的背景条件, 对业主的信誉进行了充分的调查, 证明业主具有合法的地位, 足够的支付能力和履约能力, 能够为燃气公司顺利完成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提供相关的必要条件。运用该投标决策模型来进行投标, 也充分考虑了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所在地的环境条件, 考虑了环境对于项目的影响。

公共市政项目的投标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竞争, 是国内各建筑企业之间综合实力的碰撞和较量, 承包商要在公共市政项目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甚至雄霸一方, 必须建立自己的投标策略体系, 而本文提出的投标决策模型为其投标策略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 使其合理地运用了投标策略和技巧, 顺利实现了中标, 完成了企业价值。

摘要：如何作出公共市政项目投标决策正在成为一个热门研究方向, 本文站在承包商的角度, 借助基于模糊逻辑的投标决策方法, 以头塘储配站工程项目为例对公共市政项目投标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实证, 该研究成果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其结论对承包商有良好的参考与实用价值。

关键词：项目投标,决策模型,公共市政项目

参考文献

[1] .王俊安, 徐兴艾.招投标与合同管理[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03

[2] .何增勤.工程项目投标策略[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4

[3] .刘长滨等.建筑工程技术经济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4] .杨子敏, 袁剑波.燃气市政工程造价指南[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9

[5] .贺仲雄.模糊数学及其派生决策方法[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1992

公共项目决策 篇2

2008年7月18日, 由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公共安全研究所负责开发的北京市通州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数字化管理系统和通州区安全生产应急辅助决策系统项目验收会议在北京召开。

与会代表、专家听取了北京市通州区科委项目概况及进展情况的介绍,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李红臣博士介绍了通州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数字化管理系统, 李群介绍了通州区安全生产应急辅助决策系统, 其他同志进行了系统的演示。专家组一致同意北京市通州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数字化管理系统和通州区安全生产应急辅助决策系统项目验收通过评审。

公共气象服务和决策服务研究 篇3

随着社会的进步, 气象信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气象信息通过各种媒体更加快速广泛地服务于社会, 使气象服务的涉及面更广, 更人性化, 更有针对性。丰富多彩的专业气象服务孕育了一个前景巨大的气象市场。由于机制性和观念上的问题, 目前的气象服务还有一定的发展瓶颈, 气象服务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搞好气象服务的市场开发工作, 使气象服务市场往更好、更快、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是当前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气象服务的概念

气象服务一般是指从事气象业务工作的组织和个人向社会或某个组织、个人提供天气预报、气象灾害警报、气候应用分析、气象灾害评估、人工影响天气和气象资料等多种服务活动的总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气象服务是气象部门的劳动者向社会所提供的服务性劳动。这种服务性劳动的产出物, 主要是气象科技信息。

在国外, 根据气象服务费用的支付属性将气象服务可分为:基本气象服务、有偿气象服务和商业气象服务三类。

基本气象服务是指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密切的天气预报、警报等气象服务。服务所需的费用由政府支付, 产品“免费”向公众提供。

有偿气象服务是指利用基本气象服务所收集的资料和所生产的气象信息产品, 按用户的特定需求加工处理成其所需的气象信息产品;由基本服务产品加工、生成满足特定需求的专门服务产品所需的“额外”成本由用户支付。

商业气象服务是指利用基本气象服务所收集的资料和所生产的气象信息产品, 按用户的特定需求加工处理成可使其获增值效益的气象信息产品;用户需支付由基本服务产品加工、生成满足特定需求的专门服务产品所需的“额外”成本和相应的“利润”。

在中国, 过去气象部门先按气象服务费用的属性, 将气象服务分为公益服务和科技服务。然后再按气象服务的对象, 将公益服务分为决策服务和公众服务, 将科技服务分为专业服务、专项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截至2000年, 在全国气象会议上, 把气象服务分为公众气象服务、决策气象服务、有偿气象服务和商业性气象服务, 至此商业性气象服务成为气象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气象服务进入了市场范围。公众气象服务是指利用新闻传媒向社会大众提供天气预报等各种气象服务;决策气象服务是指为政府领导抗灾救灾、制定发展规划、组织经济开发和安排生产提供的气象服务;有偿气象服务是以社会效益为目的, 收取一定标准的服务费用;商业性气象服务则以盈利为目的。一定意义上, 可以说商业性气象服务是公益性气象服务的一种延伸。

二、中国目前气象服务发展的现状

第一, 中国气象服务起步较晚。与国外气象服务发展相比, 中国气象服务起步较晚, 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 而此时, 国外商业性气象服务已呈现出迅速发展趋势。那时, 中国的气象投入产出比为1∶15~1∶20;而随着气象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这一数字上升为1∶38~1∶40。这虽然说明中国的气象经济已经有所发展, 但与西方相比还差很多。由于气象服务是高科技产业, 需要巨额投入, 中国至今还没有能与国家气象局竞争的私人公司从事商业化的气象服务。长期以来, 气象部门也一直沿用事业单位运作模式, 主要工作还是为社会提供公益性质的气象服务, 自身参与市场的意识不强。

第二, 中国气象服务发展缓慢。近年来, 虽然气象专业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增加, 尤其在防雷、手机短信方面发展较快, 为商业企业等专业客户赢得了利润, 但与国外相比, 中国气象专业化、个性化服务依然处于“低温”状态。因个性化的气象服务需要利用很多资料和专门人员制作, 但目前国内专业气象服务一是收费较低, 二是客户少, 甚至连人力成本都不够。现在中国的气象部门还是一种以国家投入、服务为主的公益性事业, 气象有偿服务只是补偿了气象部门在加工和制作特殊产品时付出的成本, 还没有形成商业化气象服务市场, 体制也不健全, 因而使气象经济发展缓慢, 中国的气象服务年产值与其他发达国家比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三、中国气象服务市场发展存在的障碍

现阶段中国气象服务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障碍, 这些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从产品本身看, 中国现在的专业气象服务手段还不够健全。一是气象服务的层次较低, 提供的产品多是单纯的气象信息;二是提供气象信息产品的质量、气象预报的准确率等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经营“气象服务”的意识还不够强, 缺乏开拓创新思想。这就直接阻碍了竞争市场环境的生成, 导致市场的相对低效和服务体制的不健全。

第二, 从机制上看, 中国气象产业长期事业化经营造成的后遗症, 使得气象产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原来发展的烙印, 重视了决策气象服务和公众气象服务, 淡化了专业气象服务和深层次的商业化的气象服务, 导致气象服务商业化程度不够。

第三, 从产品营销看, 中国气象产业缺乏营销观念。这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缺乏对于已开发产品的推销与宣传, 二是缺乏与信息需求者之间更多的沟通和联系, 没有深入了解市场的需要和客户的需求。这就阻碍了产品在市场上的认知度的提高, 也没有唤起相关企业运用气象产品提高经营绩效的意识。

四、中国气象服务市场开发的策略和建议

根据上述气象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我认为, 要使中国气象服务得到快速发展, 应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 依靠科技进步, 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依靠科技进步, 千方百计地提高预报预测准确率和服务能力, 全力以赴做好气象预报服务工作。气象服务发展的快慢, 关键在于天气预报准确率。因此, 必须依靠先进探测系统及先进的预报方法, 进一步提高预报准确率, 让气象信息使用者愿用、会用、好用, 并且能为用户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第二, 拓展服务领域, 为企业量体裁衣。气象产品供需不对口是气象服务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由于市场已经细分, 各行业与气象的联系所涉及的方面不同, 其所要求得到的信息服务自然有别。气象部门必须根据企业生产特点及其对气象服务的不同需求, 拓展气象服务领域, 做到企业需要什么产品, 就提供什么产品, 量体裁衣地为企业服务。比如对机关单位可以安装气象预警无线电子屏;对村镇可以安装气象预警广播;对政府部门和科研单位可以提供风险评估;对汽车运输公司, 可以给他们提供道路结冰、大雾、雨雪、泥石流等服务, 可以给运输车辆上安装气象信息无线电子屏等。

第三, 加强气象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拓宽气象服务领域, 促进气象服务发展需加强人才队伍培养。人才队伍是人才个体的组合。人才队伍的成员和运动规律是人才个体成长规律和心理活动规律的群体反映, 是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气象服务商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机制是我们在商战中急于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面对21世纪中国气象事业现化代和可持续发展给我们提供的机遇与挑战, 我们必须进一步认识目前的人才队伍现状以及今后气象服务商业化人才队伍在商战中的战略地位。人才队伍建设是事业发展的根本, 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现代化建设说到人才的现代化。不搞人才队伍建设, 气象服务商业化的希望就很渺茫。

第四, 加快气象服务商业化步伐。加快气象事业结构性战略调整, 积极培育国内商业化气象服务市场, 同时借鉴国外商业气象服务发展的经验, 学习其全新的气象服务理念、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 提高中国气象服务业的竞争力。

第五, 将气象信息与商业需求结合进行深加工, 提高气象信息作为商品的科技含量。现阶段, 商业气象服务的层次较低, 提供的产品多是单纯的气象信息和一些气象指数。但是作为商业气象, 不应该局限于气象信息本身, 还需要针对用户的具体情况, 把气象信息加工成用户直接需要的商品, 以此来提高气象信息的附加值, 提升商业气象的服务水平。初级气象信息的价值是有限的, 但如果针对具体的用户, 把这些信息与用户的经营活动结合起来, 把气象信息融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规划与决策之中, 那么无疑会产生更大的效益。比如, 冰雹会对烟叶质量和产量造成巨大的影响, 因此可根据这样的气象信息, 来分析预测烟叶的产量和质量, 结合市场需求, 为经营部门制定相应的种植和购销计划。这种结合气象信息加工出来的新的信息产品, 不但可以直接作用于用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也使得气象信息本身的价值大幅提高。而这种针对用户需求进行的气象信息再加工和市场营销过程, 应当是商业气象企业的主要工作内容和利润来源, 这也是商业气象区别于公益气象的根本点。

第六, 要不断进行业务创新, 增加气象服务项目。只有转变气象服务体制, 开放气象服务市场, 扩大服务对象, 提供适合用户特殊要求的新产品, 才能在对各行业、各领域的服务中争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只有依靠科技进步, 对气象信息进行深加工, 提高气象信息作为商品的科技含量, 从而增加气象服务的层次。

虽然目前中国气象服务的生产活力还未全面显现, 气象服务市场的开发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可以肯定的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气象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气象服务领域的进一步拓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气象服务体系的健全, 气象服务必将进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气象服务的市场将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 使气象服务的涉及面更广, 更人性化, 更有针对性。丰富多彩的专业气象服务孕育了一个前景巨大的气象市场。如何搞好气象服务的市场开发工作, 使气象服务市场往更好、更快、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是当前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通过借鉴国外气象服务商业化的模式, 对中国气象服务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并结合具体情况, 对中国气象服务的市场开发作简单的设想。

论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决策机制 篇4

公共财政预算是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集中性财政收支计划, 是政府对资源使用和分配的过程, 是政府的主要经济行为之一, 这种行为并不是某个单一的机构或行政人员的行为, 而是要经过多种主体在充分了解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制定的过程, 而这实际上就是决策过程。资源的稀缺性和需求的无限性使得预算过程充满了冲突域纠正, 因此, 必须设计预算制度来组织和管理预算决策活动, 从而形成一个有序的预算过程。公共财政预算决策主要由预算基本要素、预算参与者和预算决策机制构成, 下面主要探讨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决策机制。

公共预算作为一个资源配置和使用过程必然受到一些机制的约束, 这些机制通过影响预算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的分配, 决定着预算活动应遵循的程序和规则, 最后决定着预算的效果。预算决策机制就是指规范这些预算参加者预算行为的预算结构、程序与规则。如果没有合理的预算决策机制, 预算活动就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 预算就不能有效运行。

(一) 预算结构

预算结构就是指各个预算参与者在预算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和责任的分配, 它对预算决策的基本框架起决定性作用。预算结构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就是预算权力的分配情况和预算权力分配的集中和分散程度。

1.预算权力的分配, 就是预算编制权、审查权、批准权、执行权、调整权、监督权等预算管理职权在立法机构、政府负责人、核心预算机构、预算主管部门、利益集团和公民等预算参与者之间的分配。但实际上, 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分配是预算权力分配的根本性问题。我国的预算决策过程是以行政为主导的。因为我国公共财政预算是先由中央各部委、财政部、国务院等行政机构制定并修改预算后由同级党委审核和批准再由全国人大进行审批, 因此人大就掌握预算决策中的审批权, 预算编制权是由行政机构来掌握的。

2.预算权力分配的集中和分散程度, 就是指预算决策的收入、支出、执行、平衡等要素是自下而上的还是自上而下的以及各个参与者所拥有的权力的大小。我国是多元分散的, 自下而上的预算结构。预算权力的分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由于我国的行政领导体制, 我国行政预算体制有两个负责人, 即政府和党委, 这就分散了预算的监督权和审批权;其次, 我国除了财政部外, 还有一些准预算机构, 如经贸委、计划委员会等等。同时, 从根本上来看, 我国是自下而上的预算程序。这是因为各个部门在财政部作出完整的战略规划之前, 向准预算机构提交相应的项目预算估计, 财政部经过综合平衡后向国务院提交, 国务院再作出审定并制定一定的控制数, 各个部门按照这个控制数在重新编制预算。由此可以看出各个部门在预算决策过程中掌控预算的基础性问题, 因而是自下而上的预算过程。

(二) 预算程序

预算程序就是预算的收入、支出、平衡、执行等决策应遵守的程序, 简言之就是预算的法定程序。预算程序某种程度上受到预算结构的影响。我国的预算过程是从6月份开始的, 下面以时间的顺序叙述预算程序。

每年6月我国财政部向各部发布编制预算的通知, 7月各部基于前几年的信息数据和明年的发展战略对次年的支出进行估计后编制预算并在8月将编制的预算提交给财政部。财政部收到各部的预算后, 根据往年的预算情况进行审查, 制定“控制数”, 11月, 将各个部门下达这个控制数, 要求各个部门按照控制数重新编报部门预算。各个按照财政部的要求修改预算, 再次提交给财政部, 财政部审查各个部门重新编制的预算后汇总编制政府预算。12月, 财政部将编制的政府预算报国务院, 根据国务院的以及修改预算, 再次送报同级党委审查。此后, 次年1月财政部将政府预算草案报人大常委会进行初审, 将人大常委会形成的预算提交人大大会。财政部根据人大大会审议的要求再次调整各部的预算, 并编制的预算向国务院、同级党委、人大送报, 在2月人大再次进行审议后确定预算。

但是在这个预算程序中各部所编制的预算包括核心行政机构 (财政部) 之外还包括其他准预算机构, 因此财政部在指定控制数的时候还要考虑其他预算参与者的资金。

(三) 预算规则

预算规则就是预算活动各环节应遵循的一系列具体规则, 如各个部门在作出预算估计和指定预算水准以及使用资金是应遵循的各种规则。预算规则也受到预算结构和预算程序的影响。我国通过不断地改革, 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预算规则。完善基本支出定额标准体系, 将定员定额与实物费用定额相结合;项目支出采取项目库管理方式, 推动项目库滚动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 将公共预算外收入逐步纳入预算内, 实行综合预算编制;推行财政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 有效规范政府的支出行为,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制定预算编制程序, 明确确立“两上两下”的预算编制程序。

公共预算决策机制将会影响预算参与者的行为选择和动机结构以及所获得的信息, 而这种影响又可能作用于公共预算各个活动。

二、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决策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十年改革, 逐渐规范了政府的预算行为, 我国的公共财政预算制度得到了完善, 但从整体上来讲, 中国公共财政预算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公共预算决策参与者的预算权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预算权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尤其是人大在预算决策过程中审查和监督作用未充分发挥, 这是因为, 首先, 没有明文规定其权力法律基础;其次, 预算过程中人大与行使审查监督权的预算参与者, 即同党委和政府之间关系理顺不清。这些问题使得人大对预算决策过程中的介入缺乏合法性基础, 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除了立法机构之外, 行政机构在预算资源配置上的领导作用也有待完善。由于我国自下而上的预算程序, 使得我国预算资金的配置上无法贯彻行政机构高层的意志。

二是预算责任划分不清, 无法有效监督预算权力主体。这是由于我国分散化的预算结构导致各预算参与者之间权责关系的不一致, 导致回避和推卸预算责任的现象泛化。我国的行政领导制度使得我国预算体制拥有两个负责人, 这就难以追究监督和责任主体。而且在政府负责人既是个人又是集体, 这又使得责任追究更加困难。

三是非正式制度对公共预算的影响很大, 使得公共政策与公共预算相脱离。随着预算改革的深入, 正式制度已经建立但并没有发挥其权威作用, 预算决策中受到传统的、个人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从而出现公共政策不能引导或影响公共预算的决策过程, 同时公共预算也不能约束公共政策的现象。

四是预算过程缺乏透明度, 缺乏公民参与。我国基于利益集团影响预算决策的考虑, 不公开预算的决策过程, 甚至预算结果也不公开, 是一种封闭式的。因此这种预算过程中公民不能介入预算过程, 不能监督具体细节, 很难追究预算责任。

三、完善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决策机制的建议

正如上述所述, 目前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决策机制仍存在着权力不明确、规则不合理、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制定行之有效的预算, 可以从公共预算决策机制的三个方面开始。

一是在预算结构方面, 明确公共预算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调整预算结构。充分发挥人大在预算决策中的审批权,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人大的审批权和审批内容, 将人大代表能够提前介入公共预算的审议, 扩大初审的主体, 并明确规定审批结果的法律效力;有效发挥政府和党委在预算决策中的作用, 进一步确立正式制度在预算过程中的权威, 理顺协调党委、政府和人大之间的关系, 党委负责制定宏观层面上的战略, 起引导性作用, 政府根据指导方针编制好公共预算, 人大充分发挥其审查权;有效发挥财政部在预算决策中的作用, 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配置由财政部去分配, 并明确规定准预算机构的预算。

二是在预算程序方面, 完善预算监督责任体系, 优化公共预算的决策程序。应延长公共预算编制和审批周期, 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 设立预算考核指标, 按照这一指标采用自评和他评的方式对各个部门或项目的预算效益进行评价, 建立全方位全过程的评价体系;加强公共预算决策过程中的监督, 加强资金分配过程中的权力之和和监督责任体系。

三是在预算规则方面, 提高公共预算决策的透明度。首先要实行公共预算公开, 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会议结果公示制度、听证制度, 使政府权力的委托者, 公众及时了解预算信息并有效约束其代理人政府。其次, 在公共预算决策过程中注入民主的观念, 使得公众通过公民调查、公民听证、公民会议、公民论坛、关键公众接触等方式真正参与并影响国家公共财政预算的决策过程, 健全公民参与机制。

公共财政预算表现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战略计划, 影响着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发展, 因此其决策过程必须严格按照科学的决策机制去进行。在某种意义上, 公共预算的决策机制决定着公共预算活动及结果, 因此必须完善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决策机制。

摘要：公共财政预算表现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战略计划, 影响着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发展, 因此其决策过程必须严格按照科学的决策机制去进行。在某种意义上, 公共预算的决策机制决定着公共预算活动及结果, 因此完善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决策机制有很大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公共财政预算,决策,机制

参考文献

[1]唐海生.中国公共预算研究现状分析[J].四川经济管理学院学报, 2008 (02) .

[2]马蔡深.政府预算[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3]财政部预算司.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A].见中国财政学会:《构建预算管理新模式——部门预算制度与国库单一账户制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4]财政部预算司编著.中央部门预算编制指南 (2008) [MJ.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5]马骏, 侯一麟.中国省级预算中的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来自两省的调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 (05) .

[6]郑春荣.中期财政预算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 2008 (02) .

公共项目决策 篇5

关键词：公共治理,资源依赖,公共组织,组织决策

割裂的和碎片化的公共治理现状,已经不能满足越来越复杂的、集成化的公共治理需求,因此必须提供一种修补的机制。事实证明,由于公共治理的复杂性,难以由单一的职能部门有效承担一切管理责任,而且大多数的公共事务管理也不可能完全实行市场化的解决思路,因此一个切实可行的治理架构必定是建立在有效的合作之上的,无论这种合作是相对正式的部门联席制度还是非正式的组织间合作,也无论这种合作是政府机构之间的府际合作还是政府机构与其他公共治理参与方的合作。

因此,对公共组织间的合作进行研究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在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中,有哪些因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组织的合作决策又是经由怎样的过程作出的?我们将以资源依赖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探析,并讨论如何促进公共组织间的合作决策。

1 相关理论研究

1.1 有关公共组织决策的研究

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公共性,公共组织的权力来源是公共的让渡,这既包括了政府机构的行政权力,也包括了具有垄断经营地位的其他公共服务提供组织的市场权力。公共组织所具备的公权力,其权威性、强制性和普遍性都远高于私权力[1],公共组织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也远较私人组织为高。公共组织理应追求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追求实现平等的社会价值观,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却并非如此。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公共组织决策经常会违背公众民意(公众利益),公共组织决策也往往为利益集团所左右,而非代表了绝大多数公众的利益。那么公共组织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对公共组织的决策问题进行研究,肇始于西蒙1945年的《行政行为》一书,在此书中,西蒙将分工的重点从横向分工转向纵向分工,并从协调、专业化和责任三个方面论述了纵向分工的重要性。在此后的对公共组织决策进行的研究中,大体分为两种思路,一种在于以一种规范化的思路研究如何提高公共组织决策的效率,另一种思路是揭示公共组织决策过程的实际模型。国内学者李文钊在总结现有对公共组织决策模型的研究之上,提出了几种主要的组织决策模型,即理性决策模型、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政治过程决策模型和垃圾桶决策模型[2]。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政治过程模型和垃圾桶都是一种有限理性模型,它们都是有限理性模型的特定应用。

理性决策模型的核心在于理性选择,即运用一套价值系统,对各种行为替代方案进行评估,选择所偏好的行为方式,它是组织决策的最理想状态。但是,理性模型建立所依赖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对此西蒙曾总结指出,信息不充分、想象力的介入以及行动方案的有限性三个缺陷促使了必须对理性模型进行修正,这也促使了有限理性模型的产生。

马奇在对有限理性模型的思想进行总结时指出了注意力分配与组织决策、利益冲突与组织决策、适应型规则与组织决策以及模糊性与组织决策之间的关系,并且指出,在有限理性模型中,时间和注意力对于组织的决策是一种稀缺资源[3]。马奇进一步指出,组织就是一种由多种利益集团、小团体和子文化等组成的联盟,组织决策的过程就是一种利益博弈的过程。周雪光也指出,由于利益和权力的引入,组织决策过程中,信息使用可能是策略性的,组织的目标也可能是分散的[4]。

以上针对组织决策进行的模型分析大多建立在组织的局限之内,在后来的研究者中,逐渐引入了外生变量的影响,如以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为代表的制度分析理论在研究公共组织决策中所强调的,自然环境、技术和物品属性,影响行动的各种规则,以及行动者之间的共同知识,共同理解,共同信任和共同责任对于公共组织决策的影响,从而拓展了公共组织决策理论的研究范围。

1.2 有关资源依赖理论的研究

虽然在现有的资源依赖理论研究中大多把目标集中在企业间的关系上,但是资源依赖理论的发展却是从公共治理研究中开始的。1949年,Selznick对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研究是资源依赖理论的基础,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是美国在当时所建成的最大的公共机构,它把电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南方的农村地区。发现自己依赖于南方的地方精英,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就把他们吸收到它的决策机构中,Selznick把这一过程称为共同抉择(co-optation)。共同抉择成为组织间的资源依赖发展的基础[5]。

Pfeffer等在资源依赖理论的重要著作《资源依赖视角的组织外部控制》中提出[6],组织最重要的是关心生存;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而组织自己通常不能生产这些资源;结果,组织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因素互动,而这些因素通常包含其他组织;生存因此建立在一个组织控制它与其他组织关系的能力基础之上。按照他们的理论,一个组织对另一个组织的依赖程度取决于三个决定性因素:资源对于组织生存的重要性;组织内部或外部一个群体获得或自行裁决资源使用的程度;替代性资源来源的存在程度。

Burt在Pfeffer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结构自主性”概念模式来解释共同抉择,他认为,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将会受益,只要他们避免依赖他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相对稀疏的(非竞争性)位置并且受到那些占据相对拥挤的位置的行动者的依赖[7]。

1.3 现有理论研究对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启示

对于公共组织而言,合作与否毫无疑问也是其决策的一项内容,根据现有对公共组织的决策研究,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首先,公共组织的决策目标是复杂和动态的,既不存在唯一的目标,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目标。其次,公共组织的决策是一个利益冲突与调和的结果,公共组织决策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其决策既非简单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甚至也非组织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一个包含了众多利益的组合。再次,公共组织的决策是一个开放的过程,除了受到组织内部的影响,也与组织外部的因素,如其他相关者、环境等因素相关。综合现有对公共组织决策和资源依赖理论的研究,我们认为,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是在一系列的资源因素影响下,为了自身的综合利益最大化,在各种可能的关系状态(合作是一种特定的关系状态)中进行决策的过程。

2 影响公共组织决策的资源因素

在现有的关于组织间关系的资源依赖研究中,大多将组织间的资源界定为对方组织所具备的能够对本组织产生影响的资源。而本研究认为,从促进合作生成的角度出发,对公共组织合作决策产生影响的资源因素概念,要广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源概念。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形成,除了依赖于对方组织所具备的资源特征,也依赖于环境资源与自身资源特征的特征。我们将对于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产生影响的资源归纳为三类:互动资源、政策资源以及结构资源。

2.1 互动资源

互动资源是组织之间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资源,它与传统的资源依赖理论中所指的组织资源含义类似,有关组织之间的资源依赖已经得到充分的研究,本研究根据公共组织之间互动关系的特征认为,公共组织之间的互动资源是指行政权力、市场权力以及协作权力。

公共组织的行政权力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和授权而产生的,而能够构成互动资源的行政权力主要是指能够影响其他组织的资源支配权力。根据公共组织的特征,这种行政权力又包括了财务权、人事权和其他权等。财务权主要是指财政拨款、投资、预算审批等权力,人事权主要是指组织间的人事考核、晋升、调职等权力,而其他则泛指除了特定的财权与人权之外的种种权力,比如法定的监督权力等。

公共组织的市场权力是公共组织作为市场交易的参与方,以供应链为媒介所具有的权力,如对商品或服务的采购权力,提供某种特定商品或服务的权力,以及以何种价格销售和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权力。相对行政权力而言,市场权力体现了公共组织除了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也作为平等的参与者所享有的权力。

公共组织的协作权力是指其所具备的是否给予其他组织协作的裁量权。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存在一个显著的区别,即其地位是不可替代和独特的[8],这种情形使得在有公共组织参与的各种关系中,即使在现阶段其并不具备影响其他组织的资源,然而因为其掌握了一种特有的资源,使得其他组织不得不考虑未来需要这种资源的可能性,因而使得其在现阶段即享有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上看,公共组织的协作权,不仅仅是现期的权力,也是一种期望权。

公共组织之间的互动资源,是影响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主要因素,它体现出同一个公共组织在面对不同的潜在合作对象时所具有的不同合作决策。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对方组织如果具有更多的互动资源,则本组织则更有可能性做出合作的决策。

2.2 政策资源

在面对不同组织时具有不同的合作决策是易于理解的,那么在公共组织的决策中,是否存在其他的影响因素,使得在对方组织具有同样的互动资源情形下,不同的组织做出不同的合作决策?本研究认为,对于公共组织的决策环境而言,政策资源与结构资源是另外两种重要的资源,它有助于揭示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过程。

政策资源是指公共组织所处的宏观环境对组织合作决策的促进力量,与互动资源不同,政策资源不是组织自身所具有的权力,而是宏观环境对于合作形成的影响,政策资源包括法律法规因素、政治因素、组织域因素等。

法律法规因素是指公共组织运行环境中,法律法规的完备程度、执行的弹性等因素,法律法规因素对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从一个角度说是组织的内部决策,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因为其公共组织的性质,而受到法律法规的强行规范。在公共组织之间的联合行动,以及公共组织与其他第三方组织、公众之间的合作,在很多情形下是明示在法律法规中的,它要求公共组织必须提供某种形式的合作。此时,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结果若是不合作,势必要多承担违背法律规定的风险。

政治因素对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影响尤其显著,它是指政治文化、政治气候和价值观等因素对于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因素对于公共组织决策的影响甚至可能高于法律法规的影响。在我国诸多的公共治理实践中,中央政府的关注、国家在某一个阶段的政治宣传等因素能够迅速改变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之间协作不力的局面,使得联合行动迅速展开。政治因素对于公共组织决策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一种行为红线的划定上面,比如现阶段我国的政治文化是“和谐”,它即是给所有的公共组织划定一条不可违背的价值底线,这种影响对于公共组织及其领导人是巨大的。

组织域因素是影响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另一重要环境资源,它是指组织所在的小环境对于组织决策的约束作用,体现为亚文化的影响。组织域(organization field)是制度分析理论中所使用一个的概念,相近的概念还包括“制度的同观态”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它们用来描述在同一个组织域中的组织在形式和运作方式上的趋同性和一致性现象。在公共组织中具有明显的“系统”特征,这个系统有时根据行业而形成,例如政法系统,水利系统等,也有时根据地域形成。组织在进行合作决策时,必须考虑同一个组织域中的其它组织在类似问题上的决策特征,与同一个组织域的组织差异甚大的组织合作决策,往往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存在较大的风险。

总的来说,政策资源对于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影响要远高于对于私人组织的合作决策的影响,这些是由公共组织的运作特征和环境所决定的。

2.3 结构资源

公共组织的结构资源不表现为对其他的组织施加的影响,而是组织自身的特征对于合作决策的促进力量,对结构资源的关注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有的公共组织易于做出合作决策,而有的公共组织则难于进行合作。公共组织的结构资源是指组织的决策体制特征、组织的文化开放程度、组织的资源自给程度、组织领导人的个人偏好等等因素。

公共组织内在的结构资源还意味着不同的公共组织,在面对相近的问题,相近的对方组织,以及相近的环境时,具备不同的合作态度。这正如个人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具有竞争、个体主义、合作与利他的分类[9],对于不同的公共组织,同样体现出这种组织的社会价值取向。

3 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过程

公共组织合作决策是在一系列资源因素影响下的利益最大化决策,这里的利益对不同的公共组织来说不尽相同,对于不同的公共组织来说,存在不同的利益组合。根据公共组织决策的理论,有众多的利益目标将进入组织合作决策的过程,本研究认为,在影响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利益目标中,既有短期利益,也有长期利益,既有个人利益,也有集体利益,既有经济利益,也有非经济利益,利益组合的构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整体环境、社会文化状态、组织结构等等。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目标,即是使得总利益实现最大化。

3.1 公共组织的理性合作决策与有限理性合作决策

我们认为,对于每一个公共组织,都存在一个利益组合的篮子,在环境、人员构成以及组织职能不存在大的变动的情况下,公共组织的利益组合相对稳定。对于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分析,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其一是理性的合作决策,如表1所示。

组织是否合作,取决于X与Y的比较,在一个理性的合作决策过程中,合作与否的决策是可以度量和预测的。一个理性的合作决策,是指在合作决策下,对应于特定权重的组织总利益能够达到最大。

但实际上,决策人由于事件发生时间的远近、对风险的好恶程度、对结果的认知等等方面的因素,对于合作或者不合作所导致的总利益大小并不能做到理性分析,因此实际的合作决策是一个有限理性决策。在一个有限理性决策中,各种利益的权重并非依据理性的分析和评估得出,而是依据一种近似权重进行评估。在有限理性决策中,公共组织决策者对各种利益的优先满足程度的判断是根据近似权重进行的,近似权重因人而异,因组织而异,因时间而异。例如,对于较近发生的,或者即将发生的事件,决策人会一般会给予更多的关注,事件对利益带来的影响也倾向于被放大,这也是马奇在有限理性决策模型研究中所指出的时间和注意力对于组织决策的重要性所在。

3.2 公共组织的利益组合

根据现有研究,我们认为在构成公共组织的利益组合中,主要包括了个人利益、习惯性利益、组织经济利益、一致性利益以及合法性利益五大类,这些利益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公共组织在进行合作决策时的目标。

个人利益是指公共组织的决策人或者少量的决策人群体在合作决策中所能够获得的个人经济、声誉、升迁等利益。个人利益对于公共组织决策来说虽然常常要求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实际上无处不在。我国的公共组织大多实行领导人个人负责制和决策的集中制度,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考虑会成为组织合作决策的重要因素。

习惯性利益是指组织的合作决策符合内部的习惯得到的认可所包含的利益。因为绝大部分的公共组织决策是建立在个人决策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合作决策能否得到内部的认可,既间接影响了决策人在组织内部得到的认可和支持,也直接影响了组织的稳定。

组织经济利益相对于个人利益代表了组织利益在决策中的地位,在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中,公共组织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是不同的,甚至政府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也是不同的[10],因此公共选择理论将研究目的界定为如何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政府利益最大化。因此,在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中,使得本组织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与个人利益最大化一样,同样构成了决策的利益目标之一。

一致性利益是指组织的合作决策符合同一个组织域的取向带来的认可度增加所包含的利益,一致性利益在公共组织的投票同盟、联合行动等形式中都能够得到体现。因为公共组织也往往不具备完全的资源,而必须依赖其它组织的共同行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同一个组织域的支持,共同进退,对于组织降低风险,提高效率是重要的。

合法性利益是指公共组织的决策符合法规的要求而使得组织行为的合法性增加带来的利益,这种利益往往与风险的降低、社会声誉的提高等相关。合法性利益对于公共组织的影响至关重要,前文也述及,对于公共组织的决策,来自于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范较多,是公共组织的应为准则。对于合法性的追求,是公共组织作出合作决策,维持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Christine也对于合法性在组织间关系中的作用给予了同样的重视,他把合法性看作是决定组织间关系形成的六个原因之一[11,11]。

在理性合作决策的利益权重中,不同的组织特征决定了其权重的相对大小,比如保守型的组织,其合作决策的合法性和习惯性利益权重较高;激进的组织,其组织直接经济利益权重较高;搭便车类型的组织,一致性利益权重较高等。而在有限理性的合作决策中,这些利益的权重将发生变化,组织可能根据最近的记忆以及期望来决定合作与不合作,虽然这种决策可能从长远角度是不符合组织总利益最大化的。

不同的利益在公共组织决策中形成利益组合,实际上这种利益组合也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组织决策中的体现。图1描绘了在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中,进入决策过程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其所具有的利益,这些利益以不同的权重进入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目标。

3.3 公共组织合作决策模型

根据前文对于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影响因素和决策目标的分析,我们提出如图2所示的公共组织合作决策模型。在此模型中,基于互动、政策和结构资源的共同影响,组织为了实现利益组合的最大化,将在四种可能的组织间关系中进行是否合作的决策[11,11]。

4 研究结论

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形成于内部,而影响到与其相关的公众利益,因此对于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需要关注研究。首先,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形成,它有赖于一系列资源的充分程度。具体来说,潜在合作对象所具有的互动资源,本组织所在环境的政策资源以及本组织自身具备的结构资源,都能够促使组织合作决策的形成。

其次,组织进行合作决策的目标表现为一个复杂的利益组合形式,众多的利益相关方以不同的利益表现形式进入组织的合作决策过程。其中,决策人、内部相关人、组织本身、关联组织以及公众在公共组织中都有不同形式的利益。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遵循有限理性决策的过程,时间和注意力等因素都能够扭曲和改变组织对于利益的理性判断。

再次,对公共组织而言,合作决策的结果往往是偏离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的,对于这种情形下的公共组织决策矫正,需要从调整资源配置的角度,使得在合作情形下组织的利益组合能够实现最大化,以实现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稳定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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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HRISTINE OLIVE. Determinant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gra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0,15(2):241-262.

公共项目决策 篇6

一、相对于直接民主的比较优势:真正直接参与

直接民主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民主形, 每一个公民都有权直接参与所有政策的制订, 而方法是全体投票来决定。如古希腊的公民大会就是一种备受称道的直接民主形式。这种民主的基本特征是全体公民是统治者, 参与政治, 集体掌握国家最高权力, 公民集体内部相对平等, 法律至上。

直接民主的思想是拒绝一个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社会, 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所有公民都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其原则是谁也不能自封为统治者, 谁也不能以个人名义握有不可让渡的权力。在一个共同体之内, 在牵涉到大多数人关心的利害问题上, 由全体公民运用直接民主来进行公共决策。

其实, 直接民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它是建立在小国寡民的基础上。而且, 就是在古希腊城邦中, 奴隶、妇女、工匠等没有公民资格, 换言之, 这些人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 更没有参与公共决策的可能。可见, 直接民主并不能普遍地体现全体人民的意愿和要求。随着疆域的扩大和公共事务的庞杂, 任何公共决策都由直接民主来裁定难成现实。

而网络协商民主则不同, 它真正地无歧视地面向所有公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 网络向所有地域的所有的人开放, “天涯若比邻”已成现实, 只要你愿意, 在“地球村”的任何地方, 都可以就自己关心的公共决策直接参与, 发表自己的看法, 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 甚至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新交规”出台后, 身处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许多网民, 通过跟帖、发帖、发微博等许多方式表明对“史上最严交规”的看法, 从理论上指出“新交规”严重违背“牛顿第一定律”, 从实践上说明“新交规”的不可行性, 劝服政府改变和纠正原来的偏好, 最终官民达成共识, “新交规”在实施6天后被叫停。

二、相对代议制民主的比较优势:纠正精英决策的不足

正如萨托利所言:“如果说古代民主是城邦的对应物, 那就是说它是‘直接民主’, 今天我们已不可能亲身体验那种希腊式直接民主了。我们的所有民主都是间接民主, 即代议制民主, 我们受着代表们的统治, 而不是自己统治自己。”[1]公民不是亲自而是通过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 称为代议制民主。[2]

古代的直接民主随城邦的解体或疆域的不断扩张而悄悄地消逝在历史的记忆里。近代民主思想家虽然承认国家权力属于人民, 但他们几乎众口一词, 认为人民不适合直接掌握国家权力。他们认同中世纪成长起来的代议制民主, 由人民选举出代表掌握国家权力。公民的民主权利体现在他们选举代表的权利上。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属于一种代议制民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这一制度的建制原则。这种民主形式中, 多数公民并不直接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 而是通过选举能够代表自己意愿的人大代表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来间接行使主人翁的权力。这种民主具有议事成本较低、决策及时快捷等效率优先的优点, 但是, 兼顾公平在决策时往往只出现在官方文件或传统媒体的话语里。代议制民主中委托人权利的流失存在着常态性风险, 由于权力和利益的驱使, 被委托人一旦“代表”从事公共决策时, 或者被权力“收编”, 或者被资本“绑架”, 被代表的委托人权利流失的风险几乎在所难免。

2012年2月27日, 青岛市政府下发《关于在全市开展植树增绿大行动的通告》, 之后, 一项轰轰烈烈的“植树增绿”运动展开, 但惹起市民的反感和不满。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利民的大树也不能硬栽》指出“本是令市民受益的生态工程, 可不少市民不但‘不领情’, 反而从论证公开、成本核算、种植密度、位置布局等多方面提出质疑。”[3]青岛市相关部门公开道歉, 承认存在论证不细致、沟通不主动等问题。

青岛“植树增绿”工程还写在了经人大代表们审议并通过的青岛政府工作报告里, 可见, 人大代表有时并不能完全代表人民, 代议制民主有时并不完全能“为民做主”。

在青岛“植树增绿”事件中, 网络成了表达民意的重要平台, 也是促使政府最终妥协、凝聚共识的强大推力。伴随着网络的便捷性优势是公民参政议政成本的降低, 这为公民自己代表自己、表达意愿诉求提供了平等协商的机会。我国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公民有权根据法律的规定表达自己对公共决策的看法。作为网民的公民, 理所当然地拥有这种表达权, 其利益诉求通过网络协商民主予以充分表达, 并能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全貌, 甚至揭示许多深层社会问题和矛盾。与传统媒体相比, 网上环境相对要宽松的多, 网络言论比较自由, 对有些话题一些网民言辞尖锐, 所以网络在反映社情民意、形成共识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成为民众表达愿望和要求、释放情绪和缓解心理压力的重要渠道, 具有社会“安全阀”功能。所以网络协商民主具有代议制民主不具有的一些比较优势。

三、相对于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平等协商

协商民主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 通过普通的公民参与, 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协商民主有助于矫正代议制民主的不足, 同时也有助于不同层面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实践。协商民主倡导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 公民与官员之间就共同相关的政策问题进行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协商民主具有多元性、合法性、程序性、公开性、平等性、参与性、责任性和理性等8个基本特征[4], 所以在公共决策中, 通过协商民主方式, 政府可以最大限度捕捉到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利于打破公共决策的封闭神秘色彩, 满足公民的参与权和知情权, 增强决策过程透明度和公开化, 弥补决策过程中的“有限理性”, 还可以有效整合政治精英论证、知识精英论证和利益团体政策论证的制度平台, 强化决策责任约束机制的功能, 有助于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5]

但是, 理论上的完美并不能弥补现实中的缺憾。在具体实践过程中, 协商民主承诺优势特征往往受到许多限制。如“持续的不平等”就是个难以跨越的坎。众所周知, 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是有口皆碑的。其中“扁屿村的民主恳谈会仍然无法避免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影响”……现有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仍然从以下途径或机制渗透进来或者得到体现:“首先, 不同社会地位和阶层的人有着不同的行动能力”, “其次, 不同地位的人获得信息机会也很不相同”, “再次, 强势阶层的‘强大’和弱势阶层的‘无助’和‘自我谦卑’同样影响民主恳谈会中的平等状态”, “最后, 社会不平等对于村民日常生活的持续影响与民主恳谈会的时空局限性, 也波及协商民主的实践……如果在恳谈会上很直率地表达不同看法, 会后会收到报复和‘秋后算账’吗?”以上四方面的因素显然是对民主恳谈会和协商民主构成的严峻挑战。桑德斯和杨都强调在协商过程中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协商民主对穷人、女性和弱势群体是歧视的。[6]

可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 协商民主与代议制民主一样, 也属于精英民主, 决策议题的设置、人员的邀请、主办方指定等事宜全是精英说了算。

网络上公民都是一个个平等的主体, 正基于此, 网络协商民主彰显的活力正在改变着时下的政治生态, 并平等地把网民有效地纳入到“人民主权”的体制中。托克维尔曾以其深邃的眼光透视出:“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 是事所必至, 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 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扰, 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在帮助它前进。”[7]

2011年3月初, 南京地铁三号线将迁移超过600棵梧桐树的消息,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孟非、乐嘉、陆川等人在微博上发起“拯救南京梧桐树”的活动。3月20日, 南京市副市长陆冰称, 地铁三号线的移树工作已全面停止。而政府将公开征集民意, 以进一步优化地铁建设方案, 事件告一段落。

南京修地铁, 理该利国利市利民。动工前, 也开了一些会, 就如何修进行民主协商。但在这种协商民主的人际交流中, 权力的不平等直接导致对话的不平等, 与长官对话, 长官意志, 下属一般是不会当面反对的, 甚至更多的是附和、叫好。

而网络协商民主真正做到了没有官民之别,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并赋予每个人平等的身份, “移树工作全面停止”, 是网民与政府对话、协商凝聚的共识, 是网络协商民主成功实践的又一范例。

四、相对于网络民主的比较优势:理性表达

“网络民主”, 最早是由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 (Mark·Slouka) 在1995年提出的。他认为“网络民主”可以理解为以网络为媒介的民主, 或者是在民主中渗入网络的成分。同年, 美国学者Rick Henderson在讨论美国电子化议会改革时, 也使用了“Cyber-democracy”[8]即借助网络信息技术这一工具而实现的“电子民主”、“数字民主”等新渠道、新形式。2010年3月10日,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 周天鸿委员在题为《推进网络民主建设, 建设新的有序民主参与渠道》的发言中说, “网络民主”为民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渠道, 为民众的政治参与营造了新的公共空间;培育了民众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增强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强化了民主监督的效力。网络具有匿名性、低成本性、去中心化等特点, 其开放的结构、分散化的网络管理、海量的信息资源, 使网络具有匿名性、去权威性、平等自由等浓郁的民主底色。

与匿名性随影相伴的是非理性, 非理性则是网络民主的一大痼疾。网络发声、留言的低成本使得更多的人纷纷“触网”, 许多人就产生了一种责任分散乃是没有责任的心理, “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 “网络极化”现象颇为普遍。“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 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 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 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9]

以追求民主政治、言论自由为驱使, “仇官”、“仇富”的网络表达等无所不在, 无官不贪, 无富不脏, 对外又表现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 如在2003年“新干线之争”、2008年“抵制家乐福”等事件上, 谩骂声充斥网络, 非理性爱国的声音远远超过理性思考, 甚至出现“多数人暴政”的情况。

相对于网络民主, 网络协商民主不只是多了“协商二字, 观点上的不同、认知上的差异, “和而不同”的背后是理性的力量, “有话好好说”、“有理慢慢讲”。如对已经实施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许多网民从人口结构失衡、养老金严重缺额、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人口红利下降、老年化程度加快等角度, 理性论证人口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与政府对话、协商, 终于在“单独二胎”这个关乎每个家庭的改造上达成共识。

社会在发展, 时代在进步, 民主也体现出鲜明的与时俱进的品质。网络协商民主虽然不能完全取代其他民主, 尤其是代议制民主, 但作为一种民主形态, 网络协商民主的理论承诺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摘要：网络协商民主在公共决策时, 体现了直接参与、弥补“被代表”的不足、平等协商、理性表达等民主精神, 提高了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具有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协商民主和网络民主不具备的比较优势。

关键词：网络协商民主,公共决策,共识

注释

1[1][美]乔万尼·萨托利著, 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 2009年4月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P280

2[2]陈振明主编:《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9月版, P420

3[3]李强:《利民的大树也不能硬栽》, 人民日报2012年4月20日

4[4]陈家刚:《协商民主:概念、要素与价值》,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第3期

5[5]王学军:《协商民主与公共决策》, 《天府新论》2006年第1期

6[6][澳]何包钢:《协商民主:理论、方法和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P58-59

7[7]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 (上卷) , 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第8页

8[8]Rick Henderson.Cyberdemocracy infomedia and politics, Reason April, 1995

公共项目决策 篇7

一、传统媒体:“计划生育”国策不容协商

1. 效率优先的渴望

改革开放窗口的打开, 国人终于知道中国与世界隔绝是多么的久远。当年“赶英超美”的梦想不仅没有实现, 而且差距再次拉大。面对当时贫穷落后的现状, 国人都在反思, “众所周知, 从解放到现在, 我国人口增长过快, 给国家带来了不少困难, 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1]

其实, 对人口问题的探讨与争论始于1950年代。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旨在控制人口增长。毛泽东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 只要有了人, 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媒体很快一边倒, 掀起了围剿马寅初的高潮, “控制人口论”遭到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所有媒体的批判。此后20年的生育高峰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大根源, 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对此颇有共识。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错批一人, 误增三亿》一文认为, 1959年毛泽东“错批”了马寅初, 从而导致1959-1979年“误增”了三亿人口。同年, 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第一批610万孩子领取了独生子女证。1980年9月25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3月国家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1982年, 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计划生育, 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通过的宪法中, 第一次把计划生育写进了总纲:国家推行计划生育, 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可见, 独生子女政策的诞生背景, 是改革开放初期对效率的迫切需求, 效率指的是在达到同样的目的下, 使用的时间最少。效率优先成为当时经济运行的准则, 实质是结果唯一论, 发展生产力优先。既然人口众多拖了效率的后腿, 那么控制人口增长自然成了是人口政策的导向, 体现了当时政治精英期盼国家脱贫富强的急切心态和焦虑。

宣传国策, 凝聚共识, 媒体责无旁贷。

2. 传统媒体对“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的宣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国媒体具有“政治家办报”传统, 必须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遵守宪法、法律, 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然党代会报告、宪法都强调计划生育的重要性, 对这一国策的宣传就成为媒体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了。

其实, 早在1970年代后期就有一些知识精英对“一胎化”政策提出质疑。1979年梁中堂就警示了实行“一胎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 认为“一胎化”会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王金营对1972年以来人口发展的动力学研究表明, 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最小贡献为57.88%, 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贡献了61.21%, 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1980年前后两个政策阶段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趋势并无显著区别。[2]但是, 媒体宣传国策是刚性的, 也是绝对“去协商”的, 不容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

可见, “独生子女”政策一开始, 对此质疑声就不曾断绝。只不过是作为学术观点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传播。大众传媒对国策的宣传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 知识精英的质疑声、民众的意见和需求, 只能从某个侧面被大众传媒包装为“只生一个好”等国策话语, 同样, 民主协商也只能在官方文件中出现, 从而成为大众传媒抽象而美丽的修辞。

“男孩女孩都一样”, “还是一个好”, 类似的国策口号在媒体中演绎着一个个少生快富的故事。但中国老百姓期盼“儿女双全”, “再生一个”就是违反国策, 没有协商的可能, 这时大众传媒只能“接天气”而不会“接地气”, 上情可以下达, 下情难于上达。于是老百姓用行动与国策无声地“协商”着:偷生躲生。1990年春晚黄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从某一侧面反映了老百姓对国策的无奈。其中黄宏一句台词“据我观察, 没有发现敌情。”把执行国策的计生干部看成敌人了。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基层计生干部工作方法的粗暴、无理甚至无人性。从一些计生标语上略见一二, 如云南楚雄某农村:“一人超生, 全村结扎!”四川某地:“该扎不扎, 见了就抓。”山东某地:“能引的引出来, 能流的流出来, 坚决不能生下来。”湖南某县的生育计划标语:“谁不实行计划生育, 就叫他家破人亡。”[3]对违犯计划生育政策的对象采取“抓、打、关”等非法行为, “株连” (“连族、连户、连亲戚”) 非法关押、罚款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如果超生户家里没有钱, 有时搬走家里的家具物品, 甚至用拖拉机拉着钢丝绳拉倒房子。这些就是发生在莫言老家的真实情况。[4]由于计划生育实行“一票否决”制, 与地方、单位主要领导政绩捆绑在一起, 对此传统媒体作为成功的经验介绍比比皆是, 而对一些极端行为往往是避而不 (播) 报。

3. 对精英“全能主义”的迷信导致公民个体政治主体性的普遍缺失

1980年代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 知识精英的话语往往被官方、民间毫不怀疑地赞赏并接受。1798年, 32岁的英国青年学者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原理》, 认为人的性本能造成人口呈指数级数增长, 食物供应只能呈算术级数增长, 所以人面临着激烈的生存威胁, 为此必须控制人口, 否则战争和饥荒在所难免。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爆炸》、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对人口的增长都表示担忧。

中国学者如马寅初、宋健、王士铎也有类似的担忧。1980年10月3日宋健在《光明日报》发表《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 指出“把人口增长速度降下来, 是当前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紧迫任务……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1980年代以来, 媒体的宣传口径相当一致, 中国地大并不物博, 人口众多, 无论什么一经“人均”就不多了。GDP总量即便排在世界前几位, 但由于人口分母太大, 人均GDP却排名很后, 因此需要降低人口分母, 控制人口增长。

知识精英的一家之见与政治精英的战略思考, 加上媒体的悲情宣传, “全能主义”政治导致了公民主体性的缺失。“全能主义”是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5]全能主义的核心表现为政府与民众的“命令-服从”关系, 革命战争年代向极限挑战的成功先例给执政者留下深刻的记忆。任何人的认识与知识都是有限度的, 不经广泛协商的全能主义精英政治使决策带有相当大的权力意志和空想色彩, 从而造成公民个体政治主体性的普遍缺失。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合意”通过中央集权对群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 被动员起来的群众以集体的形式作出统一的行动, 被动员的一方只存在整体的“人民”, 不应该存在有差异的个体。为了实现“国策”的意志, 不仅不能张扬个人的主体性诉求, 甚至要牺牲个体。精英更多地从理想的目标出发而不是多样化的现实状态出发, 更多的是实现国家统一意志和社会的一致性, 而不是基于社会的多样化和个人自由而产生的自主性。[6]

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中国具有几千年的文明史, 帝王史贯穿其间。新中国建立后, 人民当家作主, 但帝王权力的惯性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既定, 持异议者发声甚微, 作为人民“喉舌”的传统媒体往往在一片“坚决拥护”、“万众一心”中表示拥护和支持, 少数人观点甚至正确的观点甚至被其错误地批判, 民意只是在官方宣传话语中得到尊重, 实际上更是被边缘化。

二、网络:搭建“人口政策”公共协商的新平台

中国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 从国家级媒体到各级地方媒体, 可以说是阶层制十分严格的行政化传播组织, 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因此, 对大政方针的宣传必须恪守上下口径一致的原则, 对“独生子女”引发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担忧很难有发表“异见”的机会。网络生逢其时, 以其便捷自由、公开透明、平等互动等优势促使公民主体性觉醒, 为公众参政议政提供一个公共协商的新平台。

1. 表达自由

网络是个自媒体, 人人都是记者, 人人都有个麦克风, 这为公共决策中公众进行自由表达提供了技术支持。传统媒体是专业性很强的组织机构, 有着严格的“把关”规定。传播自由在传统媒体中是一种追逐的“迷思”, 能获得多大程度的自由完全取决于操盘手们的施舍。网络的传播自由改变了这一状况。

网络协商的主体是自由的大众和政府及其公职人员, 协商内容主要是大众对时政态度、看法的自由表达, 传播效果由公众自由评判。网络协商体现了网络传播与生俱来的魅力。独生子女真的好吗?“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了30多年, 伴生着人口结构失衡、干群矛盾激化、侵犯人权、劳动力短缺、“未富先老”、独生子女的人格缺陷等许多社会问题频频见诸网络, 网民从“一小二少四老”家庭结构的弊端自由充分地表达了自己观点和担忧。网民康博涛微文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如果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终极目标, 那就错了, 当经济大幅发展之后, 人们的生育意愿会变弱, 越富的社会, 生育率越低, 君不见亚洲发达国家及地区如日、韩、香港等, 生育率在1.5以下, 人口会随经济发展逐步回落的。当今之政策, 是以减少儿童数量来消减当年鼓励生育之错误。”[7]提出了独生子女政策应该解禁的看法。作为一个极为普通的网民, 言论如此自由表达在传统媒体上是难以想象的。

2. 主体平等

网络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不曾谋面便可坦诚自由交流的匿名性, 这便使得网络协商的主体平等得到保证。协商主体的平等是指网民与政府及官员之间在虚拟的世界里, 由于彼此匿名, 互不相识, 没有权力高下之分、财富多寡之别、威望大小之异, 但都可以平等自由地发表观点, 实现彼此的沟通, 彼此对话无所顾虑, 可以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及话题进行充分的讨论, 宣传国家大政方针、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平等性贯穿于网络协商的各环节, 公共利益是他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从信息的发布、政策出台前的咨询、互动回应到事件的办理再到效果好坏的反馈, 主体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其中, 没有现实政治生态中由于科层制带来身份的差异而使得人们不敢讲话或不敢讲真话。在网络世界里, 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名字叫“网民”, 为了公共利益走到一起来, 我们彼此称呼对方为“网友”, 既然是朋友, 理所当然是平等的, 所以协商主体的平等性赋予网络协商无限的生命力。网络上进行“单独二胎”调查, 不管你是官是民, 都只拥有平等的一票, 至少不会公然出现“1>99”违背民意的情况发生了。

3. 互动性强

互动性强是网络协商的一大特色。我国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生态等国情的特殊性原因, 代表民众问政的人大、政协、信访、听证等机构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种精英式代议制民主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加之在官民具体互动过程中, 权力结构的阶层化明显, 协商主客体并无实质上的平等, 越级互动 (如上方) 又受到诸多掣肘, 客观地说, 公共决策的协商渠道并非十分畅通, 所以官民互动范围较小, 频度也不是很高, 一些民众在与政府及其官员交流时有时表现得理性不足, 甚至有少部分民众伴有消极抵触情绪, 所以民意得不到及时表达, 相关政策民众也不够理解, 政府态度和想法得不到有效传递, 这种沟而不通的情况影响官民互动, 不利于民主制度的建设。基于现代技术的网络协商, 官民互动频率高, 民众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可以先说话, 多说话, 说明白话, 政府和官员可以做耐心的倾听者, 也可以细致地看, 多听多看, 了解社情民意后再多做, 促进官民关系的和谐。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网站和官方微博上, 关乎“单独二胎”的问答颇是热络, 其互动频率高于以往任何时候。解释“单独二胎”并非放弃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国策不会改变。民众通过网络协商、官民互动, 对“单独二胎”政策也有更多的了解。

4. 快速便捷

网络协商便捷、低廉, 只要上网,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参政议政。同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上网费用也会越来越低廉, 打开政府网站, 三言两语提个建议, 或表达对某项政策的看法, 瞬间可以完成。

5. 公共理性的张扬

网络协商剔除了利己主义的私人理性, 表现为卢梭认为关涉公共善的公共理性。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就是指“各种政治主体 (包括公民、各类社团和政府组织等) 以公正的理念, 自由而平等的身份, 在政治社会这样一个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之中, 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 以产生公共的、可以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8]茅于轼在新浪博客发表博文《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紧急呼吁———学者的联合建议》 (2012.08.18) 从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人口发生的主要变化、按照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 未来的二十年内必将发生的事件、如果不改变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 将发生的事件、应该改变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看法、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育政策等几个方面来阐释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9]梁建章、何亚福、易富贤等用翔实的文献材料从历史纵向性、空间横向性等角度发表大量微文、博文, 颇为系统地分析论证计划生育无利于家、无利于国的事实, 许多网民或跟帖、或发表评论、或赞成、或反对, “忧天下之忧”流露于字里行间, 其公共理性的张扬不无体现了“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情怀, 通过这样的网络协商来参政议政, 无疑推动着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健康良性发展。

三、网络协商:公共决策科学民主的路径选择

公共决策前必须有协商这个环节, 这是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党的十七大要求, 要把协商纳入决策程序, 充分体现了协商在党和国家决策程序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 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网络迅速发展, 极大地改变了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参政议政的途径, 网络是各种信息资源获取的渠道和交流的平台, “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民主的精神, 因此, 将网络协商运用到政治生活中, 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将会大大提高。

1. 发布权威信息, 为公共决策消除盲点

政府既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 更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一个公共决策的颁布、实施, 要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充分公开信息, 发布权威信息, 必不可或缺。网络悄无声息地把人们带到信息社会, 信息已经成为人们的基本生存方式和交流手段。只有保持信息自由流动, 满足公众知情权, 才能提高他们的研判能力。

网络提供了更加丰富、全面、权威的信息, 为公共决策的制定消除盲点, 便于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主持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 研究结论是, 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达到72.35%峰值, 此后转而下降, 2030年以后可下降到67.42%, 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家长进入老年, 我国已开始进入少子老龄化的新阶段。目前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已达到49.7%, 农村空巢和类空巢家庭也达到48.9%。二胎政策对全体家庭开放的占50.2%, 超过半数。这些信息通过网络发布, 让公众对我国人口结构不合理、老年化程度高的现状有清醒认识, 同时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期盼乃至有生育更多孩子的意愿也不做无原则的迁就, 通过网络协商, 让一些人认识到多生孩子对家庭、国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不利, 消除了认识上的盲点, 提出“单独二胎”政策更符合我国国情, 并最终达成共识。

2. 搭建网络协商平台, 凝聚决策共识

现代社会是个多元化、碎片化的社会, 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群体都要在政治上有所表达。网络协商中, 参与主体身份的开放和话题讨论的开放能让他们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任何公民可以自由参与协商, 自由公开地发表言论, 不必受权力制约。民众以虚拟网民身份提出各种议题, 然后与其他公民自由互动, 形成公共舆论, 进而影响政府活动, 推动政府的决策过程。“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30多年, 给家庭、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隐忧, 网民通过网络调查、谈感受、发帖子、提建议等方式对“二孩”政策的期盼;也有人提出异议, 如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表示, 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不可取。而易富贤看法正相反, “假如没有超生会怎么样?没有超生的话, 少了1.43亿消费者和1.08亿劳动力 (1980年到1989年出生的孩子到2007年年龄分别为18-27岁, 并且大都已经进城, 是城市的黄金劳动力, 现在沿海各工厂抢的劳动力就是这个群体) 。人口决定消费, 消费决定需求, 需求决定生产。年轻人作为消费者比老年消费者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得多, 并且年轻消费者促使产业升级, 而老年消费者却使得产业停滞。没有这1.43亿活跃的消费者和1.08亿黄金期劳动力, 中国经济如何运转?”[10]对不同观点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 网民都能理性探讨, 平等对待, 最后达成“单独二胎”的共识。这表明网络协商平台的搭建, 公民参政的热情和能力得以提高, 一定程度上克服精英决策片面性的弊端, 也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网络协商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纳入到决策领域和决策过程中, 在分歧中求协商, 异中求同, 在差别中求“最大公约数”, 克服了以简单的多数进行决策的缺陷, 具有纠偏功能。这样, 既有利于维护多数人的利益, 又能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诉求, 同时, 能够消除疑虑、减少分歧、化解矛盾, 凝聚共识, 有利于经济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3. 完善网络协商机制, 促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以前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 是政府实施的公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活动策略, 其实是精英施政。但网络加剧了社会多元化、复杂化的现实, 倒逼公共决策也得与时俱进了。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 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 保护公众的利益, 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 使公民的利益表达成为公共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网络协商的实行,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公共决策不当带来的弊端。

“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 是公众、政府网络博弈、协商的结果。一方面, 公众合情、合理的意见、建议得到应有的回应, 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生育诉求;另一方面, 政府并没因循守旧, “萧规曹随”, 而是与时俱进, 通过网络协商, 了解民意, 完善决策机制, 维护社会稳定与进步, 并为未来其他公共事务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积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可见, 网络协商使得政府与公众实现了“双赢”, 是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路径选择。

摘要：公共决策过去是政治精英的事, 公共协商渠道不是很畅通。独生子女作为计划生育的国策实施已有30多年了, 传统媒体对这一国策的宣传向来是四平八稳, 不容协商。本文从表达自由、公开透明、平等互动、公共理性张扬等几个层面阐释了网络搭建“人口政策”公共协商的新平台, 并在发布权威信息, 为公共决策消除盲点, 搭建网络协商平台, 凝聚决策共识, 完善网络协商机制等方面论述网络协商是公共决策科学民主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公共决策,传统媒体,计划生育,“单独二胎”,网络协商

注释

1[1]杜元澍:《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进一步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学刊》1981年第1期

2[2]包蕾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50年评估及未来方向》中国改革论坛网http://www.chinareform.org.cn/society/manage/Practice/201007/t20100708_33005_1.htm

3[3]中国农村计生标语大全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619/14/8434947_219195511.shtml

4[4]2013年03月30日19:41来源:新华网《计划生育30年回望:山东少生5000万人》

5[5]邹谠:《中国20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4期

6[6]铁锴:《公民政治及其在当代中国的逻辑建构——主体性视域下的理性思考》, 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年8月, 第148页

7[7]http://weibo.com/kur5

8[8]John Rawls,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64, No.3 (Summer, 1997) , pp.765-807

9[9]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2e77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