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伦理（通用12篇）
公共行政伦理 篇1
规范国家公职人员的行政活动, 提高行政效率, 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国家公职人员在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业务水平外, 还需形成正确的行政伦理道德。公共行政伦理最终实施所依托的机构是公共行政组织等, 而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保障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共道德所涉及的面非常的广, 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与利益关系, 与公共伦理道德有相似之处, 但又不完全一样。
一、公共行政伦理概念界定
公共行政伦理是行政管理学中一个研究的重点, 然而时至今日, 还没有人能够明确的叙述公共行政伦理的具体所指。本文所说的公共行政伦理, 是指在公共行政活动过程中, 以公共行政的价值实现为目标, 调节公共行政主体、客体之间特定关系的伦理规范。其一, 公共行政活动过程是公共行政主体落实管理活动的全部过程, 包括公共行政的目标设置、事务确立、事务执行、工作成效以及反馈。其二, 公共行政价值是行政管理最终想要实现的目标 (正义、安全、稳定、幸福、自由、效率、公平、和谐等) 。公共行政价值不等同于公共行政伦理, 但也有研究者往往将二者混淆。公共行政伦理是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的手段, 而公共行政价值是实施公共行政伦理的目标, 公共行政主体与客体遵循公共行政伦理的程度越高, 公共行政伦理就越能确保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其三, 公共行政主体是指公共行政活动中权力的实施者, 公共行政客体是指公共行政活动中权力的接受者。权力实施者可以是具体的公职人员, 也可以是执行公共权力的法人或组织, 公职人员是作为个体的“权力人”, 而法人或组织是作为法人的“权力人”。两者之间既有所区别又有相同之处, 两者都是权力的主体, 也都可以成为公共行政伦理的主体与承担者。与公共行政主体相似, 公共行政客体可以是公民、公职人员等个人, 也可以是企业、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以及其他公共行政组织等组织的法人。其四, 特定公共行政关系是行政主客体在特定行政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人在社会中并不只扮演一个角色, 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 有着不同的公共行政伦理要求。
二、公共道德概述
公共道德即公德、善良风俗。我国最早提出公共道德概念的人是梁启超, 他认为: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 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梁漱溟也就公德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人类为参与团体生活所必需的品质。虽然上述定义在今天看来不够严谨, 但仍能从其中看出公德的两个重要特质:第一, 公德活动的主体是“人”, 不是狭义的某些“特殊人”, 而是广义的社会中存在的“自然人”;公德的活动地域是公共场所, 只有存在于公共领域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才能称之为公德。
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偏重私德而不重公德, 偏重于小家而不重大家。直到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 丧权辱国之后, 以“五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体系与当时迫切的救亡图存形势格格不入, 一大批仁人志士才开始反思, 也才意识到“公德缺失, 智慧不开”, 并开始思索“群重己轻, 舍私为公”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 在国家号召之下, 国民素质不断提升, 民众的个人权利意识不断向公平观念发展, 道德素质、公德思想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和丰富, 公德的内涵更加的成熟。公共道德超越了熟人社会, 是一类面向陌生人的行为互动, 公德不同于私德, 不局限于熟人之间的责任、利益关系, 而是扩展到与陌生的社会成员之间的责任、利益关系, 以及个人与团体之间的责任、利益关系。公共性是公共道德的基本特征, 这也就决定了公共道德所涉及的对象具有普遍性, 公共道德发生的场域具备公开性、透明性。公共道德具有消极性与积极性并存的特性, 即“有所为”与“有所守”的行为区分。同时, 公共道德具有自主性, 例如, 在传统模式下, 中国社会的“公”是自上而下的, 而新时代背景之下, “公”的范围、空间被扩大,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
三、公共行政伦理与公共道德的关系
行政伦理在整个的行政系统中属于一种精神性要素, 它是行政实践的价值指导性因素, 是公共行政的灵魂所在。行政伦理源于行政权力的运用与实施。行政伦理的目的是要运用伦理道德来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行为, 社会赋予行政管理者以必要的行政权力来行使公共服务的职能。行政管理者如若缺失公共道德, 在公共权力实施过程中极易将公权转为私权, 权力滥用、权力异化、腐败现象等多种行政问题, 损害了公共利益与政府形象, 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在行政活动中, 公共行政伦理与公共道德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公共行政伦理维护公共道德
公共道德与公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不仅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行为要求, 更是每一个公民需要严格遵守的义务。如果公民违反了公共道德, 轻者会受到社会的谴责, 重者则可能被有关部门处罚, 众多行政、治安处罚条例制定的依据来源于对公共道德的维护。私德能体现出人的修养与品格, 对于私德良好的人社会会予以赞赏, 但对于私德不高的人, 社会也无权谴责, 社会对私德的要求是可做可不做的。履行公共道德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做到的要求, 如果公民不履行公共道德, 不仅会破坏行为底线, 扰乱社会秩序, 更有可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公共道德的形成需要教育机构、社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的通力协作, 公共行政伦理是影响公共道德形成的关键因素。
(二) 公共行政伦理建立在公共道德基础之上
私人决策与政府公共决策存在较大的差别。从责任角度分析, 前者所导致的不良的后果由私人独立承担, 但后者涉及的面更为广阔, 往往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承担;从财产处理角度分析, 前者的财产的处置体现的是私德, 可以完全受个人喜恶支配, 而后者进行财政预算则不能掺杂个人情感, 必须以公共意志为指导, 充分的展示社会公德;从行为约束角度分析, 私人决策不受或是少受国家法律约束, 而政府决策以国家法律为纲领落实, 并以法治手段防止公职人员出现行政问题, 也使得公共机构与行政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刻板、冷漠的表现。赋予公职履行者权力, 在公职履行中拥有强制性方法与手段, 在一定层面上保证了公共权力有效实施, 但也存在公权威胁私权的问题。不可能对公权行使的每一个步骤都做详尽的制度要求, 公职活动包含了大量的自由裁量权行使空间, 公职人员可能利用这些空间做出不当行为。公务行为即能维护社会利益, 也有损害社会利益的可能, 因而必须将公共道德作为公共行政伦理的基础, 才能使政府行为回归到社会本位上, 提升公务活动的层次, 摆脱行政人员的个人利益观与部门利益观。
由于传统伦理学理论具备多面性, 不同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看法, 这也就使得公共行政伦理实施不可避免的出现分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人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 主要包括如下三种:第一, 立法论者主张设立伦理法典, 约束、限制、引导国家工作人员的公职行为。从理论上讲这一办法能够发挥出一定的作用, 但是日常伦理决策过程繁杂特殊, 法典的设立也因此存在非常大的困难;第二, 美德论者强调个人品质, 他们认为主体性可以弱化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冲突。然而美德论的落实也同样遭遇了困境, 因为难有量化美德的指标, 美德量化成本难以预计;第三, 道义论者认为只有符合了人道的行为才能具有价值。故而需要从人道行为以及价值两个方面出发分析。然而。价值论关系着行为效果, 体现在国家、政府方面则表现为政绩, 而这无疑会导致部分公职人员为了取得突出的政绩采取不正当的手段, 与公务活动的初衷背道而驰。国家公职人员的政绩观需要经过道德辨思, 利用公共道德对政绩进行价值引导, 公共行政伦理需要建立在公共道德基础之上, 指导公务活动。
(三) 公共道德与公共行政伦理相辅相成
伦理问题的实质是价值问题, 任何形态的伦理都需要提供与之相应的价值原则。因此, 行政活动只有具备了行政伦理价值, 才能被社会、大众认同, 也才能够有效、合理、快速的落实。现阶段, 许多公职人员在衡量公共行政活动的时候, 不能重点把握, 甚至是忽视了伦理价值目标、社会道德风尚、公众道德等参数, 而只是片面的追求经济效益与物质财富增长, 庸俗的唯物论倾向, 使得公共行政伦理价值在行政过程中被丢弃, 个人落实独立道德判断缺乏空间, 道德判断自由未被尊重, 组织方面亦不重视, 继而导致公职人员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存在道德屏蔽现象, 部分公职人员以社会人角色规避个体道德功效, 以行政者的角色规避社会道德监督。因而需要加快行政伦理目标的现实化进程, 提高公职人员道德判断能力、水平, 确保行政行为能够被法律以及道德约束。
四、结束语
公共行政伦理是公共行政活动过程中, 以公共行政的价值实现为目标调节公共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客体之间特定公共行政关系的伦理规范。公共行政伦理维护公共道德、公共行政伦理建立在公共道德基础之上, 公共道德与公共行政伦理相辅相成。在行政活动中, 每一个国家公职人员都应养成正确的公共行政伦理与公共道德, 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公共行政伦理是行政管理学中一个研究重点, 公共道德是善良风俗的别称。公共行政伦理与公共道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分析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公共行政伦理概念出发讨论, 概述了公共道德, 分析了公共行政伦理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关系, 希望能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帮助。
关键词：公共行政伦理,公共道德,公职人员
参考文献
[1]刘祖云.行政伦理关系研究[M].人民出版社, 2007
[2]余玉华, 杨芳.公共行政伦理学[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3]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公共行政伦理 篇2
关系、伦理关系与行政伦理关系
人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存在,关系作为人难以摆脱的一种存在境遇,已经受到当代哲学家的高度重视,因此,“关系本体论”渐渐浮出水面.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一些著名学者提出了伦理关系的本体论意义,以强调伦理关系的基础存在性,旨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在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治理领域中,行政伦理关系是一种实体性的关系.理论研究的三维视角,可以解析出这一实体性关系的十种存在形态.
作 者：刘祖云 Liu Zuyun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95刊 名：湖南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HUNAN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6)分类号：B82关键词：关系 伦理关系 行政伦理关系 道德治理
公共性的政治伦理理解 篇3
可真实的情形却是,我们的确亲身感受现代政治生活的公共性,不仅是在形形色色的民主选举活动中,或是在法庭内外,而且在形形色色的名人隐私曝光事件中,或是在诸如孩子们的幼儿园里、城市乃至乡村川流不息的人流里。如果我们接受费孝通先生关于“公共领域”即“陌生人领域”的公共性解释的话,就不难理解现代人的这些公共性生活经验。可是,在这些迅速变幻着的现代公共性镜像中,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究竟可以“公共”或实际“公共”了什么?更确切点说,一方面,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经验并分享着现代人的“公共性”理解。如果我们认可现代人的一般“公共性”概念,将之大致界定为公开、透明、分享,或者还能接受阿伦特所强调的“复数”或“多样性”、“共同性”(commonness)的“公共性”特征描述,那么,诸如联合国辩论议事、规模和仪式越来越盛大的各种国际体育竞赛、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以及上至国际和国内社会民主制度(无论是组织的、选举的还是协商的民主制度)的不断推进、下至各种救灾减灾机制和公共健康体制的形成和演进等等,当然堪称现代社会之“公共性”的典型经验,更不用说现代人放言高论且正在经受的所谓“全球化”经验了。所有这一切都公开地摆在我们面前,仿佛一览无余,而且真的是“我们”(而非只是“我们”中的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正在“共同面对”、“共同分享”、“共同分担”这一切!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不禁要问:联合国的议事有多少达成了公共一致?又是如何达成公共一致的?其公共性程度究竟若何?即便是像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纯粹的体育竞技比赛又能有多少公共的经验分享?巴黎市长和萨科齐总统对于二○○八年北京奥运会的经验与北京人、中国人、非洲人的经验有多大的“公共性”?在最近发生的希腊火灾中,欧共体的救灾机制发挥了多大的公共作用?我们确实正在共同经受着世界金融危机的痛苦,可我们真的公正地分享了全球化带来的福利和喜悦了么?非洲人是如何体验经济全球化的?为什么全球化的光临非但没有减少民族国家的分解和国际冲突,反而使得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民族国家急剧增加而非减少呢?一次又一次此起彼伏的民族冲突事件究竟说明了什么?更值得我们多费思量的问题是:同样是面对民族冲突事件,为什么西方国家(从多数政治家到多数学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将他们自己国家的民族问题看成是文化问题,采取“去政治化”的立场,而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问题却采取政治化立场,将之强行而又简单地置于“民主”、“人权”、“民族正义”的概念框架内来大加讨伐呢?
看来,关于“公共性”的理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首先当然是一个政治问题,然后更为复杂的,它还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甚至根本上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罗尔斯、哈贝马斯等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如是观,尼采、阿伦特和施特劳斯等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家也作如是观。不过,即使在他们之间,公共性的政治理解或者对政治之公共性的理解却又如此迥异,仿佛在哲学家们之间也鲜有“公共性”!由此可见,即令在哲学观念这个最为抽象——注意:理论抽象常常被视之为人类致达所谓“普遍”、“家族类似”和“公共分享”的最后通道——的王国,“公共性”也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一问题的要害在于:作为事实陈述的政治的“公共性”实际远不等于作为价值评价的“公共性”的政治,因为人们对于政治的“公共性”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即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只有这样看,才能理解西方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对于发生在本国和他国非常类似的民族问题,会采取“去政治化”和“强政治化”这样两种明显相反的立场。
或许我们应该这样说,对于现代人来说,政治的公共性尚且勉强可解,可对于公共性的政治性却显得难以理解,甚至是故意淡忘。不幸的是,这一判断或许更切合当今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主流社会的普遍心态!
在“现代性”深入人心,以至于“现代心态”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常规心态或习惯心向的现代社会里,商业、市场、科技和行动的价值效应远远超过和掩盖了人们对公共社会和公共事务的政治关注,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出现的“投票疲劳症”和以此为基本症候的政治冷漠(罗尔斯将之形象地刻画为“袖手旁观”:“stand-off”)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再深入考察一下政治商业化(比如,金钱对选票和选民的左右、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利益交易等等)的普遍现象,就知道“选举筹款的多少决定选举的胜算多大”、“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一类的说辞是多么近似于现代政治的真理表达!孔夫子和古希腊哲贤注重的政治游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一种不可承受之重,以至于西方已有学者不禁感叹“政治(学)的终结!”
中国人对于政治一直有着特殊的兴趣,甚至有过相当过度的激情。十年“文革”期间,文化都被当成了政治,可以说创造了文化政治化的极端范例。教训当然深刻而又沉重!可“后文革”时代,经济成为中心,市场经济的洪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经济或者说市场已然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我们当成了政治,甚至是最大的政治,而真正的政治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转换成了经济或者偶尔被当成了文化。如果说,把经济当成政治还具有某种特殊情景下的政治策略的合理性,那么,将政治转换为经济就不仅很难得到正当合理性的辩护,而且还极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譬如说,让权力与金钱联姻并发生交易;让“金钱万能”不断浸润民众的思想意识,以至于最终成为多数人的日常行动指南;如此等等。就这样,我们对于政治的记忆在一天天淡化,而我们肩上的政治负担实际上却在一天天加重。
坦率地说,我们的确需要有政治和政治哲学,甚至需要阿伦特思想中的那种具有内在善恶特性的政治伦理。同大多数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同,阿伦特所讲的政治不属于“现代性”的政治范畴,毋宁说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些古希腊哲学家们的古典的哲学化的政治,更近似施特劳斯(或许还有施密特、奥克肖特、昆汀·斯金纳等人)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信奉的政治和政治哲学,在约翰·罗尔斯的两部代表作即《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中有过典型的表达:基于经济权益的公平正义分配被提升为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正义分配问题,因而也是且根本上只是社会基本结构——即社会基本制度体系——的制度安排问题;进而,如果说这样的政治理解仍然给各种不可公共化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留下了太多余地的话,那么,《政治自由主义》告诉我们,通过寻求一种基于“重叠共识”的“公共理性”,来重建政治的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基本使命便被限制为寻求超越文化多元和政治差异的普遍政治原则——政治之“合法性”、“正当性”、“公共理性”的原则——和基于这些公共(普遍)政治原则的基本制度建构,仿佛惟其如此,方可确保国家政治获得足够自律的公共性,当然也就不难确保公共性的政治正当和政治合法了。
然而,这不是政治公共性或者公共性政治的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也不是阿伦特乃至所有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家所理解的政治,亦不是她所理解的政治的公共性!更不是斯特劳斯等更趋于保守的政治哲学家们所理解的政治和政治的公共性!阿伦特所讲的政治,是一种具有公共——即人格“复数”、行动多样(差异)并具有某种共同价值——意义的权力行动。权力只属于公共生活领域,因此,人们将政治腐败界定为公共权力的私有化或私人资本化,这一点似乎是所有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家们所公认的。阿伦特的贡献在于,她一方面指出了公共权力行动的多样性和共同价值;另一方面又郑重地告诉我们,政治行动的共同价值或公共性并不意味着任何意义上的同质化和平面化,因之并不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治制度体系或公共结构,恰恰相反,某一行动或人物之所以具有政治的公共性和共同价值,并不是他(它)体现了某种普遍认同的原则规范,而是因其表现出了某种卓尔不群的独特品质,一种彰显差别、优异和创新的政治美德。照此观之,马拉松的行动之所以被雅典城民视之为卓越的公共典范,正是因为他为了向坚守城池的城民们报告前方抗击侵略者的战争获胜消息而跑死城门,他的行动不仅展示了一种超越常态的武士之艰苦卓绝的英勇和不屈的美德,而且展示了一名武士为了保卫祖国和人民而顽强牺牲的爱国主义政治美德,这样的行动和这样的战士当然应该成为城邦的英雄楷模,值得所有公民景仰和学习。这就是政治的公共性典范!扩而言之,某一人物及其行动具有公共性,当且仅当他(她)及其行动具备卓越超拔的公共引领价值和公共示范意义。如此,奥林匹克竞技比赛中的竞标冠军,或者追寻卓越并表现优异的战争英雄和时代楷模,都如同那些具备开拓创举的政治领袖一样,具有公共示范、公共榜样和公共引领的理想(价值)意义。
显然,阿伦特看重的不是社会基本制度或政治结构性的公共意义,而毋宁是政治语境中的人及其行动的公共意义,仿佛这才是政治的公共性本质所在。因之,她凸显行动和行动者的政治意义,将之同诸如“劳动”、“工作”等一般社会行为严格区分开来。阿伦特指出,“劳动”本质上是以物质实利为根本目的的“私人性”价值行为,因而既不具备公共性的维度,也不具备公共典范的价值意味。“工作”较“劳动”更具有现代行为意义,它同特定的“技术”或者“技艺”相联系,具有技术“制作”和趋同于产业化的特点,但却不具备公共典范的价值引领意义,因而它同样不具有政治的“公共性”。唯有“行动”才具备超拔于一般“劳动”和技术性“工作”的公共典范意义。“行动”必然对一切既定的秩序产生新的影响,无论是革命性的还是创造性的,都具有公共示范引领的意义。真正的“行动”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行为”,更非发生在所谓“社会领域”中的“行为”——这恰好是对真正的政治“行动”的限制,世俗化、实利化了的社会生活领域正是造成现代公共(政治)生活领域日趋萎缩和沉沦的主要压力和根本原因之所在。阿伦特反复强调,现代世俗化的“社会领域”的恶性扩张,造成对政治行动和政治公共领域日益强劲的挤压,致使现代人的行动和行动能力迅速衰弱,“平庸的政治”之恶到处蔓延,仿佛已然成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不可承受之轻”!
阿伦特的政治美德见解让我们想起了孔子和柏拉图、尼采和海德格尔(乃至整个存在主义)、施特劳斯和施密特。当孔子和先秦儒家强调“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时,他和他的儒家先贤们所关注的,绝不仅仅是“正”或“正义”的普遍规范原则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作为公共人物的政治家们其正义行动的公共示范和引领之社会政治作用。同样,柏拉图广受诟病的“哲学王”理念其实不应被理解为哲学家的政治特权预定,毋宁说,他不过是在表达这样一种政治理念:只有那些最富于理智智慧和公正美德的人,才配当国家的政治领袖。在这里,同样是对政治行动和行动者的政治美德或政治优异的推崇和认肯,如果我们不想成为一个单纯的制度主义或者普遍规范主义的信徒,这种推崇和认肯就有其值得尊重的思想价值。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尼采的“超人”理论,任何过度狂热的个人英雄主义都会给人类及其社会生活带来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和道德遗害,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我们是否就因此完全转向某种“制度崇拜”?即便是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已然出现一种制度(规范)主义的“路径依赖”和“趋同化”、世俗化和实利化的行为主义风尚,仅仅满足于建构普遍有效的或者底线式的原则、规范、制度——借用罗尔斯的术语来说,就是“最大化的最低要求”——就足够了吗?这是一个政治哲学的当代主题,更是一个“现代性”的政治难题。事实上,现代人的“制度崇拜”并未真正摆脱人对自我主体性的自恋性崇拜,只不过将这种崇拜中介化、形式化了而已:因为无论是何种制度都只能是“人为的产物”,所谓“制度崇拜”,只不过是把人的自我主体性崇拜转换成了人对“人为化的产物”的崇拜罢了。
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再次陷于一种两难选择:要么,顾虑于现代社会的商业化、世俗化现实,选择让政治完全“适应”经济的世俗主义的路径;要么,坚持某种或者某些经过理论创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传统,不仅保持政治与经济之间应有的价值张力,并且保持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理想链接。然而,更为艰难和复杂的两难选择还在于:若取前者,则又有可能陷入一种更深刻的两难处境:一种单纯“适应”自由(市场)经济的政治如何实现民主?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此种状况下可能实现的要么只能是无约束的自由民主,根本无实质意义可言;要么只会是背离社会基本正义的不民主、甚至是反民主——很显然,资本恣意驱动下的市场经济及其由之产生的“自然秩序”必定是一种严重不平等、不公平的自由经济和社会过度差距的“自然秩序”,按照资本的自然逻辑或运动规律,拥有着越来越多的财富和资本的少数人或少数人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同那些众多的不断被资本运动边缘化、贫困化的普通民众公平地分享和行使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这样的政治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公共性”。中外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实践证明:现代民主社会真正需要和普遍寻求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经济政治学,更不能是经济伦理学!
于是,我们可以欲求的正当合理的选择路径只能是后者,即:保持政治与经济之间“必要的张力”,进而保持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理想链接。在这一点上,阿伦特的洞见似乎比那些自由主义——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见解更值得我们注意:只有保持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这种张力,阿伦特所谓的“社会生活领域”才不至于排挤和压倒政治的公共领域,确保公共生活领域的政治公共性不被世俗实利主义的经济市场所腐蚀;同样,唯有保持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理想链接,阿伦特所执著的“行动”和“行动者”的政治美德意义才可能彰显其优异,并较为充分地实现其公共示范和公共引领的“公共性”政治价值。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又不可避免地面临另一种如何理解政治及其公共性的理论两难:究竟是如罗尔斯、哈贝马斯等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论证的那样,政治的“公共性”只在于社会基本制度(规范)体系或社会交往行动的普遍规范等形式化的结构之中?还是如阿伦特(或许还有马克思、施特劳斯、查尔斯·泰勒、麦金太尔等人)所坚信的那样,政治的“公共性”更根本的在于行动和行动者的政治卓越或政治美德等实质性的价值理想之中?抑或,这两种理解原本就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合理理解政治及其公共性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向度?
现代人似乎大都更愿意相信普遍规范和制度结构的政治公共性,因而现代社会也大都着意于营建这样的政治公共性。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普遍的政治文化症候,很可能需要某种社会批判理论——当然,不仅仅是哈贝马斯心中的社会批判理论——来加以进一步诊断并提出政治理疗方案。在此情形下,重温阿伦特关于政治公共性的论述便显示了一种理论意义。当然,如果我们还能经此去进一步重温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政治哲学,比如,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多部《政治经济学手稿》,其意义便很可能不仅是理论的,还会有实践的。如此,我们便可以明确地回答本文开篇时所提出的问题:人民对于公共性的政治期待不仅仅是形式的、规则的公共秩序,更根本的是实质性价值的公共分享和责任分担,因而,任何关于政治及其公共性的理解也必定不仅是政治的,还必须是政治伦理的。惟其如此,一种新的政治及其公共性的理论与实践才可以合理期待。涂文娟博士的《政治及其公共性:阿伦特政治伦理研究》为我们揭示了重温阿伦特政治公共性理解的理论意义,余下的任务当是我们如何重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以便获得在当今社会的“现代性”趋于巅峰状态的非常时刻,重新赋予政治及其公共性一种新的、具有社会批判力和建设性的政治伦理理解。这是一项紧迫的理论任务,也是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对于政治哲学、特别是政治伦理的迫切吁求!
西元二○○九年初秋 北京西北郊悠斋
中西方公共行政伦理比较分析 篇4
所谓公共行政伦理, 指的是“在公共行政活动过程中, 以实现公共行政价值为目的而用来调节公共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客体之间特定公共行政关系的应然性要求和伦理性规范”[1], 其实质是处理“官”与“民”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当前, 世界各国日益重视公共行政伦理建设, 因为公共行政的伦理德性、行政人员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到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建设, 并进一步制约和影响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方方面面。
西方的公共行政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从最早期的法国政治家罗伯斯庇尔提出‘美德是政府的最高管束者’后来华盛顿倡导‘行或道德是民主政府之源’再到凯恩斯学说确立起‘德人政府’统观, 在调和阶级冲突的原则下始终没有滑离过伦理道德轨道”[2]。而在权力问题上, 西方从不“侈谈对人的信任”, 而是倚重宪法的锁链来约束行政官员的行为。建立在制度和法治之上, 西方官民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契约关系, “官”对“民”负责, 以民为本。
而在中国, 由于长期奉行重道德自律、轻制度外约的行政伦理教化模式, 极大地制约了基本制度伦理优势的发挥, 与此同时, 对官员人性弱点正视不够、制约不力而引发的伦理问题不断加剧, 官民矛盾进一步恶化。而近三十年的“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规范‘真空’和追求财富正当性的释放, 使中国公共行政官员更加陷于前所未有的行政伦理冲突或困惑之中”[3]。这几年出现的暴力拆迁、官二代现象等现实问题直接拷问政府的公共行政伦理问题。
这些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那么中西公共行政伦理现状差异背后的原因何在, 本文试图以中西传统核心观念的分析为突破口, 对由这些核心观念而引发的中西方公共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进行比较, 在中西传统社会中探寻中国公共伦理缺失的深层原因并对转型期中国如何加强公共行政伦理建设提出理性的建议。
二、中西传统公共行政伦理追溯
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伦理是植根于中国古代以农耕为“本务”,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特殊的自然经济土壤之中的, 农业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 商品经济很不发达, 人们的生活圈相对集中, 活动范围较为固定, 交往空间相对局限, 人们形成以“血缘关系”为轴心的人际关系网络, “血缘制下的氏族成员以一定的宗法上的身份出现, 持有特定的称谓和名分, 在人之上有血亲关系和‘礼’, 人的行为是由‘礼’规范的”[4], 相应也形成了与这种农业性社会相适应的以血缘人伦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伦理政治。血缘以及由此推展开去的私人关系和“面子”便成为中国行政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一种人情主义, 而人情主义排斥公正、自由、平等的法治精神, 其实质就是以亲缘等级为内容的人治。
再者, “从西汉武帝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力倡性善论, 中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佛、道三教的融合, 至宋代理学产生, 性善论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信仰”[5]。性善论强调人的本质是善的, “只要不断地进行道德教育, 不断地进行伦理规劝, 就可使人性始终保持在‘至善’境界”[6]。此外, 它也为“德治”的实施设计了一条“以德行仁”、“为仁由己, 由己而人”的王道路径, 形成了“内圣外王”的治国理念。这些观念对人性表现出过于乐观的自信, 它们把社会调控的机制主要看做是人的仁心自觉与意志自律, 认为社会没有必要设立防人之恶的各种规范, 与其立法设刑, 不如强化道德, 从而忽视了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进一步导致贤人政治, 形成皇权与官吏崇拜, 从而造就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治传统。
无论是血缘人伦关系基础上的伦理政治还是对性本善的人性假设, 事实上, 中国的传统公共伦理强调的都是一种仁政和礼治, 是一种德治主义———以情理为基础, 强调“关系本位”的人情网络而非法律上的公正平等性;以内倾文化的挖掘为重点, 过于强调贤人政治, 导致中国人长期以来对权力的崇拜, 忽视了对最高权力进行制度化、法制化的约束, 权力信仰代替法律信仰;以亲缘等级为内容的人治抑制了契约意识的萌芽, “官本位”色彩浓厚, 民众缺乏个体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 尊卑有序的臣民意识阻碍了现代民主观念的发展。
正是受中国这样一种传统公共伦理观念的影响, 现代的行政明显缺乏法律规范和民主意识, “民本位”思想色彩黯淡, 催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与中国传统行政伦理大相异趣, 四通八达的海上便利交通条件, 造就了西方较早商业贸易和发达的商品经济, 受自由贸易、平等交换、互惠互利、尊重规则和惯例等市场精神的重要影响, 人们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 崇尚民主和法治。与此同时, 对于经济利益关系的计算及经济活动的安全性、可预测性关注, 使人们更加感到法律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 法律便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 自然便产生了对自由、平等、权利及契约的法律保障意识, 因此西方的传统公共行政伦理是建立在法律的规范和契约关系之上的, 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政治法律关系, 而不是靠血缘的纽带来维系的伦理关系。民主政治以个人为本位, 以法律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义务, 而不为血缘、亲缘情感所支配、诱导。
此外,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明显不同, 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 他们认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必然也会暴露出其自身的“恶”性, 正是对人性具有恶的一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警觉, 促使人们去想方设法地完善各项法制, 从外在约束人们的行为, 让人们受到他律。
总之, 由商品经济建构的契约意识和民主观念以及基于性本恶人性假设上的法治观念建构了西方传统行政伦理的基石, 并由此衍生出法律制约权力,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民本位思想等西方现代公共伦理的重要原则, 是一种民主政治。
三、启示与建议
通过对中西传统公共伦理思想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 西方的民主政治及为政以法的思想对中国现代公共伦理建设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然而西方的公共行政伦理缺乏中国传统伦理“德治”文化所包含的人文情怀。基于这种考虑, 我们要做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一方面要继承中国传统关于注重道德自律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更要借鉴国外的法治精神, 强化公共伦理制度的他律性。具体而言, 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中国的公共伦理建设。
首先, 要加强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的伦理规范建设, 建立专业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一方面, 我们要加强伦理立法, 通过制定具体的公共行政伦理法规, 加强伦理规范建设, 使其规范化、法制化。另一方面, 要建立专业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中国至今没有专业的行政伦理组织机构, 也没有整合相关的力量, 应该借鉴西方各国经验, 建立专业的管理机构。如“日本在人事院设立国家公务员伦理审查会专门负责行政伦理事务”[7];“英国则在内阁办公室建立了正当性和伦理小组专门负责行政伦理事务, 将伦理机构设在内阁办公室。”[8]
其次, 要重视行政官员的行政职业伦理教育和行政职业伦理意识的培养, 实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考试录用制度, 开展常规的培训工作, 建设完整的绩效评估体系, 建立合理的晋升机制和薪酬制度, 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尤其要重视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培训, 可通过伦理讲座、专题讨论、楷模示范、发放行政伦理手册等多种方式, 让伦理道德内化为公务员的个人操守。
最后, 设立官方与民间的行政伦理监督机构, 加强监督, 推动权力沿着透明化的轨道运行。除了自律和外律, 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加拿大就建立了监察办公室, 任命具有独立调查权的监察官员, 加之, 信息披露和隐私方面的立法, 强化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对廉政建设和行政伦理建设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9]。当然, 监督过程中最重要的还在于强化行政伦理监督的独立性。解决监督的独立性问题, 是中国行政伦理建设和廉政建设至为关键的环节, 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
四、总结与思考
通过中西传统核心观念的对比, 总结而言, 加强中国公共行政伦理建设应该“内外兼修”。从“内”的话, 应该注重中国传统公共伦理思想的传承, 为政以仁, 为政以德, 同时借鉴西方的契约意识和民本位的思想, 加强行政人员职业道德的教育, 使这样一种教育和培训常规化、日常化, 而不是靠运动式的“德性培养”。
但是, 行政伦理规范的制定也应当重视把握“道德分寸”, 不是要求越高越好, 而是越切合实际越好。对公职人员道德要求应实事求是, 分层次提出不同的要求, 维护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正当权益, 允许契合于群体利益的个体利益的存在, 要兼顾个人、集体、国家三方面利益, 既不能人为拔高, 又不能混同于一般民众, 唯有这样, 中国的公共行政伦理建设才更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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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伦理论文 篇5
本文概述了我国行政伦理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多方面分析了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提出了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对策：加强行政人员职业道德修养教育；强调行政伦理立法；建立完善的人事考核制度；建立公众评价互动机制。
【关键词】
行政伦理；原因；对策
行政伦理不仅属于精神文明范畴，而且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共行政主体的行政人员是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维护者，他需要运用其手中所执掌的公共权力去执行调节社会关系的职责，他在要求人们在处理人我关系、群己关系时，首先要自己拥有一种为公共利益做出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具体的行为中贯彻克己利人的原则。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大量常见的是行政主体无视行政伦理的规范和原则，利用公共权力来满足私利，损害公共利益，这种个体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广泛存在，而且屡禁不止。本文试从行政伦理失范入手，探讨一下当前我国行政伦理的建设问题。
一、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行政伦理建设过于依靠自律，制度性的他律不足
在我国行政管理的实践中，虽然有很多像焦裕禄、孔繁森、沈浩这样默默奉献，全心全意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好干部好公仆，但我们需要正视的是，这些优秀的干部占干部队伍的总数依然较少。在实践中，一些领导者采取的管理方式未能做到与时俱进，过分依赖自觉、自查、自纠等方式。这些做法尽管有其实践合理性，并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在当下的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并不能真正使官员真正提升伦理境界，有些官员将这些自律运动当作程序式的“钟摆运动”，认为其仅仅只是走个过场，久而久之形成了内心对于提高伦理素养的冷漠。长久以来，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存在的重要问题就是我们的行政伦理建设偏重于传统的伦理宣教，过于相信人的“自律”意识，少了法律的监督与约束，使一些“蛀虫”有机可趁，危害社会。
2、行政伦理教育过于重视形式而忽视实际效用
行政伦理教育是不同社会制度的政府为使公务员践行其伦理义务而依据伦理原则和规范，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其施加系统的伦理影响的活动。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发展中，上层建筑正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不断适应和调整，在这一特殊情况下，难免会出现某个制度的疏失，这就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为了能防止这一现象产生，我们必须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培养公务员的行政伦理自觉。然而现实中，行政伦理教育却存在很多问题，使其华而不实，主要表现为：第一，教育内容空洞，内容缺乏新颖性，与实践距离较远，特殊性差，因为与学习者的现实情况差异较大，学习者缺乏兴趣。第二，教育的措施不力，没有形成行政伦理教育的制度。对于学习结果的好坏，没有评价和激励机制，不能使其真正内化为行政人员内心的正确美好的伦理理想目标并为之努力进取的价值取向。长此以往，由于内心动力不足，容易造成行政行为失范。
3、行政伦理思想偏于学理而实际执行程度较差
行政伦理是一种职业道德，是一种规范政府活动及政府人员行为的伦理要求，然而关于其制度化，有效化的机制目前仍多停留在学理层面。此外，关于其科学内涵在学理上也无明确定义，这就为这一思想在实践中的执行制造了难度。我国尚未形成成文的关于公务人员道德伦理规范的法律，对于行政伦理的要求也多停留于内心自觉，由于缺乏约束，使得这一思想在实践中的执行较差。我们应该明确服务性政府不仅仅只是一个高效、清廉的政府，更应该是一个利民、有公信力的政府。普通公务人员作为行政主体中最常与百姓打交道的群体，他们的职业素养高低影响着公众对于政府的评价。因此，我们应该重视行政伦理建设，并且应该将其与实践结合。
二、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1、制度层面因素
首先，在我国，存在着机构繁多，机构间职能分配不明确的现象，这种现象不利于提高公务员的`工作绩效，也为腐朽滋生了温床。同时由于各种腐朽思想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乘虚而入，使一些行政人员产生了信念怀疑，把公共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手段，置人民于不顾，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化公为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其次，未能形成独立而完整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由于公共行政职能的精神内涵并不明确，使得大多数人的思维局限于做好工作，而忽略了其作为公共行政从业者所应该承担的职业的责任。在实践过程中，虽然存在着人大代表监督制的监督制度，但由于财政上的不独立，使行政主体的行为在实践中很难受到约束。
2、传统文化因素
“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当官就能高人一等的想法依然根深蒂固。这种读书当官，当官发财的想法严重危害着行政环境，这种满足一己私欲，不顾他人利益，拉帮结派等现象的客观诱因。此外，具有我国特色的“人情”文化也影响着行政人员的实际工作，这种“人情世故”与行政行为相结合的行为会导致权力寻租现象，危害社会公正。尽管“民本位”、“民主”的思想在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广为流传和倡导，中央也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改革的重大目标，然而，作为权力的使用者，许多公务员依然没有转变思想，错误的认为“人法”大于“国法”，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社会利益至上，将法律的规定视为空白，他们的行为对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而等待他们的则是正义的审判。
3、行政环境因素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使得市场经济中的负面影响造成道德失范，行政人作为自然人也难免受到影响。少数官员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腐朽的发生提供了便利，而未能有效实施的监督机制又进一步纵容了这一现象的发生。造成这一现象的实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为了各自的利益，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用回扣、贿赂等多种方式向握有实权的行政人进攻，与那些缺乏免疫力的人员达成各种交易，从而导致行政的腐败。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行政环境值得我们深思。
三、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途径
1、加强行政人员职业道德修养教育
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是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核心环节。只有加强道德修养教育，提高行政主体自身的素质，才能真正解决贪腐的源发性问题，才能从根源上杜绝行政失范的问题。行政人员要加强职业道德修养，首先要认真学习借鉴中西方优秀文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实践指导，戒骄戒躁，始终不忘做人民的“公仆”。其次，要将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结合起来。只有将修养结合在实践中，行政人员的道德境界才会不断得以提高，道德修养才会不至于空谈。行政人员通过道德实践，可以不断提高道德素养、陶冶道德情操、磨练道德品质，从而确立正确的道德信念，进而从内心摒弃腐朽的思想。
2、强调行政伦理立法
行政伦理立法，就是把伦理行为上升为法律的过程。道德信念作为软件必须通过政治法律等硬件系统的功能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如果没有相应的硬件设施，再好的道德体系也很难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人认识世界的客观性与局限性，使得在实际判断时难免会形成偏差。行政人作为自然人也难免会会受到这一主观判断的影响。因此，需要有一种公正的强制力来制约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负效应。法律作为保护社会公正的底线，可以很好地约束人的行为。在现代国家立法实践中，有越来越多的伦理规范被纳入到社会的法律规则体系中。法律因为其强制性，有效地保障了伦理规则不受侵犯和挑战。
3、建立完善的人事考核制度
将行政伦理水平的高低作为公务员任职、升降、奖惩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公务员的任免、升降等行为中引入道德赏罚机制，是行政伦理得以发挥其作用的重要保证。对于公务员来说，职位的升降是其最关注的利益函数。在用人机制上扬善弃恶，奖优罚劣。即对那些道德模范者，给予重用和提拔；对那些品行不端、道德不良者，不予提拔重用，以此形成用人机制的道德赏罚导向。这种奖惩方式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官场氛围，调动公务人员的积极性，促进我国服务性政府的建设。
4、建立公众评价互动机制
加强行政伦理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我国政府的服务水平。因此，建立良好的与公众的互动机制尤为重要。将公众对于相关办事公务人员的评价记录在册，并将其作为提高待遇和升降的参考条件，有助于激发公务人员办事的积极性，密切干群关系。同时，通过这种举措可以深化政府运行透明化，使百姓能够更好地了解政府及其办事过程，增强公信力。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可以培养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大家参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热情，更好地推动我国服务性政府的建设。
在新时期，新一届的党和领导人，提出了“新八项规定”等规范条例，对我们国家的党风廉政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我们国家的会风、文风、接待风都得到了有效的改观，可以说，“新八项规定”的出台对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举措。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的行政伦理建设必定能克服重重困难，寻找到更多的对策，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不断进取，为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添加新的活力，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建言献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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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策略分析 篇6
关键词：公务员;行政伦理价值;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6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4）35-0138-02
1 当前公务员行政伦理价值概况
1.1 部分公务员不严格履行职责
虽然公务员都有其法定的职责，但是部分公务员却不履行自己的职责，遇事推拖、扯皮，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现状造成了部分公务员要么超越自己的职责权限，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要么不能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而盲目作为、胡乱作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的现象。
1.2 部分公务员不能很好地联系群众
从根本意义上说，公务员手中的公共权力是民众授予的，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部分公务员在对待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时，出现了认识上的误区和行为上的偏差。需要指出的是，在脱离群众的现象中，部分政府和公务员表现出的言行不一，对政务诚信缺失带来的影响尤为显著。在今年中央巡视组调研中，首次点名提及“裸官”问题。这些“裸官”包括政府和事业单位官员，还有某些国企的领导。他们不能很好地联系群众，置群众利益于不顾。
1.3 部分公务员行为规范
由于特权和贪腐现象造成的影响极为恶劣，十八大报告甚至把腐败问题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人民群众对此极为反感，因而成为公务员行政伦理价值失范的重要根源。
这种因政府官员腐败而产生的社会不公平感，以及落马的贪腐官员所揭露出来的道德败坏，不仅直接导致民众对于某些政府官员的失望，而且对其行为和话语也深深的排斥、不信任。
这种行为失范拉大了他们与民众的距离，加剧了这部分公务员和民众之间关系的张力，进而导致民众产生对他们不满意和不信任的政治情绪，导致民众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反感和排斥，更为严重的是。
2 原因分析
分析当前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我国政治参与的不足，就是政务失信最为根本的原因。在制度建设层面，当代中国具有了较为完备的民众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的制度和渠道，如人大代表选举制、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听证会制度等，这些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制度要素，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制度设计的初衷虽然很美好很完善，在现实社会中的运行却常常不尽如人意，使得这些制度的功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有的参与和表达的渠道不通畅。
就听证会制度的设计本意而言，它是政府或立法机关在重大决策之前或在重大决策实施之后，为了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保证广纳善言、满足公众知情权、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和科学决策而设计的一项公众参与制度。但是有的地方把听证会当作“走过场”，未能保证公众参与和满足公众知情权，这不仅不能化解矛盾，消除分歧，反而还会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政府运行成本提高等后果。正是作为政治客体的民众缺乏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招致了民众政治冷漠和公务员行政伦理价值失范的结果。
3 重塑公务员行政伦理价值的途径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可以从考核和奖惩两个方面重塑公务员行政伦理价值。
3.1 细化考核内容，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要素指标体系
在考评内容上，新颁布的《公务员法》首次将“廉”列为单独的考评范畴，显示了我国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的决心。我国的公务员考评确立以“德、能、勤、绩、廉”五方面为基础，重点考核工作实绩的主要内容。在具体界定考核内容时，可以分为品格、工作成绩和工作能力三项。品格既包括公务员的道德品质，也包括个人的性格特征和廉洁自律，工作能力主要指公务员实际工作中所达到的效果和取得成果的能力，这些能力包含了领导、决策、管理、沟通、协调以及专业技术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细分之后，更有利于对公务员的量化考评与管理。
考核标准作为考核工作的衡量方式，其是否科学能够很直观地影响到考核工作的成败。在公务员考评中，考评指标是考评工作的评价依据，标准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考评工作的成败。同时，没有具体化、数量化的考评指标，不仅会使考评要注重实绩这一原则无法落实，而且在考评实践中也很难把握。在考评指标制订的过程中，应由考评专家与考评对象共同参与。考评专家应充分听取被考评对象的意见，对于考评指标应尽量争取他们的同意。只有这样，制订出的考评指标才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更易为考核对象所认同，自觉地接受考评。
制定考评标准，应当要有一份明确并且详尽的职位说明书，并且建立岗位责任制。详细的职位说明书和健全的岗位责任制有助于每个公务员明确自身的岗位职务、职责和职权，利于三者的有机统一，提高绩效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增加现行考评指标的针对性，使得每一类岗位都有相对应的具体指标。这样就有利于提高绩效评估的可操作性。再次，应当将定性考评变为量化考评，遵循周密简便的原则设计科学合理的要素评估指标体系，避免指标过多或者过于繁琐限制了人们的思维，也增加了操作的难度。
3.2 改革晋升及奖惩制度，激励基层公务员
基层公务员的晋升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报酬和职业成长机会，使得一些有才华有抱负的基层公务员，在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二者协同作用下，得到荣誉、社会认可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使其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得到满足，从而促使公务员激发更多的责任感，对所从事的岗位及工作做到更为细致的改善和提升，这些有利于社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而奖惩机制的改革不仅仅限于晋升和奖励，还应当有一些惩罚措施，对于犯错的公务员除了规劝、警告等口头惩罚，也可以依情节严重程度进行扣除奖金甚至降职处理，降职不仅可以使公务员警醒自身，并且对其荣誉感是一次冲击，让其对错误的认可更加深入深刻，力争在将来不再继续犯错，能够有效地在公务员伦理道德动摇、妥协甚至是伦理道德失范初期起到良好预警作用，避免出现公务员越陷越深，最终酿成大案这样的严重后果。灵活地做到奖惩并重，有赏有罚，能上能下，建立一套科学、规范、平等的奖惩机制从经济角度看，可以吸引、留住和激励优秀人才，大幅压缩行政成本，提升工作效能;从政治角度看，可以有效地向纵深推进机关作风建设，树立机关形象，有利于构建和谐关系。从这一点来说，激励和考核机制建设是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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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伦理 篇7
一、公共行政决策伦理价值取向的含义
公共行政决策伦理价值取向是行政人员在其职责之内执行行政决策的过程中, 或者在处理某一案件的时候, 所坚持和依据的标准和规范[2]。
往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每个个体的价值观有所偏差, 但大体上也应当保持高度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服务性
现在的政府都在倡导建设服务型政府, 那么公共行政决策的目的首先就在于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可以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就可以说实现了决策的宗旨。
2. 公正性
公正是公共行政决策中最高的价值取向, 是一切行政伦理行为的前提、支撑和重要保障, 只有在公正的前提下才好谈发展。
3. 效率优先性
评价一个公共行政决策的重要一点就是其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日益壮大的今天, 在保证服务与公正的前提下, 提高效率, 促进国富民强, 也是尤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决策中伦理价值取向体现的现状研究
伦理的价值取向在公共行政决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我国, 儒家思想中的“理治”、“德治”、“人治”在古代政治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至近现代, 便是伦理价值方面的考量。无论是历史层面的侧重, 还有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主观需要, 伦理的价值取向成为了公共行政决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国在价值取向这个方面有很先进的一面, 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在摸索中不断前进,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建设, 努力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下面说这样一个案例:上海市推行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卡。具体内容主要是为了完善上海市7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办法, 同时也可以将医保卡与乘车卡还有其他用途的卡分开使用, 这是广大老年人希望的。市政府给老年人发放这样一个社会保障卡, 维护了广大老年人的切身利益。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 政府在拟定政策的时候, 往往是为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然后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 接着筛选, 成型, 最后颁布实施。然而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对一个决策的评价不仅仅是看它所达到的成效, 还要看它所带来的全部社会利益之间的均衡关系, 这里就要涉及到伦理价值取向的考量。然而在这个案例中, 看似是继承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符合了道德规范, 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有些人会利用其去浪费我们现在本来就缺少的资源, 比如有些老年人晨练会在上班高峰期和上班族去挤公交。另外, 城乡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 农村的公交资源比较稀少, 这里也会涉及到一些公平问题。想要解决其实也有一些办法, 比如说改成每人每年发一定量的补助。但是回头想想这样会浪费太多的政府成本, 本来是近乎零成本的决策, 如果改为发补助就显得得不偿失。
由此看来, 伦理决策虽然很重要, 但是任何一个单独以伦理决策为出发点和目的的决策, 到最后都可能背离良好的初衷。所以说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今天, 公共决策的伦理价值考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但是不能说是唯一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三、在公共决策中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取向的重要意义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的伦理方面是衡量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 一个公共政策的出台, 我们知道它首先要有合法性的规范, 另外还要有其合理性原则。因此说探讨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取向也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体现“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应该是公共政策中的核心伦理价值取向。尤其在当下我国的政府由经济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其用意就是大力地推进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核心内容。北京大学陈庆云教授认为公共政策的本质是政府对全社会的利益做有权威的分配。认为这样的分配不仅仅是分配功能, 还有就是对利益的分配。然而落实利益的分配则是这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 让更多的人得到切身的利益, 分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因此是核心的伦理价值取向。公共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以说在公共决策中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取向的必要性之一就是其体现了以人为本。
2. 公平与效率的良好权衡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在许多领域都是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在制度安排方面尤为突出。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 观点和看法众说纷纭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如何在统筹方面拥有一个适合的量度作为标准进行探讨, 再兼顾各自的特点进行研究区别, 是尤为重要的一个切入点。然而公共政策的制定在伦理价值上的考量, 涵盖了公平与效率层面上的内容。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公平优先, 兼顾效率”是公共政策的内在要求。我们都知道, 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根基要靠公平作为保障。现在的贫富差距过大就是由于起初不够公平的分配而造成的结果。然而只有在公平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人民才可以充分地竞争以及良好地发展, 也就不会有一些人持怨天尤人、较为消极的态度。虽然我们讲求的是“公平优先”, 也并不是说公共政策不讲求效率, 或者说把效率列为不重要的内容。只是在公平和效率遇到冲突的时候, 要把公平放在首位, 作为重要保障。而且在公平的氛围里, 可以以公平的方式解决效率问题。这就是公共政策中对公平与效率的良好的权衡方式。
3. 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们都知道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生活诸要素或方面已然达到融洽互动与协调发展的社会或社会状态”[3], 在公共政策伦理价值层面上, 有许多关于和谐的要求。其中就有上文所说的公平、贫富差距等一些问题, 都牵涉到公共政策中和谐的成分。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体现正义以及公共性的基本特征。另外还有就是对弱势群体相应的人文关怀。而且在公共政策的修正和创新的过程中, 都是朝向“和谐”这个时代背景方向发展的。所谓和谐社会, 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系统都协调发展。无论在哪一个系统中, 都有该系统所需要的政策支持。由此看来, 公共决策中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取向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如何在公共决策中选择正确的伦理价值取向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 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步完善, 出现了一些公共决策中伦理价值取向失衡的现象。而这些不良的现象要确保及时治理, 应该制定一套相应的对策, 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改善。
1. 重视公共政策主体的伦理素质建设
因为公共政策主体是整个政策活动中比较重要的部分之一, 是伦理政策的主要承担者和执行者, 政策主体的伦理素质建设是尤为重要的。由于政策主体的价值观有所偏差, 就很容易在决策的时候有所倾斜, 这样就会致使一些不公平现象的产生。所以要加强决策者的伦理素质, 笔者认为可以对决策的制定者进行一些专业性伦理的培训, 这样可以尽量划齐决策者的伦理量度, 使其更加公平化、合法化。
2. 加大公民参与的力度
在公共决策的活动中, 最根本的便是使广大的公民得到最好的利益。所以说公共决策一定要顺应民意, 因此要加大公民的参与力度。制定政策并不仅仅是国家政府行政机关独揽的工作, 为保障公民的利益能够最大地满足, 应该让更多的公民亲身参与进来, 为自己的生活谋福利[4]。同时, 在广大公民参与的过程中, 也添加了监督这样一个功效。这样一来, 既可以调动公民的积极性, 加强了与公民的交流, 也维护了公平正义, 很好地体现了公共性。
3. 建立健全监督机构监察公共决策中伦理失范行为
建立健全监督机构是保障公共决策伦理建设的重要基础。在良好的监督氛围内, 必定能够使得政府充分地发挥其职责制定好的方针政策, 造福于民。主要在三个方面的监督:一是权力机关对政府的监督, 二是政府内部的监督, 三是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在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之下, 力求能够消灭一些伦理失范行为。并且在决策中树立良好的伦理观念, 使得在依法治国的大前提下, 增加一些德治的色彩, 更加能彰显中国特色的优越性。
公共行政决策伦理价值取向作为一个新时期的新追求, 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让无论是政府也好, 公务人员也好, 在制定或是执行行政决策的时候, 除了考虑到法律中合法性的原则之外, 又增加了对伦理道德的考量。这样既体现了公平正义, 又增添了决策的“人性化”特性。另外对于公民来说, 参与到了决策的制定中去, 保障了切身的利益的同时也拉近了自身与政府之间的距离, 这正好符合当下我国倡导的构建服务型政府这样一个理念。目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之中, 树立正确的公共决策的伦理价值取向有利于调节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实现法治与社会的和解, 中国的法治模式才可能是成功的。
摘要：公共行政伦理的核心是价值取向。在执行公共行政决策的过程中, 行政组织或者公务员往往会面对伦理冲突。而处理这些伦理冲突的前提就是需要全面认识到公共行政的功利价值。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目的之所在, 然后要配合适当的手段加以利用, 准确把握冲突双方的矛盾利弊, 选择切实可操纵的方案, 使冲突得以有效解决。
关键词：公共行政决策,公共行政伦理,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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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伦理问题透析 篇8
一、行政伦理问题的具体表现
(一) 吃喝玩乐。
我国各级行政机关中普遍存在吃喝玩乐现象, 据统计, 一个乡镇机关一年要吃掉几万到几十万元, 一个 (县) 市机关一年要吃掉几十万到上百万元, 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和旅游消费就超过1000亿元, 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在吃喝之风影响下, 不少酒店餐馆推出了“豪门宴”、“美女宴”、“黄金宴”等新招大赚其钱。有些领导干部还借招待上级领导以及接待外商之名, 大吃大喝, 虚开发票, 中饱私囊。部分领导干部经常光顾那些灯红酒绿的地方, 沉迷于声色犬马, 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公费旅游、购买豪华轿车、办公楼豪华装修等奢侈浪费之风越刮越烈。有些党政机关以考察团为名的公费旅游盛行, 单位头头还可以从垄断境外旅游的公司获得大笔回扣。有的领导干部、行政人员还经常用公款招待亲朋好友吃喝玩乐, 大摆阔气, 铺张浪费。
(二) 贪污受贿。
许多公务人员违规办事, 收受贿赂,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 集体贪污案件的贪污数额均呈上升趋势, 并向高级干部中蔓延。挪用是贪污的孪生姐妹, 挪用公款的目的, 或是用来炒股、赌博、借款生息, 或是放贷、搞投资办公司, 向企业或个人“出租”权力套取高额回扣, 获得暴利, 包括权钱交易, 以权谋私、索贿受贿。如今, 涉案金额已从过去的几万元、几十万元, 发展到几百万至几千万元, 上亿元的案子也屡见不鲜。有些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 大搞工程建设和物资采购, 收受回扣, 贪污公款, 特别是利用工程招标, 收取高额贿赂, 在社会中造成了极坏影响。
(三) 浮夸虚报。
目前, 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虚报成绩、窃取荣誉已不是个别现象, 正如歌谣所说:“村骗乡, 乡骗县, 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 下文件, 一级一级往下念, 念完文件进饭店。”某些“扶贫先进县”夸大产值, 将刚过温饱线的农民生活夸大为达到“小康水平”。在一些地方, 基层组织把真实情况反映到县里, 却被冠以不符合中央精神, 不能体现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 打回重报。许多单位玩数字游戏, 年初层层下达目标任务, 年末层层上报虚假数字, 以骗取“先进单位”荣誉。许多领导干部夸大工作业绩, 虚报完成目标任务数, 捞得政治资本, 以达到晋升之目的。
(四) 腐化堕落。
腐化堕落的突出表现是钱权交易, 贪恋女色, 嫖赌成风。有些干部道德败坏, 迷恋女色, 贪污受贿, 利用公款宿娼嫖妓, 包养情妇。部分地区领导干部公款赌博的现象时有发生, 到澳门豪赌的案件并不少见。更为可笑的是, 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要求企业老板将“小姐”从深圳空运到南昌为其享用。许多单位、部门干部滥用职权, 以权谋私, 损公肥私,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财税部门乱减免, 乱优惠, 截收瞒报, 创收提成;公安部门以钱代罚, 以钱代刑, 私了成风;工商部门巧立名目, 滥收费用;教育部门收取高额择校费, 乱搞书籍文具推销;医疗部门乱开药, 滥收“红包”, 事故不断……。
(五) 官僚主义。
目前, 在我国行政活动中, 官僚主义作风还十分严重。一些行政官员搞一言堂, 独断专行,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高高在上、夸夸其谈、脱离实际, 做表面文章, 搞形式主义, 不深入基层, 不进行认真研究, 只是坐在办公室看看文件、听汇报, 对于群众漠不关心, 即使下基层“调查”, 也是警车开道, 前呼后拥;办事效率低下, 推诿扯皮,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不注重实干和功绩, 一味玩弄权术, 阿谀奉承, 请客送礼, 在各种管理活动中瞎指挥、乱拍板、玩忽职守, 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 导致火车相撞、堤坝决口、特大火灾、建筑物倒塌等恶性事故。
(六) 任人惟亲。
不少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使用和提拔干部时, 不以德、能、勤、绩为标准, 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定性划线, 搞亲亲联姻的裙带关系, 致使一些单位里出现亲属聚集、家庭统治的丑恶现象。还有一些地方, 搞“任人惟钱”, 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买官卖官”已经“被纳入了市场经济轨道”, 有些地方发展到了明码标价的地步, 靠干部任用上的不正之风形成的裙带关系网, 必然使一些行政官员特别是行政领导在工作中以感情代替原则, 使“人情大于王法”, 为小集团利益而践踏党纪国法, 损坏国家和社会利益。
二、解决行政伦理问题的措施及对策
(一) 推进行政道德的制度化建设。
首先, 要进行行政道德法制化建设。西方国家在进行行政道德建设时, 相继制定行政官员道德法典、国家公务员道德法规和防止行政人员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严重道德败坏和涉及利益冲突的道德规范。借鉴国外经验, 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行政道德法制化规范, 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任务。能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约束的《行政程序法》、《行政监督法》需尽快出台。不仅要抓紧行政道德立法, 还要严格执法, 加大惩治办度, 尤其是加大惩治腐败行为的力度, 增加不良行政道德乃至腐败行为的行政“成本”, 抑制违法违纪行为和私欲膨胀。其次, 要将行政道德融入各项制度中。对德才兼备者优先录用, 对那些品行不端、道德不良者, 决不能提拔重用, 已经提拔重用者, 应坚决撤下来, 以形成一种以赏罚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导向机制。同时, 要制定符合各行政系统或单位特定要求的行为守则, 细化组织规章制度, 如在权力运行方面, 要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制度、回避制度、交流制度、礼品登记制度、财务报告制度等各项制度, 强化对行政人员权力使用过程的监控。对公务员行为守则的制定, 应防止和克服对公务员行政道德要求失之笼统和流于空泛口号的弊病, 力求维护行政道德立法的严肃性和可行性。第三, 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治理行政腐败与行政道德失范的根本出路就是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实现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一是要真正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二是要转变政府的职能, 使之从经济政府转向秩序政府;三是要确立有限政府的观念, 即承认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四是改革用人制度, 扩大直接选举范围, 建立差额直接选举制度, 尽量避免用人上的暗箱操作, 真正实现行政领导既对党负责, 又对人民群众负责;五是推动税费改革, 建立一税制度, 杜绝任何单位部门收取管理费, 行政部门工作经费由国家统一划拔;六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实行集体审批制度, 所有行政审批要在纪检监察部门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下进行。
(二) 建立广泛的政德监督机制。
道德监督是道德践行的基本保障。首先, 要加强司法监督的力度。世界许多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将行政道德法律化, 依靠法律的强制性、惩罚性来维护行政道德的纯洁性,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近年来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准则, 这标志我国行政道德建设步入了新的阶段。但是, 无论法律多么严密, 如果司法机构没有能力或因某些原因不敢执行法律, 法律监督就成为一纸空文。因此, 司法机关应加强自身的建设, 不断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司法能力。其次, 要提高公众监督的积极性和能力。一方面, 要同领导干部中存在官僚主义现象、腐败现象做斗争, 另一方面要教育广大群众以主人翁的身份切实行使监督权力, 促进各级领导干部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要增加政府办公的透明度, 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职责权限应向社会公众公开。只有增加政府政务活动的透明度, 才能使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变得相对容易, 为公众监督提供法律保障, 使公众监督的风险降低。再次, 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社会舆论是道德赖以形成和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 健全与完善行政道德的社会舆论监督对于政德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 社会舆论监督决定着行政道德发展的水平, 所以, 要通过现代传播媒介扩大行政道德社会监督的积极作用。要扩大新闻媒介依法监督的自主权, 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维护稳定大局的前提下, 保证新闻媒介对重大案件有采访、调查、报道、评论的权力,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干涉和阻挠。建议尽快推进纪检监察制度改革, 实行纪检监察机构垂直管理, 以真正发挥其监督功能。
(三) 强化行政道德教育工作。
与行政道德的制度化相比, 思想道德教育不是以外在强制的形式发挥作用, 而是通过循循善诱, 让行政道德规范内在化, 使公务员自觉地按道德准则要求自己, 从而实现内约束的目的。因此, 思想道德教育历来是政德建设的基本形式。只有广泛深入地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活动,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才能在心灵深处构筑起抵御腐败的牢固防线, 增强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能力。思想道德教育应从五个环节入手:第一, 提高公务员的认识, 使其认同行政道德的规范和原则。第二, 陶冶公务员的道德情感, 使其具有对国家、社会、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心和崇高情意。第三, 锻炼公务员的道德意志, 使其具备顽强的道德意志力, 以便有效地克服行政道德失范的现象和行为。第四, 增强公务员的道德信念, 使其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第五, 培养公务员优良的行政习惯, 使其在政务活动中, 逐步做到纯洁行政、健康行政、有效行政。对公务员的教育, 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做到言传与身教相结合, 奖励与惩罚相结合, 道德教育与营造氛围相结合, 不断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努力提高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四) 加强行政人员职业道德修养。
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是加强行政道德建设的必要环节。这是因为, 对于行政人员的道德人格和品质形成来说, 思想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等是外部条件, 道德修养是内部根据。行政体制改革、加强监督制约机制、实行正当的物质利益补偿等等, 都只是解决了不能贪、不敢贪、不需要贪的问题, 都是从外部、他律的角度解决问题的, 只有加强道德修养, 提高行政主体自身的素质, 才能真正解决“不想贪”的问题, 才能从根源上杜绝行政失范的问题。行政人员要加强职业道德修养, 首先要认真学习, 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下功夫。马克思主义是行政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石, 行政人员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武装自己的头脑,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不断学习先进人物的道德风范和道德人格, 提高自己的道德意识, 增强道德自律的能力, 自觉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其次, 坚持在党性锻炼上下功夫。古之所谓“慎独”, 就是自觉按一定的政治和道德原则行事, 不做任何违背政治和道德准则的事。党的领导干部也应把党性作为“慎独”的核心内容, 并通过党性修养和锻炼来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水平, 做到自爱、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组织和同志的监督帮助之下, 要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随时从人民群众的监督中得到鞭策和激励, 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水平。再次, 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必须与道德实践结合起来。只有两者的紧密结合, 行政人员的道德境界才会不断得以提高, 其道德修养才可真正实现。行政人员要在道德实践中不断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 从而确立道德信念、养成道德习惯、形成健全的道德人格, 提高防腐拒变的能力。
(五) 适度提高行政人员工资福利待遇。
公共行政伦理 篇9
公共资源是指在国家或地区范围内, 在法律上不属于个人或组织的全部资源, 是社会共有的生产或生活资料, 包括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行政资源。公共资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 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人民生活质量和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的权力本质上是公共权力。法治社会中, 政府公共性, 就是政府在社会授权的基础上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利益诉求的性质。[1]按照人们对现代政府的理解, 公共权力来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活动秩序的需要, 本质上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 作为其载体的政府是为社会公众所有的, 政府存在的目的与合法性就在于维护与保障人民的权利。[2]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国家是‘公共权力’机关。它之所以具有公共性, 是因为它肩负着为全体公民谋幸福这样一种使命。”[3]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的公共伦理价值取向是“交易为公, 服务为民”。公共伦理, 亦称公共管理伦理、行政伦理, 是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履行公共管理职责中形成并必须遵守的原则和规范, 是作为个体的公共行政人员和作为群体的各级党政机关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称。公共资源的公共性、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公共权力的公共性, 必然要求“交易为公, 服务为民”的公共伦理价值取向。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应首先考虑到人民的需求, 努力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最大程度地为人民谋利益, 而不是随时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 甚至与人民互争利益。加快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建设, 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增强政府服务水平, 更好地保障经营者权益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推进反腐倡廉。
二、践行“交易为公, 服务为民”, 推动公共资源阳光交易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应坚持“交易为公, 服务为民”工作理念, 不断创新运作机制, 优化服务举措, 积极探索, 主动作为, 力争在公共资源交易监管集约化、配置市场化、运作阳光化的道路上成功迈出第一步。
(一) 深化监管体制改革, 确保政府的权力真正在阳光之下运行
推行联席会议制度, 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监管体制改革, 坚持管办分离的原则, 构建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确保政府的权力真正在阳光之下运行。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公共资源配置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市场机制在公共资源配置中已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目前全国各地各部门不断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制度改革, 整合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部门分散建立的招投标市场, 加强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建设。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改革涉及到财政、住建、交通、水利、卫生等多个政府部门, 改革要将它们的行政审批和管理权限“减、放、转”, 必然导致各部门为避免自身利益受损而产生对改革的消极态度。成立以政府办、监察局、财政局、审计局、检察院等为成员单位的公共资源交易联席会议, 地区主要领导任公共资源交易联席会议主任, 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 积极启动监管联动机制, 联合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等相关职能部门, 对招投标事项联合审议、对招投标过程联合监督、对招投标情况实施联合检查、对施工合同履行实施联合管理, 切实加强了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 破除公共资源支配在少数团体或个人手中, 防范政府公权力蜕变, 确保政府的权力真正在阳光之下运行。
按照行政监督职能与执行服务职能分离、管理机构与服务机构分立的要求, 即各监管部门与交易机构的职能分离、人员分离、财务分离, 成立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承担地区工程招投标 (交通、水利、建设、农业资源) 、产权交易、医药采购、政府采购、学校基建和学校技术装备、国有 (集体) 资产出售、出租等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组织、管理、服务职责。全地区建设工程、政府采购、土地出让、国有产权交易等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信息发布、报名受理、资格审查、交易文件发放、开标、评标、挂牌、拍卖、竞价等交易环节, 全程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已逐步形成“统一进场交易、统一信息发布、统一操作规程、统一进行监督”的集中交易监管操作模式。
(二) 高标准建设好中心网站, 让所有的交易更阳光
高标准建设好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规范招标信息发布程序, 减少人为干扰因素, 提高工作效率, 确保让所有的信息更透明, 让所有的交易更阳光。
交易中心网站是为参加招投标活动的各方当事人提供的一个规范、便捷、高效的网上服务平台, 设有工程 (货物) 招标公告、招标文件、最高限价、资格审查情况、中标公示、项目经理变更、不良行为公示等专栏, 全面即时发布建设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及产权交易等方面的信息、政策, 统一提供招标文件的范本、咨询、查询服务, 还设有主任信箱, 意见征集、答疑信箱及民意调查等模块, 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和投诉。
交易中心网站主要具有三大功能:第一, 信息发布功能。报道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工作动态, 宣传推介有关创新工作, 全面即时发布建设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及产权交易等方面的信息。第二, 服务平台功能。为交易各方提供最新的公共资源交易相关的法规、规章及地区出台的制度和规定, 为投标企业提供招标文件的范本等。第三, 社会监督功能。通过设立主任信箱, 意见征集、答疑信箱及民意调查等模块, 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和投诉, 使网站成为中心与外界工作沟通和信息交流的快捷渠道。
(三) 科技防腐, 让潜规则无处容身
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在招投标评标关键环节, 实行科技防腐, 让所有进场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全程阳光运行, 让潜规则无处容身。
利用现代监控手段, 着力建好电子监控系统、同步录音系统、信号屏蔽系统、多媒体展示系统等监督平台系统, 对招投标评标全过程实行电子监控、现场直播, 并刻录备查。全面割断评标信息链, 改革评委抽取和通知方式, 用无情的电脑制约有情的人脑。评标现场实现全封闭, 对非评标人员实行清场, 评标室使用通信信号屏蔽器, 有力防止任何形式的暗箱操作。
创新交易载体, 推行电子招标系统, 并拓展至工程货物、政府采购、产权交易等领域, 实现招标投标全程电子化、文件标准化、评标远程化、信用信息化和监管网络化的目标。推广电子化招投标, 开标时由招标人现场导入电子投标文件中的数据信息, 评标时由专家评委利用局域网系统接收相关投标文件进行辅助评标。相对于传统人工招标方式, 电子招投标平台是招投标运行模式的重大变革, 是规范招投标各方行为, 维护公开、公平、公正招标环境、预防招投标过程中腐败行为的重要举措。
在产权交易上, 推行实时互动的电子挂牌竞价系统。让竞买人通过计算机终端, 以匿名的形式, 进行背靠背的竞价交易。竞价活动不分场次, 不限地点, 标的随时发布, 价格实时“滚动”, 极大地节约了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人力、物力, 也便于监管部门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实时监督。通过电子竞价, 不仅实现了国有资产处置竞拍活动的公开、公平、互动、实时, 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委托人、组织方和竞买人三方间的联系, 杜绝了蓄意串标、围标及敲诈勒索行为的发生。
(四)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从源头上遏制了腐败现象的发生
不断总结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健全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介服务管理、企业信用管理、投诉处理等方面的管理办法或制度文件, 减少围标串标及资质挂靠的可能性, 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推进公共资源阳光交易。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自2012年2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颁布实施是解决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预防和惩治腐败, 维护招投标市场秩序的一项重要举措。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作为《条例》的贯彻者和执行者, 应结合地区实际, 制定“关于进一步创新机制, 规范行为, 营造竞争有序、效率优先招投标环境的实施意见”、“国有 (集体) 资产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及“工程建设项目串标、围标认定办法”等一系列的地区规范性文件, 进一步增强招投标制度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推进公共资源阳光交易。
为破解招投标领域的围标串标及资质挂靠这两大顽疾, 努力探索“资格后审”、“法人全程参与”、“双合同制”、“合理固定区间报价”、“小型工程项目随机抽取”、“开标现场严格分离”及“招标预算价第三方审核”等多项制度。
资格后审: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施工招标投标资格后审。这种“保密+阳光+公平”的资格审查模式, 有效割断了招投标的信息链, 实现了投标人身份的不确定性、投标人之间的不可接触性、投标人数的广泛性及投标人信息的封闭性, 从时间、空间上消除了产生围标串标的土壤, 有效维护了招投标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法人全程参与:投标企业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等参与招投标全过程, 基本遏制了资质挂靠这一工程招投标领域的“毒瘤”及常见的围标串标现象, 有效预防了“正规军投标, 游击队施工”情况的产生, 相对减少了投标企业不必要的投标成本。
双合同制度:在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的同时必须签订廉政合同, 并随中标合同一道备案、一道审核、一道存档、一道检查。凡廉政合同未正常履行的, 视情况给予信誉扣分、暂停投标直至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等。
推进公共资源交易诚信体系建设, 建立起信用调查、信用评级、信用记录、失信惩戒等信用诚信体系管理规定, 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过程中各方行为。投标企业、中介代理机构和专家, 是资源交易中最重要的主体, 制定“工程建设投标企业诚信管理办法”、“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机构诚信管理办法”、“评标 (评审) 专家诚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 规范各类交易主体的行为。
实行投标企业动态管理, 实现信用平台实时交换、数据共享, 推行不良行为记录与公示制度, 建立政府投资工程预选承包商、政府采购协议供应商制度, 构建优胜劣汰的良好氛围。
规范中介机构代理行为, 以代理机构信用手册为抓手, 严格执行代理机构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对代理机构日常不良行为予以通报, 增加失信成本。
进一步完善投标企业信息库及诚信档案数据库的管理, 使企业基本情况、项目经理、业绩获奖情况、不良行为、在建工程等信息等均能在网上免费公开查询。
加强评标专家日常考核, 提高对评标专家的评标质量要求, 对多次评标不合格或评标质量不高的评标专家依法予以警告、暂停或清退, 并建立评标专家诚信档案库, 确保评标专家的廉洁自律。
三、公共资源阳光交易的实践意义
加快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建设, 做好公共资源交易工作, 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改革实践, 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监管体制改革, 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深化政务公开,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提升市场竞争力, 最大程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提升公共资源利用率和服务水平、更好保障经营者权益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改善民生, 解决社会矛盾, 推进反腐倡廉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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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伦理失范及治理对策 篇10
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以社会主义行政道德的规范、原则、要求为标准, 大体上可以把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归纳为如下几种:1.权力寻租行为频繁发生。权力寻租又称“权力设租”, 是指政府组织及其行政人员利用行政权力为部门窃取公共资源, 为自身谋取私利, 侵害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实现本部门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个别行政人员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将市场的交换原则带入行政管理过程中, 利用手中权力索取高额回报, 满足个人私欲的膨胀需要, 如卖官鬻爵、公职人员开公司等现象的屡禁不止便是权力寻租行为的典型表现。2.虚报浮夸现象较为盛行。部分行政人员高高在上, 对于群众的冷暖疾苦不管不问, 却全心钻研自己的升官发财之道。“官出数字, 数字出官”是近年来一些行政人员弄虚作假、虚报成绩等现象的真实写照。3.不作为现象的存在。在现实中表现为个别行政人员玩忽职守, 大搞形式主义和政绩工程或者随意决策、办事缺乏程序等。个别行政人员的不作为行为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感, 严重破坏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
二、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
(一) 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
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 这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也给我们遗留下了不少负面文化。譬如“官本位”思想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生活中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它既阻碍了民主政治的进程, 也使行政伦理建设出现困境。官本位思想导致一些行政人员缺乏公仆意识, 特权思想严重, 利用手中的权力搞特殊化, 为自己谋取私利, 这也使得官僚主义作风很盛行。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 但由于官职带来的特殊待遇, 难免会滋生某些干部的特权思想, 为行政人员的道德伦理在权力面前的沦丧提供了温床。
(二) 行政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
行政权力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是导致我国行政人员伦理失范的客观条件之一。行政人员享有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 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 我国当前虽然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但与现实发展的需要相比, 还是很滞后。由于我国的人事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用人权掌握在少数领导手里, 缺乏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使得一些行政人员利用公权谋取私利, 导致权力寻租等违法行为的出现, 从而使行政伦理失范的破坏作用越来越严重, 给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 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常开展, 因此必须加大对行政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与制约力度。
(三) 行政人员正当利益实现机制不完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日益完善, 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实质也必然要在行政人员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得到体现, 但是目前为止, 我国对行政人员的正当利益实现主要还是以精神激励为主, 相对忽视物质激励, 随着行政人员自利性的充分激发和传统道德激励功能的渐微, 缺乏物质激励基础的道德激励逐渐失去其往昔的强大威力。行政人员的最大资源和优势就是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 在制度不完善的社会转型期, 这就很容易以不正当的方式在行政人员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由此导致一系列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
三、行政伦理失范治理对策的探索
(一) 提高行政主体自身的行政伦理修养
行政伦理修养, 主要是指行政主体在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方面, 自觉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要求, 所进行的自我锻炼、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的活动, 以及经过这种努力所形成的相应道德情操和达到的道德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讲, 加强道德修养, 提高行政人员自身的素质才是解决行政伦理失范的根本途径, 具体方法有:1.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教化行政人员摒除传统的官本位观念, 树立民主行政、依法行政和服务行政的思想理念。2.大力加强职业伦理教育, 不断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意识, 树立正确的行政价值取向和科学的行政伦理观以适应社会发展要求。3.立足于通过教育和职业性社会化过程来培养和强化行政人员的价值观和道德水平, 使他们将积极的行政伦理观内化为个人的信念, 将责任的“他律”转化为“自律”。通过上述方法不断提高行政人员责任意识, 使行政人员站在道德的立场上, 以谋取公众利益为己任, 弘扬崇高的从政道德, 形成“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的良好的公共行政风气。
(二) 建立健全行政伦理建设的运行机制
机制是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行政伦理建设包括建立健全激励、考核和监督等运行机制。建立健全良好的运行机制对于有效防治行政伦理失范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纵观世界, 以法规化形式规范行政人员伦理行为已成为一种大趋势, 应结合中国国情制定自己的行政伦理责任制度体系, 把行政伦理责任的理念, 融入到公务员立法与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完善与实践中, 用完善的行政伦理规范最大限度地降低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概率。
1.健全行政人员激励机制
行政伦理建设的激励机制是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行为进行引导、激发和调控的活动和过程。其目的在于使各级行政人员积极主动地接受和实践社会确定的道德规范体系, 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服务。主要包括:第一, 物质激励。行政人员并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存在物, 他们也有自己的物质需要。物质激励应该针对不同行政人员的具体需要来采取不同的措施。第二, 精神激励。精神激励是相对于物质激励而存在的, 通过对人的行为加以肯定, 满足人的精神需求, 来调动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努力发现、树立和宣传先进典型, 以此来加强对行政人员的思想教育。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务员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行政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既是我国政府参与国际竞争、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也是我国人事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2.健全行政人员考核机制
健全考核机制是行政伦理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行政伦理建设的考核机制是通过考核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彰显出来的道德状况, 对行政人员进行相应的奖惩, 从而达到提高行政人员道德水平的目的。行政伦理建设的考核机制必须严格兑现考核结果, 打开干部能上能下的通道, 使考核评价作用延伸到干部队伍道德建设的全过程。完善的人事考核机制能使考评绩效与实际绩效高度重合, 不仅能激励行政人员坚持正确的努力方向, 而且能激发出其工作潜能。
3.健全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
健全监督机制是规范行政权力运用, 提高行政伦理水平的需要。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权力运行和权力监督的制度化是有效遏止行政人员伦理失范的关键, 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 必须对权力实施、运行的过程进行监督、控制, 并使之规范化、法制化。法治的意义在于使制度和法规能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真正持久的效力, 其约束力是永恒的, 不会因行政人员职位的改变或行政人员个人意志的转移而失效, 这样就保证了一套稳定的预防机制顺利运行, 体现了法律的权威地位。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实现法治与德治并重, 可以有效地预防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发生。从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的方式上看, 主要包括两种:一是组织的监督, 包括立法监督 (权力机关的监督) 、司法监督 (公、检、法等部门的监督) 、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 (上下级之间的相互监督, 监察部门的监督) 、党的监督 (党组织的纪检委的监督) ;二是社会监督, 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行政伦理建设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参与, 在塑造行政人员的负责任行为的过程中, 公众参与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社会公众利益表达作为对行政人员行为责任或道德品质的一种特殊的评价和调控方式是纠正行政人员行政伦理失范的一个重要的监督工具。
摘要：近年来,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使一些行政人员滋长了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苗头, 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腐败之风蔓延, 导致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出现了大量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行政伦理失范对公共管理事业的正义性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它使政府丧失群众的支持, 行政效率低下, 最终使行政目标难以实现。因此, 行政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客观上要求最大限度地克服种种行政伦理失范现象。
关键词：行政人员,伦理失范,行政伦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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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层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浅析 篇11
关键词：基层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0-0057-01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基层公务员。
基层公务员是公务员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属于单一制的国家，中央政府是最高的政府权力机构，而基层政府属于中央政府的下设机构，“中央”和“地方”之间是上下隶属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将地方政府定义为，在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政府设置的治理国家部分地域的政府，即所谓的基层政府。基层公务员就是指在我国基层性政府中从事行政工作的专门性政府工作人员，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工资福利的政府工作人员。
（二）行政伦理。
行政伦理是指有关对政府工作人员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不仅包括政府行政活动的领导、决策和执行的全部过程，同时也包括行政活动主体的合理性与行政管理过程正当性的判断，而且还包括对政府工作人员在行政活动过程中的道德表现及政府组织在政治活动中的价值追求。总之，行政伦理一般是指对执掌国家公共权力公务人员的伦理审视和道德追问。
二、我国基层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困境及根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对公务员行政伦理建展开了积极的探索，从总体上看，行政伦理的水平还是高的，基层公务员基本上做到了廉洁自律和对人民负责。但随着国内外经济的不断增长和政府外部行政环境的发展变化，基层公务员在处理工作事务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的行政伦理困境，基层公务员出现这些现象的主要问题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务员自身欠缺行政伦理的素质。
基层公务员自身的行政伦理素质，对公务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基层公务员作为公职的履行者和政策的执行人，其伦理素质在社会上的可信度和威望有着重要的影响。基层公务员作为公共权利的执行者，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外部环境的改变下，面对各种诱惑，倘若基层公务员的执政能力和行政伦理素质欠缺，就会导致他们在行政伦理认知、信念、意志上变得薄弱。出现滥用公共权力，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没有严格履行职位要求的职责，甚至严重渎职。
（二）官本位特权思想严重。
在传统上，我国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促使基层公务员在行政伦理建设的过程中出现困境。在行使公共权力时，没有公仆意识，出现高高在上的或是搞特权和特殊化为自己谋取利益的现象。由于官僚主义盛行，“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基层公务员要积极树立廉洁自律的意识，杜绝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不择手段、毫无顾忌、贪污腐败。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基层公务员要抵挡住腐朽思想的侵袭，把握好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人民谋取福利。
（三）公务员行政伦理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督机制。
我国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政权力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督机制。只有拥有良好的制约机制，公共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正常运行。
三、我国基层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探讨
基层公务员的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与日常的行政管理密不可分，行政伦理的建设，是公务员提高自身修养的基础，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基层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通过运用伦理的方式，来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这对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探讨意义深远。
（一）加强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教育。
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教育，是基层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基础。第一，加强对基层公务员的行政伦理知识教育，特别是要注重思想道德教育，一个人的品行在工作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第二，积极提高基层公务员的自身修养，基层公务员只有不断的提高和完善自身的修养，才能更好的适应工作，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行政伦理素养。最后，要积极开展有关实践活动，通过活动的方式来加强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教育。基层公务员要提高伦理道德修养，在实际遇到的行政伦理问题，更应该积极主动的应对。
（二）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法制化。
在构建服务型的过程中，公务员行政伦理的法制化是最基本的前提和保障。通过对公务员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建设，利用法律来规范和建设公务员在日常的工作中的伦理道德，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和准则。通过法律法规来维护和规范公务员履行自己职责和义务的行政伦理的稳定性。为了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就必须完善和加强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积极推进公务员行政伦理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一套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通过法律的手段，维护和实现公务员行政伦理规范的法制化。
（三）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建设。
首先，由于我国的行政伦理机制建设起步比较晚，关系复杂、影响因素众多，因此，导致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各个监督主体职能和范围界定上的模糊，并由此造成在监督职能上的交叉和重叠，在监督责任上出现互相推诿，监督职能上受到弱化。其次，要积极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力度，充分利用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的力量，对公務员的行为规范起到监督的作用。（四）营造良好的公务员行政伦理环境。
首先，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重要前提，在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的过程中，行政伦理的建设依赖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这就表明了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的发展是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基础。其次，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保障。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正确处理好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好各个方面的矛盾，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最后，积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依法保障人民享有的合法的权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环境，并不断的提高人民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为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四、结语
基层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在平时的行政管理的过程中，除了需要拥有特定的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以外，更应该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认识到公务员与其他职业群体的特殊性，公务员是对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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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伦理 篇12
一、行政伦理的基本内涵
行政伦理体系由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一是行政伦理观;二是行政伦理规范体系, 包括行政伦理原则、行政伦理规范、行政伦理范畴等;三是行政伦理机制体系, 主要包括行政伦理监督机制与行政伦理培养机制。而作为行政伦理体系核心的则是行政伦理观。在公共行政领域,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集中表现为行政伦理观。行政伦理观在根本价值的层面上影响或指导着每一位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概括地说, 行政伦理观就是国家公共行政人员在公共行政的过程中关于行政伦理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 是其公共行政生活的伦理实践与伦理观念的凝结与升华, 并具体表现为行政伦理活动现象、行政伦理意识现象与行政伦理规范现象。
二、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和原因
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它讲的是一个过程, 指本来是行政主体按照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行使行政权力, 但是发展的结果, 却变成了异己的力量, 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行政权力变为行政主体损害国家及公众利益、谋取私利的工具。也就是说, 行政伦理失范就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管理国家公共事务活动中违犯了行政伦理道德规范, 在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中出现种种伪道德、反道德、失道德的现象和行为。目前, 我国存在的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主要有:公务员主体地位倒置, 利益倒置, 部门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严重。其中利益倒置是公务员道德问题中最具有根本性、关键性的问题。造成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行政体制的弊端。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2. 公务员角色冲突。
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公务员角色的认识中出现了角色冲突。公务员一方面作为个人, 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同时, 又拥有社会公共权力, 容易造成角色冲突, 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3. 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造成了社会普遍道德失范
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其实质就是分配向交换的转变, 从而不可避免地把金钱推上了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深深地卷入了市场。
4. 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
目前,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虽然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 但与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相比, 还远远不够。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使行政道德失范的程度有所加剧。
三、传承儒家行政伦理思想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政治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古代儒、道、法等诸子百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行政伦理思想和做人做事做官的道理, 尤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儒家创始人孔子特别强调统治者要有道德。执政者道德品质的高低决定着政治的好坏, 政令的畅通与否。孔子把道德和政治结合起来, 并把道德放在首位。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更加强调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品质的重大影响作用。他说:“君行莫不仁, 君义莫不义, 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把国君的道德修养对治理国家的意义强调到了极至。儒家特别强调行政伦理, 而行政伦理最注重的是君王以及各级官员的个人道德素养。因为他们认为官员的道德修养就不仅是个人的私事, 而是与天下国家的利益休戚相关, 儒家经典确定以修身为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纲领, 以此作为实现王道政治的基石。民本思想是儒家提出的“行政为民”行政伦理观念。“君权神授”还是“君权民授”是古代思想家长期争论的问题。儒家认为“君权民授”, 孔孟都认为改朝换代的权力掌握在人们手中。最高权力既然来自人民, 掌权当然要为公, 公天下是美妙的大同社会, 家天下只是无可奈何的小安而已。
儒家的治国为政思想是典型的德治思想。民本思想是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儒家的行政伦理是实现德治的关键, 其思想内容基本适应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发展需要。自汉代以后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经过中国历代君王的一再确认, 始终占据政治指导思想的宝座, 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均有极大的影响。在现代的公共管理中, 传统的儒家行政伦理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中汲取精华, 以完善当代公务员道德建设。
四、儒家行政伦理思想对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借鉴
儒家的治国为政思想是典型的德治思想。民本思想是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儒家的行政伦理是实现德治的关键, 其思想内容基本适应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发展需要。自汉代以后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经过中国历代君王的一再确认, 始终占据政治指导思想的宝座, 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均有极大的影响。在现代的公共管理中, 传统的儒家行政伦理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中汲取精华, 以完善当代公务员道德建设。
1. 公正。
正义历来是政治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儒家行政伦理思想中蕴含着“掌权为公, 从政为民;坚持正义, 处事公平”的深刻内容。在现实生活中, 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公正应是行政伦理最主要的规范。行政主体 (公务员) 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手中掌握着社会利益分配的特权, 如果他们不能遵守公正的道德规范, 会受到社会关系、金钱往来或个人的某种信念的影响而不从公众利益出发, 不能做到秉公办事, 利益分配的法码向个人利益和行业利益倾斜, 公众利益就会受到损失。社会只有确立了公正的行政伦理, 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秩序。
2. 诚信。
诚信是社会成员应当遵守的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也是行政伦理的主要规范之一。在中国古代, 诚信被视为“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礼记·礼运》中孔子说:“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对行政主体来说, 只有诚实无欺, 才能取信于民。只有确立诚信的行政伦理规范, 才能建立正常的政治秩序。
3. 廉洁。
古人说:“廉者, 政之本也, 民之表也;贪者, 政之祸也”。中国有着“为政以德”的传统, 历代统治者都把廉洁作为重要的行政道德规范加以提倡。廉洁作为一种行政伦理规范, 就是要求公职人员洁身自好, 不损公肥私, 不贪污受贿, 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国家公务人员的职责是代表国家依法组织和管理国家的行政事务, 维护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 为人民服务。公务员是否廉洁, 对整个国家机关的廉政建设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4. 勤政。
中国古代官箴中, 提出官员“尚勤”、“尚能”的思想。勤政作为一个行政伦理规范, 要求行政主体以高度的责任心, 努力追求, 创造最大化的工作效率和业绩。同时勤政还是对行政主体敬业态度的要求。在传统的儒家行政伦理中, 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 注重修身和勤政, 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 同时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 为政以德。但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廉政、勤政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过于理想化。因此, 现代的公务员道德建设必须与制度化结合, 使道德内化为其自觉的行为, 使公务员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