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问题研究

行政伦理问题研究（通用8篇）

行政伦理问题研究 篇1

一、我国房屋拆迁的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经济建设的发展,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力向前推进。2010年7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2010年城市蓝皮书》中, 预计“十二五”期间, 我国城镇化率到2015年将超过50%, 城镇人口也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促进我国GDP的增长, 更是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保证。然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就意味着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和旧城改造, 城市房屋拆迁也越来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旧城改造和房屋拆迁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规律, 它使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普遍的改善, 但在城市扩张和旧城改造的同时, 也引发了诸多的伦理问题,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和正确对待。

二、我国房屋拆迁中的行政伦理问题

(一) 公共利益界定模糊

行政是一种执行公共事务的活动, 公共利益应成为其最根本的价值取向, 其他价值取向都应服从并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即当行政主体目标与公共利益目标发生冲突时, 行政组织和公务员在行政工作中应当遏制其他价值目标, 全心全意为实现公共利益服务。然而, 事实上, 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性和行政主体的个体需求导致公共利益的目标往往被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所取代。

(二) 行政执行过程中的伦理问题

行政执行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去实现行政目标的过程, 行政手段是否正当合理, 直接影响到行政目的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只有当行政目的正确且执行手段正当时, 才能保障行政过程的正当有效性。因此, 违法强制拆迁虽然会尽快实现政策目的, 但是却对被拆迁户的合法权力造成了极大侵犯, 从而引起公众对强制拆迁政策的极大不满, 甚至采取了极端的对抗行为, 不但影响了行政目标的最终实现, 政府公信力也随之下降。

(三) 被拆迁人因素

一方面, 房屋的拆迁给被拆迁人带来的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损失, 还有心理上的相对丧失感和被剥夺感, 这种影响无法用金钱来替代。作为弱势群体的拆迁户, 在与政府和开发商在利益格局博弈中, 他们希望能有利益表达的平台, 有平等话语权, 对他们来说, 这是对其权利的承认和尊重。然而, 在拆迁实际操作中, 存在一些不公平的现象, 其一, 条例对于补偿拆迁规定不明确, 操作弹性大, 存在着社会规则制定的不公平;其二, 拆迁程序不公开不透明, 导致非法拆迁;其三, 评估机构选择有失公允, 存在着社会机制监督的不公平;其四, 政府与开发商结成利益同盟, 形成强势的利益集团, 并滥用行政权力, 实行暴力拆迁;第五, 不法开发商仗势欺人, 动用黑势力恐吓、威逼, 或者采用断水断电卑劣手段对付被拆迁群众。一旦权利失去平等性时, 道德也会走向了沦丧。拆迁户道德情感严重受挫, 他们对公平正义的失望, 对政府公信力的削弱, 因此暴力抗拆, 酿成许多拆迁悲剧。

另一方面, 在城市拆迁过程中, 被拆迁人对自己所有的房屋享有使用权, 拆迁之后享有相应的补偿权, 被拆迁会得到安置的补偿金, 这是被拆迁人在拆迁中获得利益的主要途径。因此, 被拆迁人为了获得高额的补偿费用, 一些人在房屋拆迁之前擅自增加房屋的面积, 借拆迁之机漫天要价, 更有甚者花钱雇人长期与开发商和政府对抗, 一切都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位目标, 这些人也被称为拆迁中的“钉子户”。

三、我国房屋拆迁中的行政伦理建设的对策

(一) 建立完善的听证程序

公共利益应当是公共行政的逻辑起点和最高宗旨, 但由于概念的抽象性以及法律规定上的模糊性, 妨碍了行政主体有效地实现行政目标。为了避免行政人员受到其他价值取向的影响, 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共利益价值目标的实现, 使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体现, 需要建立完善的听证程序制度, 增加公共政策的透明度, 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从而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

(二) 行政人员的道德建设

作为实施拆迁工作的政府, 其拆迁目的是通过旧城改造, 提升城市形象, 发展地方经济, 改善人民的生活, 但这其中蕴藏了巨大的利益分配。因此, 对负责拆迁的公共行政人员就必须有严格的道德规范要求, 公共行政所处的社会核心位置和公共权力的作用, 决定了行政人员应当有着至善的道德愿望和道德理想追求。一方面, 公务人员要加强自我学习, 提高自己的道德情操;另一方面, 让公众参与对公务人员的评价, 公共评价可以激励他们以正确的道德观作为行为准则, 不断自我完善和评价, 成为合格的公共管理人员。

(三) 被拆迁人方面

1. 推行社会公平正义

从实质内容上讲, 公正反映的无外乎人们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关系, 它所表达的不仅是一种平等合理的价值规范要求, 而且也内涵着一定的道义要求。拆迁要做到公平正义, 首先要制定合理的拆迁补偿原则, 这是平衡各方利益的制度保障。对被拆迁人来说, 拆迁损失是多方面的, 有直接的和间接的损失, 对于拆迁补偿中既要按现实价值和将来可能增值的收益, 同时又要兼顾分配正义。如果能将拆迁户眼前的、将来的利益都考虑进去, 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拆迁户的生存压力和负担自然就会减轻, “钉子户”存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

2. 增强道德自律精神

被拆迁者在城市拆迁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 们们是城市拆迁的直接受害者, 当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不能采取过分极端的行为进行对抗, 更要坚决杜绝那种借拆迁之机, 漫天要价, 大发横财的思想。被拆迁人要坚守道德自律的精神, 通过合法有效的渠道对自身的权益进行保护。

参考文献

[1]刘祖云.论十大行政伦理关系[J].社会科学, 2006, 9.

[2]徐桃.对我国房屋拆迁的行政伦理反思[J].经营管理者, 2013.

[3]刘建香, 罗成翼, 赵伟.论拆迁钉子户的道德心理[J].南华大学学报, 2011, 12.

[4]王瑞.浅析城市拆迁中伦理问题的成因及对策[J].东方企业文化.策略, 2011, 10.

[5]张康之, 李传军.行政伦理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6]贾静.行政伦理视角下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研究[J].长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行政伦理问题研究 篇2

行政伦理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行政伦理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行政伦理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几年来,学者们主要就行政伦理的涵义、意义以及在我国的建构和运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本文试就其研究现状作如下综述.

作 者：王进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 刊 名：理论前沿  PKU CSSCI英文刊名：THEORY FRONT 年，卷(期)：2004 “”(7) 分类号：B822.9 关键词：行政伦理   道德规范   行政伦理建设  

行政伦理问题研究 篇3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往往看似偶然、突发, 实属必然。它是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的产物。非直接利益冲突从本质上说还是一种利益冲突, 远远不是表面上显示的一种单纯的情绪表达和发泄, 而是一种源于终极意义上的利益冲突, 具有根本利益追求的性质, 而且这种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权力部门。

非直接利益冲突是一种价值观冲突。目前由冲突的价值观已衍生出两种不同的非直接利益冲突形式:无意识群体行为和社会泄愤事件。社会泄愤事件是指过激严重暴力行为, 如打、砸、抢、烧行为。将其界定为社会泄愤事件而不是群体性事件, 是因为群体性事件可分为直接利益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和非直接利益冲突三种形式。其中由非直接利益冲突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才能称作社会泄愤事件。无意识群体行为主要指网络舆论冲突形式。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无意识群体行为的出现, 主要是微博异军的突起和新兴媒体的发展使其更加明显。虽然无意识群体行为没有达到社会泄愤事件那种破坏性程度, 但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并不小于社会泄愤事件。

二、非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 制度伦理原因

1、利益分配失衡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不同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失衡问题也随之产生, 利益失衡已造成社会成员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主要表现在, 一部分人的利益是在不公平交易中剥夺了其他人的利益或掠夺了社会共有资源的情况下而获取的。这些群体包括农村土地征用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城市房屋拆迁中失去家园的居民、被迫贿买特权的大企业以及无力贿买而坚难生存的中小企业, 这些社会群体对个人境况的不满和对社会的不公, 经过长期郁积后极易外化为对抗性激烈情绪, 爆发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种子就根植于此。

2、利益表达渠道堵塞

我国目前的利益表达途径呈多样化。但对于民众而言, 这些渠道通常并不是十分畅通的, 民众“无力表达”、“表达无门”、“表达无用”的现象比较突出, 最后促成民众的非正常表达。

以信访为例, 信访机构没有权力对其他行政机关进行监督或直接进行问责, 因此很难实质性地处理和解决上访群众的问题。其次, 片面的政绩观使信访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一些基层政府为了“稳定”, 人为压制问题, 甚至阻拦群众上访, 从而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

3、弱势感蔓延

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 一个人或一个企业要成功, 必须有能力接近权力、收买权力和利用权力。政府是企业经营环境不公平的主要制造者, 因为行政人员与企业家之间的交易并非在正义的法治规则之下进行的平等交易。行政人员不仅居于支配地位, 甚至在接受了贿金之后, 行政人员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 不对企业家交货。因此, 弱势感蔓延是发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另一制度性因素。

(二) 个体伦理原因

制度决定论者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制度, 也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制度的改进。在制度发生变革之前, 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 “我们不能因重视制度伦理确能纠正中国传统伦理的过分道德理想主义, 就只注重制度伦理而导致另一种偏向。因为制度伦理着重于提供外部的约束, 而道德形而上和个人心性伦理则进一步要求人的内在态度的改变。”[1]目前, 我国个体伦理的缺失是引发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另一重要原因,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行政人员公共形象失准

政府行政人员公共形象失准, 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群众不满、对党和政府持不信任态度。行政人员高高在上、权力滥用、脱离群众等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家长制作风;利用职权为自己和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无视党的原则和群众意见, 大权独揽、小权不放的封建集权思想;政商腐败现象猖獗, 甘当保护伞等等。个别行政人员的形象失准严重损害了整个行政组织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 其对社会凝聚力的削弱是可想而知的。当个别行政人员有负面事件新闻时, 民众将会对其行为无限放大。既使在事件中行政人员并无过错或过错不大, 民众也会同情事件中的另一方, 加入到与自身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事件中。

2、行政人员心理训练缺失

互联网的发展促使了无意识群体行为的大量出现。它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行政人员心理训练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习惯于“宣传部把关”, 不适应网络舆论监督。众所周知, 我国当前处在非直接利益冲突增多的阶段。其中一些无意识群体行为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损害百万群众心中的政府和行政人员的形象。2008年以来, “百万级点击率”的无意识群体行为屡见不鲜。例如, 发生在鄂西偏僻小镇的“邓玉娇案”, 巴东警方虽然及时披露了案件调查的一步步进展, 但网友和媒体对其提出了各种质疑。声势浩大的网友支持率充分说明, 权贵的有恃无恐已经让民众积聚了长久的愤怒。其所彰显出的, 其实是权势与百姓之间的紧张关系。

三、非直接利益冲突的解决方法

(一)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制度伦理对策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减少, 必须依靠一种良性的制度安排, 必须尊重各个阶层的人所创造的价值。这样的制度安排, 不可能一夜之间产生, 而在制度和现实的互动中逐渐积累而成。不懈地追踪现实中的冲突, 并为每一个冲突的解决寻求制度上的解释, 为每一个解释提供道德基础, 这样的制度才具有伦理性。

1、构建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制度体系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不仅可以规范社会主体的行为, 从根本上调整社会主体的各种利益关系, 而且较其他规范更具有权威性、公正性和强制性。[2]从分析中可看出, 公平与正义的缺失仍是非直接利益冲突的主要根源。维护公平与正义, 关键在于完善各方面的法律制度, 依法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我们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加快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是当务之急, 可以从源头上防范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但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参保对象范围狭窄, 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群际、层际差距悬殊;存在大量制度漏洞, 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亟需建立合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正确处理不正当获利行为。不当获利行为容易引发矛盾冲突、群体心理失衡等问题, 应及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使其有法可依, 尤其是民众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对以不法手段获利的人要加以重罚, 提高风险成本。

2、构建畅通多元的利益诉求制度体系

马基雅维利认为, 民主可以为各种可能的骚乱、社会动荡和政治对抗提供某种发泄的途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准, 就是大家都有表达意见和讲道理的地方。[3]任何社会都存在冲突与矛盾, 都须建立正常的冲突化解机制。首先, 应保障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等权利。我国的集会游行示威要经过申请和严格的审查许可。对时间、地点、路线的限制过于严格。为此, 需要细化集会游行示威的相关法律制度, 使其便于操作。其次, 保障信访渠道的畅通。信访就是一种“信任的访问”, 是群众对有关部门能够帮其解决问题寄予的希望。各级领导必须认识到, 群众上访无小事。我们的各级领导, 一定要善待每一位来访者。要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做到早发现问题、处理好问题, 形成信访工作网络, 让群众理解和满意。开辟一个制度性的、常态的干群沟通渠道。

(二)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个体伦理对策

一个国家需要有着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但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并不能解决制度实践中的全部问题, 它只有通过行政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对公共权力的行使, 才能使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获得实现的可能。所以, 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在制度设计与实践之间是极其重要的中介因素, 是不可缺少的桥梁。

个体伦理要求行政人员以道德主体的面目出现, 从道德的原则出发, 贯穿着道德精神, 时刻坚持道德的价值取向, 公正地处理行政人员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因为制度的设计不可能周详地考虑到制度在实践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如果行政人员在实践的过程中没有足够的道德支持, 民众就会对这一制度表示怀疑, 哪怕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这样一来, 制度不仅不能实现制度设计者的预期效果, 反而会偏离制度应遵循的基本理念。有了行政人员的素质和道德方面的支持, 就能够弥补制度设计上的不足, 最起码可以将不足反馈到制度的再设计中, 使这种不足可能造成的紧张得到缓解。否则, 制度的缺陷得不到发现, 长期隐藏于制度操作之中, 而导致制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 造成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日益紧张, 甚至产生社会秩序的混乱, 发生非直接利益冲突。

1、强化行政人员个体素质训练

互联网是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和意识形态较量的战场, 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行政人员要高度注视网络问政的重要价值, 在网络日益快速发展的时代, 与时俱进, 更新观念, 重视学习联网知识, 提高网络素养;懂得网络语言, 提高执政能力;要勇于通过网络接受群众监督, 倾听民意, 善待网民, 提高执政智慧。善于利用网络监督的积极作用, 有助于维护政府形象、密切干群联系。

2、重塑政府及行政人员形象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是行政管理的主体。行政人员行为的优劣, 直接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民众正是通过耳闻目睹的行政人员具体的行政行为来对政府进行评判的。政府形象作为一个可信度强弱和公信力高低的标志,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任何社会, 政府的形象都十分重要, 它决定着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亲疏程度, 进而决定着民众对政府工作的支持与配合的程度, 而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 正是行政管理卓有成效的重要条件。如果行政人员言行不当, 表现出一种霸气、官场气、铜臭气等不良习气, 就会对民众心理产生巨大冲击, 挫伤行政人员和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这种行为不仅会对民众的道德取向产生影响, 而且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将大打折扣。加强行政道德建设, 可以严肃官纪官风, 促使行政人员保持高标准的行为准则, 以良好的德才素质提供优质服务。这样, 就会有效地改善政府形象, 树立政府威望, 密切官民关系, 减少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

四、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的有机结合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根本解决, 需要从公共行政领域中的道德建设开始。首先, 要突出道德的内容, 即在行政改革的过程中, 在制度设计和政府再造的过程中, 充分体现出道德的因素, 使制度包含着道德的内容和为行政人员的道德意识的成长提供充分空间。其次, 要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培养和督察, 在行政人员的选拔、使用、晋升等各个环节上都引进道德评价的手段, 建立一整套行政道德评价体系, 以求通过努力, 使行政人员的总体道德素质实现全面的提升。再次, 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通过行政法制来促进行政道德的生成, 同时让行政道德促进法制的完善。正如没有制度支持的个体道德是不稳定的道德一样, 没有个体道德支持的制度也不可能是道德的制度。[4]因此, 只有加强主观个休伦理与客观制度伦理的有机结合, 才能有效减少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

摘要：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往往看似偶然、突发, 实属必然, 是迟早都要发生的。它是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的产物, 是一种常态。非直接利益冲突是一种价值观冲突, 目前由冲突的价值观已衍生出两种不同的非直接利益冲突形式:无意识群体行为和社会泄愤事件。在行政伦理的多个维度中, 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是内在与外在、他律与自律的两个最基本维度。因此, 本文从这两个基本维度出发, 分析非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原因及解决对策。

关键词：非直接利益冲突,行政伦理,制度伦理,个体伦理,弱势感

参考文献

[1]教军章.《行政伦理的双重维度—公共行政的理论之维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19.

[2]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所调研室.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J]《新华文摘》, 2001: (7) 。

[3]江平.我们应怎样维护和谐社会[J].《南风窗》, 2005: (3) 。

行政伦理问题研究 篇4

关键词：改革开放,道德伦理,行政伦理

近年来, 我国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成就显著, 但政治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 毕竟改革之门已经开启, 并且改革如公务员制度改革已有十数年之久, 加上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相互交融, 以及中国加入世界各种组织对中国政府原有行政模式的冲击, 中国的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任务面临从角色到观念的转变和新的问题[1]。

首先是现代化条件下政府行为如何看待问题。随着改革开放政党体制分开, 使政府及其行为不仅处于被评价的地位, 而且对其绝对正确的的评价已成为历史。意味着政府的行为也存在着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

其次, 国家行政人员由于角色的改变而产生的理念上的道德困惑。政治体制改革对广大行政人员来说他们的角色由百姓的父母官变成了公务员。价值观念的巨大反差使得国家公务人员无法立即从观念上实现角色的转换, 基于中国官文化的深厚基础, 角色转的道德困境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再次, 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国家行政人员面临另一个严峻的道德考验, 如何拒绝市场条件下的金钱诱惑和利益诱惑, 市场经济将人的欲望释放出来, 转化为巨大的经济动力, 市场开发的机遇不断制造着新的富翁, 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但每一次的机遇都是政府政策提供的, 又是通过国家行政人员的工作如审批、核准、盖章得以实现的, 这就为行贿受贿提供了温床, 在这种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权钱交易、权力寻租, 那些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不仅践踏了法律而且败坏了国家政府的形象,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公共权力的制约性、公务人员的道德底线问题是政府管理的与国家行政人员不可回避的伦理问题。

最后, 政府行政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公务人员中的腐败问题通常被归结为个人的道德素养, 然而不尽如此, 当权力腐败出现蔓延之势, 当“根正苗红”者也前赴后继的加入腐败行列时, 说明仅在单个人的道德素养上找问题的思路过于简单, 制度合理性问题被提出来。

针对行政过程中的不同问题应从以下方面着手重建:

一、官德重于民德:道德运作的根本

传统儒家文化提倡入仕之学, 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只有寒窗苦读通过科举跻身上层社会, 所以官文化, 官情节历来就是中国传统理念的一部分, 先不管入仕做官的真正意图是为民请命还是为着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总之做官历来就被视为最体面的职业;再说百姓, 儒家、道家思想千年的熏陶让普通百姓敬官畏官依附于父母官, 官员的形象, 一举一动为百姓所评论和效仿。所以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道德状况如何, 从官员的道德水平即可见一斑, 官德正则民风淳, 官德好才有资格、有精力、有可能抓好全社会的道德建设。国家官员代表国家和政府行使国家行政权力, 执行国家公务, 组织管理各项行政事务, 肩负着带领民众“治国”的历史使命, 其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官德建设优先更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要有对权力的约束机制, 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腐败, 要对当权者的行为进行界定, 对权力角色进行指导、约束和监督。其次培养和引导官员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忠于职守的道德品质。最后启迪和指导各级官员树立责任感荣誉心, 激励其觉悟和奉献精神, 从而搞好本职工作。

二、政府权能扩张的制约:行政伦理重建的关键

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 在这种让渡的过程中人们把有利于促进社会成员利益的权力交给政府, 把保证基本自由的权利留给自己。这就意味着政府的权利是有限的, 它只能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行使公民给予的那部分的权力。如果政府权力在普遍的社会领域和通行的私人领域中无限扩张, 那么最终带来的只能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不良以及公民对权利的侵蚀。首先要实行法治。法律是政治体成员公共意志的集中体现, 具有意志的普遍性和对象的普遍性。对于政府来讲, 必须依据法律行使有限的权能, 这种有限性体现在对法制价值的实现上, 即对以生命权力为核心的人的基本权利的承认、尊重和平等的对待。

三、人格重塑:行政伦理重建的有效途径

行政伦理建设需要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条件和社会制度的改善为客观保障, 但这种保障只是为行政伦理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生成环境。首先, 确立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定位, 制度设置必须保证那些拥有公共利益的有崇高的信仰的人才能够进入到行政人员的队伍中来, 并且不断通过各种措施宣示和引导行政人员确立对公共利益的信仰, 及对公共权力性质的自觉把握。其次, 高扬行政人员的道德自主性, 在实际生活中, 行政人员面临多重责任和义务, 这些责任之间会发生冲突, 其中最基本、最典型的冲突表现为行政人员对上级领导和组织的责任与他对公民的责任之间的冲突, 所以行政人员的道德自主性是制度伦理与个体德性的结合, 是行政伦理的道德底线和个体行为的最高指令, 它帮助行政人员保持自我, 最终实现内部控制, 承担起主管责任。最后, 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我国的传统伦理非常注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 儒家的九字真言“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内圣外王”都说明了提高自身修养是基础, 从而通过这种道德自律、自省实现对制度和环境的超越。

参考文献

行政伦理问题研究 篇5

一、行政伦理的基本内涵

行政伦理体系由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一是行政伦理观;二是行政伦理规范体系, 包括行政伦理原则、行政伦理规范、行政伦理范畴等;三是行政伦理机制体系, 主要包括行政伦理监督机制与行政伦理培养机制。而作为行政伦理体系核心的则是行政伦理观。在公共行政领域,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集中表现为行政伦理观。行政伦理观在根本价值的层面上影响或指导着每一位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概括地说, 行政伦理观就是国家公共行政人员在公共行政的过程中关于行政伦理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 是其公共行政生活的伦理实践与伦理观念的凝结与升华, 并具体表现为行政伦理活动现象、行政伦理意识现象与行政伦理规范现象。

二、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和原因

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它讲的是一个过程, 指本来是行政主体按照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行使行政权力, 但是发展的结果, 却变成了异己的力量, 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行政权力变为行政主体损害国家及公众利益、谋取私利的工具。也就是说, 行政伦理失范就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管理国家公共事务活动中违犯了行政伦理道德规范, 在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中出现种种伪道德、反道德、失道德的现象和行为。目前, 我国存在的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主要有:公务员主体地位倒置, 利益倒置, 部门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严重。其中利益倒置是公务员道德问题中最具有根本性、关键性的问题。造成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行政体制的弊端。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2. 公务员角色冲突。

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公务员角色的认识中出现了角色冲突。公务员一方面作为个人, 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同时, 又拥有社会公共权力, 容易造成角色冲突, 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3. 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造成了社会普遍道德失范

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其实质就是分配向交换的转变, 从而不可避免地把金钱推上了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深深地卷入了市场。

4. 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

目前,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虽然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 但与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相比, 还远远不够。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使行政道德失范的程度有所加剧。

三、传承儒家行政伦理思想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政治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古代儒、道、法等诸子百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行政伦理思想和做人做事做官的道理, 尤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儒家创始人孔子特别强调统治者要有道德。执政者道德品质的高低决定着政治的好坏, 政令的畅通与否。孔子把道德和政治结合起来, 并把道德放在首位。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更加强调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品质的重大影响作用。他说:“君行莫不仁, 君义莫不义, 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把国君的道德修养对治理国家的意义强调到了极至。儒家特别强调行政伦理, 而行政伦理最注重的是君王以及各级官员的个人道德素养。因为他们认为官员的道德修养就不仅是个人的私事, 而是与天下国家的利益休戚相关, 儒家经典确定以修身为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纲领, 以此作为实现王道政治的基石。民本思想是儒家提出的“行政为民”行政伦理观念。“君权神授”还是“君权民授”是古代思想家长期争论的问题。儒家认为“君权民授”, 孔孟都认为改朝换代的权力掌握在人们手中。最高权力既然来自人民, 掌权当然要为公, 公天下是美妙的大同社会, 家天下只是无可奈何的小安而已。

儒家的治国为政思想是典型的德治思想。民本思想是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儒家的行政伦理是实现德治的关键, 其思想内容基本适应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发展需要。自汉代以后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经过中国历代君王的一再确认, 始终占据政治指导思想的宝座, 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均有极大的影响。在现代的公共管理中, 传统的儒家行政伦理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中汲取精华, 以完善当代公务员道德建设。

四、儒家行政伦理思想对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借鉴

儒家的治国为政思想是典型的德治思想。民本思想是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儒家的行政伦理是实现德治的关键, 其思想内容基本适应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发展需要。自汉代以后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经过中国历代君王的一再确认, 始终占据政治指导思想的宝座, 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均有极大的影响。在现代的公共管理中, 传统的儒家行政伦理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中汲取精华, 以完善当代公务员道德建设。

1. 公正。

正义历来是政治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儒家行政伦理思想中蕴含着“掌权为公, 从政为民;坚持正义, 处事公平”的深刻内容。在现实生活中, 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公正应是行政伦理最主要的规范。行政主体 (公务员) 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手中掌握着社会利益分配的特权, 如果他们不能遵守公正的道德规范, 会受到社会关系、金钱往来或个人的某种信念的影响而不从公众利益出发, 不能做到秉公办事, 利益分配的法码向个人利益和行业利益倾斜, 公众利益就会受到损失。社会只有确立了公正的行政伦理, 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秩序。

2. 诚信。

诚信是社会成员应当遵守的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也是行政伦理的主要规范之一。在中国古代, 诚信被视为“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礼记·礼运》中孔子说:“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对行政主体来说, 只有诚实无欺, 才能取信于民。只有确立诚信的行政伦理规范, 才能建立正常的政治秩序。

3. 廉洁。

古人说:“廉者, 政之本也, 民之表也;贪者, 政之祸也”。中国有着“为政以德”的传统, 历代统治者都把廉洁作为重要的行政道德规范加以提倡。廉洁作为一种行政伦理规范, 就是要求公职人员洁身自好, 不损公肥私, 不贪污受贿, 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国家公务人员的职责是代表国家依法组织和管理国家的行政事务, 维护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 为人民服务。公务员是否廉洁, 对整个国家机关的廉政建设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4. 勤政。

中国古代官箴中, 提出官员“尚勤”、“尚能”的思想。勤政作为一个行政伦理规范, 要求行政主体以高度的责任心, 努力追求, 创造最大化的工作效率和业绩。同时勤政还是对行政主体敬业态度的要求。在传统的儒家行政伦理中, 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 注重修身和勤政, 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 同时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 为政以德。但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廉政、勤政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过于理想化。因此, 现代的公务员道德建设必须与制度化结合, 使道德内化为其自觉的行为, 使公务员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行政伦理问题研究 篇6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本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60份,有效问卷148,有效率92.5%。主要以问卷形式调查广东省卫生厅和广州市、区卫生局的医政、科教管理人员,调查结果采用EpiData进行数据录入,运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对部分主管领导进行访谈,并对讲话内容进行整理、归纳。

2 结果与分析

2.1 在不同角色下卫生行政人员的行政决策选择(见表1、表2、表3)

根据卫生行政人员的身份和角色,分别将其置于“旁观者”、“医院的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人员”、“主管卫生部门领导”、“患者家属”等四种身份。

当卫生行政人员作为“旁观者”,被问及“你认为医院是否应当给患者实施交叉换肾手术?”时,有88.51%的认为应当实施手术,其中有45.27%的基于法律的约束认为“应当做但不能做”;当卫生行政人员处于“医院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主管人员”的身份时,有83.78%的人在伦理上认为应当实施该手术,其中有56.08%的人基于法律的约束,认为“应当做但不能做”。可见,“医院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人员”认为“应当做但不能做”的比例高于“旁观者”,法律对卫生行政人员的约束大于旁观者。

当把卫生行政人员置入“主管卫生行政部门领导”的身份时,只有10.14%的人明确支持医院实施手术,其选择结果主要以价值判断为主;有60.81%的人将进一步向上级部门领导汇报,8.78%的人认为医院不能实施手术,有20.27%的人认为应当按照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决定实施,法律在这些决策中明显或潜在地存在着约束作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对于“进一步请示上一级部门领导”的解决方式,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同时存在,也无疑把决策责任转移至上一级;而对于“医院不能实施手术”判断,无法揣测决策是否具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抑或只是做出一个事实判断。对于“主管卫生行政部门领导”来说,价值判断也许仅是决策背后的伦理考量,最终将以是否能实施手术的事实判断表现出来。而医院伦理委员会在伦理困境中又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它究竟应当是伦理道德的代表还是法律的代言人呢?医院伦理委员也被置于两难的尴尬位置。

把卫生行政人员代入“患者家属”身份时,有41.22%的人选择“要求医院实施手术”,不过只有0.68%的人直接表明医院不应当实施手术。也就是说,“患者家属”直接选择实施手术的比例远高于处于“主管卫生行政部门领导”。

2.2 卫生行政人员对医院医疗行为选择的评价

表4数据显示,对于医院选择不实施手术医疗行为,有6.08%的卫生行政人员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医院的行为违背救死扶伤的医德;有24.32%的人员对医院的行为是持肯定态度;有69.7%的人员对医院的行为表示理解;对于医院选择实施手术的行为,同样只有6.08%的人员对医院的行为持否定态度,认为该行为违反法律,应当受到处罚;有60.14%的人员认为该行为违反了法律,但仍持理解的态度,认为“应当处罚但最好免除”。总体来看,卫生行政人员对医院的医疗行为主要持理解态度,只有少部分是持否定态度。他们的评价并不仅是根据单一价值观去判断该行为的对与错,而多重价值判断标准重叠并相互影响的结果。如果只根据单一价值观进行判断,就会出现非此即彼的状况,可结果却刚好与此相反,无论是否实施手术,都是主要持理解态度。

2.3 卫生行政人员对社会舆论的评价(见表5)

“交叉换肾事件”发生后,由于广州某医院未实施手术而受到了部分媒体及公众的谴责,认为该医院缺乏“以病人为中心”的道德责任。而卫生行政人员也是被社会舆论指责的对象之一。调查显示,只有3.38%卫生行政人员肯定这种谴责,41.39%的人员可以理解这种舆论的出现,其他人员对医院的选择表示理解。

2.4 卫生行政人员对伦理困境的建议(见表6)

在法律与道德冲突的两难困境中,有75.68%的卫生行政人员诉求于法律,认为应当修改法律;有4.05%的卫生行政人员诉求于伦理道德,认为应当加强道德教育;也有8.11%的卫生行政人员诉求于法制教育,认为加强法制教育才是当前最重要的。由此得知,卫生行政人员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社会公众道德品质的好坏和法制观念强弱,而是法律法规是否完善,从而影响人们是否愿意遵循法律法规。

3 讨论及反思

3.1 讨论

3.1.1 卫生行政人员的选择并非来源于价值判断,主体利益才是重要影响因素。分别把卫生行政人员置入“旁观者”、“患者家属”、“医院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人员”和“主管卫生部门领导”四种角色。明确认为应当实施手术的,“旁观者”、“患者家属”的比例最高,“主管卫生部门领导”的比例最低。由此得知,卫生行政人员行政职位越高,法律对其选择的约束作用就越大,而判断背后发生变化的不是价值判断标准,而是主体的利益,导致其选择倾向于使用与自我身份相符的价值判断标准。同时,表1、表2和表3的数据显示,卫生行政人员无论处于何种角色,都是只有少部分的人明确表明“不应当做”或“不能做”该手术,然而该手术最后还是没有在广州实施。可见,决策与这少部人的判断是相同的,决策的事实判断未必与价值判断是一致的。

3.1.2 卫生行政人员对两难困境中的选择及舆论评价,主要是同情共感的理解,不是对与错的判断。表4与表5数据显示,卫生行政人员对医院的选择和社会舆论的评价主要持理解的态度。也就是说,影响卫生行政人员看待问题的主要因素并非医院是否实施手术或医疗行为选择的对错与否,而是如何应对困境并采取措施走出困境。

3.1.3 卫生行政人员对两难困境的建议倾向于法律诉求。尽管卫生行政人员的行政决策最终还是认为该手术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实施手术,可是法律本身并没有真正为该伦理困境带来出路。表6的数据显示,在征求如何解决伦理困境的意见中,有75.68%的人诉求于法律的发展,认为应当修改法律。然而,这种诉求并非因为法律本身能够为伦理困境寻找出口,而是希望通过司法系统为伦理困境创造出路。

3.2 几点反思

3.2.1 “法外施仁”的情况是否应当存在?尽管大部分的卫生行政人员都认为法律法规存在着漏洞,应当修改法律。然而,应当修改法律是否意味着应当存在“法不外乎人情”的状况呢?它的存在对现实发展有多大意义呢?在中国古代道德法统治阶段,就曾出现“法外施仁”、“以情废法”等现象,这种“个别化”、“情感化”的伦理道德最终将会以司法个别化的形式出现,而这种发展将会局限于家庭伦理的模式,束缚法律的全面发展,妨碍法律的普遍化进程[1,2]。然而,在伦理困境中,情与法是否真的冲突呢?生命伦理学和宪法中都有规定,健康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当面临生命危险时,应当采取可及的医学手段挽回生命。问题的关键是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对这新的形式做出明确规定,如果在没有明确法律的前提下采取该种形式的治疗,将会给其它民众带来潜在威胁。因此,卫生行政人员认为他们有责任对医疗秩序进行管理和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因此,采取“法外施仁”的方式,只能为个别患者利益暂时找到出口,并未能为卫生行政人员真正解除困境,医疗秩序有可能因此而陷入另一场混乱当中。

3.2.2 纯粹法律或伦理道德诉求在伦理困境中的可行性?“法律是特定社会用来调整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可反复适用且由获得社会认可的物质力量保障其实施的普遍性行为规范。法律是用来保障公民的正当权利,并惩罚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伦理为法律形成、生长之根基,法律的有效性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一种现实的道德属性[3]。”如果社会成员的正当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时,反而需要社会成员违心去遵守法律,这种不符合民众现实价值观的法律强制,只会导致法律的人心向背,而且将会影响法律的有效力。可见,纯粹的法律制裁只能压制困境中的矛盾,并没有为困境提供真正的出路。

“伦理关系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反映人伦关系以及维持人伦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它需要借助于种种外在的东西和手段——从宗教、道德到政治、法律,等等——实体化。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伦理道德都能进行法律化,而是有所选择的[4]。”尽管站在民众个人的角度来看,生命权大于公力权,认为该手术应当实施,法律的不允许只是手术实施一个影响困素,却不是必要的条件。然而,这种不管任何条件都必须把个人生命放在第一位的伦理是否应当法律化呢?尽管是应当法律化的伦理道德,这种演化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并无助于伦理困境的缓解。因此,伦理道德诉求对于伦理困境的解决也是一种徒劳。

3.2.3 医院伦理委员会究竟在伦理困境中扮演何种角色?“医学伦理委员会是存在于医疗科研机构内部或独立于机构之外,由本单位和外单位的相关多学科专业人员及社区代表共同组成的,旨在解决、协调、论证和审查科研与临床医疗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和难题的组织[5]。”它主要有教育培训、审查监督、咨询服务、政策研究和研究交流功能。同时它的存在有利于卫生政策及法规的伦理上的论证;有利于生命科学的有序发展;协调科学研究团体、社会、受试者各方利益的平衡;促进医患关系[6]。

摘要：在道德与法律冲突的伦理困境下,卫生行政人员的选择并非来源于价值判断,主要影响因素是主体利益;对伦理困境的选择及社会舆论的评价,主要体现了同情共感的理解,而不是对与错的判断;对伦理困境解决的建议普遍倾向于法律诉求,但是纯粹伦理道德诉求和法律制裁都未能提供真正的出路,充分发挥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作用有利于解决因法律模糊而引起的争议。

关键词：卫生行政人员,伦理困境,行为选择

参考文献

[1]胡旭晟.法的道德历程——法律史的伦理解释(论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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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旭晟.法的道德历程——法律史的伦理解释(论纲)[M].北京:律出版社,2005:1.

[4]胡旭晟.法的道德历程——法律史的伦理解释(论纲)[M].北京:律出版社,2005:5.

[5]刘伟.我国医学伦理委员会法定伦理审查机制研究[D].山东:东大学,2008:.

论公务员行政伦理研究中的平衡性 篇7

诚然, 掌握公共权力的公务员理应将手中的公权效忠于公益, 这是公共权力来源的本质所决定了的。然而, 在实际的行政领域中, 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买官卖官等不法现象仍不时发生, 甚至较之于改革开放之前, 行政腐败的面积更大、后果更严重、手段也更高明, 这都是客观事实。但同时存在的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中国的其他行业、其他部门的其他群体同样存在有道德失范, 甚至违法犯罪现象较之改革开放以前也是有增无减。看来, “失范”、道德滑坡, 是一个社会现象, 而不仅仅在于公共行政领域一家。因此, 对公务员行政伦理的研究应该保持平衡性, 这不单是理论研究的必须, 同样也是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现实需要。

一、当前公务员行政伦理研究的现状

对于行政伦理的研究, 在国内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 这一领域的领路人是王伟教授, 其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的《行政伦理概述》对国内行政伦理学科做了最早的建构。之后, 美国学者库伯等西方学者作品的翻译出版开阔了国内的研究视野, 国内接着出版了张康之教授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 郭夏娟的《公共行政伦理学》, 刘祖云的《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伦理审视》等等一些列专著, 以及不胜枚举的论文。需要说明的是, 很多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这一研究概之以“行政伦理”, 而不是称呼为“公务员行政伦理”, 但事实上, 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则实质是指向公务员的。因为公务员作为行政机关的具体组成, 是所有有关行政领域的伦理研究都绕不过去的一号主角。当然, 行政伦理的研究, 也可以按照行政组织与个体角度的行政人员做出分门别类的研究, 而事实上, 这也正是笔者认为更有利于学科建设的更好途径。

现在, 将已有的行政伦理研究成果中有关公务员的部分提炼出来, 可对我国近20年的研究做一总结。

(一) 公务员行政的价值目标

公务员行政的价值目标是整个行政伦理研究的基点, 什么才是公务员在行政实践中应该追求的?对此, 所有研究者均达成了一致的认识, 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它具体体现的行政伦理规范就是廉洁、勤政、高效、负责等。对此行政伦理的研究成果, 已应用到了行政伦理的制度建设之中去了。如2002年人事部出台的《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中第三条指出, 国家公务员要“勤政爱民”, 具体要求是“忠于职守, 爱岗敬业, 勤奋工作, 钻研业务, 甘于奉献。”2005年, 四川省出台的《四川省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 (试行) 》中第三条提出, 公务员要“忠于职守, 勤奋工作”, 即“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热爱本职工作, 忠实履行职责, 讲求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不得擅离岗位、玩忽职守和贻误工作”。以及2006年国家组织实施的新《公务员法》等法规法纪中, 都已将行政伦理研究中指出的公务员行政的价值目标落实到了行政伦理的制度建设之中了。

(二) 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类型与成因

公务员行政伦理的价值目标, 是公务员行政的应然状态, 但在行政实践中, 却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范现象。对公务员具体行政实践中所暴露出的问题的研究, 是所有行政伦理研究中涉及得最多的, 它属于公务员行政伦理研究的基础内容。对于失范类型的总结, 较多的是总结为八种类型:经商型、权力寻租型、公款公贿型、贪污腐化型、买官卖官型、渎职型、泄密型、隐匿财产型。

对于导致这些失范行为的成因, 已有的研究成果可总结为:一是外部因素, 即行政制度不健全、监督体制不完善、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等;二是, 公务员也是“经济人”、市场经济对公务员的价值观冲击、以及部分公务员道德意识不强等等。

(三) 公务员行政伦理的建设途径

如何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 是该学科的研究重点。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多是延续着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一书的思路, 该书指出“在公共组织中保持负责任的行为有两种一般方法: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库珀在书中详细阐述的外部控制就是伦理立法、伦理法规;而内部控制即是个体自身的道德品质、大众情感、伦理价值观等一类东西。[1]最后库珀分析了负责任行为的构成因素, 这大概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思路。

个体道德品质组织文化

伦理决策技巧范例

精神品质行为守则

德性信条

职业价值观

负责任行为

组织制度社会期待

职责明确公众参与

协作安排法律与政策

异议渠道

参与程序

(图负责任行为的构成因素) [2]

具体到我国的研究成果, 对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途径主要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 制度伦理建设方面, 这类似于库珀的外部控制。学者刘祖云, 在谈到行政人的作风建设途径时提到“任何制度都是一种刚性规范和他律机制, 对于任何人都具有约束力和威慑力, 不遵守制度的人必然要受到制度制裁与责任追究。因此, 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公共行政人员超越道德的底线。”[3]“内在的善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成为一种自为的善, 它需要在环境中寻找稳固的支撑点, 需要适宜于行政道德生长的制度保障。”[4]对于实际可操作的制度化建设手段, 已有研究成果中提出了要加强伦理立法、设立行政伦理委员会、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信用机制等等。这些理论研究成果也一定程度上运用到了我们党在这方面建设的一些决策上, 如党中央颁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近年来, 人事部已经开始在北京地区的新招公务员中开展宣誓活动, 一些省市政府还进行过领导成员的就职宣誓。王伟教授甚至主张, 探索制定专门的“宣誓法”。[5]甚至有人提出规定公务员行为的法典要尽量细化到公务员的一切言行。二是内部控制手段。“公共管理行为的道德价值实现必须要求法律、制度、道德等多个规约系统实行综合调控”[6]“行政人员也是道德主体, 他是否具有道德意识, 以及他的道德意识的强弱, 直接影响着行政行为的质量。”[7]而“行政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行政人格的形成。”“行政人员的道德意识还只是行政道德较低层次上的范畴, 它只有升华为行政人员的行政人格, 才能真正发挥自律的功能。”[8]然后有众多学者谈到如何加强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建立。如, 许志江的《行政人格的涵义及结构试析》, 赫文清、王晶的《儒家理想人格理论与行政人格的构建》, 刘湘宁的《论公务员行政的伦理道德依据及行政人格的培养》等等。

二、公务员行政伦理研究中的平衡性问题

从上述总结中, 可以看出, 在公务员行政失范成因与改善途径的研究中, 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着眼于如何限制公务员自由裁量权上。当然, 限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 监督其掌握的公权为公益服务是该学科的开创初衷。但任何的理论研究都应该是客观而全面的。对于当前在评价公务员行政伦理现状及对存在的失范现象的成因分析上, 目前的研究有些失衡。如, 新《公务员法》中, 对于公务员奖与惩的规定就缺乏平衡。惩罚一栏里明确了很多涉及公务员现实生活、职务的和级别的降低;而在奖励部分, 则没有明确相应多的物质奖励内容, 仅是“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等等。

三、公务员行政伦理研究中的平衡性建设

(一) 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主体平衡

公务员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事务的具体组织者、策划者、参与者与实施者, 其道德表现直接代表着一国的形象与水准。因此, 这一特殊群体的道德表现备受关注, 但是, 在研究行政伦理时, 则不应仅仅着眼于行政权力主体一方。因为, 行政行为涉及行政权力方与行政权力相对方两者, 相应的, 在行政过程中的一切伦理与规范也同样的涉及两者, 即公务员 (当然, 行政主体还有行政机关, 在本文中细指个体角度的公务员) 与普通老百姓。因此,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涉及公务员与非公务人员两方面的建设。首先, 行政伦理的含义内在的包含了行政权力相对方。行政伦理是指行政领域中, 贯穿整个行政过程的伦理活动、伦理意识和伦理规范的总和。而行政过程本身就包含权力方和权力相对方这一对主体。再者, 从公务员双重角色来看, 公务员除了在公共行政领域是公共人之外, 在其他领域也是社会人, 在当前社会联系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中, 公务员的价值观与行为选择都会或多或少地受他人的影响。这是客观的, 也是必然的。因此, 公务员行政伦理研究中, 主体的平衡性就必不可少;行政相对方, 也即是说行政客体的伦理规范研究与建设也及其的重要。

(二) 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评价标准平衡

公务员作为国家行政机器的构成, 其言行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形象, 因此, 其道德标准理应高于人民大众。但是, 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下的集体利益思维模式, 使得旧式的行政伦理评价标准有失客观。“大公无私”“我是革命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先公后私”等等观点一直以来深入人心, 这些都极大程度地否定了公务员群体合理利益的存在。这些都与当前市场经济对个体利益召唤的时代思维不相适宜, 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公务员人性中“经济人”人性的客观存在。张康之教授也提出集体利益淹没个体利益的研究语境有失客观。因此, 在当前经济理性普遍很强的情况下, 保护公务员的个体合理利益不单更符合民权、民生理念, 同时更有利于加强该群体的工作积极性。因此, 加强公务员伦理建设中的评价标准平衡建设:一是要注意公务员与行政客体的各自评价标准的平衡;二是要注意评价标准背后的利益格局的平衡。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落实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水准。

另外, 公务员行政伦理研究中的研究方法也有失平衡。比较突出的即是定性研究的数量远远多于定量研究, 这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比如, 像研究细化程度不够、对前期的一些研究成果很难验证、以及影响后期研究的更为全面的预见性。

摘要：公务员作为国家行政机器的构成主体, 其道德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备受关注。然而, 从人民满意度测评结果中可看出, 人民对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满意程度却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 一方面源于当前公务员群体中确有不少失范现象发生;另一方面, 则反映出人们对公务员有着过高的伦理要求。在公务员行政伦理的研究中保持平衡至关重要, 这种平衡包括对行政主体与客体的平衡、对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评价标准、利益保护的平衡等几个层面, 这不仅是理论发展的必须, 更是真正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公务员,研究,行政伦理,平衡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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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特里·L·库珀.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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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许志江.行政人格的涵义及结构试析[J].理论观察, 2006 (1) 赫文清, 王晶.儒家理想人格理论与行政人格的构建[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科版) , 2008 (3) .

信息伦理问题研究 篇8

“信息伦理”这一概念出现的时间并不长, 它是近年来兴起的情报学和社会学, 心理学的交叉领域的一项研究。而情报学又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信息环境、信息污染、信息综合症、信息政策和信息文化等人文层面上的一些研究。如何对之进行界定, 还存在着不同观点。国内学者吕耀怀认为“所谓信息伦理, 是指涉及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的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约,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伦理关系”沙勇忠认为“信息伦理就是信息活动中以善恶为标准, 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特殊社会手段维系的, 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信息关系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英国露西安纳·弗劳瑞迪 (Luciano Floridi) 认为“从哲学角度上讲, 信息伦理指计算机伦理的哲学构筑。信息伦理可能不会即刻解决具体的计算机问题, 但它为解决计算机问题提供了道德依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 科技的不断进步, 信息获取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扩大, 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无论在哪里, 人们对于获得信息的方式也有所改变, 由此提高了自己的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 这需要信息社会的成员共同的努力。

首先我们从社会的传统性的信息获取和现代性的信息获取两种途径来探析。

以往的我们传统的信息技术的来源面是很窄的, 比如有些媒体、广告、宣传之类的信息大部分是靠电视台、广播、书籍、报纸、杂志等。如果有相隔两地的双方 (无论是朋友关系、亲人关系, 上下级关系和合作关系等) 需要沟通, 则会用书信、电话等。这样的信息获取会受到一些阻碍, 具有局限性。

而现代化的信息获取方式则是多样的。现今, 计算机已经普及化, 从而人们的交流和大部分的信息获取除了上述的方式以外都是通过网络系统的传播和传递的, 这个网络化把人们之间的交流的空间和时间的距离缩小了, 可是它却是一虚拟的自由王国, 有时并非真实, 这种方式无约束性、纪律性、规范性, 所以有些非法信息是不能完全受到控制的。所以说现代的网络社会也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 这种网络的虚拟造成了人们之间的冷漠, 因为人们的交往是在虚拟的空间通过文字版符号来传达的, 没有任何的眼神、手势之类的含有情感在里面的肢体语言, 不能足以表达清楚内心的感情。而通过网络交心朋友, 在虚拟的社会里可以无加掩饰自己, 自由的畅谈, 可这有时也会受到很大的欺骗, 由此使得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觉得人人都戴着虚伪的面具而敬而远之, 变的陌生、冷漠。另一方面, 在信息化的社会里, 全靠网络来支撑社会的飞越发展, 难免人们对权利和义务的理念会淡化以至于与社会的规范相脱节, 所以引起很多的道德问题:如知识产权问题、信息与网络的安全问题、个人隐私权的问题和信息存储权的问题等等。在信息网络时代, 信息系统在采集、检索、处理、重组、传播信息等方面的能力大大增强, 某些人可以很容易的获得别人的个人机密和么人自信, 个人隐私受到极大的威胁。在这个法制社会里个人隐私是受法律所保护的, 可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怎么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隐私权呢?比如那些明星们完全没有了自己的个人隐私, 天天的被媒体跟踪爆光, 连最起码的日常生活也在众目睽睽之下, 那是多么残忍和痛苦的事。还有一些高手会对别人的电脑进行强制视频, 偷拍下别人的隐私生活, 传到网上, 这样会对当事人造成多大的伤害, 如此等等。

其次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们所能获得的信息也处于困境之中。信息是有成本的, 信息是企业的资产!信息的有效流动积累和使用对企业的价值创造有着直接的关键影响, 那么保证信息的流动积累使用就成为每一个组织成员的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这种责任和义务构成了企业基本的伦理守则之一。问题是企业的成员常常不自觉地阻碍着信息的流动、积累、使用, 即使他们明白信息应该被有效的积累、使用, 也就是说在组织的信息处理过程中, 普遍存在着非伦理行为, 即阻碍信息的流动、积累、使用, 这些被称为“信息的伦理困境”。

一方面是来自层级和部门之间的信息流动的天然障碍。劳动的分工, 促使不同部门的出现, 而这些部门的存在自然形成了信息流动的障碍。组织中总是同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信息系统, 这是因为组织的成员—个人、群体或子部门会根据自身的需要 (如工作特征的不同) 来确定所需要的信息的数量、质量、格式, 以及获取信息的时间期限、获得方式等等。有一位科学家指出, 组织成员在长期的工作中, 由于从事工作的不同, 他对事物的看法也有不同的理解, 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影响着组织成员的内隐假设。并说根据组织成员的内隐假设的不同, 将组织中的文化分为三类:操作者文化、工程师文化和管理者文化, 并指出, 在这三个文化类群之间, 一直存在着文化上的不一致。说这只有经过充分地沟通和协调以调和三种文化类群之间的冲突, 组织内的学习过程才能真正变得有效, 最后才有可能在组织内部形成一个可靠的学习系统。很明显, 这三类文化之间的冲突阻碍了信息在不同群体之前的传播。

另一方面是作为组织资本的信息与作为个人资产的信息。“组织资本的信息”又分为三大类:将雇员分配到他们能够完成得最好的任务中所需要的信息;将雇员搭配成 (高效率工作) 团队所需要的信息;每个雇员所获得的关于其他雇员和组织本身的信息。信息具有内隐、无形的特性, 通常属于个人经验的积累。如果没有一定的承诺, 一般人会将信息作为私人财产, 认为是个人在企业内部价值的衡量指针, 尤其是“软信息”。组织以日常工作程序为基础, 存储了大量的“硬信息”之所以存储这些信息, 有时是为了工作的原因, 有时是为了满足别的工作单元或组织的汇报的需要。大量的关于怎样做事情的组织知识, 被以标准的工作流程、日常工作程序、笔记等形式存储起来, 这些称为“个人资产的信息”。阿罗指出, 个学习一种信息的编码, 他自己来说, 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投资行为, 对于组织而言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资本积累。就是说个人的不可逆转的投资行为同时构成了组织的不可逆转的资本积累。同时组织也在为雇员学习编码进行投资, 这种投资内化为雇员拥有的知识, 它的价值依附于雇员而存在, 雇员本能地将其视为私有财产。而信息又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信息的使用是不可分割的和信息很难被独占使用。所以组织信息和个人信息会融合起来共同使用。

最后探讨的是在信息化的社会里怎么才能使网络合法化。对于目前的网络来说它只是一种信息工具, 没有形成我们所期待的所预期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社会。那么我们怎样建立一个具有道德规范的信息化时代呢?第一, 我们要加强网络社会的道德建设, 使网络生活成为正常、有序的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 而不是游离于现实社会之外的一片荒蛮之地。第二, 我们要建设网络文化, 学习网络用语、网络规范等等。因为网络是无国际的, 所以这并非是一个国家所能完成的使命, 而是需要全世界的人们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

摘要：信息伦理是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研究计算机的开发和应用以及信息的生产、储存、交换和传播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学科。计算机伦理学探究的是当人们作出选择和采取行动时, 如何才是善的和有价值的实践真理, 研究具体行为的规范性指导方针, 以解决信息技术带来的一系列具体道德问题。

关键词：信息伦理,信息困境,道德建设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主编.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

[2]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